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you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document?
        
  

  為了使推翻商朝的行為擁有正當理由,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256年)推廣了天命這一概念,稱上天會保佑正當統治者的權威,但是上天不悅會從暴虐的統治者手中收回天命。隨後,天命則會傳到最善於統治者的手中。中國歷史學家常把反抗成功作為天命轉移的證據。縱觀中國歷史,反抗統治王朝的人會提出天命轉移,因此有權反抗的說法。因此,統治者常對此感到不快。而由於儒家哲學家孟子(公元前372年至289年)提出了統治者如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人民則有權將其推翻,所以孟子的學說常遭到統治者的壓制。

  在歐洲,革命權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法律演講人托爾尼。1118年,托爾尼與瑞典國王發生激烈衝突,稱國王應對人民負責,如果他繼續進行不受人民歡迎的與挪威的戰爭,他將會被推翻。此外,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也要求國王放棄部分權利,接受其意志應受法律制約。其中包括了一個“安全條款”,這個條款給予了男爵委員會如有必要可以強制否決國王意志的權利。大憲章直接影響了議會民主制和諸如美國憲法等眾多憲制檔案的發展。  1222年匈牙利國王安德烈二世釋出詔令,即1222年金璽詔書,此法律規定了匈牙利貴族的權利,其中包括當國王違法時拒絕服從國王的權利。此金璽詔書是匈牙利第一份憲制檔案並常與大憲章做比較。  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也寫到了反抗暴政的權利。尼克爾·奧里斯姆在他的《政策書》中則斷然否認有任何反抗的權利。索爾茲伯裡的約翰在《論政府原理》提倡直接誅殺不道德的統治者。此神學概念在近世得以進一步擴充套件。像聖羅伯·白敏和胡安·德·馬里亞納這樣知名的耶穌會士因提倡反抗暴政及誅殺暴君而受人懼怕。他們的觀點源自薩拉曼卡學派對自然法的關注。  約翰·加爾文有類似的觀點。在對《但以理書》的評註中,他發現當時的君主藉口“以上帝的恩典”實行統治,而這個藉口“純粹就是欺騙”以實現自己可以“不受控制地統治”。他認為“地上的君王在悖逆上帝時罷黜了自身”,因此“這就要求我們不服從並唾棄他們”。雖然普通公民面臨暴政時不得不忍受,但是地方官員卻有責任“遏制國王的暴政”,正如古羅馬平民保民官、斯巴達的五督政官、古雅典的民區執政官。不過加爾文在理論上支援反抗權並不意味著他認為所有情況下反抗都是明智的。至少在公開的場合,他不同意蘇格蘭加爾文派牧師約翰·諾克斯號召反抗英格蘭都鐸王朝天主教女王瑪麗一世。  天主教會與加爾文有同樣的擔心,教宗曾經譴責了蓋伊·福克斯的火藥陰謀,而《逐出令》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錯誤。與其反抗,人民最安全的行動方式是儘可能長時間地忍受暴政,而不應冒著更大的風險進行武裝反抗。  法國宗教戰爭時期,反君權運動者闡述了革命權,而胡格諾派則將誅殺暴君合法化。

  革命權的概念在啟蒙運動初期約翰·洛克的作品《政府論》中得到發展。其中,革命權構成了社會契約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洛克試圖通過社會契約論來定義社會條件與關係的基礎和起源。洛克宣稱在自然法下,所有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在社會契約之下,當政府違背公民利益時,人民可以發動革命反抗政府並用為公民利益服務的政府將其取代。在某些情況下,洛克認為革命是義務。由此,革命權成為了制約暴政至關重要的保證。  在《政府論》中,洛克明確肯定了革命權“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而只有尋求上帝給予人們抵抗強暴的共同庇護。所以,立法機關一旦侵犯了社會的這個基本準則,並因野心、恐懼、愚蠢或腐敗,力圖使自己握有或給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種絕對的權力,來支配人民的生命、權利和產業時,他們就由於這種背棄委託的行為而喪失了人民為了極不相同的目的曾給予他們的權力。這一權力便歸屬人民,人民享有恢復他們原來的自由的權利”。

  此後的革命運動都曾引用了洛克的理論來論證行使革命權的正當性。  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期間,由於詹姆斯二世絕對專制和天主教的傾向令其無法接受,英格蘭議會實際上罷黜了詹姆斯二世,並以威廉三世取而代之。雖然洛克的論文發表在該事件之後,但是他的思想在當時的英國政治體系中已經得到了廣泛傳播。 儘管洛克宣稱他出書的目的是為了證明威廉三世登基是正當的,但是有觀點認為他作品的大部分都完成於1679年至1680年排除危機期間,試圖從一開始就阻止詹姆斯二世登基。洛克的導師、贊助者和朋友沙夫堡伯裡伯爵提出了相關法案但最終未獲成功。取而代之的是,該作品與此後萊伊宮陰謀相關的革命密謀有更多聯絡。  革命權在美國革命前夕美洲革命家們的作品中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政論文《常識》使用該概念論證了反抗英國君主制並於大英帝國脫離的正當性,而不是僅僅在帝國內維持自治。在美國獨立宣言中,革命權也得到引述。來自各個州的代表簽署了譴責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獨立宣言,宣言提到自然法教導人民“秉造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可以變更或廢除“破壞”此權利的政府。  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權也在1793年的《共和元年憲法》的前言中得以體現。這個寫於1793年6月24日的前言包含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其中在第三十五條包含了反抗的權利:“當政府違背了人民的權利時,反抗就成了每一位人民最為神聖的權利也是最不可或缺的義務”。

  

  雖然革命權的一些解釋使得以個人權利的方式行使它成為可能,但是在英國憲政和政治理論之下,它被明確理解為是一項集體權利。  如波琳·邁爾在她的《從反抗到革命》(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中指出,“無論是因惡意還是私下的傷害,私人被禁止採取強制力反抗統治者”。與之相對的是,“不是僅僅幾個個人,而應涉及‘人民全體’時革命權才是正當的,對大多數作家來說‘全體人民就是公眾’,或者是人民全體在‘公眾權威’之下行動,這表示應在社會各階層取得廣泛共識,”

  一些哲學家認為人民推翻暴虐的政府不只是權利,而應是義務。霍華德·伊文斯·基福表示:“對我來說,反抗的責任似乎遠遠比反抗的權利好理解,其原因是反抗的權利會破壞權力秩序,而反抗的義務則將其超越並打破”。  莫頓·懷特在涉及美國革命家時寫到:“他們有反抗的義務這一說法極其重要,很值得強調,因為這表明當他們推翻絕對君主專制時,他們認為自己是在遵從自然法和自然界的上帝的‘指示’”。美國獨立宣言提到:“當濫用職權和巧取豪奪的行為連綿不斷、層出不窮,證明政府追求的目標是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主義統治之下時,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樣的政府”。“濫用職權和巧取豪奪的行為連綿不斷、層出不窮”參考了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相似的論述,在此他明確提出了推翻暴君的義務。馬丁路德同樣認為人民有義務抵制非正義的法律。

  一些革命權的理論在其實行上加上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將其限制在最為糟糕的情況之下。在美國革命的背景下,可以發現革命權的表達即受制於前提條件又不受制於當時的條件。  比如,在美國革命前夕,美國人認為他們糟糕的境遇使得他們有正當理由行使革命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認為美國人的反抗是糾正違反“公民社會基本原則”以及侵犯“全體人民權利”的“自然規律”的體現。對托馬斯·傑斐遜來說,宣言是被壓迫人民最後的努力,這也是1776年許多美國人對自身的看法。傑斐遜對殖民地人民不滿的表達是為了表明美國人達到了行使自然法中革命權的要求。  諸如克里斯蒂安·弗裡茨等某些學者提到美國革命結束後,美國人並沒有放棄革命權。事實上是,他們將革命權編入了新憲法。甚至直到今天,美國有35個州的憲法有和獨立宣言前言類似或相同的關於革命權的條款。比如,一些被認為屬於“保守的”憲法,如革命後馬薩諸塞州1780年憲法,保留了人民“改革、變更或完全改變”政府的權利,為的不只是保護自身安全,也是為了在任何時候“維護他們的繁榮與幸福”。這樣的表述在美國早期的憲法中並不罕見。康涅狄格1818年憲法寫明人民“任何時候”都有“以自己決定合適的方式”變更政府的權利。  弗裡茨在《美國最高統治者:人民與內戰前的美國憲法傳統》(American Sovereigns: The People and America's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Before the Civil War)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對革命權的前提條件所持有的觀點存在兩重性。由於要求有極端緊迫的前提條件才可以行使,“一些最早期的州憲法包含了呼應傳統革命權的‘變更或廢止’的條款”。 馬里蘭1776年憲法和新罕布什爾1784年憲法要求政府違反其宗旨或危及公眾自由且其他一切補救手段都無濟於事。但是,與之相對的是,其他的一些州去掉了行使革命權的繁重前提。在1776年弗吉尼亞州憲法中該權利在政府“不夠格”時即隨之產生。1776年賓夕法尼亞州憲法只要求人民認為改變政府對公眾福利“最有益”時即可。

  對革命權的描述在該權利應被看做是自然法(實質受自然限定因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律)還是實證法(某當權者為統治國家而通過或實行的法律)上存在分歧。  比如,革命權具有自然法和實證法雙重本質可以在美國革命背景中發現。雖然美國獨立宣言引用了自然法革命權,但是自然法不是美國獨立唯一的正當理由。英國憲法精神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殖民地居民的行動。直到18世紀60年代,英國法律仍承認威廉·布萊克斯通《英格蘭法律評論》所說的“糾正壓迫大眾的法律”。和自然法革命權一樣,這個起糾正作用的限制性法律給民眾抵制君主提供了正當理由。這一糾正性法律源自人民與國王間為維護公眾福利而定的契約。最初的契約是“自古以來英格蘭和不列顛憲制性法律的中心信條”。宣言中所列舉的眾多不滿表明這一契約已被打破。  這一廣為接受的糾正性法律使人民有正當理由抵制政府違反憲法的行為。自由依賴於人民“最終”抵抗的權利。打破“統治者於被統治者間自願締結的契約”並違反憲法的命令可以被“無視”,而武斷的命令則可以以強制力來反對。這一權利暗指人民身上有抵制違反憲法行為的義務。如哈密爾頓於1775年指出,政府行使權力來保護人民的“絕對權利”,如果政府打破了憲法的契約,喪失了這些權力,人民則可以將其收回。  該糾正性法律與革命權一樣在自然法之下有一定限制。與革命權一樣,它也不是個人權利,而屬於作為締結最初的憲法契約一方的整個群體。它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手段,也不是迴應政府無關緊要或常見錯誤的方式。布萊克斯通的《評論》認為運用該法應該是“特殊情況”,如在國王打破最初契約,違反“基本法律”或放棄國家時才引用。在印花稅法案危機期間,馬薩諸塞省議會認為如果自由受到了“壓迫之手”和“暴政無情之鐵蹄”攻擊時,抵抗國王就是正當的。十年後,獨立宣言中對喬治三世的控訴試圖以他違反了最初的憲法契約為由結束他的君主統治。  如克里斯蒂安·弗裡茨在描述革命權在美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所解釋的那樣,當時人民有推翻專制國王這樣的集體權利,而這樣的英美憲法思想下的常規理論使得美國獨立具有了正當性。“自然法和英國憲法精神給予了殖民地居民反抗君主壓迫的權利”。但是,這些在美國革命前夕對革命權的理解基於的是一種傳統的政府模式,該模式認定存在一種在混沌的遠古時期國王和人民間訂立了一個假設的契約。“在這一契約中,人民為了得到保護而以效忠國王為交換”。這是一種契約關係。美國革命者喬治三世沒有盡到該契約中保護的責任,因此使得人民不用再效忠國王。同時基於自然法和英國憲法精神,君主打破該假設的契約讓臣民具有了革命權。

  儘管許多獨立宣言都通過訴諸於革命權來尋求合法性,但是因為可能產生的不穩定影響,很少有憲法提及或保障公民的革命權。作為實證法明確提及革命權的例子包括:

  有人認為因為在現代,可以通過全民投票的形式推翻民選政府,所以人民推翻政府的權利被植入了政治體系之中。在關於美國革命人民統治概念和革命後美國初期的研究之中,法律史學家克里斯蒂安·弗裡茨寫到:“憲法承認人民而不是國王為最高統治者的邏輯暗含著在美國,革命權並不具關聯性。這一情況並沒有在美國政府建立後立即或全面形成。有些早期的州憲法包含了反映傳統革命權的‘變更或廢除’的條款。...其他州憲法採納了‘變更或廢除政府’這一權利的不同版本,使之聽起來與傳統的革命權不同。在這些條款中,人民更改憲法能力的存在與革命權的傳統前提無關。...正如美國人在他們的憲法中所包含的那樣,革命權越來越被視為允許人民作為最高統治者不受限制地控制政府或修改憲法的原則。以此方式,該權利動搖了反抗壓迫的傳統根基。現如今可以將變更或廢除的條款的解釋與人民是美國最高統治者這一憲法原則實現一致”。  不過,諸如阿拉伯之春等事件表明歷史上的革命時期並不一定已經結束。從而引起了在21世紀革命權重要性的問題。隨著在國際法之下恐怖主義是犯罪這一認知的增強,革命權的概念被看做是區分恐怖分子和自由戰士的一項法律機制。
在政治哲學中,革命權或反抗權指的是當政府違背公眾利益並且/或者沒有緣由威脅人民安全時,一個國家的人民推翻它的權力或責任。在整個歷史程序中該權力常被以各種形式提及,並被用來為革命提供正當理由,如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伊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