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局曾修改了哪一個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權力可即時開除任何不服從警隊命令的警務人員?
《警隊條例》
雖然百里渠發表的第二次報告書未有明確建議港英政府設立獨立的反貪部門，但是麥理浩了解到警隊反貪污部的不足，所以早在葛柏潛逃英國後不久，便著手招攬人手籌備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1973年10月17日，麥理浩向立法局宣讀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正式提出要設立一個直接向香港總督一人負責，而且獨立於政府架構的撲滅貪污罪行專員公署，以便專門調查貪污案件。公署名為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邀請到前民政司姬達出任首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和前軍情五處和香港警隊政治部主管彭定國出任首任執行處處長，以替代香港警務處之反貪污部。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於1974年2月成立後亦即時接手調查葛柏案，全力緝捕這名曾經轟動一時的總警司歸案。在英國警察協助下，葛柏於同年4月29日在當地被拘捕，於1975年1月7日由人員押解引渡返回香港接受審判。有關行動贏得輿論普遍稱譽，葛柏最終被法庭裁定一項串謀賄賂和一項受賄罪罪名成立，判監4年及充公其中25,000港元賄款。
為了顧全大局，麥理浩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步，他在1977年11月5日發出一項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經被審問、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在11月7日，他向立法局強調有關特赦令只此一次，下不為例，表明不會再作任何讓步，同時，立法局又修改《警隊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權力，可以即時開除任何不服從警隊命令的警務人員。局部特赦令的頒布是一項富爭議性的決定。一方面，絕大部份警務人員不再被追究，從而立即有效地平息警隊內的不滿情緒，而他此決定亦普遍獲得輿論的讚揚；但是另一方面，廉政公署的士氣在短期內大受打擊，一直主張維持強硬立場的廉政專員姬達在1978年7月黯然離開廉署，雖然姬達旋即獲得麥理浩委任為布政司，但是兩人關係始終蒙上陰影。根據曾經出任麥理浩私人秘書的苗學禮憶述，頒布局部特赦令是麥理浩任內所作最困難的決定之一，而麥理浩晚年則認為，警務人員出現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局部特赦令的頒布具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在採用這種政治體制的國家中，立法機構與行政機關並不完全分立。議會是國家權力的中心。議會民主制一般實行於民主國家，因此存在著多個參加議會選舉的政黨。議會內閣制的政府首腦與國家元首分開，其國家元首通常是儀式性職務，不享有實際的行政權，其權力一般僅限於任命議會中的多數黨領袖或者多黨政治聯盟領袖擔任政府總理。議會制下的行政中樞為政府的內閣，由政府首腦領導。總理或首相以及全體內閣成員一般也是從議會議員中產生，並在任職後保留議會中的議席，並向議會負責。政府首腦往往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但是，當多數黨的席次不過半數時，幾個少數黨也有可能通過建立同盟積聚過半議席從而獲得任命政府首腦的權力，此時的政府稱為聯合政府，內閣稱為聯合內閣。如果內閣的提案遭到議會拒絕或否決，必須集體辭職或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在很多國家，內閣或內閣內的任何成員都可以通過議會對其的不信任投票而被免職。此外，政府首腦也可以決定解散議會，重新舉行議會選舉，來換取議會的配合。有些國家的制度是經過向元首禮貌性報告後，由元首簽署命令。有少數議會共和制國家行政首長就是國家元首。多半與其他議會制國家一樣是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向議會負責不過任期固定，不會受議會影響。議會民主制甚至可以被用於地方政府中：例如挪威首都奧斯陸的行政體系就是立法體系的一部分，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一些州、郡、邦政府也是採行議會制。由於政體的不同，又可分為「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及「議會制共和制」。
在雷厲風行的行動下，廉政公署於成立首10個月，所接獲涉及貪污的投訴多達5,958宗，而且又針對油麻地果欄案等多宗涉及警隊的貪污個案展開調查，大量警務人員受到牽連或者被邀請協助調查。廉政公署的調查行動對警隊構成沉重的壓力，不少警察索性提早退休，當中有一部份移民到如中華民國等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國家，以逃避日後的追查，個別警務人員甚至因為畏罪或者擔心被廉政公署查問而自殺，引起警隊內對廉署調查手法和作風的不滿。1977年10月28日，數千名警務人員及家屬到香港警察總部操場集會，宣洩對廉政公署的不滿，以及要求警務處處長施禮榮主持公道，向香港總督加以反映。集會過後，數十名警務人員走到廉政公署位於金鐘夏慤道和記大廈的執行處總部大肆搗亂，又毆傷了約5名廉政公署人員。事件被形容為警廉衝突，英文輿論更指出事件是警察叛亂，一度引起公眾擔心香港治安會否出現動盪。警廉衝突發生後，廉署內部主張繼續原有的調查工作，外間也有意見認為，如果香港總督本人是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大有可能拒不退讓，甚至召喚駐港英軍維持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