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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茲曼在前言中寫道,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兩個完全相反的預言。奧威爾認為人們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奴役,赫胥黎則認為,人們為失去自由、成功和歷史並不是“老大哥”之過,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奧威爾害怕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瑣碎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資訊被剝奪,赫胥黎則擔心人們在龐大的資訊中日益被動和自私。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赫胥黎則擔心的是,我們將會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而波茲曼這本書的中心就是論證了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波茲曼認為,由於公眾話語的這種變化,政治不再是候選人的想法和解決方案,而是他是否在電視上受到好評。  波茲曼指出,十八世紀“理性時代”是理性論證的頂峰,只有用印刷的文字才能合理地傳達複雜的真理。波茲曼舉例道:美國前15任總統中的許多人本來走在街上不會為普通民眾所認可,但是所有這些人很快因他們的書面文字而被認可。
《娛樂至死》由尼爾·波茲曼所著,他指出,現實社會(書中主要以美國社會為例)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