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審刑院事為哪一機關的領導？
審刑院
董必武就任院長後，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赴全國各地調研，制定刑事及民事程序審理規則。但是，1957年10月9日及10月14日，《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兩篇社論稱，「政法戰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最尖銳最集中的部分」，指責當時政法工作「忽視專政傾向和忽視黨的領導」。1957年底，各行業開始「大躍進」，各地人民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審判工作做到「黨委滿意，公安、檢察機關滿意，當事人、群眾滿意」；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機關聯合辦案，三機關首長「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使得三機關相互制約的作用被消除。195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司法工作「躍進」座談會，董必武在會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代表團訪問東歐及蘇聯，8月7日回到北京。在董必武出訪期間，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其中政法小組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羅瑞卿，董必武僅為成員之一。彭真領導的中央政法小組隨即指令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召開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檢查、總結八年來的工作」。 此次會議未點董必武之名，但會議批判的基本觀點多引用董必武的講話，以檢查「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董必武實際上遭到不點名批判。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御史台專管監察，其長官稱御史中丞，副長官稱侍御史知雜事，主管糾察百官，肅正綱紀。台官有彈劾權，可以上疏言事，評論朝政，彈劾官員，還准許「風聞」論事。御史台下設三院：臺院、殿院、察院，下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專管規諫諷諭的機構是諫院。宋仁宗時始單獨置院，其長官稱知諫院事或左、右諫議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級官府辦事違失都可諫正。台、諫官都以言事彈劾為責，其職權本無多大差別，這一狀況導致後世台、諫的合流。最後，為皇帝起草制誥、國書和宮廷內所用文書的機構是翰林學士院，設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侍讀學士、直學士院等。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或知制誥分掌「內制」和「外制」，總稱「兩制」，翰林學士等還侍奉皇帝，充當顧問。宋初的最高司法機構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設置有「審刑院」，其長官稱知審刑院事，官屬有詳議官。各地奏案先經大理寺裁決，報告審刑院複查，寫出奏稿，上呈中書。中書申奏皇帝論決，宋神宗改革官制，審刑院併入刑部。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是一種廣泛應用在零售業、餐飲業、旅館等行業的電子系統，主要功能在於統計商品的銷售、庫存與顧客購買行為。業者可以透過此系統有效提升經營效率，可以說是現代零售業界經營上不可或缺的必要工具。但由於POS應用不斷擴大，現時許多廠商已將英文point of sale改稱為point of service。亦有人主張，凡是有一種有系統的方法或流程，可以記錄當天每筆交易，例如：何時？由誰？賣什麼東西？賣給誰？那個消費者的分類等等，再經一個方法可以快速彙整成未來銷售或進貨等決策依據，這套系統，也可以算是一種POS系統。過去傳統的零售業者並沒有一個好的工具可以統計商品的庫存，特別是無論哪一種商店的商品都動輒上千上萬種，無論在訂貨與庫存管理上都難以掌握，商家為了瞭解自身的庫存狀況，還必須浪費大量人力去盤點商品的數量，一些大型的零售業者為了管理的方便，往往要設計許多複雜的表格，導致成本上升經營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