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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生於日本扶植的滿州國新京(今吉林省長春市綠園區西新鄉開源村)一個貧農家庭。  王洪文因家貧自幼給當地富裕人家放豬,只念過3個月的私塾。1950年由長春市郊區人民政府徵募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7軍第80師,曾任警衛員、師部通訊科通訊員(班長級),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隨部隊調防江蘇省無錫市。1956年復員前王洪文進入南京預備軍官訓練團。1956年9月,以副排級預備役少尉從部隊復員分配進上海國棉十七廠當工人,在四紡車間當揩車工,不久調到二紡車間成為技術含量較高的保全工。由於人緣也比較好,1958年二紡車間的長日班黨支部改選,王洪文得票較多,當上了不脫產的黨支部宣傳委員,後擔任二紡車間的治保主任。 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調到廠保衛科做民兵工作,當民兵連長;1960年7月,被正式調入廠保衛科任保衛幹事,人事關係從工人編制轉為幹部編制。1960年9月抽調去崇明島參加上海十萬人圍墾糧食基地,工作了兩年,期間因為患闌尾炎曾回上海動手術十多天。1962年12月回到廠保衛科。到文革前夕,王洪文的月工資是64元。  王洪文參軍後部隊組織學文化,起初不願學,有空喜歡上山去打獵。在朝鮮戰場有一次收到一封家信,他請人給他念。旁邊的人說:王洪文不肯學文化,不要幫他讀。王洪文回憶:“這句話很刺激我,這樣我就開始發奮學習,我託人從國內帶來一本詞典,就是這樣學習了文化。”進國棉十七廠之後,他又堅持讀夜校,讀到初中畢業拿到文憑。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領頭簽名在廠醫務室旁的大字報欄貼出一張大字報《剝開畫皮看真相》,轟動全廠。這張大字報簽名的七人全部是黨員。廠黨委與上級的上海棉紡公司停止了王洪文的工作。隨後,上海紡織工業局工作隊、市委工作隊相繼進駐工廠。  1966年11月6日在上海成為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司令。1966年12月30日,在張春橋支援下,王洪文等在上海製造了有10多萬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圍攻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康平路,“康平路事件”是全中國範圍內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和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從中共上海市委奪權,這就是“一月風暴”。1月8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4月,兼任國棉十七廠革委會主任。  1967年7月“720”事件後,毛澤東經周恩來安排從武漢來到上海,住在西郊顧家花園414號招待所。毛澤東發現王洪文的經歷及工作能力相當不錯。  1968年1月,兼任上海市紡織局革委會第一召集人。1968年國慶節,王洪文獲毛澤東親自接見,在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表揚了王洪文。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選舉王洪文為中央委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王洪文到北京負責上海地區的林彪專案工作,直接對毛澤東負責。  1973年5月20日—3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大工作會議,為大會作準備。會上宣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並同華國鋒、吳德一起列席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成立由王洪文負責的黨章修改小組提出黨章修改草案。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七月底對十大準備工作的指示,商議成立以王洪文為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等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並擬出十大主席團成員、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常委的預選名單。1973年8月24日晚,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大會通過的主席團領導成員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祕書長張春橋。  1973年8月,在毛的授意下中共十大上選舉王洪文為中央委員,其排名僅在毛澤東及周恩來之後,因而引起廣泛注目,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四人幫”成員中資歷最淺,職務卻最高。8月28日,中共十大閉幕式時毛澤東因身體不適缺席,委託王洪文代表他投票。他一度成為毛的接班候選人。  1974年以後,王洪文因作為“四人幫”成員,搞小團體被毛澤東批評;加上其工作能力未如毛期待,受到眾多老將軍排擠,逐漸被毛澤東冷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藉機把矛頭指向總理周恩來。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派人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1974年12月23日―27日,毛澤東多次同飛赴長沙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的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與此同時,毛仍然器重王洪文等人。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1976年3月下旬-4月5日,北京、南京等地爆發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主要針對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四五運動。4月5日,該活動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王洪文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僅次於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四人幫”和其他政治幫派都加緊奪取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步伐。9月11日,王洪文在中南海另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用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全國各地,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他們指定值班人員請示。華國鋒等人認為這是王意圖切斷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國鋒同各省、市、自治區聯絡,由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全國。這是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爭奪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一個重要部署。9月17日,王洪文悄悄飛往上海,加緊督辦“第二武裝”。8月以來,上海已經給民兵突擊發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經王洪文、張春橋不斷督促,上海親信(馬天水等領導)立即緊急行動,準備武裝保衛王洪文等人的勢力。與此同時,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等人也祕密聯絡了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和北京衛戍部隊司令吳忠等軍隊將領準備武裝解決政治問題。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報》在“四人幫”的授意下登出“樑效”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章稱要遵守毛的“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這與華國鋒聲稱的“按過去方針辦”的毛的囑託相牴觸,加上“四人幫”活動之種種跡象,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等覺得“四人幫”要“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決定先下手為強。  10月6日晚上8時,華國鋒、葉劍英在假稱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通知姚文元列席(姚不是政治局常委),以圖一網打盡。在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後到達會議室時,分別宣佈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當天被押進中南海某地下室,1977年4月9日被轉送秦城監獄。  10月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高階領導幹部發出“打招呼”的15號檔案《中央關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發16號檔案《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體黨員傳達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一系列指示,說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同“四人幫”鬥爭經過,指導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運動。檔案還說,有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證》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王洪文被關押處周圍自然環境良好,當時官方有關部門給“四人幫”定的伙食標準是每月30元,約是當時幹部機關食堂伙食費的兩倍。王洪文住樓房,生活裝置一應俱全。他每餐都是一葷一素一湯,每星期發二斤水果,喝兩次奶粉衝的牛奶,吃一頓餃子,餐餐都有大米飯、白饅頭供應。但按照邱會作的說法,王洪文被酷刑折磨。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組成的“王張江姚專案組”,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負責。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7年3月6日又下發了中發[1977]10號檔案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1977年9月23日下發了中發[1977]37號檔案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其中列舉了“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貪汙盜竊,揮霍國家財物,吃喝玩樂,生活腐朽糜爛,竊取大型彩電、紅旗牌高階相機、高階氣手槍、高階手錶、太陽能打火機,一次就拿走高階雪茄煙35條、酒心巧克力糖60盒、醬菜罐頭20多瓶。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議提出,以黨主席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繼承毛澤東的遺志,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和對他們採取的一系列果斷措施,是完全正確的,全會一致表示同意。決議指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是一個反革命的陰謀集團。他們根本反對“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進行分裂中共、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決議指,根據調查核實的大量證據,已經查明:王洪文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全會決議中給予王洪文的頭銜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並作出了開除王洪文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  1980年12月6日上午九時,第一審判庭提審王洪文,對他進行第二次調查。法庭指控他1968年11月在張春橋的指使下,夥同徐景賢等人,借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材料為名,編造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在上海“九大”學習班中散發,對陳毅進行誣陷迫害。同時,還蒐集編造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人的材料,共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王洪文表示:“我相信是事實。”審判員就起訴書指控王洪文、姚文元於1976年1至9月,指使魯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門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四川、湖南、黑龍江蒐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誣衊他們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走資派”、“組織還鄉團”、“翻案復辟”。同時宣讀了1976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和《情況彙編清樣》刊登的《福建運動有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部運動處於停滯狀態問題很多》中誣衊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和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領導的節錄。法庭對王洪文指使釀成的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進行調查。王洪文對法庭所指控的犯罪事例均予以認可,同時表示“我是有罪的,我要向全國人民認罪”。12月13日,王洪文接受了審判庭的第三次調查。法庭指控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上海為基地,私自搞武裝力量,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策動武裝叛亂。  王洪文在“四人幫”裡資歷最淺,年齡也最小,外界推測他對法庭所指控的犯罪事例均予以認可是因為心理承受能力較差,肝病也可能是因刑訊逼供導致。《邱會作回憶錄》稱,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在審判時,王承認了自己所有罪行。  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庭審中王洪文沒有請辯護律師。

  王洪文被囚禁於秦城監獄,他母親王楊氏得知他被判刑的訊息,得了腦溢血在長春去世。王洪文於1985年在例行體檢中發現自己患上了嚴重的肝病,經院方批准轉送到公安部所屬的北京復興醫院住院治療,與張春橋同住一個醫院。  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肝癌在北京去世,終年56歲。同月5日,新華社釋出電訊公佈其死訊。

  父親王國勝,母親王楊氏。王洪文是長子,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  王洪文妻子崔根娣,上海人,是上海棉紡織十七廠的工人。父母都是工人。王洪文結婚後生有兩男一女,後都在上海工作。  弟弟王洪武在村裡當過生產隊隊長,後又任村治保主任。文革期間他曾為村裡購置生產物資,他們一家在村裡也受人尊重。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們家曾有意建造新房,後因王洪文被捕,房屋被拆。文革後,王洪武在村中務農。

  王洪文有三個嗜好:打獵、射擊、釣魚。在中南海生活期間,經常外出打獵和釣魚。
王洪文(1935年-12月-1992年-8月3日),吉林省長春市人,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1973年-1976年),“四人幫”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