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以及哪個人所發起的學會曾獲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
梁啟超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將中美英日四國建立為一個類似後來蘇聯或獨立國協的政體，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布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推測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此後，慈禧計劃廢黜光緒帝。翌年，冊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為大阿哥，過繼給同治帝。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溥儁受詔入宮。但外國公使均不承認其合法性，慈禧只得暫時停止了這個計劃。受到戊戌政變的影響，慈禧太后在此後一段時間內開始排斥維新派，並因此利用端王載漪、剛毅等守舊親貴，甚至考慮撤換光緒皇帝；載漪之子溥儁因而被立為大阿哥，實同儲君，然因忌憚光緒皇帝為歐美日列強一致支持，不敢驟廢。載漪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對洋人的嫉忌之心，極力離間帝后。順此，朝中形勢乃逐漸演變為非理性仇視洋人的守舊親貴，結合保守的清流派，對抗主張務實的朝臣之局。在端王等當權親貴的縱容，甚至暗助之下，以扶乩迷信加上民族主義起家的義和拳乃得以大舉進入直隸、進迫北京，形成一股逼宮的形勢。
1898年，光緒帝在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鼓動下，決定發起改革。6月10日，光緒帝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交慈禧審查，得到了准許，並於翌日頒布，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這次變法涉及了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方面，遭到眾多保守派大臣的強烈反對，其中包括軍機大臣世鐸、剛毅等人，他們多次向慈禧表示反對變法。慈禧也越來越反對與光緒帝的變法觀點，帝黨和太后黨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而康有為等人此時已有殺害慈禧的計劃。光緒帝計劃與慈禧一起前往天津閱兵，民間風傳慈禧要廢黜光緒帝，也有傳聞說光緒帝要把慈禧幽禁於頤和園。9月19日，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回到紫禁城；隨即發動政變，將光緒帝遷居瀛台。慈禧宣布光緒帝得病，不能視朝，自己臨朝稱制，重新訓政。戊戌變法被廢止，變法中的重要人物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等維新六君子被斬首，康有為、梁啓超則流亡國外。根據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上書言道：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於9月19日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