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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罪的非正式定義包括違反戰爭法所規定的保護條款的行為,也包括未能遵守戰鬥程式和規則的行為,例如攻擊出示和平停戰旗幟的人,或使用該旗幟作為發動襲擊的戰爭詐術。《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42條明確禁止攻擊從被毀飛機上跳傘的人以及落地後投降的人,所以襲擊通過降落傘部署的敵軍(空降兵、傘兵等)並不構成戰爭罪。戰爭罪包括對戰俘或平民的虐待行為。戰爭罪有時是大規模謀殺和種族滅絕行為的一部分,但根據國際人道法這些罪行更多屬於危害人類罪的範疇。  戰爭罪在國際人道法中非常重要,因為這是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等國際法庭所管轄的領域。另外還有最近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這兩個法庭是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八章設立的。  根據紐倫堡原則,戰爭罪與反和平罪不同,後者是計劃、準備、發起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破壞國際條約、協定或承諾的戰爭。

  

  1474年,彼得·馮·哈根巴赫(Peter von Hagenbach)受到神聖羅馬帝國特別法庭的審判,這是第一次“國際”戰爭罪審判,也是第一次對指揮責任的審判。他被定罪並砍頭,因為“作為一名騎士,他應有責任防止”慘劇發生,但他認為自己是在“聽從命令”。

  《海牙公約》是分別於1899年和1907年在荷蘭海牙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和平會議上達成的國際條約。加上1864年和1909年日內瓦第一和第二公約,這些條約是現世國際法誕生初期的第一批正式闡述戰爭法和戰爭罪的條約。

  《日內瓦公約》是1864年至1949年所通過的4部相關條約的總稱,在作戰行為方面代表了國際法的法律基礎。2006年,《日內瓦公約》獲得全球所有國家的通過,但一些簽署國常常違反《日內瓦公約》的規定,或利用法律規定的模稜兩可之處,或通過政治斡旋來規避法律程式和原則。  日內瓦第四公約:戰時保護平民(最初通過是在1949年,以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的部分內容為基礎)

  德意志帝國最高法院於1921年對數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官進行了戰爭罪的審判。

  以1945年8月8日《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定義為基礎,戰爭罪的現代理念在紐倫堡審判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參見紐倫堡原則)。除了戰爭罪,《紐倫堡法庭憲章》還定義了反和平罪和危害人類罪,這兩種罪行也常常發生在戰爭期間並與戰爭罪同時出現。

  1946年5月3日,東京戰爭罪法庭(通稱為東京審判)開庭審判日本帝國領導人東條英機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下的三種罪行:A級(反和平罪),B級(戰爭罪)和C級(危害人類罪)罪行。

  日軍也在中國犯下了大量戰爭罪行,如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等。

  如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樑肅戎,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談到民主聯軍驅趕百姓當炮灰的做法。此外,長春圍困戰期間,共軍包圍長春禁止平民離開長春,導致數十萬平民餓斃。而中共方面也指責國民政府方面犯對本國國民犯下了若干罪行,一些地方縣誌和相對獨立的媒體也記錄和報道過一些情況,如一二·一血案、臺灣二二八事件、在重慶大屠殺中對大量非共產黨員的民主人士屠殺之行為、在進攻解放區時採取三光戰術(燒、殺、搶、掠、抓壯丁。  解放軍指控國軍在戰鬥中驅趕著一群赤背裸體的妓女站在城牆上向解放軍喊話,阻止其攻城,被解放軍諷刺為“婊子戰術” 。中共在1948年宣佈包含蔣中正在內的數十人為戰犯。

  2002年7月1日,根據條約設立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創立,用於起訴該日期及之後犯下的戰爭罪。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和以色列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對國際刑事法院進行了批評。但美國仍擔任該法院的觀察員。《羅馬規約》第12條規定:如果非締約國公民因在締約國領土上犯下的罪行而被起訴,法院對他們也具有管轄權。  但法院僅對“作為一項計劃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實施的行為,或作為在大規模實施這些犯罪中所實施的行為”具有管轄權。

  聯合國與柬埔寨王國政府在2003年6月簽署協議決定成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對被指在1970年代後期在柬埔寨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等罪行的前紅色高棉高階領導人進行審判。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直致力於推動國際人道法發展,鼓勵和支援各國際法庭的建立用以懲治戰爭罪。該組織盡一切努力督促各國和衝突各方遵守相關國際條例,遵守《日內瓦公約》規定,並參與了“設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談判工作”。
戰爭罪是“武裝衝突時違反戰爭法或國際人道法的行為”,包括“謀殺、虐待、或將被佔領土上的平民居民驅逐至勞改營”,“謀殺或虐待戰俘”,殺害人質、“肆意摧毀城鎮和村莊,以及任何不具備正當軍事或民事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