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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醴陵縣,乳名李風生,小名狗妹仔。上私塾時,父親李昌圭按照祠堂輩分給他取名李隆郅,毛澤東曾說他的名字難認難寫,於是他在安源(今安源區)改名能至。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市工作時,改名李誠。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曾經從事過破譯密電碼工作,懂得密電碼的編制。  李立三於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到中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分別在武漢、上海和廣州進行工人運動。其中1922年安源大罷工中任罷工總指揮;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委員會書記;1925年五卅運動中再次任罷工總指揮,建議發起南昌起義,時任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負責人。  從1927年起他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6月接替餘澤鴻成為中共中央祕書長,此時總書記向忠發是名義上的領導人。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領導期間,推行較為激進的「立三路線」(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傾路線錯誤)。  1930年10月初,李立三因“立三路線”錯誤離開黨中央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檢查。1930年12月赴蘇,1931年到蘇聯。李立三在共產國際檢討完“立三路線”錯誤後,被安排在共產國際列寧學校研究班學習。一年後,共產國際東方局決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職工國際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同時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共產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國時報》主編。  1934年10月,共產國際中斷了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電訊聯絡後,與中共代表團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蘇邊境城市阿拉木圖,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地方,建立一個祕密交通站,負責對國內來往人員的接待安排,瞭解國內紅軍的活動情況,恢復與國內的聯絡,包括電訊和信件的往來。李立三帶領段子俊和一個搞無線電技術的波蘭人趕到中蘇邊境城市阿拉木圖。1934年冬,他先後派出兩批人員,帶上電臺和由他自編的密電碼,計劃經新疆、甘肅赴陝北蘇區,設法同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建立聯絡,進而尋找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因遭敵人阻隔、路途遙遠等原因都未能成功。李立三曾經提出,由他親自去新疆,深入瞭解情況、佈置工作的建議,可是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未能成行。經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批准,1935年春,李立三選派當時正在蘇聯學習軍事的閻紅彥回國,給中共中央送密電碼。閻紅彥在新疆設法越過邊境,他化裝成商人,經甘肅、寧夏、綏遠等地。由於他不知道中央紅軍的確切地址,不得不轉到北平,後又經汾陽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陝北紅軍的一些訊息,於1935年12月25日到達安塞找到黨中央。隨後,李立三又派劉長勝帶上密電碼回國。劉長勝先是到達外蒙古,再轉新疆入境。經過一年多時間,1936年春才抵達陝北找到黨中央。李立三在阿拉木圖期間,還先後派了吳誠等20多人回國。那些人都是從外蒙古入境的,杳無音訊。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參加中共代表團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終止了在阿拉木圖的特殊工作。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結束前,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決定再選派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林育英(在莫斯科已生活了三年,名叫李復之),這次回國臨時化名張浩,裝扮成商人,與密電員趙玉珍一起,帶上由李立三自編的密電碼,從蒙古入境,縱穿沙漠,於1935年11月初抵達陝西省的定邊縣,與當地的黨組織取得聯絡,11月20日前後到達黨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林育英先後會見了張聞天、鄧發和毛澤東,在12月17日至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歷史上稱之為瓦窯堡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會議於12月23日通過了《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準備以六個月(2月至7月)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因為當時陝北沒有大功率電臺)共產國際與中共代表團在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後,仍然長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訊息,他們分析認為,可能是由於中共中央沒有大功率電臺所致,於是又派出七人攜帶大功率電臺回國。他們於1936年4月到達陝西安邊,但被反動民團發現,結果,六人犧牲,一人被捕。1936年6月,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把一臺百瓦電臺送到陝北,中共中央才在瓦窯堡用林育英帶回的密電碼本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1935年秋,李立三被派到莫斯科的國際工人出版社擔任中文部主任,負責翻譯、出版中文版的馬列著作和共產國際檔案;不久又兼任在莫斯科組稿、編輯、和排版的《救國時報》的實際主編,並負責起草了該報許多社論和重要文章。《救國時報》排版製成紙型後寄到巴黎,由吳玉章等人負責印刷成報向中國國內發行。  1936年5月,李立三與李莎結婚。1938年2月,李立三被內務部的人帶走,並被宣佈開除黨籍。1939年11月出獄。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安排到國際工人出版社當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1945年當選為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抗戰勝利後,託來蘇訪問的郭沫若帶信給中共中央,一面向蘇共對外聯絡部提出申請,請求以黨外知識分子的身份回去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這時他不知道中共七大竟然已將他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回國,歷任軍調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即中共首席代表)。1946年秋,擔任了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主要是負責同蘇聯的關係。後由於與之打交道的中長鐵路蘇方副局長迫害過李立三,雙方產生矛盾,李立三調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1948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央人民防空委員會祕書長。1948年建立了一個俄文編譯小組,當時就將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獻和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著作譯成俄文,不久就翻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俄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建國後就是在這個編譯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編譯局。1949年2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以後根據中央指示隨同中央機關到北平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李立三當選為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長兼政務院委員、中共中央工委書記等多種職務。參加10月1日的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部長。實職是主持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因提出“工會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國家”的說法,強調“工會要保護工人階級‘私’的利益”而受到批判和撤職。1951年12月,幾次檢查批判會,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團主義”、“狹隘經濟主義”等“極右”錯誤的調子,李立三為此被迫離開總工會;1954年9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又被免去勞動部長職務還鄉休假,1955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是中共第四至八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2年李立三直接給周恩來寫信申訴,周建議讓李莎轉中國籍,1964年經周恩來批准成為正式中國公民。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劉少奇的牽涉受迫害,於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但安眠藥的來源不明,驗屍報告上死者身高同李立三不符,其死亡過程始終是懸案。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曾寫道:“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這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佈對他進行平反。

  李立三的父親李昌圭,字鏡蓉,晚清秀才,為醴陵縣淥江中學的教書先生。1927年後,武漢傳李立三的父親被一個鄉農民協會當作土豪劣紳處決,後來證明系謠傳,於1941年去世。  李立三一生結婚五次。  1918年,李立三遵父母之命娶妻林杏仙。不久,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長子李人紀。然而,此時的林杏仙己患有嚴重的風癱,在兒子出生不久便去世了。  1921年冬季,李立三從法國回來,和李一純(原名李崇英)結婚,1924年生下兒子李人俊,1925年兩人離婚。  1926年,李立三和李一純的三妹李崇善(1903-1972)結婚,兩人育有李競、李力、謝志佩3個孩子。1931年,因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學習,兩人分離。  1932年,李立三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被派往蘇聯遠東伯力,在華僑中間工作,這期間,他同李漢輔結合在一起。1933年李立三回莫斯科,李漢輔回國,兩人分手,她在回國途中犧牲。  1936年,李立三與李莎(原名:莉莎·基什金娜,,英語:Elizabetha Pavlovna Kishkina,1914年生)在莫斯科結婚,中國籍俄羅斯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知名俄語教學專家,2013年7月8日北京友誼醫院內接受由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軍團勳章(軍官勳位)。  李人紀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授。李人俊曾是一名海軍,現在在湖南科研所工作。大女兒李競,是南京軍區總醫院的護士長;二女兒李力,是北京鋼鐵研究院的教授級高階工程師;三女兒謝志佩,是上海同濟大學的系主任;四女兒李英男,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擔任俄語學院院長;五女兒李雅蘭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中國政治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領袖,曾任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兼祕書長。中共執政(領導)的中國政府對其評價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