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裕為了防範哪一種狀況的發生而下令有幼主即委事宰相且不需太后臨朝?
外戚亂政
臣下謝晦勸諫他不要因女色而荒廢政務，劉裕當晚就將姚氏送出宮去。後來劉裕進封宋公，東西堂將要放置以金塗釘釘製的局腳牀，但劉裕以節為由而改用鐵釘釘製的直腳牀。又一次廣州進貢一匹筒細布，劉裕因其過於精巧瑰麗，製作必定擾民，故此下令彈劾獻布那郡的太守，將布匹送還並下令禁止再製作這種布。劉裕因患有熱病，常常要有冰冷的物件去降溫，於是有人就獻上石床。劉裕躺上冰冷的石床，感到十分舒服，但又感木牀已經很耗人力，大石頭要磨成牀就更甚了，於是下令將石床砸毀。劉裕更加下令將自己昔日的農具收起，留給後人。其子宋文帝一次看見，得知內情後大感慚愧。而其孫宋孝武帝拆毀劉裕生前的臥室而建玉燭殿，發現牀頭上有土帳，牆上掛著葛布製的燈籠及麻製蠅拂，袁顗稱許劉裕有儉素之德，但孝武帝沒有說甚麼，只說：「老農夫有這些東西，已經過於富裕了。」劉裕不擅文才，故劉毅曾在宴會中特地賦詩：「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特意展示其文學造詣勝過劉裕。劉裕書法亦差，曾被劉穆之規勸，並在其指示下改寫大字。劉裕不信神祇，登位後更曾下令將民間廟宇拆毀，只有先賢以及以有勳德的人的廟祠才得豁免。劉裕去世前患病，群臣上請劉裕祈求神祇庇佑，但劉裕不接受，只派了謝方明去太廟告知祖先。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為防止權臣擁兵，劉裕特別下詔命不得再別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而凡大臣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衞，或要出兵討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後軍隊都需交回朝廷。另劉裕為防外戚亂政，下令有幼主的話都委事宰相，不需太后臨朝。另外，劉裕行軍法令嚴明，軍隊軍容齊整，絕不擾民。而他在軍事行動的分析亦常常精準無誤，例如伐南燕時料定燕軍不會據守大峴山抵抗，而慕容德果然否決公孫五樓守大峴的計劃。命令朱齡石征伐西蜀時亦預計敵方會猜測晉軍循內水進攻，必以重兵守涪城，於是指令要從外水進攻，改派疑兵引誘涪城重兵，以圖直取成都。最終亦正如劉裕預計那樣，朱齡石成功繞過涪城重兵，直取成都，獲得勝利。在生活上劉裕崇節儉，不愛珍寶，不喜豪華，宮中嬪妃也少。寧州地方官曾經奉獻琥珀枕，是無價之寶，他不稀罕。在出征後秦時，有人說琥珀能夠治療傷口，他就命人將它砸碎，分給將領作為治傷藥。平定關中後，他得到了美女姚氏，十分寵愛。
永初元年，劉裕更下令所有逃避戶籍的人只要在限期內自首就能獲赦，並免去他們兩年的租賦，但凡有黃籍或證明文件的人都可恢復其原籍，再次減少國內藏匿人口。劉裕消滅劉毅後，下令嚴禁荊、江二州地方官吏濫征租稅、徭役，規定租稅、徭役，都以現存戶口為準。凡是州、郡、縣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據屯田、園地獲利的，皆一律廢除。劉裕即位後，下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都要到市場採購，照價給錢，不得向人民徵調。又下令官員不可徵去人民車牛，亦不能以官威逼迫人民獻出車牛，另亦將繁多的交易稅項作出減省，便利市場商業交易。劉裕對政治、經濟的整頓，進一步打擊了門閥士族的勢力，改善了政治和社會狀況，對勞動人民的痛苦亦有所減輕。而劉裕在建立南朝宋後亦削弱強藩，集權中央，於是限制了荊州州府置將和官吏數額，前者不可多於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於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將及官吏數亦不分別不得多於五百人及五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