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首以至"智囊"们每隔数月就在开发郊野公园一事上出口术,留意到年中新界乡议局研究中心相对低调地出版了一本名为"香港的郊野公园﹕发展,管理与策略"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的结论纵未必把"发展郊野公园"放在当眼处,却尝试从多方面"厘清"康乐价值在规划郊野公园中的角色,间接亦为开发郊野公园论推波助澜.
 作者从回顾"戴尔斯报告书",以及麦理浩主政时设立郊野公园的过程,认为郊野公园起初建立的原因,"是为市民提供符合市民需要的康乐和旅游空间,而非当前部分争取环保人士所声称的环境保育",又指"不应本末倒置,硬将发挥郊野公园的康乐旅游功能过程中所必需的维护环节当作是设立郊野公园的根本目的".
 不过,将整段郊野公园成立的背景定调为"重康乐无保育",淡化发展郊野公园的保育角色时,以下这些事件都一一被略过﹕回顾战后的林务工作史,政府因需取得柴薪,保护集水区,防止水土流失等目的而广泛植林时,林务官戴礼(P.A. Daley)在"林务及其在香港自然资源保育工作的地位"(Forestry and its Place i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Hong Kong)中,已强调林务在保护自然环境中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戴尔斯报告书"中,建议的几个保留地区表明是兼顾生态学研究,动植物保护,防火等游乐以外的目标,亦认为乡村就风景及历史之观点而言,须加以保留﹔由港督戴麟趾委任的"郊区的运用和保存临时委员会",当时发表了"郊野与大众"(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eople)的报告,除了康乐,也有加强在已侵蚀土地上重新植树,成立更严谨的自然保育区等保育建议......
 你固然可归纳出如前渔农署署长王福义教授在八十年代的研究所指,早年提倡保育的声音,主要是来自在专业,学术研究的人士而非普罗市民,然而,这些与保育相关的大事从郊野公园发展脉络来看,理应是相互支持的,并经过累积,成就郊野公园的建立.近年,植林作用扩大为绿化郊野,著重采用本地树种,提高郊野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郊野公园界线,怎会与保育,科学拉不上关系?
 一贬:香港人康乐模式已变?
 作者薛浩然根据渔护署的统计数字,指郊野公园的访客人数,由2009年1,360万人次,下降至2013年的1,270万人次,四年内下跌6.6%,作者把原因归咎于"市民康乐旅游模式出现了根本性改变".1965年由戴尔博夫妇撰写的"香港保存自然景物问题简要报告及建议"(Conservation of Hong Kong Countryside)(又称"戴尔斯报告书")中,提倡建立类似郊野公园的概念,因为当时"雇员负担不起去日本,菲律宾旅行",认为香港需有廉宜的渡假设备,惟作者指今日香港人收入已提高不少,"戴尔斯报告书"所指的"负担不起外游"现象已几乎不存在.
 当一班"智囊"要求公众以科学,理性的角度去理解郊野公园的存废时,他们同时却不懂以同样的角度看待一些数字,2015年过去三季的郊野公园访客数字为8,249,000人,比去年6,644,000人高出两成四,郊野公园,的确有人用的.香港人的康乐模式或许出现了改变,但负担得起去外游的香港人,不一定会放弃到城门水塘行一转,到大棠赏红叶,去大东山影芒草,去北潭涌烧鸡翼.
 这类针对"郊野公园少人用","香港人康乐旅游模式改变"而去支持发展郊野公园的一方,本身亦逃避如何改善郊野公园的管理,提升郊野公园的康乐价值.2012年渔护署进行过郊野公园游客满意度的意见调查,2013年审计署亦就郊野公园的教育活动,宣传推广等问题提出过改善措施,他们为何不曾去问﹕到底这些建议如何改善郊野公园,还有更多可以做吗?为何要直接判郊野公园死罪,非发展郊野公园不可?
 "报告"对"康乐"二字的一褒一贬与现实合流,就是依然有人建议"返内地减压",不担心发展郊野公园后香港人压力无处宣泄﹔依然有人不断数臭郊野公园的界线一直不客观,不科学,质疑郊野公园是否"一吋都不能碰".然而面对狙击,近来公众或响应环团呼吁,走一趟郊野公园打卡,或自发联群结队,走到郊野公园执垃圾,这叫教育活动的同时,我相信无形间也是民间对"有压力就要去外国散下心","保育就系咩都唔郁"的有力回应,这一点一滴,将不致让公众在"房屋大过天"的气氛牵著鼻子走.
 赞 载入中...
 Tagged as: 郊野公园, 乡议局, 保卫郊野公园
 在此输入你的回应...
 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后续回应.
 有新文章时用Email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