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指的是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還有一位是?
徐特立
1959年廬山會議上，在會議批判彭德懷時，董必武表示：「我思想覺悟低，沒有看出彭德懷同志反黨。」1959年3月25日，董必武致信毛澤東說：「這次中央全會將討論國家機關負責人選，我去年十月曾函請小平彭真兩同志轉報中央， 請求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再推薦我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候選人……將來在政協安一個沒有實際工作責任的名目就夠了。」毛澤東批示稱：「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見，改換工作。中央已建議董必武同志當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幾位同志的新工作，責任大，榮譽高，名氣也大。」1959年，董必武與宋慶齡一起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此後他不再談論政法事宜，而是談「農村要積極地推廣利用沼氣」之類的話題。在公開發表的詩作中，董必武勉勵妻子何連芝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之不盡保終身」，勉勵兒子「毛選諸篇讀尚勤」。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林彪事件之後，身為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但未經任何法律程序任命。1975年1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務被修憲正式廢除，「中國國家主席存廢之爭」正式告一段落，董必武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董必武的幼子董良翮是一名紅衛兵領導人，曾兩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必武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0歲。董必武逝世後，聯合國秘書長專門發電悼念，稱他為聯合國的創始人之一。
長征到達陝北後，董必武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在延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人被尊稱為「延安五老」。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勝利後，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董必武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必武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1954年9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4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10月18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致信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稱：「黨直接做政權機關的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時，中華民國的《六法全書》早已廢除，但新的法律遲遲未能制定，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董必武表示，政治運動「有副作用，應當以依法治國代替運動治國」。他還說：「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他明確表示：「國家沒有法制，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
佛教宗派或派別指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或組織，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所不可避免地分化出的各種各樣的派別。隨著兩千多年的傳播與發展，由於後人對佛法理解上、闡釋上的不同，以及佛教本身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在教理、教義、教規上作出的主動或被動的調整，佛教思想也不斷發展分化，信奉不同思想的佛教徒也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別。目前的佛教，有三個主要的派別，分別是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乘佛教。這三個大的派別之下，又分成眾多的各種宗派。但這個劃分，將各歷史時期，各地理位置，各教義和修行方式差異帶來的不同的宗派混在一起然後再劃分，帶來了混亂，讓不同概念上的宗派常常被等同混用。比如，雖然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原始佛教」會被等同混用，不加區分。「大乘佛教」、「北傳佛教」、「漢傳佛教」也常常被等同混用。「金剛乘」、「密乘」、「密宗」、「藏傳佛教」也是如此。這種混淆也加深了不必要的宗派之間矛盾。
董必武就任院長後，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赴全國各地調研，制定刑事及民事程序審理規則。但是，1957年10月9日及10月14日，《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兩篇社論稱，「政法戰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最尖銳最集中的部分」，指責當時政法工作「忽視專政傾向和忽視黨的領導」。1957年底，各行業開始「大躍進」，各地人民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審判工作做到「黨委滿意，公安、檢察機關滿意，當事人、群眾滿意」；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機關聯合辦案，三機關首長「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使得三機關相互制約的作用被消除。195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司法工作「躍進」座談會，董必武在會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代表團訪問東歐及蘇聯，8月7日回到北京。在董必武出訪期間，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其中政法小組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羅瑞卿，董必武僅為成員之一。彭真領導的中央政法小組隨即指令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召開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檢查、總結八年來的工作」。 此次會議未點董必武之名，但會議批判的基本觀點多引用董必武的講話，以檢查「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董必武實際上遭到不點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