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引據《報任安書》指出凡是皇帝親自交下與自己有關的案子，承辦的官吏決不敢問是非?
徐復觀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錢穆亦認為，清朝在政治上還限制發言權、結社和出版自由。認為歷代統治者皆獎勵大家發言和公開發言，只有清朝不允許。在清朝，除了六部尚書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講話，其他的不論什麼人都不許向皇帝講話，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視的翰林院等，向來他們可以向政府講話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專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講話，其他的府縣均不可，又認為在明代的「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講話。他又批評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在順治五年立在府學、縣學明倫堂里的臥碑就足可以證明。在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朝在每一個明倫堂里都設置一個石碑，而這個石碑不是豎立的，而是橫躺在那裡，所以叫「臥碑」。在臥碑上有三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然而事實上，在清朝敢言且未被追究的學者亦為數不少，例如反對專制思想的袁枚、著書批評君權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黃宗羲以及顧炎武等學者。西方傳教士如南懷仁等人記載康熙經常親身到各地巡視，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亦會允許「最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康熙會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包括詢問百姓對當地的官吏的滿意度，以便對官員作出獎勵或處分。
康熙帝一方面則通過各種手段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提出要建立由皇帝個人獨裁的專制政體：「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亦表示：「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權」，以阻止朋黨的形成，免得鰲拜掌權時期「結黨專權」和「罔上行私」的情況再度發生，也為了防止不同派別黨派之間互相鬥爭。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用人之權」、「獎懲之權」由皇帝親自控制，不許臣僚干預；通過特務統治、密奏制度，對臣僚實行嚴密的監督和防範；反對朋黨，嚴防臣僚結黨對抗皇權。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原則，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學者錢穆引據革命家鄒容的《革命軍》的一句話認為中國由漢唐等朝代的「士人政權」在清代變為「部族政權」，認為蒙古人和滿洲人變為中國內的特權階級或特殊分子。亦認為清朝政權始終是維護和偏袒滿洲人，須滿洲人在後擁護，才能控制牢固，以及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義很少，法術的意義多，批評清朝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的手續，比如他認為「寄信上諭」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國向來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軍機處寄給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學者徐復觀指出：「士人政權」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政府的性質必須就權力根源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他亦指出通過《二十四史》一直到現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命運性的困擾、艱難必定來自專制的機構與專制的觀念。亦指出錢穆對專制下的必然產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漢代統治者的暴行視而不見，以及把中國「歷史中成千上萬的殘酷地帝王專制的實例置之不顧」。同時，引據《報任安書》，指出，凡是皇帝親自交下與皇帝自己有關的案子，承辦的官吏決不敢問是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於皇宮養心殿，年僅19歲，為清朝壽命最短的皇帝。據正史記載，同治帝是死於天花。相同紀錄亦出現於《翁同龢日記》，說同治帝得了天花，導致毒熱內陷，最終「走馬牙疳」而死。不過，在民間傳說同治卻是死於梅毒。據《清宮遺聞》記載，「同治到私娼處，致染梅毒」。而《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宮遺聞》中說：「孝哲後，崇綺之女，端莊貞靜，美而有德，帝甚愛之，以格於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強其愛所不愛之妃（指鳳秀之女淑慎皇貴妃），帝遂於家庭無樂趣矣，乃出而縱淫，……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久之毒發，始猶不覺，繼而見於面，盎於背。」「太醫知為淫毒，而不敢言，遂以治痘藥治之，不效」。1923年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再三強調了同治帝是死於梅毒。台灣作家高陽長篇巨著《慈禧全傳》認定是梅毒。御醫李德立的曾孫李鎮和李志綏分別撰文稱，祖上口傳秘聞，同治帝死於梅毒。慈禧聽到李德立的診斷結果之後，強迫他宣布是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