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包括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等，郭沫若發表在哪裡?
中央日報副刊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於立群入黨。
1926年3月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階。不久赴南昌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蔣介石加封郭沫若為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心理學是否為自然科學的範圍，目前也尚存爭議，一般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心理學同時包含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中。自然科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但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尚不包括研究為什麼會存在這些規律。自然科學認為超自然的、隨意的和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是觀察和邏輯推理。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律。假如觀察的現象與規律的預言不同，那麼要麼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麼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律是錯誤的。一個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