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鲁南制药股权代持及其相关遗产继承事宜,BVI法院于今年7月做出初步判决;就本案相关事宜国内临沂中院也早在2020年做出过相关判决.针对该案BVI法院的判决增引发广泛争议.本文无意就相关判决及该事件本身做出任何评论,但因案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股权代持与信托问题,且对代持与信托问题,从中国法与英国法角度均有所分析,故借此希望能对中英之间对信托从概念与法律上的本质差别,浅显的予以初步探讨.
1. 历史渊源的本质差别
西方信托的起源有两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数世纪前,圣方济会的僧人(Franciscan Monks) 立有清贫的誓言,接收民众捐赠的财物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故名义上需要找另一人持有,于是将财物的产权记在他人名下,但实际上为僧人所用,于是产生了信托概念;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世纪时十字军东征(crusades)时,很多英国骑士前赴中东的圣战前,将自己名下的农场和财产转移到其信任的朋友名下为其搭理并照顾家人,因此建立了财产所有权与收益权分离,基于信任的一种信托关系.这样的信托关系因为基于信任,往往缺少任何正规或正式文件予以支撑.故在后期发生争议时对以契约为形式依据的传统法律体系形成了挑战.
而我国现代的信托概念,起源于形式,内容与程序具有明确规定的立法.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概念,形式,内容及司法救济均有明确规定,其本质与合同法基本一致.而至今英国信托法的基本原则除了需要遵从判例以外,仍以判案法官的良知为原则,故处理信托争议的法律在英国仍被称为"衡平法".要在"衡平法"项下得到救济,与传统的"普通法"重形式,重程序不同,但申诉人首先要没做亏心事 (Those who come 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所以英国法项下,信托关系的确认从本质上要靠良知,靠内心的良知的判断,讲的是信与义,而不是靠耍心眼,玩弄心计而涉及出来的任何外在形式.
首先处理信托事宜的衡平法是普通法的补充,故从历史渊源方面而言,信托更以良知而不以形式为原则.当从战场回来的骑士准备要收回自己的农场,却被曾经信任的朋友拒绝,且拿不出传统意义上的契约为证之时,只能去找国王主张正义.国王则委托其御前大臣(Chancellor)进行处理.在得知骑士在出征之前无偿将其农场和财产过户给被告,依靠良知判案大臣便可得出结论,这只能是基于信任的托管.故无需其他所谓的形式证据,判令被告归还农场与财产.
14世纪末的英国,御前大臣(Lord Chancellor)开始在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为人们解决普通法法庭里(common law court)里所未能得到妥善处置的问题.不同于普通法法庭,衡平法院的管辖权/司法权 (jurisdiction) 不受过往判例或既成规则的限制,而是由御前大臣遵循衡平法的基本原则以个人名义做出判决.这也意味着衡平法庭的判决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也因此产生了一个俗语:即" 衡平法的审判原则随着御前大臣脚的尺码而变" (Equity varied with Lord Chancellor's Foot).
到了19世纪,1873年的"审判制度法" (The Judicature Act)将普通法法庭与衡平法法庭合并到了同一法院体系之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英国高院(High Court)下分设皇家/普通法庭( Queen's Bench Division)和大臣/衡平庭( Chancery Division),分别拥有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辖权.而在更高层级的法院,比如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里,法官在断案时则会同时考虑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来做出判决.
而中国信托法与其他合同法的审判原则与程序则本质上无差别.故即便是信托相关的审理,其从实质法与程序法方面与其他法规项下的审理无本质区别.在实际中信托则更被用于金融市场的管控环境下的另类融资通道.
3. 判决过程中法官理念与推理逻辑方面的本质区别
在英国法项下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证据的评估采用自由心证的原则,也就是说当事人说什么,如何举证是当事人的问题,法官信与不信,信多少不信多少是法官内心判断的问题,不受法定证据形式的限制,对于证据形式亦无明确法律规定.对于股权代持到底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代持,还是违背委托人利益而暗中依法为国家代持,完全取决于法官基于代持人的身份,知识水平,道德水准的综合判断得出.判决书中应详细列明法官在分析与推理方面的充分事实与法律依据,并公开判决(有法律规定需保密的除外),供理性与良知的世人评价,也供在上诉案件中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判案依据.
而中国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摒弃自由心证的不确定性,不论证据与事实均以法律明确规定为依据,使我们的判决更具有特定性与可预测性,更有利于充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