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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它最初特指1966年6、7月向學校派駐工作組時蒐集的指定運動物件的材料。感到運動危機的當權派本能地運用收集、整理材料的武器對付潛在的造反物件。毛澤東下令驅逐工作組,這些材料(排隊統計表格、大字報抄件、會議記錄、簡報)被定性為“黑材料”,並要求予以銷燬。後來逐漸泛化為統稱歷次政治運動中,暗中整理的個人或群眾組織有關政治、思想、言行、生活等方面的材料,也包括圖書館的歷史資料(書籍、報刊)和敵特檔案等。  這類材料有本人自述交待被引申、附會、歪曲了的,有屈從於強大壓力用無限上綱、憑空捏造等手法,編造出來以求過關自保的假話,有第三者向上級反映的某人有越軌言行(私人信件、私人交談亦被蒐羅其中)、歷史汙點的材料,有歷次政治運動填寫的個人履歷表格、評定記載,或者是這些材料的規納整理。這類材料的整理意圖本來就多出於領導收益,往往能引起他們的格外重視,但多半由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懸置起來,卻又被塞進了檔案袋,成為下一次政治運動尋找階級鬥爭物件,與新的運動需要、鬥爭主題對位的根據。這些材料有的來自單位內部,有的來自公安部門。由於官方檔案制度的完備,它會跟隨當事人終生,因此極具殺傷力、威懾力。政工部門的權力不僅在於其職權定位是專司人事管理的,而且還在於掌握了檔案材料。  對文字資訊的佔有權、處置權,是領導人其他權力的基礎、一切權力的關鍵,而1966年以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各級領導人,隨其官僚化、脫離群眾、濫用權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檔案材料、涉及群眾言行的各種文字記錄,當作是管制和馴服群眾的有效工具。在毛澤東經由中共中央的授權下,受迫害群眾要求平反、恢復名譽,而領導人則要捍衛其治理權的神經中樞——對官方檔案的壟斷權。  在以階級鬥爭觀點看待、分析一切的年代,黑材料就可以整倒一個人,即使整不倒也足以使他被打入另冊,導致當事人不被信任、不被重用。1966年10月這些材料已經成為開展文革的障礙(群眾怕運動後期“秋後算帳”而畏首畏尾),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說:“凡是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燬。”銷燬黑材料的計劃,被納入實現毛澤東打碎既有國家機器、官僚體系的整體目標的一部分。  整理黑材料、打壓群眾運動的內幕被揭發了出來。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安排各校工作組在各校師生中搞左中右分類排隊、整材料。寫揭發當權派大字報的師生被排在右邊。每五天排一次隊,向上彙報一次。大學組下設的聯絡、情報、宣傳、研究等組專門負責蒐集(公安廳經手)赴京告狀學生動態(組織名稱、人員、名單、家庭歷史、本人政治面貌、觀點)。從1966年6月到12月,公安廳搞了五百多份黑材料,大專院校聯絡總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組大學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簡報,外地學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簡報(涉及到30%以上的運動參與者)。  圍繞黑材料的銷燬和儲存,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戰:造反組織對官僚不僅有和平的談判協商(通常在領導人與群眾組織代表之間),也包括比較激烈的形式,如請願、絕食、包圍和佔領政府辦公場所,直至有大規模人群參與的搶奪和肉搏戰。在領導人一方面,面對群眾要不到就“搶”的策略,採取了各種各樣“藏”的對策。藏的地點,通常是本單位的機要部門、保衛部門,甚至轉移到公、檢、法、軍隊機關等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單位。1966年12月“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等組織一千多名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策劃支援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軍區的黑材料和揪省委書記陳偉達為目標,發生衝擊杭州市浙江省軍區大院事件。作為當地造反派的跨行業聯合行動,二十多天後繼發更大規模的第二次衝擊軍區,導致了持續半個月之久的軍民對峙危機,震動全國和中央高層核心。  造反派群眾奪取了黑材料之後,出於報復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將黑名單之類公佈於眾,引發新的矛盾衝突(導致後來一燒了之政策的出臺)。文革後曾對這類材料進行過清理,或退還本人,或當面銷燬。
黑材料本義既是指記錄著某人罪行、錯誤和汙點的檔案,又指領導人或其他人暗地以非法手段,惡意地收集或編造別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記錄,可以用來指控和迫害人。廣義的說,本人或者別人所寫的思想彙報、會議發言、大字報、檢查、日記、通訊、個人檔案等等,都可以成為“黑材料”的構件。量上不斷積累起來的材料自身便會發生匪夷所思的質的異化:即使此時此地沒有問題的言行,到彼時彼地就可能成了問題——在政治運動頻繁、主題多樣、政策多邊的時候,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