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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倫·伯爾於1756年出生於紐華克_(新澤西州),是長老會牧師兼新澤西學院(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二任校長亞倫·伯爾的第二個孩子。他的母親以斯帖·愛德華·伯爾是著名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和他的妻子莎拉的女兒。伯爾有一個姐姐莎拉,以她祖母的名字命名。她嫁給了裡夫,利奇菲爾德法學院的創始人。  伯爾的父親於1757年去世,第二年母親去世,伯爾和他的姊妹。他首先與祖父母住在一起,但他的祖母也於1757年去世,祖父喬納森·愛德華茲於1758年去世。年輕的亞倫和莎莉與費城的威廉·希彭一家住在一起。1759年,孩子的監護權由21歲的表叔蒂莫西·愛德華茲承擔。第二年,愛德華茲與羅達·奧格登結婚,並帶著孩他子們搬到新澤西州伊麗莎白。伯爾與叔叔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經常受到身體上的懲罰。他嘗試了幾次離家出走。  伯爾13歲那年被學院錄取為二年級學生,在那裡他加入了美國輝格學會和哲學社會學會,這是該學院的文學與辯論學會。他於1772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並在普林斯頓學習神學一年。然後,長老會的約瑟夫·貝拉米對他進行了嚴格的神學訓練,但兩年後他改變了的職業道路。19歲那年,他與他的姐夫塔普·裡夫移居康涅狄格州,後者於1771年與伯爾的妹妹結婚。1775年,萊辛頓和康科德戰役以及英軍的衝突的訊息傳到了利奇菲爾德,伯爾擱置了他的學業,加入了大陸軍。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伯爾參加了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上校的魁北克行軍,這是一次艱苦的跋涉,穿越緬因州邊境超過480公里)。 在長征中,阿諾德對伯爾的“偉大的精神和決心”印象深刻,當伯爾河到達魁北克市時,他就把伯爾帶到聖勞倫斯河,與接管蒙特利爾的理查德·蒙哥馬利將軍聯絡,並將他護送到魁北克。然後,蒙哥馬利提伯爾擔任隊長,並使他成為一名助手。伯爾在1775年12月31日的魁北克戰役中表現出色,蒙哥馬利被殺後他試圖追回他的屍體。  1776年春天,伯爾的繼兄弟馬蒂亞斯·奧格登幫助他在喬治·華盛頓的曼哈頓工作室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他在6月26日的兩週內辭職,進入了戰場。根據歷史學家南希·伊森伯格的說法,在戰鬥中獲得的榮譽要比在“指揮官參謀部的孤立世界”中獲得的榮譽更多。以色·普特南將軍將伯爾帶到他的麾下,在英國人從曼哈頓下城撤退到哈林區的會議上保持警惕之後,伯爾使整個旅免於被俘。  伯爾於1777年7月晉升為中校,並擔任馬爾科姆附加大陸軍的領導。  伯爾的軍團於1778年6月28日在新澤西州的蒙茅斯戰役中被英國砲兵摧毀,同時他患上了中暑。1779年1月,他被分配到紐約的威徹斯特,指揮馬爾科姆軍團,該地區位於英國在布朗克斯金斯布里奇的哨所北部約24公里。該地區是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將軍的統帥部的一部分。非法綁架以及來自兩軍的紀律不明計程車兵的突襲都造成了許多動盪和掠奪。  1779年3月,由於持續的健康不良,伯爾從大陸軍辭職。他重新學習法律。從技術上講,他不再服役,但仍活躍於戰爭中。他被華盛頓將軍任命,偶爾為諸如阿瑟·聖克萊爾等將軍執行情報任務。1779年7月,他與詹姆斯·希爾豪斯船長和康涅狄格州總督衛隊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召集了一群耶魯大學學生,與英國人在西河衝突。英國的前進被擊退,使他們從康涅狄格州哈姆登進入紐黑文。

  儘管進行了戰時活動,伯爾還是完成了學業,並於1782年,即他結婚的那年,進入了紐約奧爾巴尼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在英國人撤離紐約後的第二年,他開始在紐約市從事法律工作。  伯爾於1784年至1785年在紐約州議會任職。此外,他繼續擔任威廉·馬爾科姆指揮的民兵大隊中校兼團團司令。1789年,喬治·克林頓任命他為紐約州總檢察長,他開始認真參政。1791年,他被立法機關選為紐約州參議員,擊敗了現任將軍菲利普·舒勒。他在參議院任職至1797年。  伯爾在1796年大選中競選總統,獲得30票選票,僅次於約翰·亞當斯,托馬斯·傑斐遜和托馬斯·平克尼。他為這次失敗感到震驚,但許多民主共和黨選民投票支援傑斐遜和其他人,或傑斐遜和伯爾以外的候選人。1800年大選期間,傑斐遜和伯爾再次成為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傑斐遜與伯爾一起競選。  華盛頓寫道:“據我所知和所聞,伯爾上校是一個勇敢而幹練的軍官,但問題是他在計謀上不具有同等才能。”伯爾於1798年當選紐約州議會議員 並一直服務到1799年。在此期間,他與荷蘭土地公司合作,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外國人持有和轉讓土地。在亞當斯擔任總統期間,全國政黨有了明確的定義,而伯爾與民主和共和黨人鬆散地聯絡在一起,儘管他有溫和的聯邦主義者盟友,例如新澤西州的參議員喬納森·代頓。

  伯爾迅速成為紐約政治中的關鍵人物,比漢密爾頓更強大,這主要歸功於塔曼尼學會的力量。伯爾將其從一個社交俱樂部轉變為一種政治機器,以幫助傑斐遜升任總統,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紐約市。  1799年9月,伯爾與約翰·巴克教堂決鬥,約翰·巴克·丘奇的妻子是漢密爾頓妻子伊麗莎白的姐姐。丘奇曾指責伯爾從荷蘭公司行賄以換取他的政治影響力。伯爾和丘奇互相開槍並錯過了機會,後來丘奇承認他沒有證據就指控伯爾是錯的。伯爾對此表示歉意,兩人握手並結束了爭端。  1799年,伯爾創立了曼哈頓銀行公司,而他和漢密爾頓之間的敵意可能源於他的做法。在伯爾銀行成立之前,聯邦主義者通過聯邦政府的美國銀行和紐約銀行壟斷了紐約的銀行權益。這些銀行為該市貴族成員擁有的大型商業活動的運營提供資金。漢密爾頓阻止了城市中競爭對手銀行的成立。  伯爾的曼哈頓公司不僅僅是一家銀行。它是促進民主共和黨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其貸款針對黨派。通過向小商人提供信貸,小商人隨後獲得了足夠的財產來獲得特許權,該銀行增加了該黨的選民。作為迴應,紐約的聯邦制銀行家試圖抵制了民主共和黨商人的信貸。黨派衝突升級了。

  在1800年的選舉中,伯爾結合了曼哈頓公司的政治影響力和創新的政黨競選活動,在紐約為傑斐遜提供支援。1800年,紐約州立法機關選擇了總統選舉人,就像他們在1796年所做的那樣(代表約翰·亞當斯)。在1800年4月的立法選舉前,國會由聯邦主義者控制。紐約市選舉了議會議員。伯爾和漢密爾頓是各自政黨的關鍵競選者。伯爾當選為紐約市的民主共和黨議員,使該黨擁有立法機關的控制權,這使傑斐遜和伯爾獲得了紐約的選舉人票。這在漢密爾頓和伯爾之間又增加了矛盾。  伯爾獲得了塔曼尼·霍爾的幫助,贏得了選舉代表需要的投票。在1800年與傑斐遜的選舉中,他獲得了民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門票。儘管傑斐遜和伯爾贏得了紐約大選,但他和伯爾在總體上以並列主席的身份並列,各以73票選舉人選。民主共和黨成員理解他們原本打算讓傑斐遜擔任總統,伯爾擔任副總統,但共同投票要求眾議院做出最終選擇,而16個州中的每個州均擁有一票,當選需要九票。  在公開場合,伯爾保持沉默,並拒絕將總統職位交給聯邦主義者的最大敵人傑斐遜。有傳言說伯爾和一個聯邦黨派正在鼓勵民主共和黨代表投票給他,阻止傑斐遜在眾議院的選舉。但是,缺乏這種陰謀的確鑿證據。作為領先的民主共和黨人,範·內斯暗中支援聯邦黨人選舉伯爾擔任總統的計劃,並試圖讓利文斯頓加入。利文斯頓起初顯然同意,然後又否定了自己。歷史學家托馬斯·貝克辯稱伯爾可能支援範內斯的計劃。

  傑斐遜從未信任伯爾,他實際上被拒之門外。伯爾擔任副總統時,以其司法公正和在參議院的舉止贏得了一些敵人的稱讚,他為該辦公室培育了一些已成為歷史悠久的慣例,伯爾在主持塞繆爾·蔡斯大法官彈劾案審判時的司法方式被認為有助於維護司法獨立原則,該原則是馬伯利訴麥迪遜案於1803年確立的。一家報紙寫道,伯爾的訴訟程式是“天使的公正,惡魔的嚴酷”。  伯爾在1805年3月的告別演說使他在參議院中最嚴厲的批評者感動落淚。但是它從未被完整記錄,僅以簡短的引號說明加以保留。

  伯爾認為與西班牙開戰是一種可能。一旦宣告戰爭,安德魯·傑克遜隨時準備幫助伯爾。伯爾的八十人遠征軍手持適度的武器進行狩獵,即使布倫納·哈塞特島被檢查,也沒有任何戰爭物資被透露出來。他始終宣稱,他的“陰謀”的目的是,如果他與一大批武裝的“農民”定居在那裡,戰爭爆發,他將有一支力量與之戰鬥併為自己爭取土地。然而,戰爭並未如伯爾所預期般到來:1819年《亞當斯-奧尼斯條約》未經戰鬥就保住了佛羅里達在美國的地位,直到1836年伯爾去世的那一年,德克薩斯州才發生戰爭。

  儘管無罪開釋,他的叛國罪審判結束,伯爾希望政治捲土重來的希望破滅了,他逃離了美國及其債權人,前往歐洲。漢密爾頓的醫師,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朋友大衛·霍薩克博士借給了伯爾船資。  伯爾從1808年到1812年生活在自我流放中。他住在英格蘭倫敦克雷文街上的一所房子。他成為英國效益主義哲學家傑里米·邊沁的好朋友,甚至是知己,有時還住在邊沁的家中。 他還在蘇格蘭,丹麥,瑞典,德國和法國度過了時光。 曾經充滿希望的他為重新徵服墨西哥的計劃尋求資金,但遭到拒絕。 他被下令驅逐出英格蘭,拿破崙·波拿巴拒絕接受他。  從歐洲返回後,伯爾使用了他母親的姓“愛德華茲”來避開債權人。在老朋友塞繆爾·史都華和馬修·戴維斯的幫助下,伯爾返回紐約並從事律師業務。
小阿龍·伯爾(Aaron Burr, Jr.,1756年-2月6日-1836年-9月14日),美國政治家,美國獨立戰爭英雄,美國民主共和黨成員,曾任美國參議員(1791年-1797年)、美國副總統(1801年-18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