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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林,即文翰(文章)之林,故往往稱文苑。翰林一詞最早可以在漢代揚雄的《長楊賦》中看到。由於漢代文學侍從在玉堂殿待詔,故翰林院也常被稱為玉堂、玉堂署,明朝初年,洪武帝稱翰林院為詞士之林,賜御匾「詞林」,故又稱詞林、士林院。而翰林院人員往往必須修史、考訂實錄,故又稱為太史院。

  翰林院始創於唐朝。初時主要收集各類文學、醫卜、方伎、書畫方面的人才,供皇帝遊樂消遣。自唐玄宗後,分出翰林學士院,負責為皇帝起草機密詔制,舊翰林院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的重要機構,有“天子私人”之稱。  唐朝之後,翰林學士院的政治地位經歷過“兩高三低”的變化。五代十國時期,武人得勢,翰林勢力大降。宋朝後翰林院結構得到規整,與科舉制度的關係亦確立下來,權力達到唐以後第一次高峰。遼、西夏、金、元時期,雖仿效唐宋建立翰林院,以籠絡漢族文人,但實權很少,遼朝更是將翰林院、國史院合併。明朝初期,翰林院恢復唐宋時的地位,達到第二個高峰。永樂朝之後,翰林院被內閣代替,逐步遠離政治,成為撰修書史和起草一般文書的普通機構,但作為養才儲望之所,翰林地位清貴,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都從此而出。清朝時,翰林的地位並無變化。清末的政治改革,以學校教育代替科舉制度,使翰林院逐漸沒落。清朝滅亡後,翰林院不復存在。

  

  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淵設立由各種有才能的人士供職的官署,稱為“別院”,是為翰林院的前身。除文學人才外,醫卜、方伎、書畫、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選,主要是供皇帝遊樂消遣的機構,史稱“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當時任職者並無名號,到了高宗時,開始稱為“北門學士”。唐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初稱翰林待詔,為“等待詔見”之意,有張說、陸堅、張九齡等。後來改稱翰林供奉,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由官員充任。任翰林的官員在履行翰林職責之外,與其它官員無異,照常工作。翰林學士院是負責起草詔命、參預機務的樞要部門,而原來的翰林院也稱舊翰林院,維持原本的功能,為普通機構。後來又設翰林侍講學士和翰林侍書學士,與學士院無關。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人數限額,後來依照中書舍人之制,置學士六人。憲宗時設立學士承旨,為眾學士之首,單獨召見。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局面嚴重,皇帝與朝臣聯合反對宦官的鬥爭以及朝臣內部的黨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局面下,號稱“天子私人”的翰林學士得以在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先是起草內製、參謀顧問,侵奪了中書省的權力;繼而參預機密,權力趨於鼎盛。唐德宗時,翰林學士已有“內相”之稱。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佈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內製;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製。二者並稱兩制,而內製重於外製。翰林學士也常被升為宰相。  至唐順宗時,翰林權力達到過一次高峰。翰林學士王叔文與其他翰林學士實施新政,與當時集軍中大權在手的宦官集團展開鬥爭,充分利用了翰林職權上的便利,不過最終失敗。以後宦官集團基本控制了朝中大權,翰林勢力又趨式微。  五代十國時期,翰林地位較低。後晉天福五年時更曾經一度取消翰林學士,將其職權併入中書舍人,但後來恢復。

  遼代分南北面官,北面官系統設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林牙即文士,大林牙院官員有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左林牙、右林牙等官員,著名人物有綽號“大石林牙”的耶律大石;南面官系統則設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遼代從制度層面確定了翰林院作為掌管制誥的機構名稱,以前代翰林院之名指代翰林學士院之實。這一點為元代所繼承。

  宋朝沿襲唐代制度,設有翰林學士院,職責是負責起草朝廷的制誥、赦敕、國書以及宮廷所用文書,還侍皇帝出巡,充顧問。學士中資格最老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其下有翰林學士、知制誥。其他官員入院而未授學士,稱為“直院學士”。如果學士缺員,由其他官員暫行院中文書,則稱“學士院權直”或“翰林權直”。北宋前期,翰林學士沿襲唐代,不設品秩。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承旨和翰林學士成為正式官職,官居正三品,不任他職,專司內製。此外,同唐代一樣,另設專掌方術伎藝供奉等事的翰林院,如翰林圖畫院等。

  宋朝是翰林與科舉接軌的時代。宋太宗時,開始大規模的科舉考試。在唐朝,考中進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資格,還須通過吏部的選試以得到官職。到了宋代,凡是省試、殿試通過以後,朝廷立即授予官職。這樣,翰林學士必為進士出身。  當時的其他政權由於學習唐宋體制,也承襲了翰林制度。西夏設有翰林學士院;高麗和大越也有翰林院。

  金朝置翰林學士院,設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等,掌草詔等事,地位較遼朝要高,與北宋相仿。

  元朝設翰林兼國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與金代相同,分掌制誥文字、纂修國史及譯寫文字。

  明朝翰林院以永樂朝為界,經歷了先盛後衰的過程。明朝初期,繼承宋朝制度,改翰林學士院為翰林院,以翰林學士承旨為首,秩正三品,其下有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待制、應奉和典籍等官職。不久後又降翰林學士為正五品,並革除學士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等官職,另設《五經》博士、修撰、編修和檢討。初時的翰林院官員是經過薦舉入職,與科舉無關。天順二年開始與進士掛鉤,一甲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為編修,以下為檢討。以後又將二甲、三甲中優秀者選為庶吉士,相當於“見習翰林”。至此,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翰林參預政治的方式是通過內閣。內閣位於文淵閣,初時的大學士一般由翰林官員擔任,後來連六部官員也有以翰林充任的。翰林品秩雖低,卻是顯貴的官職。雖為五品,宴祀時可以坐到四品官員之上。  成祖朱棣靖難篡位後,開始重用內閣,而翰林院逐步與內閣分開,權力被削弱。宣德年初,內閣分為東西兩房。西房為“能書者”之處,稱為“西制敕房”;東房由學士等制訂敕令的人組成,稱為“東誥敕房”。正統七年(1442年),在文淵閣外另造翰林院,等閒者不得入文淵閣。這樣,翰林院與文淵閣分離,翰林學士已不能檢視誥敕,改由內閣掌管。此後制訂誥敕等機密大事全由閣臣操辦,翰林院已無法干預 。即使如此,內閣重臣仍皆出身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清初翰林之職最初屬於內三院,順治之後沿襲明制,設翰林院。但由於清朝統治者為滿人,在官制上採取了均衡滿漢的方略。設掌院學士二人,滿、漢各一人;其下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修撰、編修、典簿、檢討、待詔、庶吉士等。侍讀學士以下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過者要被除名翰林,因此有“翰林怕大考”之說。這時的翰林院與明時一樣,地位清顯,但並不參與機密大事,主要職務是修史編書、掌文詞翰墨、充當皇子師傅、科舉考官等等。同樣承襲了明代的是,雖然翰林院無實際權力,由於被視為儲才之所,重臣宰輔大都從翰林院出身,以至於道光咸豐年間,點翰林成為了仕途捷徑。從編修、檢討做起,十年可做到侍郎。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正式廢除科舉制度,翰林制度也隨之消失。  外班翰林出現在清朝,指的是為保持翰林中滿蒙人的比例而經皇帝特准,從科甲出身的滿蒙官員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於非經正途而入,被戲稱為“鬥字翰林”,表示才學不夠之意。但滿蒙翰林並非全是靠此途徑入館,憑真才實學入翰林者亦眾多,還出現了一家數代翰林的滿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滿蒙兩大民族敦儒重學的風氣。  洋翰林指清末洋務運動興起後歸國的留學生。19世紀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國幼童到外國留學,由容閎、陳蘭彬監督。之後留洋學生漸多,清廷對留洋歸來的學生按文憑賜予進士出身或授官職,因此也被稱為“洋進士”、“洋翰林”。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龐大的翰林群體,對清朝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清朝末期,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以及科舉制度日顯腐朽落後。西學東漸,翰林中也出現了主張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圖強的聲音。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沈葆禎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滅亡後,遺留下來的翰林群體依然活躍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經濟的舞臺上。中華民國時期,教育總長蔡元培,北洋總統徐世昌,民族實業家張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書法家譚延闓,外交總長顏惠慶,書法家潘齡皋俱是翰林中人。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0日,清廷甘軍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清廷甘軍縱火而化為灰燼,院內《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底本幾乎全部遭到焚燬,所餘無幾。  清末翰林的後代子孫,由於受到父輩祖輩的學術薰陶,成為文學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數。例子有清代首科狀元傅以漸後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呂鳳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驅呂碧城,翰林張佩綸的孫女、著名作家張愛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孫、著名作家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後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國學家商承祚,學術巨擘俞曲園曾孫、紅學家俞平伯,軍機大臣瞿鴻<unk>之孫、社會史學家瞿同祖,嘉慶狀元趙文楷後人、佛學家趙樸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孫、國學大師兼書法大家啟功,溥儀老師陳寶琛的侄孫、經濟學家陳岱孫等等。

  翰林制度和科舉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宋朝之後正式確定下來。翰林制度可以看做科舉的延伸,因為殿試之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中優秀者則成為庶吉士,簡稱“庶常”,進入翰林院「庶常館」由「資深翰林」教導三年,稱為“入館”。三年後考試,稱為“散館”,考取者留於翰林,不入者通常外派知縣。  翰林與科舉的另一個關係,是翰林官員擔任科舉的考官。明清兩代,鄉試、會試考官多由一、二品官員以及翰林擔任。雍正帝說:“開科取士,凡屬考官,皆擇人品端方,素行謹恪者為之。”可見能成為主考官是極大的榮譽。一般在京為官的翰林普遍窮困,擔任主考官可獲得鉅額收入,例如地方官會送給考官“程儀”,也就是路費,有數千兩之譜,加上中舉的舉人都會送上拜師錢。《隨園詩話》說:“窮翰林,任試差,遽買南妾一人,日日食鮮魚活蝦,瓦鴨火腿,紹興酒,龍井茶。”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翰林院對學術研究、整理以及儒學教育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作為儲才之所,翰林院有修書編史的職責。明清兩代期間,為了加強對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皇帝命翰林院進行了多次書籍彙編,對當時傳世的文獻予以校勘、編輯、重印,銷燬皇帝認為應該毀禁的書目,匯成類書、叢書。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官解縉等纂修大型類書,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初名《文獻大成》,後稱《永樂大典》。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彙集了先秦至明初各類書籍共八千餘種。清朝康熙年間,翰林官陳夢雷奉旨編輯《古今圖書整合》,全書共10000卷,原名《古今圖書彙編》,編輯歷時28年,共分6編32典,一共一億六千萬字。乾隆年間,翰林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奉旨主持編輯《欽定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歷時十年乃編成。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餘冊,約十億字。雖然在編撰過程中應皇帝要求刪改銷燬了大量書冊,但也對當時的各類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理。翰林院內藏有的珍本善本書籍不計其數,其中包括不少海內孤本。  明清時期,作為國家最高學府的國子監,其主要官員如祭酒、司業等官缺也被納入翰林官,使翰林與學校教育直接接軌。同時,不少失意的翰林官充任各地書院山長(校長)或主講,促進了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從唐代起,作為“天子私人”的翰林就是皇帝擴大自身權力的工具。唐宋時期翰林不隸屬於其它部門,直接聽命於皇帝。翰林勢力的擴大彰顯著實權逐漸集中到皇帝的手上。明以後翰林被內閣代替,清朝時後者又被軍機處取代。一次次的蛻變顯示出專制集權程度的遞增以至達到頂峰。翰林院的變遷恰是見證。  翰林院更是歷代皇帝進行文化專制的象徵之一。漢代建立了“獨尊儒術”的思想專制後,知識分子與皇帝的關係並不緊密。士人可以售才學於朝廷,也可以歸隱於荒野,更可以在筆下褒貶朝政。皇帝為了尋求知識分子的支援,也必須禮賢下士。科舉制度和翰林制度的發展,則將社會上知識分子的精英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而隨著中央集權程度加深,士人逐步將所有權力與尊嚴奉獻給皇帝。君臣關係從漢唐之坐而論道,經過宋代的立而聽命,發展為明清的臣子跪而請旨。尤其在清入關後,由於民族因素,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壓迫更為嚴重。清朝皇帝個人素質較高,精力充沛,使得文臣變為皇帝身邊的弄臣。出於對被統治的漢族的心理恐懼,清朝統治者也不會將權力分給漢族的大臣。明清還發生了多次的文字獄,並在清朝達到高峰。這使得知識界萬馬齊喑,造成了晚清知識分子氣節的缺失。

  漢族王朝在文化上的優勢,使得各個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學習科舉翰林制度。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創殿試一甲頭名即狀元例授翰林院應奉的制度,使翰林與科舉不可分割;元代創立蒙古翰林院,使將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論,除漢族出身者外,不乏滿、蒙翰林躋身其間,還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數民族的優秀士子得選,遂使翰林院成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之所。清朝實施“滿不點元”的政策,即滿族士子按例不點狀元。然而為了保持翰林中滿蒙士子的比例,仍採用特授館職和外班翰林的方式增加滿蒙士子數量,客觀上促進了滿蒙民族的文化發展。此外,歷代的太子師傅與皇帝的顧問都由翰林充當。漢族翰林對非漢族統治者的教育對後者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關係。

  

  朝鮮于王氏高麗時代開始實施科舉制度。太祖王建時參考泰封(後高句麗)的制度設定元風省,並在下面置學士院。至第8代君主顯宗時改名為翰林院,是君主命令起草檔案的部門。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提到:「翰林院在幹德殿之西,所以處詞學之臣。」之後又改過幾次名,到第31代恭愍王五年(1356年)時又改回翰林院。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改為藝文館。又名文翰署、詞林院、藝文春秋館,但成為元朝的朝貢國後,則改為成均館。在高麗一朝的發展中,曾出現「文翰」及「史官」兩者合併的情況,就是前述的藝文春秋館(合併於忠烈王三十四年,即1308年),後來雖曾於忠肅王十二年(1325年)分拆,但至高麗恭愍王元年(1389年),兩者再度合併為藝文春秋館。朝鮮王朝之後,科舉被兩班壟斷,進士直接授予官職。朝鮮官制中與翰林院類似的是承政院、弘文館,負責傳達王令,頒佈詔書。但是科舉考官的職責由禮曹負責。

  日本在8、9世紀時曾仿照唐朝的制度舉辦貢舉,但到了11世紀後已名存實亡,並不與舉官授職銜接。日本的官制為“二宮八省”,其中並無翰林院。與翰林院類似的機構是中務省,負責保衛工作以及草擬詔書,確保上命下達。

  據黎崱《安南志略》所載,古代越南的文職官員中,就設有翰林院官。至於它的發展,可追溯至太寧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這是實行科舉制度的開始。1076年(英武昭勝元年)李仁宗在升龍(今河內)設立國子監,選文職官員識字者入內習文。英武昭勝二年(1077年),試官員以書算刑律;廣祐二年(1086年)成立翰林院,試全國有文學之才者充翰林院官。以後的陳朝、胡朝中仍實行科舉制度,翰林的職位也一直保留。陳朝時,翰林學士更參與政界,如陳聖宗時的黎文休便任翰林院學士及兵部尚書。據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等的分析,這是說明了「儒生作為庶族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臺」。  到黎朝時科舉興盛,翰林院納入正式規制,之後的阮朝亦加以承襲。明命帝改革官制時,修訂了翰林院官職的品級,如掌院學士及直學士為正三品、侍讀學士為正四品、侍講學士為從四品、翰林院侍讀為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及翰林院承旨為從五品、翰林院著作為正六品、翰林院修撰為從六品、翰林院編修為正七品、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翰林院典籍為正八品、翰林院典簿為從八品、翰林院供奉為正九品、翰林院待詔為從九品。  翰林院直到20世紀初,才隨著科舉廢除而消亡。而在現代越南語中,「翰林院」()一詞意為「科學院」。如「俄羅斯科學院」在越南語中直譯即為「俄科學翰林院」()
翰林院從唐朝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有“天子私人”之稱。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稱翰林官,簡稱翰林。宋朝後成為正式官職,並與科舉接軌。明以後被內閣等代替,成為養才儲望之所,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地位清貴,是成為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的踏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