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認為王安石想以什麼辦法來操作國事？
金融管制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因此對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評價趨向正面。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認為當時北宋經濟發展水平高，「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然而因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終沒有能完成轉變。1906年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不過又有說法稱，列寧稱讚王安石是斷章取義的誤讀，列寧並未對王安石提出正面評價。
南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南宋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編於南宗的話本小說《坳相公》稱「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宋朝之後官方定論。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清康熙也認定王安石為亡國之臣、千古罪人。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後人對熙寧新法的看法非常兩極，但無庸質疑的是，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預期。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平民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立意求新，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化」的十餘項改革措施於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欲速不達的困境。且新法實施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偏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品性飽受爭議之人，以致被視作小人。對於歷史上這次改革，黃仁宇曾評論道：「早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