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這句話是誰說的?
丁國鈺
在他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托馬斯·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給出了精闢的反對。他認為，觀察和評價的過程，都是在一個範式之內發生的；所謂「範式」，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邏輯自洽的「肖像」，並與從它的框架出發所做的觀察一致。範式也包含某個科學學科的定義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操作。他描述了觀察和「謎題解決」的過程，此過程在一個範式內發生，他稱之為「正常的科學」。他還解釋了一個範式如何能壓倒另一個範例，這一過程他稱之為「範式轉變」。庫恩認為，不可能把被測試的假設從觀測所基於的理論的影響隔離開來；他論證道，不可能獨立評估互相競爭的範式。不止一個邏輯合理的結構可以描繪出一個可用的這個世界的畫像，但沒有共同的基礎，使得坑對坑，理論對理論。兩者都不能作為判斷對方的標準，所以沒有明確的方法來衡量科學進步。
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被稱為劃界問題。例如，精神分析應該被認為是科學嗎？所謂的「創世科學」、膨脹的多重宇宙假說、宏觀經濟學是科學嗎？卡爾·波普爾稱這是科學哲學中的核心問題。然而，對於該問題，沒有一種統一的說法贏得了哲學家普遍的接受，有些人甚至認為此問題無法解決或沒有意義。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嘗試將科學建立在觀測之上；相應的，非科學則是非觀測的，因此毫無意義。波普爾認為，科學的核心屬性是可證偽性。也就是說，每一個真正科學的說法是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偽裝成科學，試圖得到本來沒有能夠實現的合法性，這樣的一個領域，就被稱為偽科學、邊緣科學，或垃圾科學。物理學家理察·費曼提出了「草包族科學」一詞：研究人員認為他們正在做科學，因為他們的活動具有科學的外表；但實際上他們缺乏「那種徹底的誠實」，讓他們的成果進行嚴格的評估。各類商業廣告宣傳，從炒作到欺詐，都可能屬於這些類別。
1965年7月12日11時，周和徐冰及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黨外人士舉行一個談話會，向黨外通報李要到中國大陸之消息，並闡述有關方針政策。據有關記載，參加此重要會議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盧郁文、李俊龍、傅作義、黃琪翔、朱蘊山、李任仁、劉仲容、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楊東、覃異之等。會議還通知蔡廷鍇與劉仲華參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7月15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李回國後發表聲明問題電告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發報之前，此電報稿送呈毛審閱。7月15日早上，毛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幾天，同李面商聲明稿，並同機回北京。李回國，周應到機場歡迎。可在上海住幾天，商量好簡短聲明後再到北京。7月17日，周根據毛指示飛抵上海出迎李。
問號，用於疑問句結尾。疑問句末尾的停頓，用問號，反問句的--末…尾，也用問號。拉丁語quæstio，意即問題，簡寫成Qo。將大楷的Q寫在小楷的o上的符號經轉變後便成為現代的問號。另一說是認為問號起於9世紀，最初是一點並有一條向右上傾的曲線。該點表示句子的終結，好像句號一般。曲線表示聲調的提昇，可能和早期的音樂記號有所結合。西班牙語自18世紀後便有這個用法：問句除了結尾要有問號之外，起首時要有倒問號「¿」。不過，這種格式在追求便捷的網路聊天中通常略去。1580年代，反問問號出現，用於反問句尾。它是一般問號的反轉，其開口不是朝向前面的句子。這個用法於1600年代消失。疑問驚嘆號是感歎號和問號的結合。阿拉伯語由於文字是由右寫至左；因此問號方向與一般的問號顛倒，寫作「؟‎」；雖然希伯來語也是從右往左書寫，但問號仍舊用開口朝左的「?」。希臘語中的問號是類似於分號的「;」，但和英語的分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