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朝哪位皇帝設置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入，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武帝
在中國歷史上，年號由漢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號為建元。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據滿清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建元。《漢書》上記載說，前122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隻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後，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會改元，並同時改變年號。一般改元從下詔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從本年年中算起。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武帝即位之後，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朝初期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從元光六年開始對匈奴作戰。經過衛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中原北邊農耕經濟從匈奴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中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而西漢軍隊占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漢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開擴領土，在西南，漢朝消滅了夜郎及南越國，先後建立了7郡，使到今日的兩廣地區自秦朝後重新歸納中國版圖。在東方，他於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滅了衛氏朝鮮，並且將衛氏朝鮮的國土分為四郡──樂浪郡、真番郡、臨屯郡及玄菟郡。
漢武帝劉徹，漢朝第七位皇帝，其母為關隴人孝景王皇后，於7歲時被冊立為儲君，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是清聖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有顯赫建樹，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為有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實得權力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唯才，不問出身，開創了察舉制並興太學，以致該時期培養及出現了大量名臣良將；他又頒布《推恩令》，和平地削減了諸侯的權力及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另外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另有首開絲綢之路、使用年號、設立刺史等開創性舉措。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太祖劉邦白登之圍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及衛滿朝鮮及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拓展了中國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將帝國不論在民生、經濟、文化或者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間被稱為漢武盛世，為縱貫漢朝的極盛時期。而漢武帝晚年窮兵黷武，對人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其晚年性情也變得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的發生，為其普遍整體正面評價留下負面部份。駕崩前兩年，漢武帝在輪台下道《罪己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有一段時間，文藝復興是簡單地恢復了古典文化。其實，文藝復興並不是真正要「恢復」古典的文化，而是藉此抨擊當時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體系造輿論。文藝復興是一次逐漸發展的時期，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和事件。但文藝復興使當時的人們思想發生了變化，導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戰爭。後來的啟蒙運動以文藝復興為自己的榜樣。19世紀的歷史學家認為後來的科學發展、地理大發現、民族國家的誕生都是源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輿論前提。文藝復興是使歐洲擺脫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縛，向全世界擴張的一個前奏曲。
漢武帝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張騫的兩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即絲綢之路，極大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經濟及文化的交流。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路，亦使到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裏。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受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