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海珠三烈文》是為了哀悼哪一事件?
海珠慘案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茅海建的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學術界為此展開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並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啟超根據康有為辦報館，開學會的構想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製造輿論宣傳維新，報名與上海廣學會所編的《萬國公報》相同，以便推廣。當時廣學會總幹事英國人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主張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書，受李之影響頗大。開報兩個月後，發行量增三倍，影響巨大。後根據李建議，為與《萬國公報》區別，改名為《中外紀聞》，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該刊以編譯外電西報和刊載上諭奏章為主要內容。同時梁啟超和康有為參與起草《強學會序》，初步打開士大夫閉塞的思想。維新派的活動後來引起保守派的恐懼，保守派官員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於十二月初六嚴禁強學會議論時政，將之改為直隸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強學會等於被解散，《中外紀聞》被逼停刊。
陸榮廷認為繼續進攻必給廣東人民帶來災難，建議對龍採取妥協辦法，促龍真正反袁，使兩廣聯合起來，共同北伐。梁啟超接受建議，並即派湯覺頓代表廣西去廣州談判。4月12日，龍在海珠島水上警署邀請各界代表，召開廣東獨立善後問題會議，會議中，當談及軍隊改編問題時，發生嚴重爭執，龍的警衛軍統領顏啟漢和袁世凱在粵代表蔡乃煌突然開槍，將護國軍代表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等當場擊斃，史稱海珠慘案。湯、譚、王被殺，梁啟超萬分傷心。為此寫了《祭海珠三烈文》，以寄託哀思。海珠慘案後，各地民軍繼續進軍，要求殺掉龍濟光或者趕出廣東。梁啟超、陸榮廷率桂軍一萬人東進，與龍軍決戰。4月19日，龍濟光親赴肇慶，與梁、陸會談，答應其提出的條件，被迫處決了蔡乃煌。5月5日，梁啟超在李根源、張鳴岐、黃孟曦陪同下去廣州觀音山，說服龍起兵反袁，毫無結果，但也爭得龍濟光同意組織軍務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