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詩人拜倫在20世紀中國的「變臉」
英國著名詩人，浪漫主義代表拜倫，他的作品自上個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其形像變遷經歷了幾次不同的「變臉」：他是20世紀初的「英雄詩人」，革命浪漫主義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期「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
拜倫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級人物。 1978年之後，對拜倫作品的研究開始在文學範疇內展開。 詩人拜倫 英國詩人拜倫，全名喬治·戈登·拜倫，1788年出生，是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袖級人物，天生跛一足，父母都出自沒落貴族家庭，10歲時，繼承家族爵位和產業，成為拜倫第六世勳爵。 在大英圖書館網站上能找到拜倫的主頁，上面這樣介紹他：「拜倫勳爵（Lord Byron）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自由而獻身；在政治觀點及個人道德上，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身為詩人和冒險家，他是個浪漫主義英雄的化身。勳爵以其英俊的容貌，駭俗的看法，和魯莽的行為聞名於世。他是浪漫主義運動的領袖級人物。」 拜倫生活的時代，歐洲正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時代，法國啟蒙思想也隨著法國大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啟蒙主義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對拜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劍橋大學畢業後，拜倫開始遊歷南歐和西亞，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受當時所見各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戰爭所鼓舞，拜倫創作的詩歌作品《哈羅德公子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使他一躍成名。而他最為著名和極為成功的作品，則是他的諷刺體史詩《唐·璜》（Don Juan）。 拜倫在詩歌裏塑造了一批「拜倫式英雄」，他們大都是高傲、孤獨、倔強的叛逆者，反抗國家強權，社會秩序和宗教道德，並追求自由，倡導人類的公平和平等。拜倫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革命鬥士，捐款幫助希臘籌建艦隊，加入希臘反抗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拜倫死後，希臘獨立政府宣佈拜倫之死為國葬，全國哀悼3天。 民族主義戰士和英雄 「瑪拉頓後啊，山容縹緲，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該有自由回 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 這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名作《唐璜》（Don Juan）中的《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的片段，1902年梁啟超首次將它翻譯，放入其文章《新中國未來記》中，刊登在《新小說》上。 梁啟超戊戌變法期間，提倡開學校，譯西書，改革科舉制度，為維新變法所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 為「廣民智，振民氣」而創辦《新小說》等報刊。同時，一些精英知識分子也認識到文學和藝術對於啟迪民智的重要，拜倫和其作品也帶有強烈的英雄主義精神。 梁啟超認為「整個《唐璜》就是一部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 充滿了憤怒、蔑視、威脅和呼籲」的作品，並且不時地「吹出革命戰爭的號角那一陣陣響亮的長音」。梁啟超對《哀希臘》的譯文中，「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這樣強烈的排比和躍然紙上的情感呼喚，實則表現了梁啟超渴望社會變革，實現自由民主的願望。 在此後的幾十年，拜倫作為一位英雄，其詩作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被魯迅，蘇曼殊，胡適等屢屢翻譯，在中國傳播。 魯迅曾經在《墳·雜憶》一文中說到：「那時Byron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 拜倫作為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在中國最初的形像是一位民族主義戰士和英雄。 英國著名詩人，浪漫主義代表拜倫，他的作品自上個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其形像變遷經歷了幾次不同的"變臉"。 革命浪漫主義 清末民初時期，以梁啟超、蘇曼殊、黃侃、魯迅、王國維等人對拜倫的早期譯作為代表，拜倫成為了呼籲社會變革的英雄。1924年拜倫逝世100週年時，中國作家和學者對拜倫進行了更全面的介紹，包括沈雁冰，鄭振鐸，趙景深等, 鄭振鐸更評論說「我們喜愛偉大的作家，我們更喜愛偉大的反抗者。」( we love great writers, and we especially love great rebels. )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拜倫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變化。 拜倫被稱為「革命浪漫主義派」(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詩人，這股源自蘇聯的理論潮流對中國文學界產生很大影響，蘇聯學者認為，"革命浪漫主義是推動革命最有效的方式。" 受此影響，中國大陸學者關於拜倫的第一篇論文標題就是「革命浪漫主義拜倫的詩」，於1956年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拜倫如果活得長一點就會變成反動資產者 。」 這句話來自於《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於1958年在中國出版， 這似乎為中國的拜倫研究者提供了底氣來顛覆蘇聯研究模式。隨後，發表於主流文學雜誌的兩篇文章，作者安旗撰文的「試論拜倫詩歌中的叛逆性格」，以及楊德華所著的「試論拜倫的憂鬱」，都表明了同一種觀點：拜倫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鬥士，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一場風暴在醞釀，「文化大革命」前期，一場關於拜倫的論戰在《光明日報》開始了。 1964年，一篇題為「拜倫和拜倫式英雄」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作者袁可嘉總結了拜倫式英雄積極面和消極面，作者認為在拜倫創作的年代，這種積極面適合民主革命的潮流，從而在字裏行間透漏出對拜倫式英雄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個人反抗等精神的欣賞和嚮往——這在那個話語權被嚴格審查的年代，必然會遭到批判。隨之而來的是對此文的尖銳批評，並指出作者「誇大 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性,歪曲了資產階級的歷史面貌」，並將拜倫式英雄的基礎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1960年代，拜倫基本上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學術研究已經演變成為政治批判。於此同時，其它西方文學家比如羅曼.羅蘭，雪萊，雨果等也被貼上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標籤。 拜倫故居——鈕斯泰德府邸就坐落在如詩如畫的草坪上，整座建築古樸莊嚴，裝飾精美。 1978年以後：回歸文學本身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對拜倫作品的研究開始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比較文學，詩歌藝術和流派，詩歌體裁，哲學和詩歌美學研究等方面，回歸到了學術研究的範疇。 拜倫詩作在中國的翻譯和研究當中，兩位學者的名字不得不提，一個是查良崢（筆名：穆旦），和金庸（查良鏞）為同族兄弟，一個是王佐良。 查良崢自己是一位優秀的詩人，曾在西南聯大執教，後留學美國，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譯著頗多，包括普希金，雪萊等等，晚年完成翻譯拜倫的巨著《唐璜》，被譽「為不遜於原文的完美長詩」。 王佐良多年研究和翻譯英國詩歌，將英國文學系統而全面地介紹到中國，著作《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將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慈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興起與發展，重新定位浪漫主義詩歌的價值，並對這些詩人包括拜倫進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本文作者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李鷗教授在倫敦亞非學院的「拜倫在中國」的主題講座，以及張旭春，戴從容等學者的論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