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生,发展的原因往往也被视作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理由.实际上,这种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各国之间能否走向经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现时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经济利益,而且,也是各国政策策略选择的结果.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各国政策选择如果不在合作中实现较大效益,就会在冲突中遭受更大损失,这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因由.本文试图用对策论来分析这一情况.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策略选择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超越于生产力许可范围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要求各国走向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但策略选择总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所以,两者会存在不同步发展的问题.在分析经济一体化过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