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1985年我的西藏之旅
有些時候，少即是多，多即是少。你記憶中的事情越少，每件事在你心中迴蕩的空間就越多。一次短暫的旅途就像日本茶館的一個空房間：如果裏面只有一張畫卷，那麼這張畫卷就成了整個宇宙。我發現，有時只有保持外出旅行的短暫，才能讓內心產生的心靈旅程迴響一生。
1985年9月，我乘坐的飛機從中國成都降落在距離西藏首府拉薩幾英里遠的荒涼跑道上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我當時是20多歲的年輕人，在曼哈頓中城25層辦公室懶散地工作，為《時代周刊》撰寫有關國際事務的文章。我設法逃出辦公室，休息了六個月，在到達中國後不久，我了解到西藏那時對外國人開放，那確實是第一次。 我的父親是個哲學家，他在達賴喇嘛1959年流亡幾個月後就見過他。早在我十幾歲時，我就跟著父親去達蘭薩拉（Dharamsala）見達賴喇嘛（Dalai Lama），之後的那段時間裏我從遙遠的地方繼續關注西藏局勢。而現在中國政府將西藏向外國遊客開放，我無法拒絶成為第一批遊客的一員。 作者皮柯·耶爾是1985年西藏對遊客開放後的第一批訪問者（圖片來源：Gu/Getty Images） 而當我踏入稀薄的空氣中——天空特別藍——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置身於香格里拉（Shangri-La）神話之中。中國的客車搖搖晃晃，車上的外國乘客寥寥可數，他們看起來像叛變者：圍巾遮面的冒險者、穿著馬褲遊手好閒的人以及頭戴牛仔帽不願透露自己任務的科學家。我們一群充滿好奇的人被趕上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很快出發。穿過道路和溪流，一路顛簸，踏上了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拉薩之旅。 一路上沒有什麼跡象能讓我想到文明：只有一些洞穴外的小雕像和畫在岩石上的多彩佛像。偶爾有位朝拜者從我們身邊經過，經過幾百天的旅行，他身上已滿是灰塵。他雙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後跪倒在地，用祈禱者虔誠的叩拜姿勢，一次又一次地重覆這個動作。最後我們的車停在一個破舊的庭院裏，"日光城"向我們展現的就是一個在古老的帕廓（Barkhor）商城周圍聚集起來的、房屋粉飾過的小鎮。深藍色的天空下，花箱是金色的，白色露天屋頂下飄動著破舊的經幡。 朝聖者在拉薩的帕廓商城進行朝拜（圖片來源：Matteo Colombo/Getty Images） 我覺得自己對西藏有些了解。我看過《雪地流亡》（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和《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等經典作品。我曾將《時代周刊》國際事務部的16名同事帶到紐約第三大道西藏廚房餐廳昏暗的地下室，告訴他們喜馬拉雅的真實情況，那個餐廳現在已不復存在。但我現在看到的和我曾讀過的亞歷山德拉·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éel）在《西藏的魔力與神秘》（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一書中的描述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們繞著大昭寺前的主廣場走，低聲嘀咕"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希望外國人能悄悄地把他們流亡在外的領導人的禁照塞到他們手裏。便衣警察在廣場各處巡邏觀察。在那裏，果洛州遊牧婦女帶著綠色圓頂高帽，身材高大的康巴士兵長髮中纏著紅線，他們身旁是高原紅的孩子，繞著大昭寺，邊走邊轉動手裏的轉經筒。工人們則一邊修複倒塌的建築，一邊唱著民歌。 我在中城時，讀過一篇關於鎮子遠端一家新旅館的文章，所以我提著幾乎比我還大的行李箱，一路跋涉到那裏。抵達時，我發現那裏可能只是一家幽靈醫院，房間沒有人住，每張牀旁邊都有一個氧氣瓶。我改變主意開始返程——沒有人告訴我高原反應這回事。面帶燦爛笑容的氂牛牧民朝我大喊，但是我聽不懂。沙啞的東方鄉村音樂——簡單的人聲伴著撥弦樂器演奏出的遊牧民族歌曲——從路邊貨攤的磁帶中傳出。西藏當時未開發，所以並沒有為外國人提供足夠的遊覽之處。 被驅逐的達賴喇嘛的照片在西藏是被禁的（圖片來源：Paul Harris/Getty Images） 最後，我看到一些歐洲面孔的人沿鬧市區行進，我悄悄進入他們出現的那個黑暗入口。指示牌上寫著："八朗學旅館（Banak Shol Hotel）祝您旅途愉快"。一位略懂英語的西藏年輕人告訴我，一個房間每晚2美元。這個房間只是個房間：一個大牀墊配有一個蕎麥枕頭，幾乎沒有走動的地方。戶外走廊的盡頭有個很髒的公用衛生間，樓下院子裏生鏽的水龍頭提供水。 我搖搖晃晃地爬上陡峭的木梯，將我的行李箱放到密不透風的小黑屋裏，再次出門，沿著一條錯綜複雜的泥濘小路悄悄溜到大昭寺（就在幾周前發生火災）。在大昭寺前，僧人、遊牧民族婦女、蹣跚學步的孩子以及她們的祖母，都在俯地磕長頭。從黎明到午夜，都有人在這裏朝拜。進到寺內，燭光搖曳十分昏暗，我幾乎看不清東西。但很快，請願者步履蹣跚地迎上去，經過一個個慈悲與智慧之神，為最終能在這個神聖城市最神聖的地方遂願感動不已，我記得西藏人粗糙的臉上流下的熱淚。 第二天一早，我前往甘丹寺，這裏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之一。而現在這裏只是一堆碎石。三位在土地上野餐的紅衣僧人招呼我坐下和他們一起喝酥油茶，吃粗糧麵包。在公共汽車後面，一群西藏人將另一個中國人包圍起來，引發了一場爭斗，讓我想到，即使是本地人有時也會成為他們環境裏的受害者。夜幕降臨之後，我注意到整個小鎮就坐落在13層的布達拉宮的庇護之下。1000多個房間，只有少數亮著燈。 1985年遊覽西藏期間，作者皮柯·耶爾在八朗學旅館住過的房間（圖片來源：Joseph Geurts） 第二天黎明，天還沒亮，我從這裏出發步行一個小時，經過遊牧民族的氂牛帳篷，帳篷外有零星幾盞蠟燭。我到了一處很遠的懸崖邊，強壯的西藏人正在這裏參加一場可怕的儀式：用一種傳統的方式將人的屍體分解，餵食食肉鳥類。我感到這像一種侵犯——我們這些茫然的遊客注視著這一神聖儀式——但沒有看到"天葬"似乎是一種對神靈的褻瀆。 下午，我去到色拉寺和哲蚌寺，回憶起我的教授父親曾經講過的的畫滿頭骨的壁畫，以及20,000人參加的辯論儀式。現在，院子裏只有幾只狗靜靜地坐在地上，還有幾個新僧人想要玩弄我的相機。 最後，在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三天早晨，我沿著"之"字形漫漫長路向布達拉宮攀登。我跟隨一群西藏人進到第一個院子裏的小黑屋，用幾分錢買了兩本宗教卷軸畫，上面印滿了神靈和天地萬物。我走進幾間陽光能照進來的房間，僧人們坐在牆角的紅色和金色窗簾之間，正在誦讀佛經。到處都是雕像和寶藏廳。女人收到僧人送的聖水，鞠躬致謝，周圍是曾經居住於此的第九世達賴喇嘛的遺物。 來到西藏的朝聖者經常手裏轉著轉經筒，日夜禱告（圖片來源：Keith Levit/Getty Images） 到了一處，我快步邁到一個粉飾過的台階上，隔著山谷眺望群山，山上還覆蓋著剛下的雪。天空呈深藍色，我看到的每個東西都像銳利的變焦鏡頭拍攝的。我說不出為什麼，也說不出是怎樣的，但當我站在那裏，我感覺到自己不僅是站在所有小冊子上都提到的"世界屋脊"，而且站在自我的頂峰——一種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的更加清晰、強烈的心理狀態。 或許是因為空氣稀薄。或許是因為文化衝擊，或者是不停的飛行和顛簸的車程所累積的疲憊感。當然，我並不渴望在這片土地上感受任何特殊的東西，那些與超越世俗的情感相關的東西。我想起1904年冬天英國軍官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入侵這座城市的旅程，在西藏的最後一個下午，他走過很長一段路。他在此經歷的一切是那樣深刻，以至於他命令士兵脫下制服，返回歐洲，成為20世紀最熱誠的和平主義者。 在我20多歲時，我愚蠢地認為塑造自己並不需要顧及別人的想法，只要用你能夠堅持做的每件事為自己下定義。作為一位聰明的《時代周刊》記者，我認為自己反對陳詞濫調。但當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站在那個明亮的高地，我向自己許下了一個從來沒有許過的承諾。我要在兩天後離開，僅僅在進藏100小時之後，這樣，我在拉薩的停留就能一直在我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這些天是再也不會有的天堂，所有我要盡快離開，讓這段插曲永遠在我心中保持清晰。 皮柯·耶爾："外出旅行的一部分挑戰……是有勇氣知道何時結束這段旅程"（圖片來源：Nattapon/Getty Images） 現在，我為20多歲的自己感到難堪，太急於下定論，充斥著小學生的懷疑論。但在那個瞬間我的直覺是正確的。我只在拉薩待了四天，33年過去，那次停留的每個小時感覺都像大宴會廳裏的一幅油畫，可以單獨挑選出來。我不止一次回到西藏首府，花了數年時間穿越不丹（Bhutan）、拉達克（Ladakh）和尼泊爾（Nepal），也到過類似海拔的玻利維亞（Bolivia）和秘魯（Peru）。但我是對的：當時那種感受，之後再也沒有過。 現在，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再次回顧這段旅程，想到總是自己處於一個空房間裏，心裏很充實。外出旅行——尤其是重要旅行的部分挑戰，是有勇氣知道何時結束這段旅程，只有這樣，內心的旅程才可以永遠保持鮮活、獨特和完整。 請訪問 BBC Travel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