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于<年金改革解套?>一文中指出不可轻易论断四大基金整合,进而法人化为年金开源的灵丹妙药,其原因从政府监理机制到投资标的不一而足.归纳根本为年金制度不仅为社会保险基金,更须兼具社会公益性及资源重分配的根本功能,因此改革若仅见其一不见其二,仍会不断积累社会矛盾,假以时日基金运作不稳或全球经济萧条,类似近期对于年金改革高涨的民怨就会再现.
 社会保险不论依循贝佛李奇模式或俾斯麦模式,皆旨在透过社会保险的形式调节资源分配,以适度解决公民的经济需求,达成社会安全.因此其中资源调解就涉及公平性,保险为一社会契约,若没有社会公平做为基础是难以维系,遑论公益性.因此在与论各界皆著眼于整合四大基金,不仅须忧虑基金运作的公正性和风险,更万万不可舍本逐末而弃守改革的根本方向.
 以台湾本次年金改革的争议来说,固然改善四大基金长期投资效益可助益台湾劳保,公保基金濒临破产的命运,但关于所得替代率的不公平,提拨率调高的矛盾却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这都不是提高商业年金比例或基金获利可解决的.
 马政府在改革推动踉跄难堪,对于公务人员所得替代率超过80%,劳工却不足50%严重失衡,不敢触及既得利益者,却诉诸一同调高提拨率,降低新进人员所得替代率,即可见改革已死.虽然公务人员18%为历史共业,要一个极为注重形象的民选政权难以苛求,但如此仓皇走避的姿态,很难将其追求历史定位的发言连结.
 公务人员当了替死鬼
 细究马政府改革失利之因,公务人员倒是当了替死鬼.以社会福利最优渥北欧国家为例,所得替代率70%(注3)为可供台湾参考的基准,但诸如瑞典等国何以建立一个高水平且公平的全民年金,其关键在于整体税制的支持.三层年金体制中,第一层一般年金为政府财政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年金的水平.这方能使第二层的确定提拨制与第三层商业年金有画龙点睛之效,而非放任公民依个人经济能力自求多福.
 但魔鬼就藏在其中,台湾何以不能支持这样高水平的全民年金,却得让劳工与公务人员相互比贱,拉低所得替代率,提高个人提拨率.就正是把掌握资本的企业家与雇主给轻轻带过,让民怨无奈的面对政府窘困的财政.
 北欧国家超过40%的平均税率,不仅在于受薪阶级高人均税率,更在确立资本利得税的征收体制与税目,让国家有充裕的财政可支持高水平的最低年金,当每位劳工,公务人员都能获得最基础的保障,何来相对剥夺感或相互比贱.
 台湾年金改革之路漫长,包含纳入私校教师,建立缜密的基金运作机制,但都不应框限在公民的博奕与厮杀,而应以更全面的从健全税制结合年金制度来实现其社会公平性.若以此反观近期证所税形同废除与企业年金被连手封杀,更显荒谬!
 注1:韩国所得替代率60%,北欧与德国皆可达到70%,但台湾公务人员可达80% 甚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