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規定了甚麼?
保障婚姻家庭權利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起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開放各國簽署締約，鼓勵政府承擔責任，尊重個人的公民、政治等權利。當中，世界人權宣言保障婚姻家庭權利的第十六條規定，出現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二十三條。雖然國際人權公約明示婚姻家庭作為政府應當保障的權利，但對於同性婚姻之立法，是否為締約國家所必須之義務，以及此處之婚姻是否涵蓋了同性婚姻，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據2002年「Ms. Juliet Joslin et al. v. New Zealand」一案，人權委員會所作出的解釋，人權委員會認為公約第23條第2項有關結婚權之規定，未課予締約國有設立同性婚姻的義務。但此案的協同意見書中，Rajsoomer Lallah與Martin Scheinin兩名委員表示，此判決並不代表這項法律上的差別待遇，永遠不會構成第26條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違反。並指出公約雖未明訂相關義務，但並未限制國家以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承認同性伴侶關係。參與臺灣「兩公約國際審查會議」的國際人權專家則表示：「臺灣法律僅承認異性戀婚姻，而不承認同性婚姻及同居關係、否認同性伴侶及同居伴侶的許多利益是歧視性的」，並建議台灣政府應當修正民法，給予多元家庭予以法律承認。這些國際人權專家「樂見台灣政府採取行動，計劃將同性婚姻納入法律」，並認為此「將顯現臺灣在對抗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上是亞太地區先鋒」。
列寧是國際主義者，而且堅定支持世界革命，並相信第三世界的革命將通過農民和無產階級組成聯盟發生；他還由此相信國界是過時的觀念，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分裂階級鬥爭的注意力。他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下，國家將必然會合併融合，且最終建立「世界合眾國」政府。他反對聯邦主義，認為其性質這是為了資產階級，這反而強調集中化單一制國家的中央集權必要性。列寧反對民族主義，尤其反對基督教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反猶太主義。他還是反帝國主義者，並相信所有民族應該得到民族自決的權力。他因此支持民族解放戰爭，接受少數民族從社會主義國家脫離退出可能是必要性衝突，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並非神聖、及保證能預防錯誤或虛弱。另外他也支持婦女權利，廢除俄羅斯帝國時期對於同性戀、無責任離婚的禁令。列寧曾表示：「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其觀點認為後者不過是「有錢人的民主」。他認為透過蘇維埃代表選舉和工人選舉自身高級職員，伴隨著定期輪換與所有工人參與國家行政事務，其「無產階級專政」便能夠成為民主政體。列寧相信代議民主制的資產階級國家已經被簡單地用於提供民主假象，同時維持資產階級專政的情境；他在描述美國的代議民主制體系時，提及「壯觀而且毫無意義的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決鬥」，兩者都由剝削美國無產階級的「狡詐的千萬富翁」領導。他也反對自由主義，對於自由作為價值的觀點普遍表現反感；且認為自由主義中的自由權具欺騙性，因為並不包括從資本家剝削獲得自由的勞工。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他們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為兩者存在著分離、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美國大法官撒母耳·佛里曼·米勒便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只是表面上類似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拒絕了自由主義所必要的制度。正確的說，自由意志主義假冒了一種觀點，而那種觀點正是自由主義依據歷史角度所反對的—那就是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處於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架構在個人契約連結上的政治權力。而自由主義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張政治權力乃是公眾的權力，應該公平的為公眾的利益所服務。」強調兩者間存在差異的人則主張，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間有著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義裡為了檢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與自由意志主義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經濟管制有著衝突。
人群共處各有主張，涉及不同之利益不免發生衝突，為維護社會生活自須定其分際，法律乃於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認為合理正當者，賦予個人某種力量以享受其利益，因此權利就是得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權利為主觀化之法律；法律為客觀化之權利，行使權利就是為法律而奮鬥，且具有倫理上之意義。權利既為一種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則人民所享有的利益，雖被國家法制設定為「權利」，但國家如果沒有設置權利救濟的法制，或雖有設置但形同虛設而無實效，就形同剝奪或未曾賦予人民權利，此即為法治國原則下「有權利有救濟」的基本法理；人民所享有的利益，但國家如果認為不值得保護而沒有賦予救濟的管道，則該項利益並沒有「權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