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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達所主持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發起團隊展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且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2名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各地加上日本小組,共有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推選了12名代表出席大會: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陳獨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帶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另外,南京和徐州兩地也分別派出代表郭青傑(或說劉真如)和陳亞峰抵滬出席一大。但南京代表因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不願受紀律約束,中途退席,並“挽陳返徐”。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參加會議。  這13名代表的身份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他們代表全國50餘名黨員,但是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參加會議。陳獨秀當時正在廣州擔任南方政府廣東省教育廳長。同時,陳獨秀考慮到陳公博剛剛結婚,讓他順便到上海遊玩。對於李大釗未參加會議,中國史學界有三種主要說法,一是,忙於北京大學的校務,二是,籌備、出席少年中國學會年會,三是,領導北平八大高校的索薪鬥爭運動。李大釗於6月3日率代表到新華門總統府請願時,頭部受傷,入院治療。有作者認為是北京小組成員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故未通知李大釗。即劉仁靜在多年後回憶所說稱:由於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於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北京小組選舉時,張國燾成為第一個被推選的代表。鄧中夏、羅章龍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當選代表。最終劉仁靜成為北京小組第二個代表。  當時在法國的旅歐共產主義小組由於沒有和國內取得聯絡,也沒有派出代表參加會議。但學界仍將之與七個共產主義小組一同視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另一方面,由於郭青傑和陳亞峰的退出,南京、徐州小組未被歸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亦不在中國共產黨建黨黨員統計範圍之內。

  7月23日晚,會議召開,大會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地點位於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改為望志路106號,現黃浦區興業路76號)的一幢石庫門房屋“李公館”,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1921年春李書城租下這裡兩幢房子,即108號與106號,把兩幢房子打通,李書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號樓上,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則住在106號樓上。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佔元的軍務。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李達一起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李漢俊說,他家房子大,可供開會之用。這樣,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裡舉行。  7月30日晚,周佛海忽然腹瀉沒過來開會,正在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時,一名穿灰布長衫的陌生中年男子,從後門闖入餐廳,朝屋裡環視了一週。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那人答道:“我找社聯的王主席。”李漢俊說:“這兒哪有社聯?哪有什麼王主席?”“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後退出去。當時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後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那個陌生人: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李達說是“不速之客”;張國燾說是“陌生人”;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機立斷,提出要立刻轉移會議地點,立即散會撤離會場。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裡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書房裡。陳公博在《寒風集》中寫:“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現在有了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對他有這樣的惡感......”就在代表們剛剛散去不久,那個陌生人就帶著一群法國巡捕前來搜查。陳公博在發生該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1921年8月《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而採取一些隱語,記敘隨後發生的事情: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br><br>......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br><br> 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情節:  最初決定在杭州西湖繼續會議。在上海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下,前往浙江嘉興南湖繼續會議。由她提前在嘉興安排會議事務。8月2日,王會悟與部分代表等先行乘火車抵達嘉興。她為會議在煙雨樓前預租了一艘絲網船。次日,其餘代表乘火車抵達嘉興,由王會悟接站、登船。他們佯裝成遊湖的客人,在船上舉行了最後一天的會議。會議結束後,大部分代表當天趕回上海。  馬林、尼克爾斯基以及李漢俊、陳公博未前往南湖參加閉幕會議。陳公博與妻子於31日夜乘車至杭州遊玩,8月3日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寧輪迴廣東。離開前,周佛海等人與他談話。周佛海告之陳公博會議已在嘉興南湖結束,陳獨秀當選中共中央局書記。

  陳公博、周佛海各有文章回憶說,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的當天夜裡,陳公博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的《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8月2日的後續報道《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從《新聞報》和《申報》的報道,案件發生的時間為7月31日凌晨。由此可以確定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闖入一大會議的時間為7月30日傍晚。從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一大開幕日期是7月23日。1981年紀念建黨60週年時,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一大開幕確定為7月23日。。這一開幕日期也與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行程相符:7月21日到上海,7月22日拜見2名外國教授(馬林與尼科爾斯基)。  嘉興會議既大會閉幕時間仍長期未有定論,相關文獻只能籠統的說是八月初的一天。存在的六種說法(日期),分別是7月31日,8月1日、2日、3日、4日、5日。  陳公博的兩次回憶,他從杭州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寧輪迴廣東。陳公博回到上海後,周佛海與他談話,提及嘉興會議結束。研究者根據《申報》刊登新寧輪於8月4日出港的公告,推定嘉興會議時間在8月4日之前。8月2日作為常見的說法,或視為定議。王會悟作為嘉興會議會務人員,持8月2日說,但其對嘉興會議的回憶亦有改變。2013年,中共嘉興市委組織課題組對這一問題展開專題研究,2018年宣佈經研究推定為8月3日。  對於閉幕會議的日期各種資料存在的衝突如下:  其他考證: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規定了黨的奮鬥目標、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通過了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了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這些一大檔案的中文原文已經佚失。  1937年尼姆·韋爾斯女士訪問陝甘寧邊區時,向董必武問起了中共“一大”文獻的下落。在尼姆·韋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檔案,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1950年,中國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的中文文言譯本,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於綱領的激烈的爭論,但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葛薩廖夫寫此文時在中國,跟共產國際來華代表有工作接觸。這篇歷史文獻,出自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蘇聯陰謀文證集彙編》的文言文寫的書籍,沒有標明何時由何出版社出版。經查證,此書來歷是: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突然包圍、突襲、搜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蘇聯代表處,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從大使館搜去所有檔案,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檔案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此書。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56年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出訪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1957年蘇共向中國移交了俄文版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檔案》,其中有兩份檔案,翻譯成中文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其中《綱領》中寫明瞭黨的名稱、奮鬥目標、入黨條件、組織原則等。但這兩份檔案無作者、無年月日、無收發文方、僅僅就是稿件而已。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刊載於內部保密刊物《黨史資料彙報》第六號、第十號上。為了鑑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檔案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表述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檔案送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請求鑑定。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覆函: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彙報》第六號、第十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檔案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檔案上載明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於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作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問題的......好像是有那麼一回事”的評語。 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室主任韋慕庭聽說哥大在整理圖書館檔案時發現一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名字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作者是Ch'en Kung-Po,即陳公博。碩士論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兩份英文附件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中共一大會議被法租界巡捕打斷後,陳公博沒參與南湖上的最後一天會議,但是最後定稿的《綱領》和《決議》被陳公博帶了一份遞交給未能參會的陳獨秀了。陳獨秀決定先不發表,於是這份檔案就這樣留在陳公博手裡了。1923年赴美留學,在美國寫碩士論文剛好用上。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於論文字身,而在於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六篇文獻: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找到的重要歷史文獻  1972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幹校下放勞動,回到單位,到北京圖書館翻閱文獻,在日本出版的《東洋文化》雜誌上讀到藤田正典教授的論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二全大會、三全大會檔案的研究》,該文一條註釋中寫著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北京圖書館裡當時就收藏了這本英文版《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李俊臣把該書的韋慕庭寫的緒言及陳公博的論文,譯成中文。跟俄文版還原譯成的中文稿一對照,兩種版本的中共“一大”檔案只有翻譯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當時是根據同一中文原稿翻譯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條,而俄文稿同樣缺了第十一條。這更表明兩種外文稿同源於一種中文稿。中文原稿中為什麼會缺了第十一條,則成了歷史之謎:或許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條誤編為第十二條,只是漏了一個號碼,原件內容無遺漏;或許是手稿中漏寫第十一條;也可能是第十一條引起很大的爭議,付諸大會表決時被刪去。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的臨時性綱領。在綱領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其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而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還有從事各類工人運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稱為“三人團”。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主編《共產黨》月刊。

  

  會議召開前,與會人員並未意識到會議的意義和政治影響。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成功執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普遍的觀點認為,“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每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

  與中共一大相關的電影有《開天闢地》(1991)和《建黨偉業》(2011)等,電視劇則有《開天闢地》(2011)和《中國1921》(2011)等。

  

  現中共一大會址位於上海市黃陂南路347號,新天地附近。會議結束後,至中共政權在1949年佔領上海時,因城市變遷,已無法確定詳細地址。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組織人員確認一大會地。最終,通過周佛海妻子楊淑慧辨識,確定興業路76號為一大會址。1952年9月,會址復修,成立紀念館對外開放,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於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祕密召開,7月30日會場被租界巡捕房搜查後休會,8月3日在浙江省嘉興閉幕結束。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