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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類戰爭史上,細菌武器的使用由來已久。據文獻記載,最早使用細菌武器的案例系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將帶菌的屍體拋射到敵方土地上。1349年,蒙古人圍攻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卡法城(Kaffa)時,由於城堅難摧,攻城部隊又受到由中國向西蔓延的鼠疫大流行的影響,他們便把鼠疫病死者從城外拋到城內,結果使保衛卡法城的許多士兵和居民染上鼠疫,不得不棄城西逃。清兩江總督曾國藩大弟曾國葆於1863年在攻南京前染此厲疫突病逝,令曾國藩荃兄弟悲憤不已,一舉攻佔南京  一次世界大戰是壕溝戰,部分士兵陣亡,因事先都作好預防,將兵大體搬出溝集中掩埋處理,大幅減少疫疾爆發的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曾以中國東北的平房地區作為滿洲第731部隊的駐地,針對凍傷、病原體毒力迴歸等課題開展一系列人體實驗,藉此改良用於侵華戰爭及其他戰線的生物武器。在赤道也有731部隊的熱帶實驗所  在2001年美國炭疽攻擊事件中,包含武器級炭疽粉劑的郵件最先抵達美國傳媒公司,導致羅伯特·史蒂文斯因肺炭疽喪生。  隨著微生物學和有關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斷被發現,可能成為生物戰劑的物種也在不斷增加。近些年來,人類利用微生物遺傳學和遺傳工程研究的成果,運用基因重組技術界限遺傳物質重組,定向控制和改變微生物的性狀,從而有可能獲得效價更高的生物戰劑。  當今生物武器的發展與使用雖已遭到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唯一可與核武對抗的武器、生物武器不論在量產成本上、效能上還是威懾力上都有著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所不能比擬的優勢,因此不能無視某些國家鋌而走險,祕密進行研究開發的可能性。

  襲擊人的生物劑一般具有下列特徵:感染劑量低,毒性高;潛伏期一般較短,發病率高;具有高度傳染性;可通過多種途徑,尤其是通過呼吸道途徑致人感染或中毒;造成失能或死亡的機率高;缺乏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措施,如免疫血清、疫苗或抗菌素;在環境中穩定性一般較高;(在早期)難以檢測或鑑定;易於生產和運輸。因此,已知被髮展、生產、儲存或用作生物武器的病原微生物及其產物種類就成為生物恐怖襲擊的首選之物。  襲擊農業的生物劑一般具有下列特徵:一般對人體無害;潛伏期短或很長,發病率高;具有高度傳染性,在環境中穩定性高;一般可能有疫情背景,難以迅速與自然暴發的疫情區別開來;受影響的行業領域多,損失巨大。突出代表為禾柄鏽菌("Puccinia graminis")。

  生物武器的核心為生物戰劑。根據傳染性、病原體種類等區分方法可將生物戰劑劃分為不同的種類。例如:  (1)按戰術效果區分:  致死性戰劑:指致死率在10%以上的生物戰劑,例如:天花病毒、炭疽芽孢桿菌、類鼻疽假單孢菌和鸚鵡熱衣原體。  失能性戰劑:指致死率在10%以下的生物戰劑,例如:貝納氏立克次體(Q熱)、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土拉弗朗西斯桿菌(土拉桿菌病/野兔熱)與布魯氏桿菌(布氏桿菌病)。  (2)按病原微生物形態與病理區分*:  細菌類戰劑:主要有炭疽芽孢桿菌、霍亂弧菌、鼠疫耶爾森氏桿菌、土拉弗朗西斯桿菌、豬布魯氏桿菌等。  病毒類戰劑:主要有天花病毒、黃熱病毒、基孔肯亞病毒、登革熱病毒等。  真菌類戰劑:主要有粗球孢子菌、副球孢子菌、莢膜組織胞漿菌、杜氏組織胞漿菌等。  立克次體類戰劑:主要有普氏立克次體(流行性斑疹傷寒)、立氏立克次體(落基山斑疹傷寒)、貝納氏立克次體等。  衣原體類戰劑:目前所發現的具有實際軍用價值的衣原體類戰劑僅有鸚鵡熱衣原體。  (3)按作戰物件區分:  反人員戰劑:以人類為主要物件的戰劑,例如:炭疽芽孢桿菌、天花病毒、貝納氏立克次體等。  反畜牧業戰劑:以牲畜為主要物件的戰劑,例如:非洲豬瘟病毒、口蹄疫病毒、新城疫病毒等。  反農業戰劑:以農作物為主要物件的戰劑,例如:稻梨孢、苛養木杆菌、致病疫黴等。
生物武器(英語:Biological weapon),又稱生物製劑(英語:Biological agent)、生物戰劑(英語:Biological warfare agent),是指細菌、病毒、原生動物、寄生蟲、真菌,可以有目的地用作生物恐怖主義或生物戰中的武器。生物武器的施放裝置包括炮彈、炸彈、火箭彈、導彈等的彈頭和航空布撒箱、噴霧器、氣溶膠發生器、裝載媒介物(鼠、蚊、蜱等)的容器等。用生物殺死有生力量和毀壞植物的武器統稱為生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