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为43.4%,仍低于美国的80.3%.中国GDP增长还未有效转化为居民财富的增长.中国居民资产结构中,房地产占比2/3以上,高度钙化的居民房地产资产令消费提振进展缓慢.伴随着新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中国居民可参与到新经济一二级资本市场中长期投资中获得权益性收入,让提振消费有坚实基础.因此,创投业是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美科技博弈的举足轻重的市场化力量,其战略意义极为重大,也是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最佳化解之道的动力源,是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所在.
创业阶段公司获取免费或低价的专业赋能服务极为困难,因为市场上缺乏这类独特供给.在实践中,创业公司只能向创投管理公司(GP)等所谓"投资人"寻求这类免费或低价的专业赋能服务.因此,创投管理公司(GP)成为了面向创业公司提供免费或低价的高端专业赋能服务的主流供给者,甚至是唯一供给者.LP出资,GP专业管理,创业者创新创业的三位一体架构和运行模式是美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机制创新,在充分发挥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基础上,以免费或极低价格为创业公司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赋能服务,这从根本上促进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VC 架构通过专业管理和投资组合风险分散,革命性降低了出资人投资创新的风险,并通过母基金(FOF)-基金(VC)-创业者的双层分散配置和双层专业管理架构,进一步将出资人投资创新的风险趋近于足够低,在不改变"创新本身是高风险"的背景下,创造性地实现了"投资创新的风险是可控的"高难度转变,这毫无疑问是美国科技创新得以蓬勃发展,庞大民间资金投入科技创新的核心原因.因此,创投业以基金管理人的专业能力与勤勉尽责作为中间枢纽,由LP出资人支付年度管理费和业绩报酬服务费等形式付费购买了GP管理人的专业服务,委托管理人GP发现,判断有潜力的创业公司,并通过免费赋能和投后服务等形式助力被投创业公司成长和发展,其本质是由LP出资人承担了对创业公司提供免费专业服务的相应成本和风险,并向管理人(GP)支付相关专业服务的对价,出资人在被投企业上市或被并购退出时通过出售股权回笼资金获取预期收益(或亏损).因此,出资人是享受投资收益,承担投资风险的主体,才是真正意义的"投资人",而基金管理人只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人士,其本质是高端专业赋能服务机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人"或"资本",所投资在创业公司的资金并非是管理人自有资金,基金中往往仅有小比例资金来自于管理人,是为了实现与LP出资人的风险共担捆绑机制,减少管理人不勤勉尽责的道德风险.在创投业专业支持下,一代代新兴创业公司或者通过科技创新,或者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为国富民强,为国人更美好的生活与工作创造更多价值,为促进共同富裕,激活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在大国竞争,中美博弈,国家安全等角度亦能发挥重大作用.离开了创投业的专业服务,一代代创业公司将丧失前进的动力和支持,将使得中国新经济活力大打折扣,严重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因为创投业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创业公司专业赋能服务的"转移支付",承担了众多国家或政府职能,因此,在美国和以色列,创投业都得到了大力扶持.以色列仅仅800万人口,但却是全球三大创新高地之一,创新科技产业是其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这离不开该国支持早期创新的孵化器运行机制.
 募资难可以解近年来,市场化人民币基金持续面临募资难的问题,在支持中国初创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其中又以天使基金和早期VC基金募资难为甚.在此,我们提出如下若干建议.第一,面向早期基金,鼓励广义国资提高出资比例.2016年"创投国十条"颁布以来,各地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国资纷纷对中国创投事业给予支持.在业务实践中,政府引导基金的低出资比例(普遍不超过30%)让创投基金管理人(特别是天使,VC阶段基金管理人)市场化配资压力大,难以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放大效应.同时,部分政府引导基金有1.5倍至2倍的高返投比要求,高返投比难以有效吸引一线基金管理人申请落地,较难实现为当地带来新经济优质企业,创造高质量就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目标.因此,建议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优化返投比,以1-1.2倍左右为宜,以宽口径为宜,提升对一线专业创投机构申报的吸引力.参照以色列扶持早期孵化器的成功经验,在早期天使投资,VC基金中,建议将各级国资合计出资比例上调到75%,而且仅某一级国资计算返投比要求,从而彻底降低早期基金募集困难,鼓励投早投小投科技,极大地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这在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大学生就业难,中美博弈加剧等背景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可见,具备高放大效应的科技创新投资,其全行业全年所需的资金体量对于庞大的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而言游刃有余.2022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2〕10号)提出:"支持保险资金,符合条件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依法依规投资面向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期望看到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信托资金,私人银行资金能够越来越多进入科技创新投资领域,尤其是进入目前募集困难的早期投资领域.考虑中国1.5万家创投基金管理人水平参差不齐,且甄选基金管理人同样是高度专业的工作,需综合考量其历史业绩,投前投后赋能能力,行业研究深度和广度,项目挖掘与决策能力,团队培养与梯队传承等等.因此,建议在早期投资领域,险资等市场化大资金可以作为"祖母基金",以投资头部市场化创投母基金为主,借助后者的专业能力,大大缩短决策周期,提升决策质量,且出资比例可提高至母基金整体规模的90%.第四,优化基金业协会备案等程序.目前,私募基金管理制度中对一级市场私募股权投资有一定的制约和束缚,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的高效运作.例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扩募限制条件较多,影响了私募股权基金扩募.而鉴于前述提及或业界共知的人民币基金募资难,便利的扩募制度对私募股权行业发展是迫在眉睫的制度优化,既能增加对科技创业企业的投资能力,同时也能通过扩大基金规模,增加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容错能力.目前进行"托管"是扩募的必要条件,未托管则无法扩募,但现实中很多银行不愿意为早期基金提供托管服务,认为规模小,风险大,这就又与国家鼓励投早投小相冲突.因此,各个部门之间的制度单看都合理和正确,但是串联在一起后,就对管理人,创业公司,出资人非常不友好或不便利,在现实运行中往往致使创投基金的募集与投资举步维艰.因此,建议中基协优化对扩募,设立平行基金等诸多限制性条款,从助力人民币创投发展的高度进行各项制度政策的持续优化与完善.
 允许创投管理公司A股上市"先行先试"创投业是"科技服务业"的高级形态,也是科技服务业壮大的主要路径,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高端专业服务业,而不是"资本".因此,建议允许和鼓励有鲜明服务和赋能特色的创投管理公司上市融资,至少应允许在北交所先行先试,允许和鼓励发行长期"创投债券".通过上述手段,可以提高有鲜明科技服务特征的创投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实力,用于加大新经济服务能力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创业公司赋能服务的投入,同时可以以上市公司的严格标准,有效提高管理人公开透明度,接受更规范的监管,增加国资,险资,市场化资金等LP信心,从而增加对早期阶段基金的出资力度.期望科技创新主管部门,金融投资监管部门可以借鉴以色列孵化器模式,与头部市场化管理机构一同探索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之路.毕竟,没有科技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将面临众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