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方面在何時才發表聲明，承認教會對伽利略在科學的錯誤判決?
1992年10月31日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半總統制著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的互動關係，有相當濃厚的人治意味。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大致有三種情形可能出現。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同一政黨時，此時總統成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內閣與國會的運作均由總統操控。此時政治運作順利，內閣有總統主動協調，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在總統的斡旋下，不會否決內閣提出的法案。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屬於不同政黨時，若總統選擇任命國會多數黨的人選為閣揆，在政治運作上稍微緊張，總統無法全面介入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為國會多數黨所同意之人選，因此內閣不會提出在國會不能通過的法案；相對的，國會對於內閣提出的法案也不會否決。在法國的經驗是，總統不主動介入此種情形的內閣與國會間的運作，不過內閣亦會尊重總統，將一些權力給予總統行使，在慣例裡，一般是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權力。
裁判庭6月22日的判決包括了3個核心部分：伽利略被判有強烈異端嫌疑，即聲稱太陽在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中心而且在運動著，對持有並為此辯駁者與神聖經文相悖。他必須發誓放棄、詛咒並厭棄這樣的觀點。異端審判庭指示將他正式拘捕，第二天他將會在家中終身軟禁。他的悖逆的《對話》將被查封；在判決之外，他所有的著作將被查封，今後他不能在繼續著書。根據流行的傳奇，在宣布放棄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理論時，伽利略曾經喃喃道但是，地球依然在轉啊，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他是否說了類似的話。有關這個傳奇的第一個記載出現與他去世後的一個世紀左右。一段時間後，在他的朋友阿斯卡尼奧·皮科洛米尼的幫助下，伽利略於1634年被允許回到他在佛羅倫斯阿克特雷旁的小宅焦耶洛別墅，在那裡他度過了自己的餘生。伽利略被要求在三年中每星期朗讀七篇懺悔詩。他的女兒瑪利亞·塞萊斯特向教會請求，被允許將這個負擔改由她代為實行。在被軟禁在家時，伽利略致力於完成他最經典的著作之一《兩種新科學》，在此他總結了過去40年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這兩個新科學今天被叫做運動學和材料力學。此書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盛讚。由於他的貢獻，伽利略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他於1638年完全失明，得了嚴重的疝氣和失眠，因此被准許回到佛羅倫斯接受治療。伽利略最先發現了木星的衛星。這個發現對於所有天體都必須圍繞地球轉來說並不是好消息。伽利略在1610年3月出版的《星際信使》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根據一些不可靠的手稿，漢斯·利伯謝製作了第一個實用望遠鏡，並於1608年打算在荷蘭申請專利。次年，伽利略製作了一個3倍的望遠鏡，改良後，望遠鏡達到了30倍之大。通過伽利略望遠鏡，觀測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地上的豎直呈像——這便是通常所知的地面望遠鏡或小望遠鏡。伽利略也用它來進行天體觀測，在當時他是少數可以製作如此精良的觀測設備的人。1609年8月25日，他向威尼斯律師們展示了他早些時候製作的8到9倍望遠鏡。出售望遠鏡為伽利略帶來了不少的額外收入。商人們可以利用它來航海，或是作為商品交換。伽利略在1610年3月發布了他最初利用望遠鏡觀測天體的結果，題為《星際信使》。
1718年，天主教會放鬆對伽利略部份著作的禁令，允許他部份著作在佛羅倫斯印行，但是《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仍然遭到禁止。1741年，教宗本篤十四世授權，允許他所有在科學方面著作都能夠出版，包括經過審查修改的《對話》。1758年，天主教會將伽利略的著作由禁書目錄中移除，但是《對話》和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一些未被審查版本仍然在名單中。直到1853年，伽利略的所有著作才從禁書目錄中被完全移除。1939年，庇護十二世在當選天主教教宗不久後，在宗教科學院發表演說，讚揚伽利略是研究方面大無畏的英雄...不怕路上的危險與絆腳石，也不懼怕到達墳墓的那一刻。教皇40年的親密顧問羅伯特·雷伯教授寫道：庇護十二世很注意不去對任何事物進行過早干預。在這點上他十分積極，並對伽利略的案件表示深深的後悔。1990年2月15日，紅衣主教約瑟夫·拉辛格在羅馬第一大學發表演說，引述了當代一些對伽利略事件的流行觀點，稱這樁案件讓我們看到了現代人對自身深深的懷疑，以及科學技術在今天的走向。他引述了哲學家保羅·費耶拉本德的一些觀點，稱在伽利略時代，教會較之伽利略本人更加理性，同時考慮了伽利略教導對未來道義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教會對伽利略的判決是理性而公正的，對判決的否決不過是為了獲得政治利益而已。主教並沒有明確指出他同意或否認費耶拉本德的觀點。但是他說道：在此基礎上做出衝動性的道歉是愚蠢的。1992年10月31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表示教會對伽利略事件的處理方式表示遺憾，並根據宗教文化議會的研究結果，發表了一份聲明承認教會對伽利略在科學的錯誤判決。2008年3月，宗教科學院院長尼古拉·加比伯宣布計劃在梵蒂岡城牆上樹立伽利略的雕像，以示對他的紀念。同年12月，即伽利略的第一次利用望遠鏡進行觀測的400周年紀念日上，教宗本篤十六世讚揚了伽利略對天文學的貢獻。然而一個月後，宗教文化院長加弗科·拉瓦錫表示在梵蒂岡城牆上樹立伽利略雕塑被擱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