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政治正確還是價值堅持？ 一位香港資深政治人物的兩難之選
香港民主派資深人士蔡耀昌今年三月代表他所服務的NGO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向政府機構投訴部分餐廳歧視大陸食客。消息一出，在其所屬的民主黨及泛民主派掀起軒然大波。壓力之下，他在3月14日辭去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及數個黨內要職。
蔡耀昌參與NGO社會組織協會的工作，曾為大陸新移民爭取權益。 52歲的蔡耀昌說他對黨內的強烈反彈感到驚訝，但不後悔自己做的事。 「我還是堅持做該做的事，」他在與BBC中文的採訪中說道。 香港社會因去年數月的反修例抗議活動更加撕裂，官民、警民更加對立；中港關係也因政見、認同感的分歧等變得更加緊張。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迅速擴散開來，1月底，香港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封關」呼聲高漲，包括香港民主黨在內的泛民主派不斷向政府施壓，但特首林鄭月娥拒絶對大陸全面「封關」。加之2013年SARS慘痛教訓在很多香港人中仍然記憶猶新，「恐中」情緒再次暴發。一些香港食肆和店鋪貼出告示，表示不歡迎大陸客或講普通話的人（強調不包括台灣人）來「自救」。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本月初發佈調查，稱有上百家食肆貼出類似告示。隨後，該機構向香港致力消除歧視的機構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投訴，稱這些商家的做法涉及"歧視"，促請政府修訂《種族歧視條例》，將同一國籍不同背景人士相互不公平對待的行為，也定性為歧視。現行條例未涵蓋因身份不同而產生的歧視。 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泛民主派對這些食肆的做法保持沉默，鮮有微詞。但作為香港最大政黨民主黨中委成員的蔡耀昌認為，他的投訴是出於「保障人權」的考慮。他說，「很多時候看一個行為是否涉及歧視，不會考慮背後的動機，而要看最終的行為是否出現差別對待，差別對待是否合理。不應該因政治原因或社會大氛圍令我們忽視最基本的人權價值。」 蔡耀昌的投訴受到平機會的支持。主席朱敏健稱，若餐廳不招待大陸人而招待其他講普通話的華人，可能構成「間接種族歧視」；如果以防疫為由拒絶招待某一國家的人，可能涉及「殘疾歧視」。 不過，隨之而來的是，60多名區議員及民主黨黨員發起"蔡耀昌不代表我"的聯署，稱蔡的言論「等同支持林鄭月娥拒絶全面封關」，與民主黨立場相左，敦促他辭任中委一職。 3月14日，民主黨發表聲明稱，此前並未討論過相關議題（餐廳食肆涉嫌歧視），蔡耀昌的立場也與民主黨無關。中委會當天召開緊急會議。蔡耀昌在會上作出自己的陳述，但未能得到多數認同。會後，他表示辭任所有黨內職務，包括中央委員會、選舉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和章程委員會委員。 2004年，蔡耀昌（左二）在香港區議會地方選舉中當選沙田區區議員。 「老一派的人物」 香港出生的蔡耀昌大學期間就參與社會事務，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主席及學聯秘書長。對他影響最深的事是"八九民運"。當年6月4日，蔡耀昌在電視中看到北京軍隊射殺學生。震驚之餘，便下定決心致力推動中國民主。他在2003年統籌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即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助就了八九民運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後來擔任民間組織支聯會的副主席，該組織30年來風雨不改舉辦"六四"紀念晚會，令香港成為中國唯一可以舉辦相關活動的地方。 「六四」之後，蔡耀昌多次到大陸與民運人士往來，直到1993年被當局沒收回鄉證，從此禁足大陸23年。即便如此，蔡耀昌依然在政治身份上認同自己是「在香港的中國人」，認為「香港的民主、自由會促進中國的進步」。 同樣，他認為香港也能在推動平等、保障人權等普世價值方面為大陸樹立榜樣。只有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路線，才能贏得大多數人支持。蔡耀昌認為，在香港，從大陸來的新移民比土生土長的香港居民數量少，因此是弱勢群體。鑒於西方平權制度中尊重少數的論述，需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2013年，蔡以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的身份，協助一名新移民就申領政府綜援需滿足居港七年條件一事提出司法覆核，最終由香港終審法院判定勝訴。 隨著香港本土主義興起，這些理念被冠以「左膠」的標籤，泛指對中共抱有幻想和不切實際的左翼分子。「膠」字在粵語中是髒話，帶有貶義。 2015年，蔡耀昌（左）、何俊仁（右）和其他支聯會成員前往中聯辦，呼籲釋放被拘留的人權活動家。 過去幾年裏，中共拒絶香港直選行政長官，並在出版、言論等方面壓制香港的自主權，被廣泛批評侵蝕「一國兩制」。去年反送中抗議運動更增加了對蠶食法治的擔憂。同時，陸港兩地因制度、語言、文化差異，政府在自由行和水貨客（把香港貨物私帶到大陸轉差價的人）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誤，中港矛盾進一步激化。加之本土意識的覺醒，類似蔡耀昌發起的公民行動並不被主流社會關注； 出於政治考量民主黨和泛民主派也主動與之「割席」。 肺炎疫情去年底在大陸爆發時，香港政府對大陸關閉數個口岸，但未有完全截斷兩地人流，令部分民眾不滿。2月底，當韓國疫情爆發，政府迅速採取封關措施。隨後疫情蔓延至歐洲，政府對意大利封關。 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認為，香港政府對於中國內地的封關措施明顯寬鬆過其他地方，而市民不過是因差別對待而採取"自救"行為。他反問：「當政府差別對待，你說誰在歧視，是政府還是餐廳？」 羅健熙認為蔡耀昌和自己「在意識形態上有明顯差異」。他對BBC中文說，「我對中國critical（批判）的程度和對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關注比較多，而蔡耀昌屬於老一派的人物。」 2014年，民主派抗議者和支聯會成員（包括蔡耀昌）舉行紀念六四示威遊行。 「一個擇善但固執的人」 香港民主黨的一條政策綱領中寫道， 「促進建立和維護一個體現法治精神、保障人權及消除所有歧視的法律制度。」蔡耀昌認為自己長期奉行這個綱領，但未曾料到，這成了他辭去黨內職務的原因。 蔡耀昌說，「儘管立場未必相同，但作為組織核心，從組織的角度考慮，我都必須兼顧這些（地區層面的）感受。經過衡量，決定主動辭職。」 「政治只是一時，做人卻是一世，」蔡耀昌在臉書上感慨。他不後悔自己的行為，也否認自己違反了民主黨的立場。 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他說，「政治風氣不斷在變，意味著很多時候要處理實時問題，不管你是否同意。但做人的基本價值卻要守住，有重要的問題，更要實時提出來。」 蔡耀昌承認北京威權制度對香港人權體制的壓迫，但他認為，正是在這種衝突下，少數或弱勢的權益更有可能被侵害，所以更加需要在此時保障基本人權。 他說，「推動人權的其中一項是，推動制度的改變。如果香港走向民主、普選的制度，社會對立就會減少。如果人權制度可以完善，比如針對過去半年可能涉及的警暴，追究違法行為，也可以舒緩矛盾。同時，人權保障的法例，包括反歧視條例的完善，都可能舒緩矛盾。起碼大家會有更加多的規範，遇到問題時有合理的機制去處理。我認為出發點是一致的。」 香港資深媒體人，也是蔡耀昌友人的蔡詠梅評價他說，蔡是一個擇善但固執的人，「認定是對的就要做下去，即使是一個人也要堅持」。「只是他少一點彈性，不太善於溝通。」 出生於成都、80年代移民香港的蔡詠梅說，她也不認可部分餐廳不招待大陸客的做法，但認為可以採取其他方式表達，比如寫文章提出異議，引發公眾討論。 她說，在香港政治大環境下，通過平權委員會投訴某些餐廳的行為無異於「火上澆油，是小題大做，上綱上線」。 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在目前的環境下，（對這些餐廳）過分的指責可能起到了幫助強權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