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公法》譯本中誰的版本影響了「權利」這一詞在中國的用法？
箕作麟祥
在他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托馬斯·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給出了精闢的反對。他認為，觀察和評價的過程，都是在一個範式之內發生的；所謂「範式」，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邏輯自洽的「肖像」，並與從它的框架出發所做的觀察一致。範式也包含某個科學學科的定義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操作。他描述了觀察和「謎題解決」的過程，此過程在一個範式內發生，他稱之為「正常的科學」。他還解釋了一個範式如何能壓倒另一個範例，這一過程他稱之為「範式轉變」。庫恩認為，不可能把被測試的假設從觀測所基於的理論的影響隔離開來；他論證道，不可能獨立評估互相競爭的範式。不止一個邏輯合理的結構可以描繪出一個可用的這個世界的畫像，但沒有共同的基礎，使得坑對坑，理論對理論。兩者都不能作為判斷對方的標準，所以沒有明確的方法來衡量科學進步。
權利是一個廣泛應用的法律概念，在現代漢語中經常被解釋為「權力和利益」。「權利」常簡稱為「權」，容易造成權利和權力兩詞混淆，而這兩個詞卻很少有含義上的關聯。權利原本僅指人權，後來延伸出了非人類存在物的權利概念。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翻譯惠頓的《萬國公法》時使用了「權利」一詞，後在日本也開始使用這個譯名，包括西周及法學家箕作麟祥的譯本，其中，箕作麟祥的譯本傳回中國，影響了在中國的用法。英文單字「右邊的」的本義是正當、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東西，比如生存、生育、受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等，而並非權力和利益含義的複合，也不意味著任何牟取利益的權力。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經濟，是指一定範圍內，組織一切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活動與關係的系統之總稱。另一涵意是隱藏的不平等的欲望交換，經世濟民是和諧的分配不平等化。而研究經濟問題、探討經濟發展規律、解釋經濟現象成因的社會科學即稱為經濟學。古時以「食貨」一詞泛指經濟財政之事，例如漢書以降歷代史書中的「食貨志」記載了各時代的經濟現況。至於經濟的辭源出自東晉時代葛洪《抱朴子・內篇》中的「經世濟俗」，意為治理天下，救濟百姓。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禮樂篇》則將提出了「經濟」一詞：「皆有經濟之道，謂經國濟民」。後人遂將「經濟」一詞作為「經國濟民」的省略語，作為「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同義詞。清末戊戌政變後，改革科舉制度，開「經濟特科」，就是沿用了「經濟」的本義。明清之際，政治秩序的巨大變動使得以王夫之、顧炎武、黃梨洲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儒家學者開始理論反思，批判程朱理學和心學末流，提出學術要「經世致用」的口號。這種學術思想傳播到了日本，影響了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術，「經世論」開始在一部分學者中流行。但江戶後期至明治時期，歐美思潮湧入日本。神田孝平首先在《經濟小學》一書中用經濟一詞翻譯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然而也有人認為是福澤諭吉首先使用這樣的譯法。這段時期，日本學者開始用經濟一詞指代貨幣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活動，並有了「經濟指維繫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生產、消費、交易等的活動」的提法。這種與金錢、財物等實際問題相關的定義逐漸在日本流行，這種用法與明清時期中文語境中的「經濟」的原始用法不同。當時日本亦有另一種譯法「資生」，但是並未被普遍接受。而後用「經濟」一詞翻譯英文的「political economy」的這種譯法又被梁啟超引入漢語，也取代了嚴復在《原富》中的譯法「計學」或是傳統的「生計學」、「平準學」，並進而在整個漢字文化圈內逐漸取代了經濟一詞的原本含義。反對和製漢語者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 寫到反對英文的economy翻譯成經濟，認為是中國人瞎眼盲從。經濟是人類對有限及稀缺資源做最適分配及效率使用的行為。現代經濟伴隨著貨幣。當中被生產、流通、交換的物品被稱為商品，其中既包括蘋果和衣服等有形的物品，也包括法律諮詢、郵政遞送等無形的服務，還有證券等的權利，以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