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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薩斯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他的父親丹尼爾是哲學家、懷疑論者大衛·休謨和讓-雅克·盧梭的朋友。馬爾薩斯年幼時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錄取。他在那裡學習了許多課程,並且在辯論、拉丁文和希臘文課程中獲獎。他的主修科目是數學。1791年他獲得碩士學位,並且在兩年後當選為耶穌學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為聖公會的鄉村牧師。 其父親受到威廉·戈德溫的啟蒙思想影響,主張改變社會制度可以解決社會問題,馬爾薩斯在此議題上抱持反對的悲觀立場,為反駁父親之論說,於1798年匿名出版人口論,書籍全名為「影響社會將來改善的人口原理論說,並評戈德溫等學者的學說」.於1803年遊歷歐洲後再版「人口論」.  馬爾薩斯於1804年結婚,並且養育了三個孩子。1805年他成為英國第一位(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執教於東印度公司學院。他的學生親切地稱呼他為“人口”馬爾薩斯。  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大師李嘉圖在純學術與公共經濟政策上有許多爭論,不過兩人的爭執僅限於君子之爭,事實上兩人在因報章上的論戰熟識對方之後還成為了摯友,兩人的著名爭論在於是否該廢除英國穀物法,馬爾薩斯站在地主階級的角度主張「地租是上天的恩賜」,高谷價伴隨的高地租所引發的土地開發是有價值的;李嘉圖則是站在新興資本家與勞工階級主張「地租是自然的吝嗇」,因為禁止穀物進口而投資開發的邊際土地是沒有效率的.  1833年以前,馬爾薩斯拒絕肖像繪畫,因為他有兔脣。這個缺陷後用手術矯正,他還被看作是個英俊的人。他口腔內上顎左側有裂縫,影響說話。這一先天缺陷在他的家族中很常見。  1834年,他因心臟病在岳父家中死去,死後葬於英格蘭的巴斯修道院。

  馬爾薩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對他的父親及其朋友們(如讓-雅克·盧梭)的樂觀思想的反動。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對馬奎斯·孔多塞的迴應。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中,馬爾薩斯作出一個著名的預言: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  人口學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沒有限制,人口是呈幾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饑荒),道德限制和罪惡(馬爾薩斯所指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參見馬爾薩斯災難。  馬爾薩斯傾向於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慾)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爾薩斯建議只對勞動群眾和貧困階級採取這樣的措施。那麼根據他的理論,較低的社會階層對於社會弊病要承擔較大的責任。這就從根本上導致了推動立法手段使英國的窮人生存狀況更為惡化,但也減緩了貧困人口的增長。  馬爾薩斯自己注意到許多人誤用他的理論,痛苦地闡明他沒有僅僅預測未來的大災難。他辯解道,“......週期性災難持續存在的原因自人類有史以來就已經存在,目前仍然存在,並且將來會繼續存在,除非我們的大自然的物理結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因此,馬爾薩斯認為他的《人口學原理》是對人類過去和目前狀況的解釋,以及對我們未來的預測。  此外,許多人辯駁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人類有能力增加食物供應。關於這個論題,馬爾薩斯寫道,“將人類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

  馬爾薩斯的《1798論文》表達了以下八個主要觀點:

  在東印度公司學院,馬爾薩斯發展出一套需求供應失衡理論,他稱之為過剩,反對供給自創需求的賽伊定律。在當時這被看做荒唐的理論,卻是後來有關大蕭條的一系列經濟理論的先驅,他的崇拜者、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將這個思想引入了著作。  以往高出生率被認為有利於經濟,因為會提供更多的勞力。然而,馬爾薩斯卻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出生率,指出即使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毛生產量,它更趨於降低人均生產量。該思想影響的人包括知名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  他的一個知名信徒是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1830年代,馬爾薩斯的著作強烈地影響了輝格黨人,他們改變了託利黨的家長式作風,於1834年引入了《壞法修正法案》。  對馬爾薩斯理論的關注也幫助了英國全國人口普查的實施。1801年,政府官員約翰·李克曼主導了第一次現代人口普查。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門徒,還包括知名的神創論者、自然神學家威廉·佩裡大主教,他於1802年發表了《自然神論》。他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原理證明了神的存在。  雖然馬爾薩斯反對節育,他的著作卻強烈地影響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後者發動了“極端馬爾薩斯主義運動”以推動節育。普勒斯於1822年發表了論文《人口學原理的證明》。  馬爾薩斯理論對現代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和阿爾佛雷德·華萊士產生關鍵影響。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說,他的理論是馬爾薩斯理論在沒有人類智力干預的一個領域裡的應用。達爾文終生都是馬爾薩斯的崇拜者,稱他為“偉大的哲學家”。華萊士稱馬爾薩斯的著作是“......我所閱讀過的最重要的書”,並把他和達爾文通過學習馬爾薩斯理論,各自獨立地發展出進化論,稱做“最有趣的巧合”。  進化論學家們普遍認可馬爾薩斯無意中對進化論做出了許多貢獻。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問題的思考是現代進化理論的基礎。馬爾薩斯強化了對“有限增長”條件下“生存掙扎”的觀察。由於馬爾薩斯理論,達爾文認識到了生存競爭不僅發生在物種之間,而且也在同一物種內部進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發起人、進化論學者和人道主義者朱利安·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進化論的人道主義》中描述了“擁擠的世界”,呼籲制訂“世界人口政策”。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關於地球能容納多少人的辯論即起源於馬爾薩斯。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和《環球2000》,送達了當時的美國總統。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發表了許多有關人口控制的文章,反映出來自馬爾薩斯的觀點。

  馬爾薩斯的結論被許多20世紀的經濟學家所詬病。由於技術進步,大規模的人口增長並未造成馬爾薩斯災難。所以有人稱他是失敗的詛咒先知。

  馬爾薩斯關於食物供應的算術模型被普遍拒絕,因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食物供應超出了他的預期,與人口增長保持了同步。  對馬爾薩斯的反對聲音也來自19世紀中葉的共產主義者卡爾·馬克思(1867年,《資本論》)和弗裡得裡希·恩格斯(1844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們看來,馬爾薩斯所謂人口對生產力造成壓力的問題,實際上是生產力對人口的壓力。換句話說,馬爾薩斯把生產力低下歸咎於過剩的人口,實際上是動盪的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後果,危機、失業、貧困等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的產物。  恩格斯稱馬爾薩斯的理論“......是現存最冷酷無情、最野蠻的理論,一個摧毀了愛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詞彙的、絕望的系統。”  儘管出現了1921年俄羅斯饑荒,共產主義者總的來說仍然反對馬爾薩斯理論。1954年在羅馬召開的聯合國人口會議上,蘇聯代表聲稱,“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口過剩問題從來沒有出現......馬爾薩斯理論完全是錯誤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0年代也曾經批判過馬寅初的人口論。但從1960年代初中國大陸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196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從而改變了對人口控制的觀點。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反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持。他們認為人口增長和科技的進步相匹配的情況下,人口不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  首先,一個廣為接受的事實是,人口增長几乎從未呈指數方式,裡面的變數太多,絕非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所能概括。自馬爾薩斯的時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變得平緩並且是拜經濟繁榮所賜。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英國人口經歷了增長率變平之前的增加,而他沒有研究亞洲地區的大量人口以及過去幾千年出生率平緩的證據。  其次,糧食的增長也不是線性的。特別是由於社會和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糧食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經典例子就是二戰之後的“綠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經滑到了饑荒邊緣,但是綠色革命讓大米產量提高了10倍,印度脫離了饑荒,而且人口又增長了7億。但也有人批評這樣的增長以沉重的資源負擔、大量使用化肥為代價,不可持續。  馬爾薩斯也沒有預見到貿易全球化對於抑制糧價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經濟優勢的國家低成本產糧,然後運到種糧成本高的地方,從而緩解供求矛盾。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國廢除限制糧食進口的《穀物法》,後果就是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英國糧價一跌再跌。  還有一個馬爾薩斯沒有預見到的趨勢,是人類自發的避孕意願——隨著社會的進步,大規模,高科技的工業生產需要勞動者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而讓孩子接受好教育則需要太多金錢和時間。福利制度發展使人們養兒防老的觀念淡化,女性解放讓很多女性選擇晚婚晚育......總之社會越發展,人們越不願生孩子了。對此最好的說明就是發達國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國,現在一家平均只生1.6個孩子,而且還在下降之中。德國和俄羅斯的人口更是年年負增長。以至於很多國家出臺政策鼓勵生育但收效甚微。

  天主教的經濟學者拒絕接受馬爾薩斯理論,批評他只不過是一個17世紀威尼斯某異端邪說的複製品。天主教百科全書寫道,“......他對人類的知識和福祉沒有任何貢獻,......擴散人口過度增長的恐懼,......適當的解決方法是尋求更好的社會和產業方式,更好的醫療保障,促進道德和宗教教育。”然而,天主教會反對節育和人口控制,這與馬爾薩斯的思想相同。

  婦女生育權組織反對政府控制限制女性生育,認為這侵犯了女性的生育權——人權的一部分。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 FRS(英語:The 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他的《人口學原理》至今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仍有爭論,但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