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這一段話出是誰的口中？
曾鞏
926年，震國被遼朝吞併後，自稱繼承高句麗的高麗王朝進行北伐政策，接著渤海遺民回復到鴨綠江以南的高句麗舊地。自《舊五代史》開始，歷代正史卻不再區分高氏高句麗與王氏高麗王朝，並承認兩者有繼承關係。關於中國史書不辨兩個高麗的原因，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3宋元豐五年二月己巳條可以看出：「史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而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高句麗21王的譜系清晰可考，但高句麗滅亡之後四百七十多年，怎麼會出現一個王建的高麗來，史館坦承「皆不可考」。」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劉備一生爭戰，乍看之下勝少敗多。劉備攻打益州時，趙戩曾言：「劉備拙於用兵，每戰必敗。」認為劉備不會用兵，沒本事拿下益州，傅幹卻說：「劉備得人心，又有諸葛亮、關羽、張飛等人傑輔助，怎會不濟呢？」結果劉備果真取攻佔益州。在荊州依附劉表時，曾建議劉表北伐曹操，劉表不接受。劉備住荊州數年，一次與劉表飲酒時起至廁所，見大腿贅肉生，慨然流涕。還坐，劉表奇怪問起劉備，劉備說：「我戎馬半生，常常身不離鞍，大腿贅肉皆消。今天不復騎馬，大腿贅肉生。日月若馳，老年快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立，是以為之悲嘆。」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際遇，通常被史家視為君臣之典範。三顧茅廬後劉備稱得到諸葛亮是「魚之有水」。諸葛亮在劉備尚在時，就已經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被暗殺後又領司隸校尉，集政治實際權力於一身，這在古代是很罕見的。劉備去世時舉國託孤諸葛亮，被陳壽稱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在《什麼是財產？》一書中普魯東著名的宣稱「財產權是一種偷竊」，在書裡他反對建立一種「財產權」的制度，以避免財產所有人得以隨意「使用和濫用」他們的財產—例如剝削勞工以求取利潤。然而普魯東的看法在後來完全改變，他改為宣稱「財產權是一種自由」，認為個人能以財產權來抗衡國家的權力。表面上看來普魯東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但如同在他死後才出版的《財產權理論》一書裡主張的，普魯東「強烈地對比他所謂的『財產』—依據平等和正義的原則有限制的運用資源、資本和產品的權利—與現代『財產權』的形式」，但他最後也「承認了只有在所有權不受任何大小限制的情況下，自由才得以獲得保證」。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普魯東說：「我們應該從哪裡找尋對抗國家的制衡力量？只有財產才能辦的到…完全的國家權利是與完全的財產所有權利相衝突的。財產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