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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在此書中的中心議題是:科學的話語如何構造和制約人們的感性經驗。福柯認為,一項陳述的意義不是來自說話者的意圖,而是和話語系統中與其他話語的關係密切相連。在該書的前言中,福柯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18世紀中期波姆的病例,波姆在對一個癔病患者症狀描述時,以一種缺乏感官知覺基礎的,甚至是幻象的語言為我們描述一種被稱為“假膜”的疾病發生源。與此相反,醫生貝勒在觀察腦組織損傷和腦部覆膜時,即“慢性腦膜炎”,真正看到了病灶形成的“假膜”,並用一種精確的詞句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具有穩定可見性的世界。福柯在此發問:是什麼樣的基本經驗使我們在確定性的知識層面中、在產生確定性知識的領域產生這樣大的差別?為什麼18世紀的醫生沒有看到他們聲稱看到的東西,而一定要等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驅散這些幻想,揭示出真實的事實?  福柯認為是話語對感性經驗的制約作用導致了這種現象的發生,更進一步說,是話語體系的變化導致了感性經驗的變化。在18世紀,醫學更多的是分門類的科學,醫生們將特定的疾病的分類體系作為自己的關注焦點,這時候的醫學還沒有臨床的結構。到了19世紀,醫學從業者將目光從這種分類體系轉向了病人和病人的身體,也就是臨床醫學的第一階段——病狀醫學。在病狀醫學中,醫生眼中的疾病不再是確定的客觀實體(“假膜”),而是表現病理的象徵符號,對症狀的觀摩與闡釋都被融入了特定的語言體系中。  從18世紀末開始,症狀醫學的感知方式再次轉變。在症狀醫學中,其醫療感知方式是“凝視”(gaze),即關注疾病表面的現象,捕捉各種象徵符號,其實質是滯留於語言世界之中。與此同時,感知方式開始朝著“洞視”(glance)方向轉變,這種洞視不是“掃視一個領域,而是切入一個點,一箇中心點或關鍵點,因為超出了他所能感知的範圍,不再被直接的感覺方式所迷惑......它實質上具有破除迷信的能力。”所以,洞見已經把醫生的目光從病人體外切入到病人的身體構造中,試圖探視人體的身體構造,這也成為症狀醫學被超越的標誌,使症狀醫學向解剖醫學轉變,從而進入到臨床醫學的第二階段。  解剖醫學引起的變化,首先起於死亡觀念的轉變。死亡在這裡不再被看做是生命和疾病終結的時間點,而成為一個時間過程,即“它不僅被確認為病人已經死亡的某種標誌發生以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在這種標誌後人在繼續”。其次是空間概念的變化,解剖醫學要求醫生由一種時間的一維性擴充套件至空間的三維性。最後,醫學知識的標準也產生變化,醫學不再追求理想性和政治色彩的“健康”狀態,而轉向探求器官和組織的“正常”狀態。  福柯認為,解剖醫學引起的最重要的變化在於,人成為科學的物件。解剖醫學敢於用手術刀切割屍體,將人的內臟器官暴露出來,“打破了亞里士多德關於科學不能運用於人的古訓,第一次將人置於科學的利刃之下”。

  《臨床醫學的誕生》在延續上一部作品《瘋癲與文明》在知識考古學方面探索的同時,開啟了對話語結構的探討,其涉及的哲學命題也由此日趨豐富,是福柯早期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三部曲(《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規訓與懲罰》)之一。
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第二部專著,1963年在法國出版法文版,1973年被翻譯為英語。自他上一部作品《瘋癲與文明》開啟了知識考古的哲學研究正規化之後,本書也是其專注於研究經驗事實基本結構的一種變化,書中所分析的醫學變化不過是這種變化的一個例項,因此本書成為《知識考古學》及其方法論的重要奠基作品。同時,本書也是福柯對“話語結構”這一議題的深入探討之作,通過對醫學話語及其底層結構的考察,試圖闡明知識型(episteme)是如何運作並表達自己的,這也為他下一部作品《詞與物》對話語一般層面的描述做了事實經驗層面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