博爱特区相关讨论焦点,目前多集中在元首安全与个人财产的冲突,但这个角度固然重要,却远不如被掩盖的文化议题重要.但也多亏这次不大不小的争议,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解决博爱特区问题的金钥匙──总统府搬迁这个构想.这个构想最初在台北市的古迹委员会曾有即兴式的讨论,马总统就任后也有学者提出,但最终却被认为纯系异想天开之说.
国民党以昔日殖民时期的总督府为总统府,早为论者所诟病.但除了这个去殖民相关的质疑之外,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总统府位于旧城中心,它的存在,确立了所有政府机关盘踞在旧城的正当性.总统府与各政府部门的不动如山,遂将整个旧城的历史与文化牢牢的压抑在军事管制与官衙文化中,无法呼吸,更谈不上重生.换言之,我们关心的不只是博爱特区空间解严的层次,更值得探讨的是,如何能以更前瞻的视野让整个台北市的"旧城区"活化,使之成为城市文化发展与观光推动的核心.
台湾在都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上的思考,与先进国家几乎是背道而驰.后者多半把重点放在如何借由文化的力量,让旧城在原则上维持旧貌的前提下,获得再造,并带动整个城市以文化为先导力量的再生.都市再造的典范从巴尔的摩到曼彻斯特,都是循着上述"文化前导,以旧造新"的原则完成.即使如蒙特利尔旧城区小得称不上"城区",都可以藉旧城区把观光做得有模有样,英,法,意大利那些旧城区完整的城市,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台湾所谓的都市更新,则往往把重点放在硬件的除旧布新,而将旧房子一律视为须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于是,其中不少具有各式历史意义的建筑,也随其他旧屋同归尘土.至于都市更新过程中文化的角色则可谓绝无仅有.结果,都市愈更新愈丧失文化特色与历史厚度,也就愈无文化氛围与观光价值.试问陆客到了台北到底能观什么光?换言之,面对愈来愈现代化的各个中国城市,台北能提供何种不同的魅力?这点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就更不必奢言立足在全球的文化观光地图上.
台北市的旧城区因为种种历史因缘,开发较慢,但也因此幸运的保存了部分的历史性建筑.不但日本时代的民造建筑(台人造,如迪化街)与公共建筑(日人造,如各宿舍区)仍随处可见,清代街屋也偶能见之.这样的资产比起许多大陆的大城市亦不遑多让,但我们或未善加保存,而日渐倾颓,或仍不当的使用,使其禁锢于官衙文化之中.再加上东方主义的自我检查与开发主义的盲目冒进,而致无法面对自己的文化资产,遂让台湾的观光资产持续流失.
但若总统府能够搬迁,则博爱特区可经由都市计划手段划为文化观光特区,并结合万华与大稻埕两地的文化资产,成为台北市极具特色的"旧城区",必能让该区居民能获得最大利益,又能让全民获得(有形与无形的)永续福祉,且国民党也能借此与威权历史脱钩,岂不是漂亮的三赢之计?
(作者为台大外文系教授,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