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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納粹德國時期,這一非以直接方式實施的大規模屠殺行為,有各種各樣的稱呼,例如安樂死行動。這類行動也以無價值生命的滅絕行動,或納粹病患謀殺等概念為人所知。戰後使用T4這一縮寫來稱呼這一行動的做法,源於位於柏林米特區蒂爾加藤街4號(Tiergartenstraße 4)、供負責殺害德意志帝國全境殘疾人的領導所使用的一座公寓。在同時代的資料中沒有找到T4行動這一名稱,而是直接稱為“行動”、“Eu-行動”或“E-行動”。E是Euthanasie----安樂死----的縮寫,來自古希臘語詞 εὐθανασία euthanasía (由 εὖ eu „好、正確、容易、美麗“ 和 θάνατος thanatos „死亡“ 組成),用來指代“好的”、沒有經歷長久病痛的死亡。

  T4行動被認為是由納粹黨的種族優生政策發展出來的。此政策的目的是「清洗」德國民族裡所有「不健全的元素」,包括殘疾人士。根據這個論點,後來的猶太人大屠殺是由這行動發展而來的。  當初,種族優生思想尚未和納粹運動有所聯絡。事實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早在20世紀初期已在西方國家廣為傳播,當時已有很多知識分子參與優生學運動,尤其是在美國(見1924年種族完整法案)。替患有遺傳疾病的人進行絕育手術被社會廣為接受,美國、瑞典、瑞士等國家都曾立法允許這行為。在1935至1975年間,瑞典便有63000人被絕育。  種族優生思想是希特勒意識中的一個基本元素。  納粹黨在掌權不久後便開始實施種族優生政策。在1933年7月的《預防遺傳疾病病人的後代法例》中,規定必須對有遺傳性疾病或不健全的人(例如精神分裂症、癲癇症、亨丁頓舞蹈症患者和智力障礙者)施行強制絕育手術。此外,長期酗酒者等有異常行為的人亦在絕育的範圍之內。該法例由內政部長威廉·弗利克透過遺傳健康法庭)執行。

  早在1939年7月,希特勒即向帝國衛生部領導 Leonardo Conti、總統府領導 Hans Heinrich Lammers 和元首辦公室領導 Martin Bormann 進行過相關諮詢,具體內容是繼針對兒童的安樂死措施之後,將心理疾病患者列入正在進行的“無價值生命的滅絕計劃”之中。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讓Conti執行此項計劃,而是委託了元首辦公室(KdF)的領導 Philipp Bouhler,因其已經領導了對兒童的安樂死行動。後者於1939年8月10日與Karl Brandt、Leonardo Conti、帝國內政部長官 Herbert Linden 及其下屬,第II中央行政部領導 Viktor Brack 及 第IIb中央行政部領導 Hans Hefelmann,還有為了進行成人的安樂死以及之後的T4行動所選擇的醫生共同舉行了會議。這場由維爾茨堡的精神病學與神經內科學教授 Werner Heyde 領導的會議,進一步擴大了參與行動的工作人員數量。  1939年10月,希特勒終於簽署了以1939年9月1日即戰爭開始之日為日期的檔案,,委任元首辦公室領導 Bouhler 和希特勒的隨身醫生 Karl Brandt 為這場以“安樂死”為名滅絕“無價值生命”計劃的醫學聯絡人。這份寫在希特勒的私人信箋上的檔案,原話如下:  這種委任狀並沒有法律效力。此類委任應當由希特勒和 Herbert Linden 共同簽署,印刷於官方模板並在帝國法律公報上發表。但也有一些法律教授,例如 Theodor Maunz 在內。 認為此類“元首的手令”(即這些本應由帝國總理府公佈的委任狀)是立刻生效的。 在原始檔案的旁邊有 Reichsjustizministers Franz Gürtner 的標記,證明1940年這一命令已經交給了帝國內政部的 Bouhler 。  在一場1939年10月9日的會議上,估計這一行動將要涉及的病患有大約7萬名。為此,希望可以通過滅絕無法治癒的遺傳疾病患者,減少病院的開支。帝國國家安全部刑事部門的長官 Arthur Nebe,被委託調查適合使用的毒劑。他的下屬,理化部門的領導 Albert Widmann,為此給出了使用一氧化碳(CO)的建議。

  在詢問有關用於處置目標群體的設施問卷中,還有第二張問卷,針對建築本身的資訊,包括建築時間、面積、特殊設施、軌道交通等提出問題。以此方式政府獲得了用於選擇適合滅絕特定型別受害者的設施資訊。  1939年十月,帝國內政部的 Herbert Linden 在符登堡州內政部,拜訪了當地衛生部門的領導人,Eugen Stähle,向他告知了帝國政府減少遺傳和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計劃,同時要求後者在符登堡州內尋找一處合適的住院設施,以便對相應患者實施“安樂死”。Stähle 為此建議了位於Marbach附近、位於Gomadingen的醫院Grafeneck。1939年10月12日,此地被政府徵收,驅散了所有的患者,並很快為預定目標改建。除了辦公室和人員房間外,在距離城堡300米遠外建設了被稱作“淋浴間”的密閉木屋,用作滅絕目的。木屋旁邊安裝了三臺移動式焚化爐,整個設施由木板圍住,附近由黨衛軍的人員看守。 1940年1月,滅絕設施Grafeneck開始“運作”。  在1939至1941年間,在德意志帝國國內一共建設了6個安樂死滅絕設施。 其中一部分,在1941年8月24日的“停止安樂死”禁令後仍進行了大量的謀殺,其方式為注射過量的藥物以及減少營養供應。此外,在14f13行動中,很多無法工作的囚犯也被殺害。  位於 Bernburg 的“安樂死”設施於1940年秋季代替了 Grafeneck 的設施。  T4行動的組織人 Viktor Brack 和 Werner Heyde 要求,處死病人只能由醫護人員進行,,因為元首於1939年9月1日簽署的授權檔案僅限醫生。在納粹的各個滅絕設施中,有如下醫生參與:

  安樂死的過程包括收押受害者,進行評估,運送,處決和焚燒,以及偽造死亡證明和收集牙上的黃金。  從最初的病院設施收押的、並經過評估者認定可被安樂死的病人,被運往所謂的“中轉設施”。一般情況下通過集中組織的巴士運輸,只在特殊情況下才會使用公共交通。為了彌補“出發病院”的資金,病院被指明可以獲取病患攜帶的準備物品。在安樂死鏈條上,每個“滅絕設施”外圍有2到4個“中轉設施”為之服務,其多數為國有的精神病院。  這些“中轉設施”一方面用於掩護終點站的存在:陪同人員只能到達這裡。此外它們也成為了滅絕設施的緩衝,避免後者人滿為患。在滅絕設施,進入的病人被脫光衣服、測量身高體重、拍照然後送往醫生檢查。這時會檢查病人的個人資訊記錄,標註重要的特徵,比如手術瘢痕,因其可為偽造死亡原因起到作用。  為了向受害者隱瞞目的,毒氣室裡安裝了淋浴頭。一般情況下一次毒殺30名或更多的人。使用的毒氣為一氧化碳,為此滅絕設施裡的醫生會讓毒氣釋放20分鐘。在毒氣室內不再有活動的跡象後,就會停止釋放毒氣。一般情況下屍體經由滅絕設施自己的焚化爐焚燒;使用黃金補牙的患者,會敲出牙中的黃金。由此獲得的黃金原材料,由T4管理中心轉交 Degussa,製成純金。  滅絕設施配備的戶口管理部門,會發布編造的病史,簽發自然原因死亡的證明。在這一過程中,會有諸如在Hartheim的設施使用Brandenburg的信頭以及反過來的情況,甚至信件通訊也是往相應方向投遞。在各個設施之間有專用的物流汽車,用於互相交換檔案。這使得被害人的親屬以為死亡是在距離很遠的設施裡發生的,使得個人的探訪以及現場調查會被帶往錯誤的地方,且親屬的投訴也變得困難。這種做法由此減少了可能的抵抗,即使只是提出疑問。送還親屬的骨灰和骨灰盒也看起來來自檔案中所提距離很遠的病院,以便誤導。雖然病人在到達設施之後就被立刻處死,但在幾周到幾個月的時間裡,涉及住宿、飲食和護理的費用,仍然會向相關方面發出賬單。滅絕設施也藉此獲取運轉所需的資金。

  該計劃遭到了當事人的父母、部分基督教知名人士,尤其是羅馬教廷的強烈反對。1941年8月3日,明斯特教區主教克萊門斯·奧格斯特·格拉夫·馮·蓋倫在佈道時對該行動進行公開批判,此事因此為同盟國得知。蓋倫主教因此被以刑法第190條起訴,部分納粹黨領導人要求將其處死。不過,由於考慮到對明斯特當地市民的影響,戈培爾和希特勒沒有對此表示同意,最後蓋倫主教被迫退休。  宗教界其他反對人士,還包括Diözese Rottenburg教區主教Joannes Baptista Sproll、Bischof von Berlin 教區的 Konrad Graf von Preysing 主教、 柏林教堂的參事會長 Bernhard Lichtenberg、Paderborn 教區的代理主教 Weihbischof Augustinus Philipp Baumann 以及Bischof von Limburg教區的 Antonius Hilfrich。在福音教會方面,有 Paul Gerhard Braune、Theophil Wurm以及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Bielefeld等人。此外,一些受害者所在病院的管理人員或工作人員也包括在內。  來自Brandenburg an der Havel的Lothar Kreyssig,是指明瞭這類安樂死謀殺行動的唯一一名德國法官。作為審查指定監護人的法官,他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有關被監護人死亡的訊息增加了。1940年7月,他向司法部長Franz Gürtner提出了精神病人被大規模處死的懷疑。在得知這一行動是由元首的辦公室負責後,Kreyssig提出了對帝國領導人 Philipp Bouhler 的謀殺指控,並嚴格拒絕將被監護人送往此人所負責的設施。雖然 Kreyssig 預計自己將被立刻逮捕,但只是因此提前退休。  1940年以來,盟軍已經瞭解到這一行動的事實。 1941年9月,英國皇家空軍在德意志帝國上空投發傳單(《200000名“廢品”》),傳播關於 Steinhof 和 Erwin Jekelius 的事情。

  

  早期的戰後審判中,將命令過或發起過安樂死謀殺的滅絕設施負責人,與在謀殺過程中進行了致命注射的直接犯人等同看待。對此的辯護,稱當時的人不瞭解這一做法違反法律,沒有被法庭接受,因為這些行為是明顯違反自然法則的。包括——無論是自稱的或被證實的——對個別受害者的救助行為,也沒有成為免罪的理由。法庭認定這些行為是謀殺,給出了嚴厲的判決,包括死刑。  可以從1948/49年之後的判決中看出這種法律觀點發生了變化,認為犯人“可能無法避免地產生了無知”。在“無知的盲從者”的判決下,一些被告人獲得了較為溫和的判決。在T4行動中心發生的滅絕決定是一個既定事實,因此如果在此之後個別人員被醫生拒絕收入,可以成為減少罪行的理由。20世紀50年代的“安樂死審判”多以較輕的判決或無罪判決結束。  Fritz Bauer於1965年開啟了對16名高階別法律人士的調查。這些人在1941年4月23至24日,於柏林參加了一場會議,通過官方渠道瞭解到了殺害精神病患者行動的事實,但在此之後並無抵抗地聽從了無視相關報案的命令。這一調查於1970年中止。  在70到80年代後期才重新啟動更多的調查。其中很多因為當事人失去刑事責任能力再度中止(如對Schumann, Bunke, Renno, Endruweit的調查)。有些判決中犯人獲得了很輕的刑罰(例如 Ullrich),或宣告無罪(例如 Borm),或在短期服刑後獲得赦免(例如 Gorgaß)。其他有例如 Eberl 或 Lonauer 等畏罪自殺的案例。在直到1999年共進行的438起刑事調查中,,只有 6.8% 以生效的法律判決結束,其中還包括了很多無罪判決。  1987年起,由 Klara Nowak 成立的“安樂死”受害者協會,負責辦理受害者及其親屬的賠償和重新安置問題。

  2010年11月26日,在DGPPN會議上,發起了以《納粹時期的精神病學——紀念與責任》為題的活動。Frank Schneider作為協會主席,為DGPPN在納粹時期的前身發表了講話:
T-4行動()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針對納粹德國曾執行的、系統地殺害患有身體殘疾或心理、精神疾病患者的“安樂死”計劃所使用的稱呼。在此計劃中,有數以萬計乃至數以十萬計的“通過決定性的醫學檢查被判為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病人”被醫生殺死。該計劃在官方層面執行於1939年9月到1941年8月期間,但是在非官方層面則一直執行到1945年納粹德國政權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