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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登奎於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鄉縣。抗日戰爭爆發的那年,15歲的紀登奎開始參加革命,並加入了由中共領導的犧盟會。第二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出任晉東青救總會委員、兼和順縣青救會主席。此後,他長期在華北地方工作;歷任魯西區黨委青救會組織部部長,冀魯豫第二地委抗聯分會組織部部長、副主任,冀魯豫第一地委委員、民運部部長,中共平陰縣委副書記,冀魯豫區黨委黨校組教科科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科長,豫西區黨委工作團書記、兼中共魯山縣委副書記、書記,伏牛山剿匪指揮部黨工委副書記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紀登奎出任中共河南省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1951年春,毛澤東南下視察工作,途經許昌時,得知當地有這樣一個年輕能幹的領導幹部後,就特別在專列上召見了紀登奎,聽他彙報工作。這也成為紀登奎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年4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郭小川撰寫的《中共許昌地委的宣傳工作》;同日,《人民日報》還在頭版配發了一片題為“學習許昌地區經驗,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的社論;5月,紀登奎出席了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對他讚賞有嘉。不久,紀登奎就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時年僅28歲。  由於毛對這位比他小三十歲的年輕幹部印象深刻,以後每到河南,一定要聽紀登奎的彙報。因此,紀登奎的升遷速度也很快。1954年任河南洛陽礦山機器廠(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廠長、兼黨委書記。在大搞工業建設的背景下,這家工廠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前蘇聯援建的重點工程之一。據稱紀登奎的任命,也是因為毛澤東的建議。1958年11月,洛陽礦山機器廠比計劃提前一年建成投產。不久,紀登奎就被調任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兼軍分割槽第一政委。1963年3月,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祕書長;兩年後,晉升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又兼任商丘地委第一書記。

  由於深受毛的提攜,紀登奎一直都積極支援毛澤東的群眾造反“路線”。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紀登奎還被任命為“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的副組長;但他並不認同“造反派”奪權的行為。後來,在“一月風暴”的背景下,紀登奎也受到了衝擊,被關押了起來。  半年後,紀登奎被恢復了工作。1968年,紀登奎出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並實際主持河南省的工作。在1969年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紀登奎被安排以“革命幹部代表”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會議結束時,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他正式進入中央工作,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日漸加重。出於政治考量,在沒有正規軍隊任職經驗的狀況下,紀登奎被毛任命為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這一做法,被毛澤東稱為是“摻沙子”;目的,就是為牽制林彪等人。林彪倒臺後,毛澤東對紀登奎等人的信任度加重。1973年,紀登奎正式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1975年1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在討論向外通報決定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的檔案時,紀登奎提出“應該在中央檔案中指出‘文革’的錯誤所在”。因為這一點,有人稱紀登奎“是中央高層提出對‘文革’懷疑或者否定意見的第一人”。  “文革”結束後,在政治上,紀登奎擁護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他繼續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然而,在鄧小平掌權後,紀登奎受到指責、並被邊緣化;特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這次會議上,紀登奎接受了來自各方的批評,決定退出中央,但一直沒有公開。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正式辭去了所擔任的所有領導職務。  1983年後,紀登奎被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並給於正部長級待遇。  1988年7月13日21點06分,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1976年7月,毛澤東病情加重。這時,姚文元收到了一封新華社負責人解力夫轉來的內參信,是一名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寫的。信中反映1976年初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只要主席一死,老派就要大幹。他們已經祕密串連,做了準備,到時候宣佈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無論老派新派誰上臺,都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臺好一些。寫信的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後,把信轉給毛主席。但這封信被姚文元鎖在了自己家的抽屜裡,誰也沒有交。
紀登奎(1923年-3月17日-1988年-7月13日),山西省武鄉縣人,“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以及“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重要政治人物。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晚年賞識和培養的幹部,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等職。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政治上受到排擠,被邊緣化;於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正式辭去所有職務。1983年後,被任命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正部級研究員。1988年7月13日,因突發心臟病,逝世於北京,享年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