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也 2012-07-09 21:25 大约半个礼拜之前,刘一舟打电话给我,让我以"理性的边界"为题,在十聚上作一篇演讲.刚接到这个委托的时候,我是满心惶恐."理性",这是个多宏大的命题!鄙人才疏学浅,就此做一做风月文章,或可卖座;要拿来当作严肃演讲的主题,实恐力有不逮.更何况,我们都是康德所言"理性的存在物",身在其中,而要窥探其边界,谈何容易! 然而转念一想,刘一舟让我来讲这个题目,倒也不算是找错了人."理性"和"边界"这两个名词,对于我们学经济的人来说,实在是最为基本和熟悉的概念.虽然我系统研习经济学不过一年,功力浅薄,但值此盛会,却也不愿藏私,斗胆班门弄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理性的边界"的一些看法.不到之处,还望各位指正. 经济学时常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著名的"理性人假设".似乎在经济学家眼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每个人都成了只为一己私利着想的混蛋.以我之见,这一批评实在有些曲解了先贤们的本意.经济学乃是研究权衡取舍的学问-世间的资源有限,在很多场合我们都不得不为了某些东西而放弃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假定,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偏好",即对于各个选项的一个排序.所谓的"理性人",不过是指这个人的偏好满足:1.完备性,即任意两个选项都可比较;2.传递性,即如果认为a比b好,b比c好,那么a就比c好.诚然,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两个性质不成立的情形,但在大多数时候,这样的要求并不算过分.而这样定义的"理性人",和自私自利,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刘一舟或许愿意为了我能用上ipad而去卖肾,这固然是很无私的行为,但和理性人假设并不矛盾-只要把"为了我卖肾"作为他的一个可选方案即可.经济学家只要求一个人的偏好"rational",而把偏好是不是"reasonable",偏好如何形成这些问题统统交给道德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处理.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家还是很谦恭的. 说完了"理性",我们再来说一说"边界".如前所述,选择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总是有成本的:多得到一单位的a,必须以放弃若干单位的b作为代价.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在a和b之间进行取舍,或者说,要如何确定两者在数量上的最优"边界"呢?经济学家认为,当a的数量达到这样一个值:在此基础上,新得到的一单位a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恰好和为此牺牲的b带来的痛苦相等时,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个"边界",也就是对于"理性人"来说最合意的配置方案.原因很简单:当更多的a能给我们带来净收益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介意将交易进行下去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是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时候,具有理性偏好的个体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说起来,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事实上和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相比,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浅薄的学科-但往往越是浅显的道理,就越容易被人遗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倾向于被事物光彩夺目的一面吸引,却常常忘记考虑相应的代价.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有"牛人崇拜"的情结,一看到某人去了名校读博,或者签了世界500强的企业,就羡慕嫉妒得要命,然后开始自怨自艾,后悔当初努力不够.但这些人很少会仔细地想一想,到底是你努力不够呢,还是那条路根本就不适合你呢?我妹妹今年拿到了加州理工的博士offer,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不爽了,因为从此我在我们家就没有地位了嘛.但是如果让我跟她换一换,我是打死也不愿意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工程方面的天分,而且现在这种读读书听听课想想经济问题的生活我觉得是再惬意不过.人在选择道路的时候啊,不应该只看什么"最好",而更应该看一看什么"最合适",要看清自己的偏好和禀赋再做决定.如果你不是又有事业线又能写小说,还非要"且让生活如烈风",那往往就是自找苦吃.当然了,这种"牛人情结"跟当前社会推崇成功的功利氛围也脱不了干系.你看现在我们都不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快乐的人还是不快乐的人,而只说他到底是"高帅富"呢,还是"屌丝".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很有问题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是"高帅富",他的生活就必然快乐或者有意义.你看康德身高不到一米六,老爸是修马鞍的,本科专业找不到工作,一辈子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按如今的标准他是"屌丝"无疑了.可是呢,同时代的贵族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湮没无闻,而康德的笔下的璀璨星空和道德准则,至今还让我们的灵魂震颤不已. 不仅仅在个人生活方面,我们容易把"最好的"和"最合适的"搞混淆,政治生活上也同样如此.现在不是很多人鼓吹解体论吗,好像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了一样.小国寡民当然有不少好处了-国家小,管理起来就容易,政策调整也可以更灵活;人口少,那么闹矛盾的概率就低,在利益分配上更容易达成妥协.但是在看到这些益处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小国寡民"可能的弊端.前几天我还在人人网上看到一位朋友说,现在印度的各个邦之间倒是都很独立,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由于相互竞争而产生的进步,反倒是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发展停滞.其实不用看外国,只需要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哪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不是伴随着动荡和灾难?一个统一的中国,毕竟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可以有效降低跨地区的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也使得通过转移支付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扶持成为可能.更何况,统一并不等同于权力集中,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从八十年代起,经济决策的权力就主要掌握在市一级政府的手中,高层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这就是许成刚所说的"地区分权的集权体制(rda)",也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有时间讨论到底要不要解体,还不如多去思考思考,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而这绝不是发发状态写写文章就能知道答案的,这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和严谨的实证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经济学越来越依靠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有人批评主流经济学这些年来过分地数学化了,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如果不借助先进的定量工具,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出一项政策或者措施具体的收益和成本. 在更多时候,甚至数学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太多洞见,特别当要处理的对象是诸如语言,文化,市场,律法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演化而形成的规则体系时.数学终究只是现实世界的近似,而上述这些哈耶克所定义的"自发秩序",其存在却散落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们在时间的洪流中被冲刷了千载,以至于太精细,太庞杂,跟人类社会的脉搏贴合得太紧密.任何试图改变它们的努力,要不然是徒劳无功,要不然是以悲剧收场.世界语至今使用者寥寥,试想,一种人为构建的语言体系,如何能囊括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三十几个名词?而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尝试,则向我们展示了市场被毁灭之后,世界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悲惨图卷.人类的认知能力究竟有限,在面对"自发秩序"之时,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敬畏和接受,而非排斥和重构.正如哈耶克告诫过我们的那样,要时刻警惕"致命的自负".这一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边界",比经济学意义上的更该被我们铭记于心.现在有些人觉得,中华文化是一种劣等文化,是已经过气的东西,和文明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推倒重建,哪怕被殖民三百年也在所不惜.诚然,我们的文化之中有许多糟粕的成分,和当今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时常相悖,比如好面子,徇私情,喜铺张,爱攀比.然而,"重估一切价值"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大的收益,以至于我们甘愿承担那不可估计的巨大风险?至少我个人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什么时候,通过制度的改良和教育的陶冶,逐步推动文化的演进,或许都是一条更加稳妥而合理的道路-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时,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因此,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将何去何从,这一抉择将不可避免地由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不管你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我相信是在座每一个人都乐于见到,也愿意为之努力的.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很多时候,做出选择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这要求我们有谦虚的态度,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加入北斗-我希望能借由这个平台,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呈递给更多的人.北斗人并不敢奢谈启蒙,我们只愿做一家默默耕耘的服务商,让你得以听到同龄人的呼喊,并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正如我之前在一篇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北斗不是启明星,只是寒夜里的一支蜡烛;我们也许不能帮你指明人生的方向,但说不定你可以从这微弱的烛火中感受到光明的慰藉."接下来的日子里,北斗仍将伴你同行.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优秀,更合格的公民,努力让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有一个更美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