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時候趙紫陽的思想有了轉變
合作化運動期間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趙紫陽還親自製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十八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之後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五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學成回到滑縣，年僅二十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同年六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