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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概括了國際人道法的精華。然而,它們並不具備國際法律檔案的效力,也無意取代現行條約。撰寫它們旨在促進及提倡國際人道法。其基本準則如下:

  

  縱觀歷史,人們一直在努力規制作戰,只是力度有所不同。但這些都不過是臨時的地方性規定,直到19世紀中葉,在創立不久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推動下首部日內瓦公約的通過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19世紀60年代之前,作戰規則或是由統治者和司令官來頒佈,或為滿足當時的需求和便利,由交戰方協商達成協議。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規則旨在保護水井之類的重要資源或戰鬥員和無法自衛的非戰鬥員,但它們通常不禁止那些現代社會認為不能接受的行為。  《利伯守則》(1863年)首次嘗試將現有的戰爭法和習慣法彙總,並將其適用於一支作戰部隊。該守則專為美國內戰中的北方軍而制定,因此並不具有條約地位。  接下來的一年,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成立於1863年)的力促之下,各國通過了《日內瓦公約》,公約包括10項條款,專為戰場上的傷兵而制定,確保其無論屬於哪方都能得到一視同仁的救護。  公約還確立了醫務人員的中立性,併為保護醫務人員和救治傷員的醫療機構而採用了一箇中立標誌:白底紅十字。(19世紀70年代才開始使用紅新月標誌。)

  自那時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以及後來人們所知的國際人道法的發展便一直息息相關。隨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自身職責的不斷髮展,該組織不斷地直接接觸到戰爭現實,於是它堅持不懈地敦促各國政府擴大人道法的範圍,使其逐漸覆蓋海戰、戰俘和平民。  《日內瓦公約》的範圍反映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關注的重點在於戰爭受難者的需求。但到19世紀末期,各國政府開始推介人道法的一個分支——規制作戰方法的國際規則《海牙公約》。  在一戰即將結束之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呼籲停止化學戰。隨後的討論促成了1925年禁止化學武器條約的通過,該條約的一系列規則至今仍然有效。  一戰之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擴大對戰爭受難者保護的不懈努力促成了1929年一部有關戰俘的新日內瓦公約的誕生。但是該組織未能成功地在二戰爆發前勸說政府通過一部保護平民的公約,結果在二戰期間數千萬平民得不到特殊保護。

  這個問題上的重大突破出現在戰後,各國政府於1949年通過了四個《日內瓦公約》。這些公約對已有《日內瓦公約》進行了修訂並增加了第四部公約,對身處敵方控制的平民予以保護。  1977年,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了大量前期準備以及勸說工作之後,各國政府通過了《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和《第二附加議定書》,這兩部議定書結合了海牙法和日內瓦法的基本原則。  兩部議定書的主要創新之一就是寫入了保護平民免受敵對行動影響的條款——例如,宣佈不加區分地攻擊平民為非法。《第一議定書》適用於國際性武裝衝突,而《第二議定書》適用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  1949年《日內瓦公約》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通過;議定書也贏得了廣泛認可,其中的規則被視為習慣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直致力於鼓勵政府實施國際人道法並向國家部門特別是武裝部隊內部的相關級別人員講授這些規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也與政府、國家紅會一起在學術界、青年及媒體中推廣人道法知識。  紅十字與紅新月標誌被莊嚴載入了《日內瓦公約》。為了使其所代表的保護含義更容易被全球不同的人所接受,2005年《日內瓦公約第三附加議定書》引入了一個新增標誌——紅水晶。

  國際人道法還包括多個規制特殊武器的公約。這些公約的創立主要是因為這些武器大多在衝突結束之後很久還會造成人員傷亡。未爆炸的地雷每年會造成7000多人死亡;未爆炸的彈藥,尤其是集束彈藥的小炸彈,每年也會造成很多人喪生。據估計,98%的受害者是平民;種地的農民和發現這些爆炸物的兒童是常見的受害者。由於這些原因,下列公約獲得了通過:
國際人道法()是規制武裝衝突中行為的法律(戰時法)。它是國際法的一個分支,旨在保護不再參與敵對行動的人並限制和規制戰鬥員所能夠使用的作戰手段和方法,從而限制武裝衝突的影響。國際人道法的創立源於人道方面的考慮和減少人類苦難。“國際人道法包含一套由條約或習慣確立的規則,旨在保護受到或可能受到武裝衝突影響的人員和物體並限制交戰雙方對所選擇作戰方式和手段的使用。”它包括“日內瓦公約和海牙公約以及一些其他條約、判例法和習慣國際法。”它規定了交戰國、中立國和參與戰爭的個人的行為以及他們對於彼此以及對於受保護的人(通常指非戰鬥員)所應承擔的責任。它旨在維持人道考量與軍事必要性之間的平衡,它使戰爭受到法律的規制,從而限制戰爭的破壞性影響和減少人類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