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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石器時代的粗石器,已能磨光雕琢、鑽孔,符合對稱、均衡等形式美法則,初具節奏和線條的韻律美。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國美術的早期形式,這種形式一直延續直公元前6世紀。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有玉雕的龍形及其他佩飾作品出土,從半坡遺址中可以發現,仰韶時期已經有陶藝存在。早期的陶瓷製品沒有畫上去的圖案,但是有滾花。有很多畫有以對稱形式展開的魚或者人的面部的圖案。  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從幾何紋飾進展到動植物紋樣,其中以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紋樣最為豐富生動。除彩陶之外,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人像、動物陶塑也同時出現。  商、周和春秋時期以富有想象力和裝飾性的青銅器作為這一時期美術成就的標誌。中國目前已經發現最早的繪畫為長沙楚墓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以及戰國時期的《御龍圖》。  戰國、秦漢,以秦始皇陵兵馬俑和霍去病墓石刻為代表,雕塑藝術成就卓著。繪畫品類繁多,帛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異彩紛呈。篆隸形成中國書法藝術。

  漢時畫跡今已幾乎無存,最完整的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描繪了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山東肥城孝堂祠、嘉祥武樑祠石刻尚存,可窺見該畫師古拙有力的繪畫風格特徵。  西漢統治者也同樣重視可以為其政治宣傳和道德說教服務的繪畫,在西漢的武帝、昭帝、宣帝時期,繪畫變成了褒獎功臣的有效方式,宮殿壁畫建樹非凡。東漢的皇帝們同樣為了鞏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應”論及“符瑞”說,祥瑞影象及標榜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成為畫家的普遍創作題材。漢代厚葬習俗,使得我們今天可以從陸續發現的壁畫墓、畫像石及畫像磚墓中見到當時繪畫的遺蹟。

  佛教公元1世紀進入中國。到8世紀,它在藝術領域已經展現了卓著的效應,尤其在大型宗教塑像方面。  魏晉、南北朝,佛教藝術勃興,敦煌石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等相繼開鑿,大量的壁畫和泥塑,在描繪宗教內容的同時,反映著現實的生活;除民間畫工外,士林畫家大量湧現。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現存摹本)是早期人物畫的代表作,該畫用筆如春蠶吐絲,緊勁連綿,形神兼備,格調古逸,內容是宣傳封建女性的德行修養。中國傳統人物畫注重“成教化,助人倫”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見一斑。著名代表人物有三國吳人曹不興

  隋唐則“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尤以繪畫、雕塑成就輝煌。就繪畫而言,唐代周昉、張萱的仕女畫標誌著人物畫的進一步完善。山水畫已擺脫了作為人物畫背景的附屬地位而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種,李思訓的金碧山水,王維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潑墨山水,已經形成了中國畫山水畫的北派和南派的雛形。唐代薛稷的鶴,邊鸞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也說明花鳥畫已開始興起。隋唐雕塑最引人注目的當推陵墓雕刻。昭陵石刻中那組以描繪李世民生前所騎六匹戰馬的浮雕像(習稱“昭陵六駿”)雕工精細,形體準確,造型生動,是中國雕塑史上的傑作。

  五代、兩宋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鼎盛期。隨著畫院的設立,宮廷繪畫呈現興旺活躍的景象,後世文人畫通常將繪畫傳統回溯至此時。新的繪畫內容如民俗畫也開始出現,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式構圖,生動地描繪汴京(今開封)的繁華景象,如實地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這一時期山水畫最後人著墨最多的部分,五代時生活在中原的荊浩、關仝,活動於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別以不同的筆墨技法描繪不同地域的山川景象,畫風各異,對後世山水畫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北宋李成的平遠畫風,范寬的崇山峻嶺,許道寧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趙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雲山墨戲,使北宋山水畫呈現高度成熟的狀態。到了南宋,大山堂堂的繪畫風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繪畫方式,李唐繼承前朝,但開展出了獨特的斧劈<unk>技巧來畫山石,後來的院畫家如馬遠、夏圭基本上追隨李唐的風格,然而在畫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呈現空氣感,被稱作是詩意山水,一變為纖巧,反映了山水畫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花鳥畫也有著長足的進步。五代時徐熙的汀花野竹,黃<unk>的奇花異鳥分別具有野逸和富貴兩種不同的風格。到了北宋,花鳥畫從對稱的裝飾性轉變為寫實生動,強調擬真,趙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的猿猴,崔白的敗荷鳧雁可以看作是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趙佶主政,刻意經營畫院,仿效科舉考試納才,增加畫院的待遇,讓徽宗朝成為宋代繪畫的高峰,其院體花鳥畫,強調精細寫實,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鳥畫已水墨寫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說是最早沒骨花鳥的傑作。  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此時的單色瓷工藝到達極致,北宋末期所燒製的汝窯是迄今認為單色瓷發展的極致,色澤溫潤,有珠玉光澤,以枝釘滿釉燒造,工藝技術高超,今日傳世品稀少,不足一百件。其他如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建窯都有非常高度的發展,並有大量外銷,影響周邊東亞等地。南宋官窯則被認為是繼承汝窯,供給宮廷使用的高階瓷器,龍泉窯與景德鎮此時也有大量生產,供應外銷,近年考古發現的海底沉船可為佐證。

  遼、金、西夏是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控制華北自10世紀到13世紀,直到忽必烈統一中國為止。傳統中國史學以宋代為正統,對北方政權並不在意,然而他們對中國繪畫史的影響力,應該要加以重視並深入研究。  遼代起於唐末混亂,五代十國之際,與後來的北宋分庭抗禮。在藝術表現上,傳世的藝術品不多。然而透過近年不斷出土的重要墓葬,如遼慶陵、陳國公主墓、葉茂臺遼墓等,幫助我們對遼代美術有更多瞭解。遼代美術在某種程度上,比宋代美術更多的繼承唐代美術的風格,兼具契丹北方古樸渾厚的氣質。  金代遼而起,滅北宋之後,與南宋南北對峙。由於金代接收北宋首都汴京,並改為南京,可以推測大量北宋內府收藏進入金的宮廷,大幅提高金代皇室的文化與藝術素養。最為著名的皇帝為金章宗,不僅其書法刻意模仿宋徽宗的瘦金體,甚至學習宣和年間的內府收藏機制,其收藏印是後代鑑別古畫的一個重要的根據。  金代畫家於中國繪畫史常被人忽略,但歐美學者很早就發現,古代書畫中許多佚名的宋代山水作品,可能是金人所作。而如今存有名字的畫家,如武元直、李山、王庭筠等,其山水竹石畫作,比起同時南宋院畫家的作品,似乎更顯出「文人」的品味。

  元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國繪畫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山水畫方面,由於蒙古朝廷輕視漢人,多所貶抑,漢人知識分子有不願出仕異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與友朋往來,其中不乏有以書畫交誼。此時的繪畫脫離了宮廷氣氛,文人畫獲得了突出的發展。文人畫多取材山水、花鳥,藉以抒發“性靈”和個人抱負。畫家標舉士氣,崇尚品藻,講究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並開啟重視詩、書修養的文人條件。此類畫家以“元四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為代表,並開啟後來中國山水畫主流。  入仕元朝的畫家也對中國繪畫有重要影響。如趙宋後嗣的趙孟<unk>,官拜刑部尚書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潤、柯九思、任仁發、唐棣等。趙孟<unk>提倡復古,主張青綠設色和古樸的山水構圖,著名的作品如《鵲華秋色圖》可為代表。而由於道教藝術在元代頗為活躍,多有壁畫及外銷畫作流傳,《永樂宮壁畫》是此類繪畫的代表作。  元代是景德鎮真正馳名的時期,最著名的瓷器即為青花瓷和釉裡紅。此時的瓷器外銷極為暢行,所以有研究認為青花的紋樣是伊斯蘭教客戶的要求而出現。龍泉窯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銷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數量甚多,亦大量外銷到東南亞一帶。

  明代初期,宮廷畫家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稱之為“浙派”(代表畫家為戴進和吳偉),雖然被晚明董其昌等人貶低,但是影響範圍廣及日本朝鮮等地,並一直透過民間畫師的傳承下來,今日臺灣地區廟宇壁畫仍是浙派的延續。  另一方面,文人官僚以元四大家為學習物件,出現後來成為文人畫傳統的“吳派”(代表畫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與浙派為明代畫壇的兩大主要派別。由於晚明崇尚吳派而貶低浙派,致使吳派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成為山水畫的主流,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甚至國民政府遷臺初的繪畫教育,依然以吳派繪畫為主。  此外,陳淳、徐渭的大寫意花鳥,創潑辣豪縱一格,給中國傳統繪畫帶來了新的活力。陳洪綬和崔子忠是明末有名的人物畫家,號稱“南陳北崔”。前者作品,形象誇張甚至變形,格調高古,對版畫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此一畫風,後世學者常稱為變形主義。

  清代延續晚明以來尊崇吳派的傳統,出現所謂四王,稱其畫風為「正統畫派」。然而民間出現一種嶄新的畫風,構圖大膽,別開生面,以前朝遺民八大山人及石濤最為人所知。清代中葉江南地區富裕,揚州一帶出現以賣畫為生計的文人畫家,書畫均不落俗套,奇特新穎,後來學者將其中重要的八位稱之為揚州八怪。  清代有不少西洋畫師來華,著名的有乾隆時期的義大利藉宮廷畫師郎士寧。中國當時唯一對外的口岸廣州,出現專門替歐洲商人以西洋油畫作畫的畫家。晚清上海闢作通商口岸,由於地處輻輳,成為重要港口,也帶動了油畫的發展。  清末上海取代揚州為商業中心,職業畫家也從揚州轉移到上海,出現了上海海派風格,可謂中國傳統繪畫的最後一脈。民初高劍父兄弟吸收日本畫的西洋式畫風,開創出嶺南畫派。兩者均代表了中西結合的新畫風,為中國畫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清代民間美術的興隆值得稱道。木版年畫這一傳統民間美術品種在清代獲得了前所末有的發展。其製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並形成了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濰縣楊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與此同時,南京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美術高等教育院校。  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傳統的中國美術又隨著時代的驟變而發展。

  民國美術大體延續清末發展,但是西化潮流因為政治變動而加速,中國開始有畫家留學西方,與歐洲繪畫直接接觸,如李鐵夫、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吳大羽、方幹民等人。新式繪畫學校的建立也帶動中國繪畫西化的發展。相較之下,傳統中國繪畫則因為知識分子的抨擊而趨於衰微,如康有為對中國繪畫的強烈批評。1931年魯迅在上海倡導發起了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新興木刻從誕生那天起,便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緊密相關,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命運血肉相連。他是中國革命文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統區美術的主力軍。當時的版畫是以藝術家和革命者的雙重身份出現,以藝術作為戰鬥武器,在思想教育戰線上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由於魯迅的倡導,進步的藝術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組織起木刻團體,1931年初春被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開除和退學的“一八藝社”社員張眺(耶林)、於海(於寄愚)、陳卓坤(陳廣)、陳耀唐(陳鐵耕)等聯合上海的周熙(江豐)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藝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聞社樓上舉行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畫、雕塑、圖案及木刻。這是新興木刻版畫首次在展覽會上展出,並出版了畫冊,魯迅為之作序。  從此在魯迅的領導下,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國統區(白區)新興木刻版畫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陳鐵耕、陳煙橋、沃渣、馬達,黃新波,李樺,楊可揚,江豐,王琦,黃永玉,鄭野夫,朱宣鹹,汪刃鋒,王麥稈,邵克萍,鍾步青,苗勃然,陳鐵耕,力揚,荒煙,王樹藝,餘白墅,陳珂田,徐甫堡等。後來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個中國大地,以延安為代表的解放區(紅區)新興木刻版畫也蓬勃發展了起來,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馬達,彥涵,石魯,夏風,李少言等等。許多進步美術家在當時在報刊、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揭露社會黑暗,反對專制統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術作品。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不滿。40年代後期國共戰爭進入白熱化,國民黨的統治也日趨專制化。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社並逮捕《觀察》進步人士,這就是近代史上被稱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最後的絕唱” 的“《觀察》事件”。  此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1949年5月29日劉開渠、楊可揚、張樂平、(鄭)野夫、龐薰<unk>、朱宣鹹、溫肇桐、陳煙橋、邵克萍、趙延年等國統區美術先驅代表上海美術界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該“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國統區美術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不過,相較於歐洲已經開始從印象派之後新一波的繪畫革命,中國對於西洋繪畫的理解仍強調古典寫實的訓練。此種訓練在中共建國後由學習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所繼承。另一方面,透過共產黨引入的木刻版畫,也是民國之後所出現的新風格,同樣影響了中共建國之後的美術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此兩種繪畫風格主導中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的當代藝術才大量進入中國,影響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  1949年後由國民黨統治的臺澎金馬,藝術發展附屬在教育體制之下,直到1955年才有專門培養藝術人才的國立藝術學校。但在同一時期,以李仲生為首的一群大陸來臺畫家,成立東方畫會,試圖將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稱作現代中國繪畫,稍晚五月畫會也有類似的舉措。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會員國及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引起臺灣社會極大的波動,關懷臺灣本土的文學鄉土主義開始盛行,影響到美術發展。當時如席德進描寫臺灣鄉間風景,並關注臺灣傳統建築民居,開啟臺灣古蹟保護的發展。
中國美術,有著獨特的延續性,明代的作品可以看到唐代的影響;清代的畫作繼承著宋代的特色,在臨摹的同時有所創新。歷代以來,雖然每位中國畫師的畫風及技巧各有不同,但創作主題經常是圍繞著自然生態。歷代中國藝術皆可看到宗教的影響,不少作品的繪畫方式有著道教陰陽二元論的色彩:意境的虛與實;用筆的輕與重。此外,不少作品更會出現中國神話人物。這些特色元素都可在中國畫中窺得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