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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未能建立幹部領導退休制度,到文化大革命後期,領導幹部普遍年齡老化,接班人的培養和選拔非常薄弱,以致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新老交替遇到困難。  1973年中共十大期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曾考慮設立一個以老幹部為主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但是沒能實現。事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對此進行了說明:“過去,在我們黨內沒有這個制度。主席說他要作‘顧問委員會’主席,我們聽了都不同意。主席當時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要這樣做。他說,但我還是要管的,不僅‘顧’,而且‘問’。因大家反對,主席又說:你們大家都不贊成,我只好還作(中央委員會)主席,鞠躬盡瘁。”  1975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在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到在軍隊設立顧問組的問題:“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麼辦?”“顧問組的組長,不參加黨委,可以列席黨委會,好同顧問組通氣。其他待遇不變,但是配汽車、祕書要變一變。”“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設了顧問,究竟會有什麼問題,等搞年把子再來總結經驗。”當時鄧小平所提的顧問制度未能完全實行,沒人願當顧問。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設顧問之事便被擱置。  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被提出。鄧小平認為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幹部領導退休制度,但在退休制度能夠完全建立以前,在當時的情況下先採取顧問委員會這種過渡的形式,作為邁出的第一步。  197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大會上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急需培養、選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和高階幹部提出的一個責任,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現在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中央已經設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再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明確規定各自的任務和許可權。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年正值中國共產黨建黨60週年,1981年7月2日,鄧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重提設顧問委員會的問題,並說“這是為後事著想”。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委員須加入中國共產黨四十年以上,在黨內有深厚的資歷。中央顧問委員會每屆任期和中央委員會相同;常務委員會和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並報中央委員會批准,其中主任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章程》還規定設立省、自治區、直轄市顧問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所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一段中提出,可以“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中顧委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顧委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有需要時,中顧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結構中,中顧委委員級別相當於中央委員,中顧委的副主任和常委,級別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中顧委的主任,本身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中顧委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工作,具體任務有三個方面:一、為政策提建議;二、協助調查問題;三、作宣傳。另外,還承擔中央委員會委託的其他任務。中顧委的日常工作,鄧小平指派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事實上,由於中顧委的委員在中共內資歷深厚,“比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牌子硬”(語見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五段),其影響力往往還要大於規定賦予的職權。  1982年9月13日召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中顧委主任鄧小平全面闡述了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注意事項,強調:“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的組織形式。因為我們的國家也好、黨也好,最根本的制度應該是建立退休制度。”要求中央顧問委員會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鄧小平認為在十年即兩屆任期的時間內,通過這種過渡的方式,逐步建立並最終完成退休制度;並且中央顧問委員會最多不超過十五年(即三個任期)便應取消。  1983年6月,作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的廖承志逝世,由於有關部門的疏忽,沒有通知某些中顧委常委參加追悼會,引發了老同志對於中顧委委員應有待遇的爭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7月3日在給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批示:“中顧委常委的政治、物質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員同等,這是中央定的,誰也無權獨自變更。特別是黨和國家的紅白喜事,更要安排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員一樣地出面,以後誰違反,就追究誰的責任。”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隨後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陳雲為主任,薄一波、宋任窮為副主任。薄一波仍然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1989年9月,鄧小平明確提出從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設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  1991年上半年,陳丕顯在上海看望中顧委主任陳雲。陳雲要陳丕顯回北京後向薄一波、宋任窮轉達他的意見。陳雲說:“我十四大以後不再幹了,我考慮了,決定了。至於一波、任窮同志幹不幹,中顧委以後設立不設立,請他們研究。”薄一波、宋任窮聽到陳丕顯轉達陳雲的意見後,也表示他們二人都要退下來,十四大以後不再設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也一致贊同,並向陳雲作報告。陳雲聽了之後很高興。  1992年10月7日,薄一波在中央顧問委員會會議室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中央顧問委員會向中共十四大提交的工作報告。報告中建議“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可以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到會的144人對中央顧問委員會5年來的工作未提出異議,但對中共十四大後不再設中顧委的建議則反應很強烈。多數委員主張中央顧問委員會再保留一段時間。薄一波對委員們說,關於中共十四大以後不再設中顧委的問題,鄧小平兩年前從北戴河回來,便請國家主席楊尚昆通知薄一波,要薄一波考慮中共十四大取消中顧委,薄一波表示沒有意見;中共十四大前,鄧小平又講中顧委必須撤銷。隨後,薄一波又講了陳雲託陳丕顯轉達給薄一波、宋任窮的關於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中顧委的意見。薄一波說:“小平同志講了話,陳雲同志講了話,他們兩位先後是十二屆、十三屆的中顧委主任,中央又作了決定。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我和任窮同志只有執行,不可能有別的想法。”與會的中顧委委員遂鼓掌表示贊同。1992年10月9日,薄一波主持中顧委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中顧委向中共十四大的工作報告。  1992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同意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中央顧問委員會遂走入歷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顧問委員會也隨即撤銷。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1982年9月13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李井泉、肖勁光等36人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會議增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56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總數182人。  1985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增選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是(按姓氏筆畫為序):王震、李一氓、李德生、宋任窮、黃鎮;增選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是:王震、宋任窮。增選和調整後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常務委員會委員是: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這次換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退出31人,增補59人,換屆後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共200人。1987年11月2日召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常務委員會委員。

  截至年,有3位原中顧委成員仍然在世,他們是(根據年長程度排列):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是1982年至1992年期間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一個特殊機構。其產生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使年輕的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年紀大的老幹部退到中顧委,輔佐中央委員會,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完善後再撤銷。如中顧委主任鄧小平在第一次全會上所講,中顧委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組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