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实施以来,强制性公积金(简称"强积金",MPF)每年平均回报5.1%,扣除同期内的年均通胀,存户每年实收4.7%.表现强差人意.公众也很清楚,及早改善有关安排,让存户自行转移强积金,可望改善他们的退休收益;其中储蓄较少,因而最须要获得保障的存户,尤其仰赖强积金能有较佳的表现.
当计划改善后,也可减轻民粹的诉求,避免改用社会性的退休福利.社会性计划通常渗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色彩,把金钱由富人转移给穷人,或者由年轻的世代转移给年长的世代.这必然受制于民粹政治,有损劳动和储蓄的诱因,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以致最终无法偿付;随着人口迅速老化,财政将难以维持健全.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1-90年在任)于1889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开创全球第一个社会安全制度,但他并非真的想为全民设立社会安全网,而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他出身贵族,拥护帝制,崇尚普鲁士民族主义,但拒绝改革宪政,也不欲与教会,社会主义者,甚至国王分权,于是以社保化解国民对他的怨气.现代的即收即付(pay-as-you-go)制度都师承自俾斯麦;1930年代大萧条后,获不少国家采用,尤以民粹国家为然,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社保里加入再分配的色彩.
一如所料,主要因为制订政策时受到政治左右,这些计划最终基本上都无法偿付;经济固然受害,子孙后代更须肩负庞大的公共债务.环顾全球,政客无不高呼改革社保,但讲远多过做.
纯私营计划基本上是个人的退休账户,不带再分配的色彩,例如香港的强积金.在社会性计划里,新加坡于1955年开设的中央公积金(CPF)却属异数.新加坡不按世代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主要是管理个人的储蓄,因而得以维持偿付,只不过回报同样差劲.众所周知,新加坡是小规模的开放型经济,难以承担带有再分配性的社会计划,以及难以承受经济下跌的风险;新加坡得免落入社会计划的窠臼,原因是打从开国起,政府就不属民粹性.
新加坡的CPF由三种账户组成:普通账户,医疗储蓄(medisave)账户和特别退休福利账户,后两种账户保证每年有4%的回报. 1980-2009年期间,当地年平均通胀2.1%;换言之,过去这三十年扣除通胀后,公积金每年实收1.9%.就2000-2009年这最近的十年来说,扣除年均通胀1.5%,每年实收2.5%.至于CPF的普通账户,每年只保证2.5%的回报,较另外两种账户为低,扣除通胀后的实收几乎可以不计.
比较新加坡的CPF和香港的MPF,发现两者的表现几无不同,香港5.1%的名义回报虽然高过新加坡的4%,但通胀也较高,抵消了两者之间本来不大的差别;新加坡过去这五十五年表现之差,显然不足为法.
退休基金回报差是一个切身的问题. 1994年9月,港督彭定康要设立即收即付的社保,本港有七十八位经济学者联署反对,并建议成立私营的MPF,认为投资表现会好得多.
全球第一个私营退休福利计划见于1980年的智利.当时的总统是皮诺切特(Pinochet),这方面主事人的是劳工社会安全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当时以4%的实际回报率来游说国民接受这个制度.
智利雇主一如香港,也要为雇员的退休账户供款;与香港不同的是,由雇员独自决定资金的转移.智利有五级储蓄基金可供选择,按账户内固定回报与非固定回报资产不同的比重,以A到E表示. A级基金风险最高,证券(equities)占资产的比重可达80%;最保守的E级则只买定息的债券;其他三级介乎这两者之间.
智利制度营运头二十五年,扣除通胀后年均实收10%,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六至七倍.试想想,即使只拿最低工资的智利人也有10%的年均回报,而且按二十五年复式计算.智利制度在过去这十年的表现也不差,期间两年,资本主义世界备受金融海啸之苦.但于2000-09年期间,智利即使最保守的E级基金,年均实际回报也有4%,最高风险的A级基金更有9%.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智利的退休资产大贬值,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回报惨不忍睹:
以上数据是智利所有退休基金公司的平均值.拜竞争之赐,到2009年年底,即使表现最差的公司也收复了大部分初期的失地.私营基金证实是智利一般存户的福音.说到底,关键不在于一两年内的得失,而在于较为长期的平均回报.智利在这方面值得自豪.
香港强积金的回报与智利对比悬殊,显然是制度上的纰漏.香港的基金经理和委任他们的伯乐照理与智利的同样能干,单以"无能"两字,难以解释两者为何在长时间内表现悬殊,且持续不变;恐怕只能说,我们所设置的规管严重窒碍竞争.
香港的基金公司缺乏有效竞争的一个迹象,是每年收取的管理费可达1.8%,对强积金来说无疑太高.
由雇主而非雇员选择基金经理的做法严重窒碍竞争,相等于确保这个行业,包括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愁客源,只要雇主肯留用,基金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无妨,这大大妨碍了竞争.
此外,存户想将资金由一个基金转移到另一个,费用也是不菲.港人转工作频繁,往往同时持有多个前雇主选用的强积金账户,每个账户都只有小量资金,难以紧贴投资表现而采取行动.
只要存户无从选择基金经理人,而代替雇员选择的雇主对投资表现漠不关心,那样,负责管理资金的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不愁饭碗,存户的回报差劲也就在所难免.
要使基金公司有足够的竞争,雇员的资金必须便于转移,智利的先例说明,这可以改善回报.
让资金便携的同时,对强积金的管理也应大力简化,以便存户将四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专注于一个账户,既获得强积金局监管的保障,又享有规模经济的效益.
有说因为雇主也按雇员的薪金供款5%,因此不应该让雇员随意转移强积金.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以为雇主和雇员的供款应该有所区分,这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经济系新生都知道,当有竞争的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雇主的供款必然也来自雇员的薪酬.强积金开始营运头一两年,或要围绕均衡点有所调整,但十年后调整应已完成.
也有人认为,为了抵消对雇员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不利的影响,至少雇主供款的部分应该由雇主选用基金经理.但这个要求肯定可以用简单的修正来达成.何况,雇主借供款来抵消对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的影响不但无必要,甚至可以说不应该.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便扯得太远.
特区政府宜鼓励强积金尽早改辕易辙,为全港存户改善回报,尤其是那些储蓄有限,特别仰赖基金回报以安享晚年的人.私营的强积金较公积金可取,但不乏可改进之处,有关的改革不应受制于银行,保险业和雇主.这关乎七百万市民日后的保障,特别是弱势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