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规划重大公共政策时,一定要为其设计执行的驱动力.带动民间力量,发挥杠杆功能,政府才能事半功倍.例如3月底国发会发布的"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及策略"指出,政府(含国营事业)至2030年累计投入9000亿元推动净零排放,并预计带动民间投资约4兆元.事实上民间的这些投资不会凭空产生,而是政府要有相关永续金融政策配套来导引与驱动.
春假期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气候变迁减缓"(AR6 WRIII)报告,其中有将近100页的篇幅在讨论如何善用投资与金融来促成减碳大业.该报告指出,近来投资者,金融机构与金融主管机关对于气候风险如何传导至金融风险已经有相当认识,各种打着绿色金融招牌的商品也蓬勃发展,但截至目前为止投入减碳项目的资金并不算多.除了有漂绿的问题外,笔者认为当前ESG面面俱到,反而失去焦点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ESG目前可说是人人琅琅上口,但环境,社会与治理三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SG评比,动辄用上百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ESG绩效,这无疑的将分散可投入于减碳的资金,造成目前减碳所需资金与投入资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联合国的相关报告之所以未明文说出应以减碳为重心,那是因为许多开发中国家的人民每天还须与其他生存问题搏斗,若只谈减碳对他们并不一定合适,况且造成今日气候危机的主要责任在已开发国家.
因此对台湾等已开发国家,ESG应以减碳为核心,其他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等议题则属于"不得明显危害(do no significant harm)"项目.例如欧盟的永续分类标准(EU Taxonomy)虽说有六个环境目标,但主要还是以减碳为主,其他五个环境目标则是"不得明显危害".并且须通过社会治理最低保障,例如人权与劳工权益的遵守.以这种模式来兼顾ESG才能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并降低漂绿的风险.
以绿色资产比例作KPI
例如欧盟"资本要求规则( Article 449a CRR)"要求银行须质性描述其所面临环境,社会与治理的风险,但必须量化其气候风险,并以"绿色资产比例(Green Asset Ratio)"作为其减碳的KPI.也就是说ESG跟减碳之间的轻重缓急,欧盟是有其看法的,并反映到其监理要求.银行若想提高其永续金融绩效,则必须增加符合永续分类标准的放款或投资.例如造林,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低碳运具制造,提高住宅能源效率设备制造,制氢设备,再生能源电厂,储能,低能耗建筑,低耗能资料处理中心与二氧化碳移除之研发与推广等等.
因此建议规划中的台湾永续分类标准,也应与"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及策略"中的四大转型与"十二项关键战略"相呼应,如此才能有效发挥导引资金投入净零转型的大工程.同时不管是银行的绿色放款,绿色债券或是绿色基金,才会有实质可供检验,或可衡量的内涵.
IPCC的报告指出,相关的金融政策应该对绿色产业与褐色产业的风险权重给予差别待遇,也就是说胡萝卜与棒子要赏罚分明,如此才能加速导引资金到减碳项目.因此目前欧盟银行局正在评估,如何针对金融机构资产对ESG曝险的差异,课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因此未来银行放贷给高碳排或高耗能的企业,即可能被规定以较高的风险计提.
大家都知道气候风险可分为实体风险与转型风险,两者刚好在翘翘板的两端.虽然一边高就会一边低,但两者造成的危害却差距甚大.根据NGFS的报告指出,若全球暖化失控,本世纪前全球累计的GDP损失将达25%.若现在就积极有序转型,累计的损失约只有4%.假如我们不积极减碳,完全不为减碳付代价,虽然不会有搁置资产的转型风险,但实体风险将非常高.我们若积极减碳,增加排碳的负担,虽会增加转型风险,但实体风险就会降低.那什么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呢?
自由时报 / 文 / 陈鸿达(台湾金融研训院资深研究员) 某立委质疑富邦金控因投资中国哈尔滨银行,大额资金被卡住.富邦金控马上发出新闻稿澄清,在哈尔滨银行的投资部位只有七十八亿元台币,富邦在中国的曝险并未比同业多.该立委与富邦金控说的都不是故事的全貌,在此跟读者补充一些资料,大家自有公论. 哈尔滨银行在二零一四年到香港挂牌,富邦银行以每股二点九港元的价格认购超过百分之七的持股.4402万元换一个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