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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格爾的親希臘的導向下,鮑威爾調查了《新約》的來源,並作出結論,認為早期基督教繼承的更多的是古希臘哲學而不是猶太教 。1839年至1841年,鮑威爾曾是馬克思的老師、導師和密友。 不過,1841年,鮑威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觀點不同而斷然決裂。為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創作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聖家族》兩本書。此後,鮑威爾曾與麥克斯·施蒂納和尼采有過來往。從1840年開始,鮑威爾寫了一系列著作,聲稱耶穌是一個公元二世紀對猶太、希臘、羅馬神學和聚合體。從1848年開始,有批評家批評鮑威爾在學術圈中發表了惡毒的反猶太言論,他對耶穌和猶太教的觀點被認為是極其負面的

  恩格斯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中,評價了布魯諾·鮑威爾對《新約》的研究:  另一個方向,只有一個代表人物,即布魯諾·鮑威爾。他的巨大功績,不僅在於他對福音書和使徒書信作了無情的批判,而且還在於他第一個不但認真地研究了猶太的和希臘—亞歷山大里亞的成分,並且還認真地研究了純希臘的和希臘—羅馬的成分,而正是後者才給基督教開闢了成為世界宗教的道路。說什麼基督教從猶太教產生時就已經定型,並憑大體上已經確定的教義和倫理從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這種奇談怪論從布魯諾·鮑威爾時起再也站不住腳了;它只能在神學院裡和那些要“為人民儲存宗教”而不惜損害科學的人們中間苟延殘喘。斐洛的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和希臘羅馬庸俗哲學——柏拉圖派的,特別是斯多亞派的——給予在君士坦丁時代成為國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響,雖然還遠沒有徹底弄清,但這種影響的存在已經得到證明,這主要歸功於布魯諾 ·鮑威爾;他基本上證明了基督教不是從外面、從猶地亞地區輸入而強加給希臘羅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這個世界的最道地的產物。當然,鮑威爾也像一切對根深蒂固的偏見作鬥爭的人們一樣,在許多地方是做得過分的。為了也要根據文獻來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對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響,為了要說明新約的作者們是上述兩位哲學家的直接剽竊者,鮑威爾不得不把新宗教的興起推遲半個世紀,而不顧羅馬歷史編纂學家們的記述與此不符,總是十分輕率地對待歷史。照他的意見,基督教直到弗拉維王朝時才真正誕生,而新約的著作則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馬可·奧勒留的時代才有的。因此,在鮑威爾心目中,新約中耶穌及其門徒的故事的任何歷史背景都消失了;這些故事就成了這樣一種傳說,其中把最初團體的內在發展階段和內部精神鬥爭都歸之於多少是虛構出來的人物。在鮑威爾看來,這一新宗教的誕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亞歷山大里亞和羅馬。
布魯諾·鮑威爾(德文:Bruno Bauer,1809年-9月6日-1882年-4月13日)是一位德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他曾經是黑格爾的學生,在哲學、政治、聖經批評方面上是一位激進的理性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