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此話是誰說的?
劉備
207年，劉備三顧草盧請諸葛亮加入，得出隆中對戰略方針。208年，曹操南下，時劉備屯於樊城。八月劉表病卒，次子劉琮繼任荊州牧，遣使曹操舉州投降。起初劉備並不知，當曹軍到達宛城時才得知，連忙棄城南撤。當經過襄陽時，諸葛亮游說劉備直接進攻劉琮，佔有荊州。但劉備卻不忍心，亦或是知道即使占有了荊州也難以抵擋曹操大軍，不如撤離。劉備停馬呼喚劉琮，劉琮懼怕不敢起來回答。許多劉琮部下及荊州人歸附劉備，當經過劉表墓時，劉備涕泣離去。到達當陽時，隨軍人數已有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一日只能走十餘里。惟有另派關羽乘數百艘船，直到江陵。有人向劉備進言：「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劉備答道：「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深怕劉備先佔領江陵，拋棄輜重，以輕軍急行到襄陽。曹操聽聞劉備軍已離開襄陽，派曹純等領五千精騎先行急追，一日一夜疾行三百餘里。奔至當陽長，兩軍遇上，曹軍突襲劉備軍，大舉擒獲其人員輜重。劉備惟有棄妻兒，向漢津逃亡，剛好遇上關羽船隊會合，渡過沔水後遇上劉表長子劉琦的萬餘人，遂一起逃到夏口。當時孫權派魯肅來打探消息，劉備便派諸葛亮出使孫權，與孫權結盟。劉備與孫權將領周瑜、程普的部隊在烏林以火攻大破曹軍，更追至南郡，曹操敗北。
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定的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與漢族人口佔比最高的官話方言區最為類似，「普通話」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語」改稱為「普通話」，「普通話」的稱呼後來也使用於港澳地區，台灣繼續使用「國語」稱呼，在海外華人地區則稱為「標準華語」。當前「國語」一詞在中國大陸主要是在網路中使用，影視節目中多以「國語版」指代現代標準漢語版本的電影、動畫作品。2014年，雖然中國大陸政府極力推廣普通話，但仍有30%人口不會說普通話，約四億多人。中國大陸許多地方非官話方言依然盛行，不利於各地交流，因此政府極力推廣普通話，然而卻在尤其是東南沿海城市的地方受到阻力，被認為是消滅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
史賓諾沙認為萬物都「努力於維護自己的存有」。這種努力他稱為conatu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既是努力又是傾向。這雙重涵義正是史賓諾沙所要的，因為他認為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其實是出自萬物本性的傾向。萬物順著本性就會努力維護自己。所以，努力於保存自我就是萬物的本性。在倫理學上，史賓諾沙認為，一個人只要受制於外在的影響，他就是處於奴役狀態，而只要和上帝/自然達成一致，人們就不再受制於這種影響，而能獲得相對的自由，也因此擺脫恐懼。史賓諾沙還主張無知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對於死亡的問題，史賓諾沙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關於死的默念，而是對於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徹底地實踐了這句格言，對死亡一直十分平靜面對。史賓諾沙是徹底的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已發生事情的出現絕對貫穿著必然的作用。他認為，甚至人類的行為也是完全決定了的，自由是我們有能力知道我們已經被決定了，並且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所以自由不是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說「不」的可能，而是說「是」並且理解為什麼事情將必須那樣發生的可能，簡單來說，就是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什麼「不」的可能了。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