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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中國的各種抗戰紀念館及解放紀念建築,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國家或民族的所建的紀念建築可以部分地代表著他們的集體回憶,他們用紀念建築來紀念些什麼,又或不紀念些什麼,都能反映他們的集體回憶。  集體回憶亦由「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圖片、影像等)的不斷製作而得以持續。在這個媒體時代,特別是由於過去十年數碼化的不斷髮展,出現大量的「二手記憶」(second-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制作甚或重新建構,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現形式」的挑戰和質疑。今天的集體回憶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體回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時還未有印刷技術或運輸交通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體(由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們會跟從來不認識的人也分享著一種共有性和繼承傳統的意識,就像我們會感到跟來自同一個國家、地區、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種「血緣關係」。  這個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體回憶概念一直被人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體回憶相對的「被收集的回憶」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記憶本質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進行收集以及因人而異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則發展出「傳遞性回憶」,一種建基於日常通訊交流的集體回憶的分枝;回憶在這種形態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類似,都是從口述歷史的過程中被收集和變得「集體」的;阿斯曼也提出集體回憶的另一些形態,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可以被實物化和固定下來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紀念建築。

  

  在眾多香港人之中的集體回憶主要是指對超過一個人以上的感情、場景、華語流行曲、粵語流行曲、圖片及事件的共同擁有的回憶。集體回憶可能是一家人對往事(例如己故的家庭成員)的回憶。但是,社會性的集體回憶,是新聞傳媒報導的、社會上眾人的感受,參與某事件的經歷,某地曾經發生的故事,非個人之記憶;而元素是感性的和個人化的。口述歷史的資料來源就是集體回憶( 例:那些年、想當年 )。  集體回憶在1990年代後期在香港開始廣泛應用。自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認為有集體回憶的愛丁堡廣場碼頭(舊中環天星碼頭),香港人對集體回憶的關注度更大幅增加。2007年1月,香港政府更提出將集體回憶作為是否清拆香港歷史建築列入參考因素之一。  有學者指出不同的政治團體可以利用集體記憶去營造政治議題,這一種集體記憶應稱為「創造記憶」(invented memory)。  近年香港有出現以集體回憶為主題元素的電影,例如《我愛HK開心萬歲》、《72家租客》及《歲月神偷》等。其中《我愛HK開心萬歲》的主題曲〈I LOVE HK〉饒舌歌可說是香港集體回憶的濃縮版,歌詞中所提及的地點及事件包括:避風塘、九七回歸、禽流感、七一大遊行、迫巴士(擠公共汽車)、SARS事件、高登討論區等。  以下是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臺灣的集體記憶不同於在香港,臺灣曾受日本殖民統治,同時也是閩南、客家、臺灣外省人、臺灣南島民族文化的混合集中地,再加上與西方文化的關係親近,因而發展出不同於香港以廣東系居民為主的集體記憶。臺灣有許多群體記憶是跟隨經濟發展、反共政治、社會民主化而來的,但因為族群間的背景差異,各種集體記憶的建立是建立在衝突磨合上,因此產生既相容幷蓄,又相互排斥的現象。有些集體記憶是晚近才建立起來,但也有些集體記憶(如日本殖民時代)會隨著成員的凋零而遺失。此外,香港的農業不若臺灣發達,臺灣的集體記憶有一部分還根植於農業(如糖業鐵路、高山茶、原住民小米田等);臺灣的高階文化服務業也不若香港具有巨集大的規模(如大規模的電影工業、粵菜飲茶、賽馬),都構成各異其趣的集體回憶。  臺灣的集體記憶事物有:
,或集體記憶,是指一群人集體的共同的記憶,概念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個人記憶區分開。 如同個人在情境中能夠有個體的回憶,一群人(人民或人類)被賦予共同回憶。集體回憶被理解為這樣一個群體的框架:它構成了成員中群體特定行為的基礎,因為它使個體能夠呈現出共性。集體回憶是指基於文化經歷的當前社會和文化關係,單獨對一群人產生影響並傳遞共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