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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萊·德託利1761年11月27日出生於立窩尼亞的帕穆希斯,是在Žeimelis(今立陶宛北部)的一家教堂受洗的路德宗教徒,祖先是從17世紀遷來立窩尼亞的說德語的蘇格蘭貴族家庭的後代,他的祖父是里加市長,他的父親博格丹·巴克萊·德託利受承認為俄國貴族。

  年輕的巴克萊在1767年5月13日加入了普斯科夫卡賓槍騎兵團,1778年5月成為小號手。1788—1789年巴克萊參加了對土耳其的戰爭,並在奧恰科夫和阿卡曼攻城戰中有傑出的表現。1790年參加了俄國與瑞典的戰爭,四年後,巴克萊跟隨蘇沃洛夫元帥前往波蘭鎮壓柯斯丘什科起義。1794年巴克萊作為一名在近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中擔任多位高階軍官的傑出副官,被晉升為中校。同年,他被任命為艾斯特蘭獵兵軍指揮官,三年後改任第四獵兵團指揮官直到1799年,隨後出於對他在1794年波蘭戰役中的優秀表現,巴克萊獲晉升陸軍少將。  在1806年與拿破崙的戰爭中,巴克萊在東普魯士的(1806年11月)中表現傑出,並在之後的艾勞會戰(1807年2月7日)中負傷,兩次會戰中巴克萊的表現使他升為中將。  傷愈後,巴克萊於1808年回到軍隊指揮了對瑞屬芬蘭的軍事行動。1809年巴克萊迅速而勇猛的穿越冰封的波的尼亞灣的行動使他的名聲哄傳歐洲,此舉使得俄軍出敵不意的佔領了瑞典的于默奧。對於這一戰術的運用,巴克萊的事蹟被俄國著名詩人Baratynsky(曾被普希金稱讚過的某人)寫入其不朽的詩篇中。巴克萊在此戰後晉升陸軍上將,並被任命為芬蘭總督。一年後,巴克萊回到京師擔任戰爭大臣直到1813年。

  在整個1812年拿破崙徵俄戰爭中,巴克萊一直擔任西部第一軍團的最高指揮官,該軍團是當時俄軍用以抗擊拿破崙的最大軍隊。他提出瞭如今相當有名的焦土戰術,將敵軍一步步引入本國的領土,率軍撤退到Tsaryovo-Zaymishche(在斯摩稜斯克和莫斯科之間,維亞濟馬西面)。在戰局初期,巴克萊率俄國第一軍團從維爾納退往德里薩,繼而轉向維捷布斯克,再退向斯摩稜斯克,巴克萊和第二軍團的指揮官巴格拉季昂親王一直憑著豐富的作戰經驗與拿破崙周旋,避免正面交鋒,拒不實施富耳將軍制訂的2B作戰計劃(富耳想讓巴克萊固守德里薩而巴格拉季昂進到法軍主力背後),最終兩軍在斯摩稜斯克會師。  但無論如何,俄國人相當反對一個外國人被任命為俄軍總司令,巴克萊的競爭對手甚至到處散播巴克萊是拿破崙的代理人的謠言,連隨著俄軍不斷撤退的俄國民眾也指責他的懦夫行為。巴克萊承受著下屬和皇帝的壓力下開始了斯摩稜斯克會戰(1812年8月17—18日)。拿破崙威脅了巴克萊唯一的退路以致巴克萊不得不率軍從斯摩稜斯克撤退。丟失了俄國的聖城斯摩稜斯克,巴克萊遭到了將領和俄國人的強烈抗議,以致亞歷山大一世皇帝也無法再置之不理。其時巴克萊已幾乎無威信可言,如巴格拉季昂親王之類的同僚和康斯坦丁大公等下屬,甚至是士兵、平民,都公開表達對統帥撤退戰略的不滿。出於違背亞歷山大一世本身意願的決定,皇帝任命了曾在奧斯特里茨敗於拿破崙之手的庫圖佐夫上將為俄軍總司令,儘管皇帝與庫圖佐夫完全無法相處,但庫圖佐夫在朝臣和人民中卻有極高人氣。卸任後的巴克萊繼續擔任了西部第一軍團的指揮官。  在博羅金諾戰役(1812年9月7日)中巴克萊勇猛而冷靜的率領俄軍右翼,出於對巴克萊個人品德的信任,巴格拉季昂在戰況危急時不經過庫圖佐夫直接向巴克萊求援,巴克萊聞訊後立刻派出6個防衛團、8個擲彈兵營、24門12磅炮全速支援。在戰後的菲利軍事會議上,儘管總司令庫圖佐夫在會前就已經意識到堅守莫斯科只會將軍隊和古都一併葬送,但卻不敢面對放棄莫斯科可能招致的巨大憤怒和譴責,此時巴克萊主動提出放棄莫斯科的建議,並以決定性的勸說分擔了責任,展示了慷慨無私的精神。隨後由於巴克萊染病而不得不離開軍隊靜養。  拿破崙在俄國戰敗後,巴克萊的戰術所帶來的最終勝利將他塑造成了一名被同時代的人們誤解、遭到宮廷排擠的浪漫主義英雄,他遭到不公正的惡言中傷,人們普遍認為他在戰爭初期膽怯懦弱、不敢應戰,但卻忽視了正是他力排眾議,堅決反對在戰爭初期同兵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拿破崙展開決戰,並通過焦土戰術削弱法軍脆弱的補給,逐步瓦解法軍鬥志,為博羅季諾戰役打下了基礎。尤其是在8月17日成功擊退法軍的進攻後決定放棄聖城斯摩稜斯克這一點上,他需要極大的決心、無私和道德上的勇氣來對抗全軍將領的施壓以及未來可能來自沙皇本人的惱怒,事實證明當時對他的撤退決策提出的任何反對意見和嘲笑都是愚蠢至極的。在博羅季諾戰役後養病期間他暫時離開軍隊,但卻繼續遭受羞辱,他在卡盧加的住所遭人砸壞窗戶,此外,由於他非俄國的血統,他亦遭到俄國同僚們的排擠,在冬宮的宴會上更是無人理睬他。但很快,他收到了沙皇的來信,肯定了他在戰爭初期的正確決斷,而庫圖佐夫也正是繼承他的戰爭策略取得勝利,他的名譽得到恢復,在俄國的聲望急速上升。

  巴克萊重返戰場並參加了在德國的戰役,在隨沙皇抵達維爾納後,他既不像庫圖佐夫那樣保守(出於政治上的考量以及對英國的不信任,這位老帥不願意將拿破崙徹底擊敗並拉下皇位,他不願意看到俄國人流血犧牲最後卻由英國獨享勝利的果實),也不像葉爾莫洛夫等俄裔將領那樣激進地想要立刻展開追擊,他建議在德國整頓軍隊後再同法軍開戰。  庫圖佐夫死後,繼任俄軍總司令的是1812年的“聖彼得堡守護者”彼得·維特根施坦,但由於其在呂岑會戰(1813年5月2日)、包岑會戰(1813年5月19—20日)中接連失利而被撤職(儘管這兩次會戰中,由於法軍新軍皆為新兵且缺少騎兵部隊,損失比聯軍多一半),巴克萊再一次被啟用擔任俄軍總司令,他上任後堅持要求聯軍在3個月的停戰期間後撤並進行修整,之後他參與德累斯頓戰役(1813年8月26—27日),(1813年8月29—30日)和萊比錫戰役(1813年10月16—19日),在第六次反法聯盟後期的戰鬥中,巴克萊有效地指揮了反法盟軍中的主力軍團,因此亞歷山大一世授予巴克萊伯爵頭銜。  巴克萊參加了1814年聯軍入侵法國的行動並指揮了對巴黎的劫掠,這使他得到了陸軍元帥權杖作為獎賞,成為著名的冬宮六十四元帥之一。1815年,巴克萊再次擔任西征俄軍總司令準備入侵法國,未幾拿破崙於滑鐵盧敗績,巴克萊班師回朝。戰爭結束後,巴克萊獲封為親王。單單是劫掠巴黎和未成行的遠征,就能讓巴克萊分別獲封元帥和親王,這也只能說明亞歷山大一世在盡力補償在1812年戰局時無法保護巴克萊的愧疚吧。  戰後不久,巴克萊的健康狀況便開始惡化。他只好離開軍隊回到他在Jõgeveste(在今愛沙尼亞南部)的莊園。1818年5月26日,巴克萊逝世於東普魯士的因斯特堡,此時他正想從他在立窩尼亞的莊園前往德國養病。  他的妻子Helene Auguste Eleonore von Smitten'在對他的屍體做了防腐處理後於1832年放入由Apollon Shchedrin 和 Vasily Demut-Malinovsky 設計的陵墓中。俄羅斯帝國皇帝尼古拉一世即位後,下旨於首都聖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面建立一個壯麗的巴克萊的雕像。在里加也有元帥的雕像,在因斯特堡有Vladimir Surovtsev設計的巴克萊元帥青銅全身塑像,在塔爾圖有個半身像,以及被“巴克萊最愛的屋子”(在其死後由他的遺孀接收)。  巴克萊·德託利親王的兒子Magnus於1871年10月29日去世後,親王的男性後嗣便斷絕了,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下詔由元帥的姐姐的外孫Alexander von Weymarn繼承親王的世系,幷於1872年6月12日繼承巴克萊·德託利—魏瑪恩親王的頭銜。

  1880年Nesvizhskiy第四擲彈兵團(偉大的元帥、親王巴克萊·德託利,米哈伊爾·博格達諾維奇專屬)以親王的名字命名。

  巴克萊·德託利並不算是一位被遺忘的名將,在戰後他的榮譽得到了恢復,在這一點上遠比同是外國人但一直是伯爵、上將的本尼格森幸運得多,甚至據傳這兩人都曾遭庫圖佐夫打壓。在之後的日子裡,庫圖佐夫作為拿破崙的實際擊敗者地位不斷升高,在蘇聯時期,為了營造民族意義上“俄國人的衛國戰爭”這一概念,對外籍將領功績的忽略以及對庫圖佐夫的吹捧都達到了頂峰,以至於蘇聯學者幾乎不關注1813年至1814年俄國在歐洲戰場的重要地位。這一點事實上是列夫·托爾斯泰那個時代對外籍將領們偏見的延續,例如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作者托爾斯泰也借主角鮑爾康斯基之口對巴克萊做出評價:“巴克萊·德託利是個好大臣,但不是個好將軍。”而事實上巴克萊·德·託利在戰前同沙皇擬定的戰爭策略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在1812年的戰爭中他也堅定不移的執行了這一策略直到他被撤職,儘管他不是俄國人(民族意義上),但他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對沙皇、對軍隊的忠誠,以及道義上的無私、慷慨,承擔責任的勇氣,遭受屈辱時所表現出的氣度,是大部分俄國將領都難以企及的。
米哈伊爾·博格達諾維奇·巴克萊·德託利親王(Mikhail Bogdanovich Barklay-de-Tolli,西裡爾字母: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1761年-1815年),俄羅斯帝國陸軍元帥、親王,冬宮六十四元帥之一,芬蘭總督(1809—1810),戰爭大臣(1810–1813),及第六、第七次反法同盟中的帝俄皇家陸軍總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