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的「大躍進」，是從哪一年開始?
1957年
董必武就任院長後，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赴全國各地調研，制定刑事及民事程序審理規則。但是，1957年10月9日及10月14日，《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兩篇社論稱，「政法戰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最尖銳最集中的部分」，指責當時政法工作「忽視專政傾向和忽視黨的領導」。1957年底，各行業開始「大躍進」，各地人民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審判工作做到「黨委滿意，公安、檢察機關滿意，當事人、群眾滿意」；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機關聯合辦案，三機關首長「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使得三機關相互制約的作用被消除。195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司法工作「躍進」座談會，董必武在會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代表團訪問東歐及蘇聯，8月7日回到北京。在董必武出訪期間，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其中政法小組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羅瑞卿，董必武僅為成員之一。彭真領導的中央政法小組隨即指令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召開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檢查、總結八年來的工作」。 此次會議未點董必武之名，但會議批判的基本觀點多引用董必武的講話，以檢查「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董必武實際上遭到不點名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會議批判彭德懷時，董必武表示：「我思想覺悟低，沒有看出彭德懷同志反黨。」1959年3月25日，董必武致信毛澤東說：「這次中央全會將討論國家機關負責人選，我去年十月曾函請小平彭真兩同志轉報中央， 請求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再推薦我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候選人……將來在政協安一個沒有實際工作責任的名目就夠了。」毛澤東批示稱：「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見，改換工作。中央已建議董必武同志當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幾位同志的新工作，責任大，榮譽高，名氣也大。」1959年，董必武與宋慶齡一起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此後他不再談論政法事宜，而是談「農村要積極地推廣利用沼氣」之類的話題。在公開發表的詩作中，董必武勉勵妻子何連芝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之不盡保終身」，勉勵兒子「毛選諸篇讀尚勤」。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林彪事件之後，身為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但未經任何法律程序任命。1975年1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被修憲正式廢除，「中國國家主席存廢之爭」正式告一段落，董必武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董必武的幼子董良翮是一名紅衛兵領導人，曾兩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必武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董必武逝世後，聯合國秘書長專門發電悼念，稱他為聯合國的創始人之一。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長征到達陝北後，董必武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在延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人被尊稱為「延安五老」。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董必武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1954年9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4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10月18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致信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稱：「黨直接做政權機關的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中華民國的《六法全書》早已廢除，但新的法律遲遲未能制定，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董必武表示，政治運動「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他還說：「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他明確表示：「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