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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8年1月改革派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取代安東寧·諾沃提尼當選捷共第一書記後,捷共開始醞釀或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諸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削弱新聞審查制度等等,試圖在不損害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同時刺激經濟發展,緩和共產黨與群眾的關係,特別是改變黨組織對社會生活無所不在的控制,以摸索出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在這一背景下,《Literární listy》(文學名單)雜誌的編輯瓦楚裡克“受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們的委託”,提筆完成了這一在捷克文中長約兩千個單詞(英文譯文長約2700個單詞)的宣言,於1968年6月27日在《Literární listy》(文學名單)、《Práce》(勞動)、《Zemědělské noviny》(農業新聞)和《Mladá fronta》(青年前線)四份雜誌上同日發表,之後立即在社會上激起熱烈迴應。儘管《Literární listy》的一名編輯曾宣告說《二千字宣言》僅代表瓦楚裡克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雜誌社的意見,且雜誌社的多數編輯並不同意此文的發表,但雜誌社在之後的幾個月中仍然收到了數百封評論該宣言的讀者來信,其中絕大多數都對宣言表示支援 。

  在宣言中,瓦楚裡克呼籲人民對共產黨主要通過監督而非反抗來促進政治的公開。宣言在開篇中描述了作者對當時國情的看法,描述了他眼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在共產黨幹部們長期家長式的統治下,因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而意氣消沉,社會道德和經濟狀況也隨之衰敗的情形: “多數人因此對公共事務失去了興趣;他們只在乎他們自己,只在乎自己的錢包。而更糟的是,在如今的環境下,錢也靠不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已不再友好,人民已不再熱愛工作。總而言之,如今我國國民的心理健康乃至人格都墮落到了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瓦楚裡克在文章中讚揚了那些有意走向民主、改變國家死水一潭狀態的共產黨幹部,認為反對意見只可能通過黨內批評的方式提出。宣言稱這些意見的提出能夠削弱共產黨幹部的專制,緩和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困,最終讓更多的社會成員實現他們的目標。  瓦楚裡克認為,要改變現狀最好的方式不是推翻共產黨政權,而是支援共產黨中的進步力量(改革派),因為他們擁有“完善的組織系統,......經驗豐富的幹部,......(和)改變現狀的籌碼”。宣言稱:在這一變革的時代,人民應該大膽地要求經濟管理的透明化,選舉“有能力且誠實的幹部”作為自己的代表,通過合法的和平抗議來將腐敗官員趕下臺。另外宣言還強調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呼籲將報紙從共產黨的奴隸重新變成“一切進步力量的輿論平臺”。  在與蘇聯關係這一敏感問題上,瓦楚裡克採用了模糊語言,僅以“外部力量”來稱呼蘇聯,建議國家應循序漸進地建立與“外部力量”的平等關係。宣言稱:“我國只有通過改善自身狀況,推進當前的復興計劃,直到有一天能夠選舉出具有足夠勇氣、尊嚴和政治智慧的國家領導人,才能建立並維繫我國與外部力量的平等關係。”宣言發表後即被蘇共當局指責為挑戰蘇聯的領導地位。  總體而言,《二千字宣言》所倡導的道路是通過社會主義的自我再造和完善,以及被賦予權力的全體國民的嚴格監督下,實現國家的振興。

  儘管宣言在部分底層黨員和社會大眾中激起了熱烈迴應,但同時也加劇了捷共內部的派系對立,給了保守派將瓦楚裡克驅逐出黨的理由。捷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在宣言發表後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為宣言降溫,但反而擴大了宣言的影響和支援度。政府領導迅速譴責了該宣言,杜布切克也在宣言發表的數天後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呼籲國民團結。宣言在捷國刊登兩週後,蘇聯《真理報》發表署名“И. 亞歷山德羅夫”的評論文章,譴責《二千字宣言》是: “...... 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外一切打著‘自由化’、‘民主化’等幌子,妄圖否定捷克斯洛伐克整個1948年之後的歷史,否定捷克斯洛伐克全體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的偉大成就,毀謗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及其領導地位,破壞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社會主義國家兄弟人民之間的友誼,以便為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鋪路的輿論平臺”。 《真理報》的宣告沒有引起捷方的立即迴應,但這對約瑟夫·斯米爾科夫斯基等試圖安撫蘇聯憤怒情緒的捷國外交官無疑是當頭一棒。從此雙方的溝通愈發困難,最終了釀成了以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在8月的全面武裝干涉。
《二千字宣言》(捷克語:Dva tisíce slov,“二千字”)是1968年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中的象徵性檔案,由捷克作家路德維克·瓦楚裡克起草,首次發表於1968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