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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早期並沒有書面經典,僧眾以口語方式傳承教法。釋迦牟尼般涅槃後,僧團在王舍城舉行第一次集結(saṃgīti)。據佛教律藏的共通記載,該次集結由「上座」比丘大迦葉等人主持,「多聞者」阿難誦出佛陀所說修多羅,「持律者」優波離誦出波羅提木叉,大眾對其內容共同審定,再編成次第,為後來《四阿含》(法)與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間,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於歸納演繹佛法精義,為後來阿毘達磨論藏(對法)的濫觴。傳說王舍城結集時,大迦葉誦出了阿毘達磨(其他的記載,則謂是阿難或富樓那)。在推重阿毘達磨的上座部中,如說一切有部、銅鍱部、犢子部等,主張自宗所傳承的阿毘達磨論為佛陀所說,不過大眾部與化地部、銅鍱部律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而經量部師認為沒有對法藏,對法只是契經解說慧學的部分,弟子所作的論只是經疏,不算作藏。  印順法師檢視有關論藏結集的記載,異說紛紜,認為論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時代尚未存在,而應為部派時代的作品。他也主張經與律,應是經過一段時期不停的整理與結集才形成現有規模,現存的四阿含與律藏難以單一溯源到王舍城結集。  相對於三藏的結集,大乘經的傳出則伴隨種種傳說。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傳說大眾部另外進行窟外集結集出五藏,其中有大乘經;《大智度論》則記載,傳說佛陀滅度後,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阿難共集摩訶衍教法,專稱為「菩薩藏」。西藏傳說則稱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在王舍城旁無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萬佛子聚集,由普賢菩薩領導、文殊、金剛手、與彌勒菩薩,結集而成。其他則有說是從諸天龍宮取得、從他方佛、從三昧中見佛等聽聞而來。  大乘經論當中,文殊傳承甚深觀於龍樹─提婆,形成《中論》等中觀般若經論,彌勒傳承廣大行於無著─世親,形成《大乘經莊嚴論》等唯識經論。天台宗以龍樹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為龍樹「今師相承」。禪宗稱佛陀在靈鷲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傳至菩提達摩。。  有些記載稱,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專門收集諸佛所說之祕密真言(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種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護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剛手菩薩(金剛薩埵)為雜密及諸密續之傳法與集結者,藏密又以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為無上瑜伽的傳法者。

  關於佛教在何處傳播、受持等問題,歷史上並無留下明確記載,因此無法確定從佛世到佛滅間佛教流傳的地域範圍。只能從阿含經與律藏所提的說法與制戒地點,約略推想出佛陀遊歷的地區,大抵就是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國,即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大部分與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區。  在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佛教傳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根本兩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滅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據南方上座部所傳,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展,南從印度南部到斯里蘭卡,東則遠達緬甸地區。而佛教哲學的論書(阿毘達磨)也在這時逐漸成立,一般認為論藏是歷經初期、中期、後期,共費時約二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才定型下來。  大乘佛教的傳出,至早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初期傳出的大乘經典可分為以信行為中心的「唸佛」,與重視智行的「般若」、「空」等兩大類。迦膩色伽28年(公元2世紀),摩偷羅地方就有阿彌陀佛像,為已知最古之阿彌陀佛像,其銘文為「願一切眾生得無上佛智」,可見其時阿彌陀佛信仰已在當地流傳。這些新傳出的大乘佛典,與佛傳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提倡以菩薩為本的佛法,並反對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學說,引發了當時部派間的論諍 。至公元二世紀後,這些大乘經典大量在中國傳譯。  關於大乘教團的起源問題,現代歷史學的學術研究未有明確定論。明治時期的學者前田慧雲(1903)對比大乘和大眾部的思想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提出「大眾部起源說」,但也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未必與大眾部有密切的關係,倒與上座部繫有很深的淵源。平川彰(1968)則提出「在家佛塔教團起源說」,認為大乘佛教非源於部派,而是以佛塔供養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團。不過此說因文獻證據不足,主觀推論過多,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Gregory Schopen更詳細考察印度與佛塔相關之碑銘,得出公元前二世紀已有出家僧人蔘與佛塔供養,表明部派僧人與佛塔供養的密切關係,主張「在家佛塔起源說」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學者,則注意到大乘經典強調禪修的重要,而主張大乘初期的教團是以森林禪修、頭陀行為主的傳統,這群禪修者日漸增多後才開始發展成寺院。  另外,有學者認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於部派的特定學派(school)思潮,而不具有教團(sect)的獨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最早出現「大乘」用語的碑文位於公元五世紀以後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釋種比丘.大乘(ma[ha]yana)【信奉者】的佈施,迴向一切眾生得無上智」的字樣,可能要到此時才有比較自主的大乘教團存在於印度。

  佛陀傳佈其教法的用語,最初為摩揭陀俗語(Ardhamāgadhī)。隨著教團擴張,僧眾們用印度當地的俗語(Prakrit)來傳佈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約公元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  由於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語傳述佛典,早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犍陀羅語、西域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直到後期,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後,南北朝之後的漢譯佛典就以梵語佔多數,而七世紀之後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於梵語。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相傳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隨後有安世高譯《轉法輪經》《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支謙等譯《法句經》《大般泥洹經》、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修行道地經》、鳩摩羅什譯《遺教經》、還有譯者不明的《稻稈經》、《八大人覺經》等早期翻譯佛典。  東晉至唐朝為漢譯佛典興盛期,其中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不空(或義淨)並稱為佛經翻譯四大家,譯出不少般若、中觀、如來藏、唯識和祕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護、天息災等人,所譯佛典以密續為主而旁兼阿含類及些許大乘顯教經論,這是漢傳佛教最後一次大規模翻譯佛典的活動。  民國時期,漢傳佛教與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有了較多接觸,分別有了參法師(葉均)和法尊法師譯出零星作品。

  

  不同時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為佛陀根本聖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經》為佛法核心,唯識學派以《解深密經》為最高宗義 ;中國佛教把《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視為究竟圓滿的圓教,讚譽「法華成佛,華嚴富貴,楞嚴開慧」。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般若理趣經》。藏傳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誦持《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以《祕密集會續》《勝樂根本續》《時輪續》等無上瑜伽密續為最上教法。尼泊爾的尼瓦爾佛教則有以九部梵文字大乘佛經為殊勝「九法」(Nava Dharma)的傳統。  就漢傳佛教宗派而言,禪宗又與《楞伽經》《思益經》《維摩詰經》《金剛經》《文殊說般若經》《大乘涅槃經》《圓覺經》有重要淵源;淨土法門特重《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彌勒下生經》《觀彌勒上生經》。此外,解說如來藏義的《勝鬘經》,傳大乘禪法的《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授大乘懺法的《普賢觀經》在漢傳佛教亦受一定重視。祈請佛菩薩護佑加持的《金光明經》《仁王護國經》《藥師經》《地藏經》《普門品》等,在漢傳佛教也相當盛行。《大寶積經》和《大方等大集經》為大乘的經集,廣收各種大乘修行法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大悲咒〉〈尊勝咒〉為漢傳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誦持的陀羅尼。在密教當中,佛菩薩本尊護法各有其真言,如觀世音菩薩的〈六字真言〉、準提菩薩的〈準提咒〉、毗盧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傳密宗特別盛行〈金剛薩埵百字明咒〉,為修習本尊瑜伽的必備前行。奉尼柯耶為聖典的南傳佛教則把《慈經》、《吉祥經》、《寶經》、《阿吒曩胝經》等當作護衛經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淨的〈緣起偈〉,經常被銘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視之為佛陀法身。  並非所有漢傳佛典皆為翻譯之作,傳達孝順親長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盂蘭盆經》、《地藏經》,現代學者多認為是華人僧俗所造。這些可能為漢地所造的「本土經論」不乏至今仍對中國佛教影響至巨的佛典,如戒律類的《大乘梵網經》,經藏類的《楞嚴經》、《圓覺經》,以及論典類的《大乘起信論》、《寶藏論》等等。  《六祖壇經》是後人推崇禪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稱為「經」的言行錄,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淨影慧遠《大乘義章》、慈恩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以及永明延壽《宗鏡錄》為漢地重要的佛教通論之書,被視為佛法之綱要。《法苑珠林》以類書的形式網羅眾多佛教經論和外典俗書,被當作佛教的百科全書。《彌蘭王問》(那先比丘經)記載部派佛教時期,印度僧侶那先比丘(龍軍長老),與統治當時北印度之希臘國王彌蘭王(米南德一世)對答佛教義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與希臘文明的初次對話。  中國佛教在唐代以後,為了控管僧尼人數,曾形成「試經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華經》等大乘經為主要的應試經論。歷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學影響的漢譯佛經,依據胡適的說法,則要算上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法華》,《維摩詰》這三部。初期佛教聖典、現代佛學公認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長期在中國佛教的傳統裡受到冷落。不過在印順法師的闡發推動下,記載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漸為現代華語佛教界所研習重視。  由於佛教經文繁多、經典龐大,一些短小的經文或偈頌集,編輯為入門書而流傳開來,如《法句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中國佛教)、溈山靈祐禪師的《溈山警策》(禪宗)、無著賢論師的《佛子行三十七頌》(西藏佛教)等。

  佛陀開演教法的第一部經是釋迦牟尼覺悟後,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說中道及四聖諦的《轉法輪經》,接著是《五蘊皆空經》,最後一部是佛陀入般涅槃前三個月行腳教化及開示最後教誡的《大般涅槃經》。按天台宗判教等說法,佛陀初成道三七日間說《華嚴經》,爾後開演《四阿含》,以及《般若經》等方等大乘經,最後則講《妙法蓮華經》顯揚一乘,並於入滅前一日一夜說《大乘涅槃經》。《巴利三藏》對佛陀初成道三七日的說法是:享受解脫樂七日,觀菩提樹七日,經行七日,與《妙法蓮華經》的說法相似,而與天台宗不同。  若按體裁,佛典又可分為十二種形式(若依九分教則沒有「尼陀那」、「阿波陀那」、「優波提舍」):

  佛陀在人間活動事蹟的素材,散見於律藏以及本緣部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四分律·受戒犍度》、《巴利律藏·犍度》、《大事》、《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佛本行集經》、馬鳴《佛所行贊》等佛典,當中涉及具神話色彩的本生類故事。信仰者以這些佛傳故事為雕繪主題,而創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圖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的佛傳作品,有六世紀初僧祐造《釋迦譜》,禪宗燈史錄〈七佛〉傳,十三世紀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統紀·釋迦佛紀》,十五世紀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傳釋迦牟尼佛傳》(原書名:無誤講述佛陀出有壞美妙絕倫傳記·善逝聖行寶藏),這些作品大多為史實、傳說與法統相糅合的敘事。  現代人著作則有星雲法師《釋迦牟尼佛傳》、髻智比丘《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禪師《故道白雲》、中村元《瞿曇佛陀傳》等等。

  漢文藏經的編纂始於南北朝時,之後在全國存有大量的寫本藏經,但由於資料缺乏,對於這些寫本藏經的情況現在尚未釐清。到唐開元時,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已有1076部,5048卷。之後,各代又續有新譯經論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經最早為開寶藏,北宋初開始刊印。最初為蜀版,後有福州版。其後歷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經雕印。  歷代雕版印刷的漢文大藏經以般若部為首,排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前,至大正藏則以阿含部為首,排序長阿含最前。藏傳的《蔡巴甘珠爾目錄》以金剛果乘續部為首,排序《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吉祥時輪本續》最前。

  狹義的佛經專指經藏中的契經。現存的佛教原典有:  廣義的佛經總稱“三藏”,包括: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將「過去無量殑伽沙諸佛世尊所說正法」,攝為五分(藏):  並稱五藏之受持者,阿難受持「素呾纜藏」(經),優婆離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達磨藏」(論藏),文殊菩薩受持「大乘般若波羅蜜多」(般若),金剛手菩薩受持「甚深微妙諸總持門」(真言門)。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盛於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於摩崖和經幢上。  「摩崖刻經」以北齊、北周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徂徠山映佛巖的《大般若經》、水牛山《文殊師利般若經》等。河南安陽寶山、河北磁縣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經摩崖。  「經幢」創於初唐,其制如柱,一般為八角稜形,上有蓋,下有座,經文刻於柱身。陝西富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刻於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為現存較早的經幢。佛教經幢以刻《陀羅尼經》為多,但也有刻《心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金剛經》、《藥師經》等經的。  「碑刻佛經」,數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幽州沙門靜琬鐫刻石經以防法難,直至明末,歷時千餘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經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審,亦包括從未見於目錄著錄的稀世孤本,例如《釋教最上乘祕密藏陀羅尼集》、《唐玄宗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  此外,還有「石柱佛經」,刻在石柱上藏於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為代表;「塔刻佛經」,鐫刻於塔身或塔內石壁上,內容包含了佛教經目和各類佛教經咒。  長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刻成石壁經,係為寺僧契元所書,白居易亦為之作贊碑。計刻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實相法密經(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及般若心經等十萬言以上。  書法家寫佛經,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北魏人所書,刻入《壯陶閣帖》者為最早,有唐鹹通年間大秦寺僧題識。但影響較大的,是稍晚的歐陽詢心經寫本,他也寫有〈佛說尊勝陀羅尼咒〉。此外,釋懷仁集王羲之墨跡為〈集字聖教序〉,寫有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著名的,還有題為王羲之所書的《佛遺教經》、鍾紹京的《轉輪聖王經》(起世經·轉輪聖王品)、柳公權的《金剛經》、國詮的《善見律》卷、張旭草書《心經》、以及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  唐代佛經傳抄最廣的是寫經生、僧人的寫經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這些作品才大量現世。所抄佛經以《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其質量參差不齊,以發願供養、祈求福報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偽經文獻、漢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禪宗著作、宣教通俗文書,如變文等,皆在敦煌文獻抄寫之列。  唐代以後,黃庭堅、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陳洪綬、文嘉、張照、孔繼涑等人所寫《心經》;蘇軾、趙孟頫、祝允明、孫慎行等人所寫《四十二章經》;米芾寫〈倒唸揭諦咒〉;蘇軾、黃庭堅、張即之、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釋弘一寫《金剛經》;趙孟頫、董其昌寫《妙法蓮華經》等,均可稱為名品。其餘佛經法帖尚有張即之《華嚴經》《佛遺教經》、趙孟頫《楞嚴經贊佛偈》、蘇軾《圓覺經》《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文益禪師語錄》、董其昌《楞嚴經圓通偈》《佛說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林則徐《阿彌陀經》、弘一法師《華嚴經》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寫佛經,所抄內容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類的典籍為主,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較具有代表性的佛經寫本,則有:康熙《心經》、乾隆《金剛經》、《白衣大悲王印陀羅尼經》、咸豐《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慈禧太后《心經》。  篆書方面的名作,則有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靈隱寺莫庵道肎,寫成的集篆三十二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每章一體,並註記各體源流。從北宋以後,歷經明、清二代,屢見重鈔翻刻或復臨的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是篆書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集篆作品。  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經被毀,中國石刻佛經相當興盛,從北齊至宋元時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經已無法統計。書法家寫佛經的風氣,則較道經晚起步。唐代書法家少寫佛經,宋代書法家以翰墨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風氣下,兼寫佛道經。晚清藏書家葉昌熾評論:「佛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為多;道經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為多」。
佛經,為記載佛語和佛陀教法的經典。主要指經藏,有時也泛指經律論三藏,以及歷代後賢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總稱為「眾經」、「一切經」或「大藏經」。按佛教傳統和記載語言,佛典可分為巴利語(南傳上座部佛教)、古漢語(漢傳佛教)、古典藏語(藏傳佛教)三大體系,殘存的梵語、犍陀羅語文獻,並衍生出韓語、日語、西夏語、吐火羅語、粟特語、于闐語、回鶻語、蒙語、滿語、越南語、泰語、緬語、僧伽羅語、現代漢語和英語等語言的再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