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陳可辛導演：別把電影審查視為敵人
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講述打擊拐賣兒童題材的電影《親愛的》入圍本年度倫敦電影節競賽單元的角逐。
陳可辛：中國電影票房還會繼續上升 《親愛的》在倫敦電影節上首映之後，導演陳可辛接受BBC中文網專訪，詳解該片深層涵義，並透露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看法。 子川：我們知道您看了一部打擊拐賣兒童的相關紀錄片之後決定拍攝《親愛的》。我發現您在電影中做了一些改編，比如趙薇飾演的女主角在片尾發現自己懷孕，並且虛構了佟大為出演的律師角色。加入這些內容就是為了反映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陳可辛：還有其它的一些改編，比如紀錄片中的黃渤和郝蕾飾演的夫妻原型也沒有離婚，張譯飾演的另一位兒子被拐走的父親角色改為「土豪」，因為這些都符合中國目前的狀況。 我在拍這個戲的時候跟編劇張冀一直在聊，他讓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大陸目前的社會。拐賣兒童這種事情之所以會發生，不僅因為有人賣有人買這麼簡單，包括計劃生育政策、農村重男輕女的封建殘餘也是相關因素。 除了這些，再加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黃渤和郝蕾飾演的人物是從小地方來到大城市去追求更好的生活，離婚的情況也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親愛的》把很多因素加起來才呈現出今天中國社會的面貌，不只是一個拐賣兒童的故事。這些元素使得電影更加具有社會性。 子川：跟《盲山》、《盲井》等等沒有走出地下的社會題材電影不同，《親愛的》不但正式上映，而且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對這部電影在票房和口碑上的雙重成功覺得意外嗎？ 陳可辛：《親愛的》是我這麼多電影中口碑最好的一部。口碑好對導演來說永遠都是驚喜和意外，不能說意料之中，因為每個導演拍戲都肯定是想拍好的，但能不能真的拍好是天意。 拍電影確實要看天時地利人和，那麼多人的創作團隊在一起做的東西，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所以每次都有運氣在裏面。 就票房來說，本來我就是拍商業電影的，都是要面對市場，從沒想過拍地下電影，也沒想過在電影中把想說的都拍了，卻找不到大量觀眾來看。我覺得那樣沒有多大意義。 我常說，一部電影在沒有票房之前，不管拍得多好其實都沒有意義。因為電影的成功不只是拍得好不好，還要看觀眾有沒有去看、看了之後有沒有跟你互動，這些是電影的一半。 其實票房以及觀眾的參與、口碑，不管是誇還是罵，都是一部電影成功的一半因素。所以，如果把一半的部分砍掉，那電影的成功就只有一半。我拍戲這麼多年之後的觀點是，一部電影能夠流傳下來確實是不能缺少觀眾的。 因此，儘管《親愛的》題材比較沉重，但是我還是會用有影響力的明星來演，以保證有足夠的觀眾來看。 子川：您曾在別的訪談中提到審查部門當時只是對死亡證明那場戲有意見，後來還是拍了，是不是已經很清楚應該如何應付審查制度了？ 陳可辛：沒有人知道審查制度是怎麼樣的，也不太可能應付得游刃有餘，因為它本身也不是白紙黑字很清楚的東西。審查確實也是要看整個市場以及整個社會的變化，不同時候的審查標凖可能也不是100%一樣，因為中國的社會、政治等方面會不停地影響審查標凖。 我覺得，我們別把審查看作自己的敵人，我永遠都把電影局看成我們的戰友。其實大家應該盡量去把值得拍或者有意義的東西拍出來，並且能夠去跟觀眾溝通。 我覺得很多時候電影局也希望電影能夠過審，他們也是用經驗來預估現在的政治環境能不能允許這樣的細節表現出來。 有些時候有的電影可能審查過了之後，網上可能有些思想比較保守的網民去投訴，可能最後被領導看到，再找相關的人來負責。很多時候審查機關也是要負責任的。所以，我認為，不要把電影局看成對立面，把它視為合作伙伴會更好。 子川：我採訪過賈樟柯、謝飛等中國導演，他們都強烈呼籲中國設立電影分級制度。在這一點上您怎麼看？ 陳可辛：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導演會認為電影分級制度不好，但中國確實到現在還沒有這個制度，我們只能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拍戲。 站在導演的角度當然希望有電影分級制度，因為現在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對成年人可能比較嚴格，但對兒童來講絕對是很松的，可能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那麼松。現在中國的很多電影給3歲、5歲的兒童看也確實不合適，但沒有分級就會有這個問題。 子川：香港導演「北上」拍合拍片的話題因為您的成功受到很多關注。很多人讚揚《親愛的》沒有任何水土不服。到今天，近10年過去了，您現在如何看這件事？ 陳可辛：我認為每部電影都需要尊重細節，導演都必須找一些最凖確的東西來拍。我本來就很喜歡表現人性細膩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大陸和香港電影在大方向上其實是共通的，有些東西是有普世性的。 人文情懷很多時候都是一樣的。比如，我之前拍《中國合伙人》，根本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在北京發生的故事，拍的就是我自己成長的感覺，只是恰好發生在北京。當然，電影中的細節我必須考究，不能有錯誤的地方，但是那個情感是一樣的。 《親愛的》其實也一樣，外地人來到深圳打工時遇到的問題，包括中產階級、「土豪」，加上趙薇飾演的農村婦女，這些就算一個北京導演、上海導演來拍，也不是本人生活圈子裏的事情，也是需要找資料才能接地氣的。 因此，我覺得這已經不是說，我是不是一個香港導演的問題，而是說每個導演在拍戲的時候都需要尊重細節，做很多考究。當然，我有一個非常好的編劇張冀，他對社會已經有很好的了解—因為不可能自己去體驗生活，在文本上已經給了我很大的底氣，是這樣拍出來的。 子川：《親愛的》在倫敦電影節參加競賽單元的角逐，覺得勝算有多大？ 陳可辛：沒有任何的想法，因為每個電影節都有自己的制度，有不同的喜好。我也沒有時間去研究倫敦電影節的評委都是誰、過去幾年的風向是怎麼樣的。 當然，沒有人不想拿獎，但我不會去做很多功課，去看自己有多大的機會拿獎。包括倫敦電影節，包括《親愛的》獲得金馬獎獲提名這麼少，評獎這件事情都是命，很多時候是當時的那批人的想法。 我覺得，拿不到獎不代表電影不好，拿了獎也不能代表電影好到哪裏去，其實只是對某一部分人的喜好而以。 子川：您覺得英國觀眾對這部電影的理解程度如何？ 陳可辛：我覺得《親愛的》很好懂。因為它有幾個層次，首先是故事本身，在感情上、情節上肯定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那種情感是共同的。 另一個層次是我一直在講的雙面性，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比較鮮明的結構，讓你覺得很多事情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去看，反派也不見得是真的反派。 可能有一些社會性的東西，比如黃渤和郝蕾的角色是離婚的，或者從小地方來到大城市，小孩被拐走的時候蹲在幼兒園門外看裏面的小朋友在滑冰—這代表外地人子女上不了戶口、進不了幼兒園。 這些可能不一定誰都能看懂。但是，即使這種地方沒有完全看懂，也並不影響外國觀眾欣賞這部電影。 子川：對英國電影印象如何？喜歡哪些英國電影和電影人？有沒有特別想合作的？ 陳可辛：有很多。雖然我不能說自己是英國電影專家，但我知道很多好萊塢導演是從英國過去的。早期的像懸念大師希區柯克（Hitchcock），他是我父親的偶像，我從小就和父親一起看他的電影。 到後來，我喜歡1990年代的《四個婚禮一個葬禮》（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一些喜劇等等。英國製作公司Merchant-Ivory拍的《告別有情天》（Remains of the Day）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還有美國導演斯坦利·庫布裏克（Stanley Kubrick）在英國拍片，其實已經變成半個英國導演。 很多英國演員都很好，我沒有刻意想過要跟哪一位合作。因為要合作的話要先有合適的題材，才能夠去考慮這件事情。 子川：是的，我們知道今年英中兩國簽署了電影合作協議，為合拍片打開了很多方便之門。您怎麼看？ 陳可辛：這些都是好的，為雙方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機會。但是我還是覺得合拍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它本來就很困難。我是個香港導演，拍了幾年合拍片，本來都是香港和大陸的題材，像《如果愛》，但後來慢慢也開始拍純內地題材的電影。 因為很多東西更純粹，在藝術和文化的表達上可能會更容易。如果想一部電影既要符合英國又要符合中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子川：中國大陸電影市場最近幾年突飛猛進，今年票房有望突破300億人民幣，您如何看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趨勢？ 陳可辛：我認為中國電影還在往上走，還沒有到一個往下掉的階段。中國人口基數大，而且目前二三線城市的電影院越來越多，只會改變一些電影觀眾的成分，從而促使電影類型更加多元化。 如果站在票房的角度看，中國電影還是肯定會繼續往上走，只是跟以往主要為一線觀眾為主的成分不一樣了。 （責編：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