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勵金制度的廢除主要是受什麼影響？
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
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是指民法上，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範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符合這一特徵的物權只有所有權。因此，完全物權與所有權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權與限制物權是相對立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所有權也指人對於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態。後者含義上的所有權，從人類產生開始就已存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歷史變遷。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以所有為基礎的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在商品交換占主導地位的近代社會，在互相交換商品的主體之間，必須互相承認對方對於商品這種財富的固有的支配。這種社會需要的法律形態，就是所有權。因此，普通意義上的所有權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為內容的一種權利。不同的民事實體法對於所有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也有著一定的差異。
滿洲國政府自1939年起實施「糧谷出荷」政策，對農產品實行強制性的全面管制和掠奪。1940年起在國內全面實施，並開始採用獎勵金制度。在1941年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由於日本糧食需求量急劇上升，滿政府開始變本加厲地掠奪。首先合併中央採購公社，成立「滿洲農產公社」以總管農產品；其次則廢除獎勵金制度，採用預購契約制度，將農產品的徵收計劃性提高。1943年則進一步，廢除預購契約制度，在年初的省長會議上確定各縣責任量，並下達各項指標，使糧食掠奪面積和品種大幅增加，哈爾濱當年的出荷率竟高達89.9%。1945年滿洲國末期時，農民需要上交的「出荷糧」占全國總產量的51%。鴉片在滿洲國也是相當重要的作物，最早可以追溯到關東軍將熱河省併入滿洲國的1933年，一些地方軍政勢力本來就有種植鴉片的行為，併入滿洲國後此一作物之種植得到扶植，約1936年左右，在滿洲七省擴大種植面積，大力生產，後又以法律形式確定鴉片的專賣壟斷，1942年，日本「興亞院」召開「支那鴉片需給會議」，做出「由滿洲國和蒙疆供應大東亞共榮圈內的鴉片需要」的決議，據此又在滿洲擴大種植面積到三千公頃，鴉片產業達到鼎盛。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在《什麼是財產？》一書中普魯東著名的宣稱「財產權是一種偷竊」，在書裡他反對建立一種「財產權」的制度，以避免財產所有人得以隨意「使用和濫用」他們的財產—例如剝削勞工以求取利潤。然而普魯東的看法在後來完全改變，他改為宣稱「財產權是一種自由」，認為個人能以財產權來抗衡國家的權力。表面上看來普魯東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但如同在他死後才出版的《財產權理論》一書裡主張的，普魯東「強烈地對比他所謂的『財產』—依據平等和正義的原則有限制的運用資源、資本和產品的權利—與現代『財產權』的形式」，但他最後也「承認了只有在所有權不受任何大小限制的情況下，自由才得以獲得保證」。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普魯東說：「我們應該從哪裡找尋對抗國家的制衡力量？只有財產才能辦的到…完全的國家權利是與完全的財產所有權利相衝突的。財產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