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提出推舉光緒為共和國首任總統，是為了調和康有為和誰的矛盾?
孫中山
宣統退位後，孫中山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袁世凱選為臨時大總統，袁加緊拉攏梁啟超，請梁參照美、法等國制度，撰寫共和方案，以裝點門面。梁啟超深知美式民主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米已成炊，只好順應歷史潮流，力爭建立真正的立憲政體、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當孫、袁進行權力交接之時，梁啟超發表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對辛亥革命的意義作出充分肯定並提出一個共和政治的方案。方案有利於文人執政，限制總統的獨裁，防止各省獨立與分裂。梁啟超對革命動亂的預言及理論分析，也是革命共和派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因此，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革命派及原立憲派絕大多數人的贊成，成為共和政治的指導原則，從而贏得革命共和派上層的普遍好感。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張，使袁世凱暗自叫好，孫中山亦對方案由衷地歡迎，是年秋，袁世凱派使請梁歸國。
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康有為提出舉兵勤王計畫得到梁啟超、孫中山合作與支持，康試圖通過此舉令光緒執政，但孫想建立共和。孫中山堅持推翻滿清，試圖說服李鴻章據兩廣宣布獨立，進行和平改革。梁啟超為了調和康、孫二人矛盾，提出推舉光緒為共和國首任總統，以求兩者兼全。光緒二十五年冬，梁啟超的學生唐才常、林錫圭等人從日本歸國。翌年春在上海成立自立會，接受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指導，聯絡哥老會與農民入會。梁啟超將會黨口號「扶清滅洋」改為「救國自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唐才常籌劃中國議會在上海愚園成立，推選容閎出任議長。為執行合作勤王計畫，梁啟超自任總指揮，唐才常策劃自立軍定於七月十五起兵。七月廿六，梁啟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為的軍餉，推遲於七月廿九起兵，對康有為極為不滿。但秦力山、沈藎不知起兵日期推遲，仍於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張之洞於七月廿七破獲自立軍在漢口英租界的總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領，8月23日於武昌滋陽湖畔處決。起義完全失敗，梁啟超留上海十天，南下香港前往新加坡。梁認為康有為故意不發軍餉造成，因此去檳榔嶼找康對質，遭到康的駁斥，指責梁與孫中山合作是叛逆行為；在檀香山談情說愛，無心募款；擅作主張分散兵力，導致勤王事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