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在什麼時候北伐成功？
1928年
1925年，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勢力迅速擴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期間，兩黨矛盾激化，導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1927年4月12日在南京宣布清黨；同年7月，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事，開始武裝奪權，並先後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及數處革命根據地，與定都南京的中華民國分庭抗禮。1928年12月，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中國後，自1930年起先後5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展開長征，於1935年抵達陝北。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達成合作抗日協議，中國工農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國民政府中央軍精銳則包圍陝甘寧邊區；共產黨則以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敵後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多次軍事衝突。
《清史稿》成書之後，海內外先後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關外本、關內本、東三省第一次改正本、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廣島本、南京本、上海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等，其中以關外本、關內本流傳最早，影響很大。關外本：1927年書稿漸成形，趙爾巽以「時局多故，年老力衰，亟思告竣，始議發刊。」不久，趙爾巽病逝，柯劭忞代清史館館長。柯劭忞未通閱史稿，即交付金梁，金梁隨校隨刻。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紫禁城閉門，這時書稿尚剩下若干未及校刻，金梁遂將其移歸寓所，繼續校刻，趁此機會擅自增改原稿，私開職名，私作校刻記並且自稱「總閱」。共印書一千一百部，其中的四百部被金梁運到山海關外發行，稱為「關外本」，這是最早印成並且在瀋陽流通的版本。1977年4月，香港益漢書樓將該版本影印出版，平裝三冊，書名定為《清代史料彙編》。
同時也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僅僅是認為史達林時期的所謂社會主義，是缺乏民主且官僚化的，他們認為應該捍衛自下而上的民主，因此成為民主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反對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改革，而是希望徹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取代。抱有此想法的，例如工人國際委員會。不像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受到第三條道路的影響，而願意以其他手段來解決貧窮問題，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和改革路線都堅持著福利國家的理想。革命路線者支持福利國家理想，不只因為這是一種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方式，也是作為一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救濟貧窮的過渡期政策，同時也能作為號召人民發動革命的動員手段。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主張應該進行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派，並且將大多數的主要產業國有化，許多人也仍然支持計劃經濟，而這些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大多早已拋棄的概念。除此之外，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而社會民主主義則大多早已完全拋棄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清史稿》刊印後，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評。1928年北伐成功後，故宮博物院接收清史館，隨後組織人員對《清史稿》初步檢閱審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稱《清史稿》多有錯謬，「計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體例不合、簡陋錯誤等，十有九項」，認為「為今之計，宜將背逆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南京國民政府遂將《清史稿》定為禁書，不准刻印及發售。編纂者及後人評價如下：趙爾巽：乃大輅椎輪之先導，並非視為成書也。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內通人不吝指教。當別撰校勘記，為將來修正之資，幸甚幸甚。中華書局：本書雖編成於辛亥革命以後，而編者卻基本上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的。由於成於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後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戴逸：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衊先烈、諛揚清朝之詞。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