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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年7月8日出生於普魯士東部、波美拉尼亞斯德丁(今波蘭什切青)一名裁縫家庭。四歲喪母,少年時曾從銅匠為學徒。15歲學習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18歲入柏林神學院學習,1823年到鹿特丹入荷蘭教會學習。1826年7月按立為牧師,9月啟程前往巴達維亞,從麥都思學漢語和馬來語。1828年到新加坡。1829年脫離荷蘭教會,在馬六甲主持倫敦會。同年,和英國女士瑪麗·紐厄爾(Mary Newell)結婚。1830年攜妻同往暹羅。  1831年,郭士立初搭帆船前往中國,6月中登陸,9月抵達天津,由此北上遼東灣,復南下,於12月抵達澳門。他在澳門懸壺濟世,入鄉隨俗,身穿唐裝,取漢名為郭士立(不是郭實臘),他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32年2月,他陪同英國東印度公司商業間諜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號”商船北上,經廈門、福州、舟山、寧波、威海衛等地,遠達朝鮮、日本。9月返回澳門。同年10月,他乘鴉片商查頓商船“氣精號”(Sylph),再次北上,到達東北牛莊(今營口)。根據這三次旅行,他寫作《1831-1833年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一書。  郭士立第三次航行實際上是為了幫助查頓販售鴉片。查頓向中國人銷售鴉片,需要一個翻譯,而郭是最佳的人選,但查頓也知道說服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幫助他銷售鴉片是很難的;所以他給郭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邀請信,應許他很高的回報,為他正要編輯的刊物提供六個月的經費。郭士立經過激烈的內心鬥爭之後,終於答應了查頓的邀請。他自己在三次航海記中說:「經過與許多人商量及頭腦中的鬥爭之後,我登上了氣精號商船。」但郭作為傳教士,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後來在其主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就寫過譴責鴉片毒害的文章,如在1835年寫道:「鴉片流弊日甚,民窮才匱。無度生之法,會匪串同作弊矣。無惡不作,無弊不行,莫非嚴哉。既日增月益貽害,莫若作速結戒鴉片焉,盡絕惡弊矣。」此外在1837年二月號上再次刊登。郭士立寫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是對自己之前幫助查頓售賣鴉片行為的一種否定。  1833年夏天郭到澳門居住,學習粵語及客家話,到8月在廣州創辦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東西洋每月統記傳》。  1834年,他陪同英國東印度公司植茶問題研究委員會祕書戈登(G. J. Gordon),深入福建武夷山產茶區,訪求栽茶和製茶的專家,併購買茶籽和茶苗。結果聘請雅州的茶師為指導,傳習製茶方法,帶回許多茶籽栽植於印度大吉嶺。同年夏天,郭與英國妻子在澳門設立一所女子學校,中國第一留學生容閎曾入讀該女校附設男生班。  1840年鴉片戰爭中,他擔任英軍司令官的翻譯和嚮導,以及英軍佔領下的定海知縣、寧波知府。其後,他參與及起草《南京條約》。他在治理寧波期間,因通中文且能斷案而給當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有人作詩描繪了郭士立審案的情形:“臨高臺,郭爺(郭士立)來,爾有事,<unk>縷開,枉事為爾超白,難事為爾安排。口通華語,眼識華字,郭爺真奇才。大事一牛,小事一雞,為爾判斷筆如飛。南山可動此案不可移。”  1843年在香港開埠之後,擔任首任香港總督璞鼎查的中文祕書及撫華道,建議德國、瑞士等國教會,大力在廣東客家地區發展福音禾場。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傳教組織“福漢會”,洪秀全的戰友馮雲山曾為該會教徒。同時還創立中國傳教會,在倫敦招募來華傳教士。中國傳教會把戴德生送到中國,後來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國內地會。  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去世。

  香港中環吉士笠街俗稱「紅毛嬌街」,就是以他命名 。  中國上海外灘的外灘訊號臺(英語:Gutzlaff Signal Tower)也是以郭士立命名的。

  郭士立曾參與馬禮遜譯本的修訂工作,與他同工的人有麥都思、裨治文、馬儒翰。在此修訂工作中,麥都思、郭士立做主要的工作,裨治文和馬儒翰的角色次要。麥都思主要負責新約,而郭士立負責舊約。後來,郭士立反覆修訂了麥都思的新約譯本,前後至少有十六次。太平天國的版本就是以郭士立翻譯的舊約與他修訂的新約為藍本的。  而其有份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近代中國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對傳播近代科技文化有開創之功。其所傳播的世界地理知識,成為《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的重要參考,也影響了《海國四說》、《蘭侖偶說》等。  《路加與約翰福音》
卡爾·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居茨拉夫(,1803年-7月8日-1851年-8月9日),漢名郭士立,又被譯為郭實臘、郭實獵,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醫生、探險家和翻譯家。1826年被派到南洋爪哇傳教。拜華人為師後精通中文和閩語、粵語,潮州話和客家話。其以譯音「郭」為姓氏,在南洋加入福建同安郭氏宗親會,還為自己取筆名叫「愛漢者」。1913年開始在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佈道,入鄉隨俗而蓄假辮、穿華服,用醫術與華人交往。在廣州創辦過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因其廣州話日益精進,而取代英國首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成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翻譯,參與推動了上海與香港開埠等的變遷。在笫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成為英遠東軍的翻譯、參謀兼嚮導。《南京條約》談判中擔任英方翻譯,並起草了條約的中文稿,以有關的角色而受後世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