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關係三岔口：美日52年後再度提及台灣聯合聲明的同與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的美國亞太政策一直被華盛頓及盟友視為維繫區域安全繁榮的基石。1970年代末以來，華盛頓和東京為聯中抗蘇而逐漸接納北京進入戰後國際體系，更是雙雙成為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並對台灣問題淡化處理。
對比52年前的版本，新版美日聯合聲明中的核心內容——即日本和美國堅定選擇對方為區域盟友沒有變，但是面對一個實力今非昔比的中國，以及中美日三方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環境等問題上的錯綜複雜關係，新聲明在印太安保、台海、競爭等方面表述不同，更是增加了諸如高科技競爭和環保協作等新時代的新內容。 從聲明內容看，美國、日本和中國似乎都再度走到了一個歷史新三岔路口，三方的最終選擇將決定印太地區未來格局的變化與走向。 美日聲明——重新確立印太統一戰線 2021年4月16日，一向被日本媒體認為在外交方面缺乏經驗和相對低調的日本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成為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就任以來首位在白宮面對面會晤的外國領導人。 美日峰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再度確立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區安保核心，並宣示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未來」。 對比起1969年的美日聲明，此次聲明除了同樣提及強化美日同盟，加強區域安保和關注朝鮮半島局勢之外，幾乎提及所有印太地區的「敏感話題」——從尖閣列島（中國稱 釣魚島/台灣稱 釣魚台列島）安保、南海，到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更罕見地提及台灣以及未來國際產業鏈和高科技競爭等等話題。 多方分析認為，對於已把中國正式定為首要戰略對手的拜登政府來說，如此聲明希望釋放的戰略信號已經十分明確——那就是美國將致力於重新鞏固美日同盟核心，並同時促成美日澳印四國統一戰線，以對應中國的全方位挑戰。 而對於與中國商貿關係密切，並曾長期在美中之間力爭保持平衡關係的日本來說，此次共同聲明也被廣泛認為是重新表態站在美國一邊。 也許正因為這一原因，從中國官方媒體和政府方面回應也可以看出，北京也對這次日本首相的白宮之行高度關注。除官媒大量報導外，中國外交部在美日首腦會晤後也立即回應表示，反對美日「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的言行，反對搞針對中國的「小圈子」。 美日聯合聲明中談及台灣 在1969年的美日聯合聲明中，美國在承諾繼續為區域盟友按安保條約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時，也承諾將「按照條約保衛中華民國（台灣）」。當時的美國和日本都與中華民國為邦交國，而與「共產中國」沒有外交關係。 而在最新美日聯合聲明中，均與北京有邦交且是重要貿易伙伴的美國和日本沒有直接做出對台灣的安保承諾，但是再度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也表示希望看到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菅義偉在峰會之後的講話中多次提到「東亞嚴重的安全環境」問題，被認為是不點名指中國軍機、軍艦進來不斷出沒在東海和台灣周遭的動向。 有分析指出，儘管此次美國與日本在聲明中未能直接對台灣做出安保承諾，但是台灣話題時隔半個多世紀再度出現在美日聯合聲明中這一事實就說明，美國及其印太地區盟友已經開始全面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 美國及盟友重新審視與台灣關係 美日以及多數西方國家的「知華派」和研究亞洲的智庫學者們也許會繼續在如何對付北京帶來的挑戰有不同看法，但他們長期以來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台灣問題是北京的絶對「紅線」。 很多亞太專家們認為，台灣問題對北京來說其實更是一個「名分」和「面子」問題，是一個北京需要長期被動防範的問題，而不是尋求積極主動解決的問題。 研究東亞局勢30多年的退休美國中情局（CIA）資深情報官考佛爾（John Culver）最近在布魯金斯智庫的一次有關台灣的研討會上指出，對北京來說，台灣關係到其執政合法性問題，因此雖然近來的「鳳梨禁運」等舉動似乎很激烈，但他認為這其中主要目的更多是對中國大陸內部民意擺姿態，或是希望給美國傳遞信號，對台灣民意施加不了多少實際壓力。 中國大陸祭出的鳳梨暫緩進口令，影響台灣鳳梨外銷甚大，果農盼望重開中國好銷路。 隨著中國軍機、軍艦不斷在台灣周邊出沒，也開始有聲音質疑上述判斷。不少專家鑒於習近平2017年和2019年對台灣問題的論述，以及他把「統一」與「中國夢」掛鉤，開始認為習為解決台灣問題劃定了時間大限——中共建國百年的2049。 美軍印太戰區司令員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海軍上將在今年3月9日的一次國會參院軍隊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佐證時更是警告說，「（拿下）台灣是他們的志向之一」。他甚至預測，北京有可能選擇在未來六年內動手。 考佛爾則不贊同戴維森地六年動手論述。他不認為軍事解決台灣問題已成為北京的既定方針，但他同意美、中、台政策上的不慎會增加發生衝突的可能。 專家們是否認為北京可能在短期內動武的爭議不論，各方意見均認同的一點就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處理方式應該有所修正了。而美日同盟開始就台灣問題聯合聲明，則被認為是可能即將來臨一系列修正的開始。 日本政府資深戰略顧問宮家邦彥（Kunihiko Miyake）當被問及對美日峰會和聯合聲明的解釋時就表示，這只是美日未來一系列戰略對話的第一步。 除台灣問題外，美日之間此次就5G技術和半導體供應鏈重構等問題達成的戰略共識也被認為屬未雨綢繆，為最終與中國科技脫鉤開始做好凖備。 美國總統尼克松(右)1969年11月19日在華盛頓迎接到訪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左） 美日1969年聲明和印太格局的滄海桑田 上次美日首腦聯合文件提及台灣，還是冷戰高峰時期的1969年11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華盛頓會晤了到訪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Eisaku Sato）。 在1969年的美日聯合聲明中，雙方認同以「民主與自由」為共同紐帶的美日聯盟使雙方受益，並決心通過美日同盟繼續維繫和促進東亞「和平與繁榮」。 在1969年的美日聲明中，美國表示將繼續依照條約承擔保衛中華民國（台灣），以及保衛區域內盟友的責任；日本表示維繫台灣地區的安全對日本的國家安全也利益攸關。 當時的聲明也表示希望看到「共產黨中國」可以在對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上採取「更加合作和建設性的態度」。 有歷史學者指出，那次峰會也處於國際政治格局巨變前夕。1969年3月，同屬共產世界的中國與蘇聯爆發了珍寶島戰役，中共內部也開始出現希望尋求與西方接觸的訊號。華盛頓方面以基辛格為主的戰略分析人士，也認為中蘇關係破裂給美國帶來了聯中抗蘇的地緣政治機會。 1972年尼克松突然訪華，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開始解凍。之後不久，包括日本在內的多數美國區域盟友均開始逐步與共產黨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放棄了與中華民國的邦交，台灣問題也變成了區域大國間長期不再「共同聲明」提及的問題。 有歷史學人指出，當時的中國經濟和軍事都落後積弱，國際關係上也空前孤立，因此急於發展與美日關係，因此在日中領土爭議和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等很多方面均採取實際和彈性策略，使得共產中國得以開始獲得來自美國、日本和西方世界，以及最終香港、台灣的大量投資和技術轉讓，促成經濟發展。 52年後，一躍成為亞太政治、經濟和軍事最強國的中國開始在東海、南海、台灣等各方面挑戰美國和盟國建立的戰後秩序。最近，中國又通過與俄國和伊朗的一系列戰略合作舉動也似乎向美國放出戰略對抗信號。 美日此時再度華盛頓峰會，再度聯合聲明，再度提及台灣，歷史意義和象徵意義很難被解釋成歷史巧合。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已經今非昔比 日本的難言之隱和印太格局的複雜化 然而，就在美日高調重申鞏固同盟聲明的同時，也已經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2021的美國和日本也很不同於1969。 當時的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區擁有絶對掌控局面的政治、經濟實力。而今天的中國則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都已今非昔比。 僅在雙邊貿易方面，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國，年貿易額近三千億美元，比日美貿易高出近三分之一。 本次峰會之前日本媒體就有不少報導指出，即使是執政自民黨內部也有未來如何對待北京的不同聲音。經過近半個多世紀與中國大陸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東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忌憚與北京關係破裂可能帶來的巨大衝擊。 美國拜登政府強化區域盟友關係，共同應對北京挑戰的戰略或許對美國來說是必然選擇，對日本來說也可能有助於提升國際政治地位， 並很可能最終幫助日本實現戰後成為正常國家的願望，但是美國和日本面對的都是一個更加複雜化的印太。 美國一方面在積極游說盟友凖備與中國競爭，同時也需要在包括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尋求與北京的合作。 中國的示警與觀望 中國方面，對比起上一次美日峰會之後開始主動探求與華盛頓破冰，自從美中阿拉斯加「懟話」以來，至少從北京官方立場上還看不出有緩和對立的跡象。 在阿拉斯加的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聽到美方提及人權問題時就直接告訴美方代表，「你們二十年、三十年前就沒這個地位講這個話了」。 北京方面在這次拜登和菅義偉峰會前也多次發佈信號示警。峰會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更是隨即表示「嚴重關切」。 趙立堅強調說：「當前中美、中日關係都處於一個重要關口，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訪將對外釋放什麼樣的信息。中方對日本和美國發展正常雙邊關係沒有意見，但這種關係應有助於增進地區國家相互理解與信任，有利於亞太和平與穩定，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 他表示，如果日本、美國採取「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的言行」，中方將視情作出必要反應。 言下之意是：北京要看美日倒底如何舉措，然後決定如何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