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和金國後來對宋朝長江以北地區的威脅，是由於石敬瑭割讓了哪裡?
燕雲十六州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石敬瑭在河東的兵力不足以抵擋後唐的進攻，因此石敬瑭決定求救於契丹。作為條件，他同意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對遼太宗耶律德光稱兒。在這種情況下，耶律德光決定幫助石敬瑭。契丹和石敬瑭的聯軍打敗了後唐，攻入後唐首都洛陽。後唐滅亡，石敬瑭稱帝，國號晉，史稱後晉。移都開封，並按約將16州讓給契丹。這16州是：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蔚、雲、應、寰、朔，並向契丹稱兒皇帝，契丹封其為晉帝。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為遼國和金國後來對宋朝長江以北地區的威脅打開了門戶。後晉建國後一直處於動亂狀態，石敬瑭割地稱兒的做法受到許多人的反對，包括他自己過去的親信。石敬瑭本人到死沒有改變他對契丹依附的政策。但國家內部許多地方發生叛亂，石敬瑭的兩個兒子在這些叛亂中被殺，這些事情都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打擊。為了對付這些叛亂，石敬瑭加劇了懲罰的法律，引入了許多毒刑，同時他對自己的手下人也非常猜忌。
南宋時，還將海外貿易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於朝貢物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餘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抽買。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著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與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對大軍壓境的遼國時屢立奇功。他以理挫敗自傲的遼使，迫使遼使行參拜之禮，後又兩次出使遼國，挫敗遼國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遼、西夏三國的關係，認為遼與西夏強盛的原因是獲得中國的資源與人力而至，並且協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沈括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分，出使遼國交涉劃界事宜，獲成而還。他在出使途中繪記遼國山川險阻及風俗人情，完成《使虜圖抄》，上於朝廷。《宋史》稱：沈括「使契丹。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無以駁其議。」洪皓在南宋危難之時出使金國，被拘15年，但仍不願投降金國。洪皓曾屢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國城的宋徽宗、宋欽宗及在臨安的宋高宗秘密傳遞消息。歸國後，宋高宗稱他「雖蘇武不能過」。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遼與金國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越南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宋朝在京城設置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國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宋代朝貢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表現在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