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之所以成為被鬥爭的對象，是因為他和誰的政治理念相左所導致?
毛澤東
劉少奇，譜名紹選，表字渭璜，湖南省寧鄉縣人，祖籍江西吉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和首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第二任及第三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6年至1966年間擔任排名首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度被認為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早年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在上海、東北、浙江等地從事秘密工作，後前往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並參與長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力。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部署新四軍開闢華中根據地。皖南事變後，他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參與重組新四軍。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劉少奇繼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主持土地改革運動，並曾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國國家主席。後來他反對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且在四清運動時與毛不一致，被毛認為會威脅到自己的領導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冠以叛徒、內奸、工賊進行批判。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劉少奇在放逐、拘禁中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來。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麥克斯·施蒂納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書中，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包括國家的概念、「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主張「個人便是社會的本質」。他主張利己主義和一種形式的非道德主義，個人只有在切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才會聯合起來成為「利己主義者們的組織」。對他而言，財產只是由能力決定的：「知道如何去擁有它們、保護它們，那便是他的財產」並且「在我能力所及之內的，便是我的東西。只要我能顯示出自己佔有者的身分，那我便是這個東西的所有人。」施蒂納從沒有自稱他自己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接受「利己主義者」這個稱號。不過他仍被許多人視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反對國家、法律、和政府，同時他的理念也影響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對他的理念的解讀有著許多分歧。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如班傑明·塔克都宣稱受了施蒂納的影響，埃瑪·戈爾德曼也在演講中宣揚他的理念。
齊默恩是歐洲早期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國際聯盟的積極籌劃者，從1930年到1944年齊默恩擔任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一方面，他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並沒有甚麼善惡之分，也並不是本性好戰，人性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開化和教育不足，而要是人類接受道德和改造又是一件非不容易的事情。他在《中立與集體安全》一書中是這樣寫的，人類之所以會發生戰爭「不是因為人類是惡的，不能被教育好，沒有國際社會的意識，而是因為他們－讓我們誠實的講，並且說『我們』－是保守的並且是智慧有限的人類。」此外，莫里是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學界，對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影響的神學家有兩人，即尼布爾與他，儘管尼布爾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但仍讚譽理想主義和自己主義的代表人物莫里，尼布爾對莫里的評價是：「莫里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用羅馬天主教的神學思想和美國的民主傳統同時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