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you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document?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一書中,主張人們爭取自己的利益,大多時候卻幸運造成公共的利益。由於交易行為需要雙方自願,因此獲利的唯一方法是提供別人願意接受的商品和服務,也就是合作。人們自利合作的市場機制,有時候被稱作“看不見的手”。  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被認為是純粹的、經濟上的自由意志主義的市場觀點,主張讓自由市場自行其道通常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能省去任何由政府幹預人們自主合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主張政府對於民間經濟如價格、生產、消費、產品分發和服務等的干預越少,經濟運作的更好(更有效率)。政府的干預往往造成官商勾結、權力尋租、腐敗、壟斷。政府幹預有時候被稱作“看不見的腳”。

  亞當·斯密在自由放任學說的宣傳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不過他的一部分觀點仍被現代的自由放任支持者所批評)。從1846年廢除穀物法到20世紀初,大英帝國採取了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政策,許多歷史學家也視從1846年穀物法的廢除開始的這段時期為自由放任的高峰。不過,批評者認為這些被形容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過是一些鼓勵商業的政策,認為在實際上自由放任政策和鼓勵商業的政策並無差別,因此批評自由放任只不過是商人為了否定對窮人和勞工的補貼而使用的詞彙。

  一些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凱恩斯派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者等)認為自由放任政策是導致經濟大恐慌的主因。但也有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主張美聯儲錯誤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政府隨後錯誤的管制(如提升所得稅率,最高收入的稅率從25%提升至63%,以及引發國際貿易戰的史慕特—郝雷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才是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同時在蕭條產生後又以更多的干預試圖補救,造成原本的蕭條進一步的惡化。因此佛利民和其他支援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認為,羅斯福的新政延長了大蕭條直到二戰爆發。

  二戰後(1945-1970s),東方社會主義陣營採用計劃經濟,而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奉行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的干涉和管制在鐵幕的兩邊都達到了高峰。英國和瑞典採用了最偏向社會主義的路線,對許多民間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對他們的人民建立了“從搖籃直到棺材”的福利制度。法國、美國、德國和日本則採取了中庸的路線,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徹底的社會主義。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實行了被稱為統制政策(Dirigisme)的制度。德國則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的支援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來重建戰後的德國經濟。(Corre)(Gardner)日本則在通商產業省(MITI)的經濟計劃下開始了被稱為“高度經濟成長”的時期,使其成為美國之外最成功的經濟國家。(Fingleton) 美國則繼續依循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新政”,配合二戰後龐大的軍工企業複合體,以及艾森豪總統任內由聯邦政府投資如州際高速公路等的公共建設工程,同時1960年代肯尼迪總統也大幅投資NASA的登月計劃和其他太空計劃,加上大量的軍事開支,經由政府的干預和支出,維持為世界上中產階級最多國家。(Gardner 196-206))(Collins)

  過去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高通脹必然伴隨著低失業率,但1970年代,長期使用凱恩斯主義的西方國家陷入滯漲,高通脹和高失業率同時出現。加上石油禁運,西方國家陷入經濟困境。而政府的管制行為反而使情況更加惡化。比如面對物價飛漲,尼克松宣佈全國凍結物價和工資上漲90天,導致各種商品短缺,人們購物需要排幾個小時的隊。從肯尼迪開始的經濟會談降低了美國的關稅,並打破了美元兌換黃金的控制,造成了浮動匯率。(Batra)  在這種環境下,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開始迴歸,尤其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其他自由意志主義思想家,如米爾頓·弗裡德曼、弗裡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他們主張政府幹預是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如果西方國家自稱的自由世界真的是自由的話,那他們應該讓人們擁有完全的經濟自由。香港成為了第一個擁抱積極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地區,從1960年代的郭伯偉、至之後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財金管員,普遍都奉行這個策略。  英國、美國、紐西蘭和智利的政府開始朝向自由放任的政策。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撒切爾相信減低政府在經濟上的干預將能改善情況,她領導英國政府開始民營化國有的企業和服務,讓一般的公共服務事業民營化,並減少社會福利事業的支出。1980年當選的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總統稱他的計劃為“新聯邦主義”,減少社會福利支出,減少產業管制、對公共服務事業實行民營化。不過里根並沒有完全遵從“自由放任”的政策,特別是在貿易上,有好幾年裡他實行了限制日本汽車進口的限額,以保護美國的汽車產業和員工,並以關稅來保護一些產業如模具製造和摩托車產業。不過,里根任內確實大幅減少了各種社會福利的支出,並將原先兩位數的通脹控制在4%左右。紐西蘭的經濟部長羅傑·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和智利的總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也實行了與自由放任相近的政策,也就是在美國被稱為“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和政策。道格拉斯和皮諾切特採取了最直接的“自由放任”形式,對社會福利和郵政服務實行私有化。對此產生的結果好壞也有不同的解讀。自由意志主義經濟學家如佛利民對此寫道:“智利的經濟做的很好...自由市場以他們的方式形成了一個自由的社會。”他進一步主張自由市場的改革促成了接下來的經濟繁榮,並使得智利成為了“今天拉丁美洲裡經濟最成功的國家。”左派經濟學家則認為,智利在皮諾切特的時期是一個軍事獨裁的國家,嚴厲地鎮壓異己,而且原本存在的少數中產階級也在自由市場改革時的嚴重衰退中消失了。不過當時的經濟衰退並不限於智利,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遭受了衰退的嚴重影響。經濟學家Arnold C. Harberger認為“智利領導了整個南美洲脫離這次衰退。它是唯一一個處於債務危機的南美國家中,能於80年代結束前回復至危機前的國內生產總額的國家。”其他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採用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過沒有如美國、英國和智利三國如此廣泛。

  今天大多數的現代工業國家都沒有徹底採用自由放任的原則,通常在經濟上都仍有著一定的政府幹預。這些干預包括了最低工資、公司福利政策以協助國內的部分產業、反托拉斯法、國有化產業、累進稅制、社會福利政策以協助那些沒有能力尋找工作或是殘障的人士,和對於農業及商業產品的補貼,一些產業的國有化(通常是自然資源產業),對市場競爭的管制,以及經濟上由關稅和進口限額組成的貿易壁壘,和其他對國內企業的補助。  不過仍有一些被視為是徹底自由放任的地區。最常被舉出的例子是香港所採取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已經在經濟自由度指數上連續24年排名第一。米爾頓·佛利民讚揚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香港能在50年內從貧窮轉為繁榮。  如同純粹的共產主義,純粹的資本主義也從來沒有發生過,或許除了索馬利亞例外,不過索馬利亞的狀況較類似於無政府資本主義,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此最接近自由放任的例子就是香港以及1800年代晚期美國的國內政策。

  由於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場兩者都是相當理想化的觀念,批評者也是對此作出批評,批評這些理想化的市場經濟學說在現實世界是無法適用的。一些批評者也批評自由放任的財產權理論,批評它有著對私人利益高於公共利益的不恰當偏見。批評者認為市場的調整機制是無法妥善處裡市場失靈的狀況的,也因此需要一箇中央政府或機制來進行管理。批評者認為自由放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裝飾,掩蓋了其背後地區性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典型的保守派政治,並批評自由放任將會導致由精英所控制的經濟擴張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  一些針對市場失靈的批評是:
自由放任,又稱自由放任主義或無干涉主義,西方用法語詞彙“”(「讓他做、讓他去、讓他走」)通稱,意思讓商人自由進行貿易,政府不要干涉。這一詞首先在18世紀由重農主義在字典裡使用,以反對政府對貿易的干涉。這一詞到了19世紀早期和中期成為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同義詞。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涉,並且反對政府徵收除了足以維持和平、社會安全和財產權以外的稅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