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资本在中国,而今占据半壁江山.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私人资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经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私人资本累积速度之快,集聚之巨,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真是警世骇俗!经典资本主义的英国,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中结束大约经历了两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严法厉制,刀光剑影,一部至今想起来仍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史.而中国的原始积累,仅仅用了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便大势已定,虽然也很不齿,但似乎并没有那样血腥.
私人资本在中国,近年来可谓志得意满,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场合都看到见资本的人格化弹冠相庆,风光豪奢.他们的出位秀演,诸如豪华消费,恶意欠薪,妻妾成群,权钱勾结,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道道刺眼风景.然而,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我们有些经济学家还在绞尽脑汁地论证什么"原罪"赦免,真不知人间有"丢脸"二字.他们的观点传导到管理层会怎样难以推测,人们看到的却是,至今也未见国有资产流失有中止的迹象.在中国式的资本原始积累现实史中,究竟谁是幕后黑手,什么是导致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
我与大多数学人的看法一致,资本原始积累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就是公有资产不断地转变为私有的过程.庞大的国有资产之所以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不断加注为巨型私人资本,它决不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历史过程,决不仅仅是私人资本在合法经营中滚雪球式地扩大聚集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扩张的结果,而是另有主谋暗中助阵.这个主谋就是"权力资本"!什么是权力资本?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形式,是由公权转化为权力商品再转化为权力资本而蜕变出的.(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认证参见拙作"权力资本四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2年第5期)在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一大二公的公有经济转型混合经济的历程中,权力资本一直参预其中,不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以我想说,中国式原始积累,就是权力资本导演出的对国有资产疯狂盗窃,掠夺的经济战争.
有鉴于此,我以为,所谓中国式原始积累,就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加注权力资本,从而导致公有资产直接或者变相私有化的积累,就是通过权力资本加速国有资产流失而使私人资本急骤膨胀的积累.
没有人说得清在二三十年的改革中有多少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资本,但没有人不知道这其间由公变私的严重性.有一个计算公式可能在整体上给出一个大数:现有私人资本-(私人初始资本+历年职能资本社会平均利润+技术创新的超额利润)=转变为私人资本的流失国资.这些原始积累就是最肮脏最不干不净的钱,罪恶的钱.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诸多富豪,就是站在这个数字上进入"胡润财富榜"与"福布斯财富榜"的.
大体说来,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二三十年里,有以下几个大的高潮,我们不难洞悉权力如何转化为资本,不难发现权力资本现身其中的各种情形.
资本第一个原始积累高潮是在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许多人都看过或者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于是双栖于大陆与境外,成为中国第一代新贵.那时,不仅批件可以卖钱,就是盖章,批条同样可以待价而沽.甚至因此当时形成了一个"掮客"人群,他们游走于商业社会,为商人与权贵"拉皮条".
资本第二个原始积累高潮是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吨钢材计划价格7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两种商业游戏规则,两套获利机制,谁能获得权力资本加入,谁就能吃到两种价格的差价,就能在两种规则中两头吃.当年那些为权贵与商人"拉皮条"的掮客,开拓了新的业务,新的致富门道,成为将计划内卖到市场上的商业大侠.
资本第三个原始积累高潮是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与政治权力暗中勾结的商家即"权商",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这些"权商"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使用权和旧区拆建权的取得,银行贷款的取得,也是"权商"大有作为的地带.权力资本从最初的卖批件,卖盖章,卖签字,到卖计划内到市场,最后直接以权力为股份,加入资本运作.这一次,无论从操作手法上,还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名义上,都更具有隐蔽性,更具有欺骗性,更堂而皇之.如同资本运营带来的利益是商品交换不能比拟一样,权力资本参预资本运营所获得的利益更是提升几个数量级.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系列数字中得到印证:19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19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竟然可以留下性命;19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甚至1000万元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21世纪涉案判死刑金额又有新的攀升.
资本第四个积累高潮是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低价出售给有权力背景的人.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臭名昭著的MBO,就是世人公认的攫取国有资产的世纪盛宴.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场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掠夺,由于在所谓"改革"的幌子下,掠夺变得不仅合理合法,而且还要感谢那些"拯救"濒临破产国企的窃国大盗!有的人因此而成为那些年代的"新闻人物",名利双收,光环普照,一片喝彩.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学者,大胆说出了"皇帝的新衣"的真实,揭穿了这一世纪谎言.郎咸平以他对公司治理的擅长与娴熟的财务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MBO"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好方法".接下来,世人看到,不可一世的德隆资本帝国大厦倒塌了,风光无限的格林柯尔也美景不再,新近又有朝华资本巨鳄陷入泥潭的传闻.真的,MBO,要说爱你不容易,因为你伤人伤得太深.
中国式原始积累的后果是两极分化.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会随着中国富豪与国际接轨而愈演愈烈.这决非危言耸听.去年国家劳动保障部公布的官方数据证实了人们的忡忡忧心与社会的广泛传闻.
其一,全社会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差距合理区域的上限).在经济学上,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超过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联系到我国的基尼系数,它表明我们已经跨越了国际警界红线,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从基本面上给出了经济生活中埋藏冲突与矛盾的权威判断,它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我曾经说过,这个0.4,是世界各地用无数穷人(也包括为此付出代价的富人)用血的代价赢得的实证数据.面对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熟视无睹,那末他人的今天就必定是我们的明天.
其二,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年增速8%-9%;乡村居民:年增速4%-5%.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三大差别的城乡差别存在已久.本来,我们希冀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市场经济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通过这一数据传递的信息,我们无奈的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反而还在扩大.尽管乡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乡村居民的两倍.从个人收入差距来看,1985年最高收入户为最低收入户的2.92倍,1995年扩大3.92倍,绝对差距由839元扩大到5614元,变为6.69倍.到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返回为2.79倍.但是,近年来,其差距又重蹈覆辙,2002年的已经达到3.1倍.我们知道,3倍的差距,是目前我国专家大体认同的警界红线.这期间,也有专家称,中国城乡差距可能已经直逼6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央近两年来,在三农问题上的重大利好消息,正在缓解这种差距.对农民实行农业税全免政策,以及对农民工的保护政策,可能会将城乡收入差距大大缩小.
其三,财富分布: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在我看来,从我国财富在人群中的这种分布态势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各界特别是高管层重视与警界的严重地步.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基础之上的.有两种收入差距拉大的经济现象,一种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础上的,如香港地区;一种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基础上的,如中国大陆.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却有2亿人之巨.财富在这种背景下的不均分布,无疑既不和谐,更不安全.
但是,就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现象而言,人们的担心,批评,甚至愤懑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样幸运,只有玫瑰获得爱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丰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黄金果".我们应该也必须反思,我们应该也必须行动,为着中国式原始积累带导致的两极分化肆意演绎!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一面快速累积的原始资本,一面迅捷下沉的贫困劳动,面对原始积累中公共资产大量落入私人腰包,人们在思考其社会经济根源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日益加深的贫富对立应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都是市场的错,一切问题都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本身没有错,超越边界的市场经济才是罪恶的渊薮.
第一种观点,事实上是回到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老问题上.在这些人看来,没有了市场关系,就不会有原始积累,也就没有了私人经济从而也就没有了贫富鸿沟.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这个虽然曾经争论异常激烈甚至有人为此甘愿殉葬的郁结,已经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冰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结论!这样,资本的原始积累,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问题出在原始积累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上.
再看第二种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任由价值规律本身的自发发展,劳资之间的差距断然会逐步拉开,强势资本更加强,弱势劳动更加弱,这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已获论证.但这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史实.因为,在中国仅仅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几乎完成了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两三个世纪的任务.换句话说,其实仅仅市场化,没有能力完成中国式的原始积累.将这一切归结为市场发展,是浅薄地夸大了市场作用,而无视权力资本暗中作怪.
但是这种认识也包含了某些合理性.市场关系的无限制,无边界,无禁区发展,正是中国式原始积累的症结所在.问题并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高与低,而在于它是否在应该发展的领域发展.中国走过的市场发展道路告诉我们,市场关系在应该发展扎根的地方往往发展不足,而在不应该发展扎根的地方却肆意浸染.权与钱的交易,权力商品化,权力资本化正是其集中,恶劣表现.
问题的发生本身就包含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阻止权力资本化,是公有资产私有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关键所在.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只要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它就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拥有宏观调整的权威,它有责任也应该有能力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扬弃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进行有效调节.只要有足够的管理智慧与政策智慧,资本包括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不仅并不可怕,而且可以做到多赢局面.阻止权力资本化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制度上,法律法规上杜绝公权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资本化的一切通道,严厉打击权力资本化的各种行为.二是从机制上铲除权力资本化的土壤,从根本上废除公权私化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其难以成活.如果说前者是依法废其"武功"的话,后者则是从机理上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讲有以下一些措施可供参考:其一,应当有一个公权制衡机制,即严格限制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立份额,使任何持权者都不能孤立用权而不受到监督,使公权在监督的阳光下不被私用与私有.这是防止公权私有化的基本前提.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以个人所有权即私有权为前提.权力不被掌权者个人支配,自然制约着权力商品化.其二,应当有一个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割断公权与利益的联系,使政府与党务行为真正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你为人民服务,办事是应该的,你不办或缓办我依法告你不作为,告你赎职.公共产品不是商品,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值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纳税人付钱支撑的.凡是以公共产品谋利行为,都是违法的.其三,高薪养廉与提高腐败成本.从国外与境外的行政经验来看,提高公务员的薪酬,使之家庭生活相对丰裕,是降低腐败的行之有效的举措.虽然高薪不一定都能养廉,但高薪至少可以降低腐败的比例.与此相关的是,提高腐败成本,即增加腐败的难度,提高腐败分子落网率,加大对腐败的打击,惩罚力度.让腐败份子想到反腐就不寒而栗,一旦事发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最后,推进经济民主进程,形成全民性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机制.扎根于经济活动全过程中的群众性监督机制,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民主特色.我们有理由寄希望经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