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统一财政的盛极而衰.西汉财政大体继承了秦代的财政体制与财政制度,在整个一代中保持着基本的轮廓,但在不同时期其收支结构上有所变化,财政运作的重心也有所转移,并各具特点.
比如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核心,采取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实行增收节支为目的的紧缩型财政;武帝时期汉朝的对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对匈奴由和亲改为军事打击后,为了满足因势扩张时期军事财政的需要,创设了各种新税种(消费税的征收即始于此),还实行以打击富商豪强势力,发展官商事业的财政;
昭宣时期由于经济安定,财政亦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但是西汉元成哀平之世以经治国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经学思想的影响下,统治者不断地放权,让利,使得土地兼并与奴婢化问题的日趋严重,而新莽政权托古改制的失败,意味着财政运作由此陷入了一片危机之中.
对于汉初紧缩性财政,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承袭秦代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理的集权管理办法,对凡属于不急之需的各项行政经费支出,尤其是大型宫殿的兴建以及皇室成员的奢侈性消费支出,坚持适度从紧的"节俭","限制"原则;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财税政策的调整,对轻田租而重赋役(指人头税和徭役税)等政策的调整,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力求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以满足和保证封建百官的俸禄支出和国家各项经费开支的需要.而且从汉初的情况来看,其田租的税率基本上实行轻税制.比如,"十五税一",三十税一","除田之租税"等等.
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在如此轻税政策之下,为什么汉代至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府库还能达到相当充裕的程度呢?那是因为统治者比较节俭,尤其是文景时期对内很少兴作,对外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使汉初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开支大为节省,再加上这期间的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的缘故.
封国财政与中央财政的矛盾碰撞与解决.随着汉初封国势力的不断发展,中央与地方表现为"干弱枝强".由于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实力逐渐膨胀,并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离心力的重要推手.
对于汉初长达六七十的郡国并行制度,学界的看法不一,倒退说和与时势相宜说各执一词.比如,有学者认为刘邦在继承秦郡县制的同时,却又恢复了分封制的作法,可谓"矫枉过正矣".
认为即使是同姓封国,对中央政权来说,毕竟也是一种离心力,更何况他们在其封国内又都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一旦他们羽翼丰满,必将与中央政权产生矛盾,并由此带来一连串的严重后果.
但是,有学者却认为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王国封立有利于调动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是贯彻"无为而治"和"休养生息"的重要表现.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看似不同,其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封国的财政实力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只是所关注的角度不同而已.
我们看到,在当初郡国并行的政体下,国家可以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封国进行约束,同时又给予封国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于是,在中央集权财政制度下,封国的二级财政制度是存在的.封国财政的长期存在,不仅控制了大量的财源,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财力积聚的重大阻碍力量.
汉初,受封的诸侯王,列侯并不享受国家俸禄,主要收入来源于各自的封地.在封地内,诸侯不仅有治民的权利,还有很大程度上的财政自主权,可以征收汉王朝规定的各种赋税,高祖时诸侯皆赋.
"集解"徐广曰:'国所出有皆入于王也',他们除了向封邑内的民户征缴田租,还收纳户赋等,并且有权使用这些税收,即除按规定上缴中央外,剩余部分皆由封君自行支配.
此外,各封君还享有包括盐铁,市租等在内的征税权,这些租税之入皆作为他们"私奉养".有学者算了一笔账,认为以封国内每户每年两百钱来计,若仅以千户之君来说,其年收户赋就达到了二十万钱,以此供其禄食与朝觐之需.
有学者研究认为,汉初全国计有五十九郡,而十个诸侯王国就占有四十余郡,汉中央直辖者不过十五郡.从人口数量上来看,汉初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万人,而王国编户一百八十万户,人口八百五十余万人.
所以,无论是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看,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在封国体制下,中央皇权对地方王国是有严格制约的,所以尽管地方王国享有广泛的权利和独立性,汉代国家的结构形式依然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并认为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皇权的制约,各地方王国纷纷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经济,"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而从中央来看,地方王国分权因素的制约,推动和确保了中央政权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
从地方王国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集权因素的制约,保证了统治者"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在占全国人口二分之一,地域三分之二的地方王国里顺利推行,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汉朝的财政,除赋税收入,官有财产收入,铸币收入等之外,还有贡献收入一项,也称献费.献费是地方官吏为诸侯朝觐需要而课征的一种人头税,虽然这是封国对中央存在一定的财政义务,但贡献终究是增加人民的额外负担,由于贪官污吏任意敛取,贻害乡里,鱼肉百姓.
在汉高祖时期,下诏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又规定郡国各以人口数率,每人每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这是易任土作贡,而以计口算钱;以作土之贡,改计口算钱,这种简化贡制,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结果.
汉初的王国有独立行政权,军权,财权,特别是同姓王国内部政治体制,官署设置,俨然是一个小朝廷,和皇帝几乎一致.汉初在消灭韩信,彭越,隶布之后,同姓王国依然存在,形同独立国家,汉天子所管辖的范围是较小的.
文帝时期,汉初受封的诸王已经壮大起来,并且在政治上与中央分庭抗礼,为维护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贾谊提出"割地定制,强干弱枝"的思想.所谓割地定制,就是在非嫡系的藩王中,采取割地承袭制,即代代分割,越割越小,使藩国多而力小,不足以同中央抗衡.
对于文帝嫡系则提出"益攘"的措施,即增加他们的封地,扩大其力量,使他们成为钳制和监视非嫡系诸侯的力量."益壤"和"割地",一充一削,相辅相成,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晁错,在文帝时期就提出关于抗击匈奴的对策,如募民徙塞,入粟拜爵除罪等,文帝无不采纳施行,官至中大夫.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后,以错为内史,次年,升御史大夫,得以施展抱负.
对于战争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七国之乱"发生,正是中央财权的严重削弱与地方财权的恶性膨胀的结果.战争期间,双方兵力总计至少亦在六,七十万之间,连同预备军队,可能达到九十万以上,双方在战争中的伤亡也十分惨重,死亡总数近二十万或者更多,尽管是内地作战,运费较少,因为战斗激烈,兵器消耗也较大.
关于战争费用总额问题,史无明文记载.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至少亦在百余亿钱以上,这是西汉初期财政上的大消耗.
为了避免重蹈这一覆辙,景帝对王国制度进行改革,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特别是财权收归了中央,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诸侯王国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基本上相当于中央直辖的郡县了,诸侯王也成为只有爵位而没有实权的贵族,西汉诸侯王国从此衰落下去.
到了武帝时期,为了最后摧毁封国势力,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发了"推恩令",把诸侯进一步化整为零进行分割.这样,武帝以后,诸侯丧失了一切权力,唯得衣食租税.史载,"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结语从此封国名存实亡,再也不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所以,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武帝时期王国问题最终解决之后,西汉才真正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财政制度,而且其财政建制也更趋于完善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