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研究會成立的目的是?
從理論上去研究民主憲政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19世紀末，隨著澳大利亞勞工運動的發展，勞工運動組織開始醞釀組黨參政。根據工黨的傳統?法，1891年昆士蘭的剪羊毛工人罷工時，在一棵桉樹下開會成立了工黨，這棵樹後來被稱?「智慧樹」。此後，工黨在澳洲的各殖民地建立了黨部，並開始參加議會選舉。1891年，工黨在新南威爾斯和南澳州分別成立了最早的殖民地級議會黨團，1893年在昆士蘭也組成議會黨團。工黨參加的第一次選舉是1891年的新南威爾斯立法院選舉，工黨奪得141席中的35席。同年在南澳州，南澳工黨奪得立法局3席，1892年再奪得立法院一席。1899年工黨首次組閣，在昆士蘭組建少數政府，但僅維持一周就由於保守黨派的聯合反對總辭。1901年澳洲聯邦成立後，聯邦工黨開始政治活動並參與聯邦大選。1901年5月8日，入選第一屆聯邦議會的工黨議員在墨爾本國會大廈召開第一次議會黨團會議，聯邦工黨正式成立，工黨成為澳洲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政黨。
此後，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王家襄等人組織的憲法研究會於1916年9月13日成立，從理論上去研究民主憲政，這一派人後來被稱作「研究系」。11月8日，蔡鍔病逝，梁到上海辦理其喪事。為調解府院之爭，1917年1月6日，梁從上海入京，向段建議對德宣戰和中國出兵歐洲的問題，12日回到天津寓所。4月25日，為了實行對德「宣戰」，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在京召開「督軍團」會議，對國會施加壓力。為了說明參戰的必要和解除群眾對參戰的各種顧慮，梁啟超於5月8日發表《外交方針質言》，促使各方面同意參戰，振奮中國之人心。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職務。段憤然離京去天津，發表通電不承認黎的免職令，並策動各省獨立，武裝推倒黎元洪。此時，黎電請梁啟超出面幫助，梁以「與世暫絕」為由，拒絕調停。於是，黎電請督軍團團長張勳出面調停，段欲利用張勳對付黎元洪而支持入京。但張勳心懷鬼胎，於6月14日聯合康有為入京趕走黎元洪，並於7月1日擁宣統皇帝重新復位，史稱「張勳復辟」。
宣統元年秋，各省咨議局相繼成立，立憲派力量迅速擴大並取得合法地位，江蘇咨議局開會期間，江浙立憲派首領張謇發起成立咨議局聯合會，並邀請各省咨議局選派代表齊集上海，共商促請朝廷速開國會之事。十一月初四，十六省代表齊集上海開會，會議決定組成請願代表團去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代表團組成的前後，在梁啟超指導下，徐佛蘇在上海積極活動，實際上成為梁啟超在國內的代言人，他與代表團成員聯繫密叨，及時將梁啟超的意見，轉達給諸代表，受到代表們熱烈歡迎。宣統二年正月，梁啟超在經濟十分困難之下，創辦《國風報》於上海，以「滄江」為筆名，先後發表《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國家命運論》《咨議局權限職務十論》《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國會期限問題》等百餘篇文章，其中《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達十萬字，對國會的性質、組織及職權論述得十分清楚，為立憲運動提供了詳盡的藍本，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國會請願運動的發展，成為立憲派最主要的輿論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