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的實施到了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的差異變得怎樣？
越來越大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後人對熙寧新法的看法非常兩極，但無庸質疑的是，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預期。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平民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立意求新，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化」的十餘項改革措施於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欲速不達的困境。且新法實施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偏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品性飽受爭議之人，以致被視作小人。對於歷史上這次改革，黃仁宇曾評論道：「早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
周禮成書於何時亦是今古文之爭的一大內容。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首創者劉歆推崇周禮、左傳，引發今文經學今文家的強烈反對。因王莽託古改制以周禮為本，古文經學地位遂大為提高。周禮之制度多與他書不同，故攻擊者尤眾。然前人之攻擊者，亦多認為周制。至於後人，今文家何休認為該書是六國陰謀之書。宋朝王安石變法時，效法周禮的精神以執行新法，王安石認為，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引起反對派極大的反彈，其著有周官新義蘇轍首先寫了長篇大論，言周禮之不可信。宋代歐陽修曾懷疑周禮，認為如按周禮，官多田少，祿田將不足數。到了明末清初萬斯同著有周官辨非，指書中偽著五十餘處。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說它出於西漢之末。清代沈彤作周官祿田考答覆歐陽修的疑難，惠棟稱譽二千年來聚訟，一朝而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認為周禮是劉歆偽造，不過這個說法明顯不能成立，因為周官早在漢武帝時已被發現，而康有為否認有河間獻王得書一事。
神宗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冷落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此階段以舊黨勝利，新法幾乎盡廢告終，是為元祐更化。更化期間，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核心不僅對新党進行遠超前代報復性打擊，甚至連諸如蘇軾這類舊黨中的新法同情者也都排擠出朝廷。然而元祐年間，朝廷在政治上並沒有太大建樹，反而重新陷入新法前邊事敗壞財政緊張的狀況。哲宗親政後，貶斥舊黨，信用新黨，恢復熙豐新法，史稱「紹聖紹述」，「紹述」意為繼承，「紹聖」的年號更表明了宋哲宗「紹述先聖」，亦即繼承宋神宗變法事業的意圖。儘管與王安石的主持的熙寧新法相比，紹述之法更著重於朝廷聚斂而非厚養民生，但因為舊黨被得勢的新黨報復性地徹底打擊，一些舊黨所反對的養民之法得以確實執行，民生也稍有恢復。更重要的是，紹述扭轉了元祐以來財政邊事敗壞的狀況，宋廷財政收入重新豐裕，並因此取得了對西夏多次軍事勝利，更在元符年間盡取橫山，對西夏形成了徹底的戰略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