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大恐慌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後來各國依循誰提出的經濟學理論改善情況?
凱因斯
在美國，小羅斯福為了解決經濟大恐慌遺留的高失業率爛攤子，遵循凱因斯的總體經濟學之理念展開一連串的新政計畫。這是美國政府藉由大量支出國家財政換取經濟增長和降低人民失業率的政策。此時期的美國偏向社會主義的型態，符合現代主義追求功能性和集體性。1934年，史達林在蘇俄展開一連串的思想大清洗，創立了史達林主義並以列寧格勒改名為史達林格勒，也豎立起許多標雕像強化自身統治的權力使得人民得以遵從國家與領袖崇拜。在日本，19世紀末的明治維新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天皇重掌實權，並透過神格化和領袖魅力的意識形態，使日本人民開始萌生大東亞帝國的擴張思想。在1905年，日本大敗俄國，更加深了日本開始走向帝國的理念。1937年，日本對中華民國展開了一連串的奇襲，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鳴聲。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歐洲戰場於是開始。各國基於現代主義的保守意識，而採取放任主義，展開幕尼黑會議，犧牲捷克的權利，希望可藉此平息德國的擴張心態。之後納粹德國與蘇俄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在西方戰線展開令人快速的閃電戰，在1940年佔領巴黎征服法國，並在法國南方創立傀儡維希政府。美國基於孤立主義，不參與歐洲戰場，直到發生珍珠港事變之後，同意加入盟軍，並在1944年6月6號，在艾森豪將軍的指揮下，從諾曼第登陸的方式解放法國。 納粹德國受到東西方戰線的夾擊，只在一年之內迅速被打回原形。1945年，希特勒自殺，德國被劃分東西德。同年8月15日，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現代主義是國家遵從理性化反而造成失控的結果。從剛開始各國的放任主義與民族擴張，領袖崇拜等可看出端倪，都是基於集體性利益與自身優越感所導致的悲劇。
經濟學是一門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以及消費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西方語言中的「經濟學」一詞源於古希臘。起初這一領域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但19世紀經濟學家採用簡短的「經濟學」一詞來代表「經濟科學」，這也是為避免被誤解為政治學、數學和倫理學等領域。經濟學注重的是研究經濟行為者在一個經濟體系下的行為，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在現代，經濟學的教材通常將這門領域的研究分為總體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檢視一個社會裡基本層次的行為，包括個體的行為者以及與市場的互動。而總體經濟學則分析整個經濟體和其議題，包括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成長、財政和貨幣政策等。其他的對照還包括了實證經濟學以及規範經濟學、經濟理論與實用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與理性選擇經濟學、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分析也被用在其他各種領域上，主要領域包括了商業、金融、和政府等，但同時也包括了如健康、犯罪、教育、法律、政治、社會架構、宗教、戰爭、和科學等等。到了21世紀初，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領域各方面不斷擴張影響力，使得有些學者諷刺地稱其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蘇格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經濟發展指的不只是一個經濟體裡生產的增加和總體成長，也包括了這些發展對於體制內所帶來的改變，亦即均衡的變動以及新的均衡的達成。經濟發展是一種個體經濟學的概念，並且與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經濟成長可以在沒有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達成，但經濟發展永遠會導致經濟的成長。個體經濟學是以經濟角度研究個體決策者在市場上的行為和市場的形式，這包含了私人、民間、公家等為決策單位，個體經濟學研究這些決策單位如何在市場上進行互動。個體經濟學同時也研究各種市場的結構，完全競爭指的是在一個沒有個別參與者可以透過市場力量單邊設立價格的市場結構，更簡單的說，在完全競爭下每個買賣家都是價格的接受人，他們的買賣行為對於市場的價格不會有影響。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認為不能直接將當前的國家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必須首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因此他主要關心如何將俄羅斯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為了能夠這樣做，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以壓制資產階級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他界定社會主義為「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的文明合作夥伴秩序」，且認為經濟體制必須擴張，直到創造後稀缺的充裕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在國家控制下將帶來俄羅斯經濟發展；而這也成為其核心關心的議題，更曾提出所有公民成為國家聘用的雇員。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為國家主義的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生產與配給嚴格地受到控制。他認為全國各地的所有工人將會自發地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列寧呼籲工人支配生產資料，且提到這並非由工人直接管理自身企業，而是所有企業的經營都在工人國家控制下。這導致列寧思想中出現兩種相互矛盾的主題，一方面廣泛的工人支配，另一方面則是中央集權、等級制度、高壓的國家機器。
1930年代倫敦政經和劍橋兩個學校之間的辯論在經濟學學術界十分著名。兩個學校在學術見解上持續的較量可以追溯到倫敦政經建立之初，當倫敦政經的經濟學教授埃德溫·坎南，與當時頂尖的經濟學家，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阿爾弗萊德·馬歇爾，爭論關於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以及該學科是否應被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爭論同時也涉及到關於經濟學家的角色問題，他們應作為超然的專家還是實際事務的顧問。對於倫敦政經和歷史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理論的應用比經濟學理論本身更具意義。雖然倫敦政經和劍橋的經濟學家們在1920年代曾並肩工作過——比如建立了倫敦劍橋經濟服務，但在1930年代兩間學校對於經濟蕭條的解決方法產生異見，爭論重新開始。倫敦政經的羅賓斯和哈耶克，及劍橋的凱恩斯是這場學術思維爭論的主要人物。爭論擴展到一系列問題，包括當時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通貨緊縮還是需求管理，以及對於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更廣泛的概念等。羅賓斯和哈耶克的觀點基於注重自由貿易和反對干涉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儘管羅賓斯後來承認這一手段在當時的經濟蕭條中提出來是不合時宜的。在當時各主要經濟體不斷增加的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貶值政策下，只有儘早實施近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才能夠實現經濟復甦。凱恩斯和劍橋的政策在1930年後成為了實踐準則。但隨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成長和影響逐漸增大，倫敦政經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開始影響當今的自由經濟體。對於哈耶克觀點的最好評價，就是當今世界不斷增多的國際自由貿易組織，以及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各種國際共識。解決1930年代的大蕭條處理方法並非最佳，這些成果都對於國際社會避免重蹈覆轍而產生了積極作用，這也是當時劍橋的學者所倡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