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you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document?
        
  顧維鈞生於大清帝國江蘇省太倉州嘉定縣,初入舊式私塾,於1899年考入衛理公會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1901年考入聖約翰書院。1904年自費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庫克學院。一年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畢業後攻讀政治學。1909年獲碩士學位,191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1912年經唐紹儀介紹,回國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祕書兼外交祕書。1914年與唐紹儀女兒唐寶玥結婚。1915年2月獲悉中日“二十一條密約”,無奈之下將其洩露,以期獲得輿論的支援而為中國爭奪權益。同年10月赴美國任駐美公使。191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

  1919年,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巴黎和會。會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顧維鈞為此準備了《山東問題說貼》,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震撼歐美代表,扭轉了輿論形勢並博取列強同情。後由於義大利退出和會,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脅生效而導致和會流產,於是將德國於山東的本有權益割讓給了日本。此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離開巴黎。因此顧維鈞實際上暫攝團長職權,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由於顧維鈞在會中毫不退縮,與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雙方脣槍舌戰數十回合,完全未居於下風,讓牧野伸顯左右支絀、不能招架。使與會者震驚,獲得了三巨頭之二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讚賞,連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佩服。克里蒙梭在其回憶錄上寫道:「顧維鈞對於日本,有如靈貓戲鼠,盡顯擒縱之巧技。」因此顧維鈞獲得「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的美名,國際輿論盛讚。  1920年顧維鈞改任駐英國公使。1921年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之一,參加華盛頓會議。

  1922年起,顧維鈞歷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並於1924年和1926年兩度代理內閣總理。在1924年顧維鈞曾與李大釗會面,據他回憶說,李大釗激昂地認為應當將外蒙置於蘇俄統治下,以致於顧維鈞認為李大釗失去了理智。1926年10月顧維鈞代理內閣總理並署任大總統,1927年1月正式組閣任國務總理並繼續署任大總統,至6月張作霖改組軍政府,顧維鈞辭職,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8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統一全國,顧維鈞被國民政府通緝。1930年經張學良斡旋,加入國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受中國政府委派,參加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他不畏日本阻撓甚至生命恐嚇,堅持進入中國東北實地考察並且獨立進行了許多工作,向調查團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徑的長篇備忘錄,對調查團施加影響,為中國爭取利益。  1936年3月,顧維鈞與厲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舉為國際聯盟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  1937年1月21日,國際聯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屆會議開幕,中國代表顧維鈞任主席。4月9日,國民政府特派顧維鈞為出席國際聯盟特別大會代表。7月23日,國民政府特派顧維鈞、郭泰祺、錢泰為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八屆大會代表。

  1941年4月,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國大使。在按照慣例徵詢英方意見時,英方長時間未予答覆,原因是英國駐重慶大使寇爾向英國政府建議:最好由一位國民黨高階人士作駐倫敦的代表,而顧維鈞不是國民黨黨員。因此在蔣介石的勸說和其他人的安排下,顧維鈞於1942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1945年6月26日,中華民國代表團赴舊金山會議,獲得簽署《聯合國憲章》的第一順位,顧維鈞代理宋子文擔任首席代表,成為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人,其後簽署的順序分別是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中華民國駐美公使魏道明、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中國青年黨代表李璜、中國民主社會黨代表張君勱、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大公報總編輯胡霖,而原定一同出席的宋子文和胡適則因事缺席。同年9月,隨王世傑等人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五國外長會議。  顧維鈞一生與中共幾乎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政治交往,他的回憶錄中僅記載了寥寥數次十分有限的接觸。最初的一次是1924年顧維鈞與李大釗進行的一次關於外蒙獨立問題的辯論。另一次是1945年力主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舊金山會議。根據典藏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檔案顯示,顧維鈞在抗戰與內戰時期曾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發等人會晤,接觸內容及結果不詳。1946年6月顧維鈞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對遊說美國支援中華民國政府貢獻甚多。赴美上任前,蔣中正與顧維鈞談話,討論國共問題時顧表示,為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使用武力不失為一項辦法。  1947年1月9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在世界問題協會講演,指責雅爾塔協議使蘇聯重新進入中國東北及東北亞1月16日,顧維鈞與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會晤,就日本對華賠償等事磋商。2月17日,顧「訪晤馬歇爾商談中美經濟互助」,討論中國財政危機,希望日本賠償早日實行,並提出美國援助中國之五項要求。2月18日,駐美大使顧維鈞在紐約中美工商會議上發表演說,促請美國增加對華援助。6月17日,顧維鈞訪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商討亞洲經濟復興問題;顧提議將「馬歇爾經濟援助歐洲計劃」擴充套件至亞洲,並提出中國分享日本國內工業資產賠償計劃。6月23日及25日,顧維鈞在華盛頓先後會晤美國助理國務卿索普和馬歇爾,要求延長5億美元貨款之撥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億美元貸款,無果。7月3日,顧維鈞致電外交部,已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貨款具體計劃。8月7日,顧維鈞與美國助理國務卿亞莫爾會晤,顧表示中國同意儘早召開對日和會,惟正式和會須在中國舉行。  1948年8月17日,駐美大使顧維鈞晤訪美國國務馬歇爾,催促美國加速接濟軍需物資。在國共決戰到了分出勝負的最後關頭,顧氏選擇了國民黨。在回憶錄中寫道:“許多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確實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們也還是這樣想,以求實現變革,因為他們對當時的政府十分厭惡和不滿。”、“想不到共產黨人所作所為竟完全背離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我只是認為他們打仗是為了奪取政權......不會象諸如俄國革命時俄國共產黨人那樣行事......我沒有想到他們竟會走極端,他們的行事竟完全違反我國的傳統和我國的政治哲學。”1948年9月24日濟南被華東野戰軍攻克。9月29日,駐美大使顧維鈞收到蔣介石致杜魯門的密電,呼籲美國提供特別援助。顧氏感到:“密電措辭極為迫切,語氣近乎告急。”能否爭取到更多的美援,已成為挽救國民黨政權的唯一指望,顧維鈞傾全力遊說美國朝野。1948年9、10月間,顧氏在與訪美的中國財政部長王雲五的兩次談話中,主張不惜以國家主權為代價,以求將美國拖入中國內戰。9月,顧對王說:“今後爭取美援不必拘泥於貨幣的形式,而是要求美方“派遣軍事技術人員進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國參與我們的軍事行動並得到他們全面合作”;“當我們尋求美國全面援助時,應避擴音出我國的主權問題”,因為“美國在本質上並不是帝國主義”。10月,顧再次對王說:“我重申在中國面臨共產黨進攻的嚴重關頭,不必擔心美國干涉或侵犯中國主權的問題。我們應該擔心的倒是美國不願與我們通力合作,唯恐捲入我們的反共鬥爭。不必擔心美國的帝國主義,因為共產黨的叛亂被鎮壓下去以後美國將非常急於撤退它的人員。”顧氏特地以美國主動撤離菲律賓,恢復菲律賓獨立地位的事實,來證明不必擔心美國侵犯中國主權,以及美國不是帝國主義的論點。顧在美國頻頻發表演講和談話:“中國與中共作戰,這實際上已經是在反抗蘇聯的擴張。”“我們和共產黨戰鬥一天,就意味著為美國和東南亞各國爭取到一天的時間。”此類談話多不勝舉。  當時美政界對蔣介石不滿,一再試圖扶持副總統李宗仁逼宮,顧氏一再出面為蔣辯護說:“在中國沒有人比蔣委員長更愛國,更想為建設中國出力。他為人正直,工作勤奮,不過他的工作方法可能過時了。”1948年11月11日,顧氏拜訪了代理國務卿洛維特,探詢美國對南京政府的援華要求,包括:“派遣美國軍官到戰場上指揮中國軍隊”、“需要幾乎所有級別的美國軍官,直至少尉”。對此洛維特的答覆是:“問題本身實際已含有答覆,就是『不行』。中國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後,要求美國政府指揮中國軍隊,這是沒有道理的。”、“美國接到這種請求是在戰局惡化之後,而不是以前。美國派軍官指揮中國軍隊無異於為打內戰負責,這自然是辦不到的。”顧氏探詢駐青島美國海軍的去留問題,洛維特答:“如果中國共產黨進攻青島,美國海軍將不負防衛責任。那要由中國當局進行抵抗以保衛該市。這個原則也適用於上海或南京。”“美國當前在青島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為已於1943年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因此,美國無權也沒有責任保衛青島、上海或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國政府的責任。”顧氏對這些答覆頗覺“令人沮喪”。顧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逐漸弄清楚這些情況之後,儘管有內部訊息,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我們完成抗戰大業後,為什麼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繼續存在,和為什麼共產黨會得勝?直到目前我還不大能理解這一點。”  中共在《人民日報》釋出的第一批43人“內戰戰犯”名單上,顧維鈞位列第22。  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北後,顧維鈞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曾代表中華民國於1954年與美國磋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顧維鈞1956年從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1967年於海牙退休,赴美定居。  晚年口述了計13卷,600餘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該著作後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料。顧維鈞與家屬另委託哥倫比亞大學保管其私人信函與檔案,並未出版,研究者需專項申請方能閱覽。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主「中國」席位。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之託做統戰工作,章含之拜見顧維鈞,並邀請顧訪問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顧維鈞以「身列共產黨戰犯名單」為由拒絕。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美國病逝。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往麥克遜大道坎培爾殯儀館弔唁。考量到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高層家族的密切關係,遺孀將顧的遺體葬於有孔祥熙、宋靄齡、宋子文的紐約芬克里夫墓園。

  顧維鈞有過多段婚姻:
顧維鈞(英語: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中華民國外交家。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祕書,歷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署理大總統、國民政府駐法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85年於美國紐約逝世,享壽9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