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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

  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臺”,“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注:英國倫敦的一個公園,人們可在此自由發表言論)等等。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的領導地位。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年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寫道:“民盟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整個春季,中國天空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注:指章伯鈞、羅隆基)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黨外右派份子一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把他同樣劃為右派份子,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黨內右派份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對那些同黨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決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員而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份子。”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分微右,中右與極右);複查核實改正錯劃(並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佔總人數97%。但學界對此人數統計認識並未統一。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分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總計約140萬人被歸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至1986年,約剩下5,000餘名右派;訊息人士稱,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只剩五人。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

  

  1957年的青島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鄧小平在7月23日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稽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髮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後,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萬餘人。

  在大鳴大放後期,共產黨對批評未能接受,例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共產黨認為該言論出自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對“黨天下”等論調。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2日,毛澤東將《事情正在起變化》印發黨內同志閱讀。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各個民主黨派,都有首腦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執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裝部隊,那麼民主黨派也要有自己獨立的武裝部隊。  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論只是後來的託詞。李志綏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並未有明確文獻顯示毛澤東在何時或何處用“引蛇出洞”一詞來談論反右運動,但運動當時已有不少省委書記級的中共幹部使用此語。  自此,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造成了中國一黨專政的局面。

  

  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自此,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反右運動為接下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將要實行的各種政策轉變有效地消除了可能面對的來自中共黨內或者農業專家的反對的聲音。而大躍進運動則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直接原因。也有部分學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反右運動有直接關係。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覆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檔案轉發全黨。這份檔案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煙臺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援,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因該檔案編號為[1978]55號,有被簡稱為「55號檔案」)。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在運動結束後,除了少部分被開除出隊,全部進行經濟處理。從發給每月十來元基本生活費到連降幾級工資,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家人因被牽連無法獲得安排工作,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長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子女在升學就業受到政治歧視,教育程度很少超過初中。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對錯劃右派分子改正時,並沒有給與經濟補償或賠償。

  根據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獲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前者“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後者“反右運動”主要結果是給中共黨內外大量人員確定了“右派”身份。毛澤東發動並主導了反右運動,而鄧小平、彭真等中共高層也參與其中並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