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在元朝為甚麼得以壯大?
因丘處機獲得可汗的尊信
藏傳佛教在元朝皇帝的推崇下，在社會與政治上均有極高的地位。諸位元朝皇帝均受藏傳佛教的戒律，藏傳佛教也逐漸推廣到蒙古各部。然而皇室用於佛事之錢要占國家財政支出一半，寺院也擁有龐大的產業，部分喇嘛也驕縱不法，危害社會。例如元世祖時，江南佛教總統喇嘛楊璉真珈喜好掘墓，曾挖掘宋朝諸陵與諸大臣墳墓百餘所；包庇平民不輸租賦者，達兩萬三千戶，其餘如奪人產業，姦污婦女等類之事，更為常見。道教自宋朝即十分興盛，金朝與南宋時期即有全真教、太一教與大道教三派。全真教由王哲創立，主張修孝僅存一之德，然後學道。成吉思汗於西征時邀清全真教道士丘處機西行中亞，十分禮遇他，並且他掌管天下道教。丘處機後來與其弟子李志常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大道教主張苦節危行，不妄取於人，不苟奢於自，從創教教主劉德仁五傳至酈希誠，被蒙哥冊封為太玄真人，掌管教務。太一教以傳授太一三元法籙之術為主，從創教教主蕭抱珍五傳至李居壽時，元世祖興建太一宮，並讓他居之，獲得太一掌教宗師印。然而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元世祖曾命燒去一些「捏合不實」的道經如《老子化胡經》等，然而仍然冊封各派宗師以安撫之。
全真道也稱全真教，中國道教的重要派別，於金代由王重陽於山東寧海所創。元代，張紫陽一系所創立以內丹修煉為主的金丹派依附全真教，自稱南宗，把王重陽這支則稱為北宗。金丹派其五位祖師，也被稱為南五祖。金朝的武官王重陽醉心於鍾離權、呂洞賓的思想，1160年開始自行結庵修道，1167年在山東寧海開創了全真派。王重陽仙遊羽化後，弟子七真等人接任掌門。全真教由於地處金國當時的國境之內，所以在劉處玄、丘處機和王處一掌門時，都承認金國的政權。王處一更曾應金世宗的邀請進宮講授道學。另一方面，蒙古可汗成吉思汗西征時，邀請丘處機前往西域與他會面，詢問治國和養生的方法，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減少殺戮、清心寡欲等為回應。成吉思汗稱丘處機為「神仙」。因丘處機獲得可汗的尊信，使全真教在元朝得以壯大。到了李志常後期，由於元朝忽必烈偏信佛教，全真教受到嚴重打擊，全真教刊行《老子化胡經》，說佛教是老子出西域，化身為佛所創，1257年，全真教道士與佛教僧侶在忽必烈面前辯論，道士敗北，忽必烈下令把《老子化胡經》連同刻版一起焚毀。造成了全真教的一度低落。到元成宗時才重新正常發展。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的存在來讓我們得到這個概念。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藉由不斷的懷疑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即它們的數學特性，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和外在世界，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占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心理學是否為自然科學的範圍，目前也尚存爭議，一般較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心理學同時包含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中。自然科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尋找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但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尚不包括研究為什麼會存在這些規律。自然科學認為超自然的、隨意的和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兩個支柱是觀察和邏輯推理。由對自然的觀察和邏輯推理自然科學可以引導出大自然中的規律。假如觀察的現象與規律的預言不同，那麼要麼是因為觀察中有錯誤，要麼是因為至此為止被認為是正確的規律是錯誤的。一個超自然因素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