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指的是何人要求的改革?
王安石
佛教宗派或派別指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或組織，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所不可避免地分化出的各種各樣的派別。隨著兩千多年的傳播與發展，由於後人對佛法理解上、闡釋上的不同，以及佛教本身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在教理、教義、教規上作出的主動或被動的調整，佛教思想也不斷發展分化，信奉不同思想的佛教徒也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別。目前的佛教，有三個主要的派別，分別是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乘佛教。這三個大的派別之下，又分成眾多的各種宗派。但這個劃分，將各歷史時期，各地理位置，各教義和修行方式差異帶來的不同的宗派混在一起然後再劃分，帶來了混亂，讓不同概念上的宗派常常被等同混用。比如，雖然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原始佛教」會被等同混用，不加區分。「大乘佛教」、「北傳佛教」、「漢傳佛教」也常常被等同混用。「金剛乘」、「密乘」、「密宗」、「藏傳佛教」也是如此。這種混淆也加深了不必要的宗派之間矛盾。
嘉祐三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在就任之後，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即人間不關天，帶唯物主義色彩。祖宗不足法，強調社會在變革發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顧眷，其實內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餘載，所至咸以幹練聞。熙寧二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在中央設立改革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舉制度，不再注重詩詞歌賦；改革官制，加強尚書省實權，裁冗官；改軍制，進行火器開發，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練兵。熙寧三年升任宰相，熙寧五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
唐代已有「新聞」一詞，孫處玄言：「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唐末詩人李咸用有《冬夕喜友生至》《春日喜逢鄉人劉松》詩，都曾提到「新聞」一詞。姚福申《中國古代官報名實考》稱「唐代在宣宗以後是有朝報的，至於以前是否有，尚需史料進一步證實。」南宋趙升的《朝野類要》一書記載：「邊報，系沿邊州郡，列日具幹事人探報平安事宜，實封申尚書省樞密院；朝報，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在中文裡，現代意義上的「新聞」一詞，最早見於1828年創刊於馬六甲的月刊《天下新聞》。
南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南宋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編於南宗的話本小說《坳相公》稱「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宋朝之後官方定論。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清康熙也認定王安石為亡國之臣、千古罪人。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