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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以青年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等人為代表。活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歐、中歐,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很大。與列寧一樣反對第二國際權威理論家伯恩施坦與考茨基的經濟決定論的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在革命問題上的消極態度;而是高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無產階級的集體意志可以使得經濟事實適應於他們的意志,歷史規律不是自動的自然過程,而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以人的活動為轉移。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認識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理論反映”。是他們找尋無產階級革命方式、道路的“理論成果”。他們認為,十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意志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奪取全國政權,是因為沙俄的無產階級具有強烈革命要求、高昂的革命意志,才能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最落後的一環取得無產階級革命成功。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樣,首先是一個革命家,盧卡奇、葛蘭西和科爾施分別參與組建了匈牙利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德國共產黨;其次才是作為理論家。但是,在革命的道路和形式上,他們與列寧分道揚鑣了。這是因為西歐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相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有所下降,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如何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他們高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既然歷史趨勢、歷史規律是人的活動的結果,可以因人的活動而改變,可以服從無產階級的集體意志,那麼首要的問題當然就是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促使無產階級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經過考察發現,限制無產階級意志、使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出現消退的主要因素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文化。因此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意識形態批判和文化批判,以此消解對無產階級革命意志的限制,促成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這樣,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和道路就由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轉移到文化鬥爭,就由現實的革命行動轉移到理論的批判,並由此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思路。  列寧稱這些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列寧在1915年寫的《哲學筆記》中感嘆:“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60年代,以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形成了高潮。其歷史背景是,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通過對蘇共內部其他領導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鬥爭,逐步掌握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第一個五年計劃為開端的工業化建設,爭取把在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包圍的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在西方列強敵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復仇主義與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戰爭威脅下,蘇聯形成自衛國防的經濟與工業基礎。為此,斯大林高度強調經濟建設與工業化對國家與革命成敗命運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捱打的”、“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等,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與經濟建設體制。在這些社會實踐背景下,形成了西方社會稱謂的斯大林主義,理論集中體現於1938年10月斯大林親自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親自撰寫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系統闡述了斯大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把歷史唯物主義看作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應用,過分強調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經濟的決定作用,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把歷史唯物主義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條化、簡單化、線性化等等。  與此同時,西歐當時是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是世界先進行列,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哈貝馬斯、施密特、列菲伏爾、薩特、弗洛姆、萊希為代表,並不承認斯大林主義所主張的歷史規律的客觀決定性和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因為西歐即便如此發達,也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高舉人道主義和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實踐上的極權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道主義,也是對早期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突出強調人的能動作用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是對斯大林的高度集中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反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反思、以及二戰後冷戰時代東西方核對峙的憂思。  薩特批判蘇聯馬克思主義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僵化的理解,認為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機械的決定論和教條主義的公式。薩特提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學辯證法或歷史辯證法,即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什麼辯證唯物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工資不斷提高,參與了對世界整體剩餘價值的分肥,西方無產階級擺脫了貧困狀態,分享著物質社會的舒適。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由此喪失,變成了沉醉於消費的、沒有了批判性的單向度的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形式由原先政治的統治逐漸演變為技術的統治、理性的統治。面對這樣一種形勢,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或人的解放的首要任務就是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而激發的手段就是進行技術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或者說是社會批判、文化批判。這樣,西方馬克思主義就由馬克思的生產關係批判轉向生產力批判,就由現實的政治鬥爭、經濟鬥爭轉向理論批判和“文化大拒絕”。在現實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批判並沒有能夠起到喚起西方民眾的預期作用。  上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主張,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人的倫理抗議,把馬克思主義倫理化、唯心化、人道化。

  1965年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為代表的第三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人道化、人本化。認為以1844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為分水嶺,此前馬克思的思想屬於意識形態階段,此後進入了科學階段。意識形態是指維護自身利益的理論主張;而這裡的科學是指符合一般科學規範,可重複、可檢驗的理論與實踐。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是一種不成熟的思想,並不代表真正的馬克思;進入科學階段的馬克思徹底批判一切哲學人本學和人道主義,“同一切把歷史和政治歸結為人的本質的理論徹底決裂。”認為馬克思在創立一門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創立了一種新的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顛倒”,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黑格爾的科學理論,是一種在承認經濟因素只是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起決定作用基礎上的“多元決定論”。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人道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而人道主義是意識形態。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理論反人道主義”。

  在阿爾都塞的科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下,分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之作——傑拉德·柯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於1978年出版。科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由此進入“分析的階段”或“邏輯實證主義階段”。柯亨在該書序言中明確指出與阿爾都塞的關係:“L·阿爾都塞強烈地影響了當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興趣,......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使我確信,永久重要的馬克思是在《資本論》及其準備材料中被發現的。”“這本書為歷史唯物主義辯護,提供支援它的論證,但更以我認為引人入勝的形式介紹這個理論。”柯亨指出,要辯護的是一種“老式的歷史唯物主義,一種傳統的概念。在這個理論中,歷史從根本上來說是人類生產能力的增長,社會形態的興起和衰落要以它們促進還是阻礙這種增長為轉移。”亨所辯護的歷史唯物主義既不同於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更不同於人本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是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等作為基本範疇,把它們之間的關係作為基本原理的歷史唯物主義。柯亨用分析哲學的標準、方法,把科學性、嚴格性、準確性、清晰性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
西方馬克思主義(英語:Western Marxism),有時簡稱為西馬,一般定義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出現於歐洲國家,主張以區別於“蘇聯式”(“列寧式”和“斯大林式”)的方法,在當下的歷史條件中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激進的思潮。最早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的是德國哲學家卡爾·科爾施,但目前更為廣泛接受的定義則來自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梅洛-龐蒂在他1955年出版的著作《辯證法的歷險》中首先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追溯到匈牙利哲學家格奧爾格·盧卡奇在1923年發表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因此盧卡奇也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儘管他本人不承認這一點)。而盧卡奇又把羅莎·盧森堡看作是比自己更早的先驅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用於泛指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歐美國家共產黨的黨員。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著相當多的分支,而它們從來沒有產生過共同的統一指導思想或綱領。由於大多數學者在轉向馬克思主義研究之前就已經擁有了相當的學術背景,因此他們將各自的學術背景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產生了眾多不同的流派,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等等。法蘭克福學派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