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很多人对鲁迅先生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初步的影响中,只知道他爱骂人,骂过很多人,但是究竟为何而骂,是对事还是对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李四光是什么家.
笔者在这里说说鲁迅和李四光的故事.
鲁迅先生与李四光的争执,起源于"女师大风潮".当时李四光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加入了陈西滢(即陈源)的"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支持章士钊,杨荫榆等人.
1926年1月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封陈西滢给徐志摩的信,信上说,李四光是他们认识的一个最纯粹的学者,当时国立京师图书馆让李四光担任副馆长,但是北大的规矩是不能兼差的,李四光为了去担任副馆长,就向北大校长告假一年,期间不拿薪水,可是鲁迅却一再说"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五六百元的李四光".陈西滢言下之意,就是鲁迅冤枉了李四光.
关于李四光兼职的事,鲁迅是之前在""公理"的把戏"一文里提到的,1925年12月,陈源,李四光等人组成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赞成章士钊成立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进步女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这个组织即后来的"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该组织随即发函,对支持女学生的教职工进行公然侮辱,说北大教员充任女师大主任,实属违法.
对此,鲁迅予以了驳斥,鲁迅身为"女师大维持会"成员,也是女师大的教员,他写文说明了所谓"后援会"的成员与杨荫榆的关系,并且举了李四光作为例子,说杨荫榆曾经开车邀请李四光去看戏,并说李四光的图书馆馆长为"后援会"成员推荐,同时担任北大教员.鲁迅以此说明"后援会"成员自己也不能守规矩,又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不能兼职呢?
并且鲁迅在之后的"不是信"文中指出,告假是告假,辞职是辞职,不能说不拿薪水就不是北大的教员了,也就是说,虽然李四光告假了,但仍是北大教员,担任馆长依然是兼职,那么按照"后援会"的要求,也可以算是违法了.
要注意的是,鲁迅举出李四光为例,并不是针对李四光,而是为了说明"后援会"所谓"兼职违法"的说法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鲁迅先生对李四光的批驳,主要是针对他站在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支持章士钊杨荫榆等人.
鲁迅先生也知道,李四光是科学家,平时很少和别人斗争,所以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像批判陈西滢那样不留情面.
但是李四光显然并不领情,在陈西滢发表了第一篇给徐志摩的信之后,1926年2月3号,"晨报副刊"又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信中批判了鲁迅使人"无故受骂"(看上文,他的受骂可以说并非无故,参与政治斗争哪里还能独善其身),并且感慨"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可以说非常鸡汤了,徐志摩就在回信里讲,要让他们"带住",不许再互相攻击了.
徐志摩的话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也很公允,但是实际上是在拉偏架.因为"晨报副刊"先是刊登了陈西滢对鲁迅的指斥,紧接着又刊登了李四光对鲁迅的指斥,骂完了之后,徐志摩才说,你们几个不许再骂了,等于鲁迅白白挨了两篇的骂.更别提就在上个月的1月30号,徐志摩和陈西滢两人在"晨报副刊"上已经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了,这时候跑出来装和善,不嫌太迟了吗?
当然鲁迅先生岂是好惹的,你"晨报副刊"不刊登,还怕没有别的地方刊登吗?于是就在这个月的7号,"京报副刊"刊登了鲁迅先生的"我还不能"带住""的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真是痛快淋漓,这所谓的导师,针对的是哪些人,不言自明.
当然啦,我们也必须明白,一是鲁迅先生的论断只是一时的,并不是所谓的"盖棺定论",不是说经过鲁迅先生一骂,这个人就万劫不复了,就被钉上耻辱柱了,因为人是会变化发展的.
鲁迅先生仅仅只是评价此时的某人的一个方面,并不涉及"以后"的某人,以及"其他方面"的某人.鲁迅先生痛骂过陈源,可也肯定陈源的部分成绩.他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其次,鲁迅先生骂了此时的某人,这个某人以后的变化与鲁迅先生的骂是不相干的.
有些人因为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学对新中国地下资源开发的贡献很大,就说鲁迅先生当年批评他是不应该的,这种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后来做了好事就否认他之前的错误,也不能因为后来做的错事而否认之前做过好事,人毕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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