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温家宝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决定 "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成为两会中代表委员关注的一大焦点.
记者: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全国总工会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
沈志刚代表: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分给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太多,分给老百姓的份额较少,大家普遍觉得付出和收获有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资金更多用于发展经济和集中建设方面,而不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致使居民消费能力偏低.
沈雯委员: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失衡,是老百姓财富水平低的主要原因.由于国企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大量利润,过去30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经济成果并没有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部门之间公平分享.而政府保持较高的税率,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多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均显著快于居民收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金兴明代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惠及民生,这是相辅相成的.应当改变目前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比重过低,增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现象.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过程中,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首先就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尤其是农民,低收入群体,否则很难拉动内需.我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出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其实是对农村未来消费的提前激发.通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累积了一定的财富总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机已经成熟.
记者:要进行深层次收入分配调整,突破点在哪里?
金兴明代表:要解决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应该做好 "三个调节".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总量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使得劳动收入增速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其次,在一次收入分配格局中,要提高工资性收入和知识,创新收益在一次分配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第三,二次分配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时,公共财政应更多投向公共福利,公共事业,使广大老百姓在公共福利的享用上实现均等化.
沈志刚代表:收入分配调整中,要关注城乡居民存在的收入"剪刀差"现象;关注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严格规范国企,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并完善监管办法.而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最底层居民的收入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他们人数众多,但收入待遇太低.现有的社保制度又不够完善,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缺乏保障,这与他们对城市的实际贡献不相适应.
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更多功夫.只有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推进税收改革,让农民工自由流动,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平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中国才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深层次调整.
记者:大家都提到了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那么,政府在财税政策上如何进行有效突破呢?
沈志刚代表:政府应尽快启动财政政策改革,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差距.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上,不应"一刀切".现有的个税政策没有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情况,对交税后纳税人经济情况的变化,如教育支出,重大疾病,突发变故等导致家庭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都没有考虑进去.
要缩小收入差距,应尽快建立社会保障的个人所得税退税制度.以往我们的退税主要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它更重要的是担负起社会保障的功能.退税制度符合公平原则,即多得多交税同时也能多退税;也使公民切身体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以考虑先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试点,逐步实施.
沈雯委员: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政府积极减税,实施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
"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在上海餐饮业干了近20年的一位农民工曾向我发出了这样酸楚的喟叹.从事工会工作已有多年,在对一些企业的走访中,我了解到一些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提高工资收入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这些农民工干的活大多是脏,累,重活,但收入却很低,许多人的月收入几乎就是城市最低工资的代名词.虽然,这几年一直在推进工资增长,但事实上他们的工资增长率非常有限.
为了节省开支,农民工往往"群租",除去衣食住行的必要开支,每月收入所剩无几.另外,农民工的综合保险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原因之一就是保障水平低,即使参保后农民工也不能像在职职工一样享受门诊医疗.
农民工迫切期待,工资收入能否再多一点,社会保障能否再完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