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战后曾经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创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率超过9%之纪录的"经济奇迹",违反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预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将台湾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在上述脉络下,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或可称之为"奇迹典范"(miracle paradigm).
然而,1990 年代之后,台湾不仅经济成长率衰退,也历经许多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解戒之后经济逐步自由化,国有事业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减少,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能力弱化.民主转型,政党轮替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成长的影响下,政府效能赶不上市场转型脚步,以强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
其次,产业升级及台商生产基地大量外移到中国大陆,使得大型企业取代中小企业出口份额,劳工就业条件也受影响,逐渐与经济成长脱钩甚至恶化.高科技业凌驾传统产业却迅速资本外移,电子业海外产值高达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团企业成为台湾经济活动主力,远离中小企业撑起半边天的图像.
金融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变.1991 年银行自由化与公有控股集团逐渐释股,改变间接金融的产业结构,农会与信合社的信用市场被新银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后形成少数巨型金控集团.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与对外开放,成为台湾企业重要资金来源,上市柜公司由 1990 年的两百多家成长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余家,法人与外资主导台湾股市,企业则历经"金融化"与"华尔街化"的洗礼.1990 年代之后的研究发现与奇迹典范并不吻合,新世纪经济衰退议题逐一浮现.
相对于奇迹典范,我们将近十年来的文献称为"衰退典范 (recession paradigm)",这些文献更关心"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分析经济衰退的根源与后果.我们将"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所收录或间接涉及的衰退典范文献,区分为"宏观的国家制度转型研究"与"微观的组织或网络研究"两大类(表一).
被解释项 为何台湾成功长期经济发展摆脱边陲? 台湾作为全球后工业国家与东亚国家之一,为何面临经济与社会的长期衰退?
国家角色 威权,自主,发展导向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冲击下的失能国家,以及发展国家检讨(王振寰,李宗荣,陈琮渊)
产业结构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力密集与出口导向制造业,社会资本加上弹性专业化 西进中国的台商大型化(郑志鹏,林宗弘,邓建邦),大型集团家族化(李宗荣,钟喜梅与詹淑婷)与本土产业升级(川上桃子,田畠真弓)造成财团影响力上升(<进击的巨人>林宗弘,胡伯维),中小企业勉力支撑(<从头家岛到隐形冠军>谢斐宇,吕玉瑕与林庭萱),红色供应链崛起(熊瑞梅,陈冠荣与官逸人)
金融市场 国家引导银行投资,国有银行与民间借贷双元结构,1980年代后散户为主股市 银行私有化与自由化,外资与法人主导的股市,"华尔街化"股东权益为主的上市公司经营方式(郑力轩)
社会流动 中小企业与新兴中产阶级崛起,创国际社会流动纪录 产业转型使中小企业剥削性高存活难(刘正,苏国贤,Arthur Sakamoto),创业衰退,社会流动停滞,青年失业与弹性工作扩张
性别,家庭与人口 儒教传统父权家庭,牺牲长女教育与歧视女性的劳动市场,早婚/低离婚率,有效的家庭计划与人口红利 少子女化造成性别教育投资平衡,女性劳参率高但对女性生育仍有歧视(张晋芬),青年(特别是男性)贫穷导致推迟婚育年龄,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离婚率升高造成父权家庭崩坏,人口老化与人口负债(郑雁馨)
政治冲突与社会分化 国民党威权国家对抗本土公民社会(省籍或族群冲突) 民主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因素与本土认同深化后,阶级冲突与世代对抗部分取代国族认同议题(吴介民,何明修)
衰退典范的研究发现,国家介入产业发展成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的两兆双星留下企业与银行的沉重债务,而马英九政府时期国民党财经官僚班师回朝并持续发展生技产业,却无法挽救经济.王振寰,李宗荣与陈琮渊对此做出回应,回顾台湾战后不同时期的产业与科技政策,发现在国家能力相对弱化,民主化与政商关系改变之下,传统发展国家由上而下驾驭市场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败.未来国家会更趋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动的引导者,它将为企业提供强化竞争力的制度,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存亡.
发展国家弱化也涉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学者郑力轩研究发现国民党压抑大金融资本,造成股市以散户为主,让新兴科技业与集团企业积极透过金融市场来扩张资本,公营事业积极释股同时维持政府对经营权的控制,共同促成股市高度成长,创造市值上兆的超级公司,使 1990 年代成为台股的镀金时代.郑力轩的研究对台湾大型家族集团的蓬勃发展提供补充性的解释,由于1990年代股市以散户为主,家族企业鲜少遇到购并挑战,让股市成为家族企业扩张时汲取资源的渠道.然而,2003年后国家允许外资进入市场,股市结构演变为外资与法人掌控,散户退潮,交易次数大幅下降,金融市场资本集中化,全球化与会计规范改变,上市公司经营压力变大,出现家族企业遭敌意并购的案例.
在劳资关系方面,由于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对左派政治势力的清剿,对公部门工人的列宁式党国与工会控制,私部门中小企业与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崛起,以及相对平等的所得分配,劳资阶级意识极为模糊.结果,台湾快速工业化并没有催生一个强大且自觉的工人阶级.时至今日,尽管贫富差距恶化与社会流动停滞使一般民众的阶级意识提升,影响投票倾向,工会组织却持续衰退.对此,何明修的研究详细介绍了台湾劳资政三方的互动与工运路线的分化.
虽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崛起之际,儒教文化决定论黯然失色,台湾父权家庭文化与人口的角色,却成为衰退典范的焦点.张晋芬的系列研究发现从平均数据来看,即使台湾性别间薪资差距好似逐年缩小,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劳动参与率也逐年增加,女性与男性的薪资差距仍高达两成,性别间的职业隔离有显著解释力,女性从事中高阶白领工作比例仍远低于男性,同一职业不同性别的薪资差异依旧明显,而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两性仍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郑雁馨的系列研究探讨从高结婚率到低结婚率,以及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逆转.1980 年代中叶起,台湾时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准 2.1 人,开启长达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轨迹.新世纪迈入后工业化的台湾社会,面对全球化竞争下的劳动市场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其引发之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导致超低生育率与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动能不足成为严峻考验.郑雁馨指出改革职场性别歧视与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是挽救台湾经济的重要策略.
台湾市场结构转变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企业大型化与家族集团的历久不衰.林宗弘与胡伯维分析大型企业排名数据库,发现企业主要透过两种模式扩大规模,一个是透过上市集资获取资金,投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例如台积电;另一个则是透过资本外移至中国大陆或东南亚,追逐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工厂.后者使得台湾企业营收与雇用人数急速上升,纯益率却下降,显示主导台湾企业行为的是市场政治逻辑(即"惰性"厂商仅求市占规模扩大与存活),而非新古典最佳化生产要素组合而达到利润极大化,或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
家族资本主义通常是市场制度缺陷与落后的特征,然而在台湾,家族控制的公司仍占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的八成左右,钟喜梅等研究指出财团法人金字塔控股策略有助于家族控制,李宗荣则从广泛的历史制度论来解释.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在统治正当性考量下,与台湾本地地主阶层与新兴政商家族合作,透过经济特权交换政治忠诚,建立威权侍从体制.结果,以家族亲属连系的"亲控集团网络"犹如封建贵族,位居台湾市场结构顶层,掌控金融等重要产业,而且彼此结亲繁殖血脉,这种强连带有助于企业内部股权控制,外部结盟扩张.
企业大型化意味着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日益艰难.台湾2011 年制造业部门超过 500 名员工的企业占总体收入近 66%,远超过1996 年的 43%,200人以下中小企业收入则从 1996年近 45%降至 2011 年的 25%.纵使如此,台湾中小企业仍有不少"隐形冠军".谢斐宇透过 1996~2011 年台湾工商普查资料,计算位于台湾中部的机械与金属部门产业的附加价值,发现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极为活跃,在附加价值表现上与半导体相较毫不逊色,甚至比电脑周边制造业高出许多.
然而,刘正与苏国贤等整并 1991 年与 2001 年的"工商业普查","员工动向调查"与"职类别薪资调查"等数据库,形成以厂商为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三个制造业工人就有两个受雇于明显剥削的企业,而这些制造业厂商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平衡对中小企业的溢美之词.
1990 年代后,急速成长的科技业不断更新全球布局,将台商推向中国大陆与其他邻近国家,高科技的电子业是其中的主角.台商曾经生产高达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笔记型电脑,川上桃子教授发现台商为应付不同代工客户规格与设计需求,各代工厂逐渐衍生出能够个别承接订单却又维持独立的组织结构,提供台商绝佳的学习机会吸收尖端市场资讯,跨产品学习与整合,加上技术人才网络的非正式交流,技术研发超越日本厂商.
多年来,延续网络创新理论,熊瑞梅及其合作者以网络"结构折叠"来检视台湾半导体人才以及中国大陆"海归"人才在专利发明方面的竞争.台湾的科技业由硅谷回流的工程师携带技术与网络回乡,连系美国科技大厂与台湾制造业,更扩散到中国大陆,是结构折叠的成功案例.最近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投资与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研发人才的扩张与世代交替,台湾发明人的重要性被稀释.田畠真弓的研究呈现台湾 LED 厂商在日韩竞争缝隙中求生的过程,在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里,面板厂不敌台湾与韩国厂商竞争,日本研发人才逐渐外移至台湾,堪称"产业浪人".值得注意的是,田畠真弓描绘日本产业衰退与技术人才外流的前车之鉴,与熊瑞梅发现台湾科技业在中国大陆厂商竞争下逐渐失去优势的现况,非常类似.
近来,对于全球与两岸开放贸易及台商已经出现批判性的研究.郑志鹏与林宗弘认为台商虽然仍接受国际买主指挥,然而透过地方产权制度创新,政商关系与台湾人排他性的族群网络,比其他外资厂商更快且更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设厂,利用廉价劳力与土地,取得生产规模与外销退税等优势,甚至协助中国大陆厂商整合进全球商品链.然而,台商过度集中投资于中国大陆,忽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导致高昂的沉入成本.学者邓建邦揭露台商进入中西部省分的经营困境,早年台商主要在沿海省分投资,依赖具有强烈工作动机的外来农民工,数万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厂与宿舍结合体制,让台商成功剥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并使其原子化 - ─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因素之一.随着工资与土地成本上升与东南沿海劳动力短缺,台商逐渐往内陆省份迁徙,内陆劳工有社区网络以及原生家族资源,可以辞工甚或集体抗争来表达不满.工人季节性的农忙,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与休闲时间的权衡,都让内迁台商管理权威难以随意施展.
中国大陆对台商的"惠台政策"被视为推动两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杠杆.然而,晚近尤怡文[1]等人研究发现从 2006 年起,台资企业税率上升而失去相对优势.中国大陆本土企业的崛起及地方保护主义,使惠台政策虚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更受制于中国大陆投资利益.2005 年以来国共会谈平台形成,以国民党高层与台商网络为核心的政商联盟兴起,成为太阳花运动所对抗的利益团体,吴介民对此提供了深入的观察.
最后,衰退典范发现新的社会分歧正在涌现:台湾的资产阶级正在自我复制,中下阶级社会流动与创业机会衰退,触动民众阶级意识.国家与市场的权力与资源集中在战后婴儿潮企业家世代,触动世代冲突.2014 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展现了世代与阶级分歧.后太阳花时代台湾应该建构何种发展政策?在本书中,陈东升探讨了全球与台湾另类的社会经济创新方案,林宗弘等则提出创新福利国家的想法.在新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衰退时期,关于经济社会学衰退典范的讨论,有助于回应台湾社会对经济转型的焦虑,在学术与政策对话中迈向未来.
(改写自李宗荣,林宗弘<导论──"台湾制造"的崛起与失落: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经济社会学>,收录于李宗荣,林宗弘编,2017,"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页1-48,南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