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的「偉大的人物」暗指誰?
魯迅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終年55歲。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注意。治喪委員會由宋慶齡、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推薦的沈鈞儒、李公朴二人。在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他一個文藝界人士舉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禮。出喪前一天下午16時，覆蓋靈柩用的綢幛和出喪的樂隊還沒有準備好，沈鈞儒囑咐當時擔任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幹事的姚士彥馬上去辦理：「綢幛應該怎樣，樂隊應該怎樣，原都應由治喪委員會決定，現在來不及了，你一定去辦好」，務必於第二天上午九時前辦好。姚士彥決定用大幅白綢幛，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黑色大字。於是，立馬就去漢口路申報館隔壁一家禮品店趕製。綢幛送到治喪委員會後，沈鈞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認為非常恰當，其他治喪委員們也都認為很合適。1936年10月21日下午，參加魯迅葬儀的送葬隊伍，從徐家匯一直排到虹橋萬國公墓。魯迅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轟動一時。到達萬國公墓墓地時，現場人山人海，約兩萬餘人。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等立在高台上，由蔡元培、宋慶齡先後致悼辭後，沈鈞儒講話，他激動地說：「高爾基前幾個月死了，死後由蘇聯政府替他國葬。現在，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我們人民群眾一致要求國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們人民自己來葬，到的都是民眾自己。這個，我想魯迅先生一定很願意！」萬國殯儀館啟靈時的抬棺人共12人，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巴金、鹿地，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黎烈文。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風雲人物》得到當屆奧斯卡獎項的5個提名，後世評價則又遠勝過當時，被美國電影學會的百年百大電影系列，名列百年來最偉大的影片之一，以及百年來最偉大的勵志電影。這部1946年的影片，至今在美國、英語系國家、以聖誕節為主要節慶的國家地區，已被公認是聖誕節必看的經典，在電視上、甚至在電影院一再重播。史都華表示風雲人物的主角是他生平演過最喜歡的角色，卡普拉也認為可以稱得上是他生平最佳作品，並再度讚譽史都華為「非凡的凡人」。1985年，當史都華得到奧斯卡終身成就獎時，曾對當時還健在的卡普拉，表示感謝法蘭克·卡普拉「慷慨、睿智的指引」、認為卡普拉「毫無疑問是我所知道最偉大的導演」。哈利·杜魯門總統在看完《風雲人物》後，曾說：「如果貝絲和我有兒子的話，我們希望他就像吉米·史都華一樣」。1991年，冷戰結束，蘇聯解體。1992年，美國影片在俄國初次解禁，在鮑里斯·葉爾辛總統的首肯下，《風雲人物》這部結局眾人合唱蘇格蘭民謠友誼萬歲的影片，被選定於1月5日、東正教的聖誕節，在俄國播出的第一部美國電影。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