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又在誰的理論上認為人是「性惡」?
儒家荀子
關於法家經濟文化方面的發展這個部份要等到漢武帝劉徹以後，各方面的條件成熟了，才得以獲得順利發展。當然劉徹是高舉儒術治國的，但當時的儒術與先秦儒學、兩宋儒學有很大的不同，是法家思想與儒家經學思想結合的產物，其實只是將先秦法家中的三個主要概念法術勢整合成為經術勢，後人稱這時期的儒術為法儒。中國古代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其將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荀子乃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荀子弟子韓非與李斯，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鎮士大夫與庶民。韓非同時也吸取了道家黃老之術，歸本於老子，講究無為，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
戰國時期人物韓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在看了各種法家學說後，總結出「法」、「術」、「勢」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主張君主必須互相配合地運用三者，並剝奪廣大臣民的經濟獨立性和人身自由，才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獨裁統治。同時，他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論上吸收了關於人性的簡介，認為人是「性惡」，進而他認為這種性惡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韓非子對道家老子《道德經》也有所研究，能運用老子的無為等思想來闡發自己的想法，根據《史記》記載，韓非子為韓國的公子，只作書《韓非子》，因口吃且言語不流暢，故沒在韓國擔任公職，因秦始皇聽聞其賢能，韓非的同窗李斯設計迫其入秦國朝見，入秦後，韓非被李斯害死，故韓非一直沒有能參與甚麼大政。名家鄧析也曾被列入法家，《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子部法家類，其首倡「刑名之論」，操「兩可之說」，被視為玩弄巧辯之術，講究邏輯哲學，只可列入名家。「刑名不一」，採取混淆概念，尋找司法、行政的漏洞，是法家的對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們作為伴生品，同主流法家一起推進了法家的發展。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