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阿城听莫言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水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莫言是蒲松龄的老乡,创造鬼故事有民俗的传统,阿城认为莫言讲的鬼故事,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莫言是大才.
最近又听说莫言要把散文当作小说来写,具体怎么写的,这红孩儿是否也成了其中一章,还不清楚.
由此,读者大可以怀疑上述故事以及莫言散文的真实性,亦可去高密那片芦苇荡求证红孩儿是否存在,如此过后,故事的天真与享受散文的快感理应淹没在对作家人格和道德的判断中.
当代散文在三毛之前,我们很少读到那么浪漫,那么叛逆,那么浓情又那么异国情调的文字.贾平凹是大家,但是另一种根植于土地的人文形象.三毛作出了一种欲飞的姿式,情感的大开大合与罕见的生命张力,吸引了很多人.三毛作品传达了一种介乎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选择矛盾,尤其表现为她躲避城市又不得不逃回城市最终被城市消灭这样一段过程.这一经历与现代人群的心境不谋而合.三毛去世后,我曾收到过一个大学生的信,里面夹着一尾干茅草,像撒哈拉一样渴水,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三毛走了,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伤心,以后谁来安慰我们.
能够安慰人生的文学不是多余的东西.
三毛没有莫言的幸运,怀疑她和赞成她的人相继成了她作品的求证者,求证的结果只是要证明三毛是否是说谎的人,三毛的一生是不是在演戏.我对这一类的求证没有兴趣,就像一旦有人发现某农夫家的锄头正好是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把,又怎么样?锄头的下落毕竟不是我们追问的目的,虽然这样的锄头也要养活一群"红学家".对号入座把文学的本义弄得灰溜溜的,我们用看报刊通俗纪实文章的习惯错看了作家文学.
花大气力寻找荷西的尸骨是为了戳穿三毛的爱情,记录撒哈拉邻居的证词是为了还原当地唯一的中国女人.三毛究竟怎样生活过,是她自己的事.她有权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她所乐意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包括写实,也包括她的精神向往.文学容纳了一个女人生活的经历和追求,哪怕这些经历和追求确实包括"谎言",无论它感染人或是糊弄人,只要未对他人构成伤害,怎能算错呢?爱三毛的人爱就是了,讨厌三毛的人也不必费心要求别人与自己一个腔调.这世上本没有什么不朽,我们又何必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下那么深阅读以外的功夫.
这个女人已经走了,义无反顾,我们不要再打扰她的灵魂.
[编后按:三毛曾经是我喜欢的作者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为了她的撒哈拉的故事,我曾经向往也曾流泪,当然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然而仅仅为这曾经的欢喜与向往,我将永远敬重这个女性.三毛的死并没有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种死亡方式与她性格中的敏感相通,而死亡,其实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尚存者没有必要因而认为自己高于对方做什么"同情".人人有选择的权利,包括死亡.我一向喜欢萨特的方式:我存在,我选择.至少在这件事上,三毛完成了自己.然而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十分无聊的人开始追寻所谓的"三毛真相",并且写了一本书,我劝大家一定不要去读:哗众取宠而已,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有可能破坏你曾经拥有过的一份美丽.正如前文作者所说,文学不是法律案件,追究它背后的真实于否,无异于焚琴煮鹤――当然,这样的事情总会有人干,我们所能做的,则是不去理会它,所谓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