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六四」並未離我們遠去
28年，就人類個體生命而言已經是一代人的間隔。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所面對的學生絶大多數出生於「六四」以後，而他們中的不少人對「六四」說不出個子丑寅卯。這當然是黨國封殺歷史記憶的極大成功。
記得「六四」天安門屠城剛發生後的那些年，李鵬作為國務院總理每年都會遭遇「兩會」結束時答記者問的尷尬。有外國記者問：「一個中國人，可不可以既愛國，又批評共產黨？」 而李只能用「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所以一個中國人愛中國就應該愛中國共產黨」之類荒唐邏輯做出應答。欣賞此類「現場直播」，是那個壓抑年代正直中國人難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這樣的情景也再見不到了。「兩會」上不會再有外國記者問如此不識時務的問題。他們不但怕因此被中國政府吊銷簽證，大概也覺得此類問題早已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大國地位」、「大國責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對本國政府保持凌厲攻勢的西方大媒體，也都學會了面對北京時的乖巧。時代似乎真的變了。 各國領導人早前到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更有論者鼓吹，恰恰是當年對「六四」的鎮壓，不但保證了黨國20年的穩定，而且促成中國經濟的騰飛，所謂「沒有穩定，任何事都無從談起」，正此謂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冉冉上升的中興大國，如今的黨國正熱衷於營造「萬邦來儀」的大場面，充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甚至守護者，挑戰美國所代表的舊秩序、舊權威。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中國模式」的「有效」或「正確」，據說，中國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國的選舉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選舉反倒是「騙人的把戲」）。 按照這個「邏輯」，當年的「六四」不過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場鬧劇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國最好大學講台的那批「學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這個調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經無足道哉，可以被歷史遺忘了麼？黨國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這一點。 「六四」後造就權貴資本主義 年復一年，每到「六四」週年紀念，北京就會如臨大敵，「敏感」依舊，恰恰證明他們完全沒有忘記這件事。一般來說，只有做賊心虛者，才會有自己造下的罪孽總是如影隨形的感覺。如果真的「四個自信」，何必整出如此龐大的網軍，一定要把哪怕剛剛露頭的不和諧音迅速消滅於無形，包括對「六四」的紀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後28年的歷史，特別是黨國政權自身的演變史、衰敗史，以及與此伴隨、甚或必然發生的中華民族作為精神軀體的墮落史，在在證明著當年學生和市民訴求的正確。試想，若當時的共產黨執政者順應民意，啟動更加大膽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正是因為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一黨之私，頑固拒絶變革，才導致歷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門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後中國政治轉型的道路。 事實上，「六四」後的中共統治者在一黨獨裁的路上越走越遠，它帶來了兩個重大後果：一是被壟斷的政治權力與某種偽市場經濟相結合，造就了頗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它所暴露的，已經遠非一般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文明缺陷，而充斥著現代版中國專制主義的所有無恥與野蠻。你不願意在這種無恥面前忍氣吞聲麼？你要為草民伸張那本已十分可憐的權利麼？那就讓你嘗嘗「專政」的鐵拳。 維權律師李和平（右）在2015年「709大抓捕」關押近兩年後，上月被釋放 前不久，我從網上看到因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三緩四、剛剛放回家中的維權律師李和平的照片，竟然一下認不得了：不足兩年的牢獄之災竟讓我記憶中的英俊小伙子變成了70歲的白髮老人，而他的實際年齡不過40多歲！李和平是過去20年中國民間湧現出來的無數有勇氣、有擔當的好公民中的一位，打壓、迫害這樣的公民，就是要傳達一個信息：與黨國作對絶沒有好下場。 如此，我們又可以理解「六四」後黨國獨裁加劇導致的第二個後果，那就是邪氣上升，正氣下降，剛直不阿者死，唯唯諾諾者生，溜須拍馬者騰達，從商場到官場，人間正氣再難尋覓。如今甚至文革死灰複燃，「核心」崇拜甚囂塵上，完全忘記了十年浩劫殷鑒不遠，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更深一層的精神劫難？！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所以，「六四」精神不死。「六四」提出的任務遠未完成。「六四」代表的方向仍是當今中國必須追求、必須為之奮鬥的方向！ 當然，應該承認，歷史演變充滿了變數，正義的落實並非一條單行道，而往往充滿了艱辛。回顧歷史，我甚至常常慨嘆我的祖國「時運」不濟。百年前的晚清固然已經千瘡百孔，但若不是攤上慈禧這樣的完全不曉得天下大勢、只知道嗜權如命的統治者，當時的中國未必就沒有別的選擇。 特朗普上場後，專注美國國內事務，令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相對下降 而當下呢？中國經濟確實獲得長足的發展，中國社會內部的緊張也早已提出變革和自由民主轉型的要求，但當今中國的統治集團又是一個遠較100年前的滿清統治者聰明的集團，他們之間的「勢」和「運」似乎也有天壤之別。就經濟記錄而言，過去30年的中國是近代15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經濟增長的原因雖然並非如某些御用學者所說那樣乃黨國體制所賜，但這個增長本身的確給黨國增加了合法性，也增加了力量。國際方面，歐洲的衰落、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相對下降、俄國民主化的倒退和普京主義的崛起、再加上成熟民主國家內部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似乎都在給中共黨國加分，同時也在給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減分。這是一個事實。對此，中國的民主人士必須正視。 而這將意味著，「從頭收拾舊山河」對中國民主轉型的追求者來說將是一個更加艱巨、需要待以時日、努力耕耘方能實現的工程。我們需要創造新的「勢」，有利於中國民主轉型的「勢」，而這個「勢」不僅和中國相關，而且和整個世界相關，和世界的和平與未來、和全人類的福祉相關。我們必須證明，只有一個民主中國，它的崛起才對文明人類有益，而一個專制中國的崛起，只會給世界帶來禍害。 「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是要推動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就此而言，「六四」至今仍與我們同行。 注：上述文章不代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