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直接稱呼蘇軾為蘇軾而是蘇東坡的原因為？
在東亞文化中，直呼別人之名是十分無禮的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除了有名有字之外，有時亦會為自己取號，又稱別號，別字。號是較正式的別名，以言意托志。受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包括日本、韓國、越南等在內的東亞國家都有這樣的習慣傳統。在東亞文化中，直呼別人之名是十分無禮的。故稱呼別人時，對有字之人多呼其字，對有號之人則多呼其號，而不會直稱其名。如蘇軾，一字子瞻，一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道號東坡道人。人多稱之為蘇東坡，而不會直呼其名。有些人的號因此比他的本名或字更為人所熟悉，如祝枝山，徐霞客，曹雪芹，鄭板橋，李叔同，鄧澤如。另外，因應不同的用途也會有不同的號，如詩號、畫號、武號等。士大夫還流行以自己的居處或書齋之號為別號，是為庵號。佛教及道教檀越或出家人為了宗教取的號，稱法號，或道號。
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注重在哲理性、書卷氣、風格化與意境表現，同時也提倡個性化和獨創性。宋朝書法跳脫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隋唐五代的書法注重在「工」的體現，而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抒情的部分，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的部分。蘇軾提出「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松，險竣多變。蘇、黃、米、蔡為北宋書法四大家。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晉帖行書遺風。無論是天資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蘇東坡，還是高視古人的黃庭堅和蕭散奇險的米芾，都力圖在表現自己的書法風貌的同時，凸現出一種標新立異的姿態，使學問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並給人以一種新的審美意境。而南宋的吳說、宋徽宗、陸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書家中進一步延伸，其中宋徽宗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然而南宋書家的學問和筆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