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指的是哪一場改革?
自強運動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1861年，咸豐帝崩，其六歲之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咸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后獲得實權。被稱為洋務派的奕訢與部分漢臣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並且鑒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隨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係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新式教育，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等先進工業國家，培育出唐紹儀與詹天佑等人才。開設礦業、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兵工廠等製造工廠與兵工廠，同時也建立新式陸軍與北洋艦隊等海軍。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其間太平天國於1864年滅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中捻軍埋伏後全殲，賴洋務派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西、東捻，捻亂到1868年為止。1862年至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平定新疆回亂，並收回伊犁。雲南回變也於1867年由馬如龍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殺而止。西方各國的租借地也將西方思想帶入中國，推動中國革命與民主制度的發展。1874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載湉為帝，即光緒帝。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當時有才華的傳教士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當中《四庫全書》收錄了24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康熙帝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四庫全書總目》以及乾隆帝亦對西方技術作出較高的評價：「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中國近代化革新。此時學者如龔自珍、魏源與康有為等人繼承章學誠的說法，並進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龔自珍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康有為與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他們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先後推動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這一波改革風潮最後引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
禮儀/人類學用法認為神話是一種匿名創作的敘事，它提供了世界為何是現在這樣及人們為何如此行事的解釋，它是將自然變為文化的一種重要的手段，是人類嘗試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解釋，故有其當中的文化意涵。在文學理論中，神話是某種永恆的人類真理的故事或象徵，這種永恆真理通常屬於道德的或美學的範疇，這種象徵或原型具有跨文化的意義。宗教與文學有極其相似的社會功能，就是把這種永恆的真理的價值觀透過故事的形式傳遞。符號學對神話的理解有別以上兩種用法，它是指一系列連接而不相合的相關概念，某種文化中的成員靠著這種概念才能理解某些對人類重要的主題，神話在無意識與主體間性的狀態運作，使文化自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