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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遊在早期受到了托馬斯·科里亞特的旅行書《科里亞特莽言》(Coryat's Crudities,1611年)的影響。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第一次記錄到使用(也許是引進英文)壯遊這個術語,是一位僑居英國的羅馬天主教神父理查德·拉塞爾斯(1603-1668年)在他的書《一次義大利之旅》,這本書在他去世後出版:1670年在巴黎,然後在倫敦拉塞爾斯在引言中列出了“聰明完美的旅行者”的四個方面:知識的、社會的、道德的(從所有旅行者都看見的事物得到道德教育),和政治的。  為了滿足求知慾和學習知識的旅行的想法在17世紀得到發展。約翰·洛克在《人類理解論》(1690)中廣為接受的觀點是,知識完全是來自外部的感覺,知識來自於環境的刺激,因此,人們可以“利用”環境,獲取所有它提供的,增加自己的知識。因此,旅行對於心理髮展和擴充套件對世界的知識是必要的。自年輕時代起一再重複壯遊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指出,“按照慣例,國外旅行完成了英國紳士的教育。”吉本有意識地要改善自己的知識修養,“以更大和更寬鬆的計劃重訪歐洲大陸”;多數壯遊者在未學到超過圖書館的知識前,都不會停止自己的壯遊。  典型的18世紀觀點是,勤奮的觀察者遊遍外域,向那些不幸地留在家中者報告他對人性的發現。對社會詳細敘述自己的觀察結果,以增加社會的福利,被認為是一種義務;壯遊在這種想法下盛行起來。 壯遊不僅提供了博雅教育,而且使他們有機會買到在家中難以獲得的東西,因此增加了參與者的威信和聲望。壯遊者返回時帶著藝術品、書籍、繪畫、雕塑,在圖書館、花園、客廳以及專門興建的美術館進行展示;壯遊成為富有和自由的標誌。特別受壯者歡迎的藝術家有肖像畫畫家龐培奧·巴託尼,風景畫畫家迦納萊託、喬瓦尼·保羅·帕尼尼和弗朗西斯科·瓜爾迪等。那些手頭不太寬裕的壯遊者就帶回喬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內西的蝕刻版畫貼上簿。  吉本的開場白中的“也許”投下了具有諷刺意味的陰影。批評者嘲笑壯遊缺少冒險。“歐洲旅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景色乏味、清一色、缺少變化”。壯遊據說增強了關於國民性格的成見,如同讓·蓋查德在《熟練的紳士》(1678年)評價的:“法國人彬彬有禮。西班牙人傲慢。義大利人多情。德國人滑稽。”英格蘭的家庭對旅行產生深刻的懷疑,擔心旅行會毀了英國紳士,變成1760年代和1770年代愛挖苦的本土主義眼中愛炫耀旅行的紈絝子弟。  1825年前後蒸汽動力交通來到以後,壯遊的習慣延續了下來,但是性質已有所不同—廉價、安全、舒適、向所有人開放。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大多數有幸受教育的年輕人都進行壯遊。德國和瑞士也加入了進來。後來,由親戚中的老處女陪伴,到義大利旅行又成為年輕女子的時尚,是上流社會婦女教育的一部分,正如愛德華·摩根·大眾特的小說《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所描寫的那樣。

  最常見的壯遊行程是開始於英國的多佛,然後渡過英吉利海峽到達法國的加來。旅行者通常由一位導師陪同,如果足夠富有,還會有一群僕人,獲得一輛馬車(在穿越阿爾卑斯山時需要拆開攜帶,如同賈科莫·卡薩諾瓦的旅行,旅行結束後轉售)。  在僱用一位法語嚮導後,旅行者及其隨從就前往巴黎。在那裡旅行者將開始學習法語、舞蹈、擊劍和馬術。巴黎的吸引力在於法國上流社會高雅的的語言和禮貌,包括宮廷舉止和時尚,為年輕人回到家鄉擔任領導職位(經常是政府和外交)作預備。  離開巴黎,旅行者將短暫地拜訪瑞士,通常是去日內瓦(宗教改革的搖籃)或洛桑。(登山是19世紀的新產物)。從這裡向前,旅行者將要忍受艱難翻越阿爾卑斯山,以便前往義大利北部(例如在大聖伯納德山口,要分解馬車和行李。如果足夠富有,將會由僕人抬過艱難的地形區。  一旦來到義大利,旅行者將會訪問都靈(較少的情況是去米蘭),然後在佛羅倫薩度過幾個月,那裡有一個相當大的英國-義大利社團,旅行的“高素質”英國人很容易接觸到他們。烏菲茲美術館的Tribuna文藝復興鼎盛期繪畫和羅馬雕塑匯聚在一個空間裡,還會受到美術館的影響,在家穿起古裝。轉道去比薩,然後前往帕多瓦、博洛尼亞和威尼斯。英國人認為威尼斯是“義大利頹廢魅力的所在地”,使之成為壯遊的一個縮影。  從威尼斯旅行者前往羅馬,研究古羅馬的廢墟。有些旅行者訪問那不勒斯研究音樂,18世紀中葉以後還會去欣賞新近發現的龐貝和赫庫蘭尼姆考古遺址,也許會顫抖著冒險登上維蘇威火山。後來這一階段更為冒險,如果提供一艘帆船,可能會嘗試前往西西里(古希臘廢墟遺址)甚至希臘本土。但是通常的終點站是那不勒斯或者稍南面的帕埃斯圖姆。  旅行者從這裡穿越阿爾卑斯山,向北來到說德語的歐洲地區。旅行者可能首先在因斯布魯克停留,然後前往柏林、德累斯頓、維也納和波茨坦,也許在慕尼黑或海德堡的大學學習一段時間。旅行者繼續訪問荷蘭和佛蘭德斯(有許多美術館供藝術欣賞),然後穿越海峽返回英國。

  親身經歷壯遊者發表的遊記常常非常精美,從親歷者的角度記述各種細節。傑里米·布萊克從中發現了文學技巧的元素,忠告他們應當採取旅行文學的方式,而不是未經修飾的記載;他所舉的例子包括約瑟夫·艾迪生、約翰·安德魯斯 威廉·托馬斯·貝克福德、威廉·考克斯、伊麗莎白·克雷文、歷任漢密爾頓公爵的導師約翰·摩爾、塞繆爾·傑克遜·普拉特、托比亞斯·斯莫列、菲利普·西克尼斯和阿瑟·楊。

  儘管"Grand Tour"原是指流行於歐洲的一種透過長途拔涉的旅行而進行的成年儀式。而現今的「壯遊」則有了他延伸的意涵。簡言之,「壯遊」是胸懷壯志的遊歷,一般來說包括了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特別是指經過規劃,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的遊歷行為。這也使得「壯遊」與「探險」和「流浪」...等詞的意涵有所不同。時至近代,西方青年發展出間隔年(Gap Year)的傳統來進行他們的壯遊,一般來說是在升學之後開學之前、或者畢業之後工作之前,所做的一次長期旅行。

  2005年,英國藝術歷史學家布賴恩·塞維爾沿著壯遊者的腳蹤,為英國的Channel Five製作了10集電視系列片“布賴恩·塞維爾的壯遊”。塞維爾開汽車前往義大利各地,停靠羅馬、佛羅倫薩、維蘇威火山、那不勒斯、龐貝、都靈、米蘭、克雷莫納、錫耶納、博洛尼亞、維琴察、帕埃斯圖姆、烏爾比諾、蒂沃利。他的旅程最終結束於威尼斯的一場化妝舞會。  1998年,英國廣播公司製作了加爾默羅會的溫迪修女的藝術史系列片“溫迪修女的壯遊”,她的行程從馬德里到聖彼得堡,在各地停留觀賞偉大的傑作。
壯遊(英語:Grand Tour)是指自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歐洲貴族子弟進行的一種歐洲傳統的旅行,後來也擴充套件到中歐、義大利、西班牙富有的平民階層。壯遊尤其盛行於18世紀的英國,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記述。"Grand Tour"譯為「壯遊」一詞,典故則來自杜甫的《壯遊》一詩。 《紐約時報》如此描述壯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