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宮太后的努力下，清朝混亂的局勢逐漸趨於穩定，史怎麼稱呼這情形?
同光中興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政變成功後，恭親王奕訢以功獲封議政王，慈禧又授意恭親王及大臣，使他們上書建議兩宮聽政。於是在十一月乙酉朔，慈禧、慈安兩太后開始在養心殿垂簾聽政。慈禧許諾：垂簾非所樂為，惟以時事多艱，王大臣等不能無所承，是以姑允所請。俟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自此，每日都召恭親王、軍機大臣討論政治。內外奏章，兩宮太后閱覽之後，由恭親王擬旨，翌日，恭親王進呈，由兩太后審閱之後，分別蓋上咸豐帝賜同道堂小璽鈐作為標識，然後以同治帝的旨意頒示。慈安太后對權力並不感興趣，日常朝政事務由慈禧處理；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務，慈禧仍要去徵求慈安的意見。慈禧在垂簾聽政之後，便採納了御史徐啟文的意見，令中外臣工直言批評時事的過失；又採納御史鍾佩賢的意見，崇節儉、重名器；採納御史卞寶第的意見，嚴賞罰、整肅吏制、慎薦舉。又命令內直翰林整理前朝歷代帝王政治以及母后垂簾聽政的事跡，將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歸納總結。同年，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在同治初年，太平天國起義軍雖然在北伐和西征中失敗，但其勢力仍然很強大。捻軍活躍於安徽、江蘇、山東、河南等地，也是清朝的心腹大患。西北的陝、甘地區以及西南雲南地區，都發生了回族民變。兩宮太后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官員，最終分別於1864年和1868年成功消滅了太平軍和捻軍這兩股勢力。1872年、1873年，又成功鎮壓雲南回變和陝甘回變。在兩宮太后的努力下，清朝混亂的局勢逐漸趨於穩定，史稱同光中興。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