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里贡献甚巨的"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两人都成长于萨摩藩,也就是今天的鹿儿岛.对鹿儿岛这块土地而言,明治维新那段历史,是骄傲,是归属,也是一大观光资源.但走在鹿儿岛市,李琴峰感受到的并非思古幽情的感动,而是一阵落寞--一个无法拥有集团归属感的个体,映照自身认同的孤独之旅.
不愧是明治维新时期大肆活跃的古萨摩藩,鹿儿岛市中心四处零星散布着维新志士相关景点,每走几步路便可遇到铜像,出生地,死殁地,纪念碑等等,鹿儿岛中央车站站前广场也建有名为"年轻萨摩群像"的铜像群,相当醒目.沿着市内主要河川甲突川河畔,有一条名为"历史小径"的散步小路,走在小路上,四处可见刻有岛津忠良<iroha和歌>47首的石柱,以及许多介绍萨摩历史风土民情的解说牌.历史小径的一角,有一栋展示著萨摩藩与明治维新历史的设施,名为"维新故乡馆".
鹿儿岛(萨摩藩)位于日本本土最南端,正因其具有地利之便,能透过海上交流接触外国文化,思想,知识与技术,才得以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实际上,许多与海外相关的历史事件都在萨摩藩发生,比如铁炮传入种子岛,沙勿略来访,以及支配琉球等等;也有许多萨摩藩藩主,都对兰学等西洋学问颇具兴趣.
1853年黑船来航后,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签订,江户幕府被迫开国,带给日本上下巨大震撼,1858年不平等条约"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更是引发极大反弹声浪,使得反对开国的尊王攘夷运动声势如日中天.部分尊王攘夷派人士在"安政大狱"中被大老井伊直弼镇压问罪,但井伊自己也在"樱田门外之变"中惨遭暗杀.其后展开的,便是战争与同盟,谋略与暗杀的血腥历史了.
萨摩藩原先是高唱攘夷的,但在1862年发生了"生麦事件",萨摩藩人杀伤了几名英国人,导致隔年与英国开战(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这场战争中见识到西方列强的实力,知道攘夷是不可能的,于是转而专注讨幕.不只如此,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萨摩和英国竟然要好起来,在英国的协助下,萨摩违反幕府锁国禁令,以藩费偷偷派遣留学生造访西洋(后来成为首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以及东京大学前身东京开成学校首任校长畠山义成也在留学生之列).1866年萨长(萨摩藩与长州藩)同盟成立以后,幕府展开第二次长州征伐,此时长州藩之所以能获胜,也是因为背后有英国援助之故.堂堂幕府竟然打输小小一个长州藩,从此之后,幕府威信一落千丈.
谈起萨摩出身的维新志士,大概没有比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更著名的了.这两人幼时都住在加治屋町,在"乡中教育"制度中成为好友.西乡在萨摩藩曾多次获罪流放外岛,都是大久保替他向藩政府说情,请求原谅.幕府末期,两人为创立新政府而共同努力,1867年王政复古后也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重要人物,活跃一时.
然而,1871年派遣的遣欧使节团(岩仓使节团),大久保参加了,西乡则留守日本,这为两人日后的友情裂痕埋下了远因.1873年,两人在要不要对朝鲜派兵一事上,意见产生对立,亲眼见过欧美现代文明的大久保主张应该优先治理内政,而西乡则主张应该出兵.两人最终决裂,西乡于1874年罢官归乡,回到鹿儿岛,在故乡设立私学,培育后进.3年之后,1877年,一群对新政府怀恨在心的鹿儿岛士族簇拥西乡起兵,西乡于是发动西南战争,并在8个月后兵败自刃.碰巧的是,就在西乡自尽的隔年,大久保也在东京遭到暗杀过世.两位昔年挚友受到剧烈变化的时代所摆弄,而被迫互相残杀,这样的人生实在太过戏剧化且赚人热泪,因而多次成为历史小说与电视剧的题材.
然而漫步鹿儿岛市区,四处探访史迹时,我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思古幽情的感动,反而比较像是一种落寞──明治维新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总是以过度正向的方式受到传述.
比如有许多解说牌都提到,除了西乡与大久保外,村田新八,东乡平八郎,山本权兵卫等等,幕末时期的萨摩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伟人与重要人物,主要原因之一该归功于当地盛行的"乡中教育".乡中教育是萨摩藩独有的青少年教育体制,没有老师,而是由住在同一个地区(称为"乡中")里的年长者负责指导年幼者.青少年被分为6岁至15岁的"稚儿",15岁到25岁的"二才",以及25岁以上的"长老"(年龄都只是大致划分),各自拥有不同的任务与角色.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上下关系极为严格,年长者所说的话便是绝对,不允许反驳与辩论,用现在的话来讲,大概相当于日本所谓"体育会系"的感觉.理所当然地,当代体育会系的组织中常可观察到的那些问题:霸凌,职权骚扰,毅力论,精神论等等,当时想必也不可能没有.再说了,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只有男性能接受教育.然而鹿儿岛解说乡中教育的方式,只是一味将其美化为创造"日本现代化原动力"的制度并予以肯定,而未曾以批判视角审视其可能有的问题.此外,对于虾夷地(北海道)的开拓,也只强调拓荒者的功劳与苦劳,而未谈及阿伊努民族(日本的原住民)所受到的影响.历史总是一体两面,叙事者往往只刻意挑选其中一面来述说.
不过这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对鹿儿岛这块土地而言,明治维新那段历史,是骄傲,是归属,也是一大观光资源,当然只能正向传述.
即使如此,这个事实仍带给我数种性质各异的落寞感.
首先,我不得不想起一个事实:历史总是由胜者,强者那方的视角来叙述,且总是由无数偶然堆叠而成的结果论,那些我们所相信的现代式的正义,不仅在历史浊流里是无力的,就连在历史受到述说时,也是无力的.
其次,当年迅速引进外国文明,抵抗幕府统治,促进日本现代化的萨摩藩,在那个时代的确是开创历史的进步角色;然而曾经推动时代发展,创造"当代日本的黎明"的鹿儿岛,如今却反而成了抗拒变化,阻挠进步价值观的保守王国(这点由选举结果便可看出).历史上常见许多曾引进先进价值观,开创新时代的个人或是集团,在时代变迁后跟不上时代变化而沦为保守派,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而最后,则是一种极为个人的感受──我再次认识到,自己果然是个没有故乡的人.许多居住在鹿儿岛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想必都对培育出众多维新志士的故乡感到自豪,但这种"与自己相同出身的人立下了丰功伟业,自己便也与有荣焉"的感受,我却从未有过.明治维新也好,那些创世神话,建国伟人也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总会透过共享某些故事与神话,借以培养个体对所属集团的归属感,由此产生爱乡,爱校,乃至爱国情操,这种情操往往也成为人们的认同与向心力,凝聚力之所在;但一直以来,我都感到自己所处的地点,总在人们创造出的那个巨大圈圈之外.
不过──我转念一想.或许正是因为拥有这种落寞感与疏离感,我才会成为作家,也说不定.正因无法归属于某个集团,我才会选择作为一个个体,来与这庞大的世界对峙.
从穿着军服,身材魁梧的西乡隆盛铜像步行数分,便可抵达"鹿儿岛近代文学馆",馆内展示著与鹿儿岛有过缘分的作家资料,其中有两位有名的女性作家,林芙美子和向田邦子.这两人都并非鹿儿岛出身,只是小时曾在此地住过.林芙美子在47岁时便因心脏麻痹唐突辞世,向田邦子则是在坠机事故中死于非命.
比起那些立下维新大业,成为历史主角的男性,我更与这两位女性作家产生共鸣.
林芙美子在其代表作"放浪记"开头,曾如此写道:
"我是个宿命的放浪者,是个没有故乡的人."
这种感觉与我极为相似,我也是个没有故乡,或者该说,是个无法拥有故乡的人.我也不像西乡和大久保那样有幼年结交的终身挚友,在我的人生中所仰赖的,总是许多虚幻而易碎的缘分.
离开文学馆后,我登上位于附近的城山,此处有一个洞窟,西乡在西南战争末期走投无路时曾于此洞窟内据守5天.再往上爬,便有一处观景台,能够俯瞰鹿儿岛市区.乌云笼罩天空,樱岛耸立远方,这样的自然景观与150年前想必没有什么不同,但人们的生活却早已物换星移.
说到底,或许所有人类都不过是在时光之流中孤独放浪的存在罢了.即使如此,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只要能找到一处足以安身立命的归宿,就算那个地方不是故乡,人类也能赖以为生.反过来说,这样的安身立命之所,或许也就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故乡了.
至少我是如此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