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為誰?
陳獨秀
胡適既首倡新文化運動，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實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蘊一生推動白話文，是二十世紀之初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漢文思想家暨文學家。他積極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3月，蔣中正手書輓聯對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一生受困於名教，但當別人有同樣境遇，他會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為過繼的哥哥被迫輟學且因此抑鬱成疾時，他曾於報紙予以揭露。過去儒教國奉行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度，他以戲劇方式對其進行委婉的批判。胡適對蔣介石先生曾經說過，我希望你不要是因為我才肯開放黨禁。一生寬以待人，生誕百年之際，少年時曾猛烈抨擊他的後進紅學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謙出生已逢五四，本不當臧否先生；回顧與胡適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餘唯有自知，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