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概念助長了早期自然權利的觀念，將其定義為生命、自由和財產?
洛克
強調自由為人類之必要權利的政治在歷史上不斷重複。如以上所述及的古羅馬庶民和貴族間的衝突以及義大利城市與教廷國間的鬥爭。在整個15世紀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的共和政體組成了選舉制度、法規和對自由企業的追求，直到於16世紀被其他外部勢力支配為止。荷蘭人抵抗西班牙天主教的鎮壓也經常發生—儘管他們也拒絕給予天主教徒自由。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對於國教權威的對抗。以及英國光榮革命中的輝格黨人聲稱人們擁有選擇君王的權力，可以視為宣揚人民主權的先驅。不過，一般到了啟蒙時代這些運動才開始被認定為真的自由主義，特別是英國的輝格黨人、法國的哲學家、以及邁向自治的北美洲殖民地。這些運動反對君主專制、重商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宗教的正統和政教勢力。他們也是第一個將個人權利的觀念以法規加以闡述，以及同樣重要的以選舉的議會制來達成自治。而自由主義開始產生明確的定義，是在提出了自由的個人能夠組成穩定社會的根基的概念後。這個概念首先在約翰·洛克的作品裡提出，在他的《政府契約論》中他提出了2個基本的自由概念：經濟自由，意味著擁有和運用財產的權利，以及知識上的自由，包括道德觀的自由。不過，他並沒有將他在信仰自由上的觀點延伸至天主教徒。洛克助長了早期自然權利的觀念，將其定義為生命、自由和財產。他的自然權利觀念成為現代人權觀念的先驅。不過對於洛克而言，他認為財產權比參與政府和公眾決策的權利更為重要：他並沒有替民主背書，因為他擔心給予人民權力將會破壞財產權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如何，自然權利的觀念替後來的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根據。
在許多西方國家，自由主義處於保守主義政黨與勞工階層政黨的夾縫中。舉例而言，英國的自由黨變成了少數黨。同樣的過程在許多其他國家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領導了左翼，而擁護商業的保守主義政黨領導了右翼。在戰後的自由主義中，現代自由主義開始佔據支配地位。現代自由主義連結了現代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概念，主張確保民眾擁有足夠的經濟和教育財產是對抗極權主義威脅的最好方法。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主張，藉由自由制度的啟發，將能最大化個人的自由並達成自我實現。這個時期的自由主義作家包括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和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也是在這個時期，一個堅持政府不該干預經濟、否則便是背叛自由原則的流派也產生了，自稱為自由意志主義，這個運動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為中心。另一個自由主義內的重要爭論，在於身為社會共同體的人們是否有著積極自由、以及是否有權利要求共同體的保護以免於他人錯誤行為的傷害。對許多自由主義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身為一個國家、地區和政治上的成員，個人有著積極自由，並且有權期待來自這些共同體的利益和保護。共同體的成員有權利要求他們的共同體對經濟制定某些程度的管制，以免經濟的增長和下跌操縱於某些個人手中。而如果個人有參與公職的權利，那他們也有權利要求受教育以及來自社會的保護—亦即免於遭受他人歧視的權利。其他自由主義者的答案則是否定的：個人並沒有所謂身為共同體成員的權利，因為這樣的權利將會與其他社區成員根本的消極權利產生衝突。在1970年代後，自由的回擺開始遠離強調政府角色的一邊，轉而回到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的原則。在本質上，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自由主義觀念又開始恢復了。
所有權又稱完全物權，是指民法上，權利人對標的物可以直接全面排他性支配特定物的物權。所謂「全面支配」，意味著支配範圍的全面性和支配時間的無限性，符合這一特徵的物權只有所有權。因此，完全物權與所有權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完全物權與限制物權是相對立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所有權也指人對於外界自然的支配或者支配形態。後者含義上的所有權，從人類產生開始就已存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歷史變遷。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以所有為基礎的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在商品交換占主導地位的近代社會，在互相交換商品的主體之間，必須互相承認對方對於商品這種財富的固有的支配。這種社會需要的法律形態，就是所有權。因此，普通意義上的所有權是以排他的，包容性的支配為內容的一種權利。不同的民事實體法對於所有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也有著一定的差異。
經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先於國家存在的政治哲學，強調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並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僅在於保護每個個體的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發源於17世紀和18世紀，也因此，它通常被視為由於工業革命和隨後的資本主義體制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負責，和自由市場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後來才陸續被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所採納。古典自由主義反對當時絕大多數較早期的政治學說，例如君權神授說、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強調個人的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一國的真正財富不是金銀總量的增加，而是其國民創造的商品服務的數量。政府的干預經常是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主張將政府排除出經濟領域，讓經濟生活自行其事，讓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數的個體理性的計算來引導經濟生活的調整，即「社會應當盡量從政府干預中擺脫出來，盡量的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