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本」是在什麼戰爭時出版的？
抗日戰爭
廣島本：日本廣島以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為藍本，改為精印本出版，稱「廣島本」。南京本：抗日戰爭期間，南京將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割裂影印出版，裝為二大冊，稱「南京本」。上海本：1942年，上海聯合書店以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為底本，採用鋅版影印分成二部，平裝為二冊出版，稱「上海本」。清史稿校註：由臺灣國史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不更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方式，就其取材、撰寫、印校等方面的謬誤，利用存檔的清史館原稿、清國史館歷朝國史稿、清宮檔案及各類官私史料等，進行全面的檢校、查考、補註與訂正。共十五冊，另附索引一冊。199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
《清史稿》刊印後，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評。1928年北伐成功後，故宮博物院接收清史館，隨後組織人員對《清史稿》初步檢閱審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稱《清史稿》多有錯謬，「計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體例不合、簡陋錯誤等，十有九項」，認為「為今之計，宜將背逆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南京國民政府遂將《清史稿》定為禁書，不准刻印及發售。編纂者及後人評價如下：趙爾巽：乃大輅椎輪之先導，並非視為成書也。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內通人不吝指教。當別撰校勘記，為將來修正之資，幸甚幸甚。中華書局：本書雖編成於辛亥革命以後，而編者卻基本上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的。由於成於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戴逸：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衊先烈、諛揚清朝之詞。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關內本：清史館人員發現金梁擅自改動《清史稿》原稿之後，代館長柯劭忞召集王樹枏、夏孫桐、金兆豐、張書雲、戴錫章、奭良、朱師轍等人討論此事。他們不同意金梁的增刪，乃決定將北京的存書抽換、改動，由朱師轍負責具體執行，該版本稱為「關內本」。關內本和關外本的版本大小相同，刻本三十字一行，每部一百三十本，目錄一本，共計一百三十一本。關內本成書之後，大多未能發行，存放在清史館內。1928年北伐成功後，清史館被故宮博物院接收，對於《清史稿》，故宮博物院「院中名流僉以此書謬誤甚多，須委託專家重加審定乃得行世」。1929年12月，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報告審查《清史稿》的結果，列舉了「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諡、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有日無月、人名先後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志表傳互相不合、人名錯誤、事跡年月不詳、泥古不化、淺陋、忽略」等十九項缺失，提議將《清史稿》永遠封存，禁止發行。1930年2月，國民政府明令禁售《清史稿》，全部余書分存國立、省立圖書館。《清史稿》書價猛漲，「由百元預約，竟漲到五六百金一部，而不可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