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三专家入阁 货币政策是否会微调 后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陆续退出之际,人民币汇率与利率面临巨大压力之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扩容,外部经济专家由一人扩充到三人.樊纲先生卸任,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进入. 这是我国行政体系改变的又一迹象,就是在体制中引入越来越多专家.从卫生部,科技部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进入行政体系.卫生部,科技部等行政部门是一流专家直接担任官员,等同于正式进入行政序列,如卫生部部长陈竺,科技部部长万纲,那么,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具有建言权.专家入阁必须转变身份,从科学家或者专家主要成为政治家,而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依然坚守自己的专家身份,他们的作用是建言献策. 由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的增加,无法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由专家决定的结论. 首先,设立于1997年7月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个咨询议事机构,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 其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选,除了专家之外,还有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的副秘书长,发改委,财政部,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各个重要经济部门的官员,每个部门将从本部门掌握的情况,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货币政策发表观点.货币政策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把握,我国的货币政策要兼顾经济发展,就业与物价水平,是平衡体制下的产物.目前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政策,已经上升到政治,外交等层面,而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第三,三个专家三种观点,专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围绕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如何升值等问题,各派观点已经打破头. 周其仁先生对制度经济学着墨颇多,是个坚定的市场派人士.他一直认为,中国管制的汇率制度扭曲了价格,导致资源错配,死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今年2月份的岭南商道论坛上,周其仁先生表示,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农产品,资源等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而是货币供应过大造成的.周教授表示,目前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釜底抽薪收紧货币发行,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而夏斌先生对于人民币汇率则要审慎得多.3月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要尽快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浮动汇率.他同时指出,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不断发债需要全球各地的资金注入,此时美国汇率上升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改革,又要稳妥,应关注资产价格,以防泡沫产生;同时增加黄金储备,为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下基础. 夏斌先生一直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不应过于激进的观点.2007年港股直通车推出之际,夏斌先生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港股直通车有许多弊端,过于激进,因此提出三限制,就是限市场,限渠道,限额度,把人民币资本项下的流通控制在政府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个建议阻挡住了激进的角度,避免当时港股直通车推出,使内地投资客像B股市场一样在高位接盘. 而李稻葵先生则视时势不同,有不同的货币见解.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主张政府应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但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通胀形势也比较严峻,如果CPI超过3%,再考虑到未来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当局会通过加息来进行调整. 这样的三种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无法达成一致.虽然程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目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周其仁先生表示,过度扩张政策带来的成功是有代价的,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了.而夏斌先生则认为,2009年货币政策整体描述是过于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以应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李稻葵先生则暗示了如果CPI超过3%有加息的可能性.因此,理论界的共同结论是,目前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这一声音将与央行内部的声音互相激荡,越传越响. 最后,三位专家能否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准确地说,三位专家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听到更多的声音,却未必能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在下降,至于中国央行,从未获得过独立性,又何来增加独立性之说?
金岩石:撤退令或意味调控重拳将至 房地产就是房地产,是民企还是央企其实并不重要.最近被冠名为央企地产新闻的有二:其一是央企地王,其二是央企退出,这两条新闻足以说明央企在中国房地产业举足轻重,进入时有王者风范,退出时则令行禁止. 国资委对78家非房地产业的央企发出了撤退令,有人说是迫于舆论压力,有人怀疑央企退而不出.在我看来,若把进入房地产的央企区分为正规军和游击队,16家专业央企是正规军,78家非专业央企是游击队,此时命令游击队撤退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游击队可能碍事,其二是房地产风险过高,前者为大战前夜的清场,后者为减少伤亡的保护.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是后者,即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性风险上升了.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了27.59%,今年央行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7%,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很难遏制,此时此刻,国资委的撤退令可能意味着房地产调控的重拳将至! 接下来的问题是:调控政策的重拳将是什么?答案之一是:房地产物业税的开征! 关于物业税的法理之争各执一词,一时难有定论,我是不赞成开征物业税的.还记得中国改革的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其实,硬道理就是先不理论,干起来再说,错了再纠正.中国经济决策中不理论就干的事情有很多,也就不在乎又多一个中国特色的物业税.由于各省市地区的情况不同,自上而下一刀切的物业税政策很难落实,所以物业税的改革可能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让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阻力小就扩大试点范围,阻力大就宣告失败,另辟蹊径.今日中国,一方面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另一方面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化,两大不稳定因素目前都被舆论聚焦在城市房价的未来走势之上,所以政府很可能祭出物业税作为稳定房价的杀手锏,这也许才是国资委撤退令的政策背景. 自下而上的物业税改革试点如果开始,对房地产的近期走势将有重大影响,却不会发生一些人担忧的楼市崩盘.因为政策调控的目标是稳定,在求稳的目标之下,用任何形式的不稳定来化解可能的不稳定,都会被中央政府判定为改革失败.又要重拳打击,又要稳定市场,两难之中如何决策?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决断. 楼市不会暴跌的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狂飙突进的阶段,第二是因为楼市暴跌的风险甚至比暴涨更高.房价上涨会扩大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却未必提高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因为,资产泡沫来自于房产的投资性需求,而在中国,投资性购房的主流群体是富人而非低收入群体,富人购房或者是现金付款,或者是优质贷款,所以不会对银行体系带来坏账.特别是由于银行的房产贷款尚未推开,房价上涨的结果不是负债率上升,而是负债率下降,所以用存量房的负债率来衡量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房价越涨风险越低,因为房价上涨降低了存量房产的实际负债率. 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并非来自于居民的住宅市场,而主要潜伏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者是用存量地产的估值为基础,或者依靠未来的土地出让金来兑付,因此,风险能够潜伏的条件之一是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 重拳求稳定,高价藏风险,物业税的改革试点既要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又要防范楼市的恐慌抛售,所以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试点.这时,法理不清的物业税恰恰是一个借口,真能说清楚就不能有多样化试点了.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稳定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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