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拐點」後的艱難抉擇 湖北封城不易解封亦難
隨著每日報告的新冠病毒疾病確診病例直線下降，中國國家衛健委3月12日宣佈，中國「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官方認定疫情通過拐點後，經歷了一個多月「封城」的中心疫區湖北各地如何解封成為焦點。由於疫情覆蓋了中國所有省級行政區，解封的具體操作也將影響整個中國的復蘇進程。
儘管中國各地封城措施開始鬆動，但由於缺乏統一標凖，各地民眾復工之路仍然一波三折。 自1月23日以來，湖北多地交通停滯，處於「封城」狀態。許多趁農曆新年來探親的人被滯留在城內，包括不少農民工人和外省務工人員。很多人不僅經受疫情爆發的憂慮，還因為長時間沒有工作，遭受生存壓力。而當疫情遠離，出城的路仍然一波三折。 出城之路一波三折 社交媒體微博上，「湖北什麼時候解封」的話題標籤被廣泛討論，截至13日已有2.2億人閲讀，7.4萬人參與討論。話題涉及如何出城、怎樣證明自己健康、復工出行證明怎樣開、途經地是否需要隔離等等。 一位自稱滯留在湖北荊州的網友說，自己在上海工作，也做好了到上海主動申報、居家隔離的凖備。但11日被通知離鄂通道沒有開放，一天後通知需要辦理健康證明並簽署承諾書後即可離開，兩天後又說需要開居住社區的接收證明，而社區人員回復，沒有官方文件通知不給開證明。 另一位滯留在湖北的人也說，各種證明辦不下來，開取接收證和通行證的手續相互制約。「健康證明有效期24小時，24小時根本辦不下來這些文件，層層關卡，政府發通知了，地方只會說不行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才能回家？」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副教授馬釗對BBC分析稱，考慮到疫情有可能反覆，出城之路一波三折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反應。 他說，「中國抗疫是採取舉國體制、群眾動員的模式，抗疫成為政府工作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地方政府還肩負其它責任，比如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甚至民眾的心理健康等等。各地方政府對於防疫與其它工作之間的關係及優先選項有不同的考慮，這也就造成了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地方差異。」 他建議，鑒於湖北是抗疫時間最久、經驗最豐富的地區，應該成立政府官員與醫療人員共同參與的領導小組，制定統一的解禁標凖。「這雖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3月12日，在長沙市長雅中學，工作人員對學生宿舍進行消毒，凖備開學。 湖北如何解封和復工 儘管民間感受不一，但出自政府的信息確實出現了鬆動——湖北目前以縣為單位，正「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推動企業復工和省內人員流動。 湖北省防控指揮部11日發佈通告稱，武漢市可以恢復涉及醫療設備和藥品、水電煤氣、蔬菜糧油、快遞物流、農業生產等企業，以及「對全國、全球產業鏈配套有重要影響的企業」，但通知中沒有指明具體產業。除此之外，其他企業「先按不早於3月20日24時前復工復產」。 湖北3月初對疫區劃分風險等級，以縣市區為單位，以連續14天確診病例數目和聚集型疫情為標凖，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湖北日報》報道稱，截止3月9日24時，湖北省共有高風險區域12個，中風險區域19個，低風險區域45個。 按照該省防控指揮部的通告，武漢市以外的高風險地區將恢復重要民生企業，以及金融保險、港口貨運、重點產業鏈配套等；中風險地區還可以恢復產業鏈配套以本地為主的工、農企業，以及建築業、法律會計等服務業；而在低風險地區，除了人員聚集度高、場所密閉的影劇院、書店、網吧、酒吧、美容店、培訓機構等，其他企業可以恢復。 對於不同風險級別的地區，交通和客運恢復的程度也不同。流動人員需要持電子健康碼通行，或採取包車方式，「點對點」通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留意到，湖北省發佈的復工標凖「相對模糊，沒有明確的定義」。他認為，應該由中央級別發起，從疾病控制角度定下解封標凖。「比如一個地區達到零確診後，幾天屬於觀察期，觀察合格後幾天內做出復工決定等。」 但馬釗質疑，「分區分級分類分時」的決定是由地方行政領導，還是基層防疫體系中的專家團隊做出。 馬釗對BBC表示，「從疫情爆發到抗疫的整個過程來看，病毒並非遵照政府體系或行政區劃而發生或消亡，疫情發展與政府決策之間總會出現一些錯位現象。而目前看來最大的教訓之一是，沒有給與防疫前線的醫療人員足夠的發言權和參與決策的權力。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還將會出現諸如通報不及時、或者決策失誤的事情。」 解封中的烏龍事件 在湖北省通告出台的當天上午，距離武漢市150公里外的潛江市突然宣佈解除交通管控，將從即日起允許符合無疫情小區的居民外出。該市已經將近半個月沒有新增病例，前一天還被列為「高風險地區」。 兩個小時後，該市宣佈撤回通告。再過兩小時，湖北省出台前述通告。 該事件令期待出城的百姓希望落空，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討論。一位網友稱，「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這種朝令夕改的方式，是失信於民的方式，應當接受人民的批評。」 另一位網友說，「想解封，出省遙遙無期，各地政府都怕擔責任，互相踢皮球，只為保烏紗帽，老百姓死活已經拋在腦後了，慢慢熬吧。」 吳木鑾認為，該烏龍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混亂，以及權利「過渡中央化」的體制徵結。他說，「中央收權過緊，導致地方不知道怎麼處理。估計地方官員也是好心，但上面害怕出現連帶效應，另其他地方也開始解封。」 吳認為，這反應了恢復經濟與擔心問責之間的矛盾。「是讓老百姓丟飯碗還是患肺炎？他們要考慮如何平衡。」 馬釗也說，「湖北的官員一方面擔心經濟與民生問題成為新的恐慌的來源，也同時顧慮解禁後隨著人員流動疫情會捲土重來。」 防疫措施獲世衛組織專家認可，中國有望停止「封城」，恢復經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