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先进国家愈来愈执著于国际竞争力,但不应视其为有理有据的顾虑,而是尽管反证排山倒海而来,却依然相信着旧有观点.民众显然很相信这一套,以至于那些宣扬竞争力教义的人,明显倾向以草率,漏洞百出的计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克鲁曼,"流行的国际主义"[39]
我的论点最常碰到的反对理由,是宣称这样抵触了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研究途径".我的同事汉森(Robin Hanson)巧妙地把理性选择模型,形容为"故事不会出现笨蛋".我则是安排不明所以之人......或者用学术一点的说法,"非理性"的人站到舞台中央.
有人可能想反驳:事实与理性选择理论不合,这理论未免太糟!如此反应言之过早,因为理论与常识能得到满意的调和.第一步是把市场与政治,购物与投票之间似是而非的类比丢掉.明理的民意是公共财.[40]当有位消费者对于买什么没有精打细算,是他一人付账;当有位选民对政府政策,怀有错误的信念,则是全民买单.
丢掉购物与投票的错误类比后,就能重新掌握知识上的变通性,使理论与常识的冲突,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但冲突要如何化解?用不着切割经济学,但是要扩大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与认知的了解.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信念是前往终点的途径,并非终点本身.不过事实上,我们往往有钟爱的信念,而且看得很重.薛默的说法是:"没了某些信念架构,很多人会感到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失去慰藉."[41]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民众让偏好凌驾在信念之上.放手让情绪或意识形态腐化思想,是满足这份喜好的简单方法.[42]与其持平裁量各种主张,大可一面倒向最中意的信念.艾茵.兰德称之为"抹去":"肆意中断意念,拒绝思考──不是盲目,而是拒绝看懂;不是无知,而是拒绝懂事."[43]
民众喜爱某些信念甚于其他,这个见解由来已久,不是经济学才有.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抨击理智荡然无存的"狂热".狂热分子出于情绪,接纳含糊其词的意见.
任何寄于一人之证词,而主张论点为真的命题(除了不证自明的命题),无论这人如何打包票地保证,只要超过证据足以证明的程度,充其量来说,他那过剩的把握,通常来自某种情感,无关对真理的爱好.[44]
留意洛克分析中的两个要素.一是"过剩的把握".洛克观察到,比起证据担保,民众更容易相信信念;二是"某种情感".洛克解释,信心过剩的成因是动机抵触,人都倾向自认是因认同真理价值才信仰之,问题是会有各种杂念,诸如"自负","懒惰","虚荣","单调乏味且可能徒劳无功的推理",以及"担心不偏不倚的究查无助于那些最适合他们的偏见,生活,和意图的主张".[45]
有识之士谈到凌驾信念的偏好,几乎一定会提起宗教,洛克亦然:
人无论到哪个年纪,当混淆了忧愁及虔诚,或出于自负以致冒出更亲近或更受到上帝青睐的见解,往往会自以为是,笃信自己直达上帝,不时能上达圣灵的天听.[46]
事情大多有分程度,狂热也是.许多无意要人改信的信徒,听到他人客气指教的说理,会认为遭到冒犯;很少人持平地接受信仰的教义是"当前的主流假说"(current leading hypothesis).想想常见于宗教研究的形容词:虔诚,专断,狂信.人类想要信仰的宗教给出真实的解答,求道心切下,就回避了反证,拒绝思考不请自来的证据.尼采苛刻地指出:"'信'意谓不想知道何者为真."[47]
一旦承认"偏好凌驾信念"一事攸关宗教信仰,就很难区分不同的信念偏好.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指出,信教与虔信任何教条两者非常相似:"偏执与狂信必定与宗教情感相随......专政的雅各宾党徒实际上与宗教法庭的天主教徒一样虔信,他们身上的残酷狂热,系出同源."[48]艾力克.贺佛尔在"狂热分子"对此做出著名的延伸,宣称群众运动的道理皆互通:"宗教运动可以演变成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社会革命演变成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演变成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49]
贺佛尔提出的两个宗教替代品──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牵涉到政治不令人意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现代宗教.如同传统宗教的信徒,许多人在政治世界观找到慰藉,虔敬地敌视思辨的问题.[50]二十世纪的大恶换成极权主义,而非十字军东征或宗教法庭.[51]贺佛尔描述:"布尔什维克或纳粹革命运动的宗教特征,获得普遍认可.""铁锤和镰刀还有字,跟十字架没两样;阅兵典礼的仪式,如同宗教列队的典仪;他们有信条,圣徒,殉道者,和圣坟."[52]路易.费雪自承:"正如宗教信仰对逻辑论点无动于衷,且不源于合乎逻辑的过程;正如民族主义者的忠贞或私心,有再多的证据也讲不通;我的亲苏联态度,完全独立于日常的活动."[53]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为词汇,如"思想矛盾"与"犯罪思想"另赋新解,以嘲笑极权主义的准宗教性质.[54]这些当代的例子可上纳粹与共产主义的网站浏览.
如同宗教的情况,极端思想落在非此即彼的极端立场.一个人的政治观,也许与毛泽东思想流派中某成员的观点,相比之下较不极端,却仍可能不是理性的.[55]例如,把国内的不顺怪到外国人头上,让很多人感到安慰或得意;这些人也许不会天天把保护主义挂在嘴上,而且知道对外贸易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利的,但依旧会抗拒且嫌恶试图以比较利益说服他们的人士.
自然科学家老早就知道,自己有些发现因为抵触宗教,故不被多数人相信.[56]社会科学家得明白,有些发现因为抵触"拟似宗教"(quasi religion),故不被多数人采信.
民主是一个这样的理论:普通人清楚自己的需要,也身受其害.──H.L.孟肯[60]
普通人──与多数经济学家──在挖苦时,常把选民比喻为"用钱包投票",实际上这不是常态,实证显示,投票与物质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与富人投共和党,穷人投民主党的刻板印象相反,所得与政党认同的关联性很不紧密.老实说,年长者并不比其他人口组成更支持社会保障与老人医疗保险制度;男性比女性更支持有权选择堕胎.[61]
若政治信念无法立基于自利动机,要以什么来解释呢?选民一般偏爱自认是对全国普遍有利的政策,不过要因此对民主乐观,还早得很.关键字是"自认".几乎没有选民会更深一层思辨,问自己:"我中意的政策是促进大众利益的有效手段吗?"政治有如宗教,忠诚是通往理念的捷径.
这在民主制度有何意涵?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公允地强调政客借由投其所好来争取选票,不过视选民是对荷包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或我所说的,虔诚狂热的宗教信徒,涵义则几乎截然不同.以后者的情况来说,政客有很强的诱因讨大众欢心,却没什么诱因不负所托.艾伦.布兰德挖苦称之为"唯唯诺诺的国会,对逻辑不敬,却对民意调查谦卑恭敬."[62]若一位政客未能履行选民所托,那么他的竞选对手就会补上他的缺漏.勒庞以笼统的用语提出相同的观点:
群众从来不渴望真实性.若横遭瞒骗,他们会偏离不合口味的证据,宁可将错误捧上天.谁有能力供应假象,就能轻易当上导师;试图拆穿假象的人,总是会遭殃.[63]
所以,选民跟信徒差不了多少,原因出在心态,而不是实际影响.政教分离以后,现代宗教对非信徒的影响减弱,科学持续进步,无需宗教审批.相反地,政治/经济的错误想法,对生活在政策驱策下的每个人,都有莫大的影响.若多数选民认为保护主义是好主意,贸易保护主义分子就得势;若多数选民认为解除劳动市场管制成效很差,劳动市场的管制就会趋紧.
传统对政客的批评,主要针对"怠惰",即没达到选民的期望.[64]我则是主张,"怠惰"应该让位给"煽动"."韦伯字典"对煽动的定义是"带头者利用普遍的偏见以及虚假的要求与承诺来取得权力."[65]老实说,煽动的统治者并非异常,而是民主的常态.只要选民一天怀有偏见又轻信,煽动就是打赢选战的必胜策略.确实,煽动一词通常意味着虚情假意,但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解读."肯信道"的选民鼓励政客装模作样,假装对流行偏见坚信不疑,因而激发偏见牢不可拔的人士踏入政界.[66]
怠惰应该让位,但不能无视.选举是有缺陷的纪律手段.[67]多少偏离选民所托,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问题是偏离多少?选举使政客多么绑手绑脚?我的看法是,这端视选民本身.若选民念兹在兹于某个议题,如公然种族污蔑,那么政客几乎不可能打马虎眼,只要讲错一个字,就可能输掉选举.与之相反,像银行管制之类的沉闷题目,若选民于情于理,都没什么意见好说,此时民意代表就有转圜的"弹性空间"(wiggle room).
政客的弹性空间,让特殊利益团体──官员或说客,在公开或私下时,有机会得逞.虽说如此,利益团体不太可能直接颠覆民主的过程.不得人心的政策,即使是利益团体请托,甚至捐赠献金,政客也很少会硬干,毕竟不值得冒打破政治饭碗的风险,相反地,利益团体会沿公众漠不关心的边缘步步为营.[68]若民众对降低进口石油的依赖,显得不置可否,乙醇生产业者也许会把租税抵减弄到手,但再怎么游说,禁止汽油的行动仍必遭失败.
最后,由于权力归属之因,媒体也受到消费者驱使.竞争使媒体报导电视观众想看的新闻,用标准的理性选择说法来说,这会让政治资讯成本降低,有助民主运作.但我怀疑有多少有用的资讯从媒体流向观众,媒体一如政客,演观众爱看,讲观众爱听的东西.[69]
媒体一如政客,诚然有弹性空间,而且同样是沿漠不关心的边缘上下其手.当耸动的灾害事故报导,偏向温和自由派的立场时,主流观众反应良好,接下来清一色倾民主党的新闻播报员,就会加一点左翼的评论.但若媒体偏离典型观众意见太远,或扯太多学问,观众就会转台.所以一方面,传统观点把太多帐算在媒体头上──娱乐私有财有害资讯公共财,但把媒体当作大众谬误来源的看法错得离谱.后面会讲到,谬误其来有自,先于现代媒体而存在,后来会发扬光大是因为阅听人有接收的倾向.
总结一下我的选民导向说法.选民对世界的运作方式已有定见,而且倾向支持赞同心目中有益社会政策的政客.反之,政客有赖选民支持当选及连任.尽管有少数人不在乎假装支持流行观点,但这行径不太有必要,成功的候选人通常会真心诚意分享选民的信念.特殊利益团体在争取政客支持时,会相应地修改自己的需求,沿着民意不置可否的政策边缘索讨让步.最后,媒体最大的功劳是娱乐大众.因为政客与利益团体的丑闻有娱乐性,媒体会充当看门狗.所有看门狗皆然,媒体也有从属角色.不过,若报导抵触观众的核心信念,无论报导如何真确,观众仍会转台.
[50] 有件事让宗教与政治信徒没那么难搞,就是两者对教义的了解大多马马虎虎(Converse 1964).
[55] 贺佛尔一般会在群众运动的生命周期,区分革命或"行动"与制度建立或"巩固"二个阶段.前期的极端不理性,到了后期会消退减弱."过往翻腾血气的惯性结晶──正式称呼──是宗教的保守主义."(Hoffer 1951:14).
[68] 坦白说,选民可能对众多政策漠不关心,导致政客高度怠惰,关于这个观点要感谢Ilya Somin.
[69] Sutter (2006)针对媒体的流行偏见,提出很出色的经济批评.另外对媒体的资讯作用的典型理性选择分析,见Wittman (2005b).持怀疑态度者见Mullainathan and Shleifer (2005).
※ 本文摘自"理性选民的神话",原篇名为<超越集体奇迹>,立即前往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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