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条件下,传统三次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商品和服务高度融合,这使得以"环环征收,道道课税"的增值税从原理上讲不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层面的变化.税基方面,笔者认为一个与数字经济的内涵更相适应的生产税种,很可能将不再严格区分制造业,农业与服务业,不再严格区分生产还是销售,不再严格区分总销售值与新增加值,而是以总销售为对象进行征收.税率方面,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频次,产出,总量将远远高于工业经济时代,这也为进一步降低税率创造了条件.纳税人方面,由于个人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协作网络当中,因此"人人都是经营主体,个个都是纳税人",个人无需事先注册登记就自动成为经营主体,身份证号自动成为税号,只要发生应税生产经营行为,只要产生收入,相关的纳税义务自动产生.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消费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而带动了与消费相关的税收,就业等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的重新分配.如果不加以妥善应对,很可能成为继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之后,新的区域之间的数字差距.目前,我国税收分享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行政区划,再辅以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和再分配.由于大型互联网平台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人才密集之地,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但其业务遍布全国,利润来自各地,这对现有区域间税收分享制度提出了调整和改革的要求.笔者在对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和欧洲增值税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在解决由数字经济引发的区域收入分配冲突的问题上,我国的单一体制有明显的制度优势,未来这一优势很可能也会在税收分享体制方面有所显现.在这其中的道理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的泛在性,区域之间的穿透性,巨大的规模性,客观上需要一个"大政府","政府之上的政府"(全球政府)与之对应,不仅统辖范围大,市场规模大,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基本一致,区域之间壁垒最小,最有利于数据流动和数字经济顺畅进行,这一点在国际上不易做到,但却正是我国的体制优势.
数字经济时代,各国之间围绕数据的主权问题,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2021年7月,137个经济体已就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3年正式实施.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双支柱,其中"支柱一"引入了"价值创造地"来重新划分国家间的税收管辖权和利润分配权,"支柱二"旨在通过引入全球最低税率,为各国税收竞争设定一个底线,以结束长期以来各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而在企业所得税率方面的"逐底竞争".下一步,国际税收改革还涉及到全球气候目标下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问题,这对于正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我国十分重要.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其中,还要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主动形塑未来国际数字经济新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