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作品"芳华"被冯小刚搬上了荧幕,之前她的"天浴","陆犯焉识"也分别被陈冲和张艺谋拍成电影,都曾引起极大关注.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碰到一个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总是气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angry,一进来就骂中国人都是F打头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气,就跟同学抱怨今天碰到一个黑人givemeahardtime.
我的一个犹太的同学说,你为什么一说起来就讲到黑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却首先提出来她是个黑人,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对黑人瞧不起的.我说绝对没有,你们白人和黑人的种种血债我们都不参与的,我们是中国人啊,过去你们倒卖黑奴什么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歧视黑奴呢?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亚洲人对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对黑人的看法还要糟糕.后来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说到中国人在美国肯定不会去做乞丐,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很在乎尊严.我的同学就跟我争了起来,他们说乞丐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乞丐是他们的职业,他乞讨得好说明他能干.
传统的东西开始被质疑,千百年来从古到今定下来的一些规则,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这些同学和知识分子朋友当中被颠覆了.
这些对我来说是从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欢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叛逆的,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体.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左倾,如果你代表保守势力,人们会觉得你不配做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强,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小说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对"文革","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我很庆幸我的想像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
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渔"获奖后,立刻就买下了版权.陈冲导演的"天浴","时代"杂志称赞是一部非常精美的电影.继而我的英文写作也打开了局面.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只要一看电影就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遗憾的是拍成电影的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现在我正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本篇系2004年10月18日 复旦大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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