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瑪爾的處決過程充分顯示了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內部激烈的政治鬥爭和權力斗爭的複雜性。首先，阿瑪爾本身是蒙古高層中僅剩的幾位有聲望的領導者之一，因此他成為了潛在的威脅。其處決的背後，不僅是對他的清洗，還有對其支持者的打擊，反映出在蘇聯的影響下，蒙古黨內的權力斗爭愈演愈烈。

蘇聯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從阿瑪爾被逮捕、審判到最終處決的過程中，蘇聯專家的介入不斷強化了蒙古政府的統治手段，甚至成為了背後的操控者。蘇聯透過指導和操控，對蒙古內政及人事任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大鎮壓的實施。這種內部清洗不僅是針對反對派和所謂的「反革命」的鎮壓，也標誌著蒙古政府在執行政權的手段上被蘇聯大幅度左右和操控，顯示出蒙古在政權穩定和政策方向上缺乏自主性。

總體而言，阿瑪爾的處決過程揭示了在蘇聯影響下的蒙古政治鬥爭是一個深受外部勢力操控、內部權力鬥爭激烈的現象，政治清洗的手段和激烈程度都反映出一種高度的不安全感和對權力的絕對控制欲。這為蒙古政府的未來政治走向埋下了深深的陰影。
阿瑪爾的處決過程顯示了什麼樣的政治鬥爭？在蘇聯對蒙古的影響下，這種內部清洗是否顯示了蒙古政府在實施政權的手段上受到多大程度的操控？
**大鎮壓**（蒙古語：Их Хэлмэгдүүлэлт，Ikh Khelmegdüülelt）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在霍爾洛・喬巴山領導下於 1930 年代進行的大規模鎮壓運動，在 1937 年至 1939 年達到高潮。

## 過程

### 鮑陀事件

1922 年 8 月 8 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名創始人之一，時任蒙古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鮑陀被捕。這一事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鮑陀的革命青年團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團權力鬥爭。

### 根登 — 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

1936 年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建政十五周年，總理阿瑪爾釋放了幾個政治犯，史達林送給十五周年慶典的禮物是四支步槍和三萬發子彈，暗示必須處決 30,000 人。

1937 年 9 月 10 日晚，大鎮壓的第一場戰役打響，蒙古人民革命黨 65 名高級幹部被捕，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國家大呼拉爾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體將領。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對上述 65 人施以「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並扒光他們的衣服，嚴禁他們睡覺及吃飯，直至他們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這批人最終無一例外地「承認」自己參與了反革命集團，並供述了「同夥」名單。比如首批被捕的 65 人中的知識分子門德，為保命而將其所有認識的熟人均說成是「同謀」，因而「戴罪立功」並獲較好的關照，但在 1941 年仍被送至莫斯科處決。又比如工業聯合會主席普熱夫也是首批被捕者，在刑場上即將被處決時向行刑隊喊道：「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其死刑的執行方獲延期，普熱夫隨後供述了許多「同謀」。類似門德、普熱夫的事例在大鎮壓中是很普遍的，在酷刑折磨及對死亡的恐懼之下，絕大多數人都「認罪」並咬出了其他所謂「同謀」。

大鎮壓第一場戰役獲得勝利，「根登 — 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被揪出，隨後根據「口供」又揪出了更多人。蒙古軍隊的旅以上將領中，有 187 位將領被逮捕；51 位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 36 位被槍決。有 1,000 多位軍人為免被殺，而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起初其中僅有數人獲赦免，後來絕大部分人仍遭槍決。「根登 — 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中的格勒格道爾吉・德米德是蒙古軍隊中威望僅次於達木丁・蘇赫巴托爾的元帥，在被押送至蘇聯途中死亡，其父以及兄弟遭到處決，其已懷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殺。

### 喇嘛反革命集團

同時進行的還有對宗教界的大規模清洗，其規模更大，手段更為殘忍。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揪出了所謂「喇嘛反革命集團」，其揪出喇嘛的邏輯為，如你為學生，則你的老師定是同謀，如你為老師，則你的學生定是同謀。由於藏傳佛教重視師徒傳承，每個上師的弟子眾多，每個弟子也往往向不同的上師、仁波切求法，結果所有喇嘛均可被打成反革命。

指導大鎮壓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於 1938 年 8 月報告史達林稱：「到 7 月 20 日，771 座寺院已有 615 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 26 座，8.5 萬名喇嘛僅留下 17,338 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對宗教界的清洗，按照標準定額，每位肅反人員一天須辦理 10 件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位名叫班扎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毀滅一座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日辦 60 件案子，從而成為「先進工作者」。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為一周辦理了幾百件案子，而獲得了北極星勳章（該勳章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授予軍功卓著者的勳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 1962 年回憶稱，因逮捕的僧人過多，導致監獄十分擁擠，每周會進行一至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將僧人們一車一車地拉至刑場。

在此次鎮壓中，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國除了甘丹寺之外，其他所有藏傳佛教寺院均被關閉和毀滅，這永久性地改變了蒙古的整個文化景觀。

烏蘭巴托的甘丹寺在 1938 年大鎮壓高潮期間關閉，但在 1944 年重新開放。這是蒙古在共產主義時期唯一保持運作的佛教寺院，也是極少數逃脫毀滅的寺院之一。

### 對外來民族的消滅

十月革命之後，許多哈薩克人、布里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自蘇維埃俄國逃到蒙古，史達林認為這些人「逃避革命」（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下令喬巴山對他們進行清洗。蒙古的 2.1 萬哈薩克人中，有 2,000 人被消滅；140 個塔塔爾人僅剩 4 個。此外，來自中國內蒙古的漢族及蒙古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任何活口，其中還有的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

### 阿瑪爾案

處決「反革命」幹部和群眾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強制黨、政、軍幹部觀看，喬巴山滿臉木然，總理阿南德・阿瑪爾則時常流淚，這被「蘇聯專家」李維諾夫觀察到。伏羅希洛夫授意大鎮壓中喬巴山的副手、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沙拉布除掉阿瑪爾。

當時，阿瑪爾是蒙古高層人士中僅剩的最後一兩位有聲望者，故史達林讓他接替已被打成反革命的根登擔任總理，蘇聯專家們則可躲在「阿瑪爾政府」的門面之後作惡。所以，在除掉阿瑪爾前，莫斯科授意先發動宣傳攻勢以降低阿瑪爾的聲望。

1939 年 3 月，阿瑪爾因「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而被逮捕，並被押往蘇聯審判。在被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對他施以各種「非人酷刑」。 1941 年 7 月 10 日，在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日，阿瑪爾被宣判死刑。與阿瑪爾同被逮捕並送往蘇聯處決的，還有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蒙古人民革命黨創黨元老道格松。阿瑪爾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在獄中遇到了將其清洗的魯布桑沙拉布，這時魯布桑沙拉布已成為其獄友。

## 鎮壓機構及死亡人數

在大鎮壓期間，兩個特殊機構凌駕於一切黨紀、國法以及蒙古黨、政、軍機關之上，一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是「特別委員會」，作為最高法院。到 1939 年 4 月，這兩個委員會的卷宗寫明，共判處 29198 人反革命罪；其中非常委員會辦理的 25785 件政治案件中，已作出判決的卷宗寫明，共 20099 人遭處決，5739 人被判入獄。

1939 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中記下了如下工作總結：「到 11 月，共處決喇嘛 20356 人，600 名是高級喇嘛，3174 名是中級喇嘛，13120 名是低級喇嘛，摧毀 797 座寺廟；在 1937 年和 1939 年之間，逮捕了 56938 人，其中 20396 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 17335 人是喇嘛」。喬巴山所記錄的數字比上文提到的蘇聯顧問格魯伯奇克 1938 年 8 月記錄的高。

大鎮壓影響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國，但重點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及政府高層、軍隊、喇嘛等。受害者們普遍被指控為親日本的間諜。在此次鎮壓中被處決者通常估計在 22000 人至 35000 人不等，占當時蒙古人口的約 3% 至 4％。近 18000 名受害者是藏傳佛教喇嘛。有些作者估計受害者高達 10 萬人。歷史學家目前經常引用的數字在 3.6 萬至 5 萬人左右，但研究者認為 3.6 萬這一數字屬於遠被低估的數字。

1991 年在木倫、2003 年在烏蘭巴托，一些萬人坑被發掘出來，數以百計被處決的喇嘛和平民的屍體被挖掘出來，他們都是顱底遭到槍擊而身亡。

## 紀念

1996 年，原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博勒吉德・根登（1937 年在莫斯科被處決）的女兒策倫都蘭（Tserendulam）在烏蘭巴托開辦了政治迫害受害者紀念博物館，以紀念大鎮壓等政治運動的受害者。該博物館的展品中，藏有一些大鎮壓時期顱底帶有槍眼的受害者的頭骨。

## 相關受害者

大鎮壓期間，一大批蒙古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押往蘇聯莫斯科，隨後遭到處決或流放：

* 博勒吉德・根登
* 阿南德・阿瑪爾
* 達理扎布・洛索勒
* 格勒格道爾吉・德米德

一批布里亞特人因同蒙古有聯繫，而在蘇聯大清洗時期被逮捕：

* 扎木斯朗・策本
* 額勒貝格道爾吉・仁欽諾
* 達希・薩木皮倫
* 額爾德尼・巴特汗

## 參考文獻

## 外部連結

* Prelude to Violence: Show trials and state power in 1930s Mongol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Christopher Kaplonski
* A Forgotten Purg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Timothy Ma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The Day of Commemoration, 2011, Ulaanbaatar, Mongoli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大清洗**（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或譯**大整肅**），或稱**肅反運動**、**大恐怖**（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葉若夫時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在 1930 年代，蘇聯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主要目的為鞏固史達林的個人權勢，同時消除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及其他史達林黨內政治對手的影響力。大清洗始於 1936 年 8 月，終於 1938 年 3 月。

弗拉迪米爾・列寧於 1924 年去世，隨後蘇聯共產黨內逐步形成了權力真空。列寧政府中任職的不少人想要繼承他的政治遺產。蘇共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在爭奪政治遺產的鬥爭中獲勝，並最終於 1928 年完全掌控了蘇共。最開始，史達林的領導地位被廣泛接受，一國社會主義也成為了當時黨內被銘記的政治政策。但是，自 1930 年代早期起，受集體化造成的災難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限成果的影響，黨內官員對史達林領導地位的認同逐漸動搖，包括托洛斯基在內的史達林的政治對手也不斷試圖削弱史達林對黨的控制力。 **蒙古國政治**指蒙古國的政治制度，發生在半總統制多黨代議制民主的框架內。行政權由身為政府首腦的總理和內閣行使。總統是國家元首，但對政府行政部門的權力有限，這與美國等總統共和製不同。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 社會主義時期

1921 年蒙古革命後不久，蒙古採用了仿照蘇聯的一黨制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只有共產黨 —— 蒙古人民革命黨 —— 被正式允許運作。蒙古政治受到克里姆林宮的密切監視和指揮。任何政治反對派都遭到殘酷鎮壓，反對蘇聯影響的政府官員被謀殺、處決或送往勞改營。在共產主義政權期間，牲畜集體化，現代農業的引入，有限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沒有明顯的民眾反對的情況下進行的。

## 蒙古民主化

蘇聯的改革和東歐的民主運動對蒙古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8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第一次公開的民主示威在烏蘭巴托青年文化中心前舉行。在那裡，查希亞金・額勒貝格道爾吉宣布成立蒙古民主聯盟。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由 13 位領導人領導的活動人士繼續組織示威、集會、抗議和絕食，以及教師和工人罷工。激進分子在首都和農村得到越來越多蒙古人的支持。全國各地的工會為民主所做的努力對該運動的成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數萬人在首都和省會城市的寒冷天氣中示威之後，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屈服於壓力，開始與民主運動領導人進行談判。中央政府主席詹賓・巴特蒙赫於 1990 年 3 月 9 日決定解散中央政治局並辭職，為蒙古首次多黨選舉鋪平了道路。最終，蒙古成為亞洲第一個從共產主義統治成功過渡到民主的國家。 ## 兩次政變

阿明是 1978 年 4 月四月革命的主要組織者，它推翻了穆罕默德・達烏德汗政府，並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建立了親蘇的新國家。作為民主共和國的第二號人物，阿明很快成為了政權的強者，他是一系列國家行動的主要設計者，包括大規模迫害被視為反革命的民眾。 阿明與塔拉基的個人權力鬥爭不斷升級，最終導致阿明將塔拉基罷免並處決。1979 年 9 月 16 日，阿明自任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革命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最高領導者）。

阿明短暫的領導自始至終具有爭議。由於情況迅速惡化，以及陸軍遺棄和叛逃，他的政府未能解決針對該政權的民眾叛亂問題。他試圖改善與巴基斯坦和美國的關係，並考慮以在承認杜蘭線，換取巴基斯坦停止支持反政權游擊隊。 許多阿富汗人認為，阿明應對該政權的殘暴舉措負責 例如對上千人的處決.。據說阿明非常崇拜史達林，史達林的肖像一直擺在阿明的辦公室。阿明最喜歡說的話： _「史達林同志教會我們如何在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雖然開始會痛苦，但事後一切都會非常好_。」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黨內的一位高級別官員，在這片懷疑與猜忌的氛圍下於 1934 年被人暗殺。蘇聯內務部門對基洛夫的死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調查，最終找出了一個反對史達林的黨內政治網絡，其中包括史達林的幾個政治對手。基洛夫遇刺案中被捕的許多人供認了他們有殺害史達林本人的計劃。不過，史學家懷疑這些說法的準確性，但他們也同意基洛夫的死促成了大清洗的決定。

到 1936 年，史達林已偏執至極點。史達林害怕失去權力，害怕托洛斯基回歸，害怕西側崛起的法西斯主義，於是決定進行大清洗。大清洗總體上由蘇聯的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先對中央領導層、老布爾什維克、政府官員及地區黨委進行清洗，最終，清洗蔓延至蘇聯紅軍及其指揮層，並對軍隊造成了巨大影響。三次莫斯科審判清洗了大部分老布爾什維克，消除了對史達林權威的挑戰。隨著整肅範圍的逐漸擴大，懷疑他人是破壞分子、反革命的風氣逐漸影響平常人的生活。內務人民委員部亦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清洗，如伏爾加德意志人就被強制驅逐出境，並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大清洗過程中，內務人民委員部頻繁進行監禁、酷刑、刑訊逼供及草率處決，通過恐懼控制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