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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爾街股災爆發前,美國經歷了所謂「咆哮的二十年代」,人們普遍不理會投機買賣的風險,憧憬股市將會再創新高,並過著奢華的富貴生活。就在股災發生前夕,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甚至立下名言,宣稱「股價已經立足於像永恆的高地上」(Stock prices have reached what looks like a permanently high plateau)。可是,這種樂觀的態度,連帶人們從牛市獲得的豐厚利潤,卻通通在「黑色星期四」以後化為烏有。在當天,紐約股票交易所的股價率先急跌,隨後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暴跌,持續一個月方才止息。  1929年10月的股災,還伴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從1925年的頂峰走進下坡。一連串的事件和因素最終促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不單止美國,世上主要奉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工業國家,均受到相當嚴峻的衝擊。  其實在華爾街股災發生前的一段日子,股票市場已處於大幅波動。市場上不時出現大手賣出股票的情況,間中卻又見到股市短暫上揚和復甦。經濟學家及作家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後來曾對此作出研究,認為這些波動與國會當時正辯論《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有關。至於股災發生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一度在1929年11月至12月及1930年初有短暫回升的跡象,可是此後股市再進一步急瀉,到1932年更成了大熊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1932年7月8日跌至20世紀紀錄上的最低點,一直到20多年後的1954年11月23日,道指才重上1929年前的水平。  早在1923年至1929年間,由於交投異常活躍的關係,道指上漲達五倍,並於1929年9月3日升至最高峰的381.17點。但及後股市連跌一個月,道指一度蒸發17%。踏入10月初,道指再見起色,超過一半在上月損手的股民賺回虧蝕,然而,股市隨後再現跌勢,跌勢在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更有加劇跡象,當天股市交投量創下破當時紀錄的1,290萬股。  在10月24日下午一時,華爾街的主要銀行家開會商討辦法消除股市連跌引起的公眾恐慌。與會者包括摩根銀行的署理主席托馬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大通國家銀行主席艾伯特·維京(Albert Wiggin)、及紐約全國花旗銀行主席查爾斯·E·米切爾(Charles E. Mitchell)。會後他們決定以紐約股票交易所副主席理查·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代為出手。在得到銀行家的支援下,惠特尼以高於市場價格的水平買入大量美國鋼鐵公司股份。在股民繼續抱觀望態度的情況下,他再以類似的手法買入大批藍籌股。惠特尼的救市手法與解決1907年恐慌的手法類近,而他亦成功遏止了當天股市進一步的跌勢,可是他的措施只帶來暫時性成效。  週末過後,股市狂跌成為全美國的新聞頭條。在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市場上更多投資者決定離場,一日內使道指急跌大約13%。翌日,即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交股量多達1,600萬股,這個交易量要到近40年後的1968年才被超越。經濟學家及作家理查·M·薩斯曼(Richard M. Salsman)曾謂在10月29日,儘管市場謠傳指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不會否決等候國會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草案》,但股市依舊加劇暴跌。當日商界鉅富如威廉·C·杜蘭特(William C. Durant)和洛克菲勒家族等等相繼高調大手入市,企圖穩住公眾對市場的信心,但這些努力以失敗收場。道指在10月29日以再多跌12%告終,由於交投過多,報價機要一直運作至當晚7時45分。總括而言,市場在10月29日一天損失140億美元,而整個星期的累計損失則高達300億美元。  道指到同年11月13日曾一度由低位反彈,由最低報198.60點持續數個月逐步回升,到1930年4月17日重上294.07點的高峰(市場術語稱為死貓反彈)。不幸的是,股市接著便持續下滑,到1932年7月8日終於見底,最低報41.22點,整個股市由1929年的最高點計,一共蒸發掉89%。這也是自19世紀以來所見的最低點。

  華爾街股災與美國1920年代投機風氣熾熱的現象環環相扣,當時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大灑金錢購買股票,其中不少投機者更以資金槓桿的形式買入更多股票,現象並不健康。踏入1929年3月,股票經紀日常貸款予小投資者的金額,相當於股市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市場上的總貸款額超過85億美元,比美國當時流通貨幣總額還要多。股價的上漲吸引更多人投資股票,同時股民期望股價會繼續上升,在投機買賣下進一步推高股價,繼而形成了經濟泡沫。在1929年9月,標準普爾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達32.6,明顯高於歷史走勢。不少經濟學者皆認為,這個現象在現代經濟史中異常地引人注目。  歷經華爾街股災後,市場持續出現恐慌性拋售股票,達到人心虛怯的地步。這促使美國參議院在1931年成立佩科拉委員會(Pecora Commission),以調查股災的成因。國會後來在1933年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規定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家,前者從事提存及貸款業務,後者則從事包銷、發行及分配股票、債券及其他證券產品的業務。  各國股票市場在華爾街股災後曾相繼引入機制,在股市出現大幅度急瀉的時間實施臨時休市,先讓大眾冷靜,從而提防出現恐慌性拋售。不過以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災為例,道指在一天內下挫22.6%,跌幅比1929年還要厲害。(雖然如此,道指此後卻快速反彈,在兩日後更錄得自1933年以來最大的單日升幅。)

  華爾街股災與之後的大蕭條被認為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金融危機」。1929年10月因股市崩盤而引發的恐慌場面,成為後世回憶往後10年大蕭條的其中一個重要片段。「1929年的股災一度使人們『惶恐之餘迷失方向』,但『官方和大眾在錯覺下,很快對這場震驚變得麻木和加以否認。』」至於「全球除日本外......基本上所有金融市場的股票在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都應聲跌市」。華爾街股災對當時美國及環球工業國家的經濟具重大影響,而時至今日,其歷史、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的因素亦一直成為學術界激烈討論的議題。當中有部分學者認為「公共事業控股公司濫用權力,促成華爾街股災及隨後的大蕭條」,另亦有不少學者則相信「商業銀行過度將存款投放於股票市場,增加存款風險,釀成股災」。 1929年的股災一時間將「咆哮的二十年代」劃上句號,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試圖解釋過股災成因,他認為,假如當時有機構擔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並積極發揮其效用,那麼通常緊隨金融危機之後的商業萎縮期,將有所縮短。然而對美國來說,這場股災標誌著經濟開始陷入持久衰退,但有不少學者卻問到,華爾街股災是否真正觸發後來的大蕭條?抑或由信貸市場促成的經濟泡沫爆破,方才是大蕭條的成因,華爾街股災不過是碰巧同時出現?就股災而言,股價的急跌促使公司破產,並對巨集觀經濟構成嚴重衝擊,造成企業倒閉、裁員潮及經濟發展受壓。基於失業急升及經濟倒退被視為華爾街股災的直接後果,而這些因素又是促成經濟蕭條的主因,因此華爾街股災就被廣泛視為標誌著經濟開始陷入低谷的訊號,成為大蕭條的前奏。  不論這個說法是否正確,華爾街股災以後的發展卻是令人惶恐的。絕大部分學者均同意,華爾街股災瞬間蒸發掉市場上數以十億計美元的財富,並即時嚴重打擊消費者的購買意欲,不計借貸人,大約4,000名放款人因為股災而走投無路,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股災亦進一步觸發全球兌現美國黃金儲備(因美元當時為金本位)的浪潮,繼而迫使聯邦儲備局要調高利率阻止黃金庫存進一步下跌。另一方面,股災以後,美國政府制定了限價沽空制度(Uptick Rule),規定要在高於市價的情況下才可進行沽空活動,以免從事沽空活動的投機者在逆市中進一步拖低股市。

  經濟學家及歷史學家一直在研究華爾街股災對當時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有什麼影響。在1998年,《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認為「大蕭條並非因股市崩盤而起,人們也不知道股災之後會發生大衰退。」他們問道:「當工業生產處於穩健平衡的狀態下,一場嚴重的股災真的會對工業構成重大打擊嗎?」。他們認為,這次股市下跌肯定會影響工業,但當時並沒有證據顯示這次衝擊會持續那麼長時間,並會使到所有行業陷入衰退。  不過《經濟學人》也指出,當時已經有人知道某些銀行將會倒閉,還有的銀行在股災之後可能沒足夠的錢,可以給商業或者工業公司進行週轉。這篇文章最後說,銀行的狀態對當時的情況很有很大影響,但是沒有人知道股災之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有些學者認為,繁榮與蕭條的迴圈理論(Boom and Bust)可以解釋為什麼1929年華爾街會發生股災。經濟學家熊彼德和康德拉季耶夫認為,在所謂的經濟週期的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華爾街股災僅僅是一件發生過的事件。股災只不過加快了經濟週期的迴圈,使週期更快進入下一階段。  而在米爾頓·佛利民與安娜·施瓦茨所寫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他們說股災與經濟週期無關。他們認為1930年代經濟嚴重萎縮的原因並不是經濟週期走進下坡、貿易保護主義及1929年華爾街股災。相反,他們認為1930年至1933年間發生的三次經濟恐慌,令到銀行體系崩潰,這才是大蕭條的成因。
1929年華爾街股災(英語: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又稱大股災(英語:Great Crash)及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英語: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以牽連層面和持續時間而言,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股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