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看」這句話是誰對大公報記者說的?
毛澤東
耶穌受審、受難的時候，眾門徒非常驚恐。雖然耶穌曾經多次向他們預言自己的受難，但他們並沒有準備好。曾經誇口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的彼得，在別人問他是不是耶穌門徒的時候，居然三次否認，正如耶穌預言。耶穌受難的時候，他的門徒約翰，他的母親馬利亞和其他幾位婦女在場，其他的門徒可能已經逃遁。因為星期五晚上猶太人安息日已經開始，耶穌的屍體被暫時安放於各各他附近的一個墓室，準備安息日後膏抹他的身體。猶太人的安息日過後，第三天當跟隨他的幾位婦女拿香膏，要膏抹他的身體的時候，發現耶穌的身體已經不見了。有天使向她們宣告耶穌已經復活。耶穌的復活日是星期日，日後基督教以每年的這一天為復活節，並以星期日代為安息日---稱為主日。耶穌復活表明了將來所有信他的人也要這樣復活，得享永生。關於復活的意義，聖經這麼說：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三人擬定五項原則：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1926年9月正日，《大公報》復刊號由張季鸞執筆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類刊物和輿論中心。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辭去社長一職。鑑於平津局勢緊張，《大公報》開始向南發展，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1935年至1937年，連載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公開報導共產黨和紅軍。《大公報》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題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並七次再版。抗戰初期，出版了范長江報導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通信集《塞上行》。《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義最為出名。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大公報》是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誕生於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創刊至今已有過百年歷史，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現今的《大公報》親中共政治色彩濃厚。1949年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大公報》在香港出版發行，立場靠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及香港方面，該報也明顯站在中共一方。因此，《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香港經濟導報》，被稱為四大左報之一。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為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屬清末保皇黨。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英斂之主持《大公報》十年，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以敢議論朝政，經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報。中華民國成立後，1916年9月，英斂之將報館售予股東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是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報》後，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號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號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報》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一個整版直排，分上下兩欄，欄之間留一空白，每欄都加了邊框，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第四條規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為社慶日，紀念創辦人吳達銓、胡政之、張季鸞三先生。1944年5月下旬，《大公報》派孔昭愷參加了國統區組織的一個由二十餘人參加的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記者團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當時延安各方面的情況。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宴會，歡迎中外記者團一行。毛澤東曾舉杯對孔昭愷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看。 之後，重慶《大公報》連續九天刊載了孔昭愷撰寫的《西北紀行》。抗戰勝利後，《大公報》著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總攬各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復刊。言論方面，基本上是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對中共，發表《質中共》、指控中共用人體盾牌的《可恥的長春之戰》等社評，受到《新華日報》抨擊，稱其小罵大幫忙，是法西斯幫凶；對國民黨，不滿和抗議其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報》稱王芸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發起三查王芸生運動。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處境尷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轉道台灣飛抵香港，親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發表《和平無望》，宣布改變立場，開始左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