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人士的為誰?
迪安臘斯克
為了對抗軍隊的叛變，由無政府主義主導的農民和勞工們在武裝民兵的支持下攻佔了主要的城市巴塞隆納，以及其他面積廣大的鄉村地區，在鄉村實行集體化。但最後法西斯主義還是在1939年獲勝，無政府主義者在與史達林主義者的鬥爭中也節節敗退。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階層往往陷入混亂和分裂，一些成員參與政府導致極大爭議。史達林主義的軍隊也迫害反對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自從1970年代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又開始與新崛起的新法西斯主義團體鬥爭。在德國和英國，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與激進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團體合作，一起對抗法西斯主義。他們主張直接以自身的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戰鬥，而不是依賴政府採取行動。自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產生類似的傾向。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產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1955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胡適先生住在美國，他搜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批註。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認為不能直接將當前的國家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必須首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因此他主要關心如何將俄羅斯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為了能夠這樣做，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以壓制資產階級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他界定社會主義為「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的文明合作夥伴秩序」，且認為經濟體制必須擴張，直到創造後稀缺的充裕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在國家控制下將帶來俄羅斯經濟發展；而這也成為其核心關心的議題，更曾提出所有公民成為國家聘用的雇員。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為國家主義的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生產與配給嚴格地受到控制。他認為全國各地的所有工人將會自發地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列寧呼籲工人支配生產資料，且提到這並非由工人直接管理自身企業，而是所有企業的經營都在工人國家控制下。這導致列寧思想中出現兩種相互矛盾的主題，一方面廣泛的工人支配，另一方面則是中央集權、等級制度、高壓的國家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