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偏好「適者生存」視圖，不喜歡簡單幼稚的證偽行為?
卡爾·波普爾
分析是將觀察或理論分解為更簡單的概念以更好了解的過程。分析是對科學至為重要，對對理性的一切行為皆是如此。例如，想要數學地描述一個拋物的運動，若將重力、拋射角度和初始速度分離出來，會更容易。經過這種分析後，合適的運動理論便有可能形成。還原論或還原主義可以指與這種方法相關的幾個哲學觀點之一。一種類型的還原論相信，所有領域的研究都最終服從科學的解釋。也許一個歷史事件可以用社會學和心理學解釋，而這又進一步可由人體生理學描述，然後又可進一步由化學和物理解釋。Daniel Dennett 發明了術語「Greedy reductionism」來描述還原論是可能的假設。他聲稱，這只是「壞科學」，喜歡尋求有吸引力的或雄辯的解釋，而不是那些對預測自然現象中有用處的。一個影響科學中立性的廣泛問題是，科學選擇了那些領域去探索，也即，科學研究的是世界和人類的哪一部分。菲利普·基徹在他的《科學、 真理和民主》中認為，有些科學研究，試圖表明人口的一部分相比其他人，不太聰明、 不太成功或情感上落後，這會有一種政治反饋效應，進一步排除這類人群獲取科學的機會。因此這種研究，由於排除了某些人，破壞了科學所需的良好的廣泛共識，並因此證明自己終究是不科學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理論。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英國哲學家、作家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對人口發展的生物特徵給予解釋,但也可以作為人類社會現有的社會制度給予解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從19世紀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人認為現代的社會生物學也可歸類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派中。「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歷史學家理察·霍夫施塔特於1944年初版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以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來指稱1944年前的相關思潮是不確切的，但這種用法已被歷史學界廣泛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理由是赫伯特·斯賓塞所說的「適者生存」。至此，赫伯特·斯賓塞對社會和道德機制進化的理解被異化為與其哲學思想相對立的東西。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說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的退化不可避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持者認為,理論證明了受到社會不平等對待的那一類人往往是精英。達爾文運用他在在生物學領域的成就，十分冒險性地提出他的理論。與其他思想家和理論家不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應用闡述了人類野心與不平等關係之間的聯繫。在他的書中精英教育和社會根本毫無價值,哲學家Khen Lampert認為,英才制度下的教育只不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後現代版本。
事實上，根據杜恆-蒯因論題，一個孤立的理論是不可能被測試的；人們總是要添加輔助假說才能做出可以檢驗的預測。例如，要在太陽系中測試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人們需要有關太陽和所有的行星的質量和位置的信息。19世紀時，天王星的軌道的預測失敗，沒有導致牛頓定律的拒絕，而是導致了太陽系只有七個行星的假說的拒絕；隨後的調查發現了第八顆行星，海王星。如果檢驗測試失敗，那就是有什麼不對勁；但找出到底是什麼，也是個難題：失蹤的行星、校準非常差的測試設備、未預料到的空間曲率，或什麼別的。迪昂-蒯因論點的一個後果是，人們可以讓任何理論與任何實踐觀察相兼容，只要添加足夠數目的合適特設假說。卡爾·波普爾接受了此論點，導致他拒絕簡單幼稚的證偽行為。相反，他喜歡「適者生存」視圖，其中最可證偽的科學理論是被青睞的。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