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唐文宗提拔仇士良的那兩個人是誰推薦的？
王守澄
唐文宗勤勉聽政、生活節儉，本身十分厭惡宦官，隨時想聯合外廷大臣扳倒宦官。831年與宰相宋申錫合謀失敗，宋申錫被殺。而後唐文宗與大臣李訓、鄭注聯手發動政變。他們都是王守澄推薦的，因此宦官毫不忌諱。李鄭二人先建議唐文宗提拔與王不合的仇士良，並且杖殺元和逆首陳弘志，貶死若干掌權宦官。835年，唐文宗以李訓為宰相、鄭注掌鳳翔節度使，內外呼應。接著密派中使毒殺王守澄，至此元和逆黨皆誅殺殆盡。李訓更擴充勢力與軍權，與只掌握神策軍的宦官尚可一拼。835年李訓發動甘露之變，意圖將皇帝從宦官手裡搶出，但宦官仇士良搶先奪回皇帝，並且以神策軍擊潰政敵，誅殺大臣。甘露之變後，宦官們團結一致對外，並且牢固地掌握軍政大權，皇帝與大臣徒具擺飾，即便是後期的唐武宗與唐宣宗也無法消滅宦官的勢力。而大臣只能借藩鎮對抗宦官權力，埋下晚唐藩鎮入關奪權的陰影。840年鬱鬱寡歡的唐文宗去世，其弟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繼位，即唐武宗。由於當時朝廷派系林立，仇士良只好讓唐武宗親自處理朝政。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以削減仇士良權力，也提出一連串振興朝廷的政績，史稱會昌中興。他大力推行滅佛，史稱會昌滅佛。唐武宗推行道教，希望長生不老，最後因為服金藥去世。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牛黨的優勢一直到823年，牛僧孺因為被唐文宗不滿而罷相，隔年由李黨的李德裕上台，這是顯然與王守澄放棄牛黨有關。之後王守澄支持李訓與鄭注，極力打壓牛李兩黨。甘露之變後李鄭勢力崩潰，宦官由仇士良掌權。唐武宗時任用李德裕為宰相，極力排斥牛黨。846年唐武宗去世，宦官們發生權力鬥爭，其叔李忱在宦官馬元贄的扶持之下即位，即唐宣宗。由於李黨失勢，李德裕被貶黜到崖州，至此長達40年的牛李黨爭結束。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後勵精圖治，加強皇權、抑制宦官權力，是時唐朝又出現短暫的復興景象，史稱大中暫治。然而唐宣宗為人多疑苛察，使得上下莫不粉飾太平；他崇奉道教，一直希望能夠通過服用丹藥來長生不老。859年唐宣宗因服用丹藥過度而去世。實際上，大中暫治並不穩定。唐宣宗晚年，國內已有亂象，他死後不久就爆發寇亂。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