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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隋代以前,裁判的官吏常以習慣法或成文法之比附,入人於罪。而後判官儘量依循罪刑法定主義,但仍有例外。  西方在18世紀之前之歐洲,刑法由君主制定,實際上為無法可依,理論上可稱之為「罪刑擅斷主義」。直至啟蒙運動時,學者提出「罪刑法定主義」之理論,以與罪刑擅斷主義相抗,保證民眾的權益不被損害。  至1810年《法國刑法典》頒佈後,罪刑法定原則在歐洲法律方才實行。拿破崙征伐歐洲時,其說就已經隨法軍流行於西歐;拿破崙被流放後,各歐洲國家紛紛實行罪刑法定主義。而後,罪刑法定主義就成為所有法制達議定程度以上國家之共通施行刑事法原則,為法治精神的實質體現。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句說分別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當一人之行為符合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將該之視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當行為人被認定犯罪,亦必須依照刑法的規定將之處罰,在刑種、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過刑法的明文規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確理解罪刑法定原則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結果。  此外,罰刑法定原則又隱含刑法不得有絕對不定期刑。不定期刑乃現代刑罰個別化、最適化的產物,認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法,犯人之先天條件及後天成長環境等差異性極大,因此犯人的定罪量刑應個別化,刑法在規定刑罰時,只訂出一個量刑的範圍,容許審刑者斟酌個案的差異,彈性的量刑,此稱之相對不定期刑。應科的刑罰雖屬不確定,但仍在一定範圍內,審判者不得超出法律所規定的範圍而為量刑,並未牴觸罰刑法定原則。但如法律並未規定一個量刑的範圍(即絕對不定期刑),完全委諸審判者決定,即是授審判者過大的裁量,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必須明白、明確,儘量排除不確定、人為操縱的可能,其用意無非在確保人民的人身自由、財產等權利,免受專擅、獨斷的審判與懲罰。  行政處罰,也有行為時之法律或地方法規,有明文規定為違法者,為限。

  

  它也稱刑罰法規的適當,包括刑罰明確性、禁止不確定刑、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也被稱為“禁止絕對不定期刑原則”。構成要件與罪責必須由法律所明定,立法者在立法時雖然可採取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方式,但該不確定法律概念需具有可預測性、司法操作性;倘若不確定法律概念範圍過於空泛,導致執法者有恣意解釋的空間時(例如:以「行為不檢」、「奇裝異服」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即有違明確性原則,而與罪刑法定原則不符。

  刑法效力只能及於法律生效後發生的行為,而不得追溯處罰法律生效前業已發生的行為。這一要求也被稱之為“禁止事後法”。罪刑法定原則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但允許有利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其目的在於貫徹法治主義、保障人權。

  司法機關只能依據立法機關經過立法程式而明定之法條判定罪行,不得比附援引近似之條文科罪論刑,作為新創或擴張可罰範圍或加重刑罰或保安處分之方法。例如2011年1月27日之前的中華民國刑法規定「於車站或碼頭竊盜者為加重竊盜罪」,目的系因車站或碼頭乃供人旅行之地,護照等旅行通行證件與旅客之行李失竊,較普通竊盜更嚴重,但竊盜案如系在航空站發生,航空站亦為供人旅行之地,但因非法律條文所明定的加重要件,則不能因其與車站、碼頭性質相同,而以類推適用的法理包含之,仍應論以普通竊盜罪。

  也稱排斥習慣法、排斥習慣法原則。它強調在何種行為構成犯罪應以何種刑罰須行為時,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的適用應以成文法為法源而排斥不成文法的習慣法。所謂習慣法系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反覆慣行且具有法之確信的無形規範。刑法因干預人民之自由與權利至深且巨,故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規範一律排除習慣法之適用,一切罪與刑之宣判,均應以成文法為依據。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為罪刑法定主義(英語:no penalty without a law),是大陸法系刑法學上的重要原則,是指:只有在行為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處罰,否則,不得定罪處罰,也就是無法律即無犯罪,本原則讓國家不能擅斷而恣意的對人民實施處罰,並讓人民可以預見法律規範,保障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