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而這剛好和誰的理念不謀而合?
毛澤東
許多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包含民主這一要件，也因此認為「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名稱是不必要的。事實上這一名稱並不一定意味著其他形式的社會主義都是缺乏民主的。無論如何，這一名稱被廣泛用於對比蘇式社會主義或其他被社會主義者認為具有獨裁成分的意識形態。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同義詞，但到了後來，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了一個不斷「右化」的概念，大多變成了較偏向中間立場並支持大體上的資本主義體制，僅主張部分的社會改革，以邁向更為公平和人道的社會。而民主社會主義則更左傾，主張完全的社會主義體制，經由在資本主義體制裡進行徹底改革、或是透過直接革命的方式達成。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裡也有主張改革和主張革命的兩種路線之分，前者遠多於後者；兩者的差異可以從美國社會黨內部存在著分別支持這兩種路線的派系裡看出，革命路線者指控改革路線者所主張的以立法方式改革並不能真正的廢除資本主義，而改革路線者則反擊革命路線者所追求的只是不可及的夢想。在今天，社會民主主義者內部的左翼也相當於民主社會主義者。
劉少奇生於湖南省寧鄉縣富庶的農民家庭。母親魯氏，為民國著名人物魯滌平、魯蕩平姑母。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劉少奇進入芳儲鄉小學補習班。期間，在湖南新軍從軍的二哥劉雲庭帶回一本介紹辛亥革命的小冊子，劉少奇讀後很受啟發，並剪去辮子以示堅持革命。次年，其考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成績優秀。畢業後先後報考長郡中學和一中，都被錄取。1916年就讀於寧鄉駐省中學，插入二年級二期五班。1920年，劉少奇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留俄預備班。1921年，經羅亦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2年，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也是此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相識。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劉少奇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次年4月，劉少奇與何葆貞結婚。1925年12月，劉少奇在長沙被湖南省軍閥趙恆惕的戒嚴司令部逮捕。妻子何寶珍、二哥劉雲庭四處奔走托關係設法營救。請到同縣的著名教育家、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也與趙恆惕有親戚關係，寫信說情；請劉少奇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給趙恆惕發電報說情。劉少奇於1926年1月26日被關押42天後獲釋。1927年1月領導了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劉少奇在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不謀而合。
如同每種類型的政治思想，在實際上，基督教民主主義所主張的政策和重心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裡也有許多差異。基督教民主主義通常屬於社會保守主義，也因此許多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過某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仍會在一定的限制下接受這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通常會強調他們國家的基督教傳統，並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基督教民主主義將經濟視為是人道的服務，大多數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都不會自稱為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照顧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責任。一些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但一些人有時也抱持著接近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觀點。近年來，歐洲一些主要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逐漸轉向右翼政策的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社會主義者等在內的各種觀點，以道德和基督教教義作為其廣泛的架構。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來。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