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看病為何要給醫生遞「紅包」？
在越南，醫患之間也存在著模糊的酬金和賄賂問題，引起民眾的辯論和反腐思考。
炳太太在手術之後遞上了紅包 三個月前，在河內以南100公里外的一個小村子裏，一名33歲的農村婦女要把兒子送到省級醫院做手術，需要地方醫院的醫生開轉院通知。在遞上一個裝有5萬越南盾（約合2.4美元，1.6英鎊）的信封後，兒子並未成功轉院。這名婦女只好追加5萬，才得以轉院。 隨後，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婦女又給省醫院的醫務人員塞了50萬越南盾（約合23美元，16鎊），這筆錢超過了她兩個月的收入。 「別的病人都告訴我，所有的病人都必須給醫生和護士紅包，這種手術就是這個價錢。」 雖然醫生並未向她索取「紅包」，但她相信，「紅包」會讓兒子得到更好的治療和護理。 這位婦女並非個例。住在河內郊區的炳（Phin）太太也有相似經歷。退休金只有3百萬越南盾的她，在一次眼科治療後遞上了裝有20萬盾酬金的紅包。 但治療尚未完成，就讓她出院了。之後她又被收入醫院治療，這就意味著：她需要再塞「紅包」以示感謝。她說：「我又花費了20萬的酬金感謝醫護人員，這只是其他病人建議的最小數目，但我只能給這麼多了。」 一位河內附近的鄉村退休教師煉（Luyen）女士表示，為看病而支付酬金，實際上是迫不得已。她解釋道：「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會索要『紅包』，但要看病就必須給『紅包』。這已經成了我們的文化。」 重物質 輕精神 在越南，醫療費大部分由國家通過保險制度補貼支付，原則上對公務員和兒童免費，或者由私人或雇主支付。但是，排隊等候通過保險就醫的人太多，公立醫院也是人滿為患。而大多數醫務人員的工資很低。 在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遭遇與日俱增的資本主義思潮的今天，為保證更快更好的治療，給醫生遞「紅包」的做法變得很普遍。 一項調查表明，在2007年到2010年的三年間，遞「紅包」的病人數量整整翻了一番，從13%增加到25%。 2012年，一項由世界銀行和越南政府檢查總署（在越南執行反腐工作的部門）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有76%的病人看病是自願行賄的，僅21%的人是應醫務人員的要求而給予酬金的。 越南著名學者阮有玉認為禮品饋贈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 2011年10月，為了反腐敗，河內的五家大醫院發起了提高員工道德標凖的活動，其中包括「拒絕紅包」的政策。 越南社區發展研究培訓中心（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RTCCD）也曾發起類似活動，以改變人們對「紅包」等非正常報酬的觀念，通過媒體來宣傳病人應有的權利和醫生應承擔的責任。 河內著名學者阮有玉（Nguyen Huu Ngoc）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儒家思想的禮品饋贈習俗。他說：「越南和中國一樣，用送禮表示感激之情。過去，表達感謝強調精神價值。但近年來，社會更重視物質價值，而更輕視精神價值。在現在的市場經濟下，送禮就像是一種交易。」 文化習俗似乎為病人遞「紅包」提供了正當理由，但正如駐河內的世界銀行高級治理專家索倫.戴維森（Soren Davidsen）所說，「我們也可以改變文化。」他指出：「雖然禮物饋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文化不是靜態的，它是不斷變化的。儘管包括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都有腐敗的文化元素，但這些國家都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遏制腐敗的辦法。」 金錢與權力 越南社區發展研究培訓中心（RTCCD）副主任陳秋河（Tran Thu Ha）認為，酬金和賄賂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很模糊了，一些人以此為借口來遞「紅包」。 對於和陳氏一樣的反腐倡導者，禮物饋贈和行賄的區別很明顯。她說：「禮物可以在公共場合或任何地點贈送，贈送禮物時，往往需要時間來交談和表達感謝；賄賂通常在快速的情況下完成，行賄者和受賄人都害怕被別人看到。」 那麼，越南應如何抑制醫療服務的腐敗行為？該問題已引起了廣泛討論。其中一個建議是：用增加醫務人員的工資來杜絕其受賄行為。 但僅此不夠。衛生部糖尿病與代謝研究所所長謝文平(Ta Van Binh)副教授認為，政府需要對違規的醫務人員設置明確的規定和嚴厲的懲罰。 同時，政府還要幫助患者認識到，他們不需要給醫務人員酬金；一旦他們給了，也會破壞規則。 世界銀行的索倫.戴維森（Soren Davidsen）對此也表示：「這絕非易事，因為腐敗事關金錢，人和權力。抑制腐敗和協調政府各部門反腐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可能一蹴而就。」 （編譯：曉真/立行 責編：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