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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彪鑑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年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因「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究,欲就其業」,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踵繼先人之業。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上起劉邦被封為漢王元年(公元前206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以西漢一朝為主,同時亦囊括了四年楚漢之爭,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漢書雖沿用史記舊文,卻補充了大量新的資料,並非完全抄襲。如紀,大量增補了當時的詔令等文獻,因此比史記更顯得有史料價值。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是從漢高帝至平帝的編年大事記。雖寫法與《史記》略同,但不稱本紀,如《高帝紀》、《武帝紀》及《平帝紀》等。由於《漢書》始記漢高祖立國元年,故將本在《史記》本紀中的人物如項羽等,改置入傳中;又由東漢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故將王莽置於傳中,貶於傳末。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錶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藉記錄統治階層來達到尊漢的目的。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其中《古今人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由於《漢書》已用「書」為大題,為免混淆,故改「書」為「志」。  《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並《史記》的「禮書」、「樂書」為「禮樂志」,「律書」、「曆書」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但從另一角度看,卻儲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資料。《天文志》則儲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代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遊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漢書》開創了斷代為書的先河,體例亦為後世所本。蓋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專制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評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較合著者之心理,因前朝已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另外,《漢書》亦繼承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之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絡,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檢視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  此外,《漢書》亦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漢書》十「志」,《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敍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郊祀》、《刑法》三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歷》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同時,班固也開創了目錄學,《藝文志》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瞭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再言,《漢書》確立了書志體。十「志」規模巨集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另一方面,《漢書》也儲存了珍貴的史料,西漢一代有價值的文章,《漢書》幾乎蒐羅殆盡。它既襲用《史記》的資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錄人物的同時,多引述其政治、經濟策論,如《賈誼傳》收入《治安策》、《晁錯傳》收入《言兵事書》等。同時,也為史事拾遺補缺,如《蕭何傳》增補了「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為漢王」的史事。  除此之外,《漢書》亦記載少數民族歷史。《漢書》繼承《史記》為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敍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漢書》因受詔作書,文字較為嚴謹,長於敘事與描寫人物,詳贍謹嚴,藝術成就甚高,亦能暴露現實和反映生活。文字則整煉工麗、著重彩藻,用賦家的筆墨撰寫歷史。

  自東漢服虔、應劭注《漢書》以來,唐朝顏師古、清朝王先謙雙峰並峙,乃《漢書》注家中之巨擘。顏師古在《漢書敘例》列出的註釋家有二十二人,有學者指出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採外添入劉寶一家。”

  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激烈的批評,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絡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無「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西漢漢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新朝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曆史。《漢書》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紀史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其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