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促進和平實現。」是誰的主張?
李宗仁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1949年1月1日，蔣發布元旦文告。1月19日，蔣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1月21日，李宗仁宣布就代總統職，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1月24日，李宗仁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又飭令孫科行政院長，辦理「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國戒嚴令」。1月27日，李宗仁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政府業已承認，以共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裡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次日，葉劍英向黃啟漢、劉仲華講述中國共產黨自日本投降以來對防止內戰，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所盡一切努力及蔣之倒行逆施；表示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項條件基礎上願意和國府及其他國府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1月29日，黃回南京覆命，劉暫留北平。李宗仁在中國國民黨內未具有中央常務委員身份，又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代主席孫科關係不洽，與黨關係益加隔閡，進而引發「府院之爭」、「黨政之爭」。李為著結束內戰，同中國共產黨談判，以求和解。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他們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為兩者存在著分離、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美國大法官撒母耳·佛里曼·米勒便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只是表面上類似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拒絕了自由主義所必要的制度。正確的說，自由意志主義假冒了一種觀點，而那種觀點正是自由主義依據歷史角度所反對的—那就是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處於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架構在個人契約連結上的政治權力。而自由主義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張政治權力乃是公眾的權力，應該公平的為公眾的利益所服務。」強調兩者間存在差異的人則主張，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間有著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義裡為了檢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與自由意志主義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經濟管制有著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