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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年,天主教聖座成立「傳信部」(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非正式稱呼為Propaganda,即今之萬民福音部),“Propaganda”一詞開始流行。其主要活動是培養傳教士前往非天主教國家傳福音。1890年代,該詞彙被用來描述世俗中的宣傳行為。到了19世紀,當該詞彙被用到政治場合後,開始帶有貶義。

  定義政治宣傳是很困難的。其中一大障礙是如何將政治宣傳與其他型別的勸說行為區分開來,需要避免一種“彼行之則為政治宣傳,己行之則為資訊、教育”的偏見。加思·喬伊特(Garth S. Jowett)和維多利亞·奧唐奈(Victoria O'Donnell)對此的定義是:“政治宣傳是一種有意為之、系統性的行為,試圖形成觀念、操縱認知、引導行為,以實現政治宣傳著所預期的迴應。”理查德·亞倫·尼爾森對其的描述是:“政治宣傳是一種系統性的、有意圖的勸說形式,為了某種意識形態、政治或商業目的,通過大規模、直接性媒體頻道傳播單方面的受控制訊息(真假皆有可能),試圖影響某一特定目標物件的情感、態度、觀念、行為。政治宣傳組織可能會僱傭政治宣傳員,由他們完成政治宣傳活動。”  政治宣傳的部分技巧同廣告和公共關係一樣,而後者則可以看作是在商業領域的宣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偏向貶義,“政治宣傳”一詞更多是指政治上或民族主義者對這種技巧的使用。  政治宣傳者試圖改變人們理解某一問題、情況的方式,以改變他們的行為和預期,從而滿足某一利益團體的期望。在此種情況下,政治宣傳和審查制度是異曲同工的,只不過審查制度並不是讓人們的思維中充滿經過挑選資訊,而是阻止人們看到相反的觀點。  在戰時,政治宣傳可以成為有用的武器;它能夠通過創造虛假形象,將敵方去人性化,增加人們對其的憎惡感。通常的做法是使用貶損的、具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詞語,避免某些詞彙,聲稱敵人犯下某種暴行。大多數戰時政治宣傳都會讓國民感到敵方在倒行逆施(真假皆可),而國民要感到本國的做法是正義的。  根據資訊的來源和性質,國際政治宣傳可以被分為白色宣傳,黑色宣傳,以及灰色宣傳三類。白色宣傳一般來自公開且可識別的來源,資訊基本正確,以技巧以勸說為主,常會是單邊觀點的闡述。白色宣傳出現在戰時或對抗性時期。黑色宣傳的資訊來源多為偽造,資訊中摻雜大量謊言,欺詐和誇大,以抹黑敵對組織或國家的公眾形象。有時同一組織會交替使用白色和黑色宣傳以達到特定的效果。灰色宣傳介於白色和黑色宣傳之間,來源不一定清楚,資訊也不一定正確。

  

  社會心理學的一個研究課題就是勸說,該學科提出了很多理論和方法來理解勸服的過程。例如,溝通理論指出,人們可能因為溝通者的信用、專業能力、可信度和個人魅力等而被說服。詳儘可能性模型以及勸說的啟發性模型則認為,有一系列因素,如溝通中接受一方的感興趣程度,決定了人們被一些表面因素說服的程度。諾貝爾獎得主、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以其認知吝嗇者理論而獲獎,根據他的理論,在一個有著大量資訊的社會,人們被迫要迅速地所處決定,這就使得決定往往很膚淺而非邏輯思考後的結果。  社會認知理論則認為,對於認知外界,人們有著內在的偏見,這些偏見可以被用來控制他們。例如,人們認為一個人的不幸(如貧窮)是由於自身原因而忽視外因的作用(可能是出身貧寒)。這種偏見被稱為基本歸因錯誤。自我實現預言往往出現在人們深信自己被教導的東西。政治宣傳時常通過利用人們已有的偏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控制的錯覺,是指人們從內心中希望相信自己可以並且應當擁有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權。政治宣傳者常常通過聲稱另一方試圖奪走你的控制權來傳播自己的觀點。  角色理論常被用來將某一角色和某一觀念結合起來,從而使其名正言順。例如公關公司使用“萬寶路男”的形象勸說男性,萬寶路香菸讓人顯得很酷、敢於冒險、像牛仔一樣的反叛者,敢於直面癌症威脅無所畏懼。這一宣傳手段使其香菸銷量翻了4倍。

  宣傳模型是由愛德華·S·赫爾曼以及諾姆·喬姆斯基共同提出的,揭示在大眾傳媒上的系統性偏見並試圖通過結構化經濟原因來解釋他們。  在他們的理論中,私人媒體被看作是出售產品的企業,它們的產品是讀者和觀眾(而非新聞),出售物件是其他商家(廣告資源),而它們主要依靠政府和企業資訊以及政治宣傳。他們認為有新聞要通過五種「過濾」才面世,分別為:

  

  早期形式的政治宣傳從有史料記載開始便已出現。貝希斯敦銘文(前515年)詳細記載了大流士一世走上阿契美尼德帝國王位的過程,這被大多數史學家認為是早期政治宣傳的一例。古印度政治家、哲學家考底利耶所著《政事論》中詳細討論了政治宣傳,例如如何傳播政治宣傳,如何將其用於戰事當中。他的門生旃陀羅笈多是孔雀王朝的創立者,在其掌握大權的過程中運用了這些方法。羅馬帝國的蒂託·李維等人的作品被認為是羅馬時期政治宣傳的傑作。早期政治宣傳的另一例為12世紀由Dál gCais所著的《同外邦人的愛爾蘭之戰》,將他們描繪為是愛爾蘭名正言順的執掌者。  印刷機在歐洲廣泛傳播推動了宗教改革時期的宣傳,特別是在德國,使得新觀點、新思潮、新教義萌生,並迅速傳播給大眾,這在16世紀之前是從未有過的。到了1517年,歐洲主要城市中共有200多個印刷中心。這些印刷中心成為了宗教改革和羅馬天主教廷反宗教改革作品的主要印刷處。  中國清朝雍正帝曾刊版發行《大義覺迷錄》,並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所有地方官、學官必須據《大義覺迷錄》的內容及論點向百姓講解,還命當事人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現身說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誤入邪教歧途。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政府政治宣傳的第一個爆發點。尤其是英國和德國政府,他們都在增加了政治宣傳上的產出,以說服民眾自己師出有名,且必將勝利。  在戰事之初,德國就有半官方的宣傳機器。由記者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創辦的外部事務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Auslandsdienst) 向中立國家(尤其是在入侵了比利時之後)開啟宣傳攻勢。儘管戰時一打響,英國就切斷了德國的海底電纜,他們通過無線發報向世界播報親德國的新聞報道。除此之外,移動電影放映機被送上前線,給士兵們觀看。德國的宣傳畫很多涉及到同德國神話有關的格鬥場景。  英國一方也在大規模擴大宣傳,在查爾斯·馬斯特曼的指導下,英國的宣傳機構很快在質量上和挑動公眾情緒的能力上超過了德國。

  1932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頒佈《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反對中國國民黨或對國民政府表示不滿者,均嚴予禁止。

  德國的大部分政治宣傳來自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約瑟夫·戈培爾在希特勒1933年掌權之後不久變執掌該部。所有的記者、作家、藝術家都被要求前往該部下屬分管報業、繪畫、音樂、戲劇、音樂、電影、文學和廣播的分會登記註冊。  納粹認為,政治宣傳是實現其目標的重要工具。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對於同盟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治宣傳力量印象深刻,並認為這是這是德國失敗的主因。希特勒幾乎每天都要面見戈培爾,討論新聞問題,戈培爾瞭解希特勒在這一問題上的想法。之後他會召集部門高階官員,傳達有關世界局勢的官方口徑。播報員和記者的作品在發表之前都必須要預先經過審批。納粹另開發了成本低廉但收聽範圍有限的國民收音機以向大眾進行宣傳。除了宣傳畫外,納粹還創作了很多電影和書籍,以傳播他們的信仰。

  冷戰中西方和東方陣營均大量使用政治宣傳,兩方利用影片、電視、廣播的形式面向本國國民、對方以及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宣傳。美國資訊局成立了一個官方政府電臺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也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成立,旨在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提供帶有灰色宣傳的新聞以及娛樂節目。蘇聯成立了莫斯科廣播電臺進行白色宣傳,另外成立了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進行灰色宣傳。兩方在危機時期也曾進行黑色宣傳節目的廣播。

  在越戰時,越共利用政治宣傳來控制人們的意見。像河內廣播等廣播電臺是北越政治宣傳行動中的一部分。北越政治家Mai Chi Tho對於政治宣傳有以下的評論:"胡志明可能是個壞人,尼克森可能是個好人,美國人可能有正當的理由,我們可能沒有正當的理由。但我們贏了,美國人輸了,原因是我們說服人們相信胡志明是好人,尼克森是謀殺者,美國人是入侵者......關係是如何控制人們及其意見,這些事只有馬列主義者才能作到。

  在南斯拉夫戰爭中,政治宣傳是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及克羅埃西亞政府的軍事戰略之一。  政治宣傳用來使塞爾維亞族產生對其他族群(如波斯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阿爾巴尼亞人等)的恐懼及仇恨。塞爾維亞媒體否認在南斯拉夫戰爭中,塞爾維亞軍對波斯尼亞人及其他種族的大量戰爭罪行。
政治宣傳(英語:Propaganda)是一種宣傳的方式,其目的是在影響社會大眾對某一政府的立場或態度,使得特定人士或團體在其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