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大恐慌並非自由放任造成，反而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和管制
如同每種類型的政治思想，在實際上，基督教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政策和重心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裡也有許多差異。基督教民主主義通常屬於社會保守主義，也因此許多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過某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仍會在一定的限制下接受這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會強調他們國家的基督教傳統，並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基督教民主主義將經濟視為是人道的服務，大多數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不會自稱為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照顧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責任。一些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有時也抱持著接近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觀點。近年來，歐洲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逐漸轉向右翼政策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等在內的各種觀點，以道德和基督教教義作為其廣泛的架構。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他們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為兩者存在著分離、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美國大法官撒母耳·佛里曼·米勒便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只是表面上類似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拒絕了自由主義所必要的制度。正確的說，自由意志主義假冒了一種觀點，而那種觀點正是自由主義依據歷史角度所反對的—那就是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處於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架構在個人契約連結上的政治權力。而自由主義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張政治權力乃是公眾的權力，應該公平的為公眾的利益所服務。」強調兩者間存在差異的人則主張，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間有著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義裡為了檢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與自由意志主義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經濟管制有著衝突。
工業革命大量增加了人類的物質富裕，但也對傳統社會秩序產生徹底的分裂，並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如污染、個人與其群體社會的疏離、城市內的擁擠和童工的出現。物質和科學的進步提升了人類的壽命並減少必死率，使世界人口戲劇化的增長。這也導致了勞工過多的趨勢，造成了工資的下降，但也不一定會降低生活的標準。米爾頓·傅利曼指出這個時代造成的現象不是貧窮人口增加，而是貧窮現象更顯而易見。經濟自由主義者如約翰·洛克、亞當·斯密認為工業社會會自行調整這些問題而無需政府干預。在19世紀，自由民主制國家的投票權都普遍延伸了，而這批新獲得選舉權的公民往往投票支持由政府進行干預來解決那些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識字率和知識散布的增加也導致社會上出現更多各種形式的激進主義者。社會自由主義者要求以法律來取締童工、限制最低工資和工作環境的安全。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則反駁認為這樣的法律是對生命、自由和財產權的不公平要求，更不用說這樣做會妨礙經濟的發展。也因此自由主義內部開始產生爭議。經濟自由主義者強調經濟上的自由，並希望縮小政府的規模。然而社會自由主義者強調的是機會的均等，並希望擴大政府的規模以保護公民免受經濟和自然狀態的困難所產生的後果，他們認為那些問題的嚴重只能由政府來解決。在19世紀中旬社會自由主義因此和古典自由主義分裂，成為自由主義內部第一次意義重大的分裂。到了19世紀末期，自由主義內部的社會自由主義部分開始增長，他們主張為了維護自由，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實現目標所需的基本要件，包括免於遭受剝削的保護、以及受教育的權利。在1911年霍布豪斯出版了《自由主義》一書，總結了新的自由主義，包括由政府介入經濟，以及所有人在交易時應享有平等地位的權利。同時，自由主義中反中央集權的部分依然存在，並且也變的越來越激進，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形式。
1930年代的經濟經濟大恐慌震撼了公眾對於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以及利益動機的信心，使得許多人開始認為無秩序的市場不能產生經濟繁榮和避免貧窮。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憂慮政治的不穩定，以及一些在他們看來是因為貧富不均擴大而造成的對自由的限制。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提出並推行的新政主張應該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來作為保衛個人自由的堡壘，在延續資本主義的同時也需保護公民免於過度的貧窮。一些自由主義者如海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反對這些制度，主張經濟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個別的事件，而由此所造成的政府角色的改變，卻是不正當的。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布連塔諾、約翰·梅納德·凱因斯、約翰·杜威、霍布豪斯敘述政府應該在避免社會主義的同時也對經濟做出一些干涉。這些自由主義者所發展出的理論被稱為現代自由主義，但注意勿與最近出現、中文同譯名的新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排斥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也避免社會主義內的革命成分。約翰·梅納德·凱因斯尤其對全世界的自由主義有著重要影響。英國自由黨尤其受到凱因斯理念的影響，國際自由主義政黨聯盟國際自由聯盟同樣受到極大影響。在美國，受凱因斯主義影響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實行了新政，使得現代自由主義一詞開始與美國自由主義混淆。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包括弗里德里克·海耶克、米爾頓·傅利曼、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則主張經濟大恐慌並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和管制造成的。在傅利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裡，他闡述當時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對銀行的管制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而且，美國聯邦政府限制了貨幣兌換黃金的匯率，起初這種限制導致了大量黃金過剩，但之後這種限制又降的太低導致大量黃金流出美國，傅利曼和海耶克都認為這種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的限制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匯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他以這個論點進一步的主張，美國政府提升稅率的舉動造成了對民眾更大的傷害，接著又印製更多鈔票來償還債務，這些失誤加起來便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的儲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