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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鑑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北宋諸儒以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  南宋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也就是程朱理學,代表者乃朱熹;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幹、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

  元代在全國大規模興建書院,極大推動了理學的發展與傳播。延祐復科後,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由此走上理學正統地位。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unk>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遊談。”王是真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理學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後逐漸走入空談,讀書人只懂尋章摘句皓首窮經,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以學術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在清代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的唯一標準。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 “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康熙說“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他曾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頒佈詔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廟,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著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  清初發揚了漢學旗幟與宋理學對立,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認為宋學偏離儒之本法太遠,應該回歸遠古考據「凡古必真,凡漢必好」。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 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理學家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自視為「天民之先覺」,以天下為己任,要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  理學參照佛教禪宗而調整自己的思想結構,在修養方法以至世俗倫理都吸收了禪宗的成分,但理學又批判並超越了禪宗。程頤的「存養工夫」便從六祖慧能得來,理學強調超越之「理」,即自佛教的超越的「心」轉移而來。  理學相信有「天理」,「理」在事上又在事中,人生在世必須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即盡本分。佛教只強調「靜」的存心養性,理學則強調「敬」,「敬貫動靜」,不但是通向價值之源的超越境域,也是成就此世之事的精神憑藉,是入世做事的行動原則。敬就是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演變成中國社會的「敬業」精神。理學強調勤勞勤學,愛惜光陰,認真把事做好,反對閒反對懶,也有類似禪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倫理觀念。
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雖然是儒學,但同時借鑑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