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五年之内,中国将会经历一场代际"革命"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极为深刻的代际革命,涉及几乎所有领域.也许只要五年,中国各领域的资源配置结构,也就是权力结构,将与今天完全不同.
如何理解本轮股市上涨?显然,我们看到了活跃的政府力量.在房地产业无力带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希望通过活跃的股市,给经济增长提供金融支持.但是,支持什么?初步观察本轮行情,表现最抢眼的股票大都来自于成长型行业,如互联网+,文化娱乐,医疗养老,节能环保及其他新兴产业.
这是新一代人经营的新产业.或许可以说,本轮股市行情实际上正在展开资产控制权的一次代际转移,活跃的股票市场是完成这一转移所必要的平台.
我们作一个中国企业家史地简单回顾:截至目前,控制资产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约有一代半,三类企业家:
第一代,七十年代末以来,集中计划体制崩溃,市场开始发育;九十年代初,市场化重新启动.这两波市场化塑造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多集中在制造业和商业贸易领域.他们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并让中国再度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这是第一类企业家.
九十年代以来,差不多是同样年龄的一群人,杀入房地产业领域,这个行业成为富豪生产线,目前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最富裕的人主要集中于这个行业.这是第二类企业家.
一直到今天,上述两类企业家控制着市场中的大部分资产,其年龄已在六十岁左右,差不多已到爷爷辈.
过去十年来的互联网冲击波,催生第三类企业家:集中于信息和网络领域,年龄在四五十岁,与上一代仅隔半代.其中的代表是BAT,近两年出尽风头,股票市值急剧增长.
这意味着,资产控制权已开始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企业家手中转出.但这只是开始,更大的变化在移动互联+,由此正在涌现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群体.
中国人口规模庞大,语言统一;中国人合群,好热闹,又好变,喜新;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智能手机高速普及;高等教育快速普及,青年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 -  - 凡此种种因素,让中国在移动互动领域占得全球之先机.中国的年轻人眼中放光,基于移动互联的创业正在青年中成为风潮,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如此热闹.
青年在市场中崛起,需要金融市场配合.股市活跃的实体经济基础,正在于此.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功能正是把资产转移给创新者,他有企业家能力,愿意创新,但他没钱,金融市场要给他钱.
这一轮股市活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种作用.如果日渐活跃的股市围绕创新,制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必将刺激青年人创业,让创新成为一种制度.可以预料的结果将是,由BAT启动的资产控制权转移过程较为迅速完成.
容我大胆预言:再过几年,市场中大多数资产的控制权将转移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手中,中国经济将在此资产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由此方有长期稳定增长.
无法设想,习惯于炒作地产,年龄已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会进行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香港经济已无可挽回地衰落,香港青年在本地不可能看到希望:香港经济被大地产商控制,而地产财富天然压抑一切创新活动,地产商最有钱的经济体,不可能有任何活力.
如果一切顺利,资产控制权转移到青年手中,移动互联就将迅速而全面地渗入经济,社会所有层面,所有领域,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把投资与消费各个领域,尤其是各领域相互联通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中国经济就会突破现有瓶颈,并且,引领全球新经济形态的涌现.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青年人有创新精神,且有天下视野,如果股票等金融市场积极配合,那么,这一控制权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事实上,代际革命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在其他领域逐次展开,比如笔者略微熟悉的领域:思想学术界.
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有一批老人,七八十岁,是文革前进入学界的年轻人,现在年事已高.中坚是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老三届",年龄在六十上下.另有一批学者,八十年代初中期入大学,年龄在五十上下,其思想观念完全受老三届一代影响.
总之,在当下中国学界,五六十岁的学者拥有资源控制权,占据着校长,院长的位置.他们塑造了八十年代,也始终守护八十年代.过去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传八十年代之道,其所关心的问题,讨论问题之思想,学术资源,所使用的话语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尽管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已有巨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思考中国问题,当下中国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中国缺乏思想引领,而听任偶然事件的摆布.
还好,近几年来,学界景象正在悄然变化:一批年轻学者涌现,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普遍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学习,接受过极好的教育,比如曾留学国外,相比于八十年代学者,学术训练更为扎实,专业.目前陆续进入学术界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壮大这个青年学者队伍.
在去年底的莫干山论坛开幕式上,有青年学者对八十年代学者操控议程,以权威身份发布真理的姿态,深感不满.类似的反抗在学界各个角落,其实不时发生.而八十年代学者也将陆续退休,交出学术资源控制权.
或许可以说,思想学术界的代际革命正在发生.这将对中国的思想学术产生何种影响?此事高度复杂,笔者只想指出一点:八十年代学者深受文革,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期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故对中国文化多持负面看法,只有若干具有深刻反思能力者例外.而青年学者基本没有这种情绪,对中国文化反多持肯定态度.显然,这种态度之别,对于思想,学术之基本取向,对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设计,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