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報紙檔百年變遷，革命黨人、消失的「禁書」和《國安法》下的恐懼
過去100餘年，要獲取新聞信息，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到報攤買報紙。中國大陸有報攤與報刊亭之分，台灣會把這種路邊攤稱為「書報攤」，香港和澳門一般俗稱「報紙檔」。 如今人手一部智能手機，瀏覽新聞信息易如動動指尖，報紙檔漸漸成為夕陽行業。但百年來，香港報紙檔有其獨特一面，你能在這裏找到報紙雜誌，也能找到有關中國官場各種八卦的「禁書」，同時也有裝瓶水等其它物品展賣。 它們的遭遇也與新聞自由度波動密不可分。隨著中共加緊對香港的控制，「禁書」在消失，整個行業在萎縮。在 《香港國安法》 給媒體行業帶來新挑戰的今天，重溫香港報紙檔的歷史更顯彌足珍貴。 BBC記者蔡曉穎給你介紹香港報紙檔的故事。
促銷催生報紙檔 在香港，報紙最初不做公開銷售，而是透過訂閲、派報來發行。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莊玉惜博士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一書。她指出，香港第一個報紙檔在1904年誕生，當時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為了擴大讀者群的一個營銷策略，希望能把報紙送到外國僑民和遊客的手上。 這個報紙檔設在太平山山腰的山頂纜車紅棉道總站附近，相鄰的中半山區在英國殖民早期是外籍富戶街區，華人是不能在此居住的。 值得注意的是，《南華早報》創辦人之一謝纘泰是個革命黨人，辦報的目的就是要支援顛覆滿清皇朝的革命事業，而最終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從造型精美的地標到「就地取材」的街邊攤 1910年代升級後的《南華早報》中環卜公碼頭報紙檔（圖片中央小亭）。 莊玉惜博士在其著作中介紹，香港最初的四個報紙檔都是由《南華早報》設立，目前有考證的是中環卜公碼頭（Blake Pier）的一座。是《南早》在香港設立的第三個報紙檔。 卜公碼頭曾是香港門戶，是無數英中政要入境、登岸之地。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先生作為中華民國廣州政府非常大總統回訪母校香港大學也是從這裏登岸並受到群眾歡迎。如今海岸線已因填海兩度北移，原址成為一個大路口，原有碼頭建築則南遷至赤柱。 莊玉惜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一代卜公碼頭報紙檔呈八角形，木製，高8英尺（2.44米），長和寬約5英尺（1.52米），算是一個有頂篷的桌面，供擺放報紙，其結構堅固。 1906年9月18日丙午颱風致全港1.5萬人死亡，碼頭頂篷盡毀，但這一座報紙檔卻屹立不倒。 1909年，港英政府批准《南早》改建報紙檔，升級版更像現代報亭，報販可在檔內營業。相比之下，其他領有凖證的報販都只能穿梭街巷叫賣。 報紙檔的設立讓《南早》銷售顯著增長，此後開始向中環鬧市擴展。但報社所辦報紙檔的建造成本是其他報販無法負擔之高。而適逢1935年港府修法允許路邊樓房建設騎樓（華南上居下鋪型店屋把上層橫跨人行道而建，整排店屋連通而形成的地面廊道，常見於兩廣、福建、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業主爭相改建，人行道變得有瓦遮頭，繼而陸續有報販佔據騎樓底下的有利位置，搭建簡陋攤位擺賣，免去沿街叫賣之苦。 1943年香港街頭一名女報販背著幼兒工作。可見她左手纏有報販執照，徒手拿著報紙兜售。 1960年代香港一座樓房騎樓底下的理髮店。這樣的騎樓底下也成為了報販理想的經營場所。 二次大戰日軍投降後，百業恢復，報販瞄凖茶樓門口、商店櫥窗邊、巴士站旁等空間就地取材搭建簡易報紙檔，包括用「蘋果箱」（水果攤丟棄的紙箱）、紙皮（攤平了的紙箱）和木板等。報紙檔就這樣成為香港的一景。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退休系主任梁天偉教授數年前出版的《數風流人物——香港報人口述歷史》中有一篇與香港資深報人，前《天天日報》社長韋基舜的對談。韋基舜提到，位處茶樓門口的報紙檔曾有「租報紙」服務，甚至出租寫真集。 韋基舜說：「喝茶時八至十個人一桌，大家一起傳閲同一本寫真，看完就還給報販，不帶回家。報販也喜歡這種模式，因為賣一本只能賺一次錢，每一次租完可以『回尾』！」 已故香港民間典故專家，電影學者吳昊博士的社交媒體紀念頁面也有這樣的記載：1960年代，報紙每份售價1毫（1港角；0.1港元），報販拆賬得收入3仙（3港分；0.03港元）；租報紙每份每次「斗零」（5港分；0.05港元），收回可再出租。按當時物價資料，租報紙一次價錢，恰巧能買一碗白粥或一根油條。 2020年，香港各中英文報章售價每份8港元（1.03美元；6.79元人民幣）至12港元不等，連鎖粥店白粥一碗11港元。 香港政府規定，報紙檔除了報章雜誌外，只許售賣紙巾、香煙、打火機、香口膠（口香糖）、糖果、涼果、幹電池、原子筆、瓶裝水、小飾物、利是封（紅封包）和移動電話充值卡共12種商品。 「回尾」又稱「回紙」，在香港出版界裏指把賣剩的報紙、雜誌退回發行商或報社。不過據莊玉惜著作所言，直到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前，報紙不設回紙。梁天偉對韋基舜的訪談也沒進一步解釋其他出版物是否有不同的回尾制度。 但莊玉惜還提到另外兩種競爭手段，能說明報紙檔曾經有多興旺。 同樣在茶樓門口，報販允許茶客「讀一份，換一份」，1967年10月港九報販總工會通過改制，顧客得先付款買下一份報紙，之後可以補5港分換另一份報紙，宗旨依然是以優惠價格讀兩份報紙，帶走一份。 更有名的是1970年代出現的「拍拖報」，每天下午2時過後，以一份暢銷大報與一份銷量較差報紙配搭出售把剩餘報紙賣掉。這樣的安排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隨著報業萎縮，報紙檔衰落而式微。莊玉惜稱報紙配對原則之一是相同立場報章捆綁，但也有其他本地媒體專題報道稱是立場相反者捆綁，例如讓中共控制的《大公報》與親國民黨的《華僑日報》「拍拖」。 1986年中環老牌茶樓陸羽茶室。不論貧富，一邊品茶吃點心，一邊讀報，是多年來許多香港市民的習慣。 你可能會感興趣： 中共建政後， 香港報業百花齊放 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人逃離大陸，南下香港。香港報業公會曾在其紀念刊指出，讀報章是當時普羅大眾下班歸家之後的重要娛樂消遣方式。而與此同時，香港也被視為各黨派對外宣傳的輿論基地，紛紛在港辦報，讓香港媒體的地位與日俱增。與此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對媒體的管控略較鄰近地區寬鬆，香港漸漸成為華文地區最自由的地方，這從報紙檔繁榮發展可見一斑。 二次大戰後，《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為香港三大中文報章。其中，《星島日報》屬緬甸華僑胡文虎主辦東南亞」星「字頭報系，《華僑日報》由前《南華早報》員工岑維休創辦，《工商日報》屬富商何東家族所有。在同一時間，《星島日報》報系也創辦了《英文虎報》（Hong Kong Standard；今稱The Standard）。戰前創辦的《成報》也恢復出版。 梁天偉教授的著作指出，《星島》、《華僑》、《工商》與英文《南華早報》和《德臣西報》（China Mail）均屬於親國民黨陣營。為了爭奪輿論陣地，中共與國民黨也分別在港自主辦報。其中，中共主辦《大公報》、文匯報》與《香港商報》，國民黨則主辦《香港時報》。 《華僑日報》每年出版《香港年鑒》，與港府官方《香港年報》分庭抗禮，是記載當代香港歷史非常重要的典籍。據《香港年鑒》記載，1950年代，香港有30餘份新辦報紙。《明報》就是在1959年創立。 1940年代香港德輔道中。日軍投降後，香港經濟發展逐步恢復。 踏入1960年代，《成報》成為香港銷量第一中文報紙，《文匯報》前副總經理周奕對梁天偉教授說，當時的報人以「印銀紙的」（印鈔票的）來形容《成報》的賺錢能力。但同期創刊的《天天日報》和《東方日報》漸漸挑戰著《成報》地位。 據香港報業公會刊物記載，1960年代也是晚報的黃金時期。《星島》、《華僑》、《工商》、《明報》均辦有晚報，還有中共陣營主辦的《新晚報》。同期，集中談論香港賽馬與澳門賽狗的「馬經」、「狗經」盛行，有既有報章加設相關版面，也有單獨發行。報道影藝消息的大報娛樂版以至於單獨發行的娛樂日報也在此時面世。 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左派在1967年發起反英動亂，歷時八個月，最終被港英政府連同駐港英軍鎮壓。香港報業公會指出，「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銳意培養以香港為本位的力量，此時政治中立報章開始出現，股票市場、黃金市場行情等財經新聞崛起。 1980至1990年代是香港報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報道重點也從中國大陸政治轉移到本地事務之上。隨著中英兩國開始談判1997年以後的香港前途問題，香港人日益關心這座城市的未來。 1990年代，香港共有2500個報紙檔，境內中文日報18份，英文日報兩份。香港報販協會副主席林長富介紹，最繁忙的報紙檔每天出售1000份報紙。 林長富說：「每份報紙都有它的個性，當時市場龐大，大小報章各有所長，各有生存空間。」 報紙檔不光賣報紙，還出售各種雜誌，本地漫畫，和很受女性與年青人歡迎的日本漫畫。 進入1980年代，隨著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政治報道需求增加。 但廣播電台與電視的蓬勃發展，使報紙尤其是晚報的消遣功能減弱。包括《工商》報系在內的多份報章在此時停刊。 《大公報》記者張矛認為，1972年香港紅磡海底隧道通車，1980年地下鐵路尖沙咀至中環段通車，改變九龍半島與香港島之間的交通格局，也是導致晚報衰亡的原因，因為通勤模式改變，原本每年2億人次的渡海小輪服務萎縮，再也沒有這樣的景象了：人們放工後湧向碼頭途中在報紙檔買上一份晚報，在乘船橫渡維多利亞港的10至20餘分鐘期間讀報。 時移世易 黎智英的《蘋果日報》當年發動一場「減價戰」，導致多份報紙在短時間內相繼倒閉。 1995年6月20日，成衣商人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當時中文報章協同定價每份5港元，但黎智英把《蘋果》用優惠券方式變相減價至2港元一份，引發《東方日報》、《成報》、《天天日報》等先後加入價格戰。 香港報業公會會刊記載，當年業界形容這是一場「割喉之戰」，導致多份報章、周刊接連停辦。這包括《華僑日報》、《星島晚報》、《新晚報》和《香港時報》。 此後一段時間，《東方日報》與《蘋果日報》一直佔據香港報紙銷量榜前兩名。 林長富說：「那時候《蘋果日報》手法很另類。它的排版跟傳統報紙不一樣，更像是外國的小報。遣詞用字充滿色彩。這些都讓讀者覺得新鮮。」 《蘋果日報》的出現也給報紙檔帶來了新氣象——創刊首日售出高達22萬份，被廣泛認為改變了香港報業格局。但《蘋果日報》此後爭議不斷，被批評報道煽情和濫用「狗仔隊」跟蹤採訪對象。 便利店網絡迅速發展，對報紙檔為主的報刊銷售模式構成顯著衝擊。 沒多久，報紙檔似乎迎來了厄運。2000年代初，免費報章登陸香港，到2010年已變得相當普遍，直接衝擊著報紙檔的盈利。 1990年代以來，《星島》報系一直經營著專門報道社區新聞的《地區星報》，每周免費派發。 2002年4月15日，瑞典《都市日報》（Metro）首發香港版，在地下鐵路車站派發，成為香港首份免費日報。隨著港府落實地鐵與九廣鐵路合併成港鐵公司，《都市日報》發行網絡擴大。 免費報紙熱潮興起後，《星島》報系於2005年發行《頭條日報》，2007年把《英文虎報》從收費改成免費；知名房地產中介施永青2005年獨資創辦《am730》，《香港經濟日報》報系2011年創辦《晴報》和2011年壹傳媒《爽報》香港版。2012年《新晚報》以免費報身份重新出版。 但這股熱潮並沒持續太久。香港《爽報》於2013年10月停刊；《新晚報》2014年3月再次結業；香港《都市日報》自2013年7月起數度轉手，2019年12月紙本停刊，網站經歷一輪混亂後，於2020年6月恢復網站與社交媒體運作，但只刊登簡訊與短專欄。 跟這場潮流好像不太相關的《地區星報》輾轉被改成《星島日報地區報》，且從周報變成月報，2018年8月最後一次出版。 目前香港免費報市場只剩《頭條日報》、《英文虎報》、《am730》、《晴報》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2018年起出版的《香港仔》。其中，《am730》是唯一一份不屬於任何報系的免費報紙。 香港《都市日報》創刊初期秉承母公司瑞典《都市日報》風格，只在地鐵車站派發。 黎智英的壹傳媒報系的《爽報》在香港只存在兩年多，在台灣則發行了將近12年。 香港報紙檔的布局自1950年代以來變化不大。 緊接就是數碼媒體崛起，進一步讓報紙檔黯然失色。 香港中文大學2020年的一項調查指出，超過70%香港人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來接收新聞信息。傳統報章經營日趨艱難，立場新聞、英文香港自由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等「獨立網媒」直接跳過了紙本出版。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則相信，獨立網媒崛起不單純是科技使然，而是對媒體自我審查的直接回應。楊健興在香港媒體界為人熟悉的另一個身份是前任《南華早報》資深編輯，如今他也是網媒從業員，在眾新聞擔任主筆。 他說：「特區成立早年，我們還能看到比較平均的媒體格局，所謂的親建制媒體和親民主派媒體均有存在。」 但楊健興指出，如今許多主流媒體機構的擁有人都在中國大陸經營著一些生意，主流媒體其後日趨親政府和親北京，「這局部說明了為何獨立網絡媒體與公民媒體相繼冒起，因為他們（讀者）不相信他們從主流媒體讀到的信息」。 香港記協每年發表《言論自由年報》。2017年的年報已指出，把廣播電視媒體一同計算，香港35%媒體機構由親北京「紅色資本」控制或大額持有股份，其中就包括了首創報紙檔的《南華早報》。由馬來西亞「亞洲糖王」郭鶴年家族於2016年將報紙轉售於中國網購巨頭阿里巴巴，當時阿里巴巴由創辦人馬雲控制。 《南華早報》因刊登中國維權律師李和平助理「考拉」趙威的「認罪專訪」受到質疑。 2018年再刊登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之一桂敏海的同類訪問，再使其立場受到質疑。已被親北京商人收購的《星島日報》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也先後獨家刊登了股東李波下落的信函和宣佈放棄英國國籍的專訪，同樣成為外界質疑其立場的理由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也即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KUPOP）進行多年的「市民對新聞傳媒的評價」調查顯示，以互聯網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香港市民比例，從2000年10月的12.3%，增至2020年10月的70.4%。楊健興為香港民研分析最新調查結果時指出，年輕一代普遍認為主流媒體已經「歸邊」，不予信任。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分」追蹤調查2019年8月的調查結果進一步印證了楊健興的說法。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撰文介紹，電子媒體（廣播電視）與報紙所得評分下跌，網絡媒體與社交媒體的公信力評分上升。調查正值反對《逃犯條例》示威爆發兩個月之際，許多以直播為主要傳播途徑的新網媒與學生媒體活躍於警民衝突現場，甚至拍下得到國際通訊社採用的關鍵片段。 而偏偏報紙檔的下一個大商機也是來自於新聞審查。 被打壓的經營模式 張德榮在遊客密集的九龍尖沙咀經營報紙檔，那是他的家族生意。他是最先開始出售大陸「禁書」的的報紙檔之一，這些書籍談的都是官員貪污腐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以至於中國領導人私生活等事情。 買家幾乎都是中國大陸遊客，但這類業務真正熱鬧起來，要算是2003年大陸遊客赴港自由行實行之後。 這些談論中國大陸官場秘聞的「禁書」頗受大陸遊客歡迎，但其內容真偽無從稽考。 張德榮說：「高峰時我每個月能賣1000到2000本。」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妻子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事件曝光而落馬時，這些「禁書」更是洛陽紙貴。 他說：「那些從大陸開車來香港的買得最多。我們有時候把20、30本書裝紙箱去，送去酒店給他們。我們甚至把書送到深圳去。」 多年來, 這些「禁書」從香港瞞著海關流入中國大陸是個公開的秘密。直到2015年，五名銅鑼灣書店職員失蹤前，大家感受不到北京的手抓得有多緊。 其中一位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後來召開新聞發佈會，曝光自己曾被中國執法人員扣壓，與外界失去聯繫，24小時遭監視。 6月30日深夜生效的《香港國安法》可謂致命一擊。張德榮說：「這種政治書籍再也沒有人出版了，書商甚至從報紙檔把存貨都召回了。」 「我們也不想再賣了。不然得坐牢啊！」 掙扎求存 據香港立法會2019年初會議紀錄，香港目前只剩390個報紙檔。 2020年8月，國安警察逮捕黎智英並搜查《蘋果日報》報社，曾讓報紙檔出現「小陽春」。事發翌日凌晨，支持者開始排隊購買《蘋果日報》表達對黎智英和壹傳媒的支持，甚至有人買上一疊報紙四處派發。 但這只是曇花一現，不足以延緩報紙檔的衰落。 黎智英被捕之後的凌晨，香港多個報紙檔出現搶購《蘋果日報》的人龍。 林長富指出，煙草如今佔報紙檔營業額的70%，報紙只佔不到10%。 他向政府請願多年，要求准許報紙檔售賣手機充電器、纜線，還有飲品等。他相信報紙檔也可以裝上電子屏幕，進化成遊客諮詢台。 莊玉惜博士說：「要是報紙檔從香港消失，那會是一大憾事。」 「報紙檔是香港街頭風景線的一部分，有人覺得報紙檔都很凌亂，但其實亂中有序。這也是讓香港與眾不同的原因。」 補充報道：葉靖斯 插畫：Davies Sur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