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兵制體系雖帶領帝國於十世紀時走向黃金時代，但也產生了什麼問題?
地方世襲軍事貴族的產生
軍區制雖然與後期的行軍總管制類似，但設計理念上有本質的不同：在內憂重於外患的戴克里先時代，總督大區制實施軍政分離的原則，目的是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以免再度陷入三世紀危機的帝國分裂狀態；然而六世紀以來，帝國受到了諸多強大外敵的衝擊，軍政兩套班子互相掣肘已成為嚴重隱憂，因此固守舊制已無必要。此外，帝國的去城市化也是軍區制出現的要因：與古典時代相比，帝國的城市遭受了嚴重的軍事打擊，最嚴重時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整個帝國竟沒有一座能稱之為城市的城市，以至於城市一詞居然專指君士坦丁堡。城市的大量荒廢，大量的城市公民流入鄉村變成農民的現狀，決定了古老的公民軍制已無法施行。為了確保兵員而產生的農兵制，亦即農民納入國家的稅收戶籍統計系統，並需要為帝國所授田產而服兵役，並自行負擔個人軍事開支的新軍制，則使得行政事務與軍隊管理高度一體化。於是結合了軍政兩方權力的將軍，以及諸如軍區這樣的行政單位即軍事單位的新型行政制度便應運而生。事實上，軍區制-農兵制體系抑制了七世紀以來帝國的軍事衰退，並引領帝國在十世紀走上黃金時代，然而與此同時，軍區制也造成了地方世襲軍事貴族的產生，從而引發了逐漸嚴重的土地兼併，反而破壞了帝國賴以自保自強的農兵制。進入了農兵制完全崩潰的科穆寧王朝時，地方上各方貴族割據，朝廷則淪為各地貴族爭權奪利的戰場，因此帝國在十字軍和塞爾柱突厥人的衝擊下一觸即潰，即便科穆寧諸位賢君發揮了極為巧妙的統治手腕，仍然無法逆轉帝國一蹶不振的趨勢。帝國末期，安納托利亞及巴爾幹地區的封建領主向農奴徵收近乎殘忍的重稅。這一趨勢直到帝國滅亡才由鄂圖曼土耳其人改善。
現代史，又譯為近代史，指現代這個歷史時期的歷史。在西方，現代普遍被定義為中世紀之後的歷史時期，約開始於16世紀。現代可以被進一步區分為近世與現代晚期，這兩個時期以法國大革命及工業革命作為分界。在現代史之中，與現在時間緊密相關的歷史，稱為當代史。近代和現代合稱近現代，即以近代為現代之前的一個時期；但有時近代和現代沒有截然的含義區別，視為同義，相互替代使用。中國現代的起始時期，有幾種觀點：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推翻世襲帝制，建立共和民主政體。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此間孕育，其史觀持此觀點，並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的開始。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拜占庭帝國的軍事戰略，總體來說呈現守勢狀態。拜占庭的軍事守勢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帝國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下滑、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帝國人口數量下降、相對於周圍民族的文化優勢等等。儘管並未沾染羅馬帝國末期重文輕武的惡習而影響來自本國人兵源，與其周邊的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塞爾柱人等眾多民族相比，拜占庭人並不算極端尚武，剽悍好鬥、崇尚武力被視為粗魯無知和野蠻的表現。拜占庭帝國將軍事看作一門藝術，更重視作戰的完美性和雙方的智慧較量。早期拜占庭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邊防軍、野戰軍和駐紮於皇宮內的哥德人衛隊。邊防軍駐紮於河流和陸地邊界，服役24年；野戰軍駐紮在內地軍事要塞和交通樞紐地區，他們和皇宮衛隊需要服役20年。在帝國邊境的蠻族向帝國提供後備部隊，由皇帝直接指揮。拜占庭帝國的邊防軍採用軍區制，軍區由邊防總督指揮。6世紀時，帝國有東方、色雷斯和伊利里亞三大軍區，528年設立了亞美尼亞軍區，537年又設立了海上軍區。邊防軍士兵不再是帝國的公民兵，而是兵農合一的農兵：他們從政府那裡領取農田，自己耕種或僱人耕種，提供自給自足的軍糧，為此他們將負擔服役的義務。邊防軍和野戰軍的最基層單位為隊，每隊5人；兩隊為一連；10連為一營；4營為一團；6團為一師；3至4師組成一個軍團，一軍團即為一軍區所應提供的兵員總額。這些軍事單位同時也是兵源地的地方行政單位，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早期古羅馬帝國軍政合一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復活。席哈克略皇帝時期，在帝國東部領土上普遍推廣軍區制，凡是被東羅馬人收復的土地，都建立新的塞馬州。到9世紀，在東羅馬的歐洲領土上，從愛奧尼亞群島和伊庇魯斯經馬其頓直到黑海，以及亞得里亞海濱的若干島嶼和沿海城市，普遍設立了軍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