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烈德·查爾斯·金賽的研究中，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哪一種性傾向?
雙性戀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心理學是否為自然科學的範圍，目前也尚存爭議，一般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心理學同時包含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中。自然科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但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尚不包括研究為什麼會存在這些規律。自然科學認為超自然的、隨意的和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是觀察和邏輯推理。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律。假如觀察的現象與規律的預言不同，那麼要麼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麼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律是錯誤的。一個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
今天很多的西方社會把「性取向」認為是一個一元化的和真實的事物。在過去三十年間，一些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指出，它實際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事物組成的，包括具體的性慾望的對象以及型滿足的形式。一些學者則認為「性取向」和具體的性取向是歷史和社會的結構。1976年，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提出，同性戀的概念在18世紀是不存在的，人們認為的「雞姦」是一種罪惡通常會被忽略有時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他更進一步指出，只是到了19世紀，「同性戀」才開始作為一個正在浮現的科學的參與者以及文學上尋找對不同形式性「變態」的定義和分析的形象開始出現。最後，他指出正是這個正在形成的討論使得一些人宣稱同性戀是符合自然的，並因此為「性取向」正名。米歇爾·福柯對西方性特徵的觀點導致了其他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拋棄了對19世紀關於不同形式性行為和性取向的分類的計劃，而轉移到一個新的研究「什麼是性特徵？」以及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人如何了解他們的身體和欲望？例如，他們爭辯到著名的一些美拉尼西亞案例，在他們的社會中成年男子和青春期前以及青春期的男性從事的口交行為與在美國和歐洲男性間從事類似的行為不是可比的，美拉尼西亞的人不能理解或用言語表達他們這種行為是性渴望或性行為，因此這反映了一個十分不同的關於性、性特徵和性別的社會文化。一些歷史學家也對所謂的古希臘的同性戀做出類似的論斷：出現在現代西方社會的同性戀現行也許會被古希臘人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有兩種不同的理論：一個聲稱人類的性特徵是極其可塑的，對身體和性的具體觀念是社會結構的。另一個觀點是基礎人類學對文明相對性的聲明：人類的行為應該根據具體的文化環境加以解釋，在一個文明中的解釋用於描述另外一個文明的事件和信仰是不合適的。一些反對福柯關於西方性特徵具體論證的現代學者也來時接受了那些基本的理論和方法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人類本性的著名的特徵化「多態的不正當性」，意味著或者是事實上任何對象都可以成為性慾滿足的源泉或者是像嬰兒那樣對性慾的滿足漠不關心。弗洛伊德認為，當一個嬰兒長大後，性慾滿足的對象開始變得清晰和有限。人類學家觀察到，世界上很多人，包括在相同文化中成長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取向對象。然而，很多學者認為，在任意一個給定的社會，被認為是合適的欲望的對象通常是受到控制和有限的。此外，一些文化傳統主張人們應該只有一種類型的欲望對象。根據由阿爾弗烈德·查爾斯·金賽做的兩份具有爭議性的研究《男性性行為》和《女性性行為》，當被問及對自己從一個連續的從絕對異性戀到絕對同性戀的性譜中為自己的評分以及對他們行為的綜合分析後表明，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是雙性戀的，也就是說，很多人對兩性都有好感，但是通常是偏向其中一方。根據金賽的報告，只有少數一些人可以認為是完全的同性戀和異性戀。相反的，只有更少的一些人可以被認為是完全的「雙性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