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辟制是漢武帝時推行的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制度，皇帝徵召稱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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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洛陽商人之子桑弘羊以財政為專長。漢武帝時連年征戰，國用不足。他主持推行鹽、鐵、酒的專賣制度，又推行均輸法，有效調節各地物資流通，增加財政收入，被漢武帝選為託孤大臣之一。漢武帝死後，桑弘羊的政策受到各方與民爭利的批評。前81年，桑弘羊與其政策批判者展開激辯，會議期間由桓寬擔任記錄，總結為著名的鹽鐵論。漢元帝時，中郎翼奉上書建議革故鼎新，東遷洛陽，居天下之中，但未得到同意。王莽篡奪帝位後，效法周朝古制推行改革來挽救社會危機，在洛陽設均司市、錢府官，平定物價、實行鹽鐵酒專營。12年，王莽效法周朝實行東西兩都制，洛陽為新室東都。13年，王莽又策劃遷都洛陽，作為唯一的正式國都。這一決定引起了民心浮動，遭到大臣們的反對而推遲。由於農民起義的迅速爆發和蔓延，遷都洛陽的計劃沒能真正落實。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征和四年漢武帝頒下了《輪台罪己詔》向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及公開反省。漢武帝晚年得子劉弗陵，甚愛之。劉據於巫蠱之亂死後，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鉤弋夫人被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前88年，漢武帝命令畫工畫了一張《周公背成王朝諸侯圖》送予霍光，意思是讓霍光輔佐他的小兒劉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漢書·霍光傳》的此記載頗有異議，認為漢武帝於臨終前殺掉劉弗陵生母是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說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畫周公輔政圖完全屬於捏造。前87年3月29日，漢武帝駕崩於五柞宮，享年70歲。4月15日，葬於茂陵，諡號為孝武皇帝，廟號為世宗。漢武帝愛好文學，為提倡辭賦的詩人。他個人的文學造詣甚高，在南北朝以前的皇帝中屬於文采一流的人物，顏之推把他歸類為曹操、曹丕一級文才的君主。明朝王世貞以為，其成就在長卿下、子雲上其他存留的詩作，《瓠子歌》、《天馬歌》、《悼李夫人賦》都壯麗鴻奇，為詩詞評論家所推崇。
漢武帝在地方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監察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打擊地方豪強。京師七郡則另外設立司隸校尉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地方劃分為13個監察區，是為冀、兗、豫、青、徐、幽、並、涼、荊、揚、益、朔方、交趾共13州。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監察地方官員和強宗豪右，歲終至京師向御史中丞稟報。此時的刺史為監察官，秩六百石，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為低。西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嚴重威脅著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察舉制為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於選拔官吏。它的確立是從漢武帝元光元年開始的。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襲制和從隋唐時建立的科舉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察舉制此後成為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徵辟制是漢武帝時推行的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制度，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主要有皇帝徵聘和府、州郡辟除兩方面，皇帝徵召稱征，官府徵召稱辟。用以作為察舉制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