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種人將大部份時間投入工作，以致於沒有餘暇進行休閒?
工作狂
2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要李宗仁使者劉仲華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蔣反美，接受八項和平條件誠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2月5日，中共中央在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之覆電中指出，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在有利於人民事業的一方面，仿照北平辦法解決京、滬、漢等處問題，我們即會以對待傅的態度對待他們」；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組織由顏惠慶任團長之「人民和平代表團」六人，準備赴北平洽商和平。2月9日，李宗仁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孫科率領行政院從南京遷往廣州。2月17日，李宗仁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2月20日，李宗仁「飛往廣州」。2月21日，李宗仁「復飛桂林」。2月22日，李宗仁在廣州談話，如解放軍強行渡江，只有打到底。2月25日，李宗仁返回南京，立即準備換行政院長，強何應欽「繼任」。李宗仁希望和談必須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絕對不能強迫接受不體面條件；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不能全接受所謂八條，只同在兩政府共存條件下討論八條。孫科最後同意返回南京。2月28日，孫科抵達南京。孫科向李提出請辭。
為打擊此等行為及杜絕水貨客聯群結隊聚集點貨行為，港鐵已經依照前區局議員程張迎和觀塘區議員施能熊之建議，鎖定於起於上水站採取出入閘分流措施，在一號月台的第二至四卡位置設置圍欄，分隔上下車之人流，並且於羅湖站由活板閘機更換為九鐵和地鐵早期使用之轉棍閘機。港鐵公司配合鐵路警區、邊界警區之行動對長期逗留月台之水貨客採取屢勸不聽後處之以罰款港幣兩千元。同時港鐵在車站加派職員在入閘機前監視，並聘請了廉政、申訴專員公署和紀律部隊退休員工成立逃票罪行防治組，而加強執法以來港鐵錄得了更頻密的職員執勤時遇襲數字由於北行列車有兩個總站，羅湖站及落馬洲站。落馬洲的班次佔全綫的三分之一，但較少人乘搭。羅湖班次被分薄，導致每班列車更多人。九龍塘站、沙田站、上水站較繁忙的車站，過境乘客經常擠進車廂，令部份往羅湖站的車廂過於擠迫。上午繁忙時間南行方向由於沒有直通車，加上班次較下午繁忙時間為多，所以車廂擠迫情況尚可接受。下午繁忙時間受到直通車影響及班次較上午繁忙時間為少，而直通車多數不準時開出，令紅磡站北行列車遲上加遲開出，部份班次相距達七分鐘，再下一班車則可以只相距兩分鐘，形成拖卡。再加上部份乘客衝門，以致列車車門往往要關上三次甚至更多才成功，令隨後列車延遲到達，尾隨列車不能載上全部乘客，特別是九龍塘站。
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被稱為劃界問題。例如，精神分析應該被認為是科學嗎？所謂的「創世科學」、膨脹的多重宇宙假說、宏觀經濟學是科學嗎？卡爾·波普爾稱這是科學哲學中的核心問題。然而，對於該問題，沒有一種統一的說法贏得了哲學家普遍的接受，有些人甚至認為此問題無法解決或沒有意義。早期，邏輯實證主義者嘗試將科學建立在觀測之上；相應的，非科學則是非觀測的，因此毫無意義。波普爾認為，科學的核心屬性是可證偽性。也就是說，每一個真正科學的說法是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偽裝成科學，試圖得到本來沒有能夠實現的合法性，這樣的一個領域，就被稱為偽科學、邊緣科學，或垃圾科學。物理學家理察·費曼提出了「草包族科學」一詞：研究人員認為他們正在做科學，因為他們的活動具有科學的外表；但實際上他們缺乏「那種徹底的誠實」，讓他們的成果進行嚴格的評估。各類商業廣告宣傳，從炒作到欺詐，都可能屬於這些類別。
餘暇，又稱寬暇、空閒、閒暇、休閒、自由時間，意指花費在基本維生活動，以及花費在工作、家務、企業、商業活動及教育之外的時間。對於餘暇的態度，隨著文化與生活型態不同，在各個地區有極大的差異。餘暇與工作之間的分界，可能不太明顯，特別是針對某些需要長期投入的工作。在餘暇時進行的活動，通常稱為休閒或消遣。將大部份時間投入工作，以致於沒有餘暇進行休閒，這種人通常被稱為工作狂。對於餘暇活動的研究，稱為休閒研究。不同的社會及文化中，對餘暇的態度有很大不同。人類學家發現，在狩獵採集社會中，餘暇時間的比例比農業社會及工業社會高。在發現美洲時，到達北美洲的歐洲殖民者，常批評休休尼人及大盆地原住民部落極度懶散，成為一種偏見。此外，因為婦女被認為應該負擔家務工作，一般來說，男性享有的餘暇，多於女性。現代餘暇觀念，起源於19世紀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發展出來。情境主義國際曾提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餘暇只是一種刻意製造的社會幻覺，因為餘暇時間很少是可以被自由支配的；透過經濟及社會壓力，餘暇被當成一種商品，強迫個人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