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放棄了對理想政體的探討，他認為只有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公共利益才會被增進?
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統一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此後，托馬斯·霍布斯才完全擺脫了倫理、道德和宗教的約束，以社會契約為基礎，按照主權的歸屬將政體分為一人掌握主權的君主政體、議會式的貴族政體以及全體臣民大會掌權的民主政體。霍布斯放棄了對理想政體的探討，認為人性的自私不可能讓統治者放棄私利而只謀求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統一的地方，公共利益才會被增進。他認為這只有絕對君主制才能夠實現。約翰·洛克認為政體應該取決於立法權的歸屬，因此他將政體分為由社會大多數人掌握立法權並通過委任官員執行法律的純粹的民主政體；立法權歸屬於少數選舉產生的人或他們的繼承人的寡頭政體；立法權歸於一人的君主政體；立法權由多數人交給少數人或一人行使，然後收回立法權重新交給所選出的人稱之為混合政體。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按照統治權的歸屬將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同時，孟德斯鳩認為每種政體都有自己的原則，共和政體需要品德；君主政體需要榮譽；專制政體需要恐怖。政體的腐化來自於原則的腐化。政體的穩定取決於地域範圍的大小，小國適合於共和政體，中等國家適合於君主政體，大帝國則適合於專制君主政體。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則按照政府成員人數多寡將政體分為：大多數人掌握政府的民主制；委託給少數人掌握的貴族制；以及委託在一個行政官手裡的君主制。盧梭認為世襲的貴族制是最壞的，而真正的民主制僅僅是一種理想，不可能也無必要實現，因此選舉的貴族制才是實際上最好的。因為選舉的貴族制可以選出精英來保證政治修明，少數人的討論更有效率，而且有利於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有效區分。
師承於柏拉圖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政體是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按照統治者人數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再根據施政目的，從這三種政體中產生出三種變態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分類依據則是貧富和階級差別。亞里士多德理想中的政體是道德上追求善，共和制為形式，以法治為手段。隨著羅馬共和國的強大，以西塞羅為代表的思想家們將政體理論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界定了國家的概念，將政體分為一人統治國家的君主制、少數選舉出來的人統治國家的貴族制，以及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民主制。他同時認為最好的政體就是這三種政體均衡地混合而成，並且認為羅馬共和國就是理想政體形式的體現。托馬斯·阿奎那重新解釋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思想，將政體按照統治者的施政目的和人數多少進行劃分。為治下的人民謀求幸福的統治是正義的，依統治者人數多少依次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平民政體；不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統治是不義的，依統治者人數多少依次為：暴君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而平民通過人數上的優勢壓迫富人，則是暴民政體。而阿奎那認為最好的政體是君主政體，而最壞的政體則是暴君政體。啟蒙運動之後，政體理論上劃時代的建樹人物是法國思想家讓·布丹。他根據掌握國家主權的人數多寡，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他認為法國的君主政體是最好的政體，把君主政體按照君主行使權力的方式分為王朝君主制、領主君主制和暴君制。這種劃分的意義在於將世俗政治權威置於了神法和自然法的規範下，認為只有這樣，人民才能真正享有財產和自由，並且自願服從主權者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