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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聯成立之前,俄羅斯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非常落後,絕大部分農民依然採用“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糧食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甚至遠遠不如開始採用農業機械化的美國,也遠遠不如早已開始“精耕細作”的中國。大部分貧農甚至因為地主剝削過重,再加上生產效率低下,甚至負擔不起購置農具的費用,只能長期使用祖傳的農具。直到 1910 年,即使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俄國仍然使用著約 1100 萬張木犁(其中有 800 萬張老式木犁) 、600 萬張鐵犁和將近600 萬張木耙,在莫斯科省有鐵犁的農戶只佔農戶總數的 20. 2 % 。據另一資料,除了使用木犁木耙外,1910 年俄國農業中還有 1590 萬張帶鐵齒的木耙和 49 萬張鐵耙。直到1912年,俄羅斯帝國63.8%的農民仍然處於極度貧窮狀態(即只有一匹馬或無馬),31.6%農戶甚至沒有馬匹或牛等其他可用於牽引犁的牲畜,這意味著他們完全不能利用畜力,只能依靠人力勞作,這種耕作方式不僅辛苦,生產效率也十分低下。(相比之下,中國早在唐代就已經普遍利用金屬農具和牲畜進行農業生產)而擁有更多土地和財富的富農即便有能力購置農具,但卻很少能夠使用化肥,農業機械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奢侈品,農業機械化跟本無從推行。  因為水利建設落後的緣故,俄羅斯的農業非常容易受天氣影響,豐收年和歉收年的農業生產量經常相差千萬噸。但即使在豐收年,農民的收入也只能保證不捱餓,歉收年則經常爆發規模大大小小的饑荒,導致大量農民餓死。  蘇聯成立後,即使蘇維埃政府在新經濟計劃期間設定拖拉機站,推行有限度的農業機械化,並且發展化肥工業,但成效十分有限。農業發展的瓶頸使蘇聯當局無法解放農村人口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因為他們需要大量人口進行農業生產以維持糧食供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當局為了改進農業生產效率——一方面發展農業機械和化肥工業,另一方面著手推行農業集體化,讓多片農田組成集體農場,使得集體農戶能夠在大片農地合作生產,分工使用不同的農業機械,以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和效率。

  1927年至1928年,由於蘇聯國家規定的糧食價格太低,以降低工人生活負擔,導致農民並不急於出售糧,使糧食收購出現短缺。斯大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階層的蓄意破壞,他不顧布哈林等人的反對,一方面採用特殊手段打擊富農,強迫他們按指定價格賣出餘糧;另一方面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並且為了推行農業機械化和吸引農民入社,向集體農民提供化肥和免費的農業機械。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滅富農”的口號,命令沒收富農的財產並將他們放逐。由於對“富農”概念缺乏準確界限,集體化開始時國內“富農”佔農戶總數不到3%,而最後被剝奪的農戶卻達到農戶總數的6%至8%,部分中農和貧農也被當作富農剝奪。1929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開始全盤集體化,從此集體農莊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兩個月內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5%增長到59.3%),執行過程中,一些底層執行者為了政績而推行過急,部分底層官員甚至採用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農民入社,但因為工業生產水平並沒有跟上,導致很多集體農戶並沒有得到承諾的農業機械和化肥,農業生產效率因此並沒取得明顯進步。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勝利衝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於是引發了極大規模退社的浪潮。1930年6月,集體農莊的比例已經由60%驟降到了23.4%,每天都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退出,政策瀕臨徹底失敗,為此斯大林不得不加大在農業機械工業方面的投入,並在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再次改變態度,讚揚全盤集體化的成就並批評反對者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許多人懼怕處罰,又一次掀起了集體化運動的高潮。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僅佔0.2%,至此全盤集體化的目標基本實現,但此時絕大部分農戶仍然沒有分到農業機械,部分分到農業機械的農戶也因為知識和理解水平有限,並未使用農業機械進行生產。 農業集體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富農的不滿,因為他們並不願意與其他人分享私有田產。基於財產被剝奪的預期心理,他們以為自己的牲畜也會被“集體化”,於是在入社前乾脆屠殺和出售自己的牲畜,到了1933年,蘇聯的牲畜總量將近損失了50%。部分農民為了抵制集體化運動,以毀壞工具、焚燒穀物等方式向當局示威,期望焚燒糧食讓當局收購不到足夠的糧食,對當局造成損害。他們同時也向其他農民造謠,宣稱“農業集體化會把他們所有私有財產都充公”,不少農民因為知識水平和判斷能力欠缺而恐慌,也屠宰了自己家的牲畜,甚至也焚燒自己的糧食抗議。富農還向中農造謠宣稱部分中農也符合蘇維埃當局對“富農”的定義,是蘇維埃政府的打擊物件,於是恐慌的中農減少糧食播種量和產量,以避免被當成“富農”。部分富農甚至以縱火、暗殺等破壞活動抗議,嚴重影響地方的治安。但他們的破壞活動並沒有影響蘇維埃當局的決策,即使在1932-1934年發生了大規模饑荒,農業集體化最終也全盤推行,先前焚燒糧食的富農也自食其果,因為大量糧食被他們自己焚燒,反導致他們自己被餓死。而在饑荒之後的1935年,蘇維埃政府也吸取了經驗,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儘可能提高了化肥和農業機械的產量,迎來了豐收。到1937年,蘇聯糧食產量已達到9700萬噸,比農業集體化之前的1928年大豐收年產量提升了32%,農業集體化最終取得了成功。即使是俄羅斯帝國時期最大的豐收年1913年,其農業總產量算上蘇聯並未佔有的波蘭和芬蘭部分,也比1937年蘇聯農業總產量低10%。隨著蘇聯工業發展水平提升,蘇維埃當局在為集體農民提供免費農業機械之餘,還經常為他們免費更換新型號的農業機械,並提供免費的維修保養服務。  而除了農業總產量得到明顯增長以外,農業集體化後的蘇聯糧食生產效率更提高了超過200%。根據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資料,1925-1926年平均每個農民每日只生產3.1普特糧食,而農業集體化全盤完成後的1940年,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達到了10.3普特(每一人日普特數),增幅達到了232%。但由於大量農民遷往城市,轉化為工人,再加上1932-34年的饑荒導致農民死亡,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嚴重下降,因此即使1936年之後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增長,但農業總產量並未取得成倍的提升。例如在集體化前的1925-26年,平均每公頃每日多達15.2農民勞作,到了集體化全盤完成後的1940年,平均每公頃每日只需9.4名農民參與勞作。  也有觀點認為全盤集體化也沒有給農業生產效率帶來明顯提高,因1932年至1934年之間,蘇聯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並指出“在1936年—1940年蘇聯農業總產量基本上只保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而1933-1937年的糧食平均收成甚至比1922—1928年的平均收成還少”。此說法原始出處在於,B.C.伊茲莫吉克、E.B.弗洛羅夫:《20-39年代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載《蘇共歷史問題》第1991年第5期。而根據蘇聯官方記載,1937年已經完成全面集體化之後,蘇聯官方認為其糧食產量達到了史無前例的9700萬噸,而經常被拿來比較的沙俄時期1913年大豐收扣除俄屬波蘭和芬蘭這些不屬於蘇聯的領土之後,實際總產量只有7650萬噸,比1937年蘇聯9740萬噸的產量還低2090萬噸。直到二戰前的1940年,儘管蘇聯開始動員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入伍,導致糧食生產人口減少,但該年總產量仍然達到9560萬噸。但有學者對這一資料保有疑慮並作出與官方估算不同的相關數值。

  蘇聯1928年至1934年間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穀物的總產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了150%,大量飢餓的農民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苦種出的糧產被收走,這直接導致了波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饑荒。在此次饑荒中死亡的人數大約在600萬至1000萬之間,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餓死250萬至500萬人)。為了控制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政府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佈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在此期間國內數以萬計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蘇聯當局不得不使用正規軍以剿匪的名義鎮壓反抗農民,進一步削減了“過量人口”後勉強達到社會穩定,也讓日後的人口普查極具爭議。  但實際上,1932-1933年饑荒的主要原因是環境問題造成的糧食歉收。這些環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區的乾旱,另一些地區罕見的大暴雨;農作物感染了嚴重的黑穗病和鏽病;各種害蟲疫病,包括亞洲蝗蟲、甜菜象蟲、草原蛾、毛毛蟲等;還有嚴重的鼠患。糧食歉收十分嚴重,整個蘇聯的糧食可供應量明顯少於整體人口的糧食需求量。  以上這些現象是人類活動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到處蔓延的嚴重的雜草問題,是由於本該從事除草工作的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因為農村人口大量遷徙,留下的農民多是老弱病殘,自然會造成勞動力短缺。許多耕地閒置或者產量不高,則是因為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鎮以及剩餘農民因饑荒而變得衰弱不堪或瀕臨死亡這兩方面原因所致。  馬是犁地播種及其他農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牽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饑荒中餓極了的讓農民吃掉了馬的主糧——燕麥,導致很多馬匹要麼餓死,要麼嚴重羸弱。雖然蘇聯政府進口了一些拖拉機和其他機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馬匹缺乏導致的動力短缺,但並不足以完全克服這個問題。 許多土地已經連續多年耕種糧食,這導致土壤枯竭,肥力嚴重下降。農莊和農業部門很難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農耕區,農地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勞動力的條件下終於迎來了糧食的豐收,這次饑荒終於結束了。這意味著1931年和1932年的勞動力也是充足的。所以這些年糧食的減產主要應歸結為上述的環境因素。  蘇聯領導層沒有充分理解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他們自己的資訊收集人員、OGPU(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是當地的黨的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將饑荒原因歸咎於諸如管理混亂、決策層失誤甚至擴大到農民反抗、富農怠工消極破壞等人為因素。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沒有被理解,人們反而相信那些認為糧食本應該豐收的報告。如此一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自然就成了饑荒是由下列各種嚴重的怠工反抗活動所致,包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明目張膽的破壞;農民藏匿糧食;農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價而沽;農民因不情願而在農田裡消極怠工;黨、集體農莊和其他機構的共謀等等。  不過蘇維埃政府極大地減少了穀物的出口,並開始運送糧食和種子到烏克蘭及其他受災地區。 陶格引用的證據表明不少農民雖然不喜歡集體農莊,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參與農莊的工作,還有許多農民“始終都很積極地在農場工作......(他們)支援這個集體化的系統。”(陶格 2004, 85)  因此,整體而言,農民實際上接受了集體化。  像沙皇政府一樣,蘇聯政府也出口糧食。但在1932-33年間,蘇聯政府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減——正如它們曾經被削減的那樣——食物也不足以養活全部人口。  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擴充套件,1932-33年銳減的糧食出口,對種子的需求,和近幾年來在蘇聯內部出現的混亂,這一切都說明即使是從根本上禁止糧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飢荒的發生。這一情況讓我們難以接受那些認為是1932年的糧食收購和刻意的種族滅絕行為導致了大饑荒的觀點。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饑荒不可避免地發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體和個體農民的糧食徵遞,也就是採購配額,被好幾次大幅度地削減,以保證他們度過糧食緊缺的時期。一部分已經收購的糧食又被歸還到了農村。而正是這些經常被執行得很嚴厲的糧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論”的信徒所強調並理解為蘇聯對農民的漠不關心甚至是故意懲罰和殺害的證據。 此外,蘇聯政權還要用這種徵購手段去養活生活在城市和工業地區的四千萬人,他們也正在捱餓,這是1932年的收成顯得不足的另一項證據。在1932年5月,蘇聯政府將私人的穀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間只有很少的糧食是通過這種途徑賣出的。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當不足。 大約10%的烏克蘭人因為饑荒或與之相關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來,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出身的軍人或是農業工人。活著的農民必須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辛苦耕種,直到創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們在繼續勞作時獲得了蘇聯政府的明顯的救助。否則一個因死亡而數量減少,受到飢餓的削弱,擁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絕對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獲得豐收並終結饑荒的。這是另一個說明1932年的收成極為微薄的證據。  蘇聯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開始,它包含了500萬噸用於緩解饑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給烏克蘭的,而對拖拉機等機械的分配被特別地傾向於烏克蘭,“一個由設定於機器-拖拉機站的幾千個政治部所組成的網路對1933年的豐收起到了巨大的貢獻”(陶格1991,72-74)。此外還有其他措施,包括為著播種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管理著工作,給農民分發種子和食物援助物資。 總之,饑荒是由自然因素引發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幫助農民獲得了更大的收成,從而終結了饑荒。  1947年二戰結束後,在主要糧產區遭到納粹德國破壞的情況下,蘇聯再次因為天災出現了饑荒,約有100萬至150萬人因此而喪生。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其繼任者赫魯曉夫進行了農業改革,蘇聯原本的義務交售制被改為農產品採購制,農戶可以重新通過種植農作物得到更多收入,但之後蘇聯政府不再向他們提供和更換免費的農業機械,化肥和其他農具都需農民自行購置,農民實際生活並未因此得到明顯的改善。
農業集體化(),蘇聯全聯盟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為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方針,同時也為了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升農業生產技術水平,推廣農業機械化,減少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於1930年1月5日所推行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