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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多芬早在1789年時就有寫作一部英雄氣概交響曲的想法,但並沒有落到筆頭。貝多芬於1801年察覺到自己的耳聾,並在翌年夏搬至海利根斯塔特以躲避維也納的氣候。在那裡貝多芬寫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遺書。他甚至想自殺,但「我的藝術把我拉回來」。在這一階段,貝多芬作出了該交響曲,也表達了其內心的奮鬥歷程。這首交響曲從1803年5月正式開始創作,作品完成是在1804年的年初。

  貝多芬最初將該作品題獻給拿破崙·波拿巴。貝多芬敬佩法國革命的理想,以及為他們實現的拿破崙,但是當拿破崙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為法國皇帝時,而貝多芬卻對拿破崙大失所望,他走到了放置完成創作的樂譜桌子前,將寫著“波拿巴”的字挖出來,留下了一個洞。 之後,他把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義大利文:"Sinfonia eroica, 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un grand'uomo" ),並改題為獻給其贊助人洛布科維茨親王。  費迪南德·里斯(Ferdinand Ries)在說貝多芬生平的故事時說: 然而之後出現了轉折;1804年時貝多芬告訴出版商“這部交響曲的標題還是叫‘波拿巴’”。直到1806年才再改為現名。然而,安東·辛德勒稱,1821年拿破崙逝世時,貝多芬說“我十七年前就為這個悲傷的事件寫了音樂”,意指該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

  該作品於1804年在洛布科維茨親王的宮殿(Palais Lobkowitz)的一場私人音樂會上首演,由作曲家親自指揮。第一場公演於1805年4月7號,在維也納劇場(Theater an der Wien)舉行,由作曲家指揮,好友弗朗茨·克萊門特為首席小提琴。作品於1806年10月在維也納出版。  當時的反應趨於兩極化: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傑作、高貴、龐大、華麗、優美;也有人認為它混亂、荒謬,是貝多芬的臆想,令聽者不知所措。過了幾年後的評價漸漸平和,但評論家依然認為它艱澀、難懂,“不僅僅是為了娛樂”。據稱,演奏者很享受此作品,並在1807年在萊比錫的一場演出中自願增加排練。

  該作品所需樂隊規模不大,其中非常不尋常是曲中使用三部法國號,突破了雙管制的傳統。

  該交響曲共四個樂章:  如果包括反覆,全曲時長可達50分鐘以上。在第一樂章中,貝多芬要求展開部要反覆;該反覆在1950年代晚期的演出中通常會被省略。

  首樂章(有活力的快板),降E大調,三四拍,奏鳴曲式。該樂章沒有傳統的引子,而是以兩個雄壯的齊奏開頭,然後立刻引入寬廣的分解和絃大提琴主題。主題結束於不合調的升C音上。小提琴發出重複的高音,使和聲變得模糊,但在單簧管與雙簧管奏出的第二主題中得到解決。第二主題相對和美、憂鬱一些,但也有著莊嚴的氣概。  呈示部已經很長;但最為新穎的是貝多芬擴大了發展部的規模,使之比呈示部(不算重複)更長,不僅僅是主題簡單的變化,而成為了戲劇性的核心。在一段狂暴、充滿衝突的小高潮過後,突然安靜下來,並出現了一個看似新的旋律性主題(實際上是以舊有元素組成)。這個新主題,在絃樂所演奏的連續屬九和絃音量逐漸減輕之時,順暢地在E小調上出現,並且與第一主題互相交錯,其後亦於結束部分再次出現。  再現部開始之前的四小節,圓號提早重申了主題,但此時調性還未迴歸到主調上,小提琴也還演奏著屬調的和絃,因而有不尋常的效果。  起初這一充滿先鋒性的樂段甚至被認為是錯印,但貝多芬自己很珍視它。據其學生里斯說:“我當時站在貝多芬旁邊,以為號手是出錯了。我說:‘該死的圓號手,你不會打拍子嗎?這聽起來大錯特錯。’當時貝多芬差點給了我耳朵一拳。他很久都不肯原諒我。”  再現部基本上紋絲不動地重複了主題,只是做了一般的轉調。但尾聲的規模變得彷彿第二個展開部,與全曲的規模相配。起初調性不明確,但漸漸增強,直到高潮中小號光芒發丈地高鳴第一主題,令人熱血沸騰。  全樂章嚴謹而具有戲劇性。在規模和縱深上都有了顯著的開拓。其長度在貝多芬交響曲作品中,除《第九交響曲》之外,無出其右者。尤其有著節奏和調性上的革新,例如時常加入更有動感的四二拍段落,並多有不協和之處,例如發展部中小提琴在高音區將相差僅一個半音的E和F同時奏出,發出刺耳的怒吼。這些更為豐富的表達傳遞出熾烈的感情,正如瓦格納所言「恰似自然的熔爐一般,表現了天才青春時期所湧現的種種情緒」。

  第二樂章(送葬進行曲:非常慢的柔板),c小調,二四拍,稍似迴旋曲式。主題有兩個部分,都是木管樂器與絃樂器呼應:其一是開頭小提琴肅穆的c小調樂段,配有鼓點般的低音,在新的調性中結束;其二是有著極大旋律性的一個短句。然後出現了C大調的段落,較為明亮;但又進入了陰暗的主題。接著出現了三聲賦格段落,音樂變得急促、悲慟,在咆哮聲中轉到屬調。結尾主題重現,但卻只剩下碎片,由低音提琴的撥絃配合,尤其悲涼。木管樂器發出最後的叫喊,樂曲在弱奏中淡出。  該樂章通常被認為是“英雄葬禮”,羅曼·羅蘭稱之為“全人類抬著英雄的棺柩”,柏遼玆將之與維吉爾悼念帕拉斯的詩篇相比。 該樂章也是貝多芬所創作的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之一。其莊重、哀傷,又充滿美感和獨特的感情張力,由簡單主題發展出多種變化,是貝多芬成熟風格的代表。

  第三樂章(活潑的快板),降E大調,四三拍,諧謔曲。該樂章充滿能量,開頭的弱奏突然轉成特強;作曲手法簡潔細緻,感情色彩也有所變化。主題在雙簧管上出現。三聲中部有一個軍號般的主題,由圓號奏出。最後強有力地在鼓聲中結束。  該樂章雖然速度快,卻並非玩笑之作。對其的解釋有兩種極端:既有稱之為“自然春色的復活”“鄉間歡快的集市”者,也有認為是“軍營中的景象”的,白遼士甚至稱之為伊利亞特中勇士們在其領袖的墓冢前所進行的舞蹈。 這也是第一部在諧謔曲中使用了三支圓號的交響曲。

  末樂章(終曲:甚快板),降E大調,四二拍,奏鳴曲式、迴旋曲式、變奏曲式的結合體。在末樂章使用變奏形式是極不尋常的。其主題來源於貝多芬之前創作的《普羅米修斯的造物》;貝多芬欽佩普羅米修斯的精神,將他作為該交響曲的結束,也是恰當的。該主題亦在1802年為獨奏鋼琴創作的「十五段變奏曲與賦格」(Op. 35,又稱「英雄變奏曲」)中出現。  該樂章開始時風馳電掣,聽起來在錯誤的調性(g小調和降E大調的屬調)上;但隨即突然進入較為平和的變奏部分。一開始並沒有呈現出主題,而是先用低音和聲勾勒出了主題的骨架。然後用簡單的旋律與之相配,突出了音色的對比,還有些喜劇色彩。然後才出現瞭如歌的由兩部分組成的主題。接著有一段賦格和奔放劇烈的舞曲,緊接著另一個由主題變奏而來的賦格段,達到一個小高潮。接著進入了柔美、平靜的樂段,旋律交替進行。漸漸音樂變得強烈,直至一個強有力的壯麗的高潮。在一段較弱但充滿懸念的樂段過後,忽轉急板,暴烈的開頭重現,並引向特強的結束。  該樂章傑出地處理了調性和形式上的發展。其形式綜合了迴旋曲式(主題與不同樂段相穿插)、奏鳴曲式和變奏曲式。低音部分直到尾聲時才消失,但變化多端,起到支撐結構的作用。變奏的性格也從歡樂、奔放、狂烈到靜思、靜謐、溫柔,再轉向光輝的結束,突顯了英雄壯闊的歷程。劉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稱該樂章是全曲的昇華。

  該作品現在被認為是貝多芬最偉大的傑作之一,也是音樂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與莫札特的《費加羅的婚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甚至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同,都開創了新的音樂理念。但在貝多芬的時代,它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其先鋒性使得聽眾和評論家都感到不解;人們覺察到其原創性、嚴肅性與作曲的技藝,但卻並不大被感動。  該作品的長度幾乎是海頓或莫扎特所作的交響曲兩倍長,第一樂章就跟許多古典樂派的交響曲一樣長。作品比之前更富有情感,經常被舉為浪漫樂派的起始,也是交響曲歷史上里程碑般的作品。其表達內容也有所突破,第一樂章規模非凡,氣勢浩大;第二樂章情感濃郁,從送葬進行曲主題的痛苦,到插曲的撫慰。末樂章也有同樣寬廣的情感。在早期的交響曲裡,末樂章通常快而輕巧,但這裡是較長的主題變奏,還有嚴肅的賦格。  柏遼玆在其論文中闡述道: 音樂評論家蘇利文(J. W. N. Sullivan)寫道: 第一樂章是貝多芬鼓起勇氣面對他的耳聾,第二樂章是慢且如輓歌似的,描述他無法面對的巨大恐懼,第三樂章的詼諧曲,「不斷創造前進能量」,第四樂章是旺盛創造溢位能量。  也有認為該作品體現了“人類的潛力和對自由的追求”,從而與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甚至可追尋到社會主義的痕跡。
《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Op. 55,是路德維希·範·貝多芬於1803年至1804年間創作的四樂章交響曲。該作品是交響曲歷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規模巨集大、充沛有力、情感豐富、結合了詩意和力量,極具獨創性,在當時不受觀眾接受和歡迎;但卻是貝多芬最為鍾愛的作品之一。現在它被看作是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並時常被認為是浪漫樂派的創始作品。原本貝多芬將該作品題獻給他所欽佩的拿破崙,但因後者稱帝,憤而改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英雄交響曲”(義大利文:Eroica)之名亦由此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