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既提供基本協定，也為工會爭議和僱主爭議提供框架，這是於哪個系統中?
歐洲大陸系統
中國中華全國總工會最早產生於辛亥革命前後，五四運動時期得到了發展，北伐戰爭時期空前壯大。目前，中國大陸地區有著大量的工會組織，由社會運作程面普遍看已經名存實亡，工會已經成為企業內部的一個組織部門，並由組織高層進行工會人事任命而非由員工選出，已經沒有相對獨立的組織和行動。大多只是在某些節日進行象徵性的小福利發放及娛樂活動組織，並不能代表廣大員工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國企工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資方利益。這就涉及到一個工會會員資格的問題，這裡尤其要提到高級管理人員是否能成為工會會員的問題，高級管理人員決定的是組織的決策和更廣泛的戰略，而這些政策與戰略則由企業的權力等級中較低級別的管理人員來執行。那麼代表企業的所有者行使管理企業、制定政策、部署戰略權力的處於企業管理高層的白領，不同於一般的低層管理人員及普通雇員，儘管從表面上看他們也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但這個群體的切身利益基於其特殊的職務身份而與僱主密切關聯，是僱主的代表或代理人。當僱主與雇員之間發生衝突時，他們不可能真正站在雇員的立場上為維護雇員的利益而與僱主進行抗爭。馬克思曾經論述過，這些人的勞動具有兩重性，既是管理也是勞動，但這種勞動體現了資本對於剩餘價值的追求，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這種身份，也是與工會的性質不相容的。中國大陸地區的工會立法，對公有制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企業的中方代表是否可以加入工會，都未做規定。因此在實踐中，公有制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外商投資者中方代表加入工會都為引起爭議，因此才會出現剛才所說的國企工會代表資方的利益這樣一種情況。
在其它情況下，工會可能沒有代表工人的合法權利，或權利受到質疑。這可能是因為政治上沒有受到承認，或工會活動或成員犯法，出現暴力和死亡事件。工會可能會參與更加廣大的政治或社會反抗。工會社會運動是由許多工會利用其組織力量來尋求政策和立法權益，扶持成員或工人。同樣，許多國家的工會與政黨有關係。工會也被分為服務模式和組織模式。服務模式關注維護工人權益、提供服務、解決爭端。對應地，組織模式通常囊括全日制工會組織者，他們在勞動領域建立強大的關係網。對抗性運動需要大量工會成員。許多工會融合兩種哲學，模式自身定義也存在爭議。在英國，由於認為工會具有左傾性質，導致右傾保守工會團結聯合會得成立，該工會得到極右英國國家黨的支持。在丹麥，一些新興的出世折扣工會提供最基本的服務，與在丹麥占統治地位、提供全方位服務和組織的工會相對。
工會法因國家的不同而不同，其職能也同樣如此。例如，德國和丹麥工會在管理決定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通過參與董事會來進行共同決定，這與美國工會不同。在美國，集體談判常由工會組織，直接與僱主談判，而在奧地利、丹麥、德國、瑞士，工會常常與僱主協會談判。就歐洲勞動市場管理來說，金和豪爾認定了勞動市場三種獨特的系統，會影響工會扮演的角色：在歐洲大陸系統中，政府在勞動市場監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強大的立法系統關注勞動者的核心權益，既提供基本協定，也為工會爭議和僱主爭議提供框架。這種模式在歐盟主要國家都存在，如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和義大利，並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或是反映了歐洲體制，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歐盟所占的重要地位。這一情況在2004年歐盟接納10個東歐新成員國家後所有改變。在盎格魯-撒克遜系統中，政府對勞動市場的監管相對有限，讓僱主、雇員、工會、僱主協會自己處理問題。然而，在這些國家中，集體協定並不常見；在勞資關係中只有少數部門存在強大的傳統。愛爾蘭和英國屬於這一範疇。在北歐系統中，政府對勞動市場的監管也有所局限，類似盎格魯-撒克遜系統。然而，與盎格魯-撒克遜系統不同，集體協定網絡覆蓋更為廣泛，所涵蓋的部門更多。這一模型包括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丹麥在1973年加入歐盟，芬蘭和瑞典為1995年。
工會可能會組織某一行業的技術工人，或是組織來自各個部門的工人或組織某一行業的所有工人，這些工會常被分為地方工會，以及國家範圍的聯合會。這些聯合會可能有國際關係，如國際工會聯合會，然而，在日本，工會組織因企業工會而有些許不同，如工會隸屬某個特定工廠或公司。這些企業工會加入行業聯合會，成為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的成員。在西歐，專業協會常常履行工會職能。在這些時候，他們可能會為白領或專業工人談判，如醫生、工程師或教師。通常，這樣的工會不參與政治，或是傾向於政治自由，與藍領工會有所區別。一家工會可以獲得法人資格，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在此，工會享有一定的合法權利，最主要的權利是與僱主就工資、勞動時間和其他僱傭合約進行集體談判。如果無法達成共識，就會引發工業行動，爆發罷工或停工，或約束仲裁。在極端例子中，暴力和非法活動都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