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为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源泉.金融的"功能观"和"结构观"也为梳理二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思路.
从金融功能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影响产业调整的文献主要在于研究金融如何为产业进化提供服务,如何在产业进化过程中发挥这些功能.早期的McKinnon,Shaw,Stiglitz,Levin等对此进行过研究,基本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变动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Rajan和Zingales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对信息获取,处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发展速度更快.Beck利用56个国家的36个产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
Wurgle分析了不同国家的资源配置的产业特征,发现那些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成长性产业的资本投入较多,同时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也高.
PeterL.Rousseau对美国工业化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讲,高储蓄率所导致储蓄(动员储蓄),公司利润再投资的高回报率(资本配置效率)和外国资本流入所产生的丰裕资本支持了美国的工业化,金融体系为贸易和资本在国内流动,以及美国与欧洲之间流动提供了稳定的结构.
从结构观来看,现有研究集中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影响方面.Goldsmith提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来看,根据某种融资契约金融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金融结构可以划分为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之后,学者们就对金融结构与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大量研究,但是对金融结构在其中的作用发生有争议.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1)金融结构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Goldsmith最早从动态视角上阐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但产生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于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经济增长.
Carlyn和Mayor分析了OECD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当金融市场的发展跨过一定门槛后,金融结构才可以影响其产业结构.Ani-zoulatos,Apergis和Tsoumas,分析了29个国家的28个产业部门的数据,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具有稳定关系.Levine认为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影响不同工业部门的增长.
但是他还认为金融结构差异对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第二位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金融体系必须具有改善信息披露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能力.Beck,Demirgtig-Kunt和Levine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那些由小企业构成的产业增长更为有利.
Binh,Park和Shin研究了26个OECD国家的26个产业后发现,在市场主导型的国家,那些有较高研发强度,经营风险和资本的产业普遍比银行主导型国家的同类产业发展更快.
(2)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会影响金融结构.Demirguc-Kunt等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变动趋势,而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银行,金融市场边际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Allenetal的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拉动作用明显增强,金融发展和结构变动更多基于微观主体和产业结构的需求.学者们还更进一步地分析了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倾向性.这一影响机制是,金融结构的关键因素是实体经济的构成,而后者又由各国要素禀赋状况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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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内生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会在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中表现出各自的倾向性.
这方面研究具有不同的视角,如在不同经济体的选择方面,那些产业结构优化中具有高度发达金融部门的国家,更适合"市场主导型",而欠发达国家选择"银行主导型"更有助于经济腾飞.
Demirgti-Kunt和Levine在进行跨国金融结构样本的比较分析时也发现较高收入国家更倾向选择市场主导型,较低收入国家更偏向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还有在不同的产业之间,有学者认为,物质密集型的产业更倾向于从银行机构进行外部融资,而知识和无形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则更倾向于从证券市场进行外部融资.
更进一步的,产业中的微观企业主体在所有制结构,平均规模和风险偏好类型的差异又会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进而决定了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分布结构.近年来,林毅夫等的系列研究试图明晰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再决定金融结构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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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具特点的最优产业结构,而产业中的企业在平均规模,风险特性和信息特征的区别,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差异,进而从需求方影响着金融结构的演变.这与Allenetal.和Demirguc-Kuntetal的观点不谋而合.
上述的文献显示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应的金融结构的选择,经济发展阶段是决定两种金融结构优劣的关键因素林毅夫等.但从实践效果看,金融服务的供给要比金融结构类型的选择或取舍更为重要,毕竟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直接和重要.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问题,在2000年之前,国内学者更多是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中的"金融抑制"现象和促进"金融深化"的问题.2000年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掀起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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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有的文献认为银行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张伟静,曾艳萍认为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有文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陈黎敏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有文献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关系,是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但有些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仅流于表面.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和条件性.
周德才,陆晓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指数证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不同周期上都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杨扬认为只有适合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张金清,陈卉认为只有适度和超前的金融发展水平才能给中国经济提供有效支持.
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性,许多学者进行了区域性研究.孙林,杨俊认为东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且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能促进银行业发展,西部地区是银行业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原立勋.
但是闫丽瑞,田祥宇分析发现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李洁茹通过人均存,贷款额和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发现增加贷款额能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强金融深化程度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大信贷额度能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周好文指出,金融中介机构的贷款规模的扩张促进了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李康认为中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除了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考察外,许多学者也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赵勇,姜春研究发现二者关系中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和"时滞效应".翟文杰,占华丽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显著,并且会随着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目前我国还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极限.
章振华则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突变性,因此具有多重均衡现象,并对其经济转型阶段敏感.李树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了劳动与资本的积累,但其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YaolingWen认为在我国的中部地区应加强金融中介的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结论进行了解释.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的原因,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银行"隐形契约"的存在.即国家对银行进行隐形的担保,结果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二是金融机构产权方面.
由于国有产权的垄断,政府更为动机干预国有银行的行为.许多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垄断市场和所有制歧视.我国的金融机构格局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而他们的信贷行为存在所有制歧视(潘文卿,郑志刚等).而在资本市场上也存在类似现象.四是实体经济自身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