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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12月4日,艾迪絲·卡維爾出生在諾維奇市附近的斯沃茲頓鎮,是弗雷德裡克(Frederick)牧師與索菲亞·路易莎·卡維爾(Louisa Sophia Cavell)四個孩子中的長女,她父親曾在當地做了45年的牧師。由於家庭收入微薄,從小就承擔起責任。曾當過一段時間的家庭保姆(包括1890年至1895年在布魯塞爾一戶家庭中),後在皇家倫敦醫院護士長伊娃·拉克斯手下接受了護理培訓,先後在索迪治療養院等英國多所醫院工作過。1907年卡維爾受安託萬·德佩奇醫生所聘,到比利時布魯塞爾伊克塞爾德拉文化街(Rue de la Culture)新成立的“比利時高階護理學校”(或貝肯達醫學院)擔任護士長。到1910年,卡維爾女士認為護理專業在比利時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具備了出版專業雜誌的條件,因此推出了《護理》雜誌。一年後,她已成為比利時3家醫院、24所學校和13所幼兒園的護理培訓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前住東英格蘭諾福克郡探望寡居的母親,當她回到布魯塞爾後,她所在的診所及護理學校已被紅十字會接管。

  1914年11月,德國佔領布魯塞爾後,卡維爾開始掩護英軍士兵從被佔領的比利時潛逃到中立的荷蘭,隱藏英法傷兵和逃避德軍兵役的比利時和法國平民,提供雷金納德·德·克羅伊(Reginald de Croy)王子在貝利尼城堡簽發的假證件。在那裡,他們通過不同的途徑被帶到卡維爾、路易絲·賽芙琳·哈勒等人在布魯塞爾的住處,向他們提供到荷蘭邊境的路費和菲利普·巴克找來的嚮導。卡維爾這些活動已然觸犯了德國軍法,德國當局對她的疑心已越來越重。  1915年8月3日卡維爾因遭加斯頓·基恩(Gaston Quien,此人後來被法國法院以通敵者定罪)出賣而被捕入獄,指控罪名是窩藏協約國士兵。她被關進聖吉勒斯監獄十週,在監禁的前二週中,德國警察分別於8月8日、18日和22日對她進行了三次審訊,她承認幫助過約60名英軍和15名法軍士兵以及大約100名法國和比利時應徵人員逃往邊境,並曾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隱藏中自己的家中。  軍事法庭指控她,除比利時青年外,還協助英法士兵穿越邊境進入英國。在庭審的前一天她簽署了一項宣告,承認了自己的罪狀。卡維爾宣稱那些得到過她幫助而脫身計程車兵,在安全抵達英國後還寫信來感謝她。這種坦言證實了卡維爾曾經幫助士兵逃住荷蘭邊境,但也確認了她幫助他們逃往一個正在與德國交戰的國家。  依據德國軍法,該罪行將被判死刑。德國軍法第58條規定:“任何意圖幫助敵國、或對德軍或聯軍造成危害的、或犯德國刑法第90條所列舉罪行之一的,一律按叛國罪處死”。本案涉及上述所提90條中所包含的“護送敵國士兵”。此外,根據德國法律第160條,該刑罰在戰爭期間,同樣適用於外國人。  《第一日內瓦公約》通常確保了對醫務人員的安全保護,但這種保護一旦用來掩護任何交戰行為,其保護性將喪失。這一條體現在當時所執行的1906年版公約第7款中。德國當局只是基於德國法律和國家利益在起訴時加以了利用。  英國政府無法為她做出任何幫助。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的霍勒斯·羅蘭(Horace Rowland)先生表示:“恐怕只能靠卡維爾女士自己去努力了,我們恐怕無能為力”。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祕書長羅伯特·塞西爾勳爵說,“我們做的任何表示”,他認為“對她而言都是弊大於利”。美國儘管沒有加入這場戰爭,但從中立的立場施加了外交壓力。美國駐布魯塞爾使館一等祕書休·西蒙斯.吉布森向德國政府明確表示,處死卡維爾將進一步損害德國已經受損的聲譽。後來,他曾寫道:  男爵曾公開表示過,鑑於卡維爾的坦誠以及挽救過如此多的交戰雙方戰士性命,她理應得到寬恕。然而,布魯塞爾總督馮·紹瓦斯拜克將軍卻下令“在國家利益下”,巴克和卡維爾的死刑應被立即執行,阻止了上級部門考慮寬大的機會。布魯塞爾律師薩迪·基爾申(Sadi Kirschen)為卡維爾進行了辯護。在被審判的27人中,卡維爾、巴克(一位30多歲的建築師)、、賽芙和珍妮·德·貝爾維爾伯爵夫人(Jeanne de Belleville)等5人被判死刑,在5名死刑者中,只有卡維爾和巴克被槍決,其他三個人則獲判緩刑。  許多受誤導的人相信,卡維爾並非由於間諜活動,而是因叛國而被捕。她可能已被英國祕密情報局招募,轉而離開間諜工作是為了幫助協約國士兵逃跑,雖然這一說法並沒得到普遍認可。  羈押期間,審訊卡維爾用的是法語,但會話記錄卻是德語。這就給了審問者曲解她答詞的可能。儘管如此,但她並沒有試圖為自己作辯護。經德國軍政府首長批准,為卡維爾提供了一位辯護人。而卡維爾的助手伊麗莎白·威爾金斯(Elizabeth Wilkins)原先為她挑選的律師遭德國軍政府拒絕。  在執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她告訴獲准看望並給她聖餐的英國聖公會的斯特林·加恩(Stirling Gahan)牧師,“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不會仇恨和抱怨任何人”。這段話後來被鐫刻在英國倫敦聖馬丁廣場(St Martin's Place)她的雕像上,靠近特拉法加廣場。她與德國路德會監獄牧師最後的談話被記錄下來:“請加恩神父轉告我的親人,我相信我的靈魂會得到安息,我很樂意為國而死”。  美國駐比利時大使布蘭德·惠特洛克在病榻上代表卡維爾給比利時總督莫里茨·馮·比辛發去了一份正式照會。休·西蒙斯.吉布森、大使館法律顧問梅特·勒瓦爾(Maitre G. de Leval)和西班牙大使連夜組成了一支呼籲寬容或至少推遲執法的午夜代表團,但最終與事無補。1915年10月11日,馮·德爾·蘭肯男爵批准了死刑執行令。十六名軍人組成兩支行刑隊,10月12日上午7點,在斯哈爾貝克國家射擊場對她和四名比利時男子執行了槍決。有關卡維爾的死刑執行過程有多種說法,但據在卡維爾生命最後幾小時內一直陪伴她的勒·修拉牧師的目擊記述,八名士兵朝卡維爾開槍,另外八人則執行了巴克的死刑。  遵照西班牙大使的指示,比利時婦女立刻在聖吉勒斯監獄旁掩埋了她的遺體。一戰後,她的遺體被運回英國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國葬,然後轉送至諾維奇,長眠在生命的綠色中。

  在卡維爾死後的幾年間,湧現了無數宣傳她故事的報刊文章、小冊子、圖片及書籍。她成為了英國軍隊徵兵的一個宣傳標誌,並幫助提升了協約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地位。由於她的性別、她的職業以及面對死亡時的壯烈氣概,使她成為了一名大眾人物。她的被害,也充分揭露了德國的野蠻行為和道德墮落。  後來發現在卡維爾被槍殺不久後所報道的新聞中,僅部分內容屬實。甚至美國《護理雜誌》多次描寫的卡維爾在被執行死刑前,因拒絕在行刑隊面前蒙上眼罩而昏厥摔倒的情節也為虛構。據稱,在她不省人事之時,德國指揮官用一把左輪手槍開槍將她打死,許多諸如此類的情節,曾極大地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公憤和普遍的反德情緒。  隨著比利時的被侵佔以及盧西塔尼亞號的沉沒,英國戰時宣傳部-威林頓館在英國和北美對卡維爾的被殺進行了更加廣泛的宣傳。  由於英國政府決定利用卡維爾的故事進行宣傳,她成為了英國在一戰中最突出的女性受害者 。英雄的感召和暴行故事的結合,創作出了英國在一戰期間最成功的宣傳案例之一,也成為戰後持久反德情緒的主要因素。

  與世界其它國家不同,德國政府認為在卡維爾一案上他們已經採取了公平的做法。德國主管外交事務的副部長博士在一封代表德國政府向新聞界發表的宣告信中說: 在德國人看來,這是負責人遵循德國法律職責所決定的,無需顧及全世界的譴責。如果他們釋放了卡維爾,將會激起更多的女性來參與反德行動,因為她們知道不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他們的法律不分性別,唯一的例外就是,按慣例女性只有在一個“纖弱”(可能是指“懷孕”)的狀況下才不被執行死刑。  德國政府還認為,所有被定罪的人都完全明白自己行為的性質,法院特別重視這一點,有幾名被告就是在是否清楚自己所犯罪行上存在疑點而被釋放。另一方面,死刑犯者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以及所犯罪行會受到的懲罰,因為“許多公告明確指出:協助敵方軍隊將被判處死刑”。

  一戰以前,卡維爾在護理界以外尚不太出名。這也能讓英國在對她的政治宣傳中可拋棄所有不利的事實,包括卡維爾在受審期間供出連累他人情報的跡象,造就出了兩種不同的形象。1915年11月,英國外交部曾就卡維爾供詞中所牽涉的其他人發表過一份拒絕宣告。  常見的卡維爾形象之一:一名被無情和可恥敵人殺害的無辜者。這一形象將她描繪成一名無辜的間諜,被大量地應用在英國各式宣傳物中,如:戰時明信片和報紙插圖。英國媒體將她的故事當作一種激發戰場鬥志的手段。這些形象暗示,為中止敵人對英國無辜婦女的屠殺,男人必須立即參軍。  卡維爾的第二種形象被描繪成一戰中一名嚴肅、緘默、勇敢,將一生奉獻於護理和挽救他人生命的愛國婦女。該形象多見於許多紅十字會護士個人經歷傳記的插圖中。德國軍隊牧師勒·修拉神甫在回憶起她被槍決時說:“我不相信卡維爾女士想成為一名烈士...但她已準備為國而死...卡維爾女士是一名非常勇敢的女性和虔誠的基督徒”。在另一段來自英國聖公會的情節中,加恩牧師記得卡維爾說過“我不會害怕或退縮;對於死亡我並不陌生,它不會讓我害怕!”,這一段話,突出地彰顯了她是一名堅忍的傑出女性,也給她帶來了比同樣情況下的男人更高的聲望。

  戰後,卡維爾的遺體被運回英國,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了國葬。1919年5月19日,她的遺體被重新安葬在諾威治大教堂東側;每年十月仍舉行紀念活動。從多佛運送她到倫敦的鐵路貨廂作為紀念保留在肯特至東薩塞克斯郡的鐵路上,日常在博迪恩火車站對外開放參觀。  隨著卡維爾的去世,世界各地設立了很多懷念她的紀念館,其中第一個出現的是1918年由亞歷山德拉王后在靠近諾威治大教堂庭園附近興建的護士之家,上面刻有她的名字。  在英國教會指定每年的10月12日為艾迪絲·卡維爾紀念日,這是對她榮譽的紀念,但未對其進行正式冊封。  其他榮譽包括:
艾迪絲·路易莎·卡維爾(;1865年-12月4日-1915年-10月12日),英國護士,因平等地救治交戰雙方的傷兵而聞名,一戰中曾幫助約200名協約國士兵逃離被德國佔領的比利時而被警方抓捕。隨後被軍事法庭判犯叛國罪,並處以死刑。儘管國際社會進行了人道干預,但還是被德國行刑隊槍殺。對她的處決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的廣泛報道和一致的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