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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為舜的後代,濟北王田安六世孫,即陳國、田齊之王裔,田家失國後,齊地的庶民卻依然稱呼田家為「王家」,日久,田家由田姓改為王姓。  王莽原籍濟南郡東平陵。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時父親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儉樸,飽讀詩書,結士,聲名遠播。  王莽對其身居大司馬之位的伯父王鳳極為恭順。王鳳臨終時囑咐王政君照顧王莽。漢成帝時,西漢陽朔三年(前22年),王莽初任黃門郎,後升為射聲校尉。王莽禮賢下士,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窮人,甚至賣掉自己車馬接濟窮人,深受眾人愛戴。其叔父王商甚至上書願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讓給王莽。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騎都尉及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元年(前8年)繼他的三位伯、叔之後出任大司馬,時年38歲。  翌年,漢成帝去世。漢哀帝繼位後傅太后、丁太后及其外戚得勢,王莽免官,隱居新野。其間他的二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逼其自殺,得到世人好評。

  元壽元年(前2年)其回京城居住。元壽二年(前1年)漢哀帝去世,並未留下子嗣,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掌管傳國玉璽,王莽任大司馬,兼管軍事令及禁軍,立漢平帝,得到朝野的擁戴。元始元年(1年)王莽在推辭再三之後接受了“安漢公”的爵位,將俸祿轉封兩萬多人。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兒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得到儒生的擁戴,被加九錫。元始五年(5年),王莽毒死漢平帝,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氏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稱“假皇帝”或“攝皇帝”。從居攝二年(6年)翟義起兵反對王莽,有人開始不斷借各種名目對王莽勸進。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9年1月10日),另一說為公元8年12月。王莽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封孺子嬰為定安公。是為始建國元年。

  他當上皇帝后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五均賒貸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不停恢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由於政策多存在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斷挑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另外措施又不合時宜,所以措施如王田制推行四年便令民怨沸騰。這可見於當時的中郎將區博所言:「井田雖聖王法,共廢久矣。」和學家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言:「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有列在豪強。」  此外,王莽外交政策極為不當。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于之印璽,改授予新匈奴單于之章;甚至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國因此拒絕臣服新朝,造成邊境戰爭不絕。

  天鳳四年(17年)各地民軍紛起,有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同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王莽終年68歲),並被校尉公賓就斬其首,懸於宛市(今宛市鎮)之中,新朝滅亡。其頭顱後來被各代收藏,直到西晉元康五年(295年)晉惠帝時,洛陽武庫大火,王莽的頭顱被焚燬。

  王莽陵一說在今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紅巖村附近。由於年代久遠,陵墓痕跡難辯。在陝西省安康、鎮安、旬陽三縣市交界處有王莽山。主峰海拔1560米。地勢險要,有王莽墓、劉秀寨遺蹟。

  

  中國傳統歷史學強調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對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東漢史學家班固修訂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和「佞邪之材」。」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東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是理所當然。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例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帝就為一例。

  近人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史家錢穆從另一角度看,認為王莽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恢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錢穆說:「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不達政情,又無賢輔,徒以文字議論政治。」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國大歷史》里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樂成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評論王莽。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但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的自信,一味的復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為看來有些偽,也有些愚,但西漢的偽風並不始於王莽,他不過承襲此風而擴充之,結果以偽獲得名聲並篡位之後,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偽。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復古,事事行之以偽,才會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王莽是實際政治的失敗者,也是復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臺上所表現的一切,雖然最後都歸幻滅,但實在是不平凡的。

  史學家呂思勉也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不公,即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功顯君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僕傭。呂思勉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篡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  呂思勉進一步談到王莽改革的歷史影響,「從此以後大家都知道社會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無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成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

  史學家韓復智認為王莽的經濟改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有一定的幫助。他在《兩漢經濟問題癥結》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經濟措施「除變更幣制外,可謂都切中時弊,真正兼顧到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說法是基於王莽一方面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配給人民。另一方面,他強制有勞動能力的人從事生產,以改善農民生活。其次,他實行五均六筦,不僅防止資本家的兼併和農民遭受重利盤剝,並且扶助小商人的經營,用來救濟農民。但同時變更幣制的經濟措施付卻令通貨膨脹的情況惡化和幣制混亂,而貧窮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闊了的貧富差距下受惠。連富裕的商人亦都破產。雖然如此,王莽的社會經濟改革仍然得到韓復智的正面評價。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畢漢思在崔瑞德及魯惟一主編的《劍橋中國秦漢史》的「王莽,漢之中興,後漢」一章中表示王莽如果沒有真才實學,他不可能升為攝皇帝。他雖篡漢建立新朝,孺子劉嬰受到了他不尋常的寬大,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且能過著隱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在始建國元年(9年)爆發了兩次原劉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員鎮壓並牢牢地控制漢室,在長安建都。他執政期間的外交、經濟、政治政策並不如傳統認為地那樣不堪,只是沒能堅持到表現其積極影響。他的新朝的覆滅應由黃河改道帶來的災難負責,士紳和農民的騷亂中他失去了支援。

  柏楊讚美他和平建國,在《中國人史綱》一書中提到:“中國歷史有一個現象,每一次政權轉移,都要發生一次改朝換代型的大混亂,野心家或英雄們各自握有武力,互相爭奪吞噬,最後剩下的那一個,即成為儒學派所稱頌為‘得國最正’的聖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權。王莽打破這種慣例,他跟戰國時代齊國的田和一樣,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權,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權臣奪取寶座的程式,以後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漢王朝在平靜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靜中誕生,兩大王朝交接之際,沒有流血⋯⋯王莽是儒家學派鉅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文人奪權,沒有大面積流血,和平過渡,和平演變,殊屬不易。”

  王莽是漢初濟北王田安的六世孫,是戰國時代齊國王室的後裔,因齊人稱他們為“王家”,所以後來便以“王”為氏。  此外,據資治通鑑記載,新朝亡覆之際,王莽除冊立繼後史氏之外,還同時冊封了一百二十位沒有記載姓名、位號的後宮妃嬪。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貴鄉(今河北邯鄲大名縣東)人。身高七尺五寸(約173cm)。舜的後代。新朝皇帝。西漢末年政治人物及權臣,之後篡奪皇位並自立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