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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來自「梵」和“唄匿”,亦即匿,是佛教的唱誦形式。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來自印度的僧人到中國都以翻譯經典為主,傳授梵唄卻並不多。根據《高僧傳》卷十三的記載:「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語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授。」  公元6世紀,中國南朝僧人慧皎在其著作《高僧傳》中記載:「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並以協諧鐘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贊於管絃,則稱之以為唄。」(《高僧傳》卷十五)。這說明在6世紀之前,中國佛教寺院內已經流行“唄唱”。  梵唄主要有三種用途。首先是講經儀式,通常行於講經前後。其次是六時行道,即寺院每日作朝暮課誦之用。最後就是經懺法會,譬如「觀音菩薩聖誕」、「梁皇寶懺」、「水陸法會」等等。唐代之前產生的唄唱作品有《如來唄》(《如來梵》)、《云何唄》(《云何梵》)、《處世唄》,及《贊佛偈》等。唱詞都出自佛經。

  根據上座部佛教的傳統,頌讚以巴利語為主,有時候夾雜方言。其中,比較著名的上座部佛教梵唄有 :

  

  佛教音樂可以分為贊、偈、咒、誦四大類。贊,有祈禱和歌頌佛祖之意。贊同詞為韻體體裁,以八句、六句或四句為一組。譬如《戒定真香》、《佛寶贊》、《楊枝淨水》等。偈,梵文唱,有五字型和七字型之分,有八句復唱,也有四句復唱。咒,即是咒文,由梵音轉讀,只可意會而不可解讀。無韻咒常以木魚單點伴擊;有韻咒則常以磬、鈴、鐺來伴奏。誦,即唱誦,與贊同是韻體體裁,但更富音樂性。

  

  在三國時期的吳國,則出現了贊菩薩連句梵唄,是由孫權的「智囊」支謙所作。支謙名越,號恭明,月氏族後裔。精通漢文、梵文,後又學梵書,精通天文圖讖,陰陽五行、音律、文學等等。自黃武元年(222年)至建興二年(253年),從事譯經活動長達三十年,而他所創作的贊菩薩連句梵唄流行於江南一帶。在翻譯文學方面,他主張意譯,儘量漢化佛教術語而少用胡音。正如《太平廣記》卷八十七,說:「(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己妙善方言,方欲集眾本,譯為漢文,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  到了支謙譯經活動的末期,康居國康僧會抵達建康。他根據《泥洹經》創作了泥洹梵唄。康僧會本來於印度居住,後來跟隨父親的商旅前往中國,但卻出家為僧,於吳赤烏十年(247年)開始翻譯佛經。根據《高僧傳》卷一記載,泥洹梵唄「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三國魏武帝第三子曹植根據東吳月氏優婆塞支謙所翻譯的《太子瑞應本起經》寫成《太子頌》與《<unk>頌》,成為後來的漁山梵唄。梵唄是一種以短小佛偈為主,配合樂器伴奏,來歌頌菩薩的頌歌。漁山,又名吾山,在山東省東阿縣以西。曹植在太和三年被封為東阿王。他曾在遊覽漁山,故被後人稱之為「漁山梵唄」。

  在南北朝時代,有很多關於歌詠伎樂舞蹈的記錄,譬如雲岡第十二窟門楣上方,有一幅石刻浮雕圖描繪一群伎樂天,使用十四種不同的樂器來演奏。樂器可分為管樂器、絃樂器、打擊樂器三大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有繼續的發展。西晉末年,來自西域僧人帛屍梨密多羅曾經到建康的建初寺住居。根據宋贊寧的《宋高僧傳》記載,「曾作胡唄三契,梵音凌雲,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改,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於今。」高音成了這個梵唄的聲腔特點。東晉時,月支國支曇龠也到了建業建初寺,教授發音與轉讀,並且創作了「六言梵唄」,在當時非常流行。《高僧傳》卷十三記載:「善轉讀,曾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 造,始終迴圈,未有如龠之妙,後進傳羅,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唄,傳聲於今後。」 南朝梁武帝非常信奉佛教,他把《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梵唄定為正樂,並且設立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的梵唄,更舉行無遮大會。

  在隋唐時代,佛教音樂也不斷流傳,根據陳場《樂書》「胡曲調」,記錄唐代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龜茲佛曲》、《釋迦牟尼佛曲》、《觀法會佛曲》、《寶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觀音佛曲》等等,共26曲。可見,佛教的發展豐富了民間音樂與說唱藝術。

  隨著宋朝北部邊境的遼、西夏勢力日盛,中國與印度與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大大減少,佛教音樂的發展也變得保守,並且逐漸與民間曲調合流。例如民間曲調的《掛金鎖》、《望江南》、《柳含湮》、《山坡羊》、《浪淘沙》、《阿彌陀贊》、《虔誠獻香花》、《迴向偈》等佛曲流傳至今。

  元明清梵唄已極度通俗化,佛樂混入俗樂,實力衰微,但也使得俗樂的樂器、曲調風格有了較大發展。元朝時盛行南北曲,佛教歌贊也大受影響。明成祖於永樂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編《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50卷,就是採用當時流行的南北曲的各種曲調填寫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後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樂》、《錦上花》、《風鸞吟》、《喜江南》、《青玉樂》、《梧枝兒》、《沉醉東風》、《彩風吟》、《沉醉東風》、《步步嬌》、《早香詞》等三十曲。

  近現代佛教音樂承自清代,也分南北曲調,有近二百曲,如《戒定真香》(掛金鎖)、《香供養》(一綻金)等。《十供養贊》有三種調:《望江南》(香借養),《柳含煙》(虔誠獻香花),《金學經》(戒香定香與慧香)。《三寶贊》和《十地贊》的曲調是《柳含煙》,《西方贊》是《金磚落井》,《開經偈》的曲調是《破荷葉》。至今仍有峨眉山、五臺山、西安、福州等地,儲存自元明流傳下來的佛曲,它們採用唐宋的燕樂風格和元代曲調編成。  中國佛教的教歌《三寶歌》由民國高僧弘一法師譜曲、太虛大師作詞。

  藏傳佛教的音樂是以佛殿樂為主。它是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慢慢演變成程式化的佛殿樂曲,並且有專門的樂隊來演奏。佛殿樂,顧名思義就是它是因應寺院內宗教活動而產生,主要在佛殿中演奏。旋律優美,典雅肅穆,就是佛殿樂的特色。藏傳佛教的每一所寺院,都流傳著自己風格的佛殿樂。譬如甘肅省南藏族自治州境內的拉卜楞寺的佛殿樂,誕生於18世紀初期。當時,由該寺的大活佛在從青海返回甘肅時,容許隨從借奏樂來消除旅途艱辛的想法。自此旅途上奏樂自樂成了習慣,併成為拉卜楞寺院的規矩。他們在不同的時候,會演奏不同的傳統的宗教曲,譬如清晨會演奏《黎明晨曲》,入夜後演奏《臥宿曲》。除此之外,拉卜楞寺保留下來的佛殿樂曲已寥寥無幾,剩下《姜懷優索》、《萬年觀》、《五臺山》、《孝卡麻爾》、《喇嘛達夏》、《智布欽加居》、《仁欽恰爾帕》、《堆彭》、《巴華爾》、《投金千寶》等等。

  

  1953年,星雲大師初到臺灣宜蘭弘法,為了引導青年學佛,便是以現代歌曲為橋樑,成立了青年歌詠隊,讓信眾透過音樂的傳遞來體會佛法生命的真義。由此可見,佛光山音樂弘法的傳統頗為淵遠,這種突破傳統的創新方式,在當時即獲得了社會的熱烈迴響。星雲大師為讓佛教音樂更人間化、生活化、大眾化、普及化,佛光山於2003年開始舉辦「人間音緣」,廣邀世界各地音樂人蔘與創作,為星雲大師所寫的詩詞譜曲。經過多年的辛勤耕耘,「人間音緣」已成為一個宣導真誠、傳遞善美的國際性音樂創作盛會,備受海內外藝文界的關注和肯定。這些不同曲風的人間音緣歌曲,不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令人倍感親切、舒適,更可藉由佛教歌曲清淨的音聲,與和諧之意境,為社會帶來祥和、安寧,以建造一個快樂的人間淨土。  通俗易懂的佛教歌曲具有修身養性、陶冶性情的功能。佛經大都艱深難懂,若想讀懂佛經、通曉佛理,實非易事,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會無功而廢,但以佛教內容創作的「人間音緣」音樂則智慧地化解了這一障礙,佛教音樂的創作,其傳播不受民族、國界、語言的限制,具有普遍性,可謂是弘法的利器和方便善巧。星雲大師曾說:「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都是人間佛教。我一生努力弘法的方向,就是把佛教落實人間,使生活美滿,家庭幸福,在精神上、心靈中、人際間都很和諧。」  星雲大師為了引導青年學佛,就以音樂的方式,以佛教歌曲為橋樑進行弘法佈教,使佛陀的教誨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心靈的加油站。大師一直以歌曲結緣大眾,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人間音緣作品:

  除了「人間音緣」等秉持“人間佛教”理念的通俗化佛教音樂,乘著新世紀音樂(New Age Music)潮流的現代佛教音樂也有了新的發展。一類是與經文、咒文相融合的唱誦曲,另一類是多用於幫助冥想、瑜伽的輕音樂。
佛教音樂,在古時也叫佛曲,屬宗教音樂的一種。原指佛教儀式中的梵唄,但現在多包含透過唱片工業產生的錄音音樂,此種音樂已結合流行音樂,歌詞亦不受限於經文或咒語,可作為音樂治療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