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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希臘思想家那裡,辯證法的含義範圍很廣,從辯論中的一種反駁技巧,到對定義做系統評價的方法,直到研究和劃分特殊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間的聯絡。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臘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奠基人之一,他以主張“萬物皆流,無物常駐”的哲學觀點而聞名於世,他有兩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也是古代辯證法的代表人物,他們多以唯心主義為出發點,包含著許多合理的辯證核心,例如認為真理總是具體的,具有相對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向反面轉化。  中國古代的很多學派都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例如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老子曾有“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依”、“柔能克剛,齒以剛折,舌以柔存”等名言。又如陰陽、五行學說,《易經》中也有以柔克剛、陰陽相互轉化、萬物生生不息等理念。再如,儒家的“中庸之道”、“過猶不及”,等等。這些都闡述了事物相對的;事物是運動、變化、發展的;世上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絕對的和一成不變的事物。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中國的軍事經典《孫子兵法》也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書中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勝敗、奇正、虛實、勇怯、勞逸、動靜、迂直、利患、死生等等。書中所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和“因敵而制勝”,代表了樸素的“主觀要符合客觀”的唯物思想,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思想。書中還特別強調了對立面轉化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孫子認為戰爭勝負不僅取決於客觀的形勢,還取決於戰爭的主觀指導是否正確:一方面,他說“勝可知,而不可為”,認為勝利可以預見,但不能憑主觀願望去取得;另一方面他又說“勝可為也”,原因是隻要研究敵我雙方具體的情況正確決定自己的行動,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揚長避短,就可以為勝利創造條件。可以說,《孫子兵法》正是在研究戰爭中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提出了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  很多人認為:古代辯證法樸素直觀,大多隻描述整個世界的一般性質,對構成世界各個元素與部分認知不清,因而是不完備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辯證法思想體系。

  從斯多葛派哲學家時代起到中世紀末,辯證法一直同形式邏輯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絡,更晚一些,康德用術語“先驗辯證法”表示揭示假相的努力,這種假相出現在試圖在現象和可能的經驗範圍之外應用知性的範疇和原則時。黑格爾把辯證法看作是:一個概念由於它自己固有的矛盾雙方衝突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使用了唯物主義的原理,認為辯證法則是客觀事物發展和變化的內在規律,並應用於他們對社會和經濟過程所作的解釋中。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中,辯證法被定義為是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關於普遍聯絡和永恆發展的學說和理論——它把世界理解和描繪為普遍聯絡的整體和永恆發展的過程,把發展理解為“事物自身固有的各種矛盾,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變化的結果”,即內因決定、外因影響(促進或延緩)。
辯證法(英語:dialectic,也譯作辯證術、辯證方法)是一種化解不同意見的論證方法。它是在兩個或更多對一個主題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間的對話,目的是通過這種有充分理由的對話建立起對事物真理的認知。它自古以來就在印度與歐洲哲學佔有中心地位。此詞彙應用於多種不同領域,包括哲學、自然科學與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