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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農民戰爭的原因有許多。16世紀初在德意志地區的南部,尤其是在士瓦本地區有許多小的封建貴族領地。許多當地農民的問題是地區性的、由當地領主造成的。這些封邑狹小,造成了其領主的視野非常狹窄,外交關係也互相矛盾,這阻止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但是起義得以擴充套件到其它地區以及達到其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來源於當時農民作為社會內人數最多的階層的總狀況。這個總狀況在不同的領主手下差別並不很大。

  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農民:領主、貴族、官員和僧侶等,全部依仗農民的勞動力。由於這些享受者的數目不斷增加,其費用也不斷提高,而這些費用需要通過農民的賦稅和徭役來提供。除了其收入和收成上的什一稅外他們還必須交雜稅、關稅和租金,此外還要為其領主承擔徭役。在上士瓦本、符騰堡、法蘭克尼亞、薩克森和圖林根農民習俗上諸子均分土地,這導致了在土地面積不增加的情況下農民的土地越來越小。由於稅務和支出依然非常高許多極小的農民實際上入不敷出。  經濟上的困難、經常發生的壞收成以及領主施加的巨大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淪為農奴,這使得他們必須付更高的租金和更多的徭役。  此外越來越多的領主對於過去遺留下來的、口頭的“老法”的解釋越來越寬,或者乾脆忽視這些習慣法。公共財產被沒收,公共的牧地法、伐木法、漁業法和狩獵法被限制或完全被廢除。

  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高層貴族對於改善農民的狀況不感興趣,因為這樣的話他們不得不放棄一些特權。低層貴族受到沒落的威脅,他們的地位大降,這導致了此前他們就發動了自己的起義(普法茲騎士起義)。許多下層貴族試圖通過強盜生活來維持其生機,而這又進一步加深了農民的負擔。  天主教僧侶階層也反對改革:天主教是當時封建制度的一個支柱,天主教的本身就是封建領主。幾乎所有的修道院均有自己的莊園。教會的收入來自捐獻、販賣贖罪券和什一稅。後者也是貴族最重要的財源。唯一的要求廢除舊的封建結構的呼聲來自城市中的市民階層。但是他們也受貴族和僧侶的影響,因此這個呼聲很弱。

  當時教會內部的情況非常糟糕,許多神職人員依靠富人的捐贈、遺產,以及窮人的什一稅和香油錢過著奢侈的生活。在羅馬公教依靠裙帶關係和買賣聖職就可以得到職位和權勢。歷代教皇本身的喜好,幾乎與神學沒什麼關係,通常是戰爭、大興土木、促進藝術,於是他們更重視教會收到的捐獻。  在馬丁·路德發動德意志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經有人(比如佛羅倫薩的薩佛納羅拉)批評這個狀況。1517年道明會修士約翰·特澤爾受身負重債的美因茨大主教阿爾布雷希特和教皇李奧十世的派遣周遊德意志,販賣贖罪券,這使得路德非常憤怒,他撰寫了《九十五條論綱》,將這些論綱貼在維滕貝格教堂的大門上。  馬丁·路德在他的《基督徒的自由》中寫道:“一個基督徒......是萬物之主,他不是任何人的奴僕。”1522年他還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語。這些事件對農村人民反抗都給予了重要的理由。通過德語版的《聖經》一般人也可以問貴族和僧侶的要求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意願”。在《聖經》中農民發現自己不必身處悲慘,許多農民認識到對領主對“老法”的解釋,實際上是違反了“上帝的法律”,他們認識到自己可以要求與貴族和僧侶同樣的權利。  其餘的宗教改革人士如瑞士日內瓦的克爾文與蘇黎士的慈運理也公開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不通過教士,直接接觸耶穌基督,這樣一來宗教改革者們,推翻了天主教會的信仰霸權。

  農村中大多數普通農民不敢反抗他們的領主,因為他們在許多方面依靠這些領主,但農村計程車紳們如縣法官、村長、手工業者和小城市的鄉民則通常不這麼想,他們往往也是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在他們的推動下許多貧困的農民也參加起義。  起義農民的主要要求是恢復他們傳統的權利以及人道的、虔誠的生活方式。他們要求減輕負擔、廢除農奴制,但是這些要求動搖了當時社會的基礎。

  在1524年的德意志農民戰爭爆發前,就已經由於農民的狀況不斷惡化而爆發了許多地區性的起義。大多數這些暴動的原因除總的情況外一般還有地區性的原因。  其中比較大的起義有:  市民也發動起義。1448年在柏林爆發了起義。在農民戰爭爆發前在一系列城市中發生衝突,在這個過程中市民階層與農民團結。1509年在埃爾福特、1511年在雷根斯堡、不倫瑞克、施派爾、科隆、施韋因富特、沃爾姆斯、阿亨、奧斯納布呂克和其它城市爆發暴動。  幾乎所有這些起義均被血腥鎮壓,只有持續最久的瑞士農民戰爭最後獲得勝利。在其它起義中農民的狀況一般不但沒有獲得改善,而且他們還遭到更重的壓迫。

  1524年在紐倫堡附近的福希海姆再次爆發動亂,此後不久在艾爾福特附近的穆爾豪森也爆發動亂。10月在斯圖林根附近的農民起義,此後不久約3500名農民向富特旺根進發。在博登湖周圍的上士瓦本地區農民已經不滿許久了,因此在1525年2月和3月在短期內就形成了三群起義農民,其中最大的有1.2萬農民、市民和僧侶。他們在數日內在比貝臘赫附近的蘆葦蕩中聚集。林道附近的農民起義也有約1.2萬人,其中也包括了許多下層的神職人員和僱傭兵。抵抗坎普頓的修道院領主的農民起義約有七千人。

  這些起義農民是希望改善他們的處境,而不是打算加入一場惡戰,因此他們決定與史瓦本同盟談判。他們派遣了50名代表赴同情農民的帝國自由城市梅明根。在這裡起義農民的代表試圖說明農民的要求,並使用《聖經》來作為他們的要求的理由。經過多次談判後1525年3月20日他們發表了《十二條款》和《帝國改革綱領》。這些條款即是抱怨書,也是改革綱領和政治宣言。起義農民以老瑞士同盟為榜樣,使用《十二條款》為基礎,宣佈成立上施瓦本同盟。三個起義農民群決定互相幫助,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互不相關。很快這兩份章程就被大量印刷和傳播,這是在南德和蒂羅爾起義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起義者將成立上施瓦本同盟的訊息傳播到奧格斯堡,希望與施瓦本聯盟平起平坐地進行談判。但是由於起義農民紀律敗壞,到處燒殺搶劫,因此組成施瓦本聯盟的貴族不想談判。在奧格斯堡鉅商富格爾家族(基督世界最有錢的家族)的資助下一支由9000人的僱傭步兵和1500人裝甲騎兵組成的軍隊被派出去鎮壓主要以鐮刀和連枷為武器的農民。  對於德意志農民戰爭來說在梅明根討論《十二條款》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裡農民的要求首次統一地、書面地被表達出來。農民首次統一對抗統治者。此前的起義都是孤立的,互相之間沒有支援。而《十二條款》改變了這一點。從另一方面來看,假如農民沒有從一開始就試圖與施瓦本聯盟談判,而是繼續擴張他們的起義面積,那麼他們通過他們的巨大數量很難被鎮壓,他們的要求也許會更被看重。  這十二條款重點如下:

  1525年3月末施瓦本聯盟的軍隊來到烏爾姆。在多瑙河下游方向不遠處的萊普海姆有約5000農民聚集搶劫當地的修道院和貴族莊園。施瓦本聯盟的軍隊因此向萊普海姆進發,在路上就已經擊潰了多群搶劫的農民。4月4日在萊普海姆附近爆發了第一場大規模的戰鬥。當地的農民戰敗。萊普海姆必須付罰金,農民的領導人被處死。  同年四月初農民在內卡河河谷和奧登瓦爾德山脈起義。1525年復活節(4月16日)他們聚集在瓦恩斯貝爾格。起義農民將被大家都痛恨的路德維希·馮·海爾豐斯坦伯爵(神聖羅馬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的女婿)及其部下的騎士拷打而死。這個事件導致了農民獲得了一個血腥和搶劫的名聲,使得許多貴族反對他們。作為懲罰,瓦恩斯貝爾格因此被焚燬,農民的首領被處以火刑。剩餘的農民與由弗蘭肯貴族弗洛裡安·蓋依領導的農民會合,組成了一支有1.2萬人的起義軍。在古茲·馮·伯利辛根的領導下他們對抗美因茨和維爾茨堡的大主教以及普法茲選侯的軍隊。  4月12日施瓦本聯盟的軍隊與博登湖最大的農民軍作戰並很快獲勝。農民被解除武裝,每人被處以鉅額罰款。  4月13日施瓦本聯盟的軍隊遇上了訓練較良的農民軍,不得不撤退。一天後在巴特烏爾扎克遇到了阿爾戈伊的農民軍。施瓦本聯盟軍的首領與農民談判並促使農民解除武裝。4月20日他在魏恩加騰與博登湖的起義農民達成協議。他保障農民可以安全撤退。  4月16日符騰堡的農民聚集,約8000人首先佔據斯圖加特,5月遷往伯布林根。  在施韋比施哈爾和施韋比施格明德也有一些農民聚集,約3000人搶劫了勞赫和穆爾哈德的修道院,霍亨施道芬堡被焚。在克賴希高和奧爾滕瑙也有修道院和城堡被搶劫和焚燬。  博登湖的起義被平息後施瓦本聯盟的軍隊開始向內卡河進發。在巴林根、內卡河畔的羅滕堡、海倫貝爾格以及5月12日在伯布林根農民軍雖然數量眾多但是均被擊敗,其首領南逃。6月2日內卡河谷和奧登瓦爾德山脈的農民也被擊破。  5月23日一群約1.8萬人的南黑森林農民佔領弗萊堡。此後其首領打算去給圍困在拉多夫茨爾的農民解圍,但是隻有少數人跟隨他,大多數人決定回家種地去。因此解圍的軍隊人數很少,很快就被斐迪南一世的軍隊消滅了。6月4日施瓦本聯盟的軍隊在維爾茨堡遇到了由古茲·馮·伯利辛根領導的農民軍,伯利辛根在作戰前夜藉口逃跑,因此第二天農民軍沒有首領,在兩個小時之內,約有8000農民喪命。  此後施瓦本聯盟的軍隊再次南下,7月末在阿爾戈伊戰勝了最後一批起義者。這支軍隊在四個月內轉戰了1000多千米。  此前,5月15日,在弗蘭肯豪森戰役中由托馬斯·閔采爾領導的圖林根的起義軍就已經被薩克森公爵格奧爾格與黑森伯國領地伯爵腓力一世率領的僱傭軍團所擊敗。閔采爾被俘,於5月27日在穆爾豪森被處決。  其它許多小起義也被鎮壓,在9月份所有的戰役和懲罰均結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和教皇克萊孟七世為其介入向施瓦本聯盟表示致謝。

  

  對起義者來說其後果悲慘。估計在鎮壓過程中約十萬農民喪生。倖存的農民自然被褫奪公權乃至於喪失任何權利,任何人都有權追殺他們。許多領導人被處死,許多參加者和支持者受懲罰,有些懲罰非常殘忍。許多人在起義被平定後被領主判砍頭,還有刺眼、斷指等肉刑。也有許多人被迫交罰金,而且由於他們已經必須交許多稅根本無法交這些罰金。因為一些城鎮支援農民,失去了自治權,有些城市喪失其司法權、節日活動被禁止、城牆被拆除、沒收武器、晚上不許販賣酒類等等。  在部分少數地方農民戰爭為農民帶來了好處。有些地方領主與農民制定合同來解除過去的惡狀(比如在1526年施派爾帝國議會上就坎普頓修道院的問題簽署了這樣的合同。在許多地方農民的處境不像過去那麼妾身未明,他們不必向他們的地主,而是直接向他們的領主繳稅。

  對於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隊首領來說這次行動收穫非常大。比如施瓦本聯盟的軍隊的首領在上施瓦本獲得了許多土地。他們也乘機搶劫和勒索農民來支付他們傭兵的軍費。

  一些農民軍(比如在蒂羅爾)在此後還堅持了數年。有些被剝奪公權的農民直到數十年後還在深山老林中當強盜。但是此後300年中沒有再爆發大型的農民起義。一直到1848年的三月革命中農民在1525年的《十二條款》中提出的要求才完全被實現。  對於整個神聖羅馬帝國的經濟來說喪失十萬農民(有的資料稱13萬)是一個巨大的打擊。這使得德意志各邦國的政治體系在此後沒有改革的機會,在三十年戰爭中成為其它強國的戰場。

  

  雖然德意志宗教改革為農民起義提供了許多理由,但是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大部分宗教改革領袖明顯反對農民起義。在1521年他就區分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他的改革是教會的改革,而不是要使得現實世界基督教化(如薩佛納羅拉提倡的)。雖然如此,也因為他對農民要求的態度曖昧,越來越多的統治者認為他對農民起義負責。直到1525年路德在他的和平呼籲中還批評統治者的“傲慢”。直到瓦恩斯貝爾格血案後他才明確地站到統治者的立場上,嚴厲批評起義者:  不過他的這篇文章是在農民失敗已經非常明顯之後才發表的,因此許多歷史學家對他在農民戰爭中的作用中,持批判的觀點。  德意志農民戰爭是宗教改革的轉折點,自此之後,主張激進的改革者再也得不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援,改革運動需要溫和的領袖、帝國自由城市議會和諸侯三方的合作。路德的追隨者走遍帝國各城鎮傳教,宣揚宗教改革同時強調遵守當局法律,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民支援。

  托馬斯·閔采爾原來是路德的學生,但與路德不同的是,閔采爾完全支援以暴力解決一切。閔采爾在穆爾豪森當神甫時就鼓動和支援農民起義,宣稱自己是上帝派來的先知,聲稱世界末日即將來臨。托馬斯·閔采爾試圖在那裡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廢除特權、取消修道院、建造屋宇收容流浪漢和設立濟貧機構。但是他未能使得不同的圖林根起義農民團結一氣。1525年5月他被俘,酷刑拷打後斬首。
德意志農民戰爭是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地區一場1524年爆發的的農民起義,後來擴充套件到拜恩、普法茲、符騰堡、奧地利和瑞士等地區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通過提出《十二條款》起義農民首次提出了明確的要求。1525年起義在士瓦本、法蘭克尼亞、亞爾薩斯和圖林根被鎮壓。1526年起義在薩克森和提洛被撲滅。在這次農民起義爆發前在英國和瑞士就已經爆發過類似的起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