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會在哪一年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民意調查?
1982年
在中英談判過程中，中華民國即表示不承認的立場。1983年10月7日，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即表示中華民國繼承滿清法統，任何涉及香港問題時須以中華民國為談判對象，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香港一切談判與協議，中華民國一概不承認。1997年6月27日香港主權移交前三天，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章孝嚴和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召開關於《中英南京條約》特展的記者會，記者會上都特別強調外交部特展所展出的《南京條約》是唯一的正本，中國大陸所擁有的，只是清廷欽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權代表砵甸乍所簽署的副本，經兩國政府首長簽名核准的《南京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所保存，而英國為求割讓九龍而簽訂的《北京條約》和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正本都同樣正由中華民國持有，因此中華民國才是香港主權的合法擁有者。然而英國依《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將九龍租借地，連同依其他不平等條約取得之香港及九龍割讓地交還予同屬中華民族之政權，對此一結果，中華民國仍表示欣慰。1982年3月，香港革新會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民意調查，報告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訪者表示願意由中國管治；此調查的數字亦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17年歷史科考卷中被不記名引用作為資料。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香港人非但沒有佔一席位，也難以得知談判進度，期間的公報用字含糊，間中或有「有益」、「有建設性」等概括描述，在香港前途不明之際，香港社會出現銀行擠提、搶米等信心危機，後來才由香港政府出面接管恆隆銀行、推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才漸漸穩定局勢，但仍然出現後期的移民潮。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春季，非典型性肺炎爆發。這次疫症中，香港有一千七百人感染，共有兩百九十九人死亡，為死亡率最高的地區。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三十八億港元，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八的歷史新高。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立法時，在極強反對聲音中依然因為選舉制度問題將近而通過，成為了香港市民對政府不滿的導火線。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一些對香港有利的政策，例如落實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興建港珠澳大橋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貿易和物流中心的地位，但是仍然無法阻止同年香港主權移交六週年當日逾五十萬人參與七一遊行佔香港人口十四分之一最後自由黨根據民意轉為反對，
中國在1972年公開否定掉香港、澳門殖民地性質，但國人能準確瞭解其實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歸前夕，《人民日報》曾特意刊登文章《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對此做出解釋：「迄今為止，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國內政局不穩定，以致延遲到1980年代才開始和英國談判歸還香港問題。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開始詳細談判前，鮮有考慮香港主權的前途問題。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新界租借期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亦促成中英兩國政府在1980年代初開始談判關於香港前途問題：香港政府有權就香港島和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租契，在1970年代初起，在香港籌劃多項大型基建項目，投資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6月30日，需要向國際籌集資金；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以及對新界的土地契約安排，對這些大型基建都有十分關鍵影響，香港政府必須即時處理關於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後政治前途的問題。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首度訪問中國大陸，並首次向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