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傍晚,爸爸盘算著出门去参加朋友出版社的尾牙宴,他缓慢换下终日的睡衣,改穿深蓝色长袍;布料底下仅剩一把瘦骨头,衬著又黄又灰的脸色,在客厅略黄的灯光下,靠在复古木制摇椅边的他,活脱刚从僵尸片里走出来.
我不能明白,爸爸为何一定要亲自走这一趟,他的身体如此孱弱.一位友人开车来家里接他,爸爸叮嘱我抽出书架上的一本书,翻开版权页查看出版社的地址.
尾牙宴结束,爸爸一进家门就瘫坐在摇椅上,定睛瞧着我,一开口就悠然又笃定地说:"我跟我朋友说,我有一个女儿在台北当编辑......,他马上就跟我说,过完年来谈一谈."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讶然,想起他从小对我的耳提面命:凡事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这样的他,竟为了我求了人.
大年初五开工的鞭炮声响起,爸爸提醒我去电询问关于"谈一谈"这件事;约好时间,接下来他竟陪我至出版社.我再度讶然;我国小一年级,在每一个大雨滂沱的上学日,他是如何坚持着小孩必须独立,不需要大人接送.
"谈一谈"后回到家,他极度疲倦地回房休息,不久就低声唤我.他缓缓张开眼睛问:"觉得这份工作如何?还要回台北吗?"我回答:"想留在台南."爸爸一听,闭上眼又睁开眼反问:"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离开?"我避进浴室,肩膀一耸一耸的,不敢跟爸爸说我错了;如果没经过这许多事,我真的不知道我错了.
告别在台北五年半的生活,三月起我展开在台南的工作.当时,爸爸最常出现的地方换成了医院病房,我去看他时,他总爱问我:"上班状况如何?有没有遇到那位台文诗人?"他微笑着说,仿佛忘记所有的病痛,仿佛许多年父女之间的鸿沟都不复存在,仿佛所有感情的裂痕都被抹平.
我讶然,因为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是抑郁而沉默;更讶然的是,五月天里,他离开并已为我预备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而书架上一本被他遗忘一辈子的圣经,却在几年后带领我成为基督徒,我也因此释怀了他的人生或许沧桑,但从未被天父撇下.
如今,爸爸的一抹微笑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他一直是我最怀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