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的保護者是誰?
吳三桂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
6月5日，被叛軍之手肆虐了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紳及官吏迎接他們將要來到的解放者。可當他們見到的是騎著馬、把前額頭髮剃光並自稱攝政王的滿洲人多爾袞，而不是明太子朱慈烺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吳三桂時，吃了一大驚。在此場動亂之中，多爾袞將自己安置在武英殿，後者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燒大內後，唯一未被損壞的建築。旗軍們被命令不許搶劫；他們的紀律約束使統治過渡到清朝「出奇地順利」。然而在同時，多爾袞卻聲稱他是為報復明朝而來。他下令將明朝皇族及其擁護者全部處決。6月7日，進城僅兩天的多爾袞向首都的官員發布諭告。該諭告向官員們保證，如果本地居民剃髮易服並且接受歸降，那麼他們則可以官復舊職。可是在此諭告發布後的三周內，北京爆發數場農民起義，威脅大清控制首都地區。面對威脅，多爾袞不得不將此諭告廢除。1644年10月19日，多爾袞在北京大門迎接福臨。10月30日，六歲的福臨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天壇祭拜天地。11月8日，福臨的登基儀式正式舉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將多爾袞的功績同周公進行比較，後者為古時一個受人尊敬的攝政。在登基儀式上，多爾袞的官銜由「攝政王」升為「叔父攝政王」。在滿語中，「叔父」表示高於親王的一級身份。三天後，多爾袞的攝政同事濟爾哈朗的官銜由「攝政王」降為「輔政叔王」。多爾袞在1645年6月發布儀注規定，今後所有公文均應書寫「皇叔父攝政王」稱呼他，這使得多爾袞距離皇帝權威僅剩一步之遙。最終多爾袞在1648年更凌駕於小皇帝之上，稱「皇父攝政王」。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