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觀雲原本是哪一派，但是到了後來卻轉而擁護梁啟超的主張?
革命共和派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段廢止了1913年選出的國會，7月18日，梁啟超、湯化龍等人根據段祺瑞的意圖組織臨時參議院，進步黨人試圖通過改造國會進而控制國會，但梁啟超拒絕召開舊國會的主張。8月24日，梁啟超代為起草的段祺瑞國務院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發表後，孫中山及部分南方軍閥不承認解散國會。8月25日，部分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發動護法運動。8、9月間，梁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簽訂續善後借款1000萬日元合同，計劃用於實業建設，結果大都被段祺瑞挪用作內戰經費，使梁啟超有苦難言。11月15日，段用兵在川、湘都遭遇失敗，呈請辭職。梁啟超認為目前政局日趨危險，財政前途日趨窘困，便也乘機提出辭呈。11月30日，梁啟超和其他「研究系」總長一齊離開內閣。梁啟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亂，中華民國僅存招牌而已。」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於十月三十創刊，由第一期起，連續發表文章，批駁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啟超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辯駁。這是中國由封建專制政體跨入近代民主政體的起步速度與道路之爭，關係著中國命運與前途。此後雙方的論戰日益激烈。在論戰中，梁啟超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國行不通以及為何要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道理，頗有說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蘇、蔣觀雲等人轉而擁護梁啟超的主張，並成為其得力助手。留日學生總代表楊度也從「迷信革命」轉而支持梁啟超。當時，受梁啟超影響的還有進士，舉人出身的留學生九十餘人，如直隸閻鳳閣、籍忠寅，江蘇雷奮，浙江陳時夏，福建劉崇佑，湖北湯化龍、張國溶，湖南羅傑，廣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們以後都成為各省立憲派的首領，咨議局議長、副議長及骨幹分子。論戰中雙方都攻擊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憲派讓步，加快了預備立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