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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質在柏拉圖主義中被定義為一種“實體論”(substance)或者“實體形式”(form)。它是不可變的,永恆的;並且出現在每一個可能世界。古典的人文主義對人持本質主義觀念,相信存在一個不可變的、永恆的人性。這種人性不變論遭到齊克果、馬克思、海德格、沙特,和其他許多存在主義思想家批評。  在柏拉圖的哲學體系(尤其是蒂邁歐篇和菲力帕斯篇)中,造物主實體論來使事物存在。

  在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中本質非常接近於form一詞(Gr. "morphe")。  蒯因在1966年定義了亞里士多德式本質主義:一些事物的屬性可能是本質的屬性,而另一些屬性則是意外擁有的的學說——例如人、會說話的動物或者無毛的兩足動物(都指的是都是同一個東西),不僅"作為"人類,而且"作為"它自己是本質上理性的並且意外擁有兩條腿並且愛說話的實體雖然蒯因從沒有證實“亞里士多德式本質主義”確實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學說或者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和有關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評論中曾經被提到過,他聲稱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實體是擁有“本質“的——一旦這些“本質”沒有了,實體也就不是原來的實體了或者換句話說已經從字面上被摧毀了。該學說認為,人類基本上是理性的——這意味著他們有理性的能力 ——但只是因為偶然人類成為了兩足生物。該學說的想象一下只有一條腿的人,我們的理智告訴我們,即使只有一條腿也是人類。然而,如果要你想象一個人沒有理智,你能想象的那麼那個人是人類嗎?你也許會把他們視為野獸,或者植物。由此可見該學說定義的"本質"可以被如此描述:假設實體甲有本質乙,缺少乙我們就不會認為該實體是甲的特質(或者一系列特質,可以和單個特質同樣對待)。

  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與心理學上的本質主義有區別,後者並非一種世界觀,而是一種關於意識描繪實體的方法(Medin, 1989)。這個領域的權威Susan Gelman提出了很多兒童和成人對實體在本質上貼標籤的領域,特別是生物實體——彷彿實體有一成不變的深層本質可以用來預測未被觀察過的同類成員的相似之處(Toosi & Ambady, 2011)。這些因果關係不是直接的,一個實體可觀測的特徵並不會定義它的深層本質(Dar-Nimrod & Heine, 2011)。

  本質主義已經成為了心理學(特別是發展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Gelman和Kremer(1991)研究了4-7歲孩子展現出的本質主義程度,孩子們能分辨出行為是由生物還是非生物物件引起的——孩子們會運用潛在的本質來預測未來觀測到的行為。實驗參與者能夠正確地描述出生物物件的行為是自己驅動的,而非生命物件的行為是受到成人操控的;這是認知上表達本質特徵的生物學的例子。本質主義的思維通過了解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被強化(Rangel and Keller, 2011)。更小的孩子無力分辨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這表明本質主義植根於認知的發展。可以說孩子們表達實體的方式從無法理解行為背後的因果機制到有充足的理解發生了改變(Demoulin, Leyens & Yzerbyt, 2006)。  有四個關鍵點被認為構成了本質主義的思維。第一個方面是上述的個體的因果機制(del Rio & Strasser, 2011)。第二個方面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假設一個物體將一直按照其預定路線發展(Kanovsky, 2007)。根據這一準則,通過本質可以預測實體在所有時間的發展。第三個方面是不變性(Holtz & Wagner, 2009):無論實體被觀察到的表現如何變化都無法影響其本質。第四個方面是歸納事物的潛能(Birnbaum, Deeb, Segall, Ben-Aliyahu & Diesendruck, 2010):這暗示著擁有共同特徵的實體即使除了本質以外都很相似,它們的本質也有可能不同。  心理上的本質主義的影響很多。被認為是充滿偏見的個體被發現擁有更強的本質主義式的思維方式,這表明本質主義會延續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排斥(Morton, Hornsey & Postmes, 2009)。耶魯大學的保羅·布魯姆說,“認知科學中的一個最令人興奮的理論是:人們預設有一個假設人和事物具有本質,本質決定了它們是什麼東西的想法。實驗心理學家認為本質主義構成了我們的物理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理解的基礎,發展心理學家和跨文化心理學家已經提出本質主義是本能的、普遍的。我們是天生的本質主義者。”  一些學者提出這種無條件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預示了人們存在的刻板印象並可以有針對性地應用於預防刻板印象形成(Bastian & Haslam, 2006)。

  有一種普遍的想法是:在演化作為理論出現之前,生物學中普遍的本質主義式的觀點認為所有物種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的。一些反對演化的宗教現在仍然在維持著此觀點(參見創造論與科學)。  一些關於系統分類學的研究質疑這個觀點。Mary P. Winsor, Ron Amundson和Staffan Müller分別聲稱像諸如卡爾·林奈和理想的形態學者的理論離本質主義有相當的距離,由此看來生物學中所“本質主義故事”(或“神話”)可能是人們把從亞里士多德到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William Whewell的理論混為一談的結果。比如"species"(物種)這個詞在生物學上的使用。

  持本質主義觀點的人可能會把性別、種族,或者其他群體特徵當作是不可改變的特質,群體內個體擁有不符合本群體特徵的會遭受歧視。  當代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如女性主義者、支援同性戀權利者,或者種族平等活動者}很多持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例如西蒙·波娃:“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社會建構主義者認為,性別角色、同性戀等的成因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因為“本質”暗示著永恆,本質主義被指會使政治趨於保守而反對變革。但本質主義主張也為包括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反殖民鬥爭的激進政治提供了一些有力的口號,諷刺的是在文化中充斥著本質主義思維的情形下策略本質主義有時會成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歷史學上的本質主義者試圖識別並列出某個民族或國家文化上的本質特徵。有時持這種本質主義會導致宣稱某個值得讚揚的國家或文化認同,或者相反,基於某種被推測的「本質特徵」譴責某個文化。比如希羅多德宣稱古埃及文化本質上是女性化的,這種「柔弱」使得埃及容易被征服。希羅多德是一個何種程度的本質主義者存在爭議,他也在「歷史」中聲稱沒有本質上的「雅典人身份」,還有希臘人和波斯人之間的差異是主觀的。  後殖民主義者愛德華·薩義德稱本質主義思想在殖民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據Touraj Atabaki所說,對中東和中亞歷史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過於籠統、還原論在西方歷史學和民族誌中直到十九世紀甚至更晚一直佔據統治論調。相反,很多歷史學家拒絕本質主義因為其「對社會與文化轉變去歷史化」並傾向於視非西方社會為落後;在印度這導致了反本質主義學派的屬下研究(又譯底層研究)。

  本質主義一直受到一些反對。柏拉圖在柏拉圖對話錄中的"巴曼尼得斯篇"提到如果我們接受了諸如「美」和「公正」的概念,我們必須同時接受「頭髮、汙泥、穢物等不同形式的相的存在」。至少在查爾斯·達爾文以前,本質主義在生物等自然科學當中提供了分類的基礎與合理性;生物學中本質主義的確切作用和重要性仍然在爭辯當中。在性別研究當中本質主義(認為男女有本質不同)也在持續引起爭議。  卡爾·波普爾把「實在論」(realism)這個含糊的術語分為本質主義和實在論(realism)。本質主義被他用作唯名論(nominalism)的對立面,實在論則只被用來作為唯心主義(idealism)的對立面。波普爾自己是一個實在論者(與唯心主義對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唯名論者(與本質主義對立)卡爾·波普爾認為本質主義會不可避免的阻礙科學發展: 一些持操作主義觀念的學者例如彼得·梅達沃聲稱應該對概念進行操作定義而非探尋其「終極」本質,並認為公眾希望科學回答本質主義問題的傾向會造成公眾對科學的誤解。作家羅伯特·懷特(記者)解釋道:「牛頓的地心引力理論也有些地方不盡人意......畢竟‘超距作用’這一概念如何實現?牛頓迴避了這樣的問題......從牛頓開始,物理學家們都以此為榜樣......不再試圖去解釋為什麼物體會遵循電磁學或地心引力規律。」(Wright,1988)。
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又譯為精粹主義,認為任何的實體(如一隻動物,一群人,一個物理物件,一個觀念)都有一些必須具備的本質。這種觀點同時會認為無法對現象作出最終解釋的理論都是無用的,因為其不能反映客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