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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時間由1603年創立到1867年大政奉還,是日本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時代。  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獲得勝利,被任為徵夷大將軍,於大阪之戰滅了豐臣氏。幕府藉由禁中並公家諸法度與武家諸法度駕馭朝廷和大名,各大名(諸侯)因參勤交替制度,被要求定期往返江戶與其領國。歷經島原之亂並完成鎖國政策,只進行少部分在長崎與荷蘭、中國(清朝)交易,謂之一口通商。  政治安定,經濟也跟著發展。在德川綱吉時代,景氣良好。江戶時代中葉,幕府財政陷入困境,德川吉宗實行享保改革,財政暫時恢復,卻又再度惡化。此後天保改革等企圖改善,但卻未解決根本。幕府末年被歐美各國逼迫開國,經由培裡(美國海軍將領)來航,簽下《日美神奈川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使得日本結束鎖國政策。同時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漸強盛(阪本龍馬與反幕府組織積極提倡),因此最終德川慶喜先後把政權與領地,交還給當時的日本天皇,即明治天皇。

  

  德川幕府的統治行使封建制,通過對地方大名的各種限制,幕府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集權。  德川幕府在元和元年(1615年)閏六月十三發出一國一城令,限令各藩除藩都以外,所有城堡一律夷平,防止大名軍事實力過高起兵造反。家臣武士被集中在幕都或藩都城堡周圍的城下町聚居,加強幕府及大名對家臣的控制。注意此處的一國中的國為令制國或大名的領國(之後的藩國)。  1633年幕府強制實行參覲交代制度,命令諸侯經常定期來回江戶覲見,在江戶城留府供職,大名一年留國一年留府,關東地區之大名更須每半年覲見一次,而大名留國其間,須將妻子定居江戶府上。此制度除了令他們的錢大多花在旅費上,也令他們無時間組織叛變。  德川家康也頒佈武家諸法度、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寺院諸法度及諸社彌宜神主法度,分別控制旗下的諸侯大名、住在京都的天皇公家貴族、佛寺及神社。此外,幕府也規定大名有義務向將軍作定期捐獻、為將軍作戰及資助幕府大型工程,以增加大名的支出,削弱大名實力。

  幕府為維持穩定,不希望人民有階級流動的自由,遂規定人民須遵循世代的家業,不可轉移職業,安守本分。當時人民的社會地位由高至低如下:

  幕府本身極力限制階級的流動性,更希望限制著人民的地區流動性,以方便管治。所以德川幕府重視農業,希望絕大部分人民維繫在他們的農地上,而反對如商人般可自由流動。農業之所以對幕府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幕府的最主要收入是田賦。針對商人,幕府則可任意強令商人向它捐獻。幕府對外支出也使用大米而不用黃金,可見它對商業經濟的否定。需注意的是,所謂重農其實只是相對抑商而言,幕府重視農業在於維持社會穩定及自身財政,而非厚愛農民,德川家康自己也曾表示:「統治農民最好是令他們餓不死又飽不了。」

  日本德川中期,隨著地方性經濟農業的蓬勃發展逐漸蔓延為全國性的元祿盛世,當時的江戶人口已經高達一百萬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全國城市化比例也不斷增長。經濟的繁榮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文化方面興起了町人文化,在寺子屋制度下民眾識字率不斷飆升,江戶時代的民眾教育水平是在封建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科學方面積極吸收西洋蘭學,在火器,文學,醫學方面都有極大發展,為明治維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在德川日本,全體居民都被嚴格的等級制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德川時期之前,這些階層之間曾經有過一些流動,但是,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限制了這些流動。特別是,他們試圖保護武士階層,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1586年,豐臣秀吉頒佈法令,農民必須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頒佈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帶長劍,之後,這一條成了武士階層的定義。

  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著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其中一些是指導教師,一些守衛他的城堡,還有一些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另外,在江戶那種大城市裡,武士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最後,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他們不用報答主人,同樣也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浪人可能會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進行其他的工作。不過許多浪人會在鄉下流浪並尋找有酬勞的工作。一些人也會像僱傭兵一樣受僱於出價最高的大名。德川時期日本一共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是武士,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另外,公家貴族、神職和僧侶的地位亦等同於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

  大米是粘合社會各階層的膠水,理所當然由農民生產。大米的量度標準是石,相當於52.5公斤(明治改制後才有一石200公斤稻穀,江戶時代仍維持唐制,故此時一石並不能維持一人一年食米量)。一石不能供一個人吃一年。在這個時期,日本大米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  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佔有約400萬石糧產量的領地,另外把絕大多數的領地分給了大名、旗本、僧侶及公家。據Charles J. Dunn所說,最強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賀)能收到130萬石。在德川日本,超過270個大名能收到至少一萬石。而農民保留的糧食取決於天氣。通常,農民上繳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時候,將軍和大名並沒有減少他們的需求,因此農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糧食生活。這樣,雖然農民在社會中是握有特權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  種大米需要大量艱苦的體力勞動,即使是今天,許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艱難的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禁令,搬遷到城市裡從事貿易。當農民的土地被長子繼承時,很多年幼的兒子也會去經商。他們人數共有二千五百多萬人,佔全國人口八成半。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比如一個製衣匠可能會賣掉他的產品,他的事業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發展,比如借貸。在德川社會,武士對某些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劍,受到了很高的重視,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和塗漆。

  商人,特別是在城市中的那些,變得很富裕,但是處於社會階層的底部。這是由於儒家的觀點:商人不像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生產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賺那些生產勞動力的的錢。但是相反,正是因為有錢賺、大多數情況還賺了很多,所以其他階層的,甚至是低階的武士,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個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時期發展的那樣,經濟逐漸的從封建向商業轉化,從整體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  在德川日本,貿易通常是一個緩慢而繁重的事業。雖然道路系統規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維護,但將軍為了軍事防禦,禁止用車輛進行貿易。這樣,大部分通過陸路的商品是放在馬或人的背上。工匠及商人人數共有一百八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其他幾個群體存在於這個階級體系之外,包括演員和屠夫(部落民)。在某些方面,既然它處於組成日本社會的嚴格的階級體系之外,它的成員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過,這個體系沒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計,所以生活在體系之外也有不利之處。部落民是被驅逐者——強迫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並要避開日本社會的其他成員。他們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有關:他們處理動物的屍體,鞣獸皮並製革。部落民面對著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東西。日本人受到佛教的影響,一般不太殺生,不太吃肉(海鮮除外)。在神道教中,與死相接觸的人需要齋戒。在現代日本,仍然堅持區別部落民。部落民家庭的名單在社會中祕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為了防止兒子或女兒與一個部落民世家結婚,都會參考這樣的名單。部落民般被排除在士農工商四民之外,地位等同奴隸的階級,為數三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

  

  德川家康時,積極與安南、呂宋等地進行貿易(參見南蠻貿易),與中國和葡萄牙商人競爭,他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據說豐臣秀吉時代就有朱印狀,德川時代加以延續,狀上會附上詳細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準確日期,右上角則蓋有將軍的紅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樣大名與有勢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臺灣、馬尼拉之間。

  自豐臣秀吉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已經發覺西班牙及教會往往會帶來的威脅,為免日本被殖民、防止西方思想傳入以保障國內政治穩定及意圖壟斷對外貿易,於1624年與西班牙絕交,亦禁止船隻往來日本及菲律賓,1633年正式頒佈鎖國令,不準已出國之日本人回國,並於1638年島原之亂後,在1639年頒行最後一次鎖國令,禁止與葡萄牙貿易,今後只容許荷蘭人及中國人在長崎出島進行貿易。(對朝鮮貿易則集中在對馬島的對馬府中藩、對蝦夷人及西伯利亞民族的毛皮貿易則集中在北海道的鬆前藩、另薩摩藩在江戶時代後期也和琉球進行走私活動)至於其他國家,則一律拒絕和它們來往。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學說,希望藉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來培養人民忠於幕府的思想,以維持社會穩定。早在德川初年,幕府已經任一些著名儒學者(如林羅山)為食客,以宣揚這種理念。江戶時代的學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種: 江戶時代的人們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態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當時的男性少有文盲,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錢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物或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著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準是頗高的。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學說,在江戶時代初期至中期開始流行。

  自豐臣秀吉時期開始,日本政府就將基督教強制定型為所謂的邪教。江戶幕府初期對基督教採取放任的政策,但在1612年時在幕府直轄領頒佈了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次年推及到全國,並於1640年設定宗門改役,掌管禁教事務。

  

  江戶時代早期經濟是以農業為主。但因農業收益低,一到艱難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的禁令,搬遷到城市裡從事貿易。貿易人口大增逐漸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工商業人口,足以抗衡舊有政治貴族之勢力。

  在江戶末葉,地方上一些藩士逐漸產生出尊王攘夷的思想,並結成軍事聯盟實行倒幕。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將領馬休·培裡和俄國海軍軍官普提雅廷前後來到日本來要脅幕府開國。對於幕府在這方面應對的拙劣,使得各藩的志士(以薩摩藩、水戶藩、長州藩為首)十分氣憤,再加上水戶學、國學的思想昂揚,尊王攘夷,支援朝廷、推翻幕府的倒幕理論於焉而生。藉由復興朝廷來推動日本國內的改革,是當時各藩志士的想法。

  由於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1824-1858)體弱多病及無子嗣,因而於1858年前後出現水戶藩德川齊昭之子德川慶喜(1837年出生,時年21歲,他於1847年過繼一橋家)及紀伊藩德川齊順之子德川慶福(13歲)對繼承權之爭奪,由於慶福在血緣上較親及得到最大勢力的譜代大名近江彥根藩井伊直弼的支援(而井伊直弼與德川齊昭又在開國問題上意見相左),最後慶福亦成功繼位為第十四代將軍,改稱德川家茂(1858-1866年)。但由於慶喜有水戶藩及其他反對幕府的公卿及大名支援,因而加深了幕府權力核心的分化,更將其中一些公卿大名推向倒幕陣營;而家茂淪為井伊的傀儡,亦使各方對幕府領導失信心。

  在地方上,一些人根據儒學水戶學等理論,認為幕府把持朝政沒有根據,形成倒幕思想。美國叩關以後,幕府威信下降,人們對幕府的不滿也在加深,尊王攘夷思想在一些地方上成為潮流。最初,倒幕派思想保守,但在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例如1863年的薩英戰爭,薩摩藩與英國之間發生戰爭、1864年的下關戰爭,長州藩與英美法荷四國聯軍之間發生戰爭)後攘夷想法逐漸改變。具有倒幕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盾,在阪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劃利用天皇剛重新掌政,與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阪(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佈。新政府軍、舊幕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無血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
江戶時代(1603年-1867年),又稱德川時代,是指日本歷史中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時期,從慶長八年二月十二(1603年3月24日)德川家康被委任為徵夷大將軍在江戶(現在的東京)開設幕府時開始,到慶應三年十月十四(1867年11月15日)大政奉還後結束,為期264年。在江戶幕府時期,徵夷大將軍是實際上政權的控制者、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號稱日本國大君,日本天皇朝廷不過是被幕府架空甚至被監控的象徵性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