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警察和其它聯邦、州郡和地方非管理或非決策成員為哪方面最出眾的工會雇員?
公共部門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工會，工會原意是指基於共同利益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這個共同利益團體可以與僱主集體談判工資薪水、工作時限和工作條件等等。這些組織和聯合會最常見的共同目標是保持或改善僱傭待遇。這可能包含工資談判、勞動制度、申訴流程、僱傭標準、解僱或晉升、福利、安全保障和政策。工會可能會組織某些技工，或所有部門的工人，或某一行業的所有工人。工會的協定有時會對僱主、管理層或非工會成員保密。工會有相應的章程，其中詳細規定了協商準則，以及對應政府監管的各項規定。工會源自歐洲，在工業革命後流行世界。工會可能包含工人個體、專業人士、退休職工、學生、學徒或無業職工。
中國中華全國總工會最早產生於辛亥革命前後，五四運動時期得到了發展，北伐戰爭時期空前壯大。目前，中國大陸地區有著大量的工會組織，由社會運作程面普遍看已經名存實亡，工會已經成為企業內部的一個組織部門，並由組織高層進行工會人事任命而非由員工選出，已經沒有相對獨立的組織和行動。大多只是在某些節日進行象徵性的小福利發放及娛樂活動組織，並不能代表廣大員工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國企工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資方利益。這就涉及到一個工會會員資格的問題，這裡尤其要提到高級管理人員是否能成為工會會員的問題，高級管理人員決定的是組織的決策和更廣泛的戰略，而這些政策與戰略則由企業的權力等級中較低級別的管理人員來執行。那麼代表企業的所有者行使管理企業、制定政策、部署戰略權力的處於企業管理高層的白領，不同於一般的低層管理人員及普通雇員，儘管從表面上看他們也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但這個群體的切身利益基於其特殊的職務身份而與僱主密切關聯，是僱主的代表或代理人。當僱主與雇員之間發生衝突時，他們不可能真正站在雇員的立場上為維護雇員的利益而與僱主進行抗爭。馬克思曾經論述過，這些人的勞動具有兩重性，既是管理也是勞動，但這種勞動體現了資本對於剩餘價值的追求，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這種身份，也是與工會的性質不相容的。中國大陸地區的工會立法，對公有制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企業的中方代表是否可以加入工會，都未做規定。因此在實踐中，公有制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外商投資者中方代表加入工會都為引起爭議，因此才會出現剛才所說的國企工會代表資方的利益這樣一種情況。
在公共部門最出眾的工會雇員是教師、警察和其它聯邦、州郡和地方非管理或非決策成員。工會成員不成比例地為老年人、男性、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和加州居民。在控制個人、工作和勞動市場特性後，美國私營部門工會工人比非工會工人報酬平均高出10-30%。由於他們內在的政府職能，在控制個人、工作或勞動市場特性後，無論與工會有關或無關，公共部門工人收入都會一視同仁。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斷言：強大的工會能夠削減不公，而CEO會占弱小的工會的便宜，有時利用市場力量來擴大不公。美國二戰後工會的衰弱伴隨著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擴大，自1967年起，中產階級收入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