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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奇夫利出生在英屬澳洲殖民地新南威爾士的巴瑟斯特,父親是祖籍愛爾蘭的鐵匠。他有三個兄弟,5歲到14歲期間由祖父撫養。由於祖父在1892年的一場銀行危機中失去所有的儲蓄,所以奇夫利從小就不喜歡私立銀行。他就學於巴瑟斯特的羅馬天主教學校,15歲初中畢業後輟學,到新南威爾斯鐵路局工作,學習成為火車司機,後來還成為「澳大利亞火車司機工會」的發起人之一,並因此成為澳大利亞工黨的積極黨員。  1914年他與伊莉沙白·麥肯錫結婚;她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信徒,兩人在長老教會教堂舉行婚禮。雖然奇夫利繼續參與天主教會,但他和非天主教徒的婚姻引起了天主教社群內的非議。1917年奇夫利參與領導一場持久罷工運動,因此被解僱,但傑克·蘭()任州長的新南威爾士州工黨政府為他恢復職位。此後,奇夫利在勞資審判處代表其工會發言,並自修了勞資關係法。

  1928年奇夫利在第二次參選時贏得澳大利亞國會下院麥覺裡選區的議席。此選區包括奇夫利家鄉巴瑟斯特,以及利斯戈、藍山等地。奇夫利基本支援詹姆斯·斯卡林政府的經濟政策,1931年被任命國防部長。但工黨在同年的大選中失利,奇夫利本人在自己的選區也落選於澳大利亞聯合黨對手。在接下來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他依賴妻家的錢財以及他擁有部分股權的地方報紙《National Advocate》的收益維持生活。  1935年由於他個人的專長,約瑟夫·萊恩斯政府指派他擔任關於銀行業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委員。他提出了一份少數派報告(即和委員會多數意見報告不同的報告),認為私人銀行應該轉為國有。  1934年再度失敗後,1940年奇夫利終於贏回曾代表的議席,並於次年擔任約翰·柯廷工黨內閣的財政部長。儘管弗蘭克·福德是柯廷總理的正式副手,但是奇夫利成為了總理最倚重的閣員。當時總理的工作重點聚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上,而奇夫利在總理的信任下,總管多數國內事務。奇夫利主導了戰時的政府支出和稅務兩方面的大幅膨脹;同時他執行的經濟資源管制政策引起媒體和工商界怨聲載道。

  約翰·柯廷在1945年7月在總理任上辭世,弗蘭克·福德繼任了總理一職,但八天後奇夫利在黨內經過票選,當選工黨黨魁,遂取代了福德出任總理。一個月後,二戰結束,國家政治生活恢復正常。奇夫利在1946年的聯邦大選中面臨了孟席斯所新成立的澳大利亞自由黨的挑戰,奇夫利以54%的兩黨擇一選票數當選連任,成為第一次當選連任的工黨政府。奇夫利在戰後時期維持了戰時經濟管制的政策,包括高油價(抑量)政策,使得社會大眾對他頗不諒解。事實上,由於當時澳大利亞的貿易倚賴英國甚深,所以奇夫利推行此政策的目的一部分是幫助緩解英國的戰後經濟問題。  奇夫利在感覺執政權已穩固之後,認為向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目標邁進的時機已到。奇夫利政府開始制訂政策,以求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達到更廣泛的政府涉入和計劃,這些政策的目標包括改善工作條件、全民就業、以及改善財富、收入及機會均等。  這些改革包括立法建立全民公費醫療。大英醫學會(其澳大利亞分會是澳大利亞醫學會的前身)在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控告此法違反《澳大利亞憲法》並勝訴。奇夫利轉而組織了澳大利亞歷史上少有的成功修憲全民公決。經此修正後,《憲法》加入一條新的第51條第xxiiiA款,不僅允許聯邦政府就醫藥福利立法,還包括了家庭補助、學生及醫院福利、兒童福利、遺孀救濟金、失業金以及產假補助等。奇夫利政府依據此權再度立法設立醫藥福利計劃,此計劃下囊括的必須藥品都經由政府資助免費提供,高等法院裁定醫藥福利計劃符合憲法,此後成為澳大利亞福利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這一成功的基礎上,奇夫利成功領導澳大利亞的戰時經濟轉型為和平經濟,並同時實行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方面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更公平的養老金、遺孀救濟金、失業金和醫療福利,建造新的大學和技術學院,以及1945年至1949年之間建造的200,000棟新房屋。1941年至1949年之間奇夫利政府和之前的柯廷政府新增的社會福利使得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社會設施方面的支出翻了10倍。具體的政績包括:  史學家評論認為奇夫利政府有效管理了澳大利亞的戰時經濟,成功將戰後債務減到最小。在退伍軍人政策上也取得成功,總體避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退伍軍人經受的經濟和社會困難。此外,奇夫利政府的自由化經濟政策也在50、60年代的經濟復甦中顯露成效。一位史學家評價奇夫利政府:“以收斂和管控把握了經濟發展及福利保障之間的平衡,併為澳大利亞的戰後經濟繁榮構築了框架”。  但在1947年奇夫利政府又提出進行銀行業國有化的政策。這項政策招致了媒體中非常巨大的的反對聲浪,使中產階級總體不再支援工黨政府。最終,澳大利亞高等法院裁定相關法令違憲。奇夫利政府對銀行業的改革政策中唯有《1945年銀行業及聯邦銀行法令》成功保留,此法令將貨幣政策歸為聯邦政府職權,並設立澳大利亞聯邦銀行為澳大利亞的中央銀行和國有銀行。  1949年六月開始,煤礦業爆發了一場持久而且激烈的罷工,造成失業率上升以及經濟困難。奇夫利將這場罷工視為澳大利亞共產黨試圖爭奪工黨作為工人階級代言政黨地位的舉動,因此調動軍隊解決罷工。雖然奇夫利立場強硬,但對手孟席斯利用冷戰恐懼,指控工黨軟弱對待共產黨。  由於這些因素,加上選民總體認為奇夫利政府執政後期越加傲慢、日益孤行,導致1949年大選中工黨大幅失利。在這次大選中下院新增加了47個議席,但工黨議席僅增加了四席,而孟席斯的自由黨及其聯盟政黨則增加了48個議席。

  當時的奇夫利已年屆64歲,健康不如從前(他和約翰·柯廷一樣,也是煙癮很重的人),不過他拒絕就此退休。工黨在上議院仍保有席次上的優勢,於是奇夫利作為反對黨領袖充分利用這個舞臺,使孟席斯政府的提案皆遭駁回。孟席斯因此提出取締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法案。孟席斯預期奇夫利會再於上議院將此案駁回,根據《憲法》這樣孟席斯就可同時解散兩院()進行國會兩院全額改選(普通大選中參議院每屆僅有一半議席改選)。但是出乎孟席斯預料,工黨在修正此草案後通過了此法案(後來高等法院裁定此法令違憲)。但幾個月後奇夫利否決孟席斯的《聯邦銀行業法案》後,孟席斯即以此為為由解散兩院,與1951年四月舉行兩院全額改選。雖然在奇夫利領導下工黨奪回眾議院五個議席,但在參議院失去六個議席,聯盟黨得以控制兩院。

  同堪培拉初建時的許多其他聯邦政治人物一樣,奇夫利從政期間沒有落戶堪培拉,需要在堪培拉辦公時長期寓居堪培拉庫拉君飯店(),甚至在當選總理後也不願搬入總理府。大選過後幾星期後,奇夫利就在庫拉君飯店房間裡心臟病發。雖然剛開始他不認為是大問題,所以不願讓祕書叫醫生,但祕書發現他情況惡化後叫來醫生,醫生要求立即送醫院。奇夫利在去醫院途中在救護車上去世。訊息報送到總理孟席斯時,孟席斯正在國會大廈國王廳參加國會舞會(奇夫利受邀但沒有參加)。孟席斯非常悲痛,一改平時波瀾不驚的外表以斷斷續續的低沉嗓音向與會者宣佈奇夫利去世的訊息。他說“雖然我們是政敵,但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們的朋友,是一個好澳大利亞人。”他宣佈舞會立即結束,在再次談到他和奇夫利的友誼後又說“奇夫利先生多年以來為這個國家做出了優秀的貢獻”。

  澳大利亞以奇夫利命名的事物包括: 位於悉尼的西雪梨大學在1987年規劃時新南威爾士州工黨政府原定名為“奇夫利大學”,1989年自由黨在新南威爾士州執政後改現名,在1997年工黨再度執政時以“對具有永久重要性的機構以‘西悉尼’冠名”的政策理由維持了新的名字。
班·奇夫利(英語:Ben Chifley),全名約瑟夫·班納迪克特·奇夫利(英語:Joseph Benedict Chifley,1885年-9月22日-1951年-6月13日)是澳大利亞政治家,1945年至1949年擔任第16任澳大利亞總理,是對澳大利亞影響最大的總理之一。他領導的工黨政府以激進改革著稱,在1946年至1949年之間頒佈了229部法令,當時創下立法最多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