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本文节选自"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6"一书中第三章-股灾和救市:系统性风险防范.本章主要从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波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出发,从基础交易制度,股指期货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对2015年6月中旬爆发的中国股市剧烈波动进行分析和反思,同时在梳理境外股灾救市政策及效果以及新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的主要救市措施的基础上,对本轮股市危机中中国政府救市政策及影响进行评估;最后本章从完善股市基础交易制度,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股指期货评估以及建立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应急预案等方面对中国股市系统性风险防范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下文系该报告部分内容摘编,敬请阅读. 文巴曙松;沈长征;朱虹 一,股市剧烈波动与基础交易制度 (一)融资融券结构失衡 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可以说基本仅存在股票这一种投资交易工具,市场结构单一,缺乏风险对冲的交易工具与机制,2010年融资融券业务的设立是对资本市场的创新,其初衷是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的工具.从理论角度来看,在没有融券业务机制之前,投资者无法根据市场风险变动情况主动调整资产结构,只能通过抛售已有股票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市场的预期,而这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波动的可能性.在具有融资融券机制后,无论市场未来的预期是上涨还是下跌,投资者均可以在自身投资组合中加入融资或融券,来对冲组合风险,减少投资波动.从理论预期方面,融资融券业务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投资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和证券市场流动性.尤其对于融券业务的卖空机制,如果发挥作用到位,则为投资者提供了合适的避险工具,有利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发现,弥补中国证券市场"单边市"的非成熟状态. 然而,从实践角度,融资融券的两大特征决定了对融资融券业务自身的风险控制要格外注意,如果风险控制不当,则会适得其反.一方面,融资融券交易具有杠杆效应,通常杠杆为1:1.客户从证券公司借入资金和证券,将本金和杠杆融资投入证券市场,扩大了交易规模.杠杆融资交易规模与股票市场行情呈正相关关系,当股票市场存在上涨的一致性预期时,杠杆资金的注入加速了投资者预期的实现;当市场出现调整状态时,去杠杆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 另一方面,融资业务与融券业务的结构也决定了该机制能否实现风险对冲和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运行.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相比于融资渠道,证券公司的融券渠道更为狭窄,仅限于900只股票和etf(表1),仅占上市公司股票的32%,而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为93%,中国台湾地区为78%)的融资融券业务,可融券的标的占比相对过低.相比而言,在欧美发达市场,融券标的不仅包括大盘蓝筹股,同时也包含中小盘股票,不同的融券标的满足了客户对不同类型融券的需求,也扩大了股票价格发现的范围.此外,对冲机制和转融券机制不完善,由于缺乏对冲工具,证券公司的自有资金一般通过购入沪深300成分股用于股指对冲,这意味着投资者实际能够融入的标的券更少.转融券机制方面,欧美发达市场对融券期限的设定较为灵活,但国内市场仅设定5个固定期限,且仅有机构客户才能向证金公司出借证券,使得该业务缺乏自由度和吸引力,致使市场转融券出借规模较小. 表1 融资融券标的几次主要调整变化情况(单位:只) 2015年以来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现象,反映出目前市场对融资融券业务风险控制程度不足.在两融总规模成高倍速增长的背景下,两融业务的结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融资业务的井喷式发展,而融券业务却发展缓慢.就增速而言,融资业务从2014年初至两融规模达到峰值之时,规模增长达到503%,而相比之下融券业务仅增长148%;当2015年6月末股市发生大幅波动时,融资规模的下降幅度为36.5%,而融券规模的下降57.5%.融券在市场下跌时波动更大,也未能实现有效对冲,反而加剧了市场卖空压力.从融资融券比值而言,截至2015年7月,融资余额与融券余额的比率最高达到500倍,年均也高达200倍左右,相对于国际其他证券市场而言,中国a股市场融资与融券规模比率过高.以日本为例,融资规模仅是融券规模的4.38倍,而中国台湾地区约为5.68倍.这说明中国融资融券交易虽然发展迅速,但结构发展不平衡,往往难以有效发挥避险对冲的作用,而投资者更多倾向于通过融资渠道实现杠杆交易.在中国证券市场存在阶段性的"单边市"的状态下,融资融券现阶段实际上未能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而是助推了近期股票市场的快速上涨和下跌,加剧了市场波动.从根本上讲,融券交易发展的迟缓使得融券本应起到的市场对冲风险作用有限,远小于融资交易的杠杆负反馈影响,因而加剧了市场风险. (二)股指期货的再认识 从2015年6月15日至今,伴随着上证综指的大幅震荡,股指期货作为风险管理,风险转移的市场工具,再次被放在了风口浪尖.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重要创新,历经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是一个金融市场核心竞争力与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图1-a if1512交易概况(全价)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b if1512交易概况(差价)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股指期货交易与现货市场涨跌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3 股指期货持仓量成交量比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尽管我们在本轮股市巨幅波动中发现在波动幅度较大的当日,期现货联动现象较为明显(图1),有高频交易的可能性存在;但从一段时间内观察,市场状态涨跌是伴随着期现货价差调整存在的(图2),股指期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市场价格发现的作用.从持仓结构看,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空头持仓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套期保值持仓,此类套保空头持仓的目的不是打压市场,反而有助于缓解股市抛压,提高股市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空头套保持仓没有打压市场,反而有助于缓解股市抛压,提高股市稳定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第一,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主要是进行套期保值,空头持仓对应着其持有的股票现货.机构投资者通过持有期货空仓管理了现货价格风险,提升了其持有股票现货的信心,在市场下跌时不需要抛售股票. 第二,机构投资者空头持仓规模远小于其股票市值,整体上仍是净多头.以6月15日股市大跌时为例,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证券公司合计期指空仓金额1,203.78亿元,而合计持有a股现货市值达2,598.69亿元,多空比例是2.16:1. 第三,机构套保持有空仓是为了管理现货风险,投机多头承接了套保空头,进而承接了转移而来的现货风险.股指期货市场始终自身多空平衡,没有给股市施加压力,反而承接了股市抛压.据统计,2015年6月15日至7月31日,股指期货日均吸收的净卖压约为25.8万手,合约面值近3,600亿元,这相当于减轻了现货市场3,600亿元的抛压. 另外,中国股指期货的合约设计,交易机制,交割结算等制度及措施,基于审慎的考虑,较之许多海外市场,更能防范,隔离和化解市场操纵风险.一是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结构分散,市值较大,指数抗操纵性强.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指数总市值分别占a股市场总市值的46.55%,24.75%,11.76%;三个指数成分股集中度不高,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指数前10大成分股权重一般分别维持在35%,65%,7%左右,与境外kospi200指数等指数的股份权重高度集中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股指期货合约面值较大,不易操纵.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股指期货合约面值分别约为90万元,60万元和130万元,在全球范围内同类股指期货合约比较,都属于规模较大的股指期货产品.三是交割价计算机制强制期现价格收敛,股指期货并未走出"独立行情".股指期货合约按照最后交易日标的指数的最后两个小时的算术平均价作为交割结算价,这样的设计使得期指合约的最终走势取决于股票现货市场的走向,二者价格最终将收敛,有效增加了操纵的难度.此外,在股指期货上成功引入现金交割,分层结算,适当性制度,跨市场监管等制度及措施,有效防范,隔离和化解风险,没有出现强平,强减等情形,交割期间期现货市场价,量均保持平稳,没有出现"上窜下跳"的"到期日效应". 股指期货在海外市场已成功运行多年,中国股指期货推出至今,持续健康成长,功能逐步发挥,它实际上主要并不是用于做空中国股市的应当受到批判的金融工具,而是逐渐成长中的股市稳定器之一,不应因可能出现的个别做空案例全面否定卖空机制,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卖空机制为市场提供的自我稳定机制.这一次中国股市的大震荡,恰恰反映了整个市场在风险管理能力上是短板,而股指期货正好发挥了这样的风险管理作用. (三)熔断机制与"磁吸效应" 熔断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它最早起源于美国,在1987年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以后,美国证券与期货部门为防止类似股灾重演而引入了熔断机制.当时的熔断机制规定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250点,暂停交易一小时;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400点,暂停交易两小时;在2012年5月31日,美国商品交易委员会对指数熔断机制进行了修改,用标普500指数取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作为熔断基准指数,同时将熔断阈值修改为7%,13%和20%三档.自实施熔断机制以后,美国股市到目前为止再没有发生类似"黑色星期一"那样的股灾,熔断机制在保证美国股市整体相对稳定,防止出现非理性股票价格波动以及系统性的恐慌和暴跌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除美国外,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证券市场都引入了熔断机制,并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在2015年中国股市发生异常波动以后,证监会开始启动中国版的熔断机制方案设计和研究,并在2015年12月4日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三家交易所发布了熔断机制相关规定.与境外市场熔断机制相比,中国a股市场指数熔断机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指数熔断第一档阈值较低.中国熔断机制规定当日内基准指数较上一交易日收盘价涨跌达到5%就要实施第一次熔断,与美国的7%,韩国的10%且持续1分钟和印度的10%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结合中国股市波动性也较高的特点,这意味着在中国触发第一次熔断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各国;二是两档熔断阈值间的间距较小.中国指数熔断机制设置了两档熔断,两档熔断阈值间距仅为2%,远低于美国市场的第一档间隔5%,第二档间隔6%以及印度市场5%的间隔.三是最后一档熔断阈值设置过低.中国熔断机制设计该幅度为7%,而美国和印度均为20%,最后一档熔断发生往往意味着交易暂停将持续到当天交易时间结束,这意味着中国触发全天暂停交易的概率要更高.四是熔断的时长占日交易总时间的比例较高.虽然中国熔断时间与美国和印度一样,但由于中国股市交易时间相对较短,同时中国最后一档熔断阈值较低,触发熔断后暂停当日交易概率更大,因此中国股市熔断暂停交易时长占交易总时间比例更高.综合以上因素,在熔断机制设计上中国触发熔断的门槛较其他国家更低,或者说触发熔断的容易程度较其他国家更高. 与熔断机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磁吸效应",它是指实行涨跌停和熔断等机制后,证券价格将要触发强制措施时,同方向的投资者害怕流动性丧失而抢先交易,反方向的投资者为等待更好的价格而延后交易,造成证券价格加速达到该价格水平的现象.市场表现为涨跌停和熔断的价位附近存在磁吸力,所以称为"磁吸效应".美国在1987年引入熔断机制时一些学者就曾预测这可能引发"磁吸效应",后来包括fama,telser在内的学者从理论上对熔断机制的磁吸效应进行了论证.在此之后国内外学者也利用各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大多数都支持了磁吸效应的存在,但也有少数研究持相反结论.在中国,由于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羊群效应更为突出,加上a股实行t 1交易制度,同时在熔断机制设计上触发熔断的门槛较低,两挡熔断阈值间隔较短,因此理论上的磁吸效应更为突出.对此厦门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陈蓉教授带领的期权研究小组在三家交易所公布熔断机制方案后对熔断机制的磁吸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熔断机制档位设计的影响以及熔断机制对股指期货波动限制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认为由于两档熔断阈值间隔较低,在触发第一档熔断并恢复交易后可能会加速上涨或下跌至7%的幅度,变相提高了涨跌幅度达到7%的概率.在中国指数熔断机制正式实施以后a股市场运行看基本印证陈蓉教授的判断.在2016年1月4日中国推出熔断机制的首日,沪深300指数在下午开盘不到15分钟触发第一档熔断,在恢复交易后不到7分钟即触发第二档熔断,全天交易结束(见图4);在2016年1月7日早盘开市不到15分钟a沪深300指数即触发第一档熔断,在恢复交易后不到3分钟即触发第二档熔断,当日结束(见图5).从事后分析来看,在1月4日和1月7日两个交易日,虽然市场上存在大小非减持限制到期政策以及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但熔断机制的磁吸效应被认为是加剧市场剧烈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权衡利弊后监管部门决定暂停熔断机制. 图4 沪深300指数2016年1月4日分时数据 图5 沪深300指数2016年1月7日分时数据 二,股市剧烈波动与金融监管 (一)场外配资监管缺失 不同于场内融资融券配资处于实时监控中,场外配资公司配资业务具有隐蔽性,其风险在于杠杆比例和杠杆规模等因素的不可测和不可控,以及杠杆资金的流转不清晰和不实名,从而影响监管层对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金融杠杆判断以及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尤其近年来新兴起的互联网融资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多样化,业务模式差异大,网络借贷跨行业,跨区域等新型特征,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风险传染性和监管的难度.因此在监管部门清理场外配资的过程中,由于对场外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规模估计不足,清理场外配资引发的账户强制平仓进一步引起了流动性风险加大,短时间内大规模出售股票资产引发资产价格下跌,更广泛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间接受到影响,导致了资产价格螺旋式下跌和金融全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 反思近期a股市场的场外配资高杠杆业务对股市的波动的正反馈效应,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投资银行在监管宽松的场外市场(otc)进行的高杠杆衍生品业务操作,引发市场螺旋式下跌的情况具有相似性.由于otc金融衍生品市场极低的透明度与监管缺失,造成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对交易对手的实际交易头寸情况一无所知,交易所以及结算机构也无法了解市场实际交易头寸与杠杆比例的真实情况.一旦一家交易商出现流动性问题,则会出现连锁反应.在危机之后,国际主要金融市场认为对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重在解决清算问题,建议引入中央交易对手(ccp).相似地,在解决场外配资的监管问题上,可参考中央交易对手的思路.第一,将创新型金融机构统一纳入会员平台,在交易之初,会员需缴纳足额保证金,并在交易过程中根据每日盯市的结果,重估头寸价值,及时追缴变动保证金.第二,采用多边净额结算制度,所有交易均通过中央交易对手完成,实行净额结算,降低总风险暴露头寸.第三,采用共同分担损失机制,当市场极端情况发生,保证金无法覆盖参与者违约行为引发的ccp损失时,ccp可动用储备资金进行风险覆盖,避免引发市场进一步波动.第三,由于所有交易对手均与ccp完成,ccp可以收集大量市场交易活动,风险暴露以及杠杆情况的高频数据,从而从微观数据方面估计市场总体运行,便于监管层面在实施监管调控时估计政策实施后的影响程度如何,不会引发市场过度反应或者反应不足的情况. 此外,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方面的监管缺失也同样值得反思.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一项特殊风险即"长尾风险".其长尾特征体现在,由于互联网金融拓展了交易的可能性边界,服务了大量不被传统金融渠道覆盖的人群,即具有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首先,互联网金融服务人群的金融专业水平,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等特征差异性大,非理性情绪是其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投资额度偏小,投资范围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精力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一方面导致"搭便车"的特征突出,另一方面也使金融机构所受监管不足,更容易集聚金融系统性风险.最后,一旦互联网金融机构出现风险,从涉及的参与者人数角度来看对社会的负外部性更大.因此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持续监管是亟待完善的. (二)金融行业联动特征与分业监管制度的不匹配 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间的功能边界逐渐模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功能相同或相似金融产品或服务,按机构类型进行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标准不统一与监管真空,使监管套利问题非常突出,形成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隐患;特别是在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下,因为不同监管者之间沟通和信息交换不充分,就会显著削弱监管部门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监测能力,无法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也会极大降低危机时期的沟通效率.从操作角度看,分业监管也会明显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金融机构往往需要用不同的格式向不同监管者报送大量数据,难以形成信息的充分共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此次股市动荡中,因为金融市场不同部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基于分业为特征的监管体制,使得在制定市场动荡的对策时,缺乏覆盖各个不同金融市场的完整信息,制约了决策的效率和针对性. 此外,与金融业务全联动同时出现的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风险敞口在逐步加大,这使得在危机时刻金融风险传递更加迅速和普遍,如果监管协调不足,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就必然显得力不从心.例如在本轮股市大幅波动前,银行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进入股市,证监会和银监会等单一监管机构实际上都难以掌握这些资金的确切数据以及杠杆率水平;在股市暴跌过程中,监管部门常常缺乏对这些数据及其影响的客观评估,各种猜测就容易通过互联网趋势在市场中快速传播,这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和波动;而在救市进程中,各个监管部门的反馈和步调如果协调不力,就容易使得救市错过恰当的时点,可能导致市场风险不断恶化. 资产管理行业的不断创新使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经营壁垒逐渐被打破,证券市场交易亦开始形成跨市场关联,全行业联动的特征.与金融机构跨市场关联,全行业联动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混业监管改革的迟滞.目前分业监管的局面使得在交叉业务领域发生风险时,出现监管职责划分不明确的现象.监管标准的差异,监管分工不明确成为配资主体进行股市投机套利的原动力.不同监管部门对监管范围内的机构和业务进行监管,由于缺乏监管协调,不同机构和业务的监管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带来了巨大的监管套利空间.例如,当前券商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要求相对较为宽松,而银行体系,信托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监管较为严格;而以p2p借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融资平台的监管还处于真空地带. 就此次股票市场波动来看,场外配资渠道的多样化,包括银行理财资金,伞形信托,私募基金配资模式,员工持股计划配资模式等,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业务相关性大幅提高.因此,在监管方面也应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在具体的监管框架改革趋势上,重新整合央行与不同领域监管机构的功能,发挥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加速金融监管改革的转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双管齐下,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并重.此外,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技术特征,实现银行,证券等监管领域活动数据的整合和共享,通过高效分析手段及处理技术,降低跨领域监管成本与难度,使跨领域合作与监管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