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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認為,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七七憲章”運動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不大,沒有形成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大規模公民運動。它成立之初只有242人簽名,到1987年底簽名者也不過一千多人,這個數字在整個社會人口中的比例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七七憲章”運動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在於其簽名者人數的多少,因為政府對憲章運動者的逮捕和鎮壓是公眾遠離這一運動的主要原因。  “七七憲章”運動的號召力,表現在公眾對保障“人權”的贊同以及對“地下文化”活動的積極參加上。為保障人權,七七憲章運動不斷髮布檔案,批評現體制下的各種經濟、文化、社會政策,這些檔案作為地下出版物出版,影響廣泛。憲章運動提倡“人權”、“公民自由”等觀念,與社會上宗教信仰者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吸引了宗教信仰者群體的支援和積極參加,與人類的天性相吻合,吸引了許多公民參加。“七七憲章”的主要成員是知識分子,他們的“地下文化”活動對公眾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舉辦“地下大學”開始,“地下文化”活動逐漸擴充套件到其他方面,如地下出版活動。他們出版的小說、戲劇、詩歌、評論,受到了公眾的廣泛歡迎。憲章運動者還支援年輕人獨立的文化生活,如流行音樂,這對年輕一代產生了很大影響。  “七七憲章”運動的主要成員哈維爾、詹·帕托斯卡、瓦茨拉夫·本達等,都是國內外著名的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本達的《平行政體》等,在國內外都有廣泛影響。持不同政見者活動已經在政府所掌控的社會之外形成了一個“第二體制”或者“平行體制”。1970-198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管轄範圍之外,還存在著潛在的各種群體或公民力量,他們不贊同官方的價值觀,不參與官方的活動。這些人遊離於共產黨政治宣傳控制之外,用哈維爾的話說:就是人人“過自己的生活”。“地下出版物”、“地下大學”、“地下教堂”等都是當時狀況的反映。  1980年代以後,從“七七憲章”組織發表的檔案可以看出,憲章運動者不僅對公民自由權遭侵犯的情況進行通報,而且逐步成為政府政治、經濟、環境和文化政策的批評者。通過在國內問題上釋出宣告,向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議和替代政策,“七七憲章”運動逐漸在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扮演了非官方發言人的角色。  七七憲章運動者們認為,社會應該發展獨立於官方的文化空間,在政府控制的文化體制之外創造出有自己結構的“第二文化”。運動創始人之一瓦茨拉夫·本達在其《平行政體》一書中建議:“我們能夠緩慢地但確定性地創造出平行的結構,至少在有限的程度內能夠補充官方結構中缺少的但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功能。”建立“平行文化”或者“第二文化”,就是建立“平行體制”的起點。通過多年的鼓勵、支援和舉辦地下文化活動,“七七憲章”運動逐漸在捷體制之外形成了“第二文化”圈。這些“第二文化”或“地下文化”活動,包括舉辦非官方學校、私人音樂會、展覽、戲劇表演、出版地下出版物等。非官方的帕托斯卡大學就是憲章運動者發起創辦的,它請來講課的人經常是一些因觀點標新立異而被開除或取消專業工作資格者。另外,還有許多人在自己的公寓裡進行私人教學,在郊外或鄉村舉辦不受官方審查的戲劇表演和文化展覽。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所寫的評論、短文則大量發表在地下出版物上,其中一些出版物在國外出版後運回國內,在熱衷地下文化的文藝愛好者中傳閱。1984年10月,“七七憲章”運動最初的簽名者之一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代表著非官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對於憲章運動者來說,他們從事各種活動的目標並不是要對抗和推翻政府,“第二文化”現象已經為部分公民創造出了在文化、教育、學術研究等方面獨立於官方的替代選擇。  2008年中國的零八憲章亦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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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憲章(Charta 77),為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檔案,在1977年公佈。發起人包括瓦茨拉夫·哈維爾、雅恩·帕託什卡、伊希·哈耶克、巴韋爾·蘭道夫斯基、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瓦茨拉夫·本達和德維克·瓦楚裡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