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10月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什麼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因其時間長達十年之久，被人們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是一場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在此期間以四大指導原則為藉口，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行為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受害人數以千萬計，亦有數不清文物在1966年6月1日的破四舊中慘遭紅衛兵的蹂躪。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等黨內高層亦在此期間被下放。1976年10月，這場運動以遭到中共官方公開全盤否定而告終，整場運動歷時共計長達十年之久，因此通常被人們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此外這場運動同時也影響了阿爾巴尼亞、北韓、法國、衣索比亞、智利等一系列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廣義上，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的三面紅旗的挫敗後、以及在反蘇修、反美帝等口號的情況下，以革命名義攻擊溫和派並重回黨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右派人物的影響力則多遭到剝奪，而當權派亦有內鬥，並導致了原定接班人林彪的死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文革結束及經過一連串政治鬥爭後，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人物，並推動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逐漸消減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派色彩，也由於藉毛澤東權勢推動文革的極左派多被整肅，使中國社會經濟復蘇並順利地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不過為了確保共產黨治理的一致性，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所謂的改革開放是完成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並宣稱改開後中國直接步入長期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擋駕路線變動，但包裝之下本質上已是往回走的政策，不過允許資本再度開始活躍的做法，也令中國經濟回到了軌道上，讓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成為可能。1981年6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局針對1966年至1976年執政階段給予立場和態度是，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至今，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地區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中國官方和自由派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自由派人士甚至認為毛澤東要對此負主要責任。但極左派仍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正當性」，認為鄧小平等「走資派」成功篡奪了黨和國家，建立起了修正主義國家。
政府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個區域訂立、執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機構。廣義的政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行政機關；在內閣制國家，「政府」一詞也用來指代表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核心，即「內閣」。政府也是一種權力分配的格局。不僅是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甚至也包括了政府各部門單位之間以及公務員之間的權力分配。政府是組成國家整體的一個幫派，政府隸屬於國家。因此執政政府的倒台或政權的更替並不意味著國家的滅亡，而如果國家滅亡了，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公民對於國家的合法性存在認同性高於對政府的認同性。政府也是一種組織，區別於一般的社會組織，政府權力的取得必須具有合法性，同時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權力只為權力來源負責，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權力來源恰好是國民或公民，政府就對國民公民負責，為公共利益服務。政府依照法律行使執法權，如果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範圍，就是「濫用職權」；如果沒有完全行使執法權，就是「不作為」。兩者都是政府的錯誤。國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稅收的主體，可以實現福利的合理利用。政府的服務對象依其國家體制而不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人民，政府是由人民委任，代為管理國家的機構；在專制國家中，政府服務的對象是統治階級，協助統治階級維持統治。在分權制度中，狹義的政府只是行政權代表，受立法機關訂立的法律約束，且需執行司法機關的判決。也有些政府受到權利機關授權進行行政行為，其權力機關通常為通過選舉或名義上的選舉產生，本身擁有立法權、司法解釋權、對政府的審核信任權等，對部分重大影響或干係的事務，進行權利干涉，如干涉司法部門判決、干涉行政部門施政等，本身利用選舉使之可以凌駕於其他常務機構而體現民意和實現民主。在專制國家中，政府使用不同的方法維持統治，包括警察和軍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贏取國家內部的支持。典型的贏取支持的方法包括提供司法體系、管理機構和社會福利，聲明國家受到神的支持，為大多數群體提供利益，在國內的重要部門舉行選舉，通過法律和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以及使用民族主義。反對政府控制的群體包括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
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會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和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但在此前後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總理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60年8至9月間，他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雪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謝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