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争讼不已的问题.反垄断法毋需拘泥于垄断还是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的经济学桎梏,应基于创新实现过程的视角,正确理解竞争促进创新,创新加剧竞争的良性互动关系.创新根植于反垄断法既有的价值目标体系之中,是反垄断法隐而不彰的价值追求,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成为反垄断法主要乃至优先的价值目标.反垄断法通过维护竞争机制司塑造有利于创新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激发创新动力,提升创新效率,拓展创新空间,具备促进创新的基本功能.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立法宗旨中引入创新价值目标有其必要性,但不宜以"鼓励创新"的方式表述,替换为"促进创新"似更恰当.
以创新为内容的竞争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基调,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也成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平台竞争的重要驱动力,①企业甚至必须依靠创新而生存.放眼全球,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不仅妨碍了创新者进入,还威胁到其他企业的创新回报与激励,给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带来阻滞.②这一形势迫使人们找寻更有效的法律工具来促进创新与竞争,反垄断法能否承受其重,成为研究的课题.
要回答此问题,需先回归到创新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这一基本命题上.在经济学界,竞争与创新关系的论辩长达半个世纪,至今未能形成普遍而广泛的共识,这从客观上妨碍了反垄断法对创新的认识.正在修订的我国"反垄断法"在第1条新增"鼓励创新"的立法目的表述,显示创新作为反垄断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已进入立法者视野,但是"鼓励"无法释明反垄断法与创新的关系,而且对反垄断法如何作用于创新,以及创新与反垄断法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也是语焉不详.传统反垄断法理论一般不直接关注创新,一直以来,学界对反垄断法与创新的交叉研究聚焦在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上,③反映的只是反垄断法对创新关切的一个面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创新.所以,若不能对创新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作出理论回应,立法(修法)势必沦为无本之木,后续的反垄断执法与司法也难免陷入无的放矢之窘境.
创新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很多学科都对其展开不同视角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多学科支撑的创新学理论体系.④基于不同学科语境下创新内涵的差异,反垄断法对创新的关切主要指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⑤
经济学对竞争与创新关系的认识主要有"熊彼特假说""阿罗式创新"和"阿吉翁模型"三大经典理论.熊彼特认为,垄断是创新的基础和催化剂,市场中更少的竞争会给企业提供更多激励和动力去参与创新活动,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和更大的企业规模,将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⑥市场集中度可以使创新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增加垄断租金)内部化,因而市场集中度,研发的规模经济,卓越的风险管理均有助于企业创新.首先,市场集中度高的大企业拥有投资于昂贵且不确定的研发所必需的资金和资源,更有能力筹集到外部资金,因而能够在产品研发中实现重要的规模经济,这些是小企业难以做到的.其次,垄断市场中的大企业能够从创新努力中获得回报,从而用累积的垄断利润为持续的研发提供资金.⑦最后,创新后市场竞争的减少会促使垄断企业投身更多的事前创新活动,这种来自市场力量得以维持或强化的愿景会成为垄断企业创新的重要激励.所以也有学者指出,熊彼特所专注的是创新后的市场结构.⑧与熊彼特持相反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则认为,垄断抑制了企业进一步创新的投资,竞争压力才是创新投资的关键.申言之,在一个无竞争力的市场,垄断者不会因研发失败而受罚.⑨对于占有支配地位和高市场份额的企业而言,无论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还是创造新产品,都很难为其带来新的业务增长,因此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市场优势,不太可能成为颠覆性创新的发起者.这种创新动机也被称为"阿罗效应"(Arrow effect)或"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⑩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竞争者通过创新活动,可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市场份额,带来更高的产量,从而增加创新激励.阿罗从创新前市场结构的分析视角,认为创新激励不仅取决于创新后的利润本身,还取决于创新前后的利润对比差异.(11)基于这些原因,竞争压力本身就会激励企业参与更具创新性的实践,更少的竞争(垄断)只会降低创新激励.而阿吉翁等人提出的"倒U型模型"则分别从市场竞争的各种表现形式入手,如市场一体化,新进人者威胁,出口贸易等,为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12)大量实证数据表明,创新率会伴随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在适度集中的市场中创新率最高,当市场趋向垄断或更激烈的竞争,创新率则会逐渐下降.(13)也就是说,竞争可能会增加创新带来的增量利润(逃避竞争效应),也可能会减少落后者的创新动机(熊彼特效应),(14)这意味着,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皆不利于创新.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他经济学论断和实证研究.比如,有学者对熊彼特假说进行了更严格的解释,认为"一定程度的市场力量是创新的必要激励,而不是创新的原因".(15)又如,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创新与竞争关系的四项原则:(1)寻求开发相同新产品或工艺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鼓励创新,当企业发现自己处于一场艰难的创新竞赛中时,会更加努力地去赢得胜利;(2)生产现有产品的企业之间的竞争鼓励它们找到降低成本或改进产品的方法,其真实目的是"逃避竞争"(escape competition),从而获得更大利润;(3)那些希望在创新后面临更多产品市场竞争的企业,对研发的投资动机就更少了;(4)如果这样做会阻碍其竞争对手的投资研发,那么该企业将有更多的创新动力.总体上看,经济学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至少在已经高度集中的市场,缺乏竞争会降低企业的创新动力,但不排除个别情况下市场集中度提高也可能对创新动机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是动态而复杂的,它取决于诸多具体条件.譬如,在特定的分析中,运用不同的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不同行业领域的研发投资水平,研发强度,所处行业结构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创新的保护水平和激励程度的不同.(17)所以我们难以从既有研究中找到强有力的论据为上述经典理论提供普遍而稳定的支撑.有学者甚至直言,创新与市场结构或特定行业的市场力量之间并不存在联系,现有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充其量只能表明两者之间的一种微弱影响.(18)
经济学研究的聚讼纷纭在客观上影响了反垄断法对创新的认识,要超越当前无休止的经济学论争,反垄断法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回应,并由此建立对创新的全新认识视角,实现对创新的关切.
经济学论争的焦点在于何种市场结构或市场集中度最有利于创新,其中既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如熊彼特与阿罗之争),又有二者的折中说(如阿吉翁).但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四种市场结构 -  -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完全与创新有着清晰和稳定的联系.(19)种种迹象表明,市场结构与创新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联系,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既可能是市场结构影响了创新,也可能是创新引发了市场结构的变化.这一表现在数字经济市场尤为明显,正是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造就了互联网平台的高市场集中度,这种垄断地位的取得是企业创新与竞争的产物,系市场过程所内生,与市场公平竞争,经济运行效率并不矛盾.(20)但因过往的经济学研究过于关注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创新这一单向因果联系,导致了竞争与创新的关系紧张乃至冲突对立,进而否定了反垄断法与创新的联系.(21)
其实,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与反垄断法语境下的垄断并非同义,前者更关注市场结构面向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反"的也不是垄断地位本身,而是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旨在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包括创新者)提供发展的机会.在反垄断法视角下,企业基于创新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不仅合法,而且值得保护,这也是其维护规模经济效益和追求创新效率的重要方式.(22)因此,反垄断法承认并保护企业基于创新竞争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不能据此割裂反垄断法与创新的基本联系,忽视竞争与创新的双向互动关系.
无论采纳何种经济学说,创新都可从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机制中受益.如果选择赞成阿罗和阿吉翁的观点,那么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创新也可在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过程中得到激励.即便遵循"熊彼特假说",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反垄断法也并不像其支持者声称的那样对创新毫无作用.相反,反垄断法对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其激进性质对在位企业的威胁更大,反垄断法可确保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会受到处于破坏风险的在位企业的阻碍.(23)事实上,熊彼特与阿罗的观点并非完全剑拔弩张,两套理论均认为市场需要通过保持可竞争性,专有性(appropriability)和协同性(synergies)来促进创新,(24)可竞争性和专有性与创新动机有关,协同性与创新能力有关.反垄断法所维护的竞争机制和对知识产权"合法垄断"的许可,恰能实现创新所需的市场可竞争性和企业特定的专有性利益,所以,不少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都明确支持企业的研发合作,甚至可构成卡特尔协议的豁免情形,这有利于实现协同性.
由是观之,反垄断法通过为潜在的创新者(垄断者,竞争者皆可)保持市场开放来保护创新的过程,并致力于防止市场创新活动被反竞争行为所制约,所以有能力成为促进创新的法律工具.其毋需拘泥于垄断还是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创新的经济学桎梏,避免以结构性视角作出僵化的前提预设,继而通过积极干预或不干预的方式维持一个所谓最优创新的市场结构,而应基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竞争与创新的关系,将视点对焦在创新的实现过程,专注于保持市场竞争力,保障企业的创新活动不受垄断行为的妨碍,为企业的创新发展营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申言之,反垄断法需要摆脱基于市场结构分析的静态视角,引入动态化的过程视角来正确理解竞争促进创新,创新加剧竞争的双向及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