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和哪一個革命息息相關?
「史學革命」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於十月三十創刊，由第一期起，連續發表文章，批駁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啟超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辯駁。這是中國由封建專制政體跨入近代民主政體的起步速度與道路之爭，關係著中國命運與前途。此後雙方的論戰日益激烈。在論戰中，梁啟超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國行不通以及為何要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道理，頗有說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蘇、蔣觀雲等人轉而擁護梁啟超的主張，並成為其得力助手。留日學生總代表楊度也從「迷信革命」轉而支持梁啟超。當時，受梁啟超影響的還有進士，舉人出身的留學生九十餘人，如直隸閻鳳閣、籍忠寅，江蘇雷奮，浙江陳時夏，福建劉崇佑，湖北湯化龍、張國溶，湖南羅傑，廣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們以後都成為各省立憲派的首領，咨議局議長、副議長及骨幹分子。論戰中雙方都攻擊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憲派讓步，加快了預備立憲的步伐。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梁啟超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範圍「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
宣統元年秋，各省咨議局相繼成立，立憲派力量迅速擴大並取得合法地位，江蘇咨議局開會期間，江浙立憲派首領張謇發起成立咨議局聯合會，並邀請各省咨議局選派代表齊集上海，共商促請朝廷速開國會之事。十一月初四，十六省代表齊集上海開會，會議決定組成請願代表團去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代表團組成的前後，在梁啟超指導下，徐佛蘇在上海積極活動，實際上成為梁啟超在國內的代言人，他與代表團成員聯繫密叨，及時將梁啟超的意見，轉達給諸代表，受到代表們熱烈歡迎。宣統二年正月，梁啟超在經濟十分困難之下，創辦《國風報》於上海，以「滄江」為筆名，先後發表《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國家命運論》《咨議局權限職務十論》《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國會期限問題》等百餘篇文章，其中《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達十萬字，對國會的性質、組織及職權論述得十分清楚，為立憲運動提供了詳盡的藍本，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國會請願運動的發展，成為立憲派最主要的輿論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