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真宗時某個官員拒絕任職官位更高的武職是經由什麼當上官的？
狀元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因此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極致，「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在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咨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在理學的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民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的發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的自覺意識空前覺醒。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中書門下設於禁中，是正副宰相集體處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機關。其宰相稱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為「參知政事」。設置副宰相是為了分散正宰相權力以及擴充處理政務，這是是宋代政治的特色之一。宋神宗時元豐改制將中書門下改為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以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正宰相，再設門下、中書侍郎各一人，尚書左、右丞各一人為副宰相。宋徽宗時，蔡京稱太師，統領三省事務，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作為宰相。南宋宋高宗時，為了集中政務以應付軍政急務，將三省合併為一，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宋哲宗時設平章軍國重事或同平章軍國事，以處「老臣碩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數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寧宗時，韓侂胄任「平章軍國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賈似道專權，任「平章軍國重事」，左、右丞相實際上屈居於類似副宰相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