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個機構的領導也認同朝鮮和中國要求延長解釋期限的想法？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1953年12月23日，聯合國軍單方面終止對朝鮮和中國戰俘的解釋工作。儘管朝鮮和中國方面強烈要求延長解釋期限，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度主席也認為延長解釋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並承認絕大多數戰俘尚未經過解釋程序，但由於聯合國軍拒絕協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投票決定對戰俘的解釋工作結束，並將剩餘戰俘移交給聯合國軍。聯合國軍方面戰俘經過解釋後，有224人拒絕遣返。1954年初雙方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的命運分別為：志願軍戰俘440人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14,235人前往中華民國，12人前往印度；北韓戰俘188人返回朝鮮，7,604人前往韓國，74人前往印度；美軍戰俘2人返回美國，21人前往中國；英國戰俘1人前往中國；韓國戰俘8人返回韓國，325人前往朝鮮，2人前往印度。
同時也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僅僅是認為史達林時期的所謂社會主義，是缺乏民主且官僚化的，他們認為應該捍衛自下而上的民主，因此成為民主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反對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改革，而是希望徹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取代。抱有此想法的，例如工人國際委員會。不像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受到第三條道路的影響，而願意以其他手段來解決貧窮問題，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和改革路線都堅持著福利國家的理想。革命路線者支持福利國家理想，不只因為這是一種達成社會主義目標的方式，也是作為一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救濟貧窮的過渡期政策，同時也能作為號召人民發動革命的動員手段。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主張應該進行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派，並且將大多數的主要產業國有化，許多人也仍然支持計劃經濟，而這些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大多早已拋棄的概念。除此之外，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而社會民主主義則大多早已完全拋棄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如同每種類型的政治思想，在實際上，基督教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政策和重心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裡也有許多差異。基督教民主主義通常屬於社會保守主義，也因此許多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過某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仍會在一定的限制下接受這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會強調他們國家的基督教傳統，並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基督教民主主義將經濟視為是人道的服務，大多數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不會自稱為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照顧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責任。一些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有時也抱持著接近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觀點。近年來，歐洲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逐漸轉向右翼政策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等在內的各種觀點，以道德和基督教教義作為其廣泛的架構。
解釋期間，朝鮮、中國戰俘被送往北營。在戰俘轉移到中立區的第一天，反共戰俘就當著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軍主席蒂邁雅中將的面，幾乎把兩名向印軍尋求遣返的戰俘活活打死。被徹底震驚的蒂邁雅意識到，這些戰俘首領將以嚴酷的紀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釋期間遣返。反共的戰俘首領通過暴力恐怖嚴密控制絕大多數戰俘，成功抵制解釋工作。朝鮮和中國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開始對戰俘之解釋工作。到90天解釋期結束的1953年12月23日，僅有10天時間被用於解釋。22000餘名朝鮮和中國戰俘中經過解釋的只有3166人，這3166人中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卻有數百名戰俘冒著生命危險逃出營地要求遣返，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因此認為，「戰俘在表達願望時所必須採取的這種不正常方式，使人們很自然地懷疑到全體戰俘都不是自由的個人。」反共的戰俘首領們直接從韓國和台灣政府獲取指令，不惜採用最極端的暴力「肅清匪諜」，阻止戰俘遣返。在印度軍隊看管期間共有38名戰俘死亡，其中多數因為被懷疑有遣返傾向而被反共戰俘殺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謀殺張子龍案。據遣返的戰俘控訴，反共戰俘挖出張子龍的心臟以恐嚇希望回國的戰俘。美國記者極力否認此事，稱其為共產黨的污衊。在解釋期滿後，中立國委員會又為戰俘擺脫反共首領的控制提供兩次機會：1953年12月31日，印軍對戰俘「點名」，131名戰俘趁機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軍向美軍移交戰俘時，又有104名戰俘抓住最後的機會逃脫戰俘首領的控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其提交的報告中認為，未尋求遣返的戰俘並不都是出於自願，而是因為他們被在戰俘營內長期灌輸的恐懼所控制。蒂邁雅說，如果有機會的話，毫無疑問將會有更多的戰俘要求遣返。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戰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傳機構貼上「共諜」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