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議: 學者稱「以暴制暴」， 會令公眾遠離運動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抗爭模式不斷升級，不合作運動由堵塞道路和圍堵政府部門，提升至8月中兩度致香港機場癱瘓，示威者使用的抗爭工具亦由過往的雨傘和零碎的磚頭，演變成汽油彈、縱火、氣槍和大型彈弓。
示威者裝備有所升級。 示威者形容稱，這是因為香港政府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而將行動升級，但他們近期的行為招致各方批評，特別是示威者在香港機場阻止聲淚俱下的旅客乘坐飛機，以及在機場毆打一名持雙程證的中國男子和一位《環球時報》記者等行為。 香港政府及警察予以強烈譴責，中聯辦形容這些示威者已經與恐怖分子的暴行無異。香港民主派議員表示，不能夠接受示威者傷害他人，但認為年輕人會自行反思，強調這些暴力是被警察的暴力逼出來。 但專家稱非暴力抗爭和不合作運動，均要思考如何爭取公眾支持，暴力行動只會令政權有借口以暴制暴，令公眾遠離運動。 施暴者或失民心也 在8月13日晚，佔據機場服務大廳的示威者先後包圍兩名大陸人，其中一人因被懷疑是大陸公安，示威者便對其拳打腳，但BBC中文未能證實其真實身份；而另一名《環球時報》記者，則被搜出藍色「我愛香港」的衣服而被毆打和捆綁示眾。 在機場衝突發生以後，前線示威者被指對大陸人士「公審」和「私刑」，以及為了從警察手上奪回被捕人士，而毆打一名警察，這些行為觸發不少批評聲音。 香港政府發聲明，稱「暴徒行為變本加厲」，毆打旅客、記者和襲擊警務人員，「暴力行為遠超文明社會底線，令人髮指」，予以最嚴厲譴責。香港建制派議員、中國官媒及社交媒體也加大譴責的力度。 中聯辦形容這些示威者已經與恐怖分子的暴行無異，又指示威者已經撕下所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假面具，嚴重侵害他們的正當人身權利，嚴重影響香港國際聲譽。 示威者把《環球時報》記者綁起來，做法引起爭議。 示威者與警方衝突以外，也發起過大大小小的不合作運動，由運動初期的堵路、包圍政府機構，到後來癱瘓公共運輸以至近期癱瘓機場。 香港示威持續接近三個月，目前還未有平息跡象，影響民生經濟的程度亦逐漸浮現，香港旅遊業和零售等行業，均遭受打擊。 示威者認為現在是以香港經濟作賭注，以換取政治改革，但無可否認，許多市民受到影響，當他們發起不合作運動時，經常出現普通市民、旅客與示威者對罵的場面。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社交媒體表示，示威者的行為是暴徒在國際社會面前揭下「和平面具」，促請民主派議員割席和譴責傷害他人的暴徒。 然而，香港民主派傾向以「檢討」取代「譴責」，部分示威者也發起道歉行動，為當日的行為和為旅客帶來不便道歉。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不能夠接受傷害他人身體的舉動，但指示威者的行為是因為警察之前使用的暴力太恐怖，以產生「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情緒。他強調自己不會與示威者割席（切割）。警方日前承認，曾經有警方人員混入示威者，加上大陸派員干預的傳言四起，示威者在現場不斷擔心身邊的人是臥底。 示威者癱瘓機場引發旅客不滿。 公眾參與是關鍵 香港示威者強調自己是行使「武力」，而並非「暴力」，是面對警方全副武裝鎮壓， 他們不得不採用「武力」還擊或為逃避被捕的自衛。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非暴力計劃」總監瑪麗亞‧斯特凡納（Maria J. Stephan）對BBC中文表示，當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觸發更大的以暴制暴，阻礙大眾參與，短期內的確可以吸引媒體眼球，但長期來說，這會令那些不希望參與暴力活動的人士，失去參與的動力。 「許多政府會鼓勵一些臥底破壞分子（agent provocateurs）在一場非暴力運動中挑起暴力，以合理化他們以暴制暴和打壓，所以制定運動行為守則和原則非常重要。」 她說根據她們的研究，九成的倡議運動中，政府會以一定程度的暴力去應對非暴力示威。這些暴力是可預期的，活動人士能夠控制的是如何應對暴力。 「在這個情況下，非暴力紀律和集體消費杯葛和留在家中等策略性運動，以及一些長期策略計劃是特別有用。」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抗議進入「遍地開花」階段，示威者周一（8月5日）發起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行動，並在七個地區發起集會。集會後不久示威者與警察在多處發生衝突。 瑪麗亞‧斯特凡納說，很少證據證明，一場混雜著暴力和非暴力的運動可以成功。她引述研究稱，過去330宗大型暴力及非暴力運動中，非暴力抗爭成功率是53%，暴力運動是26%。 研究香港抗爭運動和在香港執業的律師戴安通（Antony Dapiran）則對BBC中文表示，不應該只關注示威者的個別行徑，而忽略更廣泛的問題，當中包括警方做法及政府回應。 「示威者不是毫無目的地行動，起初的回應是針對政府建議，之後針對政府及警方對示威的回應，當中有清晰的因果關係，政府沒有回應示威者，也未能承認對示威的定性錯誤，令示威持續和升級。」 他指出，示威者已明確表示是對政府沒有聆聽訴求而感氣餒，並指出是特首林鄭月娥告訴他們和平示威沒有用。 但瑪麗亞‧斯特凡納說，一場示威成功的運動最重要的是公眾持續的參與，當中需要線下建立關係和集體行動，而「非暴力抗爭」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平均來說，可吸引比暴力抗爭11倍的人參與。 「參與度很重要，示威者的策略如果打擊社會廣泛參與，或導致運動失去本土或國際支持，或會有負面後果。一場運動維持到非暴力紀律，一般來說，與高度公眾支持和參與度有關。」 瑪麗亞‧斯特凡納說，香港這場民主運動並非「沒有領袖（leaderless）」，而是「充滿領袖（leader-full）」，社交媒體活動成功加大了線下的動員，一度有上百萬人上街，「這是重大成就」，亦有許多人在街頭設置連儂牆等傳播訊息。 香港年輕人如何組織無領袖的街頭抗爭 她舉例，波蘭、智利、韓國、突尼斯等，均是透過罷工、杯葛及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施壓挑戰專制政權。 她說，研究發現，即使這些非暴力運動失敗，也有助於民主發展，「這些方式可以破壞現狀，向在社會、政治及經濟層面向政權施加壓力，但與此同時，對話、談判及建立和平的手段同樣需要，以建立強大的聯盟。」 她承認，這些做法還是會對社會穩定構成風險，但要反思社會穩定的根基是什麼，「一個侵犯了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地方可否稱為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