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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級敵人,對外是指帝(美)、修(蘇)、反(日蔣),對內是指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黑七類、黑九類。  後者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物件,這些人被規定為專政物件,成為所有政治運動的靶子。他們是所有基層單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點控制物件,沒有自由活動、通訊、交往的權利,必須經常向管理者彙報其行動和去向。對他們可以不經批准就採取隔離、搜查等措施。他們是制度化的被統治階級、人民公敵。無需審判,他們就被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參加早請示、晚彙報,寫、貼大字報,佩戴毛澤東像章等政治權利。  只要不屬於人民範疇就沒有公民地位,沒有政治權利就沒有法律權利——甚至連屬於法律底線的人身、尊嚴、住宅、通訊權利都不受保護,更談不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了。所有這些,隨時可以以革命(階級鬥爭)的名義實施剝奪。

  他們是最現成的階級敵人、階級鬥爭物件,最容易獲取的獵物。其作用,是證明毛澤東階級鬥爭論斷的正確性、政治運動的必要性、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性,必須保留龐大的國家機器,以維持階級鬥爭的最低限度興奮和日常進行。他們被輿論工具指為留戀舊社會、仇恨人民、心狠手辣、陰謀復辟、危險異常的惡魔。對他們不適用人道主義的原則,不管怎樣嚴厲殘酷都沒有錯。無論人們對階級敵人有無直接經驗,都被調動起仇恨。在對危險的恐懼中,人們只能尋求無產階級專政的庇護,並轉移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物質匱乏的注意力。人類怯懦、僥倖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滿足(“至少現在我還是安全的”):他們一邊用攻擊戴上階級敵人帽子者來證明自己劃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邊更加無條件認同現存體制,到了不惜踐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線)的地步。  在日常語言運用中,它不僅是集合概念,還是一個個體概念:個人也可以被稱作“階級敵人”,成了可數名詞。如,某某是“階級敵人”,“有幾個階級敵人”。這種用法導致的嚴重後果是,讓具體的個人(生命個體)承擔抽象的階級的罪惡,使所有攻擊者因此獲得了最正當的理由,棄絕了罪惡感(沒有個人責任)而無所不用其極。

  當“階級敵人”作中心詞時,一系列貶義詞被派作該詞的固定修飾語,成為對其進行妖魔化的操作手段:“一小撮”、“少數”、“極少數”、“一幫”、“一個”、“國內外”、“本單位”、“共同的”、“各種”、“暗藏”、“深藏”、“隱藏在人民內部的”、“漏網”、“混進黨內”、“混進革命隊伍內部的”、“反動的”、“惡毒的”、“凶狠的”、“凶惡的”、“險惡”、“懷有刻骨仇恨的”、“死不改悔”、“狡猾的”、“罪大惡極”、“包藏禍心”。當“階級敵人”被放在主語位置上時,描寫它的謂語是:“蠢蠢欲動”、“賊眉鼠眼”、“窺測方向”、“鑽空子”、“搗亂”、“破壞”、“下毒”、“進攻”、“暴露”、“和平演變”、“拉攏”、“腐蝕”、“教唆”、“煽動”、“人還在,心不死”、“散佈......謬論”、“轉移......方向”;當“階級敵人”作賓語時,支配它的動詞是:“認清”、“警惕”、“抓”、“鬥爭”、“打擊”、“鎮壓”、“清算”、“消滅”;當“階級敵人”作定語時,跟在它後面的中心詞是:“魔爪”、“陰謀”、“狗崽子(黑崽子)”......經過這樣的灌輸,在小孩子心目中,階級敵人就和妖魔鬼怪一樣邪惡。當他們因害怕黑暗而不敢去某處時,就會推脫說“那裡有階級敵人”。  黑五類的子女因株連,也被劃入了賤民的行列,不僅向上的社會流動之路給堵死,在利益分配上受到種種歧視,連起碼的尊嚴和基本的生存安全都得不到任何保證。他們雖不是階級鬥爭的直接物件,但也是階級鬥爭的株連物件和其繼續延續、發展的候補隊伍。使得人們的欲求緊張,從比他們生活得更差的賤民身上獲得某種釋放、補償。

  2000年代的口頭語言裡,還偶爾出現階級敵人這個詞。但只是把它作為一種調侃的素材,如稱小偷為“階級敵人”,老師自稱怕成為學生的“階級敵人”,稱呼日常生活的麻煩製造者為“階級敵人”,等等。以此表現說話人的機智、幽默,甚至無奈,已經全無當日的如臨大敵和猙獰。
階級敵人,是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個常用政治術語,指階級鬥爭中處於敵對關係、敵對狀態的人和政治-社會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