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我国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在非金融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显著上升.近几年,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影子银行大幅扩张,传统商业银行与证券投资等业务的边界变得模糊,金融风险上升.彭文生博士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在金融周期的分析框架下,聚焦房地产价格与信用扩张相互促进带来顺周期性,为我们分析与探讨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我看来,为了防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需要控制货币信贷扩张的总闸门,同时改善金融结构,这涉及货币政策,审慎监管,法律法规等多个方面.
  金融的结构与监管
  金融结构的改善与风险防范离不开对金融的规范与监管.我国金融业按功能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目前市场对金融机构描述比较多的是"混业经营",但我更倾向于使用"综合经营"来描述一个金融机构法人或集团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业务.
  在我国,由于严格的分业经营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银行都拥有全牌照的子公司,而其他机构也是如此,所以目前我国要走向纯控股不太容易,最后很可能走向事业型.事业型控股公司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实业集团会更多考虑实业自身便利而忽视金融综合发展,或者由于经验欠缺导致投资金融业务时缺少专业性.持牌金融机构走控股路线还比较好管理,但最大问题是连实业企业都形成了控股集团,我们需要从法律上来规范事业型控股公司.
  彭博士在书里分析了金融的不同板块相互融合渗透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影子银行的扩张与商业银行对批发市场资金依赖的增加.这里面既有上述的法律法规问题,即如何规范不同板块的边界,也有在现有法规框架下监管的有效性问题.
  从监管层面看,我认为重点不在于监管是否分业,而在于监管是否按照功能来区分.应该强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从单纯的机构监管走向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同时监管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原则.现在很多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如果把其外衣一层层剥下,实际上是具有相同法律关系的产品.没有对金融功能,金融产品法律关系的统一认识,只有监管机构的合并与拆分达不到提高监管有效性的目标.
  基础货币投放与调控
  改善金融结构之外,控制好货币信用总量的增长也有赖于货币政策对基础货币的调控.
  央行一般通过三个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再贴现以及信用资产质押再贷款,央行买卖政府债券和外汇占款.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要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被动吸纳外汇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当时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人民银行基本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因外汇储备过多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这是一个中性的政策,不是紧缩.2009年之后,特别是从2011年开始,外汇占款逐渐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变化.最近几年央行推出一些创新工具,包括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抵押贷款等,通过这些方式向外提供基础货币.
  另外,我们需要准确理解央行买卖政府债券与基础货币投放的关系.在常规情况下,央行使用短期国债在公开市场上吞吐基础货币,作用等同于过去的央行票据买卖.不论使用哪一种操作手段,央行在确定了总量目标之后,操作方式只是不同工具的选择而已,工具本身不代表政策取向的改变.在非常规情况下,比如发达国家央行购买长期国债(量化宽松)投放基础货币,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财政的债务管理更多涉及中长期国债.但不管怎样,最终对流动性(基础货币)的总体把控必须是央行,以保持利率,汇率调控目标一致.
  数字货币的能与不能
  虽然算法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但信息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的实现形式.目前法定货币的支付在境内和跨境结算都采取集中化网络的方式,但是开源共享的分布式信息技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如何将算法货币的信息传导以及价值传导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同当今金融体系结合起来,改进支付体系和支付清算服务,是值得研讨的方向.
  2017年春节前,我国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而央行旗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已正式挂牌.目前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初步构想,仍基于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由中央银行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和验证监测,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直接面向社会,构建提供数字货币流通服务的应用生态体系.在这个框架下,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通过商业银行的渠道,但实际上是100%的准备金.彭博士对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宏观含义做了一些分析,包括对银行业务模式的可能冲击.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还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我们需要研究其在宏观层面的可能的影响.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本文摘自"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序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