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這句話是誰說的?
祁雋藻
曾國藩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為主，仿傚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湘軍。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咸豐四年，發布《討粵匪檄》，率師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投水自盡，被部下所救。休整後，重整旗鼓，當年攻佔岳州、武昌。咸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帝收回成命，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咸豐六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楊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咸豐八年5月，湘軍攻佔九江，氣勢頗盛；十年，湘軍圍安慶。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蔣中正和毛澤東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曾說「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博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進懼傾記。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即使在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中正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曾國藩也是心狠手辣之軍事家，曾國荃克安慶時，一日之內屠殺一萬餘名戰俘，其中參雜大量平民，曾國荃怕受到報應，寫信給曾國藩。曾國藩在家書中竟然回應「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
天主教會亦有類似牧師的職位，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均由神父擔任，主要工作為管理堂區。在西方國家，牧師與本堂神父的詞語相同，例如英文都稱為Pastor。提摩太前書第三章說：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里。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里。提多書第一章說：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堅守真實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