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為何女性領導人處理新冠疫情更成功些？
《福布斯》最近的一篇文章注意到，從新西蘭到德國，再從台灣到挪威，這些由女性擔任領導人的地方新冠死亡率相對都比較低。
這些女領導們以科學為依據抗擊新冠疫情成績顯著。 《福布斯》把這些女性元首稱為「領導人的典範」。《福布斯》的文章指出，女性向世界展示了如何處理人類大家庭的這一亂局。 這些女性領導人處理全球衛生危機的態度和手法也受到了媒體的表揚。 雖然女性只佔全球政府首腦的7%，但評論人士強調，出色完成新冠疫情考卷者絶大多數為女性領導人，似乎不成比例。 那麼，女性領導人憑什麼能取得新冠戰役的成功呢？ 肺炎疫情：危機過後哪些國家經濟能最快恢復 肺炎疫情：各國強力抗疫中的權力濫用引憂慮 韓國疫情確診迫近千宗，多地封關 反應早 冰島總理雅各布斯多蒂爾（Katrín Jakobsdóttir ）在疫情早期就實施了大規模的檢測。 冰島是一個人口只有三萬六千人的小國。 但冰島從1月底就禁止20人或以上的聚會，儘管當時冰島還未出現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但冰島從1月底就禁止20人或以上的聚會，儘管當時冰島還未出現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截止4月20日，冰島只有9人死於新冠。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疫情一開始就立即成立了疫情控制中心，採取措施嚴控和追蹤病毒感染。 台灣還增加了個人防護設備諸如口罩等的生產。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新冠死亡病例只有6人，而台灣的總人口則高達2400萬。 與此同時，新西蘭可能是世界各國中措施最嚴厲的國家之一。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沒有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採取暫緩傳染速度的方法，而是徹底阻斷一切傳染源。 新西蘭在出現6例死亡病例時就實行了全國封鎖。到4月20日，全國死亡人數為12例。 除了女性領導這一特點外，這些對危機應對較好的地方還有什麼其他共同之處呢？ 首先，他們都是發達經濟體，有良好的福利體系，在大多數社會發展指標上通常都得分很高。 同時，他們有著強大的公共衛生系統，能夠更好地應對危機。 所以領導人關係到抗疫的成功，而能選出一位女性領導也很能說明一個國家的情況。 德國柏林一家醫院的新冠病毒檢測中心。檢測是默克爾領導的德國抗疫行動的關鍵。 多樣性 觀察家們注意到這跟當選的女性領導人從政的方式也有關係。 聯合國基金會婦女和女童3D項目的執行董事古普塔博士（Dr Geeta Rao Gupta）認為，並不是因為女性領導人與男性領導人的風格有什麼不同。但她表示，女性當政可以讓決策更加多樣化。 古普塔對BBC表示，有女性參與的決策層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因為它體現了男女兩種觀點。 它與那種否定科學、虛張聲勢男性領導風格形成鮮明對比，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 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說新冠病毒肺炎不過是小感冒，不遵守社交隔離政策。 倫敦國王學院全球女性領導力研究所的主任坎貝爾（Rosie Campbell）贊同古普塔關於男女領導人風格並非與生俱來的說法。 坎貝爾表示，由於我們社交方式不同。 人們更容易接受女性成為更具同理心和合作型的領導者。而不幸的是，更多男性領導人更容易落入那種自戀和過度競爭領導者的範疇。 同時，坎貝爾認為政治民粹主義加劇了男性領導者的這一特點。 默克爾領導的德國在歐洲各國的抗疫行動中表現最為突出。 「大男子」主義政治 坎貝爾對BBC表示，民粹主義領導人依賴「簡單信息」來獲得支持。而這往往影響他們處理大疫情時的手法。 比如，美國、巴西、以色列以及匈牙利有時會推卸責任，將自己的過失轉移到外部因素。例如，他們指責外國人把病毒帶到他們的國家。 坎貝爾表示，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都選擇扮演了一種大男子主義的超強角色，其實他們完全可以不那樣做。 而女性一般不會成為激進的民粹右翼，不過法國的勒龐除外。 當然，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手法不盡相同，部分原因是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社會經濟現實以及資源情況等。這些方面跟性別關係不大。 有些男性領頭的國家對疫情處理得也不錯，比如，韓國和希臘這兩個國家死亡率都相對較低。 希臘在沒有出現任何死亡病例之前就遵照科學建議，採取早期社交疏離等措施。 艱難決定 挪威和丹麥的領導人特別舉行記者會，回答來自兒童的有關疫情的問題。 為了控制疫情，世界領導人不得不採取艱難決定，比如讓經濟蒙受損失的封鎖措施。 坎貝爾說，這些決定無疑從短期來看有著高額的政治代價，是那些民粹領導人不願看到的。 但一些國家的女性領導人通過公開和透明地對話，贏得了公眾的支持。 德國總理默克爾很快就承認新冠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威脅。 德國成立了歐洲最大的測試、追蹤和隔離計劃。德國人口8300萬，新冠死亡人數為4600多人，相對較低。 挪威和丹麥也是女性當政。挪威領導人索爾貝格（Erna Solberg）和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還專門為兒童舉辦新聞發佈會，解答孩子們的疑問和困惑。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還試圖消除孩子們對封城可能無法正常慶祝復活節的擔心。她告訴孩子們傳統的復活節兔子屬於「關鍵工作人員」，因此可以出去把巧克力蛋直接送到他們的家門口。 全球七成的醫護人員是女性，但是她們的領導層人數卻與總人數不成正比。 坎貝爾表示，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國家領導人講這些顯得很荒唐，但是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通過直接解答孩子們的擔憂政治領導人意識到疫情影響每一個年齡段人的心理健康。 更好的決策 女性佔全球健康工作者的70%。但根據全球議會聯盟2018年的數據，全世界153個由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中只有10人為女性。 同時，全球女性議員人數也只佔四分之一。 前面提到的古普塔博士也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提升婦女健康地位項目」諮詢董事會的主席。 該組織旨在增加女性在健康衛生部門的領導力，呼籲讓更多女性能夠擔當領導地位。 古普塔博士說，它將有助於改善決策，因為你所做出的決策將會與社會各個層面相關，而不是只代表某些層面。 古普塔博士還警告新冠疫情給男女所帶來的不同社會和經濟影響，包括家庭暴力的上升、貧困上升的風險以及男女收入差距縮小的逆轉等。 古普塔博士表示，我們正在倒退，除非在處理疫情決策時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否則可能將使現有的問題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