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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佛教文獻的主體為「佛語」——三藏。巴利準正典是指巴利三藏結集後各種巴利語佛教典籍。主要是註釋、歷史、概要、詩歌等著作。其中包括《導論》、《藏論》、《彌蘭陀王問經》、《島史》、《大史》、《小史》、《清淨道論》、《入阿毗達摩論》、《未來史》等。三藏的註釋書稱為義注(Atthakatha);註釋的註釋,稱為復注(Tika);復注的註釋,稱為複復注(Anutika)。

  在釋迦佛入滅後三個月的一個雨安居時,由阿闍世王主持第一次結集,此次結集由阿難尊者誦出經藏及優婆離尊者誦出律藏。在經過印度本土的第二及第三結集後,約佛滅二百年時, 阿育王派其子摩哂陀尊者及僧團帶了三藏入斯里蘭卡。  約公元前一世紀末,因為錫蘭僧團中的長老有鑑於國內曾發生戰亂,擔心早期流傳下來的教典散失,由以坤德帝沙長老為首的大寺派(又稱為摩訶毗訶羅住部)的五百名長老,於斯里蘭卡中部馬特列地區的阿盧迦寺舉行南傳佛教歷史上的第四次結集,會誦集結三藏教典,並以僧伽羅文字將經典寫在貝葉上成書,首次將三藏集結成書面。  在公元五世紀,覺音尊者到錫蘭大寺學習,將僧伽羅語的五部尼柯耶轉譯為巴利語及作註釋。在覺音所作巴利文版本流行之後,僧伽羅文版本失傳,沒有被保留到今天。

  巴利文經典最初是口傳的。上座部佛教流傳國家氣候潮溼,不利於寫本的儲存。巴利文大藏經從15世紀後期才開始全部寫下來,18世紀之前的寫本能儲存到現在的很少。目前發現最早的巴利文經典是在緬甸出土的20片金箔的貝葉經,年代是5世紀中、後期。

  最早的印刷本1900年在緬甸出版,38卷。比較容易獲得的巴利文版本有:

  有多種譯本,包括僧伽羅語、泰語、日語和漢語。日本於1935年至1941年,由高楠博士功績記念會將巴利聖典協會出版之巴利三藏翻成日文出版,名為南傳大藏經。臺灣於1990年至1998年,由高雄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由日文版翻譯成中文,刊行漢譯南傳大藏經。漢譯南傳大藏經包括了巴利三藏與藏外文獻。莊春江有漢譯四部,並與北傳阿含經對照 。  英語、法語和德語翻譯尚不完整。經藏英譯本包括巴利聖典協會出版的英譯本,巴利聖典協會會長對其表示不滿。菩提比丘等人後來再度英譯《相應部》、《中部》、《長部》,以及Nyanaponika 選譯《增支部》。

  

  在近現代,漢地嘗試用現代白話翻譯巴利三藏。最早是國學大師湯用彤翻譯的《南傳念安般經》,未引起社會注意。後法舫法師新譯《三寶經》、《吉祥經》等,又有巴宙、郭良鋆、黃寶生、韓廷傑、鄧殿臣、了參法師、莊春江等人先後參與新譯巴利三藏部分經典。  臺灣高雄元亨寺組織「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從日文譯版巴利三藏轉譯為漢文,但此版《漢譯巴利語三藏》被指錯譯較多。  最權威者當屬始於2006年香港志蓮淨苑巴利文翻譯組和阿律樓陀三藏長老合作譯版,與2012年北京大學段晴教授和泰國法勝大學合作譯版《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

  自稱傳承自大寺派的緬甸帕奧禪林的瑪欣德於2002年主張推行巴利三藏專有名詞新譯方案,並於2012年組織中國佛教協會南傳工作委員會出臺《中國上座部佛教專有名詞巴利音譯規範表》,為瑪欣德的中國大陸、臺灣等南傳上座部佛教團隊漢語教學所採用。方案使用現代漢語發音對應巴利語轉譯,如:喬達摩(),2002年提出巴利語新譯為茍達馬,2012年規範新譯為果德瑪;比丘()新譯為比庫。  該方案一經發布,批評聲音也甚多。有報道表示這樣的規範“沒有必要”,“不知所云,讓人看了莫名其妙”。在佛教中也不乏批評聲音,如有人指出《阿含經》說“如世人之所知,我亦如是說。所以者何?莫令我異於世人。”佛陀主張名稱與世間流傳的應該儘量一致,不應標新立異。還有人質疑瑪欣德的做法,認為其從最初的法名馬興德改成瑪欣德,又將佛陀的名字從喬達摩改成“果德瑪”,是用心不純。故至今並未得到中國佛教界的一致認同和全面採用。
巴利三藏(;英語:Pāli Canon),在漢地又作巴利文大藏經、南傳大藏經、巴利聖典,指錫蘭上座部所傳用巴利語寫成之佛教三藏,是早期佛教經典的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