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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六世紀初期,羅馬教會不能忽視這個時期的神學爭論,這是很顯然的。教會也不願如此,教會中有許多天主教徒甚至天主教領袖,對改教派所宣揚的某些教義,頗表同情。有許多教義的本身,不是改教派所產生的,而是中古教會的產物,因為中古教會裡有些人對於迷信的習俗,與教士的腐化墜落,久已不滿。在教宗反對馬丁·路德的教諭公佈以後,馬丁·路德向教會總議會的上訴,不是沒有人注意的。反對召開總議會的是教宗本人,他認為這次上訴為不尊重他是「基督的代表」的地位。但要給改教派一個清楚的正式答覆,關於天主教教義的認真討論是有其必要的,這是清清楚楚的事實。

  拉特朗第五屆大公會議於1517年3月15日停止,當時在討論不同方面的建議,包括主教的遴選、稅收、審查、講道,停止相應行動,但不包括德意志教會及其他歐洲教會的主要問題。數個月後,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於維滕貝格發表《九十五條論綱》。

  過了一段時間,馬丁·路德在大公會議的地位有所轉變,但在1520年,他就反對聖座,上訴到神聖羅馬皇帝,提出如有必要,利用德意志議會,開放教宗權。教宗頒佈《天主請起來》的敕令,譴責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為異端後,德意志輿論認為舉行議會是協調當時分歧的最好方法。日益減少的德意志天主教徒,希望議會能澄清問題。 議會花了接近一代的時間才能兌現,部分原因是教宗的攔阻,因路德要求把教宗從議會中剔除,另一方面是因為法國和德意志持續的政治鬥爭,和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威脅。  特倫託會議是羅馬天主教內部革新的主軸。正當基督新教興盛之時,羅馬天主教會持續腐化,英國自創英國國教,國王即領袖,凌駕於教宗。天主教會內部召開革新會議的呼聲,從下層教士起以至大學裡都不絕於耳,最後連查理五世也決定要解決這些宗教問題。查理五世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激烈反對者,為了促成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合一,他多次去不同的地方與人尋求協議。查理五世強烈贊成舉行議會,但他需要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援,弗朗索瓦一世卻在軍事上攻擊他。  弗朗索瓦一世反對一個常務會議的原因是,法國中有部分新教教徒表示支援,在1533年,他進一步把事情複雜化,提出常務議會中要包含歐洲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統治者,並就新教與舊教當中的神學糾紛之間作出妥協。這提議因為提議肯定和認同新教徒,以及在教會事務中提升了歐洲世俗君王的地位,高過神職人員之上,遭到教宗的反對。查理當時面對奧圖曼土耳其的攻擊,為了保留德意志新教王公的支援,推遲特倫託會議的開始。教宗保祿三世終於在壓力之下,同意在1545年召開首次特倫託會議,處理教會改革和應付與日俱增的更正教的威脅,宣告歐洲天主教勢力反宗教改革的浪潮的開始。

  特倫託會議前後共召開過三輪,初期出席會議者僅義大利、西班牙、德意志與法國等四個地區的教士,英國沒有派人蔘加,其中義大利所派的人數比其他三個地方的總人數還多,因此整個會議都被教宗控制,由教宗所提出的議案几乎都能獲得支援而通過。  第二輪於1551年召開,於1552年教宗儒略三世時中斷。1562年,教宗庇護四世召開第三輪特倫託會議。會議上,羅馬受到來自法國和西班牙的壓力,但庇護四世仍然取得了滿意的成果。會議致力於對當時天主教會內部的改革,建立培養神職人員的修道院等。會議的結果最終頒佈為《天特會議信綱》(Professio fidei tridentina,又譯脫利騰信德宣言)。當大會於1563年12月4日閉幕的時候,前後共召開過二十五場討論,用了近十八年的時間。共有四位教宗使節、三位宗主教、二十五位總主教、一百二十九位主教、七位修道院院長、七位天主教特別團體的領袖,十位檢察官與歐洲一些天主教國家的大使聯合起來,共同簽署這個大會所通過的繁多諭令。庇護四世當時正臥病在床,但迴應此會議的結論說:「這一切都是天主聖神所感動出來的成果。」一位樞機曾這樣描述:「在教會史上,沒有任何大會決定過這麼多問題,確立過這麼多教義,或者制定過這麼多法規。」

  是次為羅馬天主教會之革新運動,被稱為「反改教運動」。部分議決內容茲摘要如下:

  對於馬丁·路德極力攻擊的各項教義問題,天特會議有以下的決議:  特倫託會議針對馬丁·路德的各種「反改革」議決,很大程度上卻改革了羅馬教會。

  查理五世決心懲罰德意志的基督新教王公,此會議顯出教宗制度的成功,肯定了教宗的最高權柄;糾正許多教會弊端;為聖職人員預備更好的教育,也對神職人員有些規定:在大城市教會中,規定要向會眾講解聖經及得救之道;教士要駐在任職,不得兼任數職等。總的而言,特倫託會議給了羅馬天主教在往後世紀有明確立場,對其後展開的佈道宣教及宗教戰爭有極大的幫助。
特利騰大公會議(,又譯脫利騰會議、特倫多會議、特倫特會議、特倫託會議或天特會議),是指天主教會於1545年至1563年間在北義大利的特倫託與波隆那召開的大公會議。這個會議是天主教會最重要的大公會議,促使該會議的原因是因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有人把這會議形容為反宗教改革的方案,因當中代表了天主教會對宗教改革的決定性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