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將小說納入什麼樣研究的第一人?
學術研究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證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在他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托馬斯·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給出了精闢的反對。他認為，觀察和評價的過程，都是在一個範式之內發生的；所謂「範式」，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邏輯自洽的「肖像」，並與從它的框架出發所做的觀察一致。範式也包含某個科學學科的定義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操作。他描述了觀察和「謎題解決」的過程，此過程在一個範式內發生，他稱之為「正常的科學」。他還解釋了一個範式如何能壓倒另一個範例，這一過程他稱之為「範式轉變」。庫恩認為，不可能把被測試的假設從觀測所基於的理論的影響隔離開來；他論證道，不可能獨立評估互相競爭的範式。不止一個邏輯合理的結構可以描繪出一個可用的這個世界的畫像，但沒有共同的基礎，使得坑對坑，理論對理論。兩者都不能作為判斷對方的標準，所以沒有明確的方法來衡量科學進步。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