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面临这些挑战,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这些转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具体改革来看,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末,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这些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
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之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2%,远远高于"十五"期间20.2%,"九五"期间11.2%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
还富于民还需要降低税负,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2007年到201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增速为20.8%;远高于名义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税赋负担的增速高于其收入增速,即税赋负担在加重.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对低收入职工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大概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国企分红率低,大量盈余被投入到扩大在投资上面.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调出资金5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数目少得可怜.如果在今后五年,国企分红率能达到20%,全部进入社保,即使国企利润与前五年持平,就会有约为1.7万亿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犹如雪中送炭.
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还富于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对经济增长,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进转型都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还富于民,可以作为"习李新政"的突破口.正如习近平在本月15日同记者见面时所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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