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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必須表明自己是愛才的人,起用有才藝的人們,對於各個行業中傑出的人物授予榮譽,激勵公民在職業上能安心地從事其職務,給人民以歡樂。君主對待臣下一方面要使他感恩戴德、分享榮譽、分擔職責,另一方面要避開諂媚者。總之,君主不應相信命運,要使自己的做法符合時代的特性,完成“將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的偉業。

  馬基雅維利強調,有必要研究“有效真理”(verita effetuale),而不是依靠“想像中的共和國和公國”。他用比喻了光榮的行為和犯罪的行為之間的區別,他說:“有兩種競爭方式,一種是依法進行的,另一種是通過武力進行的;第一種適用於人,第二種適用於人和野獸”。在《君主論》中,他沒有解釋他認為最好的道德或政治目標是什麼。馬基雅維利認為,將來的領導人自然會以榮譽或生存為目標。他將這些目標與美德和審慎視為良好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更多的美德意味著更少的依賴偶然的機會是馬基雅維利時代受古典影響所產生的“人文常識”。即使這有爭議。然而,馬基雅維利的時代遠遠超出了其他作家。他使用“美德”和“審慎”一詞來指代追求榮譽和進取的品格,這與基督教徒對這些用語的傳統用法形成強烈反差,但更符合基督教前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原始概念。他鼓勵野心和冒險精神。因此,在與傳統的另一次突破中,他不僅考慮了穩定性,還考慮了徹底的創新。進行重大改革可以顯示王子的美德並賦予他榮耀。他顯然認為義大利在他的時代需要重大改革,並且他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可。  馬基雅維利的描述鼓勵領導人光榮地控制自己的命運,在某些情況下,儘管存在危險和必要的情況,但在某些情況下需要重新定義“模式和秩序”。

  這本書曾被視為改變世界的16本書之一(美國學者道恩斯《改變世界的書》),與《聖經》、《資本論》等書並列。本書是西方許多君王、領袖學習統治術的經典。相傳本書是「英王查理一世愛不釋手;英國護國公克倫威爾珍藏著它的手稿影本;法王亨利四世被刺殺時,人們發現他貼身帶的,竟然是一部染血的《君王論》;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把它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路易十四,這位赫赫有名的法國君主,每晚必溫習此書,並說:「不讀此書不能高枕而眠」;拿破崙對《君王論》也百讀不厭,勝利的聯軍在清掃滑鐵盧戰場時,從繳獲的拿破崙的御車中,發現了一本他寫滿批註的《君王論》;希特勒放在床邊經常從中汲取力量;墨索里尼稱之為政治家的指南......」。

  主流的觀點認為《君主論》的政治理論邪惡而令人震驚。即使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來看,仍然是過分而不可接受的,“馬基維利主義”一詞因而產生,特地描繪“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以及“表面仁厚實則殘忍的虛偽政治”等等特質。  但是,也有人認為「為達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是對於馬基雅維利的誤讀,因為馬基雅維利也指出了邪惡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維持穩定和繁榮才是國家可以追求的正當目標,個人為了其利益而不擇手段則不是正當的目標,而且也不能正當化邪惡的手段。再者,馬基雅維利並沒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並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墮落。英國政治哲學家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指出過:“對於馬基雅維利就像對於其他人文主義者一樣,美德這個概念被用來指一種不可或缺的品質,這種品質能使統治者使令人的厭惡命運的打擊和箭頭轉向並從而立志取得榮譽、榮耀和名聲。”(第194頁)在“義大利的君主為什麼喪失了他們的國家”一章中,馬基雅維利認為新君主鞏固新政權首先需要意識到的既是:“使用那些建立在你自己的行動和美德之上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確和持久的方法。”(第129頁)。此外馬基雅維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義,以及採取殘忍手段的前提(必須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

  有學者認為該書的目的是對君主專制的諷刺。盧梭在《民約論》中提到該書是為了向讀者展示自由共和國相對君主專制的優點。安東尼奧·葛蘭西認為該書不是寫給統治階級看的,而是寫給老百姓看的。因為統治階級本來就會接受這種教育,不需要這本書。
《君主論》(義大利語:,或翻譯為《君主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作家馬基維利的政治論著,1513年獻給洛倫佐二世·德·美第奇,但此書在馬基雅弗利死後第五年的1532年才出版。這是在美第奇教皇克萊門特七世的允許下進行的。但事實上,自從君主論的手稿首次面世以來,關於他的著作的爭議就不斷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