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之意?
朱允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東昌之戰，朱棣多次瀕臨險境。但是由於朱允炆有「毋使朕有殺叔父名」旨意，中央軍將士懼怕戰後反攻倒算，既不敢傷害朱棣，又難以活捉，只得放任自由；朱棣也恃此特權，單騎殿後，中央軍無可奈何。東昌之戰是靖難以來中央軍的第一場大捷。惠帝朱允炆十分高興，建文三年正月恢復了齊泰、黃子澄的官職，並以東昌大捷告太廟。盛庸軍勢大振，燕軍經此敗，以後再南下，皆由徐沛，不再走山東。朱棣以東昌之敗為恥，與姚道衍商議。道衍強烈支持再次出兵。於是於建文三年二月初九，祭陣亡將士，朱棣脫下袍子燒掉，激勵軍士；二月十六，再次出師。時盛庸駐兵二十萬於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朱棣決定趁其兩軍分隔，先破盛庸。三月二十日，燕軍探知盛庸在夾河駐紮，於是駐紮在距對方四十里的地方。三月廿二，燕軍進兵夾河。盛庸仍結下堅陣，備大量火槍強弩；朱棣利用建文的禁殺之旨，親自率幾個輕騎兵掠過敵陣偵查。盛庸不敢開槍，只得派出自己的騎兵追趕，不了了之。偵查後，朱棣率領一萬騎兵和五千步兵攻擊盛庸軍左翼，不能入。此時燕將譚淵望見已經開戰，於是主動出兵攻打。盛庸部將莊得死戰，會合盛庸軍，斬殺譚淵。朱棣、朱能等則趁南軍調動產生的混亂，趁暮色向南軍後方猛攻，斬殺莊得。盛庸穩住了陣腳，天色已晚，雙方罷兵。此戰殺傷相當，但燕軍損失了大將譚淵。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按地區劃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檜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豳風」、「陳風」和「曹風」，共160篇，又被稱為「十五國風」。《國風》被普遍視為《詩經》中的文學精華部分，後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並稱為「風騷」。從風格上講，《國風》帶有濃烈的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講，《國風》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除個別貴族外大多是民間歌手。
由於朱元璋晚年誅殺了不少良將，導致惠帝手下缺乏將才可用，朝廷只得任命65歲老將耿炳文率兵北上討伐，號稱三十萬人，實際先行率領十三萬人出兵。在臨行時，朱允炆親自告誡：「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耿炳文率軍在八月十三日到達真定，並分兵於河間、鄚州、雄縣，為犄角之勢。在經過觀察後，八月十五日，燕軍趁中秋夜敵軍不備，偷襲雄縣；成功後又利用伏擊擊敗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編剩餘的部隊。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告知朱棣耿炳文的部隊分駐滹沱河兩岸，於是朱棣讓他回去告訴耿炳文「雄縣、鄚州大敗，燕兵將至」，以打擊其士氣，並使耿炳文合兵一處，便於一舉擊潰。耿炳文果然將南岸的兵調過河。八月二十四日，燕軍到達無極縣。從樵夫和中央軍被俘士兵處得知敵情，於是燕軍發動決戰。二十五日，燕軍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時偷襲中央軍，炳文逃回城中後，怒而迎戰。在燕軍主力與耿炳文軍相持時，朱棣親自率軍襲擊其側翼，耿炳文大敗潰逃；朱能帶三十餘騎沖入中央軍陣中，所向披靡，中央軍投降三千多人。中央軍狼狽逃回城中，城池差點失守。部將李堅、甯忠、顧成等被俘；士兵被殺、被俘數萬人。耿炳文率殘部不到十萬人在真定堅守不出，燕軍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軍返回北平。顧成降燕之後，留在北平協助燕世子朱高熾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