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作为香港大脑的所思所想为何.
有一个鬼魂般的问题,数十年间一直在香港的土地上飘浮,一个关于"香港究竟是谁的"的问题.它缠绕着一代又一代的香港居民,政治家,殖民政府,学者.有人从不打算回答此问题,有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也有人不断提出,修正,改良自己的问题,反驳其他人的答案.谁也说不清,却都也坚持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二,三十年前,大多数人可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英国的",近年来,也有论者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指她是"世界的".各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能量,都在香港上汇集.在这土地上充斥的能量是杂烩的.反送中运动过后,这种对香港是"世界的"的理解就更加深入民心."国际战线"的成功,也要部分归功于香港本身坐落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据点的地缘现实.然而,纵使有不少的研究都揭示过往不同力量在港交互的过程,但似乎在地力量一直在"国际关系"的战场缺席,从来都没有香港人去说明香港在地球上的定位是什么.
可是,香港的故事果真如此吗?过去难道就没有任何来自本地的力量试图在大国的夹缝下,尝试改造香港前行的轨道吗?师承著名历史学家徐元音教授(Madeline Y. Hsu)的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助理教授 Peter E. Hamilton 挖掘历史,尝试对这样对香港的理解提出疑问.
今年年初,Peter E. Hamilton 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一书,希望重构何谓"世界的香港".一方面将香港视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交汇点(node),另一方面也将香港本地的发展史置放于全球经济和战后美国新秩序当中,发掘鲜为人知的香港政治经济史面向,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脉络增添香港的地缘视角.在这个重新发掘或是拼砌看来毫无关系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读者不但能重新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及殖民地经验,更可以追溯中美两国经济及教育资源紧密流动的源头.其中,Hamilton 提出的"跨商"概念,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直被过往研究所忽略的香港在地行动者.
"跨商"(Kuashang)是贯穿全书最重要的概念,意指一班流动性高,务实主义至上,掌握中美地缘政治变化,对社会环境适应力强的香港精英阶层.更准确的是,我们应该把"跨商"视为当时一部分香港精英所抱持的一种心态或是策略.引用作者的定义,这些精英"持续地观察国际力量的不停变动,调整自身的定位,以便一方面利用大英帝国的衰退获利,另一方面以香港于冷战中的特殊地位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商业及教育关系,及后并将中国拉进此体系之中".
虽然多数的"跨商"都是商人但作者亦将一部分来自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行政人员,学者甚至国民党的技术官僚视为"跨商"的一分子.他们共同分享著一套处世的价值并对时局有相似的判断,而且为数不少的"跨商"之间也互相认识及合作.
第一代"跨商"的出现源自二战及国共内战的动荡,一部分的民国华人精英阶层逼不得已南移香港.虽然移居令他们失去了不少实质财富及资产,但并未至于使得他们一无所有.利用于战前已累计下来的英语能力,技术及人脉,他们望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流动系统,把其视为复兴家族,事业的机会.他们充当太平洋两侧之间的中间人角色,穿针引线,一边利用战后大量中国难民南移香港而激增的劳动力发展制造业,另一边将制成品外销至消费力于战后大量上升的美国市场,从中获益.当中不但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愈趋稳固,更为香港有能力拉近中美经济关系,促使中国及后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系统埋下种子.
可是必须注意的是,作者多番强调"跨商"之所以能够于香港大展拳脚,建立事业,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三个层面的因素交织而成的特殊政经时空.第一,英国政府于二战后恢复殖民统计及其后的经济政策;第二,大概七十万人在共产党建政时期涌至香港;最后一项,就是于香港史中一直缺席的,美国于西太平洋的帝国扩张计划.不同的国际力量,一来将香港的环境改造成有利"跨商"策略发展的地方,二来这些能量各自所附带的议程也将一部分南移的华人精英引导至采取"跨商"策略 1.
首先,香港之所以成为他们逃离的目的地,在于战后其他各国纷纷进行经济转型,大兴保护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实行土地改革,外汇管制及高关税等政策,限制了他们本来事业的发展空间.相对地,香港在战后恢复殖民地体制后就放宽了一系列关于土地,劳工及资本的限制,如上英国政府于 1945-1967 年期间继续容许香港使用美元而非英镑进行交易等豁免,加上因难民大增而相对激增的低价劳动力,令香港对这一班精英的吸引力大增.
另外,美国帝国扩张的企图也对香港的发展至关重要.二战后,美国一直想在亚太地区增强其影响力.在香港,美国就特别透过 "国家―私人网络"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在教育层面的不同工程.一方面,华盛顿透过不少本地精英的人脉网络,在香港兴建推崇"美国式自由民主"或是采用美式教育的学校,例如部分的天台学校及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方面,他们亦支援大量香港学生到美国本土升学入读著名学府,与美国社群建立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利便两地日后在商业上的各种合作.七十年代中,香港更成为留美境外学生人数居首的地方.
然而孤掌难鸣.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机会之所以深得一众"跨商"的芳心,使得他们愿意不断将儿女送至美国升学,乃是在于知识之外的收获.如前面所言透过在美国本土留学数年的时光,"跨商"成员不但获得改善其企业或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更获得了各种"美国社会资本",包括人脉网络,文化修养及市场眼光.而这些无形的资本 -  - 相比实质的金钱或机械 -  - 更是可携带,转移甚至被下一代所继承,产生第二,第三代的"跨商".
久而久之,几代"跨商"透过自身阶级再造,扩张及巩固,成为了对中美两重力量中最关键的一个群体.一方面美国透过他们扩张中国大陆的市场,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这一班"跨商"令中国"走出去",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1983 年,香港前景未明,股票地产市场大跌,港元与美元挂勾;1984 年,中英签定"联合声明",香港跨商亦放弃迁居策略,改为尽力协助中共改造其社会主义市场,以在未来获得香港的自治空间,在政治上分一杯羹.在六四屠城后,一班"跨商"亦落力游说美国布什政府的对中修辞,避免美国终止中国所获得的经贸最惠国待遇.2001 年,中国获准进入世贸体系,进一步抢占世界工厂的席位,属本地跨商有份长期推动的结果.
与过去研究现代中国及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同,作者并不视民国,毛泽东主政及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三个割裂的时代.相反,他认为香港及"跨商"概念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去说明资本主义如何透过家庭,企业关系去存续及演化,并于日后反过来影响中国"内地"的经济走向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往来,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史补充了新的向度.
现时,当香港在地的反抗运动在"国安法"的阴霾下,必须向地下化的形式发展,任何壮丽(spectacular)的街头运动似乎在短时间内难以重现.不少人遂将目光,精力及资源投放到不同的"国际战线"之中.加上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各国的国力及战略部署在短时间内将会持续动荡.笔者认为,现在正是所有香港人必须回答"香港是谁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时刻.
的确,根据 Hamiltion 所言,虽然在地力量在过去香港动荡之时,一直都没有从国际舞台缺席,而且这些力量也善用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在风高浪急之际稳固手中的船舵,将香港或国际关系带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地.然而,说到底,那些力量只是自利的,"跨商"的愿景基本上是与香港普罗市民断裂,甚至充满矛盾.这并非指跨商行径从未使一般市民受益,而是即使他们与香港大众都分享香港是"世界的"的视角,两者的演绎却有天渊之别.
"跨商"们一直以来仅当"世界的香港"为通往个人财富,权力的跳板,一般市民的生活,福祉,权利其实与他们无关痛痒.正当跨商落力将香港塑造成各国资本的中转站,"世界的"香港一般民众 -  - 虽然不少同为北来移民 -  - 对 "跨商"而言其实只是生财工具.纵使于六,七十年代间香港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改变,亦有麦理浩新政去改造香港社会基建,社会上的权力差异,寡头统治,贫富差距,土地垄断,盲从的殖民官僚文化,脆弱的社会保障等情况仍然存在,甚至在九七之后为跨商利益,英国遗殖,中共殖民利益所继续捆绑,形成今天的政经困局.所谓"世界的香港",终究其实只是服务统治精英的香港.
反送中运动爆发后,香港学者李家翘,蔡俊威就抛弃以往"世界香港"的理解,转而提出了"香港的香港"的全新理解.他们指在香港过去的"黄金岁月",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建立一整套与世界联系的网络系统,但注入到这系统的能量都是由"本能驱动的,如经济,揾钱,大食,但是香港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反送中运动的各项向外的行动,如全球登报,民间外访等就是体现香港人在国际间的能动性,不需政商精英代言,香港人自己呼喊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尽力跻身大国间的玩桌上与众人平起平坐.
地缘政治上,香港无可避免与中国大陆接壤."中国因素"是今后必然的课题.经济上,香港市场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系当然使得她有一部分的"世界性".然而,"中国的","世界的"的香港应只被理解为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部分条件(Condition),其中两块的香港"外皮".要决定一个地方的命运,最重要终究是外皮底下,香港人作为香港大脑的所思所想为何.香港应该是谁的,为谁服务,就必须交由香港人共同去回答.当中固然牵涉"谁是香港人"的问题,在地群众,海外港人,"国际战线"的战友之间,亦无可避免对"香港的香港"有不同的解读.掌握著较多人脉资源及言论自由更大的海外港人,"国际战线"同侪,究竟在日后如何与在地的香港民众有良好的互动,从而构建一个多元,开放且同时庄敬自强的香港将将会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1. 逻辑上必定要先区分两者.前者所指的是环境作为境况(Condition),后者则是在境况下所考虑的决定过程.正如书中所言,并非所有南移的华人精英都选择转用"跨商"策略,而那些选择继续只集中与英国合作的精英阶层,最后在市场及影响力上均被新兴的"跨商"一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