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 - 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