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祿宴」一詞中的福暗指何人?
福王朱常洵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崇禎十四年二月初，李自成趁明軍驚魂未定之時，長途奔襲，意圖攻下河南省城開封。開封守將高名衡、陳永福、王燮、黃澍等人竭力抵抗，農民軍受到重創，李自成被箭射傷左目。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農民軍第二次圍攻開封，再次遇到了頑強抵抗，開封的「巨商巨族，各送餅千百不等」。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軍。這一年半之內李自成三圍省城開封，崇禎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圍開封，使得開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黃河決口，十六日洪水首先沖開曹門，然後四門皆被沖開，城中平民遇難者甚眾。日後李自成部先後殺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李自成部隊日益壯大。李自成刻苦簡樸，史載「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所為闖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異人，故軍中亦無識之者」。與此同時明朝對清朝戰事不利，崇禎十三年清軍圍困錦州，洪承疇增援對峙，十四年洪承疇兵敗松山，據守松山城。崇禎十五年三月，清軍破城，洪承疇降清。11月，清軍第五次入塞，深入山東，掠走36萬人。1643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5月張獻忠克武昌，稱「大西」王。10月，李自成攻破潼關，殺死督師孫傳庭，占領陝西全省。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稱王，以党項人李繼遷為太祖，建國號「大順」。11月，張獻忠在成都稱大西皇帝。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