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誰很不服氣?
顧頡剛
為此魯迅向中華民國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他選擇離開政府體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總長後，簽署了讓僉事周樹人復職的命令，並以兼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身份發出新的教授聘書，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易培基等都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通緝了，不過魯迅並沒有被通緝。蔡元培將教育部改革為大學院期間，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工資300圓。大學院改回教育部後，這筆工資名義改為「教育部編譯費」，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魯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約編譯」。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一八慘案，對北洋政府失望，於是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數月後，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與自己29歲的學生許廣平同居。當時是中山大學校長朱騮先請魯迅到校。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夜餐」；2月1日「夜往騮先寓夜飯」，朱家驊邀魯迅共吃年夜飯。不久又聘顧頡剛來校，顧北大畢業才6年就當研究教授，魯迅很不服氣，聲稱只要顧來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環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兩場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
當今大多數魯迅曾居住過的地方都保留了魯迅故居，並建有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上海的魯迅公園內有魯迅墓，日本宮城縣亦有魯迅故居。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東北大學開展了「紀念魯迅仙台留學100周年市民之會」活動，魯迅的後人和藤野嚴九郎的後人都參加了該紀念活動。仙台市立有魯迅紀念碑，並保留了當年魯迅曾下宿過的木屋。東北大學也設立了「魯迅獎」和「魯迅紀念獎」。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達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記者曹聚仁、史沫特萊有過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馬裕藻，鄰居俞芳等人。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