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哪一年舉辦?
1945年
雖然歐盟的兩個行政機關歐盟執委會和歐盟高峰會都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條約》卻規定歐洲議會每月必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一次會議。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立法準備工作和議會執委會會議都在布魯塞爾舉行。議會每月只在斯特拉斯堡開4天會，舉行常規會議和最終的投票工作，其他所有會議都在布魯塞爾舉行。雖然歐洲議會多次表示希望自行決定開會地點，之後的多個歐盟條約都規定，歐洲議會的開會地點需由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定奪。歐洲議會黨團與組成這些黨團的歐洲政黨是有區別的，歐洲議會黨團是通過幾個立場相近的歐洲政黨所組成。許多歐洲政黨在非歐盟成員國內也擁有政黨成員。
聯邦總理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府首腦。 他指任聯邦部長，並確定德國聯邦政府的政治方針。總理是由德國聯邦議會根據聯邦總統的建議未經辯論的選舉產生，再經聯邦總統任命，就可以正式成為總理，而聯邦總統不能拒絕任命總理。總理通常為議會最大黨，即執政黨的領袖，另外設有副總理一職作為副手。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總理掌管的機構是重要機構之一。在普魯士和奧地利，19世紀的帝國結束之後，總理的職位又重新被引入。俾斯麥在北德意志邦聯時期任聯邦總理，他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任「帝國總理」或者翻譯為宰相。納粹德國時代，希特拉再次使用「帝國總理」的職稱，之後，希特拉更以元首的身份兼任帝國總理，成為納粹德國的最高統治者。二戰之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其政府首腦簡稱「聯邦總理」，但是不僅德國聯邦政府的首腦被稱為「聯邦總理」，奧地利政府的首腦也稱聯邦總理。另一方面，同樣在二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有設立總理一職，稱為「部長會議主席」，不過這一職務的權力和地位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之下。
長征到達陝北後，董必武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在延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人被尊稱為「延安五老」。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董必武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1954年9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4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10月18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致信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稱：「黨直接做政權機關的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中華民國的《六法全書》早已廢除，但新的法律遲遲未能制定，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董必武表示，政治運動「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他還說：「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他明確表示：「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
董必武就任院長後，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赴全國各地調研，制定刑事及民事程序審理規則。但是，1957年10月9日及10月14日，《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兩篇社論稱，「政法戰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最尖銳最集中的部分」，指責當時政法工作「忽視專政傾向和忽視黨的領導」。1957年底，各行業開始「大躍進」，各地人民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審判工作做到「黨委滿意，公安、檢察機關滿意，當事人、群眾滿意」；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機關聯合辦案，三機關首長「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使得三機關相互制約的作用被消除。195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司法工作「躍進」座談會，董必武在會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代表團訪問東歐及蘇聯，8月7日回到北京。在董必武出訪期間，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其中政法小組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羅瑞卿，董必武僅為成員之一。彭真領導的中央政法小組隨即指令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召開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檢查、總結八年來的工作」。 此次會議未點董必武之名，但會議批判的基本觀點多引用董必武的講話，以檢查「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董必武實際上遭到不點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