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百名：香港在職母親與外籍家佣
每天早上，對林錦華來說，都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
林錦華思前想後，才決定生育。 林錦華每天約6時多起牀，梳洗過後，請外佣幫忙喚醒5歲女兒起牀。把小孩帶到幼兒園後，才吃一點早餐，然後又要趕上另一班公交車到辦公室。 除照顧小孩外，林錦華在一間教育機構擔任全職講師。和無數香港人一樣，林錦華工作繁重，講課、與學生會面、處理文件等，每天平均工作9小時。幸好公司理解她的難處，讓她凖時下班。不過，特別忙的時候，等女兒睡覺後，又要修改學生的功課，有時候凌晨1時才可上牀休息。 林錦華26歲結婚，不算遲婚，不過生兒育女卻讓她躊躇不定。林錦華說：「我和先生都很忙，因為我們學業、事業心都很重。我知道照顧小朋友不容易。因為大家都在工作，（如果有孩子）自然在家庭要擺一些比重。」 最後，林錦華和丈夫決定要小孩，婚後9年，女兒出生，而林錦華從未想過成為全職媽媽。她說：「我工作這麼多年，我讀了很多年書，我想實踐工作上的一些理想。」另外，收入亦是實際的考慮。「（家庭）有很多開支……還要償還房貸。」 家中幫手 女兒出生後，林錦華和丈夫開始聘請外佣，3年前，他們輾轉聘到來自菲律賓的Marites Bueno Samson。香港法律規定，外佣必須與雇主同住，於是，4人開始這種安排。 對Marites來說，背井離鄉、照顧別人的小孩，是她撫養自己子女的唯一選擇。 Marites來自菲律賓的卡班嘎（Cabangan），一個只有兩萬多人口的市鎮。菲律賓經濟環境欠佳，Marites說，在家鄉，一名收銀員的收入每月大概是800元港幣。在香港當外佣的話，最低工資已有4210元港幣。Marites說：「菲律賓生活艱難。假如我不能在香港打工，沒人會撫養我兩個孩子上學。」Marites決定，要留在香港打工賺錢──直至兩個孩子大學畢業。 Marites在菲律賓的兒女（左一和右二），是她最大的支柱。 Marites離開菲律賓的那一年，兒子只有4歲，女兒只有3歲。由於孩子太年幼，他們不知道母親要遠走13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打工，以後每隔兩年才可見她一面。Marties回憶:「我怕他們會不認識我。我怕他們以為我遠在他方，不在乎他們，不知道我愛他們。「Marites每周都會給家裏打兩三次電話，跟兒女閒話家常，是她略解鄉愁的安慰。她說：「我們常常通電話，因為這是我們唯一溝通的方法。」 Marites來香港打工，的確為家庭賺取更高的收入，不過，她為此亦付出沉重代價。Marites說：「來香港一年後，我的丈夫有了另一個女人，離開了我們。他說，我在遠方工作，不能滿足他的需要。」她咬緊牙關，決定獨力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 孩子物質的需求，Marites盡量有求必應。與家人通電時，不時請她匯錢回菲律賓，她也習以為常，沒甚麼怨言。她的長子快將小學畢業，她計劃買一部手機送他。一部手機約1500港幣，佔了她一個月收入約三分一。 Marites來到這個家庭後，暱稱Tes，林錦華要求女兒稱呼她Auntie Tes。周末一家人到處遊玩，也會邀請Tes，他們也為Tes辦了迪斯尼樂園、海洋公園的年票。 林錦華說，Marites也是家中成員之一。 林錦華說：「我認為Tes是我的家庭成員，不是我的奴隸，不需事事全聽我話。我們有時也會有爭拗……不過我覺得要多體諒她一點。」Tes也視林錦華女兒如己出，非常疼她。她說：「我在（林錦華女兒）中看到我的女兒。當我照顧她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她就是我的女兒。」 香港外佣 不少香港家庭,如林錦華一家一樣,聘請外地來的家佣。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幾乎達致全民就業，所以政府希望釋放女性勞動力。與此同時，為了減低本地失業率及賺取外匯，菲律賓政府推行《1974年勞工法典》，開始輸出勞工。直至現在，香港對外佣的需求仍然一直上升。 政策剛推出時，香港僅輸入二千名外佣，時至今日，香港外佣數字已錄得34萬。來自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的外佣各佔約一半，其餘來自泰國、印度、斯里蘭卡等地。 承受壓力 隨著香港社經結構變化──包括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物價飛升等──香港女性就業勞動人口參與率不斷上升。1971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是42.8%。2014年，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提升至54.6%。 雖然女性的經濟角色日益吃重，不過女性仍被視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新婦女協進會主席陸潔玲說：「香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沒有受到挑戰。」政府統計處2015年數據顯示，男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是10%，而女性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是50%。即使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她們負責家務的比重中位數亦達30%。對香港在職女性來說，很可能意味著，經過一天冗長的工作後，回家後還要照顧家人、處理家務，可謂疲於奔命。 縱使不少雙職家庭選擇聘請外佣，但女性仍需花費不少時間安排家事。陸潔玲說:「聘請外佣可能是一個家庭決定，甚至簽署合約及處理文件等由男士負責也不一定。但是，管理外佣都是交由女性處理。」 政府責任？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鄧建華說：「香港社會及政府，雖然沒有說明，但一直依賴外佣處理護老及照顧小孩服務的需要。雙職家庭，如果他們有老人家或小朋友需要照顧，他們的選擇非常少。」 以零至3歲幼童人口為例，2011年人口調查發現，香港零至六歲的人口約35萬。不過，社會福利署響應BBC中文網查詢時指，現時為零至6歲幼童提供托兒服務的幼兒中心，名額約30000個，而當中由政府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只有722個。即使是政府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每月費用由3000多元至5000多元不等。有些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私營/非牟利幼兒中心費用甚至可達1.3萬元。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是2.35萬元，托兒服務費用對大部份家庭來說，負擔不輕。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鄧建華認為，政府特別促成現況，家庭依賴外佣照顧老幼。 外佣最低工資4210元，比托兒服務便宜得多，而且還可幫忙各種家事。鄧建華說：「申請聘用外佣的最低要求一直維持很低水平，家庭收入只要逾1.5萬元就可聘請外佣。」政府規定，外佣雇主需提供膳食，並且與外佣同住。假如雇主收入只符合最低要求，外佣工作環境難言理想。鄧建華認為，政府有意促成現況，如果提高雇主收入要求，政府將需提供更多公共服務。 路在何方 根據勞工處2012年發佈的《標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香港全職雇員的每周平均工時是49小時。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工時只有40.4小時，香港平均工時超出約21%。 鄧建華認為，香港沒有標凖工時，令家庭需要聘請住在家中、24小時隨傳隨到的外佣。另外，香港居住環境狹窄，雇主與外佣朝夕相對，關係異常親密,同時潛在不少矛盾。 香港以聘請外佣解決照顧老幼的需求，能夠以這種方法解決問題，是因為香港經濟富裕，可以從外圍較貧窮的地方輸入勞工。陸潔玲認為，雇主並非剝削外佣的始作俑者——因為她們自已亦深受制度之害。陸潔玲說:「社會把問題遮掩而不處理，找一些廉價勞工去堵塞問題。」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曾表示，由於國家尊嚴問題，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國家輸出印度尼西亞女佣。 不過，香港真的可以長久依賴外佣解決內在問題？今年2月，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曾表示，由於國家尊嚴問題，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國家輸出印度尼西亞女佣，而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亞副總統亦指希望2019年不再向外國輸出女性佣工。關注外佣權益團體Rights Exposure Project的Robert Godden說：「我有點懷疑印度尼西亞是否會禁止輸出家佣……或許不會是完全禁止。」 雖然不少人認為這些停止輸出勞工的政策只是空談，但假如外佣輸出國將來因任何原因——經濟起飛也好，其他地區提供更高的人工福利也好，甚至內部政治原因也好——停止向香港輸出家庭雇工，香港將如何處理內在問題？是否從更貧窮的國家輸入勞工，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香港女性能否事業、家庭兩相兼顧,是否非依賴外佣不可? 應如何改善工作環境、提供更多支持? 男士應否在家務及照顧子女上付出更多? 外佣遠走他鄉為家人打拚,是否值得多一點體諒及支持? 這些問題的答案，極需香港社會反思及回應。 （責編：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