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豐新法」為熙寧變法和什麼的和稱？
元豐改制
佛教宗派或派別指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或組織，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所不可避免地分化出的各種各樣的派別。隨著兩千多年的傳播與發展，由於後人對佛法理解上、闡釋上的不同，以及佛教本身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在教理、教義、教規上作出的主動或被動的調整，佛教思想也不斷發展分化，信奉不同思想的佛教徒也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別。目前的佛教，有三個主要的派別，分別是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乘佛教。這三個大的派別之下，又分成眾多的各種宗派。但這個劃分，將各歷史時期，各地理位置，各教義和修行方式差異帶來的不同的宗派混在一起然後再劃分，帶來了混亂，讓不同概念上的宗派常常被等同混用。比如，雖然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原始佛教」會被等同混用，不加區分。「大乘佛教」、「北傳佛教」、「漢傳佛教」也常常被等同混用。「金剛乘」、「密乘」、「密宗」、「藏傳佛教」也是如此。這種混淆也加深了不必要的宗派之間矛盾。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王安石被罷後，神宗繼續改革事業，號為「元豐改制」。元豐改制雖與熙寧變法並稱為「熙豐新法」，但力度無法同熙寧變法相提並論。新法施行數年，宋朝國力漸強，神宗逐步將重點轉移到外患上，熙寧年間西征吐蕃、西夏取得了數次軍事勝利，元豐改制之後神宗決心一舉消滅西夏，以絕外患。熙寧五年五月，神宗開始西征，取得大捷，大大鼓舞神宗的信心。9年後的元豐四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神宗藉此再征西夏，不想遭遇慘敗，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豐八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趙傭為太子。神宗頒布的新法雖然短暫地被其母高太后廢，但不久又陸續恢復，其中不少沿用到南宋時期。
神宗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冷落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此階段以舊黨勝利，新法幾乎盡廢告終，是為元祐更化。更化期間，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核心不僅對新党進行遠超前代報復性打擊，甚至連諸如蘇軾這類舊黨中的新法同情者也都排擠出朝廷。然而元祐年間，朝廷在政治上並沒有太大建樹，反而重新陷入新法前邊事敗壞財政緊張的狀況。哲宗親政後，貶斥舊黨，信用新黨，恢復熙豐新法，史稱「紹聖紹述」，「紹述」意為繼承，「紹聖」的年號更表明了宋哲宗「紹述先聖」，亦即繼承宋神宗變法事業的意圖。儘管與王安石的主持的熙寧新法相比，紹述之法更著重於朝廷聚斂而非厚養民生，但因為舊黨被得勢的新黨報復性地徹底打擊，一些舊黨所反對的養民之法得以確實執行，民生也稍有恢復。更重要的是，紹述扭轉了元祐以來財政邊事敗壞的狀況，宋廷財政收入重新豐裕，並因此取得了對西夏多次軍事勝利，更在元符年間盡取橫山，對西夏形成了徹底的戰略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