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不糜爛廣西，絕不去廣州」這是誰的主張?
李宗仁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4月23日，解放軍攻佔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乘追雲號在明故宮機場，「飛往桂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立法、監察委員114人在廣州開會，一致決議電請蔣、李宗仁到廣州，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黨，頑抗到底。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撤銷和談指導委員會。李宗仁決定派程思遠等分頭去漢口、廣州，與白崇禧、張發奎及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代辦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機場下機時，對前來迎接的人表示：決不糜爛廣西，絕不去廣州。4月24日，李宗仁自桂林分電于右任、童冠賢、居正，促請即日赴廣州。4月27日，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稱「我們今日只有在一個政府之下，以對共的態度，為忠奸試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謀貫徹，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絕對服從」。並謂；「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體黨員書》，號召中國國民黨黨員「救國護黨」，「一致團結於本黨中央領導之下，為保國保民而努力」。4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發表告黨員書，稱中共向政府提出《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如果接受，則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從此消滅，當此黨國危難之時，當各盡其在我，吾黨應有自信，不必有絲毫之氣餒。
5月1日，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報告美國國務院他4月30日在桂林與李宗仁長談4個小時，相信李是真正決心與蔣攤牌，並自認有希望成功；李說蔣想復出掌權，但蔣覺得除非蔣到政府所在地廣州，否則蔣不能復職，而蔣不能到廣州，除非李也在廣州；李提到蔣在考慮退休時，曾想住在台灣，當時省主席陳誠曾把此項可能性向美國總領事提起，美國總領事非正式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對日和約簽字才決定；據李說，美國總領事之評論轉報給蔣，蔣才認定不能退休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被質疑之地方，因此才決定去奉化。5月2日，何應欽、閻錫山等均函電飛馳，敦請李宗仁赴廣州坐鎮。居正、閻錫山文範相偕飛桂林，促請李宗仁至廣州主持政務，李宗仁對蔣以「不復即應出國」相要挾。5月5日，李宗仁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5月6日，閻錫山赴桂林勸李宗仁到廣州，回到廣州後告訴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李在獲得全權主政之保證之前，仍拒絕回廣州；閻說，蔣主張堅守沿海，李則主張退守內陸。5月8日，李宗仁返廣州，惡意攻擊蔣，更變本而加厲。李宗仁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