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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年12月22日,庫東出生於奧弗涅省的奧爾塞。他的父親是一位公證人,母親是一個店主的女兒。庫東,像他家族的前幾代人,是較低資產階級的成員。步他父親的後塵,庫東成為公證人,1787年用他的技能在奧弗涅省議會服務,這是他的第一次政治上經驗。他被公認是誠實,彬彬有禮的人。  1790年他在克萊蒙費朗加入了共濟會。在克萊蒙,他成為他的文學社固定參與者,在那裡他討論“容忍”論題為他贏得了讚譽。 1791年,庫東成為國民立法議會的代表之一,他的政治抱負了使他離開奧爾塞前往巴黎,代表多姆山省。 在革命浪潮越來越近時,兩條腿快速完全的癱瘓,庫東成為跛子。 1792年醫生確斷庫東為腦膜炎,庫東歸咎他的麻痺是他自己青年時期頻繁的性經驗; 雖然他開始用礦物浴治療他的病情,1793年他變得如此虛弱而必須座在由手搖柄經齒輪驅動輪椅,現在保留卡納瓦雷博物館。

  1791年,庫東前往巴黎履行作為國民立法議會代表的職責。 隨後,他加入不斷擴大的巴黎雅各賓俱樂部。在大會第一次會議,他選擇坐在左邊,但很快決定反對將自己與這種極端派有牽扯,因為他擔心他們 “驚嚇了大多數。” 他是非常熟練的講演者,而且有證據表明,他利用他的情況,為他在議會提出重要議題時得到關注。  1792年9月,庫東當選為國民公會代表。訪問諾爾省期間,他在那裡治療他的麻痺,他遇見並結識了呂穆矣將軍,隨後在大會書面讚揚他,稱他是“一位對我們至關重要的人。” 他與呂穆矣將軍的關係使庫東短暫的考慮加入國民公會的吉倫特派,但1792年10月吉倫特派憲法委員會的選舉人拒絕庫東在委員會席位,他最終加入山嶽派,他與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分享了很多意見,特別是對宗教的問題,如革命性的(他是反對的- 參看至上崇拜)--併成為羅伯斯庇爾周圍核心成員。庫東成為山嶽派熱情支持者,經常響應他們的意見。在審判國王路易十六議案,他大聲反駁了吉倫特派交付全民公投的主張,這樣的群氓仍會按小冊子詳細說明的指示實施,形成公眾的意見。他投票支援 一審決定的 死刑判決。 審判結束後,庫東於1793年5月30日當選為公共安全委員會委員,在戰略政策和警務人事的計劃,他密切的與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合作。獲得這個職位三天後,庫東第一個要求逮捕並宣佈吉倫特派為國家的敵人,進行審判。

  由二月下旬到五月初,里昂發生的騷亂不斷擴大。1793年7月5日,國民公會判定里昂市處於“叛亂狀態”,九月公共安全委員會決定派代表到里昂鎮壓終止叛亂。 庫東成為派往的代表,需在1793年10月9日結束里昂的叛亂。他抵達後他對里昂的動盪很疑懼,擔心起義,而不允許當地雅各賓派行政部門間的聯絡。  1793年10月12日公共安全委員會 他們相信經由里昂的例子可殺一儆百,通過一項法令。 該法令規定,將摧毀叛亂的里昂城市。這項法令頒佈之後,庫東設立特別法庭,監督拆除里昂最富有的家庭,而不破壞窮人的家園。 除了城市拆除,該法令還規定,叛亂分子和叛徒將被處決。庫東很難接受拆除里昂的命令,他的進展緩慢。 最終,他發現,他不能無法忍受手頭的任務且無法在10月底完成,他要求國民公會派出另一個替換的代表。 1793年11月3日,接替庫東後,開啟了共和國的暴行,到1794年4月,1,880名里昂居民被處決。

  庫東離開里昂,回到巴黎,並於1793年12月21日當選為國民公會主席。他推動3月19日對埃貝爾派及3月30日對喬治·雅克·丹敦的逮捕、起訴、處決並繼續在公共安全委員會工作了幾個月。 1794年6月10(法蘭西共和曆2年牧月22日)在羅伯斯庇爾的默許協助下,庫東起草通過牧月22日法令,在革命法庭審判的案件,剝奪了被告律師或證人對他們的援助及辯護,藉口為了縮短訴訟的時間。 按照牧月22日法令,被指控犯罪的個人被帶到革命法庭,將只有二選一的結果,要就是無罪釋放,再不就是死刑。革命法庭審判會迅速通過,因為這些審判將不會有機會獲得律師也沒有證人代表他們發言。  庫東提出的法案沒有諮詢其他公共安全委員會委員,因為庫東和羅伯斯庇爾都預計委員會將不接受這提案。 國民公會對這措施提出反對意見,但庫東為革命法庭辯護強調,因為革命法庭忽視了遠遠比普通罪行更嚴重的政治罪行,“自由社會的存在受到威脅。” 庫東對剝奪犯人要求律師的權利也提出著名的辯護,他宣稱"罪犯無權需要律師,而無辜的不需要任何律師"。  羅伯斯庇爾協助支援庫東他的論點,巧妙地暗示任何反對這項新法案的國民公會成員,他們自己要擔心被檢舉為共和國的叛徒。 庫東和羅伯斯庇爾被認是獨裁者,因為他們激烈為牧月22日法令辯護,民意將在未來幾周內反對他們。  這法律通過後,處決率迅速上升。僅在巴黎一地,與在兩個月前的芽月 平均常態有5例處決數相比,在牧月期間每天上升到17個處決,接下來的獲月期間,每天有26個處決。 在牧月22日法令(1794年 6月10日)通過到1794年7月月底之間,在革命廣場共有1,515件處決,超過了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總數2,639件處決的一半。

  熱月政變危機之前,庫東表現出相當大的勇氣,放棄已安排前往奧弗涅的旅程,正如他寫的,他可能會死亡或與羅伯斯庇爾獲得勝利而自由。 羅伯斯庇爾已經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整整一個月,原因認為是神經衰弱,因而沒有意識到國民公會情況發生了變化。他最後講話似乎表明,對國民公會的另一波清洗是必要的,但他拒絕指名道姓。在自我儲存本能的恐慌下,國民公會呼籲逮捕羅伯斯庇爾和他有關聯的成員,包括庫東,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的弟弟,奧古斯丁·羅伯斯庇爾。 1794年 7月28日(熱月10日) 下午,儘管劊子手花了15分鐘才把已癱瘓、痛苦尖叫著的庫東放上送上斷頭臺平板,庫東還是和羅伯斯庇爾一起被處決。

  在庫東的新法令實施後,處決人數從1794年的134人,1794年6月到7月間增加至1,376人。 牧月22日法令還針對貴族和對教廷不離不棄的神職人員,允許革命法庭不可以再傳召作為代表被告他們有聲望證人。1794年6月到7月間被處決的受害者中,38%是貴族,而26%認為是神職人員。 超過一半的受害者來自較富裕的資產階級。 庫東的立法不僅大大提高了法蘭西各地處決的速度,但也使原先單純的反革命行為恐怖,擴散到超越以往都沒有的社會的歧視。
喬治·奧古斯特·庫東(1755年12月22日- 1794年7月28日)是法蘭西政治家和律師,他在法蘭西大革命時期作為國民立法議會的代表而聞名。1793年5月30日,庫東當選為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與他的朋友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在恐怖統治時期緊密結合共事,直到他的1794年被處決。 庫東在牧月22日法令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個法令使得被指控為反革命而遭處決的人數急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