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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下令通緝張太雷、蔡和森等人。

  1927年下半年,由於共產國際在中國事業遭到嚴重挫敗,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評,於是,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陸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希望在一些省份奪取政權,以此證明其中國政策的正確。不過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廣東、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歸於失敗。但是,共產國際仍然計劃在某一個省份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當南昌暴動部隊向南撤退時,共產國際計劃在廣州發動暴動,配合南昌暴動部隊佔領廣州,在廣州建立蘇維埃政權。10月,葉挺、賀龍的部隊潰敗後,廣州暴動的計劃一度準備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實行全國武裝總暴動,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其中蘇兆徵、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制定廣州暴動計劃,並在廣州成立祕密行動總部。

  1927年4月寧漢分裂後,張發奎任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支援武漢的汪精衛政府,其中祕書長高語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都是公開的共產黨員,而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則是祕密的共產黨員。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分共後,在第二方面軍內,葉挺策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投向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第二方面軍忠於張發奎的餘部則南下追擊向廣東潮汕撤退的葉挺、賀龍,進入廣州。  張發奎部隊中,教導團團長葉劍英和特務營營長樑秉樞都是地下共產黨員,教導團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產黨員,因此教導團和特務營的一個連深受左傾情緒影響。而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張發奎與桂系的廣東省主席李濟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濟深離粵,張發奎、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在廣州發動政變,驅逐桂系黃紹竑,稱為“廣州張黃事變”。

  11月18日,即“張黃事變”的次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11點綱領(中央通告十六號),要求以張太雷為首的廣東省委籌備廣州兵變和政治總罷工,奪取政權。11月26日,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員會(在廣州3人),張太雷任主席,另外兩人是廣州市委書記黃平、工會領袖周文雍。總司令葉挺和楊殷直到暴動前夕才由香港祕密潛入廣州。11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海因茨·紐曼和格哈特·愛斯拉到達廣州,策劃在廣州實施新的暴動,帶來活動經費200餘萬美元。同日,教導團開始召集組長聯席會議,12月4日,教導團舉行全體黨員大會,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激動“群眾的革命情緒”,並且“調查各連的反動分子”。  12月初,張發奎、黃琪翔的主力離開廣州,對付桂系,負責廣州市內防務的只有教導團(1500人、槍1300支)、第四軍特務營(有計劃改編為警衛團,無槍枝),以及廣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隊,另外工人赤衛隊有2000人,持有手槍數十杆,炸彈150枚。  暴動原定在13日舉行,但是在12月9日由於發生爆炸事件,暴動被提前到11日舉行。這也使得原定前來增援的農會無法到達。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時,張太雷、葉挺、徐光英、曹幹延和一名朝鮮炮手,趁廣州周邊發生戰事,張發奎、黃琪翔派兵迎戰,城防空虛時,來到葉劍英教導團,進行部署,殺死代理團長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動分子”。  黃錦輝和楊殷率領敢死隊到北校場第四軍教導團的駐地,配合教導團在凌晨3時30分,攻打位於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廣州市公安局,釋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導團、特務營一部共2000餘人以及大約2000名工人赤衛隊參加了暴動,打敗沙河燕塘一帶的炮兵,大部分廣州城已經被攻佔,但是第四軍軍部、十二師師部和仰忠街軍械處始終未能攻下,於是放火焚燒,造成大批平民死傷。控制全城後,共軍隨即大舉捕殺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員。  不過河南(海珠區)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張發奎、黃琪翔及廣東省主席陳公博均於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軍)駐地。張發奎請託一位商人譚禮庭出面,得以進入沙面英租界拍發無線電報,調動外圍部隊回援廣州敉平暴動。  暴動的領導人包括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人。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公開開著領事館的汽車,插著紅旗穿過街市。  12月12日上午,兩軍在廣州北郊激戰,當地的紳商紛紛組織民團對抗共軍。越秀山一度被張軍奪回,又被共軍奪回。下午,於廣州豐寧路(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上主持「廣州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廣州蘇維埃政府正式宣佈成立,張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蘇兆徵,因病)及人民海陸軍委員,並公佈另外9名蘇維埃政府要員名單:

  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上午已進佔觀音山(越秀山)。民團與薛嶽的新兵,由觀音山進城,衝鋒到厚祥街。經過激戰,紅軍一度奪回觀音山,下午,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紐曼乘車赴觀音山指揮,途中大北門附近遇民團(廣東機器工會工人糾察隊)狙擊,張及司機死在車中,俄人逃脫。  後張發奎部隊陸續抵達廣州,從四面攻入市內。於是在廣州發生激烈的巷戰。至當日夜,共軍支撐不住,決定棄城。12月13日,張發奎部隊奪回廣州,中共軍隊殘部1000餘人逃出廣州,經花縣至海、陸豐地區,工人赤衛隊留下殿後。13日下午,張軍粉碎赤衛隊的抵抗,完全控制廣州。紐曼也逃走,蘇聯駐廣州副領事(Abram Hasis)等5人則在被捕後遊街並被槍斃。郝史在試圖乘領事館汽車前往蘇維埃總部時被捕,隨身攜帶手榴彈。蘇聯領事館遭到搜查,領事鮑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婦遭到逮捕,由於駐廣州領事團的說服,領事夫婦才未被處死,在年底被驅逐出境。  葉劍英和葉挺兩人在戰敗後化裝逃到香港。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關於死亡人數,中共方面認為包括5700多名中國人、100多名朝鮮人和5名蘇聯人。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東郊,即今日廣州市中心區中山三路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與其周圍繁華喧囂的商業氣氛形成強烈的對比。  12月14日,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佈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蘇聯領事館。蘇聯則聲稱並不承認國民政府,各地領事館仍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如此(其實在張作霖搜查後,蘇聯代辦已離開北京使館)。至此,1923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徹底結束。

  廣州暴動之後,張發奎、黃琪翔被認為負有責任,被迫將廣州交給桂系,北上江西,歸蔣介石節制;而汪精衛也受到壓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國,暫時退出政治舞臺。

  廣州暴動在時間上恰與蘇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吻合,斯大林就在這次大會上徹底擊敗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評論廣州起義是“斯大林派多數在中國造成一個勝利的假象,以掩蓋俄國反對派在肉體上的消滅”,“參加起義的廣州工人英勇無比,作出了最大的犧牲,而領導層的冒險主義已不是什麼‘錯誤’,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1928年6月,共產國際將大約100名中共代表祕密運送到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舉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將廣州暴動的失敗歸咎於當時“小資產階級”出身(被認為具有妥協性和狂熱性)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改由工人階級出身的向忠發領導中共。
廣州起義,或稱廣州暴動,是1927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2月在廣州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策動的三次暴動之一,而前兩次分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