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張伯倫是哪一國人?
英國
基督教救贖論是基督教神學對救贖的觀點，指基督教信仰中有關耶穌基督的救贖的信仰意義，是基督教哲學中的崇高表現，亦是《聖經》中最重要的主題。根據基督教的教義，耶穌基督的救贖所顯現的意義是與全人類都有關的，從過去直至未來。早期教會並沒有發展「不成熟」的救贖理論。教父時期對神學的貢獻主要是在於──「基督論」及「三位一體」的教義。早期的救贖論點都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成熟的救贖教義是始於坎特布里的安瑟倫，直至17世紀新教正統主義時期才算是真正發展。從人的角度看贖罪：有與上帝「和好」的意思，也有「被救贖」的觀念。「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人因為罪而與上帝隔離，生命被罪惡綑綁，罪使人成為被奴役者，而救贖者則是要廢除奴役，使人得釋放。從宗教的角度看贖罪：上帝是救贖者，在舊約出埃及記中，上帝將祂的子民從為奴之地領出來，新約則預表耶穌基督要將人為從罪惡釋放出來。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
1903年，英國殖民秘書約瑟夫·張伯倫在烏干達保護國給赫茨爾提供了5000平方英里土地作為猶太定居點。這稱為英屬烏干達計劃，它同年在世界錫安主義大會第六次會議上呈上，隨後在那裡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有些團體認為，接受這項計劃會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變得更加困難，非洲的土地被描述為「聖地的前廳」。他們以295對177票贊成，132票棄權而作出決定，派一個委員會調查這個方案提到的土地。第二年，大會派代表團考察了這個高原。由於其位於高海拔，當地的溫帶氣候被認為適合作為歐洲定居點。不過，這個地區住著人口眾多的馬賽人，他們似乎不喜歡大量歐洲人的湧入。此外，代表團認為，這個地方充滿了獅子和其他動物。赫茨爾在1904年去世後，世界錫安主義大會在1905年7月第七次會議的第四天作出決定，拒絕英國的提議。亞當·羅夫納表示：「將所有今後的定居努力直接指向巴勒斯坦」。Israel Zangwill的Jewish Territorialist Organization是1903為了應對英屬烏干達計劃而建立的，旨在世界某個地方建立猶太國家，它得到了很多大會代表的支持。在實施了Max Nordau提出的投票表決之後，Zangwill指控了Max Nordau，認為他「將在歷史的審判之前被指控」，他的支持者把投票結果歸咎於Menachem Ussishkin的俄國投票集團。隨後，Jewish Territorialist Organization離開了錫安主義組織，但帶來的影響並不大。錫安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贊成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領土實行自治。蘇聯當局在1934年建立了一個猶太自治州作為錫安主義的替代物，它仍然是俄羅斯唯一的獨立州。
在19世紀90年代，西奧多·赫茨爾 給錫安主義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的緊迫性，促進了1897年在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創建了世界錫安主義組織。赫茨爾的目標是為猶太國家的發展作出必要的準備步驟。赫茨爾試圖與巴勒斯坦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達成政治協議失敗後，他試圖尋求其他政府的支持。世界錫安主義組織支持在巴勒斯坦的小規模定居點；它著重於加強猶太人的感受和意識，努力建立一個世界性的聯邦。沙皇俄國有著長期的國家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的記錄，它被廣泛認為是猶太人的歷史性敵人。錫安主義運動的總部設在柏林，因為許多領導人是德國猶太人，能夠說德語。鑑於沙俄的反猶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大多數猶太人支持德國與沙俄的戰爭。在錫安主義運動的頭十年中，錫安主義的主要人物有幾次支持將猶太國家定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如烏干達和阿根廷。即使是錫安主義政治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在開始時也滿足於任何地方的猶太自治國。然而，其他錫安主義者強調了以色列在記憶、情感和神話上與猶太人的緊密關係。儘管他們使用錫安作為運動的名稱，赫茨爾在1896年出版了錫安主義宣言「Judenstaat」後，巴勒斯坦才成為赫茨爾的主要關注點，但即使在那時，他仍然猶豫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