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国红,管理学博士,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山东黄金集团总经理,山东黄金(SH600547,HK01787)董事长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会长,曾获"上海领军金才","山东省劳动模范","金牛创富领袖"等荣誉称号.
内容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从产权制度层面入手筑牢国有企业发展的根基,但是其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混改效应的发挥需要合理的股权混合度和体制机制的优化.在实践中存在思想解放不够,引进非公资本难度大,改革未见明显实效等障碍,必须打破思想桎梏,做好"混"的文章,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确保"进退"无忧,建立市场化机制,加快"改"的步伐.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从产权制度层面入手筑牢国有企业发展的根基."十三五"以来,各级政府坚持"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混改十六字方针,在完善政策和健全机制基础上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改,整体呈现出"政策导向鲜明,改革纵深推进,成效逐步显现"的良好局面.实施混改的企业数量,比例及引入的非国有资本大幅提高,截至2019年9月,央企和省级国有企业混改比例分别提高到70%和56%.2013年至2018年,中央及省级国有企业实施混改项目超过8359项,引入的非国有资本超过15000亿元. "国有体制,民营机制"的优势得到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红利效应得到一定释放,但与国企改革的预期和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
Milgrom等(1992)认为提高企业效率要实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股东,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从而非国有股东有动力来改善企业绩效,致力于提高企业长期竞争力.但现实中,并非一混就灵,一改就灵,一些混改后企业的绩效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很多学者对混改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白重恩等(2006),Megginson等(2001),董梅生等(2017)均证明混改后企业绩效提升.刘春等(2013),钟昀珈等(2016)分别得出民营化后企业绩效下滑,创新效率下降的结论.
不少学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余晓遇等(2019)证明股权混合度,高管薪酬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合理的混合度才能有效发挥异质资本的制衡作用.严汉民等(2019)认为混改程度影响混改效应,部分混改因内部控制人控制程度降低而实现绩效提升,完全混改的效应源于融资约束降低,混改程度提高能够明显增强混改效应.祁怀锦等(2019)研究表明混改引入非国有资本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和内部控制人等问题,从而有效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凌志雄等(2019)实证了混改因政府干预减少,降低政策性负担,融资约束增加,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优化等提高了投资效率.汤颖梅等(2020)主张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混合主体多样性和制衡度影响风险承担水平,其中制衡度与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混改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股权混合度,股权混合度影响混改后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统一的程度,资本制衡度,风险承担水平以及内部控制人控制下降程度,从而影响混改后企业的绩效改善;二是混改后的公司治理,人力资本市场化和激励约束机制优化水平,也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所有制的混合与体制机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供给者,消费者五大利益相关方与企业相互间的利益驱动,才能建立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有效传导机制,从而充分释放混改的效应.
(一)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对混合所有制的担忧依然存在,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仍未打消.当前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容错制度尚不到位,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对改革充满顾虑,总担心"国退民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潜在利益输送,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认识上的疑虑,担忧造成了改革行动迟缓.
(二)引进非公资本难度大.引进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符合混改导向,是国家极力鼓励和大力支持的,但在具体推进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此存在顾虑,加大了引进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一方面部分优质国有资产舍不得让非公资本参与,而民营企业又不愿意参与竞争力不强,盈利水平偏低的国有企业的混改,造成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具体混改对象上匹配度不高.另一方面,国有资本不愿意出让混改企业的控制权,非公资本担心权益得不到有效保证,从而挫伤了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的积极性.
(三)改革未见明显实效.目前混改的国有资产总量及比例还偏低,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实施混改的主动性相对较高,非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的功能类性质国有企业推进混改的动力不足,部分混改后企业仍然保持国有股"一股独大",民营资本不能对国有资本起到合理制衡作用,民营股东很难真正参与企业管理,缺乏经营话语权和足够的决策影响力.有的只注重资本的"混",但在体制机制方面"改"的力度不大,市场化经营配套机制如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中长期激励制度等方面还不完善,导致混改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失灵,混改后企业绩效没有明显改善.
当前关键阶段,要勇于打破思想桎梏,做好"混"的文章,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确保"进退"无忧,建立市场化机制,加快"改"的步伐.
首先,要破除"夜郎自大",迟疑观望的思想旧识.充分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从产权上优化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基础制度,要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积极寻找战略上同质,主业上相近,技术上先进,业务上互补的优质民营企业,取长补短,将国有资本注重规范与社会效益和民营资本机制偏向灵活与财务效益的优势有机融合,实现规范和灵活的合理平衡,社会效益和财务效益的有效兼顾.其次,要加大"僵尸企业",低效资产的处置力度,轻装上阵,筑巢引凤,以"优质资产,优质资源"积极吸引优质非公资本加入.再次,要采取灵活的方式,"不设准入门槛,不限持股比例,不限合作领域"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权属二级,三级及以下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资产证券化,员工持股等方式进行混改的同时,紧紧抓住国企改革"双百企业"政策机遇,在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实现重点突破,培育出一批国企改革尖兵,进而起到引领示范和带动面上国企改革的重要作用.
第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定价体系和公开透明的交易机制.选用混改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资产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价评估,并在资本市场进行公开透明的交易,确保民营资本"买"的放心.第二,要建立权责对等的治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建成定位准确,权责明晰,运转顺畅,合理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按照股权比例享有决策权和管理权,确保民营资本"买"后用心.第三,要建立公平有序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通道.要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建立系统规范的投资退出通道,不人为设定障碍,保障民营资本可以择机通过公开市场正常退出,确保民营资本"退"的顺心.
一是要打破身份限制.无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一般员工都不应再有"国企"和"民企"的身份标签.要做到全体职工是一种身份,逐步去行政化,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化公司.当然,去行政化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仍然要加强党组织建设.二是要建立经理层市场化管理机制.实现选聘,管理,薪酬,退出全环节的市场化,在混改企业中大力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与岗位价值,业绩贡献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体系.三是要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积极推广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实现高管层,核心员工与股东对企业价值,企业绩效的共享,风险共担,提高激励机制在混改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传导功能,最大限度释放混改效应.四是要建立改革容错机制.对大胆改革者进行激励,消除混改实施中的"躲,闪,拖",真正达到以"混"促"改",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不断释放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1] 陶凤.央企市场化改革提速 前三季度新增600余混改企业[N].北京商报,2019年10月18日.
[8]余晓遇, 赵斌斌.股权混合度,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9(4):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