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週年：期盼平反 未圓的中國夢
今年是六四民運25週年紀念。對於1989年發生的那場由學生示威發展為全社會參與的抗議運動的性質，中國官方和民間有著全然不同的定論。
經過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的反思，為六四正名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無法迴避的問題。 官方在多年斥之為「反革命動亂」後，近年來改口，稱之為「政治風波」；而老百姓和知識界則認為,那是一場人民要求民主和反腐敗的合法運動，最終遭到當局的殘酷鎮壓。 經過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的反思——相信反思的不僅是當年民運的參與者和知識界，也會包括執政者——為六四正名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無法迴避的問題。 正像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徐友漁在寄給BBC中文網記者的六四紀念研討會後的總結中所說，無論對六四運動的性質與意義在評價上有多少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不是「暴亂」，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於天理國法所不容，基於「暴亂」所實施的一切處罰應予取消、糾正和賠償。 從未遺忘的記憶 1989年對要求民主的大學生和市民進行的武力鎮壓，導致中國共產黨和老百姓之間形成了共產黨執政後從未有過的鮮明對立，高壓下的民間怨憤一度接近火山爆發的臨界點。 儘管鄧小平迅速加大了經濟改革步伐，讓中國在短短20多年從一個窮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社會階層的分類，也緩解了六四式的社會對立，但當年屠殺的陰影卻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深處消失。 在25年後的今天，執政的共產黨如何處理和解決六四問題，成為了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評判中國是否能真正走向民主的基礎標凖之一，甚至被一些分析人士稱為是「啟動中國民主憲政變革的真正按鈕」。 從理論上說，對於執政者，為六四平反，應該會受到廣大老百姓的歡迎，贏得民心。尤其是本屆政府，它的許多成員是在文革的亂世中成長起來、在社會最底層掙扎過、經歷過理想的幻滅和復蘇的一代，他們應該更了解和順應民心。 「2014年六四紀念研討會」的參加者，其中數人已被拘留，包括提供照片的著名學者徐友漁。 但令人失望的是，今年5月初在北京舉行的 「2014年六四紀念研討會」，雖然比5年前沒有受到當局干擾的相同的紀念會規模要小，但已經有多名與會者被以「尋釁滋事罪」刑拘，其中包括著名學者徐友漁和維權律師浦志強。 期盼與分歧 那麼，作為與25年前的血腥鎮壓沒有任何關係、不需承擔任何個人責任的習李政府，在他們掌權的未來9年中，會不會改變目前的態度，在六四問題上做出與前幾任政府不同的動作，為六四平反正名呢？ BBC中文網記者就此話題採訪了幾位期盼為六四正名而等待了20多年的著名學者和作家，卻從他們那裏得到很不相同的答案。 居住倫敦的著名華裔作家馬建說，無論是習李政府還是別的政府，只要中國共產黨不倒台，六四事件就永遠不會得到平反。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丁學良教授認為，中國政府一定會為六四平反，但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實行，卻因為沒有具體方案而排不上議事日程。 居住美國的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大事件的宋永毅教授則表示，雖然短時期內並沒有跡象顯示當局會為六四平反，但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平反六四是毫無疑問一定會發生的。 阻礙與擔憂 丁學良教授的看法比較樂觀，他認為當局會為六四平反，而平反可以有多種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早在20年前曾提出的先用法律的辦法、然後用政治的辦法來為六四平反的兩階步驟。 從法律方面，首先就是不要把六四運動定義為「反革命暴亂」，其次是對受害者家屬進行補償，這樣就會為此後進行政治上的平反開闢一條較容易的道路。 丁學良教授指出，中國政府在20多年中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事，但沒有做徹底，原因之一就是，雖然習近平政府（甚至胡錦濤政府）他們自己與六四毫無關係，但是共產黨體制內與六四有直接關係的人還在。 一些直接參與鎮壓六四的人，比如前總理李鵬，以及一些在六四中獲得極大政治利益的人，比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他們都還健在，如果現政府膽敢平反六四，將受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但在丁學良教授看來，真正阻止習李政府目前無法平反六四的更深層和更複雜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擔心這樣做將為公眾要求對其它一系列政治事件平反開先河，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從鎮反、反右、文革、天安門民主牆到之後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污運動，從嚴格的政治意義看，這些運動都應該被正名平反，而一旦這樣做，統治者就會擔心國家體制和共產黨的威嚴受到損害，天下也可能因此大亂。 「永不會平反」 但馬建的觀點和丁學良截然不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永遠不會為六四平反，六四夜晚的坦克不僅壓扁了大學生，也把共產黨的信仰壓扁，國家便取代了信仰，成了唯一的不准質疑的神。 在1989年6月4日被鎮壓的六四運動能否、或是否能很快被當局平反正名？ 馬建說，雖然過去25年裏中共在進步，政治上由獨裁走向極權，由極權走向集體領導和平穩換屆，經濟上已成為富強之國，但這種以國家神話創造的經濟騰飛，也正是政治最髒的時代。 而在六四25週年紀念日前的對徐友漁等人的抓捕，在馬建看來，當局的目的就是要讓天安門事件從記憶到歷史全部像棺材埋入地下一樣，讓所有的活人成為無記憶的行屍走肉。 馬建說：「當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安全時，人們才會反思這野蠻狂燥的根源在哪裏。因為無論增加維穩經費，還是全國警察都實彈上膛，甚至把人民痛恨的老虎蒼蠅都抓光，中國還是每天在鄉鎮縣市重覆著六四事件。」 他還指出，這是因為天安門大屠殺首先滅掉了人們的道德和良知，沒人再相信政府是保護人民，也沒人敢相信屠刀之下還有和諧社會。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丟棄了人道主義。 歷史悲劇和資源 多年來從事中國當代政治大事件的研究，宋永毅的觀點介乎丁學良和馬建之間，他認為，六四給今天的中國政府留下的不僅是歷史悲劇，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資源。 歷史悲劇是指共產黨犯了大錯，應該糾正，但由於不願搞政治改革，不願使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受影響，所以現在不能進行會損害他們既得利益的行動，比如為六四平反正名。 但是從鄧小平、李鵬和江澤民時代的「反革命暴亂」，到胡錦濤、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風波」，政府對於六四民運性質的定論已經逐漸趨於平和。 宋永毅認為，如果中國政府為六四正名，這一壯烈的民主運動就會變成執政者巨大的歷史資源，因為平反六四會是目前當局最能獲得民心的行動。 宋永毅還舉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為例說，當年胡耀邦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大規模平反，立即深得民心，這被看作是他後來成為中國民眾最擁戴的共產黨領袖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習近平政府能不能、或者共產黨什麼時候能把悲劇變為資源，宋永毅不能肯定，不過他相信，共產黨政府遲早會認識到這點，從長遠看，政府為六四平反是毫無疑義的。 真相、對話與和解 25年過去了，六四死難者的家屬每年清明仍在死者的墓前為至今不能為他們正名申冤而悲傷；還有很多因為當年參加六四而受政府通緝的人，至今流亡海外，不能回家鄉看望親人。 丁學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指出，綜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在中國周邊的類似的血腥鎮壓事件，現在唯一沒有全面處理解決的就是中國的六四。 但是他對當局一定會解決這個問題表示樂觀，他認為，這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對中國的國際形像等都息息相關，所以當政者中一定會有明智者想出解決辦法，因為他們沒有必要把這個政治包袱永遠背下去。 事實上，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儘管當局有顧慮和擔心，但為六四平反和正名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1989年因與六四有關而被當局關押了數月的作家戴晴就曾提出過用「中間道路」解決六四問題。 戴晴在2009年接受BBC中文部記者的採訪時說，中國可以在對六四事件的評價上借鑒南非的模式，讓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進行個案剖析，最終實現社會和解。 雖然對於這種呼籲中共體制內開明派和改革派與社會上理性人群共同發聲以化解仇恨的提議引起很多爭議，但隨著四分之一世紀中的包括執政者和異見人士在內的反反覆複的反思，還六四真相的一天，也許不會太遠？ （責編：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