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由胡適、蔣廷黻、丁文江、翁文灝以及誰創辦?
傅斯年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同日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廣義的「社會科學」，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統稱。社會科學起源於西元1930年出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其內容包含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犯罪學、哲學、生物學、地理學、醫學、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倫理學、藝術、社會工作學及法律學等與社會科學概論相關的一門學科。社會科學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興起的學科，隨著時間的進展，也確立了研究對象包含哪些範圍，在1968年台灣出版的《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更確定了以下十二門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其中包括了有：社會學、統計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學、法律學、行政學、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地理學、歷史學。
宋朝的會社企業、集會集市以及行業協會組織頗為發達。例如，吳自牧《夢粱錄》記錄了文化、藝術、宗教、娛樂、食品餐飲、商業、製作、服務等各行業各種社會團行，諸如踏弩社、蹴鞠社、打球社、賭錢社、靈寶會、茶湯會、花團、菜行、魚行、酒行、食飯行、布行、銷金行、香水行、腰帶作、油作、木作、竹作、香燭作、裱褙作、裝鑾作、裁縫作等各種企業，以及鬥寶會、米市、肉市、藥市、花市、珠子市等各種集會集市。各種行業協會、商會十分活躍。公共慈善事業，有米場、柴場、藥局、養濟坊、安濟局、慈幼局、居養院等機構，由官府舉辦或平民捐助，用以救助遇災或貧病幼老無告之人家。政府和民間靡不認慈善事業為公共事業之最要者，其風實自宋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