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you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document?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生於奧匈帝國的蘭堡(即今烏克蘭利沃夫)的富裕猶太家庭。他的父親Arthur Edler von Mises在當地擔任建築工程師,並憑修建與經營鐵路而在19世紀晉升為貴族。路德維希的母親Adele (née Landau)是奧地利國會自由黨人Dr. Joachim Landau的侄女。12歲時,路德維希已經熟練掌握使用意第緒語、德語、波蘭語和法語,閱讀拉丁語並能聽懂烏克蘭語。 物理學家理查德·馮·米澤斯是路德維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則死於嬰兒時期。當路德維希和理查德還小的時候,全家搬回了他們原先的祖居地維也納。  在1900年他就讀了維也納大學,在那裡他受到了卡爾·門格爾的大量影響。米塞斯的父親死於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學位。

  在1904年至1914年間,米塞斯參加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歐根·博姆-巴維克的授課。這一時期,他不僅與門格爾和博姆-巴維克兩人建立了友誼,並且結識了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米塞斯在1913年至1934年之間於維也納大學以私人講師(Privatdozent)身份授課,同時他還另有正職,於1909年至1934年間他在維也納商會擔任祕書。通過這些工作,米塞斯成為時任奧地利總理的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最倚重的經濟顧問之一,這位總理是一位持堅定的反納粹立場的“austrofascist”(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其後又獲得奧地利大公奧托·馮·哈布斯堡的信任,這位大公是個基督教民主主義政治家。米塞斯在歐洲的朋友和學生還包括 Wilhelm Röpke 和 Alfred Müller-Armack (能夠對德國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施加影響的顧問之一),Jacques Rueff (夏爾·戴高樂的財政顧問) 。  經濟學、政治理論學學者弗裡德里克·哈耶克最初是作為下屬走近米塞斯的,其時米塞斯正在奧地利政府供職,處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地利戰爭負債的問題。哈耶克寫道,“在那裡,我認識的米塞斯是一個極富效率的主管,就像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說的那種,能夠在兩個小時之內完成一整天的工作,總是有一張乾乾淨淨的辦公桌和閒暇來談論任何事情。我發現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教養和學識的人......”。通過米塞斯的學生穆瑞·羅斯巴德,哈耶克發展了米塞斯關於商業週期理論工作,這為他贏得了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達爾共享)的榮譽。  為了躲避納粹對奧地利的威脅,米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內瓦,並在日內瓦高階國際關係學院擔任國際研究學院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與其他猶太人難民一道移居美國的紐約市。他從1945年開始一直擔任紐約大學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不過他始終沒有從大學領取薪資,他的生計是由一些賞識他的商人,例如Lawrence Fertig,所資助的。在此期間,米塞斯參與到由奧地利流亡者,時任紐約大學教員的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領導的國際泛歐聯盟,並著手解決當中的貨幣問題。1947年,米塞斯與同道者一起創辦了朝聖山學社。雖則逃離了歐洲,米塞斯依然通過與路德維希·艾哈德、夏爾·戴高樂和路易吉·伊諾第的職業關係而在戰後歐洲重建過程中發揮了巨大影響力而為人們稱道。  在美國,首先受到米塞斯工作影響的經濟學家有Benjamin Anderson、倫納德·裡德、亨利·赫茲利特,但是像馬克斯·伊斯特曼這樣的前激進派作者,法律學者Sylvester J. Petro,小說作者艾茵·蘭德都成為了米塞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在那裡,許多人成為米塞斯的學生,像伊斯雷爾·柯茲納、Hans Sennholz、Ralph Raico、Leonard Liggio、喬治·瑞斯曼和穆瑞·羅斯巴德。不久,米塞斯就獲得了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的名譽博士學位。  儘管米塞斯的名望日漸增長,但他仍直接將自家通訊地址列於電話簿上,並且歡迎所有學生前來拜訪。他擔任教職直到87歲高齡,成為當時美國年齡最大的在職教授。米塞斯在1973年於紐約市聖文森特醫院(St. Vincent's hospital)去世,享年92歲。他的遺體在紐約市哈特斯德爾(Hartsdale)社群的芬克里夫墓園(Ferncliff Cemetery)火化。

  米塞斯以古典自由主義者自居,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也進行了許多的授課,他也被視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導人之一。米塞斯在其經濟學著作《人類行為》一書中,引入人類行為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更加一般的基礎,同時證明經濟學原理的求得,只能採用主觀主義的方法論,必須堅決拒斥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他在經濟學領域撰寫了很多有關以下兩種問題的著作:  1. 貨幣經濟和通貨膨脹  2. 政府控制的經濟體制和自由貿易之間的差異 米塞斯主張對於貨幣的需求純粹是出自於它能用以購買其他貨物的功能而產生的,而非為了貨幣本身的目的,也因此任何在沒有黃金支撐下對於貨幣供給的擴張都會導致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他另一項突出的理論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社會主義的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  米塞斯預言,離開了外在的市場經濟體,社會主義將無法形成有效的價格體系(price system),而有效的價格體系是對資本財進行最優配置的根本。資本財恰恰是因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而出現的租用和交換的內容,否則就沒有交換比率或貨幣價格這回事。市場價格可用來對生產成本和可能的收益進行比較,離開了這種一般化的價格指標,就無法將各種各樣的資本財合理的配置到各種不同的消費品的生產過程中去,要知道,沒有一種消費品的生產是不要消耗一定量稀缺的資本財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本的分配不是依據更有效率同時帶來更多收益的資本市場結構,而是交給一名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計劃者,對給予的資本在沒有貨幣價格訊號對收益狀況進行比較的情況下進行分配。  根據米塞斯的說法,社會主義必定失敗,因為離開價格無法瞭解需求。因此,社會主義者浪費資本財的毛病就如對產量的盲目追求一樣根深蒂固,資本財的累計速度很低,同時資本財被強制性地壟斷在機能不良的政府手中,這些政府僅僅依賴從國內產量得出的個人之間效用的比較資料來支配資本。這些資料根本不足以用來進行經濟核算,因此也不足以用來高效地使用和配置資本。在自由市場中,資本的配置由價格決定,而價格是由擁有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決定的,那些將生產活動最好地服務於消費者的人能保有他們的資本,而那些生產活動失敗破產的人則不得不將他們的資本轉移給其他人。對於社會主義而言,像資本財的流動,生產手段的流失或者保有,都是不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而言,伴隨勞動分工,生產活動呈現極端多樣化發展,在此過程中依照對關鍵性生產活動中資本的損耗或者節省,決定誰失去生產手段,誰保有生產手段。  這些觀點被後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學生們(如Hans Sennholz)詳盡闡發。  在《Interventionism, An Economic Analysis》(1940年)一書裡米塞斯寫道:  蘇聯垮臺以後,Robert Heilbroner,這位終生倡導社會主義的人說道:“事情清楚了,當然,米塞斯說對了”關於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成功是鐵板釘釘了,就像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馮·米塞斯一直堅持資本主義終將興旺發達,社會主義將會無可救藥。”  米塞斯發展了自由市場中“消費者主權”的理論;照他的看法,是消費者最終決定了市場當中的一切。這個觀點出現在《人類行為》當中:  離開上下文,此段摘抄並不能說明米塞斯試圖否定消費者社會。正相反,他只是按照心目中對消費社會的理解來來描述它的本來面目。

  米爾頓·弗裡德曼認為米塞斯的思想是守舊頑固的: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流經濟學確立,米塞斯遭受著嚴重的排斥:比如說在1957年針對他的書《反資本主義的心態》(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的書評中,《經濟學人》雜誌這樣評論馮·米塞斯:“馮·米塞斯教授有長於分析的頭腦和對於自由令人欽佩的熱情;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簡直比沒有還糟糕,他的辯論才幹處於海德公園演說者之角的水平。”保守派評論員惠特克·錢伯斯在National Review發表的一篇類似的負面評論中指責米塞斯的觀點“反資本主義的情緒是根植於妒忌心理”是“無知保守主義”(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無知的”(know-nothingest)。  在1978年得采訪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這樣說到米塞斯的《社會主義》,“最初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他的觀點誇張得太過嚇人甚至語氣上火氣太大。你看,那時他傷害了人心中所有最深刻的感情,但是逐漸地,他還是贏得了我們,當然這花了很長的時間。那時我不得不承認他在她的結論上是對的,但是要在心裡接受他的觀點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哈耶克對中央計劃的批判與米塞斯的如下基本觀點無法調和:價格要想作為指示稀缺的訊號只可能在承擔責任的所有者之間的金融交易中才能產生,這個觀點是如下普適經濟學原理的一個特例:價值的判斷完全依賴所有權的制約。)  在米塞斯死後,他的妻子引用了米塞斯寫到Benjamin Anderson的一段話,認為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個性:“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質是他寧折不彎的誠實,他毫不猶豫的真誠。他從不屈服。他總是自由地說出他認為對的東西。如果他曾經打算收斂一點或僅僅弱化一點他對流行卻不負責任的政策的批評,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和大門都將向他敞開。但他從沒妥協過。” 許多米塞斯的批評者,包括經濟學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會學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批評過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義》一書中肯定過法西斯主義:  米塞斯的傳記作者和支持者Jörg Guido Hülsmann表示那些批評米塞斯支援法西斯主義的言論是荒唐的,指出引文剩下的部分把法西斯主義稱作是危險的,並且指出對法西斯的期待超出“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權宜之計”的範圍是致命的錯誤。

  以下列表出版時間均為原著(德文或英文)初版年份。英文書名後跟中文書名錶示已有中文譯本問世。
路德維希·海因裡希·艾德勒·馮·米塞斯(, 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奧地利裔美國人,知名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作家,現代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古典自由主義第一把交椅。他還被譽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他的理論也影響了之後的經濟學家如弗裡德里克·哈耶克、穆瑞·羅斯巴德等人。對20世紀中期自由意志主義思潮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