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漢初以前使用的是哪一種曆法?
《顓頊曆》
漢武帝劉徹，漢朝第七位皇帝，其母為關隴人孝景王皇后，於7歲時被冊立為儲君，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是清聖祖以前在位最長的中國皇帝。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有顯赫建樹，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為有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實得權力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唯才，不問出身，開創了察舉制並興太學，以致該時期培養及出現了大量名臣良將；他又頒布《推恩令》，和平地削減了諸侯的權力及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另外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另有首開絲綢之路、使用年號、設立刺史等開創性舉措。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太祖劉邦白登之圍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及衛滿朝鮮及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拓展了中國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將帝國不論在民生、經濟、文化或者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間被稱為漢武盛世，為縱貫漢朝的極盛時期。而漢武帝晚年窮兵黷武，對人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其晚年性情也變得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的發生，為其普遍整體正面評價留下負面部份。駕崩前兩年，漢武帝在輪台下道《罪己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太初曆是中國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一種曆法，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統一，而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曆法。在天文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由鄧平、唐都、落下閎及司馬遷等根據對天象實測和長期天文紀錄所制訂。《太初曆》的制訂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曆法大改革，是中國文明在世界天文學上的不朽貢獻。《太初曆》的科學成就，首先在於曆法計算上的精密準確。中國漢初以前，主要採用古六歷中的《顓頊曆》。這個古歷，計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於這種古歷計算不夠精密，常出現月初是無月光的朔日，但實際天空中卻有圓滿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滿之日，夜晚卻並沒有月亮。為了改變這種不對照的現象，司馬遷主持制訂《太初曆》時，重新進行了反覆地周密地運算和實踐驗證。還在於第一次計算了日月蝕發生的周期和精確計算了行星會合的周期。指中國西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幣制改革。西漢自建立以來，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又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發生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故漢武帝即位後，為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六次改革後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農曆，常被誤稱陰曆，是現今東亞地區民間傳統廣泛使用的傳統曆法。古代相傳為黃帝時代或者夏朝創制，又稱黃曆、夏曆。中華民國成立後，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宣布採用西曆，而傳統曆法則被稱為舊曆、傳統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格里曆為公曆，舊曆改稱農曆，但在漢語，西方的格里曆也稱陽曆，因此農曆常被誤稱為陰曆。若從黃帝時代的公元前2698年起算，至今年為4714年。因為西元沒有0年，故須再加或減1。農曆是陰陽曆的一種，其有配合太陽陽光的二十四節氣，其月球的部分是根據朔望月為基準確定的，其歲是以回歸年為基準確定的。當前，農曆是依據既定的規則，完全依照天文數據計算得來的，因此農曆本質上也是一種天文曆、月球曆。中國現存最早的曆書是夏小正，成書於西漢時期，以後曆法不斷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制定太初曆時已經有了相當完善的曆法規則，之後又經歷過多次修改。現行農曆版本是根據農曆基本規則，運用現代天文學成果修訂的。農曆和格里曆、伊斯蘭曆一樣，是現在應用最廣泛的曆法之一。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朝鮮、韓國、越南、海外華人社區以及分布全世界的華人，農曆廣泛應用於生日標記、各種民俗活動等方面。農曆節日，比如年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重陽節等的節慶活動，通常被視為中華文化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