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作家.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笔耕不辍半世纪.著有文集"放逐","思绪","对应"等十数本. 正在Matters连载首部自传"失败者回忆录":"我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向相反趋向发展,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这就是我所指的失败的人生."
有一次,我同老同学共聚,听他们诉说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结论就是作家白桦那句话:"不是我不爱祖国,是祖国不爱我."同学当中,越有才华的遭遇就越不堪.
我同丽仪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别是1979年我们所遭受的政治重击,现在的年轻读者也许觉得这样的关系既凄惨又难得,但若与许多人在大陆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么,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幸运了.有一位丽仪的学生留言说,1965年前丽仪能够每年寒暑假来香港,是他们那时想像不到的特权.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勇气去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虽然期望能够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会太普通的意愿,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权利,但在专权压力下,她的际遇,我的际遇,我们的际遇,已经算很幸运了.
1954年中学毕业时我们的同级同学,约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后,入读中国的大学.他们当时都爱国热情高涨,决心为祖国贡献青春,但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陆时间越久,回到香港时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纪后,几乎全部投奔祖国的香港青年都回来了.回港后,在中国的学历不被承认,基本上找不到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学共聚,听他们诉说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结论就是作家白桦那句话:"不是我不爱祖国,是祖国不爱我."同学当中,越有才华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资质甚高的同学,我还记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尽管文革后获"平反",但对死去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让我怀念和惋惜的,是与我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叫林秉宁.中学时他就是地下共青团员.他思想敏锐,知识广博,引导我阅读"大众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读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我的思想"进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带动的.他没有担任班干事.但在我们到广州投考大学那两个星期,他被中共当局任命为考生领袖,由他传达和带领我们参加各种活动.他的背景也就显露了.他顺利考入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据知他一直被党信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56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组织要知识人"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林秉宁也按照党的指示,在组织同学的讨论会上,主动提出报上看到的一些"鸣放"言论,展开讨论.谁料接下来是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讨论会提出的话题,是右派言论,把他打成右派.跟着大学毕业,不给他分配教师的工作,而是下放农村劳动.这一去就二十多年.林的父亲在美国纽约开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经给他办好了移民美国的手续,但林仍然等待对他的"政策落实",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学教育中国下一代.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满怀希望地等了两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还想争取机会留在祖国.直至他申请到的护照和美国签证到手,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个希望,试探能否有做中学教师的机会.然而仍旧不得要领.终于他带着满头白发,虚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岁月,满怀身心的创伤,离开了中国.在他往美国之前,我在香港与他相聚.他对过去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只字不提,只是不停长吁短叹.后来,我听说他在纽约唐人街餐馆洗碟子,不懂英语,与美国社会隔离.有人说他曾被抢劫而受伤.
除了我们那几年,号召香港中学生回国升学之外,1958年大跃进时期,一些左派工会也动员香港工人回祖国参加建设,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时我认识的一些工人也辞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结果,同样地,几乎全都灰头土脸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学"连载,中国作家杨显惠写的"夹边沟记实",记录了当年专门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的悲惨故事.其中有一段记大饥荒时期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右派分子:"董建义,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定为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劳教.1960年11月上旬饿死,时年35岁.记得当时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后,见遗体已被割食,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上...... ."
读来让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学的遭遇与之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课后讨论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讨论集体记忆和不要忘记历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