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是誰的主張?
魯迅
魯迅以小說創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作，影響深遠。其後，魯迅連續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魯迅逐漸放棄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創作，轉向雜文寫作。魯迅後期小說結集為《故事新編》。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意義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說往往沒有離奇曲折的劇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層百姓生活為主，注重細節描寫，能在點滴間以白描手法鮮明刻畫人物，並挖掘微妙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底層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艱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後期作品則以借歷史典故映射現實生活，風格從容充裕、幽默灑脫，大異前期。代表作有《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故鄉》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等在中國婦孺皆知。
曾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而入獄的作家牛漢寫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文藝部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編輯李離，幾個友人會面時曾給我們看過這封信。此信後轉請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答覆。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心理學是否為自然科學的範圍，目前也尚存爭議，一般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心理學同時包含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中。自然科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但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尚不包括研究為什麼會存在這些規律。自然科學認為超自然的、隨意的和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是觀察和邏輯推理。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律。假如觀察的現象與規律的預言不同，那麼要麼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麼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律是錯誤的。一個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