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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伯特·朗斯區分了三種型別的死亡焦慮:

  掠奪性死亡焦慮源於害怕受到傷害。 它是最基本和最古老的死亡焦慮形式,起源於第一批單細胞生物的適應性資源。 單細胞生物具有已進化到能夠對外部危險作出反應的感受器,以及自我保護的響應機制,這些機制提高了生物面對化學和物理形式的攻擊或危險時生存的可能性。 在人類中,掠奪性死亡焦慮是由各種使人處於危險之中或威脅到一個人的生存的危險情況引起的。 掠奪性死亡焦慮會調動個人的適應性資源,並引起戰鬥或逃跑反應: 積極努力對抗危險或試圖逃離這種威脅。

  捕食者的死亡焦慮是個體對他人造成身體和 / 或精神的傷害所引起的一種焦慮形式,往往伴隨著無意識的內疚感。 反過來,這種內疚感會激勵並鼓勵肇事者做出對他人造成傷害的種種決定和行動

  存在性死亡焦慮源於人類生命必將終結的基本知識。 存在主義死亡焦慮被認為是最有力的死亡焦慮形式。 據說,語言通過改變社交和行為,為存在性死亡焦慮的產生創造了基礎。 其他產生因素還包括對自我和他人之間的區別的認識,一種完整的個人認同感,以及預測未來的能力。  人類的死亡意識大約在15萬年前出現。 在極短進化時間內,人類已經形成了一種基本機制,通過這種機制可以應對這種意識引起的存在死亡焦慮,即否認。 否認是通過一系列廣泛的心理機制和身體行為來實現的,其中許多行為未被意識到。 儘管‘否認’在有限制的使用中可能是具有適應性的,但更常見的是過度使用,而且會因此付出高昂的情感代價。 否認是諸如打破規則、違反框架和界限、狂熱慶祝、暴力侵害他人、試圖獲得非凡的財富和權力等多種行為的根源。 這些行為往往是由與死亡有關的創傷引起的,雖然這些創傷也可能會帶來一些建設性行為,但往往帶來的還是傷害自我和他人的行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假定,把人們表達對死亡的恐懼稱之為死亡恐懼症。他說,他將其視為一種對更深層焦慮的掩飾。 人們害怕的其實不是死亡,因為在弗洛伊德看來,沒有人相信自己的死亡。 無意識不會計算生命中時間的流逝或時間的剩餘。 而且,人所害怕的不可能是死亡本身,因為一個人從來沒有死過。 人們表達與死亡有關的恐懼,實際上是在試圖處理未解決的兒童期衝突,是那些他們無法接受或表達其情感的衝突。 恐懼(Thanatophobia)這個名字來源於希臘語中的死神桑納託斯。

  發展心理學家埃裡克 · 埃裡克森提出了一個心理社會學理論來解釋了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經歷一系列的危機。 這個理論也包含一個概念,即一旦一個人達到生命的最後階段,就達到了他稱之為"自我整合"的水平。 自我整合就是當一個人接受自己生活的時候。 這也表明當一個人到了成年晚期階段,他們就會參與到對其迄今為止生活的全面回顧。 當一個人能在生活中找到意義或目標時,他們已經達到了整合的階段。 相反,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是一系列失敗和錯失的機會時,他們就不會達到自我整合的階段。 已經達到這個自我整合階段的老人被認為受到死亡焦慮的影響較小。

  歐內斯特 · 貝克爾以存在主義觀點為基礎,將死亡焦慮理論轉向了一個新的維度。 它說,死亡焦慮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人們最深切關注的源泉。 他解釋說,這種焦慮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會引起人們的恐懼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慌發作ーー害怕孤獨或者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 基於這一理論,人的許多日常行為都是由試圖否認死亡並嚴格控制焦慮的行為所組成。  當一個人發展出死亡凸顯,即變得更加意識到死亡的必然性,他們會出於恐懼而本能地試圖抑制死亡意識。 這種壓制的方法通常會將大眾引向文化信仰,傾向於獲取外部支援而不是獨自一人面對死亡。其行為的範疇包括從簡單地考慮死亡到嚴重的恐懼症和絕望行為。

  穆罕默德 · 薩米爾 · 侯賽因提出了死亡和適應假說。 隨著假說的宣佈,有兩件事被假設了出來。 假設的第一部分認為死亡不應該被認為是存在的終結。 接下來的部分闡述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人類存在的不朽模式只能在道德豐富的生活中被採納,道德和唯物主義的態度是相互平衡的。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一方面認為認為死亡是一種確定性的東西,意思是死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一個人永遠無法得知死亡何時以何種方式到來,這個事實揭露了死亡不確定性的本質。 海德格爾沒有去思索人死後是否有可能存在。 他認為所有人類的存在都是嵌入在時間中的: 過去,現在,未來,當人思考未來時,我們就會撞上死亡的概念。 這樣就會產生焦慮,而焦慮可以使人清晰地認識到死亡是一種可能的存在模式,海德格爾稱之為"澄清"。 因此,焦慮可以引領我們走向存在自由,但前提是我們能夠停止否認我們的死亡(正如海德格爾的術語"stop denying being-for-death")。

  保羅 · 黃在意義管理理論方面的研究表明,人類對死亡的反應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和動態的。 他的《死亡態度簡介》將三種死亡接受型別定義為中性死亡接受、趨近性死亡接受和逃離性死亡接受。 除了死亡接受之外,以死亡焦慮為基礎,他的作品還表現了死亡恐懼的不同方面。 他提出的十種含義是: 終結、不確定、湮滅、最大的失去、生命的流動中斷、離開所愛的人、痛苦和孤獨、過早死亡和死亡所遭遇的暴力、害怕無法完成生前的工作、審判和報復。

  其他關於死亡焦慮的理論是在二十世紀晚期提出的。 羅洛 · 梅和維克多 · 弗蘭克等理論家提出存在主義理論認為,與生死現實相關的選擇和決定會支配個體的性格。 另一種理論是由阿德里安 · 託莫和格拉夫頓 · 埃利森提出的後悔理論。 這個理論的主要焦點是針對人們評估生活質量和 / 或價值的方式。 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沒有也不能在活著時完成任何積極有意義的任務,死亡的可能會使人們感到更加焦慮。該研究試圖揭示可能影響人們在生活中的焦慮程度的因素。

  人類發展意義並將它們與環境中的物體和事件聯絡起來,從而激發個體內部的某些情緒。 人們傾向於發展死亡的個人意義,因此對個人而言可能是消極的或積極的。 如果它們是積極的,那麼這些意義的後果可以是令人欣慰的(例如,對那些仍然活著的人產生漣漪效應的想法)。如果是負面的,他們會導致情緒混亂。 根據一個人與死亡相關的某種意義,不管它們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結果都會相應的變化。

  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死亡的想法會導致不同程度的焦慮,這取決於很多因素。  2012年一項涉及來自美國、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大學生的研究發現,他們的宗教虔誠度與對死亡的恐懼增加呈正相關。  其他研究發現,一個人的生活中有一種強烈的宗教意識可能與對死亡的焦慮感降低有關。 雖然宗教信仰和死亡焦慮之間沒有聯絡,但是也有證據表明,定期參加宗教會議或集會的人的死亡焦慮往往較低。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165名教會參與者被要求填寫"內在的宗教動機量表,經修訂的死亡焦慮量表",並利用因子分析、Pearson相關性、線性和二次迴歸等方法對結果進行了分析。 所有人都發現了內在的宗教動機和死亡焦慮之間的反比關係。 簡而言之,你越虔誠,你對死亡的焦慮就越少,因為你可能會把死亡和許多宗教所承諾的另一個開端聯絡起來。 研究還發現,性別對宗教信仰和死亡焦慮沒有影響。

  關於害怕死亡的最早記錄在5歲以下的兒童身上。 心理測量和反應時間被用來測量年幼兒童對死亡的恐懼。 最近的研究評估了兒童對死亡的恐懼,使用了問卷調查表。 有許多測試來研究這個問題,包括 Schell 和 Seefeldt 開發的兒童死亡焦慮量表(DASC)。 然而,這項測試最常見的版本是經修訂的兒童恐懼調查時間表(FSSC-R)。Fssc-r描述了特定的恐懼刺激,孩子們被要求評估情景 / 專案使他們焦慮或恐懼的程度。 最新版本的 FSSC-R 以圖形形式呈現給4歲以下的兒童。 它叫做考拉恐懼問卷(KFQ)。恐懼研究表明,孩子的恐懼可以分為五類。 其中之一就是死亡和危險。這種反應發生在4到6歲的兒童身上,從7歲到10歲。 死亡是最令人害怕的事物,在整個青春期仍然是最令人害怕的事物。  弗吉尼亞斯勞特和瑪雅 · 格里菲斯對90名4-8歲的兒童進行的研究表明,對死亡生物學概念的更加成熟的理解與對死亡的恐懼減少有關。 這可能表明,為了減輕恐懼,教育孩子關於死亡(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講)是有幫助的。

  有很多文獻證明,一個人的應對技能、心理健康、情緒和對壓力事件的認知反應之間存在相關性,以及一個人調節死亡焦慮的能力。 一系列測試表明,與親密伴侶的親密關係(女性比男性更密切)的親密關係中,死亡焦慮的水平會顯著高於男性。

  死亡焦慮和一個人的性別之間的聯絡看起來很強烈。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產生死亡焦慮。 索爾森和鮑威爾(1984年)做了一項研究來調查這種聯絡,他們對16歲到60歲以上的男女進行了抽樣調查。 死亡焦慮量表顯示女性的平均分數高於男性。此外,研究人員認為,年齡和文化可能是影響女性死亡焦慮程度高於男性的主要因素。  在進化過程中,我們創造了一種基本的方法來處理死亡焦慮,同時也是處理失去的一種手段。 當記憶或感覺太痛苦而不能接受時,否認就會被使用,而且經常被拒絕。 通過堅持這一事件從未發生,而不是接受它,讓個人有更多的時間去處理不可避免的痛苦。 當一個所愛的人在一個家庭中死去時,否認往往被當作一種手段來認真面對這個人已經離開的現實。 與單獨處理死亡相比,親密的家庭往往更好地處理死亡問題。 隨著社會和家庭的分離,那些死去的人喪失的時間也會隨之消逝,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對死亡的消極情緒和消極情緒。 婦女是兒童的承擔者,她們往往是照顧子女的人,由於她們在家庭中的照顧作用,她們更關心死亡。 正是婦女的這種共同角色導致了更大的死亡焦慮,因為它強調了生活對於她的後代的重要性。 儘管眾所周知,所有生物都會死亡,但許多人不接受自己的死亡,寧願不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終有一天會死去。

  正是在年輕的成年期(20至40歲),死亡焦慮大多開始變得普遍。然而,在生命的下一個階段,中年成年人(40-64歲),與其他所有年齡段相比,死亡焦慮達到最高水平。 令人驚訝的是,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死亡焦慮的程度隨之下降。這與大多數人的期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年輕人對老年人和衰老過程的所有負面含義(Kurlychek & Trenner,1982年)。

  有很多方法可以衡量死亡焦慮和恐懼。 Katenbaum 和 Aeinsberg (1972)為這個測量設計了三個命題。 從這一開始,關於死亡焦慮的意識形態就可以被記錄下來,並列出了他們的特徵。 諸如影象任務、簡單問卷和感知測試等方法,如 Stroop 測試,使心理學家能夠充分判斷一個人是否因為死亡焦慮或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的痛苦而承受壓力。  萊斯特態度死亡量表發展於1966年,但直到1991年才公佈,直到其有效性得到證實。 通過衡量對死亡的一般態度以及與死亡態度的不一致性,參與者被按照他們對死亡的有利價值進行調整。
死亡焦慮是由死亡想法引起的焦慮。 其一將死亡焦慮定義為當一個人想到死亡的過程,或者停止'存在'時,死亡焦慮被定義為"恐懼、憂慮或焦慮的感覺"。其二為死亡恐懼症(死亡恐怖症),不同於死亡恐懼,死亡恐懼症是對死亡或垂死的人和/或事物的特殊恐懼,是害怕他人的死亡或瀕死,而死亡恐懼是擔憂自己的死亡或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