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工會能夠削減不公，有時利用市場力量來擴大不公為誰的斷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國則更傾向於放任資本主義制度，設立的標準最少，把大多數工人的工資與福利問題推給集體談判和市場力量。因此，這一制度與上述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型最為類似。同樣，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也採取了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與之不同的是德國，雇員個體和僱主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結果，由於對個人強大的法律保護，許多工作場合無法進行談判。然而，德國勞動立法的主要目標是在工會勞動者和協會僱主之間建立平衡關係。這使得集體談判相對於個人談判來說有更強的法律界限。就工會獲得合法地位來說，雇員組織必須證明他們的力量能夠在談判中影響僱主。如果一個僱主協會與另一工會競爭，工會可以質疑並訴諸法庭。在德國，獲得工資和工作環境談判資格的專家協會不多，著名的有醫生協會馬堡聯盟和飛行員協會。工程師協會並沒有成為工會的意向，但代表了工程師們的利益。在上述分類以外，工會與政黨的關係各異。在許多國家裡，工會與某一政黨關係緊密，甚至分享權力。這樣的政黨通常持左翼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但也有很多例外。在美國，工會常常與民主黨掛，當然也有例外。在英國，工會運動在私有化問題上工黨發生摩擦，認為這侵犯了工人利益。但情況在埃德•米利班德獲勝後有所改變。從歷史上看，韓國對集體談判的監管包括要求僱主參與談判。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在公共部門最出眾的工會雇員是教師、警察和其它聯邦、州郡和地方非管理或非決策成員。工會成員不成比例地為老年人、男性、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和加州居民。在控制個人、工作和勞動市場特性後，美國私營部門工會工人比非工會工人報酬平均高出10-30%。由於他們內在的政府職能，在控制個人、工作或勞動市場特性後，無論與工會有關或無關，公共部門工人收入都會一視同仁。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斷言：強大的工會能夠削減不公，而CEO會占弱小的工會的便宜，有時利用市場力量來擴大不公。美國二戰後工會的衰弱伴隨著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擴大，自1967年起，中產階級收入有所下降。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