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對郭沫若說你是歌德的人是誰?
周揚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並被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對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郭沫若在台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台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於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他對於台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台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於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於立群入黨。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