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指的是哪一位皇帝任用王安石變法的結果?
宋神宗
變法一開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強烈抵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行難度大，又急於求成，地方官員帶牴觸地執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舊黨首領司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元末人倉促修《宋史》，遂謂：「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陣腳不穩。終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首領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變法失敗後，司馬光的行動對他打擊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宋哲宗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的人。
南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南宋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編於南宗的話本小說《坳相公》稱「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宋朝之後官方定論。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清康熙也認定王安石為亡國之臣、千古罪人。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