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潮》是哪一個組織創辦的?
浙江同鄉會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到毛澤東晚年，毛自稱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極高。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於1957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秋石在《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中通過走訪親歷者和查閱當年的文獻，認為周海嬰所記多處不確，1957年毛澤東對羅稷南回答應該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魯迅與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著名作家都為留學日本派。1902年2月，21歲的魯迅赴日本，在寫給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說自己要入讀成城學校——日本為留學生開設的一所陸軍士官預備學校。當時凡進成城學校的留學生，均由中國留學生陸軍監督審批，所以魯迅未能進入。只好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入編江南班。魯迅是江南班中第一個剪掉辮子的。魯迅與許壽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浙江同鄉會，會上決定出版的月刊《浙江潮》，成為留日學界宣傳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魯迅從創刊時起，就訂購保存並積極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從德文版翻譯各種歐美小說，還有礦物地質論文等。1903年，魯迅參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學會」。1904年4月，從東京弘文學院畢業，獲得「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文憑。按清政府給予的官費資格，魯迅應該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的採礦冶金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