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何歌頌攝政王「深沉而有遠略」?
攝政王罷黜梁啟超的政敵袁世凱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請願雖被遏制，但群眾運動亦推動預備立憲的進行，迫使清廷於八月初一頒布了梁啟超參與設計的《欽定憲法大綱》及九年的預備立憲方案。十月，光緒與慈禧相繼逝世。宣統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十二月十一，攝政王罷黜梁啟超的政敵袁世凱，梁即歌頌攝政王「舉止謙遜」，「深沉而有遠略」。又寫了萬言書《上攝政王書》，提出建議及有關施政方略，希望攝政王對其委以重任，回國報效，對中國前途必有好處。因此，潘若海、麥孟華等促請朝廷官員多方開放黨禁。但是，慶親王奕劻等人堅決反對赦用，載灃遂以梁啟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為由，拒不解除黨禁。從此，梁啟超對攝政王深為失望，進而痛恨奕劻，成為他日後反對皇族內閣的根源之—。此後，梁啟超決定韜光養晦，專心從事寫作，認為中國的治國秘方在財政，梁專攻法律與會計，因此寫了一系列如《財政原理》《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發行公債整理官鈔推行國幣說帖》《論幣制頒行之遲速系國家之存亡》等關於財政經濟的論文。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康有為提出舉兵勤王計畫得到梁啟超、孫中山合作與支持，康試圖通過此舉令光緒執政，但孫想建立共和。孫中山堅持推翻滿清，試圖說服李鴻章據兩廣宣布獨立，進行和平改革。梁啟超為了調和康、孫二人矛盾，提出推舉光緒為共和國首任總統，以求兩者兼全。光緒二十五年冬，梁啟超的學生唐才常、林錫圭等人從日本歸國。翌年春在上海成立自立會，接受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指導，聯絡哥老會與農民入會。梁啟超將會黨口號「扶清滅洋」改為「救國自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唐才常籌劃中國議會在上海愚園成立，推選容閎出任議長。為執行合作勤王計畫，梁啟超自任總指揮，唐才常策劃自立軍定於七月十五起兵。七月廿六，梁啟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為的軍餉，推遲於七月廿九起兵，對康有為極為不滿。但秦力山、沈藎不知起兵日期推遲，仍於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張之洞於七月廿七破獲自立軍在漢口英租界的總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領，8月23日於武昌滋陽湖畔處決。起義完全失敗，梁啟超留上海十天，南下香港前往新加坡。梁認為康有為故意不發軍餉造成，因此去檳榔嶼找康對質，遭到康的駁斥，指責梁與孫中山合作是叛逆行為；在檀香山談情說愛，無心募款；擅作主張分散兵力，導致勤王事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