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总量会超美国吗?如果会,大概是将来的什么时候?
一,现状:我们是否跌入衰退? 我们正在经历增速放缓,2019年GDP增长率为6.1%,完成了预定的6.0%~6.5%的区间目标.相比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当前的GDP增幅已经逐步转换到中高速增长区间(图1),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了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从趋势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持续走低(图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亦随之换挡减速(图3),说明经济的基本面确实存在下行压力,此前一直快速成长的消费在短期内也受到一定影响.一直以来,我们期望的经济转型是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但倘若二者同步放缓,则的确需要引起重视,不过,从长期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贡献比重还是由2013年的47%提升到2018年的76.2%(图5),据预计,2019年可望达到80%,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所言,"内需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依靠内需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依靠消费的壮大",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清晰. 2019年贸易战中的进出口表现在波动之中仍有增长,2019年12月的贸易表现甚至大幅超出预期(图4),中美达成协议的预期,市场信心的提振,连续两个月PMI的扩张都促成了这一结果的发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年,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5%;进口额同比增长1.4%;增幅出现下滑但仍然维持增长,贸易顺差则由于进口增幅的相对下滑,导致逆势扩大25.4%.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进出口数据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周期性出现负增长都是不足为奇的.目前在中美贸易战压力下的我国国际贸易局面的相对稳定,既有抢出口效应的正面影响,也有赖于一年来中国对国际贸易结构的主动调整,即进一步发展中欧,中日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摆脱对美的贸易依赖,目前从结果看,这一战略短期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 GDP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风向指标,唯GDP与避而不谈GDP都是不恰当的.2019年,在众所周知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下,能够取得6.1%的GDP增幅绝对来之不易,中国的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1万美元大关,GDP总额在2020年也将到达100亿元人民币,在这些里程碑式的耀眼数字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以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而言,GDP增幅低于6%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后边有论述).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在短期内没有失速的风险,但这并不是说面对增长放缓可以无为而治,中国政府短期内应会采取一系列旨在扭转经济放缓的温和的货币和财政措施.10月15日,央行公布的信贷数据显示,9月社会融资增量为2.27万亿元,超市场预期,较上月增长12.9%,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是新增信贷的主要方面,这说明制造业的融资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国家统计局也表示,2019年增加了地方专项债的规模,把2020年的一些计划提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基建投资增长有望取得超预期的表现.从结果看,根据最新公布的制造业PMI(图6),该指标已经连续两个月站上荣枯线(50%),显示了经济可能出现好转的迹象,提振了市场信心.  二,预测:何时超越美国以及如何超越? 经济预测并非不可为,只是需要明白其局限性和意义.当明白我们的经济增长正在由量向质转变,成为可接受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之后,接下来让我们做一系列的假设,在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保持基本稳定,贸易战可控,中美关系不脱钩(无军事与政治冲突的重大风险)的情况下,我们将去向何方?答案是,我们大概率会在2031年左右以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实现对美国的超越,目前来看,汇率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升值则时间提前,贬值则时间推后,如果贸易战持续升温,人民币贬值还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姑且让我们单因归纳分析,不考虑汇率的变化方向.这当中,我需要纠正的是,政府公布的GDP已经是考虑了GDP平减指数,是实际GDP增幅,而非名义GDP增幅,一些认为自行计算无法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朋友请注意这句话:"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 上述情境对于中美两国的GDP增幅也做了相应的假设,美国每年保持2%的实际增幅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预估,而对于中国,随着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将不可避免的出现持续换挡,因此对每一个5年设置了逐步回落的换挡增速.根据这一情境(图7),2032年,中国人均GDP将会突破2万美元,距离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将历经约13年的时间.从人均1万美元迈向2万美元的这一进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纺锥形结构形成和巩固的重要阶段,是实现重大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进程中,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将不断释放改革利好,促进内生增长动力,有效应对外部压力;这一进程中,经济增长持续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高耗能高污染型增长转变为科技创新型绿色增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可以被我们有幸看到;这一进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到逐步解决. 2006年高盛在"中国是否会未富先老"的报告中,根据计划生育政策,人力资本和户籍制度三个因素的变化,假定了以下三个情景(表1),对分别预测了不同情景下的中国GDP增幅. 情景3是最接近现实的情况,计划生育已经放开,从农业中释放的劳动力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持续推动着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增长,户籍制度的改变已经在路上.从表2不难看到,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对应情景3的预测值,甚至高于预测值,而在2030年之后,中国GDP增幅预计将低于5%,这一些增幅的预测与笔者在前文图6中的假设也是不谋而合的.没有证据表明目前的中国GDP增幅出现了不合理的下滑. 近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预测也认为(图8),中国经济将以增速优势,于2030年代初期超过美国(与以上我们推导的结论相同),该研究中心进一步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下降阻碍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缩小,导致新技术应用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在2030年之后将处于被美国缓慢追赶的时期,并在2060年被美国再次反超,形成两强相争的格局.这是一份相对保守的预测,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的人均GDP将长期保持在美国的1/4~1/3水平.事实上,越长期的预测,变量越多,不确定性越大,参考意义也就越小.但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结论有其苛刻的假设条件,实际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均GDP也极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除了内部环境各项要素边际效益递减的因素外,外部环境中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挤压效应也使得我们每提高一个增长百分点的增幅所付出的努力都要更多,所面临的阻碍也会更大,这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我们无需妄自菲薄. 以上种种,都是按照汇率方法进行的预测.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即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图9),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购买力平价本身是有争议的方法,亦成为美国等向人民币施压要求升值的理论来源之一.萨缪尔森曾指出:"除非我们将PPP理论搞得复杂至极,否则它只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狂妄自大的理论,声称能给汇率以准确的,数字式的推测,经济学极少有这样的理论."  三,增长动力 -  - 城镇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 谈完遥远的,不确定的未来,让我们回到相对确定的未来 - 未来10年.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根据1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图10)可以预计(世界银行也得出相同结论),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这意味着相比目前,将新增2亿的城镇人口.那么这2亿人去向何处? 从日本城市发展的经验看,尽管日本政府曾试图拯救中小城镇,但经济规律表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日本人口在战后不断向三大都市圈迁移,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基本上停止了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的流入,而变成了单一涌入东京都市圈(图11).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的趋势也将发生在中国,从目前到2030年期间,新增的2亿城镇人口大约60%将涌入7大城市群.这一彻底的城镇化发展将释放出来的惊人的消费潜力.而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群,就是孕育未来奇迹的土壤,只是与此同时,中小城镇的衰败也将成为铁的必然. 中国户籍制度的变局正在发生,众多二三线城市的落户限制降低并逐步取消.在图12中所示的第一阶段,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些非技术型劳动力(所谓的农民工)获得大致相似的最低水平的工资,因此这个时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几乎是水平的,和劳动力需求曲线在S1(L1,w)实现均衡.当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刘易斯模型,这一阶段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成本涨到现有工业工资水平的时候到来,工业工资从而被迫上升),更高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有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交,将工资水平提高到w以上.通过开放户籍政策,降低迁移成本,便可以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下平移,在S2(L2,w)实现新的均衡.纵观这个新的均衡点,工资水平w不变,但结果是释放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L2-L1),从而延长了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一阶段.在放松户籍管制之后,新的大量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进入城镇的工业部门,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四,增长动力 -  - 劳动力教育水平提升 2018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该研究显示,3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9.36倍,2016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1675万亿元,其中,城镇为1404万亿元,农村为271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4%和16%.从1982 年到2016 年,中国的人口从10.04 亿增加到了13.83 亿,其中城镇人口增加了5.85 亿,农村人口减少了2.06 亿.图12-图14分别反映了全国,城镇以及农村各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可以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在全国范围保持快速增长,并且没有放缓的趋势,但该增长主要分布在城镇,农村的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都没有明显增长,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从长期看,农村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将依靠城镇化的推动. 高盛研究报告指出,在1979到2004 年间,中国人力资本为总体经济增长贡献了15%,而同期劳动力数量增长只贡献了13%.我们相信,随着城镇劳动力教育水平保持快速增长,以及农村劳动力教育潜能进一步被激活,挖掘,中国的人力资本很大程度上能够持续支持经济的增长.  五,未富先老? -  - 老龄化的风险 那么,中国究竟是否会未富先老?根据预计,203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50%(抚养比 = (0-14岁与 65岁及以上人口)/ (15-64岁人口) ).而根据BRICs早先的预计,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11,000美元,这无疑提示了未富先老的风险.但BRICs的报告早已经被事实否定,BRICs对中国的GDP增长预测严重低于这些年的实际表现,如前文分析的结果,2032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均GDP 20,000美元的水平,届时,从各方面讲,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达经济体,如图16所示,205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可能达到70%(与此同时,日本的抚养比将达到95%),这意味着每10个劳动力人口将要抚养7个幼儿及老年人,但那时,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的人均GDP将可能达到35,000-40,000美元. 中国社会的衰老会伴随着富裕发生,但更多的是发生在富裕之后,并且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与城市化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影响,推动经济保持稳步增长.  六,关于中美GDP统计口径的一些说明 由于各个国家彼此间统计口径的不尽然相同,国家之间对GDP进行横向比较并不非常严谨,仅具有参考意义,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各国自身的依时间顺序的纵向对比. 具体来说,中美两国的GDP核算方法是不尽相同的,中国采用"生产法"进行核算,首先计算各经济部门的产出总额,再扣减各部门的中间消耗,最后汇总所有部门产出增加值.这一体系实际上是结合了前苏联的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与西方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发展而来的.美国则采用了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同的"支出法"进行核算,从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四大项分别计算总支出. 相比美国所采用的"支出法",中国的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计算,但统计可能不够全面,对于非生产性部门如服务业等计算可能低估.在中国由于房屋出租多为私下交易,大部分出租行为并未缴纳税收,因此这部分庞大的消费(3850亿美元的租赁市场,年增幅近10%)基本无法反映在GDP统计中.反观美国,即便是自住房,也要虚拟租金收入计入GDP统计数据中,因而购房和自住过程的价值就被重复统计.美国GDP还包括了诸如赌博业,色情业,监狱等,这部分在中国是绝不可能纳入统计的.另外,在美国存在着虚高的医药价格,这是由私立医院,保险公司和药企共同推高的一个盈利性医疗体系,2018年,美国医疗费用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7%,人均医疗费用则达到中国的13倍.如果按照美国的口径进行计算,中国的GDP存在系统性保守的可能.所以,当特朗普指责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存在系统性作假之时,他大概是最没有资格的人之一,因为美国的GDP数据恰恰才是"制度性"掺水.剔除掉一些地方政府在GDP统计上存在虚报的可能(当然中央也会进行整体核算),中国实在没有必要在经济数据上掺水,如果只是追求数字政绩,改变统计口径或许是一个更加理想的主意.  结语 中国所拥有的规模优势,范围经济以及产业集群效应,使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发达经济体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并非能否的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本文并未提及的仍有一个重要因素 - 科学技术.科技在经济学中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在本质上是中美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部分,这一竞争的制高点就是科技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贸易战赢当下,科技战赢未来.赢得科技战,我们将拥有对于发达国家高新产业的比较优势,将实现向价值链上最具有附加值的分工环节的跃升.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封堵,针对中兴,华为的所作所为,无一不遵循着其赢得科技战的国家战略,并且显然还会有下一步考量.这场由美国发动的科技战与贸易战相互呼应,试图成为阻碍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最后一个路障,尽管有些迟到,但并未缺席.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可以亲手创造它的可能.  数据来源:未标注来源的数据源均为国家统计局,制图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