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何時之前都還保留原本貴族的頭銜？
1970年
拿破崙擔任總統時，曾派出軍隊遠征羅馬，推翻羅馬共和國，恢復教皇管治。此舉為他贏得了天主教徒的支持。然而，國會卻認為他的行動違反了憲法第五章，準備彈劾拿破崙。天主教徒雖然支持他介入義大利事務，但是，卻不支持他本人，他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正統的波旁王朝能夠重登王位，所以，他們也藉機削弱他的政治地位。對拿破崙而言十分幸運的是，彈劾案最終未能通過。拿破崙一面滿足國內反動勢力，一面支持義大利民族主義勢力。他派出使節與朱塞佩·馬志尼進行談判。「未來皇帝在一開始，就面對重重困難；他不想冒犯法國的天主教徒」但又支持「義大利的革命黨人-這是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拿破崙支持義大利民族主義者的現實原因是，他想迫使奧地利交出倫巴底。他反感奧地利，奧地利在他眼中代表著反動主義、正統主義，是歐洲民族自決的障礙。拿破崙支持義大利民族主義者，既滿足了自己，也滿足了國內的自由派和左派。但是，他又在同一時間內，支持教皇，以維持保守派和天主教徒對自己的支持。由此可見，他的義大利政策是矛盾重重的。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古羅馬時期，有爵位的貴族是享有特權的公民。他們和平民階級相對立、形成特權階級的公民家庭集團。在公元前400年之前，封爵貴族曾壟斷一切官職和聖職；羅馬皇帝必須是封爵貴族；貴族免服兵役。4世紀以後的羅馬，封爵貴族的頭銜逐漸演變成非世襲的榮譽頭銜。中世紀以後的歐洲由於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君主國林立，受到歷史上的羅馬帝國等大國的影響，其貴族制度各國皆有不同。當代英國的勛位榮譽制度對於世襲貴族及終身貴族作了區分。世襲貴族是傳統意義上的貴族階層，其爵位頭銜世代相傳，相當於中國古代封爵的「世襲罔替」；終身貴族的爵位一般用於封賞進入上議院的非貴族成員、高級法院法官等，擁有者不屬於貴族，並且不得世襲；更低級的爵位「先生」則只是榮譽稱號，擁有者也不是貴族。當政權被推翻之時，貴族和王族所擁有的頭銜、財富、土地會被剝奪。在實行共和制的歐洲國家中，貴族、王室後裔使用原來的頭銜是常見的現象，雖然已失去法律效用。印度獨立後，土邦被併入聯邦，王公貴族頭銜得以保留。但在1970年代貴族頭銜被廢除。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