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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組織由樂斯·英語:U·奈特創辦,不過他本人對此否認,稱自己不是創始人,只是為其命名。他是位生活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中學代課教師。奈特在大家庭中長大,在高校期間曾投身20世紀70年代的環境保護運動,認為地球所面臨的大部分危機都是人口過多所致。得出這樣的結論後,他加入人口零增長(英語:Zero Population Growth)組織,並在25歲那年做了輸精管結紮術。之後他進一步認為,要解決地球環境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人類滅絕。他還相信,歷史上一直都有人抱持同樣理念。  1991年,奈特開始釋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新聞通訊《這些退出的時代》(英語:"These Exit Times")。在通訊中,他要求讀者以不再繁殖來實現進一步的人類滅絕。他還出版漫畫作品,例如連環畫《黑猩猩嬰兒》就講述了一位女性放棄生育,選擇收養一隻倭黑猩猩的故事。1996年,奈特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創辦了網站,到2010年時已有11種語言版本。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標識包括字母“英語:V”,代表“英語:voluntary”(意為“自願”),還有反向的地球(即南北方向倒轉,南在上,北在下),根據組織的說法,反向地球代表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目標:對人類發展作出根本性轉變,因為反向標誌經常用於代表危難。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結構鬆散,沒有正式、嚴謹的組織,連成員名單也沒有匯編出來。威拉姆特大學的丹尼爾·梅斯(英語:Daniel Metz)表示,1995年時該運動的郵寄名單中只有不到400名訂閱者。6年後,大眾新聞頻道報道稱這個名單上只有230名訂閱者。奈特稱,認同他思想的人就是組織成員,這樣的人有“數百萬”之多。從團體網站上的宣傳來看,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參與者都是“志願者”、“支持者”或是“拿不定主意的人”,減少人類的出生率是這些人的共同意願。  奈特是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發言人。他代表組織出席環境會議和活動,並在這些地方宣傳有關人口增長的資訊。不過,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資訊主要還是通過外界媒體進行傳播,而非活動和新聞通訊。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會銷售鈕釦和T恤衫,還有印著“感謝您不生孩子”(英語:Thank you for not breeding)的汽車保險槓貼紙。

  奈特認為,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地球的承受能力,所以對地球生物圈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人類自願停止繁殖。他聲稱人類“與生物圈不相容”,而且人類的存在會造成環境上的破壞,並最終導致人類和其他生命體的滅絕。根據奈特的說法,大部分人類社會都缺乏可持續的生活方式,雖然有些人嘗試以較為環保的方式生活,但這仍然不足以改變人類的存在對地球和其它生物來說都屬於威脅的事實。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一個宣傳理據就認為,人類自願的滅絕可以避免人類的苦難和其它物種的滅絕,奈特指出,許多物種都受到人口不斷增長的威脅。  心理學家詹姆斯·奧姆羅德(英語:James Ormrod)在《心理學,文化和社會》期刊上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人類應該停止繁殖”,一些人認為自己是這一組織的成員,但並不真的支援人類滅絕。奈特還覺得,即使人類的生活方式變得更環保,但還是可能變回以前那些對環境破壞程度更大的模式,因此應該自我滅絕。奈特稱,生活在第一世界國家的居民因為消費了大部分資源,因此相應的責任也最大。  奈特認為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比人類及其藝術成就的綜合價值更高,“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愛因斯坦的工作都遠遠不及一隻老虎”。他認為食物鏈中高層次物種的重要性不及低層次物種。他有時會稱地球為蓋亞,思維理念部分源自深層生態學,。奈特指出,人類的滅亡不可避免,所以最好快些滅亡,免得導致其它物種也遭到同一命運,其它生物也能夠獲得進化的潛力。  奈特認為,停止繁殖是利他主義選擇,是避免非自願性人類痛苦的有效方式,在他看來,兒童因可預防原因而死,也是典型的“無謂的痛苦”。只要停止繁殖,人類就有望過上伊甸園那樣理解的生活方式。奈特堅持認為,最後存活下來的人將會為他們的成就感到自豪。他還列舉了人類停止繁殖所能帶來的好處:不會再有墮胎、戰爭和飢餓。奈特堅稱:“如今,生育就是事實上的虐待兒童。”他認為,如果把資源消耗在不斷增長的人口上而不是用來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人類的生活標準將會惡化。如果停止繁殖,那麼人們就能把能源用在其它領域,他建議渴望孩子的人們選擇收養。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反對政府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方案,偏向於自願性的人口縮減,只支援採用生育控制措施和意志力來防止懷孕。奈特指出,強制手段不大可能長久性地減少人口,因為人類已經在災難性的戰爭、饑荒和病毒打擊中存活下來。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新聞通訊中稱自殺是“最後的退路”,但他們反對集體自殺理念,他們採納的口號“希望我們長生並滅絕”就說明了這點。1995年對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成員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其中大部分人都感覺自己有強烈的道德義務要保護地球,他們願意為理想放棄一部分權利,覺得不可能通過政治途徑來防止環境破壞,堅信“文明將會崩潰”的成員接受這些理念的可能性最大。不過,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沒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  與國際人口行動組織(英語: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相比,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組織的理念更為極端,前者只是認為人類應該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著想減少人口數量,而非滅絕。不過與安樂死教會相比,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又更為嚴肅和溫和,因為安樂死教會提倡以自殺和自相殘殺來減少人口。1995年進行的調查發現,組織中36%的成員自認屬“地球優先!”團體成員,並且過去5年裡曾向團體捐過款。

  奈特表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思想與社會上的鼓勵生育思想背道而馳。他相信後者已經讓許多人不再支援甚至不再關注人口控制。他承認自己的團體不太可能獲得成功,但也認為從道德上而言,減少人口是唯一的選擇。  主流媒體對奈特的理念褒貶不一。《舊金山紀事報》的格里高利·迪坎姆(英語:Gregory Dicum)認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論點有著“不可否認的邏輯性”,但對奈特理想最終實現的可能性深表懷疑,因為許多人都渴望有孩子,並且沒法被說服。《獨立報》的斯蒂芬·賈維斯也有類似看法,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面臨著人類繁殖本能的巨大挑戰。蓋伊·達蒙在《衛報》網站上稱讚運動的目標“在許多方面都值得稱道”,但也認為相信人類會自願尋求滅絕是一件荒謬的事。自由撰稿人艾比·奧賴利(英語:Abby O'Reilly)寫道,有孩子經常被視為成功的表現,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目標將很難實現。對於這些論點,奈特迴應稱人類有性慾是自然的,但渴望孩子只是教化的產物。  天主教紐約總教區批評奈特的組織,稱人類的存在是上天神聖的賜予。奧姆羅德聲稱奈特“選擇直截了當的反人類視角,可以說完全擯棄了深層生態學”。在他看來,生存到最後的人類能夠獲得豐富資源的說法源自“後現代消費社會”,違反直觀,奈特錯在未能發展出統一且明確的意識形態。《經濟學人》認為奈特希望人類自願滅絕的想法有可取之處,因為馬爾薩斯主義思潮也認為資源是有限的。不過文章中進一步指出,對地球有所同情並不一定非要追求讓人類滅絕。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也將人類自願滅絕運動視為馬爾薩斯主義團體,將其劃分為認識到“人類最壞一面”的環保組織。喬西·阿普爾頓(英語:Josie Appleton)在《尖刺》(英語:Spiked)雜誌撰文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並不是“反人類”,而是對人類漠不關心。  布賴恩·貝休恩(英語:Brian Bethune)認為,奈特的邏輯“荒謬得無懈可擊”。他質疑奈特有關最後倖存的人會有幸福生活的說法,因為在喪失生存意志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想像一個人會有什麼快樂的生活。新聞工作者謝爾頓·裡奇曼(英語:Sheldon Richman)認為,人類擁有自由意志,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他指出,人類有能力解決地球所面臨的問題。《沒有我們的世界》一書作者艾倫·韋斯曼(英語:Alan Weisman)則認為,限制每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是更好的選擇。  英語:Salon.com網站的凱瑟琳·梅伊茲科夫斯基(英語:Katharine Mieszkowski)建議,沒有孩子的人們在面對無子女這一“探索性問題”時採納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論點。卡門·德拉弗桑諾(英語:Carmen Dell'Aversano)在《溯危動物研究期刊》(英語:"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上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力求放棄生養孩童並將此視為人類進步的象徵。她認為該運動是“酷兒政治對立”的一種形式,因為其中將永遠拒絕繁殖作為激勵形式,她還認為這一運動的目的是建立“公民秩序”的新定義,就像李埃德爾曼認為酷兒理論應該做到的那樣。德拉弗桑諾相信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符合埃德爾德的期望,因為他們代表著死亡的衝動,而不是執念於過去的繁殖理念。  《怪人:人類信仰的外部界限指南》(英語:Kooks: A Guide to the Outer Limits of Human Belief)一書收錄了奈特的組織,但《衛報》記者奧利弗·伯克曼(英語:Oliver Burkeman)與奈特通過電話後卻認為,對方聽起來“相當理智,並且還會自嘲”。艾倫·韋斯曼也有同樣看法,形容奈特“思維周密,說起話來輕聲細語,能言善道而且非常嚴肅”。哲學家斯蒂芬·貝斯特和道格拉斯·凱爾納認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立場很極端,但他們指出這是受“現代人文主義”的極端立場所致。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英語: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簡稱英語:VHEMT)是一場號召所有人放棄生育,逐步實現自願性人類滅絕的環保運動。運動的支持者認為人類滅絕可以防止環境惡化,該組織稱人口過多存在多種危害,如物種滅絕、人類所需資源短缺等,減少人口就能顯著減少人為因素造成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