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部,北京大学,有关证券公司以及主办单位和主要新闻媒体的5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下一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宏观政策操作的重点以及"三农"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于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会者普遍的看法是,从统计数字上和从短期来看,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好于预期,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强劲扩张和外贸出口加速增长,并带动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从深层次和从中长期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增速趋缓和通货紧缩趋势再次凸现.
在这种总体判断形成比较一致性意见的同时,与会者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也存在一定分歧.
在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中的"亮点"问题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更多是市场自主作用的结果,具有可持续性;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更多是政府政策和短期因素作用的结果,因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戴圆晨研究员认为,作为上半年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出口和投资的增长――基础并不牢.美元贬值是推动出口一个很有利的因素,而基础设施投资热和房地产投资热主要依靠财政赤字和银行借款.出口和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国家计委综合司尹艳林认为,民间投资是否已经回升到可以取代政府投资的阶段,还值得研究.目前来看,民间投资还受到很多制约,除了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缺少好的项目,可靠的资金保障以及投融资体系起急待完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钢明研究员认为,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投资,出口及工业增长的加速,主要不是被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所激励拉动起来的,而是因为采取了不受市场需求制约的投资办法和增长办法.比如,用财政投资的办法,用出口补贴的办法,可以使得出口和投资超常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方式会带来很大的扭曲,经济增长运行状态可能会因此更加困难.
在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时,与会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比较明显地是对通货紧缩和消费需求增长的判断上.
如何看待通货紧缩?程度如何?与会者中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通货紧缩的短期因素,并认为目前各项物价指数的动态变化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认为,短期来看,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年初入世冲击的影响;而从五六月份的情况看,价格回升的幅度较大,基本把一到四月份下降的部分补回来了.另一种观点则比较强调通货紧缩的长期结构性因素,而且认为通货紧缩还是比较严重的.袁钢明研究员认为,上半年价格指数下降,一定程度上受到技术进步,进口商品,垄断削弱,市场规范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对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大范围,决定性的.针对当前"中国只有价格下降,没有通货紧缩"的观点,袁钢明研究员指出,判定价格下降是不是通货紧缩,经济中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关键是看在价格下降的同时是否出现了需求的萎缩及经济运行水平的下降,是否出现了需求萎缩引致的价格下降,或者是价格下降引致的需求萎缩,或者需求下降和价格下降相互引致的螺旋下降.今年上半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下滑,起因于消费需求减弱,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形成新一轮需求下滑与价格下降相互诱致的通货紧缩.袁钢明研究员进一步指出,5,6月份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幅度的缩小性变化主要与采掘业价格指数的上升和原料业价格指数下降幅度的缩小有关,特别是与石油价格下降幅度的缩小有关,不表明目前的通货紧缩出现了本质上的减缓性变化.袁钢明研究员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包括以行政及垄断方式提价的服务品价格,其价格指数变动与市场变化的关联性较弱,在出现通货紧缩时,不能将市场价格的下降性变化完整地反映出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不包括服务品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不被行政及垄断提价所掩蔽,是反映通货紧缩市场变化的较好指标.如果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紧缩在加重.
关于当前的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有的学者认为即使不扣除价格下降的影响,也是不低的.宋国青教授认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表面上看比较低,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去年消费需求的基数较高,二是住房消费不反映在社会商品零售额里,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居民消费没有呈现明显的疲态.也有的学者认为,增长回落明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尹艳林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消费需求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城市消费升级还在一个量变的过程中,尽管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在上半年上升较快,但其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里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对拉动整个消费增长作用是有限的.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陈东琪研究员认为,目前在区域,城乡以及城市内部的高低收入之间,消费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是值得注意的.戴圆晨研究员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消费增长,从现在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来说,依然偏低,难以支持更高的经济增长,另外跟储蓄的快速增长相比,消费需求的增幅也是比较低的.针对"计算消费需求增幅时要不要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袁钢明研究员指出,在通货膨胀发生时,观察居民实际收入及实际消费状况时一般需要采用不变价格,以剔除价格上涨造成的名义货币虚涨性影响.但是,在通货紧缩发生时,采用剔除价格下降影响的不变价格商品零售额,颠倒了价格下降的因果关系,所有价格下降的传递影响,现象,过程及结果都会被剔除,有可能产生对需求及通货紧缩态势变动观察和分析上的错误.他认为,上半年消费增幅的回落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城市中较大比重的中低收入居民及总人口中60%以上低收入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至于消费增长下滑的原因,袁钢明研究员认为主要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所致.
下半年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宋国青教授是比较乐观的,他特别强调他的这种乐观是建立在短期技术分析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不少与会者也谈了他们各自的担心.尹艳林认为,下半年的投资增长应该是下降的,不可能象上半年那样高.他认为,现在不是投资能不能持续的问题,而是到底下降的幅度有多大的问题.此外,全年的出口也不可能有上半年那样高的速度,对经济增长也不会有太大的拉动.再考虑到入世后进口的压力,下半年的顺差是会缩小的.陈东琪研究员认为,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外部环境发生一些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变化,外贸流量减少,整个外向型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在谈到下一阶段财政政策的取向时,陈东琪研究员认为,上半年好的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关键要有下一步的后续政策做保证.他认为,下一步财政政策要做调整,是调国债还是调税,需要进一步研究.戴圆晨研究员认为,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果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的话,要研究怎么样淡出,包括淡出的步骤,淡出的方法以及淡出的时机选择,以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尹艳林认为,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依赖于国债的投资,还得依赖于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构和方向要进行调整,要考虑怎么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多增加农民消费结合起来,同时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特别要减轻农民的负担.
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夏斌司长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一方面,我国的M2/GDP之比已名列全球前茅,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货币供给具体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1998-2001年四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底增长了74%,远远高于此期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很难说通货处于紧缩状态;而另一方面,物价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物价长期低位徘徊甚至较长时间是下跌态势,也很难说通货不处于紧缩状态.这里的关键是在通货紧缩作为主要危险倾向时,不能简单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增长率之和,作为论证货币供应充足的依据,而要进一步分析在一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能够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货币资金状况,也就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货币"――国内信贷总量――的变化情况.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的情况下,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由于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原因,使得与国内企业相对应的"货币资金"紧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并不慢的情况下,经济学界,企业界仍在不断呼吁货币供给太紧的原因.
夏斌司长认为,分析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还要注意这样几项因素:一是从2001年6月始,证券公司股票保证金被纳入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M2的统计中,而这些资金基本不形成对商品的购买压力.二是商业银行持有较高比例的超额准备金.三是近几年通过金融机构间的资金交易活动,银行资金偏离实体经济活动的倾向日益增大.四是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企业,上市公司集中,引起中小城镇,中小企业以及农村地区的资金紧缺.
夏斌司长指出,在当前担忧内需不足又远离引发通货膨胀风险程度时,中央银行更应注意的是通货紧缩倾向.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与体制环境下,仅仅依靠货币供应量指标反馈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操作已经行不通.在金融市场得到发展但市场结构尚不稳定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调控要看M2,但又不能仅看M2.相应的对策除了采取较为松动的货币政策外,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因为放松的货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居民等经济单位能否作出积极反应,增加投资与消费;取决于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迫使商业金融机构作出积极反应,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股票市场发展中的稳定结构.夏斌司长还特别强调了尽快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阻塞和扭曲问题.夏斌司长最后指出,要从根本上修补,完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功能,除了需提高中央银行的调控艺术外,还必须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中的焦点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研究员做了专题发言.
他首先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粮食形势和粮食安全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在中国连续四年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今年可能处在一个平略增的情况,不过,粮食价格的再次走低可能会影响这个判断.他进一步指出,考虑到国家的粮食库存和农户的存量,到2001年粮食仍然供大于求,因此如果今年是平产,或者略减一点,应该对粮食的供求平衡影响不太大,粮食安全也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从粮食的供求关系看,整个十五期间的粮食安全也不会构成太大问题.宋洪远研究员还拿粮食价格在近几年不断下降的走势作为对粮食形势和粮食安全判断的佐证.
在谈到农民收入问题时,宋洪远研究员认为,始自去年的农民收入增幅回升可能是一种恢复性和补偿性的,而不带有转折性.从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看,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由于一季度出售上年结存的粮食,使得今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一点补偿性;二是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减缓,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在下降.从长远来看,宋洪远研究员认为,考虑到GDP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工业化推进程度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整个十五期间农民收入要取得比较大的增幅比较困难.
宋洪远研究员强调指出,九五期间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差距最大的一个时期.体现在:(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农村市场份额的下降非常明显,而这是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2)农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尤其是人均指标)的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就业转移受阻,使农民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的从业人员在近几年持续下降,而农业的从业人员在有的年份甚至不降反升.(3)在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的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很明显,从基尼系数看,农村居民是高于城镇居民的.
宋洪远研究员认为,造成工农关系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和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了问题.表现在一是农业投资的比重非常低,而且从变化趋势来看在波动中下降;二是财政性支农支出比重在整个90年代持续下降;三是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的比重也比较低.宋洪远研究员指出,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财政性资金和金融性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所有要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和调整城乡关系入手,改变政策操作中过多的城市取向.
此外,与会者还对泡沫经济和金融风险问题,信用问题,经济增长的统计方法和伦理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