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
中島利郎
古典音樂的來源是教會的禮儀音樂及古希臘時期的研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塞諾斯及畢達哥拉斯就已經有關於音樂的研究，古希臘的阿夫洛斯管及里拉琴也漸漸發展為現代的樂器。這個時期一般是計算到羅馬帝國結束為止。當時留下來的音樂非常少，大部份都是古希臘的音樂。若依年代來區分，古典音樂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早期古典音樂時期：包括中世紀音樂，文藝復興音樂和巴洛克音樂。共曉時期：包括巴洛克音樂，古典主義音樂和浪漫主義音樂。現代音樂及當代音樂時期：包括現代音樂，極端現代音樂和當代音樂。上述的時期只是約略的定義，有些時期之間有重疊，音樂家和其歸類時期的音樂風格也不全然相同。例如對位和賦格是巴洛克音樂的特徵，但也使用這二種音樂形式的海頓也被歸類是古典主義的音樂家。貝多芬及布拉姆斯是也常使用對位和賦格，但由於其音樂的其他特徵，被歸類在浪漫主義的音樂家。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薛涌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