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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穎超的父親鄧廷忠,字靖臣,生於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居河南省光山縣城關鎮,為欽點武翰林,任御前侍衛副將(由皇帝直接管理的高階別侍衛),入宮為慈禧光緒護駕,後欽命為廣西左江南寧副將,曾對越南作戰,八國聯軍事發後奉命回京委以重任護衛慈禧和光緒西徙西安,一路深得滿清信任。1901年光緒帝回京後,提升其為廣西南寧鎮臺,成為綠營軍高階武官,位僅次於提督。  母親楊振德,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在楊振德嫁給鄧廷忠的第三年裡,生下女兒“鄧文淑”(即“鄧穎超”)。由於“重男輕女”,鄧廷忠要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相逼。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同年鄧廷忠死。楊振德獨自撫養鄧穎超,曾先後輾轉廣州、上海等地,最後居天津。

  在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今天津美術學院)後,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後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  1920年後,鄧穎超先後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小學”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於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夏,鄧穎超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學習。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

  鄧穎超和周恩來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兩人在中學生涯分別就讀女校(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男校(天津市南開中學),同樣有參與學校的話劇團,他們在話劇團內有份兒參與的話劇也同樣有鬧“角色性別腳色荒”(女校沒男生飾演男角/男校沒女生飾演女角),而他們的相貌條件又同樣被認為適合飾演跟自己性別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們也同樣在中學時期於話劇團內反串起來。  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後,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這時,才確認了兩人間的關係。兩年後,在周恩來回國後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  鄧穎超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簷下的伴侶”。周恩來曾對家中晚輩說,當時自己在法國有一個女朋友,但是他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那個人不合適。  婚後不久,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工作,她將孩子打掉了。一年後,她再次懷孕,臨近生產時發現,胎兒過大而且難產,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時,政治環境發生逆轉,中國國民黨開始對共產黨進行搜捕。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不得不離開廣州。由於難產後得不到休息,身體損傷很大;後來,醫生判定鄧穎超很難再有懷孕的可能。建國後,著名婦產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議她做輸卵管疏通手術,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所以,她和周恩來一直沒有子嗣。但是,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黨員的遺孤,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孫維世。

  1925年,鄧穎超來到廣州後,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當時中共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鄧穎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八位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其中就包括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人。當時,鄧穎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並在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為部長何香凝擔任祕書。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許多中共分子被捕,鄧穎超不得不拖著難產後還尚未恢復的病體,輾轉尋找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  來到上海後,鄧穎超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等職;和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鄧穎超協助周恩來和中共機關度過了危險;兩人又先後輾轉到達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瑞金後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鄧穎超半年後來到瑞金,就主動淡出了領導層,默默支援周恩來工作。在瑞金期間,鄧穎超歷任中共中央局祕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祕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等職。1934年,她帶病隨部隊參加長征。

  在到達陝北後,鄧穎超又先後出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祕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祕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並先後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她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常務理事;同年3月,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議組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出任該會的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又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出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後,鄧穎超接受了“整風運動”的考驗,曾在中央黨校一部進行學習。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和蔡暢、陳少敏作為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並出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抗戰勝利後,鄧穎超又作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她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等職。1949年6月,入選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受毛澤東、周恩來的委託,親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穎超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自中共八大以後,鄧穎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來逝世後,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臺。於當年12月,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1978年3月,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鄧穎超於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任剛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並同時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後不久,鄧穎超利用早年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和聯絡、以及她在統戰工作中的人脈和聲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對臺工作,併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1983年6月,八十歲時,鄧穎超出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成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唯一一位出任正國級職務的女性。此外,她還曾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等職。1985年9月,鄧穎超主動申請辭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在1988年4月全國政協主席一職任期屆滿後,離職休養。

  退休後,鄧穎超身體逐漸衰弱;特別是1990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先後五次住進醫院;1991年8月,開始出現腎衰,數度昏迷。1992年1月23日,身邊工作人員以及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在醫院為鄧穎超慶祝88歲生日。  1992年7月11日的上午6時55分,鄧穎超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8歲,火化後骨灰撒在之前拋撒周恩來骨灰的同一個地點。官方對她的評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德高望重的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格瑞那達(Grenada)是美洲西印度群島中向風群島南部國家。主要宗教為天主教,英聯邦成員國。首都聖喬治。農業和旅遊業是經濟的基礎,主要農產品肉豆蔻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僅次於印度尼西亞而居世界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