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什麼時候法國大革命引起的爭議都尚未消退？
二十世紀末
在西方世界民主國家，「保守派」和「右派」兩詞經常是可以互換的，幾乎成了同義詞。雖然這並非完全正確，但兩者的確重疊性極高。同樣的兩者所反對的事物也幾乎一樣：左派。而在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上，保守派和右派通常都支持自由市場—儘管這在歐洲比較少見。而在道德和倫理的議題上—例如對於墮胎的反對—也經常都是那些被稱為保守派和右派的人士。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支持穩定、逐步的改革而非激進的改變。許多保守派也反對那些排外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然而這些人通常也被歸類為政治的右派，這就如同許多自由主義者也反對左派的共產主義思想一般。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的政策也經常會和那些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保守派產生衝突。受到了早期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如埃德蒙·伯克和大衛·休謨的影響，一些保守主義者也反對軍事的干預主義，伯克認為帝國主義是與保守主義的傳統完全衝突的，因為帝國主義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殖民社會。不過，一些支持神權政治、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人也常被稱為保守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也常被歸類為保守派，有時候一些「正統的」保守派也會與這些人聯合。英國保守黨便是大英帝國概念的強烈支持者。「正統的」保守派與那些被稱為極右派的人士之間的重疊程度通常是取決於一些政治上的禁忌，而非相當嚴謹的意識形態差異。在歐洲的議會制度下，保守派通常會與中立派甚至是左派相結盟，而非仇外而又民粹主義的極右派，雖然許多批評者也認為保守派採取了極右派的理念。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法國大革命對歐洲、歐洲各國及新大陸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在奧托·丹恩和約翰·丁溫蒂的一份總結報告中，指出「一直以來，歐洲歷史被認為幾乎是渾渾噩噩、平淡無奇的，法國大革命給予它很大的刺激，使其現代民族主義得以迅速崛起。」。在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的民族主義得以發展起來並影響深遠。例如，拿破崙憑藉對外戰爭成為民族英雄的象徵，間接使得他的侄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以壓倒性優勢當選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大革命在法國的影響是巨大的，一些改變被廣泛接受而另外一些則引起很大的爭議並持續到二十世紀末。在革命之前，人們沒有什麼權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國王的權力十分集中，大多數的貴族極力維持當時的「凡爾賽體系」。
法國大革命是一段法國社會激進與政治動盪的時期，對於法國歷史以及全歐洲都留下深刻廣泛影響。法國政治體制在大革命期間發生史詩式轉變：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絕對君主制與封建制度在三年內土崩瓦解，過去的封建、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左翼政治團體、平民和鄉村農民的衝擊，傳統君主制的階層觀念、貴族以及天主教會統治制度被自由、平等、博愛等新原則推翻。整個歐洲的皇室因而心生恐懼，因此在1814年發起反法討伐，並成功恢復君主制，但很多重大改革已成永久。革命導致各界對立，特別是共和派和保皇派在往後長達二百年的政治對立。面對財政危機，越來越多的法國平民被國王路易十六強加稅賦，以及教士貴族之輩的壓榨激怒。這種不滿與蓬勃發展的啟蒙思想所結合，助長激進的情緒，終於使得法國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級會議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