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在哪一個戰爭之後變得更為迅速?
鴉片戰爭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逐漸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並以「軍政府」名義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滅亡。然而，中國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1931年起，隨著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為了對抗軍隊的叛變，由無政府主義主導的農民和勞工們在武裝民兵的支持下攻佔了主要的城市巴塞隆納，以及其他面積廣大的鄉村地區，在鄉村實行集體化。但最後法西斯主義還是在1939年獲勝，無政府主義者在與史達林主義者的鬥爭中也節節敗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階層往往陷入混亂和分裂，一些成員參與政府導致極大爭議。史達林主義的軍隊也迫害反對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自從1970年代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又開始與新崛起的新法西斯主義團體鬥爭。在德國和英國，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與激進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團體合作，一起對抗法西斯主義。他們主張直接以自身的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戰鬥，而不是依賴政府採取行動。自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產生類似的傾向。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英國的勝利告終。之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與法國聯手再度勝利，英國進一步獲取在華特權。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與中國保持一種複雜的關係。雖然英國獲得香港，英中貿易主要還是通過幾個開放的中國港口進行。中國人口過多，領土也不小，英國無法佔領中國，因此英國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獨立的中國，因為中國的崩潰意味著其他西方強權就可能與英國一起瓜分中國，而使得英國所擁有的特權地位受到挑戰。同時，英國也不希望看到一個過於強大的中國，因為這就意味著中國將取消或要求重新協商一些原本簽訂的條約。這種態度解釋了看似矛盾的英國對華政策：一方面協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另一方面卻和法國聯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
雙方爭持不下，最後清廷下令必須遵循「利瑪竇規矩」傳教，不然就不准傳教，逐出中國，是為「禁教令」。1722年，雍正帝徹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國傳教被終止，到了道光帝時，連欽天監也不任用傳教士。不過清朝皇帝對於教禁並沒有徹底禁止，嘉慶年間，新教教士英國人馬禮遜，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廣州進行傳教的工作。鴉片戰爭後，清廷雖並未正式撤銷禁令，但基督教的傳教自由已經由不平等條約獲得確認，於是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在西方列強的庇護下進行宗教活動，基督宗教傳播更為迅速。除了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於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發生巨大的影響。不過有些西方傳教士擁有種族優越感，以爭議手法傳教，如不理會傳統社會階級之分、強占土地、袒護教徒干涉司法審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攤並參與地方集體祭祀活動、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換省級官員，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藉由信教取得司法保護，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因此民教衝突不斷；加上民間以訛傳訛的負面謠傳，最終導致許多民眾則憤而紛紛起來焚燒教堂，驅逐或甚至殺害傳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財物。從1856年至1889年先後發生的教案多達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期間，有數萬民中西方傳教士與基督教信徒慘遭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