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此話是誰所說?
董必武
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會議批判彭德懷時，董必武表示：「我思想覺悟低，沒有看出彭德懷同志反黨。」1959年3月25日，董必武致信毛澤東說：「這次中央全會將討論國家機關負責人選，我去年十月曾函請小平彭真兩同志轉報中央， 請求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再推薦我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候選人……將來在政協安一個沒有實際工作責任的名目就夠了。」毛澤東批示稱：「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見，改換工作。中央已建議董必武同志當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幾位同志的新工作，責任大，榮譽高，名氣也大。」1959年，董必武與宋慶齡一起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此後他不再談論政法事宜，而是談「農村要積極地推廣利用沼氣」之類的話題。在公開發表的詩作中，董必武勉勵妻子何連芝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之不盡保終身」，勉勵兒子「毛選諸篇讀尚勤」。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林彪事件之後，身為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但未經任何法律程序任命。1975年1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被修憲正式廢除，「中國國家主席存廢之爭」正式告一段落，董必武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董必武的幼子董良翮是一名紅衛兵領導人，曾兩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必武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董必武逝世後，聯合國秘書長專門發電悼念，稱他為聯合國的創始人之一。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長征到達陝北後，董必武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在延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人被尊稱為「延安五老」。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董必武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1954年9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4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10月18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致信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稱：「黨直接做政權機關的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中華民國的《六法全書》早已廢除，但新的法律遲遲未能制定，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董必武表示，政治運動「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他還說：「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他明確表示：「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
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被稱為劃界問題。例如，精神分析應該被認為是科學嗎？所謂的「創世科學」、膨脹的多重宇宙假說、宏觀經濟學是科學嗎？卡爾·波普爾稱這是科學哲學中的核心問題。然而，對於該問題，沒有一種統一的說法贏得了哲學家普遍的接受，有些人甚至認為此問題無法解決或沒有意義。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嘗試將科學建立在觀測之上；相應的，非科學則是非觀測的，因此毫無意義。波普爾認為，科學的核心屬性是可證偽性。也就是說，每一個真正科學的說法是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偽裝成科學，試圖得到本來沒有能夠實現的合法性，這樣的一個領域，就被稱為偽科學、邊緣科學，或垃圾科學。物理學家理察·費曼提出了「草包族科學」一詞：研究人員認為他們正在做科學，因為他們的活動具有科學的外表；但實際上他們缺乏「那種徹底的誠實」，讓他們的成果進行嚴格的評估。各類商業廣告宣傳，從炒作到欺詐，都可能屬於這些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