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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認為唐代以詩、賦、帖經取士,浮華不實,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  考試的文體並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某些歷史學家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但把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經書中。考試時的文章格式還沒有限定對仗排偶。元代王充耘(字與耕,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以《書經》登第,其用功甚深,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  例如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制藝文”道:“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祐後復罷,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充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士人蔘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經義”變為開考八股文,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題目必須用四書五經中的原文。題目又分大題、小題兩類。

  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註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傳朱學本義,《尚書》依朱熹學生蔡沈傳,《詩經》依朱熹《詩集傳》,《春秋》依胡安國傳,而以《左傳》為本事,《禮記》依陳澔集傳,《四書》依朱熹《四書集註》。考生行文命意,必須就題闡釋,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髮,獨出新論,毫無獨立思考的餘地。八股文還要求代聖人立言。如題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門人的話,則必須模擬語意,即使是三桓、陽虎、荷蓧丈人、齊人妻妾等各類人物,也要設身處地,肖其口吻。只有記事題和連章題不用模擬口氣。

  八股文中的“八股”為: 八股文起承轉合有一定的規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採取散文形式,中間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八股文的字數有限定。明初制度:鄉試、會試,用《五經》義一道,500字。《四書》義一道,300字。

  清世祖順治三年(1646年)宣佈恢復科舉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變。後來的康熙帝意識到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於1663年廢止八股文。1665年,禮部侍郎黃機上疏:“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1668年,康熙恢復八股文考試。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皇帝:“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應將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乾隆組織討論之後,發現沒人能提出替代科舉之方,這次提議暫且結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佈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翌年起廢除。  大部分與明代類似,但將八股中最後可以發揮己意的大結改為三、四句收束,不能發揮己意思,又叫收結或落下。  字數在康熙時要求550字,乾隆以後一律以700字為準。

  

  

  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瞭解。而有些讀書人亦對人情世事缺乏瞭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2014年9月,杭州市高階中學在新版的語文教材中收錄了王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及曾國藩《與諸弟書》三篇八股文並引發社會關於八股文的討論。

  近人蔡元培認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上兩句,把題目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及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作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乃是一種作文的方法。」  初場主要是以儒學典籍來測驗士子對於經學義理的理解能力,並進而闡發微言大義,以“代聖人立言”;次場則以朝廷文告寫作以及法令的裁判,來測驗士子對於古今朝廷事務之瞭解,以及對於詞彙掌握之能力;第三場則以古今治道、學術之演變及其良莠,來測驗士子對於歷史事件的遞嬗並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式。楊慎即認為:「初場在通經而明禮,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
八股文又稱股賦、四書文、八比文、八章文、時文、時藝、制藝、制義,是中國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試製度中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