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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語語音和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差異很大,兩者難以通話,異者甚多。吳語內部包含若干種分支,主要可概分為北部吳語與南部吳語兩個大區塊,因彼此之間存在著差異,南北吳語之間正常通話亦有困難,此外還有西部吳語小區塊。根據語言特點及通話情況,可將其分為六個方言(亦稱「片」):太湖片、台州片、金衢片、上麗片、甌江片和宣州片。

  吳語是中國境內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其形成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上古吳地居民屬於百越部落。華夏部落南遷,吳越之地的土著語言在古華語的不斷衝擊覆蓋下逐漸形成古吳語。元末明初的《南村輟耕錄》是一部較早以民間射字遊戲記錄吳語音系的文獻。從明朝馮夢龍輯編的《山歌》可以看出,當時的吳語詞彙、語法已經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輪廓。

  在春秋時代,中國南方出現吳、越這兩個國家。吳越雖為兩國,但是語言風俗相通。春秋時期,吳越之地的語言與中原的語言不同,在當時被視為蠻夷的語言。由《越人歌》需要翻譯成楚語,可知上古楚語與原始吳語不同,梁啟超曾提出吳越族的說法,認為吳人與越人系出同族,與中原華族不同。  隨著楚國往長江下游擴張,楚語進入此地,與原始吳語混同。

  秦漢時期吳語穩步發展。秦漢置郡設官駐兵,移民主要聚居於郡治吳(今蘇州)、會稽(今紹興)、宛陵(今宣城)及秣陵(今南京)等重鎮內,不含鄉野,吳語就以這些地方為中心發展起來,故後來吳語還是以蘇州為蘇南吳語中心,紹興為浙江吳語中心,宣城為皖南吳語中心。  在4世紀永嘉之亂之前吳語人口遍佈江淮,北抵淮河,歷經諸多戰亂北方人大舉南遷,吳語圈大幅縮小。  至西晉永嘉喪亂之前,建康(今南京)一帶還是純粹的吳語區,南朝樂府中的吳聲歌曲,就是用吳語傳唱的歌謠,其中儲存著一個典型的吳語詞彙“儂”。《晉書·樂志》稱“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樑、陳,鹹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吳聲歌曲不但在建康一帶廣為流傳,並且久已形成,西晉初就已傳入北方。  晉代永嘉南渡,普遍認為吳語受到中州音韻影響,不過大宗移民主要來自青徐,彼時吳語或可稱為今日吳語祖語。同時吳語也包圍了當時的政治中心南京,成為士大夫必學的語言,六朝民歌及筆記小說裡可以見到其蹤跡。  六朝初,吳語這一名稱已經產生,指吳地的語言。西晉末,永嘉之亂(公元310年)後,大批北人南遷,發現吳語跟他們的話差別很大。《世說新語·排調》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同時,吳語在西元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對日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吳音()是日本漢字音(音讀)的一種,一般認為這批漢字讀音在西元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從南朝直接或者經朝鮮半島(百濟)傳入日本,而南朝的大致統治區域便是如今中國的長江以南地區,國都和統治中心便在長三角地區,也就是吳地。由於吳音融入日語程度較深(常用於基本詞彙中),古代稱為「和音」。平安時代之後,由於推動漢音普及的一方對其的蔑稱態度。歸國的日本留學生以長安秦音為正統,稱為「漢音」,因此稱其他地區特別是長江以南特別是江東地區的音為「吳音」。  吳音同現代吳語有很多相似性,如:日母在吳音與吳語白讀中皆為鼻音聲母n;吳音中匣母的脫落現象與吳語類似(如「和」,吳音ワ,上海音/ɦu/)。從日本吳音中可窺得南北朝時期古吳語音系之一斑。

  隋代揚州經濟文化崛起,隋煬帝也曾經在揚州學習吳語。當時吳語使用範圍止於淮河,時人常以淮南代稱吳越。唐朝韻書也有關於吳語的零星記載。如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有“髈,普浪反,髀,吳人云”,至今蘇州還把腿叫做“髈”(音“胖”上聲)。  唐時國家安定興盛,使得吳語得到鞏固,分化。到開汀、開漳之時吳閩兩語即界線劃然分明,說明閩語已經形成並鞏固,北宋編的韻書《集韻》中已經編入閩語專用字“囝”,皆與今閩語正同。同時也收入不少吳語字。則吳語自然也已形成而鞏固了。

  宋代吳語不但已鞏固並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狀況。甌江片永嘉話作者並已據自己母語寫入字書(如戴侗:《六書故》),並由專業書會寫出影響全國的文學作品——各種永嘉戲文指令碼,其中豐富地表現了本片特色(如《張協狀元》)。  靖康之亂,宋室南渡,大量華北移民至杭州,使杭州附近的語言發生變化帶有中州音韻的特點。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北宋元豐六年,杭州9縣居民已達二十餘萬多戶,《宋史·地理志四》也記載著北宋崇寧年間臨安府203574戶,但北宋末年方臘起義造成杭州人口有一定損失,據方紹《泊齋篇》記載,“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建炎四年,金兵攻佔杭州,血洗杭城,燒殺搶掠十四天,僅清波門一帶就死亡萬人(《泊齋篇》)。明代錢塘人郎瑛在《七修類稿》裡說:“(杭州)城中語言好於他處,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 蒙元末明初的《南村輟耕錄》是一部較早以民間射字遊戲記錄吳語音系的文獻。

  明清時期,蘇州的經濟文化逐漸向上,並興於明清而影響全國。吳語口語湧現於文獻記載,如馮夢龍(1574—1646)所編的《山歌》。此外,《山歌》大批收集了當時的吳地民歌,前9卷書以吳語。吳方言又見於其他文獻中;如馮夢龍編的《三言》、梁辰魚的《浣紗記》、馮夢龍編的《墨憨齋定本傳奇》、李玉的《清忠譜》等。  明末,言吳語者總佔中國20%,而白話小說《豆棚閒話》更實錄了當時的吳語口語。清末民初(19-20世紀),出現了大批「蘇白小說」(又稱“吳語小說”),以《海上花列傳》、《九尾龜》為名,民歌集則有《吳歌甲集》之類。 古時以文言文為書面語言,而清末《海上花列傳》首次並行文言文、吳語白話兩者。  清末太平天國事發,嚴重影響了西吳(皖南)地區,吳地經濟、勞動遭受成災,以致吳語者人口銳減,江淮官話使用者進入江南填補真空。

  在民國時期,隨著上海城市地位的上升,上海話取代蘇州話,成為吳語的代表性語言。有一些書籍採用吳語白話文,如《耶穌傳》等。但是隨著國語的推廣,學校開始採用國語教學,吳語影響力減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當局將地方語言稱作“人民群眾的語言”,推廣國語被視為統治階級的行為,暫時性的出現地方語言興盛現象。較多地方語言制定相關的拉丁化方案和通行音,並做一定程度的推廣。吳語以王鍾布的《江南話_工人新文字課本》和華東人民出版社的《江南普通話注音符號掛圖》為代表。江南普通話是以上海話為基礎,參考部分周邊發音形成的吳語通行語。但是,吳語拉丁化和普通音方案隨著普通話的推廣而銷聲匿跡。但是其他漢語變體,如廣東話拼音方案卻在1960年左右推行開來。  改革開放之後,吳語因內部差異大。由於沒有最終形成和推廣標準通用語,導致目前吳語的生存環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遠不如粵語廣州話那樣強勢。在現今中國大陸,推普政策不斷打壓著吳語的生存。吳語不似粵語、閩南語有統戰價值而被網開一面,也不像北方官話由於和普通話接近而可以獨善其身。20世紀90年代開始,吳語地區的廣播、媒體以及社會服務用語等,開始逐漸降低吳語的頻率。這是因為幾乎沒接受吳語教育的本地孩子和外來人員佔了多數,使得使用吳語的節目和服務無法得到社會大眾接受。推普政策不是簡單地禁用吳語改用普通話,而是限制吳語使用在學校中的出現,以產生一個不瞭解吳語、甚至不知道當地有獨立漢語分支存在的年輕一代。這種方法也被人詬病為“安樂死”的策略。目前,在吳語地區,尤其在浙江北部、上海和蘇南地區,早因萎縮而陷入瀕危,且人口之半隻能說普通話。亦有調查表明,上述地區過半青少年甚至完全不會用吳語交流了。至於浙江南部吳語跟西部吳語也受到越來越強的打壓。若再不重視,恐怕就會永遠的進入國家語音檔案庫。

  

  單字調  連讀調 形象地說,吳語在被講的時候,一句話,或者一個短語,只有第一個字是保持了其原本的聲調,後面的字,根據第一個字的聲調(甚至在不少時候,首字也要發生聲調變化),以及說話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改變了聲調的高低和走向,稱作變調。這種變調是廣泛存在的,即變調可能超越了句子、短語或者詞彙等語音單位 而存在,所以稱為廣式連續變調。同時,這種變調是有傾向性的,即將原先不平整的聲調,變成平整的,而且同時以詞、短語為單位,加強了詞裡面的字,或者短語 裡面的字之間的聯絡關係,使得看上去像一個整體(想象一下英語中的單詞,或者多個單詞、詞根形成的新單詞),所以又被非正式地稱為連讀變調。

  聲母方面的“文白異讀”現象主要有以下幾點:

  

  吳語,特別是上海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由於頻繁同外來語接觸,因而吸收了大量外來詞彙,通過音譯、意譯或引申義等形式融入了上海話中。其中聯絡較多的語言有英語和粵語等。如“亨白浪當”便出自粵語中的“冚唪唥”(意指全部);“凡士林(vaseline)”、“骯三(on sale)”、 “水門汀(cement)”便出自英語。雖然這些外來詞彙中很多都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或增加了許多上海話甚至普通話中的詞彙。很多詞彙一直沿用至今,如:蹩腳(bilge)、高爾夫球(golf)、啤酒(beer)等,部分詞彙已經傳至其他方言區(包括官話區),成為漢語中被普遍認同的詞語,如:麥克風(microphone)、沙發(sofa)等。

  

  上古漢語有“主詞在前、副詞在後”的用法,或者說,表達意思時是“先說大範圍、再說小範圍”,比如“帝堯”,先圈定他是“帝”,再進一步圈定他是“堯”;又如“走先”,先確定是要“走”,然後再精確到是“先”。如今在普通話中,只有表述地名時才“從大到小”,其餘時候都是“從小到大”,比如稱“雞公”為“公雞”,呼“草芥”為“芥草”等。 具體來講,以溫州話為例,“從大到小”有下面幾種用法。這些用法站在北京話的角度來看,則稱之為“後置”。  不過,下面的這種“動詞後置”的用法就真的是“後置”用法了,因為古漢語中只有否定句中疑問代詞作賓語時賓語才能前置。如甬江小片中的舟山話:

  同北方官話相比,吳語的量詞除了有同其相似的用法外,還有特殊用法。

  吳語量詞可直接加在名詞之前作句子成分,量詞之前不需要指示代詞或數詞限定,起到類似於冠詞的語法作用,類似英語中的"the"或法語的"le"/"la"。以湖州話為例,如:

  吳語習慣用量詞替代指屬助詞如“的”“之”等,但這樣的量詞在句子中起的作用仍然是指示物品所屬的。

  吳語語氣助詞在語句意味的表達上有非常重要的語法作用,語氣助詞豐富,使用複雜,形式眾多。語氣助詞在表達語氣和情貌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時候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海話為例,主要的語氣助詞有:  上海話的語氣助詞在發展過程中越來越簡化,很多語氣助詞,如「呢啥」、「啦哩」、「末哉」 在中新派群體中已經不用,但是在上海郊縣地區以及臨近城市(如蘇州、嘉興、湖州等地)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吳語使用者在正式場合裡普遍使用二十世紀初興起的現代漢語白話文書寫系統,其語法、詞彙與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或「國語」)相符,與吳語自身的語法、詞彙差別很大,存在「文」、「言」脫離現象。由於自小接受現代漢語白話文教育,人們基本上能包容這種「文」與「言」間的相互脫離現象,如同五四運動之前人們普遍習慣文言文一樣。當用吳語朗讀現代漢語白話文的時候,人們一般不會完全按照字面來讀。朗讀者習慣上會根據吳語語法、詞彙及用語調整字面文句,用吳語複述出來。這種「文不對言」的現象跟現代漢語白話文興起之前漢語北方話使用者或者朝鮮語、日本語使用者習慣於使用文言文所造成的「文」、「言」脫離現象相似。

  吳語文學很早便已誕生萌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吳語文學包括吳歌、吳語小說和吳語戲曲等。

  吳歌起源很早,顧頡剛《吳歌小史》認為不會遲於《詩經》。《詩經》裡雖然沒有吳歌,但有人認為“吳歌實可與詩三百並駕齊驅”。吳歌多數是戀歌,如《子夜歌》、《懊依歌》等,也有反映風情民俗、訴說疾苦或勸人為善的,如蘇州的《十二月風俗山歌》、《江南百姓苦愁愁》、《長工謠》等至今仍在流傳。 吳歌選集屬明人馮夢龍編錄的《桂枝兒》和《山歌》最富盛名,內容多數是“結識私情”之類。作品充分而又詳實地記錄了明代中期的吳語面貌,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吳語詞彙、語法已經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輪廓。胡適在《〈吳歌甲集〉序》中說過:“論地域則蘇、鬆、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的南蠻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傳統的江南吳語戲曲中,對白及唱詞包含了不少的吳語口語的成分,如蘇州評彈便是採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徒口講說表演的曲藝說書形式,表演中運用大量生活口語,並靈活穿插官話以達到烘托渲染的效果。其它採用大量吳語口語的劇種有各地灘簧、獨角戲、滑稽戲、滬劇等。

  吳語小說起於宋元,盛於晚清,最有代表性的是張南莊化名過路人寫的《何典》。《何典》全書都用蘇南吳語和夾雜官話寫成,成語、俗諺、歇後語、慣用語充斥其間。晚清的吳語小說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張春帆的《九尾龜》等。《海上花列傳》率先使用了文言文和吳語白話相結合的文體。《海上花列傳》作者韓邦慶為江蘇松江府(今屬上海市)人士。全書由文言和蘇白寫成,對話皆用蘇州方言是該書的鮮明特點。後世張愛玲將其譯成國語書寫,但韻味大失,可見吳語表達能力之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成為吳語創作的高峰期,很多文人皆樂於用吳語創作,而上海作為當時遠東最國際化的城市,有著極其發達的平面媒體,故上海成為吳語創作的中心。抗日戰爭時期,為宣傳抗日精神,瞿秋白等先進人士都曾用吳語書寫文學材料,以激發民眾鬥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推廣普通話”的政策,阻礙了各種方言吳語刊物書籍,吳語創作迅速衰退,直到近期改革後才逐步復興,相關吳語正在推廣恢復原本的地位,但許多年輕人仍然不會使用。

  吳語拉丁化方案是指將吳語用拉丁字母來表述的方案。其中較多人提出的是上海話拉丁化方案,其他如寧波話、蘇州話、無錫話、溫州話等都有拉丁化方案的提出。  歷史上出現過寧波話、上海話、台州話、溫州話等教會羅馬字方案和上海話、寧波話、蘇州話、無錫話、溫州話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吳語,又稱吳越語、江浙話、江南話、江東話,是吳越民系使用的語言。主要通行於中國江蘇南部(除南京和鎮江的部分地區)、蘇北啟東、海門、通州和靖江的部分地區、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區、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區、江西東北部和福建西北角及香港、美國舊金山等地說吳語的移民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