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股民的钱赚股民的钱-18年a股"铁血法则" 7月的a股市场跌宕起伏,监管层利好频传,"限制大小非减持", "下调印花税",国务院颁布"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强劲利好相继出台. 然而,面对比现有流通市值多出近2倍大小非解禁压力,a股市场的调整步伐并没有就此终结.7月3日,股指再创新低-2566.53点,重新回到去年3月份时的点位. 这一切仿佛是它的宿命-早在18年前中国股市创立之初便已注定. 原罪-同股不同权 国内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设计者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四种类型.四种股权只能在同一类型投资者间流通,如国有股的最终持有人是国家,只能在国有企业及国资委托管机构间转让,非国有控股法人和普通投资者无权持有. 由于国有股,法人股原始成本极低,且大多数处于控股地位,从而使大股东恶意圈钱成为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假设国家要设立发行一家股份上市公司,总股份股.按照国内证券市场的惯例,股份制公司在设立发行的时候,并不谈双方出资的问题,而是先分股票.由于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国家要占绝对控股地位,这样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分得70%的股权即7000股,社会流通股股东分得30%的股权即3000股.然后这两个股东分别再按所持股份的比例出钱,此时国有股大股东按股票的面值每股1元出资,共投入7000元.但社会流通股股东却要溢价出资,每股7元,共计出资元. 因为是股份公司,所以公司各个股东的资产应该合到一起,也就是将社会流通股股东出资的元和国有股大股东出资的7000元合并到一起,这样这家上市公司设立后共计拥有股总股本,元的总资产.由于是股份制公司,各股东在股份公司占有的权益应该按股权比例来确定相应的资产,这时又用股票的比例来明确划分各股东相应的资产:国有股大股东占70%的股份,所以占总资产元的70%,计应该是元;社会流通股股东,应该占有总资产元的30%,共计8400元. 经过上述先分股,再出钱,而后合资,再按股份分钱的ipo操作,国有股大股东轻而易举地将社会流通股股东的元,划到自己的名下,完成了两者的资产换位.原来出钱7000元的大股东一下子拥有元,而原来出钱元的流通股股东却只剩下8400元. 恶果-大股东肆意圈钱 那么,国有企业通过ipo上市后圈来钱后又用来做了什么呢?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证券市场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国有企业"脱困",既股份公司募集的资金通常用来替原来的国有企业还债或收购原国企下属公司股权,为其母公司的一切非市场行为买单. 比如2002年沪深两市的亏损冠军sst轻骑.其总资产不过10个亿,却创下了34亿元的天量巨亏,其中大股东轻骑集团欠款就达28亿元,而这28亿元的大股东欠款却被上市公司轻轻一笔计提勾销了. 印象深刻的还有华业地产(原名仕奇实业).该公司2000年6月上市后,便不遗余力地为大股东仕奇集团输送资金.到2003年年报时,总资产才7.5亿元的仕奇实业,被大股东不合理占用资金达6.67亿元.就在上市公司的"血"几乎榨干前,大股东开始退居二线,将公司国有法人股29%的股权溢价2.7亿元转让给了一家注册资本仅有2800万元的小企业-"华业发展".新的准大股东"华业发展"前脚收购,后脚就把仕奇实业原本计划投在上市公司纺织业务的2.57亿元,用来收购华业发展持有的汉国华业公司的股权,债权以及华业发展彩虹新都房产.而这两项产权到底值多少呢? 以斥资8570万元收购的汉国华业20%股权为例,原本亏损的汉国华业其净资产其实只有2500万元(2002年财报),华业发展拥有的20%股权价值不过500万元,但到2003年5月份股权转让时,汉国华业的净资产突然由2500万元增加到4419万元,而后又在这4419万元基础上进行评估,评估价值竟高达1.98亿元. 在准大股东"华业发展"的主持下,按照收购比例,仕奇实业为价值500万元的产权掏了8570万元.彩虹新都房产原本净值5796万元,评估后价值高达1.97亿元.而后打了九折,以1.79亿元出让给了仕奇实业.说是新东家掏出2.7亿元买股权,实质上是上市公司自己掏钱买自己.一进一出间,大股东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最后埋单的全是中小投资者.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企业一旦成为上市公司,就得到了一种不断向个人股东索取的权利.而个人股东则不断面临配股,发行新股的压力.这个配股价,新股认购价一般是高于每一股的账面净资产,低于股票市场价.于是,个人股东要么听任自己的股份被稀释,要么继续掏钱. 权力寻租: 这样一套原本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是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制度,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一些其他性质企业所享有. 以2001年5月在上交所上市的用友软件为例,该公司大股东仅出资8400多万元,但凭借其36.68元的"市场化"发行价,以60多倍的市盈率一次融得9.17亿元,70%归其个人-大股东以8400万元的资产折股7500万股,而公众股东9.17亿元只得到了2500万股. 这还不算,用友软件上市当年,大股东又以每10股分红6.0元的高额派息方式,收回9000万元现金,相当于出资额8400万元的107%.这意味着,该公司大股东用一年多的时间便赚回一个新公司.而公众股东在同样分红条件下实际分红仅有2400万元,与其9.17亿元的投资相比,当年的回报率只有1.3%. 经此一役,用友软件创始人王文京以50亿元身家登上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事实上,用友软件的个人财富神话并非个案.2000年前后,将这场"话剧"演绎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当属招商银行.该公司2002年4月上市时,其总股本为57亿股,其中ipo发行15亿股,流通股股东拿出了109.5亿元的真金白银.到当年年底,招商银行净资产为160.32亿元,平均每股是2.81元.这样一来,流通股股东权益从109.5亿元变成了42.15亿 元(2.81元×15亿股).通过ipo发行,流通股股东的财富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就被转移走了67.35亿元. 最为诡异的是,这样的局面并不存在违法违规,也称不上欺诈和圈套,凭借的是特殊的"非全流通"股权设置制度和发行方式的"福"才"创造"出来的."拿股民的钱,赚股民的钱"成为这个市场的"铁血法则". 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之所以能够以远远高于成熟市场的价格发行,很大程度上也是仰仗审批制造成的"股票供应短缺 ",而监管层始终坚持审批制,实际上是为保证国有企业顺利ipo. 从这个角度讲,审批制实际上造就了国有股大股东出权,社会公众出钱的"权钱合作制公司"现象.国有股东与流通股东出资的不同溢价,实际上是量化了的权力参与分配.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这种原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审批制,如果再用于为其他所有制企业服务,难免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