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別人一生中有與胡適自己一樣的遭遇，他會用什麼方式伸出援手?
作文
胡適既首倡新文化運動，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實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蘊一生推動白話文，是二十世紀之初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漢文思想家暨文學家。他積極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3月，蔣中正手書輓聯對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一生受困於名教，但當別人有同樣境遇，他會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為過繼的哥哥被迫輟學且因此抑鬱成疾時，他曾於報紙予以揭露。過去儒教國奉行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度，他以戲劇方式對其進行委婉的批判。胡適對蔣介石先生曾經說過，我希望你不要是因為我才肯開放黨禁。一生寬以待人，生誕百年之際，少年時曾猛烈抨擊他的後進紅學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謙出生已逢五四，本不當臧否先生；回顧與胡適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餘唯有自知，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用主義哲學。1914年，他關心中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他當時關心之問題，有泰西之考據學，致用哲學，和天賦人權之改革。1915年暑假，胡適對實用主義作有系統閱讀和研究後，決定轉向哥倫比亞大學向杜威學習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50年代中期，毛澤東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不過魯迅生氣之餘陳西瀅是流氓、林語堂是無賴、周作人是叛徒，所以能多罵一個文人倒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