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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在希波克拉底提到過放血,但他更多地提倡節食療法。埃拉西斯特拉圖斯推測許多疾病是由過多的血液引起的,並建議這些疾病應通過運動,出汗,減少食物攝取和嘔吐來治療的。希羅菲盧斯則主張放血。阿奇埃加瑟斯是最早在古羅馬行醫的希臘醫生之一,也相信放血的價值。  讓病人通過出血而恢復健康的假設,建立在當時對女性月經過程的理解上:希波克拉底認為月經運作是為了“淨化體液不良的女性”。在羅馬帝國期間,贊成希波克拉底教義的希臘醫師蓋倫主張由醫生實施放血。蓋倫的觀點加強了古地中海地區放血的流行。他發現不僅是靜脈,動脈也充滿了血液,而不是當時人們通常所認為的氣。蓋倫的放血治療系統有兩個重要概念:首先是血液會被創造然後用完;它並不迴圈,因此它可能“瘀滯”在四肢。其二是體液平衡是疾病或健康的基礎,四種體液分別是血、痰、黑膽汁和黃膽汁,分別與氣、水、土和火四種希臘古典元素相對應。蓋倫認為,血液佔四者主導地位,也是最需要控制的體液。為了平衡血壓,醫生要麼從患者身上去除“過量的”血液,要麼給他們催吐藥物以誘導嘔吐,或者使用利尿劑引起排尿。  蓋倫根據病人的年齡、體質,以及季節、天氣和地點,創造了一個複雜的系統,決定應該排除多少血液。在這個系統上,自己動手放血的步驟也可以指定。血液過量的症狀據信包括髮燒、中風和頭痛。要被放掉的血液有著一些由疾病而決定的特定性質:或動脈或靜脈,距離受影響的身體部位或近或遠。他把不同的血管與不同的器官聯絡起來:例如,右手靜脈會治療肝臟問題,左手靜脈治療脾臟問題。疾病越嚴重,放血就應該越多。病人若發燒則需要大量的放血。

  猶太教聖書《塔木德》建議在每週的某個特定日子和某個月的特定日子放血。在基督教著作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規則,儘管編纂較少,但可以發現哪些聖徒的紀念日有利於放血。在中世紀的時候,放血圖是常見的,在人體上標出特定的放血部位,與行星和黃道星座相對應。 伊斯蘭醫學界也建議採用放血,特別是發燒,並按照陰曆的月份以及月相而進行。這一做法很可能是通過將古代希臘文字翻譯成阿拉伯文來傳播的,而不同於穆罕默德在《聖訓》中提到的拔罐放血(,Hijama)這一方式。當穆斯林的醫學理論在歐洲的拉丁語國家出名後,放血變得更為普遍。放血加上燒灼療法,是阿拉伯手術的核心。在伊本·西那的《醫典》中為核心,宰赫拉威的《醫學寶鑑》則特別推薦。放血在古印度的阿育吠陀書籍中也有記載,稱為Susruta Samhita。

  即使在體液學說遭到摒棄後,外科醫生和理髮醫師仍在繼續放血這種做法。與之前的區別則是放血常被醫生推薦,而實際上由理髮師進行。這也逐漸導致了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之間產生區別。如今仍然在理髮店門口使用的的紅白條紋旋轉杆即是源於理髮醫師這種做法:紅色象徵血液,白色象徵繃帶。放血被用來“治療”各種各樣的疾病,成為幾乎所有疾病的標準治療方法,並應用在預防疾病上。 放血也採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最常見的是刺絡法,即靜脈切開術(當時常稱為“靜脈呼吸”),該法從一個或多個較大的外部靜脈(如前臂或頸部的靜脈)中釋放血液。而在動脈切開術中,甚至動脈則會被刺破,雖然一般只刺在太陽穴。在劃破法中(與現代的疤痕藝術不同),面板“淺表”的血管受到破壞,手術工具常常包括注射器、彈簧刺血針或裝有熱空氣的玻璃杯(即溼法拔罐)。19世紀還有一種特別的放血工具,稱為放血劃刀。它有一個彈簧載入的機構,帶有齒輪,通過前蓋上的狹縫將刀片以圓周運動的方式卡入。外套是由黃銅鑄成,機關和刀片則是鋼製。一個刀杆齒輪有滑動的齒,轉動葉片的方向不同於其他的杆。  威廉·哈維在1628年推翻了這種做法的基礎,並且引進了科學醫學方法。此法使得皮埃爾·查爾斯·亞歷山大·路易(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在19世紀30年代成功證明,靜脈放血對於治療肺炎和各種發燒完全無效。儘管如此,1838年,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的一位講師仍然講到:“放血是一種治療措施,如果適時適度地使用這種措施,幾乎不可能對其過高估計”,路易醫生本人則受到弗朗索瓦-約瑟夫-維克托·布魯塞的抵抗,該醫生曾推薦一次使用五十個水蛭。其他醫生拒絕路易研究的原因是,他們“不想因為別人的數字來放棄由傳統和自己的經驗所證實的療法”。  放血在當時幾乎可以用來治療所有的疾病,根據一本英國醫學書籍,包括:哮喘、癌症、霍亂、昏迷、驚厥、糖尿病、癲癇、壞疽、痛風、皰疹、消化不良、黃疸、黃疸、麻風、眼炎、瘟疫、肺炎、壞血病、天花、中風、破傷風、肺結核,還有其他一百多種疾病。放血甚至用於治療大多數形式的出血,如流鼻血,月經過多或痔出血。在手術前或分娩開始時,醫生也會取出血液以防止炎症。在截肢之前,習慣上去掉一定數量的血液,其數量相當於要去除的肢體中流通的量。  19世紀初,使用水蛭來放血則特別流行。在19世紀30年代,法國每年為醫療目的進口約四千萬隻水蛭,而在其後十年,英國每年從法國進口六百萬只水蛭。直至20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醫生使用了數以億計的水蛭。人們認為可以引起暈厥的放血是有益的,甚至其實許多療程在直到患者昏厥後才會結束。  在18世紀新生的美國,放血也很流行。美國獨立宣言簽署者之一的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 認為動脈的狀態是疾病產生的關鍵,他所建議的放血水平甚至在當時都被認為過高。在1799年,喬治·華盛頓在受到風寒引起喉嚨感染後要求大量放血。至他死亡前的這十個小時內,共有124-126盎司(3.75升)的血液被放出。  在17世紀的歐洲,雖然解剖知識、手術和診斷技能已大幅提高,但治癒疾病的關鍵仍然是難以捉摸的,這也是放血(或當時稱“清洗”)持續流行的一個原因。而根本問題是,人們相信,寧願接受任何處理,也強於什麼都不做。放血對患者的心理益處(安慰劑效應)有時可能超過其引起的實際生理問題。19世紀法國醫生皮埃爾·路易(Pierre Louis)博士證明放血對肺炎無療效,這一實驗結果使得放血漸漸失寵。一些其他無效或有害的“治療方法”則成為了當時的安慰劑,包括動物磁學(Animal magnetism,非生物磁學)在內的各種新“電力技術”,許多藥劑、滋補劑和酏劑。然而,放血在19世紀依然存在的部分原因是,任何社會經濟地位的人都可以隨時來放血。

  放血的使用在19世紀逐漸減少,以至於在大多數地方變得非常罕見。而這甚至在對放血的有效性進行徹底辯論之前:在愛丁堡的醫學界,放血在理論上受到挑戰之前就被放棄了,醫生生理學家約翰·休斯·本內特(John Hughes Bennett)強調了這一矛盾,說道:放血已被廢除,因為不起作用。奧斯丁·弗林特一世,海蘭·科森(Hiram Corson)和威廉·奧斯勒等權威人士在19世紀80年代以後成為主要的放血支持者,無視貝內特之前的預設。這些倡導者把放血當作一種正統的醫療實踐,儘管其已普遍不受歡迎。一些醫師認為放血仍對於一些有限的目的有效,例如“清除”被感染的或虛弱的血液,或其“可使出血停止”的能力,並在1871年發起“公平鑑定放血療法”的呼籲。19世紀一些研究者根據統計方法收集資料來評估治療有效性,而不鼓勵放血。但與此同時,菲利普·派伊-史密斯(Philip Pye-Smith)等人的出版物則以科學的理由為流血辯護。  放血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並在威廉·奧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1923年的教科書《醫學原理與實踐》(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中推薦。

  今天對於大多數疾病來說,放血是無效的。而且其實它是非常有害的,因為它可以削弱病人而促進感染。現在使用放血來治療一些疾病,包括血色病和紅細胞增多症。然而,這些罕見的疾病在現代科學醫學出現之前是未知而無法診斷的,因此古代的放血也並不可視作治療。現代的採血是由經過專門培訓的醫療從業人員使用現代技術來實踐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現代採血是指為了診斷而採集少量的血液。然而,對於血色素沉著症這一現被認為是歐洲人群中最常見的遺傳性血色病,定量放血已成為主要的治療選擇。在美國,根據2010年在《輸液護理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學術文章,靜脈採血的主要用途是取血,而某天可以將這些血液回輸給一個人,即獻血。受血者在採血的時候並不一定要確定,但也有可能。

  雖然放血作為一般的健康措施已被證明是有害的,但在阿育吠陀、尤那尼醫學和中醫學等替代醫學體系中仍然在以不同的形式普遍存在著。其中尤那尼醫學也是基於古希臘的體液學說,所以在這個系統中,放血也是用來糾正所謂的體液失衡。
放血是將人的血液放出,以治療、預防或者診斷疾病的替代醫學療法。放血在西方和中東的理論基礎是古代醫學的體液學說系統。該系統認為如果體液在人體內失去平衡,則會導致疾病。放血是自古代至19世紀末,外科醫生最常實施的治療手段,在歐洲,醫生則使用放血療法直至19世紀末。現代醫學中,除在極少數情況下被用於暫時治療一些疾病外,放血這一實踐基本已被摒棄。可以想象,在古代缺少治療高血壓的方法時,放血可以以減少血量的方式來暫時降低血壓。然而,高血壓通常並無症狀,沒有現代醫學技術則無法診斷,所以這一治療效果在當時實際上為無意而為。在佔壓倒性多數的案例上,放血是對病人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