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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志》記述的歷史從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髮生後開始,直到西晉統一三國為止,也就是從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六年的歷史。全書原共分為四部分,六十六卷:《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敘錄一卷,後來敘錄一卷缺失。原是各自為書,一直到北宋才合而為一,改稱《三國志》。

  陳壽為晉代官員,故而尊禪讓給西晉的曹魏為正統,縱然蜀漢自視為代表漢朝正統,故從未使用過「蜀」字為自己的國號,但三國志不用其正式國號「漢」而稱呼其為「蜀」。  《魏志》中對魏國皇帝各立了本紀,且還為生前無帝號的魏國奠基者曹操寫了本紀。而魏國稱王、稱帝、治喪等相涉的文告皆闕,僅引用一篇較短的《漢獻帝禪讓策文》,其他的只能見於裴注。  同樣稱帝的蜀漢皇帝劉備,則立篇名為《先主傳》,不直稱名諱,死時則使用與「崩」字同等地位的「殂」字。而劉備稱王、稱帝、治喪等相涉的文告皆詳細記載,可能與故國情愫有涉。蜀漢第二任皇帝劉禪,則稱《後主傳》。  《吳志》中則稱呼吳國皇帝的名諱,如《孫權傳》、《孫亮孫休孫皓傳》,孫權去世時使用諸侯專用的“薨”字來描述,而非皇帝的用詞。而現今則稱《吳主傳》、《三嗣主傳》則是後人所改的。孫權宣佈稱帝,《吳主傳》中僅有「南郊即皇帝位」的文句,其登壇告天的文書,傳中也沒有著錄,只出現在裴注之中。  同時為了尊重晉朝統治者,書中並未為被晉武帝司馬炎追諡為帝的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及父親司馬昭立傳記(在其他傳記提及三人時,則按諡號分別稱三人為「司馬宣王」、「司馬景王」及「司馬文王」,不直呼其名)。此外,作者刻意略去了被曹操加上重大罪名而處死的重要人物孔融。  此外,《魏志》第三十卷《烏丸鮮卑東夷傳》,是研究古日本和隋唐以前朝鮮歷史的重要資料。其中《魏志倭人傳》是現今日本學者在探討奈良時代以前如卑彌呼等傳說時代人物的重要典籍。

  《三國志》雖然被後世稱為「志」,但是其實全書完全是按人物排列的本紀和列傳,沒有任何如地理、經濟、典章制度等的志書或表的內容。

  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內容簡略的《三國志》。陳壽治學嚴謹,收集來的材料凡是覺得可疑的,寧肯不用。陳壽死後百餘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三國志》內容精潔,魏、蜀、吳三書很少重複,然南朝宋文帝認為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鬆之收集各家史料,「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二百四十餘種,較《三國志》原書多出三倍。馬念祖編《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認為,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但是一直有學者認為裴松之註文真實性很低、分析水平上並未超過正文,但是裴注無疑為後世三國研究保留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宋文帝當時驚歎為「不朽」之業,後代學者如北宋司馬光在五百多年後編寫《資治通鑑》時,所描寫《赤壁之戰》就是綜合陳壽《三國志》中各有涉人物傳記和裴注所引的史料編撰而成。

  近人盧弼彙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註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盧本人的註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

  補志方面:  補表方面:

  

  據《晉書》記載,陳壽《三國志》的成就在當時就已得到很高的評價,同時期夏侯湛也著有《魏書》,但看了陳壽的《三國志》後便自嘆不如,而銷燬自己的作品。大臣張華亦對《三國志》讚譽有加,對陳壽說:“應該把《晉書》的編纂大任也交給你。”《三國志》在當時是私人撰述,陳壽死後,尚書郎範<unk>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內容方面,《三國志》沒有撰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和表,是個缺失,縱使本紀列傳內容也顯得簡略。唐朝房玄齡撰寫的《晉書·陳壽傳》,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至於《三國志》對於晉朝皇室的敘述時有曲筆、粉飾,則屬事實,備受批評。  史實方面,《三國志》因當時政治條件、陳壽個人私仇以及其所參考的材料等方面原因,在部分史實方面記載有曲筆,部分人物記載有嚴重的背離。魏書部分所主要參考王沈所著《魏書》,《史通·直書》批評《三國志》和《魏書》對於司馬家族對諸葛亮的作戰不利閉口不言,有失史家之風範。清朝國學大家錢大昕為何晏辯誣,批評《三國志》記錄不實,指出陳壽這幫人因為何晏與司馬懿有過節,所以給寫的傳記多有汙衊之詞,而何夔、裴潛、鄭渾、杜畿、陳矯、衛覬、賈逵、王昶等人,因為這些人子孫在晉顯達,他們的傳記頗多溢美之詞。  宋代唐庚則批評《三國志》以“蜀”稱呼劉備、劉禪的政權,認為終此政權,自己從未使用過“蜀”字,而陳壽為了顯示魏晉的正統,故意使用蜀而不用其正式國號“漢”,是前所未聞的史家不書國號的怪例。並認為作者用意如此,則其書中褒貶也不可信。唐庚還記載王安石稱:“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為陳壽所壞。”並勸歐陽修重修三國史。

  《三國志·卷二十·魏書二十·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載有“曹衝稱象”的故事,何焯認為孫權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才派步騭出任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等人奉承東吳,只有在此之後才能獲得亞洲象,但曹衝早已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前死去,所以曹衝稱象之事不真,而置船刻水的稱量方法可能早已有之。邵晉涵則指出《符子》中就記載了燕昭王命令水官用類似的方法稱量大豬。  陳寅恪認為曹衝稱象的故事出於印度佛典,他指出地處中原的曹魏境內無象,所以不得不與孫權進獻之事混為一談,這是比較民俗文學的通例;而稱象的故事多見於漢譯佛典,如北魏吉迦夜共曇所譯佛經《雜寶藏經·卷一·棄老國緣》中就有類似的故事,雖然《雜寶藏經》為北魏時所譯,比西晉初年成書的《三國志》要晚,但《雜寶藏經》中所的很多內容見於漢譯佛經之中,這個稱象的故事可能也是取材於早譯出的佛經,或者是佛經雖然翻譯完成,但書籍已經亡逸,無法考證,又或者是佛經沒有被翻譯,但是故事靠著口述流傳到中國,被附會為曹衝的經歷。季羨林也認為曹衝稱象的故事源自印度佛經《雜寶藏經》,“它也許在後漢時代就從口頭上流傳到中國來了”。  不過這一質疑主要依據是清代、近代較片面的自然地理、生物學常識,就直接質疑成書與事件相距僅幾十年的《三國志》正文的記載。現代歷史地理學、生物學研究並不支援陳寅恪等人的這一理論。歷史地理學者曾經總結過大量正史中出現野象的記載,南北朝時今安徽、湖南、江蘇,直至北宋時今湖北等地都出現過野象闖入被獵殺的記載。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則說明亞洲象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80年的活動北界在秦嶺淮河一帶,公元580年至1050年間的北界仍在杭州灣、錢塘江,即使晚到1450年其活動北界仍可以包括福建省內的武夷山。孫權200年接掌江東時就被朝廷封為會稽太守,東漢會稽郡轄境南括今天福建省三明市、漳州市、龍巖市、南平市等地區,遠在亞洲象活動北界(秦嶺淮河)以南。  吳金華指出《藝文類聚》卷九十五引《江表傳》也記載了曹衝稱象的故事,其記載中有“鄧王衝尚幼”,與本傳“生五六歲”契合,可知此事發生於建安五年至建安六年之間,當時孫權剛開始統治,獻象求好是符合情理的,何焯所認為的巨象一定來自交州、必須是士燮奉承後才可獲得巨象的觀點未必可靠。彭華也指出陳寅恪的論點大有問題,按照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表明大致在劉宋之前,長江以北尚有野象棲居,之後才限於江南,三國時期的吳國境內有象且由孫權進獻給曹魏是完全有可能的。彭華還指出曹衝稱象的方法可能在古代早已有了,邵晉涵所引用《符子》的內容見於《初學記》和《太平御覽》,細節雖不可深究,但也不可輕率否認,因為故事非常符合燕昭王“好神仙”的特點;故事合乎燕昭王時期燕國強大國勢的背景;成書於東周時期的《考工記·輪人》已經反映在當時已經知道運用浮力檢測木材的質量是否均勻,那麼稱象的故事與中國的科技史相吻合;《符子》的作者符朗為東晉人,早於《雜寶藏經》的譯者吉迦夜共曇。綜合來說稱象的故事確實有可能發生於戰國時期的燕國,或者說《符子》的內容有所依照,並非空穴來風。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引用王沈《魏書》和魚豢《魏略》的資料,記載由中國前往日本這個「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的國家。全文總字數不過兩千字,卻是現存對於古代日本的情況最早的紀錄,是研究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元人羅貫中在民間傳說、話本、戲曲的基礎上,依據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學和經驗,寫成影響巨大的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又名《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中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實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內容和情節來自諸多傳奇、戲曲、民間說法,也就是所謂的「七實三虛」。但《三國演義》對民間的影響高於《三國志》(詳見習鑿齒《漢晉春秋》)。  由於陳壽編著的時間距三國很近,《三國志》被認為是比較真實地記錄了三國曆史的史書。羅貫中編撰的小說《三國演義》便以此書為藍本。但同時應該注意小說演義與正史記述的不同,這使得人們對一些三國人物的印象和評價產生差異。
《三國志》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