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這句話是王安石對何人所言?
司馬光
元佑元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同朝的張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記：「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
變法一開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強烈抵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行難度大，又急於求成，地方官員帶牴觸地執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舊黨首領司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元末人倉促修《宋史》，遂謂：「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陣腳不穩。終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首領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變法失敗後，司馬光的行動對他打擊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宋哲宗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的人。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南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南宋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編於南宗的話本小說《坳相公》稱「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宋朝之後官方定論。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清康熙也認定王安石為亡國之臣、千古罪人。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