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多國防範中國「抄底」資產 「去全球化」之戰打響？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主要經濟體股市動蕩。股價大幅下跌，企業估值普遍打了個折。再加上，新冠疫情帶來的「大封鎖」，使企業陷入現金流困境，不乏企業在償債困難之下待價而沽。
庫卡的工業機器人在未來製造業發展中有著戰略意義。 而德國和印度等國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出台措施，防止「抄底」的發生，矛頭直指中國。 在此背景下，有關「去全球化」是否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新趨勢的討論不斷升溫。 德國和其它歐盟國家認為中國市場沒有同等程度地開放，禁止其對戰略性領域收購在情理之中。中國則認為，收購是企業行為，而且往往救被收購企業於水火，多方獲益。 疫情造成全球股市大跌，使不少優質資產估值縮水。 危機中「抄底」 4月8日，德國政府宣佈收緊收購政策，以保護國內企業免於遭受非歐盟國家投資者的「有害收購」。 「有害收購」的表述下，如果一筆非歐盟國家收購「可能危害」公共系統或安全，則需要審查；一改此前有「實際危險」才需審查的規定。德國經濟部還計劃採取進一步措施，要求人工智能、機器人、半導體、生物技術和量子技術等領域的任何10%或以上股權收購需要進行披露，並允許德國對其進行審查。而在此之前，只有在能源、水、電信和國防等領域的投資需要接受審查。 而在對德國企業的收購案中，「非歐盟國家」中，中國佔據顯要位置。因為疫情陷入經營困境的德國汽車行業格外緊張，有當地媒體認為，已經有吉利和北汽兩家中國企業參股的行業翹楚戴姆勒很可能在疫情衝擊下被中國企業收購。兩者在2019年底已持有總共14.7%戴姆勒股份。 無獨有偶，印度也在疫情肆虐後，出台緊急措施，與該國接壤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需要事先獲得政府批准，以阻止在疫情期間投機性地收購和兼併。 此舉也被認為直指中國，因為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中，中國資本的存在感最強——中國上汽集團旗下的MG名爵、長城汽車等車企以及阿里巴巴、騰訊、小米等公司，都在印度有大量投資。 包括德國在內，歐盟內部不少國家都對中國資本越來越警惕。英國議員戴維斯（David Davis）近期就表示，英國政府應當尋找各種機制，避免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的技術基礎轉移至中國，包括為該公司尋找一家西方買家。該公司2017年被由中國國新控股支持的投資公司Canyon Bridge收購。 歐盟市場競爭事務與反壟斷委員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則公開建議，歐盟成員國政府應該適當購入歐洲企業股份，以避免在疫情衝擊下被中國資本收購。 歐洲國家阻擊中國資本收購，一方面是處於國家安全考量，另一方面則是對於「不公平」競爭的擔憂。 有德國官員表示，中國一方面戰略性地購買德國的關鍵技術，另一方面又以「歧視性的要求」來避免中國公司被外商收購。德國不應該接受這種雙邊投資「單行道」的狀態。 無數城市為阻止新冠肺炎擴散而頒布「禁足令」甚或「封城」，形成罕見的寂靜景象。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黎麟祥教授指出，是否是一個公平的遊戲，取決於中國和歐盟在併購上的監管力度是否大致相同。假設中國的一些戰略型企業出現財務問題，中國政府是否允許歐盟企業收購？雙邊壁壘對稱嗎？ 「如果中國政府對外資併購的壁壘比歐盟高，那就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歐盟有理由不滿。」 「在跨境兼併收購中，沒有什麼市場是毫無限制的。」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岑嶺向BBC中文表示，任何兼併收購一定會受到相關國家法律法規的制約。 岑嶺以美國舉例，接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擁有各種形式的反收購章程；所有的收購必須通過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反壟斷審查，完成收購之前州政府或聯邦政府仍然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停止任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交易。 不過，岑嶺也提到一些壁壘之外的客觀因素造成外資收購難度大。比如，中國政府市場參與度高，外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兼併收購需要獲得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國企業的產權結構更加複雜，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等；適用於兼併收購的中國法律和歐美法律差別很大等。 2011年兩會，吉利創始人李書福參會期間在天安門廣場與剛剛收購的沃爾沃汽車合影。 政府的影子 防止中國資本「抄底」的擔憂由來已久。在疫情襲來之前，德國已經對推著購物車逛歐盟的中國資本警覺。 2016年，中國對德國企業收購力度大增，時任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披露，併購金額比前一年增加了20倍 ，其中三分之二用於收購高新技術企業。尤其是中國公司美的斥資292億元收購德國企業庫卡。後者是全球工業機器人四大巨頭之一，戰略性價值巨大。 路透援引德國官員稱，收購庫卡給德國敲響了警鐘，凸顯出保護具有戰略意義領域的必要性。 中國之後的收購行為就頻頻受阻。2018年中國國家電網試圖收購德國電網運營商50Hertz部分股權，為了阻止該筆交易，德國政府在歐盟內尋找民間投資者，遍尋未果下，只好由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出資才阻止中方收購。 中國反駁的聲音認為，很多收購是中國民企所為，符合市場規則，尤其對收購標的而言，一些企業在危機之中幾乎難以為繼，在中國資本和中國市場加持下，卻可能煥發新生。其中一例就是，2010年吉利汽車以 18 億美元的「抄底價」購得沃爾沃。後者在中國市場九年間銷量翻倍。 雖然如此，但中國政府在民企主導的收購案中，依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岑嶺介紹，吉利收購沃爾沃或許是企業行為，但從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獲得收購貸款，前兩者為國有商業銀行，後兩者為國家政策性銀行，因此肯定得到中國政府支持。 「中國的現狀是，即便私有企業在經濟活動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絶大多數金融機構背後都能夠看到國有資本的影子。中國企業如果不能夠從國內金融機構進行融資，跨國兼併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國有資本進入交易，就很難完全排除交易過程中政府的影響。」 政府的影子同時也是中國企業不易被收購的原因。黎麟祥認為，在中國市場國有企業的高度參與，使這些企業可能會得到政府的一些隱性補貼，比如低息銀行貸款。在政府補貼的幫助下，一些企業即使無利可圖，也能夠抵禦被外國企業收購。 資本去全球化 全球化時代，收購案開始變得會空前複雜。比如，美國芯片公司英偉達近期收購以色列芯片設計公司Mellanox。這起收購不僅需要美國和以色列的政府的首肯，由於英偉達在歐盟和中國的業務規模龐大，這起收購也必須得到中國和歐盟的批准。 然而，英偉達宣佈收購時，恰逢中美貿易戰，收購案卡在中國政府批准的一關。直至今年4月16日，英偉達才對外宣佈已獲得中國批准，歷時超過一年的收購行為才宣告成功。 涉及多國審批的背景下，政治因素一旦發揮作用，跨國兼併將被輕易打斷。 不過，岑嶺提醒，反全球化不是什麼新話題。當新興經濟體依賴全球化崛起，挑戰和試圖改變現有國際貿易和金融秩序時，反全球化就會抬頭。從16世紀到18世紀歐洲盛行的重商主義，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戰，到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無一例外。 反全球化既然已在貿易領域發生，在資本領域也會同時發生。「因為兩者具有替代性。」岑嶺舉例，比如中國企業可以在國內生產，把產品通過國際貿易網絡賣給德國消費者；或者收購一個德國企業，在德國生產，繞過貿易壁壘，然後把產品賣給德國消費者。 反全球化的後果可能是「多輸」結局。岑嶺表示，對中國而言，未來幾年外貿和投資將面對很多困難，並可能轉化為國內問題；對全球而言，將會失去全球化帶來的紅利，生產者面對更高成本，消費者承擔更高價格；對美國而言，美元作為國際匯兌的基凖貨幣，如果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大下降，各國為什麼還有持有大量美金作為儲備？如果各國要把大量美元「還」給美國，美國能夠生產什麼產品來「贖回」美元呢？ 「從大歷史的角度，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改變，反全球化的聲音也絶對不會停止。」岑嶺建議，中國應該降低壁壘，增加溝通合作；而歐美各國應該仔細想一想，真把中國排除在跨國貿易和投資之外，歐美生產者是否凖備好接受更高成本，同時失去中國14億人的消費市場？消費者是否凖備好接受更貴的產品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高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