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网络上就流传一份经济学家名单,叫做"苦候诺奖的大师们",梯若尔(Jean Tirole)年年上榜,今年终于获奖.我在推上看了一堆经济学家对此的评价,概括起来都是well deserved,意思是"名至实归,早该得了".陈志俊老师有一阵在浙江大学,张口闭口都是梯若尔,一晃也十多年过去了.也许当时梯若尔的确是太年轻了,1953年出生,到目前也不过61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平均获奖年龄是67岁.
但对这样的天才,如果不给诺奖,那是诺奖的失败啊.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主要的工作都是围绕市场展开的.纵观天下,大概有三大派:一叫市场永不失灵;二是市场失灵都靠政府;三是市场失灵但有机制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在当前的学术进展下,前两派基本上都开始式微:第一派如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预期说;第二派则在布坎南1986年以公共选择理论获奖后,没有太大进展.
在第三派中又细分出两大分支:第一支是市场失灵不一定靠政府,有其他机制可以修正,代表人物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授给了夏普利(L. S. Shapley)和罗斯(A. E. Roth)的稳定配对,2009年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和2007年赫维茨(Hurwicz),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Myerson)的机制设计论;第二支是市场有失灵政府可以起点作用,梯若尔可以算这一支里翘楚.
市场由于买卖方信息不对称,私人行动的外部性以及人类行动的有限理性(例如1978年诺奖得主的司马贺和2002年的诺奖得主卡尼曼),会产生失灵.这时候政府以恢复市场效率为目的的干预,可以让市场重新运转起来.问题的焦点是:政府的介入到底该多深?
充分竞争的市场带来公共福利的增进,这到了市场至上主义这里,就变成了宣传口号.经济学这门面向真实世界的学问,当然要问一问:充分竞争的市场在真实世界里存在吗?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不充分竞争的市场,当然是有些企业大有些企业小,对拥有市场决定性力量的企业来说,其一举一动都可以关乎一个行业,而小企业的生死也都可能绑在大企业上,所以梯若尔就说,你得先搞清楚大企业一转身如何影响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其他同类企业.
这就是当下被称为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领域的基本问题.1982年斯蒂格勒就以对产业结构和管制效应的分析获得诺奖.梯若尔对这个领域的贡献是革命性的,而且基本上这个家伙都是不断革自己的命,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统一的理论,完了不仅一步步更新理论还把实证工作经验研究也一并做掉了.经济学者应该知道这件事多可怕,尤其是在分工专业化的今天,做理论和搞实证的几乎变成了两拨完全不同的人.但理论与实际在梯若尔的大部分研究里都是统一的.
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进展使得我们能更好理解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对于垄断企业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回答政府如何提供对大企业的最优管制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就成了梯若尔心心念念要回答的:什么是最优政策干预?
整体而言,梯若尔为产业组织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些年大部分进展都得益于其贡献.首先,梯若尔把科斯式的论述形式化了,并且通过对个人偏好,技术条件,和信息约束作出不同的假设,并改进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工具,极大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形式化和统一性.
其次,正如我前面说的,在理论分工日渐细化的今天,梯若尔不仅在理论上创新,而且把实证工作也做掉了.比你还勤奋的天才没道理给你留下空子.同时由于其持续不断的贡献,将原本一个杂乱无序的领域理得比较井井有条.这些工作主要集成在1988年的"产业组织理论"一书和1993年与拉丰合作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两本书中,两本书也都有中译本.
最后,从微观动机到宏观政策干预,梯若尔的分析层层相因,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析相结合,改变了人们对政策干预的看法.
这里说的大企业,是指那些对市场有决定性影响的企业.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资源依赖,或者转用于其他行业成本巨高,或者资源使用无法用一纸合同说清楚,像输水主干管道,铁路,电线这些资源如果被一个企业掌握,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都会造成自然垄断现象.通常经济学假设自然垄断企业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因为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提价,但消费者又极端依赖这些资源很难寻找替代,利益就会受损.
这最早可以回到1940年代科斯(1991年诺奖得主)回应庇古税问题时提到的一个问题:要不要用政府资金来补贴自然垄断行业.为了使公众利益不受损失,企业又能运行下去,让公共资金去补贴此类企业的看法很普遍.但科斯指出要做出此类决定,就需要知道社会剩余,而社会剩余又无法完全通过价格来显示.再加上这个领域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或许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性的监管方法是让企业随其边际成本定价.所以此类企业往往享受巨额政府补贴,但政府监管者其实很难观察到这类企业有没有努力降低成本,有没有尽力提高质量.中国的铁路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方面巨额补贴,但另一方面效率低下,腐败深重.
所以经济学家们就想,对政府来说,能不能通过一定形式的政府采购合同,一方面让企业有钱赚,一方面又能兼顾公众消费者的利益.迈耶森(2007年诺奖得主)和合作者在1982年首先使用机制设计视角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回答监管合同的最优形式到底是什么,因为迈耶森的假设里没有对政府的管制能力进行限定.
拉丰和梯若尔1986年的经典之作形式化了监管者和被监管企业的关系,政府作为监管者尽管能观察到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但不知道企业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降低成本;而企业呢往往比政府更知道如何去省钱,但因为可以享受补贴的好处就没有动力去降低成本.这样对政府来说,要从低成本的企业里获得租金,而要求高成本的企业降低成本,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所以政府监管者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这个基本模型对监管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但缺陷是没有解决获取信息成本很高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在政府采购合同中,与此类大企业的合同往往只管一时.因此就存在一个政府的政策承诺问题.比如说本届政府不同意上届政府的合同,随意进行修改,企业如果预期到这种政治承诺不可靠,就不会进行长期投资.但有些东西,例如电信通讯等的确需要先期很大的投资,如果政策上的承诺不行,这些基础设施类产品的供给就会很成问题,且影响公众福利.
与此同时,如果企业先期进行了投资,此类先期投资又因为资产专用性的问题,无法用于其他的生产,就相当于企业巨大的沉没成本.此时政府就可以敲企业的竹杠,要不减少补贴,要么要求降低成本,而企业因为先期投入巨大就被绑定了.所以1980年代,拉丰和梯若尔通过一系列工作引入了有限承诺,即如果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例如政府换届了.政府监管者也不能单方面改变先期承诺,需要和被监管企业重新协商合同.
如果把长短期考虑进来的话,合同形式会更加.比如说现在政府和企业都做了承诺,尤其是政府不会单方面改变合同,那么企业和政府能达到最优的产出吗?结果是未必然.这其实是个经典的博弈论问题.因为一旦当政府或企业预期到它们会有一个第二阶段的重新签约过程,就会改变它们在第一个阶段的承诺,因此最佳承诺就不会在第一阶段作出,从而使得两个阶段的合约都不能导致最优产出.1988年梯若尔和哈特,以及1990年拉丰和梯若尔的文章,应用"重新签约证据"的概念,细化了长短期合同的模型.因为长期合约相对灵活,监管者可以许诺在长期给予企业回报,这样就能减少企业拿了补贴就跑的机会主义行为.
回过头来,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承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话,就会千方百计隐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或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或出现因为一家独大反过来要挟政府的行为.后者被梯若尔称为"虏获",与政府的敲竹杠相对应.监管虏获最早由斯蒂格勒进行研究,拉丰和梯若尔极大推进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虏获行为研究.
但梯若尔近来在逐步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相关成果,修正这一虏获行为的研究.典型之作是2004年梯若尔和马斯金关于政治家和法官如何平衡监管行为的研究,他们的核心假说是拥有信息的监管者(政治家也好或者法官也好),不仅会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同样考虑社会利益,因为他们会想在离任的时候留下"传奇".此类传奇往往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行为经济学将此称为"社会性偏好",例如对于无私,公平和正义的偏好.
这个领域主要不是歌颂市场从不失灵,而是研究市场究竟如何运行.在具体一点,就是考虑市场上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市场决定力,这些如何具体影响企业行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因为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完全竞争的市场.
上面小结了梯若尔在自然垄断行业的研究,但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更多见的是寡头垄断,而不是一家独大的自然垄断.寡头垄断意味着有几家大企业,具有很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左右市场.在198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革命之前,大部分讨论都是集中在要么完全竞争要么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因为缺少必要的理论工具来特别研究类似寡头垄断这样的问题.但博弈论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研究的面貌.用焕然一新来描述产业组织的研究,应不为过.尽管从最近十年来看,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诺奖都给了博弈论及相关领域,但梯若尔1988年的"产业组织理论"恐怕是当之无愧的这个领域的"圣经".这几乎是凭一人之力就重写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博弈论工具开发之前,要分析新企业如何进入一个寡头垄断的产业或者寡头们如何蹂躏这个行当里的小企业,都比较困难.随后一系列研究,例如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2001年得主斯宾塞,2005年得主谢林,以及还没有获奖但足以分量的迪克西特1980年代的工作等,都使得更加具体的分析成为可能.
比如说,企业总要做一些先期的且不可逆的投资,比如说罗永浩搞锤子手机,要有资本投资吧,要有研发成本吧,还有营销广告也不可少.这些"战略性"投资都有承诺价值,因为你要不弄个锤子出来,就都要打水漂.但是产量和价格的承诺价值就比较少,因为你随时可以调整.这是迪克西特1980年的工作.但富登伯格和梯若尔1984年的文章指出,企业在做此类战略性投资的时候,对市场环境的细节是相当敏感的.好比老罗出来是因为乔布斯不在了之类的信息.
现在假设有一个可能的寡头企业和一个潜在的进入者,可能的寡头的战略投资会直接影响潜在者是否进入这个行业的决定.比如说可能的寡头可能会宣布大笔研发投资,以降低成本并阻吓潜在者,潜在者会据此评估自己的资源以决定是不是进入这个行业.如果不进入,寡头就享有寡头利润;如果进入双方就要分享市场收益.潜在者进入就意味着次级博弈,只有潜在者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进入,而潜在者的收益与成本又被可能的寡头的投入所影响.
这样对可能的寡头来说,最优策略是首先决定自己的战略投资是不是足够"强硬"来阻吓潜在者,或者在次级博弈中决定是否追加投资等.如果可能的寡头因为第一期战略投资使得自己看起来很强硬,但还不足以阻止潜在者进入,那么在次级博弈中可以通过设定一个较低的价格把潜在者赶出市场.不过这样的竞争会显得更加激烈,会降低双方的利润.这样可能的寡头又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减少战略投资并在次级博弈中与潜在者分享利润;二是过度战略投资以彻底阻吓潜在者进入.
迪克西特和梯若尔的早期工作是将阻吓与进入设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决定不可逆转的战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短期的竞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梯若尔和马斯金通过一系列工作将动态博弈引入进来,取代了二阶段模型.这个修正被称为马尔科夫完美均衡(MPE),在这一均衡中,每一期的选择只与收益函数相关,发现数量竞争的均衡是单一的,而价格竞争则有多重均衡.
正如前面所言,梯若尔不仅自己开发工具和理论,同时也将其应用到不同的实际领域中.上述分析对于企业的决策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于企业的研发投入而言,如果一个先入者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是公开清晰的,那么潜在者会评估是否有可能在专利竞争中获胜以决定是否进行研发投资,以及进入这个行业.同样的分析可以应用到是否采用新技术等.
在同一个行业里,大家都喜欢垄断,其实没有企业喜欢竞争.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寡头们势均力敌,没准串谋定价就是好的选择.但如果有一个寡头展现了强劲的市场力量,没准就会成为一个市场上的捕猎者,吞并其他的企业.
这里梯若尔形式化了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横向竞争往往包括联合起来打击其他的竞争者,尤其是阻吓潜在进入者.但也有可能某一个企业打破联盟,通过降价的方式打击其他竞争对手.横向的企业并购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由于消费者直接面对终端消费品,因此对于中间产品的企业往往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大量企业是买卖中间产品的,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顾客是另一些处于上下游的企业.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考虑,传统的分析假设上下游企业间的限制性合同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而非限制其他进入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其推论是企业效率提高有助于消费者的福利,但问题是如果上下游企业间的合同是为了限制竞争者的进入,那么降低市场的竞争性就会损害消费者的福利.这对于判断企业是不是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有重要的启示,尤其是限制潜在对手进入维持自己的市场力量,往往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有利于消费者的福利.雷和梯若尔1986年的工作讨论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纵向竞争行为,而哈特和梯若尔1990年的工作则讨论了有限承诺下的纵向竞争行为,这都极大扩展了科斯之前关于企业并购的研究.
[3,这是一个勤奋的天才]
这篇文章里介绍的只是梯若尔部分最重要的工作,梯若尔的勤奋使得其很跨诸多的研究领域,例如2000年和拉丰一起对电信行业管制和分拆的研究,金融市场的管制(例如和Dewatripont和Rochet以及Holmstrom在1990年代对银行监管的研究),金融危机,资产定价和泡沫,公司金融,等等.在这些领域你会不停看到他的名字.从1981年出道以来,到目前为止梯若尔已经发表了178篇论文,这还不包括他独著和合著的书籍.
我特别想提及的是,大部分梯若尔的工作最终揭示的是,经济主体是理性人,是相当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但是近十几年来,梯若尔已经开始逐步吸收行为经济学的成果,例如2003年和勒那合作的关于利他行为的文章,以及2004年和马斯金关于"名留青史"的动机研究等.尽管这不是梯若尔开创的领域,但这个勤奋的天才还是有可能把很多工作都干掉,所以后学应该更加努力,以便还做点开创性贡献.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3日19时揭晓,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成为法国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第三人.61岁的梯若尔现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