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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是陸續編輯成的,最古的是周頌,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頌、魯頌和國風。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500年。  古人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共計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刪詩”、“獻詩說”三種說法:

  西漢初年,傳授詩經的主要有齊、魯、韓三家,分別出自魯人申培、齊人轅固和燕人韓嬰,《詩》經過三家註釋、傳授後,成為固定的帶有註釋性文字的版本,分別被稱為“齊詩”、“魯詩”和“韓詩”。齊、魯、韓三家所傳詩,依據的是秦以後成書的今文經(當時的“今文”指漢隸)。最初以魯詩最為盛行,齊詩次之,韓詩又次之。後來魯人毛亨、毛萇(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自稱按子夏所傳“古文經”另闢蹊徑進行註釋(當時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書同文”以前六國各自的字型),自成一家,被稱為“毛詩”。在西漢不具學術權威性,而《漢書》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傳”,到了魏晉時代才成為顯學。  三家詩認為《詩經》中涉及情愛的詩不雅,常加以各種附會解釋,將其解為歌頌或諷刺政治之作;毛詩則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據史書《左傳》中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詩經》的篇章。然而,學者王先謙在整理對比四家詩說時,發現毛詩的牽強附會現象也非常嚴重。且毛詩對詩經篇目進行了修改,如將邶鄘衛風分為邶風、鄘風和衛風,然而這三個地區是殷商畿內,殷亡後設立三監,實為同一地區。現今,三家詩皆散逸,僅《毛詩》一家流傳於世,其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北宋,另有《韓詩》流派的衍生著作《韓詩外傳》10卷倖存。  現存的《毛詩》每篇都有一個題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現在一般都認為解說文字除少數幾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詩序》對後人的影響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釋。《毛詩序》最大的缺點在於同樣具有穿鑿附會的痕跡,因而在後世儒家研究《詩經》的著作中被反覆推翻、論證。  現存的魯詩、齊詩和韓詩由王先謙集合前人從文獻中挑出的三家詩說的殘片,著重參考陳喬樅編集的魯齊韓三家詩,編成《詩三家義集疏》。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少數是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歌手。  對於《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為宴請賓客之音樂。《大雅》則是國君接受臣下朝拜,陳述勸戒的音樂。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統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也可以專指宗廟祭祀用詩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朱熹《詩集傳》解釋:“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是指“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比”是指“託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風.相鼠》、《魏風.碩鼠》用可惡的老鼠的譬喻統治者的貪婪。“興”是指“託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聯想到新娘出嫁時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餘培林先生《詩經正詁》: 比: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與此物能分離為二。 興:則為將客觀之事物(彼物)與主觀之情意(此物)融為一體。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體喻形體(象樹一樣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紅),光澤喻光澤(如玉潤),聲音喻聲音(似鳥叫),氣味喻氣味(同尿臊),動作喻動作(如兔快),感覺喻感覺(似狼殘),景況喻景況(時尚如潮水)。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以形態比形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某種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覺喻感覺; 興,朱熹:「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文心雕龍》:「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詩品》:「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注:鹿鳴之什的《南陔》、《白華》、《華黍》及南有嘉魚之什的《由庚》、《崇丘》、《由儀》今佚,僅餘篇名。本部分另有其他分法: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穀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

  古代認為《詩經》是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際的場合,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來表示想講的意思。朝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類似於現在的外交辭令。

  古代關於《詩經》的研究著作多為“註疏”類作品,重在從儒學角度解釋說明“詩三百”的微言大義。註疏是一種研究、註釋儒家經典的重要體例,其中“注”主要補充說明字義、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闡發義理;“疏”則是對經文和舊注的進一步說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規則,在注的框架之內進行闡釋說明。《詩經》古代最重要的註疏是《》70卷,定版於唐朝,沿用西漢毛公所傳《毛詩》的傳,東漢鄭玄在《毛詩》基礎上所作的箋,由唐孔穎達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經典權威性釋義叢書《五經正義》中的一部,並在明朝官方修訂版的《十三經注疏》也被收作《詩經》的權威解釋。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詩集傳》。南宋朱熹和鄭樵往往打破《毛詩》的附會,另作新解。  清朝考據學盛行,治學日趨保守,力主恢復毛、鄭(毛亨、鄭玄)乃至西漢初年的三家詩之學。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說詩》,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詩集傳》。段玉裁寫《毛詩故訓傳》,孫燾寫《毛詩說》,用意則在否定鄭玄之說。再者,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集疏》又進一步否定毛詩之說,要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義。  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牛運震《詩志》、崔述《讀風偶識》和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作,改採「評點」的形式從文學批評角度鑑賞《詩經》。其中又以姚際恆、方玉潤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膽推翻前人陳腐之說,見識較為高明;而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訓詁《詩經》,方法周密,亦見解深刻。  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是現代《詩經》研究的開路人。胡適將《詩經》視為文學作品,批判傳統經學把《詩經》用於教化的「附會」曲解之說,以返回文字自身意義的價值探索為目標。  現代對《詩經》的研究更多從現代人文學科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角度出發,側重於考察古今音韻不同,或者專注於蒐集可印證上古時期歷史的資料。上博簡出土竹書〈孔子詩論〉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大段論《詩》文字,據信出於孔子後學之手。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黃河流域文學的代表,平民文學的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胡適認為《詩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胡適強調訓詁,“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我們都應該看的。”例如:“黃鳥于飛”之句,“於”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兒飛”。胡適還認為《嘒彼小星》一詩是描寫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李敖認為《詩經》中《蹇裳》一文中最後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的意思,「且」則是指男性生殖器,為戲謔的粗話,白話為“你這小子神氣個什麼鳥啊!”  王得臣《麈史》稱:“《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領。以餘觀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蔥、蒜、苔,木之楓、楠等,《詩》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須、脣、肩、乳、臍等,亦未可悉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焉,無足異也。”

  今文學派緯書認為,《詩經》中蘊含著天道,配以天干地支五行,便可從中可窺見歷史執行的規律。 其中歷史的節點表現在「四始」「五際」:  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以上皆為歷史、政治發生重要變革的時機。這幾首詩則暗示了發生的事件。

  20世紀以來考古發掘出許多載有詩經文字的竹簡、木牘、帛書。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發掘出的漢代竹簡本詩經是現存的年代較早的詩經古本。2015年,安徽大學收購入藏的戰國竹簡安大簡記錄的《詩經》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最多的古本,竹簡年代約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間,屬戰國早中期,存《國風》詩58篇,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

  

  以下為歷代善本及研究書目: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約前11世紀-前6世紀)的詩歌305篇(除此之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六篇,題目分別是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和由儀)。原本叫《詩》,又稱《詩三百》。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遂也稱之謂《詩經》,而正式使用《詩經》一名,應該起於南宋初年。早期詩經版本眾多,其中最為著名也是流傳至今的,是魯國毛亨、漢朝毛萇註釋的《詩經》,因此該版本又稱為《毛詩》。《詩經》中的詩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