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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書》最初無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記》、《太史公傳》、《太史記》、《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祕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呂思勉認為 《史記》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極大部分並非司馬遷所作,而是司馬遷抄篡古書所得,《序》和《論贊》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為其父親司馬談所作,無法加以考證。

  《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全書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紀〉記載“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書〉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周代的諸侯國和漢代的王侯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執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史記》各篇結構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評論組成。〈書〉有引言、正文和評論,〈表〉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紀〉、〈世家〉和〈列傳〉只有正文和評論:正文前是引言,記述寫作動機;正文記述歷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是評論,通常以“太史公曰”為開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史記》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馬遷歿就有十篇散失。當時補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漢博士褚少孫之作。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後人補之,如《孝武本紀》摘抄於《封禪書》,褚少孫雖才識不足也不至於如此。另有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

  《史記》有豐富的思想內容,不虛美不隱惡,善寫奇節及壯採偉行,也善於諷刺和暴露現實,有所寄託,善寫悲壯,筆鋒帶感情,抒發憤思,愛憎分明,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長於敘事,善於鋪敘及渲染氣氛,把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蹟故事化,故事情節曲折跌宕,製造戲劇場面,氣勢雄奇,富於變化,有濃烈的藝術感染力。  《史記》善於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心理活動,用對比、襯托手法強化人物性格,選擇歷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義的事件,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並善於細節描寫,以瑣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語,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和性格特點。  《史記》文詞精煉,詞彙豐富,語言精切淺白,有精粹的語言藝術特色,善用虛字,語氣傳神,並善用民歌與諺語。句式則靈活多變,長短錯落,駢散並用,具參差之美。  司馬遷為了讓每篇傳記避免重複、具備統一審美價值和更加完整,遂創造了嶄新敘事手法「互見法」來撰寫《史記》;「互見法」即是將一個重要人物的事蹟透過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事件分述於不同地方,但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

  現存最古老的史記殘卷為日本藏南北朝時期的抄本殘卷。而最古老的完整版史記為現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其中有十五卷為別版補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黃善夫三家注史記。  白話文則有韓兆琦譯註的《新白話史記》(簡體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繁體字本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張烈等人譯註的《史記》(簡體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體字本由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書則有哈佛燕京社編《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編《史記索引》、李曉光、李波編《史記索引》、鍾華編《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編《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倉修良主編《史記辭典》等。  現羅列歷代重要善本如下。

  據《漢書》記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公開發表了《史記》,後因怨望被宣帝腰斬。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朝、三國期間屬於禁書,官民不得自由閱讀,即使是王公諸侯亦沒有此權利,而且刪去《史記》的《孝景本紀》、《孝武本紀》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記》的版本與司馬遷的原稿差別很大。東漢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馬遷誹謗漢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稱,永平十七年某日,漢明帝曾在雲龍門召見他、傅毅、賈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個宦官拿了篇司馬遷的《秦始皇本紀》,詢問他們是否覺得司馬遷的史論有不對的地方,班固指司馬遷引述賈誼過秦論:「假設子嬰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還可以保住」,這番話相當有問題。  漢明帝劉莊對他的回答很滿意,其後派人召見班固,再次問他對司馬遷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認。這時漢明帝指,司馬遷這人思想很有問題,不是忠臣,漢武帝治過他的罪,他就在史書裡把漢武帝寫得很不堪;雖然別人都說司馬相如浮薄無行,但總比司馬遷強。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評過司馬遷,認為司馬遷因為受過宮刑而著《史記》貶損漢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肅卻肯定司馬遷善於敍事,乃良史之才,不虛美,不隱惡。王肅稱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寫了《史記》後,閱到《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由於漢武帝的毀損,流傳到曹魏時代的《史記》,其中的這兩篇《本紀》,只有目錄,而沒有具體文字。王肅稱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撰寫「不隱惡」,令漢武帝惱羞成怒,故迫害司馬遷。  此外,自董卓死後文學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獄,太尉馬日磾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當年漢武帝不殺司馬遷,結果司馬遷卻寫下誹謗漢武帝的《史記》,流傳後世,影響極壞。如今朝政不振,事態多變,類此蔡邕計程車人絕不可讓他們在皇帝身邊記錄重大事務,否則將來受到非議的,只會是那些反董計程車人,由此可見時人對《史記》的看法。

  歷代對《史記》的評註主要有三家,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常與《史記》共同刊行。  清樑玉繩的《史記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較為著名。當代有韓兆琦的《史記箋證》,以三家注和《史記會注考證》為基礎,是史記註釋詳盡之作。以下羅列歷代部分重要注家。

  文學方面,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三蘇,明代歸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均受《史記》影響。後世傳記的體制,以及在傳記之後用論贊表達作者見解的形式,都源於《史記》。而《史記》人物及相關歷史事件,成為後世小說、戲曲、詩詞的寫作素材。
《史記》,最早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是西漢漢武帝時期的任職太史令的司馬遷(太史公)編寫的紀傳體史書,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全書包括本紀12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表10卷、書8卷,共130卷,52萬6500餘字。該書原稿約在西漢末年佚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記殘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國六朝抄本;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記為現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史記集解》(其中有十五卷為別版補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黃善夫刻三家注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