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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年,兔子隨首批船隊被帶到澳大利亞。移民們將它們帶到此處的目的是想作食用之用。在開頭的10年中,它們的數量並沒有驚人地增加。這一結論可以從對先民居住地遺址的食物殘留物判斷而得。到了1827年,塔斯馬尼亞州的一篇報紙文章提到“......殖民地的兔子變得如此之多,他們成百上千地在大型場地上蹦來蹦去。我們得知道,這地方(即新南威爾士州)此前可全無兔子們的蹤跡”。這顯然表明當地在19世紀早期已經出現兔群數量爆炸。與此同時,在新南威爾士州的昆寧漢(Cunningham)也稱“兔子們在房屋四周繁殖,但是我們還沒有(建立)任何限制野兔生活範圍的圍場......”他還提到悉尼和植物學灣之間樹叢繁茂的沙質土壤將為養兔提供理想的條件。相比於籠子,要建立圍場的養兔場,得提供更大的空間。悉尼的第一座養兔圍場是由亞歷山大·麥克萊(Alexander Macleay)建立的,地點位於伊麗莎白灣大屋(Elizabeth Bay House)。據描述這是“一個由堅固石牆圍繞的保護區,或稱兔場,可使它們能進行充分的優勝劣汰遊戲。”19世紀40年代,養兔活動變得越來越平凡。比如當時的法庭記錄上出現了竊兔賊的案例,而且尋常百姓家的食譜上也出現了兔餐。  1857–1858年間,時任南澳州安樂拜牧場(Anlaby Station)監管人的亞歷山大·布坎南(Alexander Buchanan)為進行狩獵而放養了大量兔子。該地兔群數量一直到1866年時仍保持相對穩定(天敵的捕食和國會法案的保護對其種群數量的平衡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1867年就開始失控了。人們將兔群的總數爆炸現象歸因於本地掠食動物的消失。但這一現象也可以用兔群在自然選擇的壓力下,進化出更強生育力的說法來解釋。  1859年10月,托馬斯·奧斯丁(Thomas Austin)在澳洲東南部維多利亞州溫徹西(Winchelsea)鎮附近的私人屬地巴望公園(Barwon Park)為狩獵之用釋放了24只野兔。人們認為兔群數量最終成災主要是起源於這24只野兔的放養。早在英格蘭生活期間,奧斯丁就是一個很有幹勁的獵人,經常抽出週末的閒暇時光去獵兔。來到澳大利亞後,因發現當地沒有野生的兔群,他請求他的侄子威廉·奧斯丁(William Austin)從英格蘭帶來12只灰兔(穴兔屬)、5只野兔(兔屬)、72只山鶉(Partridge)以及一些麻雀。他把這些獵物放養在當地,並計劃培育到一定的數量規模,以方便自己進行打獵活動。威廉沒有找到足夠多的灰兔子,於是買了一些家兔湊夠數。為解釋巴望公園的兔子為何如此適合澳大利亞的環境,有人提出一個理論,認為不同的兔子屬通過雜交過程,產生了對澳大利亞的環境適應能力更強的後代。後來又有許多其它農場效仿奧斯丁的做法,將兔子放養到野外。  他當時稱“引入少量的兔子僅會產生很小的破壞,但卻能帶來家鄉的親切感,也能帶來打獵的好去處。”  這些兔子繁殖力極強,很快就遍佈了整個國家的南部地區。澳大利亞為兔子數量暴漲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當地溫和的冬季使兔子能夠四季不停地繁殖。畜牧業的廣泛發展使得當地的許多灌木叢和林木叢都逐漸變成了低矮植物遍佈的大草原,進而也成為兔子的理想棲居地。  作為一個典型的意外後果,兔群僅用10年的時間就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人們每年捕獵2百萬只兔子竟然也沒能使其數量明顯得到控制。這是世界歷史上哺乳類動物的繁殖速度之最。時至今日,兔子仍根深蒂固地盤踞在該國的南方和中部地區,連北方沙漠也有零散分佈。  儘管兔子在當地是一種名聲不好的害獸。但遍地都是的兔子也保證許多當地人在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的2次經濟大蕭條時期以及戰爭年代吃飽了飯。通過捕兔,農民和牧人獲得了食物和額外的收入,甚至幫一些人還上了農債。人們拿兔子喂狗吃,或是把它們煮熟了喂家禽吃。之後,人們開始交易冰凍兔肉,甚至將其出口外國。兔毛也被用作毛皮貿易,並支撐起當地的兔皮帽業(如知名的阿庫布拉公司)。

  自從19世紀從歐洲引入兔群后,兔子就給澳大利亞的生態環境帶來了非常糟糕的影響。人們懷疑它們是澳大利亞物種數量下降的最主要因素。此外,雖然人們尚未充分認定當地植物數量的減少是否也該由兔子們負主要責任,但人們知道這些兔子在果園、森林和私人院子中經常樹皮環切的行為確實會造成幼樹的死亡。  兔子也是當地水土流失問題的主要元凶。它們啃完植被後,暴露的表土已受大風侵蝕。表土被風捲走會使土地遭受極大的破壞,且需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恢復生機。
兔子在澳大利亞是一種有害的哺乳類和入侵物種,對當地農作物造成了數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澳大利亞的兔子主要是穴兔(學名:"Oryctolagus cuniculus")、家兔(穴兔的馴化品種)及其雜交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