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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爾納出生於 符騰堡王國(現為德國南部巴登-符騰堡)的恩茨河畔韋興根。克爾納是獨生子,父親為喬治·克爾納(Georg Friedrich Kellner),來自圖林根阿恩施塔特(Arnstadt)的一名麵包師;母親為芭芭拉·韋格勒(Barbara Wilhelmine Vaigle),來自比提希海姆市(Bietigheim-Bissingen)。他們是福音路德派信徒。  克爾納在美因茨上小學和中學。1903年,他成為美因茨法院的書記。1920年,他獲晉職為司法督察,一直到1933年都為美因茨法院服務。

  1907年至1908年,克爾納在後備軍隊裡服兵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派往比利時和法國參與戰役,包括第一次馬恩河戰役。他在法國蘭斯的一場戰役中負傷,此後被調往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第13號軍。  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的1913年,克爾納與美因茨的寶林·皮魯斯(Pauline Preuss,1888年1月19日—1970年2月8日)結婚。兩人共育有一子,卡爾·弗里德里希·威廉·克爾納(Karl Friedrich Wilhelm,後來移居美國,英文名Fred William,1916年2月19日出世於美因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魏瑪共和國成立。1919年,克爾納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 美因茨支部的政治籌備者。1920年代,他在政治上對抗德國共產黨和納粹黨。在古騰堡博物館(紀念西方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約翰內斯·古騰堡)前的遊行裡,克爾納會高舉著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大喊:“古騰堡,你的印刷術已經被這本邪惡的書汙辱了!”納粹黨的衝鋒隊常常會來騷擾他的遊行。  1933年1月,希特勒得權、剷除政敵之前,克爾納與家人遷往黑森勞巴赫,他在當地法庭擔任行政人員。1935年,為了避免兒子在希特勒的軍隊裡服務,他把兒子送往美國。  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襲擊猶太人事件,克爾納和夫人曾試圖阻止暴動行為。事後,克爾納嘗試把當地衝鋒隊的首領控告上庭,卻引起了當局的猜疑,當局展開對克爾納和夫人的家庭背景的調查。調查顯示克爾納家族三百年以來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沒有猶太血統,否則他很可能被囚禁並殺害。  雖然受到當局多次警告和威脅,克爾納繼續發表他的觀點。1940年,勞巴赫鎮長及當地納粹黨領袖威脅他如果不停止對鎮上居民有“不良影響”,會將他送去集中營。當地納粹黨領袖更在報告中指出,當局計劃在蒐集足夠證據後便會嚴懲他。

  戰爭之後,克爾納成為勞巴赫副鎮長,協助戰後的去納粹化行動,包括革除納粹黨黨員的官職。他也重新成立了社會民主黨勞巴赫支部,併為地區黨主席。  克爾納繼續在當地法庭擔任司法督察及行政人員,一直到1948年被調往吉森,於1950年退休。1956年至1960年,他又擔任勞巴赫副鎮長及首席鎮議員。  1966年,克爾納因在納粹時代所得到的不公平對待而獲西德政府賠償。判詞說到:“克爾納的政治對抗使他受到當局的制裁。克爾納對納粹主義的公開反對令他無法獲得晉升的機會。”  1970年2月8日,寶林·克爾納夫人逝世。同年11月4日,克爾納於利茨(Lich)逝世。兩人共葬於美因茨的主要墳場(Hauptfriedhof)。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襲擊波蘭當天,克爾納開始寫日記。他把日記命名為Mein Widerstand,意為《我的反抗》。他的寫作主要關於納粹黨的政策和宣傳,以及希特勒對其他國家的無理挑拌行為,但鮮少提及他的個人狀況。  克爾納在日記中寫下了重要的文獻。他於1941年10月28日的日記,說明了連德國最小的城鎮裡的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一名來這裡度假計程車兵說到他目睹了在波蘭佔領地區的殘忍行為。他看到赤裸裸的猶太男人及女人被並排在一條深溝之前,在SS的一聲令下,那些烏克蘭人向他們的後腦開槍,他們墜入深溝裡。之後,深溝就會被填滿泥土,其間他還能聽見在深溝裡還活著的人的叫喊聲。  這些非人道的殘忍行為導致那些被利用的烏克蘭人當中有的精神分裂。所有知道這些非人的納粹的禽獸行為計程車兵們都認為,德國人民應當為將來的報應在鞋子裡顫抖。沒有任何刑罰是足於對付這些納粹禽獸的。當然,當報應來時,那些無辜的也被迫與他們一同受苦。但是,因為百分之九十九的德國人民直接或間接的有罪,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說那些一同行走的人將會被一同問絞.”  在戰爭之前,克爾納不明白為什麼民主國家的領袖無法阻止希特勒建立德國的戰鬥能力。戰爭期間,他提出為什麼那些國家的軍隊遲遲不登陸歐洲大陸以對抗德軍的問題。1941年6月25日,他寫道:  “至今,那些無法想象地沒有遠見的國家領袖,已經忽略或者背棄他們的職責。人類醒來吧!向和平的破壞者使出全力的攻擊!沒有反思、沒有決議、沒有談話、沒有‘中立’。向人類的敵人前進吧!”  到戰爭結束時,克爾納寫了十本記事簿、共861頁的日記,使用的是聚特林書寫體。他也在記事簿中貼了超過500張剪報。

  克爾納相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觀察對化解世界上持續的對抗(例如冷戰)有所幫助。1968年,他把日記交給他的美籍孫子羅伯特·史考特·克爾納(Robert Scott Kellner),將日記翻譯成英文,公諸於世。  近年來,克爾納的日記成為證明猶太大屠殺和納粹黨的罪行的重要證據。當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發表否認猶太大屠殺曾經發生的言論後,克爾納的孫子羅伯特籲請艾哈邁迪內賈德讀克爾納的日記。

  尤斯圖斯·李比希吉森大學(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的猶太大屠殺文學研究機構(Arbeitsstelle Holocaustliteratur)已成立“克爾納計劃”,計劃於2010年出版日記。

  加拿大多倫多的CCI Entertainment於2007年拍攝紀錄片《我的反抗:克爾納的日記》。紀錄片拍攝於加拿大、德國及美國。紀錄片使用演繹、歷史片段以及訪問,將克爾納和孫子羅伯特的人生故事串聯起來。  紀錄片於2007年加拿大電視上播出,並且於2008年11月逢水晶之夜70週年紀念在聯合國總部大樓放映。
奧古斯都·弗里德里希·克爾納(;1885年-2月1日-1970年-11月4日)是一位德國司法督察,在美因茨和勞巴赫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魏瑪共和國期間,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籌備者,並且積極對抗阿道夫·希特勒及納粹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將納粹黨的罪行記錄在他的日記裡,命名為《我的反抗》(德語:Mein Widerstand)。他寫這本日記的原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