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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米特於1888年生於威斯特法倫省普勒騰貝格的一個天主教家庭。  施米特曾就讀於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斯特拉斯堡大學。1910年,施米特在弗裡茨·範·卡克(Fritz van Calker)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論罪責與罪責模式》("Über Schuld und Schuldarten")。1916年,施米特以《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Der Wert des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Einzelnen")一文取得教授資格論文,並於同年與塞爾維亞女子帕芙拉·多蘿蒂克(Pawla Dorotic)結婚。  施米特與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有所來往,其著作《羅馬大公主義與政治形式》("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系受韋伯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影響而寫就。除此之外,施米特受韋伯的影響非常大。這表現在施米特對主權概念的社會學分析上,這種「概念社會學(Soziologie von Begriffen)」上的研究導致施米特寫作《政治神學:主權學說四論》("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一文;本文最初發表在《馬克斯·韋伯紀念論文集》("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第二卷之上,後獨立成冊並有所增補。施米特後來對法學思維模式的區分(規範論、決斷論、具體秩序論),也明顯受到韋伯「理念型」方法的啟發。在從事法學研究之餘,施米特亦對其他學術領域之研究有所資助,如於1932年支援政治哲學學者施特勞斯前往英國從事霍布斯研究。  施米特最初的研究是從對法實踐(Rechtspraxis)的探討出發。在寫作《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時,施米特便已意識到國家在法實踐上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理解前提下,施米特著手研究過去法學無法清楚說明的主權概念,1921年的《論專政》("Die Diktatur")便是此時期的產物,《政治神學》則是對主權概念的進一步闡明。1924年,施米特於耶拿舉辦的德意志國家法教師協會(VVDStRL)年會發表《帝國憲法第四十八條下的帝國總統專政》("Die Diktatur des Reichspräsidenten nach Art. 48 der Reichsverfassung")。施米特認為,帝國總統應當成為「憲法守護者(Hütter der Verfassung)」,對威脅國家的敵人採取鎮壓措施以保護憲法。納粹黨正是這樣的敵人,並在1930年代聲勢日益壯大。面對欲推翻國家的革命勢力,施米特認為要麼選擇參加革命,要麼反革命,亦即對國家敵人的果斷鎮壓。而自由主義的議會制正想以商討、辯論在沒有中立地帶的絕對敵對關係中逃避決斷。因此施米特在1926年以《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一文批判議會制對政治決斷的逃避。1932年,施米特發表《合法性與正當性》("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駁斥公共輿論對納粹「合法革命」的無能防禦。然而,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就任帝國總理,施米特對此大表沮喪。  1933年,施米特時任柏林大學教授。出於諸多策略性的考量,施米特於同年加入納粹黨,並登記為第2,098,860號黨員。對施米特之作為大為不滿的流亡人士,譏諷他為「桂冠法學家(Kronjurist)」。然而,施米特從來不是正統的納粹黨同路人,其對官方的生物學的種族主義論調也大為不屑。施米特研究者本恩·律特斯(Bernd Rüthers)如此評論施米特的政治態度:「1932年的施米特根本不是希特勒或國家社會主義的崇拜者。但在那動盪混亂的局勢下,他是個反議會主義、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的人士。(Schmitt war 1932 sicher kein Anhänger Hitlers od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ber er war – vom Milieu in der Wolle gefärbt – antiparlamentarisch, antidemokratisch und antiliberal.)」  施米特於1933年後所發表的著作如《國家、運動、人民:政治統一體的三個肢體》("Staat, Bewegung, Volk. Die Dreigliederung der politischen Einheit"),似乎是為納粹統治提供理論上依據。然而究其實際,施米特反而欲從理論上提高國家的地位去限制納粹黨的政治運動,而這正與官方的口號「黨指揮國家(Die Partei befiehlt dem Staat)」相反。  1933年至1936年間,施米特因受戈林提拔而擔任普魯士政府成員,並享有眾多學術職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學家報》("Deutsche Juristen-Zeitung")主編一職。1936年後,施米特因其在納粹執政前後態度之轉變、及其入黨甚晚的事實而漸受部分黨政高層質疑,且受到親衛隊機關報《黑衣軍團》("Das Schwarze Korps")的攻擊。在戈林的斡旋下,施米特終保其性命,卻付出了失去所有官職的代價。戰後,施米特被盟軍逮捕並移送至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應訊,卻未被起訴而獲開釋。施米特後因拒絕與西德政府去納粹化政策妥協,而被永久剝奪正式任教之權利。縱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續著書立說,對西德公眾輿論以及歐洲左、右翼知識精英發揮其影響力。  1985年,施米特逝世於普勒騰貝格,並葬於其故鄉。施米特的墓碑上銘刻著以下文句,是施米特對自己的蓋棺論定:

  

  決斷論(Dezisionismus)是施米特的公法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理論之發展來自對法規範及其實踐間之斷裂的思考,並在之後推展至對霍布斯《利維坦》與歐洲國家理論之研究上。霍布斯之「權威,而非真理制定法」(“Auctoritas non veritas facit legem.”)一言經常為施米特所引述以表彰其決斷論意涵。在《憲法學說》("Verfassungslehre")中,施米特重申西哀士的「民族制憲權」學說,認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狀態是由其人民(Nation)全體所做出的政治性決斷。這種決斷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政治秩序,即絕對的憲法(Verfassung),而非相對的「憲法法」(或稱「憲律」,Verfassungsgesetz)。

  近代的法治國(Rechtsstaat)——施米特對它作嚴格界定:資產階級的「國民法治國(bürgerlicher Rechtstaat)」——為十九世紀德國國家法學說中之主要思想。國民法治國的理念原型起源於十七至十八世紀德國市民階層逐漸壯大的時期,後由德國法學家莫爾(Robert von Mohl)於其行政法著作中確立。如同理性、自由的法(Recht)相對於自然、強制之強力(Macht),法治國乃相對於絕對主義的強權國家(Machtsstaat)。施米特主張,近代法治國的本質為市民階層、資產階級的法治國。國民法治國憲法具備兩個基本要素,即對國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以及對政府機構的權力分立的規定;這兩個要素為德國資產階級在對抗君主的鬥爭中發展出來,併成為現代多數國民法治國國家的內涵。

  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是:政治,是敵對人群的永恆鬥爭;因為敵對性定義了政治活動,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論述的過程以及公共責任的歸屬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作為民粹煽動家的政治人物在上演無止盡的權力爭奪戲碼,召喚競技場觀眾席上的觀眾拉黨結派鼓譟亢奮。然而,真正的政治決定早已在觀眾看不到的角落裡達成,這中間當然有資本集團及其他有力者的上下縱橫;人民被歌頌,卻是這個權力遊戲中最無力的角色,作為「大眾裝飾」而已。這可以說是施米特的準法西斯主義政治觀。  施米特對議會制不抱任何幻想,他說:「議會制度造成了使人們的希望徹底破滅的狀況:公眾事務變成了黨派及其追隨者分贓和妥協的物件;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業,倒成了一個可疑的階層從事的可恥勾當。」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是德國著名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以決斷論為著;並提出了許多國家法學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實質法治國及法律與主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