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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年7月10日,約翰·喀爾文生於法國巴黎北部不遠的瓦茲省諾陽(Noyon)。祖父是水手,父親傑拉德·喀爾文(Gerard Calvin)由於刻苦努力,得到本城教會主教的書記之職,母親吉恩(Jeannele Franc)篤信天主教,是才貌兼具,且信仰虔誠的婦女,加爾文小時候,她經常帶他在鄉間漫步、祈禱,但不幸早逝。加爾文的父親不但自己勤勉,更對其三個兒子深具厚望,要他們受相當的教育,而對女兒們只要她們作家庭主婦。  約翰·喀爾文的父親既在教會中任職,又為貴族人士所尊重,與本城的上流社會人物都有密切來往,這對約翰·喀爾文來說,是一個特別機遇,從小得以與貴族子弟同受小學教育,後來他成為韓階斯(Hangest)與孟特摩(Montmo)之子的密友,日後他將所寫的第一本書獻給孟特摩說:「我自幼在你家裡長大與你學一樣的書,我所領受的第一教誨就是從你尊貴之家的生活與修養得來的。」這種出身給了加爾文高尚的禮節與平靜的社交技巧,不似德意志宗教改革大師馬丁·路德的草根階層粗獷作風,路德出身礦業的小企業主家庭,比加爾文大了26歲。

  早年加爾文篤信天主教,他生性怕羞,好學不倦,節制飲食、極少消遣,準備將來作神父。1523年,由於加爾文家鄉諾陽流行傳染性的瘟疫,他隨同孟特摩家前往巴黎,加爾文進入,專攻拉丁文文學,深獲教授器重,在他的指導之下學習寫作。獲得文學士學位之後,加爾文轉往,專攻哲學與倫理學,這些學習幫助他有敏銳的心思,對於後來的辯論助益匪淺。  1526年,加爾文的父親希望他捨棄神學專攻法律,認為律師一職能致富,加爾文不敢違抗父命,進入奧爾良大學專攻法律,他在一位訟務律師門下受教,不久即成績卓絕,甚至教授缺席時,也由加爾文代課。  1531年,加爾文轉入法學院,受教於知名的人文主義法學家阿爾恰託,同年,加爾文的父親過世。加爾文在波紀斯大學學習了一年半,同時間他也學到希臘文,這對他日後研究《新約聖經》有莫大的幫助,古典文學一直是加爾文的最愛,而法律的研究則培養了加爾文的組織能力。  1532年,加爾文出版第一本註釋書《幸尼加仁慈論義疏》:是幸尼加(Annaeus Seneca,4 BC–AD 65)全集中《仁慈論》的註釋,書中引證55位拉丁文著者和22位希臘文著者,這本書約翰「加爾文」的大名為學者所重,但是當時此書並未立即獲得社會的好評,有些學者認為此書是為了宗教抗議者向當局的請願。無論如何,此書呈現加爾文後來註釋《聖經》的方法,即發掘著者的原意,然後述說自己的迴應。

  加爾文早年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當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說,尚未傳播到家鄉諾陽,但1523年來到巴黎後,他開始讀到一些偷渡至法國的馬丁·路德作品,植入一些宗教改革的新觀念,或許曾目擊法國第一位殉道者包文(Pauvanne)被焚在火刑柱上,或者看見法國貴族因翻譯路德作品而犧牲生命,宗教改革成為大學時期談話與討論的題旨。  加爾文大學時,他的拉丁文教授曾公開批評當時的天主教(後來考第爾加入宗教改革運動又在日內瓦學院執教)。加爾文的表兄歐利夫坦(Robert Olivetan)將《聖經》譯成法文,因此,他對直接研究《聖經》感到興味十足,他們多次共同討論,歐利夫坦主張只有兩種教派:一個是人類靠自己功德得救的,一個是由上帝主宰誰可以得救。此外,加爾文在巴黎的一些密友如克智弟兄等,都是極端批評現世並接納路德觀念的人。在奧爾良大學時,他住在一位路德派商人福爾治(Etiennedela Forgre)家中,他的家是宗教改革同志們的聚會處,這位商人樂善好施,每逢將食物贈給窮人時,就伴隨傳送路德的小單張。在波紀斯大學(University of Bourges)時,加爾文從瓦爾瑪(Wolmar)學習希臘文並一同研讀《新約》,聽到瓦氏口中對腐敗教會的侮辱與非難,目睹了的當時教會與新約教會的教義與生活相去甚遠。 1533年,加爾文放棄天主教,1534年赴瑞士巴塞爾,1536年定居日內瓦並發表《基督教要義》。1538年由於嚴厲批判,和市政當局衝突,被迫出走斯特拉斯堡。1540年日內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權,1541年加爾文應邀重返日內瓦。建立日內瓦歸正宗教會,日內瓦市和地方教區兩級牧師團體組成教會的領導機構。加爾文從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市級牧師團的主席。從1541年到1555年進行一系列的神學爭論。1559年聖誕節,市議會通過接納加爾文為正式公民身份。  當時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並非在加爾文加入才開始,在加爾文之前是由等人發起的,並在1536年市民大會投票決定建立基督教城市。加爾文字人並非日內瓦的獨裁者,他為當時日內瓦議會與教會制定規章制度,堅定而柔和地要確切執行,他個人也要守法與依法辦事,這一切要成為後人有法可依的傳統。加爾文字人不是主動把一套法規強套在日內瓦,他是應邀以其法律與神學知識,協助當地市議會制定教會法(不再受羅馬教廷轄制)。當加爾文於1541年重返日內瓦,他完成《日內瓦教會憲章》。由於加爾文早年師承當時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輩,所以他能夠整理出一套合乎信仰價值又能實踐的教會典章。當時的政治現實,根本不容許加爾文「隻手遮天」獨斷專行,他要不斷作出某程度的妥協。  麥格夫於《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這樣評價加爾文:「加爾文不是日內瓦的獨裁者,以鐵杖來管轄百姓。加爾文甚至大部分時間不是日內瓦的公民,因此不能擁有政治的權柄......最終來說,加爾文對日內瓦的影響力,不是基於其正式的法律地位 (這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本於其作為傳道者與牧者個人頗大的權威。」(157-58頁)

  神學家兼科學家米格爾·塞爾維特的最新著作就像一記耳光,掌摑在《基督教要義》的作者加爾文的臉上,加爾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書稿給對方作為答覆。而塞爾維特的報復很快,他用攻擊性的言論給全文做了註解。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漸深的厭惡,源於塞爾維特反對三位一體的觀點,以及那種糅合了優越感以及人身攻擊的語氣。  後來,加爾文向法國羅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訊舉報塞爾維特,法國宗教裁判所裁定塞爾維特異端罪成立,對他處以火刑,由於塞爾維特逃離,所以焚燬其雕像,還有其著作。塞爾維特逃到日內瓦,參加了加爾文在日內瓦的一次佈道,卻因而被逮捕,被日內瓦理事會定罪並判處火刑。加爾文認為應該處死塞爾維特,但火刑太殘忍,應該用人道的方式處決,主張改為用劍斬殺。然而此種殺害反對分子的事件,仍在日後使神學家卡斯特留對加爾文產生激烈批判。

  加爾文向其他國家傳播新教教義,他的觀念深深影響荷蘭、蘇格蘭和英格蘭。他還從事政治活動,邀請一些法國王室成員和貴族加入法國的結盟宗(加爾文派)。之後法國發生宗教戰爭,他延攬大批歐洲新教難民到日內瓦,使日內瓦成為歸正宗的國際中心,號稱「新教的羅馬」,加爾文是「新教的教皇」。加爾文對新教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在理論與實踐上奠定了歸正宗的基礎。他的神學名著是《基督教要義》。  1564年,加爾文罹患重感冒,出現高燒以及咳血,以致其健康急速惡化,最終於5月27日病逝於日內瓦。

  

  預選說,即救贖預定論,是加爾文最知名的主張,雖然救贖預定論是他倡導的神學遺產,但主要架構非他原創,主要來自奧古斯丁的思想。就「救贖預定論」可分「救贖」及「預定」兩點來說。對於預定,加爾文認為,一個人得不得救,在於神的揀選,人的選擇在這件事上是毫無主權的。意即:神預定某些人得永生,某些人會滅亡。故神將救恩賜與會得永生的人,至於滅亡的人則任其滅亡。神的恩慈是為了要見證祂的救贖,跟做功德無關,也跟個人無關。至於人們疑惑為什麼有人不被揀選,他引用了《申命記》29:29:「隱密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惟有顯明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一切的話。」他說人不會也不能質問神為什麼施恩予人,那就不能問為何神會棄絕某些人。屬神的心意人是無法明白,但對於拒絕救恩,人類依然需負責任。  至於救贖他發展了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稱義之論述。這個論點起初由奧古斯丁所提出,直到馬丁·路德時發展出「法庭式的稱義」。兩人不同在奧古斯丁認為「義」是內在的,當神賜給人恩典時,「義」便成為人的一部分。對馬丁·路德及加爾文而言,這「義」是屬外在的,是「算作」、「當作」、「歸給」,人依然是罪人,只是在人們因著信神就算我們「為義」。而加爾文更提出「雙重恩典」說,在神的眼中算為義是恩典之一。第二個恩典則是:當人接受耶穌與基督聯合之時,信徒便可進入更新的過程,使其內在生命更像基督。

  《基督教要義》中沒有為「聖靈論」單獨寫一個章節,必須從整本書的論述歸納他的觀點。加爾文認為,上帝的靈與上帝的工作同時進行,而促成人的「相信」,當聖靈在人心中執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讀了上帝的話而產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確認聖經的權威,而是聖靈那奧祕的力量所做的工作。

  加爾文的教會論涵蓋非常廣,包括了基督徒的自由、教會的權柄、真教會的基本特質等,其中他所認為真教會的特質應該包括了:「傳揚神的道」及「遵行聖禮」。所以傳福音、聆聽上帝的話及遵行聖禮都是十分重要的。聖禮的定義加爾文對聖禮的定義是:「神賜恩給我們的證據,是一種外在的印志,和我們對祂的敬虔之互相印證,加以確認。」  其中必要聖禮特別是指「洗禮」與「聖餐」。「洗禮」:加爾文認為洗禮是基督徒的第一個聖禮,其意涵是加入教會的表記,好叫人們跟基督共融,列為神的兒女。加爾文非常反對私人洗禮。因為他認為洗禮與聖餐是教會的公共聖職,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須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加爾文強調通過聖餐,使得信徒得以與基督連結。他並不重視餅跟杯,他主張「在聖靈裡耶穌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也就是說,人在聖靈裡改變而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臨在,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身體與血。但是在領受聖餐時,必須傳揚神的道。所以對於當時羅馬公教保留餅和杯,給生病無法前來的信徒或是王公貴族舉行私人彌撒,這些作法加爾文並不贊成。因為他認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揚上帝的話之場合領受聖餐,是沒有意義的。

  加爾文同意聖奧古斯丁對聖禮的看法,認為那是代表不可見之恩典的一個可見的記號。在《基督教要義》第四卷中,加爾文解說聖禮為「外部的標記,基督藉以說明並保證祂對我們的善意,為了支援我們信心的軟弱,同時試驗我們對祂的虔誠。」聖禮是以印記來保證其中所有的內容,是信仰的公開認定。他相信只有聖餐和洗禮具有聖經的權柄。關於聖餐,他不贊成變質說,也不認為只有以某種形式舉行的聖餐禮才有效;同時,他也不贊成某些人的看法,以為餅與酒只是一種象徵,用來代表祂的身體,目的是刺激人的記憶、敬虔或信心。加爾文認為聖禮賜下的,就是它們所代表的;主不僅要求我們看,而且要吃與飲,這樣的行動就表明了在祂與我們之間,有一種生命的聯絡。這個聯絡在道被宣講出來以及人以信心來回應時,就已經創造出來;當人以信心來領受聖餐禮,生命的聯絡就得以加強而更加密切。加爾文反對路德對聖餐功效的解釋,他認為基督的身體一直是在天上,我們是被聖靈的大能提升到天上,來領受祂的身體。他強調,領聖禮的人若不是以信心來領受,聖禮就與他們無益。關於洗禮,加爾文認為「洗禮是准許我們進入教會的起碼標記,為了與基督聯合,我們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種工具,藉此神保證我們所有的罪都被塗抹,永遠在祂面前消失。」藉著洗禮,表明我們的罪被洗淨,也是重生的標記。加爾文認為洗禮的方式並不重要,重點在於潔淨。

  日內瓦議會同意加爾文的主張,訂定「規範基督教信仰」的法規,通過小議會、兩百人議會、大議會,於十一月二十日教會法規(Ordonnances ecclesiastiques)成立。教會法規是為整體的教會生活,以服事功能為規劃,教會生活,必須受牧師、教師、長老與執事,四種職分各有嚴謹不同的職責,都是在日內瓦教會的組織裡。雖然有嚴格的紀律,但是紀律不過是信仰的建設一部分,並不單獨存在,是為了傳福音和施行聖禮,要具影響力。
約翰·加爾文(;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又譯喀爾文、克爾文、卡爾文等,法國與瑞士著名的律師、牧師、宗教改革時代神學家,新教的重要派別──改革宗(或稱歸正宗、加爾文派)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