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也是"五十年不变"的中途站,是承先启后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在遭受2019年黑暴事件和过去两年疫情反复的双重打击之后,特区政府即将于7月1日换届,预计国家领导人将莅临香港主持换届事宜,特区将迎来一位新特首,而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社会期待新特首能带领750万市民一同为香港"开新篇".
早于70多年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已定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原则去处理港澳事务,估计亦是"一国"之下香港得以享有"两制"的背后思维;而当中的"长期"基本上有永久(permanent)的含意,而并非过了一段长时间就不再有效的意思.但"打算"只是从想法或概念上,更重要的是有可以"利用(utilize)"及可以起到"作用"的实际落脚点.
从香港的视角出发,我们必须持续巩固我们对国家和对世界的价值,不论国家发展阶段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如何变化,我们也需要证明自己有用,及可以起到作用"prove ourselves useful".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自由市场,独立货币,独立司法体系,独立关税区等制度优势是我们的最大资产,但这些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并非"为存在而存在",而是我们连结国家和世界的最佳工具和平台.而事实上,过去3年,香港与内地和国际的联系几乎完全停顿,令人十分担忧.
目前,西方国家各方面基本上已回复疫前正常运作,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重要亚洲经济体亦逐步开放,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取消隔离检疫措施.而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疫情亦基本受控,如果我们中短期内仍未能向国际开放,确实是削弱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国际联通性(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纵然我们的目标是先尽快与内地通关,再对国际打开大门,但这依然不减国际联通性乃香港核心竞争力的事实.况且,疫情终究会过去.提升本港国际竞争力的议题应更多走入社会舆论,特区政府亦应对此及早谋划,以自信的"起跑"姿势告诉国家和世界我们随时都"准备好".
近一段时间,笔者观察总结到两点挑战,值得社会关注.第一是人才外流,其背后反映是人才"用脚投票",对香港前景信心不足.人才外流情况的数据各有各说,有移民(改变国籍),随公司搬迁而离开,北上避疫等不同组合,但香港短期内的吸引力遭受一定打击是客观事实,有疫情原因,也有信心原因.
前几日,笔者乘坐公共交通时,不经意听到旁边两位女士聊天.两位女士刚买完𩠌,是典型的"师奶一族",50岁左右.其中一位女士告诉她的朋友,自己已卖掉香港的房屋,举家到英国伯明翰(Birmingham)生活.朋友问,你在那边有亲戚,认识人吗?女士回答道,没有,不认识.近半年,笔者亦常听闻九十后的小儿,为其同辈移民或离港工作而饯行,送机.
所谓"移民潮"并非今天才有,1984年,1997年都出现过,大部分人最终在"好景"时仍会回流,笔者对此现象并不太担心.反而是年轻人才是否愿意留在香港打拼,才是香港竞争力和活力的关键.
过去20年,不少香港尖子,除了传统往英美澳加留学外,亦选择到清华,北大,复旦等内地顶尖高校读书,据笔者了解,毕业后留在当地发展的年轻人为数不少.当然,内地发展一日千里,不少出色的香港年轻人,看准内地庞大市场,例如金融及互联网产业发展空间比香港大,机会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很自然成为必然趋势.年轻人北上就学就业,亲身体验国情是喜事,但如果他们决定长期(permanently)定居内地,又或他们对香港前景失去信心,留在海外发展,的确是香港的一大损失.随着"北上广深,渝苏蓉杭"愈来愈国际化,生活水平愈来愈高,机会又比香港多,而香港又未能提供足够发展空间,香港"够唔够砌",能否吸引本地和内地年轻人留在香港发展,也是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一个重大考验.
第二是传统优势产业金融业的隐忧.包括银行,投资,保险等在内的金融业似乎是过去数年受打击最少,仍能保持较大增长的行业.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加速内地企业赴港二次上市,不少人认为香港只要有"北水",就可以一直维持金融业的优势.
然而,香港只是在股票板块较强,其他例如债券,期货,黄金,贵金属,外汇,虚拟货币等市场并不活跃.而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市值中,过去30年来,内地公司的比例愈来愈大,至今已占市值近八成.可以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靠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包括会计,法律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此.
内地市场体量及发展空间庞大,成为香港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香港必须争取参与其中;但如果香港长期维持这种"偏食"情况,独沽一味,难以真正"做大做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长远而言也会受到削弱.除了本栏经常提到香港需要产业多元化之外,金融业自身也需要多元化,包括做好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港投融资,上市,发债,加快虚拟金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等.
如果要以一个名词描述香港的核心竞争力,笔者认为是"漏斗(funnel)".香港自身的天然资源禀赋不足,汇聚世界各地的优势资源就是我们的最强实力.如果更形象化而言,在亚太区来说,香港更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交汇点,尤其是有中国内地和东盟十国这两个全球增长最快,人口总和超过20亿的市场,强化香港与上述两者的经贸关系至为重要,也是长远维持香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大湾区内地九市是香港最核心的腹地,而在发挥连接广东省与世界的桥梁作用之时,我们与深圳和广州(两者GDP分别都已经超越香港)处于既合作亦竞争的实质关系.在亚太地区,我们更是与新加坡,东京,吉隆坡等城市"抢地盘".要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深化细化我们与内地这一最重要腹地的经贸关系,同时在国际上开拓更多腹地,以港人,港企的力量进一步汇聚全球优质商业资源.
第一,强化特区政府海外经贸办和公营机构驻外办事处网络,加大香港的国际宣传和推广力度.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包括香港)进行污名化,让我们过去两三年的国际形象受损不少.但意识形态的渲染并非无敌,从印度没有跟随其他"民主国家"谴责俄罗斯,美国在俄乌战争后重新允许"独裁政权"委内瑞拉石油进口,我们就可以知道,新兴国家市场始终还是比较务实.
就以"专业服务协进支援计划"为例,笔者为此两亿元计划拨款评审委员会的副主席,旨在资助本港专业团体推广专业服务及发展,可用作本地,内地及境外的同业,跨业的交流合作,调研,宣传推广等活动,每项目资助额最高为300万元,资助比率更高达九成.但无论业内人士或委员会各非官方成员,都指出因为手续繁复,条件限制太多,宣传不足等,导致5年来的批出额只有约7000万元,即约三分一左右,未善用政府资源推广香港专业服务,其他不少的政府资助计划亦有类此情况.
建议特区政府(海外经贸办,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与本地商会和行业协会合作,主动安排更多到海外国家和城市的访问团,加强香港政府官员和民间的对外联系.政府如果可以直接资助商会或专业团体的会员参与,将可以大大便利本地企业(尤其中小企)到海外增广见闻,寻找商机.疫情之下未能通关,政府亦可以先举办网络研讨会或线上参访团,一定程度上也是望梅止渴.
第二,本地中小企需要与内地企业一同"走出去",共同开拓东南亚,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过往,香港的角色主要倾重"引进来",即为内地企业引入海外投资者,而目前内地的资金也十分充裕,内地企业亦意识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性,香港应进一步深化协助内地企业共同"走出去"的角色,为己为人,创造共赢.
举例,贸发局及政府驻内地经贸办,可以与内地贸促会或工商联等共同组织海外参访团,并安排香港的专业服务界及其他合作企业共同参团,让后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内地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国内的民企和中小企,可能在内地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或有颇大潜力,但拓展境外业务的时候仍需要满足当地的合规要求以及规避市场和地缘政治等风险.对比内地城市,香港的商业文化始终与海外市场比较接近,我们应该善用在语言,文化和国际网络上的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及为本地企业共同开拓更多海外商机.
第三,香港应善用尤其在东南亚的华人商会网络,巩固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功能.2021年,东盟已成为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贸易总值的12.1%.2010-2019年间,东盟来自中国(含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由64亿美元上升到200亿美元,占东盟外来投资总额的12.6%,仅次于美国(15.2%)和日本(13.0%),排名第三.其中,来自香港的外来投资更在9年之间上升了292%,是资金来源增长最快的市场.
预计2030年,东盟将有超过7亿人口,人均GDP 9000至10000美金,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香港应该尽早打入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市场,将东南亚塑造为大湾区之外香港的另一个腹地:一个"上有大湾区,下有东南亚"的香港,将会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漏斗",人才,资金等亦会自然"回归".笔者也到访过数个东盟国家,当地华人社团网络较强,从商的华人很多,不少也颇为成功.一些华人通晓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例如闽,潮,客家话),与我们的沟通绝无障碍,亦乐于为华人提供协助以及共同合作.香港政府及公营机构的驻外代表应积极与当地的华商(也有少数港人在内)打好关系,主动促进本港商会和各专业及行业协会与当地商会社团的交流合作.
再者,近年有不少成功的东南亚企业集团亦由华人创办,例如Shopee(电商),Grab(交通出行)等,亦与内地近十年兴起的平台商业模式较为接近.随着东南亚中产人口增长,消费市场规模扩大,香港亦应积极吸引这些企业来港上市,发债融资等,并争取纳入"沪港通","深港通"名单,发挥香港优势,促进内地与东盟市场的联通,亦能提升本港竞争力,进一步强化国际经贸中心地位.
刘炳章,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曾任特区政府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成员及经济发展委员会成员兼专业服务业工作小组召集人.曾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市区重建局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港铁非执行董事,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成员和香港立法会(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议员等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