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制與什麼制度提升了唐朝初期的農業發展？
均田制
唐朝戶籍制度沿襲隋朝，行三等戶制。前期的賦稅制度，大提承襲隋朝，於624年頒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均田制是政府授田給人民而徵其租賦，分成公田與私田。身死後公田繳還政府重新分配，剩下可以傳後的私田即「永業田」。由於隋末民變產生大量無主土地，所以唐朝前期有充足的土地推行。除了人民之外，政府官員與王公貴族也各有額定的永業田。相較隋朝，唐朝對土地的買賣寬鬆許多，但仍有嚴格的限制。租庸調制方面，租是授田男丁每年繳固定的栗或稻，庸是每人每年要為國家服的勞役，調是每丁按照當地特產繳納絹麻之物，如果不產絹麻可用銀兩代替，庸和調也可用一定數量的絹免役。這種制度精神在於政府為民置產，其因其產而繳稅，即沒有重徵累民的問題，又可以防止兼併之風，自然是一種良制。唐朝前半葉，戶稅逐年上升，唐高宗時約收戶稅十五萬餘貫，至唐玄宗時已高達二百多萬貫。
唐朝的崛起有賴秦王李世民，他的軍事才能突出，率軍贏得多次關鍵勝利。掃平群雄後，太子李建成與李世民為了皇位而鬥爭，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哥哥太子李建成與弟弟齊王李元吉，控制長安。李淵深知形勢，於是禪讓帝位，成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即唐太宗。唐太宗勵精圖治、納諫如流，逐漸恢復唐朝的國力。在內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提升農業發展。在職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限制皇權發展與貴族世襲等惡習。唐太宗不計出身，網羅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比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馬周、高士廉和蕭瑀等文臣，尉遲敬德、李靖、侯君集、程知節、李世勣和秦叔寶等武將。此外，唐太宗派官員四處詢問百姓的生活情況，然後把各官員的功過寫在屏風上，以便褒貶。
同時也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僅僅是認為史達林時期的所謂社會主義，是缺乏民主且官僚化的，他們認為應該捍衛自下而上的民主，因此成為民主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反對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改革，而是希望徹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取代。抱有此想法的，例如工人國際委員會。不像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受到第三條道路的影響，而願意以其他手段來解決貧窮問題，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和改革路線都堅持著福利國家的理想。革命路線者支持福利國家理想，不只因為這是一種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方式，也是作為一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救濟貧窮的過渡期政策，同時也能作為號召人民發動革命的動員手段。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主張應該進行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派，並且將大多數的主要產業國有化，許多人也仍然支持計劃經濟，而這些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大多早已拋棄的概念。除此之外，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而社會民主主義則大多早已完全拋棄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倭國武周時期改稱日本，與唐朝來往密切。孝德天皇推行革新，效法唐制，走向中央集權。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調制，落實戶籍和記帳制度，參考《唐令》寫成《大寶令》法典，遵照長安城布局規劃平安、平城二京。日本先後派遣了十三次遣唐使，每次使團規模都在百人以上，團中除使臣、水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著名的來唐日本人有留學生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與僧人空海和圓仁。空海著有《文鏡秘府論》與日本的第一部漢字字典《篆隸萬象名義》。圓仁尋覓佛法而走遍唐國多個道郡，帶回日本大量佛學經文器具。百濟藝僧味摩之將在唐學到的荊楚儺舞傳至日本，稱吳伎樂。日本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分別從中國的草書和楷書部首演變而來。鑒真和尚應日本僧人之邀，曾經六次東渡回日，最後終於成功。他帶去了佛經，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流傳以及佛教在日本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