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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許多方面,波蘭地下國的歷史反映了波蘭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歷史。地下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波蘭勝利服務組織(Służba Zwycięstwu Polski,SZP)。該組織成立於1939年9月27日,波蘭首都華沙淪陷前夕。當時,波蘭抵抗德蘇入侵的失敗似乎已不可避免。SZP創始人米哈烏·卡拉謝維奇-託卡熱夫斯基將軍收到波蘭總司令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元帥命令,在波蘭淪陷區組織與實施抵抗運動。SZP與波蘭流亡政府聯絡,並從屬於流亡政府。卡拉謝維奇-託卡熱夫斯基認為,他建立的組織需要超越嚴格的軍事組織形式;按照19世紀的波蘭地下國民政府和一戰時期波蘭軍事組織的傳統,這個新成立的抵抗力量需要涵蓋平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SZP不僅自認為是武裝抵抗組織,而且還將自己視為讓波蘭國家得以繼續管理淪陷區的工具。  9月17日,波蘭政府撤往境外,總統伊格納齊·莫希奇茨基被拘留在羅馬尼亞。莫希奇茨基依照波蘭憲法辭職,並任命博列斯瓦夫·維涅瓦-德武戈舍夫斯基繼任總統;然而維涅瓦-德武戈舍夫斯基不受法國政府歡迎,旋即於9月29日被瓦迪斯瓦夫·拉茨基耶維奇取代。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於9月28日就任波蘭總司令,9月30日起兼任波蘭總理。西科爾斯基是治癒運動政權的長期反對者,居住在法國,受法國政府支援。新的波蘭政府很快就得到了法國和英國的認可。拉茨基耶維奇被人認為“軟弱又優柔寡斷”,其影響力不如引人注目的西科爾斯基。  波蘭流亡政府各派之間存在政治分歧,其中尤為突出的是SZP與統治波蘭政府十餘年的治癒運動政權間的矛盾。因此,SZP於1939年11月13日被重組為武裝鬥爭聯盟(Związek Walki Zbrojnej,ZWZ)。卡拉謝維奇-託卡熱夫斯基支援這一舉動,以容納被治癒運動政權邊緣化的政黨;他還支援組建主要政治委員會(GłównaRada Polityczna,GRP)。ZWZ負責人卡齊米日·索斯諾科夫斯基將軍與斯特凡·洛維斯基上校獲得西科爾斯基的任命,擔任德國佔領區的ZWZ指揮官;而蘇佔區的ZWZ指揮官由卡拉謝維奇-託卡熱夫斯基擔任。然而在1940年3月,卡拉謝維奇-託卡熱夫斯基在試圖越過新劃定的德蘇邊境時被捕。6月,西科爾斯基任命洛維茨基為兩個區的指揮官。  鑑於ZWZ側重於軍事鬥爭,其民事部分沒有明確界定,發展更為緩慢;隨著德蘇佔領區的波蘭政治家和流亡政府政客間不斷展開政治爭論,ZWZ民事部分的情況更加惡化。西科爾斯基政府採取了比戰前的治癒運動政權更為民主的程式:流亡政府於1939年12月成立國民議會(Rada Narodowa),其中包括波蘭不同政治派別的代表。與此同時,原波蘭領土境內的國民議會——政治協商委員會(Polityczny Komitet Porozumiewawczy,PKP)於1940年2月底由ZWZ建立,標誌ZWZ的民事機構發展邁出了重要一步。原波蘭領土境內的機構通過無線電通訊和“成百上千名”信使(例如揚·卡爾斯基等人)保持與流亡政府間的密切溝通。1940年最重要的事態發展之一是波蘭政府代表處(Delegatura Rząduna Kraj)設立;齊里爾·拉塔伊斯基於12月3日獲提名,任首任代表。這一事件標誌著地下國的正式成立。政府代表的職位可以被視為與副總理的職位相同;1944年起政府代表的副總理級別得到立法確認。與GRP和PKP不同,波蘭政府代表對軍方有預算控制權,而GRP和PKP與軍事機構並行運作,無法直接影響部隊。政府代表將監督軍隊,並重建民政。  早在1940年,地下國的民事部門就積極支援地下教育;隨後開始發展社會保障,資訊(宣傳)和司法體系。

  到1942年,佔領區政治家和流亡政治家之間的大多數分歧已得到積極解決。1943年時,政治協商委員會已演變為國土政治代表處(Krajowa Reprezentacja Polityczna,KRP),是1944年1月9日成立的民族團結委員會(Rada Jedności Narodowej,RJN)的基礎。委員會由卡齊米日·普扎克領導,被視為地下國的議會。與此同時,地下國的軍事部隊急劇擴張,而ZWZ於1942年轉變為波蘭家鄉軍,其指揮官包括斯特凡·洛維茨基、塔德烏什·科莫羅夫斯基和列奧波德·奧庫利斯基等。  1943年8月和1944年3月,波蘭地下國宣佈了其長期計劃,其部分目的是削弱共產黨人一些提案的吸引力。1943年3月和11月,共產黨人在他們日益激進的《我們爭取的》宣言中提出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國家,譴責被共產黨人視同奴隸制的資本主義。共產黨人要求將大部分乃至全部經濟國有化,引入中央計劃。地下國在其宣言《波蘭民族正在為之奮鬥》中宣佈,其目標是將波蘭重建為議會民主制國家,充分保證少數群體平等、充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活動自由。該計劃還呼籲建立一箇中歐邦聯,不受任何單一國家的支配。在經濟部門,計劃經濟得到認可,包括接納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原則(如收入再分配等),以減少貧富差距。該計劃承諾土地改革、工業基礎國有化;要求德國賠償領土,並要求重建波蘭1939年以前的東部邊界。根據該計劃,波蘭將維持1921年《里加條約》劃定的東部邊界,並向德國尋求領土補償。因此,地下國家和共產黨人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區別並非根植於經濟和社會改革,因雙方均倡導激進改革;雙方的根本分歧在於國家主權、邊界和波蘭-蘇聯關係等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地下國的計劃受到民族主義派別的批評,因為它過於社會主義,而不夠“基督教”。  1944年初,波蘭地下國的影響力到達頂峰。4月,波蘭流亡政府承認政府代表辦公室為臨時政府管理機構,標誌著政府代表正式成為副總理;此外還成立了國內部長理事會(Krajowa Rada Ministrów,KRM)。然而,在1944年春天發起的全國起義——暴風行動之後,地下國急劇衰退。作為暴風行動的一部分,華沙起義讓波蘭抵抗力量付出了高昂代價,最終宣告失敗;蘇聯及其波蘭傀儡政府民族解放委員會(Polski Komitet Wyzwolenia Narodowego,PKWN)對忠於流亡政府的非共產主義抵抗組織採取敵對態度,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地下國認為波蘭的抵抗運動將協助蘇聯軍隊的推進,而家鄉軍指揮官和行政當局的代表將扮演合法主人的角色。相反,蘇聯人通常包圍地下國部隊、解除其武裝,並逮捕地下軍事當局成員及文職代表、建立蘇聯自己的行政機構。1944年7月初,即使家鄉軍仍在與德國人作鬥爭,地下國仍被迫命令家鄉軍及其行政結構繼續躲避蘇聯,因為那些暴露的人持續遭到逮捕和報復。

  1943年發生的事件大大削弱了波蘭流亡政府。蘇聯與西方的同盟關係愈發重要,但波蘭和蘇聯的關係產生了裂痕。1943年4月13日,卡廷大屠殺被揭露,蘇聯與波蘭在4月21日斷絕外交關係。7月4日,西科爾斯基將軍去世,總理一職由缺乏影響力的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接任,而總司令由索斯科夫斯基將軍繼任。西科爾斯基的去世進一步加劇了流亡政府的衰落。波蘭政府的代表沒有受邀參加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蘭會議,也未能得到1945年2月4日至11日雅爾塔會議的邀請。在這兩次重大會議上,西方盟國和蘇聯討論了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波蘭的命運;波蘭被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在德黑蘭,斯大林提出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不代表波蘭利益,對此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沒有反對;歷史學家安妮塔·普拉日莫斯卡指出,“這標誌著該政府的影響力和存在理由的結束。”在德黑蘭會議之後,斯大林決定自行建立波蘭傀儡政權,並於1944年宣佈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蘇聯政府認定波蘭民族解放委員為波蘭唯一的合法政權,而米科瓦伊齊克在倫敦的政府被蘇聯稱為“非法和自封的政權”。米科瓦伊齊剋意識到流亡政府對事態發展日益無能為力,於1944年11月24日辭去總理職位,由托馬什·亞爾齊舍夫斯基繼任。歷史學家梅齊斯瓦夫·比斯庫普斯基評述道,“他[亞爾齊舍夫斯基]的鮮為人知標誌著流亡政府來到了無足輕重的境地”。  共產黨拒絕與波蘭流亡政府交涉,同樣拒絕與地下國交涉;波蘭“解放區”境內的地下國領導人和軍人遭遇迫害。地下國的一些著名領導人——包括政府代表揚·斯坦尼斯瓦夫·揚科夫斯基和家鄉軍末任總司令利奧波德·奧庫利斯基——決定現身,並應蘇聯的邀請開始與共產黨當局公開談判;然而他們在1945年3月被蘇聯人逮捕,於當年6月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十六人公審中獲刑。1945年6月27日,民族團結委員會舉行了最後一屆會議,會上發表了12項宣告,要求蘇聯軍隊離開波蘭,停止鎮壓非共產主義政黨。政府代表辦公室在其領導被捕後重組,由斯特凡·科爾邦斯基任末任代表。6月28日,民族團結臨時政府(Tymczasowy RządJedności Narodowej,TRJN)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波蘭政府代表辦公室隨後於7月1日宣佈解散,標誌地下國的終結。  民族團結臨時政府主要由來自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共產黨代表組成;有一部分比例的反對派,作為針對西方盟國的一種姿態。隨著臨時政府成立,波蘭流亡政府不再被西方盟國所承認:法國於6月29日停止承認流亡政府,英美兩國於7月5日中止承認。西方盟國決定支援蘇聯扶植的愈發共產黨化的臨時政府。波蘭流亡政府將這看作是“西方的背叛”,抗議各國的決定,並繼續運作至1989年;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流亡政府宣佈承認後共產主義的波蘭政府。1947年的波蘭立法選舉遭到共產黨的操控,標誌著波蘭不加掩飾的共產黨統治的開始。像米克瓦伊齊克這樣試圖組建反對派的少數獨立政客受到逮捕威脅,往往退休或遷居海外。  1945年1月19日,地下國軍事部門波蘭家鄉軍正式解散,以避免與蘇聯的武裝衝突和波蘭內戰。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共產黨人鞏固了他們對波蘭的控制,捏造選舉結果,迫害反對派並消滅其政治力量。拒絕向共產黨政權繳械投降的武裝抵抗運動的殘餘分子(NIE、波蘭武裝部隊代表團、自由與獨立運動等)又被稱做“被詛咒計程車兵”,他們與蘇聯支援的共產主義勢力抵抗數年,最終被根除。

  地下國代表了波蘭第二共和國的大多數政治派別。政治協商委員會由波蘭四大政黨的代表構成:社會黨、人民黨、民族黨和勞動黨。在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四個月後,勞動黨於1940年6月加入委員會,而社會黨於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間退出了委員會。國土政治代表處同樣有這“四大黨”的代表。相比之下民族團結委員會更具代表性,委員會中有幾個較小的政治集團的代表。一些其它的團體在政治協商委員會和代表處沒有顯著的代表,但仍支援地下國。非波蘭人少數民族——主要是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在地下國沒有代表;然而猶太人在地下國有代表。  未在地下國獲得代表權的團體中,最為重要的是共產主義者(波蘭工人黨及其下屬人民軍)和極右翼(堡壘集團及下屬的軍事組織蜥蜴聯盟)。極左派的共產黨人和極右派的民族主義者都認為自己與地下國相對立。然而,這些政治團體被視為地下國的合法反對派;只有波蘭工人黨被視為完全不在地下國框架之內,因其反對波蘭獨立,且支援波蘭完全融入蘇聯。1944年,波蘭工人黨成為蘇聯扶植的傀儡政府——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一部分。

  

  地下國將位於波蘭境外的波蘭流亡政府認定為自己的領導機構。波蘭流亡政府以總統和總理為最高民事機關,波蘭軍隊總司令為最高軍事機關。在被德蘇佔領的波蘭,流亡政府由政府代表團代表,代表團由波蘭政府代表領導。  地下國家民事分支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波蘭國家的整體延續性,包括警察,法院和學校等機構的延續性。地下國的民事分支旨在讓幹部和機構在戰爭期間做好準備,以便在德國戰敗後重掌權力。到戰爭的最後幾年,地下國家的民事機構包括地下議會、行政、司法(包括法院和警察)、中學和高等教育等。民事部門支援各種文化活動,如報紙和書籍的出版、地下劇院、講座、展覽、音樂會、以及各種藝術品的安保。地下國還參與提供社會服務,包括通過援助猶太人委員會“熱戈塔”援助貧困的猶太人口。民事部門還通過全民抵抗局參與小規模的抵抗行為,例如輕度破壞行為。1943年,全民抵抗局與祕密抵抗局合併為地下抵抗局,從屬於家鄉軍。  地下國的這些部門可看作與政府部委大致對應。有三個部門致力於解決與戰爭有關的問題:消除戰爭後果部、公共工程與重建部、以及資訊與出版部。地下國還有一些部門照搬了戰前的波蘭部委,如郵政與電報部、財政部等。政府代表辦公室分為幾個部門,其中14個部門維持到了戰爭尾聲:總統府、內政部、司法部、就業和社會福利部、農業部、財政部、貿易與工業部、郵政與電報部、消除戰爭後果部、交通部、資訊與出版部、公共工程與重建部、教育與文化部、以及國防部。  波蘭政府代表團在不同地區設有本地辦事處。在行政區劃方面,政府代表團將波蘭的領土分為16個省,各由一位地下省長治理;各省進一步劃分為縣,由地下縣長治理,並有獨立的市政機構。1944年初,政府代表團僱用了約15,000名人員,其中主要是老年人;年輕人大多應召加入軍事部門。

  波蘭地下國的軍事部門主要由波蘭家鄉軍的各個分支組成;武裝鬥爭聯盟也是地下國軍事的組成部分之一,直到1942年為止。地下國的軍事部門的目的是讓波蘭社會做好準備,應對將來解放國家的鬥爭。除了武裝抵抗、破壞、情報、訓練和宣傳之外,地下國的軍事部門還負責與流亡於倫敦的政府保持聯絡,並保護地下國的民事部門。  地下國的主要抵抗行動是破壞德國的行動,包括破壞德軍往蘇聯前線的運輸。德國到東線戰場的鐵路和公路運輸廣遭破壞:據估計,所有前往東部的德國運輸車中有八分之一因家鄉軍的活動被摧毀,或嚴重延誤。  家鄉軍還數次與德國人全面作戰,尤其是在1943年至1944年的暴風行動期間。家鄉軍牽制了大量的德國軍隊,相當於幾個師的兵力(上限估計大約有930,000人),轉移急需的物資,同時試圖支援蘇聯軍隊。波蘭情報人員向盟軍提供了寶貴的情報資訊:1939年至1945年,英國特務機構從歐洲大陸收到的全部報告中,有43%來自波蘭人。家鄉軍巔峰時期成員達40萬之多,被認為是二戰中的三大抵抗運動之一,甚至可能是其中最大的。據估計高達150,000名軸心國士兵因波蘭地下組織的行動喪生,其中大多是家鄉軍所為。

  幾十年來,學者對波蘭地下國的研究受限,主要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波蘭人民共和國不希望完全承認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作用。在戰後第一次斯大林主義時期,研究地下國課題被認為是危險的,接近非法。1939年至1941年期間蘇佔波蘭領土上發生的事件尤為難以研究。針對地下國家的專門研究有限,主要是由流亡西方的波蘭歷史學家完成的。共產主義國家淡化了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重要性,強調共產主義抵抗運動(人民軍)是最重要的,與史實正好相反。由於波蘭本國的學者研究缺乏,而外國學者在共產主義波蘭尋求原始資料受阻,導致西方學者幾乎沒有討論過歐洲最大的抵抗運動之一——波蘭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西方研究主要集中在規模較小的法國抵抗運動。隨著共產主義政權垮臺,波蘭重獲全面獨立,波蘭學者可以著手不受限制地研究波蘭歷史的各個方面。  選擇調查地下國的學者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地下國的存在獨一無二,沒有任何國家建立過類似的機構;因此如何定義“地下國”也是一大問題。波蘭歷史學家斯坦尼斯瓦夫·薩爾莫諾維奇在討論地下國史學時,將地下國定義為“國家的法律、組織和公民身份結構的集合,旨在確保波蘭國家在其領土上的憲法連續性”。薩爾莫諾維奇得出結論:“這種憲法的連續性,國家在其過去領土上的功能的真實體現、以及波蘭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忠誠是地下國存在的最重要因素。”  地下國得到波蘭政府、地方當局和社群的官方認可,波蘭大多數主要城市為與地下國有關的抵抗組織建立了紀念碑。1998年9月11日,波蘭眾議院宣佈9月27日(波蘭勝利服務組織成立紀念日)為波蘭地下國日。

  註釋  引用
波蘭地下國(,又稱波蘭祕密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忠於波蘭流亡政府的地下抵抗組織的統稱:其中既包括軍事抵抗組織,也包括民事組織。地下國最早的組成部分成立於1939年9月下旬,即德蘇入侵波蘭的最後階段。地下國的支持者認為,地下國在法理上延續了波蘭共和國(及其機構),發動了對納粹德國和蘇聯侵略者的武裝鬥爭。波蘭地下國組織了軍事抵抗運動,是世界規模最大的軍事抵抗運動之一;民事方面,地下國還包括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等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