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時候，當時的英國首相是誰?
柴契爾夫人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在1980年代初，英國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仍保留治權。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到北京提出這個方針，打算延續對香港的管治，惟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拒絕讓步，但表示可以讓香港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因中國對接收香港立場強硬，期間香港的樓價、股票及港元匯價持續急挫，更於1983年9月出現港元危機，港元兌美元由1982年約6港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為挽救香港金融體系，香港政府於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聯繫匯率制度，匯率固定為7.8港元兌1美元，此後聯繫匯率制度一直實行至今。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分別代表中英雙方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香港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除外交及國防外，各方面都享有「高度自治」。然而1989年受到六四事件影響，不少香港人人心惶惶，使香港的資產價格下跌，移民潮再次出現，同年香港政府推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以穩定民心。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的官方訪問提醒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訪問鋪路。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保留治權。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柴契爾夫人，此前中國總理同她舉行會談；柴契爾夫人堅持《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國同意英國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英國可以考慮中國提出之主權要求。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未能達成共識。在記者會上，柴契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鴨洲和九龍半島及昂船洲的主權。傳統英國資金的商業力量，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游說工作。1983年5月，香港新華社組織商界青年領袖包括李鵬飛，組成「青年才俊團」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員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