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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上臺前就曾根據蘇聯國家組織和領導文學工作的經驗,而在1949年7月就通過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建立了完備的文學體制,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學的前進方向。在文學體制方面,第一次文代會所建立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及其在1953年所更名的中國作家協會正是脫胎於蘇聯的作協體制。作家協會的組織方式、基本綱領、機構設定、內部運作及黨組負責的權力結構,甚至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基本任務、管理模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等方面,也處處顯示出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突出影響。  1950年前後的蘇聯文壇,正處於日丹諾夫時期,為了加強文學控制,聯共(布)中央曾對具體的文藝問題頒佈了一系列決議,比如《關於〈鱷魚〉雜誌》、《關於〈旗〉雜誌》和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這些決議和報告都曾被作為應該學習的“先進經驗”及時地翻譯成中文,從而為1950年代的文學批判運動提供了忠實依循的基本模式,比如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會議分別於1954年12月8日通過的《關於〈文藝報〉的決議》和1955年5月25日通過的關於胡風問題的“決議”。1952年,《文藝報》刊發了主編馮雪峰撰寫的《學習黨性原則,學習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中的最先進的東西”,“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實踐黨性原則而努力,這是我們文學藝術創造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定的蘇聯文學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作為中國文學的最高規範。1934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則更是正式確認“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作為中國整個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中央曾轉發斯大林、日丹諾夫批判列寧格勒《星》雜誌自由化傾向的講話。  中共上臺後,全國掀起“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高潮,把蘇聯管理新聞工作的方法全盤搬過來。當時的中宣部,要求學習蘇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建立“宣傳網”和“報告員”的制度。中央一個決定出臺,要求中宣部的幹部都來做“哨兵”,全國千軍萬馬聞風而動,隨時報告意識形態領域的“敵情”。陸定一強調,“宣傳部不能只管黨校、出版、地方報紙等具體業務,應該管整個思想戰線。”強調文學和出版物的黨性原則和組織原則,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任務。1944年,周揚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其中在第四輯的“無產階級文藝”部分,摘編了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周揚在1952年說: “斯大林同志關於文藝的指示,聯共中央關於文藝思想問題的歷史性決議,日丹諾夫同志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講演,以及最近聯共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關於文藝部分的指示,所有這些,為中國和世界一切進步文藝提供了最豐富和最有價值的經驗,給予了我們最正確的、最重要的指南。”“‘走俄國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1954、1955年間,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在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適等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以政治鬥爭替代思想和學術論爭,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反革命"的運動造成了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  1948年,米丘林遺傳學派的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權力發起了對摩爾根學派的批判。蘇聯的做法很快傳入了中國,在當時學習蘇聯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也採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壓制摩爾根學派,當時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認為摩爾根學派的基因說是唯心主義,科學家竺可楨就因為信奉摩爾根學派而不被允許開設遺傳學課程。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首先提出對三十年代形成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和改革,打破了以往的個人崇拜、政治專斷和經濟管理上的部門壁壘,多年來禁錮的思想領域開始"解凍"。蘇聯從1955年後期開始的對待知識分子態度解凍,為改善蘇聯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團結一切願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營造寬鬆的社會氛圍。一批在19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復名譽。蘇聯《共產黨人》雜誌1955年第18期發表了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對斯大林時期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對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的有關說法提出質疑。1955年底時,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古拉格勞改營中被釋放回家。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祕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和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隨著輿論開放和政治解凍,要求本國「斯大林分子」下臺的呼聲越來越高。

  1951年,在中國國內關於京劇的發展問題的爭論上,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主張,即對待歷史流傳下來的戲曲藝術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1953年,毛澤東就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又提出要“百家爭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陸定一提出中宣部重點做好500萬知識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識、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他提出: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這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展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決不要戴大帽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提高我國學術、藝術、技術的水平,並使新一代得益。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鬥爭。”

  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陸定一作了長篇發言:“我們中國現在發展科學,向科學進軍,有人提出一個主張,把大帽子一扣,說他是資產階級的,那科學的發展就完蛋了。”在此基礎上,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雙百方針”。他說:“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我們所需要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聯合在山東青島召開了一次遺傳學座談會,針對遺傳學界存在的不同學術觀點展開自由討論,去除之前強加在不同學派頭上的政治標籤,使持摩爾根學說的學者和持李森科學術觀點的人一樣,擁有教學、研究和出版的權利。1957年初,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地指出,“雙百方針”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強調對待知識“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著重講了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指出,領導我們的國家應該採取“放”的方針,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中共中央指示地方黨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檢查對於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於5月1日轉發了這篇文章,在轉發時,不僅加了一個新的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13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各級黨政機關和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也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5月22日,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章伯鈞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6月1日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各地的報紙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匯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出: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大有利益。《指示》強調指出:“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指示》要求暫時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動面目,而各級黨組織要“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5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大會代表時針對右派分子的進攻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右派的企圖,先爭區域性,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6月16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 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責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立即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並導致了隨後的“大鳴大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響應“雙百方針”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遭到滅頂之災。接下來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使得這一方針完全沒有得到實施。  1962年中共中央批轉《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中指出: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放寬了對文化界、科學界的鉗制。這時期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為代表的各類文藝流派先後登上歷史舞臺。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在文化界的限制又有所加強。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簡稱雙百方針,是1956年中國共產黨推出的一項政策,是指“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中共宣稱其目的是為了發展、繁榮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文化和藝術事業。方針提出一年後,中共發動反右運動,響應“雙百方針”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遭到滅頂之災。1957年《人民日報》曾撰文稱“雙百方針”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因此這一方針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並沒有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