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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6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佈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則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張組織農民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份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1953年,土改尚未結束,毛澤東就打算把農村的土地收歸政府所有。進行血腥土改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從經濟和政治上徹底打倒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因此放棄了本來完全可以通過行政和法律和平分配土地的方式,而進行了一場血腥暴力土改。秦暉認為,(內戰時期的)土改讓農民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在國共內戰中支援中共,因為如果中共在內戰中失敗,這些農民不僅要失去土地,還要因為血腥的罪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夠暴力血腥,就不能達到逼農民交“投名狀”的目的,所以當時要反對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抗日愛國士紳牛友蘭在1947年的晉綏土改時被鬥得死去活來,有二流子將他的鼻子用鐵絲穿過,繫上繩子,由時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著遊街。牛友蘭不堪忍受,絕食身亡。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分,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農、僱農是土改依靠的物件,中農是團結的物件,中立富農,地主被定為剝削階級,是土改打擊的物件。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淪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各種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而賤民階層的存在完全違反「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被普遍認為是中國人權問題的重要歷史案件。另一方面,對地主帶有苦大仇深感情,對土改運動積極的貧農和下中農階層的農民當時稱為“思想進步者”,也就是民間俗稱的“土改根子”。“土改根子”帶領其他農民通過“訴苦、挖根”運動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其他農民與地主和富農兩個階級實現對立。土改根子在土改運動中經常為“鬥地主”運動推波助瀾,為土地由高度集中的地主階級到無地少地的農民的再分配,以及鞏固新建立的農村地方政權做出貢獻。然而,由於土改根子的教育程度有限,從財產上“消滅地主階級”這一目標被曲解成肉體,引來眾多流氓無產者因財富上的不平等產生感情上的宣洩,導致眾多暴力行為。

  各種調查顯示,當年土改工作隊的幹部普遍存在鼓勵農民打人的情況,土改隊幹部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也並不少見,造成土改時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蘇南2742個鄉之中,有200多個鄉發生了亂鬥亂打;據當時中共蘇南區農村工作委員會的原始記錄,一共有218個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剝光衣服。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七個人。  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在領導土改運動時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政策和做法,結果廣東土改受到黨主席毛澤東的批評。1951年11月,毛澤東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澤東將陶鑄和趙紫陽調到廣東主管土改工作,並且調集大批幹部南下廣東參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面批評方方犯了“土改右傾”的錯誤,他說道:“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至廣東新上任的陶鑄則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在廣東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僱貧農,就不要緊。”牛蔭冠晚年回憶晉綏土改:“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土改中,對被劃分為地主的人和其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導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對女性更充滿性暴力,強姦、輪姦、性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大量的無賴流氓成為土改的急先鋒,使得中共土改始終充滿恐怖血腥,並遍及全國。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  土改剝奪了農村鄉紳階層的土地和一切財產,剝奪了200-400萬人的生命,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土改把上千萬人劃分為地主和富農,成為政治上的賤民,在以後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例如零陵全地區(含道縣)在1967年8-10月的大屠殺中,非正常死亡9093,其中7696人被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致傷致殘 。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分劃分:四類分子(含右派)3576 人,四類分子子女 4057 人,佔被殺總人數的84%,未成年人826 人。被殺人中,年紀大的78 歲,小的才10天。 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中,死亡人數達15萬-20萬,其中至少60%是四類分子和其子女。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明確地說:“佔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毛澤東早已計劃進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而且實際上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土改運動結束之前就開始了。在土改運動尚未結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開了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讓農民把土地通過互助組、合作社交給了“集體”,因此農民又一次被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 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因此農民無權買賣,而政府有權處置。

  毛澤東在1948年的指示將土改打擊物件定為人口百分之十。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 其他學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470萬之間。

  

  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稱:
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主導,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土地改革。這次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