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教授在友报撰文说:"我对于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当晚的行动(指港大冲击校委事件)深感失望,我对于他们的未来和香港的未来都觉得绝望."这是说得很重的一段话,尤其是出于一位聪明绝顶长期关心年轻人与教育的前大学校长口中,份量是更加重了.
 有些人或许有眼不识泰山,但身为刘遵义的同行,我却是知道的.他当年是九优一良的真正会考状元,当年并非每年都能出现到一个,与今天在分数通胀下一年等闲五六十人称为状元不可同日而言;他在经济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在台湾与内地经济政策上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有这种身份的人不会随便胡言乱语,究竟他提出的警号有何根据?中央政府或许对刘尚未到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肯定会很重视他对港局势的评价,若香港已被视作绝望之地,政策转向有可能不利香港.
 社会须重视公义
 最近经朋友介绍,读到经济诺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8月13日"纽约时报"杂志(预先出版)所刊登的文章,对我们评估香港的前景有启发意义.费尔普斯认为,社会不但要重视公义,还要是良好的;公义的重点是要使到基层能够与社会融合,上升阶梯能够畅顺.但他更重要的论述是分析和讨论如何缔造良好社会.良好的社会能发挥人的潜能,使人民有创新的追求与机会,而且可以因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体验人生的价值.
 费氏指出,美国十九世纪时人民有极强的创新诉求,欧洲也有,大家都追求新事物,电灯泡,留声机,电话,火车等等新科技不断涌现;但今天,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只是在吃老本,人民不求上进,创新活动几乎完全停顿.美国情况较佳,但矽谷此等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只是GDP的3%,比不上十九世纪全民皆创新的规模.费氏认为,要构建良好的社会,便要重建创新文化,在学校中多鼓励学生读古今伟大著作(我以前在本报多次论述为何读这些经典有利创新),并且不要扼杀学生创新的活动与思想.
 费尔普斯所指的创新活动,其实六十至九十年代活在狮子山下精神的香港也曾出现过,在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的创新活动也没有断绝过.香港从一个落后贫穷的不起眼城市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当中怎可能不经历过大量的创业与人民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活动,否则财富从何而来?内地更不得了,人均实质GDP 30多年间上升了20倍,光是靠苦劳,绝对达不到这成果.八九十年代的创造性模仿已使人惊叹,今天年轻人创业的思想仍颇为强烈,只要不受国进民退的干扰,中国仍处于历史中的创新期.
 如果港人今天还是对创新有所执着,那么我们便不用担心刘遵义"绝望"的警号,但香港有创新的主流文化与条件吗?我相信创新活动活跃的人民,必应有强烈的好奇心,愿意尝试并接受失败,做事时可以有团队精神,但不会有依赖性,思想自由开放,绝不会一听到不同意见时便声色俱厉,拔剑而起;在自己发表意见时,当然也不用担心是否会受到无理攻击,变得不敢说不敢想.很可惜,这些条件近年在港已弱化了.
 年轻人生产力低于前辈
 年轻人本来天生是处于创新的高峰期,不能在年轻时创新,年长时能创新的机会便较低,更谈不上把自己早年的创新沉淀打磨,使其更趋成熟.最近有一份调查报告公布,说大学毕业生实质薪酬的起点十多年来连年下降.这对我其实并非新闻,我从分析历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早已得知,而且知道这并非局限于大学毕业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面对同一命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市场告诉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生产力平均而言比不上他们的前辈.这绝对不是我们所希望见到的现象,但我们却不能不问,这是否因为他们把自己本应拥有的创新力用在错误的地方,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
 创新能力用错地方后果可以十分不妙.经济学中有一概念,叫DUPS(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即对社会没有贡献但对个人利益有助的活动,贪污或寻租活动都是其例子.香港部分年轻人醉心于一些不可能有成果的政治活动或许不是由于他们可追求到什么利益,而是由于他们意识形态上脑,但其后果却是与DUPS无甚分别,精力是浪费了,正面的贡献不会出现,社会却往往遭到严重的破坏,文革正是经典例子.参与其中的人不会真正感到快乐.
 由陈文敏教授是否可获委任为港大副校长所引发的冲击港大校委会事件,便是找错斗争方向的案例.学术自由是大学中人极为珍惜的价值,哪个团体或个人若有能力干预学术自由,必受学术界中人抵制.但我们要知道,世界各国的大学,包括著名大学从来都有人要干预它们的学术自由,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对大学制度的无知
 多年前诺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叹美国政客对研究基金胡乱控制,以致美国科研生产力进步减速.有人要干预,并不等于香港的大学便失去了学术自由,我从来未遇过一位资深的研究教授说过他研究的方向受人打压或禁止,或在课堂中不能就自己的专业发表意见.要捍卫学术自由是要靠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制度,要靠广大的教授对干预说不,而绝非用践踏制度"以暴易暴"自己也加入干预行列的方法去"捍卫"学术自由.
 学生,一些评论人和政治团体发动的这次冲击事件显然引起反效果,除了在某些小圈子中,我遇到的知识分子都痛骂这些人的胡来.学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我相信与他们对大学制度的无知有莫大关系.
 先说遴选委员会及"等埋首副"这最为学生及某些政客认为荒谬但其实十分合理的事.我不认同"等埋首副"此做法,原因只是觉得它做事拖泥带水,把下任"首副""摆上台",但并不认为这有何荒谬.我自己当过大学校长,副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等等职位的遴选委员会委员,深知这些委员会的职责权限.
 首先,委员的推荐只是建议,无论其过程如何严谨,也只是建议,对校委会或校董会并无约束力.一般而言,校委会(或其他委托遴选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或单位)会尊重遴选委员会的建议,否则以后谁肯替你办事?建议和理据交到校委会或校董会后,遴选委员会的工作便算完结,可以解散.假若校委会经讨论和投票后不接纳遴选委员会的推荐,用不用得著解释?我看不必.
 在涉及人事任命问题上,保密制十分重要,要解释便可能影响保密,若不保密,将来招聘高质素人物时,必有极大的困难,不利大学的发展;而且若泄密时有出现,大家在讨论时也不会畅所欲言.况且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观人术,对不同选拔准则看得多重,涉及品味与个人历练,可以颇为主观,如何可能有足够精准的解释?遴选委员会与校委会有各自独立的投票,已构成微妙的互相制衡,不可用遴选委员会缚著校委会的手,使它变为橡皮图章;在遴选委员会物色人选期间,校委会也要避嫌,不要乱说乱动.这是国际学术界数百年经验累积下来的制度结晶,须要捍卫.
 判断力给政治蒙蔽
 遴选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最后因遇上反对而过不了关,并不是罕见之事.在过去十多年,我耳闻目见的,便有两位获推荐的校长候选人当不成校长,据我所知,港大自己便有此案例,但因涉及人事问题,我不便开名,不少消息灵通的资深学界中人或许都知我意何所指.
 在"等埋首副"一事上,在大机构做事的,不应认为这有何不妥.若某上司尚未到位,该机构却先替他找来副手,可视作不尊重上司;而且两人是否能够合作也很难说得清.不知为何,港大校方有此败笔,在未找上司前先找副手?
 近日有报章说我校高研院院长戴自海教授获委任前也要先等候陈繁昌校长本人获得委任,此说虽并不完全准确,但据我所知,早在校方委任戴前,陈是知悉并支持的.可否把上司与副手的权限先界定得清清楚楚,那么谁人先上任也不成问题?此事说来容易,但实际上各人的性情品味判断不同,可能引致摩擦,成不了团队,遗祸更大;不少大机构的副手都会在上司来后自动请辞,以便上司能放开手脚做事.读过管理学的都应知道这些.
 卢宠茂事件也深刻反映出某些人选错战场事事以立场先行所带来的乖谬.我认识卢宠茂,虽不算很熟,但因他快人快语的敢言作风,我相信自己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在学术界中的头面人物大都会重视身份,绝对不屑做偷三摸四之事.卢跌倒后在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口中所说出的"插水",我一听便知是胡言乱语.
 卢是何等样人,怎可遭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经其主诊医生证明后,所有这些人的"推论"立成笑柄,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某些知名的评论人及学界中的极少数人判断力也会如此差劲.
 正如我的一位老师诺奖得主普雷斯盖特(Edward Prescott)在其自传中所说,某些人太过重视意识形态,根本不可以与之作智力交流.我很想劝告这些判断力给政治完全蒙蔽的人,尤其是港大的学生,若仍有羞耻之心,便应立刻向这位对社会有巨大贡献救人无数的名医郑重道歉,但我估计他们并无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
 惩罚"宠坏的小混蛋"
 陈文敏说有"中间人"找过他,我素来相信有身份的教授不会公开说谎,所以也相信陈文敏此言.现在已证明所谓"中间人"不是李国章委托,梁智鸿也没有承认,陈文敏看来也不会再说清楚,我们便有理由相信这是类似长毛说有人用一亿元收买他的另一版本.我且认为此名"中间人"的建议惹人疑窦,若我是陈文敏也绝不可能答应先假装上任,然后立时辞职.李国章说他本来想投陈一票,但现在则相信陈本人根本没打算真的做此职位.若然如此,陈如果爱护学术自由及自己的母校,最好的办法便是立时宣布退出以显风度.我估计建制派最怕他这样做.
 此事已使到大学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场 -  - 对,是各方不是一方 -  - 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正受到这些势力合力的破坏,对港前途殊为不利.陈若不自动退出,社会受到的伤害只会更大,迟些才退出便于事无补了.
 袁国勇说学生"清纯",但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的某些人,却给他形容为"狰狞".我不认为所有学生都清纯,他们本来清纯的品格,也可以因思路不清,不明事理而受到污染变质(看看他们意图羞辱肯讲真心说话的卢宠茂一事便知有些学生早已走火入魔),这便正如卢所说过的,癌细胞正在扩散.
 我同意刘遵义所言,有些"宠坏的小混蛋"是应惩罚的,这些人的行为与"勇气"无任何关系,只是"怪兽家长"孕育出的骄横,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应响应刘教授的号召去拯救下一代,适当的惩罚与教育正是必要的路径.但我比刘教授乐观一点,并没有绝望,因为我所知道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十分理性,肯讲道理,与在港大校委会中所见的截然不同,社会人士不宜过早一竹篙打尽一船人.救回年轻人,香港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