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樓，但更要自由 」
香港反《逃犯條例》抗議活動已經過去幾十天，警民衝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動催淚彈、橡膠子彈以作驅散成為常態，示威者的裝備亦逐步升級，從雨傘、紙皮盾牌，慢慢變成鐵板、長棍、彈弓、汽油彈。示威者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包括撤回條例、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暴力、釋放被捕示威者等等。但政府除了「暫緩」修例外，沒有回應其它訴求。
阿明（化名）年收入過百萬港元，但仍然積極參與近日的香港示威。 記者多次在抗議現場觀察到，前線示威人士的組成遠比媒體描述得多元，他們中不僅有年輕人或大學生，也有一些在社會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 BBC中文此前採訪過年輕示威者、前線警察以及一些警察支持者，這次採訪兩位中產示威者，希望呈現這場抗議活動的全貌。 「我不敢想象2047」 30來歲的阿明（化名）是科技界的才俊，一邊做科技生意，一邊在大專院校任教，年薪逾百萬港元。有一雙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為他們買下的物業。 有別於身邊專業 人士朋友，阿明頻繁出現在「反送中」示威衝突現場。除了為了規避催淚彈而帶上口罩外，他不會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裝備走到最前，也不會衝撞或傷害他人，大部分時間作支援，提供物資，協助學生，或是幫平民疏散。 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訴求，阿明參與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下一代。他說在示威前線見到的學生讓他想起十幾年前的自己。 2003、2004年的時候，他已經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但年紀漸大，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經常提醒自己以理智，非情緒去觀看事態發展。 阿明說，作為老師，他希望在前線幫助學生，作為父親，他也思考子女未來的路。 中國此前曾作出香1997年港主權移交後「50年不變」的承諾。《逃犯條例》爭議讓更多人擔心香港未來「一國兩制」的走向如何。 「我不敢想象2047後的香港，也許最壞的情況可能是一國一制，香港會失去所有事情，香港兩制下的獨特性會被鏟除。」 阿明說，現在有太多外來文化來對香港的語言、生活模式、價值觀、專業主義等等，都有所衝擊，香港人就是因為對這些改變感到反感而出聲。 「我要移民其實不難，但我和太太有共識，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我們不想他們有外國國籍，因為我們一直好鄙視香港高官這樣做（其子女有外國國籍）。去到2047年，我真的不知道情況有多壞，現在惟有盡力做，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經做了，也有為他們的未來付出過，由他們自己的決定，」他說。 阿明認為，政府沒有一絲讓步，示威者把行動升級是「別無選擇」，無論是衝擊立法會、不合作運動等等，他予以諒解。 以往，香港民主派激進示威者向警察投擲雜物會被同陣營的人譴責，但近幾次的警民衝突變成常態。民主派政黨或支持者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作口號，不作出譴責，指責問題出自在政治上毫不退讓的政權。中港政府與警方均高度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認為是不能接受。 當問到他對示威者的作為的接受程度時，阿明回答說，「我接受不到瘋狂殺人，如果目前只是弓箭、汽油彈等，我覺得可接受，他們只是別無它法，才會採取這些手法，更大殺傷力的舉動只會是瘋狂的outlier（異常分子）才有的。」 對於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衝突中一名警察被示威者圍毆的情況，阿明說，「我不想這樣的事情發生，我都覺得有點過火，暴力可以溫和一點。」 但阿明同時強調，每件事情要先看其前因，也可能是警察「咎由自取、先撩者賤」，事件發生到這個地步是被迫出來。 人權組織及示威者指責香港警方在連串「反送中」示威中過分使用武力，以及涉嫌包庇縱容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的白衣人士。 警方強調執法人員只是使用「適當武力」，「和黑社會勢不兩立」，但這些解釋並沒有得到示威者廣泛的認同。 阿明說，「這是一個良知黑白的問題，在經歷這麼多事情，警察未能執行自己專業的職務，絶對是令事件更嚴重，但我個人深信警察大部分人都知道良心在哪兒。」 視頻回顧：2019年7月21日晚香港元朗暴力事件事發經過 「有樓不代表未來穩定」 35歲的阿祥自稱是一名「富二代」，父親早年在大陸設廠，賺了不少錢，從小到大，不愁物質，高中和大學時期，父母供他赴英唸書，畢業後返回香港，在父親人脈的幫助下，進入一間銀行從事行政工作，月入幾萬港元，「不算是最賺錢的一群人」，他在父親協助支付首期下，幾年前和太太置業，還沒有子女。 以前他政治冷感，一直不明白為何香港人要走上街頭，認為社會上參與政治的人，都是為了自身利益，或是因為他們不會賺錢而抗議。五年前，香港爆發爭取「真普選」的佔中行動（又稱「雨傘運動」），阿祥驚覺他身邊的朋友積極參與其中，而自己「懵然不知社會上發生甚麼事情」。 「佔中醞釀之時，我覺得他們（佔中三子）又是一群爭取利益的政客，他們竟然提出做違法佔領道路爭取普選，我完全接受不到，我當時不明白，為何一群人這麼在意民主。」 那時候，他在社交平台表達反對佔中的想法，幾個中學同學私訊他，有人責罵他不理民間疾苦，有人嘗試向他解釋運動的目的。 「我此前不知道他們對政治充滿想法，每次與他們見面都只是吃喝玩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刻意遷就我，去避開討論政治。」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向為了爭取普選而佔領道路的示威者投下催淚彈，當天，阿祥在社交網站看到自己一位朋友頭破血流，「那是我第一次為了一場運動而哭，受傷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會站在前線，原來我一直不了解的身邊的人……我問這位朋友，這樣受傷值不值得，他說，為了香港和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原來有些人真的為了錢以外的東西去抗爭，我認識到，我曾經無知。」 「雨傘運動」是他政治啟蒙的觸發點，「那時候才開始認真看新聞」，從理解示威者，變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會在意選舉和參與遊行。 2019年6月，《逃犯條例》爭議爆發，發生多次警民衝突。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親身體驗了人生中首枚催淚彈，在混亂的示威現場，他在警方揮舞警棍下逃走。 他說那天自己只是現場，什麼也沒做，卻也有這樣的遭遇。「我是從那一刻開始決定永遠與警察勢不兩立，五大訴求中，我最關心的就是一定要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 阿祥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除了宣佈「暫緩」修例以外，具體上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香港的制度出現問題，反映這個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會民意」。 香港示威遊行風波已踏入第八周。七月一日，數以百計的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被視作是「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 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阿祥得悉狀況，便展開了他稱之為2019年版「黃雀行動」的義載行為，他與多名朋友各自駕車前往該區附近，並派人到金鐘附近尋找黑衣年輕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黃雀行動」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後，香港各界營救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我看到（衝入立法會）那一幕哭了起來，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於現狀，留在自己的安全區（comfort zone），不敢參與直接抗爭，而要讓一群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去為我們爭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們同行。」 之後，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頭盔協助前線示威者，他強調不主張向警員投擲雜物，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有時會拆毀欄桿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臨近失控時，他也會呼喝不要過火，「有時看到他們放火，我也有點害怕，但其實他們也無心傷害他人，針對的只是曾對他們暴力的警察。」 他認為，要解決問題是需要政府作出更大讓步，「你再譴責也沒有用，就算我們這些人與他們（最前線的示威者）割席也沒有用，有些年輕人拿著鐵板在前線子彈橫飛的情況也不退縮，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了，好多人說要勸年輕人，我都會說，你走到前線勸他們吧，那兒有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你們親身去勸吧，到時候，你才會了解那種絶望感。」 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為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目的？阿祥說，沒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議。 很多中產朋友與家人都不贊同他的做法，阿祥與他們處於「冷戰」的階段，「基本上暫時都不見面，以免不歡而散」。 「他們需要的是穩定，只要賺錢，跟我以前一樣，現在他們覺得我是激進派，為何有樓有家室，明明可以每個月去旅行還不滿足，但有樓不代表你未來穩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樂樂生活下去，我會擔心下一代的未來，不希望他們將來活在恐懼當中，過著沒有自由的日子，我醒來了，知道政權可怕，希望他們有一天會醒，」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