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說曾國藩一生三變?
歐陽兆熊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功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民國著名的清史學家蕭一山將曾國藩與左宗棠對比：「國藩以謹慎勝，宗棠以豪邁勝。」雲南的蔡鍔將軍對曾氏以愛兵來打造仁義之師的治兵思想推崇備至：「帶兵如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付之一炬。」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如此評價曾：「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他隨後說到「但是他卻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斥責為漢奸劊子手，為了滿清異族統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殺了同胞」。徐評論道「曾國藩雖然並非才華橫溢，但卻是一位堅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間，他與一些宋派理學的首要人物交友，並從他們那裡獲取了對「靜」、「耐」和「約」的領悟，這些信念運用到實際事務中，即意味著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和務實克己。他在日後的生涯中將大大利益於這些品格」。
曾國藩一生篤好學問，作文每日不輟，是名副其實的儒家。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早年講理學；辦理團練軍務時講申韓；後學老莊。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後的部分革命黨人斥為「開就地正法之先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各種政治原因，對曾國藩等封建時期的人物大加斥責。但自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界政治氣氛下降後，對曾國藩的評價日趨活躍，不乏讚譽之聲。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曾國藩已患重病，李揚帆認為「曾國藩實際上死於處理天津教案導致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係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秘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蔣中正和毛澤東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曾說「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博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進懼傾記。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即使在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蔣中正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把《曾胡治兵語錄》當作教導高級將領的教科書，自己又將《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終生拜讀不輟。曾國藩也是心狠手辣之軍事家，曾國荃克安慶時，一日之內屠殺一萬餘名戰俘，其中參雜大量平民，曾國荃怕受到報應，寫信給曾國藩。曾國藩在家書中竟然回應「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亦多所汲取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曾國藩在從政和從戎生涯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轉而比較接受心學。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