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禁約使臣人等勿得於廟學安下，非禮騷擾」此聖旨的貢獻為何?
對元朝儒學教育的正常運作起到了保護作用
江南統一後，元朝崇尚儒學的政策有新發展，漢蒙官員上書建議興舉和重視學校，於是元政府在推廣有關儒學教育政策的同時，亦更加注意優待和勉勵儒學。從元世祖到元世宗時期，元朝的重視、勉勵學改的政策已經完備。元成宗以後，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歷代皇帝的實行。例如為了維護儒學的正常運行，元世祖於至元二十五年下聖旨：「仍禁約使臣人等勿得於廟學安下，非禮騷擾」，此後元政府兩次重申這一禁令，對元朝儒學教育的正常運作起到了保護作用。另外，元朝亦實行宋朝以來的學田政策，允許學校支配學田收入。元朝政府還將儒學推廣至邊遠地區，在雲南、兩廣、海南、西部地區如原西夏政權控制的範圍和原宋朝和吐蕃的邊境地區、北部和東北地區建立、推廣和發展儒學。元朝的統一對儒學教育向中國邊遠地區的擴散作出了推動作用，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明清時代今市區被當地人稱為「青泥窪」。1622年，後金政權攻下金州、復州二衛，唯有旅順口仍在明軍總兵官黃龍控制下，直到1633年才被攻陷，黃龍自殺殉國。今旅順黃金山下仍有黃龍墓。清初大連地區因連年戰爭而人稀地荒，故先後隸屬海城和蓋平二縣。康熙雍正年間，實行招民墾殖政策，使得人口漸稠。1653年設復州巡檢司。1680年設金州城守章京，1687年設金州城守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侵略者頻繁騷擾大連地區沿海。旅順的英文名亞瑟港即是來源於聲稱首個發現此地的英軍將領名字，而海圖則根據當地名稱將大連灣標為「DALIANWAN」。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在旅順建設號稱東亞第一軍港的海軍基地，並在大連灣修建大量炮台。李鴻章在修建炮台的相關奏摺中提到「大連灣」，是為此名首次出現於官方文件中。同時又移熊岳副都統衙門於金州，使金州成為遼南要地。1894年11月，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日軍攻陷旅順，進行了「旅順大屠殺」。1895年，甲午戰爭中方戰敗，與日方簽訂了馬關條約，其中包括割讓遼東半島於日本。日後聞一多曾為旅大作《七子之歌》。
在商貿活動方面，因蒙元對越的侵略行為，使陳朝的對華貿易政策有所顧忌。據元人汪大淵的《島夷誌略》記載：「舶人不販其地。惟偷販之舟，止於斷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場，恐中國人窺見其國之虛實也。」不過兩國間仍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經濟文化交流，正如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指出：「對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易，是安南本國各階層的共同要求，儘管陳朝百般阻難，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仍然不斷，特別是在元代後期，更頻繁往來。」越南民眾以沙金、白銀、象牙、肉桂、檳榔等與中國人貿易諸色綾羅、匹帛、青布、銅錢等。在越北的雲屯地區，因當地民眾與元朝商人往來漸多，故亦「服用習北俗」，即仿照元人的生活風俗。元朝的歌舞藝術、雜劇、表演藝術、佛教流派等，在元代亦有傳入越南。越元兩國在交往和交戰中，使曆法、醫學等方面知識從中國輸入越南。1334年，元朝派吏部尚書貼住、禮部郎中智熙善出使陳朝，將《授時曆》賜給陳廷，對於越南農業和人民日常生活產生影響。此外，蒙元攻越時，元軍軍醫鄒孫隨軍到越行醫，戰後鄒孫仍留在越南，為陳朝官兵、百姓看病，被越南民眾譽為「神醫」，其子鄒庚更於陳裕宗時成為太醫使，以針灸技術聞名，在越南作出貢獻。而越南出產的蘇合油、沉香、檀木等也傳入中國。中國的青花瓷及其製造技術也得到越南人士垂青，自陳朝開始，便多次派人到景德鎮學習生產。雙方的宗藩關係還帶動了陳朝的金融發展。1284年，忽必烈向陳朝使臣贈送大量的錢、帛。1286年，忽必烈向陳朝使臣賜鈔百錠。從1257年蒙古遣使到陳朝，到1368年的百餘年間，蒙元與陳朝除了數年的軍事衝突外，大部份時間均和平相處和互往通商。元朝流入越南的貨幣主要為紙幣，當中以「中統鈔」較多，越南人士還將之與本土銅錢釐定兌換價格，民用以六十七錢折中統鈔一兩，官用則以七十為率。到陳朝末年，黎季犛改用紙幣，亦與元朝紙鈔有關。
佛教宗派或派別指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或組織，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所不可避免地分化出的各種各樣的派別。隨著兩千多年的傳播與發展，由於後人對佛法理解上、闡釋上的不同，以及佛教本身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在教理、教義、教規上作出的主動或被動的調整，佛教思想也不斷發展分化，信奉不同思想的佛教徒也自然地逐漸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別。目前的佛教，有三個主要的派別，分別是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以及密乘佛教。這三個大的派別之下，又分成眾多的各種宗派。但這個劃分，將各歷史時期，各地理位置，各教義和修行方式差異帶來的不同的宗派混在一起然後再劃分，帶來了混亂，讓不同概念上的宗派常常被等同混用。比如，雖然實際上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但「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原始佛教」會被等同混用，不加區分。「大乘佛教」、「北傳佛教」、「漢傳佛教」也常常被等同混用。「金剛乘」、「密乘」、「密宗」、「藏傳佛教」也是如此。這種混淆也加深了不必要的宗派之間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