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候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這段話出自哪一個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
戰後各國於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議，稱為「巴黎和平會議」。會議的重大決定由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主持。威爾遜總統主張寬大對待德國，在英國立場方面，他亦主張公平和不太苛刻的對待德國。原因是德國和英國之間有不少經濟活動交流，站在利益方面，英美都主張不嚴懲德國。法國卻因為復仇心作祟，主張嚴懲德國。最後諸國與德簽訂的議和條約《凡爾賽和約》，因應法國的要求而加入極其苛刻的條款，向德國強加巨大的割地賠款及限制軍備條款。但同時間，並未處置德皇威廉二世、興登堡元帥、魯登道夫將軍等決策者。而賠款過重的凡爾賽合約反而為20年後規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火種。戰勝國與其他戰敗國亦分別簽署條件苛刻的和約，戰勝國與奧匈帝國的奧地利部分簽署《聖日耳曼條約》，奧匈帝國被劃分為多個民族國家；與保加利亞簽署《訥依條約》，保加利亞失去愛琴海出海口，並須賠款4億4,500萬美元；與匈牙利簽署《特里亞農條約》，匈牙利領土大幅減少；與鄂圖曼土耳其簽署《色佛爾條約》，徹底瓜分鄂圖曼土耳其的領土。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只剩下伊斯坦堡、其附近小部分領土及安那托利亞的部分。
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34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候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根據《南京條約》中的利益均沾原則，英、法、美三國在1854年和1856年兩次提出修約要求，俄國也趁機謀求利益；但四國的修約要求並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許，當時英、法正與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無暇東顧中國，「修約」問題也就暫時地擱置起來。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以英、法獲勝而告結束，俄國在戰爭中受挫，轉向東方發展。同年，美國聯合英、法兩國，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約」。軟硬兼施，一面揚言「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致生事」，一面又表示願將便於在內河作戰的蒸汽炮艇賣給清朝，幫助清廷對付太平天國。最後，咸豐皇帝態度有所鬆動，同意「擇其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變通一二條」，「以示羈縻」，「大段斷無更改」，拒絕全面「修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東民間反抗活動時有發生，《江寧條約》規定英國官員可以住在城邑，由於當時兩廣總督耆英的反對，令英國人七年來無法進入廣州城。後來1849年履新的廣東巡撫兼五口通商大臣葉名琛更對民間反抗活動採取默認態度，對一切外國的申訴置諸不理。加之新上任的皇帝咸豐極度反外。發生於1856年10月的亞羅號事件，成為英、法聯合出兵中國的導火線。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臺灣戰後時期，是指臺灣歷史上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由中華民國管轄的時期，也稱為中華民國時期及國民政府時期，有部份學者則將這段時期稱為「中華民國殖民台灣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布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一條甲項規定，於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公會堂以在臺日軍主官身分，接受蔣中正的代表何應欽委派的臺灣地區受降主官陳儀將軍發布的《署部第一號命令》並簽署受領文件，此舉為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所謂的「臺灣光復」，自此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迄今，此時期在歷史上即所謂「臺灣光復後」，但通常多用於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初期的這段時間。1945年8月15日至10月25日之間，因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仍在中國大陸及其它戰區處理戰後事宜，官派接管臺灣的專責人員則需要一段行政流程與等待命令的作業時間，同時大日本帝國在臺灣駐警、駐軍及所有日籍人員則是於1945年9月之後，才開始分批被遣回日本，這使得臺灣在這段時期既不屬於日方治理，又無中華民國接管，臺灣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因戰事已於1945年8月15日結束，使得這段兩個月的空窗期在臺灣歷史上也被納入「臺灣戰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