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通向自由香港的「黃雀行動」
一邊是廣東虎門荒涼的海岸邊，一邊是不夜城香港繁華的商業區旺角。呂京花自己也有些恍惚，怎麼幾個小時之內，她就從政治氣氛一片肅殺的大陸逃到了安全的香港。
1989年11月21日，項小吉與妻子流亡美國 她從廣東虎門出逃時，周圍像是荒郊野外，零零散散地點綴著幾座房子，燈光灰暗。天上戲劇性地下起了雨，她沒打傘，在稀稀拉拉的小雨中走到岸邊上船。 她到旺角時，這個香港熱鬧的商業區燈火通明，街邊有賣飲料的、賣燒臘的，還有人在街邊打邊爐，火鍋麵條熱氣騰騰。望著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呂京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真的逃過了共產黨這一劫嗎？」 1989年6月，中國政府對天安門的抗議學生和民眾清場後，開始通緝一些學生領袖和社會參與人士。這批人在內地城市和農村到處躲藏，顛沛流離中希望找到一處安身之地，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廣播員呂京花就是其中之一。 幸運的是，在中國大陸當局撒下的天羅地網中，香港一批仁人義士們通力協作，搭建起一條通往自由的生命線。呂京花順利進入這條「地下通道」，從廣東偷渡到香港，隨後流亡美國。在目睹中國當局的血腥屠殺後，她逃過可能面臨的抓捕、審判以及牢獄生活，顛簸中走向自由世界。 後來，傳媒和公眾把這條解救了數百名民運人士的「地下通道」稱為「黃雀行動」。 接頭 流亡的民運人士首先得跟營救人員搭上線。從獲救者如今平靜的敘述中，仍能一窺當年逃亡路上的驚心動魄。 1960年出生的呂京花最初離開北京時還沒想著要遠走高飛離開中國大陸，她心裏牽掛著年僅一歲的女兒，也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有多嚴重。 1989年6月9日，她從北京搭乘火車到石家莊，在石家莊未作停留就轉車去了廣州朋友家。6月11號，她到達廣州。一到廣州，她就把學運期間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記者和組織的名片翻了出來。 「什麼《星島日報》、《成報》……就像你們BBC都有，都一張一張卡片，我在這些卡片裏面隨便抽了一張卡，」呂京花回憶。 1989年春天，呂京花與女兒 呂京花首先撥給了一名年輕的香港女記者，第一個電話就打通了。電話中，呂京花含蓄地說，她從北京一路到廣州，身體感覺不適。 呂京花說話有些哆嗦，也許把這種焦慮與恐懼傳遞給了女記者，「她顯而易見知道，我一定是需要幫忙，雖然我講得不是那麼明確，但是她知道，就心靈一點通……」 女記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廣州最早的一班火車與呂京花見面，並跟她約定，雙方手上拿著一張捲起來的報紙作為接頭暗號。一下火車，由於其他人拿著的報紙都是疊著的，她們倆馬上注意到了對方。 女記者把呂京花帶到廣州中山大學的一處私人公寓。經過簡單交流，確認了呂就是北京工自聯的成員，並明確表示她目前的處境很危險，希望把她救出去。 「從她的口氣裏邊就感覺到事情已經很危險了，（覺得）你要出去，」呂京花說，「她覺得應該把我報到某個部門，看能不能救我。最後走的時候她說我給你照張相，我說行，就走了。」 6月底，香港「地下通道」通知呂京花，可以凖備前往香港。8月底，香港方面表示，一切都已經安排好，可以出發了。 事後二人曾對彼時接頭的緊張心情複盤。呂京花問這位當時二三十歲的記者姑娘，「你第一次跟我見面，你有沒有害怕？萬一（是）政府安排的人」。 後者承認，「怎麼不害怕！」心裏忐忑得要命， 而且為防止不測，接頭時，女記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跟在她後面，這樣如果她被抓，也有自己人馬上幫忙報信。 八九民運期間，項小吉代表學生對話團去和政府談判 與呂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還有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召集人項小吉。他與香港「地下通道」搭上線的經歷同樣具有戲劇色彩。 北京開槍和開始全城搜捕之後，項小吉從京城一路南下，經南昌、武漢、蕪湖等市，6月下旬同妻子到達廣州。 7月，風聲越來越緊，每天新聞中都有民運人士被抓。項小吉本來還幻想局勢有所變化，無奈之下，決定離開中國。 他通過中間人聯繫到一名三十多歲的香港男記者，後者又輾轉通知了香港「地下通道」。二人約好在廣州中醫學院門口碰頭，項小吉手持一份英文《南華早報》作為接頭暗號。 8月上旬，一名二三十歲的香港年輕男子來廣州見項小吉。項小吉給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證確認身份，隨後這名男子向項小吉出示了一隻鑰匙扣，上面有一枚圓形硬幣，一面是一隻牛頭，另一面寫著「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乙丑紀念」。 項小吉的接頭暗號是一隻匯豐銀行鑰匙扣 「他說很快就會有人來接你，接你的人會跟你出示這個鑰匙鏈。你看到這個東西，你就跟他走，你什麼都不要問，」項小吉回憶，「我說我記住了。後來沒多久，就來了人。」 解放軍的同情和支持 偷渡本身就有極大風險，更何況是在1989年六四後的風聲鶴唳中，從大陸逃亡海外。 以往黃雀行動的報道裏，關鍵詞不乏「槍戰」、「跳海」和「喋血」。不過在項小吉和呂京花的記憶中，他們這一路還算是順利。 1989年8月21日，在黃雀行動前線救援者李龍慶和黎沛成的安排下，呂京花和同項小吉夫婦等六名民運人士在廣州一家茶樓會合，凖備偷渡香港。 途中出現小波折。21日當天，他們一行六人在廣東的一處海岸上船，船卻沒開，眾人在靜止的船上過了一夜。關於這次波折的原因，幾名當事人說法不一，李龍慶和呂京花說是船家覺得不太安全，而項小吉則記得是因為當時船家向他們收費。 第二天，天還沒亮，他們就上岸回到廣州的白雲賓館，重新跟香港方面聯繫。當日，「地下通道」又派人將他們送往東莞虎門，在一處居民樓安頓下來。 8月22日晚，他們在虎門海岸邊登上一艘小船。因天色黑，看不清船的顏色，只記得船不大，幾個人加上一名開船的船員，剛好坐滿。 項小吉的日記 項小吉說， 置身小船上，人在水中慢慢駛離海岸，心裏很難受，「因為我感覺這一步踏出去，也許今生今世都回不了中國」。 船行到海中，遇到了一艘中國解放軍邊防巡邏艇。遠遠能看到艇上的人穿著軍裝、船頭架著機關槍。項小吉不清楚船上總共有多少軍人，看到的大概有兩三個。 巡邏艇圍著他們的小船轉了兩圈。呂京花說：「我當時就覺得是不是抓我們的來了」。 但她很快奇妙地感受到解放軍的善意。巡邏艇逐漸靠近他們的小船，把六人一個個接上了艇。「我們上這個船的時候，他拿手還托我們一把，」呂京花說，「我就覺得好像還行，好像這個人是救我們的人。」 上船後，一名軍人到船的底艙跟項小吉談話。「他說我們同情你，我們支持你，然後還拿出了一個筆記本，要我給他簽一個名，」項小吉回憶。 項小吉的日記記錄，他們在當晚8點50分上了第一艘船，9點換了邊防巡邏艇，9點55分到達香港。 1989年8月至11月，項小吉與妻子住在香港西貢 項小吉認為，整個流程「地下通道」策劃人安排得非常周密、專業，「一環一環，這個人把我們交到下個人手裏，下個人再把我們交到再下一個人手裏，一站一站地交下去，我們根本就不用管這個人是誰，跟著他走就是了」。 項小吉說，他們事先與香港方面約好，上岸之後如果看到遠處有車閃燈，就過去上車。他們順利地上了一輛中巴車，一路上換乘兩三次，抵達了「地下通道」參與者者陳達鉦（人稱"六哥"）在旺角的辦公室。 呂京花至今還記得六哥當時的安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到這兒就是到家了啊。」 「地下通道」還是「黃雀行動」 最初，這項營救內地民運人士的計劃一直被稱為「地下通道」。香港牧師朱耀明回憶，「黃雀行動」這個名字是香港演藝界人士岑建勳1991年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提出。岑建勳一直被外界視為黃雀行動的重要參與者。 按照字面意思，許多人將黃雀行動解讀為來自中國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國大陸當局為「螳螂」，民運人士為「蟬」，這幫香港的熱心解救者是「黃雀」。 不過，香港民主派元老、原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其自傳《大江東去》中說，這個解釋並不符合行動的性質，「即是說，逃亡人士是黃雀，中共即螳螂了，黃雀是惡過螳螂的，應該很容易就能啄死螳螂」。 司徒華的解釋來自曹植的一首詩《野田黃雀行》。「這首詩，講一隻黃雀，被人捉去，但一個少年救了他，最後兩句是『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我覺得這樣解釋比較貼切。」 朱耀明 而朱耀明認為，岑建勳說的「yellow bird」（黃雀）來自於一首美國民歌，意思是「你要在天空自由地飛行」。BBC中文近日曾多次聯繫岑建勳採訪，但他以採訪邀請過多、感覺疲乏拒絶了採訪。 秘密此時難解 關心大陸民運的香港牧師朱耀明是黃雀行動主要執行人之一。他還記得1989年6月3日黃昏，他在香港參加一場婚禮。與他同桌的都是曾去北京採訪報道八九民運的記者。大家都很關心北京的局勢，就在婚禮宴會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機一直聽著。 「黃昏的時候說在木樨地開槍了，我們都很震驚，（是）真的開槍，」朱耀明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仍很激動。當天深夜，他在電視上看到，有人推著木板車上的傷者去醫院，還有醫院裏躺著的死難者遺體，震驚、憤怒又傷心。 他對主做了一個禱告，「主啊，我可以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呢？電視上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1990年4月，呂京花剛到美國後到哈佛大學演講 1989年6月中旬，朱耀明聽說有人開始運作一個「地下通道」，幫助營救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6月底，司徒華問他，「朱牧師，你幫幫他們好不好」，於是朱耀明加入。 司徒華曾在自己的自傳《大江東去》中透露，黃雀行動由多個部分組成。首先，逃亡者要通知黃雀行動負責人，然後他們要想辦法到達邊境，由負責人派人用船隻接應、越過國境到香港。接著，黃雀行動負責人要安排逃亡者在香港的飲食起居，還要尋找其他國家收容他們。 司徒華稱，偷越國境行動是由地下社團組織（黑社會）的走私集團負責。「他們利用走私路線和國內的地下關係，安排民運人士逃亡，而這些越境線路，由不同走私集團負責，分幾條線路進行，各線路之間互不知道，也不通消息，避免其中一條線路被破獲，影響整個行動，」司徒華在書中寫道。 朱耀明透露，參加黃雀行動的有四支隊伍，他們都非常同情八九民運人士，陳達鉦負責其中一條。 在過去三十年中，陳達鉦參與黃雀行動的具體經過曾被廣泛報道，他也接受了許多媒體採訪講述當年的經歷。不過，近日陳達鉦拒絶了BBC中文的採訪。 目前，公眾仍然對其他三支隊伍知之甚少，仍然隱於幕後的還有黃雀行動的決策人。朱耀明指，決策人有三名。出於對當事人的保護，他現今仍不願透露這三人的信息。 過去三十年來，媒體對於黃雀行動的具體救亡人數的報道多種多樣。朱耀明說，從內地經過香港到達外國的民運人士約有400人，其中分兩種，一種是黃雀行動參與者到內地營救出來的，還有一種就是自己偷渡到香港的，朱耀明笑稱這種叫「自由行」，這種「自由行」佔了總數的四分之三。 呂京花如今是一名地產經紀人 黃雀行動耗資巨大。朱耀明說，整個行動的總花費在1500萬港幣以上，其中香港學生專上聯會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出資300多萬，剩下的來自1989年5月27日為八九民運籌款而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曾擔任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據他敘述，中國民主基金為黃雀行動出資350多萬港幣，其中項小吉和呂京花一行六人的費用為80萬港幣，這些救援的錢全部來自香港市民捐款。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30年，黃雀行動還留下許多待解謎團。朱耀明已經將黃雀行動的詳情寫成一本書，但他並不打算馬上出版，因為書中提及很多人的真名，考慮到現在的政治環境，若書出版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傷害。 現狀 離開中國後，呂京花和項小吉都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軌道。呂京花先學英語後學專業，在國際女服工會工作數年後進入地產行業，成了一名小有成績的地產經紀人。項小吉到美國後考取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現在是一名美國紐約州的執業律師。 項小吉到香港之後得到了那條匯豐銀行的鑰匙鏈留作紀念，他將其保存至今。這枚鑰匙鏈背後的故事改變了獲救者們的一生，他們沒有淪為階下囚反而開啟了新的人生。而那些冒著危險救助他們的人，則各有各的坎坷和悲歡。 1989年秋，李龍慶因營救民運人士王軍濤和陳子明被捕，隨後被大陸當局判刑4年。實際服刑兩年半後出獄。 項小吉現在是一名律師 參與黃雀行動之前，李龍慶在深圳一家酒樓做總經理，加入行動後辭掉了工作，全心全意救人。三十年過去，目前李龍慶在香港從事工程生意，不再參加社會運動，不過每年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他都會到場點一盞燭光。 朱耀明近年來則仍然活躍在公眾視野。2013年，他與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推動佔領中環運動。今年4月，朱耀明因串謀公眾妨擾罪被判囚16個月，緩刑兩年。 他們至今都不後悔當年的參與。 李龍慶同情學生的遭遇。「當時都是兵荒馬亂的時候，沒有想到這麼多的，救到一個是一個，」他說，「都是憑著良心去做這件事，我認為這個運動、這些學生是對的。」 朱耀明則用了一個比喻解釋自己的初衷：「因為我們都是人嘛，特別我是一個牧師，你看到小孩掉在水溝，你不會考慮什麼，你馬上把他扶起來，不會想什麼後果，這就很簡單的事情。」 不是尾聲 對於異議人士來說，英治時期地位特殊的香港多年來一直是「太平門」，是緊急逃生出口，是不受中國大陸統治當局管控的自由之地。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後，已不可能再成為內地異議人士「太平門」。 「89年的時候，香港還是英國政府管治的殖民地，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國，那個時候內地過來的人如果要求政治庇護，香港政府要處理，因為英國是難民公約成員國，」何俊仁說，「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香港是不可能、不可以處理在同一個國家裏的難民。」 朱耀明也不認為今時今日黃雀行動能重演。 朱耀明說，1989年能夠成功救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港英政府和法國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讓民運人士到港居留，法國政府給他們簽證。 不過，蔡耀昌仍然對人心懷著希望。 「如果現在六四重演，我想還有人去做（救援），」他說，「可能比過去更困難，風險更大，但我覺得還是會有人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