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文化界沒有像魯迅一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的人為誰?
胡風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事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場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崑崙、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於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如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閒職，並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並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鬥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崑崙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並被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對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郭沫若在台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台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於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他對於台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台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於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
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論，他認為存在著一個由形式和觀念組成的客觀而普遍可靠的實在世界，即「理念世界」也就是我們的世界觀，而是。理念世界是獨立於個別事物和人類意識之外的實體，永恆不變的理念是個別事物的「範型」，個別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在《國家篇》中柏拉圖講到一個布袋戲寓言：洞口上面有類似木偶戲的表演，借洞口火光，其陰影投到洞壁上，這個犯人看到的只是這些陰影，等到犯人被釋放，他才看到木偶，看到火光，才明白以前看到的只不過是這些東西的陰影，等爬出洞來，看到真正的事物，看到太陽，才知道以前所看到的木偶火光之類，只不過是對真正事物和太陽的摹仿。柏拉圖在寓言中所說的真實事物和太陽，是對他的理念世界的比喻，而木偶火光之類，是對現實世界的比喻，他認為理念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更完美。比如遙遠的天體人眼看到的都是那個天體的過去，有時候那顆天體已經死亡了，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假象，而這個假象就不屬於客觀物質，同樣他也不屬於我們內心意識。從而說明了我們看到的未必就是真正的客觀物質。同樣宇宙所有事物都是光線到達眼睛時的事物，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過去，而宇宙瞬息萬變。所以我們看到的宇宙都不是客觀現實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