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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古部本是金朝的直轄臣民,負有守衛界壕抵禦蒙古的責任。波斯史學家拉施德丁也幾次描述了金長城,並肯定汪古人在守戍界壕:  汪古同蒙古高原各部交往也很密切,似乎起初他們同乃蠻有特殊的關係,後來又聯合蒙古消滅了乃蠻。蒙古西侵併戰勝乃蠻是成吉思汗實現蒙古統一的最後一次決戰,而汪古部又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當時的蒙古史料如《成吉思汗紀》、《聖武親征錄》、《史集》、《蒙古祕史》都有記載。但只有《閻碑》指出了汪古部曾經出兵與成吉思汗同徵乃蠻的事實。在成吉思汗滅乃蠻部以前,征服了克烈部的王罕,王罕的部屬曾被汪古部收留,在克烈部人答失蠻的《神道碑》也有記載。這表明,在成吉思汗統一突厥、蒙古各部以前,克烈與汪古部之間,汪古與蒙古部之間都已有交往。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都於曲雕阿蘭,“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千戶,其中就有“汪古惕阿剌忽失的吉惕忽裡古列堅五千戶”,超過蒙古全軍的5%,因此汪古的歸順對成吉思汗建國具有重大的意義。成吉思汗初次出兵下中原在公元1211年,金人在蒙古進軍前,正忙於修築烏沙堡,其後負責守衛烏沙堡的汪古部將關口交給蒙古。入關後,汪古部又自願充當嚮導,所以使金軍一接觸時就陷於被動,以致一敗塗地。拉施德丁也證實了確有其事:

  汪古部貴族在元朝不僅是世襲封王,在元代社會中非常受到重視,而且還享有同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寵遇。《閻碑》在敘述孛耀合說:  這種關係,實際上並不是從孛耀合時才開始的。拉施德丁指出(還在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附蒙時):  元代曾到中國的西方旅行家,凡是旅途經過汪古部領地的人,都很瞭解汪古部同成吉思汗家族的這種關係,馬可波羅說:  鄂多立克從北京取道東勝、天德回西方時,也曾指出:  《閻碑》所謂“約世婚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是成吉思汗與別部通過婚姻建立軍事聯盟的一種方式。最早建立這種關係的有弘吉剌部和亦乞烈思部,征服克烈部以後,又同斡亦剌、汪古部建立了這種關係。拉施德丁在斡亦刺部的一節寫到:  “按達”,也就是結拜、結義、朋友的意思,《蒙古祕史》漢譯作“親家”,是姻親的意思。以上幾部在成吉思汗統一突厥、蒙古各部的過程中,或起兵相助,或自動歸附。成吉思汗由於他們在艱苦的統一戰爭中的功勞和為了進一步利用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乃保留他們的領地和屬民,固定了世代聯姻的親屬關係。直到元朝建立以後,他們就成了幾個特殊的勳貴家族。成吉思汗創造的千戶制度,打碎了原有的部落體系,將擁護自己的部落分屬於以親族、駙馬、功臣為首的千戶,再把被征服的各部百姓拆散分配到各千戶之中,割斷他們原有的血緣紐帶,統統變成蒙古國、蒙古化的百姓。

  汪古一名在蒙古侵金之後才開始出現,現今學者一般認為他們操突厥語,宗教信仰也不同於蒙古人。

  古代文獻記載汪古部出自沙陀部,其部族首領始祖卜國出為沙陀人李克用之後裔。另一說,汪古部出自回鶻,有學者認為所謂卜國即是回鶻人傳說中的始祖“卜古可汗”,其傳說記載在畏兀兒亦都護事蹟的《高昌王世勳碑》,卜古或譯普鞠、卜國,為Bugu的不同音譯。回鶻的祖先傳說就是樹<unk>中裂出的卜古可汗,馬可波羅涉及畏兀兒時也談到:  卜古可汗的傳說並非畏兀兒人所獨有,拉施德丁也在乃蠻部一節中提到了卜古可汗。學者因此斷定回鶻亡國後,有一部分回鶻人或逃往漠南,其後同別的部落結合在一起,改用了別的名稱。這部分人中,至少可以肯定有乃蠻和汪古在內,他們同樣是回鶻的餘部。  從語言上看,汪古部早期的幾個首領的名字,可以確定是屬於突厥語。如阿刺忽失的斤忽裡,“阿剌忽失”是他的本名,突厥語中意為“斑駁的鳥”,“的斤(Tegin)”即唐代常見的突厥官號特勤,“忽裡”是古突厥語對統率數部之長的稱號。不顏昔班的不顏是一個來源於梵文的畏兀兒突厥語詞,意為“美德”、“善行”,“昔班”是畏兀兒人常用的基督教名。君不花和愛不花是突厥語“太陽公牛”和“月亮公牛”的意思。其餘的首領名字,或屬於突厥語、或屬於基督教名。  元代的拉施德丁把住在廣大草原地帶的遊牧部落都稱為突厥人,其分佈西至欽察草原、北至亦必忽兒失必兒(西伯利亞)東至捕魚兒腦兒(貝爾湖)、額濟納河,南到長城附近。他把他們分為五類;其第一類為欽察人等,為中亞地道的突厥人;第三類除了克烈部、其餘的像乃蠻和汪古惕可能為突厥、回鶻滅國後留下來的餘部,同蒙古人交往較多。他的分類顯然比蒙古人的四等人分類方法更為精確,其第一、第三類為元人典型的色目人,但他並沒有列入他熟悉的西亞、歐洲的非突厥人。刺失篤丁把乃蠻、汪古、克烈歸在一類的另一特點是他們的文明程度較高,已經建立超過部落聯盟階段的政權,具有簡單的國家機器。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們都已放棄原始的薩滿教,接受了從西亞傳入的景教。如拖雷的妻子,出身於克烈部的唆魯禾帖尼也是一個著名的基督教徒。  乃蠻、汪古、克烈三部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之間有相互通婚的關係,尤其是乃蠻和汪古之間。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這三部是突厥人,不過克烈部在《輟耕錄》列為“蒙古七十二種”之中,基本上享有蒙古人的待遇,一般學者對克烈部難以下純屬於突厥語族的結論。但《元史》記載有一個克烈人速哥,自稱是“世傳李唐(沙陀)外族”,同汪古的傳說一樣,至少可以說明突厥語族在克烈人中佔有很大成分,不同於一般蒙古人。至於乃蠻,相傳其部“始居於”吉利吉思,可能同黠戛斯人有關,可以肯定屬於突厥語族。克烈和乃蠻是被成吉思汗滅亡之部,部人被蒙古所瓜分,在部人分散的情況下,其後人蒙古化較快,原有的民族特徵自然會逐漸消失。汪古部則是自動歸附蒙古,部人仍聚居在原來的土地上,而且又地處漠南,更可保留他們原有的特點。總之乃蠻、汪古甚至克烈部是金元時期大漠南北西部族屬接近的突厥語族集團,可以從傳說、語言、風習各方面得到證明。

  有學者認為汪古部出自陰山韃靼,“韃靼”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732年漠北鄂爾渾河東柴達木湖傍的《闕特勤碑》。在碑東面的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韃靼”(Otuz Tatar)等等。據考證“三十姓韃靼”與成吉思汗時代的塔塔兒略同居外興安嶺西之地。另外《毗伽可汗碑》文中又有“九姓韃靼”,從碑文無法推斷他們的地理位置,有學者推測其地理位置應該在回鶻牙帳窩魯朵八里東南數百里的達旦泊;位於遼代時期居於古回鶻城、可敦城(遼代稱鎮州)附近的阻卜部。唐朝以後,見於史籍的韃靼只有近塞韃靼,主要遊牧於東起陰山,西逾黃河、額濟納河流域的地區,此部也稱作南韃靼。由於元人諱言“韃靼”,有學者斷定《遼史》和《金史》中的阻卜就是韃靼。  不過學者也指出不能因為許多部落共享“韃靼”這個名稱,就說他們都是屬於蒙古語族,比如宋人把成吉思汗突厥、蒙古諸部的軍隊統稱為韃靼,又根據突厥、蒙古諸部的一些表象將其分成黑、白、生幾類,“韃靼”並非他們的自稱。從唐末以來,漢文史料中把分散在蒙古草原廣大地區的北方突厥、蒙古諸部都稱為韃靼(或《遼史》和《金史》中改用的名稱阻卜)。遠在突厥、回鶻可汗統治時期,所謂“三十姓韃靼”、“九姓韃靼”已在漠北崛起。其後突厥敗亡(742年),回鶻西遷(840年),留在蒙古高原東和東北部的韃靼餘部,雖沒有建立突厥、回鶻式的統一政權,但也稱雄一時,所以連不叫韃靼的突厥部落也以韃靼聞名。拉施德丁曾記載了這種情況:  這說明當時有北方部落冒稱塔塔兒的情況,以致僅從傳聞了解一鱗半爪的中原人把他們籠統地稱為韃靼。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時期汪古部領地做了描述,明確指出汪古部有別於蒙古:  馬可波羅這裡不但認為汪古不是蒙古,而且還認為韃靼只有蒙古人。元朝漠南有所謂五投下(五諸侯),即兀魯、忙兀、弘吉剌、亦乞烈思和扎刺亦兒五部,同處漠南的汪古,則沒有列入其中,很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是蒙古,所以沒包括進去。

  汪古部是一個信仰聶斯脫裡派基督教的部落。聶斯脫裡派基督教於5世紀初興起於西亞,7世紀傳入中國,唐代時稱為景教。與操突厥語的克烈部(遊牧於蒙古高原中部)和操突厥語的乃蠻部(遊牧於蒙古高原西部)一樣都信仰基督教,特別是汪古部還留下許多帶宗教色彩的實物。

  汪古部不僅處於蒙古草原和中原交通的要衝,而且是草原絲綢之路常經之地。元代旅行家拉班·掃馬和雅巴拉哈三世曾由此前往西亞,歐洲來華的馬可波羅、孟高維諾、鄂多立克等人,或來回時途經這裡,或同汪古部人有過直接接觸,他們在西方留下了各種文字的記載,其中也報導了汪古部的情況,因此汪古部的史蹟也普遍受到中西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視。  他們不同於蒙古部,較早已從事農業。

  據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論文,河北省梳妝樓墓地之汪古部首領高唐王闊裡吉思遺骨檢測結果Y-DNA haplogroup Q-M242。大致上可以斷定汪古部的貴族屬單倍群Q-M242,單倍群Q-M242在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群中出現的頻率最高,也有一部分的北美洲印第安人群有此單倍群,單倍群Q-M242出現的頻率在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中也很高。
汪古部(,意為守邊塞的人),或譯雍古、王孤、甕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是12世紀至13世紀活動於漠南的一個操突厥語或蒙古語的民族,大致活動在今陰山山脈大青山以北地區,又稱白韃靼或熟韃靼,與漠北的黑韃靼或生韃靼相對。他們開化較早,文明,回紇人稱其祖先為卜古可汗,汪古人也奉為祖先,兩者關係密切。汪古部長期為金朝屬部,防守北方長城沿邊。金章宗明昌年間蒙古興起,在淨州(今內蒙古四子王旗)之北築起一道新長城,據考證金熙宗初年就開始築金界壕,到了金世宗大定間更大事興築;而淨州這一段是金章宗時所築,所以稱為“新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