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幫助人們了解自然規範生產的工具理性，另一類是?
幫助人們擺脫蒙昧與恐懼的人文理性
禮儀/人類學用法認為神話是一種匿名創作的敘事，它提供了世界為何是現在這樣及人們為何如此行事的解釋，它是將自然變為文化的一種重要的手段，是人類嘗試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解釋，故有其當中的文化意涵。在文學理論中，神話是某種永恆的人類真理的故事或象徵，這種永恆真理通常屬於道德的或美學的範疇，這種象徵或原型具有跨文化的意義。宗教與文學有極其相似的社會功能，就是把這種永恆的真理的價值觀透過故事的形式傳遞。符號學對神話的理解有別以上兩種用法，它是指一系列連接而不相合的相關概念，某種文化中的成員靠著這種概念才能理解某些對人類重要的主題，神話在無意識與主體間性的狀態運作，使文化自然化。
自然神論是17到18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出現的一個哲學觀點，主要是回應牛頓力學對傳統神學世界觀的衝擊。這個思想認為雖然上帝創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規則，但是在此之後上帝並不再對這個世界的發展產生影響，與婆羅門教對梵天的解釋相仿。這裡的自然神論主要是指具有閃米特一神教背景，並受其影響的西方唯一神教派自然神論者的觀點，而不是具有多神教背景的自然神論者等的觀點如泛自然神論。自然神論者推崇理性原則，把上帝解釋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學理論，又稱理性神論。由17世紀英國思想家赫爾伯特始創，著名代表有托蘭德、哈特利、普里斯特利、約翰·洛克、艾薩克·牛頓等人，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也都是具有一定唯物主義傾向的自然神論者。自然神論反對蒙昧主義和神秘主義，否定迷信和各種違反自然規律的「奇蹟」；認為上帝不過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創世之後就不再干預世界事務，而讓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規律存在和發展下去；主張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啟宗教。
信義宗認為不僅教會，國家、政府，都是上帝所設。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認為基督徒因為良心的原故，要順服管轄他們的政府，除非政府命令他們不順從上帝。同時，信義宗主張政教分工，相信上帝給予教會及國家不同的責任。教會的責任是呼召罪人悔改，宣布赦罪，和鼓勵信徒能過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 國家的責任是：維持良好的秩序及和平，懲罰犯錯的人和安排一切社會大小事務讓一個國家的公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信義宗相信國家、政府是藉著法律及賞罰去達致她被委派的責任。這些法律及其中的賞罰是在理性思維的亮光下設立及執行的。理性思維的亮光包括對上帝、律法的明明可知的知識和良心。信義宗相信只有教會及國家各自在上帝給予的特定範圍中運作，及使用上帝交託的工具的情況下，才會有合宜的政教關係。當國家執行其責任時，教會不應行使其公民權利或加以阻礙。信義宗認為政府不應成為福音的使者，或阻礙教會傳福音的使命。教會不應企圖使用社會的公民法及武力去引領人歸信基督。國家不應尋求以福音作為治理的工具。另一方面，只要教會及國家保留在其特定的範圍內和使用交託給她們的工具，她們可以互相合作。
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率先指出，在啟蒙時代初期，理性就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幫助人們擺脫蒙昧與恐懼的人文理性；另一類是幫助人們了解自然規範生產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是和諧統一的。然而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科技理性逐漸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並在與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風，人文理性中的自由與人權漸漸被科技理性所主導的標準化、統一性、整體性所侵蝕，這樣人所創造出的科學技術反過來控制了人的思想行為與文化生活，人們不得不以內在的精神沉淪去換取外在物質利益的豐厚，人異化了。面對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衍生出了兩種思潮，一個是馬爾庫塞所倡導的，矛頭指向工業文化與科技進步的左翼激進革命，它以徹底地破壞工業生產和科技進步為主旨進而逼迫資本主義露出殘暴的嘴臉；另一個是福柯等的後結構主義思潮，這實際上是右翼新保守主義的開端，它倡導一種溫和的範式轉換並改變文化中的語言結構以抵消霸權與壟斷。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認作是後現代哲學期待的源初設想。在電影中，它被賦予至少三個使命：一是反映人的異化，即工業文明對人的自由精神的蠶食；二是諷刺左派激進行為的浪漫與不實際並引導觀眾進行反思；三是以拒絕整體性、同一性為前提，對電影的傳統模式、規範、語言和結構進行轉換性嘗試來離散電影的中心話語權利，使觀眾的主觀精神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