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紀聞》的主要內容除了刊載上諭奏章之外，還有哪一方面的內容?
編譯外電西報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該時期的作品以前涼和前秦的文人居多。前涼張駿著有樂府詩《薤露》、《東門行》兩首，收錄於《樂府詩集》。前涼大臣謝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龍》提到，他的文集可在《隋書•經籍誌》看到。西涼李暠所著的《述志賦》載於《晉書》本傳，這篇賦表現出他建功立業的志趣和對西涼局勢的憂慮，內容頗有文采。前秦趙整著有兩首五言四句詩，用比興的手法諷諫苻堅。他還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雜言體，有些字句難解，大約雜用氐語。苻堅的侄子苻朗為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斷頗具文學意味。女詩人蘇蕙的迴文詩《璇璣圖》雖然有文字遊戲的意味，但仍表現出遣詞用語的功力，成為流傳不絕的佳話。另外，後秦宗敞為王尚申辯的奏章，被呂超認為可與曹魏的陳琳、徐幹，以及西晉的潘岳、陸機相比。後秦胡義周為赫連勃勃作《統萬城銘》，獲《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讚揚為典雅莊重。
茅海建的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學術界為此展開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啟超根據康有為辦報館，開學會的構想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製造輿論宣傳維新，報名與上海廣學會所編的《萬國公報》相同，以便推廣。當時廣學會總幹事英國人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主張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書，受李之影響頗大。開報兩個月後，發行量增三倍，影響巨大。後根據李建議，為與《萬國公報》區別，改名為《中外紀聞》，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該刊以編譯外電西報和刊載上諭奏章為主要內容。同時梁啟超和康有為參與起草《強學會序》，初步打開士大夫閉塞的思想。維新派的活動後來引起保守派的恐懼，保守派官員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於十二月初六嚴禁強學會議論時政，將之改為直隸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強學會等於被解散，《中外紀聞》被逼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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