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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南在1828年5月8日出生在一個日內瓦的加爾文派家庭,他的父親讓·雅克·杜南(Jean-Jacques Dunant)和母親安託瓦內特·杜南·柯拉頓(Antoinette Dunant-Colladon)都是生意人,他是長子。他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這對他有重大影響,在生活中,他的父母都極力強調做人的價值,他的父親積極幫助孤兒和被釋放的罪犯,而他的母親則幫助病人和窮人。  杜南成年後亦信奉基督教,他18歲時加入了日內瓦的社會慈善機構。次年,與朋友一起,創立了“星期四協會”,一名青年男子說,他們經常開會研究《聖經》和幫助窮人,他花了很多空閒時間從事監獄探訪和社會工作。1852年11月30日,他建立了“日內瓦基督教青年會”,三年後,他參加了在巴黎的會議,專門討論成立國際組織。  1849年,21歲時,杜南因為糟糕的成績被迫離開學院,他去了一家典當行當學徒。圓滿結束學徒生涯後,他進入了一家銀行成為一名僱員。  1853年,杜南去了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西西里,對轉讓和倒閉的公司,他儘量“收購”。  儘管缺乏經驗,但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務。靈感來自旅行,他寫下了第一本書,敘述了在突尼西亞的經歷,出版於1858年。

  1856年,他在阿爾及利亞建立了一個商業運作的公司,從事玉米種植和貿易,當時阿爾及利亞被法國佔領。但是,土地權和水資源的權利並沒有拿到,法國殖民當局並沒有和他有密切的合作。其結果是,杜南決定直接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提出申請,法國當時正在和奧地利開戰,拿破崙的總部設在(今天的義大利)的小城市索爾費裡諾。杜南寫了一本充滿了恭維讚揚拿破崙三世的書打算提交給他,然後前往索爾費裡諾,以滿足他的要求。

  1859年6月24日晚上,杜南抵達索爾費裡諾,正好遇上法國、薩丁尼亞聯軍正在對奧地利作戰。在那天的戰鬥中,有多達3萬8千餘人受傷,死亡,在戰場上,似乎很少提供護理。杜南深感震驚,他自己採取主動行動,組織平民百姓,尤其是婦女和女童提供援助,以幫助受傷和生病計程車兵。他們缺乏足夠的材料和用品,杜南親自組織購買所需材料,並幫助架設臨時醫院。他深信人人都能提供服務,受傷的人員不考慮到他們是衝突的哪一方,按照“全部是兄弟姐妹”的原則予以救助,附近的姐妹城市Castiglione也有人蔘加了進來。他還成功地幫助被法軍俘虜的奧地利醫生獲釋。

  在7月初回到日內瓦後,杜南決定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名為"Un Souvenir de Solferino"(《索爾費裡諾回憶錄》,1862年11月8日出版)的書。這本書出版了1600冊,由杜南自費印刷。在此書中,他描述了這場戰役、它帶來的高昂成本,以及戰役後的混亂狀況。他還想出了主意,今後應該有一箇中立的組織來照顧受傷計程車兵。他給當時眾多歐洲的權勢人物分發了這本書。  杜南開始穿越歐洲,推銷他的想法。他的提議得到了法國大作家維克多·雨果的聲援,甚至連拿破崙三世都贊同他。他的著作收到了積極的迴應並得以公開出版。後來日內瓦公共福利協會主席古斯塔夫·穆瓦尼埃(Gustave Moynier)注意到了這本書,1863年2月9日召開了專題會議。杜南的建議得到了積極的審查和評估。他們建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以進一步研究實施的可能性,並把杜南納為成員之一。這個由穆瓦尼埃,杜福爾將軍,阿皮亞醫生,莫諾瓦醫生和亨利•杜南所組成的委員會也就是ICRC的前身。  但在ICRC早期, 古斯塔夫·穆瓦尼埃和杜南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衝突,他們有其各自的設想和計劃。穆瓦尼埃建議審議杜南的想法,認為建立中立的“服務提供”並不可信,並建議杜南不要堅持這一想法。然而,在旅行途中及與高階政界、軍界人物交談時,杜南特繼續倡導這一立場。這加劇了他與採取一種相當務實做法的穆瓦尼埃之間的衝突,而在五個成員之中,杜南是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這導致穆瓦尼埃進一步攻擊杜南和他的領導地位。 在1863年10月,14個國家參加了由委員會在日內瓦組織的會議,以討論如何照顧受傷計程車兵。但由於因為穆瓦尼埃對削弱他的領導地位所作的“努力”,這時的杜南只是一位掛名的領導人。一年後,由瑞士議會組織的外交會議促成了有12個國家簽署的第一個《日內瓦公約》。這次杜南也僅負責安排與會者的食宿問題。

  杜南後來都在忙著紅十字會與其它的人道救護事業,還推廣成立類似世界圖書館的機構,因此沒空管理自己的企業,而且最後那個水權也沒拿到。杜南的企業在阿爾及利亞遭受嚴重挫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人文理想主義。在1867年4月,金融企業日內瓦信貸公司的醜聞將杜南捲進來,他被迫宣佈破產,日內瓦商業法院於1868年8月17日裁決他是“採取有欺騙性做法的破產”。由於他的家人和很多朋友也參與投資了該公司,因而亦受到嚴重影響。這引起社會上的一片譁然,導致人們要求他從國際委員會出脫離出來。在1867年8月25日,他辭去祕書長,並於9月8日完全脫離委員會。在1864年就成為委員會主席的古斯塔夫·穆瓦尼埃對杜南的被驅逐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868年2月,杜南的母親去世。他同時被“日內瓦基督教青年會”開除。在1867年3月,他離開家鄉日內瓦,並說在有生之年將不會返回。在隨後的幾年內, 穆瓦尼埃儘可能利用他的影響力,讓杜南不會得到任何援助和他朋友的任何支援與鼓勵。舉例來說,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杜南獲得了一個獎項,但組委會說只能作為一個整體頒發,杜南並沒有拿到。拿破崙三世曾提議在杜南的親友承擔杜南一半債務的情況下由自己承擔另一半,但被穆瓦尼埃從中阻撓。  移居巴黎後杜南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仍繼續推行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計劃。在普法戰爭(1870至1871年)期間,他創立了共同救濟協會,不久後又建立秩序和文明共同聯盟。他認為應當討論裁軍問題,並搭建一個國際法庭來調解國際衝突。後來,他又為建立一個世界圖書館而努力,該想法在將來的專案中得到反映,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繼續推行和宣傳他的想法過程中,他進一步忽略了自己的個人狀況與收入,致使稅務增加,並被熟人和朋友躲避。儘管他被奧地利、荷蘭、瑞典、普魯士和西班牙的國家紅十字會任命為榮譽會員,卻幾乎被紅十字運動的官方發展所遺忘,即使該運動正迅速擴充套件到新的國家。他生活在貧困中,在1874年和1886年之間,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斯圖加特、羅馬、科孚島、巴塞爾和卡爾斯魯厄。在斯圖加特時他認識了圖賓根大學學生魯道夫·米勒,後來與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誼。1881年,與斯圖加特的朋友們一起,他首次到瑞士北部的度假村海登Heiden。1887年在倫敦生活期間,他開始每月收到一些遠親的資助。這使他的日常生活有所保證,同年7月,他搬到了海登,並在那裡度過餘生。1892年4月30日起,他住在由Hermann Altherr醫生主持的醫院兼療養院裡。  他在海登認識了青年教師威廉Sonderegger和他的妻子蘇珊娜,他們鼓勵他紀錄自己的生活經歷。Sonderegger的夫人創辦了一個海登紅十字會分會,杜南於1890年成為其名譽主席。杜南希望與Sonderegger一起進一步推動自己的想法,包括出版他的新書。然而,他們的友誼由於杜南對Sonderegger的無理指責而受打擊,因為杜南認為Sonderegger與日內瓦的莫瓦尼埃在合夥反對自己。Sonderegger死於1904年,享年僅42歲。儘管他們曾一度關係緊張,但杜南對Sonderegger的意外死亡深感痛心。威廉和蘇珊娜夫婦即使在受到杜南指責後,依然對杜南滿懷欽佩之情,這種感情也傳給了他們的孩子。1935年,他們的兒子勒內出版了一本杜南寫給他父親的書信匯編集。

  1895年9月,聖加侖《東部瑞士人》報主編Georg Baumberger撰寫了一篇文章記述一個月前在海登遇到的這位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這篇名為“Henri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亨利·杜南,紅十字會創辦人)的文章見報後被歐洲各國報刊不斷轉載,引起轟動,他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與支援。他獲得了瑞士Binet-Fendt獎和天主教教宗利奧十三世寫來的信。由於來自沙皇寡婦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的支援及其它捐助,他的財務狀況得到大大改善。  1897年,當時在斯圖加特擔任教師的魯道夫·米勒寫了一本關於紅十字會起源的書,對官方記述作出更改以強調杜南所起的作用。該書還附上了《索爾費裡諾回憶錄》。杜南開始與貝爾塔·馮·蘇特納通訊,並撰寫大量文章與著作。他尤其積極撰寫女權文章,1897年還幫助僅在布魯塞爾有過短暫活動的“綠十字”女性組織。

  1901年,他和弗雷德裡克·帕西(國際和平聯盟和各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同獲首屆諾貝爾和平獎。關於其得獎有些爭議,但本著諾貝爾本人將獎項發給個人的遺願,最終杜南得以獲獎。在諾貝爾委員會上支援杜南的挪威軍醫Hans Daae成功將杜南的10.4萬瑞士法朗獎金存在挪威銀行,以避免被杜南的債主拿去。在杜南的餘生中,他一直沒有動用這筆獎金,最後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了挪威與瑞士的慈善事業。

  在1903年,杜南在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獲得名譽博士學位。他一直住在海登的養老院,直到他去世。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患有抑鬱症和妄想症,老是夢見的他的債權人和穆瓦尼埃。甚至因為害怕養老院在他的食物中下毒而要求廚師當著他的面品嚐食物後才肯吃。雖然他一直信仰基督教,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他卻踢開並指摘加爾文派和有組織的宗教。  他於1910年10月30日逝世,比他的死對頭穆瓦尼埃晚兩個月。儘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他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向他表示祝賀,他與古斯塔夫·穆瓦尼埃之間卻始終未曾和好。  他死後依其遺願火葬,骨灰埋在蘇黎世。沒有人送葬,更別說是葬禮。他的墓碑上沒有墓誌銘,只有一幅大理石浮雕:一個救護者跪在一個垂死之人的旁邊,喂著他生命的甘露。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後38年,國際紅十字協會理事會決定把5月8日,也就是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定為「世界紅十字日」。  按照他的遺志,他捐贈資金,以確保海登養老院總是幫助貧窮的地區的人民,其它的錢給在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和慈善組織。再有剩餘的資金去部分緩解其債權人的債務,在有生之年無法完全償消債務一直是他重大的負擔。海登的前療養院現在變成了杜南博物館。在日內瓦和其它地方有許多街道、廣場和學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亨利杜南獎章每兩年頒發一次,由常設委員會頒發。是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的最高勳章。  亨利·杜南終身未婚。
讓·亨利·杜南(,1828年-5月8日-1910年-10月30日)是瑞士商人和人道主義者,紅十字會創辦人,後人尊稱他為「紅十字會之父」。1859年,他於出差途中目睹了索爾費裡諾戰役的後果。後來,他在自己的著作《索爾費裡諾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段經歷,書中的設想最終促成了1863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創立。1864年的《日內瓦公約》也是以杜南的思想為基礎。1901年他和法國人弗雷德裡克·帕西獲得了首屆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