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朝花夕拾》和他甚麼時候的生活有關?
童年生活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到毛澤東晚年，毛自稱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極高。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於1957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秋石在《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中通過走訪親歷者和查閱當年的文獻，認為周海嬰所記多處不確，1957年毛澤東對羅稷南回答應該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的一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童年生活於百草園、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帶的農村等地，成為後來魯迅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徬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來源。魯迅頗受演化論思想影響，愛讀新思想的書，尤其是翻譯的小說。1892年，11歲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1893年，祖父周福清因為向浙江鄉試主考官殷汝璋行賄，謀求周伯宜錄取，被殷汝璋舉報，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莊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科舉舞弊案判處了「斬監候」，周家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費大筆資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國聯軍事件之後，周福清才被赦免。但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時期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魯迅後期小說結集為《故事新編》。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注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後期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映射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灑脫，大異前期。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中國婦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