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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 ( Raymond Williams )和李察‧霍加特 ( Richard Hoggart )對於當時英國文學研究中的「大敘事」不滿,認為文學不僅是為了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而是更應該接近勞工階級。因為中下階層的大眾更喜歡通俗文化,所以後來的「文化研究」也逐漸以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ure )為主要研究範圍,故此威廉士和霍加特於1964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學派」 (Birmingham School) 之名也不脛而走。  文化研究關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活動。文化活動是指某個文化中的人們如何去進行某些事情(比如說觀看電視或外出用餐),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去進行事情則與某些文化意義有關。  在若丁·薩達(Ziauddin Sardar)的《文化研究介紹》("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一書中,列舉了以下五個主要的文化研究特色:  1970年代文化研究領域開啟了之後,英國學者與美國學者之間發展出不太一樣的文化研究路線。英國的文化研究路線通常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左派觀點,並且批評資本主義大眾文化;它吸取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也就是大眾文化)的某些觀點。這種觀點出現在早期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的著作中,比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與保羅·吉洛伊(Paul Gilroy)的著作。  相反地,美國的文化研究路線最初關注的,是從觀眾對大眾文化的反應與使用中去了解其主觀與正當的那一面;美國文化研究者會寫關於球迷影迷這類瘋狂愛好者(fandom)的解放面向。請見如約翰·紀樂裡(John Guillory)這些批評家的著作。然而,美國與英國兩個路線之間的區別已經逐漸消失了。  有些學者,尤其是英國的早期文化研究,會將馬克思主義模型應用在這個領域中。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主要著焦於意義的生產之上。它假設存在有一種文化的大批生產,而權力則為那些生產文化產物的人所擁有。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中,那些控制了生產工具(經濟基礎)的人,本質上就控制了文化。  文化研究的其他路線,比如說女性主義文化研究以及美國後期的文化研究發展,則遠離這種決定論觀點。他們批評馬克思主義為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假設了一個單獨的、支配性的意義。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認為,不同的文化產物消費方式也會影響到產品的意義。  另外一個文化研究的主要批判點是傳統上會將消費者視為是被動的。有些人挑戰這種觀點,並且特別強調人們會用不同的方式來閱讀、接收與詮釋文化文字。一個消費者可以挪用、積極地拋棄以及挑戰一個產品的意義。這個路線將焦點從物品的生產轉到其他面向上。他們認為消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為消費者消費產品的方式會賦予物品以意義。有些人則將生產活動與認同作了緊密的連結。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這方面具有很大的影響。某些評論家會把這種意義的轉換形容是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下,「文字」(text)這個概念不只是在講書寫下來的文字,還包括了電影、攝影、時尚或髮型;文化研究的文字物件包含了所有有意義的文化產物。同樣地,「文化」這個概念也被擴大。對一個文化研究者來說,「文化」不只是傳統上所謂的精緻藝術(high art)與普普藝術(popular art),還包括了所有日常的意義與活動。事實上,上述的後者已經變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研究物件。

  在另外一個有些微關係但不同的用法裡,文化研究這個名詞有時會用來當作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同義詞。區域研究這個名詞是用來指稱針對特別一個文化來進行的學術研究,比如說伊斯蘭研究、亞洲研究、非洲研究等等。
文化研究結合了社會學、文學理論、媒體研究與文化人類學來研究社會中的文化現象。文化研究者時常關注某個現象是如何與意識形態、種族、社會階級或性別等議題產生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