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認為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魯迅
《新約聖經》是基督教所認為的「《聖經》全書」裡繼《舊約聖經》之後的其餘部分的常用稱呼。《新約全書》共二十七卷，其內容可以大致分為五個大類，即《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大公書信》和《啟示錄》。雖然這幾個部份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有著共同的主題，即強調耶穌的身份、生平和地位。耶穌去世及復活升天之後，基督徒在各地宣講耶穌的言語和作為，《使徒行傳》記載了他們在各處傳導的經歷；幾年之內，地中海東岸就建立了一些基督教會。部份傑出的基督徒通過書信的方式給這些教會帶去問候與告誡，《大公書信》指的就是這些書信。耶穌的事蹟最初並沒有文字紀錄，直到六十年之後才以文字的形式被記錄下來，這就是所說的福音書。這些福音書分散在不同教會中，也不是一本統一的著作。最早的新約編輯者是馬吉安，他在西元2世紀他編輯出最初的新約雛形。正統教會並不認同馬吉安的學說，將他視為異端，因此刺激了正統教會進行編輯的工作。
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清朝統治者將他們認為不合禮教的書籍焚毀，取締非議清朝統治者的著也。史學家季羨林說，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初衷雖是「寓禁於徵」，但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史學家龔書鐸亦說：「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為華夏文明的延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後人保留了許許多多珍貴的書籍和資料；但是，在編纂過程中，也免不了發生許多令人遺憾的事情。」。魯迅在批評明清以及民國文學時也對《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作出批評：「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清朝在編纂《四庫全書》時亦救亡不少大量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梁啟超對此評論道：「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
在他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托馬斯·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給出了精闢的反對。他認為，觀察和評價的過程，都是在一個範式之內發生的；所謂「範式」，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邏輯自洽的「肖像」，並與從它的框架出發所做的觀察一致。範式也包含某個科學學科的定義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操作。他描述了觀察和「謎題解決」的過程，此過程在一個範式內發生，他稱之為「正常的科學」。他還解釋了一個範式如何能壓倒另一個範例，這一過程他稱之為「範式轉變」。庫恩認為，不可能把被測試的假設從觀測所基於的理論的影響隔離開來；他論證道，不可能獨立評估互相競爭的範式。不止一個邏輯合理的結構可以描繪出一個可用的這個世界的畫像，但沒有共同的基礎，使得坑對坑，理論對理論。兩者都不能作為判斷對方的標準，所以沒有明確的方法來衡量科學進步。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