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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中國和印度一直是在南亞和東亞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發展了與印度的鄰居和競爭對手巴基斯坦的密切商業和軍事關係,並且努力爭取在尼泊爾和孟加拉國的影響。鄧小平於1979年上臺後,中國開始減少有威脅的擴張政策和而轉向發展與亞洲國家的的廣泛貿易和經濟關係。在緬甸國家法律與秩序委員會因為鎮壓1988年的反政府示威活動之後而被西方社會抵制之後,緬甸軍政府轉而向中國尋求合作。相對於這段時間中國對東南亞的經營,印度對東南亞的外交發展則顯得遲滯,把對東南亞的關係放在較後的順序。例如,冷戰時期英荷勢力相繼退出東南亞,加以中國1964年核試驗成功,為避免權力真空可能帶來的混亂以及中國的威脅,東南亞國家曾籌劃以軍事互助條約求取自保,並邀請印度加入,但當時的尼赫魯不滿東南亞的軍事聯盟收受美國資助而拒絕加入。  納拉辛哈·拉奧上臺之前,印度執行的是中立偏蘇的外交政策,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交戰,與周邊國家也關係緊張,蘇聯解體後,印度在全球事物中孤立,在地區內被中國和中國的安全夥伴包圍。由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同時印度七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遲緩落後,政治腐敗低效,印度決定進行經濟改革,和鄰居改善關係。  印度的東望政策是在納拉辛哈·拉奧(1991-1995)和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1998-2004)內閣時期制定和執行的。隨著經濟的開放和對冷戰政策的遠離,印度的戰略著重於發展密切的經濟和商業聯絡,提高戰略和安全合作,以及強調歷史文化、宗教和思想的聯合。印度尋求建立和擴大臨近區域內貿易、投資和工業的發展,也與因中國的經濟和戰略影響擴大而憂慮的有關國家開始戰略和軍事合作。

  雖然傳統上支援了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很多年,但是印度於1993年改變了緬甸政策,開始向軍政府示好。印度和緬甸簽署了貿易協定,並且在緬甸增加投資。儘管私有經濟仍然不活躍,但是印度的國有企業獲得了工業專案、建設主要道路公路管道和升級港口的豐厚合同。印度也增加了與中國之間的利用緬甸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氣儲備的競爭,爭取建立大型、穩定的能源來源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能源需要,以及降低中國對緬甸資源的壟斷程度,同時減少對盛產石油的中東地區國家的依賴。中國雖然是緬甸的最大軍事供應商,但是印度也提供了緬甸的軍事人員培訓,並且尋求在制止分裂的激進分子和影響印度東北部很多地區的嚴重販毒方面的合作。中國在若開邦海上A-1區塊的Shwe天然氣田目贏得的多達28.8-35.6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合同和在緬甸的海岸以及科科群島附近安裝的監測裝置引起了印度的極大關注和焦慮,使得印度加強其在港口發展、能源、交通和軍事行業的投資。  印度還建立了與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和柬埔寨的強大的商業、文化和軍事關係。印度簽署了與斯里蘭卡和泰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加強與他們的軍事合作。印度也簽署了大量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一項與新加坡的綜合經濟合作協定,一項和泰國的早期收穫計劃,和東盟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FAT),和與韓國簽訂的全面經濟合作協定(CEPA),而同時與日本就經濟合作協定(EPA)進行談判。印度在民主、人權和戰略利益方面重點加強與臺灣、日本和韓國的聯絡。韓國和日本仍是在印度的外國投資的主要來源之一。  雖然印度仍然堅定地支援一箇中國的政策,承認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不過它也奉行增加和臺灣接觸的政策。由於在反恐和人道主義救海事和能源安全、互信和平衡中國之類的大國的影響的需要,印度已加強參與東亞的合作。因為印度的貿易50%以上通過馬六甲海峽,印度海軍在布萊爾港附近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上已建立安達曼和尼科巴司令部。印度也在與新加坡(1993至今)、越南(2000)進行聯合海軍演習(SIMBEX),而且從2002年開始與印度尼西亞在安達曼海進行聯合巡邏。 2004年日本和印度也和美國和澳大利亞一起加入了印度洋海嘯救援區域核心組。

  在印度和中國保持戰略競爭對手的同時,印度的"東望"政策也包含了和中國的大量接觸。自1993年起印度開始與中國領導人舉行高階別會談建立信任措施。在2006年,中國和印度自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以來在乃堆拉山口第一次開放邊界進行跨界貿易。2006年11月21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10點聯合宣告改善關係和解決長期衝突。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每年增加50%,並且在2010年預計會達到由印度政府和工業領先人士設定的60億元目標。但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密切關係以及在錫金和阿魯納恰爾邦的邊界爭端也威脅到了雙邊關係的改善。印度為藏人政治暨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提供的庇護也在雙邊關係中造成一些摩擦。

  印度建立了一些多邊機構,如湄公河—恆河合作計劃和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在對環境、經濟的發展、安全和戰略事務方面建立廣泛的合作,使其影響超出南亞而避免與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影響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中的努力。印度在1992年成為東盟部門對話夥伴、1995年成為全面對話夥伴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成員,於1996年加入東盟地區論壇,並且在2002年和中日韓一樣成為首腦級合作伙伴。2002年第一次印度-東盟企業高峰會在新德里舉行。印度還在2003年加入東盟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很多場合印度的成員資格是這些論壇為平衡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的嘗試。比如日本就是將印度帶進東盟+6來稀釋中國影響很大的東盟+3,新加坡和印尼也在印度加入東亞峰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美國和日本也為印度的亞太經合組織中的成員身份而遊說。大量的基礎設施專案也有助於讓印度更接近東亞。印度正在響應聯合國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及社會委員會的一個亞洲公路和泛亞鐵路網的倡議。印度也正在促進重新開啟通過緬甸連結中國雲南省與印度阿薩姆邦的二戰時的史迪威公路的討論。

  與南亞和東亞國家的貿易佔幾乎印度的外貿的45%。雖然印度的努力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印度在與該區域國家的貿易和經濟聯絡中仍在中國之後。印度發展與緬甸軍事政權的友好關係而且不願在侵犯人權和鎮壓民主方面對緬甸批評或施壓的政策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多批評。
印度從1991年開始的東望政策是印度世界觀戰略的一個轉移,在納拉辛哈·拉奧內閣時期發展和執行,並且\在之後的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內閣和曼莫漢·辛格內閣嚴格執行。根據印度《政治家報》前總編輯兼《為了望向西方而往東看――李光耀的印度任務》一書作者蘇難陀·達塔拉伊的說法,這項政策的擬定是作為一項促進與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合作的戰略的第一階段。但是東望本身的自我完備則很大程度上是受總理導師李光耀影響。 為維護印度的東望政策的思想,印度認為應該更多與亞洲夥伴合作共同和世界各國互動,印度的經濟利益來自與東亞和東南亞的更大融合。所以作為新的現實政治的一部分,東望政策是在外交中建立和加深與東部鄰國經濟一體化的密切關係的嘗試;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合作也是東盟區域國家對於對印度在區域戰略和經濟利益重要性的認識的一部分。總理曼莫漢·辛格說:「東望政策不只是一個對外經濟政策;它也是印度的世界展望和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中的定位的一個戰略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