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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聯,“鎮壓”這個詞被官方用來表示對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敵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是將反對分子清除出蘇聯共產黨,其目的在於鞏固斯大林的權威。與此同時,在社會上進行了一系列針對反對蘇聯國家以及共產黨的迫害運動。  官方將一系列清洗解釋為消滅潛在的破壞分子和間諜,其背景是當時蘇聯預期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公眾目光主要集中在對共產黨領導階層本身、政府官員和蘇聯紅軍領導人的清洗。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是黨員。  但是這場運動也涉及到社會中的其他許多人:知識分子、農民(尤其是所謂的“富農”)和專業人員。一系列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行動涉及到多個被指責為“第五縱隊”的少數民族。  據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他的1956年祕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以及許多後來的研究證明許多這些指責,包括在莫斯科審判中提供的證據,都是被迫供認的,或者是對俄羅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刑法第58條(反革命罪行)的過分擴充套件的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這些審判不是按照當時蘇聯法律的規則進行的,當時的合法法庭在這些審判中全部被祕密警察三人審判團代替。  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逾十萬被槍斃,上百萬人被迫遷居。許多人被關押、拷打或者送入勞改營和古拉格。由於飢餓、疾病、惡劣的環境條件和沉重的勞動,許多人死在勞改營中。大清洗是在亨裡希·雅戈達任祕密警察長官時開始的,但是其頂峰則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間,當時的祕密警察首腦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這段時間有時也被稱為“葉若夫時期”。但是整個大清洗是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領導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釋出。  比如1937年政治局釋出命令對被告人施加“身體壓力”,這個命令在實踐中被理解為拷打和非法謀殺。大清洗結束時葉若夫被解除職務,以間諜罪(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和叛變罪行而受審、被判槍決。

  起初,清洗這個名詞在蘇聯政治用語中意為黨內肅清,如1933年,約40萬人被開除黨籍。但是在1936年到1953年間,該名詞的意義有所變化,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開除黨籍幾乎意味著被捕、關押,乃至處決。  大清洗的背景是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希望消滅任何反對政府的專制統治的源泉。他們希望保證黨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無疑地執行以斯大林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多元的革命黨派(實際上在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個官方的理由是消滅任何戰爭時期可能會出現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進行中立研究無法證明當時的確有這個危險。第五縱隊的理論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權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親手簽署了多個槍決命令。此外共產黨還想借此消滅“危害社會的分子”、富農、過去的反對黨成員(比如社會革命黨的黨員)以及過去的沙皇軍官。  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就始終使用一系列手段來鎮壓它認為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會監視,有時這些鎮壓比較不明顯,有時則會達到一個頂峰,比如在紅色恐怖期間,或者對反對集體化的富農進行的鎮壓等等。大清洗與這些鎮壓不同的地方在於共產黨首次對自己內部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但是實際上總的來說共產黨員和官員佔被害者總數的小部分。黨內清洗與對整個社會的清洗是同時進行的。總的來說整個大清洗過程可以分以下三個階段:  大肅反結束後,在各種政治事件中被肅清的還有:俄羅斯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羅吉奧諾夫、烏克蘭政府主席柳布欽科、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切爾維亞科夫、喬治亞蘇維埃主席穆迪瓦尼,重工業部人民委員梅日拉烏克、副人民委員謝列布羅夫斯基,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副人民委員切爾諾夫和雅科夫列夫,貿易部人民委員魏採爾,郵電部人民委員哈勒普斯基,國防工業部人民委員魯希莫維奇,司法部人民委員克雷連柯,國營農場部人民委員卡爾馬諾維奇,教育部人民委員布勃諾夫,水運部人民委員楊松,衛生部人民委員卡明斯基,全蘇中央執委前後三任主席葉努啟則、阿庫洛夫、溫什裡希特,國家銀行行長馬里亞辛,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安蒂波夫,外貿部副人民委員埃里亞瓦,內務部副人民委員弗裡諾夫斯基等。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在自己的辦公室中被一個名叫列昂尼德·瓦西裡耶維奇·尼古拉耶夫的失業者開槍打死。斯大林對此大做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對部分原共產黨高階領導人的三次公審。被告人被控與西方列強陰謀刺殺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解體蘇聯以及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全蘇聯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群眾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還想謀殺總書記斯大林,甚至全體政治局委員。  一些出席公審的西方觀察員說公審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責確鑿。他們的這個判斷基於被告人在法庭上,在顯然沒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藥物影響的狀態下,所做的供認。  比如一位英國律師寫道:“這些虛心的社會主義者又一次被懷疑和憤怒圍困”,但是“在戰場的煙霧滾過之後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現在有證據顯示被告人的認罪是在對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後才獲得的。通過前祕密警察軍官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和其他人的敘述,得知認罪的手段:反覆毆打、拷打、讓被告人連續數日站立、不準睡覺、威脅關押和殺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員。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兒子被捕並被控恐怖主義。使用這樣的手段數月後被告人陷入絕望和精力耗竭。  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認罪”的條件是政治局保證他們和他們的親人不被槍決。但是他們並沒有獲得政治局的保證,相反地他們與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耶卓夫單獨會晤。會上斯大林給予他們這個保證。但是事後斯大林不但沒有饒恕被告,而且將他們大多數親人逮捕甚至處以死刑。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屬不受害為“認罪”條件,這個條件得到部分實現:他的妻子被關入勞改營,但是倖存。  1937年5月在美國,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個“考察在莫斯科審判中針對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員會”,一般被稱為杜威委員會,來考察公審中被“證實的事實”。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約翰·杜威。雖然這個委員會明顯地要證明托洛斯基的無罪,但是它還是揭露了莫斯科審判中所“證實”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5年12月飛往奧斯陸從托洛斯基“獲得進行恐怖活動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員會證明沒有這次飛行。另一位被告承認說他於1934年12月參加了一場謀殺,但是此時他已經被關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員會在其422頁厚的書《無罪》中發表了它的研究結果。它的結論是所有莫斯科審判中被判的人全部無罪。它總結說:“與外來跡象無關,委員會發現:  委員會總結說:“我們因此認為莫斯科審判是在做秀。”  當時一些相信莫斯科審判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說法來解釋為什麼有些認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實。比如這些打算挖蘇聯及其政府的牆腳的人承認可懷疑的事件來讓人懷疑他們的審判的正確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員,他自己簽署了死刑執行命令,因此他的解釋本身就很可疑。

  紅軍內的清洗是由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傳遞的納粹假造的檔案(納粹間諜頭目萊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偽造的)引起的。這些偽造的檔案包括紅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德國最高指揮部成員的通訊。紅軍中5位元帥中的3位、15位集團軍司令中的13位、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位軍長中的50位、186位師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陸軍政治委員、28位軍政治委員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處以死刑。  一些觀察家認為這次清洗使得整個軍隊的組織被打散,軍中缺乏有經驗的指揮官,使得整個國家容易被入侵。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因為瞭解到紅軍內部的虛弱而發動了侵蘇的巴巴羅薩作戰。

  最後幾乎所有在1917年俄國革命和在列寧政府中起過重要角色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都被消滅。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員中,斯大林獨霸,另外五位中四人被處死,列夫·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後流亡墨西哥,於1940年被蘇聯間諜謀殺。從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寧逝世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處死,米哈伊爾·湯姆斯基自殺,兩人(莫洛托夫和加裡寧)倖存。從1934年參加第17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這些人幾乎全部死於獄中。  當時對前黨領導人的審判和處死只不過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雖然富農“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1937年7月30日祕密警察釋出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個命令後來成為一系列其它祕密警察針對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從1937年到1940年出於對戰爭時期所謂的“最可能的敵人”以及周圍的想要瓦解蘇聯國家的“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五縱隊”的恐懼祕密警察發動了一系列針對個別少數民族人的大規模行動。最早的是針對波蘭人的行動。許多這些行動是按照一個數量來完成的,上級軍官按照一定的統計資料下令當地的祕密警察關押和處決一定數量的“反革命分子”。少數民族幹部被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  命運最為悲慘的當屬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利,於是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清洗,大清洗期間,“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其結果直接導致後來德國入侵時車臣人幾乎全體倒戈。

  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圍認識到大清洗過頭了。葉若夫被解除祕密警察首領職務(一開始依然是水上運輸委員長),並以自己被清洗掉而告終。斯大林的同鄉和新任者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繼任祕密警察首腦。1938年11月17日蘇聯行政委員會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發表了《關於關押、檢舉審問和拷問的法令》,此後貝利亞領導的祕密警察釋出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數祕密警察大規模活動,放棄了死刑的應用。這是這場大清洗的結束。  雖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蘇聯依然發生大規模關押和流放的事件,而大清洗期間關押大批政治犯的古拉格系統直到1960年才被蘇聯內務部關閉。

  雖然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審判基本上是公開的,但是上十萬其它關押和死刑不是公開的。只有在後來少數被關押在古拉格的倖存者逃到西方後人們才漸漸認識到這些事實。但是西方記者不但沒有能夠報道這場大清洗,而且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尤其在法國,有人甚至企圖置這些當事人的敘述於不可信。比如讓-保羅·薩特認為應該忽視這些集中營的事實來使得法國無產階級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還是證明這些當事人所報道的事件是真實的。  1968年前共產黨員、英國間諜和英國外交部資訊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傳)的撰稿人羅伯特·康奎斯特發表了他的書《大恐怖》。康奎斯特認為許多西方觀察家沒有能夠洞察整個公審中的作弊。他還闡明雖然當時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尊隨蘇聯共產黨的方針,但是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尤其是左翼的組織,在這場運動中是最持批評性觀點的。  雖然西方對公審主要持悲觀態度,雖然偶爾有對古拉格的報道,但是大多數西方知識分子依然持親蘇態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經在蘇聯共產黨內部公開後一些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產黨,但依然堅持共產主義。隨著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開始在西方共產黨人被迫害,一些人出於保護自己的目的脫離共產黨。而且斯大林死後整個大清洗的現實和它的規模開始漸漸暴露。美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紙全幅刊登了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1973年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發表了《古拉格群島》。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公開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蘇聯解體後蘇聯的文獻得以被西方和俄羅斯學者研究。最後在始終比較親蘇的法國發表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比。雖然如此至今為止一直有人試圖減少大清洗所帶來的浩劫。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臺,並開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但是赫魯曉夫的平反之路非常艱難,赫魯曉夫的下臺很快使平反工作處於半停滯狀態。大規模和全面平反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才得以展開。  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祕密報告(一個月後這個報告被髮表)。赫魯曉夫稱大清洗是斯大林“濫用權力”,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在同一報告中赫魯曉夫承認許多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的認罪基於受拷打後獲得的假認罪。  早在1954年開始一些被害者已經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紅軍將軍於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許多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員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審判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那些用謊言毒害人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俄羅斯時代,前蘇聯眾多祕密檔案和檔案解密,大清洗運動中諸多不為人知和早先引起爭議的細節得以澄清。  1991年發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檔案:審問紀錄、被害者的書信、照片。這些檔案仔細地顯示了這些做秀公審是如何產生的。  2008年適逢蘇聯大清洗70週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態的相關國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難受害者時說:

  在準備蘇共第20次黨代會時一個特殊委員會下令內政部進行統計的數目表明,按照祕密警察檔案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簽署了681,692人的處決。被害人的總數至今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統計、以及按照對時間範圍的定義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強迫遷徙中死亡的人的定義的不同這些統計資料非常不一致。有人認為在此後數十年中約170萬人被關押,近70萬人被處死。但對這個資料繼續有爭議。克格勃的老紀錄現在逐漸被新的俄羅斯政府發表。

  斯大林死後蘇聯至少設立過兩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莫斯科審判。第一個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組成的,其工作時間是1956年至1957年。由於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這個委員會的結論是針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錯誤的,雖然它承認莫斯科審判中的“證據”是通過謊言、誣衊和“人身影響措施”獲得的,但是它沒有平反莫斯科審判中的受害人。雖然對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顯錯誤,但是由於“他們多年來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期間的反蘇維埃首領”,因此他們不能被平反。  第二個委員會是由尼古拉·施萬尼克領導的,其工作期是從1961年到1963年,其結果綜合在兩份很厚的報告中。這兩份報告詳細地記錄了在針對布哈林等人的公審中的作弊。它的結論主要基於對前祕密警察成員和受害者的詢問和其它許多檔案。委員會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達外所有在莫斯科審判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繼續仔細審理,而雅戈達本人是一個在公審中假造證據的罪犯。委員會總結道:  但此後不久赫魯曉夫就下臺了,“解凍”時期結束,三次公審的大多數受害者一直要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才被完全平反。

  一些自稱為斯大林主義者的作家堅持大清洗的範圍被誇張,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大清洗是一個必要措施。他們稱今天的主流觀點主要是斯大林後的蘇聯政策與西方政治家和歷史學家所製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魯曉夫的動機在於削弱蘇聯國內的政治敵人,而後者的目的則是削弱整個蘇聯。  與此不同的是一些嚴格的新的學術研究似乎說明過去的一些估計數字(死亡人數、古拉格的統計)可能的確誇張了。由於目前的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領導的俄羅斯對過去的蘇聯檔案的接觸提高限制,有許多檔案依然無法被研究。  大清洗在蘇聯官方歷史上被稱為“肅反”,官方說法稱肅反擴大化,肅反是對的,只是在操作時,範圍上失控了。
大清洗(),一譯「大整肅」、「大清掃」,是指在1930年代,蘇聯在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以謝爾蓋·基洛夫被刺事件引發,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監控、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為蘇聯最黑暗的紅色恐怖時期。1938年,蘇聯祕密警察首腦、大清洗主要執行者葉若夫遭到政治清洗,一般被認為是大清洗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