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后,尤其是在习近平出访多国后,中国的新冠防疫策略似有重大调整,核酸检测减少,隔离放宽,不再容许地方政府任意封区封城,香港与内地快将通关的传闻亦不绝于耳.这对香港的旅游业,工商界及渴望与内地家人团聚的港人自是天大的喜讯.
欢欣的情绪不应代替冷静的分析,否则容易乐极生悲.中国严厉的动态清零策略去年仍被世卫视为典范,怎么在世界因新冠而死掉近666万人,及较为躺平的美国死掉百多万人后,抗疫成绩优异的中国却走向宽松?当中的逻辑何在?调整是太早还是太晚?需要什么辅助性政策以保人民安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精准的成本效益分析.
我是赞成防疫政策要调整的,这是因为严厉的防控政策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比前已大幅下降,但边际成本却很可能上升了不少.防控政策的目的是要减少重症及死亡人数,众所周知,Omicron变种致重病率及致死率已大不如前,把多些资源用在防控新冠,所能带来的额外效益已大幅下降.
边际成本方面较为复杂.此病毒传染性增强,几乎已达挡无可挡境界,还去搞围封,社会是否在疲于奔命后仍会感到力不从心?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只是趋近动态清零,也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内地的组织及动员能力惊人,其核酸检测的能力与效率当世无匹,把千万人口都检测一次,只是小菜一碟,社会成本远低于其他地方.相比之下,香港讲了多时的全民检测从未有能力实施过,高下立判.但社会成本尚有一节不能不考虑,便是抗疫疲劳.封区封城封关,短时间内尚算可行,但时间一长,谁受得了?早前的所谓白纸革命,有其社会基础,只是当中甚多外国势力乘机博乱的痕迹,见识过香港黑暴如何运作的内地人民,对此等活动颇有戒心,所以革命完全搞不起来,但这无碍我们感受到无了期抗疫所带来的民间挫折感,这本身便是动态清零成本的重要部分.
成本上升,效益下降,过去成功的政策也应调整,但我们可看到,中央政府对此犹豫了好几个月.当中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为求社会稳定,不会喜欢大上大落的政策.更为关键的,很可能是中央对生命的价值十分执着.美国社会可以让100万人死去,比一次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死亡人数的总和多出近倍,但却可以完全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人认为死掉一些病残老弱可减少福利医疗开支.中国政府却无法接受此种态度,不断强调人民生命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中有"将有五危"一说,当中"爱民"也是一种危险,是"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在经济战中,中国太过重视保护人民的性命,不敢开关,又随便封城,自是对有形经济大有破坏,但是否冷酷无情视生命为草芥才可能是胜利者?
这问题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按照当代经济学的看法,生命的价值并不建基于你能为社会带来多少贡献或多少产值,别人认为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并无多大意义,例如你的仇人认为你的生命价值为零或负数,并不等于真的如此,最有资格作出评估的还是你自己.经济学中的定义是你若面对生死抉择,而你若有资源或可借到钱的话,你最多肯付出多少去保住性命.在此领域中,有人弄出不少办法去间接估算生命价值,多年前我阅过一些文献,美国人的平均价值大约600万美元,今天应超过此数.当然,不同人等的生命价值差异甚大,年龄,财富,健康状况等等都会有影响,李嘉诚的性命便比我贵得多,但我们只需一个平均数.
就以美国作例子,她死掉了100万人,生命价值损失总值起码是6万亿美元,等于美国GDP的25%,远超过其实体经济统计中的损失.这是因为此种损失是由当事人及其家人朋友承担的,美国政府及社会根本不当一回事.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政府把人民生命的价值看得重,若中国过去抗疫不力,死亡规模与美国相若的话,那么,死亡人数之多,其中带来的痛苦可被中央视为等同GDP少了25%.这是天文数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相关决策理应十分小心.
中国不会完全躺平,因为生命价值是很高的,但中国应辅以什么政策?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不低,但毋庸讳言,不少老人仍不肯接种,也许部分原因正是政策严厉,社会发病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老人以为安全,无须打针.中国各级政府过去似乎对强迫老人接种并不积极,我相信这应改一改,威逼利诱也应使更多老人打针,否则躺平后的风险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