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的信徒死後暫居於何處經煉淨才能上天堂?
煉獄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出售贖罪券的做法大概在十一世紀十字軍的時候開始出現，讓信徒能以金錢的捐獻贖買將來在煉獄的苦刑，還可以給已經死去的人代購贖罪券。一句俗語說「銀幣叮噹落進箱底，靈魂雀躍跳出煉獄」。贖罪券的理論是認為耶穌和聖徒有多餘的功德，教會有權利釋放給其他信徒，為他們代贖那些非永恆的罪罰。煉獄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後暫居的地方，接受暫時的懲罰，煉淨以後才得上天堂。贖罪券在那個時代成為教廷的重要經濟來源。1517年羅馬教廷開始一次特別大規模的贖罪券出售，有兩個起因，一是教廷需要建造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另外，一位阿爾布特主教為了要做美因茨的樞機主教，向富格爾家族借了很多債，以上交給教皇。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古代教會的基督教神學家往往是主教，中世紀的神學家則往往是修會人士。自從大學作為修會高等學府在中世紀產生以來，神學就總是居首的學系。後來，在中世紀盛期，「神學」這一概念就在阿貝拉爾和波納文圖拉首次獲得了一個更為全面的意含：「關於神聖知識的領域」，包含了整個基督教學說。在這個意義上，「神學」這一概念的意含逐漸固定下來；後來，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視神學為一門思辨性的、理論性的科學。後來的宗教改革家越來越強調神學的實踐方向。馬丁·路德也處於修院傳統的影響之下來理解神學。神學所關涉的完全是委身於上帝所施行的救恩，以及信徒生活的完滿實踐。在這種意義上，有為數不少的路德派正統神學家就把神學規定為一門實踐科學，儘管這門「科學」不具備科學對嚴謹的要求。因此，路德宗正統神學的神學體系也就經常獲得了一種像中古經院時期《神學大全》那樣的系統特性，不過在內容方面則有不同的規劃，而且其體系建設也越來越以信仰實踐為導向。由此而得到確立的，還有一種越來越理論性的神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