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後哪一個學派的成長，使得自由主義思想逐漸開始影響當今的自由經濟體?
芝加哥經濟學派
現代時期的開始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束。確切的時間點會依據各個領域的界定而有所不同，比如說，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將現代的開始放在1650年，而一個音樂家則可能會把時間放在音樂的浪漫時期結束之後，也就是大約1900年。當代史學者習慣把一戰爆發，作為近代的終結、現代的開端。同樣地，依據各個領域的不同觀點，現代時期可能會被界定為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或者也有可能被認為結束於後現代主義的開始，可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之間的任何一點。如果是將現代定義為在後現代之前的話，那麼它可能特別指涉了現代主義。有的觀點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現代主義本身最晚一個時期的發展而已。
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把現代民主憲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合為一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於何為「民主」、何為「社會主義」存在很大爭議，民主社會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民主」通常意味著普選、多黨制、司法獨立、政治自由，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一黨專政。而社會主義經濟則需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模式可以為計劃經濟、參與型經濟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在實際執政過程中，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允許了多樣型經濟發展，並沒有完全取締市場經濟，並著重於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和財富的再分配。民主社會主義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它比一般的社會民主主義更為左傾；大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政治光譜上屬於左翼，少部分則屬於極左翼。部分民主社會主義者也參加社會民主主義者占據主流地位的社會民主黨。
1930年代倫敦政經和劍橋兩個學校之間的辯論在經濟學學術界十分著名。兩個學校在學術見解上持續的較量可以追溯到倫敦政經建立之初，當倫敦政經的經濟學教授埃德溫·坎南，與當時頂尖的經濟學家，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阿爾弗萊德·馬歇爾，爭論關於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以及該學科是否應被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爭論同時也涉及到關於經濟學家的角色問題，他們應作為超然的專家還是實際事務的顧問。對於倫敦政經和歷史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理論的應用比經濟學理論本身更具意義。雖然倫敦政經和劍橋的經濟學家們在1920年代曾並肩工作過——比如建立了倫敦劍橋經濟服務，但在1930年代兩間學校對於經濟蕭條的解決方法產生異見，爭論重新開始。倫敦政經的羅賓斯和哈耶克，及劍橋的凱恩斯是這場學術思維爭論的主要人物。爭論擴展到一系列問題，包括當時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通貨緊縮還是需求管理，以及對於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更廣泛的概念等。羅賓斯和哈耶克的觀點基於注重自由貿易和反對干涉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儘管羅賓斯後來承認這一手段在當時的經濟蕭條中提出來是不合時宜的。在當時各主要經濟體不斷增加的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貶值政策下，只有儘早實施近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才能夠實現經濟復甦。凱恩斯和劍橋的政策在1930年後成為了實踐準則。但隨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成長和影響逐漸增大，倫敦政經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開始影響當今的自由經濟體。對於哈耶克觀點的最好評價，就是當今世界不斷增多的國際自由貿易組織，以及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各種國際共識。解決1930年代的大蕭條處理方法並非最佳，這些成果都對於國際社會避免重蹈覆轍而產生了積極作用，這也是當時劍橋的學者所倡導的。
極權主義的崛起成了自由主義的反照面，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分析極權主義及其追隨者的信仰和理論，他們最後推論出，極權主義能崛起的原因在於人們身處太過惡劣的環境，因此轉向支持極權主義以尋求解決辦法。由於這樣的結論，一些人開始認為國家應該有保護經濟情況的職責，如同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著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來越多自由主義者開始主張政府應該扮演穩定經濟發展的角色。其他支持自由市場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極權主義的崛起正是因為越來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干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為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為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產生—而那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哈耶克認為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為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經濟的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為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認為，只要政府試著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