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用於取代因什麼事件已經無法繼續實行的租庸調制？
安史之亂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認為不能直接將當前的國家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必須首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因此他主要關心如何將俄羅斯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為了能夠這樣做，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以壓制資產階級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他界定社會主義為「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的文明合作夥伴秩序」，且認為經濟體制必須擴張，直到創造後稀缺的充裕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在國家控制下將帶來俄羅斯經濟發展；而這也成為其核心關心的議題，更曾提出所有公民成為國家聘用的雇員。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為國家主義的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生產與配給嚴格地受到控制。他認為全國各地的所有工人將會自發地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列寧呼籲工人支配生產資料，且提到這並非由工人直接管理自身企業，而是所有企業的經營都在工人國家控制下。這導致列寧思想中出現兩種相互矛盾的主題，一方面廣泛的工人支配，另一方面則是中央集權、等級制度、高壓的國家機器。
唐朝戶籍制度沿襲隋朝，行三等戶制。前期的賦稅制度，大提承襲隋朝，於624年頒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均田制是政府授田給人民而徵其租賦，分成公田與私田。身死後公田繳還政府重新分配，剩下可以傳後的私田即「永業田」。由於隋末民變產生大量無主土地，所以唐朝前期有充足的土地推行。除了人民之外，政府官員與王公貴族也各有額定的永業田。相較隋朝，唐朝對土地的買賣寬鬆許多，但仍有嚴格的限制。租庸調制方面，租是授田男丁每年繳固定的栗或稻，庸是每人每年要為國家服的勞役，調是每丁按照當地特產繳納絹麻之物，如果不產絹麻可用銀兩代替，庸和調也可用一定數量的絹免役。這種制度精神在於政府為民置產，其因其產而繳稅，即沒有重徵累民的問題，又可以防止兼併之風，自然是一種良制。唐朝前半葉，戶稅逐年上升，唐高宗時約收戶稅十五萬餘貫，至唐玄宗時已高達二百多萬貫。
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對人民的經濟壓力不會很大，但是人口流動不能過大，戶籍和田籍需要齊全清楚。如果政治敗壞，田地過度兼併，閒田過少，人民過度避稅，這兩個制度就會走向瓦解。武周末年均田制開始形同虛設，政治漸不以往。加上突厥、契丹連年入侵，人民逃避徭役，逃亡者漸增。唐玄宗天寶後期，不課稅的戶約占全國總戶三分之一；不服役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五，逃稅情況普遍存在。安史之亂後，戶口逃匿者增加，租庸調制無法繼續實行，所以在唐朝後期出現兩稅法。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制定兩稅法，並且廢除其餘名目的租稅。兩稅法即政府以當地現有的男丁與田地數為依據，劃分等級，規定分兩次於夏天、秋天納稅。而商人是以貨物總值的三十分之一，於所在的州縣納稅。其稅額，原本用錢為單位，到唐穆宗時以布代替。這樣，官僚、貴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納稅，減輕平民的負擔，也增加政府的收入。兩稅法雖然簡化賦稅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廢除。使得戶籍持續陷入混亂，田地兼併的問題也都沒有解決。此後中國的賦稅制度，一直沿襲兩稅法的原則，沒有再恢復授田制度。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