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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貢體系的雛形是古代中國的畿服制度。早在中國商朝時期,統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的內外服制度,在這個制度當中,中國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內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國中心地區(內服)設立行政機構,進行直接管理。在直屬地區之外外服,則由接受中原王朝冊封的地方統治者進行統治,內服和外服相互保衛。根據《尚書·大禹謨》的記載,九州之內的各地區,還負有進貢的責任。  周朝取代商朝之後,將這一制度細化,進一步發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別是在《周禮·秋官·大行人》中,詳細規定了各服的貢期和貢品的種類,還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謂之番國”的概念,試圖將這一制度推廣到更廣闊的中原王朝尚未實際掌控的地區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帶有強烈的原始部落軍事聯盟色彩,而周朝由於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將這一制度系統化和理想化,試圖作為已知世界的準則。但是,由於周朝採用分封制度,後期又陷入諸侯紛爭,所以這一制度基本僅停留在紙面上。

  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中原地區之後,建立起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制帝國。當時在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除匈奴外,並不存在可以與秦以及其後繼的漢朝政權全面抗衡的政權。因此,除了以“敵國”身份對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國便開始將先秦時期的畿服體系推廣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漢武帝時期,漢朝經過與匈奴人長年的爭鬥後,擊敗匈奴,版圖延伸到西域一帶,由於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對手,以中國中原王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正式得以確立。在這時期的朝貢體系中,中原政權和其他諸國以“冊封”關係為主。即各外國需要主動承認中原政權的共主地位,並憑藉中央政權的冊封取得統治的合法性。使得西域諸國陸續向西漢遣使納貢,貢品包含胡桃、葡萄、汗血馬等,而西域諸國首領也藉此獲得西漢朝廷的承認與穩定的邦誼,中央政權對各地方政權往往直接封為“**國王”,如“漢倭奴國王”、“南越武王”(即趙陀)、“閩越王”(即騶無諸)、“疏勒國王”等。各受封國對中原政權按照不同的要求負有進貢和提供軍隊等義務。十六國時期,前涼君主張駿率軍征伐西域,鄯善王獻上美女,張駿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王、于闐王亦向前涼進貢本國物產。  值得注意的是,漢朝僅僅冊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來投附的地方政權,政策相當務實。對於其認為在可以控制範圍內的政權,如若敢於挑戰漢朝的共主地位,就會遭到軍事打擊,漢武帝就因此先後擊滅南越(南粵)、閩越、朝鮮,並遠征大宛。而在其控制範圍之外的國家,如安息、大秦等,漢朝都承認其獨立地位,並不試圖進行冊封。

  公元291年,西晉爆發八王之亂,其後中原王朝崩潰,北方遊牧民族大量進入華夏民族的中樞地帶,原有的冊封體系隨之崩潰。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之後,朝貢體系方得到恢復。但是,隨著唐朝的崩潰,五代十國和宋、金、元等王朝相繼而起,整個朝貢體系再次陷入混亂之中。  在這一時期內,往往同時有多個政權均聲稱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邊諸國朝貢,各小國往往也同時向多個大國朝貢,更有一些國家一邊接受朝貢,一邊又向更大的政權朝貢。這都使得這一時期的朝貢體系呈現出多元的網狀特徵。即便是在唐朝國力鼎盛之時,日本、渤海等國也力圖成為次級的朝貢中心,甚至互稱對方的使節是“貢使”。  同時,這段時間內中原政權往往採取“羈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冊封制度,最主要的特點是,封賜的不再僅僅是王號,而是和直屬官員相同的官職,比如南朝宋順帝就曾封百濟國王為“鎮東大將軍”,封日本為“安東大將軍”。唐太宗時開始,更普遍封賜各內屬的地方首領官職,設立羈縻州、縣,以體現其“華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被封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被封為“疏勒都督”等等。盛唐時期,對亞洲的影響力逐漸擴大,除了西域諸國外,鄰近的吐蕃、回紇、日本、新羅陸續派遣「遣唐使」並展開雙邊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羈縻制度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在唐朝軍事力量籠罩之下的地區設立的羈縻州、縣,其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內部事務自治,並進行象徵性的進貢,但是負有一些責任,如忠於中原政府、不吞併其他羈縻單位和內地州縣,以及按照要求提供軍隊等等,實際上中原政權將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文書用“敕”;一種是所謂的內屬國,如疏勒、南詔、契丹等,一般封為都督或郡王,有著自己的領土範圍,但是其首領的政治合法性來自於中原政府的冊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權將其視為臣下,文書用“皇帝問”;一種是所謂的“敵國”和“絕域之國”,如吐蕃、回紇、日本等,雖然可能亦有冊封,然多為對現實情況的追認,其首領的統治合法性並不依賴中原政權的冊封,中原政權的文書多用“皇帝敬問”。  宋朝之後,進一步加強了對第一種情況的羈縻州、縣的控制,在部族首領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監管官員,到元代逐漸演化成土司制度,實際上將其納入了中原政權的領土之中。在北宋時期,北方邊境受到西夏、契丹、金國與蒙古帝國的侵擾,加上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以至於國防空虛,兵敗如山倒;最後北宋仍向敵方簽訂「歲幣」形式的「澶淵之盟」等一連串條約。但宋朝仍發展了蓬勃的海上貿易,主要貿易物件為高麗、日本等周邊國家。北宋末年,宋徽宗從朱勔之議,設立蘇杭應奉局,命兩浙百姓歲貢奇花異木和太湖石供自己玩賞,稱為“花石綱”。不堪花石綱盤剝的浙江民眾在方臘的領導下舉行了起義,被童貫鎮壓。宋欽宗即位,罷花石綱,誅殺朱勔以平民憤。  元代時高麗國王被短期冊封為“徵東行省丞相”。此外,元朝(蒙古語稱為大元大蒙古國)皇帝自稱是西方蒙古汗國的宗主,但是受到各汗國的一致反對,只有伊兒汗國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世的幾十年中承認元朝的宗主地位。後逐漸採用傳統上的朝貢體系,例如忽必烈和元成宗先後頒發給伊兒汗國刻有漢字“王府定國理民之寶”、“真命皇帝和順萬夷之寶”的方印等。  進貢不等於冊封,天下可分為:一、有貢有封,如朝鮮三國。二、有貢無封,如日本。三、無貢無封,沙缽略以前的突厥。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確規定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蘇門答臘、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齊、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國為“不徵之國”,實際上確立了中國的實際控制範圍。他並且確定了“厚往薄來”的朝貢原則。由此最後確立了朝貢體系成為東方世界的通行國際關係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中國中原政權成為一元的中心,各朝貢國承認這一中心地位。  15世紀前期,明成祖時隨著鄭和下西洋的強大寶船隊對印度洋的巡航,帶動了明朝短暫的海上探險,同時也向東南亞與印度洋沿岸各國展示了明朝的強大武力,東南亞領主不得不向明朝俯首稱臣並奉上如長頸鹿等珍禽異獸。還有永樂帝朱棣對北方蒙古勢力的掃蕩,朝貢體系達到了它的巔峰,在明朝陸海軍的“威逼”和“厚往薄來”政策的“利誘”之下,嚮明朝政府朝貢的國家和部族一度達到了65個。在此同時,朝鮮對女真,越南對佔婆、南掌等國,也都提出了朝貢的要求,形成了數個次級的朝貢中心。  這個時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觸的朝鮮、越南、緬甸等國外,在厚往薄來政策引導下,其他的一些國家對於明朝的朝貢,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貿易往來,尤其是明朝中後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貢幾乎成為這些國家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的唯一手段,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間的勘合貿易。  到了1644年,清朝建立,保留了明朝的大部分朝貢體系,只是要求各國繳還明朝的封誥,重新領取清朝的封誥。清朝明確將和周圍部族的往來分為理藩院和禮部分別管轄。蒙古、西藏等地與內地的往來,視為國家內務,由理藩院管轄;朝鮮、日本、琉球等國的來往,視為獨立的外國,由禮部管轄。唯俄國因地處邊塞,故仍交由理藩院負責,直至19世紀總理衙門設立。到18世紀中葉,中亞的哈薩克、浩罕、布哈拉等也進入了朝貢體系。

  1648年,隨著《西發里亞和約》的簽訂,條約體系逐漸成為歐洲國家之間的主要國際交流體系。同時,殖民體系成為歐洲國家在與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時的主導體系。  隨著歐洲國家逐漸同東方世界直接接觸,這幾種國際關係體系之間的衝突便開始發生。1653年,俄羅斯沙皇派遣使節,要求順治帝向其稱臣,成為俄羅斯的殖民地。這種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國的統治者拒絕,而反過來要求沙皇前來北京朝貢。經過長期的武力衝突和外交鬥爭,中俄雙方都開始認識到對方的實力,最後於1689年,兩國按照歐洲國際公法的慣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之後又在1727年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次年互換約文,實際上確立了兩國的平等地位。  同時,歐洲勢力逐漸蠶食了中國清朝周邊的各小國,日本進一步加強了對琉球的控制。這些都使得朝貢體系內的成員有所減少。清朝中期,朝貢國有十幾個,包括:朝鮮、琉球、越南、蘇祿、緬甸、南掌、暹羅、蘭芳共和國、哈薩克、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幹竺特、巴達克山、尼泊爾等。  但是,這並沒有動搖朝貢體系的基礎。因此,直到1793年,隨著英國喬治·馬戛爾尼使團出使北京並準備向清廷商討通商事宜,條約體系和朝貢體系方才發生了全面的碰撞。馬戛爾尼提出的互派使節、簽訂通商條約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張定製”為由拒絕。清廷則要求馬戛爾尼要行「君臣之禮」,馬氏不悅,最後仍以單腳跪地向清廷做出妥協的姿態,乾隆才以「厚往薄來」的原則把馬戛爾尼給打發走。在鴉片貿易上,兩種不同體制之間的摩擦終於達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終於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規定了中國和外國平等往來,朝貢體系的基礎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動搖。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朝貢體系被一個又一個條約削弱。隨著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中法新約》和《馬關條約》的簽定,朝貢體系內最後的成員越南和朝鮮也脫離了這一體系,朝貢體系徹底崩潰。

  《清史稿·屬國傳》記載的各藩屬國對中原王朝所進貢之貢品如下:

  在朝貢體系影響下,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一個以漢字、儒家、漢傳佛教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文化圈內,強調文化上的華夷之辨。  韓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是中國歷史上最悠久的朝貢國。朝鮮王朝在明朝滅亡之後把取而代之的清朝視為蠻夷。但17到18世紀前期以後康乾盛世的強盛,朝鮮王朝的態度隨著清朝正式入主中原和南明滅亡,在對於清朝的表面態度上發生明顯轉變,然而、對內檔案仍然沿用明崇禎年號,稱清帝為「虜王」。  越南在陳朝時代,通過抗擊元朝入侵,以及經歷了後來反抗明朝的短暫統治,越南逐漸形成了自己是與「北國」(中國)相對、具有對等地位的文明國家「南國」的自我意識形態。與此同時,越南人認為自己比暹羅(泰國)、佔婆、哀牢(寮國)、真臘(柬埔寨)等國的文明程度高,並將他們視為自己的藩屬國。阮朝也以華夷之辨處理對外關係,自居為“華”,將漢字同文國以外的周邊國家視為“夷”,自稱“中國之於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經理天下,夏不雜夷,此誠杜漸防微之意也。紅毛人狡而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聽其居留”。越南在1885年被法國侵佔之前,一直是清朝的藩屬國,國號“越南”亦為清嘉慶帝所定。  早在隋朝時期,日本的聖德太子就以“日本天皇是日出之初的天子”來平等的對待“中國隋朝皇帝是日落之處的天子”,收到中國中心思想的程度比起韓國和越南來說非常之低。中國漢族人建立的宋朝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滅亡後,日本室町幕府即有所謂華夷變態之論,日本也是從宋朝滅亡之後,開始對中國產生敵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推向了頂峰。

  中國傳統朝貢文化,由外國使節前來向中國皇帝訪問並帶來讚頌皇帝的信表與禮物。在外國使節進入中國領土後,通常中國方面會負擔使節在中國境內旅費,對古代日本使節並以軍隊護衛舉起「倭人朝貢」旗幟與樂隊伴行供民眾圍觀,目的是對國內進行宣傳,讓國內民眾感受皇帝威望遠播,向中國人民說明中國皇帝是承受天命之人,屬於中國外交政策一環。

  不使用漢字的幾個“朝貢國”,根據現代學者對緬甸語、泰語的“表文”的翻譯,不過是漢族文臣對原語言的“創造性”翻譯,將平等的兄弟之國關係表述為“稱臣納貢”,來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好處。
中國朝貢體系、或冊封體制,是典型的朝貢體系,是自公元前3世紀開始,直到19世紀末期,存在於東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國際關係體系。東亞朝貢體系乃以中國中原帝國為主要核心的等級制星狀政治秩序體系,中原王朝以天朝自居,透過冊封,結合儒家思想體系,往外推拓()。政治名義上藩屬國都向中國稱臣,中國不管各藩屬國之間的關係,所以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星狀架構。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曾以進貢與賞賜的名義進行貿易,稱為朝貢貿易。貢品同時也如齊桓公伐楚,藉口之一是楚國沒有向周天子進貢祭祀用的包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