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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亞出生於今天的巴拉圭亞瓜龍。弗朗西亞的父親是一名來自聖保羅的軍官,後來改行為菸草種植園主,母親是巴拉圭人,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後裔。  他曾就讀於位於亞松森的舊金山修道院學校,最初是為了培訓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但他並沒有成為天主教神職人員。1785年4月13日,經過4年的學習,他成為科爾多瓦國立大學蒙特塞拉特學院的神學博士和哲學碩士。  儘管有人認為他的父親是一位黑白混血兒,但他還是於1790年在亞松森的聖卡洛斯神學院獲得了令人垂涎的神學教授職位。他的激進觀點使他在那裡的教師職位難以為繼,他很快就放棄了神學而去學習法律。最後,他成了一名律師,學會了五種語言:瓜拉尼語、西班牙語、法語、拉丁語和一些英語。  在他的學習期間,他受到了啟蒙思想和後來的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弗朗西亞對西班牙強加給巴拉圭的階級制度感到厭惡,作為一名律師,他會為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辯護,反對富人。作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信徒,伏爾泰、讓-雅克·盧梭和法國百科全書的忠實讀者,弗朗西亞擁有亞松森最大的圖書館。他對天文學的興趣,加上他對法語和其他在亞松森被認為是神祕的學科的知識,使一些迷信的巴拉圭人認為他是一個有能力預測未來的巫師。

  他很早就表現出對政治的興趣。1807年,他成為參事會的一名成員,1808年成為財政官員,1809年8月,他艱難地成為了亞松森參事會的首腦,這是他作為一名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所能獲得的最高職位。早在1798年,他曾嘗試過這個職位,但由於出身卑微而失敗。參事會的其他重要成員還包括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佩德羅·胡安·卡瓦列羅、曼努埃爾·阿塔納西奧· 卡瓦納斯和最後一位殖民總督貝爾納多·德·貝拉斯科。  五月革命後,總督貝拉斯科於1810年7月24日召開了省議會。會上弗朗西亞震驚了其他成員,因為他說他們擁有的國王是無關緊要的。當巴拉圭在1811年5月15日宣佈獨立時,他被任命為三人執政集團的祕書,並在1811年6月17日的國會會議上被列入五人執政集團。8月1日,他因為軍隊對國會的控制而辭職。他退隱到農村,在那裡散佈謠言說這個國家將被無能的政府出賣。他是這個國家為數不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之一,所以最後很快就成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領袖。巴拉圭只有一個人有博士學位,這個人是胡安·博加林,他是五名軍政府成員之一。  去年10月,他同意重返軍政府,條件是博加林必須下臺,並於12月15日再次辭職。他直到1812年11月16日才回來,當時他負責外交政策和一半軍隊。  巴拉圭人經常簡單地稱他為“弗朗西亞博士”或卡拉伊·瓜蘇(瓜拉尼語中的“大領主”)。與此同時,一些印第安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當一些人看到他用經緯儀測量星星時,他們認為他是在和夜魔說話。弗朗西亞後來用它來整頓亞松森的街道。  1813年10月1日,國會任命弗朗西亞和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擔任一年的副執政官,弗朗西亞擔任第一個和第三個季度的任期。每個人控制了一半的軍隊。1813年10月12日,巴拉圭宣佈脫離西班牙帝國獨立。  1814年3月,弗朗西亞禁止西班牙人之間結婚;他們必須與印第安人、黑人或黑白混血兒結婚。

  1814年10月1日,國會任命他為全權執政官,任期三年。他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以至於1816年6月1日,另一屆國會投票決定讓他終身掌握國家的絕對控制權。在接下來的24年裡,他僅在另外3個人的幫助下治理國家。根據歷史學家理查德·艾倫·懷特的說法,這些代表大會在當時實際上是非常進步的;所有23歲以上的男性都可以投票支援他們。從1817年起,他任命議會成員,但在1825年決定關閉。

  拉丁美洲學者安東尼奧·德拉科瓦總結了弗朗西亞的統治: “... 我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混合:能力和任性,遠見卓識和魯莽的迷戀,追求崇高理想的艱辛努力和公然違反最簡單的正義原則。他切斷了巴拉圭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絡,停止了對外貿易,但在他個人的監督下,精心培育了巴拉圭國內的工業和農業。弗朗西亞博士樂於招待來自其他國家的陌生人,並把他們囚禁了多年;他過著共和主義者式的簡樸生活,但是對於他哪怕是最輕微的不尊重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似乎變得越來越專橫跋扈。他深受法國大革命原則的影響,是教會的堅定敵手。他廢除了宗教裁判所,取締了神學院,取消了什一稅,並對教士進行無休止的侮辱。他使貴族處於從屬地位,並通過訓誡和榜樣來勸阻婚姻,留下了一些私生子。由於他晚年的揮霍無度,人們普遍認為他精神錯亂了。” 弗蘭西亞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盧梭的社會契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他的思想也受到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的啟發。為了建立這樣一個烏托邦,他對巴拉圭實行無情的孤立,禁止一切對外貿易,與此同時,他培育了民族工業。  弗朗西亞經常被歸類為後殖民時代的獨裁者之一,但他卻背離了大多數同時代人的專制傾向。相反,他試圖按照下層階級和其他邊緣群體的願望重新組織巴拉圭。他極大地限制了教會的權力,也限制了土地上的精英階層的權力,而傾向於讓農民在國有土地上謀生。雖然一些學者批評他完全反對教會,但他只是試圖削弱教會無所不包的政治控制。他實際上建造了新教堂,並利用國家資金支援宗教節日。弗朗西亞政府還接管了通常由教會監督的服務(如孤兒院、醫院和無家可歸者護理),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它們。事實上,除了少數統治階級外,弗朗西亞和他的政策受到大多數巴拉圭人的歡迎,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中立態度在動亂時期維持了和平。

  1820年2月,弗朗西亞的政治警察“毛腳”發現並迅速粉碎了由精英和許多獨立領袖策劃的暗殺他的陰謀。唯一仍逍遙法外的密謀者胡安·博加林向他當時的神父承認了這一陰謀。弗朗西亞逮捕了近200名著名的巴拉圭人,處決了他們中的大多數。1821年6月9日,兩名奴隸和神父發現了一封詳細描述反弗朗西亞陰謀的信,他們從一名密謀者的自白中得知了這一陰謀。弗朗西亞把所有300名西班牙人都抓了起來,讓他們站在廣場上,自己念信。18個月後,他們支付了15萬比索(相比之下,1820年的預算是164723比索),才被釋放。主謀者富爾亨西奧·耶格羅斯和佩德羅·卡瓦列羅被逮捕並終身監禁;1821年7月13日,卡瓦列羅自殺,四天後耶格羅斯被處決。  弗朗西亞宣佈所有反對派都為非法,並建立了一支祕密警察部隊。他的地下監獄被稱為“真相之屋”,巴拉圭的大多數製造業都是由監獄的囚犯充當勞動力的。他廢除了鞭打,但他對死刑的執行是殘酷的,因為他堅持所有的死刑都要在他窗外一棵橘子樹下的凳子上執行。為了不浪費子彈,大多數受害者被刺殺,而他們的家人不被允許去收屍,直到他們躺在那裡一整天,以確保他們已經死了。  許多囚犯也被流放到距其他定居點遠的特維戈集中營,東邊是無邊無際的沼澤,西邊是格蘭查科沙漠。他死後,巴拉圭監獄裡有606名囚犯,主要是外國人。  1821年,弗朗西亞下令逮捕和監禁法國著名植物學家和探險家埃梅·邦普蘭。邦普蘭在巴拉那河岸經營一個私人農場,收割巴拉圭冬青。後來,由於邦普蘭作為醫生的價值,弗朗西亞給了他寬大處理,並允許他住在一所房子裡,條件是他必須是當地駐軍的醫生。

  弗朗西亞認為,拉丁美洲各國應該在國家平等和聯合防禦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聯盟。他建立了一支規模雖小但裝備精良的軍隊,裝備主要是沒收的耶穌會軍火庫。軍隊的規模因威脅的大小而異。例如,在1824年,軍隊有超過5500人,但在1834年,只有649人。弗朗西亞故意誤導外國人,使他們以為軍隊有5000多人,而實際上很少超過2000人。他作為後備軍人維持著15 000人的龐大民兵。巴拉圭製造的第一艘軍艦在1815年下水,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100艘獨木舟、單桅帆船和平底船組成了一支海軍。當遇到士兵時,人們必須脫帽致敬;許多買不起帽子的印第安人只戴一個帽沿,這樣他們就能遵守這條規則。現金只能用來交換武器和彈藥,1832年,從巴西進口了2000支毛瑟槍和軍刀。  雖然沒有戰爭,但與阿根廷在坎德拉里亞這個地方存在爭議。弗朗西亞最初在1815年放棄了它,然後在1821年在邊境上建了一個堡壘,第二年又建了一個,1832年又建了第三個。在1838年,軍隊再次佔領了坎德拉里亞,理由是弗朗西亞需要保護當地的瓜拉尼人。  巴拉圭士兵只在邊界的前哨看到行動,而這些前哨經常遭到瓜伊庫魯族印地安人的攻擊。1823年,弗朗西亞允許巴西商人在坎德拉里亞進行貿易。弗朗西亞將把國家的大部分預算花在軍隊上,但士兵也被用於充當公共工程的勞動力。

  弗朗西亞廢除了高等教育,理由是為軍隊提供資金是國家財政的首要任務,而且私人學習可以在他的圖書館裡自由進行。1822年,弗朗西亞關閉了該國唯一的宗教學院,主要原因是主教的精神疾病(以及他對教會權力的清洗)。儘管如此,他在1828年規定所有男性必須接受國家教育,但他既沒有幫助也沒有阻礙私立學校。即使如此,在這之後,學生與教師的比例還在增加,文盲的人數也減少了。根據理查德·艾倫·懷特的說法,到1825年,學生與教師的比例已達到36比1。1836年,弗朗西亞開辦了巴拉圭的第一家公共圖書館,裡面的書籍都是從他的對手那裡沒收來的。書籍是為數不多的免稅物品之一(軍火是另一個)。

  1820年10月,一場蝗災摧毀了大部分農作物。弗朗西亞下令種植第二季。從那時起,巴拉圭農民每年種植兩種作物。十年來,弗朗西亞分四個階段將一半的土地收歸國有。他先是沒收了賣國賊的土地,然後是神職人員(1823年)、非法佔用者(1825年),最後是未使用的土地(1828年)。這片土地要麼由士兵直接管理,用來製造自己的給養,要麼租給農民。到1825年,巴拉圭的甘蔗已經自給自足,小麥也被引進。在他生命的最後,弗朗西亞無情地把所有的牛關在伊塔普阿省,以阻止瘟疫從阿根廷蔓延,直到它消失。

  與普遍的看法相反,巴拉圭當時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弗朗西亞歡迎來自各國的政治難民。1820年,烏拉圭獨立戰爭的英雄何塞·阿蒂加斯和他的200名部下獲得庇護。即使在弗朗西亞死後,他仍留在巴拉圭,每月領取30美元的退休金。當時他被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追捕,後者看到他的一艘軍艦也被帶到巴拉圭。1820年,弗朗西亞下令給逃跑的奴隸提供避難所,從科連特斯來的難民要有獨木舟和土地。1839年,一群巴西逃兵受到歡迎。許多從前的奴隸也被派去看守特維戈的流放地。

  1815年,巴拉圭的羅馬天主教會宣佈獨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羅馬。弗朗西亞攫取了教會的財產,並任命自己為巴拉圭教會的領袖,這讓人想起亨利八世宣稱自己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教皇庇護七世因此將他逐出教會;弗朗西亞聽到後的回答是:“如果聖父本人來到巴拉圭,我將讓他做我的私人牧師。”  1816年6月中旬,除了科珀斯基督教堂外,所有夜間遊行都被禁止。1819年,主教被說服將權力移交給總督,1820年修士被世俗化。1820年8月4日,所有神職人員被迫宣誓效忠國家,他們的神職豁免被取消。該國的四所修道院在1824年被收歸國有,其中一座後來被拆毀,另一座成為教區教堂。剩下的兩座變成了炮兵公園和兵營,而三座修道院也變成了兵營。他廢除了宗教裁判所,把懺悔室改成了崗哨,並把帷幔做成了長矛兵的紅背心。

  弗朗西亞對性的看法非常開放。他使婚姻受到高稅收和限制,並堅持由他親自主持所有婚禮。弗朗西亞保留著所有與他發生關係的女人的記錄,儘管沒有正式的的婚姻關係,他還是生了七個私生子,最大的是烏巴爾達·加西亞·德·卡涅特。當他發現有人在宮殿外賣淫時,他宣佈賣淫是一種光榮的職業,所有的妓女都應該戴上金梳子。因此,她們被稱為“peinetas de oro”(金梳子),以羞辱西班牙婦女,因為這是西班牙的時尚。  弗朗西亞對暗殺採取了幾項預防措施。他會自己鎖上宮殿的門,自己抽的雪茄都是親姐妹製作的以確保沒有毒,甚至睡覺時枕頭下都藏著一把手槍。儘管如此,一個女僕還是試圖用一塊蛋糕毒死他。誰也走不到離他六步路遠的地方,每當他騎馬外出時,他都會把路上的灌木叢和樹木連根拔起,這樣刺客就無法躲藏;他走過的時候,所有的百葉窗都得關上,行人必須匍匐在他面前。  弗朗西亞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除了一些書籍和傢俱,他僅有的財產是一個煙盒和一個錫製糖果盒。弗朗西亞離任時國庫裡的錢至少是他上任時的兩倍,其中包括36500比索的未動用工資,相當於幾年的工資。

  他在國外的聲譽是負面的:著名的生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希望他會被推翻,儘管托馬斯·卡萊爾(他自己並不是民主的朋友)發現即使在弗朗西亞的批評者的出版物中也有值得欽佩的東西。卡萊爾在1843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除非閉上嘴巴,否則個人判斷的自由在巴拉圭將走向終結”,但他認為,在社會環境下,這對“高喬人......還不符合憲法自由。”  弗朗西亞向巴拉圭灌輸了一種專制統治的傳統,這種統治一直持續到1989年,只有幾次中斷。他仍然被視為民族英雄,在亞瓜龍有一座紀念他的博物館。裡面有他和他女兒的畫像,還有他的糖果盒、燭臺和煙盒。巴拉圭作家奧古斯托·羅·巴斯托斯寫了一本名為《我,至高無上》的小說,對弗朗西亞的一生進行了充滿矛盾的描寫。
何塞·加斯帕爾·羅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亞·伊·維拉斯科(,1766年-1月6日-1840年-9月20日),為巴拉圭獨立運動領袖、獨裁者及元首(1814～1840年)。他的官方頭銜是“巴拉圭的最高和永久獨裁者”,但他被普遍稱為“巴拉圭最高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