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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克的一生極為注重隱私,幾乎從不與他的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個人生活情況。他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父親是一個鍊鋼工人兼美國聖公會牧師,他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長大,14～18歲時就讀於聖斯蒂芬學院(現名巴德學院),在那裡加入了西格瑪阿爾法埃普西隆兄弟會。從學院畢業後,他曾有過短暫的職業棒球小聯盟生涯,之後去了一所神學院進修,並在1887年被授予聖公會牧師的聖職。諾克在1900年娶了艾格尼斯·格拉賓為妻,夫婦倆育有兩個孩子,但是他們結婚後沒幾年就分居了。1909年諾克放棄聖職,改行成為了一名記者。  1914年,諾克加入了《國家》雜誌,當時這本雜誌擁護根據古典自由主義定義下的資本主義。諾克結識了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政客和演說家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甚至在1915年還受過布萊恩的特別指派遠行歐洲,布萊恩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諾克和喬治主義運動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也保持著友誼關係,其中的一位成了他在聖公會裡的主教。不過,雖然畢生仰慕亨利·喬治,諾克卻對這場聲稱政府對他的遺產擁有繼承權的左傾主義運動常常持不同看法。更進一步,他深受德國社會學家弗蘭茨·奧本海默的反集體主義著作影響,奧本海默最著名的作品《論國家》的英譯本於1915年出版。以後諾克會在他自己的作品裡以奧本海默的思想為基礎,認為對人類目的的追求可以被劃分成兩種形式:富有成效的經濟手段,和寄生性的政治手段。  在1920到1924年間,諾克是《自由人》雜誌的共同主編。起初他們創辦這份雜誌的目的是把它作為宣傳“單一稅”運動的工具,運作資金由雜誌的另一名編輯弗朗西斯·尼爾森富有的妻子贊助。當然諾克和尼爾森都不是單一稅制信徒。後來諾克和尼爾森互相指責,隨後分道揚鑣。為這份雜誌撰稿的有查爾斯·比爾德、伯特蘭·羅素、托馬斯·曼、劉易斯·芒福德、林肯·斯蒂芬斯、索爾斯坦·維布倫、威廉·亨利·張伯倫、路易思·昂特梅耶,和蘇珊·拉福萊特,蘇珊是美國參議員羅伯特·拉福萊特的遠親,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  由於《自由人》雜誌從未實現盈利,遂在1924年停刊,此後,諾克成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也與隨筆作家門肯成為了好友。他的後半生基本上都在紐約和布魯塞爾度過。  在1920年代中期,美國的一些有錢人仰慕諾克,開始資助他的事業,這讓他得以從事各種專案,包括了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足本書《傑弗遜》,一本簡短描述托馬斯·傑弗遜生平的小冊子。在1932年的作品《論受教育的缺點和其他散文》和《美國教育理論》裡,諾克對現代公立教育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在1936年的文章“以賽亞的工作”裡,諾克表示自己的幻想徹底破滅,不再對改良當今的體制抱有任何希望。這篇文章發表在《亞特蘭大月刊》上。諾克相信沒有可能說服大多數公眾走上正確的道路,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於是退而求其次,主張自由意志主義者應該把中心放在培養他稱為的“樹不子”(源自聖經,意思是拯救未來的後代)上。根據諾克的說法,“樹不子”們由一小群理解國家和社會本質的人構成,只有在當前這條危險道路徹底走不通的情況下,才會逐漸發揮影響力,而這一天可能會在很遠的將來才會到來。諾克的“樹不子哲學”是受到極度悲觀主義和精英主義影響,如這位社會評論家在1932年的一篇散文“為什麼我們表現的不像人類”裡所表達的。諾克在他的《一個多餘人的回憶錄》裡對自己的悲觀態度絲毫不加掩飾:  (我的教育者們)並不是假裝去相信每個人都會成材,因為他們相信的是相反的事情,只有少數孩子才是可教育的,很少的一部分。他們把這看作為一個自然現象,就像只有很少人能長到六英尺高那樣...他們接受這個事實,知道有一些思維層面和精神體驗是造物主只對一些人開放而拒絕其他人。  在1941年,諾克在《亞特蘭大月刊》上出版了一篇分為兩部分的短文,題目為《美國猶太人的問題》。雜誌的編輯們希望對最近發生在布魯克林和其他地區的排猶騷亂做出迴應,於是組織了這個由多名作者執筆的文章系列,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雜誌“希望一個自由和坦率的辯論會減少現在非常危險的壓力,我們也可以對其中涉及到的人類因素有一個更好的理解”。  諾克的觀點是:猶太人是東方人,雖然被“智慧的西方人”所接納,可是對“西方大眾”來說是永遠的陌生人;更進一步,大眾“在面對一個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競爭時,更傾向於怨恨東方人”;美國大眾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絞刑藝術家”;而在研究猶太人歷史的過程中,“一個人會震驚於其上層階級運動裡從未發生過迫害的事實”。大眾的這種天生的敵意,他得出結論說,會被一個的政府用來尋找替罪羊,從而“在未來幾年出現的經濟失調裡”分散公眾的注意力。他認為“如果鄙人能保持家族的長壽紀錄,鄙人就自認為有可能活著看到紐倫堡法案在這個國家的重演而且被積極的執行”,他斷言這樣一種集體迫害的結局“在規模和程度上都會和我們在中世紀看到的同樣駭人”。  這篇文章除了對排猶運動表現出強烈的擔憂外,本身也具有反猶傾向,於是打那以後,雜誌就再也沒有邀請過諾克撰寫時評,諾克也在實際上結束了自己的社會評論家生涯。  在反駁對他的排猶指控方面,諾克回答說:“有人數年前問我,我是不是真的厭惡猶太人,我回答當然如此,卻完全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因為他們是普通人,我討厭普通人。” 作為一個自命不凡的隱士,這樣的回答很符合諾克先生的性格。  1953年,就在諾克去世前的兩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自傳《一個多餘人的回憶錄》,這本書的標題就表達了諾克對社會的疏遠和對當前的社會趨勢不抱任何幻想。在這本自傳出版後,諾克有時會去拜訪大威廉·巴克利,後者的兒子小威廉·巴克利以後會成為一名知名的作家。  諾克在1945年死於白血病。

  諾克自稱為哲學無政府主義者,他理想中的社會是一個徹底不受政治性國家影響的社會。他把國家描述成“壟斷犯罪的機構”。他反對中央集權、政府監管、所得稅,還有強制性的教育,以及其他種種他認為是社會退化的做法。他譴責所有形式的極權主義,包括了“布林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主義”,認為所有這些極權主義的性質都一樣惡劣,不過他也毫不留情的批判民主制度。反過來,諾克主張“擁護自由的現實原因就是自由制度似乎是唯一可以讓各種有重要意義的道德品行順利生根發芽的制度。我們已經嘗試過種種法制、強制和權威主義,不過結果都無一例外的讓人沮喪。”(“做正確的事”,《美國信使》,1925年)  在1930年代,諾克一直是羅斯福新政最堅持不懈的批評者之一。在“國家是我們的敵人”一文中,諾克認為新政僅僅是聯邦政府強化對社會控制的藉口。他對總統能得到沒有先例可循的強大權力感到十分失望,把當時的形勢稱為徹頭徹尾的政變。諾克批評那些相信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是暫時手段的人士,認為歷史會證明這是一個永久性的轉變。他相信1920年代在美國共和黨主政下的通脹性貨幣政策是大蕭條的起因,而新政則要為延長這場蕭條負責。  諾克也強烈反對戰爭和他所說的美國政府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他相信戰爭只會給社會帶來壞東西,認為戰爭必然會導致集體主義和軍事主義,並且“鞏固對暴力的普遍信仰;它發起了無盡的帝國主義冒險和無盡的民族主義野心”,同時卻以犧牲無數人的寶貴生命為代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諾克為《國家》雜誌撰寫文章,這份雜誌因反戰傾向而遭到了威爾遜當局的審查。儘管對共產主義極為厭惡,諾克還是毫不留情的批評了美國對俄國的入侵行為,當時在俄國發生了布林什維克革命後,美國出兵進行了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諾克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強烈反對羅斯福在國際上玩弄小動作和干涉主義外交政策,認為這必然會導致美國捲入戰爭。在整個二戰期間,諾克一直旗幟鮮明的反對戰爭,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  雖然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諾克越來越離群索居,他還是對下一代美國思想家有著重大的影響,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如穆瑞·羅斯巴德、弗蘭克·喬多洛夫,還有倫納德·裡德,以及保守主義者如小威廉·巴克利都受到了他的影響。諾克的保守主義社會觀在冷戰時期幫助了古典保守主義運動的崛起,以對抗當時出現的新保守主義。諾克一直認為國家本身是罪惡之源,他的思想是無政府資本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

  身後出版:
艾爾伯特·傑伊·諾克(英語:Albert Jay Nock,1870年-10月13日-1945年-8月19日),頗有影響力的美國自由意志主義作家、教育理論家、二十世紀早期和中葉的社會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