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種」一詞所代表的意義是?
「保人民種類之自立」
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是指民法上，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範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符合這一特徵的物權只有所有權。因此，完全物權與所有權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權與限制物權是相對立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所有權也指人對於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態。後者含義上的所有權，從人類產生開始就已存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歷史變遷。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以所有為基礎的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在商品交換占主導地位的近代社會，在互相交換商品的主體之間，必須互相承認對方對於商品這種財富的固有的支配。這種社會需要的法律形態，就是所有權。因此，普通意義上的所有權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為內容的一種權利。不同的民事實體法對於所有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也有著一定的差異。
經濟，是指一定範圍內，組織一切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活動與關係的系統之總稱。另一涵意是隱藏的不平等的欲望交換，經世濟民是和諧的分配不平等化。而研究經濟問題、探討經濟發展規律、解釋經濟現象成因的社會科學即稱為經濟學。古時以「食貨」一詞泛指經濟財政之事，例如漢書以降歷代史書中的「食貨志」記載了各時代的經濟現況。至於經濟的辭源出自東晉時代葛洪《抱朴子・內篇》中的「經世濟俗」，意為治理天下，救濟百姓。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禮樂篇》則將提出了「經濟」一詞：「皆有經濟之道，謂經國濟民」。後人遂將「經濟」一詞作為「經國濟民」的省略語，作為「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同義詞。清末戊戌政變後，改革科舉制度，開「經濟特科」，就是沿用了「經濟」的本義。明清之際，政治秩序的巨大變動使得以王夫之、顧炎武、黃梨洲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儒家學者開始理論反思，批判程朱理學和心學末流，提出學術要「經世致用」的口號。這種學術思想傳播到了日本，影響了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術，「經世論」開始在一部分學者中流行。但江戶後期至明治時期，歐美思潮湧入日本。神田孝平首先在《經濟小學》一書中用經濟一詞翻譯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然而也有人認為是福澤諭吉首先使用這樣的譯法。這段時期，日本學者開始用經濟一詞指代貨幣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活動，並有了「經濟指維繫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生產、消費、交易等的活動」的提法。這種與金錢、財物等實際問題相關的定義逐漸在日本流行，這種用法與明清時期中文語境中的「經濟」的原始用法不同。當時日本亦有另一種譯法「資生」，但是並未被普遍接受。而後用「經濟」一詞翻譯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的這種譯法又被梁啟超引入漢語，也取代了嚴復在《原富》中的譯法「計學」或是傳統的「生計學」、「平準學」，並進而在整個漢字文化圈內逐漸取代了經濟一詞的原本含義。反對和製漢語者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 寫到反對英文的economy翻譯成經濟，認為是中國人瞎眼盲從。經濟是人類對有限及稀缺資源做最適分配及效率使用的行為。現代經濟伴隨著貨幣。當中被生產、流通、交換的物品被稱為商品，其中既包括蘋果和衣服等有形的物品，也包括法律諮詢、郵政遞送等無形的服務，還有證券等的權利，以及信息。
中文戲劇一詞的字源來自於「南戲北劇」的合稱，戲指的是戲文，劇指的是雜劇，是在元代以前在中國南方與北方不同的政局與文化環境下，所形成的不同表演藝術，將兩者合稱則是明代以後才出現的用法。世界各國語文中與「戲劇」一詞將近的詞彙囊括的範圍不一，例如在印度文中的「里拉」一詞除了是戲劇之外，也包含舞蹈、運動競賽等意義。但是幾乎世界各國語文中與「戲劇」相關的詞彙，幾乎具備與「遊戲」類似的意義，例如在英文中將一部劇作稱為是玩遊戲的「玩」。中文中「戲劇」的「戲」，也帶有「遊戲」的意義。世界上三種古老戲劇文化，包括希臘的悲劇和喜劇、印度的梵劇及中國的戲曲。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梁啟超乘招商局立輪返回上海。到滬後病情尚未痊癒，因康有為在北京辦保國會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廣仁陪同下進京。三月廿二，保國會在北京成立，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以「保國 」「保種 」「保教」為宗旨。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保國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變法、外交、經濟等方面，希望能夠協助朝廷治理國家，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雛形。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組織相繼在北京出現，入會者頗踴躍，變法的聲浪日益走向高潮。守舊派官員洪嘉與、潘慶瀾等相繼出面攻擊，指責其「攬權生事」、造成國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後，保國會不得不停止活動，名存實亡。閏三月，梁啟超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變通科舉折》，請廢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總理衙門均不代奏。當時，在京舉人萬餘人，皆於八股性命相依，對梁此舉「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啟超得知皇帝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欲大力推行新政，覺得中國有了希望，深感皇上聖明。隨即代徐致靖、楊深秀各起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論守舊開新的宗旨，不可騎牆模稜」，請求皇帝正式實施新政。四月廿三，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改革決心，變法自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