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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年8月15日,卡爾·科爾施出生在漢堡附近的小村莊託斯特,他的父母分別是卡爾·奧古斯特·科爾施(Carl August Korsch)和母親特蕾絲(Therese)。雖然卡爾的父親曾在市政局擔任祕書,但他在生活中花費不少時間用於學習萊布尼茨的哲學。在卡爾十一歲時,由於總是渴望到更大的城市並獲得更多的知識,父親卡爾·奧古斯特決定帶領他的家庭西遷到邁寧根郊外的一個村莊。這次遷徙移不僅使老科爾施在當地銀行找到一份工作(在那裡,他最終升遷至副主席),還使得他的兒子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卡爾在小時候就表現出卓越的才智,他在邁寧根的學校裡上學時成績優異。  自1906年起,科爾施先後在慕尼黑、日內瓦和柏林上大學,為準備在法律領域進行一個更集中的研究而學習了各種科目。科爾施然後於1908年進入了耶拿大學(卡爾·馬克思於1841年也在該校獲得哲學博士學位)開始研讀他的法學學位。當他沒有忙於學業的時候,科爾施極為活躍於一個推動學校的行為準則進一步自由化的左派到中間派的學生團體“學生的自由”。科爾施還抽出時間來成為學生報紙的編輯,他還為報紙貢獻了一些文章。此外,科爾施組織和參加了突出的社會主義演講家如愛德華·伯恩施坦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講座。令人驚訝的是,所有這些課外活動,似乎沒有對科爾施的學習成績產生絲毫的不利影響,因為他努力設法從耶拿大學法學院畢業並於1910年獲得最高榮譽;他的論文標題是“在民事訴訟程式與資格審查中應用舉證責任(Die Anwendung der Beweislastregeln im Zivilprozess und das qualifizierte Geständnis)”的。在這個時候,科爾施遇上了赫達·加利亞爾迪(Hedda Gagliardi),他最終於1913年與她結婚。  科爾施1912年前往英國時收到贈款,並從事於對埃內斯特·舒斯特爵士的法律文字寫翻譯和評論。在此期間,柯爾施成為改良社會主義組織費邊社的一個成員。科爾施在英格蘭一直呆到1914年的夏天,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他收到命令通知他到他所在的軍事團在邁寧根進行軍事演習。儘管他反對戰爭,但他知道這是幾乎肯定會很快發生的,而他的妻子說:“他想和群眾在一起,他們會在軍隊裡。”科爾施仍然決定回到他的祖國。戰爭開始時,科爾施最初被授予中尉軍銜,但他敢於表達他對德國陸軍入侵中立比利時的反對意見,於是很快被降級為軍士。然而,這些紀律措施並沒有動搖柯爾施的和平信念;在整個戰爭時,他拒絕攜帶任何種類的武器進入戰鬥。根據赫達·加利亞爾迪(Hedda Gagliardi)所述,卡爾進入作戰時手無寸鐵的的理由是“這沒有什麼區別,因為你有或沒有武器都是安全的:關鍵是你既不安全也不安全。”科爾施不把戰鬥作為個人使命,而是把拯救儘可能多的生命作為個人使命。隨著衝突的發生,科爾施被授予了好幾次獎章,甚至被重新提升為上尉軍銜。更重要的是與這些官方的榮譽相比,柯爾施在戰火中勇敢地表現出的強烈的道德品格和信譽幫助他獲得了他的連隊裡許多人的尊重。當德國十一月革命席捲德國時,該連隊建立了一個“士兵蘇維埃”,科爾施被他的同胞選舉為擔任蘇維埃代表團成員之一。在1919年1月發生的一個鎮壓過程中,這個“紅色連隊”是最後一個被遣散的。  從1917年至1933年,他活躍於德國的左翼政治中,在1933年的國會縱火案的晚上之後離開了德國。在英格蘭和丹麥短暫停留之後,他和他的妻子於1936年開始定居於美國,在新奧爾良的杜蘭大學任教,在紐約市的國際社會研究所工作。  卡爾·科爾施於1961年10月21日死于貝爾蒙特。

  1912年到1914年,科爾施在倫敦學習,成為了費邊社的會員。在1913年,他與女權主義者海德薇格·多姆的孫女赫達·加利亞爾迪結婚,此後赫達·加利亞爾迪密切參與他的理論工作。赫達·加利亞爾迪從1916年起成為免費學校威克斯多爾夫學校的一名教師。科爾施在德國的戰爭時期的經驗使他變得激進,特別是在德國左翼政黨在俄國革命後發生的騷動之後。科爾施集中精力於學習和撰寫為工人委員會制訂替代性的經濟制度以在德國實施,在1919年3月發表了標題為《什麼是社會化》的文章。1920年,柯爾施加入了德國共產黨。1923年10月,他成為了圖林根自由州政府的共產黨人司法部長。  科爾施將德國革命的失敗歸咎於缺乏思想準備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因此,他致力於將工人組織發展為能主觀認識到革命的機會的主體。在他看來,相比於唯物主義宿命論,如果能把更多的努力投入到教育工人更加深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將能夠激勵工人組織進行更大膽的政治行動。由於科爾施是法學學士出生,他於1922年撰寫了《工廠委員會的勞動法》,嘗試提供一部無產階級性質的法律。  1926年,他與恩斯特·施瓦茨共同組建了“決定左翼”(Entschiedene Linke)組織。在1927年6月併入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之前,該組織已經吸收了7000名成員。  在他後來的工作中,他拋棄了其認為已在歷史上過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希望使馬克思主義適應新的歷史形勢,並在他的《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十個論題》(1950年)中寫道“第一個步驟在於重建一個革命性的理論和實踐,包括打破那個馬克思主義宣稱的壟斷革命倡議以及理論和實踐方向”和“今天,所有嘗試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學說作為一個整體,在其初始功能上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的理論,都是反動的烏托邦了”。

  科爾施特別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失去其精度和有效性–用日常的話來說,變得“庸俗化”–在各個社會主義組織的高層。他的傑作《馬克思主義和哲學》是試圖重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悠久的角色作為黑格爾的繼承者。他開始引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關於武裝唯物主義的意義的話“我們必須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辯證法,組織對黑格爾的系統研究”。  在科爾施的公式中,黑格爾代表著思想真實的層次、資產階級的物質進步。“黑格爾主義”於約1848年消亡,資產階級失去了在社會的進步角色,不再是最普遍的階級。馬克思將黑格爾的哲學轉變為新的東西,工人將變成進步的階級,他將代表著革命指揮棒從資產階級轉移到工人階級的那一刻。到科爾施,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思想是他稱之為的“歷史規範的原則”。這意味著“在一個確定的歷史時期理解所有的事物”了。他強調,馬克思的“處理所有類別的經濟和社會歷史研究的具體形式,以及它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聯絡。他不會把它們作為永恆的類別。”  科爾施的立場對官方共產黨的結構有令人不快的影響結果,至少造成了該政黨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上的弱點,被許多人認為是唯一能解釋革命失敗的原因。科爾施發表在1923年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受到了黨內成員和其他左翼人士的強烈反對,反對者包括了卡爾·考茨基和格里戈裡·葉夫謝耶維奇·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以批判盧卡奇和科爾施著稱,“如果我們得到一些更多的這類脫離了他們的理論的教授,我們將會迷失方向。”在隨後的五年中,德國共產黨逐漸清除所有的這種反對聲音。科爾施留在一個名為“堅定左翼”的黨內派別中,直到1926年被開除出黨。但他仍然是德國國會大廈中的共產主義者代表。

  卡爾·科爾施在1923年撰寫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雖然對列寧主義仍然持以肯定為主的態度,但隱晦地表達了對列寧主義的一些批評;他認為布林什維克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於突出了意識與現實的一致性,而是從僵化的形而上學的角度曲解馬克思主義並將自己的哲學從莫斯科強行灌輸到全世界。在這部作品中他也第一次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  在科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受到俄國的共產國際理論家的抨擊後,他又於1930年寫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問題的現狀——一個反批判》作為回擊,公開表達了他對列寧主義的批判。科爾施認為,馬克思對意識形態概念是持否定態度的(“意識形態僅僅是一種虛偽的意識”),而列寧修正了馬克思對意識形態概念的否定,從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把馬克思的哲學理論變成了僵化的意識形態,而列寧又只從“黨能否取得勝利”、政治上對黨“有益”還是“有害”的方面來考慮問題,並不關心理論本身是否科學,是明顯的功利主義者。由於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誤讀,使其最終成了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體系。  科爾施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應有的原則是:  而在科爾施看來,列寧的學說在蘇聯變成了凌駕於一切(包括自然科學領域)之上的最高司法權威,就在蘇聯就形成了強大的“意識形態專政”。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則將這種意識形態的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推廣到國外,將任何有悖於共產國際中央的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斥為異端邪說,粗暴地干涉各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活動乃至清理這些政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阻塞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道路。

  科爾施的批評並不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所採納。它仍然在幾十年內保留著共產主義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屬性和學術性質。在這些時期,特別是在德國、英國、匈牙利和義大利,他的影響力從一群人傳到另一群人,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20世紀70年代初的短暫革命復興中變得更加有意義。科爾施教導馬克思主義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並與之為友,他在柯爾施脫離了德國共產黨以後請求科爾施指導他馬克思主義理論。他還指導了“社會研究機構”的創始人費里克斯·韋爾,該機構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形成有很大影響。他也影響了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阿瑟·羅森伯格。科爾施的間接門徒了包括弗朗茨·雅庫博夫斯基和尼泊爾·維亞納。悉尼·胡克也在1928年在柏林參加了科爾施的講座。
卡爾·科爾施(;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是一個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盧卡奇·捷爾吉、安東尼奧·葛蘭西一樣,他被認為是20世紀20年代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立基礎的主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