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為何要逐漸解除諸王的兵權?
為了保證中央政權穩固
然而由於朱棣自己是武裝奪權的，為了保證中央政權穩固，他即位後先將諸邊塞王改封於內地，然後逐漸解除諸王的兵權：永樂元年削代王護衛及官屬；永樂四年削齊王護衛及官屬，不久廢為庶人；永樂六年削岷王護衛及官屬；永樂十年削遼王護衛；永樂十五年廢谷王為庶人；永樂十九年周王見勢不妙，主動獻還護衛。洪武朝帶兵的十三位親王，永樂朝削去了六個護衛。與此同時，大封靖難功臣，將大批有經驗的武臣保留下來，加強中央政權，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央和諸藩的軍事力量對比。雖然朱棣實現了朱允炆當年的目的，但只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並沒有改變祖制；其子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仍然設立了三護衛。宣德元年，朱高煦叛亂，再次證明親王典兵不是辦法。親征平定叛亂後，明宣宗利用其威望，迫使絕大部份藩王交出了護衛，並從各個方面對宗室加以控制。此後，宗室與中央的矛盾逐漸由軍事上對政權的威脅轉變為大量增加的俸祿對中央財政的壓力。
南京陷落後，朱棣入城。翰林院編修楊榮迎於馬首，說：「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點醒朱棣。次日起，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勸進，朱棣不允。數日後，朱棣謁孝陵，並於當日即皇帝位是為明太宗。重建奉先殿，刻玉璽。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為皇后。朱棣不承認建文年號，七月初一，將建文元、二、三、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次年改為永樂元年。凡建文年間貶斥的官員，一律恢復職務；建文年間的各項改革一律取消；建文年間制定的各項法律規定，凡與太祖相悖的，一律廢除。但一些有利於民生的規定也被廢除，如建文二年下令減輕洪武年間浙西一帶的極重的田賦，至此又變重。朱棣在靖難之役結束後，向金陵軍民發布公告：「諭知在京軍民：我本欲永遠守衛我的藩封，卻因奸臣弄權，作威作福，導致皇家骨肉被其殘害，不得不起兵誅殺之，目的是扶持社稷和保全親藩。現在平定京師，有罪的奸臣不敢赦免，無罪者也不敢濫殺；如有小人藉機報復，擅自綁縛、放縱、掠奪等而禍及無辜，非我本意。」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朱棣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滅其族。其中方孝孺一說被誅十族，因方孝孺而被受牽連而死者共873人，充軍等罪者千餘人。因黃子澄受牽連的有345人。景清降後密謀行刺，事敗，八月十二被殺，滅九族；後屠其家鄉，謂「瓜蔓抄」。
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是指民法上，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範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符合這一特徵的物權只有所有權。因此，完全物權與所有權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權與限制物權是相對立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所有權也指人對於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態。後者含義上的所有權，從人類產生開始就已存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歷史變遷。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以所有為基礎的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在商品交換占主導地位的近代社會，在互相交換商品的主體之間，必須互相承認對方對於商品這種財富的固有的支配。這種社會需要的法律形態，就是所有權。因此，普通意義上的所有權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為內容的一種權利。不同的民事實體法對於所有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也有著一定的差異。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