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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聚集经济而产出的利益,是因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动而来的,因此是集体成就,而造福大家,经济学家把这件事称为公共财.那么,地主在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课税应该遵守道德及效率.道德在两方面很重要,第一是道德的本质,再来是课税若不符道德,会面临抗拒及逃税.效率重要的原因,在税捐会塞进价格里头,例如消费者购买产品付的钱,就会高于生产者赚到的钱.如此的税捐塞子会扭曲资源的分配,所以伤害了效率.
左派,右派意识形态认为,它们知道课税已经极化及毒害了我们的政治,稍微动用实用主义,就能让我们头脑松绑:明智的新税,可以就道德及效率两标准上,击败现有税制.
一项税捐的道德基础,就税制而言,可能比效率更重要.税务行政极其仰赖自愿缴税.要分析道德立论,标准的哲学方法便是务实析理.虽说务实析理是课税政策的重心,但它不属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系统.结果便是经济学家大致忽略课税的道德面向.他们出任财政部顾问时,经常建议开征破坏承诺的税,原因在他们认为那些承诺真是愚蠢(他们的判断很可能没错).的确,经济学家显然在想,他们只消考量过收入不均,就已解决道德课题;而收入不均,是透过标准的功利派计算方式来分析的.
诚如海德特所见,大多数人认为公平(fairness)的重点在"按比例"(proportionality)及"赏罚"(desert),而非平等.然而它们遭到忽视.赏罚?算了吧,若是懒人的钱比勤劳工作的人少,那么转移金钱还是能提升"功利".应不应得?算了吧:假如有人努力存退休金,退休时钱比一生花在海滩度假的人多,钱转给后者还是提升"功利".责任?算了吧:此时你应该全部都懂了.功利派经济学家应留心,有些金钱转移会有抑制效应,因此没有效率,但他们不会承认那么做是不合道德的.这种瞠目无视更广大道德考量,其实是更大现象的例子,也就是"西高工富发".
一旦我们认定,赏罚这个命题在税务设计很是重要,那么它对聚集经济所得的利益,就有强大影响.最早瞧出这一点的人,是十九世纪美国记者兼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阐述完自己的思想后,便引起轰动.
乔治提出道德论据,支持对聚集经济衍生的利润进行差别课税.他瞧出何以利润因道德而有差别,归结出合宜的政策,是向都市土地征收加值税.
读者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而领略他的洞见.先由"谁由聚集经济获利?"开始.为了理解通透,众所公认工业革命是这样的:一开始,大家都是农夫.工业发轫于新城市,人们搬进来,到工厂工作.工厂的聚落成长,人们变得比务农时更有生产力,"聚集而增益"(gains of agglomeration)指的,便是这种额外的生产力.额外生产力反映在工资,原因是企业彼此竞逐工人.但是,为了在工厂工作,人们必须住到附近,因此得向拥有土地,城市在土地上头形成的任何人,租借土地.
所以,搬去城市取得的利益,便是较高的工资减去地租(为了让事态单纯,我们假设:除了工资比他们原先务农来得高,人们在都市的生活与乡间并无不同).只要务农及工业间的生产力差异,要比地租来得高,更多人愿意搬到城里.但随着他们那么做,地租不断被催高,过程持续到地租高到吃光整个生产力差异为止.到此时节,人们再没诱因想搬过来;用经济学术语来形容的话,就是我们达到平衡.
但更兴奋的是:我们归结出强劲的一句话,而回答我们的问题:"聚集经济的利益全以地租而归给地主."位居政治光谱右端的人或许会心生不安,但请放心,这项分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乔治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他是精明的经济学家;他死后多年,两位经济学者证实他的结论为定理.他们很得体地把它称为"亨利.乔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乔治接下来提出第二个问题,那在传统经济学框架里是无法理解的,"地主够资格取得那些利益吗?"虽说经济学家无法领会,但其他人倒是能懂.我们倒不需要什么定理就能回答问题:我们要的只是务实析理.要了解某人是否够格取得一笔收入,我们得回溯,找到导致他们取得收入的行动.只是,当我们由聚集经济回溯利益时,会发现衍生利益的行动,每个在城里工作的人都有参与;整体生产力的上升,人人都有贡献.
由聚集经济而产出的利益,是因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动而来的,因此是集体成就,而造福大家,经济学家把这件事称为公共财.那么,地主在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做的一切,很可能只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确,他们消磨时光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那样.他们收取到那笔收入,原因只在于拥有土地,而人们凑巧群聚于那里罢了.他们的活动,并没参与聚集而衍生利益.用经济学叫人困惑的术语,它被归类为"经济租"(economic rent).
重点在于:按理性的道德标准,地主们没那么够资格取得自己土地升值而衍生的利益,因为利益远大于他们为土地付出的心血(假使有的话),也非反映他们经由储蓄而累积的资本收益.这倒不是说他们半点资格也没有.身为土地的合法拥有人,他们有权依财产权而取得聚集经济而生的利益.但这一点,与所有城市劳工集体有权取得那些利益相冲突了;集体有权是依据赏罚.理性标准发生这样冲突的时候,实用主义会叫我们妥协,而非陷入固执己见.课税介入之时机,正在于此.
假设社会同意,向一些赏罚与有权应得相符的人,课征一定税率,比如自耕农,他生产的农作物,既是他工作又是他拥有那块农地的成果.假如公认税率在百分之三十好了,那么要决定因土地升值而取得的收入,该征多高税率,而反映聚集经济所生的利益,我们应该把税率订在比百分之三十高得多.这可以反映这件事:地主对这种收入的主张权,力道远弱于自耕农对自己收入的主张权.此外,唯有借着向聚集经济的增益课税,使用这些税款来造福整个城市,那么造出那种增益的劳动人口,才能收到部分利益 -  - 而按上述分析,是他们应得的.
亨利.乔治的点子很早便用上务实析理,立足于区别出租金与其他形式收入之间的赏罚.他仔细分别出土地升值而生的租金,以及资本所得,而他认为后者理直气壮:他的主张既非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民粹.
乔治的观点离经叛道吗?相反地,他的道德良知轰如雷鸣,"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变成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最畅销的一本书.
亨利.乔治建立强大的道德立论,向都市土地的增值开征重税.虽然在大众间取得回响,他的政策却从未妥善落实.那些因为拥有大城市中心区土地而发大财的人,反对因此而课税.相形下,地主们没整理出可资抗衡的道德论证,而采取的手法,是由他们暴增的财富拨些出来,去收买政治影响力.在英国,西敏公爵(Duke of Westminister)拥有中伦敦很多土地,他轻松地出任上议院议员,也成为英国最有钱的人.在美国有个人,他核心生意是交易纽约土地,是目前的总统.
开征这种税,时机永不嫌晚.选民目前教育程度远优于亨利.乔治的时代,所以,建立一个政治同盟而克服既得利益的抵抗,应该较为容易.此外,自一九八○年代以来,大都会大幅成长,反映出聚集经济的利益大为增加.请记住,这一点是源自经济复杂度大跃进,还有伴随而生的技术异化加大.故此,目前聚集经济可以拿来课税的利益,远大于亨利.乔治的时代,所以公共政策对此毫无作为,就变得愈发荒唐.我们没课征这种税捐,反而卡在老旧意识形态造成的税务争执里.
然而,挂在本节文章之首的"很不幸",倒不是悲叹当前公共政策的缺陷.它讲的是同一种复杂性升高,既推动都会由聚集经济取得新的利益,同时还让亨利.乔治定理失效.他提议说,我们可以透过向土地征税而抓到新增利益,目前不再正确.向这些利益征税的立论依然强而有力,但要那么做,必须聪明地重新设计税制.
支持前面两个句子的研究,立论很新颖:是我同事云拿保斯跟我研究一件乍看并不相干的事情,因而凑巧发现的(做学术研究经常发生这种事,令人称奇).我打算让读者感受一下发现新成果有多兴奋,这些思想可以表达得相当简单:的确,我们便是这样子凑巧发现的.你可以参透两个简单的场景,便抵达这个主题的经济思想最前沿:
场景一是我们由务农走向工业的故事变种,相异之处,只在这一次有着不同技术及住屋需求的人,各自决定要不要搬到大都会.大都会提供的高连结力,让技术更有生产力:你愈是高技术,那么身处都会区更能提升你的生产力.但随着人们搬进城里,租金催高一如既往,那么,谁会搬去,而谁又留在家乡?状况相当清楚,搬进大都会而受益最多的,是拥有高技术的单身人士.
所以,专精企业法规的律师长时间于办公室工作,而不工作的夜晚则待在城外,接下来再回到她的小套房,要比起于小镇工作,生产力远大得多,而且她不用把自己相应可观的收入,花很多在租屋上头.在经济学研究里,找出那些两种选择并没造就差异的人,经常很有用.本案例中,选择便是搬进大都会及留在小镇.我们晓得,对他们而言,生产力的益处,恰恰好被必须多付的租金给抵销,但这些人是谁?有些只是半技术工,他们单身,只要小套房就行,但他们赚的并没比留在小镇多很多.其他便是拥有高技术,但因为他们家人很多,需要很大的住居处所,而租金耗光他们额外的收入.
这些人对本研究很重要(经济学把他们称为"边际人"(marginal),原因在他们只算勉强愿意住到大都会.假如地主要收更高的房租,这些人就会搬走,地主就会欠缺房客.这些边际人决定房东能索取多少租金.前述的企业法律师为自己小套房付的租金,跟租借隔壁小套房的单身半技工是一样的.我们在此归结出重点:那位企业法律师能够取得聚集经济的某些利益.
泛言之,因为技术及住居需求的差异,很多聚集经济的利益不再归给地主,而由高技术单身,不需要太大房舍的人拿走.云拿保斯与我模拟大都会如伦敦或纽约发生的状况,发现聚集而生的利益,大约半数由那类人取得,而非地主.若是我们再加入另一层差异,也就是列入较小城市,那么地主取走的利益成数进一步下跌.最重大的后果便是:不管政府向地主课多重的税,都无法取得聚集经济的大部分利益.
这种新状况很不妙,原因在支持课税的道德论调依然很强.我马上勾勒第二个场景,以便瞧出这一点.
这幕场景更逼近事实好几步,而且点出的重点更强而有力.世上有两种产品,即食物及劳务,还有很多国家.食物在各地都能生产,但劳务只能在那些有法治的国家产出.读者大可把法治设想成代表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管理完善.接下来,法治仰赖一般公民的合作,一起努力支持它.假如每个公民袖手旁观,把守法留给别人做,也就是说,假如人人都想不劳而获,法治这项公共财就不会出现.碰到这种场合,人们在大多数社会里都想不劳而获,法治这项公共财就不会出现.结果便是,唯有很少数拥有法治的社会能生产劳务;别的社会里,大家只生产食物.
聚集经济的利益适用于劳务,但是不适用于食物,因此在那些少数有法治的社会里会出现大都会,而劳务在当地生产.因为能够生产劳务的国家没那么多,因此劳务在世界市场销售,溢价会比食物高.所以劳务出口国,比起食物出口国,会更为富饶.
接下来,我们探索哪些人在出口服务的国家,会受益于这种富饶.假设所有国家当中,工人有两种:一是异常聪明的人,二是剩下来的芸芸众生.再假设聪明无益于务农;相形下,聪明可能对生产服务很珍贵,但端赖多少聪明人群聚在一起.一个聪明工人在服务业里受孤立,并不比一个农夫更有生产力,但愈多聪明人聚集在大都会里,他们变得愈有生产力.最后,我们加入常见的租金现象:聪明人挤住到都会里,租金升高.
那么,谁由群聚经济获利,而他们够资格拿吗?诚如前一个场景里,利益由生活于都会的工人及地主分享,我们大概猜得出这种区分想怎样,但就当前目的而言,它并不重要.在这个场合里,重点是只有一群人,堪称够格取得利益,毫不含糊,原因在只有他们肩负着对产生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为,他们就是全社会的一般公民,集体维持了法治.但他们没取得一丝一毫利益,有些利益被服务部门的聪明工人拿走,剩下的归给地主.因为这群守法公民道德上很明确,有权拿到利益,但半无所获,那么课税就有坚强理由.只是,跟前一光景一样,单是土地税无法课征到大都会聪明工人拿走的利益.
这两个光景有一重要的共通特色,就是获利于聚集经济的聪明工人真诚相信,自己有资格获利.他们的信仰基础,凭的是这样的事实:自己收入高是因为生产力高.接下来,他们相信生产力高,是因为他们发展出很高的专业技能(场景一),不然就是因为他们异常聪明(场景二).这些主张里,实情含金量都够,以至于它们对那些人如此方便好用,他们如此信仰可想而知.但这并非全部的实情.
大都会的生产力,端赖整个国家已提供的公共财,比如法治,还有过去投资于基础建设而提升联系力.这些事物雨露均沾,但它们造福都会区技术工大到不成比例.由更基本面来看,聚集经济依其本质,是集体造成的.它们是数百万工人互动的成果,并非个别高薪员工努力的成就.技能超好的人有权保留自己高生产力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另外,他们应得的部分,也不比没住在大都会,生产力没因他人而增加的人,来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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