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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棟倡導“棄宋復漢”,在漢學與宋學之間劃分了一條徑渭分明的學術界線。惠棟指出,“宋儒經學不惟不及漢,且不及唐,以其臆說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經“則斷推兩漢”“宋儒不可以窮經”,以漢學方法作為治經的標準,經學研究中沒有宋學存在的餘地,把宋學從經學研究領域斷然剔除,“漢學”專注整理古籍,遂成為考據之學的代名詞。日本藩士著《漢學紀源》,從儒學的起源開始記述,詳盡地介紹了日本各個時代儒學的狀況。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遊於宋多購儒書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書籍256卷。菅原道真、、三善清行、管原文時、源順(兼平親王)、具平親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漢學。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音韻學、史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  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古代漢學根據不同的劃分,主要是對於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國的研究,這以後的時期則屬於現代漢學的領域。

  

  日本人自隋唐時開始學習中國典籍制度,日本與中國漢學的淵源最為深遠,明治維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為時尚。近年來,韓國在東亞漢學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而越南作為漢字文化圈的成員,也一直致力於越南漢學的研究,尤其是漢喃學的研究。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圖條約》簽定之後,中俄始有往來,俄國傳教士團和41位留學生來到北京,努力學習中華文化,致力於掌握滿、漢、藏、蒙等多種文字。這些留學生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伊拉里昂·羅索興、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等人。早期俄羅斯漢學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後來逐漸轉移到聖彼得堡大學。咸豐五年(1855年)聖彼得堡大學成立東方學系,其中最著名的漢學家是,漢名為王習禮,並將《論語》、《聊齋志異》和唐人小說《李娃傳》譯為俄文,還編纂了《滿俄大辭典》。

  一些人認為它的出現可追溯到遙遠的馬可·波羅()時代,即13世紀。史料顯示,系統的漢學研究最早產生於16世紀,那時諸如利瑪竇()、南懷仁()和安東尼·托馬斯()等基督教傳教士正嘗試向中國地區輸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漢學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  啟蒙時代是對探索與發現新大陸懷有極大好奇的時代。那些曾經流傳於教士之間的敘述與信函被收錄進《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在歐洲廣為流傳。清國此一大帝國震驚了每一個對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與此同時,漢學者們(這在當時是一份偉大的工作)開始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的哲學、倫理、法制觀念以及審美觀。儘管這種介紹難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這在當時的確養活了不少依靠販賣“中國工藝品”生存的小商販,當然,也一度引起熱議。那時,清國常常被描述為一個開明的王國。  法王路易十四時期,由法國科學院派傳教士前往中國進行研究,馬約瑟發表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19世紀初有法國雷慕沙和德國克拉勃羅德兩位漢學大師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1823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之,刊行《皇家亞洲學會會報》,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國、荷蘭、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  伏爾泰(Voltaire),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的同時,也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的一位讀者,在元曲讀記《趙氏孤兒記()》中,他也曾表達他對那片神奇土地的無限嚮往。萊布尼茨(),微積分的發明者,對中國哲學尤其是《易經》極感興趣,他在《易經》中發現了一個完美演繹出來的素數序列。他還從中文字身提煉出了一個理想的、淵博的語言規則,即數學的本質——通過底層分析找出悖論。  1795 年,根據法國憲法,將於1796 年建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研究院()。在法國,杜赫德(),一位從未踏上中國地區土地的人,於1725 年出版了《中國簡述()》(4 卷插圖本),這本書的大量資料是基於他與教友的書信中所描述的內容。這本書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權威並隨即被譯成四種語言出版。  到了17-18世紀,其他的傳教士如理雅各(Legge,1815-1897)在爭取設立漢學學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而1810～1830年代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進行了英國人最早的漢語教學。在1834年廣州商館退出歷史舞臺前,商館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漢語教學,具有相當持久的影響,廣州商館甚至可說是英國最早的漢學機構。到1837年士丹頓以設定中文教授席位為條件,將馬禮遜私人購置帶回英國的中文書籍一萬冊捐予倫敦大學學院,而校方聘請的第一位講座教授,就是馬禮遜的學生(英語:Samuel Kidd,1797-1843)。  到了20世紀,漢學家逐漸脫離了傳教士的身份,並建立了一個可靠的標準研究體系。由漢學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議也使得漢學對政治產生了影響,如美國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  冷戰期間,在法國,李克曼(西蒙·利斯())強烈的批評了漢學對於政治的干預——左的或右的——對漢學獨特但不失科學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還尖刻的諷刺了對漢學有所辯護的專家們,如阿蘭·佩雷菲特()。  在21世紀,漢學被廣泛傳播,因為它對中國來說,具有極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戰略意義。

  20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漢學家前來敦煌考察時偷竊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進了漢學研究的新發展。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很早就進行清史及滿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曾有學者認為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分量可能會超過中國。

  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進行對話,才能洞悉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祕;中國學人向世界敞開自己,才能進一步啟用古老的傳統和思想的底蘊。高本漢是第一位重構了中古漢語及上古漢語的語音的人。
中國學亦稱漢學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中國人研究漢學,通常稱為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