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議：陷於政治漩渦裏的中學生、家長和老師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進入第三個月。從6月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以來，這個城市經歷了百萬人上街遊行、大規模罷工，還有阻塞地鐵和機場等不合作運動。在示威現場，可以見到許多年輕面孔，有些還未成年，他們在這個暑假見識了橡膠子彈、海綿彈、布袋彈、水炮車等花樣翻新的武器。
有人稱，這些學生和很多抗爭黑衣人一樣也是「廢青」，叛逆而不思進取，被人煽動又不自知。然而，隨著香港政治動蕩，數名中學生告訴BBC中文，他們中間很多人不僅學會了不少急救、法律、隱私等常識，還上了一堂很好的公民教育課。不過，在這場被廣泛認為是無組織、無領袖的抗議運動中，不僅中學生，連他們的家長和老師都有些無所適從。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報告，6月至8月期間參與示威活動的人群中，有6%至15.6%的參與者年齡在19歲或以下，即中學在讀。有些中學生背負著家長的不解和指責，仍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支持運動。6月22日，百名中學生發起罷課聯署，呼籲政府撤回修例。 8月22日，再有上千名中學生參與集會，倡議政府響應民間的五大訴求，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成立獨立機構調查可能存在的警察暴力和其它違規行為。當開學臨近，學生們也在醞釀一場可能更大規模的罷課行動。 香港示威遊行風波已踏入第八周。七月一日，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視作是「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 中學生破碎的買樓夢 17歲的郭同學開學即將讀中六，他在這個暑假「不停地參加集會和遊行」，幫忙做文宣工作。除了在示威者使用的連登、臉書、telegram等社交媒體上緊跟運動發展，他還下載了《逃犯條例》修訂案的整份文件，與朋友一起做研究，看究竟在哪些關鍵點上損害了香港人的利益。 郭同學認為，他與家人、老師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看法基本一致，「樓價會跌，會賠很多錢」。他說， 長輩大多堅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而他們這一代更能接受武力施壓的「勇武」抗爭。 「老師大多在港英時代出生，已經買到房，生活安樂，不需要走出來。但我們不同，努力工作18年都買不到房」，郭同學說。 他嚮往成為在中環工作的專業人士，「努力工作、廉潔守法」。更重要的是，「努力的結果是收獲，而不是說18年都買不到房」，他再次強調。 郭同學所說的通過苦幹而出人頭地的一代，正是二戰後1946至1964年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他們就業時正值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得以人盡其用。那一代人的「獅子山精神」勉勵著香港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但幸運已逝，舊式的香港夢早已成為幻影。 根據美國物業顧問公司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在2017年第七次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房價入息比率（房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全年收入中位數）高達18倍。簡單來說，一個普通的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18年才能買到房。這個數字在2018年突破20。另外，階級固化、青年向上流機會變窄都表明「嬰兒潮」一代的機遇時過境遷。 郭同學期望，未來的香港能在「政治上維持一國兩制50年不變；生活上能讓普通人負擔得起樓價、物價。最好，到2047年，中國的政治改革因香港的民主運動而得到改變，採取相當民主的政治體系。」 「那樣的話，我會選擇留在香港。如果還是那麼黑暗，我會選擇移民」，郭同學認真地說。 這次運動中，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的競選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再次被廣泛接受，響遍各處抗爭現場。讀中六的17歲萬同學認為，光復是要「恢復一些事情」，革命則意味著「要有改變。他認為，這句口號與港獨無關，他更注重背後所代表的改變精神，「大家用不同的形式達成同一個政治理念。」 萬同學強調，既然出來抗爭，要求改變，那麼也要謙虛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他看到破壞「連儂牆」的大叔，在機場從示威者手中打落標語的大伯，激怒了示威者，雙方產生衝突。萬同學反思，不論對方是誰，講的正確與否，都可以用理據說服他們。他說，「對家人、對連儂牆面前指責我們的伯伯，我覺得都要打開耳朵先聽——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最欠缺的東西。」 「我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批評誰，但這是最基本的尊重。對我自己來說，抗爭的矛頭是政府、是政治、是制度，不是市民，不是站出來罵你的伯伯，」萬同學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這次運動中再此被廣泛接受的口號。 沒了「無憂無慮的暑假」 兩個月以來， 警民衝突不斷升級，幾乎每個星期的遊行示威都導致暴力衝突、人員受傷。8月25日，警方首次出動驅散人群的防暴水炮車，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磚頭和燃燒彈，並有警察在衝突中鳴槍警告。 抗爭者與政府陷入僵局，在無組織、無領袖的運動中難以對話。不僅如此，有些家庭也陷入僵持。 兩名14歲的女生在中學生集會中告訴BBC中文，她們並沒有告訴家長來參加集會，因為「害怕被罵」。她們願意跟家長訴說自己對運動的看法，但長輩總是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況下直接批評她們。 「他們整天就講，示威者就知道扔東西、打爛東西。他們有沒有想過，是什麼讓他們這樣？前因後果是什麼？單單看到這些行為就說我們是暴徒，搞亂香港」，一位女生沮喪地說。 她的家長還說，示威者是收了錢才這樣做。但她不同意，「怎麼會有人收了錢願意坐監獄，甚至連眼睛都沒有了，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很不合邏輯」。8月中旬，一名女示威者疑被警方用布袋彈打破眼睛，激起民怨。幾天后，大量市民聚集在機場示威，導致大範圍停飛。 女生說，「雖然政見有分歧，但黑白才是良知」。對她來說，本該是無憂無慮的暑假，卻「多了很多遊行，多了很多集會，多了很多人受傷、很多人哭，每天都很擔心香港。」 她們說自己在這個年齡不能上前線，只能參加集會表示支持，向不了解情況的同學傳遞信息。「盡量給他們看證據，不要一味支持警察。」 「很多前線的勇士都幫助我們對抗這個殘酷的時代。幫我們擋槍，幫我們吸食催淚彈。我們中學生做的只能是站出來，支持他們」，其中一位看上去怯生生的女生說。她的聲音還很稚嫩，但一字一句慢慢講完，堅定而有力。 有愧於下一代的家長 張先生是一位16歲中學生的家長。這個暑假，應對抗爭運動成為家中的日常。 他說自己的孩子會到抗爭前線傳遞物資、設置路障。他對BBC中文說，「小朋友只在屋裏看電視關注示威或參加遊行，已經覺得不足夠（表達要求）了。」 張先生與孩子溝通過很多次，說自己會支持，但讓他考慮後果，被打、被捕，會付出什麼代價。他告訴孩子，「你做任何危險事之前想一下媽媽，想一下家人，自己的前途。是不是值得呢，如果你覺得值得，我就全心支持。如果你能安全撤退，我就會放心了。」 「不是很輕鬆的聊，但也不是很嚴肅。如果你用大人的口吻，說『小心點啊』什麼的，下次他就未必願意跟你溝通。」 參加中學生集會的張先生。 張先生30歲時正值1989年北京學運，在懸掛八號風球的天氣裏上街遊行。兩鬢斑白的他跟孩子講自己對當時社會的看法，對政權的憤怒。「我也年輕過，我也爭取過權益」。 8月21日下午，太陽炙烤著城市，中學生集會尚未開始，張先生已經到了現場，胸前舉著手寫的紙牌「同學們，家長撐你」。 張先生說，香港的自由本應該由成年人去爭取和承擔。但太多成年人安於現狀，於是小朋友覺得要站出來。「如果作為家長再去批評他們，我覺得有愧於現在的青少年。」 一家人在Whatsapp上建立了家庭群組。大人在家焦慮地看抗爭現場直播，及時提醒孩子警惕警方的下一步動作。 半夜，16歲的孩子從抗爭現場回來。兩夫婦熬夜等著，母親一把抱住兒子，心中的石頭這才放下。 父親問孩子，感覺怎樣？還去不去？ 孩子說，沒問題，沒有想像中危險。 不能解惑的師者 教中學體育的張老師已經有30年教齡。他認為中學生在暑假參加社會活動，是一種「關心社會」的表現。「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社會在發生什麼，包括中學生。一個人的學識不僅僅是知識層面上的，也有公民教育上的。」 張老師有一個20歲的兒子，已經上大學。他在家盡量用一種「接納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先接受，再討論抗爭細節。」 他認為自己的孩子不是體格勇猛的人，他甚至鼓勵孩子去設置鐵馬阻礙交通、參與不合作運動。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底線是不貼身肉搏，不傷害自己和他人的身體。 張老師解釋，「我（比孩子）體會到的香港民主進程的時間長一點，覺得給政府適當的壓力是應該的。因為走了這麼多年，大家都用了一些和平示威的方法，但這個政府不怎麼理人。」 8月11日示威中，防暴警察被拍下在港鐵太古站內近距離開槍，和在葵芳站內發射催淚彈的鏡頭。 張老師是中學校內「危機小組」的成員，這次主要處理學生罷課事宜。他說，他會尊重學生的訴求，「如果罷課，就由著他們。做少許引導，告訴他們可以去哪裏、怎麼罷，幫他們完成要求。」 張老師強調，他只是他的個人看法。8月20日，香港教育局向學校和教師發佈新學年教育措施。當中提及，教師在處理當前社會紛爭時，如果遇到難題，可以表示「不知道」或者「自己也不理解」。 有兩年教齡的中學語文老師阿玲（化名）認為，這種指引是無稽之談。「怎麼可以明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卻對學生講不知道、不理解。這是封閉了學生取得信息的一種途徑。」 「學生應該以老師做榜樣，但老師用『不知道』為借口而不去解釋一些事情，或者不嘗試去解釋的時候，我覺得已經違背了師訓所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阿玲說。 對於有人指責，中學生被政黨團體「煽動」而走進抗爭現場，阿玲認為，「這種看法低估了香港中學生的思考能力」。她說，學生看到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暴力襲擊市民，與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有分歧，更加激發獨立思考。 「為何從小到大以為警察是正義的，卻要等39分鐘才出來救人，或者落閘關門而不救人。教育同現實的反差令他們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