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組織應該要保障公民的權利？
政府
對於個人權利而言，通常是那些與生俱來的，每個人應當擁有的東西。權利不是政府給予公民的一種福利，而保障公民的權利卻是政府基本職責。當個人行使權利時，會使其他人負有義務。例如債權人行使債權時，債務人負有清償的義務；所有權人行使其所有權時，其他人有尊重而不加干擾的義務；窮人有不納稅的權利，而富人就有納稅的義務；殘疾人有不當兵的權利，而健康人則要履行當兵的義務；公民合法行使其公民權利時，政府有義務保障其權利。因為行使權利會影響他人，所以行使權利，應該合理、合法，不得損害他人的合法權利，否則即為「權利濫用」。
中國的法律體系，一般被認為屬於大陸法系中的民法法系。1980年開始實施新的法律體系，1987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刑法和民法，許多法律還在不斷改善中。最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在1982年12月4日，此後於1988年、1993年、1999年與2004年經四次修正。2003年對憲法進行了一次重大修改，首次將保護私有財產明文寫入憲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普遍選舉、宗教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公正審判權、財產權、教育與科學與文化權利、特定人權利及監督權利等。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批准。中國共產黨為防範反對派而有種種限制，政府為維護社會穩定亦會審查政治言論和資訊流通，特別是網際網路；對示威活動則有可能進行武力鎮壓，例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1999年鎮壓法輪功等。政府還被指責在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暴力鎮壓、宗教迫害等行為。由於公民基本權利未獲保障，中國經常受到外國政府、新聞機構、人權組織的指控，包括多起未經審判的拘禁、強迫墮胎、折磨逼供、酷刑、限制基本權利、過度執行死刑等侵犯公民權的案件，刑事訴訟也不會提供有效保障。
人群共處各有主張，涉及不同之利益不免發生衝突，為維護社會生活自須定其分際，法律乃於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認為合理正當者，賦予個人某種力量以享受其利益，因此權利就是得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權利為主觀化之法律；法律為客觀化之權利，行使權利就是為法律而奮鬥，且具有倫理上之意義。權利既為一種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則人民所享有的利益，雖被國家法制設定為「權利」，但國家如果沒有設置權利救濟的法制，或雖有設置但形同虛設而無實效，就形同剝奪或未曾賦予人民權利，此即為法治國原則下「有權利有救濟」的基本法理；人民所享有的利益，但國家如果認為不值得保護而沒有賦予救濟的管道，則該項利益並沒有「權利」的地位。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起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開放各國簽署締約，鼓勵政府承擔責任，尊重個人的公民、政治等權利。當中，世界人權宣言保障婚姻家庭權利的第十六條規定，出現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二十三條。雖然國際人權公約明示婚姻家庭作為政府應當保障的權利，但對於同性婚姻之立法，是否為締約國家所必須之義務，以及此處之婚姻是否涵蓋了同性婚姻，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據2002年「Ms. Juliet Joslin et al. v. New Zealand」一案，人權委員會所作出的解釋，人權委員會認為公約第23條第2項有關結婚權之規定，未課予締約國有設立同性婚姻的義務。但此案的協同意見書中，Rajsoomer Lallah與Martin Scheinin兩名委員表示，此判決並不代表這項法律上的差別待遇，永遠不會構成第26條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違反。並指出公約雖未明訂相關義務，但並未限制國家以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承認同性伴侶關係。參與臺灣「兩公約國際審查會議」的國際人權專家則表示：「臺灣法律僅承認異性戀婚姻，而不承認同性婚姻及同居關係、否認同性伴侶及同居伴侶的許多利益是歧視性的」，並建議台灣政府應當修正民法，給予多元家庭予以法律承認。這些國際人權專家「樂見台灣政府採取行動，計劃將同性婚姻納入法律」，並認為此「將顯現臺灣在對抗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上是亞太地區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