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是哪一個時期的台灣作家?
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張我軍曾在《台灣民報》介紹胡適、陳獨秀的文學理念，以及刊載魯迅的文學作品。日本的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他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另一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有不同的意見，他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張我軍在文學創作確實有受魯迅文學的影響，其年輕時代所寫的「隨感錄」系列文章，無論是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他還認為：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曾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而入獄的作家牛漢寫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文藝部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編輯李離，幾個友人會面時曾給我們看過這封信。此信後轉請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答覆。郭沫若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不過，近年台灣也有推動魯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魯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說：「中國自有新文學以來，魯迅當然是引起最多爭議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詮釋魯迅的某一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也早已不下百餘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還原歷史的真貌，讓魯迅作品自己說話」。的確，魯迅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面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介石告密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在他1962年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托馬斯·庫恩對邏輯實證主義給出了精闢的反對。他認為，觀察和評價的過程，都是在一個範式之內發生的；所謂「範式」，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個邏輯自洽的「肖像」，並與從它的框架出發所做的觀察一致。範式也包含某個科學學科的定義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操作。他描述了觀察和「謎題解決」的過程，此過程在一個範式內發生，他稱之為「正常的科學」。他還解釋了一個範式如何能壓倒另一個範例，這一過程他稱之為「範式轉變」。庫恩認為，不可能把被測試的假設從觀測所基於的理論的影響隔離開來；他論證道，不可能獨立評估互相競爭的範式。不止一個邏輯合理的結構可以描繪出一個可用的這個世界的畫像，但沒有共同的基礎，使得坑對坑，理論對理論。兩者都不能作為判斷對方的標準，所以沒有明確的方法來衡量科學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