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述财富分配结构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两大需求影响因素,笔者主张一种不同于苏联,美国和欧洲体制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公共部门应该对个体的出身差异予以必要而充分的补偿,因为生在贫困愚昧之家不是孩子自己的错,生在显贵富豪之家也不是孩子自己努力的结果.政府应该给予贫穷家庭的孩子和年轻人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不仅要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资源,还要让他们有创业和奋斗的勇气和底气.
但是对于40岁以后的成年人而言,其财务和健康状况是他前半生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个体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给予中老年群体以各种社会福利保障,那么就是在削弱乃至剥夺个体奋斗的动力,培养国民不负责任和好逸恶劳的品质,最终带来民族的衰败.人在前半生的许多行为,包括生儿育女,创业创新,都是代价巨大但是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所以公共部门应该予以足够的激励和补偿.换言之,同样一笔钱经由公共部门再分配,如果补贴给40岁之前的人口,以营养补助,教育资助,创业风险补偿,生育补贴等形式给予他们各种支持,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所以既扩大了总需求,又降低了贫富差距,更提升了劳动力的长期竞争力.
而如果将这笔钱分配给中老年人,由于其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年轻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有限,更会通过吃全社会大锅饭的风气而打击民众个人奋斗的动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养儿防老"和勤俭节约,是一种有利于个体和民族整体生息繁衍的优良传统,它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并对下一代进行投资.亚裔人口在全球各地的高储蓄率行为模式在笔者看来亦源自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欧洲现代史上的各类制度探索,以后见之明来看,有些是误入歧途的,比如退休制度和高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在笔者看来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视劳动为负担的错误"社会主义"试验.东亚社会的优秀文化与社会传统,不应被退休制度和福利制度替代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从而确保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