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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7月,警察總署盧克·漢克斯在調查倫敦中央電報局的一起盜竊案時發現,查爾斯·托馬斯·斯文思科,這個15歲的信童有一筆十四先令的存款,這筆錢在當時等於他好幾周的工資。並且為防止職員的錢與客戶的錢弄混,電報員在崗時不可以帶錢在身上。由於這個信童的涉案嫌疑,漢克斯警官將其帶回警局進行問訊,短暫的猶豫之後,斯文思科承認,他在給查爾斯·哈蒙德做男妓,後者在克利夫蘭路19號有一家男性妓院。據斯文思科交代,他是通過一名中央郵局的員工認識哈蒙德的,這名員工就是18歲的亨利·紐拉夫。除此之外,他還供出了兩名17歲的電報員:喬治·阿爾瑪·懷特和查爾斯·厄內斯特·塞科布羅姆。漢克斯警官從懷特與塞科布羅姆處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據,有了這些證詞,紐拉夫對案情供認不諱。  漢克斯警官將這個案件報告給了上級領導費德里克·艾伯林督查。7月6日,艾伯林督查持逮捕證因哈蒙德與紐拉夫違反了1885年刑法修正法第11條將二人緝拿歸案。依據該法案,男性之間的性行為,以及到此類場所消費或試圖消費將被處以兩年的監禁,並且可能會有勞役。 到達克利夫蘭路之後,他發現妓院已經鎖起來了,並且哈蒙德已經不見了蹤影,但他成功在康登鎮 紐拉夫的母親家將紐拉夫抓獲。據猜測,在向漢克斯警官交代犯罪事實之後被抓捕之前,紐拉夫已經去克利夫蘭路提醒過哈蒙德,這種情況下,哈蒙德往往會逃到其位於格雷夫森德的哥哥家中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紐拉夫供出了幾個經常光顧克利夫蘭路妓院的社會名流:亞瑟·薩默賽特勳爵與休斯頓伯爵亨利·菲茨羅伊,以及軍隊上校傑爾渥艾斯。 薩默賽特曾經是威爾士親王賽馬場的負責人。儘管薩默賽特也接受了警察的問訊,但並沒有哪條指控可以指向他有犯罪,並且當局處理對薩默賽特的指控時也是遲遲沒有行動。 警局在這個如今已空無一人的妓院門口安排了一個人值守,案情的細節也在政府各部門間傳來傳去。  8月19日,警方開出了對喬治·維克的搜查令,他與哈蒙德略有交情,並一直偽裝成一個神職人員。維克原本供職於電報局,但因和信童們“行為不端”而被開除。 警察們在維克的出租屋內找到了一個17歲的男孩,他告訴警察維克去了朴茨茅斯,不久後會坐火車回來。隨後,警察在倫敦滑鐵盧車站逮捕了維克,並在他的口袋裡發現了阿爾傑農·阿萊斯的來信。艾伯林派漢克斯警官去在阿萊斯父母位於薩福克薩德伯裡的家中去走訪他。阿萊斯承認從薩默賽特處收到了好處,並與他發生性行為,此外,阿萊斯在克利夫蘭路的妓院為哈蒙德打工。 8月22日,警察對薩默賽特第二次走訪,此次走訪後,薩默賽特出發去了巴特洪堡, 陪同威爾士親王前去避暑。  9月11日,警方對紐拉夫和維克進行審判,他們的律師是由薩默賽特的法務官安排的,由威利·馬修斯為紐拉夫辯護,由查爾斯·吉爾為維克辯護。所有的法律費用由薩默賽特支付。 此時薩默賽特已經去了漢諾威為威爾士親王視察馬匹,在新聞裡,人們往往用“那位道貌岸然的侯爵大人”來暗指他。 9月18日,紐拉夫與維克以猥褻罪向法庭進行陳案,托馬斯·查波斯,這位原自由黨的一員,是一名以寬厚仁慈著稱的法官,最終分別判他們四個月和九個月的勞役。 這兩個男孩子所受的刑罰在當時已經是非常寬容的了。 哈蒙德先是逃到了法國,但是迫於英方的壓力,法國當局最後將他驅逐出境,之後,哈蒙德逃去了比利時,並從那裡移民到了美國。牛頓為薩默賽特辦事,為哈蒙德支付了所有的旅費。 在塞利斯伯雷伯爵的指意下,英方沒有進一步嘗試將其引渡回國,因此哈蒙德的案子也就漸漸被人們遺忘了。  9月下旬,薩默賽特回到了英國,參加紐馬克特的售馬大會,但是在9月26號突然前往迪耶普,很有可能是牛頓向他走漏了風聲,告訴他他有可能被警方逮捕。 9月30號,薩默賽特又一次回到英國,幾天之後,她的祖母艾米麗·薩默賽特,即貝奧福特公爵的遺孀去世了,薩莫賽特出席了她的葬禮。 此件一直有人不斷提出對薩默賽特採取措施,但都被大法官等人擋了回去。 流言慢慢傳播開來,人們猜測薩默賽特也和克利夫蘭路的妓院有關聯,10月19日,薩默賽特逃回法國,塞利斯伯雷被指通過戴頓·普洛賓給薩默賽特通風報信,因為前一晚兩人曾見過面,當時政府馬上就要發出逮捕令了。 塞利斯伯雷 以及代理律師理查德·韋伯斯特否認了這一點, 普洛賓的線人可能是警長助理理查德·皮爾森。 威爾士親王寫信給塞利斯伯雷,表示他很滿意薩默賽特獲准離開了英國,並且寫道,如果薩默賽特“膽敢再回到英國”,當局不該對他有過多阻撓。 但另一方面,塞利斯伯雷還承擔著來自警方的壓力,警察一直敦促他檢舉薩默賽特。11月12日,對薩默賽特的逮捕令終於釋出, 但此時,薩默賽特已經平平安安地逍遙法外了,逮捕令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關注。 薩默賽特曾嘗試在土耳其,奧匈帝國找工作,嘗試無果後,他在法國南部度過了自給自足的後半生。 媒體中提到了其他涉案的大人物包括羅納爾多·高福勳爵以及厄爾勳爵。 還有亞歷山大·梅瑞克·布勞德雷, 他潛逃海外長達四年。 帕雷斯·費加羅甚至聲稱布勞德雷將喬治·布蘭格和亨利·羅切佛特帶回了自己家。 對布蘭格的指控隨後就遭到了其支持者的反對。 據報道,1889年12月,威爾士親王與王妃每天都深受匿名信的困擾,在信裡,人們言語不堪地指責親王與王妃。 直到1890年,60個涉嫌人員全部確認,其中20個已經逃亡海外。

  因為媒體很少能全程跟進報道,如果不是記者厄內斯特·帕克,人們可能很快就已經遺忘這件事情了。帕克供職於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週報報社《北倫敦週報》,這家報紙往往進行激進的政治報道,一個報道員把對紐拉夫的定罪交給他的時候,帕克嗅到了裡面懸而未決的故事,帕克提出質疑,為什麼這兩個賣淫者的刑罰如此輕(即使最大限量的寬容,對此類案件的定罪也應該為兩年),以及為什麼哈蒙德可以免於抓捕。他越來越好奇。帕克發現,這些男孩都提到了一些社會名流,此後,他在9月28日寫了一篇報道,暗示這些名人涉案的可能性,但並未給出具體細節, 直到11月16日他才發表了一篇後續報道,在裡面提到了休斯頓公爵亨利·菲茨羅伊,並提到他被捲入了“克利夫蘭路難以名狀的醜聞”之中。 帕克進一步指出,休斯頓公爵已經逃到了祕魯,並且當局允許他逃往海外是為了掩飾更高階別的涉案人員, 儘管文中沒有提及具體是誰,但是人們紛紛猜測是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也即威爾士親王的長子。  當時休斯頓公爵就在英國,他馬上以誹謗罪起訴了帕克。公爵承認,他走在皮卡迪利街上時,一個票販子給了他張卡片,上面寫著“"造型藝術",克利夫蘭路19號”。公爵表明,他當時以為卡片上說的是脫衣舞女郎。他付了1英鎊入場,但進去之後,他發現這個地方“不太對勁”,馬上就離開了。辯方目擊者的說法莫衷一是,沒能準確地說清楚休斯頓公爵那晚究竟做了什麼。 辯方的最後一個證人是喬治·索爾,他此前是一個男妓,曾被捲入都柏林大教堂的同性戀醜聞當中,並且出現在一本祕密發表的性小說當中,小說名為《罪·城·原野》,這本書也被看做是索爾的自傳。 在法庭上,索爾“恬不知恥”地提供了證詞,他承認他以一種“喪失道德”並且“以身試法”的方式維生。同時,他也詳細描述了他與休斯頓公爵在克利夫蘭路的豔遇。 辯方沒有傳喚紐拉夫或維克做證,同時也不能證明休斯頓公爵確實離開過國家。1890年1月16日,陪審團判帕克有罪,法官對其處以12個月在監獄服刑。 有一位史學家相信休斯頓公爵的說法,認為他只在卡片的誤導下去過克利夫蘭路的妓院一次, 然而,另一名史學家表明,休斯頓公爵在同性戀圈子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並且他多次受羅伯特·克里布朗這個臭名昭著的小嘍囉敲詐,奧斯卡·王爾德曾嘲笑羅伯特可以憑藉他這股韌勁得到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了。 索爾稱他八月就向警方報告過此事,法官煞有介事地詢問,為什麼當局一直沒有採取行動。  法官為亨利·霍金斯,他的職業生涯可謂“功勳卓著”,即便他死後還在為人們所詬病,一位前英格蘭與威爾士總法務官寫到:“我從沒見過比亨利·霍金斯更差的法官,他完全不知道公正的含義,更不分對錯。” 公訴團裡,查爾斯·盧塞爾和威利·馬修斯分別成為了英格蘭及威爾士首席法官和刑事檢控專員,辯方律師法蘭克·勞克伍德後來成了副檢察長,助理H·H·阿斯奎斯20年後成為了英國首相  儘管對帕克的定罪令休斯頓公爵全身而退,另一個審判在1889年12月16日進行開庭審理,因為紐拉夫與薩默賽特的法務官被指阻礙法律公平,他被指密謀防止哈蒙德與其他的信童出庭並給他們提供線索和資金幫助他們逃亡國外。牛頓由查爾斯·盧塞爾進行辯護,後者此前起訴了厄內斯特·帕克,控方律師為理查德·韋伯斯特,同時也是總代理法官。對針對其的六條指控,牛頓只承認了一條,他承認他幫助哈蒙德逃跑只是為了保護他的客戶,而在當時其客戶並沒有被指違反法律或是在躲避拘捕。總代理法官接受了牛頓的陳情,並且另外五條指控也沒有相關證據。 5月20日,由路易斯·卡夫判處牛頓在監獄服刑六個星期, 這一刑罰在很多法律領域的人來看是過重了的,一封由倫敦250律師事務所共同簽署的請願書寄到了英國內政大臣亨利·馬修斯辦公室,對牛頓的刑罰進行申辯。  在審理牛頓案期間,議會中 有提案稱要調查帕克對包庇行為的指控。亨利·拉波赫克,這位 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強烈反對同性戀,並且,在他的努力下,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加入了“嚴重猥褻罪”這一項(也稱作“拉波赫克修正案”)。 他相信在這次官方的包庇行為中,政府的參與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猜想。1890年2月28日,他在議會中說明了他的猜想。他此舉並不是要證明有“地位更高的達官貴人”——如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和這樁醜聞有任何關聯,而是指控政府在妨礙公平公正的審理過程。他表明塞利斯伯雷和其他官員串通一氣,阻礙調查的進行, 薩默賽特與哈蒙德也由此趁機脫身,由此耽誤了案件的進展,無法在最恰當的時機審理案件。代理總律師理查德·韋伯斯特駁回了拉波赫克的指控,韋伯斯特同時是帕克的控方律師並且也為牛頓進行辯護。按理說他同拉波赫克一樣,都是自由黨的人,但他拒絕被拉波赫克拖下水。在長達七個小時的激烈的辯護之後,拉波赫克因為說了一句“我不相信塞利斯伯雷”並且拒絕收回他的這句評價而被趕出議會。這一提議在很大的懸殊下(206票對66票)以失敗告終。 在之後對上議院的演講中,塞利斯伯雷對自己處理該案的回憶漏洞百出。

  人們對該醜聞的議論終於漸漸平息了,然而報紙對此類事件的報道加重了人們對同性戀的消極態度,人們把同性戀當成是貴族階級墮落的行徑。尤其是在報道中這些電報員被上層階級的人們利用並使他們進一步墮落。人們的這種態度在幾年後達到頂點,當時奧斯卡·王爾德因與阿爾弗萊德·道格拉斯的曖昧關係而受到嚴重猥褻罪的審判  王爾德將事情歸因於《道連·格雷的畫像》帶來的醜聞。該書發表於1890年, 對於該書的書評都充滿了敵意;評論紛紛指向克利夫蘭路醜聞事件,一篇書評甚至認為這本書基本上是“行為不端的貴族與墮落的電報員”。 1891年該書再版的時候,王爾德刪掉了部分關鍵性的章節,在這些章節中有大量對同性戀行為的描寫。 1895年,王爾德對阿爾弗萊德的父親,昆士伯利侯爵提起了訴訟,王爾德告其以誹謗罪,但以失敗告終。昆士伯利的法律顧問為愛德華·卡爾森,他援引王爾德小說中的句子來反擊他,以王爾德與年輕工人階級的關聯來質疑他。 王爾德訴訟失敗後,便被以嚴重猥褻罪告上了法庭,並且法庭確定其罪名成立,最終判其兩年勞役。他被查爾斯·吉爾起訴,後者曾在克利夫蘭路案中為維克辯護。  儘管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死於1892年,關於他性生活的傳聞卻從未停止。醜聞案件過去60年後,古德爾德告訴國王喬治五世的傳記作家哈諾德·尼克松,他在醜聞案發時只是個12歲的學生,當時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曾經被捲入了一場男同性戀案件,一個法務官甚至需要做偽證以幫他擺脫罪名,那名法務官因觸犯法律而被開除,但後來又官復原職。” 然而亞瑟·牛頓在1910年因瀆職罪被開除了一年,當時是因為他給的另一個客戶——惡貫滿盈的殺人犯哈維·克利本偽造了信件。 1913年,他被永遠地開除了,並因造偽證收費被判以三年監禁。 牛頓可能製造並傳播了關於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的謠言,試圖用這種極力掩蓋的方式保護他的客戶免遭檢舉。 根據國家檔案館20世紀70年代對公共公佈的政府檔案來看,在檔案中沒有與王子涉案相關的資訊,唯一相關的資訊就是牛頓威脅王子要把王子牽扯進來。 漢密爾頓·庫飛在給刑事檢控專員奧古斯特斯·史蒂芬孫的信中寫道:“有人告訴我,牛頓誇下海口稱,如果我們的調查繼續下去,將會有一名大人物浮出水面(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我並不是說我相信這個說法,但這種情況下,你永遠不知道人們可能說些什麼,可能杜撰些什麼,以及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從薩默賽特寫給他的朋友伊舍勳爵流傳下來的信中,我們可以確定薩默賽特知道這些小道訊息的存在,但是不知道這些訊息的真偽,他寫道:“我能理解威爾士親王現在心煩意亂,因為兒子的名字時時與這些事情聯絡在一起。我們都被指去過這個地方,我想知道這些說法是因為確有其事還是隻是謠言。” 在來往信件中,戴頓·普洛賓稱其為“對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殘忍的惡意中傷”,“為把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脫下水而進行的虛假報道”。 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的名字出現在美國報紙上時,紐約先驅報刊登了一封匿名信,幾乎可以肯定這封信是由查爾斯·哈爾寫的,他表示:“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都不可以提到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的名字。” 傳記作家相信關於王子是雙性戀的說法 但是這種說法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對,這些人相信王子是“絕對的異性戀”,他被捲進這種謠言是“不公平的”。  1902年,一家美國報紙發表了一則指控稱亞瑟·薩默賽特提前得知克利夫蘭路19號已經在警察的監控之下,並且他可能已經被確認曾來過這家妓院,他設法把王子帶到這個妓院只是單純地希望警察看到王子來過這裡後不會深入調查這個案件。該報告指控稱薩默賽特的詭計利用了王子對鑲嵌傢俱的喜好:他邀請王子去觀看妓院裡面的一個鑲嵌工藝精緻的櫃子,但王子在那裡停留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

  在馬裡波恩克利夫蘭路19號的男性妓院的原址已經成為了學術研究物件以及人們紛紛前往的地點,同時火起來的還有倫敦的 費茲羅維亞 以及旁邊的 Soho 和 布魯姆斯伯裡。 在議會上,拉伯克氣憤地稱其為“說不清在哪條路上,但差不多在密德塞斯醫院對面”。 妓院在克利夫蘭路西側,現在已無處可尋——由於醫院在19世紀90年代進行擴張,妓院也由此被拆毀, 而醫院也於2005年被夷為平地。 在《插圖警察報》中曾發表過兩張素描還原圖。  同時也不時有流言傳出,妓院的原址還在。據該猜測,人們已經對該街道重新編號,19號已經被從土地測量中刪掉已掩蓋其存在,該妓院的原址現在位於克利夫蘭路東側的18號。 克利夫蘭路被重新編號確有其事:以前克利夫蘭路的最南端為諾福克路。(比如現在的克利夫蘭路22號以前曾是諾福克路10號,並且為查爾斯·狄更斯的故居。) 然而,克利夫蘭路於1867年重新編號,在此後很多年才出現了克利夫蘭路的醜聞事件,根據大都會工務委員會的記載:“路西面的房子從奇數數字1開始,以175結束,路東面的數字從偶數數字2開始,以140結束;這樣的數字也在路南的盡頭出現。” 克利夫蘭路19號和與其毗鄰的房子還出現在1870年的英國地形測量局的測量結果中。 在1894年的測量結果中,這些房子已經被編為密德塞斯醫院的側翼建築。
克里夫蘭路醜聞(Cleveland Street scandal)發生於1889年,當時警察在倫敦菲茨羅維亞的克利夫蘭路上發現了一個男同性戀妓院。政府被指掩蓋了該醜聞以保護貴族及其他主要資助人的名聲。那個時候,男男之間的性行為在英國是非法的,一旦被發現,這些頻繁出入於妓院的達官貴族可能面臨著訴訟或社會上的排斥。有傳言稱,阿爾伯特·維克多王子,這位威爾士親王的長子,同時也是在英國王位第二順位繼承人曾經也去過這個妓院,儘管沒有發現詳實的資料記載。和其他國家的報紙不同,英國媒體從不會對王子直呼其名,但是指控確實會影響權威機構 該案的處理,並且會影響傳記作者對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