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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菲爾特市猶太人家庭。1938年,為了逃避阿道夫·希特勒迫害舉家移居到紐約市。基辛格在1943年6月19日歸化成為美國公民。  儘管中學年代在曼哈頓北部華盛頓高地度過,但他始終保留著顯著德語口音。基辛格晚上在喬治·華盛頓高中上學,白天則在一家剃鬚刷工廠打工,高中畢業之後一邊在工廠工作一邊臨近的在紐約城市學院經營、行政管理學院用空閒時間學習。1943年,當他就讀於紐約城市學院的時候,應徵加入陸軍,在第970反情報軍團擔任德語翻譯,以諜報部隊士官的身份被派遣到歐洲戰場,於戰略情報局所屬。在部隊中,他優越的洞察力被賞識,成為了北約間諜學校的教官。這也為越南戰爭時期他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自設諜報委員會埋下伏筆。  1946年回國復員後,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在1950年以一等榮譽取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他分別於1952年及1954年獲得哈佛大學的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他題為《被修復的世界:梅特涅、卡蘇里及和平的問題1812—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的19世紀的歐洲外交史研究,常被說為是哈佛博士論文中最長的一篇(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長達365頁)。論文主要觀點是認為1809年維也納和約之後的歐洲協調國際秩序下百年和平主要歸功於梅特涅和卡蘇里並沒有對戰敗的拿破崙法國採取過多的報復,而是更重視國際體系下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 基辛格在哈佛是師從威廉·楊德爾·艾略特的指導,他的這位老師是有名的美國歷史學家,曾為六任美國總統擔任過政治和歷史問題的顧問。在老師的關照和學院的有利條件下,他多次出席戰後對國際形勢的研討會,積攢起了進入華盛頓從政的人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後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這時候與其相識。 博士畢業之後的基辛格開始在政治學部的教學工作,通過參加美國政府舉辦的外交問題評議會,為同時代的外交政策提出了積極的建議。 作為一個渴望能對美國外交政策有更大的影響的開明的共和黨人,基辛格成了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顧問,後者在1960年、1964年及1968年爭取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在1968年,當尼克遜明顯地會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的時候,基辛格擔任了尼克遜的顧問。在尼克松當選之後成為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總統顧問,當時,尼克松對他的提名甚至排在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之前。被認為是尼克松對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在擔任尼克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基辛格制定了對蘇聯的緩和政策以求緩解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參與了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並在1973年與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達成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SALT I Treaty)。  為了繼續對蘇聯施加外交壓力,在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兩度祕密訪問中國大陸,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協商,並負責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這為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的中美高峰會議鋪路以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石,結束了中美兩國間23年的敵對與隔閡,從而完成了戰略性的外交政策轉變。基辛格亦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見面。基辛格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多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都有交情。基辛格的外交對兩國的經濟文化都帶來了很大影響,在1979年美國放棄承認中華民國,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基辛格和越南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尼克遜上任之前。在大選期間,他是尼克松陣營的祕密線人,曾給尼克松競選團提供了詹森政府在巴黎和談中的機密內容。1968年尼克松憑藉儘快結束越南戰爭的口號當選總統,並在就任伊始就開始執行所謂的越南化計劃——逐漸撤走駐越美軍的同時,扶持南越的越南共和國軍以繼續獨立抵抗北越的越南人民軍和南方越共游擊隊。與此同時,基辛格在尼克松支援下,主持了轟炸柬埔寨(當時是主權獨立國家)境內的越南人民軍和越共游擊隊目標的行動。雖然行動計劃一開始是祕密進行的,然而在美國國內,訊息一經流出還是激起了一片片的反戰浪潮。不僅如此,轟炸行動還間接引發了柬埔寨內戰,導致後來的紅色高棉崛起。  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壽同獲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以表揚他們為巴黎和平協約所作的努力。然而黎德壽以尚未達至和平為由,謝絕領獎。1975年北越軍攻滅越南共和國,並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共和國。1976年北越吞併南越,統一越南。

  1971年孟加拉國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在南亞的外交官向尼克遜和基辛格清楚無誤地彙報了關於(尼克松扶持的)阿尤布·汗領導的巴基斯坦政權在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的暴行。然而2002年12月6日喬治·華盛頓大學出版的解密檔案卻披露,基辛格建議尼克松低調處理這些事件。由於當時美國忌憚和蘇聯關係密切的印度,需要維持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同時中國一向支援巴基斯坦,此舉也有助於進一步改善和中國的關係。  最近另一份解密檔案顯示因為美國害怕印度進犯巴基斯坦,基辛格曾希望中國在中印邊境加強軍事部署,然而美國期望中國參與戰爭的想法被中國婉拒了。

  在1975年葡萄牙的非殖民化程序使美國關注東帝汶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內的東帝汶1975年宣佈獨立。印尼總統蘇哈托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一個強有力的盟友,並開始動員印尼軍隊,準備吞併這個新生的國家,當時左派革陣黨越來越占主導地位。1975年12月,蘇哈托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與基辛格和福特總統在會議期間討論了入侵計劃。福特和基辛格明確表示,美國與印尼關係將保持強勁,並表示不會反對擬議的吞併。他們只是想完成得“快”,直到他們回到了華盛頓提出延遲入侵。因此蘇哈托延遲操作一天。終於在12月7日印度尼西亞軍隊入侵這塊前葡萄牙殖民地。美國對印尼繼續給予軍方軍事援助,蘇哈托徑自與兼併計劃。基辛格默許印尼的軍事行動,美國繼續給予印尼軍方軍事援助。

  1973年的贖罪節(10月6日),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聯軍對以色列發動了突然襲擊,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了。雖然以色列隨後奪回了失地,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放棄部分領土以換取和平,並在停火談判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在戴維營簽署了條約,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以換取埃及承認以色列獨立和長久的和平。  儘管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極力在中東地區擴張,擴大了蘇聯在中東的勢力範圍,但當蘇聯支援的埃及和敘利亞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再次敗給以色列之後,基辛格在以、阿之間的穿梭外交談判,哈菲茲·阿薩德領導下的敘利亞開始謀求在美國與蘇聯之間進行平衡外交,不再專一依賴蘇聯。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領導下的埃及與蘇聯徹底鬧翻、反目成仇。

  

  1970年的智利總統大選中,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左派的薩爾瓦多·阿連德以微弱優勢勝出,他的馬克思主義和親古巴政策令華盛頓非常擔心。尼克松政府曾考慮授權中情局組織軍事政變來阻止阿連德就職並重新進行大選,不過計劃因政府對反對派的信心不足而流產。基辛格是否支援這個計劃已經不得而知。在阿連德執政期間美國和智利的關係一直處於冰封狀態,許多涉及美國利益的智利企業被收歸國有,其中包括有美資的銅礦,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AT&T)在智利的分公司等。美國以此對智利實施經濟制裁,中情局也資助了1972和73年的反政府大罷工。在這期間,基辛格關於智利政府的一些言論頗具爭議,他說“情況已經太嚴重了,我們不能再放手讓他們的選民自己決定前途”,“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放任一個國家因為其不負責任的人民而走向共產主義”。這些言論激起了很多媒體的憤慨,認為這是對智利主權的干涉和踐踏。在1973年9月11日,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在美國的支援下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政權。在政變中阿連德是被殺還是自殺直到現在仍無定論。

  自1962年美國與古巴斷交之後,基辛格是最先提出和古巴重新建立關係正常化。然而他很快改變想法並追從肯尼迪的政策。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參與了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的反殖民鬥爭後,基辛格支援了安哥拉全國獨立聯盟,莫三比克抵抗運動等反共產主義組織的暴動,以及中情局支援的南非軍隊進駐安哥拉。基辛格很清楚的表明除非古巴從兩國撤軍,否則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將無法正常化。

  在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推翻伊莎貝爾·裴隆的政權後實施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包括令一些政治對手“消失”。基辛格在和阿根廷外長的一次會面中向他保證,美國還是站在他們這邊,不過敦促他務必在美國國會召開下次會議(有可能提出制裁)前,儘快“回到正常程式”。

  

  1976年9月,基辛格曾積極參與有關羅德西亞布什戰爭談判。

  1976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吉米·卡特擊敗傑拉爾德·福特,由此基辛格亦退出內閣。基辛格持續活躍於政策團體(如三邊委員會)中,並參與政治顧問、演說及著作等活動。  1989年,基辛格在日本《讀賣新聞》和西德《星期日世界報》上分別發表文章《天安門事件是內政問題》和《美國不能放棄中國》,支援中國政府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措施,認為“對北京發生的事不可只用善與惡的觀點去看”,“當時的衝突變得無法解決了”。  2002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任命基辛格為對美恐怖襲擊國家調查委員會主席,以調查九一一襲擊事件。2002年12月13日,在被訊問其潛在利益衝突後,基辛格無意公佈其商業客戶詳情,故宣佈辭去這一職位。  2015年1月3日,基辛格在日本《讀賣新聞》說,“日本對本國安保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對國際安保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是難免的;總而言之,日本將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普通國家意味著日本將和其他國家一樣可以擁有軍隊並參加戰爭,但“如果日本推行獨斷且具有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將成為地區隱患”;就亞洲局勢,基辛格說,“亞洲地區缺乏一個可以關懷弱小國家、維護地區平衡的國家,中國周邊國家都通過與美國合作來保持(和中國之間的)平衡”,“我反對美國對中國建立包圍網,也不贊成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外交政策”。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紀錄使他受到左派人士爭議,英國記者克里斯多弗·息金斯在他的著作《基辛格的審判》中指責他犯下“對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以及犯罪對常見的或習慣法或國際法,包括串謀謀殺、綁架和酷刑”。2013年4月,維基解密曝光170萬份基辛格時代美國機密檔案,曝光了美國敢死隊、祕密轟炸戰爭、暗殺等基辛格幕後操縱的醜聞。  2018年川普政府下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95歲的基辛格出席再度強調錶示中國崛起是政策和歷史的必然,中美兩國在維持權力平衡上都有審視的必要,不計代價阻止大國間的直接對抗是世界運轉的底線,一個兩大強權對抗的世界不會讓人類得利只有全世界皆輸的結局。  2020年4月,前美國白宮首席策略長斯蒂芬·班農痛批基辛格「你一開始就是中共的代言人」。
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英語:Henry Alfred Kissinger),本名海因茨·阿爾弗雷德·基辛爾(),1923年-5月27日),是一位出生於德國的美國猶太裔外交官,與越南政治家黎德壽一同為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後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並在水門事件之後繼續在福特政府中擔任此職。作為一位現實政治的支持者,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之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中心作用。在這段時期內,他倡導緩和政策,使美蘇之間緊張的關係得到緩解,並在1972年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會談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國的開放和新的戰略性的反蘇中美聯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