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上旬至中旬,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陆续公布各奖项得主.1968年起增添了经济学这一项,是为了庆祝瑞典银行成立三百周年.名单揭晓,大众媒体热闹一阵.而后,经济奖得主开始巡回各地,接受礼赞和丰厚的演讲╱出席费.在诺贝尔奖得主不多的国度里,他们被奉为上宾;面对各国╱各地区失业,通货膨胀,汇率,赤字等等不一而足的问题,提出自己专业╱非专业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大概也不会真的影响任何政策.
 当然,外行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对于经济学诺贝尔奖,经济学者的体会又是如何呢?以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准,经济学这个学科已经存在二百年以上.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是,以近代的几十位得主而言,约略可以归纳成几类:
 首先,对经济学学科本身,有结构性,根本上的贡献.1970年获奖的萨穆尔逊(Paul Samuelson),把严谨的数学分析引入经济学,确立了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其次,是把经济分析带入其他领域,扩充经济学的疆域.
 掌握思维提升效率
 贝克(Gary Becker)领军进入社会学,布坎楠(James Buchanan)进入政治学,寇斯(Ronald Coase)进入法学,都是开创性的作为;他们不只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连带地也改变了其他学科的面貌.最后,是在经济学的领域里,有重要的发现,无论是在研究主题或分析方法上.1982年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探讨资讯和管制问题;2002年得主史密斯(Vernon Smith),用实验的方式检验经济学的理论.
 这种划分,当然隐含价值判断:在不同的得主之间,他们对于经济学的贡献,约略可以分出大中小.然而,两个经济学者,通常有三至四个意见;不同的经济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臧否和取舍.这些区分和高下,是业内人士有兴趣的议题.可是,就社会大众而言,八竿子打不著;事不关己,良有以也!那么,对于社会大众,诺贝尔经济学家有何意义呢?
 在先进国家的政府部门里,无论主管事务如何,编制里都有几位经济学者.原因无他,国防,外交,内政,交通,医疗等等,事项不同,都涉及资源分配,也就隐含轻重权衡和取舍.经济学者的作用,就是以他们的工具,帮助各部会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希望能更有效的运用资源,追求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经济分析有助于提升决策品质,对于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重要性无与伦比.
 由此也可见,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倒不是在于探讨商品劳务,市场货币等等;重要的,是经济分析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明确简单,有说服力,适用范围很广的思维方式.既然如此,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是决策者,面对自己生活和生命里的每一个情境.如果经济思维有助于政府部会运筹帷幄,提升决策品质;那么,如果社会大众也能掌握经济分析的精髓,在日常生活里自如运用,对于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影响不是更为恢宏吗?
 因此,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贡献,无论是大中小,和一般社会大众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历代经济学者所累积经济分析的智慧结晶,却和社会大众息息相关.如何能把经济分析的精髓,让一般人体会进而运用,诺贝尔得主大概帮不上忙.透过其他的方式,经过漫长的过程,也许终究能实现──由政府部会配有经济学者,过渡到社会大众具备经济思维.
 结论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和社会大众关联不大;但是,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和社会大众关系密切,虽然这两者之间还有相当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