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化就是本徵值問題》於何年被發表?
1926年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歌手。
薛丁格發現這個定態方程式的能量本徵值正對應著氫原子的能級公式，由此他得出，量子化條件是不需要像波耳和索末菲那樣人為引入的，它可以很自然地從本徵值問題推出。在三維球座標系下將薛丁格方程式應用於氫原子可以得到三個量子化條件：軌道量子數、角量子數和磁量子數。在其後的論文中，他分別討論了含時的薛丁格方程式、諧振子、微擾理論，並應用這些理論解釋了斯塔克效應和色散等問題。薛丁格把自己的理論稱作波動力學，這成為了現代量子力學的另一種形式。特別是，薛丁格的理論是以一個偏微分方程式為基礎的，這種波動方程式對人們而言相當熟悉，相比之下海森堡的矩陣力學所採用的數學形式則不那麼易懂。因此一開始波動力學比矩陣力學要更受科學界的青睞，愛因斯坦、埃倫費斯特等人對薛丁格的工作都非常讚賞。直到1926年薛丁格在研究海森堡的理論之後，發表了《論海森堡、玻恩與約爾當和我的量子力學之間的關係》，證明了兩種理論的等價性；不過，對當時大多數的物理學家而言，波動力學中數學的簡明性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後漢書》基本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紀傳體體例，並在有的篇目上擴充了不少內容。例如《東夷列傳》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朝鮮半島諸國和日本的情況。《後漢書》還新增了《黨錮列傳》記述東漢末期宦官專權；《宦者列傳》反映士大夫、太學生反宦官鬥爭；《文苑列傳》記述當時文人雅士；《獨行列傳》記述耿直之士；《方術列傳》記述占卜者和醫術方面內容；《逸民列傳》記載隱逸之士；《列女傳》記載有才德婦女。《來歷傳》則記載與來歷同時反對廢太子的十七人事跡。范曄在《後漢書》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可見於《西域傳》、《襄楷傳》和《桓帝紀》。
1925年，在蘇黎世大學擔任教授的埃爾溫·薛丁格讀到了德布羅意有關物質波理論的博士論文，薛丁格本人又受愛因斯坦波粒二象性等思想的影響頗深，他從而決定建立一個描述電子波動行為的波方程式。當時由於人們還不十分理解電子自旋這一量子力學中最大的相對論效應，薛丁格還無法將波動方程式納入狹義相對論的框架中，他從而試圖建立了一個非相對論性的波方程式。1926年1月至6月間，薛丁格發表了四篇都名為《量子化就是本徵值問題》的論文，詳細論述了非相對論性電子的波動方程式、電子的波函數以及相應的本徵值。哈密頓曾認為力學是波動理論在波長為零時的極限情形，而薛丁格正是受此引導發展了這一觀念，他將哈密頓力學中的哈密頓-雅可比方程式應用於愛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論和德布羅意的物質波理論，利用變分法得到了非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波動力學建立後，人們還一直不清楚波函數的物理意義，薛丁格本人也只能認為波函數代表著粒子波動性的振幅，而粒子則是多個波函數所構成的波包。1926年，玻恩在愛因斯坦光量子理論中光波振幅正比於光量子的機率密度這一觀點的啟發下，聯繫到量子力學中的散射理論，提出了波函數的統計詮釋波函數是一種機率波，它的振幅的平方正比於粒子出現的機率密度，並且波函數在全空間的積分是歸一的。玻恩由于波函數的統計詮釋獲得了195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