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在何處發現了《沮渠安周造像碑》?
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
在19世紀以前，由於史料的匱乏，人們對於印度的史前史幾乎一無所知。20世紀的一些重大考古發現改變這種情況。過去人們誤以爲印度的歷史即為雅利安人之歷史，但隨著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發現這一觀點已被完全否定；雅利安人的到來，已不再被認為是印度文明的開端。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在舊石器時代即已成為人類的定居之所。到雅利安人入侵時，已有許多民族定居於印度，這些居民的成分複雜；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擁有高度發達的文化。關於這些古代居民，只有吠陀文獻和早期的泰米爾文獻保留一些模糊的記載，其它情況完全依賴於考古學。在訥爾默達河谷地區發現的一些零散的早期人類化石表明至少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印度已有人類居住。訥爾默達人的系屬分類未定；對於其生存年代，考古學家的估計從距今20萬年到50萬年不等。訥爾默達人化石是南亞地區現存最古老的人類化石。次大陸最早的人工製品的年代早於訥爾默達人，該石器遺址發現於巴基斯坦北部的希瓦利克山，其時代大約為200萬年前。希瓦利克遺址中包含大量獸骨化石，但沒有人類化石伴隨出土。在晚於希瓦利克遺址的地質年代發現的人類活動痕跡明顯增多。按照印度考古學界的意見，印度的舊石器文化從喜馬拉雅冰期序列的第二冰期開始，可以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
《後漢書》基本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紀傳體體例，並在有的篇目上擴充了不少內容。例如《東夷列傳》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朝鮮半島諸國和日本的情況。《後漢書》還新增了《黨錮列傳》記述東漢末期宦官專權；《宦者列傳》反映士大夫、太學生反宦官鬥爭；《文苑列傳》記述當時文人雅士；《獨行列傳》記述耿直之士；《方術列傳》記述占卜者和醫術方面內容；《逸民列傳》記載隱逸之士；《列女傳》記載有才德婦女。《來歷傳》則記載與來歷同時反對廢太子的十七人事跡。范曄在《後漢書》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可見於《西域傳》、《襄楷傳》和《桓帝紀》。
根據《史記》，春秋時期孔子對《周易》有所闡述與解釋，參與了〈彖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序卦傳〉、〈說卦傳〉、〈雜卦傳〉等篇章的編輯。共有十篇，稱為「十翼」。到了漢武帝以後，「十翼」被稱為《易傳》，並被列為《易經》的一部分。《易傳》為孔子所作，但也有學者認為是集體創作。宋代歐陽修提出《易傳》不是同一人所作。清初學者惠棟說：「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偽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唯《周易》一經，漢學全非。」當代的學者認為《易傳》裏面的篇章最早出現於中國戰國時期，但亦有部分篇章是西漢年代所著。在近五十年，出現了新的《易經》歷史研究，西方和中國的學者根據商、周朝的占卜用的獸骨和龜甲上的甲骨文、青銅器上的鐘鼎文以及其他史料研究。1973年，湖南長沙的西漢馬王堆出土了將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紀的《易經》、《道德經》和其他書籍，是現存《易經》的最早版本，並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認為是孔子所著的〈繫辭傳〉上、下，但並不包括《十翼》其他的部分。
書法方面，著名的作品有前涼的《李柏文書》。前秦的《譬喻經》、西涼的《十誦比丘戒本經》和《妙法蓮華經》等。其中《李柏文書》與東晉王羲之的《姨母帖》皆保存行、楷書變遷過程，對書寫考究與風格變化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其他作品則介於書、楷之間。至於碑刻方面，著名作品有前秦的《廣武將軍碑》及《鄭太尉祠碑》、北涼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其字體大多在隸、楷之間，風格墣茂古拙。《沮渠安周造像碑》為沮渠安周在高昌所立，原石在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出土。《廣武將軍碑》則於前秦建元四年刻。筆劃渾樸，結構拙厚，天趣渾成。書法家于右任曾作《廣武將軍歌》以推崇之。由於前秦碑文稀少，所以此碑與《鄧太尉祠碑》皆備受珍惜。經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後，中原殘破不堪，人民四處逃難，形成流民潮。諸國君主亦掠奪人口，以充實國力，深深破壞北方的社會結構。殘留在北方的世族，在面對險惡的環境下，有些聚集鄉民和自家的附屬人口，建立塢堡以便自守。而流民也紛紛投靠，形成人數眾多的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