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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文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翻譯者蔣孝琬到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大批變文手抄本以後,對於變文的研究才逐漸為人重視。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稱之為“通俗詩”、“通俗小說”;羅振玉則稱“佛曲”。1929年,鄭振鐸第一次採用了“變文”這一名稱,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變文在藝術形式上具有獨特的創造。除了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語言通俗外,體制上韻文與散文相結合是其重要特點。變文的韻句一般用七言詩,間或雜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為淺近的文言和四六駢語,也有使用口語白話的。散文部分和韻文部分的結合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以散文講述故事,而以韻文重複歌唱所講述過的內容,有助於加深聽眾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嘆的藝術效果。另一種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節,而用韻文鋪寫情狀,兩部分內容不相重疊,而有緊密相連、互為補充的好處。變文在表現上較多地繼承了辭賦家敷陳鋪敘的手法,而文筆粗獷,以剛健清新見長。不過它往往缺乏後世小說家那種細膩傳神的描繪,在刻畫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侷限。

  變文對唐代文人創作,特別是傳奇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影響。唐初張<unk>的傳奇《遊仙窟》通篇以散文敘事、以韻語對話,便與變文散韻夾雜、唱白並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寫細緻生動,語言通俗易懂,也接近變文的風格。中唐是傳奇繁榮的時期,也是俗講、轉變、說話盛行的時期;這時出現了更多的散韻合體的傳奇,如李朝威的《柳毅傳》、元稹的《崔鶯鶯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等,都明顯地受到變文的影響。此外,從唐傳奇到宋代、金代、元代以後的話本、擬話本等白話小說,它們那種長篇鋪陳敘事的表現手法,也是跟變文相通的。  變文對後代的諸宮調、寶卷、鼓詞、彈詞等講唱文學和雜劇、南戲等戲曲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有些變文,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八相押座文》,頗類似於戲曲的指令碼,它們那種講唱間雜的形式,與戲曲的唱白體式已很接近。多樣化的變文題材也為後代戲曲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曾被明代鄭之珍鋪衍至長達百出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變文,後來也被改編成多種戲曲。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是很值得重視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變文有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1954)、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1957)。後者輯錄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屬於變文的作品),是研究變文的最豐富的輯本。
變文,是中國唐朝受佛教變相藝術的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變文有時書寫在變繪上,兩者統稱“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