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所作序言中的一句话,即祸患往往不是凭空而来,更鲜有骤从天降,大多是潜滋暗长,令人见怪不怪,终至病入膏肓的地步.而智慧和勇气这两个非常可贵的成功要件,却常被欲望,嗜好,沉迷打败,以致事业无成,悔恨终生.古今中外沉于"所溺"而不能自拔的英雄豪杰可谓多矣,危害之大,教训之深,充分验证了先贤所论非虚.
显而易见,无论是做成一番青史流芳的宏图伟业,抑或是做一个成功的大写的人,都必须以慧眼灵心和钢铁意志,避开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温柔"与"甜蜜"的陷阱.
时刻保持一份清醒,以防消磨大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生后不久,父亲即在徐州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山东长山县朱家,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生活糜烂,忍不住规劝了几句.可朱家兄弟脱口说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刺激很大,于是毅然辞别母亲独自到南京应天府书院(北宋南京为今河南商丘市)求学.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也在这里读书,他看到范仲淹虽然穷得经常挨饿,但是却安于贫困,刻苦攻读,既同情又钦佩,就送给他一些钱来改善生活,可是却被范仲淹直言谢绝.后来,此人又从家里带给他美酒和佳肴,范仲淹见其心诚,不忍拂其美意,就高兴地收下了.可过了几天,此人再来看他时,却发现这些饭菜都已发霉了,原来范仲淹一点儿也没吃.他非常生气,认为范仲淹是看不起他.范仲淹就说了这样一席话:"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只是我已经习惯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美食,以后还能安于平素的生活吗?"此时范仲淹只有二十来岁,能有如此的清醒和意志力实为不易,此人顿时怒意全消,心服口服.
始终保持一份警觉,以防随波逐流.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贵族生活腐朽,奢靡之风盛行,而齐相晏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平时只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他总是乘坐一辆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齐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都被他拒绝了.齐景公很不高兴,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传开来.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齐景公提出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婴婉拒.齐景公趁其出使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府第.晏婴回来后,马上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司马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晏子还活着,我就是为他执鞭驾车,也是心向往之啊!"
永远保持一份定力,以防陷入泥潭.公元1275年,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立即散尽家财,招募士兵勤王护驾.他大义凛然地表示:"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真是忠肝义胆,掷地可做金石声,他要以身殉国来感召天下义士,同赴国难,共扶社稷.文天祥的大军,抱定必死信念,一度收复不少失地,不幸的是,由于众寡悬殊,文天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敬重文天祥是个忠义之士,便想劝降文天祥.他开出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优厚条件,许以宰相之职,投降便能保住性命,投降便能获得荣华富贵.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但坚持忠义比生死更为重要,在生死义利的考验前,文天祥保持了自己的定力,为人世间留下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敬仰的人格典范.
人非圣贤,谁无所好?但有所节制,不被其所累,就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因为他们懂得,越是充满诱惑的东西越具有危险性,鱼竿之下一条条拼命挣扎的猎物就是痴于"所溺"才横在案板上的,特别是悄无声息却透入骨髓的诱惑,则更为可怕,由于其小,以"忽微"之状出现,故不引人注目,因而也更容易丧失警惕,待到玉山将倾,祸患临头之时,则已无药可救,悔之莫及.因此,智勇之士又岂能不心生惕然,如履如临,以防被"所溺"吞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