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年期的固定利率贷款,低头期款,以及无论景气如何都能跟银行抵押借款等方式,希望能改善中低收入,偏远地区家庭购置房产的能力."这是美国小布希政府在 21 世纪初期所推出的政策,立意十分良好,拥有房子确实是弱势家庭改善生活或脱贫的关键,但后来却招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
随着无力偿还贷款的违约情事增加,房地产巿场泡沫终于在 2007 年破裂,进而重挫了相关债券价格.不仅投资人血本无归,本身也参与投资的知名投资银行受创严重,例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于 2008 年 9 月申请破产.海啸从房巿接着袭卷股巿,透过金融体系将全世界淹没在 2 战后最大的萧条之中.
迄今刚好 10 年,各国逐渐走出阴霾.经历这个代价高昂的学习,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认为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主轴转移:从强调"成长",转为关注人类的"福祉(well-being)";不再只看国民生产毛额(GDP),也在意所得或财富不平等问题,以及如何确保环境永续.
海啸之后,社会企业是否带领我们前往应许之地?
全球经济思想被改写,政策被重新框架,社会里的各个行动者不免都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过去身为发展引擎,如今却备受质疑的私有企业.一方面如何减轻逐利过程造成的外部伤害,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的基本逻辑被挑战,"社会企业"这种意图兼顾多元价值的组织型态便受到高度瞩目及期待.
"社会企业"这名词在 20 年前就有了,概念出现得更早.然而,直到 2006 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才被重新召唤,身价水涨船高.社会企业的再现,与这股重塑经济发展的巨浪不无关联.但究其实质,社会企业是否真的能够带领人类航向应许之地? 10 年是适合反思的时间尺度,本书依据证据和逻辑细细比对,涤清让人眼花了乱目眩神迷的各种修辞.
过往的公共讨论大多争辩"社会企业是什么?"的定义问题,却始终没有完美的答案.除了学术门墙里的知识辩证,2016 年,台湾王品创办人戴胜益成立了"益品书屋",被认为共享了大众对社会企业的误解;2017 年,中国针对"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掀起规模不小的论战(注 1);甫于苏格兰举办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也还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企业.
台湾自 2014"社会企业元年"之后,产官学便热衷于此大力投入资源,在这届( 2018 年)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中,也仍是参与人数第 3 多的国家.最关键的是,政权更替之后由科技背景的政务委员唐鳯主责,成立社会创新实验中心,政院通过 5 年 88 亿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更强调"创新"的概念和实践.
从趋势上来看,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谁才是社会企业"这个没完没了的价值争辩,转移到更具体的实践.同样地,本书主要检验特定类型组织,而不是参与定义的论战.这些组织尤指台湾 2006 年后以办理营利事业登记,并主张其商业行为本身就在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具备社会目的的商业模式".因为更侧重企业观点,所展现的特质,经营方针,策略以及理念,与台湾早期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的商业行为"截然不同.
换句话说,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姿态秀异的各种另类经济模式,而是希望明确指认游移在社会与企业之间,名为公益大义,实则制度套利,不仅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加剧伤害的诸般善念或恶意.而作者的批判重点包括:"又能赚钱又能做好事"的宣传话术,"社会需求商品化"的商业模式,以及承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
首先,营利与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或逻辑未必相同,"又能赚钱又能做好事"的虚华修辞让人低估经营实业的艰难.暂不谈经营者是否有充足的双轨知能,创业现场的挣扎显而易见,要同时达成财务,社会及环境等各面向的精妙平衡并不容易,还是必须有所取舍.除了本书的论证,根据公布于创柜板 5 间社会企业概念公司的财务报告,有 4 间最近 3 年的营运活动持续现金流出,白话说就是还在烧钱,未能盈利.倘若情况没有改善,随着财务压力升高,将会逐步限缩决策空间,实际上无法守住其所宣称的任何底线.
其次,"社会需求商品化"的商业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去政治化",也就是将社会问题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代之以各种市场问题.书中以微型信贷为例,满足借贷的财货需求,除了未能明确纾缓贫穷问题,这些归责于个人和巿场行为的举动,反而模糊了国家应该投入基础建设和公共福利的责任界线.换个角度看,这正与金融海啸发生前只谈拼经济,不要谈政治的趋势若合符节.事实上,经济学原名"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是关乎众人权利义务的牵绊,但这门学科愈来愈以理性科学自我标榜,愈远离社会真实的权力现场而失去预测性和可行性.去政治化的言辞既排除了公共参与,也就无法改动资源分配的逻辑,而不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
最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认为应该扩大市场的力量,并相信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然而作者坦率指出,对于没有巿场潜力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是没有兴趣也无能为力的,仍旧只能留给传统的慈善团体.这个观点可以对应音乐家彼德.巴菲特(Peter Buffett)对当前巿场力量投入慈善的反思.承接父亲,亦是知名投资专家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基金会运作多年,彼德.巴菲特观察到资本家对慈善的想像太过天真单调,而且更像是为了洗白自己另一手造成的伤害.他诉诸道德情操,认为资本家应回归人性,并尊重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
这种以"利他就是利己"思考为核心的修正意见,被称之为"开明自利"(enlighted self-interest),目的是希望对资源分配有决定权的人能理解,不管组织运作或投资捐助,从事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最后都会有利于自身.然而过去的资本家虽然有个人选择,但巿场机制的设计,国家角色的退出,整体思想的主流,再再强化了货币利益优先的环境;反过来说,不符合这个原则的资本家可能被股东及金融体系排除.
所以务实来看,谈及资本对公益事务的影响时,诉诸道德情操听来高尚但微弱,实际上仍需要将道德期待转为义务,从结构下手才能促成改变.
对宣称要取得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者而言,无论传统的慈善组织或新兴的社会企业,取信于大众当然是重要关键.建立信任需要过程,对社会企业的诸般检视,比对和对话,就是实践"责信"(accountability).accounts 最初指的是为了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行为而做出的"交代",而如果要夯实信任的基础,不只主观上要负起责任(responsible),更要在客观上可被检验(answerable).
不过,"给交代"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因为对话的对象不同,相对应的责信自然不同.更复杂的是,随着社会变迁,责信标准也在位移.人类社会对"发展"的想像在金融海啸过后已被修正.哲学及经济学家 Amartya Sen 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认为社会正义应该追求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发展潜能的机会".具体而言,对责信的影响除了关切受助对象是否能自立发声,组织运作也需要充分考量利害相关人的多元属性.
同样必须广纳利害相关人,社会企业的责信议题却较传统的慈善组织更为复杂.混合型态的制度设计带来更佳的运作弹性,却也带来更多的挑战.社会企业的资金可能部分来自公众(捐款或补助),部分来自巿场(股权募资,银行贷款或销售行为),公益与私益的界线不那么明确,如何课责便成为棘手的难题.
难题之一是,不同的利害相关人期待自不相同,而不对称的影响力有时却会排挤资源或相互掣肘,期待落差便可能造成困境.例如目前美国的影响力投资人(impact investor,社会企业的创投或股权投资者)仍以财务报酬为准据,很难不影响社会企业的价值取向.另一个难题是如何评估,以及高昂的评估成本.虽然传统上已有多种社会效益评估工具,基本限制仍在,例如社会问题需长时间追踪变化,不易量化表达等.再加上社会企业尚需考量财务绩效,社会与财务意义如何综合表述仍需讨论发展.也因为执行复杂度高,专业要求及金钱成本也就远超出中小型组织可负荷的范围.
综而言之,本书的批判和责信观点的难题显然是社会企业发展的天然限制,尤其对中小规模的新创企业来说更难以跨越.相对而言,既有企业透过"内部创新"回应更多元的社会责任,反而是较为可行的航路.
经由金融海啸等经验证明,巿场一直都有政府介入,也需要政府某种程度的介入;伴随着"发展"被重新定义,过去看似不可挑战的主流观点被断然放弃.许诺前往乌托邦的社会企业经过这许多的资源与话语形塑,是否带着特定视野?本书并未轻易诉诸常见的资本主义万恶论,而是拣选用语和案例,精采呈现了当前制度安排中的悖论:对新自由主义既有发展逻辑的修正,可能适得其反地让新自由主义更为进化而难以指认究责.
透过这些思考和比对可以超越表象,更理解实务运作的困顿,以及当中的权衡.以跨部门合作的混搭型式来看(下图),核心问题正如作者指出的,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偏重巩固资源,能达到多少效果?自负盈亏的公办民营,是否奠基于另一种剥削?而企业或资本家的想像,又能跟社会中的其他行动者对话到什么程度?唯有将社会中所有行动者的意图和举措都纳入检视,才能在各个部门彼此浸润学习,生成更多混合机制时,确认我们正航向何方.
当然,本书的观点也可以再反过来推敲."又能赚钱又能做好事"或许是话术,但它真正指向的不是新的企业型态,而是一般企业存在价值的典范转移:"股东权益极大化"的传统观点,现今如何与多元价值妥协?"社会需求商品化"的商业模式或许无法解决大范围的议题,但透过商业资源解决有限问题,这些个别需求或个人处遇的改善仍应该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巨大的结构问题,传统的解决方式也未能动摇?"新自由主义"主张巿场完全去管制化,金融海啸之后被拿来严加批判.但开放与管制之间如何拿捏,实务上需要各种折冲和尝试.社会企业或许仍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至少拓展了试验的前沿?与其"什么都不做"(going nowhere),不如"什么都做"(going everywhere)?
如何更明智地追求公共利益,从本书字里行间可归纳出几个重点:更普遍的企业社会化(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对更多利害相关人负责的企业),评估社会效益(分析其动机,提供的劳动条件,组织所付出的成本及努力等),追求经济领域的民主,提升透明度,培力在地人群等.话虽如此,理念实践非常不易,例如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最近推动成立劳动合作社,就遇到劳方的抗争.(注 2 )(参考:框架之外,"尊严劳动"可能吗?/主妇联盟合作社推动劳务承揽争议)
对关心社会发展的读者而言,本书除了让社会企业的图像更清晰,更重要的是跳脱常见框架的争论,得以深潜观看制度安排的内涵;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者来说,可以比对自身解决方案的设计,进行更多思辨对话;那怕是本书批判对象的支持者,或可以从对立面的思想有所领会.
地图上毫米的偏误,抵达的可能是 10 万 8 千里外的他方.改造社会需要勇气和热情前行,但仍要时刻叩问,这是通往伟大航道的方向吗?
注 1 :南都基金会创办人徐永光著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认为应该通过巿场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将商业策略大程度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是常见的社会企业定义:做好事又能赚钱,赚来的钱再拿去做好事.但人民大学公共管理教授康晓光撰文公开反对,认为"商业可以向左,但公益不能向右".由于 2 人都是公益部门举足轻重的学者专家,掀起了学界及实务界的诸多回响.(参考:2017 中国公益界 10 大热门事件:从 99 公益日,慈善法,二光之争到幼儿园虐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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