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乘着初夏的凉风,"新京报经济智库·思刻"(thinker)栏目问世."思刻"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现场分享思考,交流观点,从线上到线下,提供思想交汇的节点与空间.5月25日,"思刻"第一场线下活动"和王小鲁回望40年经济改革之路"在京举办.
"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整的."在近期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
他认为,经济在调整时候,要接受这个现实,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政府支出重点要从过度投资转向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新城镇居民落户问题,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和住房保障问题等.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回落.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王小鲁: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反映的消费放缓趋势我认为是对的.大体上,现在是处在消费趋缓的过程中.消费为什么趋缓?经济在趋缓,消费当然也会趋缓.只不过,消费的变动可能在经济变动后面,它是一个滞后的变数.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可能消费增速过一两年才掉到6%或以下.
所以,消费趋缓这个现象也很自然,不要大惊小怪.但能够做的是,我们通过积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得未来消费回升能够看得到.
新京报:认清楚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考虑哪些点?如何把握消费所在的位置?
王小鲁: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是若干年来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局面.到去年为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最近美国公布了新的加征关税方案,计算直接影响的话,从原来10%增加到25%,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也就是0.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它是在中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
总需求不足,过去我们一直采取的对策是用扩张性的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讲,投资和消费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消费不足,我用扩大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弥补,也能拉动总需求.但是你持续多少年做这个事,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在总需求结构中,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投资扩大了,当年可以拉动总需求,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又增加了总供给,又会导致新的供求失衡.而且投资扩张,实际上会压缩消费.因此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过去这些年来产能不断扩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光靠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等于靠投资去拉动投资,再去拉动投资,这种自我循环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几年,投资率有所回落,但仍然远高于正常情况.
要使经济恢复增长动力,要求结构恢复平衡,首先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现在总体上是消费不足,导致内需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几年经济自身在进行自我调整,使投资放慢,这是正常现象,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就搞刺激政策.这恰恰会抵消经济自发调整的积极作用,带来更多问题.
新京报:这个比例的差距还有多大?
王小鲁:我认为,现在投资率还比合理情况高约十个百分点,消费率低十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平均而言,消费率60%多,投资率30%多,这是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过去十几年,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40%多,高的时候差不多50%了.现在又退回来一点,还有40%多.消费率从60%多,最低的时候跌破了50%,现在回升一点还是50%多.跟过去的正常情况相比,还差十个百分点.
现在经济在自发进行调整,例如民营企业投资在减速.它已经产能过剩了,你还在刺激它投资?所以经济自发调整,就是市场要求压缩投资,让消费率相对回升.但在这个大形势下,消费增速也会放慢.
新京报: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谈到"中国经济韧性".你怎么看?
王小鲁:中国经济确实很有韧性.过去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后来也过去了.往远了说,1989年,1990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经济增速掉到4%左右.但是1992年以后增速回来了,为什么?政策改变了.1992年以后要加快改革开放,好多政策又回到改革的轨道上,结果经济增长又起来了.
1998年的时候,国内经济也碰到困难,时间上和亚洲金融危机重合.但是缓了一两年又起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下跌,当时是采取了大力度的双宽松政策.现在回想,如果当时不搞过度刺激,经济能不能回升?不但能回升,可能还更好一些,现在面临的麻烦会少得多.当时是过度宽松,投资过度扩张.其实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不搞过度干预,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的.
所以,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不是说经济增速掉下来了,政府就必须刺激,必须拼命把它拉起来.我们对市场的认识需要回归合理,不要嘴上说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一遇到问题就总认为政府要扮演主导角色.
经济自身有恢复能力,必须认识到这种恢复能力,然后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经济在调整时,需要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要减缓负面的冲击,同时要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
其中,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以民生为重点,解决户籍,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当然过紧的货币政策也是有危险的.
新京报:在经济调整期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王小鲁:在调整期间,政府做什么事情更合理?与其把更多的钱用在政府投资,投资又没有回报,借的债还不了,不如把这些资源用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大多数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城镇就业也就4.2亿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的主体部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没有户口,这个问题要解决.
要解决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政府要花点钱,但是这样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他们住下来,敢消费,敢花钱,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多了一个拉动的力量.外需靠不上,为什么不去开发内需?
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完全可以弥补外需的下降.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政府投资,货币放水,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新京报:不久前也有一些政策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王小鲁:这当然是个进步,关键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2012年国务院就有文件,新型城市化要解决1亿人的户籍问题,现在解决了一部分.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力度要加倍.
提到户籍和社会保障,有人说政府要花多少钱,有些说法是夸大的.给城市户籍,意味着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谁承担责任?其实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社保缴费主要是由企业承担.但是,一下子那么多人进来,都让企业给他缴费,对企业来说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做的只是减轻企业的缴费负担.现在社保缴费占了工资总额的40%,要把幅度压低,需要具体算账,到什么程度合理.养老保险从20%降到16%,降了4个百分点,但还不够,企业压力还是相当大,还要继续降.
那政府怎么办?我觉得重要的是,拿出足够量的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基金.政府资源就要更多地转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把无效投资减下来,也要把大量低效的行政管理支出减下来.
再有,保障房的问题.怎么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年轻一代不断成长起来,他们大都自己没房子,面临结婚,可能就只能是几代人的钱放在一起,买一套房子,可能还得背债,需要不断还债,你还敢消费吗?因此在商品房之外,还要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让中低收入居民有房住,这也包括城市外来人口.也应该有一套更完善的标准,什么人有资格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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