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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10月12日,丁玲生於湖南省福縣西鄉黑鬍子衝村(今臨澧縣佘市鎮高豐村);父親蔣保黔為清末秀才,在丁玲4歲時去世。母親餘曼貞借錢讀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與向警予是要好的同學,從那裡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後來在小學教書,經濟拮据,常常把丁玲寄養在三舅父家。  1919年,丁玲小學畢業,考入桃源縣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經歷了五四學潮。與王劍虹同學。  1920年,轉入長沙周南女中,學校後來變得很保守,丁玲讀了一年後退學。  1921年,轉入岳雲中學,與楊開慧是同學。  1922年夏,好友王劍虹從上海回鄉,帶丁玲前往上海,進入共產黨辦的平民女校,改名丁玲。  1923年,與王劍虹共入上海大學中文系旁聽。  1924年,王劍虹與老師瞿秋白相愛並同居,丁玲於夏季隻身赴北京,欲進北京大學學習,無果。通過室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認識《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兩人見過兩三次面,丁玲暑假回老家時,胡也頻貿然追到湖南。丁玲回憶說,“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誼”。

  1925年,與胡也頻在北京同居,“卻實在沒有發生夫妻關係”,因為“我[丁玲]不願用戀愛或結婚來羈絆我,我是一個要自由的人”,直到二人三年後結婚。  1927年12月,在北平寫成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刊登在《小說月報》,描寫一位出生於沒落官僚家庭的年輕女性在上海生活的掙扎,初顯文學天賦,也初顯對婦女問題的關切,得到主編葉聖陶的讚賞。  1928年2月,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在《小說月報》,以大膽而細膩的筆法刻畫了一位在三角戀中糾結的女性,轟動文壇。10月,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在黑暗中》。  在這前後她認識了共產黨員馮雪峰,他的政治追求與胡也頻的遠離政治截然不同,丁玲陷入戀愛。2月底三人到杭州長談,馮雪峰退出,丁玲與胡也頻結婚,住在上海。丁玲後來回憶:“跟胡也頻住了兩年半了,我從來就沒有說同意兩個人結婚,可我也沒有拒絕人家對我的感情,人家給了我很多東西,我沒有拒絕。...儘管我們兩個有約,我們可以隨時分開,我們不是夫妻,但是形式上人家看我們是夫妻嘛。那我講人情上,講道理,只能丟雪峰。”  1929年冬天,丁玲完成長篇小說《韋護》,取材於瞿秋白、王劍虹的愛情生活,文學風格開始“在兒女之情以外,加上一點革命的東西”。  1930年2月,胡也頻去濟南在山東省立高階中學教書,不久丁玲也到濟南,胡也頻接受並開始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引起國民黨的注意。  1930年5月,因得知胡也頻將被抓捕,二人逃回上海,並加入左聯。  1930年11月,與胡也頻的兒子出生,由外祖母撫養時取名蔣祖麟,跟隨丁玲原姓,後來改名蔣祖林。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被國民黨政府逮捕,2月7日被槍斃,丁玲非常痛苦,將兒子送回湖南老家,回到上海繼續寫作。按照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安排,她參與創辦與主編左聯刊物《北斗》。11月與翻譯馮達同居。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5月,與馮達一起遭國民黨政府逮捕,祕密送到南京軟禁關押。很長一段時間裡國民黨政府否認逮捕丁玲,許多丁玲的同志朋友以為她已去世。當時《良友畫報》上還刊登其失蹤訊息。  1933年9月,丁玲在勸說之下,寫了一張“條子”:“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過什麼審刑,以後出去後,不活動,願家居讀書養母...”,她以為這能使她獲得釋放,但結果並沒有。這張條子後來成為丁玲歷史問題審查的核心,幾次審查有不同結論,從1945年的“失了氣節”,到1956年的“變節行為、對黨不夠忠誠老實”,到1975年的“叛徒、敵我矛盾”,1979年撤銷1975年的結論、維持1956年的結論,最後1984年認定為“只是為了應付敵人,表明對革命消沉態度,沒有汙衊黨、洩露黨的祕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詞。...決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  1934年4月,馮達在國民黨機關做翻譯,國民黨也給丁玲每月100元生活費,二人仍在軟禁狀態,但有了多一點的自由。接受生活費也成為丁玲日後政治審查的一個問題。  1934年10月,生下與馮達的女兒蔣祖慧。  1936年7月,由馮雪峰安排,張天翼接頭,坐火車逃離南京,來到上海,9月30日啟程前往中共陝北蘇區。  多年以後,1987年,丁玲出版《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回憶她這一段生活。

  1936年11月,抵達陝北,先後擔任蘇區“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等職。  丁玲可以說是從國統區來到蘇區的最著名的作家,她受到熱烈的歡迎,跟很多中共上層領導都保持密切的關係。1936年底,毛澤東作了一首《臨江仙》贈給她,“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支誰與擬,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她也積極地融入這裡的生活,上前線、到各處體驗生活,積極參與文化建設。  1940年9月,因為在南京的經歷,丁玲受到一些懷疑,聽到一些風言風語,她要求組織給自己做出結論,審查之中,她沒有講她寫過的那張“條子”,審查過關了。10月4日,《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說,“根據現有材料看來,說丁玲同志曾經自首沒有具體證明,因此,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但丁玲同志沒有利用可能(雖然也有顧慮)及早離開南京(應該估計到住在南京對外影響是不好的)。這種處置是不適當的。...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最後一句話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  1941年,丁玲創作成果豐盛,“丁玲這一時期的創作由開始時的單純的歌頌轉變為對現實更真實更深刻的描寫,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對革命隊伍內部那種消極腐朽現象的揭露和鍼砭上”,有三篇比較突出的作品,後來都多少受到批判:  1942年2月延安開始整風運動,運動的一部分是鼓勵提意見,毛澤東在2月份發表的《反黨八股》中說:“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  文藝界馬上做出迴應,當時丁玲是《解放日報》文藝欄編輯,這個欄目在3月左右發表了一系列負面批評的文章,認為當時延安存在等級制度、壓制言論等現象,包括丁玲自己的《“三八節”有感》(3月9日),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1日),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3月12日),王實味的《野百合花》(3月13、23日),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4月8日)等。這些文章後來受到批判,雖然丁玲3月12日離職,但仍然受到牽連。  這些文章的批評顯然太過了,很快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的批判,毛澤東在3月31日討論《解放日報》改版的一次講話中批評了“絕對平均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冷嘲暗箭”的筆法。  丁玲非常苦悶,4月25日,丁玲寫了《風雨中憶蕭紅》,發表於6月《穀雨》,有些話看似在講蕭紅,但都似乎有所影射,“抒發了因為《‘三八節’有感》被批判帶來的一些苦悶”。“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絕不是艱難險阻,絕不是洪水猛獸,也絕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確是陰沉和絮聒”,“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於這種災難。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汙衊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對丁玲等人的批判進一步深入。5月2日,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講到:文藝工作“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態度問題。...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工作物件問題,”“文藝工作的物件是工農兵及其幹部”,“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此後,報紙上對丁玲等人的批判文章大量湧現,特別是針對王實味。  丁玲的思想轉過彎來了,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的“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上做了檢討,後來以《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為題刊登在《解放日報》上,檢討中說,《“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是篇壞文章”,“主要不對的地方是立場和思想方法”,“表現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方面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她也對王實味進行了批判,王實味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而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行為,是政治問題”。  在這之後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丁玲沒有成為主要的被批判物件,與她對比,王實味於1942年被開除出黨,1943年被逮捕,1947年3月被處決。  國民黨也注意到延安的這些發展,中統的劉光煜、吳慕風寫了一本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獄真相》,1942年9月由統一出版社出版,據說這是當時中統印行的反共宣傳小冊子中最暢銷的一種。  多年以後,在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過程中,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藝報》,刊出《再批判》特輯,回顧對這些文章的批判,毛澤東改定的編者按稱“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多年以後,即使丁玲本人被平反,但官方從來沒有改變過對這些文章的評價。  1942年2月,丁玲與延安烽火劇社的社長陳明結婚,丁玲比陳明大13歲,這段關係遭受很多議論,但二人此後相濡以沫,一生相守。  1943年,在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和審幹運動中,丁玲經受了極大的壓力,她補充交代了在南京寫的“條子”:“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過什麼審刑,以後出去後,不活動,願家居讀書養母...”,1945年,《複查小組對丁玲歷史問題初步結論》中說:“據現在所有材料,國民黨沒有將丁玲所寫字跡公佈。...丁玲於1933年5月被捕後,寫了悔過書的字條,並在南京拘留時間中與馮達同居,表現了政治上消極,失了氣節,同國民黨表示了屈服,其後在新的革命高潮影響下,於36年又回到革命陣營中來的經過情況,有材料可以證明沒有國民黨派遣的嫌疑。但在這時期思想上的嚴重毛病是否受到國民黨逮捕後軟化的影響,丁玲同志因自己深刻反省。整風後有進步”。這樣,丁玲這次算是過關了。  1942年以後丁玲進入低沉期,直到1944年寫了《田保霖》,受到毛澤東的稱讚,才又開始了積極的創作。  1946年,丁玲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體驗生活。  1948年,發表其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描寫了華北土改中的故事。

  1949年後,先後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人民文學》主編、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等職。  1951年,因《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蘇聯國家獎文學二等獎。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開始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規模批判。  丁玲最早在1932年在左聯認識了胡風,二人“一見如故”,此後當丁玲離開南京軟禁到上海時,是胡風幫忙接待的,丁玲到陝北以後,也有書信往來,委託胡風辦一些事情。丁玲對於文藝理論並不感興趣,1949年以後,胡風受到很多批評,受到冷落,而丁玲則進入文藝界領導層,二人漸行漸遠。胡風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丁玲:“在這當局文壇,她還是一個可以不存戒心談談的人,也可以說對我很好罷,但我也沒有心情接近她”。  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丁玲和其他大部分文藝界人士一樣,必須標明自己的態度,她寫了批判文章《敵人從哪裡來》,發表在1955年5月23日《人民日報》第三版,“胡風原來是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裝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混在我們裡面,口稱“朋友”,實際包藏著那末陰暗的、那末仇視我們的、卑視我們的、恨不能把我們一腳踩死的惡毒的心情,進行著組織活動的陰謀野心家。...我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時刻都捉摸要用橡皮包著鋼絲打囚徒的鞭子來打同他握手的人。這樣血淋淋的心,這樣凶狠毒辣地對待我們,只有階級敵人才做得出來”。這樣的措辭跟別人的批判文章相比是很正常的,未見收入丁玲的任何一部文集。  很快,丁玲本人也受到了批判,1955年7月,陸定一寫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作家協會的劉白羽、阮章競兩同志...根據一些同志揭發的事實和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口供中發現的一部分材料,認為丁玲同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是極嚴重的”。8月,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主要成員,受到周揚帶領的批判,劃為右派,12月6日被開除黨籍,1958年2月被取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藝報》,刊出《再批判》特輯,毛澤東親自改定的編者按,回顧歷史,多次點名批評丁玲:“再批判甚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1941年發表在延安文藝刊物《穀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  1958年6月,丁玲和丈夫陳明被下放到北大荒,中間得到王震的許多幫助,文革期間受到更多的批鬥,1970年4月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使她免遭更多的折磨,1975年10月出獄,分配到山西,生活算是穩定下來。  1979年1月,丁玲回到北京,5月摘掉右派帽子,恢復黨籍。1984年對丁玲在南京被捕的歷史問題認定為“只是為了應付敵人”,徹底恢復名譽。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病逝。

  

  有一種說法,認為丁玲是李自成之後,據丁玲兒子蔣祖林說,“從清初到民國,蔣氏家族中丁玲這一支...世代相傳,說:‘我們實乃李自成之後裔’”,丁玲在1985年講:“安福蔣家是否為李自成後代,我幼時也曾聽到一點傳說,但印象中並無定論......1982年我回湖南一趟,在家鄉臨澧縣政府看到一套蔣氏族譜十餘本,從第一代記述九十餘代,包括到我的父母及我自己。記述到我和我父母、外祖的史事與我所經歷和知道的都屬實無誤。這族譜一直記到1948年。根據這族譜的記載,我一點看不出我和李自成有什麼血緣關係”。

  楊桂欣曾在一篇文章中轉述丁玲的回憶說“讓我最後悔的,還是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的時候......跟她(江青)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飯......主席先問我對周揚的看法......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毛主席突然問我:‘周揚總還是有些優點吧?!’我真後悔自己不會做人......”。2001年2月13日,丁玲的丈夫陳明首次對這一記述公開予以否認。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獲斯大林文藝獎金。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她的評價並不高,“三十年代丁玲的聲望,僅次於茅盾、老舍、巴金諸人,我審讀她那時的作品,實在一篇也說不上是佳作。”  沈從文:“能給朋友的是親切灑脫。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然而從另外一方面說來,則凡屬於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卻毫無缺處。她親切卻不狎褻。她爽直並不粗暴”。  毛澤東高興地作詩讚其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蔣偉,字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女,湖南臨澧人,中國現代女性主義作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