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絕不能向什麼政府投降
國民政府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此後，指揮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革命軍開展晉東南戰役，擊敗日軍九路圍攻。隨後，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組織八路軍各部挺進冀南、冀中、豫北和山東，開展游擊戰爭，並擴大根據地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意義和戰略作用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與彭德懷指揮八路軍先後進行了衛東戰役和磁武涉林戰役，擊敗國民革命軍石友三、朱懷冰部從華北前線前往洛陽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之後經西安返回延安與彭德懷、左權共同部署八路軍開展百團大戰。同年冬，提出南泥灣政策，指示部隊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下墾荒屯田，逐步做到生產自給，並親自參加大生產運動。負責領導軍事教育委員會，併兼任軍事學院院長，曾發表多篇文章，論述軍隊建設及戰略戰術的演變。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定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主席團成員，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出席中共七大，作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在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和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之後，朱德向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軍隊下令，向日軍展開大反攻，要求敵後戰場的日軍絕不能向國民政府投降，要向當地的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抗日戰爭結束後，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
儘管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和平努力受到國內輿論一片讚揚，但雙方並沒有放鬆爭奪實際利益，在對日接收問題上兩黨矛盾尤其突出。國民政府依盟軍指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軍降權，但中國共產黨卻認為不只是國民政府軍隊才有權代表中國接受敵偽軍投降，重慶統帥部，不能完全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的抗日軍隊，中共以實際的抗命行動，試圖可以獲取一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雙方軍隊在華北、東北多處衝突。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在日軍正面進攻下節節敗退，從華東敗退到西南。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國民政府軍隊主力偏安於後方，在長江以北、平漢路以東幾乎沒有政府正規軍存在，在長江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僅有第三戰區的部隊。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則利用他們在游擊戰和農村工作上的經驗，在日占區農村地區積極組織抗日運動。到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控制了大部分農村地區，根據地總人口約9550萬，並建立起一支可以與國民政府一爭的軍隊
1945年8月15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消失了，兩黨過去積累的歷史矛盾以及對國家前途的分歧開始浮出水面。但在當時中國國內普遍厭倦戰爭渴望和平形勢下，兩黨為順應民心，蔣介石和毛澤東也為爭取政治主動，都做出高姿態謀求和平。8月14日，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歧見，電請毛澤東前往重慶。8月16日，毛澤東覆蔣，俟對朱德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8月20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8月23日，蔣三次去電敦促。8月24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