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資源由於哪個原因而導致未能趕及實際需求?
人口不斷膨脹
姬達卸任廉政專員後，麥理浩在1978年7月委任了資深殖民地官員陸鼎堂接掌，設法重新整理廉政公署肅貪倡廉的形象，以及改善警廉關係。同年12月，麥理浩設立獨立運作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受理公眾有關廉政公署在行政方面的投訴，對廉政公署作出監察。此外，廉政公署還繼續追緝在逃人士和凍吉他們涉及貪污的資產，使他們不能夠返回香港和動用被凍結的資產。在眾多在逃人士當中，較知名的包括涉及賄款數以億計的呂樂、韓森、藍剛和顏雄探長等，以及香港藝人曾志偉的父親──前總警長曾啟榮等。廉政公署成立後，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廉政公署多年來致力打擊貪污，在警廉衝突後繼續扮演肅貪倡廉的角色，先後偵破了黎民祐貪污案、油麻地果欄案、香港電話職員貪污案、中華汽車有限公司員工盜竊硬幣和行賄等的大型案件，使香港成為國際透明組織認定最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之一，亦有仿傚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反貪污部門，例如：中華民國法務部廉政署、韓國國家清廉委員會、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廉政公署及模里西斯廉政公署等。香港回歸後，廉政專員成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必須由香港行政長官提名，報請國務院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7條訂明廉政公署獨立運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在雷厲風行的行動下，廉政公署於成立首10個月，所接獲涉及貪污的投訴多達5,958宗，而且又針對油麻地果欄案等多宗涉及警隊的貪污個案展開調查，大量警務人員受到牽連或者被邀請協助調查。廉政公署的調查行動對警隊構成沉重的壓力，不少警察索性提早退休，當中有一部份移民到如中華民國等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國家，以逃避日後的追查，個別警務人員甚至因為畏罪或者擔心被廉政公署查問而自殺，引起警隊內對廉署調查手法和作風的不滿。1977年10月28日，數千名警務人員及家屬到香港警察總部操場集會，宣洩對廉政公署的不滿，以及要求警務處處長施禮榮主持公道，向香港總督加以反映。集會過後，數十名警務人員走到廉政公署位於金鐘夏慤道和記大廈的執行處總部大肆搗亂，又毆傷了約5名廉政公署人員。事件被形容為警廉衝突，英文輿論更指出事件是警察叛亂，一度引起公眾擔心香港治安會否出現動盪。警廉衝突發生後，廉署內部主張繼續原有的調查工作，外間也有意見認為，如果香港總督本人是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大有可能拒不退讓，甚至召喚駐港英軍維持局勢。
個體經濟學，有時被稱為價格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經濟體系中最基本單元的經濟行爲。個體經濟學重視需求與供給，如何影響個人，達成交易，並形成市場中的均衡價格。另外，自從愛德華·張伯倫和瓊·羅賓遜發展的市場結構理論、一般廠商的生產決策、進行消費決策的消費者行爲等亦跟傳統的供給需求理論，綜合成個體經濟學的核心課題。個體經濟學關注人們的決定和行爲影響物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誰負責決定價格，或者反過來，價格怎樣決定物品和服務的供給量和需求量。個體經濟學可說是相對於總體經濟學，後者關注經濟活動的總體，研究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失業。個體經濟學也探討政府政策造成對整體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特別是盧卡斯批判的興起之下，大部分宏觀經濟理論建立起本身的「微觀基礎」—即是一些根據微觀經濟理論而作出的基本假設。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香港經濟發展迅速。面對這些轉變，港英政府既要專注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亦積極為香港市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但是，香港社會的資源因為人口不斷膨脹而未能夠趕及實際需求，從而助長了貪污的歪風。為了維持生計及儘早獲取公共服務，普羅大眾均被習慣賄賂作為途徑，並且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比較具體的例子包括消防人員先收錢才開水喉滅火、救護人員先索取「茶錢」才接送病人到醫院、病人在醫院內要給工人打賞，才可以獲得合理的服侍，此外，一般公共服務，例如輪候公營房屋和申請入讀官立學校等，也得要賄賂負責的公職及相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