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紀事本末》這本史書是用什麼體例寫成的？
紀事本末體
與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寫過程長達十九年，共二百九十四卷，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採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隨後，另一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鑒》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鑒紀事本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鑒綱目》，共五十九卷，可謂《資治通鑒》的簡略版。史學家鄭樵寫成《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吳語小說起於宋元，盛於晚清，最有代表性的是張南莊化名過路人寫的《何典》。《何典》全書都用蘇南吳語和夾雜官話寫成，成語、俗諺、歇後語、慣用語充斥其間。晚清的吳語小說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張春帆的《九尾龜》等。《海上花列傳》率先使用了文言文和吳語白話相結合的文體。《海上花列傳》作者韓邦慶為江蘇松江府人士。全書由文言和蘇白寫成，對話皆用蘇州方言是該書的鮮明特點。後世張愛玲將其翻譯成國語，但韻味盡失，可見吳語表達能力之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成為吳語創作的高峰期，很多文人皆樂於用吳語創作，而上海作為當時遠東最國際化的城市，有著極其發達的平面媒體，故上海成為吳語創作的中心。抗日戰爭時期，為宣傳抗日精神，瞿秋白等先進人士都曾用吳語書寫文學材料，以激發民眾鬥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實行「推廣普通話」政策，禁止各種吳語刊物書籍，吳語創作迅速衰退，直到近期改革後才逐步復興，相關吳語正在推廣恢復原本的地位，但許多年輕人仍然不會使用。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所設清史館纂修的清史未定稿，體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紀、志、表、傳」四部分。民國三年，清史館設立，此後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將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稱刊行，以示其為未定本。因匆忙付梓，致使體例不一、繁簡失當。「然此書成稿於遺老之手，刊行於匆促之中，謬誤屢見，用時不免戒慎，唯恐誤入歧途。」由於編修者多為清朝遺老，《清史稿》書中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國民政府北伐後，將《清史稿》定為禁書，禁止刊印及發售；後來解禁。到目前為止，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編寫的清史，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有的將其列入「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