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征程已历 40 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近 8 亿人摆脱贫困,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成绩的大幅提升通常意味着进一步上升的难度显著增大.当前,中国正由追赶型经济体向欧美等前沿国家快速逼近,"低垂的果实"已基本采摘完毕,科技创新,制度革新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逻辑发生五大转变:一是从效率到公平,二是从先富到共富,三是从速度到安全,四是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五是从房地产繁荣到科技和制造强国.其一,从效率转向公平.
在改革开放之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有着巨大作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分配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不仅能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潜能,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公平不只是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更加公平,更重要的是实现起点公平,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这需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的差距显著,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一直较为薄弱,农民,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待加强.其二,从先富转向共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中国也不例外,至 2008 年基尼系数一度达到 0.491 的峰值,随后持续回落,2021 年为 0.466.
贫富分化加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降低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削弱经济的潜在增长动能;二是制约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抑制消费和总需求的扩大;三是可能加剧社会冲突和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这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只是渺远的理想,而是推动经济再上台阶的必然举措.当然,共同富裕绝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发展中做大"蛋糕",优化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优化和改革分配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单兵作战.未来,更需要站在全局的视角,统筹推动财税制度,资本市场,房地产,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切实提升居民收入获得感,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其三,从速度转向安全.
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贫富分化加剧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突发疫情扰动,地缘政治冲突等进一步恶化外部环境,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国内的微观主体出现了明显的避险化趋势.地方政府层面,以前面临单一的 GDP 考核,现在面临多重目标考核,不仅有经济增长,还有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被问责的概率提高,每项工作都不能出差错.相应地,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追求稳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刀切方式贯彻执行.
企业层面,经济下行期叠加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背景,企业从过去的扩张模式逐步转到相对收缩状况,企业家信心较为低迷.居民层面,疫情产生疤痕效应,改变了居民的风险偏好,居民部门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平均消费倾向迟迟没有回到疫情前水平.其四,从侧重资本转向保护劳动.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比持续下降,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关系发生逆转.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劳动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当时的环境下,谁掌握了资本就能创造财富,所以土地,社保及税制等各种制度安排都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倾斜,劳动被忽视.
例如,税制结构是以生产型税收为主,而不是以消费型税收为主,这导致哪个地方有了资本,哪个地方就有了税,而不是哪个地方有了人口和消费就有了税.各个省份税收的占比并不是跟人口和消费相关,而是跟资本相关,自然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待资本,而忽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其五,从房地产繁荣转向科技和制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