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在哪裡舉行?
巴塞爾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在19世紀90年代，西奧多·赫茨爾 給錫安主義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的緊迫性，促進了1897年在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創建了世界錫安主義組織。赫茨爾的目標是為猶太國家的發展作出必要的準備步驟。赫茨爾試圖與巴勒斯坦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達成政治協議失敗後，他試圖尋求其他政府的支持。世界錫安主義組織支持在巴勒斯坦的小規模定居點；它著重於加強猶太人的感受和意識，努力建立一個世界性的聯邦。沙皇俄國有著長期的國家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的記錄，它被廣泛認為是猶太人的歷史性敵人。錫安主義運動的總部設在柏林，因為許多領導人是德國猶太人，能夠說德語。鑑於沙俄的反猶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大多數猶太人支持德國與沙俄的戰爭。在錫安主義運動的頭十年中，錫安主義的主要人物有幾次支持將猶太國家定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如烏干達和阿根廷。即使是錫安主義政治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在開始時也滿足於任何地方的猶太自治國。然而，其他錫安主義者強調了以色列在記憶、情感和神話上與猶太人的緊密關係。儘管他們使用錫安作為運動的名稱，赫茨爾在1896年出版了錫安主義宣言「Judenstaat」後，巴勒斯坦才成為赫茨爾的主要關注點，但即使在那時，他仍然猶豫不決。
一些基督徒在錫安主義興起之前，也在積極支持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特拉維夫大學榮譽退休的歷史教授阿尼塔·夏皮拉認為，19世紀40年代的福音派基督教復原主義者將「這一觀念傳到了猶太圈子中」。福音派基督教為了復國而期待對英國進行政治遊說，這在19世紀20年代普遍存在，並且在之前也非常普遍。清教徒也經常為猶太人返回祖國禱告。推崇猶太人返回祖國的聖經教義的主要新教徒有約翰·納爾遜·達秘。他的時代論被認為是提倡錫安主義，這是1840年他在日內瓦舉行的11場關於教會、猶太人和外邦人的講座後提出的觀點。他們對於猶太人復歸國土的祈禱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們都不是時代論者。支持錫安主義的觀點受到許多福音派的歡迎，同時也影響到國際外交政策。俄羅斯東正教思想家羅波斯坦斯基因為發表了多部反猶作品而出名，他在1911年堅持認為，人們應該幫助俄羅斯猶太人遷到巴勒斯坦，認為「他們之前的巴勒斯坦王國是適合他們的地方。」有名的錫安主義的早期支持者包括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和阿瑟·貝爾福，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英國少將奧爾特·溫特特，後者支持錫安主義的活動導致英國軍隊禁止他在巴勒斯坦服役。根據卡爾頓大學的查爾斯·默克利的觀點，基督教錫安主義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後得到了顯著的加強，許多時代論者和非時代論者的福音派基督徒，特別是美國的基督徒，現在都堅決支持錫安主義。
從1897年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自由派錫安主義最初是錫安主義運動中的主流趨勢。自由派錫安主義者向自由派歐洲中產階級看齊，這是許多錫安主義領袖如西奧多·赫茨爾和魏茲曼所嚮往的。自由派錫安主義雖然與現代以色列任何一個政黨無關，但它仍然是以色列政治的強烈趨勢，它倡導自由市場原則和民主，並堅持人權。前進黨是2000年代的主要黨派，現在已經解散，它曾經向自由派錫安主義思想的許多基本政策看齊，極力主張巴勒斯坦國家建立的重要性，這樣才可以在以色列建立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它肯定自由市場，呼籲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能享有平等權利。2013年，Ari Shavit認為，當時新的未來黨「的成功體現了「新的自由派錫安主義」的成功。德勒·澤格曼寫道，自由派錫安主義者的傳統立場—「這樣的自由立場是基於社會正義、法治秩序、國家和宗教事務的多元化，以及外交政策和安全領域的溫和與靈活性上」—仍然受到積極政黨中某些重要圈子和潮流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