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位宰相輔政之後，蒙古帝國才出現了賦稅之制?
耶律楚材
高宗任用秦檜為相。秦檜在靖康年間曾主張抗金，後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十月，秦檜南返，由於他奉行投降政策，與高宗之意甚合。秦檜歸朝僅三月就成為副宰相，八月後又成為右丞相。由於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當時尚與高宗相左，一年後被高宗罷免。罷相後的秦檜韜光養晦，侍機而動。紹興八年五月，高宗複任秦檜為右丞相。秦檜上臺後，迫害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採取默許。秦檜後來權勢巨大，引起高宗警覺。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紹興廿五年，秦檜病重，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決，不久後一命嗚呼。
關於元朝的田賦，《元史·食貨志一》說：「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這段話雖然並不確切，但至少說明了南北田賦制度的差異。中原田賦的徵收大概始於耶律楚材輔政以後。在這之前蒙古帝國根本沒有賦稅之制。元朝行於江南的田賦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兩稅制。元朝人民還有一項很沉重的財政負擔，即科差，是徭役向賦稅轉化的一種形式。元朝統治中原，對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像遼朝、金朝與西夏等征服王朝，他們為了提升本國文化，積極的吸收中華文化，進而逐漸漢化，然而蒙元對漢文化卻不甚積極。他們主要是為了維護本身文化，同時採用西亞文化與漢文化，並且提倡蒙古至上主義，來防止被漢化。例如他們提倡藏傳佛教高過於中原的佛教與道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長時間沒有舉辦科舉。由於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崩潰。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屬於中下層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頭。這個現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藝術與文學方面則是發展以庶民為對象的戲劇與藝能，其中以元曲最為興盛。
福臨的遺詔於2月5日晚公布，特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他年幼的兒子的輔政大臣，此四人都於多爾袞死後，幫助濟爾哈朗肅清朝廷上的多爾袞勢力。很難確定福臨是否真的命四位滿族貴族為輔政，因為福臨的遺詔顯然被昭聖慈壽皇太后和此四人篡改。福臨的遺詔宣稱，他委任漢官勝過滿臣，忽視了滿族貴族和傳統，對妃子的精神投入超過對自己的母親。儘管福臨在位時經常發布罪己詔，但這份遺詔中所譴責的政策，自他親政以來對清政府至關重要。被稱為鰲拜輔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間，該遺詔給了四位輔政大臣「皇權外披」，使他們的親滿政策得到支持。由於朝廷沒有明確宣布皇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民間傳說認為福臨未死，而是因為對愛妃之死過於悲痛或是四位被任命為輔政大臣的滿洲貴族發動了政變，他退位隱居佛教寺院，匿名為僧。因為皇帝於17世紀50年代成了佛教禪宗的狂熱追隨者，甚至讓僧人進入皇宮，這些流言似乎不那麼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認為福臨出家之謎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但一位僧人記錄說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嚴重受損，而在皇帝的葬禮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衛為其殉葬，由此來看福臨之死應該並非假象。福臨的遺體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為時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規模宏大的行進列隊將福臨的遺體運送至景山, 之後大量貴重物品在葬禮上被燒掉。距離葬禮僅兩年後的1663年，福臨的遺體被運到他最後的安息之地。與當時的滿洲習俗相同，福臨的遺體在火化後安葬。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東北方的昌瑞山，後來通常稱為清東陵。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裡的第一座陵墓。
笛卡兒的宗教信仰在學術圈中一直被嚴格地爭論著。他聲稱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沉思」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基督教信仰。但是在他自己的時代，笛卡兒被指控宣揚秘密的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信仰。與他同時代的布萊茲·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兒；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史蒂芬·高克羅格的笛卡兒傳記中寫到，「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有著很深的宗教信仰，並一直保持到他死的那一天，並帶著堅定的，熱情的探索真理的渴望。」在笛卡兒死於瑞典後，克里斯蒂娜女王放棄了她的王位轉信羅馬天主教。她一直聯繫的僅有的天主教徒就是笛卡兒，他曾是她的個人家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