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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於一個虔誠天主教教師家庭,是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隨著父親工作的更動,威爾姆的童年遷徙於德國倫山一個個高原小村莊之間。後來讀了師範學校,威爾姆自己也當了教師。他的家庭生活和早年教育中有著濃厚天主教特徵和基督教社會正義觀。但也受到德國愛國主義和普魯士服從主義影響。並且在婚後,受到他妻子和平主義的影響。  生就的浪漫氣質,維爾姆從小就富於幻想。自中學時代,他就加入了一個叫「流浪鳥」的青年組織。這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憧憬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沒有達官貴人,充滿平等和博愛的世界。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的事業使他們的生活有了意義。1914年8月,愛國熱情高漲的「流浪鳥」們上了前線。維爾姆作戰英勇,三次負傷,1917年受重傷。獲得二級鐵十字勳章,自豪地回到祖國。然而像許多同胞一樣,他把《凡爾賽條約》視為對德國的侮辱。戰後一年,在「流浪鳥」的一次集會上,維爾姆遇到了讓她心儀的姑娘安娜瑪麗·克魯馬赫爾。他們結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個小村莊安下家,安娜瑪麗先後生下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一家人過得寧靜而美滿。  當希特勒贏得1933年大選時,維爾姆認為他的綱領接近「流浪鳥」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許諾說,所有德國人不論出身多麼卑賤,只要參加國家社會黨(納粹)都可以一展巨集圖嗎?他參加了納粹衝鋒隊,兩年後又加入了納粹黨。年輕的維爾姆喜歡唱歌、郊遊、森林、營火。他為能夠參與祖國的復興而心醉,根本沒有想到第三帝國即將帶來的滅頂之災。

  1939年8月他加入國防軍,十月被調往波蘭,直到1945年7月17日被蘇軍俘獲。他第一個目的地是帕比亞尼采(Pabianice),參與建造管理戰俘營。12月他被分配到文格魯夫(Wegrów),直到1940年3月他的部隊移到Jadów,他最後在1940年7月遷到華沙,之後戰爭期間他一直呆在那裡,擔任參謀營體育官員。(主要負責負責管理華沙駐軍的體育設施,組織各種運動專案的訓練和比賽)。 儘管在1935年他加入納粹黨,隨時間推移他不再信仰納粹黨和其政策。特別是他看到納粹對波蘭人,猶太人的對待後。他和少數軍官對被佔領區的波蘭人產生同情,他對他們同胞的行為感到慚愧,並對波蘭人施以可能的援助。 Hosenfeld結識了許多波蘭人,甚至作出了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他還參加了彌撒(拉丁儀式),接受聖餐,並在波蘭教堂去懺悔,儘管這是被禁止的。他在華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給一些人提供庇護,不顧他所處環境,和被蓋世太保迫害甚至逮捕的危險。有時在他職權範圍內給他們必要檔案或者體育場的工作。

  他在一個名叫Błonie的波蘭小城(距離華沙30公里)和他領導的中隊一起被俘。 蘇軍祕密警察對他迫害,懷疑他是德軍情報組織阿勃維爾(Abwehr)成員或是黨衛隊。1947年7月,霍森菲爾德在戰犯營中風,兩年後拖著病體接受審判;1950年因為所謂的戰爭罪行被判處死刑,後減判為25年苦役。判刑一年後,威爾·霍森菲爾德再次中風,癱瘓在床;1952年8月13日他死在被囚的地方,大約時間是在晚上10點前,死因是胸主動脈斷裂,死前可能遭受長時間痛苦。 1950年代初期,斯皮爾曼第一次知道恩人的真實姓名,並嘗試向波蘭共產黨當局提出營救,但波共當局回覆說:「如果他在波蘭,我們可能給他自由。但是我們的蘇聯同志不願釋放他。」 儘管許多人證實霍森菲爾德的戰時行為,蘇聯人仍拒絕相信他未涉及戰爭罪行。

  據他的信件及日記記載,在二戰期間,經霍森菲爾德救助的人數達50人。 一部根據史匹曼的回憶錄所拍攝的電影《鋼琴家》("Pianist",2002年)描述了這段故事,片中霍森菲爾德一角由托馬斯·克萊舒曼主演。  史匹曼的兒子安德烈茲·史匹曼長期以來一直請求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給予霍森菲爾德國際義人(冒著生命危險救助猶太人的非猶太籍人士)的榮譽。紀念館於2009年2月16日追封霍森菲爾德為國際義人。

  日記是霍森菲爾德死後唯一的遺物,死後日記被送到了德國,霍森菲爾德一家人才知道他作了多少的善事。日記最後一日為1944年8月21日。
威廉·阿達爾貝特·霍森菲爾德(Wilhelm Adalbert Hosenfeld,1895年-5月2日-1952年-8月13日),生於德國羅恩多夫的欣費爾德,德國國防軍上尉軍官,納粹黨員。二戰期間,霍森菲爾德私下幫助了至少60名的波蘭猶太人,其中最知名的是在華沙起義期間拯救了瀕臨死亡的波蘭猶太裔鋼琴家及作曲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