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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普修斯生於布拉班特公國的奧綱賴澤,是知名學者馬丁· 利普修斯(Martin Lipsius)的侄孫。他的父母很早就將他送到科隆的耶穌會學院,他曾先後於布魯塞爾、阿特(Ath)及科隆的耶穌會學校求學。不過他的父母又恐怕他加入耶穌會,所以當他16歲時將他送往魯汶大學攻讀法律,儘管利普修斯更偏愛文學。  他獻給樞機格蘭維爾的校勘學著作 "Variarum Lectionum Libri Tres"(1567)發表,為他贏得了該樞機的拉丁文祕書一職,以及跟隨這位樞機赴羅馬的機會。從1568年至1570年,利普修斯在羅馬生活了兩年,其間他將業餘時間投入到對拉丁文經典的研究、對銘文的收集以及對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文獻抄本的翻檢中。他還結識了Marc-Antoine Muret 等人文主義者。從羅馬返回魯汶繼續法律學習後,他發表了 "Antiquarum Lectionum Libri Quinque"(1575);相比於八年前出版的 "Variae Lectiones",這部新著作顯示了他已經超越了純粹的推測性校正(conjectural emendation)的觀念,達到了校勘(collation)的觀念。

  為躲避政治宗教衝突,1570年他周遊勃艮第、德國、奧地利、波希米亞,在那裡耶拿大學於1572年聘其為教師,任期超過一年,這一職位暗示他改宗路德宗。在他回魯汶的路上,他在科隆停留了一些時候,在這裡他必須舉止和天主教徒相若。 1574年,他回到尼德蘭,先後住在奧綱賴澤與魯汶,但是八十年戰爭很快就迫使他離開魯汶經安特衛普逃到北尼德蘭避難,在這裡,新成立的萊頓大學1579年任命他為歷史學教授。  在萊頓,他必已皈依加爾文宗。他在這裡度過了七年,這也是他的高產期。那時他為其塞涅卡作了準備,並在後來的版本中潤色了其塔西佗,還寫出了一系列其他作品。其中有些是純學術作品,有些是古典作家的文集,還有些是一般趣味的作品。這最後一類作品之一便是有關政治學的論文("Politicorum Libri Sex", 《政治六書》,1589年),其中他表明,儘管一個國家內的一位公眾教師自稱寬容,但是他仍然不能擺脫阿爾瓦公爵和菲利普二世的國家箴言。他寫道,一個政府應當只承認一種宗教,並用火與劍消滅異議。這一告白使其飽受攻擊,但審慎明智的萊頓當局保護了他,並勸說他發表宣告稱,其著作中的"Ure, seca" (燒和刻)是對積極處理的比喻。

  1590年春,他以生病需要去斯帕以水療養為藉口離開萊頓,向萊頓大學提出辭職,並在美因茨重新皈依天主教會。此事深受天主教世界關注,他接到了來自義大利、奧地利和西班牙的許多大學和宮廷的猶如雪片般的聘書。但他更喜歡呆在自己的國家裡,他於1592年回到魯汶,並在魯汶大學三語言學院任拉丁文教授。  沒人指望他真的去教書,而且樞密院委員(privy councillor)的職位和1595年被委任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史官使他頗有餘錢。他像以前一樣繼續發表論文,其中主要有 "De militia romana" (1595) 以及"Lovanium" (1605),是布拉班特的通史介紹。  利普修斯因肝病逝世於魯汶。許多年後,布魯塞爾的埃特別克區的Wetstraat的一段被分出,以利普修斯的名字命名。在1990年代,歐盟委員會的新總部落成於該街,而對利普修斯的紀念仍被保留下來:1995年歐盟委員會總部將其大樓命名為尤斯圖斯·利普修斯樓。

  他的理想公民的概念——一個依理性而行動的人,能對他自己負責,控制自己的情緒,並已準備好進行鬥爭——在騷動的宗教改革時期獲得了廣泛的接受。利普修斯的這一觀點,在被轉入政治學後,使國家及其政府機構的理性化、國王的獨裁統治、施予臣民的紀律、以及強固的軍事防禦成為需要。這些原則適於早期現代國家的建立。
尤斯圖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一作 Joose Lips 或 Josse Lips,1547年-10月18日-1606年-3月)南尼德蘭(今比利時)語文學家、人文主義者。他寫下了一系列著作,試圖以和基督教相相容的形式來複興古代斯多噶主義。其最著名的著作是 "De Constantia"。他的斯多噶主義形式影響了許許多多同時代的思想家,開創了新斯多噶主義運動。他曾先後任教於耶拿大學、萊頓大學和魯汶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