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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茲涅茨比率(Kuznets ratio)是收入最高的家庭(通常定義為收入最高的20%)的總收入與收入最低的家庭(通常為最低的20%或40%)的總收入之比。完全平等的情況下,高20%與低20%的比值為1;高20%與低40%的比值為0.5。  庫茲涅茨對此歷史現象有兩種類似的解釋:  在兩種解釋中,50%的勞動力流動到工資較高的部門後,不平等程度將減少。

  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的批評者認為,其U形不是來自單個國家發展的進步,而是來自國家之間的歷史差異。例如,庫茲涅茨的資料集中使用的許多中等收入國家位於拉丁美洲,該地區的不平等程度一直處於歷史高位。控制此變數時,曲線的U形傾向於消失(例:Deininger和Squire,1998年)。關於經驗證據,基於大量國家或時間序列方法,Fields(2001)認為庫茲涅茨假說不成立。  東亞奇蹟也被用來批評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的有效性。1965年至1990年之間,八個東亞國家——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亞洲四小龍)、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快速經濟增長被稱為東亞奇蹟。製造業和出口快速而強勁地增長。然而,與此同時,人們的預期壽命增長,生活在絕對貧困中的人口水平也下降了。這一發展過程與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背道而馳。由於庫茲涅茨的理論認為,快速的資本積累會導致不平等現象首先加劇,因此許多學者進行研究來確定東亞奇蹟如何確保快速經濟增長的收益在人群中廣泛共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稱,東亞經歷了集中而成功的經濟發展過程以及人口不平等程度的迅速降低,其原因可能是立即將初期收益再投資於土地改革(提高農村生產率、收入和儲蓄)、普惠教育(提供更高階的平等和斯蒂格利茨所說的生產力的“知識基礎設施”),以及通過高的且增長的工資、限制商品價格上漲,從而更平均地分配收入的產業政策。這些因素提高了普通公民在經濟中的消費和投資能力,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斯蒂格利茨強調指出,高增長率為促進平等提供了資源,而平等是一個正反饋迴路,支援高增長率。東亞奇蹟否定了庫茲涅茨曲線,後者認為增長會產生不平等,而不平等是整體增長的必要條件。  劍橋大學講師加布裡埃爾·帕爾馬(Gabriel Palma)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不平等現象遵循“庫茲涅茨曲線”:  “不平等和人均收入之間‘倒U型曲線’的‘向上’部分的統計證據似乎已經消失,因為許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現在的收入分配與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除外)狀況相似。也就是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半以及亞洲的許多國家,包括印度、中國和越南,現在的收入分配與北非,加勒比海地區和二線新興市場國家(NIC)相當。而且這一水平也與一半的一線NIC、地中海歐盟國家和英語OECD(不包括美國)的水平相當。結果,現在全世界約80%的人口居住在基尼係數約為40的國家。”  帕爾馬繼續指出,在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國家生活在“不平等聯盟”中。他將人口分解為十分位數,以之檢驗其各自收入與不平等現象的關係。然後,帕爾瑪展示,一國內部的不平等現象有兩種分佈趨勢:  “一個是‘離心’的,發生在分配的兩個尾部——這導致全國範圍內,最高10%和最低40%所得到的份額之間的差異增大。另一個是‘向心’的,發生在中間——這導致各國收入的顯著統一,流向位於第五至第九個十分之一之間的那一半人口。”  因此,影響最貧窮的40%人口的收入比例的是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比例,而各國的中等至中高收入部分都保持不變。  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基礎十分薄弱,發達國家在21世紀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過了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他對此的解釋是,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最主要因素是長期的資本的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

  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在關於西蒙·庫茲涅茨科學方法的傳記中指出,庫茲涅茨對支撐假說的“資料的脆弱性”持保留態度。福格爾指出,庫茲涅茨的大部分論文都致力於闡明矛盾中的因素。福格爾強調了庫茲涅茨的觀點,即“即使資料被證明是有效的,它們也只不過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時間段內,而且具有特殊性的歷史經驗。”福格爾指出,儘管有這些“反覆的警告”,但庫茲涅茨的警告卻被忽略了,其他經濟學家將庫茲涅茨曲線“提高到了定律的水平”。

  多布森(Dobson)和拉姆洛根(Ramlogan)的研究檢驗了不平等程度與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係。這一理念的結果有好有壞——由於貿易自由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現象加劇,有的不平等現象減少,還有的根本沒有差異。因此,多布森和拉姆洛根提出,貿易開放程度可能通過過庫茲涅茨曲線的框架與不平等產生關係。貿易自由化與不平等關係圖x軸方向為貿易開放程度,y軸方向為不平等程度。多布森和拉姆洛根通過進出口比率(總貿易)和平均關稅率確定貿易開放度;不平等程度由小學總入學率、農業佔總產出的比例、通貨膨脹率和積累私有化決定。通過研究過去30年中已實施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資料,他們發現庫茲涅茨曲線似乎適用於貿易自由化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以基尼係數衡量)。但是,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出現了從低技能勞動力生產向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的轉變。這種轉變不會使低技能工人受益。因此,儘管他們的證據似乎支援有關貿易自由化的庫茲涅茨理論,但多布森和拉姆洛根相信,必須同時實施再分配政策,以緩解最初的不平等加劇。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一種假設關係:隨著現代經濟的增長,各種環境退化指標趨於惡化,直到人均收入在達到一定水平。簡而言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認為,“解決汙染的方法是經濟增長”。  儘管仍有爭論,但目前已有大量證據支援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應用於各種環境健康指標,例如水汙染、空氣汙染和生態足跡,這些指標隨著人均收入和/或GDP的增加呈倒U型曲線。有人認為,這種趨勢發生在許多環境汙染物的水平上,例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鉛、滴滴涕、氯氟烴、廢水和先前直接釋放到空氣或水中的其他化學物質。例如,在1970年至2006年之間,美國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GDP增長了195%,該國的汽車和卡車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行駛的總里程數增長了178%。但是,在同一時期,某些法規變更和技術創新反而使一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從1.97億噸減少到8900萬噸,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從2700萬噸減少到1900萬噸,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從3100萬噸減少到1500萬噸,顆粒物排放量減少了80%,鉛排放量減少超過了98%。  森林砍伐可能遵循庫茲涅茨曲線。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於4600美元的國家,森林淨砍伐已經不復存在。然而也有人認為,較富裕的國家能夠通過“出口”森林砍伐來維護森林、維持高消費水平。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其他汙染物,某些自然資源的使用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適用性值得商榷。例如,能源、土地和資源使用(有時稱為“生態足跡”)可能不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儘管能耗與的比率下降了,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總能源消耗量仍在增加,許多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也是如此。此外,生態系統提供的許多關鍵“生態系統服務”的狀態,例如淡水供應(Perman等,2003)、土壤肥力和漁業,在發達國家繼續下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支持者認為,這種有變化的關係未必會使假設失效,他們認為在考慮不同的生態系統、經濟、監管方案和技術時,庫茲涅茨曲線對各種環境指標的適用性可能會有所不同。  至少有一位批評家認為,美國的收入水平仍不足以讓其優先考慮一些環境汙染物(如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而這些汙染物目前尚不遵迴圈境庫茲涅茨曲線。Yandle等人認為,尚無證據表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適用於碳排放,因為包括鉛和硫在內的多數汙染物產生的是區域性問題,因此清除此類汙染物的緊迫性和響應的積極性更高。隨著國家的發展,清除此類汙染物的邊際價值會極大地改善公民的生活質量。相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當地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清理二氧化碳的動力僅僅是出於改善全球環境的利他理由。這就產生了公地悲劇,即最高效率的情況是人人都排放而無人清理的情況,結果每個人的情況都會惡化(Hardin,1968)。因此,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高收入國家,碳排放量也不會按照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那樣減少。然而,關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成立,似乎幾乎沒有共識,因為二氧化碳是一種全球汙染物,尚未在庫茲涅特曲線框架內證明其有效性。儘管如此,Yandle等還是下結論認為,“刺激增長的政策(貿易自由化、經濟結構調整和價格改革)應該對環境有利”。  其他批評者指出,評估長期時間尺度時,研究人員也不認可曲線的形狀。例如,Millimet和Stengos認為傳統的“倒U”形實際上是“N”形,即汙染隨著國家發展而增加,一旦達到GDP閾值就減少,然後隨著國民收入的持續增加而再次開始增加。這些發現雖然仍有爭議,但可能很重要,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達到經濟閾值時,汙染是真的開始永久性地減少,還是隻在本地減少,而汙染被“出口”到了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萊文森(Levinson)得出結論,儘管媒體通過這種方式利用有關文獻,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並不足以支援汙染排放政策,無論是放任還是干預。  阿羅(Arrow)等人認為,對於農業社會(清潔)向工業經濟(汙染密集)再向服務經濟(清潔)的轉型,如果汙染最終由於收入和人民總體消費水平的提高而再次惡化,則這種汙染-收入關係的進步模型可能是錯誤的。該模型的一個問題點是缺乏預見能力,因為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特徵高度不確定。蘇里(Suri)和查普曼(Chapman)認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全球範圍內不適用,因為在全球範圍內可能實際上並未實現淨汙染減少。富裕國家傾向於將汙染最大的活動——如服裝和傢俱的製造——出口到仍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的較貧窮國家(Suri和Chapman,1998)。這可能意味著,隨著世界上貧窮國家的發展,它們將無處可出口汙染。因此,伴隨著經濟增長而發生的這種環境清潔程序無法無限地複製,因為可能沒有地方可以出口廢物和汙染密集的生產過程。但是,最早在經濟增長、環境清潔和庫茲涅茨曲線之間建立關聯的作者吉恩·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和艾倫·克魯格(Alan B. Krueger)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表明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而穩定下降。”  斯特恩(Stern)警告說:“搞砸計量經濟學很容易”,並說:“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歷史證明了可能出問題的地方”。他發現,“很少或根本沒有人注意所使用資料的統計特性,例如時間序列中的序列依賴性或隨機趨勢,並且很少人進行或提出模型適當性測試。但是,進行計量經濟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測試哪些表觀關係是有效的,哪些是虛假相關。他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發現:“當我們確實考慮到此類統計資料並使用適當的技術時,我們發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不存在(Perman和Stern,2003)。相反,我們對經濟增長和技術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有了更現實的認識。儘管“收入彈性”小於1,而且並非僅是收入的簡單函式,但似乎大多數環境惡化指標正在使收入單調上升。時間相關的影響減少了各個收入水平的國家內的環境影響。但是,在快速增長的中等收入國家,規模效應增加了汙染和其他惡化,壓倒了時間效應。在富裕國家,增長速度較慢,減少汙染的努力可以克服規模效應。這是表觀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效應的起源。”
經濟學中,庫茲涅茨曲線()表示的是這樣一種假設:隨著經濟發展,市場力量會使經濟上的不平等先增大後減少。該假設最早由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