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文章指出,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有,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输出,往往遭致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关切".中国对非投资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这是批评;亚投行则引起美日排斥,这是忌惮.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步伐,可以说蹒跚前行,举步维艰――这多拜美国的掣肘.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带给这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有人称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果然如此吗?说对了一半.
虽然都是资本的输出,但美国目的性更强,除了帮助战后欧洲盟友恢复经济,也是打造意识形态同盟.更要者,欧洲对美"马歇尔计划"具有主动诉求而非美国被动强推.
中国"一带一路",主推资本和过剩产能,是经济战略.而且战略所及国家和地区,范围广阔,涵盖不同类型的文明和国家.相关国家也是基于后危机时代的利益考量,对于中国资本有何乐而不为的想法.
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趋同性,相关各国对"一带一路"战略表现随意,而且受美国影响较大.尤其是美国盟国,既要中国资本又要看美国脸色,因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看上去热闹,但在推行中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有中途中断情况.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战略还是停留于机制准备阶段.即使是吸引欧洲背叛美国,让美日尴尬和惊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57个创始成员国在签约时也少了7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了和中国有岛屿主权冲突的菲律宾和马拉西亚,以及在中美两强间摇摆观望的泰国.虽然这只是技术因素,相关国家国内审批时间存在时间差,年底AIIB正式运行应无问题.
至于和"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两项高达14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计划似乎进展不大.刚刚在俄罗斯乌法闭幕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又设立了防范金砖国家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资金池.但这些由中国出大头的资金,目前都没有进入实质性运用阶段.
中国资本真得是多得用不完?未必.
最新报道显示,截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外债高达1.67万亿美元,虽然低于相关大国但也存在一定风险.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中国未必不差钱,中国网络网慢价贵引起了李克强总理的重视,要求具有垄断特色的三大运营商提速降费.三大运营商反应迟钝不说,给出的理由是硬件建设跟不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本国最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缺陷,"安外不安内"让人看不懂.
再者,AIIB57国资金规模只有千亿美元.可日日本自启炉灶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就达1100亿美元.固然有日本抗华的因素,单从中国一直未停要求美日加入AIIB的努力看,日本财力并不比中国弱.而且日本在操作国际金融贷款方敏比中国更有经验.AIIB要成为世界银行(WBG)那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还真的需要美日的加盟.
再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
如果说墨西哥高铁项目的流产,是由于墨西哥国内政治斗争所致,那么中日两国在泰国高铁项目竞争中则凸显中国竞争力的硬伤.就技术言日本新干线技术成熟,中国高铁发生过重大事故;就融资言,日本给出的条件更加优惠.权衡利弊,泰国选择了日本高铁项目,中国只是获得了稍低层次的动车合同.中日泰国高铁项目的博弈,凸显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日在印尼的高铁项目竞争激战正酣,印尼已经交与第三方对中日高铁进行综合评估,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
至于在印度在俄罗斯的中国高铁项目,即使双方达成协议,要执行乃至达到最后的受益,依然不明朗.
因而,李克强总理一直推进的中国高铁外交,目前尚未达到预期.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折射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至于中国在一些国家开展的投资项目,如希腊的海港,缅甸的水电站,也会行为政府更迭而发生变化.花了冤枉钱,但是达不到资本和产能输出的目的,这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言,简直难以置信.这也凸显,没有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影响力配合的资本输出,投入产出比很难预估.这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现实尴尬.
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还有,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输出,往往遭致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的"关切".中国对非投资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这是批评;亚投行则引起美日排斥,这是忌惮.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步伐,可以说蹒跚前行,举步维艰――这多拜美国的掣肘.
除了中国产能和资本输出遇到的坎坷,中国军火出口也遭遇麻烦.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但从土耳其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的功亏一篑到刚刚泰国所购中国三艘潜艇(价值10.6亿美元)合同的流产,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前者是北约成员,美国不允许北约国家土耳其向共产主义中国购买武器;后者则是美国的东南亚盟国,美国更不愿意泰国在亚太动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要走得坚实有力,既要确保资本和产能的有效输出,更要保证较高的投入产出比.而这,必须借鉴"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而且要和美国维持相对和谐的双边关系.
但这正是中国暂时无法破解的难题.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