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形明倫中學校學生死亡疑案中，死者父母強烈關注的校園霸凌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對於日本整體社會對霸凌的認知有著深遠影響。事件發生後，社會大眾開始意識到校園霸凌的嚴重性，並促使政治和法律界進行反思與行動，進而影響少年法的改訂。

### 社會大眾的反應

1. **加強對霸凌的重視**：事件中死者父母的訴求及其面對的痛苦引發了媒體的關注，進一步喚醒社會對於校園霸凌的重視。各界開始重新審視校園環境及其潛在的安全隱患，並強調了保護受害者的重要性。

2. **公共運動的興起**：各種社會團體和個人開始聲援死者家庭，並針對校園霸凌及相關法律問題展開討論，甚至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系列運動，推動社會改革與法律修訂。

### 少年法的變化

受此案件影響，日本的少年法經歷了以下幾方面的變化：

1. **加重對霸凌犯罪的處罰**：在社會對校園霸凌的重視上升的背景下，法律對於針對青少年施加的暴力行為開始予以更嚴厲的懲處。尤其是在對於涉及霸凌的案件中，法律體系更注重對受害者的保護。

2. **倚重證據的要求增加**：此事件的警方調查過於依賴嫌疑人的自白，也因此暴露了過度倚賴供述而導致的不公正。隨後的法律修訂要求在進行少年案件調查時，必須更加注重物證的搜集與確保案件調查的完整性，以避免類似的冤假錯案。

3. **強化受害者的保護機制**：隨著社會對於受害者權益的認識提升，後續的法律修訂也開始重新聚焦於提升受害者的保護措施，例如設立專門的支援機構來協助未成年人面對霸凌與暴力。

### 效果評估

雖然少年法等法律的修訂在短期內可能加強對於霸凌行為的懲罰與預防，但法律能否有效地防範未來類似事件的發生仍然取決於社會整體對於霸凌問題的認識及教育的深入程度和質量。只有透過教育體系的改革及持續的社會努力，才能真正從根本改善校園環境，減少校園霸凌的發生。社會、家庭及學校的協作，均是達成這一目標的關鍵要素。

總體來說，事件的發生及其後果促使了法律在保護受害者與處罰違法行為上作出了改變，但持續的關注與努力仍然是必要的，以確保類似悲劇不再重演。
在該事件中，造成死者父母對校園霸凌的重視不足，社會大眾的反應是如何影響相關法律的修正？尤其是少年法的變化，是否能更有效防範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山形明倫中學校學生死亡疑案**（日語：**山形マット死事件**）是發生在 1993 年（平成 5 年）間日本山形縣新莊市立明倫中學校內一名男性學生死亡的事件。因為該名學生當時是被捲在大型白色運動墊內，故在日本也稱為「運動墊（マット）死事件」或「明倫中事件」。此案突顯了校園霸凌的嚴重性，並且促成了日後少年法的修正，至今日仍是值得討論的象徴性事件。

## 事件概要

1993 年（平成 5 年）1 月 13 日傍晚，在新莊市立明倫中學校的體育館器材室內發現了一名 1 年級男學生的屍體。屍體是被頭下腳上地包在直立的大體育墊中，死因為窒息。山形縣警察進行調查後，以傷害及非法拘禁的嫌疑逮捕了 3 名當時 14 歲、曾經對死者施暴的高年級生，另外對 4 名當時 13 歲的涉案同年級生進行輔導。在警方偵訊時，7 名學生均坦承犯行。

但在 7 名學生被送到兒童相談所後，除 1 人始終承認外，其餘 6 名學生則開始翻供否認犯行，並主張案發時有不在場證明。同年 8 月 23 日，山形家庭裁判所以無法證明有傷害及監禁等非行事實為由，對 3 名被逮捕的學生作出不處分（相當於刑事訴訟中的無罪）的決定；另外就接受輔導但後來不認罪的 3 名學生，該裁判所則在同年 9 月 14 日作出將其中 2 人送入初等少年院，另 1 人則送入教護院的保護處分決定。而此 3 名學生雖然不服而向仙台高等裁判所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決定，但該裁判所以「無法認同不在場證明」為由駁回抗告。3 名學生又再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但也再遭駁回確定。

到了翌 1994 年時，7 名涉案的學生全部都確定需接受相當於有罪判決的保護處分。其中部分學生為反制，另外向山形地方裁判所起訴請求確認死者是意外死亡。後於 1995 年間，死者的雙親對 7 名學生及新莊市政府提起民事訴訟請求 1 億 9400 萬日元（下同）的損害賠償金；此時先前提出確認訴訟的學生則撤回起訴。

其後在 2002 年 3 月 19 日時，山形地裁以「並無侵權行為」（事件性は無い）為由駁回了原告（死者雙親）的起訴。原告不服，上訴至仙台高裁。而仙台高裁在 2004 年 5 月 28 日宣判，將第一審判決廢棄，並判命 7 人（此時均已成年）需賠償 5760 萬元；7 人不服，上訴至最高裁判所。後最高裁在 2005 年 9 月 6 日以認定 7 人均對死者有不法侵權行為為由駁回上訴，全案確定。依原告的律師稱，即便到了判決確定 10 年後的 2015 年時，也依舊沒有任何一名被告主動將賠償金支付予原告。

由於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將在 2015 年 9 月屆滿 10 年，為免因時效消滅而無法請求，原告在屆滿前對 7 人中的 4 人向裁判所聲請扣押他們的薪資，以便中斷時效進行；但另外 3 人因不知他們在何處上班，無法聲請強制執行，只好再次起訴以中斷時效。山形地裁則於 2016 年 8 月 23 日如數判准（其中 1 名被告因後來有扣押到薪資故撤回起訴）。

## 過於依賴自白等問題

警方主要是依據 7 名學生的自白辦案，但在偵查過程中又無法取得嫌疑人的信賴；結果起訴至法院審理之後，被告中就有人開始抗辯先前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並且翻供。但警方及檢方因為只有自白而缺乏證明事發當時被告等人確實有在體育館內的物證，只好採取「被告等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霸凌死者」的法庭策略，提出多項情況證據試圖證明死者這次確實是遭被告等人傷害及監禁致死。

至於被告方面則有人權派律師組成陣容龐大的律師團為被告等人主張本案是冤案，並採取抨擊警方搜查過程不完備的法庭戰略。此外，在民事訴訟第一審進行中的 1996 年 10 月間，日本國民救援會山形縣本部開始為 7 名少年主張是冤案並提供相關援助、2002 年 7 月開始該會的中央本部也加入聲援的行列。由於這些因素，判決曾在有罪與無罪當中數度搖擺不定。而本案不只有在偵查上過於偏重供認的問題，還有過度重視加害者的人權但卻忽略了被害者的人權及亡者家屬心情的問題。社會上也以本案件為契機開始討論不重視被害者所可能另外產生的社會問題。

## 關連項目

* 霸凌
* 村社會
* 光市母女殺害事件

## 參考文獻

## 參考書目

* 朝日新聞山形支局 『マット死事件 見えない〝いじめ〟の構図』太郎次郎社、1994 年 ISBN 4-8118-0631-X
* 児玉昭平 『被害者の人権』小學館、1999 年 ISBN 4-09-404002-1
* 北澤毅、片桐隆嗣 『少年犯罪の社會的構築 「山形マット死事件」迷宮の構図』東洋館出版社、2002 年 ISBN 4-491-01771-9
* 高嶋昭 『山形明倫中事件を問いなおす』 日本國民救援會山形県本部、2003 年。ISBN 978-4990113711
* 內藤朝雄 『<いじめ學> の時代』柏書房、2007 年 ISBN 978-4760132195
**山形明倫中學校學生死亡疑案**（日語：**山形マット死事件**）是發生在 1993 年（平成 5 年）間日本山形縣新莊市立明倫中學校內一名男性學生死亡的事件。因為該名學生當時是被捲在大型白色運動墊內，故在日本也稱為「運動墊（マット）死事件」或「明倫中事件」。此案突顯了校園霸凌的嚴重性，並且促成了日後少年法的修正，至今日仍是值得討論的象徴性事件。 **葉永鋕事件**是台灣一宗關於多元性別議題的校園事件。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高樹國中三年級學生**葉永鋕**，因與眾不同的性別氣質而遭到部分同學霸凌，不敢在下課時間去上廁所，2000 年 4 月 20 日 11 點 42 分，永鋕在上課時，提前離開教室去上廁所，後來被發現重傷臥倒血泊中，送醫不治死亡。此事件引起臺灣社會對於性別教育的討論，使得原《兩性平等教育法》在 2004 年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政策也從傳統二元的兩性教育延伸轉化成為更具普遍性的性別平等教育。

## 背景

根據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描述，永鋕自小「太女性化」、「很喜歡玩扮家家酒的遊戲，玩煮菜的玩具」。國中時也因為較特別的性別氣質而遭同學欺負，例如在國一和國二曾被數位同學強行脫下褲子「驗明正身」。陳君汝回憶說：「永鋕就讀國中後，曾經跟我說同學在學校會抓著他，要脫他的褲子。」儘管他曾向學校反應，但是情況並未改善，以至於永鋕在下課時間不敢上廁所。根據調查，當時永鋕被迫以四種方式如廁：下課前提早幾分鐘去上廁所、找要好的男同學陪同、上課鐘響後使用女生廁所及使用教職員廁所等。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校園霸凌事件**，是指 2019 年 1 月香港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發生的校園霸凌事件。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嘩然，警方亦介入調查並拘捕涉事者。事件曝光後，不斷有人向傳媒提供資料，揭發疑似同類校園霸凌事件經常在校內發生，然而校方被指過往曾多次為保障校譽而包疪霸凌者，以及阻撓警方調查。

## 事件曝光

2019 年 1 月 23 日，網上流傳一段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學生疑似集體霸凌的影片，片中顯示一名男學生被多名同學用椅子困在地上，不能動彈，眾人強行脫去男學生褲子並拍打其屁股，霸凌者中有前學生會會長、足球校隊成員以及在校內多次自稱有黑社會「水房」(和安樂) 背景的學生。影片曝光後，有市民向警方舉報事件。 **山形明倫中學校學生死亡疑案**（日語：**山形マット死事件**）是發生在 1993 年（平成 5 年）間日本山形縣新莊市立明倫中學校內一名男性學生死亡的事件。因為該名學生當時是被捲在大型白色運動墊內，故在日本也稱為「運動墊（マット）死事件」或「明倫中事件」。此案突顯了校園霸凌的嚴重性，並且促成了日後少年法的修正，至今日仍是值得討論的象徴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