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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八年(1495)初授戶部主事時, 對當時外戚建昌侯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的囂張氣焰深惡痛絕。他不畏權勢,直言上書,寫了有名的《應詔指陳疏》,直陳時弊的“二病、三害、六漸”,大膽地揭發了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奪人田土,拆人房屋,虜人子女,要截商貨,佔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等罪行,因此引來殺身之禍。壽寧侯懷著對他的刻骨仇恨,於帝前對其百般陷害,將其解職問罪,嚴刑拷打,諸貴戚亦並急欲殺害李夢陽而後快,後因皇帝不許,李夢陽才得官復原職。 弘治十八年(1505),李夢陽進郎中,時明武宗(即正德皇帝)初立,宦官劉瑾等“八虎”使皇帝萬機漸廢,諸大臣上書皆不能上達,他又毅然為戶部尚書韓文寫疏揭發劉瑾,幾成殺身之罪。先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劉瑾假傳旨貶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並勒令其退職回家,後劉瑾又羅織罪名,使李夢陽入獄。多虧康海力求,才使李夢陽免死。 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李夢陽被平反,官復原職,升為江西按司提學副使。後又因其得罪人太多,最後以李夢陽“欺壓同列、挾制上官”之罪讓其居家住閒。 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謀反被誅,原銜恨之人趁機揭發李夢陽是其同黨,又將李夢陽逮捕入獄。多虧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等人上書力陳李夢陽無罪,才使他得以獲釋

  弘治五年(1492年)中壬子科陝西鄉試第一名舉人(解元)。弘治六年(1493年)登癸丑科進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任戶部主事,後遷郎中。他為人剛毅,不畏權勢。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彈劾壽寧侯張鶴齡,反被囚於錦衣獄,出獄後又鞭打張鶴齡,打落其兩齒。反對宦官劉瑾,正德元年(1506年)替時任戶部尚書的韓文寫奏章彈劾劉瑾,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又因他事下獄,賴康海得釋。因其後又將康海歸為劉瑾同黨加以謫官,故給其人生留下敗筆。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對文人採用高壓政策,大肆興建文字獄,藉故屠殺文人。高啟即慘死在其手下。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鉗制思想,朱元璋在選官制度上採取八股取士,以達到“擷英”與“禁錮”的雙重目的。在這一系列措施下,明初文壇再難以企及更高成就,出現了以“三楊”為首、歌功頌德的臺閣體詩作。  與此同時,明初思想、學術界上盛行程朱理學,強調“存天理,滅人慾”,進一步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李夢陽登入文壇的年代,正是八股文與臺閣體詩充斥文壇、程朱理學盛行於學術界的時代。臺閣體的流行使得文人的詩華而不實、千篇一律,難以直面現實;八股文與理學的雙重禁錮則使文人思想僵化,在創作中缺乏真情實感之作。在李夢陽之前,雖有李東陽等詩人反對臺閣體,然而由於其才力不夠深雄,收效甚微;而理學家陳獻章、莊昶流傳的“陳莊體”詩歌更是脫口而出,多用俗俚之語。

  總體上看,李夢陽的詩歌成就遠高於其文章成就。由於詩歌在形式上更為注重藝術手法,因此在創作詩歌時,他“尺寸古法”的指導觀點所帶來的不足易通過其他手段的運用進行彌補,使得其作品仍不失佳構。然而在進行文章創作時,這一思想帶來的弊端十分明顯。李夢陽的文章多對秦漢時的文章亦步亦趨,以至於喪失了自己獨立的思考,成了古文的仿製品;又通過使字句詰屈聱牙,來刻意接近秦漢的文風,不免有效顰之嫌。  李夢陽的詩歌,以樂府詩與七言律詩成就最高。由於他寒微的出身,他對下層百姓的疾苦有較深的體會;又因為他受杜甫影響較深,其樂府詩多鍼砭時弊、反映民生疾苦。明武宗在奸宦的慫恿下縱情犬馬、荒廢政事;又自封“威武大將軍”,四處巡遊,一路攪得雞犬不寧。李夢陽在《君馬黃》中予以揭露並進行了及其辛辣的諷刺:  《朝飲馬送陳子出塞》則抨擊了明朝邊防修築的勞民傷財,矛頭直指昏庸無能的統治者:

  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為明初研究唐詩的重要學者,樂府、歌行有相當成就,郭卓茂評論道:「有明一代研究唐詩的重要學者,中國古代文壇上膽大包天的詩人。」王維禎認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他主要貢獻在於詩歌理論批評,他所提出的“古體學習漢魏,近體學唐詩”的觀念,相當具有指標性。他還提出“真詩乃在民間”的觀點。他與何景明“倡導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翁然宗之”。

  據說敘述東郭先生故事的《中山狼傳》是時人不齒李夢陽的行徑而作,康海寫有《讀中山狼傳》詩,詩曰:「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計當年救此狼」。但李東陽對夢陽讚揚道:“夢陽以文學為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

  曾祖李恩,祖父李忠,父李正,曾任教授,母高氏。
李夢陽(1472年-1529年),字獻吉(一說又名獻吉,字恩賜),號空同子,明朝文學家、詩學家、詩人、政治家。籍貫河南扶溝,生於陝西慶陽(今甘肅),弘治六年癸丑進士,官至江西副使。因事還歸故里,家居十餘年而卒。他以作為前七子領袖統領文壇、掀起明朝文學復古運動而著稱,與何景明並稱“李何”,兩人又與王世貞、李攀龍並稱“李何王李”,是為“明朝文壇四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