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受兵、六十歸兵。為朱元璋遵從什麼制度?
古制
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派部將呂珍圍攻退守安豐的小明王韓林兒及丞相劉福通，朱元璋不顧劉基反對，派軍北上解安豐之圍，結果劉福通戰死，韓林兒被朱元璋救出。此後，韓林兒被朱元璋安置在滁州，仍然被奉為皇帝。陳友諒趁朱元璋主力軍北上，率六十萬水軍進攻朱元璋根據地，首先圍攻洪都，但朱元璋姪朱文正堅守洪都兩個多月，待朱元璋親率二十萬部隊馳援，陳友諒大軍改往鄱陽湖與朱元璋大軍交戰，史稱鄱陽湖之戰。陳友諒自恃巨艦出戰，採用炮攻，朱元璋險些負傷被擒。隨後，朱元璋利用東北風而改用火攻，致使陳友諒部大量受損。之後朱元璋利用鄱陽湖水位降低便於小舟活動，改為分兵水路圍攻陳友諒。陳友諒中箭身亡，漢軍潰敗。隨後朱元璋圍攻武昌，並盡佔湖北各地。次年，朱元璋自立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立子朱標為世子。次月再次親征武昌，陳友諒之子陳理舉降。隨後吳軍相繼攻克廬州、吉安、衡州。至正二十五年，吳軍繼續攻佔寶慶、贛州、浦城、襄陽，同年冬，下令討張士誠。次年，吳軍再次攻破湖州、杭州。再一年，徐達克平江，張士誠被俘，至此朱元璋一統江南。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韓林兒至金陵應天府，途中在瓜步渡長江時，韓林兒所乘船隻沉沒，韓遇難。
朱元璋遵古制，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所以誡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朱元璋令諸藩鎮守天下，又各領兵權，這固然是親親之情，信任無以復加，卻也未必就沒有帝王心術。強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卻始終只有一個，諸藩勢力犬牙交錯，必然相互牽制，相互監視，除非朝廷中樞衰弱之極。當中樞真個衰弱至極時，就算沒有藩王，也會被權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劉邦與朱元璋，其他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強而黃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孫取代無能之君，也勝過將江山付與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數百年江山。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問題，使殖民地政府要考慮香港前途問題。英國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國當局延續新界租約。1980年代初，英國提出分拆香港主權和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仍保留管治權，均被中共拒絕。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
人群共處各有主張，涉及不同之利益不免發生衝突，為維護社會生活自須定其分際，法律乃於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認為合理正當者，賦予個人某種力量以享受其利益，因此權利就是得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權利為主觀化之法律；法律為客觀化之權利，行使權利就是為法律而奮鬥，且具有倫理上之意義。權利既為一種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則人民所享有的利益，雖被國家法制設定為「權利」，但國家如果沒有設置權利救濟的法制，或雖有設置但形同虛設而無實效，就形同剝奪或未曾賦予人民權利，此即為法治國原則下「有權利有救濟」的基本法理；人民所享有的利益，但國家如果認為不值得保護而沒有賦予救濟的管道，則該項利益並沒有「權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