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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璁少好經學,博學多才,13歲時作《題族兄便面》詩云:“有個臥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只在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並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造詣頗深。但曾七次進京科,名落孫山。早年曾於瑤溪山中羅峰書院講學。直到正德十六年,張璁終於考中二甲進士,年已四十七歲。

  在明世宗即位後的第六天,楊廷和授意禮部尚書毛澄等人上書,翻出漢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世宗必須尊伯父孝宗為父,稱“皇考”,對生父只能叫“皇叔考興獻大王”,母親為叔母“皇叔母興獻王妃”,對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並聲稱朝臣“有異議者即為奸邪,當斬”。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當時還是新科進士的張璁上疏支援世宗,認為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不可,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興獻王為明憲宗次子,明世宗父)。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張璁也被外放,任南京刑部主事。  三年之後,世宗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身在南京,與桂萼、胡鐸等相互考證經史的張璁,與同僚等揣測帝意,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嘉靖三年(1524年),張璁受楊一清幫助,得以奉召赴京,獲世宗重用,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並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張璁和桂萼等在朝廷中形成了「議禮派」,支援、奉迎皇帝,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張璁上疏列舉禮官欺妄十三事,力挺世宗,曰:“《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

  明武宗正德年間,明朝已瀕臨崩潰的邊緣。明臣張原亦言:“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張原:《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明臣奏議》卷19)”出現了“天下洶洶,幾至大亂(《慎刑獄以光新政疏》,《明經世文編》卷160。)”的局面。諸王、勳戚、官僚“請求及奪佔民田者無算(張廷玉:《明史》卷77《食貨志》)”。各種特權勢力對土地的掠奪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流民充斥社會,起義遍及各省。  明世宗14歲繼承皇位,在欽定大禮後,為張璁的改革奠定了基礎,掌權後的張璁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57400餘頃,其中26000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撤回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佔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併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史·本傳》稱張璁:“他若清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 明萬曆本作《國史傳》贊張璁:“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治矣。” 明晉江人黃光升《昭代典則》中稱:“張孚敬(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明代全國各省和重要城鎮派出鎮守太監,掌握軍政大權,形成了宦官全國統治網路。他們依仗皇權,結黨營私,陷害大臣,魚肉人民;大肆搜刮,舉國不寧。張璁極力革除鎮守太監之制,為了確保革除事宜的順利推進,張璁與世宗單獨面議,或用密疏進言,使與鎮守中官有密切聯絡的內廷宦官不能從中作梗。世宗在單獨召見張璁之後,仍然猶豫不決,張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採取斷然措施,將其革除。其疏言:“伏蒙皇上獨召臣於平臺面議,所以臣密切勤懇,實出血誠。已荷垂允,未見實行。今因密諭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聖明斷然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頓除,四海生民從此樂業矣。(《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明經世文編》卷178。)”  從革除的過程來看,張璁採取了不事聲張和漸進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閏六月,大規模的革除活動全面展開,浙江、兩廣、福建、獨石、永寧、萬全、等處的鎮守中官因“貪縱害事”皆被裁革(《明世宗實錄》卷127)。這與當時大規模裁革冗官是同步進行的。不久,陝西、四川鎮守太監以“貪肆”亦被裁革(《明世宗實錄》卷129)。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佈於內地的鎮守內官。把邊鎮鎮守中官放在了最後革除。張璁對鎮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長期以來鎮守太監亂政害民之弊,使被鎮守中官擾亂的地方政治趨於有序。  範守已認為張璁此舉乃“千百年頌功為不窮(《憲章外史續編》卷2)”;何良俊認為張璁勇於擔當革除鎮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專者所不能比擬的,言:張璁“取回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四友齋叢說》卷8);蔣光彥在萬曆末年也說:張璁“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無貂璫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寓內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光緒永嘉縣誌》卷26)”。  明朝人李樂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的積極作用給予較為全面、客觀的評價,言: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小,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見聞雜記》卷11)  科舉制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暴露了許多弊端,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例如明臣王鰲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說:“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鰲《制科議》,《明臣奏議》卷10)而正德時期的國子監祭酒陸深也說:“興業者,進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舉天下之人才皆誤於科舉”。(陸深《國學第對》,《明經世文編》卷155)  張璁改革科舉制度,重新規定考試文體,提高應試者素質。由於科舉名額極為有限,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為進士。於是,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較大,如明人焦竑批評:張璁“為人剛愎,故所行多縱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玉堂叢語》卷4《獻替》)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張璁改革科舉制度,改變學風,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焦竑又讚道:張璁“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股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玉堂叢語》卷6《事例》)明代名臣張居正在萬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他說:“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萬曆起居注》)可以說,嘉靖前期是明代歷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  清理勳戚莊田,罷撤天下鎮守太監,革除外戚世封,嚴革貪風、嚴肅監察制度,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改革科舉之弊,改正孔子稱號和典祀,以及整頓軍隊團營等,均是其改革措施的犖犖之者。其改革以最大限度掃除了百餘年來的明代積弊,激發了明統治階層的活力,遏制並扭轉了國勢日衰的趨勢。其影響波及隆慶至萬曆前期,為之後的“隆萬”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並減輕了阻力,高拱張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實際上是“張璁改革”的延伸。他們對其予以儘可能效法。明人何喬遠《名山藏》總結嘉靖初期“勵精化理,湔濯海內觀聽,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網羅才實。至於稽古禮典,取次釐毖一切,創必表章,軼往憲來,赫然中興,多孚敬(張璁)所翼贊”(《名山藏》卷73《臣林記十八·嘉靖臣二·張孚敬傳》)。客觀肯定張璁的輝煌政績。但改革由於在當時是損害了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也引發了很大的仇恨。

  張璁及桂萼初任內閣學士,眾翰林恥與同列。大禮議後,眾人更是交章參劾,不被世宗理睬。張、桂二人先後參倒首輔費巨集、楊一清,張璁又請求將翰林院講讀以下“量才外補”,遭到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庶吉士都改部屬用或知縣,“翰苑為空”。張璁歷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成為內閣首輔,世稱“張閣老”。嘉靖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諱(世宗名朱厚熜),請求改名,世宗欽賜名孚敬,字茂恭,並御書四大字賜之。嘉靖十一年,保定巡撫林有孚上疏陳述“鎮守內臣”之害,兵部尚書李承勳覆議,孚敬亦力持之,“遂革鎮守,並市舶、守珠池內官,皆革之”。嘉靖十三年,晉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張璁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得疾,屢請致仕,世宗不允,為之親製藥餌。(“以疾乞歸,上累諭固留,為之親製藥餌。”《國史傳》)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不省人事者一天多(“病又舉發,昏暈不省人事者逾日”《再乞休致》),因病情急劇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回家調養。(“上不得已乃許致仕。”《嘉靖以來首輔傳》卷2。)。  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復任,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遣錦衣千戶劉昂視疾,齎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詔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止。”《國史傳》)張璁於嘉靖十八年二月,病歿於溫州,卒年65歲。世宗尚追悼不已,(“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明史·張璁傳》)。“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諡號文忠。”(《國史傳》)  《明史》贊其:“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他若清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

  張璁長子名張遜志。  張璁次子名張遜業(1525～1560) 字有功,號甌江,配十都垟頭吳氏,子三,汝綱、汝紀、汝經,女二,長適樂清蒲岐侯任邦,次適郡城蟬湖高師堯。孚敬次子。工詞翰,善行草書。以蔭入太學,授中書舍人,進尚寶司丞,稍遷南京光祿署正、順天府判,轉太僕寺丞。負氣節,與沈煉交善,故為嚴嵩父子所惡。著有《嗚玉集》、《使郢集》、《甌江集》,嘗輯《十二家唐詩》。  張璁三子名張遜膚。

  張璁著有《太師張文忠公集》八卷、《禮記章句》八卷、《周禮註疏》十二卷、《儀禮註疏》五卷、《大禮要略》、《羅山奏疏》、《羅山文集》、《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等。
張璁(1475年-1539年),字秉用,後避諱嘉靖帝朱厚熜,改名孚敬,更字茂恭,號羅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人,明朝嘉靖年間重臣,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為內閣首輔。張璁在“大禮議”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嘉靖朝改革的開啟者,為中國歷史上王安石之後、張居正之前的一位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