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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大陸對“資訊化”概念較為正式的界定,可參考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2006-2020年國家資訊化發展戰略》,其敘述如下(2006):  作為對發展狀況的一種描述,資訊化是指一個地理區域、經濟體或社會不斷發展為以資訊為基礎(或者說,基於資訊)的程度,也就是說在其資訊勞動力規模方面的提升程度。使用該術語的靈感來自於Marc Porat對於人類文明時代類別的劃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工業革命)以及資訊時代(1978)。資訊化相對於資訊時代,也就相當於工業化相對於工業時代。對於時代類別的劃分,、Alexandra Flor曾經做出這樣描述:  這條術語大多用在有關國家發展的上下文之中。Everett Rogers(2000)將資訊化定義為:以新的通訊技術為手段,進一步推動一個國家的發展,使其逐漸變為資訊社會的過程。不過,諸如Alexander Flor(1986)之類的一些觀察家則曾經針對資訊化對於傳統社會的負面影響提出過警告。  最近,在資訊化方面,技術決定論觀點得到了突出強調。德州農工大學的Randy Kluver將資訊化定義為:全球資訊網及其他通訊技術等資訊科技已經改變了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以致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文化和經濟方面種種障礙的過程。目前,Kluver還將這一概念擴充套件到涵蓋公民和文化領域。他認為,資訊化是一個由此資訊與通訊技術將會塑造文化和公民領域的過程。  G. Wang將她所謂“資訊化”的同一現象(1994)描述為:一種變化的過程,且該過程具有如下兩個特點:

  “資訊化”概念產生於日本(謝陽群,1996)。1963年,日本學者梅倬忠夫在《資訊產業論》一書中描繪了“資訊革命”和“資訊化社會”的前景,預見到資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將會引起一場全面的社會變革,並將人類社會推入“資訊化社會”。1967年,日本政府的一個科學、技術、經濟研究小組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依照“工業化”概念,正式提出了“資訊化”概念,並從經濟學角度下了一個定義:  Simon Nora和Alain Minc在他們發表的報告《'》之中創造了術語“'”(原義為:計算機化協會:給法國總統的報告)。1980年,這份報告被譯成了英文,即《"The 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France"》(SAOUG)。然而,Minc在其198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之中則傾向於採用“""”,而不是“"英語:computerization"”(計算機化)。  在上述1978年那份報告發表之後,法語、德語和英語的主題文獻之中就採納了這一概念,並且將其拓寬到包括更多的方面,而不僅僅是計算機和遠端通訊(SAOUG)。  在中國大陸,資訊化一詞的廣泛使用是在實行改革開放、確立現代化目標這一大背景上發生的。關於資訊化的表述,在中國學術界和政府內部作過較長時間的研討。比如,有的認為,資訊化就是計算機、通訊和網路技術的現代化;有的認為,資訊化就是從物質生產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向資訊產業占主導地位社會轉變的發展過程;有的認為,資訊化就是從工業社會向資訊社會演進的過程,如此等等。1997年召開的首屆全國資訊化工作會議,將資訊化和國家資訊化定義為:  會議還並進一步指明,實現資訊化就要構築和完善由6個要素構成的國家資訊化體系。這6個要素是:開發利用資訊資源,建設國家資訊網路,推進資訊科技應用,發展資訊科技和產業,培育資訊化人才,制定和完善資訊化政策。  前面引述的2006,是較新的表述。相比可以看到,新的敘述更明確地強調了“充分”應用資訊科技所造成的“轉型”,而不是簡單泛指引進、應用過程或籠統的“現代化”。

  資訊化在社會方面具有許多深遠的影響。Kim(2004)發現,此類影響包括現代生活之經濟、政治及其他多個方面的消長浮動。例如,在經濟領域,人們將資訊視為發展的焦點資源,從而取代了工業時代勞動力和資本的中心地位。在政治領域,民主參與的機會增多,且資訊及通訊科技(英語: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英語:ICT)的問世使得人們更便於獲得有關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資訊。

  當時,工業化推動了農業時代的經濟制度向著現代化經濟的轉變,而資訊化則將工業時代的經濟引向了一種富資訊經濟。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經濟學指的是稀缺資源的優化,而資訊時代則關心的是豐富資源的最大化。Alexander Flor(2008)曾經寫道,資訊化為我們帶來的是基於資訊的經濟和社會;其中,資訊自然而然地變為一種優勢商品或資源。知識的積累和有效使用在經濟的發展當中已經發揮了關鍵作用(Linden 2004)。

  多年以來,全球化與資訊化已經“重新定義了工業、政治、文化,甚至或許還有社會秩序的基本規則”(Friedman 1999)。儘管二者闡釋的是不同的現象,但它們在其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功能之間卻存在著顯著的重疊。“儘管全球化最終指的是經濟制度的整合,但這種整合在相當大程度上卻是藉助於技術渠道而實現的。儘管國際貿易並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但通訊技術的出現卻已經加大了貿易的步伐和範圍”(Kluver)。

  2004年,Kim(2004)提出了用來衡量一個國家資訊化程度的一種綜合指標。該指標由下列外來變數組成:教育、研究與開發支出、農業部門以及知識財富。同時,Kim還將民主程度的提高作為社會資訊化的一種證據。恐怕該指標考慮到了資訊化的三種概念化途徑,即經濟、技術和股份。三者分別可以採用經濟資料(如GDP)、ICT資料(如單位人口的計算機數量)以及資訊量(如科技期刊發行數量)來加以衡量。  這樣一種綜合指標類似於世界銀行的知識評估方法學(英語:Knowledge Assessment Methodology,英語:KAM)變數(2008)。世界銀行的這些變數可劃分為:經濟的總體表現、經濟激勵機制和體制機制、創新體系、教育和人力資源以及資訊與通訊技術。

  在美國,各州目前都已經認識到資訊化對於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有些州還制定了與實施或管理資訊化活動有關的法律法規。  在俄羅斯,國家杜馬於1995年1月25日頒佈了《"Federal Law on Inform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資訊、資訊化及資訊保護法)。這部法律是由總統葉利欽於1995年2月20日簽署生效的。  亞塞拜然於1998年也頒佈了《"Law on Inform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資訊、資訊化及資訊保護法)。  -Law on inform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2007)In Legislationline. Retrieved September 30, 2008, from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legislation.php?tid=219&lid=7123&less=false.
資訊化()通常指現代資訊科技應用,特別是促成應用物件或領域(比如企業或社會)發生轉變的過程。例如,“企業資訊化”不僅指在企業中應用資訊科技,更重要的是深入應用資訊科技所促成或能夠達成的業務模式、組織架構乃至經營戰略轉變。“資訊化”用作形容詞時,常指物件或領域因資訊科技的深入應用所達成的新形態或狀態。例如,“資訊化社會”指資訊科技應用到一定程度後達成的社會形態,它包含許多只有在充分應用現代資訊科技才能達成的新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