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解決兩黨爭端的人為誰?
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雖然歐盟的兩個行政機關歐盟執委會和歐盟高峰會都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條約》卻規定歐洲議會每月必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一次會議。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立法準備工作和議會執委會會議都在布魯塞爾舉行。議會每月只在斯特拉斯堡開4天會，舉行常規會議和最終的投票工作，其他所有會議都在布魯塞爾舉行。雖然歐洲議會多次表示希望自行決定開會地點，之後的多個歐盟條約都規定，歐洲議會的開會地點需由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定奪。歐洲議會黨團與組成這些黨團的歐洲政黨是有區別的，歐洲議會黨團是通過幾個立場相近的歐洲政黨所組成。許多歐洲政黨在非歐盟成員國內也擁有政黨成員。
1925年，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勢力迅速擴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期間，兩黨矛盾激化，導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1927年4月12日在南京宣布清黨；同年7月，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事，開始武裝奪權，並先後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及數處革命根據地，與定都南京的中華民國分庭抗禮。1928年12月，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中國後，自1930年起先後5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展開長征，於1935年抵達陝北。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達成合作抗日協議，中國工農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國民政府中央軍精銳則包圍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則以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敵後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多次軍事衝突。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國共雙方邊打邊談，在東北、中原、華北等處展開爭奪。1946年一月停戰令之後，軍事衝突暫息數月；同年3月，蘇聯自東北撤軍，中國共產黨隨即迅速占領重要據點並阻止國軍北上，導致4月時東北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六月停戰令前後，山東和中原地區再度爆發衝突，中國共產黨將此視為全面內戰起始點。同年11月15日，在共產黨與民盟的抵制下，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等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於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此同時，國民黨調集三路兵力，集結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周圍。國民黨為迎接制憲國大，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但對軍隊無實際約束力。11月19日，周恩來所率的中共代表團結束了與國民党進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談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初，國民黨應美國特使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要求，先後三次呼籲中共舉行圓桌會談，解決兩黨爭端。中共認為國民黨沒有誠意，中共南京代表陸定一回應，廢除偽憲法和恢復1946年1月31日軍事位置，是恢復和談的最低限度。國共談判破裂。1月29日，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的關係，放棄國共調處工作，退出三人會議，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駐軍調部的人員。次日，國民黨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部。2月3日，美國駐延安聯絡團人員撤離。6日，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美軍人員撤退。2月底，國民黨下令在南京、上海、重慶之中共留守處代表於3月5日前撤離首都衛戍司令部，淞滬重慶警備司令，分别致電函京滬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員限期全部撤退，並關停重慶新華日報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