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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年,當時美國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為確保民主共和黨在州議會選舉中贏得更多議席,所以簽署了一項法案,蓄意將馬薩諸塞州的州議會選區重劃,讓敵對的聯邦黨人票源集中在少數選區,保障民主共和黨候選人能不成比例地當選。  當時重劃的選區中,有一選區形狀相當怪異,狀似蠑螈(salamander),一種長得蜥蜴的兩棲動物,亦有說法是指是傳說中長得像蜥蜴的一種怪物,尾巴長長的,還有翅膀的樣子。於是政敵便將埃爾布里奇·格里(Gerry)的姓氏與蠑螈的字尾(mander)組合而成「gerrymandering」(傑利蠑螈),用來影射為照顧黨派利益,不公平劃分選區的方式。最後民主共和黨贏得該州議員選舉,格里本人輸掉州長選舉,但他成為詹姆斯·麥迪遜的副總統,最後於1814年死在任內。

  上圖為一虛構例子。A至C均有6票紅色、9票黑色,A至C的總票數各為15,同時均被劃分為三個小區。因應不同的選區劃分,雙方取得的席位數目截然不同。在A中黑組全取3席,紅組0席;在B中,黑組優勢被削弱,取得2席,紅組取得1席;而在C中,紅組卻可取得2席,比黑組還要多1席。

  

  在選區劃分的過程中有兩大基本策略,其一是儘可能極大化己方票源的有效使用,其二是儘可能極小化對方票源的有效使用。故此,「集中選票」(packing)和「分散選票」(cracking)為傑利蠑螈的主要手段。

  將對方陣營的鐵票區域劃分成數個選區,使對方無法競爭。

  除了將對方陣營的鐵票區域劃分成數個選區,使對方無法競爭。而且劃分時使各區人口與應選人比例很大差距,使己方陣營可獲得較多席次。

  劃分時使各區人口與應選人比例有很大且不合理的差距,使己方陣營可獲得較多席次。例如按照比例代表制分成幾個選區,使己方陣營獲得較少票數,卻能獲得相對較多的席次。

  

  美國的國會眾議院以及州議會選區劃分大致按人口的比例進行選區劃分。各州的眾議院選區劃分須以人口比例去作分配的人口普查,仍容許各州議會按選舉結果去進行選區劃分。(不是由聯邦政府定奪選區)選區劃分使兩黨製得以鞏固,並確保共和黨和民主黨兩大黨維持主導地位。  每十年的人口普查及選舉結果均會影響未來十年的選區劃分,例如在2010年的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勝出國會眾議院選舉,並取得31個州的執政權,以及州議會。同年亦是人口普查,該年的選區重劃,既改變選舉人票的各州比例,被認為可以確保共和黨在未來十年主導美國政治,在選舉前佔絕對優勢。民主黨則在紐約州佔絕對優勢的地區進行選區劃分。選區劃分使每兩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不少選區實際上在選舉舉行前,已可預知選舉結果。

  英國下議院除了重新劃分選區之外,還可透過遷移選民的方法,將己方支持者大量納入對自己有利的固有選區中,細小選區劃分使兩黨製得以鞏固,並確保保守黨和工黨兩大黨維持議會的主導地位。選區劃分使五年內舉行的下議院選舉,不少選區在選舉舉行前已可預知選舉結果,大選中逾五百席期分別被保守黨及工黨佔有。  這案例發生在1990年代的英國西敏市,當時保守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市議會主席雪莉·波特(Dame Shirley Porter)和其他市議員策劃並執行了一個社群政策,將該市內的公共房屋出售給有意支援該黨的人民,以支援保守黨的邊緣選區,使保守黨贏得1990年西敏市市議會選舉。其後因人口不尋常流動使其他議員及反對陣營有所懷疑,並告上法庭要求稽核該社群政策是否合法,雪莉及其餘5人最終被判有罪。

  1980年代以前,愛爾蘭的選區劃分方案並非由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而是由政府內部直接決定。故此,早期政治人物的當權被抨擊是使用了傑利蠑螈的舞弊結果。1947年,愛爾蘭由共和黨執政,但新興政黨Clann na Poblachta迅速崛起形成威脅。 當時的埃蒙·迪·華理拉政府提出了《1947年選舉法(修正案)》,將選區從138個增加到147個。接下來1948年2月的大選中,Clann na Poblachta只取得了10個議席,與他們獲得的得票率不成比例。  1970年代中,地方政府部長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企圖將選區重新劃分,以確保統一黨(Fine Gael)和工黨(Labour Party)組成的執政聯盟能贏得議會多數。 可惜策略失敗,執政黨最終輸掉了1977年的大選。此事後,出現了塔利蠑螈(Tullymandering)一詞,意指失敗版本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

  2006年,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政府決定放棄採用由獨立委員會起草的選舉地圖;相反,執政黨黨團自行設計並採納了新的選區劃分計劃,從而引起爭議。反對黨及媒體皆抨擊省長使用了傑利蠑螈,以操縱選舉結果。與此同時,政府所採用的劃分方案,確保了現任立法議會的執政黨黨員都能分配到一個小區去競選連任。儘管如此,20名現任黨員中只有7名能於2007年選舉中再次當選。

  自從1957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國內一直存在著傑利蠑螈的做法。執政聯盟(國陣)被指控通過選舉委員會修改選區邊界來鞏固政權。在2013年,國陣獲得了馬來西亞下議院60%的席位,儘管普選票只有47%。 自1974年以來,非法分配製度就一直被使用,當時的霹靂州最多選民人數的議席是最少選民人數的議席的十幾倍。在馬來西亞半島2018年最新的選區劃分中,傑利蠑螈變得更加嚴重,尤其以雪蘭莪和吉隆坡最為嚴重,將使執政黨只需要最少16.5%的普選票就可執政。

  菲律賓的選區最初是根據1987年憲法委員會制定的《菲律賓憲法》而劃分的,但憲法亦同時賦予菲律賓國會有重新劃分選區的權力。一旦一個地方的居民數目達到25萬,國會便能在這裡新增一個選區。這樣,國會議員通過在新增選區的過程中施加壓力,把舊區的人口遷移至目標地區,使該地區成為新的選區。 隨著菲律賓人口增加,在1987年最初創立的200個選區之上,選區又被新增了34個。以南甘馬粦省為例,該省原先只有2個選區,後來被重新劃分作3個選區,而其中一個選區事實上未達25萬的人口最低要求。這個做法被批評為傑利蠑螈,用以使有關政黨從中得益。不過,菲律賓的政黨以地方政團為主,因選區數目多,單一政黨難以在全國建立勢力範圍,需要聯合執政。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區每十年重劃一次,蔡英文政府上臺後主導2020年選區重劃方案,民主進步黨佔有優勢的臺南市選區增為6席,並打破原縣市界,將國民黨票源的東區拆分編進2個選區。國民黨臺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批評將一個行政區劃分為2選區破壞完整性及公平性。

  另外的例子,新北市板橋區在2005年的板橋市長選區劃分,若照當地的戶政事務所採南北向切分割槽,則東側選區泛藍泛綠形成均勢;但選區最後採東西向切,使得兩選區都變成泛藍較多的局面。

  香港的區議會選區沿用單議席單票制多年,選區的劃分往往會起爭議。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2007年的深水埗區議會,南昌街一帶的選區出現大重整。屬於民主派的南昌東選區被一分為四,分入石硤尾、南昌北、南昌南和南山選區。當中南山選區的新增部分和原有部分其實相隔一座小山。同區的大坑東及又一村選區就分拆,大坑東邨加入原本的南山選區,又一村就加入又一居一帶,成為一個純富有人士的選區,被人質疑以階級劃界。南昌南與南昌中之間的劃界甚至準確到以唐樓間的小巷為界。政府當時的選區規劃被不少人質疑別有用心。結果民主派在這一系列改動中失去不少議席。除了取消了的南昌東一席,還有南昌北和又一村。連民主派本身紮根甚深的南昌中都以些微票數敗給親中候選人,未能重奪因區議員投向民建聯而失去的一席。  此後,特區政府也運用此手法於區議會選舉中,意圖透過分割泛民支援較集中的分割槽來逹至控制各個區議會的親政府議員比例。舉例說:在2015年的西貢區議會,多個原來泛民議員當選的選區都被重新劃區,形成是次選區多區出現混戰局面。在汲取經驗後,特區政府將同樣手法用於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引起現任議員抗議及媒體的關注。
傑利蠑螈(英語:Gerrymander),是一個來自美國的政治術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於某方。這個政治術語源自181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將某一選區劃分成不尋常的蠑螈(salamander)狀,以讓民主共和黨得勝。當時被重劃的選區中,有一選區形狀特別怪異,有如蠑螈(一種長得像蜥蜴的兩棲動物),格里的政敵於是將格里(Gerry)姓氏與蠑螈的字尾(mander)組合成「gerrymandering」(傑利蠑螈),用來影射為照顧黨派利益,不公平畫分選區的方式,此後沿用於世。美國最高法院在1985年裁決該做法違憲,此後各州的眾議院選區劃分須以人口比例去作分配,每十年的人口普查決定州的選區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