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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蘇聯派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實際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此後,毛澤東被奪取了軍事領導權,其軍事戰略被放棄。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慘重失敗,幾乎被國軍消滅。中央紅軍8.6萬人被迫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開始長征。長征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與共產國際有關係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並不清楚紅軍的具體情況,指揮能力也並不出色,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紅軍初期的失利。在強渡湘江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3萬多人。在此影響下,紅軍內部產生對博古及李德的不滿,一些支援蘇聯派的的中央領導人如王稼祥、張聞天等,也改變態度,轉而支援毛澤東的主張。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指揮,改向國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並在佔領貴州北部重鎮遵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了遵義會議,其目的是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紅軍一方失敗的經驗和教訓。

  根據陳雲的文章,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為:  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經過三天的激烈討論,會議委託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主張。

  關於鄧小平是否參加過會議的問題:根據陳雲於1935年2～3月間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清楚記錄:“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在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裡,楊尚昆同志提供的遵義會議與會人員18 人的照片,陳列展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與林老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的疑問。經遵義會議紀念館致函董必武辦公室查詢,回覆是沒有參加。根據有關的歷史資料,也查出林老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這樣,遵義會議的與會人員,便由18人減為16人。  1958年11月,鄧小平同志來到遵義,在遵義會議會議室向陪同人員談到他出席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指出他具體的坐位。事隔幾年,遵義會議紀念館便將小平同志列為此次會議的參加者。文化大革命來了,造反派又將鄧小平同志從遵義會議會議室開除出去。此次會議的與會者又由17人變為16人。1958年,參加過遵義會議的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回答“對此事記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祕書局在給遵義會議紀念館的覆函中稱“關於鄧小平同志是否參加遵義會議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材料,無法證明。”(鄧小平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位列第六的領導人)。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記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楊尚昆在北京飯店稱七十年代初(楊1966年後被監護審查(軟禁),直到1975年)曾聽周恩來說鄧臨時做過會議記錄員。八十年代,根據鄧小平(時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的暗示(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貴州日報》),此後出版的書刊都在正式參加人員名單中增加了鄧小平(如伍修權所著《我的歷程》)

  遵義會議解決了紅軍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初步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但是組織上仍保留了親共產國際的勢力,廢黜了博古的總書記職務,以洛甫負總責(中共中央從1935年1月到1945年6月沒有選舉總書記或主席,有時為了工作方便對外稱洛甫為總書記到1937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用後來的話說,就是“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遵義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佔領了貴州遵義,於是順道於當地舉行會議,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後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洛甫)、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