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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馬遷在《史記》裡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都十分模糊而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歷史,事實上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學作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曆志》。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歷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侷限性,因為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在公元前2世紀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進入20世紀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並與大家討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並擬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佈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專案,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蒐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並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有學者列出更具體年代前1556年,但仍有爭議);盤庚遷都約在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如果該工程結論順利為學術界接納的話,將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出一個全新的歷史新年表。  然而,在2003年8月底召開的討論《繁本》的專家會議上,不少與會學者採取了慎重的態度,他們要求對每個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都應列出各種不同之意見,由於學者們的這一主張,已大致寫好的《繁本》未能獲得通過。不過以考古學的研究態度來說,學者們這樣的態度是合理而負責的要求,符合學術規範。今後會有更多的文物出現,支援或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

  Douglas J. Keenan在《東亞歷史》(East Asian History)上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張立東在《面對面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美國之旅》中記載在美國親耳聽到仇士華承認國內的碳-14年代鑑定結果有疑問,但是仇士華否認這一觀點。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西周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專案,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中國國家重點科技攻關專案。該工程正式啟動於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驗收。由於工程成果報告簡本發表後,其結論和方法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不少質疑,因此最終的報告繁本未能獲得通過。雖然從此一角度上而言,該工程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專案工程,但學術研究有爭議實屬正常現象。不可否認的是,該工程對人們瞭解與研究中國上古歷史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