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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遣隊成員並不直接參與殺人;殺人的工作由黨衛隊負責,而特遣隊的主要任務為處理屍體。大多數情況下,特遣隊隊員是在到達集中營後立即徵召的,隨後在死亡威脅下被迫上工。關於他們將要從事的任務,納粹事先不會給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隊隊員懼怕的是,他們有時會在處理的屍體中發現自己的家人。隊員們沒有拒絕任務或退隊的手段,除非自殺。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隊隊員會被委婉地稱作“猶太勞力”(Arbeitsjuden),還有些時候他們被稱作“幫手”(Hilflinge)。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隊達到了400人;而當匈牙利猶太人於1944年到達集中營時,特遣隊的人數增長至超過900人,以適應屠殺滅絕的班次數增加。  德國人需要特遣隊員保持勝任工作的身體狀況,因此為他們提供的生活條件比其他在押者更為整潔:特遣隊有自己的住宿營房,隊員可以保留與使用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毒氣室受害者帶來的食物、藥品和香菸。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隊員通常不會被衛兵隨意殺害。特遣隊員的生計和效益取決於他們維持納粹死亡工廠運作的效率。他們在滅絕營中生存的時間比其他犯人稍長——但只有少數活到了戰後。  由於特遣隊員對納粹的大屠殺政策瞭然於心,他們被認為是“身藏祕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處與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開。根據黨衛隊政策,每隔三個月,在滅絕營的殺人區域工作的特遣隊員會近乎全員送入毒氣室,以確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隊員因為擁有專業技能,能夠存活一年以上。特遣隊新隊員的任務往往是處理前任隊員的屍體。據研究計算,從一座集中營組建首批特遣隊到集中營清場,大約會經歷14代特遣隊員。

  1943年至1944年間,個別特遣隊員可以得到書寫工具,因此得以記錄他們在比克瑙的部分體驗和所見所聞。這些文件被埋藏在焚屍爐地下,戰後重見天日。據辨認,這些手稿的作者有五人: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扎爾曼·萊文塔爾(Zalman Lewental)、萊布·朗夫斯、哈伊姆·赫爾曼(Chaim Herman)與馬塞爾·納賈裡。前三人使用意第緒語寫作;赫爾曼使用法語;納賈裡使用希臘語。其中的大部分手稿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紀念博物館的檔案館中;赫爾曼的信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被驅逐者協會(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檔案館中;格拉多夫斯基的一份文件存放在聖彼得堡的醫學軍事博物館,還有一份存放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中。 其中一些手稿由貝·馬克編成《奧斯威辛卷軸》(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出版。另一些手稿由奧斯威辛博物館出版,題為《在罪案的夢魘之中》(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奧斯威辛卷軸被認為是關於猶太人大屠殺最重要的證詞之一,因為其中包括了在比克瑙毒氣室工作的同期目擊記述。  下文的記述被埋藏在奧斯威辛焚屍爐下面,是由在集中營起義中身亡的特遣隊隊員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在1944年10月7日所寫:  據記載,在曾被迫在納粹滅絕營工作的成千上萬名特遣隊員中,只有不到20人活到了解放並能夠作證(不過有些來源聲稱的人數更多)。其中知名的有亨裡克·陶貝爾、菲利普·米勒、丹尼爾·本奈米亞斯(Daniel Behnnamias)、達里奧·加巴伊、莫里斯·韋內齊亞、什洛莫·韋內齊亞、安東尼奧·博爾德林(Antonio Boldrin)、薩穆埃爾·維倫貝格、阿布拉姆·德拉貢(Abram Dragon)、大衛·奧列爾、亨裡克·曼德爾鮑姆以及馬丁·格雷。除此之外被確認的倖存者最多還有六七名,但他們沒有證詞記錄在案。後來在一些集中營還發現了被掩埋和隱藏的特遣隊員記述。

  

  在萊茵哈德行動期間建造的滅絕營中,有兩起已知的特遣隊員起義。 第一場起義於1943年8月2日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爆發、100名囚犯成功逃出。他們複製了營地軍火庫的鑰匙,從庫房偷走了20到25把步槍、20枚手雷、以及幾把手槍。下午3時45分,700名猶太人發動了一場持續30分鐘的叛亂,攻擊滅絕營的黨衛隊守衛和特拉夫尼基人。營地的建築物被燒燬,一個油罐被引燃。配備武裝的猶太人攻打正門,其他猶太人試圖翻越圍欄。然而,全副武裝的衛兵們集中火力攻擊囚犯,幾乎將起義者屠殺殆盡。約有200名猶太人逃出了滅絕營,但由於他們沒有切斷電話線,黨衛隊得以從四個不同的城鎮調派援兵,設定路障。半數逃亡者死於乘車或騎馬的納粹的追逐。  倖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蘭家鄉軍游擊隊員送過河,其他人則得到波蘭村民的幫助和供養。700名參加起義的特遣隊員中,有100人成功逃出滅絕營,其中已知活到戰後的有70人。倖存者包括合著了“特雷布林卡回憶錄”的裡哈德·格拉扎爾、希爾·拉伊赫曼、揚凱爾·維爾尼克、以及薩穆埃爾·維倫貝格。  特雷布林卡起義兩個月後,一場相似的起義於1943年10月14日晚在索比堡一號營爆發。特遣隊隸屬於“勞動犯”(),即運作滅絕營所需的一般奴隸勞工(如在到達中心工作、處理受害者的物品、組建工作小組等)。在來自明斯克的蘇聯猶太戰俘亞歷山大·佩切爾斯基的領導下,特遣隊員祕密殺害了11名德國黨衛隊軍官,制服了集中營的看守人員,並奪取了軍械庫。起義原計劃殺死所有黨衛隊和特拉夫尼基看守,從滅絕營大門走出;然而由於刺殺行動被發現,犯人們不得不冒著被槍殺的危險逃生。  荷蘭歷史學家,索比堡倖存者尤勒斯·斯海爾菲斯估計,一號營的600名特遣隊員中有300人在起義中逃走。其中158人被衛兵殺害,或者被環繞滅絕營的雷區炸死。107人在黨衛隊、國防軍或 秩序警察營的追捕中喪生。另有53人逃亡後因其他原因在1945年5月前喪生。目前已知的起義倖存者只有58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10人。索比堡毒氣室所在的三號營中的特遣隊員未參加起義,於起義次日被全數殺害。  索比堡的起義後來被改編為電影《逃出索比堡》。  2019年6月,有報道稱最後一位倖存的索比堡逃亡者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去世,享年96歲。

  1944年10月,奧斯威辛二號營的特遣隊員在四號火葬場起義。先前的幾個月,猶太女青年從韋克塞爾聯合金屬廠(Weichsel-Union-Metallwerke,位於奧斯威辛一號營和二號營之間工業區的一座軍火工廠)走私小包的火藥。最終,這些火藥沿著走私鏈條,被傳到了四號火葬場特遣隊手中。隊員計劃先摧毀毒氣室和火葬場,然後發動起義。  然而在1944年10月7日上午,集中營的抵抗組織提前警告四號火葬場的特遣隊員,說他們將被殺死。特遣隊員用兩架機槍、斧頭、刀具和手雷攻擊了黨衛隊和囚監,造成衛兵3人死亡,12人受傷。一些特遣隊員從營區逃生,但大多數在當天晚些時候被重新抓獲。在那些沒有死於起義本身的人中,有200人後來被迫脫光衣服,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後從後腦勺槍殺。當天共有451名特遣隊員被殺害。

  總體而言,特遣隊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奧斯威辛:一個醫生的目擊報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書中寫道,當其他囚犯正被餓死的時候,特遣隊享受著配有吊燈和燭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認的納粹勾結者,曾協助約瑟夫·門格勒在奧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醫學實驗。他在二號火葬場的中有一間辦公室,似乎應該能夠很好地觀察特遣隊的行動;但是,他對火葬場中的一些實物描述嚴重失實,降低了他在這方面的可信度。歷史學家吉德翁·格賴夫認為尼斯利的著作屬於有關特遣隊的 "流言與其他錯誤和誹謗性的說法"之列,只是由於缺少倖存的特遣隊員第一手證詞,才讓這類說法得以盛行。  在《溺水者與獲救者》中,作者普里莫·萊維將特遣隊描繪為距勾結者只有一步之遙。儘管如此,他要求讀者不要譴責。“因此,我要求我們對'火葬場的烏鴉'的故事要有憐憫和嚴格的思考,但要暫緩對他們的判斷。”萊維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間是在第三營/莫諾維茨(丁腈橡膠廠)度過的,可能沒有直接接觸過特遣隊。他的描述據稱是根據尼斯利的說法描繪的。  菲利普·米勒是少有的在戰爭中倖存的特遣隊員之一;更為不同尋常的是,他在特遣隊中服役的時間比大多數人長得多。他在《奧斯維辛的目擊者:毒氣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經歷,於1979年出版。他在書中講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麼試圖進入毒氣室,好與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個女孩阻止了他自殺,要求他活下來做證人。過去幾年中,一些對特遣隊更為同情的記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賴夫自己的著作《我們欲哭無淚》,其中包括對前特遣隊員的詳盡且時而痛苦的採訪。格賴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詩歌《你會怎麼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為此書的序言,指出沒有經歷過特遣隊的處境的人,無權對他們作出裁決:“你不能,我不能!我們沒受過那樣的折磨!”  第一部描繪特遣隊起義的劇作由盧多維克·布魯克斯坦在1947寫成。布魯克斯坦於1920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屬烏克蘭),1944年5月在錫蓋特被捕,送往集中營。布魯克斯坦的劇作題為《夜班》(Nacht-Shicht),於1948年至1957年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緒語劇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  1996年,在道格·休斯執導下,紐約MCC劇院製作了劇作《灰色地帶》,是一部探討特遣隊員的道德困境的戲劇作品。該劇後來由製作人提姆·布雷克·尼爾森改編為同名電影。該片的基調與大部分情節基於尼斯利的著作,將特遣隊的成員描繪成跨越了界限,從受害者變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隊員霍夫曼(大衛·阿奎特飾)在一名微笑的黨衛隊員注視下,在脫衣室將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爾森明確表示,這種道德模糊性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下的我們每個人自己,也許會有這樣的行為,因為我們是人。但我們不是聖化的受害者。”  2014年的“小說化”回憶錄《破鏡》探討萊一名前特遣隊員為了獲得寬恕和終結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錯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不那麼善良。”這位倖存者這樣評價自己,“但這也並不意味著錯的就不那麼錯。”  2015年由奈邁施·拉斯洛指導的匈牙利電影《索爾之子》詳細描述了一名特遣隊員將一個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兒子,並試圖埋葬這個孩子的故事。該片在第68屆戛納電影節上贏得評審團大獎。影片主演蓋佐·勒裡格對一名記者將特遣隊員說成“半受害者,半劊子手”的說法表示憤怒。他說,“話必須說明白,他們100%是受害者。他們沒有犯下喋血罪行,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殺戮。他們一到場就遭到了死亡威脅。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他們和奧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樣,都是受害者。”
納粹德國的特遣隊(,,字面意思為“特殊小隊”)是由納粹德國滅絕營犯人構成的勞工隊。組成特遣隊的囚犯通常為猶太人,他們在死亡脅迫下協助處理猶太人大屠防毒氣室受害者。須注意在1938年至1945年間,黨衛隊也有名為“特遣隊”的特設單位(SS-Sonderkommando),由黨衛隊的數個部門組建而成,與在押犯人組成的滅絕營特遣隊並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