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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運城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鑑》,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捲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鑑》。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迫害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籤蘇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於父母相繼亡故而丁憂。降服後,籤武成軍判官(滑州),任職兩年。後經連襟之父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幷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幷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幷州,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後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鑑》,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鑑》八捲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  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份前往陜西永興軍擔任知軍一職,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親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僅任過佐貳官與幕職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陜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興軍是陝西的一部分)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僱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陜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陜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享壽68歲,“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蹟》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司馬光在政治上被後人視作強硬的守舊派,他幾度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為了切中時弊,但實際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風霸道專斷。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熙寧四年(1071年),呂誨卒,司馬光為他寫墓誌銘。蔡天厚得其摹本獻王安石。王安石將之掛在牆上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據說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裔。世稱涑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