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使朕有殺叔父名。」這句話是誰說的?
朱允炆
東昌之戰，朱棣多次瀕臨險境。但是由於朱允炆有「毋使朕有殺叔父名」旨意，中央軍將士懼怕戰後反攻倒算，既不敢傷害朱棣，又難以活捉，只得放任自由；朱棣也恃此特權，單騎殿後，中央軍無可奈何。東昌之戰是靖難以來中央軍的第一場大捷。惠帝朱允炆十分高興，建文三年正月恢復了齊泰、黃子澄的官職，並以東昌大捷告太廟。盛庸軍勢大振，燕軍經此敗，以後再南下，皆由徐沛，不再走山東。朱棣以東昌之敗為恥，與姚道衍商議。道衍強烈支持再次出兵。於是於建文三年二月初九，祭陣亡將士，朱棣脫下袍子燒掉，激勵軍士；二月十六，再次出師。時盛庸駐兵二十萬於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朱棣決定趁其兩軍分隔，先破盛庸。三月二十日，燕軍探知盛庸在夾河駐紮，於是駐紮在距對方四十里的地方。三月廿二，燕軍進兵夾河。盛庸仍結下堅陣，備大量火槍強弩；朱棣利用建文的禁殺之旨，親自率幾個輕騎兵掠過敵陣偵查。盛庸不敢開槍，只得派出自己的騎兵追趕，不了了之。偵查後，朱棣率領一萬騎兵和五千步兵攻擊盛庸軍左翼，不能入。此時燕將譚淵望見已經開戰，於是主動出兵攻打。盛庸部將莊得死戰，會合盛庸軍，斬殺譚淵。朱棣、朱能等則趁南軍調動產生的混亂，趁暮色向南軍後方猛攻，斬殺莊得。盛庸穩住了陣腳，天色已晚，雙方罷兵。此戰殺傷相當，但燕軍損失了大將譚淵。
由於朱元璋晚年誅殺了不少良將，導致惠帝手下缺乏將才可用，朝廷只得任命65歲老將耿炳文率兵北上討伐，號稱三十萬人，實際先行率領十三萬人出兵。在臨行時，朱允炆親自告誡：「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耿炳文率軍在八月十三日到達真定，並分兵於河間、鄚州、雄縣，為犄角之勢。在經過觀察後，八月十五日，燕軍趁中秋夜敵軍不備，偷襲雄縣；成功後又利用伏擊擊敗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編剩餘的部隊。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告知朱棣耿炳文的部隊分駐滹沱河兩岸，於是朱棣讓他回去告訴耿炳文「雄縣、鄚州大敗，燕兵將至」，以打擊其士氣，並使耿炳文合兵一處，便於一舉擊潰。耿炳文果然將南岸的兵調過河。八月二十四日，燕軍到達無極縣。從樵夫和中央軍被俘士兵處得知敵情，於是燕軍發動決戰。二十五日，燕軍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時偷襲中央軍，炳文逃回城中後，怒而迎戰。在燕軍主力與耿炳文軍相持時，朱棣親自率軍襲擊其側翼，耿炳文大敗潰逃；朱能帶三十餘騎沖入中央軍陣中，所向披靡，中央軍投降三千多人。中央軍狼狽逃回城中，城池差點失守。部將李堅、甯忠、顧成等被俘；士兵被殺、被俘數萬人。耿炳文率殘部不到十萬人在真定堅守不出，燕軍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軍返回北平。顧成降燕之後，留在北平協助燕世子朱高熾守城。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彌爾寫《論自由》的目的是要在充斥著宗教不容忍與如影隨形的偽善的維多利亞社會裡，為個人抵禦這些壓迫勢力提供一些保護。如果書中有哪一句話最能揭示《論自由》全書的宗旨，那這句話就是：「如果整個人類，除一人之外，意見都一致，而只有那一個人持相反意見，人類也沒有理由不讓那個人說話。正如那個人一旦大權在握，也沒有理由不讓人類說話一樣。」這種個人自由觀念是建立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功利主義原則之上的，但是這種功利主義原則必須是最廣義上的功利，即以人作為進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為依據的功利。因為彌爾認為，由於人類難免犯錯，自由討論才是最有可能發現新真理的途徑，而對任何探究的封殺和排斥，都會對人類造成損失，因而都是不明智的。此外他還認為，只有通過爭辯，才能讓我們學會更好地表述和捍衛真理，並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沒有爭辯，或者不允許爭辯，只會讓已經建立起來的真理變得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