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來勢兇猛 英國情報機構如何與時俱進？
英國政府受到批評，說當局應對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決策和措施都顯得遲緩。其中情報機構的作用也受到批評。
報道批評說，很少有證據顯示英國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認真對待過瘟疫風險的問題。 世衛組織的新冠肺炎疫情特使，倫敦帝國理工大學的全球健康教授納巴羅（David Nabarro）說，早在1月底所有的國家政府都被告知病毒蔓延形勢會變得十分嚴峻，而英國首相鮑里斯在3月下旬才開始宣佈實行疫情防控措施。 政治方面的批評認為，保守黨政府忙於應對脫歐談判造成失誤，沒有及時採取措施應對新冠疫情。《衛報》在4月19日的報道中說，保守黨政府忙於應對脫歐事務，對新冠疫情沒有採取足夠的防範，疏於在檢測，跟蹤隔離和設備供應方面的凖備。 但也有對英國安全情報工作不足提出批評。布拉德福德大學的安全問題專家羅傑斯教授（Paul Rogers）認為，英國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在政府和國家醫療系統對疫情缺乏凖備方面負有責任。 英國疫情來勢兇猛，為決策者帶來政治意外，批評者將此歸咎於情報工作不力。 對疫情無預警 英國智庫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RUSI）3月31日發表文章說，多年前各國開始就認識到來自全球瘟疫的威脅。2000年美國公布了對於全球傳染病威脅的國家情報評估，那是情報界首次分析了瘟疫的威脅。同一年英國的國家安全風險評估羅列了主要的公共健康災難，特別是把流感列為對國家安全構成的第一級威脅。 2003年禽流感爆發說明了瘟疫的現實威脅。2017年英國民事緊急狀態的國家風險評估，和2018年生物安全評估都強調，英國的政策要優先考慮，事先做充分凖備 。 2017年英國民事緊急狀態的國家風險評估曾具體指出，瘟疫可能的「嚴重後果…瘟疫流感會導致英國一半人口有感染症狀，有可能導致2萬到75萬人死亡，很多人無法去工作」 。 羅傑斯教授認為，造成英國目前的疫情危機有眾多原因，其中涉及到防務和安全機構的作用，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誤解。 他在3月底發表在「開放民主」網站上的文章引述了英國調查報道網站「英國解密」（Declassified UK）的報道說，隸屬於英國內閣辦公室的民事緊急狀態的國家風險評估在6年前就警告說，在5年內可能爆發全球性疾病。 但是政府隨後制定的防疫計劃並沒有包括如何應對報告中提到的威脅。當時英國公共安全方面的智庫健康和公共利益中心警告說，英國國家醫療系統對類似瘟疫發生的衝擊並無應對的預防措施。「英國解密」的報道作者肯納爾德（Matt Kennard）說，很少有證據顯示英國軍情五處或軍情六處認真對待過瘟疫風險的問題。 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英國軍情五處（MI5）總部大樓 多國猝不及防 羅傑斯教授說，英國一直在制定高質量的計劃方面享有全球聲譽，而且在應對重大生物風險方面有很強能力。政府每年投巨資凖備應對疾病爆發和生化事故，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有關機構一直都參預這個過程。 但是在新冠疫情危機中，政府卻給人留下應對失措的印象，遲遲沒有認識到威脅的嚴重性，也遲遲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1月24日，英國政府召開了第一次緊急應變委員會（COBRA）會議，但是首相沒有參加會議。2月在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疫情嚴重的時候，英國政府才有所行動。直到3月下旬，英國才開始採取措施，但措施力度嚴重滯後。 因此羅傑斯對英國安全機構，特別是軍情六處和政府監聽機構GCHQ提出質疑：他們是否及時對政府發出了警告？中國的疫情在1月初就已經很明顯，英國的安全和情報部門應該關注到中國疫情蔓延，並且收集了相關的數據。政府內閣的聯合情報委員會是否得到通知，政府有關部門為什麼沒有及時採取行動？ 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的文章說，考慮到新冠疫情蔓延令許多國家猝不及防，付出了巨大的生命，社會，經濟代價，對政治和國防安全也產生深遠影響，而國家情報機關在收集情報過程中並沒有表現出提供預警，讓國家受到政治意外的影響。從這點來說，情報搜集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BBC安全事務記者戈登•科雷拉（Gordon Corera）分析說，新冠病毒感染為英國造成的單日死亡人數就超過了2001年以來死於恐怖主義襲擊的死亡總數，英國軍情五處（MI5）負責人承認，這會改變政界人士對不同風險的評估考量。 政府通訊總部（GCHQ）是英國秘密通訊電子監聽中心，與軍情五處（MI5）和軍情六處（MI6）合稱為英國情報機構的「三叉戟」。 情報機構新職能 許多國家的政府似乎都意識到了類似流感類傳染病帶來的風險，而且也採取了措施加強應對能力，但是新冠病毒蔓延造成的巨大範圍的衝擊仍然出乎許多國家的預料。因此也引發關於情報機構職能的思考 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的分析對情報機關的職能進行了反思。情報機構的傳統職能，即在安全層面收集，分析信息，幫助決策者評估敵人的意圖和能力，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但是傳統職能已經不能應對爆發全球健康威脅的情況。 應對全球瘟疫本來一直屬於公共衛生機構的責任，諸如美國的疾病防控中心，英國公共衛生部和其他國家的類似機構。而這種傳統分工可能削弱了協調一致的早期預警能力。 文章列舉了在新冠疫情危機中情報機構發揮的作用。例如中國當局利用手機監視系統進行封鎖隔離。以色列利用反恐電話跟蹤技術掌握病毒傳染範圍和跟蹤患者。韓國用中央跟蹤應用軟件（coronavirus100m）提醒公民不要接近確診病例。加拿大多倫多市也利用手機數據發現人群聚集。 英國媒體報道說，英國的衛生官員和研究人員也試圖引進公眾自願使用的應用軟件，在接近感染病例時發出警報。 這樣的通訊監聽部門搜集線上數據，情報機構收集分析數據，幫助分析傳染病和瘟疫影響人類行為模式，發出關於瘟疫的早期預警。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的文章說，新任務要求情報機構具有新技能，這雖然偏離了傳統的情報工作定義和職能，但這對於降低國家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