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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隱私國際在2007年進行的一項涵蓋47個國家的調研顯示,監控行為較上一年增加,而隱私保護則有所減弱。綜合各因素,有八個國家和地區被評為“普遍存在監控的社會”。這八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從低到高為中國、馬來西亞、俄羅斯、新加坡、英國、臺灣、泰國和美國。希臘則被認為具有“充分的安全防衛措施防止濫用”監控的社會,是整個調查中得分最高的國家。  全世界許多國家設定了成百上千的攝像頭,分佈在城市、郊區甚至鄉村地區。2007年9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認為,人們“正處於陷入監視型社會的真正危險中,這完全背離了美國的價值觀”,並表示“在將來可能出現的黑暗社會,人們邁出的每一步、做的每一筆交易、進行的每一此通訊都會被記錄、彙編並儲存起來,並隨時準備被當局用來對付我們。”  2013年3月12日,無國界記者發表了《大規模網路監控的特別報告》。報告中列出了“網際網路敵人”清單。無國界記者認為,清單中的國家積極對新聞提供商進行強制性監控,嚴重違反資訊自由和人權。在最初的清單中,這些國家分別為巴林、中國、伊朗、敘利亞和越南。  巴林被無國界記者列入了2013年3月的“網際網路敵人”清單。無國界記者認為,清單中的國家積極對新聞提供商進行強制性監控,嚴重違反資訊自由和人權。巴林是過濾、監控網際網路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巴林皇室管理整個網際網路,以非常先進的工具來監控其國民。異見人士和新聞提供商的網路活動被密切關注,而監控水平依然在持續上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監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實行的包括因特網審查、攝像頭監控等大規模監控行為,其中利用了人工智慧、人臉辨識、大資料分析等技術,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1][2]與此同時,不少中國本土的科技企業也有參與本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主要包括海康威視、商湯科技、華為、中興等。  隨著科技發展的進步,政府對於社會的監控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在中國,高科技監控技術是以國家的身份輔以技術產業為其助力而建立的規模空前的國家級監控系統,政府藉此維護治安、防控犯罪以及滿足城市管理之需求,進而達到維繫社會秩序之目的。新疆等地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大規模監控技術的測試場,與新疆再教育營聯絡緊密。  美國的大規模監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監控與審查制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又繼續進行大規模監控。而隨著聯邦執法機構和情報機構的建立和擴張,如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域性,國家體制化的監控開始用於打壓持不同政見者。而在1946年簽訂的英美協定,則在1955年演化成了如今的梯隊系統。梯隊系統由五個英語國家組成,也就是所謂的“五眼聯盟”,主要的工作是擷取電子通訊,而針對本國人的監控能力則越來越強。  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針對國內和國際的大規模監控則超越的《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允許的程度。在襲擊發生之後的2001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此後,奧巴馬擔任總統時,也會每年以行政命令持續維持緊急狀態,使美國處於持續的緊急狀態中。此外,美國政府還提出了數個國家安全法案,包括《愛國者法案》、《精確法案》和《國外情報監控法案》的修正案中的稜鏡計劃。不同政見者和政治批評家認為,這些法案和行政命令造就了一張巨大的情報監視資料庫網路,1950年代美國暗殺異見人士和國家領導人的非法“反諜計劃”,如今卻成為了國家體制,使美國逐漸變成一個警察國家。  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曝光了稜鏡計劃,指出國家安全域性運作了龐大的監控網路,該網路由無數個諜報專案組成。國家安全域性能夠攔截來自數十個國家的數十億使用者的網際網路通訊和電話,對網際網路骨幹網路上的幾乎一切資料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監聽。無國界記者隨後因此將美國列入了“網際網路敵人”名單。
大規模監控(英語:Mass surveillance,也稱為大規模監視或大規模監聽)是一種針對全體人口或大多數人口的複雜監控,其目的是掌握民眾的行為。大規模監控通常是由政府或是政府所屬的情報機構進行的,此時可強調為“大規模政府監控”;但除了政府,大型企業集團也可能自主進行,或是受到政府支援而進行這樣的監控。因為各國的法律和司法系統不同,大規模監控的合法性與需要的法律授權也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