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功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是誰的輓聯?
曾國藩
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北方大亂，再次陷入長期分裂的狀態，胡人無暇南侵。東晉以弱勝強，局勢暫時穩定下來。東晉的宗室和士族，經常爭權奪利，人民生活相當困苦，以致盜賊四起。淝水之戰後，南方人民暫獲安定，但政治混亂和貪污腐敗的情況，並沒有改善。東晉大臣桓溫死後，其子桓玄逼晉安帝禪位給他，改國號為楚，史稱「桓楚」；劉裕起兵聲討，殺死桓玄，恢復東晉的統治。但劉裕自己有奪位的野心，終於在420年，廢晉恭帝自立，改國號為宋，史稱「劉宋」。東晉至此正式滅亡。東晉偏安江南，士族大家個個富裕掌權，不忠於皇帝司馬氏，皇帝多屬傀儡，同時各士族之間常為了爭權而北伐，並無單一世族能將司馬氏取而代之，這是政治上特點。
各個國家的海軍建設受制於地理、經濟與需求影響，早期的海權由商業需求發跡，而後到17世紀發展至控制世界貿易，1616年英國海上冒險家雷利曾上書給女王安妮，表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控制世界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能控制世界財富，進而控制世界本身。現今可根據其在遠洋、近海和近岸進行作戰的能力分作藍水海軍、綠水海軍和褐水海軍。18世紀，海軍思想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先後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海權論等著作，馬漢認為海權的運用可使國家增長財富與國力，並提出海權基本要素為：地理位置、自然型態、領土大小、人口數量、民族性格與政府性格，並力圖爭取制海權。他認為海戰最高原則為削弱乃至毀滅敵人艦隊，並可以由決定性海戰或對港口的封鎖達成，馬漢認為這就是控制敵人海軍力量的方式，另一位海軍思想家柯白則認為海戰的目的必須經常是直接或間接地確實獲致制海權，並阻止對方獲致它。
天主教會亦有類似牧師的職位，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均由神父擔任，主要工作為管理堂區。在西方國家，牧師與本堂神父的詞語相同，例如英文都稱為Pastor。提摩太前書第三章說：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里。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里。提多書第一章說：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堅守真實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功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雲南的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如此評價曾：「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他隨後說到「但是他卻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斥責為漢奸劊子手，為了滿清異族統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殺了同胞」。徐評論道「曾國藩雖然並非才華橫溢，但卻是一位堅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間，他與一些宋派理學的首要人物交友，並從他們那裡獲取了對「靜」、「耐」和「約」的領悟，這些信念運用到實際事務中，即意味著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和務實克己。他在日後的生涯中將大大利益於這些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