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詩多用國語實自此始」指的是哪一年?
1282年
陳朝實行科舉制度，以選拔士人到政府任職。在陳太宗時就對科舉制的模式作出多番調整，1232年，開設太學科試，仿照中國宋朝殿試，錄取進士，按成績高低分為三甲。1246年，定「大比進士」，以七年為準。1247年，科舉設立三魁，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並開設儒、釋、道三教科試，優者中甲科，次之中乙科。1256年起，在京都昇龍，及清化、義安兩寨分開考試，高中者，分別被稱為「京狀元」和「寨狀元」。而科舉考試的內容，則是著重經義，不重詞章。陳朝時期，政府致力推廣儒家思想。陳朝政府允許士大夫在國都昇龍設立私學，講授孔、孟之道。在官立學術機構方面，陳朝政府亦相當重視。1253年，陳朝設立國子院，召集國內學者到此，講習《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並在國子院裝設孔子、周公及七十二賢像，定期祭祀。由於陳朝政府透過科舉吸納儒生入仕，儒者便得以在政界活躍。例如儒生出身的學者黎文休，獲陳太宗起用，歷任翰林院侍讀、翰林院學士、兵部尚書，並成為重要史官。陳氏朝廷著重修史的工作。1272年，由時任翰林院學士的黎文休，編成《大越史記》一書。該書的意義，越南史家陳重金指出是「我南國有國史，自此始」。
字喃在陳朝時期，已成為一種基本上具備一定社會交際功能的文字而受到應用。據史籍記載，較早的一次使用是在1282年，瀘江地區因有鱷魚為患，朝廷命刑部尚書阮詮撰寫文章，投入江中，鱷魚便即離去，於是越南的「賦詩多用國語實自此始」。字喃及喃文在陳朝的發展，具有歷史作用，越共學者指出是「體現了我國人民為指高越南語的地位和發展民族文化所作的努力。這是一個在文化領域中的民族精神和獨立意識的新的表現」。越南的史學受中國所影響，於陳朝時，成立了「國史館」，陳太宗又命史官黎文休寫成《大越史記》，該書仿照漢代司馬遷編寫《史記》的方式，在敘述事件後加入「黎文休曰」的評論語。到14世紀後期，史官寫成《越史略》，該書為現存越南最古老的編年史之一。而在蒙越戰爭時投降元軍的越南人黎崱，在1330年代於中國寫成《安南志略》，該書較有系統地，闡述了越南從遠古至陳朝的歷史，以及地理、物產、風俗、制度、中越關係等方面的資料。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蒙古帝國攻滅大理國後，成為越南陳朝鄰國，並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威脅陳朝國防，正如後世越南史家陳重金所分析：「蒙古人兇狠好戰戰，個個善於騎射。軍隊常是騎兵，組織嚴密，隊伍秩序井然，人人善戰。」在13世紀的中晚期，蒙古對陳朝進行三次征伐。第一次爆發於1257年，蒙古派使團到越，要求陳朝臣服，但被陳太宗所拒，還拘留蒙古來使。該年十二月，元軍將領兀良合?攻入越境，向國都昇龍進發，陳太宗親自率兵抵抗。在雙方初交鋒時，蒙古軍佔較大優勢，《安南志略》記載：「國主陳王，遣士卒乘象迎敵。時大帥子阿朮，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驚奔，反蹂，其眾大潰。」陳朝君臣退至天幕江，而蒙古軍攻入昇龍後，找到之前派出的使團人員，其中一人死亡，蒙古軍便悍然屠城。但逗留九日後，蒙古軍因不適應越南的「氣候鬱熱」而北返。陳太宗乘機在東步頭擊退蒙古軍，蒙古軍回程時又被歸化寨人襲擊。1258年，正月，陳朝遺使到蒙古，共定陳朝向蒙古三年一貢的規例，越南遂成為蒙古的朝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