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公園為誰所捐出的地?
李福人
1962年2月24日，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臺灣臺北縣南港鎮。蔣中正送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胡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50年代中期，毛澤東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不過魯迅生氣之餘陳西瀅是流氓、林語堂是無賴、周作人是叛徒，所以能多罵一個文人倒也無妨。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如同每種類型的政治思想，在實際上，基督教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政策和重心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裡也有許多差異。基督教民主主義通常屬於社會保守主義，也因此許多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過某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仍會在一定的限制下接受這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會強調他們國家的基督教傳統，並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基督教民主主義將經濟視為是人道的服務，大多數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不會自稱為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照顧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責任。一些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有時也抱持著接近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觀點。近年來，歐洲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逐漸轉向右翼政策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等在內的各種觀點，以道德和基督教教義作為其廣泛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