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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鑑學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紀初的史學危機。當時史學主流實證史學的方法論受到質疑與挑戰,其領域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史,也過於狹窄。一戰之後,法國收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重點建設當地的斯特拉斯堡大學。當時斯特拉斯堡大學遊離於實證史學傳統的學術體制以外,有空間讓新史學成長,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兩位教授: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對傳統史學的反思逐漸成熟,開展多學科的合作,與地理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常交流討論,定期舉行報告會。1928年布洛克提出創辦雜誌,翌年1月15日,《經濟社會史年鑑》正式問世。學報一反傳統史學只重視政治、軍事、外交和大人物的傾向,轉而著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並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侷限和學術侷限。《經濟社會史年鑑》是史學期刊,卻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其編委會中有10人,主編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編委8人除4個是歷史學家外,還有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各1人,具備了跨學科研究的陣容和力量。《經濟社會史年鑑》迅速成為新史學的代表,使新史學擁有自己的陣地,此後年鑑學派以不斷問世的論文和著作贏得了名聲。1929年《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刊標誌著年鑑學派成立,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則被視作年鑑學派的始創人。

  年鑑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先驅,分別是馬克·布洛克和呂西安·費弗爾。呂西安·費弗爾尤其注重地理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曾發表《菲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地理環境和人類進化》('),描述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的緊密關係,但他更注意的是「人類地理學」,即注意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人類行為又將如何參與地理改造。後來呂西安·費弗爾受了貝爾的影響,強調歷史學必須全面兼顧,批評舊式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還撰文《為新史學而戰》(Combats pour l'histoire),確立新一代的史學必須是「科學的、綜合的、比較的、全面的」,他晚年將重心轉向思想史,從經濟蛻變中觀察教會制度史,在《馬丁路德的命運》(")的著作中,就力圖把馬丁路德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藉此解釋新教的影響。  另一位先驅布洛克比呂西安·費弗爾更致力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探討,他相當欣賞涂爾干的社會學,甚至將其視為史學研究的工具,在《法國鄉村史》(')中就深入探討了中世紀法國農民和農奴的生活狀況、土地型態、收成制度、耕作技能,力圖把各種歷史事件貫串起來,以揭示法國農業的歷史轉變。他的另一鉅作《封建社會》(')研究西洋中古封建制度,突破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封建社會的定界,不再把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的生產方式,他認為封建社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環境」,封建社會的統治與依附、富貴與貧窮皆具有緊密的聯絡。

  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布勞岱爾,他21歲大學畢業後就到了北非阿爾及利亞執教,因長年居住在北非,截然不同的環境開拓了他治史的視野,也許是從北非眺望地中海與身在歐洲的看到的地中海有不同的感受,他開始著手菲利浦時代的地中海沿岸歷史,1937年布勞岱爾在返法的船上與費夫賀巧遇,受了費夫賀的影響,他開始寫作有關地中海的書,1949年出版了《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到了熱烈的迴響,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跟老師費夫賀一樣,布勞岱爾以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性格表示地理環境對人文的深遠作用。第二部分討論社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爾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亦即所謂的「總體歷史」法語:()。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敘述。三個部分所代錶的歷史時間皆不同,第三部分敘述的政治事件呈現的時間很短暫,第二部分涉及經濟活動,影響的歷史時間較長,而第一層中地理因素影響歷史的的因素最長。在此之前很少有歷史家重視歷史的空間,而布勞岱爾強調「長時間」的重要性,首開風氣。  費夫賀一直期望布勞岱爾能寫一部關於物質文明的書,布勞岱爾花了近二十五年才完成這部三冊的鉅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冊分述各種資料、食物、住宅等,第二冊則是從結構視野談各類商人、貿易工具及歐洲以外的市場經濟,第三冊穿越時空討論各國各時期的經濟,資本主義興起對歐洲的衝擊等。布勞岱爾將日常生活視為經濟底層,中層是較有計劃、體系的「經濟生活」("),最上層是資本主義機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概念也有異於馬克思,只談論貿易與流通,不論勞動與生產。全書橫貫四百年,是繼《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之後另一部「長時段」的歷史。

  年鑑學派到了第三代時發展已經十分蓬勃,第三代的成員承接布勞岱爾的路線,勒華拉杜裡所著的《蒙大猶 (書)》(')是對社會史及文化史具有企圖心的研究,他不似布勞岱爾和其他年鑑學派的前輩去探討大範圍的歷史,反而以法國南部村莊的居民主題,這種從沙見世界的思維,後來被稱作「微觀歷史」(),此種歷史雖蔚為風潮但仍有其缺陷存在,英國歷史家彼得‧柏克就毫不客氣的提出疑問,表示他不明白蒙大猶這個小山村能代表哪個較大的單位,在他看來《蒙大猶》一部分的成功是搭上了地域意識(regionalism)的浪潮。不過,這並不足以否定勒華拉杜裡,因為他在沒有文獻的情況下,巧妙的利用樹幹的年輪中尋找氣候的變遷資料,重建了葡萄收成情況並依此寫出《朗格多克的農民》('),此書的特色除了跨越兩百年的長時段以外,還參考了佛洛依德的理論,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結合是第三代的年鑑學派的特色,其中最傑出的莫過於勒高夫,他發表《煉獄的誕生》('),探討人們對死後世界呈現的變遷史,勒高夫相信煉獄觀念的興起是構成封建基督教轉化原因,另外他也發表關於心態史的專書《心態史:一個模糊不清的歷史》('),指出心態史的集體特徵,即一種歷史心態的產生是一個同時代的人所共有的,而非個體的內容。

  經過了一甲子的時間,年鑑學派的第四代已經出現了,他們是雷凡爾()、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布基耶爾(André Burguière),新生代的年鑑學派史家有迴流反撲的趨勢,一方面他們繼承年鑑學派的傳統「跨學科式的歷史研究」,一方面也大膽挑戰第一、二代年鑑學派所樹立的典範,研究範圍逐漸從經濟與社會史轉向心態史,成為新文化史的開端。

  年鑑學派不單純是學派,而是法國史學界一場追求創新、改進歷史解釋的運動,提出要打破史學研究的專業侷限和學術侷限,通過與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聯合,打破傳統史學模式。年鑑學派認為:「歷史學是關於人的科學,是關於人類過去的科學。」劃清史學與歷史哲學的界線,使史學向科學靠攏。年鑑學派提倡「整體的歷史」,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且跨學科的研究,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納入歷史學中的概念,為歷史研究開了一扇窗,從此歷史學家的研究範疇由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史、文化史。

  年鑑學派緣起於1929年由費夫爾與布洛赫所發行的《社會經濟史學報》(""),他們承接貝爾(Henri Berr)的《歷史社會雜誌》與涂爾干的《社會學報》,而「年鑑式」的史學寫作即為此類的學者所不屑,因此若將Annales直譯作年鑑,豈不諷刺至極,所以歷史家汪榮祖認為不妨以音譯作「安娜學派」。
年鑑學派()是一個史學流派,得名自法國學術刊《經濟社會史年鑑》('),這份刊物在1946年改名《經濟、社會與文化年鑑》('),1994年又改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鑑》(")。年鑑學派以採取社會科學的歷史觀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