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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工黨與保守黨處於合作狀態。1941年6月10日,時任下院議員、不管部大臣的亞瑟·格林伍德,宣佈成立一個跨部門委員會對英國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進行全面調查。  其成員來自內政部,勞動和國家服務部,養老金部,政府精算部,衛生部,財政部,戰後重建祕書處,海關總署,援助委員會,蘇格蘭衛生部,社會團體登記處和工業保障專員辦公室。

  報告所提出的建議遵循三條指導性原則:  貝弗裡奇反對依據家庭收入狀況調查的結果發放福利。他的方案中,所有人以統一費率繳納社會保險費,並以統一比率享受福利待遇。家庭收入狀況調查僅作為很次要的部分出現,因為其會導致貧困人群面臨較高的邊際稅率(所謂“貧困陷阱”)。

  1942年11月16日,由布倫丹·佈雷肯發起,內閣就是否以白皮書形式釋出貝弗裡奇報告進行辯論。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認為報告“涉及不切實際的經濟舉措”,應當推遲發表。然而,11月26日內閣決定於12月2日公開發布報告。  國內情報部調查發現報告被“所有社群、所有政見的人一致接受與讚揚”,並被視為“將新世界理想付諸實踐的首次嘗試”。在報告發布半個月後的一次調查中,英國輿情處發現95%的受訪者聽說過貝弗裡奇報告,對報告表現出了強烈興趣,主要的批評是養老金還不夠高,同時人們普遍認為應該著手實施報告所建議的改革。  《泰晤士報》評論道“這一劃時代的文獻必將對英國的社會改革產生切實且深遠的影響”。《曼徹斯特衛報》稱其為“一件大好事”。《每日電訊報》認為這是對1911年大衛·勞合·喬治肇始的社會革命的繼承和完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讚揚其為“首次於法案中體現了基督教的全部精神”。  國會定於1943年2月就報告進行辯論,因此內閣任命樞密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主持一個委員會,就報告內容及政府在辯論中的立場進行考察。下院辯論中,政府宣佈其不會立即著手實施報告所建議的改革。由45位保守黨議員組成的託利改革委員會要求立即成立社會保障部。在辯論結束時,97名工黨議員,11名獨立人士,9名自由黨,3名獨立工黨黨員和1名共產黨人對政府投了反對票。國內情報部調查發現,辯論後部分左派民眾感到失望,但不少人認為政府等到戰後的經濟狀況明瞭再作出決定是明智的。 英國民意研究所的民意測驗發現29%的人對政府的態度感到滿意,47%不滿意,24%不知道。  1943年3月21日,溫斯頓·丘吉爾做了題為《戰後》的廣播演說,他警告民眾“不要對國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並談及將向選民釋出的戰後重建的四年計劃,包括五到六個重大舉措,由新一屆政府負責實施。計劃中的改革有:面向全體公民的國家強制保險,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通過國家經濟平衡手段,逐步消除失業;拓展國有部門;建設新的公屋;教育改革;大幅增加醫療與衛生服務。 丘吉爾對於福利國家的建設持保留態度,他及保守黨反對貝弗裡奇報告的絕大部分內容,且在是否建立國民保健署的議題上投了反對票。  工黨憑藉著解決貝弗裡奇報告所提出的社會五大罪的承諾贏得了1945年的大選。貝弗裡奇的建議通過一系列法案得以實現(即國家保險法,國家援助法和國家衛生服務法),成為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石。然而工黨與貝弗裡奇就提供關鍵社會服務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工黨領袖反對貝弗裡奇通過當地衛生中心和區域醫院管理機構執行的國家衛生服務機構,更傾向於建立大型國營機構。 面對這些來自工黨領袖,包括歐內斯特·貝文的反對意見,貝弗裡奇抱怨道“對於歐內斯特·貝文來說,他的工會背景是非技術工人,社會保險不如談判工資來得重要”。貝文則嘲笑貝弗裡奇報告為社會救助計劃,並支援聯合政府推遲實施改革(1943年2月,大量的工黨普通議員不聽號令,投票反對推遲改革,此事令貝文異常憤怒)。

  戰爭年代,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福利待遇大大改善,這為戰後福利國家的建立鋪平了道路。嬰兒、兒童和生育服務得到拓展,譬如食品政策委員會(由副首相、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主持)於1940年6月批准了向母親及5歲以下兒童發放燃料和補貼牛奶。一個月後,教育部決定擴大學校免費午餐的覆蓋範圍。至1945年2月,73%的兒童能在學校喝到牛奶,而1940年7月只有50%。學校還會為學生提供免費的白喉疫苗接種。 此外,1944年頒佈的鄉鎮規劃法,考慮到很多地區遭受了轟炸襲擊,授權地方政府清理貧民窟,並於同年通過“住房(臨時住所)法”,撥款1.5億英鎊建設臨時住所。  1940年,增設補充養老金以提高老人待遇。1943年,補充養老金和失業補助的領取比例和領取條件有了進一步改善。食品價格在1939年12月穩定下來,最初是作為臨時措施,但在1940年8月成為永久性的,而牛奶和膳食均以補貼價格提供,或在有必要時免費提供。  1940年7月,財政撥款增加使得學校奶粉和膳食供應有所改善,一年內就餐數量增加了一倍,校園牛奶增加了50%。到1945年,大約33%的兒童在學校中吃飯,而在1940年,只有3.3%,而牛奶的比例則從約50%上升到約75%。在1940年,發起了一個國家牛奶計劃,為所有5歲以下的兒童、母親和孕婦提供一品脫牛奶,價格約為市價一半。到1944年,有資格的人中有95%參加了這項計劃。政府的食品政策,優先群體如幼兒和母親不僅享有牛奶等必需品,而且實際上也得到了其他日用品。戰爭中的疏散向很多英國上層階級揭示了社會分化的程度。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疏散成為“戰爭社會史上最重要的課題,在於它向全體人民揭露了社會生活中的黑暗面”。  建立了緊急醫院服務機構,為傷員提供了免費待遇(包括戰爭撤離人員),配給制度顯著改善了貧困家庭的飲食狀況。正如理查德·蒂特馬斯所說,  “1938年英國三分之一的家庭長期營養不良,在1940年和1941年第一次充足飲食... 之後缺血性疾病,特別是嬰兒死亡率急劇下降。”

  工黨最終採納了“貝弗裡奇”提案,在他們1945年大選中取得勝利後,又實施了許多社會政策,使英國成為了福利國家。 這些法案包括“1945年家庭補助法”,“1946年國民保險(工業傷害)法令”,“1946年國民保險法”,“1946年國家衛生服務法”,“1947年養老金(增加)法”,“1949年房東與租客(租金管制)法”,“1948年國家保險(工傷)法”,“1949年國家保險法”。
《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英語: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即所謂的《貝弗裡奇報告》(英語:Beveridge Report),是對英國社會保障制度誕生及福利國家建立起到重要作用的報告。《貝弗裡奇報告》發表於1942年11月,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貝弗裡奇編寫。此報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工黨和保守黨達成“貴族義務”和“共識政治”(英語:collectivist consensus)的背景下應運而生,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公民社會福利制度,為全英國所有公民提供了醫療、就業、養老和其它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