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藝術的名義改變世界：從《共產黨宣言》和艾未未說起
"破壞"（sabotage）這個詞源於法語單詞"木製鞋子"（sabot），它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歷史淵源：早在20世紀初，該詞就用來形容工人們把木頭鞋扔進機器、破壞生產的罷工手段。
但實際上，這個詞來源於正式場合演講時，有人跺腳干擾。這兩個淵源故事都和該詞現在的用法相關——都是妨礙權力體系運作的手段，不管是經濟走向、政治事件，還是軍事行動。今年，紐約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開設了第四次藝術三年展，主題為"破壞之歌"（Songs for Sabotage），匯集了來自19個國家30餘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的作品。館長宣稱，此次展覽的目的是想"呼籲大眾採取行動，並積極參與干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行為，從而揭露建構人類現實、生活意向和事實真相的體系。"除了期待中的文獻圖片、集體會議和工作坊之外，這場展覽還展示了大量繪畫和雕塑作品。想必這些視覺藝術作品就是這次展覽的主題之歌了吧。當然，對呼籲大眾採取行動所進行的宣傳教育、寓意寄托以及行動號召的行為本身並非採取了行動，而代表變革或抵抗的藝術也不一定會在現實中真正影響變革或抵抗。 這就引發了一個在談論藝術時常常遇到的問題：既然藝術本身頑強牴觸權力體系，那藝術又如何參與其中呢？通常，所謂的"政治藝術"經常只是對抗議或者抵抗行為的美化。有時，它在道德層面給予了許可，給觀眾灌輸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得到了什麼。藝術和權力永遠相伴相隨，又相看兩厭。畢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家華麗舒適的餐廳天鵝之家（La Maison du Cygne）寫下了《共產黨宣言》，正是對這一點的完美詮釋。 1995年，在一張照片中，艾未未摔碎了一隻有兩千年歷史的漢代陶壺，並繪製了其他陶壺來代替，這一舉成了極富爭議的文化藝術破壞行為。 讓我們想想藝術世界中的"破壞"簡史。藝術家們通過什麼方式來對待這麼一個想法——最有力的創造藝術可能皆為破壞之舉？此外，如果藝術品本身能干涉政治和社會體系，那麼這種干涉會怎樣瓦解體系呢？破壞之舉正在打破已存在的事物，正因為如此，一些不同的事物才會產生。 毀滅之欲 關於破壞性藝術本身，可能會令人想到法國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在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的那個成功的倡議——推倒旺多姆銅柱。他聲稱這個紀念碑"毫無藝術價值，還想讓舊王朝的軍國主義思想長存。"還有去年，美國藝術家舒茨（Dana Schutz）在油畫《開棺》（Open Casket）中重現了提爾（Emmett Till）葬禮上那個有名的場景（1955年，非裔男孩提爾因對一名白人女性吹口哨而被私刑處死）。英國藝術家布萊克（Hannah Black）在網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從惠特尼雙年展上撤下並銷毀這幅畫，此舉遭到熱議，但並未成功。然而，這些例子都是一種建構事實的姿態，推翻銅柱和銷毀油畫的倡議本身並非藝術作品。 布倫（Daniel Buren）沒有收到參加展覽的邀請，他把整個瑞士首都伯爾尼貼滿海報。 相反，1995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倒真的通過毀滅一件藝術品來成就另一個藝術品，即毀壞了一隻漢代的陶罐成就了藝術作品《摔一隻漢代的瓦罐》（Dropping a Han Dynasty Urn）。這場表演呈現在三張黑白照片中：藝術家手持一件有著兩千年歷史的祭祀花瓶，花瓶掉落半空中，碎了一地。艾未未摔碎了這個陶罐，不僅意味著毀了這個古玩的金錢價值，還有其文化價值。從象徵層面來說，此舉代表著拋棄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典型時期——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遺產。艾未未借此喚醒觀眾去思考，究竟誰能決定一個朝代的文化價值和金錢價值。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在象徵層面完成，並沒有真正妨礙到政治或者社會體系。 藝術世界的破壞力常常是在各類贊助機構的支持下，通過可見可觸的事情來表達藝術家所受的挫折。我們可以追溯到1863年的藝術展"落選者沙龍"（Salon des Refusés）。當時，在法皇拿破侖三世的贊助下，庫爾貝（Courbet）、馬奈（ÉdouardManet）、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和其他那些被巴黎沙龍拒之門外的藝術家，在巴黎工業宮舉辦了一個新展覽。 一個世紀後的1969年，法國當代藝術家布倫（Daniel Buren）從瑞士首都伯爾尼著名的"當態度成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展覽中落選，他在城裏的廣告牌上貼滿條紋紙，以此回應落選，強勢涉足這場展覽。布倫因此被捕，必須離開瑞士。五年後，美國藝術家本格拉斯（Lynda Benglis）為了反擊藝術領域裏的男權思想和厭女症，給《藝術論壇》（Artforum）雜誌付了近3000美元為自己下一場在紐約保拉•庫柏畫廊（Paula Cooper Gallery）的展覽刊登了廣告：她赤裸的身上有一個超大的假陽具。 梅茨格爾（Gustav Metzger）在尼龍布上噴灑鹽酸，然後站到一邊等布料在20分鐘內溶解。憑此創造了一種"自毀藝術"。 退出和拒絶的行為藝術也是藝術領域中的一種破壞策略。1969年，藝術工作者聯盟成立，由利帕德（Lucy Lippard）和安德烈（Carl Andre）掌舵。他們組織了反戰抗議活動，還敦促關閉主要機構以反對越南戰爭。這種行動還與當時其它藝術家引領的組織遙相呼應，比如林格爾德（Faith Ringgold）帶領的為解放黑人藝術的婦女學生和藝術家團體，和利帕德帶領的特設女藝術家團體。後者的抗議行為讓接下來的惠特尼雙年展（Whitney Biennial）中納入了黑人女藝術家。1974年，德國藝術家梅茨格爾（Gustav Metzger）通過《無藝術時期——1977-1980》（The Years Without Art - 1977-1980）這類藝術作品攻擊了藝術的商品化，號召所有的藝術生產、演說和銷售暫停三年。這也讓他的工作變得命途多舛。 體系宕機 還有一些類似破壞的手段也激化了觀眾的行動。在1968年的一場表演中，阿根廷藝術家卡內瓦萊（Graciela Carnevale）把參與者聚集到阿根廷羅薩里奧市一個畫廊裏，在離開時鎖上了玻璃門，把大家關在裏面。她希望借此煽動起"模範暴力行為"（即個人的暴力反抗行為可煽動眾人群起反抗）。不過最後還是一個路人打碎了大門，讓大家逃了出來。2009年，布魯格拉（Tania Bruguera）在巴黎國立影像美術館展示了一場自毀藝術：她站在自己對政治藝術的反思文本前，拿著一支裝了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指著自己的太陽穴，用俄羅斯輪盤賭來賭運氣。這一行為挑戰了藝術影響現實的功效。 嘗試把藝術和生活完全融為一體的行為一直遭到評論家的批判。1993年，惠特尼雙年展上展出了水管工霍利迪（George Holliday）的自製錄像，刻錄了洛杉磯警察毆打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行為。還有2012年，在第七次柏林雙年展上，館長祖密卓斯基（ArturŻmijewski）邀請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的示威者們站滿了一整層樓。 卡內瓦萊關上玻璃門，將參與者們鎖在畫廊裏，以此來測驗在多長時間內人們會採取暴力行為。 這些藝術項目都打破了一個概念——藝術品可以是什麼樣，應該是什麼樣。但又回到了那個開放式問題：藝術品到底是怎樣干擾政治和社會體系的？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只能想到一小撮能夠代替藝術、生活和權力等動態行為的藝術品。雖然它們在形式或概念上十分嚴謹，但還是能干預各種社會體系。這些藝術品的確想去影響現實世界，也確實做到了。 對於舒茨抽像地呈現了提爾受私刑而死的這幅油畫，藝術家布萊特（Parker Bright）將畫擋住以表抗議。 1997年，德國藝術家施林格賽夫（ChristophSchlingensief）組織了"殺了赫爾穆特•科爾！"（Tötet Helmut Kohl!）活動。他盡可能多地聚集了失業人員，讓他們在奧地利沃爾夫岡湖裏游泳。那裏是時任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最喜歡的度假勝地，當時他正在那裏度假。施林格賽夫宣稱，所有德國的失業人員都應該一起來佔滿整個湖。2014年，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完成了藝術活動"全部傾聽"（All-Hearing），他讓兩位埃及開羅酋長每周五不按常規布道，而是在全市範圍內做一個關於"噪音污染帶來公共健康問題"的演講。施林格賽夫和哈姆丹一樣，都打破了現狀，促成了改變。 1981年，卡夫卡（Ivan Kafka）在捷克布拉格一條街上豎滿了1000根木棍，人們想去上班就只能把他們踩倒。 當然，破壞的行為藝術也是一種惡作劇。它時常始於一個小干擾，但其效果逐步放大，最後導致整個體系的摧毀。破壞行為常常也是匿名的。對藝術家來說，單就破壞行為的持續時間和匿名性便讓真正的破壞成了一樁麻煩事。即便如此，我最喜歡的藝術性破壞是捷克藝術家卡夫卡（Ivan Kafka）在1981年一個萬籟俱靜的夜晚做的事。在布拉格的聶魯達區有一個城堡是捷克政府的歷史中心地標，卡夫卡用一個通宵在這個城堡邊的鵝卵石地面上豎起了1000根木棍。早晨，當地居民打開房門去上班時，面臨了這樣一個選擇：要麼踏平這個藝術品，那就違背了自由表達；要麼保留藝術品，那就上不了班。卡夫卡這個裝置讓我想到學者蘭貝利（Fabio Rambelli）和雷因德（Eric Reinders）的一句話："破壞，不是文化的終結，而是變革的條件。" 請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