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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對於“幕末”的起止時間沒有統一、嚴密的定義,但一般認為始於1853年7月8日(嘉永6年舊曆6月3日)黑船(即馬休·佩裡所率領的美國海軍艦隊)來航。即使在《王政復古大號令》(1868年)中,這次“抑癸丑(1853年)以來未曾有之國難”也被看作開啟了國家體制改革的序幕。  而“幕末”的結束標誌,有觀點認為是1867年11月9日(慶應3年舊曆10月14日)幕府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進行大政奉還,也有觀點認為應為1868年5月3日(舊曆4月11日)江戶無血開城。此外,也有人將1869年箱館戰爭結束、舊幕府軍投降新政府軍,1871年8月29日(明治4年舊曆7月14日)實行廢藩置縣、幕藩體制完全終結,以及明治政府採用西歐式太陽曆(格里高利曆)的前一天——1872年12月31日(明治5年舊曆12月2日)等不同時間作為幕末的結束標誌。  幕末時期,受到所謂“西洋的衝擊”,以水戶學等華夷思想為基礎,國防意識高漲,國家民族主義也逐漸興起;另一方面,德川幕府所支配的幕藩體制政治正走向解體,國內政治勢力正面臨著重組的格局,處於政治中心的是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西南雄藩。在這一時期,幕府放棄了從二代將軍秀忠開始延續下來的“鎖國”政策,被迫開港,開始與外國實現自由貿易,捲入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大國殖民主義的浪潮之中。儘管不同形式的排外主義(尊王攘夷論)不斷抬頭,但當時的整個社會仍忌憚於西方列強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繼而在西方文明的強烈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條約締結與將軍繼嗣問題(1853年 - 1858年) 1853年(嘉永6年)7月8日(舊曆為6月3日),美國海軍提督馬休·佩裡率4艘黑船來到浦賀港,並帶來了要求江戶幕府開國通商的總統國書。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備後福山藩藩主)向海防參與德川齊昭(前水戶藩藩主)、鬆平慶永(春嶽、越前藩藩主)・島津齊彬(薩摩藩藩主)等親藩及外樣大名徵求對策,諸大名得以介入幕政。在這場黑船事件引起的外交風波中,12代將軍德川家慶去世,世子德川家定繼任第13代將軍。  次年(1854年,嘉永7年)2月13日(舊暦為1月16日 )馬休·佩裡再度前來重申對幕府開國的要求。在大學頭林復齋等與佩裡等進行交涉之後,於1854年(嘉永7年)3月31日]](舊暦為3月3日)簽訂日美和親條約,德川幕府的“鎖國”體制就此終結。此後,英國皇家海軍上將詹姆士·史特靈與水野忠德在1854年(嘉永7年)10月14日簽訂日英和親條約,俄羅斯帝國海軍上將普提雅廷與川路聖謨等在1855年(安政元年)2月7日簽訂日俄和親條約,日荷和親條約也於1856年1月30日締結生效。為了在開國之後改革幕政,阿部正弘開始加大人才啟用力度,並創設高等教育設施,重整幕府軍事體制,這場從開國以前就一直持續的改革也被稱作“安政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勝海舟也在這次外交風波中嶄露頭角,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安政大獄與櫻田門外之變(1858年 - 1860年)  1858年(安政5年)6月4日(舊曆為4月23日),就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彥根藩主)意圖通過強硬手法一鼓作氣地解決所面臨的兩個幕政難題:懸而未決的將軍繼嗣問題以及愈發嚴峻的開國問題。具體而言,對於新任幕府將軍一職,就在大老就任之後的1858年(安政5年)6月11日(舊曆為5月1日),幕府將紀州藩的慶福定為次任將軍,同時慶福改名為德川家茂,進入江戶城,並於安政5年10月25日就任將軍一職。而對於條約簽署問題,井伊直弼雖然自己認為得到天皇勅許是有必要的,但由於受到鬆平忠固的強烈反對,遂於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在還沒有得到天皇敕許的情況下就命井上清直與巖瀨忠震全權負責所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此後幕府又與英、法、荷、俄四國簽署了同樣的通商條約(安政五國條約)。通商城市與港口的開放是分階段進行的(開市開港延期),但這是由井伊的後繼者安藤信正所派遣的文久遣歐使節在簽署所謂“倫敦備忘錄”時才得以實現的。  公武合體論與“尊王攘夷派”的抬頭(1860年 - 1863年)  “尊攘派”的失勢(1863年 - 1864年) 薩長誓約與幕長戰爭(1864年 - 1866年)  大政奉還與王政復古(1866年 - 1867年)  戊辰戰爭(1868年 - 1869年)
幕末,即江戶幕府末年,是指日本歷史上德川幕府統治時代(江戶時代)的末期。一般意義上的“幕末”時期從1853年黑船來航開始,終於1869年戊辰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