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談中國：憲政大辯論給我們的啟示
近期,國內一系列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案件密集宣判,所涉及的人上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下至17歲少年李天一，吸足了公眾的眼球，也在網絡上引起巨大的爭議。
自今年初以來關於中國憲法的那場所謂「憲政大辯論」，至今仍餘音繚繞。 聯想到自今年初以來關於中國憲法的那場所謂「憲政大辯論」，至今仍餘音繚繞，幾天前還有一些中國知識界人士傳遞著《公民憲政共識》,許多著名學者參與簽名活動，他們呼籲當局立即採取措施，落實憲法，實現憲政轉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憲法和法律的精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民心，走到社會生活的最前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5年後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反映了全社會為下一階段中國發展尋找政治共識和基礎的巨大努力。 憲政大辯論發生在今年絕非偶然。事實上，對憲政問題的討論近些年來一直沒斷過，只不過沒有形成如今年這樣轟轟烈烈的大辯論。之所以如此，我們必須要審視它發生的深刻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深厚的歷史背景。 從歷史背景來看，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是最突出的現象。相對還弱小的中產階層需要更多的法律和政治權利的保障，但在現實中這種保障是遠遠不夠的。更不要說那些富有階層的人們更是感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無助，不少富人經常感概他們是在權力面前「跪著求生」。就是在中國最成功的經濟改革層面，隨著改革進入所謂的「深水區」，人們也吃驚地發現每走一步都是那麼艱難，固化利益的樊籬和權力泛濫似乎是深化改革的無法逾越的障礙。 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以吳敬璉為代表改革派經濟學家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現在又一次處在歷史選擇的十字路口 ——是走向完全的法制化的市場經濟，還是拐進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很多著名學者都提出，中國經濟如果要進入下一個增長期，就必須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治改革成了繞不過去的關口。 就社會層面來說，執政黨的大面積的腐敗和各種固化的利益集團帶來的許多領域裏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形成了當今中國的一個獨特的現象，即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迅速聚集，另一方面是民怨日益積累，可以說到了怨聲載道的程度。這種現象恐怕在世界上都難尋第二例。 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彰顯出執政黨道德感召力的大幅滑坡。再想到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如日中天的道德感召力贏得億萬貧窮的中國人的巨大支持，這簡直有天壤之別。 許多學者都在私下討論，難道今天的中共就只剩下經濟發展這一個路徑去維繫執政的合法性嗎？如果未來十年或二十年中國經濟無法像前35年那樣保持著高速發展的勢頭，那該怎麼辦？而且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回歸到5%左右的發展速度是大概率的事件，也是正常的。在這樣情況下，發生了憲政大辯論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嗎？如此這般，看來再度重構中國的法制社會基礎，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可能是當局在今後一段時間裏都無法擺脫的一個選擇。 大辯論 現在我們回到這場憲政大辯論，審視一下其中包含的基本信息。回顧起來，我們居然看到引發這場大辯論的導火索恰恰是習近平總書記自己。當然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事情的起源還要回到去年12月初首都各界舉行的紀念「八二憲法」頒布30週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的講話。按理說，紀念「八二憲法」週年大會應是「規定動作」，例如2002年首都就舉行的紀念憲法頒布20週年的大會，胡錦濤總書記也做過講話。這應該是個例行公事。但這次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卻格外引人矚目。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概括起來有這樣幾層基本意思： 1 憲法明確規定了中國的國體、政體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 2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任何組織和個人都 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這句話實際上是說，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共，也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活動，沒有超越憲法的特權。 3 提出支持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和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 4 堅持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理念，切實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5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 6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應該說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講話，在基本原則上沿襲了中共多年來在憲法問題上的思考和成果，並未逾越雷池一步；同時他也有新的提法，例如，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等。習近平批評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和提出司法機關獨立負責的開展工作的措辭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細細揣摩起來，這篇講話實際上包含了今後中共在政治和行政改革要做的事情。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篇講話體現了中共在憲法問題這些年來所取得的進步，應該是一項正面發展。 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2013年元旦，素有改革先聲之稱的南方報系的《南方周末》發表一篇元旦獻辭，提出「中國夢是憲政夢」，結果這篇東西尚未被發表就遭到槍斃。這一事件引發了報社部分編輯記者聚集抗議，一時間風頭無二。它給剛上任的習李新班子著實出了一個難題。當時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費了好大周折才總算平息了事態。事情雖然平息了，但中國夢是「憲政夢」的口號，卻迴蕩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可以說這是多年來媒體第一次如此響亮地把憲政問題提了出來，而且還和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提出的「中國夢」的口號掛起鉤來。這不能不觸動人們的敏感神經。而後我們就可以聽到學界和知識分子討論憲政的聲音越來越大，直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楊曉青公開發文《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的文章，系統批判憲政理論，從而在全社會公開了這場大辯論。 如果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作為中間點的話，那麼「憲政派」和「反憲政派」作為兩端，我們來看看這場辯論的核心問題是什麼。縱觀「憲政派」知識分子，他們都非常清楚中國目前的政治現實，雖然其中有人提出過借鑒所謂西方政治模式，即「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但大多數憲政派學者的聲音是在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目前憲法確定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大框架前提下討論「社會主義憲政」問題。撥開他們發表的文章和談話中那些迂迴曲折的論點和旁徵博引的繁雜的論述,直白地概括起來,憲政派的基本觀點是： 1 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領導政黨和執政黨,但它的權力應該用憲法予以約束,它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活動,不能有凌駕於憲法之上的特權。 2 中國的司法應該在憲法保障下有相對獨立的權力和職能，不應該受到過多的政治和行政機關的干涉。 3憲法保障的人民各項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利應該切實落到實處，其中包括言論，出版，結社等政治自由和權利。應該全面落實和保障人的尊嚴和權利。 4 為了落實憲法的各項相關規定，應該出台相應的法律措施並在制度上和機制上保證民間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監督和制約，以確保把憲法相關的規定和條文落實到實處，遏制普遍存在的忽視憲法、有法不依、濫權和枉法的現象。 憲政派觀點的核心是用制度和機制創新把目前憲法的相關條文落實到實處，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僅僅停留在紙面上。這就需要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以確立憲法的最高地位和實現「依憲治國」的根本目標。正像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其文章《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中所說，「中國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革命、犧牲，無法令人忘懷。我國革命在1949年已告結束，但絕不可忘記過去的革命！為了不再發生革命，我們要以前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參加今日中國的改革。」 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憲政派遭到了反憲政派的激烈討伐。相比憲政派的迂迴曲折的論述，反憲政派的批判倒是非常直白，他們的觀點概括起來如下： 1西方的憲政制度是虛偽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是假的，壟斷資本寡頭才是西方憲政體制的真正主宰者。 2 憲政派的觀點說到底是主張中國實行西方的政治模式。 3 憲政派的說教以迂迴的方式否定中國現在的政治道路和模式，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4 憲政派的理論是向中共奪取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是輿論戰的工具。 從表面上看，「保守派」把憲政派的觀點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掛起鉤來，想把憲政派的一套說辭置於死地而後快。而實際上，反憲政派的批判反映了某些官員的擔心，即憲政派是要促使當局實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把「八二憲法」的相關條文從字面上落實到實際中來。如果是這樣，中國社會政治生活基礎將會發生一些重要變化，也會動搖一直居於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由此可能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已選擇的政治體制和道路。這就是所謂道路，信仰和旗幟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今天「憲政派」又借確立憲法的最高權威的「社會主義憲政論」來促進政治改革，試圖由民間向中央施壓，這種「政治動機」在「保守派」看來是不純的，也引起一些官員的高度警覺。 撇開雙方理論上的爭論，客觀地說，憲政派理論的主要觀點在中共高層看來，沒有立即變成現實的迫切性。這是因為： 首先，中共在憲法的框架下活動，不應有凌駕於憲法之上的特權。理論上說大家都已認可這個表述，但實際上如果黨出現有法不依甚至濫權的情況怎麼辦？現在的機制就是靠黨來自我約束，比如政治局和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治局可以解決政治上違憲和濫權的問題，紀委可以解決腐敗問題等。憲政派認為，歷史反覆證明現行的約束機制是軟約束，應該在法律上和體制上有硬性約束，比如建立違憲審查機構等。還有一個可能是允許獨立於黨政機構的第三方監督制約機制的存在。但在中共高層看來這種硬約束的機制的建立在目前的條件下尚不可行，因為它帶來的可能導致政治内鬥甚至社會生活的混亂的風險不能承受。 其次，在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下，進一步區隔和豐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機構的職能和權力，以形成某種程度上的相互制約的關係。目前立法和行政部分比較容易做到，實際上也在不斷地做，但司法相對獨立地行使其檢察和審判的權力和職責，就一般情況來說也問題不大，但如果涉及重大事件和案件，在中共看來則無法立即實行，原因在於，某些體制上的調整比較容易做到，如改革政法委的體制等等，但要取消黨管司法這個中共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則風險和不確定性太大，搞得不好，將導致中共的領導體制和司法系統的運行紊亂，從而動搖整個政治制度的根基。 第三，保障人民的各項政治權力包括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以及財產權。這裏的關鍵是新聞出版和政治結社的自由。憲法從1954年的版本就有這些規定，但確實一直沒有在實際中得到實行。不說文革的情況，就是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正像《求是》雜誌社社長李寶善最近在《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一文中所說，中國新聞自由度擴大的進程事實上一直在發展，但「現階段的中國承受不了輿論失控的後果，因為中國正處在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多發期，各級政府機關的管理水平和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還不高，很難適應輿論過度開放所帶來的挑戰。輿論的過度批評會損害政府威信、妨礙政府施政」。他的這個說法倒也坦率。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新聞自由方面的確也取得了很多進展，但從根本上說，中國新聞自由的發展還是要靠經濟主體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發展來逐步擴大，同時也要靠科技進步來推動。例如，互聯網和微博微信技術的進步就使21世紀中國的輿論場發生著持續而深刻的變化，自媒體讓每個個體都有可能成為具有社會影響的媒介，在這種情況下，報禁在事實上正在瓦解，而微信的出現又使人們看到了結社自由的新希望。當然，如果指望當局在今天就開放報禁和黨禁，把這些憲法字面上的自由變成實實在在的現實，尚需時間和空間。 第四，在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問題上存在著很多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蔑視憲法和法律的現象。官民現在都同意要同這些現象作鬥爭。分歧在於如何斗。官方目前的做法是靠教育，靠現有的機制。但憲政派要求建立相對獨立的機構和新的具體的法律。這個分歧應該說不是不可調和的，而是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中共自己也要創新出合適的新機制和法律來來同各種違法濫權的現象做鬥爭，以保持社會經濟和政治局面的穩定。 中共對「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的方針和原則可以說都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紀念憲法的講話中了。至於「八二憲法」相關條文同現實的差距，大家事實上都是承認的，不然就不會發生這些爭論了，但如何縮小直至最後消滅這些差距，在中共看來，則要根據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具體情況逐步解決，成熟一個解決一個，不能通過「政治改革」來一攬子解決。在這裏中國這條大船的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依然是重中之重，是一切可能的政治改革考慮的前提。 這裏的關鍵問題是「現在立即著手解決」和「逐步漸進解決」這兩個選項之中的機會成本到底有多大？官方和民間的認識是不一樣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的節點，是不是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就要走入歧途和危機呢？或者像某些憲政派的人士所預言的那樣太晚了而喪失了改革的最後「機會」了呢？顯然，中共高層並不這麼認為。 通過觀察習李新班子這10個月的施政，新班子顯然是把穩定經濟使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長速度，放在破解當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困局的中心地位。為此要繼續深化經濟金融和財稅體制的改革，普遍預料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這些方面推出新的舉措。同時，為了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習李班子也表示要進行必要的行政體制改革，以進一步轉換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擴張的角色，下放審批權力，減少尋租空間，打擊官僚利益集團。 習李新政的第三個支柱可以說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共產黨的旗幟、信仰和道路主流統治地位，堅決打擊和清剿各種西式政治理論和模式的侵蝕，讓紅旗牢牢地插在這塊陣地上，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安靜的環境」。在執政黨看來，如此新政可保中國這條大船會繼續乘風破浪地前進。保守派的一些學者多次質疑，改革派所說的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中國將走入不歸路的「中國危機論」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國內外形形色色的中國危機論一直不絕於耳，喊了30多年了，中國並沒有崩潰，今天難道就比過去更糟了嗎？顯然他們是不信這套說辭的。 當然，今天執政黨和政府官僚系統的大面積腐敗及社會潰敗應該說比過去三十多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了，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和增長下降的危險的確也是擺在這的，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很多官員認為，憲政派的政治改革藥方未必是正確的藥方。以現有的黨政監督機制加上必要的經濟和行政改革措施，是一個相對保守的療法，雖然不一定見奇效，但肯定是風險較小的。政治家的選擇偏好一定是先要穩妥，然後才是變革。此所謂守正出奇也。這也好理解，因為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的改革一般都是在面臨大的危機時才進行。此法屢試不爽，在今天的條件下，就未必失效。畢竟中國幾千年的政治社會文化是任何中國人都不能擺脫的歷史背景。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說今年上演的「憲政大辯論」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走勢的影響實際上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大。有的官方輿論甚至恐嚇說，憲政派的說教是為新的政治動蕩做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凖備。這顯然是誇大其詞。 今天的中國和當年「六四」發生時的中國幾乎可以說是不可同日而語。今天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支持發生大的政治動蕩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看，《北京日報》的評論聲稱要對憲政派的言論「亮劍」，只能說是一種愚蠢的提議。 不過,如果說憲政大辯論對當下中國發展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我們應該認識到，逐步落實八二憲法應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憲政,它可以成為當今中國上下的最大的政治公約數,官民一齊努力,用持續不斷的經濟和政治的改革措施，解決當前面臨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重構被撕裂的社會價值體系,使之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基礎,讓中國這條大船在民族復興的航程中繞過各種急流險灘。從這個意義上說,憲政大辯論是在傳遞著「正能量」,憲政派的努力是值得尊敬和肯定的，因為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變革都必須有民間的力量去推動，不推不動。 注：《大家談中國》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網友如要發表評論，請使用下表： 讀者反饋 毛澤東在重點講到中國的民主與統一問題時說，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統一。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實行民主制度，不僅政治上需要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民主。 毛還說，一個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有什麼臉面代表這個國家？愛這樣的國家，就是對祖國的背叛。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屁股比腦袋更有誘惑力 tjj,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