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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特雷澤曼生於柏林,出身小商人家庭,其家庭釀造啤酒並經營旅店,他的父親是一名啤酒裝瓶商和分銷商,在家裡開了一家小酒吧。這個家庭屬於較低的中產階級,但對鄰居來說相對富裕,而且有足夠的資金為古斯塔夫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施特雷澤曼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尤其擅長德語文學和詩歌。他先在柏林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學習哲學和文學,後轉學經濟,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學生時代擔任學生團體的發言人。在他離開學校時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他本可以很高興地成為一名教師,但他只具備教授語言或自然科學的資格,而自然科學並非他的主要興趣領域。因此,1897年,他進入柏林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施特雷澤曼接觸到了他那個時代的主要意識形態論點,特別是德國關於社會主義的辯論。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了將自由主義與尖銳的民族主義相結合的觀點,這種結合將在他的餘生中佔據主導地位。1898年,施特雷澤曼離開柏林大學,轉到萊比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01年1月,他完成了學業,提交了一篇關於柏林瓶裝啤酒產業的論文,該論文獲得了較高的分數。

  施特雷澤曼大學畢業後在商業團體工作,任德國巧克力製造商協會管理人員。1902年,他參與成立薩克森製造商協會,任法律代表,他擅長組織活動和談判,在經濟界暫露頭角。翌年與凱特·克勒費爾德(Käte Kleefeld (1885–1970))結婚。1903年加入國家自由黨,他主張實施社會福利,因此常與黨內右翼發生衝突。1906年,當選德累斯頓市議會議員,同時編輯《薩克森工業》雜誌,以經濟問題作家和市政專家聞名,在薩克森的作為國家自由黨的有力的政治家展現出頭角。1907年選入帝國議會為議員。他竭力維護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因主張加強社會福利立法,而與黨內右翼代表發生矛盾,1912年被排擠出黨的執行委員會。同年失去議員席位,去美國考察經濟。他參加德國殖民聯盟,擁護建設強大海軍計劃,支援德國政策的帝國主義目標,熱烈歡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在特別選舉中獲勝,再次進入帝國議會。雖然政治的立場屬於自由主義保守,但是對德國帝國的擴張政策持支援的態度,也贊成無限制潛水艇作戰。  戰爭期間,施特雷澤曼大力宣揚泛日耳曼主義,捍衛德國在東面對波蘭和俄國、在西面對法國和比利時的廣泛領土要求。1916年後成為最高司令部保羅·馮·興登堡元帥和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的喉舌,贊成無限制發揮潛艇攻勢。1917年他領導倒閣行動,迫使貝特曼·霍爾韋格總理下臺;同年國家自由黨領袖巴塞爾亡故,他很快當選該黨主席。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德國戰敗,君主制垮臺,這對他是一個意外的打擊,但是他很快就適應了共和國的現實,但德國民主黨、中央黨拒絕他的加入,他與國家自由黨右翼組織開明的德意志人民黨,一反過去的保皇立場,而與共和國合作。人民黨信奉市場主義經濟和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保持批判態度,魏瑪共和國沒有否定該黨派的建立。1919年—1920年的制憲會議,他是代表之一。他雖然反對德國新憲法,反對《凡爾賽條約》,但1923年8月與社會民主黨、財主保守派、中間派等組成“大聯合”政府時,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出任總理。同年11月政府垮臺,改任外交部長。他對魏瑪共和國的命運施加了決定性影響,成為歐洲的政治家。當時,法國與比利時強索賠款,派兵佔領魯爾。消極抵抗的政策加速了通貨膨脹,使財政瀕臨崩潰。他當總理後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放棄消極抵抗政策。針對通貨膨脹問題,實施縮小貨幣面值單位成功地阻止了通貨膨脹的發展趨勢。在內政上他嚴酷對待共產黨的活動,而對極右派的企圖,如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發動的政變,則表現寬大的態度。在當時國內的政治危機中施特雷澤曼穩定貨幣才恢復秩序,復甦經濟。  由於外界認為施特雷澤曼是慕尼黑啤酒館政變的主謀,他遂在3個月後辭去了總理的職務,不過,此後他仍在新的三屆聯合政府中繼續擔任外交部長。他的方針是與西方強國,特別是法國和解,力求降低賠款和堅持法軍撤出萊茵河以西地區,使德國獲得平等權利,恢復戰前在歐洲各國中的地位。他利用英法和英蘇的緊張關係,努力通過談判來達到目的。1924年簽訂由美國提出的《道威斯計劃》,以減少賠款,穩定德國財政。  1925年,施特雷澤曼代表德國與英國、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簽訂《洛迦諾公約》,約定互相不侵犯,包括接受新的法德邊界,協議仲裁與其他國家的爭端,准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他因簽訂此公約而與法國外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26年同獲諾貝爾和平獎。又與蘇聯訂立互守中立的《柏林條約》。1928年德國在推動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的《非戰公約》上簽字。1929年由美國提出進一步減少賠款的楊格計劃。他在生命垂危時仍參加談判。

  在所謂的“危機之年”1923年8月13日,施特雷澤曼被任命為聯合政府的總理和外交部長。  1923年9月26日(或27日),施特雷澤曼宣佈,法國和比利時對佔領魯爾的反抗已經結束,與此同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總統釋出的第48條(魏瑪憲法)緊急公告也持續到1924年2月。施特雷澤曼確信,接受共和國並與盟國就賠款問題達成諒解,是德國獲得重建其遭受重創的經濟所需的喘息空間的唯一途徑。1923年7月23日他在給王儲的信中寫道:“德國政治最重要的目標是把德國領土從法國和比利時的佔領中解放出來。首先,我們必須把勒頸器從我們的喉嚨裡拿出來。  魏瑪共和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在1923年11月達到頂峰。由於德國無法再支付罷工工人的工資,印出來的鈔票越來越多,最終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施特雷澤曼引入了一種新的貨幣——地產抵押馬克,以結束惡性通貨膨脹。他還說服法國人從魯爾撤軍,以換取恢復賠償的承諾。這是他更大的“實現”戰略的一部分。他開始相信,儘管《凡爾賽條約》非常苛刻,但除非德國做出真誠的努力來履行其條款,否則德國永遠不會從其條款中獲得解脫。在他看來,這將使盟國相信賠款法案確實超出了德國的能力。他的付出得到了回報,盟軍開始考慮改變賠款計劃。  1923年11月初,社會民主黨退出了他改組後的政府。1923年11月23日,施特雷澤曼和他的內閣辭職。

  施特雷澤曼連續8屆擔任外交部長,作為外交部長,斯特萊斯曼取得了許多成就。他的第一個顯著成就是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該計劃降低了德國的總體賠款承諾,並重組了德意志帝國銀行。  在奧斯丁·張伯倫爵士成為英國外交大臣後,他希望英國向法國和比利時提供擔保,因為由於美國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英美的擔保已經失效。施特雷澤曼後來寫道:“張伯倫從來都不是我們的朋友。他的第一個行動是試圖通過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組成的三權聯盟來恢復舊的協約國關係,這三個國家都是針對德國的。德國外交面臨著災難性的局面。  施特雷澤曼保證不會再入侵比利時和法國,同時英國也保證如果法國襲擊德國,他們將會來幫助德國。就像施特雷澤曼在寫給王儲的信中所寫的那樣,德國當時沒有攻擊的立場:“放棄與法國的軍事衝突只具有理論意義,因為不可能與法國開戰”。 施特雷澤曼與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談判並簽署了羅加諾公約。在談判的第三天,施特雷澤曼解釋了德國對法國外交大臣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要求。正如他記錄的那樣,白里安聽到我的解釋時,差點從沙發上摔下來。施特雷澤曼說,只有德國不應該為和平做出犧牲,歐洲國家應該將殖民地割讓給德國,裁軍審議委員會應離開德國,英法對萊茵蘭的佔領應該結束,英國和法國應該像德國那樣解除武裝。條約於1925年10月在羅加諾簽署。德國首次正式承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部邊境,並保證與法國實現和平,並承諾加入國際聯盟,並從萊茵蘭撤出最後一批盟軍佔領軍。此外,他從來沒有排除使用武力收復前德意志帝國的東部領土,這些領土由於《凡爾賽條約》而受到波蘭的控制。  1926年4月簽署的《柏林條約》重申並加強了1922年的《拉巴洛條約》。1926年9月,德國被國際聯盟接納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表明德國正在迅速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並向蘇聯保證德國在《柏林條約》中的誠意。  德國於1928年8月簽署了《非戰公約》。它宣佈放棄使用暴力來解決國際衝突。儘管施特雷澤曼沒有提出這個協議,但是德國的堅持讓很多人相信魏瑪德國是一個可以被說服的德國。這種新見解對1929年2月的楊格計劃起了推動作用,該計劃導致德國賠款的減少。  然而從任何意義上講,施特雷澤曼都不支援法國。他最關心的是如何使德國擺脫凡爾賽條約強加給英國和法國的賠款負擔。他的戰略是與美國結成經濟聯盟。美國是德國食品和原材料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德國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市場之一。因此,德國的經濟復甦符合美國的利益他還鼓勵美國幫助德國擺脫賠償負擔。施特雷澤曼與赫伯特·胡佛(1921年至1928年擔任美國商務部部長,後擔任美國總統)關係密切。這一策略非常有效,直到施特雷澤曼死後的大蕭條使其脫軌。  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施特雷澤曼越來越多地接受了他最初拒絕的共和國。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虛弱的民主秩序的鞏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被認為是一個言過其實的共和黨人(Vernunftrepublikaner)——一個承認共和國是所有罪惡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但內心仍然忠於君主制的人。保守的反對派批評他支援共和國,也很樂意滿足西方列強的要求。與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和其他人一樣,他被攻擊為“履行政治家(Erfüllungspolitiker) ”。事實上,他所在的人民黨的一些較為保守的成員從未真正信任過他。  1925年,當施特雷澤曼第一次提議與法國達成協議時,他明確表示,在這樣做的時候,他打算“獲得自由,以確保東部邊境的和平改變”。同年,當波蘭陷入政治和經濟危機時,他開始了一場針對波蘭的貿易戰。他希望波蘭危機升級,這將使德國重新獲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割讓給波蘭的領土,他希望德國能在波蘭獲得更大的市場。因此,他拒絕參與任何可能“過早”使波蘭經濟恢復穩定的國際合作。施特雷澤曼希望吞併波蘭在大波蘭的領土,接管整個東西里西亞和中西里西亞的部分地區以及整個波蘭走廊。除了發動對波蘭的貿易戰,施特雷澤曼還資助了廣泛的宣傳工作,並密謀與蘇聯合作打擊波蘭的國家地位。

  施特雷澤曼1929年10月3日死於中風,享年51歲。他的墓地位於柏林克魯格斯特恩的路易森施塔特公墓。  施特雷澤曼的早逝,以及1932年法國總統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死亡,以及1934年白里安的繼任者路易·巴爾杜的暗殺,留下了歐洲政治家的空位,而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對於施特雷澤曼的評價,意見不一。共產黨人把他看作壟斷資本主義的代表,希特勒的先驅。有一位晚近的傳記作家則認為他是個“務實的保守派”,以縱橫捭闔手腕,恢復了德國的經濟政治實力。  古斯塔夫·斯特雷瑟曼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友好的個性和務實的精神。他與許多有影響力的外國人是親密的私人朋友。最著名的是白里安和他一起分享和平獎。
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又譯為斯特來斯曼,德國魏瑪共和國總理(1923年)和外交部長(1923,1924—1929)。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使德國恢復國際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和解,因其主張和解和談判的政策,與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於1926年同獲諾貝爾和平獎。在政治不穩定和脆弱、短暫的政府時期,他被普遍認為是魏瑪共和國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最有影響力的內閣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