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限制佛教的方法主要有三種，除了設置僧官、不許擅造寺廟，還有哪一種?
實行度牒制度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雖然總體上對於佛教較為冷淡，不過對於穩定社會仍有一定的幫助。乾隆：「彼為僧為道，亦不過營生之術耳。窮老孤獨，多賴以存活。其勸善戒惡，化導愚頑，亦不無小補。」清朝皇帝多與僧人來往，順治帝先後與名僧憨璞性聰、玉林通琇、溪行森和木陳道沁等互相交流，順治本人曾削髮打算出家，他所寵愛的董鄂妃在他的影響下也棲心禪學。再如康熙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剎，為之題字撰碑。雍正喜讀《金剛經》，也多與佛教徒往來，選編語錄，儼然以禪門宗匠自居。不過佛教無限制的發展，對統治者也有不利之處，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徵稅的對象就會減少，寺院上層兼併土地，發展寺院經濟，就會加強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會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廟作為躲避懲罰的手段，某些「聚眾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謀，「平時『煽惑』愚民，日漸釀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護佛教，另一方面又對之加以限制。清朝限制佛教的辦法主要有三種，設置僧官、實行度牒制度與不許擅造寺廟。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響力。佛教各派，除了禪宗還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趨世俗化，宗風也隨之衰落。另外如淨土宗、律宗、也僅能保持典型。乾隆時，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間出家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雖喜談佛學，但只是談論佛理，沒有興隆佛教的意願。
禮儀/人類學用法認為神話是一種匿名創作的敘事，它提供了世界為何是現在這樣及人們為何如此行事的解釋，它是將自然變為文化的一種重要的手段，是人類嘗試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解釋，故有其當中的文化意涵。在文學理論中，神話是某種永恆的人類真理的故事或象徵，這種永恆真理通常屬於道德的或美學的範疇，這種象徵或原型具有跨文化的意義。宗教與文學有極其相似的社會功能，就是把這種永恆的真理的價值觀透過故事的形式傳遞。符號學對神話的理解有別以上兩種用法，它是指一系列連接而不相合的相關概念，某種文化中的成員靠著這種概念才能理解某些對人類重要的主題，神話在無意識與主體間性的狀態運作，使文化自然化。
錢穆亦認為，清朝在政治上還限制發言權、結社和出版自由。認為歷代統治者皆獎勵大家發言和公開發言，只有清朝不允許。在清朝，除了六部尚書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講話，其他的不論什麼人都不許向皇帝講話，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視的翰林院等，向來他們可以向政府講話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專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講話，其他的府縣均不可，又認為在明代的「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講話。他又批評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在順治五年立在府學、縣學明倫堂里的臥碑就足可以證明。在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朝在每一個明倫堂里都設置一個石碑，而這個石碑不是豎立的，而是橫躺在那裡，所以叫「臥碑」。在臥碑上有三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然而事實上，在清朝敢言且未被追究的學者亦為數不少，例如反對專制思想的袁枚、著書批評君權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黃宗羲以及顧炎武等學者。西方傳教士如南懷仁等人記載康熙經常親身到各地巡視，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亦會允許「最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康熙會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包括詢問百姓對當地的官吏的滿意度，以便對官員作出獎勵或處分。
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是指民法上，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範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符合這一特徵的物權只有所有權。因此，完全物權與所有權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權與限制物權是相對立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所有權也指人對於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態。後者含義上的所有權，從人類產生開始就已存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歷史變遷。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以所有為基礎的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在商品交換占主導地位的近代社會，在互相交換商品的主體之間，必須互相承認對方對於商品這種財富的固有的支配。這種社會需要的法律形態，就是所有權。因此，普通意義上的所有權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為內容的一種權利。不同的民事實體法對於所有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也有著一定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