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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辦的暑期學校,塔爾圖莫斯科學派逐漸建立。在學派建立的最初十年,總體來說是遵循結構主義的方法,主要研究發展索緒爾的語言學以及對尼古拉·特魯別茨柯伊、路易·葉爾姆斯列夫的觀點作出更多的闡述,同時也涉及對俄羅斯的形式主義和比較語言學,符號學,控制論的研究。在1970年之後,學派的主要帶頭人比如洛特曼和烏斯賓斯基轉而向更理論化和形式化的把歷史文化研究當作系統的符號學研究。而在1980年之後,洛特曼提出了符號域的概念,從而使得符號學研究方法變得更加動態化。1990年之後,塔爾圖莫斯科流派由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繼承,卡列維·庫爾、彼得·特洛普、米哈伊爾·洛特曼等學者主要負責。

  文化符號學是由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一般符號學領域建立的研究,主要圍繞文化自身、文字、模擬系統、語言、符號域等方面。1973年,洛特曼、伊萬諾夫、皮亞蒂戈爾斯基、託波羅夫、烏斯賓斯基共同發表了一文字化符號學研究論集,作為文化符號學奠基的宣言書,文化符號學正式誕生,其中主要的代表學者就是尤里·洛特曼。對洛特曼來說,符號學是一門科學,互相交流以及資訊和結構的重新加工作為基文字化事實,是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實質。因此文化符號學的目的是研究文化中流通的符號系統之間的功能性關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理論來源融合了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俄羅斯形式主義、布拉格語言學派理論以及其他獨立文化理論,同時丟棄了俄羅斯形式主義和布拉格中的不合理成分,致力於發展多維度的文學分析。其中洛特曼與烏斯賓斯基對不同的語言進行分類,把語言分成第一性與第二性語言,提出了第二語言模擬交際系統。前者包括自然語言(如英、俄、法語等)、科學語言(如數學、化學語言等);後者則是指建立在自然語言基礎之上的模擬交際系統。  洛特曼認為藝術就是第二性語言,藝術文字就是由這種語言構成的。結合了結構主義與符號學方法促進對不同語言與文化更有創造性的理解,把藝術也看成是像語言一樣的交際工具。藝術在作者(資訊發出者)與讀者或欣賞者(資訊接受者)之間充當資訊傳遞者的作用,實現著他們之間的聯絡。藝術文字自然就是藝術資訊的荷載者,它接收著創作者發出的資訊,同時又向接受者提供著資訊。洛特曼認為,藝術資訊意義的決定性因素是藝術文字的結構,就如同人的思維主要取決於人的大腦的物質構造一樣。一般說來,藝術資訊越複雜,傳遞它的藝術文字結構也就越複雜。藝術文字結構所轉達的藝術資訊,要遠遠大於原初的語言結構所傳遞的資訊量。洛特曼、烏斯賓斯基等理論家不像皮爾士等大多數西方符號學家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獨的符號上,去分析符號對意義、對接受者的關係,而是集中探討作為傳達內容的機制的語言,以及這種機制所利用的某種基本的符號系統。根據索緒爾的觀點,語言可以被理解為文字的生存器。文字的整體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具有獨立內容的符號。當文字的意義取決於構成該意義的符號意義和語言規則時,文字可以視為是基本符號的連續。由此,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從結構語言學的角度,去尋找和描述各種可能存在的“第二模擬系統”,也就是非自然語言的符號語言系統,第二語言交際系統可以認為是一個元語言的或者元符號的系統。比如,伊凡諾夫和託波羅夫的神話符號體系,扎利茲尼亞克所描述的道路訊號的符號語言體系,伊凡諾夫和洛特曼所探討的電影符號學體系,等等。烏斯賓斯基一方面研究了宗教符號學體系,具體地說,也就是描繪聖畫的符號體系和用牌占卜的語言符號體系;另一方面又和洛特曼一起研究了文學語言符號體系。可以見出,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在用語言學的眼光來分析問題時,又在擺脫純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烏斯賓斯基等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把文藝學問題置於文化體系中來加以研究。他們認為,文藝學領域的研究中心就是對文學文字與文化關係的研究。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對文字發生功能的條件的探討。他們的研究影響到塔爾圖符號學派,使得塔爾圖符號學派的文藝理論家們也特別重視研究作為文學文字發生器的文學語言,並且對文學文字形成的機制作細緻的分析。洛特曼進一步指出,藝術符號學的基本任務就在於闡明藝術文字的結構機制及其與各種其他的意義結構之間的關係。具體地說,就是要探討藝術語言的結構,藝術文字的意義構成,藝術語言與藝術文字之間的關係,藝術語言和藝術文字與非藝術語言和非藝術文字的語言學類似範疇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他反對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截然分開的批評方法。因為作品的思想內容是通過一定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的,是不可能與這一結構相脫離的。思想與結構的關係其實就如同生命與生命機體的關係,是無法分離開來的。在洛特曼看來,正確的批評方法應該是思想內容與藝術結構的有機統一。藝術文字的結構本身就含有意義,藝術形式的所有成分都是意義成分。藝術結構或藝術形式的改變,會給讀者帶來不同的意義。烏斯賓斯基等人在從語言學的視角來構建文化符號學的同時,又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來考察文學語言和其他文藝學問題。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研究是獨具特色的,對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由洛特曼、伊萬諾夫、皮亞蒂戈爾斯基、託波羅夫、烏斯賓斯基共同發表的文化符號學研究論集中提及了文化符號學的九大論點:  第一和第二個論點是關於文化符號學的研究計劃,而第三到第九個論點是利用文字闡述關於文化研究的不同思考與觀點。很多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文字,而文化可以看成是一系列文字的組成。

  1984年,尤里洛特曼發表了一篇名為On the Semiospher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洛特曼提出了一個符號域的概念,符號域也成為後來文化符號學的一個核心理論。  符號域是一個符號存在和運作的空間,超出這個符號域,符號活動不能存在,語言也不起作用,符號域優於任何單個的文字或者單獨的語言。符號域中所有的元素都是動態的,不停地改變著相互之間的關係,進而影響到文化空間的格局。同一民族的各種文化符號和文化文字存在和活動的空間,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符號域。  同時,洛特曼認為符號域有著不勻質性、不對稱性和界限性的基本特徵。其中不勻質性是符號域最本質的特徵。  不勻質性是指充斥於其中的語言性質有差異,這是由語言的多相性和多相功能性決定的。  符號域的不勻質性決定了它構造上的不對稱性。最發達、最有組織性、最強勢的語言構成符號域的“中心”,結構不夠發達、沒有組織或組織性不強的語言則構成符號域的“邊緣”。符號域的核心結構佔據主導地位,通過自我描述完成自我建構的過程。隨著符號域“中心”自我描述過程的完成,該文化型別描述的元語言系統也隨之形成。這一元語言系統不僅用以描述自身,而且也被用來描述符號域的“邊緣”部分。這樣,“邊緣”部分的某些文化會被認為是“不符合規範的”、“不正確的”以及“不存在的”。一旦符號域獲得了嚴格的組織性,形成確定性和系統性,其“中心”也就失去了多樣性、靈活性和動態性,成為阻礙符號域發展的因素而退居“邊緣”位置,原來處於“邊緣”地帶的文化及語言則隨著符號域各組成因素關係的改變而上升到“中心”位置。正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動態交替成為符號域發展的動力。“符號域”概念是洛特曼研究文化語言的構成、文化中各個符號系統的運作機制的核心理論。  符號域的界限具有劃分與連線的雙重功能。符號域的邊界是不同符號域彼此相連的地帶,既將不同符號域分開,又將它們聯結在一起,彷彿是一個雙向的篩子,資訊在邊界進行交換。邊界可防止外部因素向符號域內部滲透,也可在外部因素向符號域滲透時對其進行適當的變形、加工。任何文化模式都有內在界限,這些界限中有一個是主要的,它把該文化模式劃分成內、外兩個空間。內空間意味著“我們的”、“自己的”、“有序的”,與這個空間相對的外空間則是“他們的”、“別人的”、“混亂的”等。任何一種文化都始於這種劃分,這種劃分具有普遍性,帶有國家的、社會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性質。  符號域也有共時性與歷時性兩個方面。

  符號學這個稱呼在國內最初由趙元任先生提出的,但後來由於戰爭等原因並沒有得到重視,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開始出現一批學者討論符號學的文章,如胡壯麟《語用學》、岑麒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徐志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思益《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等。在八十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使得更多中國學者認識到符號學,同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觀點也進入中國,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卻造成了符號學從屬於結構主義的錯誤印象,並把符號學當成是文學理論批評的理論,所以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同時因為國內對符號學的研究過於寬泛,專業刊物的缺少以及學校科系設定不明確等問題,導致符號學在中國的發展雖然話題度很高,但深度有限,對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瞭解也不夠全面。不過因為近年來中國學者及一些出版社致力於符號學書籍的出版,其中有關於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書籍也被大量翻譯,所以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中國的發展未來可期。
塔爾圖莫斯科學派是符號學領域的一個學術流派,於1964年正式成立。為了在語言,文學以及文化領域的學術研究尋找更多的可能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文化符號學奠基人尤里·洛特曼的引導下,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由眾多學者共同組建而成。其中大部分學者來自前蘇聯,著名成員比如有鮑里斯·安德烈耶維奇·烏斯賓斯基、尤里·米哈依洛維奇·洛特曼、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弗拉基米爾·託波羅夫、亞歷山大·皮亞蒂戈爾斯基、以撒·列夫津、米哈伊爾·列昂諾維奇·加斯帕羅夫、尤里·列文等等。事實上塔爾圖莫斯科學派是兩種文化傳統即莫斯科語言學傳統與列寧格勒文學理論傳統、兩種語文思想的結合。莫斯科的學者通常從語言學進入符號學。雖然一些學者如烏斯賓斯基、託波羅夫專門研究過文學,但是語言學立場與語言學興趣始終居於首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研究文學理論的語言學家,所以他們以語言學家的眼光看待世界。而塔爾圖的代表如洛特曼是文學理論家,也可以說是研究語言學的文學理論家。這種文化立場上的差異起初表現得很明顯,但卻收到意外的效果——兩者互相豐富,並以自己的興趣感染對方,兩者結合為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奠定了文化符號學的基礎。同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成員們與雅各布森、博加特廖夫、米哈依爾·米哈依洛維奇·巴赫金直接交往,進一步豐富了符號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