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為何聽不懂梁啟超的新會口音?
因梁啟超不會講北京話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於十月三十創刊，由第一期起，連續發表文章，批駁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啟超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辯駁。這是中國由封建專制政體跨入近代民主政體的起步速度與道路之爭，關係著中國命運與前途。此後雙方的論戰日益激烈。在論戰中，梁啟超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國行不通以及為何要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道理，頗有說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蘇、蔣觀雲等人轉而擁護梁啟超的主張，並成為其得力助手。留日學生總代表楊度也從「迷信革命」轉而支持梁啟超。當時，受梁啟超影響的還有進士，舉人出身的留學生九十餘人，如直隸閻鳳閣、籍忠寅，江蘇雷奮，浙江陳時夏，福建劉崇佑，湖北湯化龍、張國溶，湖南羅傑，廣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們以後都成為各省立憲派的首領，咨議局議長、副議長及骨幹分子。論戰中雙方都攻擊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憲派讓步，加快了預備立憲的步伐。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變法開始五天後，光緒召見康有為，即請梁啟超起草《請廢八股折》，廢八股改試策論，遭到守舊派官員剛毅及八股士子們反對，欲刺殺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在翁同龢等人推薦下，光緒召見梁啟超，按當時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見，梁以一介布衣覲見皇帝，為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之事。召見時，因梁啟超不會講北京話，皇帝亦聽不懂他的新會口音。滿腹經綸，如鯁在喉，情急之下將《變法通議》呈上，僅授六品頂戴，未得皇帝重用，敕其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在變法步驟策略上，康有為根據日本明治維新經驗以主張循序漸進方式進行。可是譚嗣同與梁啟超等人極力反對溫和主義，認為中國「積弊疲玩」，主張以雷霆萬鈞之手段打破局面。變法急於求成，缺乏必要的計畫與策略，造成一片混亂。七月十三，康有為奏請開制度局於宮中，準備取代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朝野上下極為恐慌，誓死反對，紛紛要求慈禧重新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