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輯：讓我們無法移開視線的照片
「如果有能力做到的話，為什麼不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新聞報道中呢？」英國攝影師唐·麥庫林（Don McCullin）在2014年接受BBC文化頻道（BBC Culture）的採訪時說。當時，他談到了自己1961年決定去柏林的經歷。那時，沒有任何一家新聞機構委派他前去。
一家黎巴嫩人離開烈士公墓，貝魯特，1976年。麥庫林確保自己離拍攝對象足夠近，這樣人們就知道他在拍攝他們。他用這種方式獲得拍攝者的默許（Credit: Don McCullin/Tate） 在臨時搭建的阻隔牆正被武裝檢查站和混凝土所取代時，麥庫林到此開始記錄柏林牆的修建。那些照片幫助他開啟了攝影記者的職業生涯，隨後把他帶到了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和北愛爾蘭等地的衝突地區。不過現年83歲的麥庫林已經退休，改為拍攝英國的風光照片。麥庫林經常冒著生命的危險。一些場景可能會讓很多觀看者感到極度不安，如體格明顯呈現出饑民特徵的兒童、被處決前受盡折磨的男子、哀悼逝去的至親的家人等，但麥庫林沒有退縮。 在倫敦泰特不列顛美術館（Tate Britain）的一個最新展覽上，有很多這樣的照片。其中超過250張照片是由攝影師本人在他自己的暗房裏沖洗出來的。雖然很多照片令人感到揪心，但這些照片有種東西讓人很難把視線轉移開。在一定程度上，麥庫林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不知何故，僅僅因為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就成了一個共同體。一旦看到了，我們就不能視而不見。 這種親密感是有意製造出來的。泰特展覽引用麥庫林的話說，「除非你敢於冒險，否則我不相信你能看到超越邊界之外的東西。我多次直逼陷阱，與危險零距離接觸。如果你想看到並展示苦難的真正含義，那裏就是唯一的地方……看，看別人不忍心看的，是我作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 扔手榴彈的人，越南順化，1968：順化之戰是越戰中最漫長、最血腥的戰鬥之一（Credit: Don McCullin/Tate） 在一張拍攝於1968年越南的照片中，一名男子朝空中扔了一個東西，與運動員的投擲動作令人不安地相似。然而，照片旁邊的說明卻清楚闡述了這個扔手榴彈的姿勢背後的事實真相。據麥庫林稱：「他看著像奧運會上的標槍運動員一樣。但5分鐘後，他扔手榴彈的那隻手就被一顆子彈打得徹底變形，像又短又粗的花椰菜一樣。」 照片的單行標題或個人的肢體語言傳達了豐富的內涵。其中一張照片是麥庫林1968年在比亞法拉（Biafra）拍攝的。當時，這個從非洲尼日利亞分裂出來的新國家（只存在了3年）與尼日利亞政府之間的戰爭造成了一場人道危機。照片中，有一群7個瘦得皮包骨頭的孩子，每人額頭上都粘著一張紙。照片的說明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選中活下來的人」。另一張照片也拍攝於那場內戰期間，也是1968年。在這張照片中，一名身著軍裝的男子俯身靠近另一名士兵，他手掌的動作像是兩人在親密交談。那名士兵儘管看似面帶微笑，卻並沒有在聽。在照片的描述中，麥庫林解釋說：「我看到這名指揮官彎腰和一名已經陣亡的士兵說話，就像他還活著一樣。他在讚揚這名士兵的勇氣，並代表比亞法拉共和國感謝他。這一幕既令人感動，又令人驚恐。」 經歷炮彈轟炸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順化之戰，1968。麥庫林拍了好幾張這名士兵的照片，並稱這名男子眼睛都沒眨一下（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震驚與悲傷之間那種緊張的平衡解釋了麥庫林很多照片所具有的那種力量。在塞浦路斯的一個土耳其村莊拍攝的一系列照片，讓我們直面巨大的悲痛。麥庫林在照片描述中說：「我身上沾上了面前兩名男子溫暖的鮮血，實際上，那是一位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突然，一群悲痛欲絶的人來了……一個女人尖叫起來。其中一名死者是她新婚的丈夫。」麥庫林請求他們同意拍照，得到許可後，「我就開始非常嚴肅、認真地構思照片。那是我第一次拍攝意義如此巨大的照片……我覺得很難不流淚。」 1971年，《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雜誌將麥庫林派往北愛爾蘭。那裏的武裝衝突，後來被稱作「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往往發生在居民區的街道上，一方是天主教徒，另一方是新教徒。在麥庫林北愛爾蘭衝突的其中一張照片中，一群小男孩逃離英國士兵扔來的催淚彈，翻過一堵畫有塗鴉的牆。這張照片看著像是在戰壕裏拍攝的一樣，令人毛骨悚然。在另一張照片中，一名不合時宜地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年輕天主教徒舉起一塊木棍，抵禦攜帶防爆裝備的士兵。照片提供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全知視角，讓我們能夠看到雙方躲在拐角兩側的牆壁相互對峙。 北愛爾蘭，倫敦德里博格賽德，1971：「在當時，如果說暴力衝突還要再持續25年，是簡直不可思議的」（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麥庫林認為，把視線集中在讓我們感到不舒服的人和事上很重要。展覽引用他的話說，「你必須成為目擊證人，不能轉頭看向別處。」他也不打算站邊，偏袒任何一方。他拍攝的越戰中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的照片，是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令人不安的記錄。而當時，醫學和心理學界對PTSD尚未有充分認識。 這是一種道德上的緊迫感驅使著麥庫林如此做。「我們不能，也決不能允許自己忘記世間所有人都可能對自己的人類同胞犯下可怖的暴行。」即便記錄的是無法形容的恐懼，他也希望能夠說服我們繼續觀看。「這些通常是有關暴行的照片……但我想為那些照片中的人發聲，我希望在人們看到照片的時候，這個聲音能夠吸引他們停留得稍微久一些，這樣他們離開時帶走的不是一段駭人聽聞的記憶，而是一份有意識的責任。」 無家可歸的愛爾蘭人，倫敦、斯皮塔佛德，1970：在2012年的一部紀錄片中，麥庫林回憶稱在拍攝這名男子時，他覺得此人看著像羅馬神話中的海神尼普頓（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麥庫林也記錄了其他類型的戰場。展覽引用他的話說，「有些值得拍攝的社會戰爭。我不想鼓勵人們認為只有戰爭悲劇，才需要攝影。」他1970年在倫敦拍攝的一個無家可歸的愛爾蘭人的照片，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在照片的描述中說：「我不是以攝影師，而是以一個人的身份拍照。我努力平衡自己的角色。此時我不是以攝影師，而是以一個人，一個男人的身份拍攝對方，攝影與此無關。攝影只是我學到的一項技能，一種與人交流的方式。」 從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一個地處倫敦金融區邊緣的地區，流落街頭的人成了麥庫林的拍攝對象。他還把鏡頭對凖了生活在英格蘭北部的群體，他們一直被限制工業化的政策所忽視。在其中一張照片，一名女子推著嬰兒車穿過一個如同遭受世界末日毀滅後的荒野。在另一張照片中，一名男子推著一輛嬰兒車，嬰兒車裏坐著他兒子，一個在一場事故中失去了一條腿的大男孩。 身著盛裝的黑幫大佬，倫敦芬斯伯裏公園，1958。一名警察遇害後，媒體選了麥庫林拍攝的當地黑幫照片發表（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麥庫林不僅僅選擇在距離上接近他的拍攝對象，無論是對失去家人的傷心欲絶者、士兵還是社會邊緣群體，他都滿懷同情。他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編輯埃文斯（Harold Evans）稱他是「扛著攝像機的良心」。他深深理解自己拍攝的那些人。他的父親在他14歲時死於一種慢性病。他在倫敦一個二戰期間被狂轟亂炸過的地區長大，家境貧寒。他說自己理解很多拍攝對象：「我知道我拍的那些人的感受。這不是因為『我可能和他們一樣』，而是因為『我根本就和他們一樣』也經歷過類似遭遇。」 在這場攝影展上，最早的一張照片拍攝於他童年時生活的芬斯伯裏公園。「我是偶然走上攝影道路的。一個警察在我住的那條街的盡頭停下了腳步，一個人用刀捅了他。我就這樣成了一名攝影師。我拍過一些和我一起上學的幫會團伙。不是我選擇了攝影，似乎是攝影選擇了我，但50年來我一直忠於這份職業，為了它甘願冒著生命的危險。」 唐·麥庫林攝影展將在泰特不列顛美術館持續展出至2019年5月6日。 請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