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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6月15日,安德羅波夫出生在俄羅斯帝國斯塔夫羅波爾州的一個鐵路職工家庭。  1930年至1936年,安德羅波夫先後做過工人、電報通訊員、電影放映員和水手等工作。  1936年,在水運專科學校畢業後在雷賓斯克一家造船廠工作,任工廠蘇聯共青團組織委員。  1937年,升任蘇聯共青團雅羅斯拉夫州委書記,第二年任該州團委第一書記。  193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  1940年,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團中央第一書記。蘇德戰爭初期,安德羅波夫參加了卡累利阿游擊隊。  1944年,蘇聯紅軍收復彼得羅扎沃茨克市之後,他被任命為該市蘇共黨委第二書記並在市裡的一所高等學校進修學習。  1947年,安德羅波夫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中央第二書記。  1950年-1951年,任第三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1951年至1953年,調往莫斯科中央機關工作,在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檢查員和蘇共中央第一處處長,同時在莫斯科高階黨校進修學習。  1953年至1957年,調任蘇聯外交部第四歐洲司,工作範圍為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相關事務,後任蘇聯駐匈牙利公使銜參贊。  1954年,任蘇聯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  1956年,積極參與了匈牙利事件的解決。  1957年,被調回莫斯科任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主管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關事務,曾多次作為蘇共首腦赫魯曉夫的隨員出訪東歐國家和參加東歐各共產黨的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下臺後,又多次作為蘇共首腦勃列日涅夫的隨員出訪和參加東歐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  1961年10月,自蘇共二十二大起連續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  1962年至1967年,任蘇共中央書記。  1962年3月,連續當選為第六至十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1967年,安德羅波夫被免去蘇共中央書記職務,接替謝米恰斯內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兼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68年,布拉格之春。據在華府的特工的說法,當時KGB“蓄意營造了全國的(對北約進攻)的恐慌”,當時他在華府獲得了“絕對可靠的證據”證明無論CIA還是哪個情報機構都不曾操縱捷克的改革運動,而安德羅波夫卻銷燬了證據。  1973年4月,升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6年,獲大將軍銜。  1982年5月,重新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  1982年11月,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1984年2月9日,安德羅波夫因長期腎病而病逝,終年69歲。

  在國內問題上,安德羅波夫主張集體領導,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有條不紊的國家機器”,要將蘇聯建成“有高度組織性的社會”,對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併發起了反對貪汙腐化和低效率的運動,狠狠打擊貪汙受賄(處理了17名高階官員和31名第一書記),狠抓公司廠礦的勞動紀律,整頓社會秩序。 經濟方面進行體制改革試驗,下放給工廠管理人員更多權力,放鬆中央經濟機構的管制,努力提高質量、提高效率。 對外政策方面繼續執行勃列日涅夫的基本政策,但更謹慎剋制,不主動挑起對外事端,並且決定重新看待阿富汗戰爭。但此時蘇聯與美國的關係仍然惡化,尤其是1983年蘇聯擊落韓國飛機等事件的影響,美國認定蘇聯為“邪惡帝國”。 在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係和發展中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這些觀點,與勃列日涅夫強調各國必須遵循“共同規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相比,是個重大變化。  在其執政時期中,蘇中關係也開始破冰,由原來的對抗轉為緩和。(詳見“中蘇關係”段落)

  1983年2月,安德羅波夫確診患有腎衰竭,開始需要進行定期洗腎,同年8月,他在莫斯科西部的中央臨床醫院留醫,1984年1月下旬,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由於血液的毒性不斷增加,使他的意識不足及不能工作,同年2月9日下午,安德羅波夫病逝,終年69歲,死後的驗屍報告顯示,他患有間質性腎炎、腎硬化、高血壓、糖尿病以及慢性腎功能不全,國葬於1984年2月14日舉行,埋葬於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

  在中蘇關係方面,安德羅波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主張“改善蘇中關係”,“恢復蘇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繼承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提出的要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方針,但因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短暫,沒有實質性進展,沒有消除鄧小平所說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安德羅波夫曾作為隨員先後四次造訪中國:1959年作為赫魯曉夫的隨員訪華,1963年率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5年作為柯西金的隨員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參加中蘇兩黨會談。

  安德羅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在蘇聯情報領域的領導人升任蘇共和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安德羅波夫被稱作“一個現代的有專業知識的、機智靈活的幹部”,在蘇共官員中是一個有教養的、具有學者風度的形象。他在任克格勃主席十五年中,強化了克格勃組織,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權力基礎。他傾向於反對個人崇拜,儘量避開禮儀性活動。  安德羅波夫任蘇共總書記的一年零三個月期間,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嘗試,大幅度地調整人事、肅貪反腐(其剷除的官員數量甚至超過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福利,有效地整頓了勞動紀律,進行了完善經濟體制的試驗,獲得了群眾的支援。他的改革思路跟中國鄧小平的相當類似,如果他的身體狀況更好一些,蘇聯可能走上與中國相類似的改革道路。隨著他的去世,他信任的新人戈爾巴喬夫上臺,但卻沒有改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反而由於政治改革導致了蘇聯解體等一系列事件,蘇聯再也不是超級大國,俄羅斯也沒有恢復往日的大國地位。  有俄國歷史學家認為,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事件後擁有了匈牙利“情結”,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群體性事件,堅持體制內的改革,因此鎮壓了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甚至不惜讓克格勃故意營造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共”的立場。

  安德羅波夫興趣廣泛,從爵士樂到美國小說都有興趣。他英語流利,喜歡看原版英文小說,還擅長寫情詩。他記性驚人,過目不忘,能幾乎一字不漏地複述剛看完的百頁文字。

  安德羅波夫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為妮娜·延加雷切娃,生有女兒熱涅奇卡(葉夫根尼婭的愛稱)和兒子沃洛佳(弗拉基米爾的愛稱)。第二任妻子為塔季揚娜·菲利波夫娜,生有兒子伊戈爾和女兒伊琳娜。

  安德羅波夫多次受到蘇共和蘇聯的嘉獎: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1914年-6月15日-1984年-2月9日),蘇聯的第六位最高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