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中，教育方法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凸顯了當時紅軍在思想建設、政治理念和黨的組織之間的緊密關聯，反映了紅軍在面對複雜的內外環境時對於意識形態建設的迫切需求。

首先，紅軍面對的敵對勢力強大，外有國民政府的圍剿，內又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使得黨和軍隊需要明確堅定的政治方向，以維持戰鬥意志和革命精神。因此，會議決議中強調的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目的是為了在全軍中增強對黨的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信仰，抵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腐蝕。這一過程不僅能提升紅軍的整體政治素質，促進軍隊的團結和執行力，更能為長期的革命鬥爭奠定堅實基礎。

其次，會議中提出的各種教育方法，如辦報、訓練班、政治課及開展思想討論等，都是為了提高紅軍官兵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養。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助於在軍隊內部凝聚共識、加強組織紀律，使得紅軍能夠在戰鬥中保持良好的團結，並提高對黨的認同感。教育和思想工作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提升，更加強了士兵的實踐能力，使他們能在面對艱難險阻時做出更加正確的選擇和行動。

這些措施在紅軍內部實際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通過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紅軍的官兵逐漸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這不僅提升了戰鬥的士氣，也提高了軍隊的凝聚力和執行力。如後來的戰鬥實踐中，紅軍能夠在各種艱難環境下，堅持執行黨的指導方針，配合策略，以取得多次成功的戰鬥結果。這些經驗和成效也逐漸成為了紅軍後續發展的重要基石，為其在革命歷程中不斷壯大奠定了基礎。 

總結來說，古田會議的教育方法和意識形態的建立，充分顯示了紅軍在革命戰爭中，對思想建設的重視與迫切需求，正是這種系統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訓練，促使紅軍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持續增強團結、提升作戰效率。
決議中提到的教育方法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如何反映了當時紅軍在意識形態建設上的迫切需求？這些措施後來在紅軍內部有何實際的成效？
**古田會議**，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史稱為「古田會議」。在會上毛澤東確立了其在紅四軍中的領袖地位，此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重要的會議之一。

## 背景

井岡山會師之後，紅四軍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力量最強的一支武裝隊伍，也招致了國民革命軍的大力圍剿。1929 年初，紅四軍在第三次會剿的巨大壓力下撤出湘贛蘇區，轉而轉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在此期間，作為南昌起義餘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義部隊代表的毛澤東，對許多問題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爭」。當時，中共對紅四軍進行領導的三個機構：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前兩個均是毛澤東任書記，後一個先後由陳毅、朱德任書記。1929 年 2 月 3 日，紅四軍召開羅福嶂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成功地取消了紅四軍軍委，將其改為政治部，毛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9 年 6 月，在福建龍巖縣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軍黨委和軍委書記，大多數代表都投票陳毅為軍委書記，只有林彪少數幾個人投票毛澤東為軍委書記。隨後，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到閩西蛟洋（今上杭縣蛟洋鎮）養病。1929 年 9 月，陳毅化裝繞道香港去上海，參加黨中央召開的軍事聯席會議，向中央軍委彙報紅四軍七大的情況。根據聯席會議精神和周恩來的指示，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來信強調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指定毛澤東仍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29 年 9 月召開過紅四軍八大。

## 會議經過

12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 120 多名。大會由陳毅主持。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與會者討論了中央指示和上述報告，總結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為前委委員，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1931 年 4 月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第一號中指出：「流氓路線曾經在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進攻，起了領導作用，統治了前委，黨的正確路線，一時失敗。經過八次大會，特別是九次大會嚴重奮鬥，流氓路線的領導又從事實上宣告破產，正確路線對於流氓路線的堅決鬥爭，才在這個時候作了一個總結。」

## 決議內容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共分 9 個部分：

1. 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
2. 黨的組織問題；
3. 黨內教育問題；
4. 紅軍宣傳工作問題；
5. 士兵政治訓練問題；
6. 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
7. 廢止肉刑問題；
8. 優待傷病兵問題；
9. 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問題。

其中，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的核心部分，其基本內容為：

1. 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這就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2. 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爭取中國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事業，必須堅定地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這是紅軍保持其無產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黨組織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去執行。還要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達到軍政一致，軍民一致。
3. 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係。《決議》認為，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圍繞黨的政治中心任務進行的，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係，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4. 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係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又必須克服極端民主化傾向。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上級的決定必須堅決執行，黨內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正確地開展思想批評。凡地方政權機關已經建立的地方，軍隊就不能包辦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強對敵宣傳工作，優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虜。
5. 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遊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 參閱

* 2014 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又稱「新古田會議」，習近平於 2014 年 10 月主持召開
* 《古田軍號》，以此次會議為背景拍攝的 2019 年中國電影
* 《我們從古田再出發》

## 參考文獻

## 參見

* 寧都會議
* 遵義會議
* 古田會議會址
**洛川會議**是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8 月 25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陝西省洛川縣城北 10 公里馮家村的一個私塾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在抗日戰爭中如何定位的問題上進行內部統一意見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在 8 月 25 日發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會址現設有洛川會議紀念館。 ## 經過

據中共中央檔案館記錄，洛川會議從 8 月 22 日開始，8 月 25 日結束，議程分為四日。

### 8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博古、關向應、凱豐、彭德懷、張國燾、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肖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鐘等 23 人出席了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議程是「軍事外交問題」。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先作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從「軍事分區問題 —— 戰界問題」、「軍委任務」、「鞏固後方問題」、「軍事教育 —— 與前後方分工」四個方面進行闡述。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抗日戰爭將是艱苦的持久戰。紅軍在戰爭中的目標有五個，分別是創造根據地，牽制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以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他提出紅軍應當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為主要作戰方式。其後毛澤東又作了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他認為應當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防止 1927 年國民政府清黨事情重演，警惕國民黨的反共傾向。毛澤東發言後，朱德和林伯渠對戰界問題、軍事組織和人員補充問題進行發言。任弼時對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作了發言。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做了明確的支持和論證。其他與會者也分別發言。 《**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是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作出的一份決定。

## 概述

因為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階段。全國處於「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地方黨政機關陷於癱瘓或半癱瘓，公、檢、法機關失去了作用，武鬥成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堵塞。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

1967 年 1 月 20 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要求解放軍支持左派。他在信中說：「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決定》就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作了 5 條規定：

## 參考 ## 背景

井岡山會師之後，紅四軍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力量最強的一支武裝隊伍，也招致了國民革命軍的大力圍剿。1929 年初，紅四軍在第三次會剿的巨大壓力下撤出湘贛蘇區，轉而轉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在此期間，作為南昌起義餘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義部隊代表的毛澤東，對許多問題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爭」。當時，中共對紅四軍進行領導的三個機構：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前兩個均是毛澤東任書記，後一個先後由陳毅、朱德任書記。1929 年 2 月 3 日，紅四軍召開羅福嶂會議，在會議上，毛澤東成功地取消了紅四軍軍委，將其改為政治部，毛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9 年 6 月，在福建龍巖縣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軍黨委和軍委書記，大多數代表都投票陳毅為軍委書記，只有林彪少數幾個人投票毛澤東為軍委書記。隨後，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到閩西蛟洋（今上杭縣蛟洋鎮）養病。1929 年 9 月，陳毅化裝繞道香港去上海，參加黨中央召開的軍事聯席會議，向中央軍委彙報紅四軍七大的情況。根據聯席會議精神和周恩來的指示，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中央九月來信」；來信強調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指定毛澤東仍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29 年 9 月召開過紅四軍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