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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綏靖主義是在1937年至1938年間,通過持續讓步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實施的政策,旨在使獨裁者願意加入國際合作。希特勒無視他在慕尼黑所作的承諾,於1939年3月15日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此前擁護綏靖的首相張伯倫決定採取抵抗德國進一步侵略擴張。  ——《企鵝政治詞典》,1939年  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源於國際聯盟的失敗和集體安全的失敗。國際聯盟於一戰後成立,希望以當時的國際合作和對侵略擴張的集體抵抗可以防止另一場戰爭。聯盟成員如果受到攻擊,有權獲得其他成員的協助。集體安全政策與實現國際裁軍的措施同時進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以對侵略者的經濟制裁為基礎。當面對獨裁者的侵略時,它似乎是無效的,特別是德國對萊茵蘭的軍事化,以及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行動。

  儘管希特勒已經違反了《凡爾賽條約》,但在1935年的這一公約中,英國允許德國開始重建其海軍,包括U型潛艇。

  凡爾賽條約後,萊茵蘭進行了非軍事化。德國接受了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所規定的這一安排。希特勒聲稱它威脅到德國,並於1936年3月7日將德國部隊派往萊茵蘭。他打賭英國不介入,但不確定法國會如何反應。他的許多顧問都反對這一行動。如果他的軍官遭到法國抵抗,他們將下令撤離。法國諮詢了英國,並向聯盟提出抗議,但未採取任何行動。首相斯坦利·鮑德溫說:英國缺乏支援其實現對法保證的力量,無論如何,輿論都不允許這樣做。在英國,人們認為納粹德國只是走進他們自己的後院。工黨議員休·道爾頓通常主張堅決抵抗德國。希特勒應邀進行談判,他提出了與西方的不侵略條約。當被要求提供詳細資訊時,他沒有回答。希特勒對萊茵蘭的佔領使他相信國際社會將不會反抗他。

  1937年,斯坦利·鮑德溫辭去首相,內維爾·張伯倫接任。張伯倫奉行綏靖和重新武裝政策。張伯倫的綏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1938年與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問題進行的談判。

  儘管一戰的戰勝國禁止了德國和奧地利的聯合,但其對德奧合併的反應是溫和的。國際社會對1938年3月12日事件的反應使希特勒得出結論,認為他可以在納粹德國擴張計劃中使用更具侵略性的策略。德奧合併為1938年9月的慕尼黑事件鋪平了道路,

  

  對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採取綏靖政策原因,現在有多種解讀:

  

  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之初,美英對日本侵華不加反對,一般認為,美英是在指望日本北上進攻蘇聯。1932年美國雖然宣佈“不承認主義”,反對日本破壞門戶開放政策和《九國公約》,但同時,美國並沒有對日進行經濟制裁,因此美國國內的私營企業依然可以暢通無阻的把廢鋼、石油等物質銷往日本。美國這種既指責又不採取制裁行動的政策一直延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4個月,直到1941年7月才凍結日本在美資產,8月才簽署貿易制裁法令,該項法令被認為是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的直接原因。英國也一再容忍日本,如英法控制下的國際聯盟,也未對日經濟制裁,在國際聯盟通過決議指責日本後,日本單方面退出國際聯盟,法西斯國家的強硬和英法的軟弱對比鮮明。1939年7月,英日更是直接簽訂了有田-克萊琪協議,這一協定可說是慕尼黑陰謀在遠東的前奏曲。

  綏靖政策在歐洲的推行,以英法對德綏靖為主要內容,英國為主導。  1935年3月,德國退出裁軍會議,由原先的祕密擴軍轉變成公開且大規模地擴軍備戰。英國與德國締結《英德海軍協定》。  1935年1月,法國與義大利簽定,慫恿義大利於10月挑起侵略衣索比亞戰爭。英法操縱國聯雖然不得不宣佈對義大利經濟制裁,但沒有實施兩項重要措施,即禁運石油和封鎖蘇伊士運河。1936年5月,義大利吞併衣索比亞。  1935年8月通過的美國中立法,在1939年11月作了修改之後是綏靖政策的變種。  1936年3月,德軍進入萊茵非武裝區,英法按兵不動。8月德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戰,英法則推行不干涉政策,客觀上是縱容干涉者,結果,共產主義領導的西班牙共和國被顛覆,德國借西班牙戰場完成了軍事實驗。  此時,考慮到蘇、法、捷三國彼此簽訂了互助條約,加上英法之間也有互助義務,斯大林曾建議,建立一個英、法、蘇、捷反對納粹德國的聯合陣線,並制定一項對付德國的聯合軍事計劃。可是,英法因為斯大林是共產主義者的緣故,不僅對此不熱心,而且於1938年10月,把慕尼黑協定強加給捷克斯洛伐克,讓德國獲得了蘇臺德地區,史稱慕尼黑陰謀。慕尼黑陰謀是綏靖政策最極端的表現。英法企圖利用納粹德國抑制蘇聯,達到禍水東引的目的。  此後,英法相繼同德國發表了帶有互不侵犯性質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而希特勒則得寸進尺,1939年3月,德國又佔領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1日,德國揚言進攻波蘭,但即使在這個時候,英法依然採用綏靖政策,沒有及時干預。最後,英法被迫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但英法依然在前八個月宣而不戰,使得波蘭快速淪陷,而且德國在佔領波蘭後得以重整軍隊。

  

  大多數保守黨議員表示支援綏靖政策,儘管丘吉爾說他們意見分歧。1936年,丘吉爾與保守黨政治家代表團表達了對德國重新武裝的速度的警惕。在保守黨中,丘吉爾與眾不同的是,他認為德國威脅自由和民主,認為英國的重新武裝應該更加迅速地進行。  丘吉爾在慕尼黑的前一週警告說:在英國和法國的壓力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於完全是把西方民主國家投降到納粹德國的武力威脅之下。他和其他一些拒絕對慕尼黑事件投票的保守黨人遭到當地選區政黨的不歡迎。

  在英國,皇家海軍一般都傾向於綏靖主義。1937年的義大利阿比西尼亞危機中,皇家海軍表示有信心在公開戰爭中輕鬆擊敗義大利海軍。但是,皇家海軍贊成綏靖政策,因為它不想將其大部分海軍力量用於地中海,從而削弱其對德國和日本的立場。1938年,皇家海軍允許了對慕尼黑的綏靖行動,因為它計算得出當時英國不干預仍將保持英國在防禦能力上的政治和軍事資源。  1930年代的英國媒體強調了直接對抗的危險,他們的普遍共識是對一支納粹部隊防禦是不可能的。皇家空軍在1938年10月向戰鬥機部門發出警告,稱德國轟炸機可能造成的情況......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中肯定不會令人滿意。  在法國,空軍情報部門仔細檢查了德國空軍的實力。納粹德國每月生產1000架戰機,當時的法國空軍認為納粹德國具有決定性的空中優勢,因此對1938年保衛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感到悲觀。法國航空部長樂觀地告訴政府,空軍有能力制止一支納粹德國空軍。但是,空軍參謀長約·維耶明將軍作出警告,他一貫反對與德國交戰。

  英國的工黨原則上反對納粹德國,但直到1930年代後期,其也反對重新武裝,並擁有重要的和平主義派別。克萊門特·艾德禮最初主張在國際聯盟的指導下廢除國家軍備和建立世界維和部隊。然而,由於納粹德國的威脅越來越大,國際聯盟的效率低下,這項政策最終失去了信譽。

  英國的輿論在1930年代初一直強烈反對戰爭和重新武裝,儘管這種情況在十年中開始有所改變。在1933年牛津大學的一次辯論中,一群大學生通過了一項動議,說他們不會參戰,這使德國的一些人說英國永遠不會參戰。鮑德溫告訴下議院,由於該國強烈的和平主義情緒,他在1933年無法實行重整政策。1935年,有一千一百萬人對國際聯盟的和平投票作出反應,承諾通過國際協定支援削減軍備。另一方面,同一項調查還發現,有58.7%的英國選民贊成針對侵略者的集體軍事制裁。隨著1936年西班牙內戰的爆發,即使是和平運動的左翼也開始迅速轉向,許多和平選民開始贊同抵抗希特勒。1937年,大多數年輕的和平主義者已經改變了看法,接受了戰爭可能納粹德國的合理迴應。  1938年9月30日,張伯倫回到英國後,向人群發表了他著名的「我們時代的和平」演說。該協議得到了大多數媒體的支援,只有雷諾新聞和一家傾向於工黨的報紙表示反對。工黨在議會中反對該協定。一些保守黨人投了棄權票。但是,唯一提倡戰爭的國會議員是保守黨達夫·庫珀(Duff Cooper),他為表示抗議該協議而辭職。

  綏靖主義的正面觀點部分是由媒體塑造的。倫敦時報的德國通訊員諾曼·埃布特(Norman Ebbutt)指控,他關於納粹軍國主義的持續報導遭到編輯傑弗裡·道森(Geoffrey Dawson)的壓制。理查德·科克特(Richard Cockett),威廉·希爾(William Shirer)和弗蘭克·麥克唐納(Frank McDonough)等歷史學家都證實了這一主張。 1938年10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86%的公眾認為希特勒對自己未來的領土野心撒謊,這是傾向於張伯倫的出版商在最後一刻從《新聞紀事》中刪掉的。  張伯倫對BBC的直接操縱是持續和令人震驚的。例如,哈利法克斯勳爵告訴廣播製作人不要冒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們通過審查工黨的反納粹德國評論來遵守。張伯倫展示了當時的民主政體在試圖操控新聞界時的影響。對於張伯倫而言,這樣做的危險在於,他寧願忘記自己發揮瞭如此的影響力,而越來越多地將當時的新聞界誤認為是真正的公眾輿論。  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的那天,記者赫拉·格蘭特·達夫(Shiela Grant Duff)的《企鵝特別版》,由捷克人與歐洲人出版並分發給每位議員。她的書是對捷克民族的熱情捍衛,對英國政策進行了詳盡的批評。它具有影響力並被廣泛閱讀。

  納粹德國入侵波蘭,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一致認為綏靖主義是負有責任的。工黨國會議員休·道爾頓等人與保守黨人和對希特勒持反對態度的貴族王室確定了新政策。三名英國記者邁克爾·富特,弗蘭克·歐文和彼得·霍華德出書並以「加圖」的名義寫作,呼籲將15位公眾人物免職,其中包括張伯倫和鮑德溫。據說,綏靖政策促成了保守黨在1945年大選中的失敗。  歷史學家戴維·戴克斯(David Dilks)認為,綏靖主義的目的是以他人的代價購買暫時的和平。

  歷史學家在事後以各種方式解釋了張伯倫的政策。可以說,他真誠地相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目標是有限的,解決他們的不滿將保護世界免受戰爭的侵害;為了安全,應該加強軍事和空中力量。許多人認為這種信念是謬誤的,因為獨裁者的要求不受限制,綏靖使他們有時間獲得更大的力量。  A·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中的論點(有時被稱為修正觀點)在當時遭到許多歷史學家的拒絕,在英國和美國對他的著作的評論普遍風評不佳。然而,他的一些見解受到關注。他被認為試圖證明綏靖是一項受歡迎的政策,並且英國外交在1933年以後具有連續性,打破了普遍觀點:一個小型的墮落集團,面對公眾的強烈反對,在1930年代的某個時候神祕地劫持了英國政府。他試圖將1930年代的領導人描繪成嘗試解決問題者。  在1990年代初期,由於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綏靖可能是1930年代英國政府的唯一選擇,因此出現了一種新的綏靖理論。

  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借用綏靖主義,解釋了他決定參加1950年的朝鮮戰爭。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邁克爾·約翰斯(Michael Johns)在1987年寫道:“羅納德·雷根抵達華盛頓後七年,美國政府及其盟國仍然以綏靖文化為主導。

  1938年8月,慕尼黑陰謀發生之後,蘇聯對英法更加不信任,於1939年8月,同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德國可以集中應付西線攻略,而蘇聯爭取了時間備戰,同時把德國侵略矛頭引向西方國家。1939年9月,德軍對波蘭發動突襲,波蘭國土大片淪陷,蘇聯以保衛「西部邊界安全」為藉口與目的,陸續侵略東歐諸國,建立戰爭防備緩衝帶,稱為“東方戰線”。1941年6月22日,德國沒有繼續襲擊英國,反而對蘇聯發動了突然進攻,蘇聯的綏靖政策也最終破滅。
綏靖主義(英語:Appeasement),又稱為姑息主義,是一種外交政策,通過對侵略擴張勢力作出政治或物質讓步,以避免戰爭衝突。這術語最常指內維爾·張伯倫在1935–1939年間對納粹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