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掌門人譚德塞：領導全球抗疫的埃塞俄比亞前外長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的時期，作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領頭人實在是一大挑戰。
整個地球的人都在關注你說的每一個字，在日內瓦總部的每日新聞簡報會上羅列持續上升的病例數字，以及持續增加的受影響國家。 這就是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這個埃塞俄比亞人的日常。他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第一個非洲籍領導人。兩年半前上任時，他承諾會改革這個組織，並且領導對抗每年殺害數以百萬計人的疾病：瘧疾、麻疹、兒童肺炎和艾茲病（HIV/Aids）等。 不過，儘管世衛組織毫無疑問正在很努力地對抗這些疾病，但在譚德塞博士的第一個任期內，先是遇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埃博拉（Ebola，伊波拉）病毒疫情，如今又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兩次疫情都被宣佈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 「迷人」、「謙遜」 這意味著，疫情需要24小時監控，派遣醫療人員、設備和藥物，與已受影響及可能受影響的國家每日討論情況，當然還有向急於得到答案的全世界持續發佈可靠的資訊。 對於這名55歲的衛生官員，認識他的人會形容他是「迷人」和「謙遜」的人。 2017年，譚德塞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第一個非洲籍總幹事。 在他作為世衛總幹事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上，日內瓦現場的記者就有點被他的態度逗樂了。 他面帶微笑走進來坐下，用一種輕鬆的方式與人交談，聲音有時候小到很難聽清楚。這與他的前任陳馮富珍（Margaret Chan）的嚴肅正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這副平靜的態度背後，肯定藏著一個非常決斷的男人。 在成為世衛總幹事之前，他從埃塞俄比亞政府的權力階梯向上爬，先是擔任衛生部長，後又成為外交部長。他要是個謙謙君子，不可能升到那麼高。 兄弟死於疑似麻疹 譚德塞博士在1965年出生於阿斯馬拉——那是1991年厄立特里亞從埃塞俄比亞獨立之後的首都。譚德塞就是在埃塞俄比亞北部的提格雷地區長大。 一個過去塑造了他人格、現在又成為其前進動力的經歷，是他弟弟的去世。去年11月，譚德塞在接受《時代》（Time）周刊訪問時說，他弟弟當時大概四歲左右，譚德塞後來懷疑他是死於麻疹。 「我當時接受不了，現在我也不能接受，」該雜誌引述他說，一個兒童竟然死於一種可以避免的疾病，僅僅因為他出生在了一個錯的地方，這不公平。 在當選世衛總幹事之前，譚德塞在世界衛生大會上說：「所有的道路都應涉及全民衛生保障，直到我們達到這個終點之前，我永遠不會停歇。」 譚德塞後來成為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PLF）的一員。該組織是1991年推翻埃塞俄比亞的馬克思主義獨裁者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運動中的先鋒隊。 2005年起擔任政府部長級官員之後，他被認為是比「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那些嚴厲的同袍要更友善和平易近人一些。 他對埃塞俄比亞的衛生領域進行了改革，讓更多人得到醫療服務，並因此受到讚揚。該國是非洲僅次於尼日利亞的人口大國。 不過，在譚德塞擔任領導時，他的部門不鼓勵記者報道該國的疑似霍亂病例狀況，這也是眾所周知。 「安撫中國」 在他那次高效的競選並最終成功當選世衛總幹事的過程中，譚德塞博士的支持者否認他曾經掩蓋霍亂疫情的指控。 也正因為如此，在談到譚德塞對世衛的領導工作時，「有說服力」和「政治手腕強」也是常常出現的評價。 他知道，世衛對抗全球衛生危機的成功與否，取決於這個組織與194個成員國的合作。 當埃博拉病毒在民主剛果爆發期間，他已經好幾次到訪過當地，不僅是為了去察看狀況，也是去與政府領導人討論。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消息傳出時，他也很快就動身前往北京。 「他的策略是說服中國公開透明地發佈信息，並與國際合作，而不是批評政府，」喬治城大學的全球衛生法教授勞倫斯·戈斯丁（Lawrence Gostin）說。 但是，這奏效了嗎？ 一些觀察人士批評了世衛不停盛讚中國防疫管控措施的做法。 在到訪過北京之後，譚德塞博士說，中國給防疫控制「設立了新標凖」。 幾天后，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向各國領導人表示，中國的行動「給全世界爭取了時間」。 譚德塞在一月末就到訪了中國，之後不久宣佈新冠病毒為全球緊急事件。 這樣的評價令人十分不安，因為人們知道中國當局訓誡了最早就疫情爆發作出警告的醫護人員。 此外，也有人批評譚德塞博士太遲將疫情宣佈為全球緊急事件。 「我是最早要求他將疫情宣佈為全球緊急事件的人之一，」戈斯丁教授說，「話雖如此，後來也只不過是晚了一點，我不認為這個時機對於COVID-19的發展有任何影響。」 「不過，我確實比較擔心的是，他對中國的那些表揚，有可能從長遠來說有損世衛組織作為面對權力時敢於說出真相的科學權威的聲譽。」 所以，譚德塞博士或許政治手腕不俗，但是似乎他的很多政治手段都用在了安撫不透明的極權政府，以圖換取它們與世衛合作對抗威脅全球健康的疾病。 說到西方民主政府如何看待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他的政治技巧或許就不那麼純熟了。 在上任後不久，他就提名時任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為世衛組織親善大使，指後者令津巴布韋成為「一個將全球醫療服務和衛生推廣放在核心政策上的國家」。 此舉引發各國政府以及人權組織的強烈布滿，人們指出穆加貝政府對該國人民的壓迫。幾天后，譚德塞就撤回他的提名。 「少得可憐的經費」 如今，在一種全新病毒在全球爆發的情勢當中，他的判斷再次受到質疑。 有些人希望他宣佈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級別，而包括世衛組織資深官員在內的另一些人則指出這只不過是一個字眼，宣佈與否並不會改變世衛組織控制疫情的策略。 然後，有一些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說，世衛向成員國建議採取「強有力」的控制措施，說法太含糊，另一些人則指世衛反應過度。 我們過去也曾遇到過這種情形。2010年豬流感爆發期間，陳馮富珍也被批評是反應過度——當時她宣佈疫情為全球大流行，並建議各國支出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費用，購買大部分國家最終沒有需要用到的藥物。 然後，在西非災難性的埃博拉病毒爆發時，她又被認為是反應太慢，最終疫情造成1.1萬人死亡。 「做也被罵，不做也被罵」是你在世衛組織總部經常會聽到的一句話。 戈斯丁教授認為，譚德塞博士已經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過程中成為「領導力的象徵」，但是他又警告說，世衛組織的「根本性弱點仍然存在，包括少得可憐的經費」。 「明天見」 譚德塞博士和世衛組織在應對新冠病毒疫情上是否成功，在危機結束之前都不會完全明朗。 目前，他仍將繼續建議各國做好凖備，診斷、追蹤和控制疫情。 每一天，他都會舉行新聞發佈會；每一天，他說的話都會滿世界飛。而儘管外界都在敦促他給出答案，儘管媒體的聚光燈一直在他身上，他仍然保持著平靜和友善。 每一場發佈會的結尾總是一樣：他收拾起紙笑，面帶微笑地說一句，「明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