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巴黎峰會上的中國角色
氣候變化國際峰會將於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開。會議舉行正值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新興經濟體努力謀求轉型發展之際。地球村中的主要政治人物再次風雲際會，作為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和其所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備受關注。
2014年底，中國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首次承諾，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到峰值（圖為巴黎一處公園的藝術作品）。 大會即將開幕之際，BBC中文網連續推出兩篇分析文章，題目分別為《巴黎峰會上的中國角色》以及《巴黎峰會上的中國任務》。今天刊出第一篇。 萬事俱備，只欠開會。 真的如此嗎？至少看上去很美——如同6年前的哥本哈根峰會前夜。 2014年底，中國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首次承諾，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到峰值。 本月初，「閃電訪華」的法國總統奧朗德作為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主賓國領導人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聯合簽署《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首次同意支持每五年全面盤點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目標的總體進展。 這兩項承諾，曾經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6年前努力規避的「責任」。 回望6年前各方寄望甚高的哥本哈根峰會（COP 15 and CMP 5），接受BBC採訪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能源、環境與資源項目研究總監羅伯•貝利（Rob Bailey）和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使用了「失敗」和「低谷」這樣的字眼。這與各方對峰會的評價基本一致——會議只達成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 6年之後，巴黎氣候變化大會（COP 21 and CMP 11）召開在即，哪些變化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將在未來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固有體系的挑戰者、顛覆者抑或變革者？ 變化中的承諾 貝利對BBC表示，哥本哈根的失敗，讓很多聲音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拒絕作出有效承諾。其中就包括拒絕設定排放峰值時間；以主權事務為由不支持對具體目標進行定期盤點，等等。 吳昌華則說，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在哥本哈根走進了低谷，因為傳統的環境治理體系不再有效。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討論的細節問題包括，工業化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額是多少？像中國、印度這樣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應如何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如何資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如何管理這筆資金？ 兩周的唇槍舌戰後，哥本哈根大會達成「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群體未能就相關剛性指標和條款達成共識。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行動負責人表示，「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意願聲明，並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 全球風能理事會稱，這份短短兩張紙的「臨時協議」，並不足以向市場和投資者提供足夠清晰的信號。 6年過後，隨著《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和《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兩個雙邊文件的簽署，中國的承諾在巴黎大會前正發生改變。 改變的背景之一是越來越清晰的角色——中國自2007年開始已連續成為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佔全球新增溫室氣體排放量1/3。發達國家1990年代達到排放峰值後，中國和新興經濟體排放量還在快速增加。 貝利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交國家自主貢獻計劃」（德國柏林氣候改變活動人士舉行示威）。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2015年11月19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中國已按照聯合國要求提交「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確定到2030年左右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另外，爭取碳強度203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要增加45億立方米。 貝利對此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交國家自主貢獻計劃」。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其承諾的碳排量自然是最重要的數據。他認為，峰值時間的確定和2030年之前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是中國承諾的兩個最主要方面。 吳昌華認為，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扮演至關重要角色。「如果不解決中國的排放問題，就不能真正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和環境治理問題」。 「（這個協議）並不意味著巴黎會議肯定會取得成功，但成功的條件今日已在北京奠定，」奧朗德在與習近平簽署《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後也表示。 「門檻」國家說 6年來，參與氣候變化談判的各方逐漸意識到，傳統治理體系失效，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 吳昌華稱，氣候變化談判特別難以突破的正是基於不同角色的責任問題。全球環境治理結構中有幾條基本原則，爭議最大的正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只是問題的表象。其背後是兩大陣營的權益責任爭斗——中國是目前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但在歷史上，美國排放的溫室氣體最多，遠超過中國；發展中國家認為前工業化國家通過製造業轉移將碳排放「外包」給了自己，現在轉而作為消費者的這些國家應該對製造產品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負責，而不是出口這些產品的國家…… 發展中國家的主流觀點是，應該讓發達國家盡量減，自己在發展中不受過多約束。同時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技術和資金支持，以改進排放。 吳昌華稱，近年來，一些新興經濟體開始逐漸接受「門檻國家」這一定義。這是指在門檻上即將走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哥本哈根大會之後有的原則在改變。中國也意識到作為最大排放國不能不做承諾，否則會非常孤立。這是中國承諾峰值排放時間的一個主要原因。 此外，中國在技術資金方面也走過了瓶頸期，信心得到增強，認為自己在環境保護方面「咬咬牙可以做得更好」。 在這種情況下，「門檻國家」開始積極爭取制訂應對氣候變化規則的主導權——長久以來，全球環境治理規則源自二戰後形成的體系，這些治理體系由西方國家主導。隨著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實力快速增長，舊的治理體系已經不太得力。 「以前中國印度被拖著進入氣候變化談判。現在這些門檻國家正在從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參與者變為決策者。」吳昌華說。 貝利表示，哥本哈根的談判失敗之後，雄心勃勃想領導全球氣候變化的歐盟和日本降低了聲調。反之中國的作用在上升。 內外交織的壓力 過去十年，中國大宗商品消費遙遙領先世界，有的品種佔到全球消耗一半以上。在資源利用效率還做不到最好的情況下，中國引擎帶來的環境資源影響極其嚴重。 「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認為，要解決全球環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必須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 反之，要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也需要從全球角度入手。 她認為，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其實和氣候變化密不可分。因為轉型過程就需要考慮發展對環境、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這樣還能提升技術、產業和資本能力，去開拓其他市場。 「比如上海浦東新區，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新規劃要求就是：綠色、高端、集約。」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能源、環境與資源項目研究總監貝利表示，從內部因素看，中國現在把應對氣候變化中的國際角色作為自己軟實力的一部分。這是中國願意在國際層面分擔更多責任甚至承擔領導人角色的原因。 他認為，中國的政府和企業正日漸懂得，投資低碳產業會減少煤炭使用、應對環境污染，會給國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減少相關疾病。 作為中國氣候談判的最高官員，解振華已表態稱，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中國作出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承諾都要確保完成。 （責編：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