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是由於先前發生什麼案件?
胡風案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指示，整風運動正式開始。為消除黨外人士的顧慮，中共重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然而，運動形勢在5月中旬發生了逆轉。5月15日，毛澤東開始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在黨內高層傳閱，表示中共應暫時讓右派任意鳴放，準備後發制人，這是毛澤東準備反右的信號。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共產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員會。民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儲安平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現的激烈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警覺和強烈反應。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來。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為了對抗軍隊的叛變，由無政府主義主導的農民和勞工們在武裝民兵的支持下攻佔了主要的城市巴塞隆納，以及其他面積廣大的鄉村地區，在鄉村實行集體化。但最後法西斯主義還是在1939年獲勝，無政府主義者在與史達林主義者的鬥爭中也節節敗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階層往往陷入混亂和分裂，一些成員參與政府導致極大爭議。史達林主義的軍隊也迫害反對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自從1970年代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又開始與新崛起的新法西斯主義團體鬥爭。在德國和英國，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與激進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團體合作，一起對抗法西斯主義。他們主張直接以自身的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戰鬥，而不是依賴政府採取行動。自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產生類似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