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燥热,著名作家,出版家李致家中却清凉安静.
93岁的他,满头鹤发,精神矍铄,戴着黑框眼镜,烟灰色衬衫上套着西服背心,羽绒坎肩,一口地道的成都方言,中气十足.
他的桌上,茶书俱净.一只黑白相间的胖猫悠闲自得地走过,李致露出笑容,"它没得名字,就叫猫咪."
回忆往事,他记忆清晰,条理分明.
1929年,李致出生.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在四川成都,李家 -  - 这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正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命运.
巴金代表作"家"里的高觉新的原型,正是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李致一岁多时,父亲自杀.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李致坦言.直到上了中学,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
"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他援引一位媒体人的话,"'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
四爸巴金是他心中的"快乐王子" -  - 英国作家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总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他认为,巴金正是这样的人,"我信仰巴金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非索取."
一片冰心在玉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11岁前,没见过四爸巴金.11岁时初见他,和想象中的巴金差别大吗?
李致: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1941年他回到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11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给我钱买邮票.
从小,我是"过继"给巴金的.我分析,我母亲生了一个哥哥,但4岁左右因病去世.后来生了四个姐姐和我,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四爸.因此,我叫巴金"爹爹".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1942年,巴金给您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多年过去,为什么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
李致:巴老1942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1942年巴老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 (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
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用毛笔给我写了那四句话.小时候,我对这几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现在您还关注巴金女儿李小林耕耘多年的"收获"杂志吗?
李致:现在我眼睛看东西有点困难.原来李小林当"收获"主编的时候,每期都给我寄了.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跟"收获"杂志合作.记得1982年,我们还给"收获"杂志在四川乐山开了一个笔会.当时王安忆等都还是很年轻的小姑娘.而且"收获"发表的好多作品,就在我们四川出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或许有人认为,您之所以成为知名出版家,不乏借了巴金之名.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喜欢读他的书,尊重他的人品,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他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我平时不太爱去说自己是巴金的侄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不愿意这样?
李致:当然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我不愿意把这种称谓,作为一个光环戴到我头上.比如我的出版工作搞得很好,有的人就不高兴我们搞得好,就说,李致嘛,打着巴金的名义,拿个"兜兜",喊个叔叔伯伯,把人家的书稿拿起走了.当然这是个别人,不是所有人.我接触了很多名作家,因为我当总编辑,我要自己去组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些非议,您会介意吗?
李致:没啥难过的.有家杂志总编写了一篇文章称赞我们出版社.中间有段话,说李致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巴金的关系,完全是靠我们出了好书,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影响.比如严文井,我早就跟他接触了.有次臧克家请巴金吃饭,也把我请去了.一说,严文井才说,哦,你是巴金侄儿啊!所以我们组稿根本没有提巴金,我何必去说这个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组稿时,靠什么打动对方呢?
李致:第一,看我们的选题;第二,看我们的作者.我们出巴金,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的书,我们开始不懂,这个叫名牌效应;第三,看我们的装帧设计,我们的装帧设计很好.靠这些来把人打动.
比如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要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三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的出版社"生死恋".后来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1980年代早期,您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当时出版这套书的契机是怎样的?
李致: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十部理论丛书,二十三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名列第一.
风雨如磐暗故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曾说,上中学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您父亲有所了解.
李致:他性格好得很.主要是因为我们家庭破产了,他觉得对不起大家,他自己自杀.其实巴金说了,他还是太讲面子了,如果不丢掉绅士的面子......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觉得,你死掉了,你把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留下来,我觉得太不负责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转变看法了吗?
李致:现在我也不赞成.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爱听美国唱片.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
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自杀当夜,父亲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连结."巴老多次对我说, 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也能被人记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的作品不仅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风云变幻的时代.
李致: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1946年至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91年,我从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拟定了一个总题目 -  - "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
从1993年起,我在"人民文学"等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后来,出版了"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等作品.
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往事随笔"系列三卷本;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出版了"李致文存",共五卷六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曾参与"振兴川剧",当时是什么情况?
李致: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了一个非常设机构 -  - 振兴川剧领导小组.1982年底,我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四川确定了振兴川剧的目的: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汇演时,我们通过省教育局,组织了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是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部的称赞.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的"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的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的谢幕达14分钟.又去了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20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的邀请,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24场,仅在东京10天就演了18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六万人次.
赴欧和赴日的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这几次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