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旅行记("探险经典中文出版二十周年回归):首位深入西藏的日本学问僧河口慧海寻访佛教经典的究竟之旅(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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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慧海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与忠诚的记录者,他留下的纪录的深度,准确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险者所能比拟.......慧海入藏取经,完全是孤独来去的鬼影.我必须说,这是法显,玄奘以降的东方旅行传统,我们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见久逝的古风."
一八九七至一九○三年,日本僧侣河口慧海花了将近六年时光,进入西藏这块被严密封锁的大地.这块秘密王国因天险而与世隔绝,别有乾坤,西藏人自认这里是佛陀的国度,观音之净土,充满独特异彩.不过,这位日本僧侣并不是为了仿效勇敢的冒险家,以完成探查大业,促进世界文明为职志,而是因为听闻该国藏有许多佛教未传之经典,为了取得这些珍贵典籍而发奋走上这段长旅.
他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从大阪出发,在大吉岭停留一年研学西藏语文,于一八九九年一月借道尼泊尔前往西藏,之后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山中小村查蓝修习修辞学一年,在一九○○年七月才抵达西藏国境.之后,他为了避开严密防守的西藏关哨,不得已往西绕道羌塘高原,徒步跋涉过海拔四,五千米的无人地带,采行鲜为人知的小径.时值冬季,他不时得涉渡夹杂流水的冷冽河川,又不时经遇大雪纷飞,途中险些冻毙;又遭盗匪掠夺,到达西藏首府拉萨时已一九○一年三月.仔细算来,他从大吉岭到拉萨共花了两年三个月时间,共走了近四千公里路.然后,他冒称羌塘藏人身份进入拉萨色拉寺研读一年两个月,期间因医术高明荣获达赖喇嘛召见,甚至差点成为法王御医,后来则因身份曝光而在一九○二年五月匆匆离开西藏,在一九○三年五月返抵国门.
返国之后,河口慧海将这趟旅程的见闻详尽记录,以"西藏旅行记"为题在报刊上连载,获得一般民众的热烈回响,风靡一时.英译本"西藏三年记"于印度出版后,旋即获得民族学家,欧洲探险家和西藏学者的肯定.
"西藏旅行记"一书不仅记录旅途的艰险,各地法会,僧侣的生活百态,同时涵盖当年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社会风俗,历史,还有地理上的探险,可谓在近代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上,留下了丰富又独特的珍贵素材.
"我已无计可施,但这样下去只会在风雪中昏睡,而昏睡就代表死亡.我的两手都失去了知觉,牵着羊绳的那只手更是抬不起来,整个人痛苦到了极点,可是不能就这样停下来等死,我又使尽最后的力量和两头疲惫的山羊拉扯奋战,走了五,六十米,他们终于倒了下来.两头羊痛苦地喘着气,我也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既然无法可想,就将行李从羊背上卸下,拿出御寒的大袍盖着它们,我也从头到脚包着一件厚厚的雨衣,挤在两头羊中间的雪地上开始打坐."
庆应二年(一八六六)生于泉州堺(今堺市),本名定治郎.十五岁读释迦传,感动发心,从此戒酒,禁肉食,戒淫.二十五岁得度,法号慧海仁广,并任东京本所五百罗汉寺住持.二十六岁起过午不食.
自二十岁起即自学英文,梵文和巴利文,并对世界局势,各种新知充满好奇心;二十八岁决定前往西藏求法,三十二岁成行.第一次西藏之旅返国时已是三十八岁.他在返国后,以"西藏旅行记"为题在报刊上发表了这趟旅途的见闻.
一九O四(明治三十七)年秋,在结束第一次西藏之旅返国后次年,再度自神户首途,前往印度;次年至尼泊尔待了将近九个月后又回返印度.之后在印度长期逗留,直到一九一三年底才又驿马星动,经由锡金,翻越隆冬的喜马拉雅山,重返西藏,完成第二次西藏之旅.
第二次旅行归国后,专注致力于藏文和佛经的教授,研究,翻译和出版,编纂"藏语辞典",并宣扬在家佛教.
他逝世于一九四五年二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享年八十;当时手头上正在编纂"藏语辞典".
台湾南投人.私立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哲学硕士.曾任联合报副刊编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丛书部总编辑,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著作有长篇小说"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天河撩乱",剧本"公园一九九九的一天";译作有吉本芭娜娜小说"哀愁的预感","蜥蜴","厨房","白河夜船"等书.
我之所以远赴西藏,主要是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方便亲近佛教经典.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四月起,我摒挡一切杂务,专心一意在宇治的黄檗山1开始研读"大藏经",以迄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三月为止.在那段日子里我有个感想,就是为了让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经文,我们将汉译佛经再转译为日文,但是它的正确度到底如何呢?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现象:一部梵文底本有时被翻译成数种中文版本,当然彼此内容有相近之处,可是差异点也所在多有,甚至还有意思完全相反的,或者在某些版本出现的经文却不见于他本;排列顺序彼此颠倒的也很多.
尽管如此,那些翻译梵文经典的人绝非有意虚构作假,所以这些现象应该加以重视并充分研究;译者总是确信自己所译的版本与原典一致无误.果真如此,则原典本身或许也有各式版本流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译者为了适合特定地方,民情的需要而做了相应的取舍,以致造成文意上的出入.总之,如果不能见到原典也就无法判别经文的真伪,唯有取得原典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据我所知,如今佛经原典在印度已然无存.虽然锡兰〔斯里兰卡〕仍保有小乘佛典,却不能拿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此时此地最需要的是大乘佛典.然而大乘佛典在其发祥地印度并未流传下来,倒是听说在尼泊尔和西藏还有不少的样子.为了取得原典,非得去一趟尼泊尔或西藏不可.另外,据欧美的东亚学者研究指出,不管文法或语意,藏译佛典都比汉译来得正确而可信.这个说法在欧美学界好像已经被普遍接受.如果佛典被完整译成了藏文,那么即使梵文原典已然绝迹于世上,我们仍能从研究藏译佛典一窥经文原貌.其次,比较研究藏译和汉译佛典的异同,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且颇具价值的事.
我认为,要做好相关研究,必须到西藏接受语文方面的训练.这个想法成为我起意前往西藏的原因,时间上正好是明治二十六年四月,距今〔执笔写作之时〕有十年以上,当时西藏仍然实施严厉的锁国政策,许多有办法的西洋人花了大量金钱与时间,做了种种万全的安排与准备,结果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像我这样一个贫穷的僧侣恐怕更加做不到.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即使我不去从事这桩冒险,只要能够担任一个黄檗宗2寺庙的住持也能够过着极其安适的生活.那时我已经是东京本所3五百罗汉寺的住持,其后在宗乘之内河口慧海也是一个常常被提起的名字,如果我的志向只是当一名黄檗宗所属庙宇的住持,那真是有如反掌之易.放弃这样的机会而甘冒生死未卜的危险前往一个陌生国度,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喻.不过那些都是世间一般人的想法而已;牺牲优渥生活以追求真理这种事是没有道理可说的.
但当时我从父母,同胞,朋友处得到许多护持,欢喜接受我教示的信徒也不少;弃他们而去实在令人不忍.想来他们认为我此去必死无疑,一定大力劝阻,照说我应该听他们的劝,可是这样一来依照原典研究佛法的大事因缘就无法进行了.即使如此,如果不能下定决心说动他们的话,毕竟无法成行.自从我二十五岁出家以来,为了寺庙和宗门的事务,我其实并未在佛法修行上专心用功.即使在研读"大藏经"期间,我也常常被叫去处理各式俗务,这样子其实达不到出家的目的.要是能够到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中老实修行的话,就可以远离人情俗务,专心一意修习清静妙法.这个愿望就是促使我翻越喜马拉雅山入藏的另一个动力.
事之所至,理所当然......非做不可的事情,却也有许多教人进退维谷之处,尤其是要前往国外,或者是面对难度很高的计划时,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容易下决定的事.由于佛法的关系,世间一般人所困惑的对我倒不造成苦恼.通常若想起创一项事业,首先得有金钱做为资本,所以如果打算前往外国,照说也必须把钱先准备好才能出发.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曾说过,一个人若是遵行他所教导的戒法,则不管去什么地方,都不会因为冻饿而丧生.
因此,对一个佛教僧侣而言,持戒就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旅费和通行证.尤其是遵行释尊的教戒中最最谦逊的头陀乞食4,根本不用担忧旅费的有无,这就是我即使身无分文也敢于从事一趟大旅行的理由.特别是想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如来,舍弃了至尊的王位和金殿玉楼也就是天下的富贵,为了众生抛弃身命,破衣乞食而出家修行,则一时的困顿劳累根本不算什么,这样一想也就很容易下定决心了.后来在西藏的旅途中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幸好我总是想起释迦牟尼佛而安度一切苦难.
为了此行必须多了解印度,当时有一位刚从锡兰留学归来的释兴然法师住在神奈川地方,去他那边学习的话应该可以知晓印度的一切,于是前往拜谒求教.起先他非常亲切地教我巴利语的经文和各式文典;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告诉我:"小乘才是纯正的佛教.在日本虽然称之为小乘,其实小乘是大乘修行人所取的名字,小乘的原名绝非如此.纯粹的佛教仅限于此〔小乘〕,因此真正的僧侣必须穿着黄色的袈裟.欲正其心者必须先正其容姿,做为僧侣第一就是要穿上黄色袈裟.你最好也穿上黄色袈裟吧."那时候兴然师为了实行他的理念而创立了正风会.
听了他的话,我回答他说,虽然我也修学小乘的教法,但我没办法遵从他的主张和方向,结果两个人的意见老是不合;我和释兴然师于是产生了冲突.每当我说到大乘的教义,法师就反驳说那是一味空想不足取而与我不断辩难,我也对兴然师的小乘教义不以为然,认为是偏狭无知.因此在巴利语的学习上我以他为师,在教义的主张上则采完全反对立场,对兴然师所说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兴然师感到很不是味道,就订下了一个"夸谈大乘教义而不知遵从此一真实佛法的人不许常住此寺,未著黄色三衣的僧侣不许常住此寺"的内规并拿给我看.我就说:"如此一来我就不能在寺中继续挂单了,不过如果今后我自己负担伙食费,杂费,寺中我该做的工作也照做,能否让我做一个仅仅是学习巴利语的弟子呢?"结果并未被接受.
这时兴然师非常热心地想说服我,他一再跟我说:"与其不切实际地笃信大乘教义并贸然前往西藏,还不如把握一件确实的事,那就是先去锡兰学习真实的佛法.学了之后你就了解佛教的本旨,再也不会胡诌什么大乘教义了.如果你以我弟子的身份前往的话,我不但帮你买船票,也帮你出学费,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看你不管怎么拼老命也凑不足出国留学所需费用的!"我则回答他说:"纵使可以得到可观的资助,我仍无法背弃日本所急切需要的大乘教义而遵从您所笃信的小乘教法.到今天为止您的教诲我非常感谢,但我所接受的仅仅是语学上的教导,至于教义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接纳.有关您所说的,很抱歉我必须拒绝."法师听了非常不高兴,很快就将我扫地出门.这是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二月间发生的事.
1宇治:位于京都南方.黄檗山:即日本黄檗宗大本山(总寺)万福寺别称.
2黄檗宗:禅宗传承中临济宗之一支派,由福建福州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开宗立派.
3本所:位于今东京都墨田区.
4头陀为梵文dhuta之音写,有抖落,拂除之意,引申为抖落烦恼,尘埃,舍弃贪欲以清静之心专志于智慧之增进,原为古印度婆罗门阶级人生四住期(学生期,家长期,林住期,游行期)中,最后阶段的游行期所采行的生活方式,遍历诸方,少欲乞食,一心求解脱之道.原始佛教僧团也引用同样的修行型态,衣食住以少欲知足为旨,而行头佗行,主要分为十二项目.今以头陀做为托钵乞食之同意词.
由于被释兴然师扫地出门,我回到了东京,不过待在日本毕竟不可能了解关于西藏的一切,于是积极进行前往印度的计划,也开始拜访东京的友人和信众,与他们一一道别.其中有些人提到要举行饯别宴,问我的意见,我就拜托他们说,如果是个爱喝酒的人,就以戒酒来为我饯行,老烟枪就以戒烟饯行.以这种形式做为饯行的人共有四十位;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坚持戒酒,戒烟之饯的还有好几位,无法坚持的也不少.总之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饯别.其后我又从东京返回大阪,在大阪也接受了很多相同形式的饯别宴.这里面有三次很特别的饯别宴,我想对后来我在长旅中能够保全性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三次饯别,东京,大阪和堺1各有一次.
在东京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位发明沥青制造,名叫高部十七──现在仍健在──的人.他在东京地区也是个捕鱼名手,据说只要这个人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鱼都会被他一网打尽.他不但工夫了得,而且也真的很爱做这件事,偶尔身体微恙,只要出去撒个网就不药而愈.当我正要出发之际,由于是非常亲近的信众,我特意去看他,他却满面愁容.我问他怎么回事,才知道他所深爱的两岁和三岁稚子最近先后夭折,妻子受此打击濒临崩溃,他就算出去网鱼也觉得很无趣.于是我再问他:"你因为失去爱子而感到哀伤,如果有人将你的爱儿捆绑起来,把他们杀了后烧烤或水煮来吃,你有什么感想?"他答道:"这种人是恶魔,不是人!"
"这样的话,那么对鱼类而言,你恰恰是恶魔啊.虽说是鱼类,但它们爱惜生命的想法与人类是一样的.如果你为失去爱儿而伤痛的心情真实不虚的话,为什么不停止残忍的捕鱼呢?如果捕鱼是你赖以维生的职业,为了生活也许可说是不得已,但若说纯为娱乐的话,你不觉得这行为太残酷,毫无慈悲心吗?"我慢慢向他详细开示因果报应的道理,最后我劝他以不杀生为戒,做为我西藏之行的饯别.
他一开始面有难色,非常苦恼地说:"很难呐,除了网鱼实在没有什么嗜好."但经过我热心劝诫,加上告诉他我这次不顾身命前往西藏,如果他能以不杀生为戒来饯别我将是很大的功德,他终于听进去了,毅然决然站起来,把屋子一角挂着的一面大鱼网取下来给我,说:"我听从您的话,从今以后坚持不杀生戒,以坚持此不杀生戒做为您西藏之行的饯别.我把这面鱼网交到您手上以证明我的决心,您要把这面鱼网拿去卖了或丢掉听随您便."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请他的女儿在一具大火钵中点火,然后将鱼网丢进去烧掉;在场看到的人都啧啧称奇.等到火势炽燃,我合十念道:"愿起爱护法界众生以及其他生命的菩提心,尽燃杀生恶具!"接着我又面对高部氏说法:"这把燃烧网具的火,恰是将您的烦恼恶业一并烧却的智慧之光.今后就以此智慧之光发心,去爱护法界众生吧."
这时在场的人中有一位高部氏的亲戚叫小川胜太郎,他和高部氏一样以捕鱼为乐事,在一旁看了颇有感触,当场发了个誓愿:"我也以持不杀生戒做为您西藏之行的饯别.如果我违反了这个誓愿,不动明王将赐我以死."当下我好像自己的一条命被救活了般衷心欢喜.
在堺还有一位我青梅竹马的朋友伊藤市郎,这个人也一向以撒网捕鱼为乐;我拿劝戒高部氏的话说服他,所幸他也欣然同意,把鱼网烧了来饯别我.大阪安土町的渡边市兵卫是一位知名富商,现在专门从事股票中介以及和朝鲜间的贸易,过去则是船场一带以"泉清"为商标的大型鸡肉供应商.这位先生平日热中于禅学,他即使不做这种杀生的买卖日子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偏偏还是继续经营鸡肉供应的事业,我不时从东京写信给他劝他罢手;这次往赴西藏之前也还是想说服他,他回我道:"如今突然要停下这个买卖确实有困难,不过我答应您,假以时日要是找到其他可行的事业,原来的买卖我一定立刻收山."并以此约定做为饯别之礼.在我出发后一年多,他果然依约结束鸡肉大盘商生涯,改行经营如今的事业.
这些事情在一般人眼中也许会觉得有些过度夸张,但对症下药的时候,用药量稍稍加重些,病也会好得比较快.应该要知道,对一般人说平常的道理,和对生了重病的人施以良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这种种不杀生的誓约──烧掉每天取许多鱼族性命的网具,或是终止鸡肉买卖的事业──日后在西藏高原多次让我从濒死的危难中化险为夷.除了诸佛菩萨的庇佑之外,这些信而有征的饯别方式也为我带来了难以想像的法益,我永远感念这些人坚定的信心.
出发在即,没有旅费也是不能成行.我的存款约有一百多圆2,另外大阪的渡边,松本,北村,春川,堺的肥下,伊藤,山中等诸位先生,他们总共热心赞助了我五百三十圆做为送行之礼.我把其中一百多圆用在旅行的各种准备上,剩下的五百多圆带在身上;终于能出国远行了.
1堺:日本发音为Sakai,位于大阪市南方的海港城市,面临大阪湾;今属大阪府辖下.
当我要出发的时候,也有些人讥诮说:"这个人死路一条啦,脑筋有问题,自以为是,他疯了!"连比较老实的人都当面对我这样说,我想一定有人在背后预期我的失败;我想这些人都是与我有缘,才会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来,而且这些难听的话终究也可以变成善因.在许多人的嘲笑声中,也有人真心诚意地想劝阻我.在出发前夕,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晚,在大阪的牧周左卫门家里,来了很多想阻止我成行的人.
劝阻我的人当中有一位极其热心,他就是如今在和歌山担任法官的角谷大三郎.他恳切地想说服我,说:"不要做一些会让世人嘲笑的事吧,想想你在佛法的修行上已经小有成就,今后不是当专心一意济度众生吗?何况如今日本宗教界缺少人才,你有必要非得往死里钻去吗?"
我回答道:"我不知道这趟我将一去不返或是能活着回来,但最重要的是,一旦订下了目标,不管最后达成多少,我都要先全力以赴再说."
"如果死了呢,死了不就什么目标都没有达成吗?"
"死不死这种事就不用想太多了,留在日本也没有人保证不会死啊.走这一趟不一定只有死路一条嘛,尽人事,听天命,有备而去,死了就跟军人战死沙场一样;但为佛法修行而死是多么值得欢喜的事!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衷心期待的,死不足惜."
我们就这样对谈了好久.他知道无论怎么劝都是徒劳,于是留下一些旅费,在深夜离去.此外也有许多信众眼见不管怎么都留不住我了,于是噙着眼泪与我惜别.最后,我还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早上从大阪出发,翌日在友人肥下,伊藤,山中,野田诸位先生的伴送下,于神户码头登上"和泉丸".那时曾写下辞乡之诗.
故乡的亲友,信众站在随浪涛起伏的小舟上,朝着我搭的轮船摇动帽子或手帕,轮船迅速向西疾驶而去.我从和田海岸一带遥望东方金刚,信贵,生驹等熟悉的山峦,但我的心已经走得很远了.船过门司,经玄界滩,航渡东中国海;还没到香港,我已和船长,船员变得很熟,不时和他们说些佛教的义理.在香港上来一位英国人汤生,他曾旅居日本十八年,日本话说得很流利.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和我往来论辩,而我们在船上也大受欢迎;这真是件愉快的事.尤其船员喜欢亲近佛法,使我感到很欣慰,又写了一首短歌:
七月十二日抵达新加坡,我暂住一家叫扶桑馆的旅舍;十五日那天到日本领事馆打听一些事情.那时的领事名叫藤田敏郎,他在我出发前就已经从和泉丸船长口中得知我前往西藏的路上将会途经这里.
他一见面就说:"听说您将前往西藏,不过您将如何前往呢?去西藏很难的.有一位福岛先生都到达大吉岭那边了,结果说西藏行不得也,最后还是知难而退,我想真是去不得的.您是要带一团军队前往还是一路乞讨过去我不知道,到底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说:"以我僧侣的身份,想都没想过带军队前往的事,就算能够我也毫无此意.出家人一路托钵前往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将乞讨而行.反正现在不管设想得多周到,到时管不管用还是疑问,随机应变,自有方法吧.就此告辞了."
听我这么说,领事拱手与我作别,一脸不安.
七月十八日在我所寄居的旅舍发生了一件意外.说来很危险,我是死里逃生.做为一个出家人,我总是抱着"一切到处,皆归道场"的理念,在旅舍里不时为人说法,因此旅舍的老板特别礼遇我,每天洗澡水一烧好,就让我第一个进去洗,成了我寓居期间的惯例.这一天旅舍的女中也依例过来请我入浴.那时我正在读经,马上过去其实也不碍事,只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迟疑,于是当女中不久后又过来对我说"如果您不去洗的话,别人就要进去了,您还是请早吧"的时候,虽然我嘴里应道"知道了,马上就去",人却还坐着不动.
才没多久,传来一声轰然巨响,整栋房子都摇晃了一下.我心想"不知道是不是地震,还是出去比较好",就起身往外走.感觉并不像地震,但那声巨响很吓人,引起一阵骚动.我问了原委,才知道旅舍的浴室塌了.浴室在二楼,新加坡的屋子一般二楼有一丈高,浴室就是从那样的高度塌了下来.由于我没有进浴室,一名日本妇人就先进去洗,结果浴缸和那位妇人一起掉下来.又是柱子又是石头的,以致那位妇人的头部,身上都受到撞击而昏死过去,听说伤得很重,我感到很不忍,虽然去探望她的伤势对她没有什么帮助,我还是去了医院.后来这位妇人到底有没有因为伤重而死我并没有去查问,但知道有人深信凶多吉少.
如果当时我一听到女中的通知马上就进浴室去,恐怕非死即残,西藏之行也变成不可能.所幸避过了这场灾厄,事后想想,似乎就是后来西藏之行能够一路逃过凶险,安返故乡的前兆也说不定.觉得难过的是,那位妇人替我承受了那场灾难.当我在大吉岭的时候,听说新加坡那家旅舍的处境非常困窘.原来他们只用泥土和油漆把地板,梁柱腐烂的部分加以遮掩,教人看不太出来,结果警方派人持枪来检查,只要觉得不可靠的地方就要老板换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七月十九日,我搭上英国籍蒸汽船"闪电号"(Lightning),途经槟榔屿,并于七月二十五日抵达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学会(Mahā-bodhi Society),在那里逗留了若干天.摩诃菩提学会有一位名叫强卓.檗斯的干事,他问我:"您来此有何目的呢?"
我回答他:"我要前往西藏,我是为了学习藏文而来的."
他说:"西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有一位曾经在西藏修学,著有"藏英辞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的萨拉特.强卓.达司(Sarat Chandra Das)居士现在正好在大吉岭的别庄里.您要是去他那里,应该会很有收获才对."
我拜托他说:"这真是太好的机会了,能不能请您为我写封推荐函呢?"
于是我拿着推荐函,八月二日在旅居加尔各答的日本人送行下乘火车北上,换搭蒸汽船渡过宽广的恒河,接着又坐上火车,穿过椰子林和青翠的田野,一直往北方行进.许多故国难得一见的大型萤火虫在水田上映出有趣的倒影,那是月亮沉入西方平野之后所看到的景象.这也让我想起了昔日的佛陀:
第三天清早,我在西利古里(Shiliguri)车站换搭小型登山火车.火车有如长蛇般迂回盘曲而行,经过茂密的雨林,朝北方的喜马拉雅山区缓缓攀爬;蒸汽火车头发出的巨响像几千只狮子同时疾奔,震动了整个山谷.向上走了八十公里山路,在下午五点左右抵达大吉岭,而这时加尔各答已经在六百公里之外.我从车站坐上轿子,即刻前往萨拉特居士的拉萨别庄.那是一座精美的房舍,我在那里暂住了一段时日.
在藏史学者贺文宣所编的"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1993,北京)里,光绪三十年条下正月二十日乙亥(一九○四年三月六日)有分条记载:"裕纲奏陈藏人以英人欺凌无礼,力阻藏臣赴边与印督会议,难于起程.旨著暂允藏人之请,檄驰委员等力阻入亚东关前进之英兵再进,俟有泰到任徐筹善策."
这个条目内容展示的是历史上某一刻一个紧迫危急却又复杂微妙的处境,当中,心焦如焚向北京中央朝廷急报情势危殆的是清廷驻藏大臣裕纲,而提兵已侵入锡金,西藏的边关亚东,并跃跃欲试亟欲东进的是英国印督特使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37),清政府不想与英国发生战端,要求裕纲亲赴边境与英人谈判,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却意有未平(他有俄国人在背后搧风壮胆),藏人执意要自行抗英卫土,而大清政府派来即将接替裕纲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已经在路上.......
如果把故事景观再放大一百倍,这是更大的历史矛盾的一个小片段.英国设东印度公司始于一六○○年,也就是远在鸦片战争之前,坚船利炮的大英帝国早已在中国一旁(印度)虎视眈眈了两百多年,期间它逐步吞并了尼泊尔,布丹和哲孟雄(今称锡金),清廷虽然在一八九○年签订中英藏印条约,保住了西藏主权,但西藏南方屏藩尽去,边陲门户洞开,锁国自守的香格里拉神秘国其实已经是岌岌可危,再也保不住了.
同样的故事,我在<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收入的另一本书:法国女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著"拉萨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的导读中就曾经描述:"在地理上印度紧贴著西藏,英国人想对西藏有更大影响力的念头从未间断;尤其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人担心俄国人的影响力自新疆南下,恐将危及印度,更觉得需要控制西藏做为缓冲;两个强权在中亚地区尔虞我诈地暗自角力,被英国作家吉卜龄(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称之为'大竞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说"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除了吉卜龄目中无人却又生动难忘的"大竞局"一词,也许近人英国史家彼得.霍浦寇克(Peter Hopkirk)笔下的通俗史书"世界屋脊的私闯者"(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82)是另一个对当时历史氛围最佳的全景式描绘.总之,上面所说的孤独无援的边臣急报,背后有一个雄大奇诡的场景;西藏长年的闭关自守(只对中国,布丹,尼泊尔,哲孟雄等地开放),既不准外人入藏,亦不许藏人与外人往来(违者的处罚极其残酷严峻),西藏内部佐国的政教合一高僧们不一定能够了解十九世纪末世界帝国主义的复杂竞争情势,对日益衰颓的大清帝国也有不服之心,而俄国人和英国人内心都有不可告人的算计,而其间更穿插了一群立意要探索西藏奥秘的旅行者与传教士.......
熟悉近代西藏历史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上面那场"英军进逼,边臣告急"故事的下一回合,英人进军当然不听清政府的劝阻(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借口,不是吗?),而挥舞著中古世纪武器的西藏僧兵肉身当然也挡不住新式洋枪洋炮,一九○四年四月九日,英军在骨鲁地方大败藏军,四月十一日就攻抵江孜,并继续往拉萨推进,尽管中间清廷与驻藏大臣都做了各种外交上的努力,也拦不住探险家军人荣赫鹏的部队和意志,八月三日英军入拉萨,达赖仓皇逃离布达拉宫,有泰不得不率官员迎英军,西方人眼中第一位抵达拉萨的探险家荣衔终于落到荣赫鹏头上(那是他多年的梦想).......
包括彼得.霍浦寇克在内的西方旅行史家,都倾向于认定荣赫鹏是第一位进入拉萨的"外国人",而前仆后继竞相入藏的旅行家也至此终于有了结论,用霍浦寇克的话来说,荣赫鹏是"这场无与伦比大竞赛的真正赢家"(really the winner of this extraordinary race).
但,且慢!如果荣赫鹏是第一位进入拉萨的外国人,他们要如何面对另有一位异人在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乔装僧人汉医率先来到了拉萨,整整比荣赫鹏早了三年有半?事实上,如果把印度人算进来,这位异人的藏文老师孟加拉人达思(Sarat Chandra Das)则早在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一年就曾经两度成功抵达拉萨.
这里说的异人指的是日本僧人旅行家河口慧海(1866-1945),俗名河口定次郎,他是出身黄檗宗五百罗汉寺哲学馆(今日东洋大学的前身)的学问僧.他在读破一切藏经之后,为了追求比汉译大藏经更古老的梵文经文(日本语佛经都由汉文转译而来),发愿入藏求经,三十二岁(一八九七年)自神户出航,先至印度大吉岭追随达思习藏文,三年后决意假扮中国僧人潜行入藏.他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发,顺利经日喀则进入拉萨.河口慧海在拉萨遍访圣地,求法问道将近两年,并以汉医身份济世治人.他的医术高明,又对穷人不取分文,声名乃逐渐远播,遍交藏人权贵,甚至连达赖喇嘛十三世都听闻有此一"中土高僧",还多次接见了他(汉文流利的达赖十三世喇嘛并未识破这位冒牌货).
但薄纸终究包不住火,他的行医善举得罪了若干原本地位崇高的藏医,拉萨又至少有两位藏人曾经在大吉岭见过他(他在大吉岭是个名人,而且并未伪装中国人的身份),他的秘密就逐渐有随时走漏的风险.一九○二年五月,他的真实身份传到达赖喇嘛耳中,河口慧海立即面临急切如风的追捕;他连夜动身,以十八天的时间迅速逃到锡金边界,不久后,他就安抵大吉岭他的师傅达思的住所.一场长达两年不可思议的旅行就此落幕,只是可怜了在拉萨与他交往的藏人朋友,以及在逃亡路上帮助过他的藏人,后来都受到了严刑酷罚.
河口慧海在一九○三年返回日本,随即在报上连载他的旅行所见所闻,一九○四年更以"西藏旅行记"之名由博文馆出版;一九○九年,他又将全书亲自英译为"西藏三年记"(Three Years In Tibet),风行一时,他的冒险行踪乃为世人所周知,如今此书已经是了解西藏民族风俗与昔日旅行历史的经典了.
回到旅行史上入藏竞赛一事,西方史家主张不该把河口慧海计算在内;他们的理由,河口慧海是亚洲人,身份伪装有了太大的优势,而欧洲人不管藏文多么流利,微服入藏的难度高太多了.譬如正当慧海居停拉萨之际,另一位欧洲大探险家斯文.赫定试着假扮蒙古朝圣者自北方入藏,在距拉萨五天的行程之外被识破,功亏一篑,可见竞争不公平.话虽如此,但我们别忘了稍晚抵达拉萨的女探险家大卫─尼尔,不也是假扮藏人成功混进入了拉萨?
也许我们不要太计较西方史家的小家子气,河口慧海毕竟是识见,气度都极不凡的东方旅行家,他的旅行条件也绝不是宽裕容易的,他自称他的旅行方法是"头陀乞食"(也就是沿途托钵)的,不是西方探险家那种骆驼成队,挑伕成群的富人之旅.河口慧海又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与忠诚的记录者,他在西藏所见并不是一个和睦的理想国,而是一个神人合一的恐怖统治;而藏人特有的艰苦生活条件,以及从而衍生的独特风俗,他也不畏可怖,一一据实以录,部分内容恐怕不是肠胃不健康的读者所能吞咽.但也正是如此,他留下的纪录的深度,准确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险者所能比拟.
东方僧侣旅行自有传统,他们不是垂涎他人国土的侵略者,而是求法问道的自我追寻者;荣赫鹏进出西藏,在他国文献里充满了仓皇恐惧的兵灾急报,而慧海入藏取经,完全是孤独来去的鬼影,他国文献根本不曾彰显.从今日生态的观点来看,那高下是分明的.我必须说,这是法显,玄奘以降的东方旅行传统,我们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见久逝的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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