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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具體討論中,英國反伊斯蘭主義活動家馬吉德·那瓦茲(Maajid Nawaz)在他的回憶錄《激進分子:我逃脫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旅程(Radical: My Journey out of Islamist Extremism)》中使用了這一術語去形容在英國“幼稚無知地取悅”伊斯蘭主義者,並且幫助伊斯蘭主義獲得大眾接納的“‘好心的(特指經常辦壞事的那類)’自由主義者和被意識形態驅使的左派”。2015年,在Big Think網路論壇的一次視訊報告上,那瓦茲詳細的闡述了這一術語(退步左派),用其形容一部分在他看來是 “為了政治正確以及他們自以為對其它文化的寬容和尊重不同生活方式,有一種限制他們挑戰少數群體可能的偏狹的內在的猶豫”的左派。  這個概念也被知名的社會與政治評論者、喜劇演員比爾·馬赫(Bill Maher),網路脫口秀主播戴夫·魯賓(Dave Rubin)還有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傑裡·科因(Jerry Coyne)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這樣的新無神論者多次討論過。

  馬吉德·那瓦茲,因為認可伊斯蘭世俗化,於2007年與他之前加入的激進伊斯蘭團體伊扎布特/伊斯蘭解放黨(Hizb ut-Tahrir)決裂。奎利亞姆基金會(Qualliam)的創辦者和主席,這一反極端主義智庫組織總部位於倫敦,旨在挑戰伊斯蘭主義敘事。  那瓦茲使用了“退步左派”這一概念去形容那些在他看來在迎合伊斯蘭主義(一種被他定義為有著“推行某種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並將其凌駕於世俗法律之上的企圖”的“全球極權主義神權政治計劃”) 的左傾人士。他對於伊斯蘭主義的反對基於 “把任何一種伊斯蘭觀點強加給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任何企圖都是對公民自由權利最根本的侵犯”。 按照那瓦茲的意見,這些伊斯蘭主義的同情者包括了“以文化寬容的名義為伊斯蘭主義辯護,而支援伊斯蘭主義者的無神論者”。  在二〇一五年十月與政治脫口秀主持人Dave Rubin的訪談中,那瓦茲再闡述了他選擇“退步(regressive)”去形容這些左派的理由。他猜想這部分左派“由衷相信”他們在打一場反西方的“國家暴力且好戰嗜亂之新保守與新殖民主義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戰爭”。與之相對的是,當一般人譴責回教極端分子的行為,退步左派忽視了這些,認為只應關注國家暴力侵略等更大的罪惡。有時,他們甚至與最野蠻的殺戮體制(murdering regimes,經常用於形容前蘇聯政體和納粹德國政體)和組織“結盟”,故那瓦茲斥責這些人「退步左翼」。他接著引用了英國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例子,認為他“曾經十分接近”一名伊斯蘭組織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擁躉。對於那瓦茲,同時譴責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例如他反對的伊拉克戰爭)和神權統治是完全可行的,但退步左派做不到。  按照那瓦茲的意見,這種認為穆斯林不會接受對伊斯蘭批評和嘲弄,只會通過暴力做出反應的看法,正是“自視甚高地、自憐地鼓勵放縱”那些他們聲稱要服務和解放的穆斯林,因為這種看法根本就沒有在期望穆斯林成為公民並控制他們自己的憤怒。這種“低期望性的種族主義”降低了少數群體中人們的道德標準,為他們表達厭女主義、同性戀恐懼、沙文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觀點尋找藉口,同時卻堅持社會的大部分成員應該遵守普遍的自由主義標準。  奎利亞姆基金會的總經理Hrras Rafiq認為在左派中存在一種為伊斯蘭主義尋找藉口的趨勢。他說“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極右翼的仇恨與伊斯蘭主義之間是否存在共生關係,而那些退步左派已經準備好為伊斯蘭主義辯解了”。  「退步左派」亦形容一些強調自由解放,但擁戴世上反美極權國家的左派。冷戰期間,人權最惡劣的共產國家,於西方甚得左派支援 。七十年代初浩浩蕩蕩的「反越戰運動」,皆由他們率領,卒之逼使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由越南撤軍 。不久,北越攻陷南越,整個越南變成共產國家,幾百萬越南難民流亡異國。  因此,不少不滿左派的歐美右派,均以上述理由攻擊左派「偽善」。

  

  在2006年——那瓦茲在對話節目中運用術語“退步左派”來表達文化多元主義討論中的一種觀點的六年前,新無神論作家山姆·哈里斯在洛杉磯時報上撰寫文章,用短語“鴕鳥自由派”( Head-in-the-sand Liberals )去形容那些自由派--他們否認事實,“儘管有充足證據表明事實與此相反”,“仍舊臆斷穆斯林恐怖主義起源於經濟上的絕望、缺乏教育和美國的好戰態度。”他感嘆道“要保持普遍性的通情達理和對差異的寬容的話,自由派就應該對堅持按照字面意思解讀宗教經典的主義的危險性保持特別的敏感。但他們卻不是這樣”。 在2015年9月,山姆·哈里斯和馬吉德·那瓦茲在一個由哈佛大學政治研究所主持的公共論壇時進行了交流, 交流內容隨後被公開出版成一本小書,標題是《寬容的未來與伊斯蘭:一次對話(Islam and the Future of Tolerance: A Dialogue)》(2015)。在為《國民評論網路版(National Review Online)》撰寫的本書書評中,政治專欄作家Brian Stewart指出,根據那瓦茲和哈里斯的說法,西方的退步左派是在對“儘管聖戰者和伊斯蘭主義者反對諸如個人自主、言論自由、民主、女權和同性戀權利等自由價值,這些穆斯林派系依舊是全球穆斯林社群和穆斯林少數群體社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哈里斯推測是20%)”的真相“故意失明”。退步左派因此展示了對於任何針對這種現象的批判的令人驚奇的反自由、孤立主義、甚至是譴責的態度,他們不但背叛了普遍的自由價值,而且放棄了保護最易受到侵害的像是在穆斯林社群內生活的女性、同性戀、叛教者這些自由的成員。  在2015年10月和11月,山姆·哈里斯在他與媒體的交流中頻繁使用“退步左派”這個術語,他說最大的危險在於退步左派“出於對冒犯少數群體的恐懼”願意放棄言論自由,這將導致少數群體對言論的審查,他引用了美國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關於查理週刊總部槍擊案的評論作為一個例子。 哈里斯把Reza Aslan(伊朗裔美國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宗教學者、製片人和電視主持人)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美國哲學家、語言學家、政治評論家) 視為退步左派。

  在2013年,一視同仁運動(One Law for All) 發表了一篇報告——《與壓迫者統一陣線:支援伊斯蘭主義的左派("Siding with the Oppressor: The Pro-Islamist Left")》。據獨立報聲稱,該報告表達了一種對“(某些反戰運動)熱心於與主張謀殺同性戀的人一起共事”和“(某些反法西斯團體熱烈歡迎)宗教法西斯主義者(加入隊伍)”的憂慮。 獨立報將這種觀點表達為“及其諷刺的是,這些支援伊斯蘭主義的左派已經達到了與白人極右翼相同的結果。對穆斯林的看法和對伊斯蘭主義的看法成為了同義的——批判伊斯蘭主義被表示為反穆斯林的特徵——這恰恰是英國防衛聯盟(EDL)那樣的團體的觀點”。獨立報的文章總結到,由一種“對退化的進步主義者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的病態的反美主義”驅動的政治性的證實偏見要對此負責。 文章也援引Maryam Namazie(包括伊朗團結黨(Iran Solidarity)、一視同仁運動和倫敦前穆斯林委員會(Council of Ex-Muslims of Britain)在內的數個組織的成員和代言人)的話說,“(那些左翼團體裡)有些重量級人物以保護伊斯蘭主義和讓反對者沉默來保護‘穆斯林’”。  在2015年10月,華盛頓時報報道稱,美國喜劇演員兼節目主持人比爾·馬赫和英國生物學家兼新無神論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為退步左派未能理解“伊斯蘭教帶來什麼都不會帶來自由”而感到遺憾。 馬赫指出了退步左派願意除了批判伊斯蘭教以外的一切,以“那是他們的文化”作為理由。道金斯迴應道:“好吧,那就和他們的文化一起下地獄吧” 。 《週日快訊(Sunday Express)》把道金斯描繪為一個有著“以特別具有爆發性的態度攻擊西方社會對對伊斯蘭激進派採取的放鬆態度”的人。當他提及學生主動取消對校園內前穆斯林的發言者的邀請時,道金斯把這視為“一個對1960年代言論自由運動的背叛”。  在2015年11月,作家、哲學家、無神論活動家Peter Boghossian在出席廣播脫口秀《人文主義者時光("The Humanist Hour")》時把“退步左派”定義為一種用來形容那些把伊斯蘭主義者當做“最奇異的盟友”的左派的輕蔑語。根據他的觀點,“退步(regressive)”一詞用來與“進步(progressive)”一詞形成對照——後者是一個想要創造正義和種族平等的體制的平等主義者群體,然而前者卻成為了一個“尋找最糟糕的人(來幫助),不拓展對寬容的詮釋,或者對任何人所說的任何內容加以寬容的解釋,卻把寬容用做打倒他人的大錘”的群體。另外,他認為退步左派已經成為“過度道德主義者”和自己所認為的受害者的擁護者。他援引了歷史上罪惡,比如美國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合法性問題,這已經引起了對任何西方和資本主義事物的不信任。他補充道“種族主義和同性戀恐懼已經給人們帶來了並且正在持續帶來法律後果。但問題在於,當人們隨意地丟擲像‘種族主義者’這樣的詞時,詞彙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這是相當的諷刺的,因為這原本應該是一個可怕的字眼”。  在2015年12月,國際關係學者Elliot McArdle在英國網路雜誌《尖刺(Spiked)》上撰寫文章寫到,一些“所謂的自由派/左派”把像那瓦茲一樣的自由派穆斯林和像Namazie一樣的前穆斯林當做“天然的告密者”、“叛徒”或者“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為這些伊斯蘭(主義)的批判者,儘管擁有穆斯林背景,但是不符合(他們)想要的把穆斯林當作同質化的和受壓迫的團體的對穆斯林的敘事。  在2015年末,自由派脫口秀主持人Dave Rubin在自己的節目The Rubin Report上主持了很多關於“退步左派”的討論。 他在節目上有一次說道,“我認為把他們以‘退步’命名是重要的原因是,我現在把這些退步左派當做左翼版本的茶黨。茶黨一直被右派放縱,直到右派意識到需要抑制的時候卻為時已晚了,所以現在共和黨已經破碎到亂成一團,經常使他們團結一致的只有黨內最糟糕的信念。我真的相信這些退步左派就是對整個左翼做像茶黨這樣的事情,那麼從今天算起一到兩年以後,我們如果沒有勇氣去阻止他們,我們將會驚奇為什麼我們的制度被搞得甚至比現在還要更加糟糕”。 在一系列的訪談中,Rubin與他的嘉賓分析了“退步左派”的概念和它的含義,這些嘉賓有Peter Boghossian、 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索馬利亞裔荷蘭女權分子、無神論者、作家及政治人物,以批評伊斯蘭教、反對女性割禮及生殖器切割而知名)、馬吉德·那瓦茲、 Nick Cohen (英國記者、作家和政治評論員,《觀察家報(The Observer)》專欄作者、《旁觀者(The Spectator)》作者和《立場(Standpoint)》雜誌電視評論員) 和Douglas Murray (英國作家、記者、評論家,智庫組織“社會凝聚力(Centre for Social Cohesion)”前主任,智庫組織“亨利·傑克遜社群(Henry Jackson Society)”主任)。

  在2015年11月,精神分析學家Khwaja Khusro Tariq在《赫芬頓郵報》上將這個詞歸類為一種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他說,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媒體都在設法獲得對伊斯蘭教最刺耳的批評。他還認為這個詞被控制著指向格倫·格林沃爾德和諾姆·喬姆斯基,而這兩者都從未寬恕暴力或者對伊斯蘭教的教條發表意見。他辯稱“沒有人真誠地試圖禁止對這種宗教表達反對”。  在2016年3月,Joseph Burnstein(一名BuzzFeed的網路文化記者)根據Google Trend寫到,這個詞的出現頻率在2015年的“暴漲”有著不尋常的意味。相比於批評“文化寬容已經走得太遠了”,他更關注這個短語“全方位地包括了所有的反對社會公平戰士的網路力量所不像的主流新媒體文化”。他還認為儘管這個詞可以被追溯到那瓦茲、馬赫和道金斯這樣的自由派評論者,但它現在正在被另類右翼(Alt-Right)當做話語爭戰的一部分而在網路論壇和社交媒體上大量使用。
退步左派(英語:regressive left),也譯作反動左派,有時也稱作“退步自由派”(regressive liberals),是用來形容一部分左派的負面稱呼。這些左派被指責在政治上持一種反動觀念,因認同文化多元和相對主義,容忍限制個人權利的意識形態(比如伊斯蘭主義),但同時繼續攻擊右派和保守主義支持者,並限制他們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如2017年美國部分左翼人士成功阻止部分另類右派支持者在學院進行演講。此外,批評者指責他們為捍衞自身的道德高地,會把不認同他們立場的人稱呼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主義者、仇外、恐同、恐伊斯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