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將我從冷漠中喚醒的人……」這段話是誰寫的?
笛卡兒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1606或1607年，笛卡兒進入位於拉弗萊什的耶穌會的皇家大亨利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學習到了數學和物理學，包括伽利略的工作。1616年12月畢業後，他遵從他父親希望他成為律師的願望，進入普瓦捷大學學習法律，並獲得業士學位和文憑。畢業後笛卡兒一直對職業選擇不定，又決心遊歷歐洲各地，專心尋求「世界這本大書」中的智慧。1618年，笛卡兒加入荷蘭的拿騷的毛里茨的軍隊。但是荷蘭和西班牙之間簽訂了停戰協定，於是笛卡兒利用這段空閒時間學習數學。在笛卡兒的時代，拉丁文是學者的語言。他也如當時的習慣，在他的著作上簽上他的拉丁化的名字——Renatus Cartesius。正因為如此，由他首創的笛卡兒坐標系也稱卡提修坐標系。笛卡兒對結合數學與物理學的興趣，是在荷蘭當兵期間產生的。1618年11月10日，他偶然在路旁公告欄上，看到用佛萊芒語提出的數學問題徵答。這引起了他的興趣，並且讓身旁的人，將他不懂的佛萊芒語翻譯成拉丁語。這位身旁的人就是大他八歲的以撒·貝克曼。貝克曼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有很高造詣，很快成為了他的導師。 4個月後，他寫信給貝克曼：「你是將我從冷漠中喚醒的人……」，並且告訴他，自己在數學上有了4個重大發現。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中央安排彭德懷工作的同時，專案審查委員會搞出了《彭德懷反黨問題審查報告》第五稿，認定「彭德懷和黃克誠這些人是反革命、階級敵人」；黃克誠隨即被安排在山西省擔任副省長。1965年9月23日，被毛澤東請到中南海談話，毛對其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並對在場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稱「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彭德懷最終被派往四川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一職。1965年11月10日，彭德懷離開北京前一周左右的時間，毛澤東正式批准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示意全國報刊轉載。12月21日，毛澤東公開出面講話，進一步點透了他發動這場大批判的關鍵意義。他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還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