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哪一個朝代的時候就有定居在馬來西亞的記錄?
元代
馬來西亞華人的移民史可追溯至漢代，唐、宋時中國和馬來群島已有頻密的商業活動和文化交流，元代時已有中國人在當地定居的明確記載。到了明代，鄭和下西洋時曾多次在馬六甲停留，後來將馬六甲、巨港、泗水等營建成其船隊的大本營。至今馬六甲仍然留有大量與鄭和有關的遺蹟。一些華人因為和當地人通婚，開始在馬六甲定居，漸漸受馬來文化影響，繁衍開來。此時開始，華人開始在馬六甲形成聚落定居，成為組成馬六甲重要的一個民族。明朝衰弱後，這些通婚華人的後裔由於交通不便、滿清閉關政策等因素，開始與祖國關係疏遠。在與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況下，他們逐漸形成一支新的民族——娘惹峇峇。娘惹峇峇的母語也由方言慢慢轉變成夾雜方言以及馬來語的娘惹峇峇語，但依然保留了各種華人的風俗儀式。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而華人大量移民今馬來西亞各地則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始，當時清朝戰敗，中英簽署《北京條約》，清廷容許外國商人招聘漢人出洋工作，充當廉價勞工，由於當時英國殖民者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以開發馬來亞半島，大量的華工從中國輸入到馬來亞半島成為礦工、種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後，華僑南來的數量更是急劇上升。此時到來的華人移民人數已經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娘惹峇峇，所以被早期定居的人稱為「新客」。這時期馬來半島的華人人口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這是因為勞工們的僑鄉意識濃厚，多不打算扶老攜幼來到馬來亞定居，而是希望賺夠錢回到老家故鄉。到了1929年，全球開始經濟大蕭條。此時，華僑婦女開始大量移民馬來亞，男女人口比例結構趨向平衡。二戰後，由於世界進入冷戰時代，英屬馬來亞正值馬共叛亂，移民條例收緊，中國抵馬的移民潮逐漸減少甚至停止。此後，華人參與了馬來亞獨立運動與馬來西亞的建國運動，並在當地繁衍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