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海禁」是哪一皇帝在位時的命令?
乾隆
當時期清朝與歐洲貿易最為重要的商品為日式工藝品、瓷器以及各類絲綢；清朝亦有將從歐洲進口的布匹轉銷至日本。乾隆年間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在乾隆二十二年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不斷地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超越前代，在清朝乾隆十年期間，四港貿易額總值達到36,571,777兩，是前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前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還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危機感。乾隆二十二年，由於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作為「番商」如英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的通商出口處，而江、浙、閩三個海關在乾隆、嘉慶和道光期間雖有所限制和撤銷，但在某程度上亦有繼續正常履行其管理對外貿易的職能。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康熙帝一方面則通過各種手段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提出要建立由皇帝個人獨裁的專制政體：「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亦表示：「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權」，以阻止朋黨的形成，免得鰲拜掌權時期「結黨專權」和「罔上行私」的情況再度發生，也為了防止不同派別黨派之間互相鬥爭。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用人之權」、「獎懲之權」由皇帝親自控制，不許臣僚干預；通過特務統治、密奏制度，對臣僚實行嚴密的監督和防範；反對朋黨，嚴防臣僚結黨對抗皇權。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原則，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學者錢穆引據革命家鄒容的《革命軍》的一句話認為中國由漢唐等朝代的「士人政權」在清代變為「部族政權」，認為蒙古人和滿洲人變為中國內的特權階級或特殊分子。亦認為清朝政權始終是維護和偏袒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制牢固，以及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義很少，法術的意義多，批評清朝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比如他認為「寄信上諭」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國向來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學者徐復觀指出：「士人政權」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政府的性質必須就權力根源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他亦指出通過《二十四史》一直到現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命運性的困擾、艱難必定來自專制的機構與專制的觀念。亦指出錢穆對專制下的必然產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漢代統治者的暴行視而不見，以及把中國「歷史中成千上萬的殘酷地帝王專制的實例置之不顧」。同時，引據《報任安書》，指出，凡是皇帝親自交下與皇帝自己有關的案子，承辦的官吏決不敢問是非。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爭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幣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幣則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幣，到1853年咸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幣，以穩定清朝經濟。清廷在初期對於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於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係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嚴格的規定。對於西方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隻，不得超過二十五隻。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