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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改革本來是一次思想的大變革,但也引發了社會、政治、軍事的大沖突,其出現與當時的許多背景因素有關係。

  1453年奧斯曼帝國滅亡拜占庭帝國,逃亡到西歐的學者們帶來了大量的古典,其中包括希臘文原文的聖經。伊拉斯謨校訂出版了《新約聖經》的希臘文原文版。馬丁路德研究希臘文聖經,認識到聖經裡面講的是“因信稱義”,而不是拉丁文翻譯的“因信成義”,這對他是很大的觸動。

  德意志的古騰堡對鉛活字版印刷的發明帶來了資訊革命,推動了宗教改革的迅猛發展。宗教改革以前,聖經只能由聖職人員閱讀。一般信徒無法閱讀聖經,只能完全聽信各地神父對經典與教義的解釋。然而在1456年古騰堡在美茵茲的印刷廠印刷了一本拉丁文聖經,之後更多的人能夠自己閱讀聖經,自己思考,帶來對教會解釋的質疑。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的文章通過印刷發行迅速傳遞到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迅速傳播。印刷術使政治、社會、宗教和科學的思想更快更廣地流通,大約在1500年,差不多有4萬種書在歐洲14個國家中發行,而德意志和義大利則佔三分之二。

  在15世紀出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重視教育,重視思考、研究,這對宗教改革和同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的人文主義並沒有懷疑神的意思,但確實帶來了對教會傳統、對教會權柄的質疑。1524至1525年間,鹿特丹的人文思想家兼神學家伊拉斯謨,就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議題與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展開激烈的論戰,從此劃分了基督教人文主義者與宗教改革者的界限。人文主義發展到後來對神產生懷疑,不過那要到啟蒙主義時期才漸顯端倪。

  中古世紀的人民主要的心靈依靠幾乎只有宗教信仰,對於外在的教會禮規非常重視。隨著工商的發展,教會也坐擁龐大的教產,這樣的富裕使神職人員的道德鬆懈,教會中的醜聞不斷的發生。許多的高階神職人員的職位都是以金錢而不是道德換來的。有時教會為了紓解財政方面的負擔,經營酒店賭場,公然販賣贖罪券,並聲稱能以之贖回煉獄之刑。一些高階神職人員甚至捲入性醜聞,其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活和其於1501年10月30日主持的栗子宴會可以算是性醜聞的代表事件。雖然義大利本土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蓬勃發展,以及聖伯爾納定等教士的努力,並未對天主教義與教會產生太多的不滿,但是在義大利之外的地區,逐漸對代表義大利人勢力的天主教會高層產生不滿,特別是在1418年亞維儂分裂結束之後,更加深了這樣的情勢。這些腐敗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者對教會權柄的質疑,腐敗帶來的許多社會矛盾遇上宗教改革的導火索就演變成社會運動和武裝衝突。

  中世紀的宗教與政治密切聯絡。羅馬教會積極參與政治,教宗為神聖羅馬皇帝加冕,派代表參加議會,親自推動十字軍東征,教會與政府在經濟上也有許多糾葛。政治領袖也很自然地也介入宗教的事物,他們建立教堂、修道院,出兵支援十字軍。這種密切聯絡的後果是信仰的問題馬上演化成為政治,並進而軍事的問題。宗教改革過程中,各級的世俗政權紛紛表明立場,並且使用政治、軍事的力量支援自己的立場,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支援羅馬,發詔書通緝馬丁路德;德意志的選侯腓特烈三世則是馬丁路德最堅定的支持者,將馬丁路德保護起來;慈運理在日內瓦成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府,親自上陣打仗捍衛自己的信仰;英國亨利八世為了離婚,宣佈脫離羅馬教會而成立盎格魯宗,成為英國的國教,但信仰理念上的改革並不重視。

  中古世紀的歐洲大致分為皇室,教士、貴族還有騎士的上等階級,跟農奴以及平民組成的下等階級。隨著工商業的復興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中產階級,大多由平民商人所組成的中產階級發展出了完善的商業組織如行會和銀行等中產階級主導的機構。但是民生問題也隨之而來,像貧富差距以及階級對立等等。人民除了要對政府納稅,教會的各項聖禮,儀式等等也都要付費。這些社會的矛盾與信仰的矛盾混合在一起,引發社會運動和戰爭。

  

  馬丁·路德在埃爾福特大學獲文學碩士,又學半年法律。接著入修道院苦修,1507年獲立為司祭。1512年獲威登堡大學神學院博士,隨即教授《聖經》曾講授詩篇(1513~1515)、羅馬書(1515~1516)、加拉太書(1516~1517)和希伯來書(1517~1518)。他是德意志地區最早用德文對照新約舊約原文授課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繼續依然教會律法潛心苦修,結果,使他更加強烈的不能滿意於「新路」的觀點。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得到內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讀《聖經》時,看到“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17)時,突然覺醒到原來人的得救只是因為他對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賜,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證使人得以“稱義”。他這信念也在獲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援,加上親眼看到人們受騙購買贖罪券的情形,又耳聞教會買賣聖職的醜事,他開始攻擊教會出售贖罪券的做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將批判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當時古騰堡活字印刷已經商業化超過兩個世代,因而印刷的文字兩週後傳遍全德意志;四周後各種譯文傳遍全西歐。1521年1月3日教宗良十世終於下令將他處以破門律,驅逐出教,他原本只要改革教會一部分制度,從此他也不再承認教宗的權威。此後他所代表的教派總稱為“更正教”或“新教”,與之相對的羅馬公教則稱為舊教。他直接建立的教會成為“路德會”或“信義宗”。他改革的教會仍保留《聖經》沒有明文禁止的教會傳統。

  烏利希·慈運理生於瑞士的威德赫斯城(Wildhaus),在巴塞爾、伯恩及維也納受教育。慈運理在維也納就讀大學,當時候的維也納大學正在推行教育改革。當時在人文主義者採爾蒂斯等人的領導下,促使大學接受了人文主義者的改革。隨後,他又在巴賽爾大學內,深受人文主義的影響,強化了他對人文主義的立場。於瑞士東部接受區牧的職務,在1519年成為蘇黎士教會的牧師。慈氏精通各種語言,將無論是希伯來文、希臘文或是拉丁文等聖典,翻譯成蘇黎士的當地語言,後來,蘇黎士市議會決定了聖經改革方案,成為官方政策。在1525年蘇黎士市議會廢止彌撒,改由慈運理的聖餐版本替代。改教的主題是教會內道德的重整,他開始攻擊贖罪券,且是有計劃性的攻擊。在聖禮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張:聖餐是一項紀念主的儀式,僅是象徵性;基督不在聖餐之中。這點與路德有很大的不同。慈運理針對聖餐的問題和馬丁·路得彼此意見不同,致使於1529年在馬爾堡(Colloquy of Marburg)的會議中與信義宗分道揚鑣,於是各宗派再度分裂一次。在慈運理受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影響,積極參與蘇黎士這個城市的宗教改革,由於在瑞士是聯邦體系,是由一個一個城市所組成的,而蘇黎士又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城市,所以慈運理認為從此城市開始若成功則改革將會如火如荼地展開。同時由於慈運理採較寬容的態度,使得許多蘇黎士人民紛紛響應,在慈運理帶領之下逐漸脫離了羅馬公教的管轄。但就在1531年慈運理作為隨軍牧師,在一場戰役中陣亡,雖由他的助理起而代之,但整個改革運動就逐漸轉移至瑞士的另一個城市日內瓦。雖然慈運理已殞命,不過他的學說在東瑞士甚至奧地利,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約翰·加爾文生於巴黎的諾陽,在巴黎大學研究神學三年,後又到外地學習法律。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要義》一書,隨即到瑞士的日內瓦。但他的改革教會提案未被接納,且被驅逐出境。經數年潛心研究,1541年他再返日內瓦,得到歡迎,並治理當地教會二十三年,使它成為新教的中心。加爾文主張預選說:人得救與否完全是神所預定的,但又不贊同宿命論;相反的,他認為虔誠的信仰與完美的德行是每一個將要得救的基督徒的義務,他們應該在世間努力工作以榮神益人。加爾文的教義受到許多工商業者歡迎,成為新教主流,並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加爾文宗的各個教會,以長老會的發展最為蓬勃。

  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早期堅定支援羅馬教會,反對馬丁·路德和其他神學家推行的更正教,後為要與王后凱瑟琳離婚,受拒於教宗克勉七世,因此1534年與新教合作,並通過“至尊法案”宣佈創立英國國教會,又稱聖公會,與羅馬舊教的教義和儀式幾乎一模一樣,並無二致,只是英國國王代替教宗成為宗派的領導人。直到其子愛德華六世即位後,在薩默塞特公爵愛德華·西摩的攝政下,聖公會開始正式改革教義與禮儀,包括頒行《四十二條信經》和《愛德華六世公禱書》。

  在宗教改革之前,羅馬天主教會不僅控制了普通民眾的思想,還高高凌駕於世俗王權之上。宗教改革打破了羅馬天主教會的獨大局面,衍生了許多不同的新教教派,並和不同民族的國家相結合,使各個王國迅速發展壯大。例如,英國的聖公會的建立使英國的民族國家和君主專制得到強化,為後來的英國內戰奠定了社會基礎。歐洲的各個國家也因為各自的宗教信仰而加強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國家的精神凝聚力。  雖然宗教改革派進行改革的初衷只是反對羅馬天主教會,而脫離天主教會的新教國家成立新的國教,以同樣的手段去打壓甚至殺害天主教徒。但是這場改革無形中給歐洲帶來了自由、寬容的新氣息,從最初對不同信仰的包容到後來對不同政見的包容,這場宗教改革促進了歐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進步。後來的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後引申的政教分離,以及自由主義也是受宗教改革的影響。
宗教改革(英語:Reformation)是指基督教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教派分裂及改革運動,也是新教形成的開端,主要由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亨利八世等神學家與政治領袖發起。1517年,路德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的開始,即德意志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