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指的是誰?
魯迅
隨著解嚴以來政治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以泛藍與泛綠為首的政黨政治、統一與獨立議題、以及公民社會的形成，臺灣逐漸脫離過往戒嚴時代形塑的大中國史觀，發展出以臺灣為中心的多元文化主義，使得臺灣文化呈現多元並立、兼容並蓄的面貌。臺灣荷蘭統治時期臺灣被稱作「Taivoan」，但明鄭時期捨棄荷治時期使用的「大員」名稱，將臺灣稱為「東都」、「東寧」。納入清朝版圖後，清朝改以「臺灣」設置臺灣府，「臺灣」遂成為此島嶼的稱呼。除此之外，臺灣亦有「寶島」、「鯤島」、「蓬萊」、「福爾摩沙」、「福摩薩」、「高砂」等別稱。臺灣又稱為「福爾摩沙」，源自葡萄牙語「Formosa」，意為「美麗島」。在1544年當時葡萄牙船隻在經過臺灣海面時，水手從海上遠望臺灣，發現臺灣甚為美麗，於是高呼「Ilha Formosa」，葡萄牙語的「Formosa」為「美麗」之意，「Ilha」則為「島嶼」，故翻譯為美麗島。但此說法尚無直接與明確的證據。在1950年代前是歐洲國家對臺灣的主要稱呼。歐洲亦因此曾長期稱臺灣海峽為福爾摩沙海峽。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到毛澤東晚年，毛自稱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極高。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據2001年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但毛澤東曾於1957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因此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對魯迅敢說真話的讚賞。秋石在《追尋歷史的真相——毛澤東與魯迅》一書中通過走訪親歷者和查閱當年的文獻，認為周海嬰所記多處不確，1957年毛澤東對羅稷南回答應該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
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台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薛涌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於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並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於中國人妖魔化、醜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並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