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後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是由哪一方所發起的救助工作？
士人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由於晚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已經沒落，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兩宋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
心理學是否為自然科學的範圍，目前也尚存爭議，一般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心理學同時包含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中。自然科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但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尚不包括研究為什麼會存在這些規律。自然科學認為超自然的、隨意的和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是觀察和邏輯推理。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律。假如觀察的現象與規律的預言不同，那麼要麼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麼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律是錯誤的。一個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