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深入中国的国际寻宝大竞赛,一桩历史功过盖棺难定的冒险事迹近百张珍贵照片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手稿,舍利塔......重现高昌古国的古文明风貌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历经千辛万苦,深入危机四伏的中国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传说中的古城
要探讨希腊文化艺术进入巴克特利亚(Bactria)1和印度西北部的缘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战后不少卸甲归田的希腊和马其顿佣兵,都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并在此落地生根,而这种情形不但改变了当地的种族结构,也同时影响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在巴克特利亚的印度人2,历经短期抵抗后,便向入侵者投降,于是这个地方便形成了一种多种族,但单一文化(希腊文化)的现象.只是希腊人的优势也在公元前一三○年便为入侵的安息人(Parthians)3和塞种人(Sacæ)4所打破.接着贵霜人(Kushans)继塞种而至,并且建立了涵盖印度河流域,东土耳其斯坦(即南疆),西土耳其斯坦以及巴克特利亚部分地区的大帝国5.
在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之前,佛教业已由印度传入喀布尔(Kabul)河的兴都库什山谷.这个地区在古代被称作犍陀罗.根据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该区居民在波斯国王薛克西斯(Xerxes)大军中被唤作犍陀罗人或阿帕利塔人(Aparytai).
当佛教首次深入这些地区时,佛像的形态尚未确定,印度艺术家则既无能力,更无勇气去尝试生动地表现佛陀的形象.而犍陀罗的艺术家,由于他们的混合血统,于是以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形态来模塑佛陀的形象.
也因此,透过犍陀罗艺术家们对所有形式的古典神话的运用,该区乃成为佛教艺术的万神庙,并成为由印度到爪哇,由中亚到中,日,韩,这个幅员广阔的地区内佛教艺术的基础.
事实上,每当式微中的希腊文化接触到非操希腊语的野蛮民族,一种新的艺术形态于焉诞生.在西方,它接触了基督教,便造就了早期的基督教艺术;而在东方,它与佛教结合,乃形成最早的佛教艺术.在许多方面,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间的相似之处,往往令人惊讶.如果我们将代表佛教艺术的增添物,比方佛陀或印度神像除去后,我们将会发现,在犍陀罗经常可发现的浮雕群,与早期基督教石棺上的雕刻,几乎是同出一辙.
而这种艺术,经由一世纪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宏扬佛法运动,由两路进入土耳其斯坦.较长但较为简易的一条是穿越巴克特利亚,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喀什噶尔(今名喀什),叶尔羌(又名莎车)与和阗(今名和田),另一条路则是经过喀什米尔,翻越喀喇昆仑山隘口到达同一目的地,后者应是较晚才开发出来的.若走第一条路线,这种艺术深受伊朗文化影响,若走第二条,则将被印度文化所影响.
在土耳其斯坦境内,佛教僧侣的聚落为数颇众.有些修院具备防卫功能,通常由泥砖砌成,有的盖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则在平原中;也有些大小不一的普通修院,是开凿在崇山峻岭间垂直山壁的岩层中.
属于后者的这些建筑,与其说是印度式的,毋宁说是伊朗式的.因为虽然这些石窟寺庙出现在印度的时间早于巴克特利亚(阿富汗东北部),但出土于南疆的石窟寺庙建筑群,却像极了它们在阿富汗的同类建筑──例如位于巴米安(Bamian)的庞大石窟──而较不像在印度的同类建筑.
这种石窟的名称在波斯文与阿富汗文中的对应字,在语源上是一样的.它在阿富汗被唤作"哈札尔萨姆"(hazār saum),这个古波斯语的意思是"千间房",而通行于南疆的"明屋"(ming-öi)也是同样的意思.不同的石窟依照相距最近的城镇名称而区分,所以会有像是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土拉千佛洞及硕尔楚克千佛洞等等不一而足的名称.
而佛教之光芒,便由这些石窟辐射至中国.中国受到此一西来宗教启迪影响的情形,正如数世纪后日耳曼蛮族沐浴在从爱尔兰修院中辐射出的基督教光辉一般.
佛教的宗教与艺术,便是这样连袂来到南疆诸国,并沿着举世闻名的"丝路"向东续进,北线沿天山,南线沿昆仑山,两线在吐鲁番的绿洲交汇,高昌故城(今名哈拉和卓)是最重要的枢纽.这一路上,希腊化文化在行经各地印欧民族时,也不断受到感染与熏陶,因而不断地修正更新.希腊化文化这种自西而东的万里长征,是世界上四大文明迁徙之一,也是我们这次探险行动的主要成果.
但这次的文明播迁并非破天荒第一遭,事实上,早在史前时代,就有过一次从西方到远东的文明迁徙.当时在南俄的欧洲民族──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月氏6,稍后还会提到,就沿着今日尚能通车的路径,循天山北路前行,将他们的斯基泰艺术(Scythian art)由本都(Pontus)带到蒙古.
稍晚的亚利安(Aryan)民族大迁移,则是一场由中亚到欧洲的文明迁徙.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明迁徙中,匈奴人及其盟友──伊朗的阿兰人(Alani),迫使哥特人(Goths)向西远遁,稍后阿兰人大军更伙同日耳曼民族转战欧洲大陆,所向皆捷.随着这些征讨,他们必然将许多源自中亚及东萨珊尼(East Sassanian)7的文物带到欧洲,于是这些文物便融入了欧洲日耳曼民族国家萌生的文明里,其中大部分是武器,服饰以及和殡葬有关的物品.
而最后一次由东向西的大迁移,则由蒙古人所发起.他们在帝国国力巩固后广设驿站,将北京与欧洲各大城市史无前例地紧密连系在一起,此举空前绝后,直到西伯利亚铁道通车后才有所改观.无庸置疑地,虽然蒙古人及其铁骑所到之处尽皆残破,却也将东方形形色色的物资带到欧洲,而中国的影响力也首次渗入欧洲大陆.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即便是很原始的一种──于此时传入欧洲,似乎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这些由蒙古人带进欧洲的粗浅技术,日后却成为荷兰与德国改良印刷术的基石.
而每当一有强而有力的王朝君临中国,这个王朝势必会在位于商旅行经路上的国家驻军,以保障丝路的畅行无阻,在这同时,中国也成为沿途诸多小国的宗主国.不过,尽管中国国力强大,我们却无法在这些臣属民族的建筑,绘画或雕刻中找到中国遗留的蛛丝马迹.他们的艺术形式,反倒都是印度或伊朗晚期古典形式的展现.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五世纪前,中国不曾有过任何艺术形式曾经影响到南疆各民族的艺术表现.这些民族从古典艺品中找寻灵感.事实上,该地在当时被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并不恰当,因为在当地殖民的居民是属于印欧民族,而向西与南,在喀什噶尔一带,则属于伊朗血统的塞种.另外,从南界北上到罗布泊,则是印度人的生息处,他们由印度西北部向前迈进,翻山越岭,并与当地西藏人通婚,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长相与东亚人颇为神似,中国史家即将他们与东亚人相提并论8.至于由北界向北延伸至库车,也许还更向东延伸至哈密,则聚集了伊朗系的粟特人(Sogdians)9,他们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okhara),是古粟特省中的名都大邑.
从库车到吐鲁番地区的统治阶层,是一支特出的种族,即为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Tochari).奇怪的是,他们的语言是属于亚利安语中的欧洲语群.他们称"一百"叫"kand",就像拉丁语中的"centum"(同音同义).
至于这支民族当初如何来到中亚,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天山北路草嫩水丰,游牧民族得以任意居留之处,我们常可发现许多墓冢,其上竖立粗制石像.挖开这些墓冢,可以发现青铜器时代的器物,与在南俄草原和克里米亚(Crimea)出土的斯基泰文物相类似.此外,坟墓上的石像,也具有南俄石像的特征.
这些墓冢明白显示出,在耶稣诞生前某个欧洲部落(在我看来是月氏人)10,迈向中国的足迹.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有支名为月氏(装备有弓箭的马上民族)11的民族,征服了中国的西北草原,并长驱直入,直探河套.但大约在公元前一七○年,匈奴人在一次血战中将之击破,并将他们逐向西部.他们远遁至伊犁河谷,击败当时仍逐水草而居的塞种,并将他们赶往西边.但很快地,他们自己也得向西流窜,因为他们的宿敌不断地从东面突袭骚扰.连锁反应下,塞种来到了巴克特利亚,并在公元前一三五年将其据为己有,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利亚的统治.
接着月氏人也来了,他们在征服了印度与西斯坦(Sistan)之后,在巴克特利亚与印度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国祚延续至五世纪12.塞种与月氏都皈依了佛教,在身为月氏裔的贵霜人中,佛教及其艺术十分受到尊崇与喜爱.
而在我们看来,前文提及的吐火罗人,正是残留在土耳其斯坦的月氏后裔13.
我们将壁画上碧眼金发的欧洲人像,与这些人联想在一起,也将他们与庙里发现的大量经文写本上的欧洲文字联想在一块,而吐火罗语(Tocharish)这个词本身即为一明证14.
大约在七六○年左右,突厥人展开对诸绿洲国的攻势.由于突厥族中的回鹘人(Uighurs),在战时与平时的诸多技能皆有过人之处,于是他们成功征服了南疆的东北部,并在靠近吐鲁番的高昌,也就是丝路的枢纽,取得不可动摇的立足点.在这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当地佛教文化的洗礼.
然而,他们的国王依然笃信摩尼教(Manichæan),而他的一小部分子民已改宗为基督徒,且日后基督徒也增加到一庞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必须视这些人,一如他们的祖先,为一个属于西方文明的民族15.
他们的三大宗教──佛教,摩尼教与基督教,全都渊源于西方世界.他们的粟特字体也来自西方的闪语系统,他们用西方人的芦管笔写字,另外,就我们所知,他们的医学知识同样也来自西方.中国文化对他们文明的影响显然是外在的,比如:他们用筷子吃饭,用砚台与毛笔写字.至于他们的衣着虽然整体而言仍保留突厥人服装的特色,但仍明显可见受波斯文化影响.
在短期内──约莫两百年内,他们就征服全境,并与境内原住民水乳交融,以至于在十世纪时,此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土耳其斯坦──亦即突厥之地,并且他们还更上层楼地将现有的文明发扬光大.
但在人种上,他们明显属于东亚人种──外貌上类似中国人──而他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将所吸收的文化予以改头换面.于是在他们手里,诸神的古典五官都脱胎换骨成了东亚神祇的样板脸蛋.
不过,在九世纪时,他们的帝国光辉就已经黯然无光,此时帝国的东境为当时强大的吉尔吉斯人(Kirghiz)所征服,只是他们在南疆仍能东山再起,直到成吉思汗(Jenghiz Khan)自大漠崛起为止.
成吉思汗崛起后,回鹘人也臣服于此盖世雄主之下,并在蒙古统御下,以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茍延残喘了一阵子.
透过摩尼教徒,回鹘人熟悉了摩尼极著名的宗教画艺术.这种艺术可上溯至萨珊尼王朝,它根源自古典艺术.而正如我们在回鹘人的宗教画中经常可见的,回鹘人在他们的宗教画里,亦步亦趋地遵循他们波斯前辈所立下的规矩.
而蒙古人在推翻回鹘王朝后,也因袭了他们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以及摩尼教派的画风,并在征服中国后将其引进中国,使得这个画派亦蒙受东亚影响.而后当蒙古人征服波斯,并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歼灭当地居民时,他们又将这种已被回鹘人和蒙古人改良过的波斯艺术带回南疆,并在稍后成为波斯和印度回教细微画派的灵感泉源.
在回教的影响方面,十世纪前,回教的势力不出喀什噶尔,而南疆居民对回教也是兴趣缺缺.在和阗与库车,佛教徒曾与来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一决死战,是以在蒙古统治后期的东部城市中,例如吐鲁番,佛寺仍然可与清真寺并肩矗立.不过,回教的渗入对该地文明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艺术上.
更有甚者,随着中国到波斯的海路发现,陆上贸易因而一落千丈,丝路的重要性也锐减.同时,境内也因蒙古人的征伐而造成人口锐减,文明凋蔽.由于成吉思汗为了补充大军的军力,突厥人中凡能持干戈者,尽被征召入其麾下服役,使得留下的老弱再也无法维持灌溉所需的劳动力;尤其在此干旱不毛之地,农业又得完全仰赖灌溉,使得情况更为严重.所以他们只好退缩至最不需费力的地区耕作,昔日良田则被弃置,任其荒芜.除此之外,移动的沙丘也将膏腴沃壤化为沙场,同时河流逐渐干涸,更是雪上加霜.上面所述的现象,在南疆南缘显得格外严重.
到了十世纪,回教徒入侵,南疆文明更是渐渐衰颓,这时期它受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Jagatai)的统治,并一直臣服在这日渐腐败的王朝下;直至十六世纪中叶,当先知家族──穆罕默德的子孙──自撒马尔罕迁入,并在南疆取得财富及地位后,这种情势才有所改观.
顶着和卓(Khojas)16的头衔,他们逐渐成为此地的统治者,但很快就分裂为两个派系,相互倾轧,舍命恶斗,最后,其中一个主要派系在准噶尔盆地的卡尔梅克人(Kalmuck)17协助下,夺下喀什噶尔及政权,成为不信教的卡尔梅克的属国.
但接着,卡尔梅克人与中国开启战端,几乎全军覆没.中国人则血腥镇压南疆地区18.
和卓亡命西界,并藏身在浩罕(Khokand),继而试图摆脱中国独立,但他们的努力与成果终归只是昙花一现.
不幸的是,德国博物学家史拉京维特(Adolf von Schlagintweit)19在倭里汗(Wali Khan Tura)20叛变时来到喀什噶尔,并在一片腥风血雨中被下令处死.
接着,东干回(Tungans)叛变,动乱频仍,由于中国人屡屡战败,布素鲁克和卓(Khoja Buzurg)21终于在一八六四年离开浩罕前往喀什噶尔.虽然他的从众不到五十人,其中却出了一名豪杰阿古柏(Yakub Beg),他在往后与俄国人的对抗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阿古柏年轻时为生活所迫,以跳舞,耍猴戏,卖艺求生,但由于他的勇气,精力与谋略,他终于征服了南疆,驱逐和卓及其羽翼,成为独霸南疆的雄主.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最终仍无法有效抵挡清朝的军事优势.一八七七年,清军在万全准备下,攻击阿古柏的疲敝之兵,并将其一举歼灭.阿古柏暴毙,党羽溃散,南疆重归中国统治.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Berlin Ethnological Museum)曾先后派出四组探险队前往中亚.第一批在格伦威德尔(Albert Grūnwedel)教授与胡特博士(Dr. George Huth)带领下,前往吐鲁番.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吐鲁番绿洲,从一九○二年十一月工作到一九○三年三月,其中来回旅途就占掉了此行的大半时日.成果是四十六箱文物,每箱重三十七又二分之一公斤(八十二又四分之三磅).
我则负责第二梯次探险,时间是一九○四年九月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探索的范围在吐鲁番绿洲和哈密一带.成果是一○三箱文物,分别重一百到一六○公斤(二二○又二分之一磅到三三一磅).
第三梯次是第二梯次的伙伴,加上从喀什噶尔加入的格伦威德尔及其伙伴波特(Referendar H. Pohrt).此行从一九○五年十二月延续至一九○七年六月.其间在一九○六年六月底,我不得不丢下格伦威德尔,让他留在焉耆,我则假道印度返国,并在一九○七年一月抵达柏林;而格伦威德尔则在同年六月返国.我们的探索工作,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和哈密进行.文物的箱数增加到一二八箱,每箱重七十到八十公斤不等(一五四又二分之一磅到一七六又二分之一磅).
第四梯次远征从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一九一四年二月底,也是由我带队.成果是一五六箱文物,各重七十到八十公斤不等.
我们优秀的工程师──狄奥多.巴图斯(Theodor Bartus)先生,也参与了第四次远征.和前三次一样,第四梯次远征也是考察库车和巴楚的绿洲.
以下我将这几次远征的结果,与英,法,俄,日所曾派出的远征队,做一比较.
俄国人部分,有位德俄混血儿雷格尔博士(Dr. A. Regel),曾于一八七八年到过吐鲁番,他是自鄂本笃(Benedict Goës,一六○四年)22之后第一位踏入此境的欧洲人.雷格尔是一名植物学家,他带回了不少吐鲁番附近高昌古城的资料,也是此城首度问世的资料,他认为该地是一个晚期的罗马屯垦区.而在他之后则有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他高人一等的勇气与成就,成为了所有后辈的开路先锋.
一八九八年,俄国人派遣了克莱蒙(D. Klements)前往吐鲁番,他的成果并不好,但他也指出这里──也就是古丝路辐辏点,较之西边的绿洲,比较不受盗墓者的破坏.西边的绿洲,早在察合台(Jagatai)汗国,也就是十六世纪时,就有一位王公动手大规模开墓探掘古物,还大有斩获.我们从丹尼生.罗斯(Denison Ross)的著作"拉什德史集"(Tarikh-i-Rashidi)中得知此情后,便决定舍西南,转向鲜为人知的东北前进.此外,两名俄国裔的格兰─格兹迈罗(Grum-Gržimailo)兄弟,也同样探查过此区,并出书发表他们的成果.
法国人葛拿(Grenard)和莱因斯(Dutreuil de Rhins),也在新疆从事大规模探险,最后却因莱因斯遇害而草草结束.
而在诸次探险中,最成功者首推在英属印度政府赞助下,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爵士(Sir Marc Aurel Stein)的探险了.斯坦因同时也是卓然有成的地理学家暨语源学家,他主持了几次探险工作,特别是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他成功地在敦煌发现了蒙元时期被藏于壁中藏经阁里的文学艺术瑰宝.
一九○六年至一九○九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探险队也大有斩获,他也同样幸运地从同一藏经阁中发现大批手稿与图卷.
俄国人白辽佐维斯基(Berezowsky)的探险队,则和我们的第三次探险时间重叠,他们的工作地点也在库车绿洲.稍后,俄国参事奥登博格(Sergius von Oldenburg)也展开他伟大的旅程,他的成果见诸于他所出版的大作中,其中特别是有关焉耆与吐鲁番绿洲两地的考古,有其独到之处.
而日本人方面,大谷光瑞和橘瑞超这两位佛教僧侣23,也将大量文学艺术瑰宝带回日本.此外,吉川小一郎也在此区工作了好一阵子,颇有收获.
整体而言,这几次探索的成果彼此交相辉映,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也知道,其中柏林的收藏,最适于研究佛教艺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我想这要归功于我们团里,有人知道如何将壁画锯下,装箱运抵柏林而又毫发无伤.
是以,自雷亚德爵士(Sir Austen Henry Layard)24探索尼尼微(Nineveh)遗迹以降,没有一次探险的成果,其重要性足以和我们此次的中亚之行相提并论.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新的发现.我们发现在八世纪中叶之前,所谓的土耳其斯坦并非突厥人之地.当时在丝路沿线,到处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以及伊朗人,印度人,甚至欧洲人.他们的语言──有些只存其名,有些则连名字都没有,都可在写本上发现.这些写本被送到柏林解读,翻译,并加以科学化研究.它们的数量极多,在二十四种写本中,就出现了十七种不同的语言.
其中许多梵文经文的写本,则让我们对佛教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也发现大量以叙利亚文写成的叙利亚景教(Nestorian-Syrian)25祈祷书,以及许多以粟特文写成,有关景教的手稿.
而也由于我们探索吐鲁番绿洲久旱不雨区域的成果,使得完全凐灭无闻的大量摩尼教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文献书法工整,纸张考究,通常以各色墨水书写,字迹美观,其中包含了有关摩尼教的重要讯息.我们也发现,这些教派书籍中有几页点缀了美不胜收的细微画.当然,这都要归功于穆勒教授(F. W. K. Müller),他成功解读了这些书写字体及其意义.这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中古波斯文和其他伊朗方言──特别是粟特方言.稍晚,这些文献被译成突厥文,并以晚期粟特字体书写──在更早的时代,粟特人便使用这种字体来书写古文献.
摩尼教文献的发现,是考古学上一大盛事.摩尼教早期曾在北非,南欧,西亚地区广为流传,但由于基督徒与回教徒的仇视迫害,使得摩尼教文献荡然无存.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该区域的印欧民族千里迢迢带给东亚的,除了佛教信仰,还有佛教艺术.而这来自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西北部的艺术,其根源却是晚期古典希腊艺术.是以我们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远东著名的佛教艺术,实则和西方国家的艺术一样,皆植基于希腊艺术.
格伦威德尔曾下功夫,将在库车绿洲发现的绘画依风格分门别类.他将这些绘画分为:在库车的石窟──如克孜尔,库木土拉和克日西的千佛洞所发现的绘画;在库尔勒至焉耆至硕尔楚克绿洲发现的绘画;以及在吐鲁番至高昌,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和七康湖发现的绘画.
但这样的分类只能算是区域性的,关于这些绘画的源头,我们所知仍然有限.格伦威德尔认为,外来民族迁入南疆,必然造成画风改变.但实际上,画风的改变也可能另有原因.
例如,在不同(或相同)时期,如果有分别从印度和伊朗佛教区来的僧侣借住在南疆的修院里,这些外地人很可能随身带来家乡的绘画,并继续使用这种画风来描绘武器,服饰等.要左右或取代当地的土著文化,不必然一定要外来民族迁入或取代当地土著.
有识于此,所有的风格批评研究必须谨慎为之,特别是如果我们仅据作品风格便断定作品年代,而不考量其他因素的时候.例如,我们知道壁画是以模板来制作,而一块旧模板是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后仍被重复使用.
是以确认或修正格伦威德尔分类表的工作,必须等到我们对其他的条件,境况有更多专门学问后,才能着手进行.以下,我就用格伦威德尔自己的话,将他的分类表一字不改地抄录于此.
I犍陀罗风格──此一名词涵盖了这一风格中的数种变体,但它们都明白显现早期古典艺术的特色,这点我们可证诸于犍陀罗雕塑.在某些石窟壁画中,古典元素一枝独秀,其变体则揉合了浓厚的波斯与印度的影响;因此,有些石窟壁画与犍陀罗雕塑雷同,有些则与作为原形的古典绘画神似.除非我们大错特错,不然就得以发源地来解释这些变体,追踪它们如何从发源地传播至库车及其周遭.
II"倚长剑骑士"风格──这种风格应可算是前一风格的延伸,我们也可以将其中供养人(Benefactor)的画像归作第一型.这些画像上的诸多细节,恰与"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26铜币上的艺术表现形式吻合,这也适足以证明风格一和风格二可归并为"印度─斯基泰"风格(又称吐火罗风格).但风格二还有些变体,可以归因于不同时期与不同风尚习俗的影响,因为风格二的画大多是服饰画.
III早期突厥风格──特色是兼容并蓄,因它涵括了风格一潜藏的痕迹,及更多风格二的特色,而且经常在所呈现出来的主题性质影响之下,变得很明显.此外,中国画的特色也昭然可见.但在某些石窟壁画的画缘以及天花板装饰花纹中的花,是在中原找不到的.供养人画像里的服饰则与前期截然不同,而落款的字则以中文或中亚的婆罗迷文(Brāhmī)27书写.
IV晚期突厥风格──这是真正的回鹘风,可以吐鲁番一带的绘画作为代表,而在靠近木头沟附近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群,可视为是前三种风格的混合.
V明显倾向藏传佛教风格.
一九二四年狄崔屈.莱默出版社于柏林出版的"后古典时期的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一书中,我就此议题有更详尽的论述.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历经千辛万苦,深入危机四伏的中国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传说中的古城遗址并带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这事件震惊国际考古学界,掀起各国对丝路沿线湮灭已久的佛教文明考古热潮,一场国际寻宝的大竞赛于焉展开.
这场寻宝竞赛以德国人斩获最多.他们在一九O二到一九O四年间共派出四梯远征队深入南疆,其中由本书作者勒.寇克所负责带领的第二和第四梯次远征队,成绩最为可观.他从柏孜克里克石窟锯下九世纪大型壁画,并将无数文物带回柏林,却有阴错阳差地将垂手可得的敦煌宝藏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勒.寇克在书中亲笔述说这段寻宝过程,辅之以百张现场拍摄的珍贵照片,生动记述了德国人在丝路沿线冒险犯难的惊险经历,文中不仅充满丰富精采的冒险故事,更为南疆的地下文物宝藏记录了一份珍贵的历史素描,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缺.
这些掠夺而来的古物宝藏,如今分散在世界至少十三个国家的博物馆里,致使中国学者为之忿忿难平.而当年勒.寇克坚持锯下带回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壁画,大多在二次世界大战毁于炮火......至于勒.寇克的历史论断仍众说纷纭.
德国考古学家,1860年出生在柏林世代经营酒厂的胡格诺派富裕家庭.先后在英,美接受商业训练,并钻研医术,二十七岁时回到德国接掌家族事业.但他心有旁骛,在经商十三年后毅然转而追求真爱 -  - 中亚的历史与语言.他移居柏林,花了几年时间学习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梵文,随后在柏林博物馆当义工.1902年,正式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印度部门任职.当时德国第一梯次远征队正在南疆考察.
勒.寇克能力强,意志坚,深受器重.两年后,这名年过不惑,经验不多的学者,被赋予带领第二梯次远征队的重责大任,随后又参与了第三次,第四次远征,成为德国参与丝路大竞赛的重要人物.
1930年,勒.寇克在穷困潦倒中逝世.他因一次世界大战破产,其独子在大战中身亡更使他哀痛逾恒.不过,他的死让他侥幸逃过命运另一残酷打击 -  -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柏林博物馆惨遭联军密集轰炸,多次远征探险带回的文物中的菁华尽皆化为灰烬.
五年前(1995),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麦田出版的陈雨航要我为耶利米.威尔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写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写过任何与旅行史题材相关的文字,但多年的阅读浸染与爱好,不吐不快,结果竟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序,弄得有点喧宾夺主兼不识趣了.
那篇文章写三位前后探险于阿拉伯沙漠的英国旅行家,轶事左右蔓生,年代纵跨百年,更兼手绘地图以示足踪,一发难以收拾.虽说文章述说的是三位外来的旅行家,却也看见阿拉伯民族的近代历史沧桑;我忍不住大发谬论说:"噫,旅行人所见岂祇风土人情咁简单,我们从三个英国人在沙漠的故事当然也看见古国沉沦的历史;而如果把这三个人换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换成另一个沙漠:戈壁,那这一段故事我们就看见镜中的自己."
而这样的感触其来有自,读中国近代史有时难免兴忧国之感;十九世纪末,欧美诸强已进入现代国家社会的政经架构,中国却仍像遥远记忆中的古老国度,而两者之间的"傲慢相遇"则预示著长达一世纪以上的国族屈辱,这个伤痕至今未能抚平,许多骄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说,海峡两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与这段挫伤的历史有关.
我可能扯得远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历史的后遗症;我曾经自问,何以西方数百年来波澜壮阔的"旅行探险经典"在华文世界里长期无人闻问,成为一块出版与阅读的空白?我始终猜想这些西方探险家曾经闯入我们的后院,窥探我们最颓唐不堪的一面,并把它形诸文字(我们因而不得不读到落后,奇异,神秘,野蛮等属于自己的描述),他们更趁着我们的昏昧无知,取走了无数的文化遗产,这段历史是不容易面对的吧?
近几十年中国大陆学界在研究西北历史时,光是对如何看待当年这些西方探险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场尴尬的考验;这些西方旅行家进出中国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绘描地理,考察动物植被,更考掘古迹文物,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民间并无现代知识可以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后来的中国学者有的把这些西方探险家指为"亡命的机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盗贼",却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世界性学术贡献(这些人许多是一流的汉学家,他们使中国的遗产广为世人所知,甚至解决了某些中国学者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只是做为一个丧失大量珍贵文物的受害古国,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这一份探险家的名单,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许还应该加上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闻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亚地理考察而闻名,他常任意把俄国名字安在中国山川之上),以及美国的华尔纳(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国籍,勒.寇克的德国籍,这份穿堂入户的探险家名单简直另一个"八国联军",心理上受辱似的创伤之感可以想见.
如今我们再到"丝绸之路"(这也是其中一位闯入者斯文.赫定发明的"异国情调"名字)观光旅行,洞窟古迹不时看到去了头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画(多半是本书作者勒.寇克的杰作),不免令人兴文物浩劫之叹;这些美丽珍贵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飘零",你得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瑞典,德国等地才能见得齐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无缘得见了.
当然也有西方人说,这些文物当时无疑是帝国主义思想下的掠夺,但结果却犹如天启神佑,保护这些全人类共同遗产免于贫穷,愚昧或天灾的破坏,至少躲开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残.而勒.寇克也曾经说,他在一九一三年在新疆考掘壁画时,有许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后一场大地震毁掉许多庙宇,那些壁画也随之没入烟尘,令他扼腕不已.从中国人的立场,历史文物是被"偷"了,但从当时的西欧人来看,这些文物是被"发现"了,这解释了当时并没有人谴责这些探险家,英国皇家甚至颁授了爵位给斯坦因和斯文.赫定两人,表彰他们对文明发现的贡献;对劫掠文物这件事,后来在西方有了比较同情中国的立场,乃是晚近的事.
对于这段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历史,我还是主张要阅读的.一方面,我们如今已有足够的知识,了解这些事发生的原因与意义;另一方面,这些书所记录的中国与生活,已经是消逝的景观,它们的另一个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种生活型态和社会状态的纪录.
要了解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国十几年),西方人在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的活动,也许可以从杨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读起,看这些对东方的探险好奇是如何点燃的;然后及于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看到探险如何转为对历史与考古的追求,进而成为致富的传奇;再读到勒.寇克,我们就看到追逐神秘东方宝藏如何成为一场帝国主义的竞赛;如果行有余力,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读一九三五年衔命赴新疆查访俄国人扩张活动的英国外交官艾瑞克.戴区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们就能明白后续的结果,以及中国内部后来对文物飘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预备按照这条线索,在<探险与旅行经典文库>里,陆续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几位在中国新疆探险兼考察(并窃取)古代文物的探险家,都是勇气与知识兼备的人物;即使是声誉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显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种中亚语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历史的专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发现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国人也极力想取得这些令世人垂涎的宝物,以便增添帝国以及柏林博物馆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机会,不求报酬争取参加探险队伍的任务,一九○二年他以四十二岁"高龄"如愿以偿,参加了第一次德国在吐鲁番一带的考察发掘,那是由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所领导的探险队;这一次的考掘,带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宝物,算是丰收了的.但如果和后来(1904年)勒.寇克亲自领军的三次探险队,所带回的宝物收获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运气,也有毅力,以及一种强烈的寻宝企图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国历史文物的探险家.在"新疆地埋宝藏记"里,他生动地记录了他的运气,譬如丢掷铜板决定探险路线(这段轶事后来成为英国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丢了一个铜板>),以及他脚底沙地流动,竟然露出一面绝美上古壁画的景观;他也记录了割取壁画的方法,他把整面墙"片"下来,或仔细切割成骆驼可搬运的大小,前后都加了包装,小心翼翼地运输,我们今天仍可想像,那么巨大笨重的壁画,必须千里迢迢运回欧洲(当中要越过艰难的地形,以及充满盗贼的区域),其间的困难一定不在少数.
一次大战爆发后,德国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国新疆的掘宝行动;法国人伯希和接踵其后,取走了举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学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驼铃,运走一队一队的中国历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国灵魂),探险活动从此对外国人关上大门,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经不是私自穿越中国的"后院",而是一个与主人配合的行动,所发现的结果也就不离开中国的土地了.
勒.寇克带走的宝物,后来终究流落何方?一开始,这些难得的宝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学博物馆;但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轰炸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主建筑被炸毁,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宝藏有一部分在战争时被移到较安全的储藏处,但柏林沦陷时,这批宝物消失了;有证据显示,苏联红军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宝物,但到今天为止,这批失踪的宝物还未重现于天地之间.
重读勒.寇克的书,心情不免是复杂的;他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塞外景致与生活情况,也记录了他们克服万难的探险生活,对他所亲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报导;也许我们应该庆幸他留下了这些已被遗忘的世界的描绘,使我们不至于失去一种记忆.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种宝物,对照我们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墙面与失去头颅的雕像,仿佛是一个难以痊愈的伤痕,如果连带想起百年之间华人迁徙,文化流逝的旧事,也是很难不带些伤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