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8 年以来,黔东南开启了"旅游兴业,旅游强县"战略.雷山县接待游客由 1994 年的 0.69 万人次增长到 2015 年的 548.5 万人次;2019 年进入西江村的客流量飙升至 1321.95 万人次,和上一年度同期相比增长 2.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共计 118.97 亿元,与上一年同期增长 11.31%.旅游综合收入由 1994 年的7.25 万元扩大到 2015 年的 45.16 亿元.2008 年黔东南开启了"旅游兴业,旅游强村"战略.贵州第三届旅发会加速了西江千户苗寨现代化发展进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了西江千户苗寨城镇功能的转化.民族村寨是乡村及民族地区重塑和建构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西江千户苗寨发展至今已有1478 户,6000 多苗民居住,为"人的城镇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西江千户苗寨苗族文化历经 1790 多年的时光,历史悠久,内涵深厚,是苗族原生态文化的核心保留地;丰富的苗族资源让它拥有十三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疆圣地,木质吊脚楼之最,生态福地等多样态乡村优势特色资源,每年举行的鼓藏节,吃新节等更能反映西江千户苗寨从农耕文明伊始对苗族农耕文化的传承,对农耕文化的延续为 "空间的城镇化"提供了可能.西江千户苗寨的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带给苗族人民对苗寨的热爱,铸造了苗族人民热情善良淳朴的个性,并通过苗族人民将苗寨的民族特色真实的展现,并渗透在生产生活空间的各种形态.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主要聚居方式,乡村振兴的载体与媒介民族村寨是多元文化的综合呈现,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盲目的建设乡村,不是丢弃多元文化另辟蹊径,而是运用好民族村寨这个载体.乡村的落脚点是村,没有村哪里有乡村.民族村寨作为村的特殊形态,是乡村最基本的单元,民族村寨价值甚高可为乡村发展所用.乡村的早期形成都是以民族村寨为原始载体,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农民的农耕方式多以小农耕作为主,耕地面积小,人口少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形成了地缘相近,血缘相亲的农耕生活方式,聚集在一起形成民族村寨.二是"靠天吃饭,干旱缺水"是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传统农业生产中的水利不发达,农业需求上需要同饮一井水,同耕一方田的相互依赖和交往关系中形成民族村寨.三是很少有单家独户自成一村.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由于弱小,为了抵御灾害,战争,外族的侵略,躲避灭族的灾难在偏远区域定居,就要依靠聚集的力量抵御侵害抵抗风险.聚族而居的文化小到一个家族,大到一个部落的迁徙,世代相传形成了现在的民族村寨.四是在家族宗祠的房产,土地继承下不断壮大民族村寨的聚集规模,世代沿袭的方式形成了民族村寨的发展.可见,民族村寨的发展离不开田,离不开地,离不开人,是为满足人的生计方式,生产生活需求,生态环境等"三生需求"提供生存居住的场所.纵观民族村寨,地理位置闭塞,经济发展落后,产业发展单一,人均收入偏低等问题带来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消散等"三农"困境,就要利用好国家政策,借助好乡村振兴的契机.如果说,脱贫攻坚让贫困人民实现了物质小康,那么乡村振兴就是让脱贫人民实现精神小康.乡村振兴不是强行将农民留在农村,而是农民不论在哪里都有所依,有所靠,有所保障.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行为过程,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发展,民族村寨是乡村发展的物质载体和存续媒介.在"规划"中将民族村寨定义为"特色保护类"村庄,其核心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建设.要根据民族村寨优势特色资源,结合村寨区位条件和优势,探索村寨在乡村振兴中存续发展的现代路径和方式,因势利导创新村寨的用途就是其功能提升的过程.民族村寨承载着绝大多数乡村低收入人口肩负着多重角色和历史使命,因此,深化民族村寨在乡村振兴的实践显得刻不容缓.民族村寨有利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民族村寨纳入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发展战略中,不仅丰富了二者的科学内涵,而且对践行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民族地区村寨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适应自然到尊重自然的变迁中形成了农林牧副等不同经济类型为主的基础经济结构.制度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直接影响和制约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既有民族特殊性又有乡村地方性等多重复杂身份.民族村寨历史发展成因主要源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维持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产业格局,生产越是单一化,传统发展模式越难创新,单一产业限制对市场经济影响程度小,产业发展的局限性造成产业发展结构单一,失去了多样化发展可能,将民族村寨拖入低水平均衡发展的陷阱.由于发展模式传统,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经济影响力弱等原因,想彻底解决民族村寨的发展问题只通过外力维系较难实现现代化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制度性要素等外力介入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引起的,比如通过社会生产力改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生产方式介入,民族村寨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村寨的经济要借助市场来运转,产业发展,村民收入几乎依赖于市场发展.可见,外力介入使民族村寨表现为整体性的经济结构转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寨由于资源约束带来的滞后发展,从而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耕地自然荒废,村寨空间一度瘫痪带来民族村寨"空心化"问题并逐渐走向衰落.各级地方政府对民族村寨长远发展前瞻性不足,片面追求发展利益带来的村寨开发不当,引起不可修复的自然生态资源破坏,利益共同体缺失带来利益失衡并激化了多方矛盾,导致了民族村寨历史发展成因更加复杂.比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4 个县市都从国家级贫困县出列,占了全州 16个县市的绝大部分,这与民族村寨的历史成因密切关联.黔东南民族村寨主要以苗,侗族为主,苗族集中在雷公山北侧清水江流域,侗族主要集中在月亮山一带的侗疆腹地.这些民族聚落由于先民在历朝历代被排斥,在不断迁徙避难中躲避灭族风险,对村寨的选址大都依山而建,择险而居,在山峰,山腰等悬崖,险沟之处扎寨,便于防守抵御危险.结语民族村寨以农业为主的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织耕时代反映出人多地少,产业发展单一的现状.除了黔东南部分民族村寨开展旅游和手工艺产业外,大部分村寨的人通过外出打工,经营农业或其他副业构成家庭收入主要开销.农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出的低附加值,单一产业的支撑能力较差推动了农民的兼业化趋势,将产业发展向低水平均衡化扩散,并从人的角度演化了村寨的经济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