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死因是?
肺結核病
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於上海虹口公園。魯迅的遺囑共有7條，其中前幾條交代喪事從簡；第5條交代幼兒周海嬰「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第6條是對別人應許的事物不可當真；最後一條是萬勿接近「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關於魯迅之死，亦有一些爭議。魯迅之子周海嬰曾撰文，懷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療而早死，後經證實，魯迅的真實死因應該為由肺結核和肺氣腫誘發的嚴重氣胸。魯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靈活，風格鮮明獨特。在他的人生中，創作的作品，體裁涉及小說、雜文、散文、詩歌等。有《魯迅全集》二十卷1000餘萬字傳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多篇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對新中國的語言和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點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終年55歲。他的死訊引起全中國的注意。治喪委員會由宋慶齡、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推薦的沈鈞儒、李公朴二人。在上海上萬民眾自發為他一個文藝界人士舉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禮。出喪前一天下午16時，覆蓋靈柩用的綢幛和出喪的樂隊還沒有準備好，沈鈞儒囑咐當時擔任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幹事的姚士彥馬上去辦理：「綢幛應該怎樣，樂隊應該怎樣，原都應由治喪委員會決定，現在來不及了，你一定去辦好」，務必於第二天上午九時前辦好。姚士彥決定用大幅白綢幛，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黑色大字。於是，立馬就去漢口路申報館隔壁一家禮品店趕製。綢幛送到治喪委員會後，沈鈞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認為非常恰當，其他治喪委員們也都認為很合適。1936年10月21日下午，參加魯迅葬儀的送葬隊伍，從徐家匯一直排到虹橋萬國公墓。魯迅靈柩上覆蓋寫有「民族魂」的白旗，轟動一時。到達萬國公墓墓地時，現場人山人海，約兩萬餘人。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等立在高台上，由蔡元培、宋慶齡先後致悼辭後，沈鈞儒講話，他激動地說：「高爾基前幾個月死了，死後由蘇聯政府替他國葬。現在，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我們人民群眾一致要求國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們人民自己來葬，到的都是民眾自己。這個，我想魯迅先生一定很願意！」萬國殯儀館啟靈時的抬棺人共12人，分為左右兩排，最前面的兩個是巴金、鹿地，後面依次為胡風、曹白；黃源、張天翼；靳以、姚克；吳朗西、周文；蕭軍、黎烈文。郁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當今大多數魯迅曾居住過的地方都保留了魯迅故居，並建有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上海的魯迅公園內有魯迅墓，日本宮城縣亦有魯迅故居。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東北大學開展了「紀念魯迅仙台留學100周年市民之會」活動，魯迅的後人和藤野嚴九郎的後人都參加了該紀念活動。仙台市立有魯迅紀念碑，並保留了當年魯迅曾下宿過的木屋。東北大學也設立了「魯迅獎」和「魯迅紀念獎」。魯迅最好的朋友是許壽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達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記者曹聚仁、史沫特萊有過交往。教育部時期的同事常來往除了許壽裳還有錢稻孫、齊壽山、馬裕藻，鄰居俞芳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