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農民在社會階層中屬於哪一種層級的群體?
底層
中國大陸由於以往遺留的戶籍制度的存在，導致各種不同人群在社會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城市和農村義務教育的實行程度也有較大區別。這一問題也集中表現在「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上。隨著中國大陸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原本從事農業的農民進入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成為產業工人，進入城市，往往他們的子女也隨著他們背井離鄉到了他們工作的地方。通常他們是中國大陸城市裏收入最低、勞動條件最差的主要階層。農民工這一群體的數量相當巨大，在中國大陸人口中占有相當的比例。由於他們本來收入低微，加之在教育等各方面不能享受當地「市民待遇」，他們的子女教育問題成為目前中國基礎教育領域的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不過近年來各大城市已陸續准許外來人員子女享受與本地居民同等接受義務教育的待遇。
馬克思·韋伯認為階級是由市場狀況決定的，因此他將階級劃分為買賣雙方，階級衝突就是市場控制權的爭奪。他同時還提出了「地位群體」的概念，認為除了通過經濟狀況劃分以外，還必須通過身份、榮譽、價值觀、生活方式的自我認同才能成為階級。拉爾夫·達仁道夫則從權力分配角度把階級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理論上已經成為歷史的印度的等級社會，例如印度種姓制度：一個人自出生，就自然進入了這個等級社會，一生也沒法擺脫。另外，西方的社會階層很不固定，而且法律方面也沒有任何闡述。當西方經濟學家們說道階級或社會階層的時候，通常是指基於經濟學上與現代社會或近現代社會相聯繫的社會階層。
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信念認為不能直接將當前的國家改造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必須首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因此他主要關心如何將俄羅斯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為了能夠這樣做，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以壓制資產階級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他界定社會主義為「生產資料由社會擁有的文明合作夥伴秩序」，且認為經濟體制必須擴張，直到創造後稀缺的充裕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在國家控制下將帶來俄羅斯經濟發展；而這也成為其核心關心的議題，更曾提出所有公民成為國家聘用的雇員。列寧對於社會主義的解釋為國家主義的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生產與配給嚴格地受到控制。他認為全國各地的所有工人將會自發地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列寧呼籲工人支配生產資料，且提到這並非由工人直接管理自身企業，而是所有企業的經營都在工人國家控制下。這導致列寧思想中出現兩種相互矛盾的主題，一方面廣泛的工人支配，另一方面則是中央集權、等級制度、高壓的國家機器。
中國大陸按照目前戶籍法未頒布和實施的戶籍制度，指城鄉二元體制下的農業人口。在這種體制下，農民既是一種出生、個人身份，也是一種社會等級，屬於社會底層的群體，農民不能像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沒有社會保障。農民群體的戶籍城鄉之間不能自由遷徙；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自由流動和自由擇業的權利；直至1980年代，配偶當中一方在農村，另一方在城市工作，政策決定了其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兩地分居，農民沒有在城鎮工廠就業和工作的權利。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直至1990年前後，對農民外出尋找新的生活被稱為離土不離鄉、盲流，這些仍舊屬於對於這個群體帶有的歧視性的稱呼。1980年代開始，大陸社會開始關注人的基本權利，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經濟出現快速成長，農民開始自由流動，但直至1980年代後期，很多稍富的農民，開始移居城鎮，並通過各種途經實現「農轉非」—即從戶籍制度上由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其時出現多年的「買戶口」的熱潮，全國主要大中城市、鎮針對有錢或想做城市居民的農民，還推出了各種名目繁多的花樣和價碼，作為管制農民入城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