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各地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墨西哥城召开了会议.在作会议简报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全球经济的"首要风险"是一种强化了的全球性"节俭悖论".简言之,节俭会导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发展减速,经济发展减速又会导致贫穷,结果是节俭的手段与目的相悖.由于世界各地的政府都试图立刻削减赤字,全球经济面临着严重的衰退风险.
金融危机席卷希腊节俭悖论在希腊表现尤为明显,脆弱的金融体系,高企的公共赤字和债务以及已经很低的利率,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
在为达成希腊债务协议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整个讨论都围绕着希腊预算和债权人将要做出的让步进行.
为了使希腊的债务水平达到GDP的120%,债权人被迫削减50%的债务.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政契约规定的强制性财政调整程序,有可能将希腊债务占GDP的比值降到60%.
2012年初,在墨西哥的会议进行讨论时,三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已不再可行,这是因为希腊经济收缩的太快了.
对于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他们已经开始考虑更激进的选择了,与其试图通过谈判来进行重组,或许让希腊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可能会更好.
直接违约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但希腊至少可以摆脱债务.
2012年初,针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一项绝密的计划开始了.与所谓"Z计划"有关的工作持续到了8月,直到最终被柏林叫停.
该计划之所以被停止,是因为,欧洲仍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屏障,以保护其他脆弱的欧元区成员国免受希腊破产的影响.
正是为了加强和扩大这个不充分的安全网,欧洲人才向二十国集团提出申请,要求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资金规模.
但是,二十国集团的回答很明确.全球其他国家都认为,希腊退欧不仅仅是希腊的失败,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自称具有国际声望的欧洲大国的失败.
2012年2月,新一轮谈判开始,谈判结果是将减记幅度从50%提高到53.5%,剩下的希腊债务将被置换成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支持的两年期票据和长期低息债券.
截至2012年4月,有1992亿欧元的希腊政府债券被置换成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297亿欧元的短期现金等值票据,624亿欧元以优惠利率发行的新长期债券.
希腊用于债务重组后对希腊的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资金和用于国债回购的资金,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所有资金都是由三驾马车的新借款资助的.
此外,欧洲央行持有的56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被豁免进行2012年的重组.因此,希腊债务负担的整体削减程度远低于宣传的水平.
债务重组之后,希腊的公共债务从3500亿欧元减少到2850亿欧元,减少19%.
真正具有戏剧性的转变不是债务的数量,而是80%的债务是向公共债权人欠付的,也就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央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希腊将其对私人债权人的债务减少了1616亿欧元,而对公共债权人的债务增加了988亿欧元.
从2010年5月到2014年夏天,希腊从欧元区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了2267亿欧元,其中绝大部分在希腊偿还债务时直接回流.希腊和其他国家的债权人收到了813亿欧元的本金偿还.
除此之外,有406亿欧元被用于定期支付利息,支付给希腊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债权人.
为了使2012年的债务置换更有诱惑力,346亿欧元被用来激励那些持有债券的人.希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重组而受损.
这意味着,在希腊获得的2267亿欧元的援助贷款中,用于满足希腊政府在赤字方面的需求,以及直接有利于希腊纳税人的只有11%.
2009年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2990亿欧元.由于危机,该数字飙升至3500亿欧元.2012年的协议将公共债务削减至2850亿欧元.
但在此期间,由于经济衰退,欧元区危机以及债权人要求的政策,希腊经济陷入崩溃.虽然2009年希腊的GDP约为2400亿欧元,但在2012年下滑至1911亿欧元.
2008年,希腊的失业率为8%.四年后,该数字无情地飙升到了25%.一半的希腊年轻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希腊议会已沦为一个容纳三驾马车法令的工厂.在2010年5月的纾困计划实施后的18个月里,希腊银行的资金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随着定于2012年5月举行的大选临近,欧元体系正在谨慎地向希腊注入数十亿欧元的现金,以维持表面上的正常.总计有285亿欧元被悄悄空运到希腊,用于应对银行挤兑.
5月6日,希腊人民最终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这场壮观选举的结果显示了人们的幻灭之深.新的选举定于6月举行.在此期间,希腊仍悬在半空中.
陷入恐慌的欧元区国家希腊人并不是唯一在深思熟虑后对欧洲历史进程作出抉择的选民.
2012年5月6日,同一天,在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选民们拒绝了承诺让法国与德国保持一致的萨科齐,转而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
奥朗德不仅赢得了法国总统竞选,社会党也赢得了6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社民党要求的是关注经济增长,而非债务和财政的可持续性,这个呼吁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
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作简报时强调了节俭悖论,这是其在财政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的第一个迹象.
然而,预算削减的负面影响从2010年开始乘数就超过了1.这意味着,按照紧缩计划的要求,每削减1欧元的政府支出,将使经济活动减少1欧元以上.
因此,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是增加了,而不是如像计划中预先假定的那样减少了.
糟糕的经济学和错误的经验假设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了一项几乎摧毁了南欧一代年轻人的经济前景的政策.
柏林的保守派联合政府正在丧失对局势的掌控,由基民盟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
这个联合政府是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和不受欢迎的银行救助之后,在倡导市场自由主义的疑欧派自民党获得很大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而成.
2012年,这种支持正在消退.5月,基民盟面临在北威州举行的重要的地方选举.北威州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州,GDP几乎是希腊的三倍.
对默克尔来说,选举结果是毁灭性的.社民党的支持率飙升,而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的支持率下降到26%.这是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她的政党在这个关键州取得的最差战绩.
似乎是为了加剧五月的政治动荡,房地产危机的最后一次余震袭击西班牙.
与爱尔兰一样,西班牙也经历了全球最极端的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裂时,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西班牙的失业率飙升.在2007年至2012年间,欧元区的失业人数增加660万,其中,西班牙的新增失业人数为390万,占总数的60%.
最具灾难性的是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到2012年夏天,该数字已经飙升到了55%.即使算上大量的黑市经济,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感沮丧的统计数据.
与都柏林不同的是,西班牙的社会民主派政府设法将其抵押贷款银行即地区性储蓄银行的阵痛,遏制在了全球危机的第一阶段.
几个最弱的储蓄银行被合并为一家:班基亚银行.储蓄银行的数量从45家减少到17家,但代价是创造了一个更大,更危险的实体.
班基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达到3280亿欧元,是西班牙GDP的30%.尽管得到了全球投资银行的认可,但它在向全球投资者出售股票时却遭遇令人尴尬的失败.5月,班基亚银行宣布濒临破产,迫切需要进行资本重组.
此时,只有欧洲央行大量注入的流动资金才使西班牙的金融体系得以维持.但是,保持流动性并不等同于恢复偿付能力.
随着班基亚银行被接管,新的资本缺口已经上升到190亿欧元.
由于经济已经陷入萧条,西班牙最不想要的就是新一轮的银行业危机,如果像爱尔兰那样对银行实施紧急救助,使其陷入丧失银行主权的恶性循环,那么情况将会更加糟糕.
在班基亚银行发布声明后,西班牙公共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6%,然后开始向7%缓慢攀升,若超过这一水平,随着不断上升的偿债成本进一步推高赤字,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将开始像滚雪球般增加.
很明显,欧洲再次滑向悬崖边缘.
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正在上升,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仅2012年一年,欧洲各国政府和银行需要展期和再融资的债务就高达GDP的23%.
欧洲各国根本无法承受由西班牙国内恐慌造成的失控的利率飙升.
唯一出路是欧洲一体化正是西班牙迫在眉睫的危机,迫使欧元区全面改革的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
2012年4月底,德拉吉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呼吁制定一份政治路线图,为进一步走向财政联盟制定框架.
与此同时,法国新任总统和马里奥·蒙蒂领导的四面楚歌的罗马政府正在协调各自的立场.
欧元区各国财长一致认为,西班牙局势十分紧迫,应该动用欧盟资源向马德里提供1000亿欧元用于资本重组.
但是,为了阻止厄运循环,所需要的是一个单独的全欧洲的银行纾困基金,该基金拥有资源,能直接干预银行,并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相反,如果向西班牙银行注入的资金被记入西班牙政府的账户,则有助推危机的风险.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2012年6月14日,穆迪将西班牙的评级下调至Baa3,仅比垃圾级别高出一档.西班牙外长宣称,欧盟的未来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见分晓.
虽然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但这场危机很容易从西班牙蔓延开来.正如自2010年以来一再发生的那样,欧盟未能解决其内部问题,致使欧洲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为了争夺筹码,6月22日,蒙蒂和奥朗德在罗马召开会议,就"欧洲增长公约"达成一致意见,这次救助计划理论上包括价值1300亿欧元的投资和税赋减免.
在"危机四伏"的气氛中,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显然,西班牙正在滑向深渊.
三天前,马德里正式申请了1000亿欧元的外部援助,以对其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和结构调整.为了阻止这场即将爆发的灾难,理事会除了批准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别无他法.
一旦建立了有效的全面监督制度,银行就可以独立于本国政府,直接进行资本重组.最后,一个足以应对危机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浮出水面.
短期内,德国同意立即向西班牙银行提供救助,前提是须进行严格的压力测试.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步,欧洲终于认识到,欧元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联盟,还需要对其金融业承担共同责任.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政府债券市场高涨的不确定性.意大利和西班牙面临利率升至7%甚至更高的危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除非债券市场恢复平静,否则他们不可能指望其公共财政稳定.
6月28日晚,蒙蒂和拉霍伊强行摊牌,就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即将向媒体宣布欧洲令人欣喜的新增长公约时,他们宣称,除非就解决主权债券市场的新危机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否决该公约.
这是一次针对德国的伏击.
直到6月29日凌晨,默克尔才最终让步.他们不仅就增长公约达成了协议,还同意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允许欧洲稳定机制向遵守2011年12月商定的财政治理规则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债券提供支持.
这将是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权利,而不是通过向三驾马车提出羞辱性的申请才获得的紧急援助.
这确实是一个突破,但是在政治和金融方面,欧元区仍处于动荡之中.默克尔的退让并没能安抚德国的保守派.新的希腊政府仍被视为一种负担.
为了启动债券市场支持机制,欧元区成员国必须遵守3%的赤字规则.西班牙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2年夏,西班牙正努力将其预算赤字从GDP的11.2%降至5.4%.
由于西班牙的银行体系遭遇了无声的挤兑,以及银行间拆借市场关闭,西班牙银行从欧洲央行那里获得了376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7月23日,西班牙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飙升至7.5%,其信用违约掉期上升至633个基点.
2012年6月的峰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自2008年以来,所有领导人第一次以强有力的声音重申:摆脱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需要更多的欧洲一体化,而不是更少的欧洲一体化.
当人们谈论欧元的脆弱性以及欧元的日益脆弱,也许还有欧元的危机时,非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或领导人往往低估了投入欧元的政治资本.
在此之后,市场立刻平静下来.最脆弱借款国的债券收益率下降.关于欧元区解体的讨论日渐沉寂.欧洲央行一直掌握着稳定局势的钥匙.最终,得以扭转了局面.
然而,这是一种后见之明式的叙述,这场峰会是经历了很多周折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的,那个时候的它还并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