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爭端：「我是澳大利亞人，為什麼還要證明對國忠誠?」
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政府的一名初級顧問安德魯·陳*拜訪了該國國防部，去參加一次會議。
他和同事走進國防部大樓，拿出了自己的政府證件。一名保安攔住陳先生，把他拉到一邊。 「他們要求給我拍張照片，像肖像照一樣，就在大廳裏拍」，他說。 「就要求我一個人。和我一起的白人同事沒有這麼要求，」華裔澳州人陳先生說。 拍照時，陳先生感到「尷尬」，但他不想引起混亂。後來，他問同事們是否有過同樣的經歷——沒有人經歷過。 「所以就只有我一個人。這顯然是保安在執行某種安全程序。他們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澳洲國防部回應BBC查詢時指出，這個做法「與背景或種族無關」。但陳先生懷疑，他的案例並非如此。 隨著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度變得強硬，他和許多華裔澳州人一樣，感到自己僅僅因為血統關係，面臨越來越多的審視和懷疑。 趙明佑把他在參議院質詢會上的經歷比作麥卡錫聽證會。 麥卡錫主義式的指控 在澳大利亞，120萬人有中國血統，大約佔人口的5%。 今年10月，當地三名華人（都是澳大利亞公民）就當地新移民面臨的問題出席參議院聽證會。但20分鐘後，各人突然被要求「譴責」中國共產黨。 他們表示反對，但政府參議員埃里克·阿貝茨（Eric Abetz）反覆追問，「為什麼?」 三人都明確表示不支持中共，但指出，調查中沒有向其他證人提過類似要求。 「這感覺不太像公開調查，更像是公開的政治迫害，」其中一位擔任大學研究員的姜雲（Yun Jiang，音譯）後來在twitter上寫道。 另一位名叫趙明佑（Osmond Chiu），他把自己比作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審判期間被迫「證明忠誠」的人。當時美國政府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威脅而進行清洗，那是一段臭名昭著的歷史。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遭遇，」身為政治研究員的趙先生在《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上寫道。 他對BBC表示：「他（阿貝茨）想要欺負我們。他不想聽證據，只想在政治上有點收獲。 阿貝茨拒絶了政治對手要求道歉的要求。他發表了一份題為《堅決反對醜惡的獨裁是每個人的責任》的聲明。 姜雲此前在議會質詢中談到她的社區研究。 為什麼會有懷疑? 中國是澳大利亞主要的貿易伙伴，兩國都從中受益。但近年來，澳大利亞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安全威脅。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在2017年首次警告，中國涉嫌干涉內政的企圖有所增長。同年，一位參議員因與一名中國政治捐贈者有關聯而辭職。 2018年，澳大利亞通過了旨在遏制外國干涉的法律。幾個月後，澳大利亞以安全風險為由，成為第一個禁止中國公司華為建設其5G網絡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也遭受了一系列針對聯邦議會、政黨、大學和科學機構的網絡攻擊，通常被懷疑與中國有關。 北京逮捕澳大利亞公民，以及在香港和新疆的舉動都令澳洲民眾不滿中國的情緒升溫。在香港，北京制定了嚴厲的、具有巨大爭議的《港區國安法》。在新疆，至少一百萬人被指關押在集中營裏，而中國稱之為「再教育」中心。11月底，一名中國外交官發佈了一張澳大利亞士兵殺害阿富汗兒童的不實圖片，令中澳之間的敵意達到新水平。 同樣在11月，一位著名的華裔澳州人博物館董事成為第一個依據澳州外國干涉法被起訴的人。 但專家表示，涉及國家安全的危險行為很複雜，不應該僅僅關注華裔澳州人。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安全專家邁克爾·休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表示：「澳大利亞的主權和獨立決策面臨更大風險，不是來自華裔澳州人社區，而是來自參與或影響政治、商業和研究的人。」這是北京集中精力讓批評者噤聲，以及培養支持者的地方。」 但姜女士等人擔心，澳大利亞，尤其是澳大利亞媒體，經常錯誤地將普通的華裔社區與中國所謂的邪惡勢力混為一談。 她在參議院調查中表示：「重點應該放在行動上……而不是因為有所關聯而感到內疚。」 許多華裔澳州人覺得自己面臨越來越多的審查。 沉默的聲音 很少有地方能比澳大利亞公共服務部門更能感受到這種「關聯性罪惡感」。公共服務部門的人為國家利益工作，往往涉及敏感問題。 許多華裔澳州官員表示，他們越來越覺得受到懷疑。 「(對中國的)安全擔憂是合理的，」一位華裔高級政策顧問在談到網絡攻擊等案例時表示。 「但它已經蔓延成一場關於中國僑民、誰應該成為澳大利亞人、誰該被評估和分析(以進一步審查)的對話，這是一場非常、非常糟糕的對話。」 較年輕或地位較低的公務員表示，他們感到有壓力去證明自己的愛國主義，或者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很謹慎，以避免不公平的審查。 「如果我是白種澳大利亞人，我出來說點不同的話會舒服得多，」陳先生對BBC表示。 「但如果你有中國背景，人們只會認為你有所讓步。我們現在的文化氛圍就是這樣。」 幾名因擔心遭到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公務員向BBC透露，他們也曾被同事詢問過去的經歷，可能被當做考量因素。這些經歷包括，在中國政府開辦的孔子學院學習漢語，參加大學裏的中國青年團體，以及之前的中國之行。 他們還質疑，越來越多針對華裔澳州人的政府安全審查被推遲，審查程序沒有始終如一地得到執行。 「我的一個前同事三年前加入了公共服務部門，至今沒有通過審查，」這位高級政策顧問表示。這個過程通常最多需要6個月。 他們認為，這種拖延阻礙了自己的職業發展，甚至阻礙為澳大利亞政府工作。兩名員工告訴BBC，他們被迫放棄工作，因為不能獲得更高權限以完成工作。 當地國防部沒有回應有關華裔澳州人的具體問題，但一位發言人表示，通過安全審查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核查審查對象背景的能力」。 他補充說：「如果申請人曾在海外居住，那麼他提供的證據可能需要通過海外機構加以證實。」 休布里奇表示，如果公務員曾訪問過「難以獲得可靠信息的地方」，比如中國、俄羅斯和朝鮮，這個過程通常需要更長時間。 他還說，政府對那些在中國有家人、朋友或其他關係的澳大利亞人格外謹慎，認為他們更容易受到脅迫，指「中國的國家機關確實存在利用此類手段剝削並操縱人民的記錄。」 但不僱用曾經在中國生活的人，也會構定一定風險。一位官員告訴BBC：「假設你在中國政策團隊工作。理想情況下，你會想有一些有中國背景的人在。但如果所有了解國內情況的人都不能通過安全審查，剩下的就只有沒有實際專業知識的人。」 「對澳大利亞價值觀的考驗」 華裔澳州人社區領袖李逸仙(Jason Yat-Sen Li)並沒有低估人們被中國盯上和拉攏的風險。但他說，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裔澳州人感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澳州社會的一部分；或者反過來說，他們是否覺得自己不屬於澳州社會。 他說，這場衝突是「對我們的價值觀和對機構信心的考驗」。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長期以來一直警告不要孤立華人社區，指出華人社區是收集中國情報最有用的群體。 評論人士說，澳大利亞政府對參議員阿貝茨的言論保持沉默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休布里奇表示：「我們需要確保議員們使用的語言能夠增強我們社區的凝聚力，不會因為推動自己的目標而讓中國政府漁人得利。」 李先生表示，根本問題在於信任。澳大利亞人信任他們的華裔朋友、同事和鄰居嗎？華裔澳州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社會，相信他們會像其他人一樣得到平等和法治？ 「因為如果我們不能信任這裏5%的人口，就有違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對民主造成的損害比任何外國政府都要大，」李先生說。 (*安德魯·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