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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獨樂寺寺名的由來有三種說法。其一,因觀音塑像內部支架是一棵參天而立的大杜梨樹,以“杜梨”的諧音而取名;其二,佛家清心寡慾,恪守戒律,獨以普度眾生為樂,故名獨樂寺;其三,獨樂寺為安祿山起兵叛唐誓師之地。獨樂之名,亦安祿山所命,蓋安祿山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故而命名。而最後一種說法流傳最為廣泛。

  

  獨樂寺始建於唐代貞觀二年(628年),安祿山起兵叛唐並在此誓師,據傳因其“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而得寺名。

  明代萬曆二十五年(1595年),戶部郎中王於陛督餉薊州時獨樂寺曾有過一次大規模修繕。據此記載考證,明代對獨樂寺的這次修葺應該在在萬曆年間後期。而史書中所記載的“重修”,亦僅僅限於獨樂寺的油飾彩畫,故云“金碧輝映,莊嚴鉅麗”,獨樂寺的寺閣結構沒有因修繕而更改也。明末,薊州慘遭清軍屠城三次,相傳全城人民集中至獨樂寺及塔下寺,抵死保護,故城雖遭屠,而寺卻無恙,這一歷史典故足以表示薊人對獨樂寺的愛護以及獨樂寺的歷史意義。在王於陛修葺以後六十餘年,王弘祚再度修復之。王弘祚以崇禎十四年(1614年)“自盤陰來牧漁陽”。  清代乾隆皇帝曾多次到訪獨樂寺,並曾賦詩。乾隆十年,清高宗到訪獨樂寺,作《寄題獨樂寺》:“欲留羲御問遷移,便是拈花不語時。丈六金身應好在,春風過客偶相思。禪心遠逐穿雲磬,古蹟空傳沒字碑。煙柳絲絲新綠嫩,即看拖地有長眉。”後又作《獨樂寺——時命重修落成,路便臨憩》:“葺修尚識統和年,龍象重教煥法筵。詎有廢興縈白業,徒聞翰墨說青蓮。往來幾為飛吟興,佈施非關種福田。小憩便教清<unk>去,我非獨樂祗憂先。”在清代時,獨樂寺一度成為禁地,平民不得入內。

  辛亥革命以後,獨樂寺復歸還於民眾,一時香火極盛。民國六年(1917年),劃撥西院為師範學校,自此的幾年中一直為教育用途。民國十三年(1925年),陝軍來到薊縣,駐紮於獨樂寺,是為寺內駐軍之始。民國十六年(1928年),北洋政府薊縣保安隊駐紮在獨樂寺,對於獨樂寺的裝修有所損壞。民國十七年(1929年)春,駐軍閥孫殿英部軍隊,十八年春才離開。這一年中,對古建的破壞行為最為嚴重。但是,與當時清東陵盜陵案相比,獨樂寺所受到的損壞則較輕。北伐成功以後,中國國民黨在薊縣的黨部成立,一時破除迷信之聲,甚囂塵上,於是黨委中有倡議拍賣獨樂寺者。薊縣當地民眾紛紛表示不滿和反對,因此這一提議未能實現。  民國二十年(1931年),全寺被劃撥為薊縣鄉村師範學校,包括觀音閣、山門以及東西院座落。東西院及後部正殿皆改為校舍,而觀音閣和山門則儲存未動。南面柵欄部分被圍以土牆,於是無業遊民對寺加以無聊之塗抹撕拆。當時薊縣鄉村示範學校的主事者對於建築保護備至。觀音閣山門十餘年來備受災難後歸學校管理,保護工作逐漸好轉,但是社會及政府對於獨樂寺等古建的保護猶為亟不容緩。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29日,日本學者關野貞驅車去往清東陵調查途徑薊縣縣城時,無意間透過車窗發現路邊有一座古老的建築,於是便停車從旁門進入。偶然來到獨樂寺的關野貞,一眼便認定這是非常古老的遼代建築。同年,中國建築學者樑思成亦有赴薊縣考察的計劃。但由於行裝甫竣、時局動盪而作罷。民國廿一年(1932年),樑思成到獨樂寺調查的計劃終於成行,調查後整理並發表的學術論文使獨樂寺聞名海內外。

  1961年,獨樂寺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各地頻髮針對文物特別是宗教建築的大規模破壞活動。樑思成冒險抵達薊縣,提出要為觀音閣“裝避雷針、安門窗,為防止鳥類落在觀音頭像上,要為觀音頭像上罩鐵絲網”,促成國家文化部當年撥款9000元,由河北省古建隊施工安裝完畢,使獨樂寺受到了妥善保護。1972年,觀音閣進行修整時發現了壁畫。經過考證,這些壁畫是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一次大修獨樂寺時,被覆蓋上一層約1釐米厚的灰而被掩蓋的。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導致獨樂寺院牆倒塌,觀音閣牆皮部分脫落,但樑架未見歪閃,頗為難得。從此,獨樂寺歷經千年經受多次地震而不倒塌的獨特抗震效能開始成為建築領域的研究課題。1990年3月,國家文物局批准獨樂寺維修工程立項,並列為國家重點古建築保護修繕工程。1993年,國家文物局將獨樂寺列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專案。1998年,觀音閣曾進行過一次維修,維修時從觀音閣上取下的木料進行了碳十四年代測定等相關研究,還在觀音閣頂上發現了唐代的蓮花勾頭。

  獨樂寺的主要建築有山門和觀音閣以及始建於清代的行宮等。

  獨樂寺山門,即獨樂寺的大門,其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共有柱十二根,單簷廡殿頂。當心間面闊6.10米,中柱間安裝大門,為出入獨樂寺的孔道。梢間面闊5.23米,南面二間立哼哈二將兩天王像,北面二間原來是否有像尚待考證。中柱與前後簷柱間之進深為4.38米。因進深較少於梢間面闊,故垂脊與正脊相交乃在梢間之內而不正在中柱之上。山門的臺基為石質,頗低,高約0.50米。前後臺出約2.20米,而兩山臺出則為1.30米,顯然不備行人繞門或在兩山簷下通行者。南面石階三級,頗短小,寬不及一間,殆非原狀。蓋階之“長隨間廣”,自李明仲至於今日,尚為定例,明仲前百年,不宜有此例外也。北面石階已毀,當與南面同。由於臺基低矮,斗拱雄大,出簷深遠,而脊端鴟尾形制成遒勁,給人以莊嚴穩固的感覺;內部不用天花,斗拱、樑、檁等構件全部顯露可見,因而它們的裝飾效果得到充分發揮;通過山門後部的明間,恰可把觀音閣收入視線範圍之內,既無遮擋,也無多大空隙,這種空間關係處理,顯然是建造者有意設計。頂注四阿,脊作鴟尾,青瓦紅牆。南面額曰“獨樂寺”,相傳出自嚴嵩手筆。全部權衡,與明清建築物大異,所呈現象至為莊嚴穩固。在小建築物上,施以四阿,尤為後世所罕見。

  獨樂寺內觀音閣,高23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木結構樓閣,被認為是保護閣內的巨型觀音像而修建。觀音閣下簷上高懸“觀音之閣”匾額,落款為“太白”,相傳為唐代李白所寫,這一傳說得到了歷史學家、文物鑑定家史樹青的考證和認同。  獨樂寺內觀音閣的形式,與寺內石碑中的記載相符,“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觀音閣是一座三層的木構樓閣,其中第二層是暗層,外觀是兩層,面闊五間,進深四間,使用了24種不同的斗拱榫接,沒有使用任何釘子,在歷史上經歷了多次地震,但仍然屹立不倒,是建築史上的奇蹟。觀音閣中央置有一座造型精美的觀音像,高16米,穿過中間三層空井,直達屋頂,頭頂有十尊小佛像,所以也被稱為“十一面觀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泥塑像。第三層明間在主像上覆以藻井,左右次間則用平綦。閣的外形,因臺基較低矮,各層柱子略向內傾斜,下簷上面四周建平坐,上層覆以坡度和緩的歇山式屋頂,從而在造型上兼有唐朝雄健和宋朝柔和的特色,是遼朝建築的一個重要例項。  主殿內的觀音菩薩像,是遼代泥塑藝術的珍品和中國現存最大的古代觀音塑像。殿內的遼代彩塑珍品及壁畫,和唐代仕女畫一脈相承,這是古代雕塑家以當時生活的人物形象施於佛圖的典型例項。

  獨樂寺內的行宮始建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而又稱乾隆行宮,是清代皇帝去清東陵謁陵途中小憩的地方,也是天津地區現今僅存的一處皇帝行宮。乾隆之後的皇帝也都來過獨樂寺行宮,並留下了大量讚美獨樂寺的詩篇。2004年,清代行宮由政府出資被依照舊貌修繕,修繕過程中乾隆皇帝親手寫的、目前儲存成組規模最大的28塊107篇御筆碑刻全部都鑲進了行宮的迴廊之中。行宮現存有正殿一層,附屬建築三間,修復過程中恢復了迴廊十四間,垂花門一座,使清代行宮可以獨立成院。

  建築學家樑思成曾在其著作《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稱獨樂寺為“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我國(中國)建築蛻變之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  遼代統和二年(984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閣之再建,實在北宋初年。《營造法式》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關於營造術的典籍,亦為現存研究宋代建築的唯一著述。《宋代營造》初刊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當時再次修建的獨樂寺觀音閣已經有116年曆史。而統和二年,距離唐朝結束的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僅有77年。以年月論,距離唐末尚近於宋代營造法式刊行之年。而且薊縣在當時地處邊境之地,在地理上與中原地區距離較遠、比較隔絕。  樑思成分析,在唐代地屬中國,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響,五代以後,地屬夷狄,中國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產生,則所受影響,必因當時政治界限而隔阻,樑思成據此判斷在觀音閣再建之時,中原建築若已有新變動之發生,在薊北未必受其影響,而儲存唐代特徵亦比較多。如觀音閣者,實唐宋二代間建築之過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關鍵也。  樑思成在發現獨樂寺之初即強調建築物所具有的突出的唐代風格,並且推測獨樂寺建立於唐朝初年。鑑於最早提及獨樂寺名稱的遼代碑文就稱統和二年(984年)的工程為“再建”(建築物)以及“重塑”(觀音像),因此建築和雕塑應是984年以前建立。而除了樑思成提到的觀音閣的建築整體風格以及觀音閣兩尊脅侍的風格唐風濃郁之外,近年天津大學建築學院遼代建築研究課題組進而發現了另外幾方面的證據,從而把獨樂寺觀音閣的始建年代更為明確的推至唐代前期的武則天朝(7世紀末)。而1998年觀音閣維修時,從對觀音閣使用的移用木構件進行了碳十四測年(樹輪校正),發現最早的距今1555±60年,此外還推測出在唐代兩個重要時期即“安史之亂”和“會昌滅佛”前後,觀音閣也分別有一次維修。  針對以獨樂寺觀音閣為代表的遼代建築的基本模數尺度的推定,共有過不少於五次的詳細研究。陳明達在對獨樂寺研究後表示:“若論技術之精湛,藝術之品第,均應推為第一,可以說是現存古建築中的上上品。”

  目前,獨樂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為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樑思成曾在其著作《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對於獨樂寺的保護工作進行了大篇幅的論述和具體的建議。他認為保護獨樂寺,應當首先引起社會對獨樂寺文物保護的關注,使公眾知曉知獨樂寺在文化上之價值;以及獨樂寺觀音閣的閣門在中國文化史上及中國建築史上之價值。除此之外,還應及時翻修屋瓦避免水的侵入使木材腐朽,同時要注意防火和避雷,在屋脊之上安裝避雷針。在翻修屋瓦的基礎上,將缺損的門窗補制,其他建築構件如無十足把握則應原樣保護。同時,樑思成呼籲在社會方面,則政府立法保護。軍隊之大規模破壞,遊人題壁竊磚,皆須同樣禁止。  2000年以後,獨樂寺曾遭鼠耳蝠的危害,導致獨樂寺中觀音閣內不停出現木屑和泥土,由於蝙蝠的排洩也導致觀音塑像的腋下也出現大片洇溼和裂縫,寺中的元代壁畫出現類似釘子眼般的剝落。由於獨樂寺為木質結構建築,因而景區管理者每年都進行多次防火演習。
獨樂寺,又稱大佛寺,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薊州區武定街41號,是中國大陸目前僅存的三大遼代寺院之一。獨樂寺內現存最古老的兩座建築物山門和觀音閣,皆為遼聖宗統和二年(984年)重建,被公認為遼代建築的重要代表,兩座建築內的數尊塑像也是與建築同時的作品,但與建築一樣都歷經後代的維修和改動。建築學家樑思成曾稱獨樂寺為“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我國(中國)建築蛻變之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獨樂寺內其他建築都是明代以後修建,包括寺內東部的始建於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行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