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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雕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有7個部分(“交租”、“驗租”、“風谷”、“過鬥”、“算帳”、“逼租”、“反抗”,另有“上山打游擊”一節)、26個情節組成,全長近100米。 “上山打游擊” 一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後來又被刪除、收藏起來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間傳統泥塑方法。

  由於泥塑群雕直觀地闡釋了階級鬥爭理念,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主與農民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關係,應和了當時誇大階級鬥爭嚴重性、強化階級鬥爭教育的政治需要,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轟動。中國美協編寫的展覽簡報說:“《收租院》......(2個半月)共接待觀眾47.35萬餘人,需要看這個展覽的總人數估計當時在200萬左右。”這一事件被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負責人華君武等稱為“中國美術界的原子彈”。規範一些的評價為“雕塑標兵”(王朝聞)、“革命雕塑的樣板”、“無產階級藝術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紅衛兵們參觀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階級鬥爭教育,成為大串聯的一個內容。歷時10多年的總參觀人數以千萬計(高峰期每天近萬人次)。  泥塑群雕並先後到各地進行了巡迴展覽,各地還競相模仿複製。四次複製對泥塑的規模、內容不斷擴張、升級:增加了高舉黨旗、武裝抗租、活捉劉文彩以至解放軍救囚在水牢的婦女、建立政權、繼續革命......的內容;背景用政治口號、毛澤東語錄宣諭和襯托。

  複製泥塑、陶塑和圖片資料展也曾出國到越南、阿爾巴尼亞、挪威、瑞典、芬蘭、丹麥、法國、日本等國展出。1974年四川省委撥款32萬,集中四川美術學院14人和院外5人,重新複製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鋼鍍銅群雕。外文出版社先後出版發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畫冊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9個語種的版本。

  1972年,接到世界著名的德國卡塞爾文獻展的展出邀請,未能成行的遺憾終於得到補償:1999年在義大利威尼斯城舉行的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蔡國強對《收租院》進行行為主義式複製並獲獎。引發了一場保衛《收租院》的版權爭議,和怎樣闡釋《收租院》的爭論。

  作家張映泉認為,《收租院》中雖然可能有誇大的成分,但劉文彩歷史上確實存在欺壓貧農、強買強賣的行為。  劉文彩孫輩劉小飛認為《收租院》中的故事系捏造,大部分都不是事實,屬於一種政治宣傳。他認為劉文彩歷史上為大邑做了很多貢獻。
《收租院》位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指以四川省大邑縣地主劉文彩為原型,描繪(或捏造)當時地主盤剝農民的大型泥塑群雕。1965年6月,由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師趙樹桐、王官乙率應屆畢業學生5人,和當地美工、民間藝人一道歷時數月集體創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