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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5月,中共第一次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認為:“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於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根據這個決議,成立了兩所最早的黨校——安源黨校、北京黨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重申:“黨中教育機關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於可能時更有設立黨校有系統地教育黨員......增進黨員相互間對於主義的深切認識之必要。”這時,全國黨員只有900多人。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宣傳問題議決案》中指出: 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作出了《開辦最高黨校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在北京及廣州各辦一長期黨校”。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陳獨秀作《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提出:  此後大會經過討論,原則同意了在武漢創立中共中央黨校的設想。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於1927年5月22日開會,決定在武昌創辦中央黨校,並定學期為6個月,招收學員300名,定於1927年7月30日開學。特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黨校籌備處,組成人員為米夫、張秋人、任作民、陳潭秋;副教務主任為尹寬;事務主任為張秋人;翻譯為李德昭、劉國章;庶務會計一人。然而,由於發生了七·一五事變,中央黨校未能開學。  1933年3月13日,為紀念卡爾·馬克思逝世50週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將位於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的原中共蘇區中央局黨校改稱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由張聞天接替中共蘇區中央局黨校校長任弼時兼任校長,楊尚昆擔任副校長,董必武擔任教育長。1933年3月15日,第61期《紅色中華》出版,其中報道稱: 該校是由中共中央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全總執行局和少共中央局等共同創辦的。該校開學後,先後有劉少奇、陳雲、董必武、李維漢、楊尚昆、成仿吾、馮雪峰等在該校任職或兼任教員。1934年7月,蘇維埃大學併入該校。同年10月紅軍長征時停辦,該校的幹部和一部分學員隨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在一年半時間裡,初級班、中級班、高階班3批學員、大約300多人從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畢業,其中有基層幹部也有高階幹部,有黨政軍幹部也有群眾團體幹部。  長征到達陝北之後,1935年11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會議)決定恢復“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並與“中共陝北特委黨校”合併,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中央黨校在瓦窯堡培訓兩期學員之後,因紅軍東征而暫停辦學。1936年6月,從瓦窯堡遷到保安縣(今志丹縣)任家坪一帶。同年10月又遷到定邊縣,與紅四方面軍黨校合併,在一所職業學校內辦學。當時董必武任校長,馮雪峰任教務主任,後來由成仿吾接任教務主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同年2月10日,中央黨校隨之進駐延安,校址設在東郊橋兒溝的天主教堂。成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幹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階與中級學校”。為開展全黨整風運動和開好中共七大,從1939年至1943年,中共中央有計劃、分期分批從全國各地抽調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群領導幹部到延安進行培訓。當時,中央黨校規模很大,分為6個學員部,六七千名縣團級以上高中級領導幹部集中在這裡學習,同時參加整風。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設立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為鄧發、彭真、陸定一、王鶴壽、胡耀邦等。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中央黨校改組,直屬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負責政治指導,任弼時負責組織指導;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負責該校的日常管理工作。設六部: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黨校由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當時由毛澤東兼任書記)管理和領導。1943年3月之後,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1943年11月,毛澤東為延安中央黨校的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明確中央黨校的校訓為“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辦馬列學院的決定》,決定由中央直接創辦一所高階黨校,“名為馬列學院,以劉少奇為院長,陳伯達為副院長”。該《決定》規定馬列學院的任務是:“比較有系統的培養具有理論的黨的領導幹部和宣傳幹部”。此即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學院。學校剛成立時位於河北省平山縣李家溝口村,1948年11月8日開學。1949年3月之後該學院遷入北平。  195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將該學院更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階黨校(簡稱中央黨校),凱豐為院長。1966年該校被停辦。  在馬列學院或中央黨校,自始便有火藥味非常濃的意識形態理論論戰,雙方主要是校內的楊獻珍與艾思奇。他們之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著名的“三次哲學論戰”。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以楊獻珍為首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與以艾思奇為首的“單一經濟基礎論”就曾交鋒。1950年代,就黑格爾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否是唯物主義掀起了又一次交鋒,楊獻珍認為其是唯心主義,而艾思奇認為其是唯物主義。1962年至1964年,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與艾思奇的“一分為二”論發生論爭,“合二而一”論在1964年遭到嚴厲的政治批判。這三次論戰,毛澤東都不支援楊獻珍。  1958年“三面紅旗”開始,當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領導的河南省在大躍進中連放“衛星”,楊獻珍回憶:“當時河南省樣樣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國第一,號稱千斤省,全省畝產小麥一千斤。小麥衛星、玉米衛星、鋼鐵衛星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地放,好不熱鬧。”於是在1958年9月,楊獻珍安排哲學教研室由艾思奇帶領到河南省禹縣、長葛縣、密縣、登封縣4個縣的社隊“參加勞動學習”。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9年1月,楊獻珍到河南省看望和了解黨校幹部工作及學習情況,後來寫成《1959年紀事》。楊獻珍在同河南老幹部的閒談中,“他們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虛作假的情況,其中有密縣人民糧食不夠吃,營養不足,普遍發生浮腫病,餓死了人。衛生部派人來調查,確屬事實。我所了感到十分震驚。”楊獻珍還從河南省黨代會簡報及發言中看到中共登封縣委書記的發言記錄說要搞大躍進就必須虛報。楊獻珍“當時看了,心中十分納悶,不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楊獻珍經過研究,認為“河南放小麥畝產7000多斤的衛星是假的”,並在不同場合批評大躍進中的虛報浮誇現象及“共產風”。他在河南的講話不久就被整理和列印出來,到處散發,他得知後吩咐收回,但為時已晚。不久,楊獻珍參加了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1959年11月,康生說楊獻珍的講話是嚴重錯誤的,逼令楊獻珍對此檢查交代,隨之又在中宣部親自佈置了對楊獻珍的批判,罪名是“反對三面紅旗”。對楊獻珍的這次批判從1959年11月直到1960年7月,最後以楊獻珍的“向黨低頭認罪”的檢討而結束。1962年初,中央黨校校長王從吾(由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任上調來)和降為副校長的楊獻珍以及艾思奇、侯維煜等副校長參加了“七千人大會”,當時毛澤東說:楊獻珍可以翻身。但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這也就無從談起了。  1964年,康生在中央黨校發起了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運動。楊獻珍及其支持者受到嚴厲批判。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會上,陳伯達辱罵楊獻珍的支持者孫定國為“冒牌的哲學家”,並首先用“大壞蛋”、“大流氓”、“大騙子”來稱呼孫定國。“後來,‘鬥’孫定國同志時,發揚了陳伯達式的‘戰鬥精神’,向他臉上吐唾沫”(見楊獻珍《屠害忠良,終身陰賊——揭露康生反革命兩面派的嘴臉》)。當夜,孫定國跳進中央黨校西南角的人工湖自殺身亡。1965年楊獻珍被逐出中央黨校,後在“文革”中被關在監獄裡八年。中央黨校講師黎明被開除出黨,後在“文革”中投井自殺身亡。1964年的這次批判運動挖出了“合二而一”論小集團,並先後從中央黨校調出或遣送回鄉百餘人。不久在“文革”中,這些“合二而一”論分子凡未死的又再次遭到衝擊和迫害,直到該案在“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恢復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黨校,即中共中央黨校(簡稱中央黨校)。由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兼任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第一副院長兼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胡耀邦出任副校長並主持日常工作。此時的中央黨校已被康生等人把持20多年,積壓了大批冤假錯案,是“文革”重災區。胡耀邦上任伊始,便在中央黨校率先拉開了中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序幕。1977年12月9日,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幾位工作人員率先貼出揭發康生的小字報,指康生與江青是一丘之貉。數小時後,揭批康生的小字報接二連三貼出。1977年12月中旬,中央黨校連續召開四天全校工作人員大會,讓教職員工揭發康生罪行。在此基礎上,胡耀邦讓中央黨校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共同整理出一份康生點名誣陷的幹部名冊,計603人。1978年11月,胡耀邦將這份材料帶到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者審閱後感到震驚和憤慨。因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揭發了康生的問題,並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立案審查。後來康生被判決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  1979年12月25日至1980年1月17日,第一次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鄧小平、李先念及中央其他負責人接見了全體代表,鄧小平作報告。會議交流了黨校覆校兩年多來的辦學經驗,討論了黨校工作中需解決好的8項任務。  1987年3月,高揚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任內主持起草了《關於改革中央黨校工作的意見》,涉及黨校教學、科研、機構及自身建設等一系列問題。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了中央黨校的改革意見,並轉發全黨。  教學是中央黨校的中心工作。到21世紀初,中央黨校的常規班次主要有進修班、培訓班、專題研討班、師資培訓班。  除上述常規班次外,中央黨校還接受有關部門委託舉辦非常規班次。  中央黨校還開展學歷教育。1980年,中央黨校開始招收研究生。此後研究生教育不斷髮展。該校研究生教育屬於國家承認的正規學歷教育,碩士、博士招生的專業均經國務院學位辦稽核批准。  1985年,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成立,初衷是解決學業被“文革”耽誤的黨政幹部的學歷提升問題。1986年正式對外招生。1993年,應各地黨校聯辦的要求,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正式在全國各地設分院。1996年統一建立四級辦學體制:中央黨校設函授總院,省級黨校設分院,市級黨校設學區,有條件的區縣黨校設輔導站,下設班和組。同時確定學費實行“四馬分肥”模式,學費分攤比例大致是:總院收10%,分院控制在15%,學區控制在20%-25%,剩下大部分給輔導站。招生規模到1994年後每年招生人數超過20萬人。但隨著國民教育序列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及成人高考,以及網路教育的興起,黨校函授學歷教育招生面臨競爭。而且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黨政幹部多已通過國民教育序列獲正式文憑。自1983年起,中共中央就黨校辦學曾下發五個檔案,賦予黨校函授辦學依據,並多次宣告“黨校文憑可以享受與國民教育相應學歷的有關待遇。”1995年煙臺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家教委辦公廳批轉了一個司局的檔案,稱黨校學歷不屬國民教育學歷序列,不作為報考國民教育系列專科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學歷依據。中央黨校去交涉,國家教委提議可將黨校列入國民教育學歷,但僅將中央黨校作為北京市的一所高校,每年僅給幾百個招生名額,因此交涉失敗。在黨政系統內部,黨校文憑在職務任免、人事升遷、工資待遇上已享受通行待遇。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多次明文重申,黨校學歷不屬國民教育序列,所以國家司法考試、註冊會計師全國統一考試、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均明確拒絕黨校函授學歷。各級黨校的財政投入沿襲了機關包乾制的經費模式,財政撥款僅及正常運轉費用的一半甚至更少,函授收入幾乎成為基層黨校維持運轉的經濟命脈。2007年,鑑於黨校函授教育產生的亂象,中央黨校以 “針對幹部學歷補課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為由,決定自2008年起中央黨校停辦函授教育。  自1994年以來,中央黨校進一步加強基本建設,新改建學員樓、綜合樓、學員食堂等同時全校的綠化覆蓋率達80.7%,21世紀初每年都被北京市和中直機關評為綠化先進單位。1999年9月1日中央黨校校園網路和遠端教學網路初步建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出席開通儀式並講話。  2000年6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面向21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和召開第五次全國黨校工作會議,黨校事業進入新階段。  2007年7月17日,中央黨校釋出公告,中共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黨校投資監管辦公室,撤銷決定自2007年7月5日起生效。  2009年7月3日,中央黨校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公告,稱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決定,“中央黨校經濟研究中心”“中央黨校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中央黨校管理科學研究中心”“中央黨校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已經撤銷,印章予以廢止,同時對另外六個研究中心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成員進行調整。  201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校工作的意見》釋出。  2017年5月2日,《中共中央黨校關於撤銷中共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等7個編外研究中心的宣告》,經中共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研究,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國情國策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共中央黨校亞洲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等7個編外研究中心。  根據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原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的職責整合,組建新的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作為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承擔下列職能: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設定下列機構:
中共中央黨校,簡稱中央黨校,為正部級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位於北京市,是中共中央主辦的“輪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高學府”,也是國家批准的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單位,2018年起與國家行政學院一個機構兩塊牌子。2019年,《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創刊於1997年) 及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創刊於2000年) 合併為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