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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佔領武昌後,開始著手議訂律令。二十七年(1367年),朱自稱吳王,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依《唐律》編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計令145條,律285條(明朝中葉以後又有條例,萬曆時,刑部尚書舒化定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適用於民間的律令條文及違犯法令的案例,分類編輯成冊,頒發到州縣。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再次修訂律令,第二年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分為《衛禁》、《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經過實踐考察之後,又經過三次修改和增刪,三十年(1397年)五月,《大明律》才正式頒發,作為各級司法部門決獄量刑的依據。

  《大明律》共分30卷,有《名例律》一卷冠於篇首,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貴、議勤、議賓),以及〈吏律〉二卷、〈戶律〉七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條。這種以六部分作六律總目的編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來的,與《唐律》面目已不盡相同,在內容上也較《唐律》有許多變更。《大明律》又增加了「奸黨」一條,這是前代所沒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輕者更為減輕,罪重者更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階級內部的訴訟,後者主要指對謀反、大逆等民變的嚴厲措施。《大明律》不準「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攬權、交結黨援的集權思想。《大明律》可以說是朱元璋本人「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治國經驗總結。洪武十八年(1385年)還頒行《大誥》,次年又頒《大誥續編》、《三編》,二十一年(1388年)又頒賜《大誥武臣》,可見朱元璋本人對法之重視程度。

  在刑法上,《大明律》淵源於《唐律》,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即所謂正刑,其他如律例內的雜犯、斬、絞、遷徙、充軍、枷號、刺字、論贖、凌遲、梟首、戮屍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為明代所創,如廷杖等酷刑。  明亡後,在南明及臺灣明鄭時期,大明律仍執行。

  《大明律》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順治三年(1646年)頒行的《大清律例》,實質上不過是《大明律》的修訂本。清律比明律更重,擴大了謀反罪的範圍,例如奏疏不當或犯聖違逆者,加以“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之罪以謀反罪論,凌遲罪在明律基礎上又增加九條十三種罪,而絞、斬等傳統死刑也增致七百二十三條。
《大明律》,全名為《大明律集解附例》,是明代的法令條例,由開國皇帝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而詳細制定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