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通識課：被中國官媒批評的必修科「教壞」年輕人？
《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香港抗議活動綿延數月，示威現場頻密的稚氣面孔以及 官方 統計數字都越來越明確顯示，年輕人成為運動主力。一些政界人士與中國官媒 追溯 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源頭，劍指在香港推行了10年的通識教育。
通識科最初引起關注和討論是在2014年，參與「反國教運動」的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中學文憑考試中獲得優異成績，有人開始將通識科與年輕人政治意識啟蒙聯繫在一起。 6月9日反修例風波以來超過2300人被捕，16歲以下有104人，750人不滿18歲。十年前推動通識教育的香港前特首董建華開炮：「失敗」的通識教育，造成現在年輕人的問題。 通識教育教什麼？怎麼教？為什麼會引發巨大爭議？通識考題是否過於政治化，導致年輕人激進？BBC中文記者採訪了數名通識科教師、學生以及研究，嘗試釐清這些問題。 通識教育教什麼？ 通識教育科是香港三年制高中的核心科目之一，課程宗旨包括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理解，對不同情境中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作多角度思考等。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通識考試中獲得優異成績，不少人將通識科與社會運動意識啟蒙聯繫在一起。 課程分為六個單元，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及能源科技與環境。 2009年，通識科被定為高中必修科目。2012年開始，通識科成為香港中學生進入大學必考科目之一，其餘三科為中文、數學和英文。 一些香港學校在初中就開設類似科目。港媒早前報道，香港有220所中學開設初中通識教育科，包括拔萃男書院、喇沙書院等名校。 「毒教材」害人? 中國官媒批評的重點之一是通識科教材。央視新聞主播剛強8月說，有的通識教育教材由「佔中」分子編寫，煽動抗爭、污名化「一國兩制」。 《人民日報》也稱，通識教材不送審，無標凖；既有錯誤，更有偏見，並點出「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當教材顧問和審查。 2009年，通識科成為高中必修科目。（資料圖片） 中國內地的一些自媒體則購買香港的通識教材分析，指教材十分「負面偏激」，像是本土派或泛民對學生的「洗腦材料」。 「很多地方都在毫不掩飾地批評香港和中央政府、宣稱港人在不斷受到打壓和迫害，暗示『抗爭』是唯一的出路，並將種種製造社會動蕩的激進行為美化、合法化。」一篇題為《我花了725港幣，買了香港通識教材》文章寫道。 香港教育局並未指定通識科教材，市面上通識科的教科書和教輔書種類繁多，齡記、名創教育、明報教育、雅集出版等7家出版商都製作、發行通識教材。但BBC中文記者調查發現，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出版社教科書對學生的影響很小。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下稱香港教協）理事、通識教師陳曦彤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下稱香港教聯）理事、曾任多年通識科教師的鄧飛都對BBC中文記者表示，大部分師生都不使用出版社編寫的教材，或者僅將之用作參考。許多學校自編教材，即"校本"供學生使用。香港教協一般被認為政治立場更偏向泛民，而香港教聯則更傾向建制派。 今年夏天的反修例運動中，一些政界人士再度歸咎於通識科。 其實通識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就已寫明，當前持續討論的議題仍處於不斷發展和轉變的過程中，學與教資源不應只源於教科書。 原因在於，這門學科的特性是教和考都以當下熱門時事為重點，而不是考5年前、10年前的事情，出版商難以快速更新。 「比如你現在看到有一本書是2019年出版和銷售的，但實際上課本的草擬2017年可能就開始了，一齣版就已經過時了，」鄧飛說，「課本在課堂裏就是聊勝於無。」 教師會「夾帶私貨」？ 除了批評教材，中國官媒還指通識課堂泛政治、帶私貨；有通識教育，無國民教育。《人民日報》點名曾任通識教育聯會主席的賴德鐘曾以「黑警死全家」標語作為社交媒體頭像。 不用課本，或是使用學校自主編寫的教材，讓通識科教師在編排課程方面擁有很大自主權。高中三年通識教育科總課時大約為250個小時，學生每周大約會上四至六堂通識課。在實際教學中，一堂通識課會如何上？教師又會如何講解知識點、引導學生討論思考？ 陳曦彤和鄧飛說，教學中會就不同議題羅列事實、材料和有關報道，展現並分析不同立場人士的觀點。（資料圖片） 課堂中，通識老師會就不同議題羅列事實、材料和有關報道，展現並分析不同立場人士的觀點。 陳曦彤以持續數個月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為例：對於高年級的同學，他可能會花五至六堂課。講述內容會包括逃犯條例修訂的背景、背後的爭議、香港的法治問題、各方支持和反對修訂的原因，以及最近實行蒙面法的立法程序等等。 通識課要求學生多角度思考，因此他會扮作立場不同的人士與學生辯論，「如果學生偏黃，我就做藍，如果學生偏藍我就做黃，拉闊課堂討論的空間」。 至於香港黃藍立場之爭是否會從示威現場蔓延到課堂，教師能否保持中立客觀講解社會爭議，則取決於教師個人專業水平，難以一概而論。 陳曦彤認為，如今香港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明顯政治立場，但是專業精神應凌駕於政治之上，「政治立場是一個成熟公民有的素質，這不是一個問題，正如你不會覺得醫生是親建制派的，就會覺得他不會醫一個民主派的人」。 考題讓學科政治化？ 通識科考試分為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兩部分，分別佔總成績的80%和20%。其中公開考試分為卷一三道必答題和卷二選答題（三選一）。 鄧飛認為，相較於教材和教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題更具「指向性」。雖然香港政治在通識科課程中可能只佔十二分之一，但從2012年起連續三年必答題都含香港政治，而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其他內容都較簡單，讓香港政治成為學生複習備考的重點和難點，也讓學科「政治化」。 記者翻閲2012年至今年香港通識科考題後發現，八年來，必答題中有5道涉及香港政治，內容涵蓋立法會選舉、香港示威遊行、香港民主等，選答部分則有兩題涉及。只有2017和2018年的考題完全與香港政治無關。 香港考評局周四（10月31日）回覆BBC中文記者查詢表示，「今日香港」單元是課程內容的一部分，教學和考試須涵蓋不同單元和主題，考試題目需要出現與今日香港單元有關的議題。 「通識考試完全沒有『政治化』與『非政治化』的考量，最重要是考試能否反映課程的涵蓋面和有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回覆指。 《課程及評估指引》訂明，通識科考試在探討有爭議的議題時，不會因為考生答案的觀點及隱含的價值觀與閲卷員不同而扣減分數。閲卷員的評分是基於建立論據的素質，而非背後的價值觀。 鄧飛也說，觀點立場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足夠的論證去證明建制或泛民的觀點。但他指出，在實際應試凖備中，考生會選取社會上的主流觀點、也就是泛民的觀點來論述；久而久之，學生就會更接受泛民的觀點。 以2013年香港立法會「拉布」考題為例，他認為若考生按泛民的立場來答題材料會更豐富：「泛民的觀點多了去了，每一個參與拉布的那些議員都有自己的觀點、媒體採訪，甚至專欄文章；建制的話只是反對拉布，來來去去的觀點都是比較劃一的。" 示威現場頻密的稚氣面孔以及警方的統計數字都越來越明確顯示，年輕人成為運動主力 但今年大三的溫同學覺得考試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從一個學生的角度來看，完成試卷，考試完畢，就會let it go（忘掉它）」。 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年輕人？ 在考試的指揮棒下，香港學生無疑會更關注社會時事、了解香港政治制度、議會運作，吸收不同派別的觀點，但是否會促使他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則因人而異。 今年19歲的張同學在高中時代十分喜歡通識科，他毫不諱言這門課給他帶來政治啟蒙，激發他參與社運、成為校媒記者。 他說，中國的傳統觀念非常重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通識課會讓香港學生顛倒這個一直以來被灌輸的概念，挑戰在上位者的權威或決策。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張同學發現"公民抗命"這種在通識課中習得的知識並非紙上談兵 「學生不會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將一切視作理所當然）,不會去假定有權力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對的，不假定我們一定不可以質疑他，這是通識科給我最大的啟蒙。」 學習過程中，了解到立法會的構成最令他震撼。「它會讓你發現，香港並沒有民主，」他說，「我認為這是重要的concept（概念），這也解釋了好多香港的政策為什麼沒有民意授權也能過，政府有預謀地利用這個漏洞去通過一些東西。」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他逐步發現「公民抗命」這種在通識課中習得的知識並非紙上談兵，「我發覺這不只是拿去考試的東西，而是真的可以用而且需要用的，這是一個公民社會要得到民主必須有的質素：你需要去監察政府，你發現制度並不能讓政府聽取民意時，就要做一些可以說是違法的事情：違法達義。」 而在溫同學看來，通識科像是一顆「種子」，讓她更關心社會議題，嘗試了解各種現象和社會問題的背後原因，但都是偏向靜態式的關心，不是那種「我要示威遊行集會」，也不是那種「我要參與公眾討論、都市論壇或大力發表意見」。通識科只是給了她不同的資料，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讓她較易處理資訊，避免變得激進或無從入手。 有調查指出通識科沒有令香港青年激進化，但似乎比較成功地提高了中學生的公民意識。 她也不認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激進：「老實說，如果要變得激進的話，其他科也可以呀，中文科也可以呀，拿著不同的古代名言、文言文也可以批評政府，拿著一句『雖千萬人吾往矣』，學生也可以不顧一切參與社運呀。」 學術調查研究則未顯示通識科影響學生參與政治。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曾進行通識科對學生政治影響的調查，調查報告發表於2018年的《港澳研究》雜誌，該雜誌由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管。 調查訪問了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發現通識科沒有令香港青年激進化，卻似乎比較成功地提高了中學生的公民意識。喜歡通識科的學生較傾向覺得學習中國歷史重要，也較認同尊重政府官員。 調查還發現，影響高中生公民參與的因素中，校內的公民參與、他們對於自己公民參與的興趣及能力、後物質主義價值傾向、本土身份認同感等比對通識科的興趣影響更大。 進行該調查的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曾擔任多年通識教育科課程委員會主席。趙永佳稱，目前未看到新的證據指出通識教育存在外界批評的問題。 趙永佳指出，由於香港資訊發達，在TVB等主流媒體都有眾多關於中國的負面資訊，因此無法推行內地式國民教育。 他曾帶研究生訪問「學民思潮」20名核心成員，只有兩人參與社運源於通識科。一名成員說，地理老師帶他參與環保議題，後來就關注反高鐵運動，逐步參與到反國教運動。 「當時的訪談（發現），如果要出事，任何科目可能都會有事。」 趙永佳還認為，通識教育將中國問題置於「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等背景下講解，如果不這樣作立體分析，現今年輕人對中國的認識可能出現更大問題。香港資訊發達，在TVB等主流媒體都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因此不可能推行內地式國民教育。 「如果推一種所謂唱好式的國民教育，你教年輕人一件事，他可能會質疑十件事，」趙永佳說，課堂上教中國一片大好，看了媒體報道後，「他會覺得你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