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
王安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因此對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評價趨向正面。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認為當時北宋經濟發展水平高，「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然而因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終沒有能完成轉變。1906年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不過又有說法稱，列寧稱讚王安石是斷章取義的誤讀，列寧並未對王安石提出正面評價。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嘉祐三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在就任之後，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即人間不關天，帶唯物主義色彩。祖宗不足法，強調社會在變革發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顧眷，其實內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餘載，所至咸以幹練聞。熙寧二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在中央設立改革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舉制度，不再注重詩詞歌賦；改革官制，加強尚書省實權，裁冗官；改軍制，進行火器開發，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練兵。熙寧三年升任宰相，熙寧五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