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國際經貿秩序面臨「世紀挑戰」
世界格局始終在變，時緩時急，但從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確立的世界格局歷經70年風雨，有人說歷久彌堅，也有人說時代潮流摧枯拉朽，新舊更替是必然。
二戰後建立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快散架了？ 全球經貿體系連同它賴以運行的遊戲規則是這個戰後世界格局的支柱之一，以規則為本，組織架構呈三足鼎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 現在，它遭到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挑戰，面臨解體的威脅：東方是中國，大國崛起、雄心蓋世；西方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誓言要打破陳規，帶領美國再度輝煌。 WTO總幹事阿澤維多說，美中貿易衝突是世貿組織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 如果這個國際經貿體系坍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會是中國嗎？還是說根本不用等中國有什麼大動作，特朗普總統已經搶先把這件事完成了？而坍塌後的瓦礫堆中升起怎樣的新大廈，是否主要或完全取決於中國在當下的中美貿易戰中的反應？ 我們回顧歷史、梳理當下。 美英達成共識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彌漫，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加拿大東部紐芬蘭島上開會，簽署了《大西洋憲章》，確立了國際正義的基本原則，勞工標凖、經濟進步和社會保障，包括所有國家在經濟領域內最充分的合作，從人權到經貿，為戰後西方世界的秩序安排搭建了基礎架構。 二戰後的西歐滿目倉夷、百廢待興，而美國元氣無損，經濟實力雄厚，通過幾個關鍵步驟，為建立戰後國際新秩序鋪下幾塊基石，由此確立美元和美國在新世界格局中的主導地位。 1941年，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去美國跟羅斯福總統商量大計，在紐芬蘭島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大西洋憲章》，被認為是戰後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奠基。 首先是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美元和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和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這個體系中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成為戰後製成世界經貿關係的兩大支柱。 然後，1947年簽署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成為戰後世界經貿體系內第三個支柱，三足鼎立的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型，隨後70多年中見證了全球化浪潮的起落、冷戰的開始和結束，世界從兩極變成多極。 GATT在1992年升級為WTO，從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自願加入組織變成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自願加入組織。在大家都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的前提下，WTO提供化解貿易糾紛的平台。 現在，它受到了中國和特朗普的左右夾擊，人們開始聽到這樣的字眼：大崩潰、大解體。 2018年，中國經濟全球排名第二，中美建交40週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40週年，加入世貿組織17年；那一邊，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在動搖，有歷史學家說它進入衰退期，「民粹派」總統特朗普掌權2年，誓言要讓全世界停止對美國的「欺負」和「佔便宜」，美中最新一輪貿易摩擦升級為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和特朗普總統對歐盟及其他傳統盟友揮舞關稅大棒，有可能引爆全球貿易戰，對戰後國際經貿秩序可謂雪上加霜。 世界貿易組織1992年在關貿總協定基礎上成立，它的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歷史學者認為基於規則和法律的國際經貿秩序應該從WTO誕生開始算起。 中國欺騙組織？ 中美貿易糾紛雖然不是從特朗普上台後開始，卻因為特朗普「美國優先」和「杜絶佔美國便宜」的政策下升級為貿易戰。世界經濟老大、老二打貿易戰，連累WTO被詬病，甚至出現「WTO2.0版不含美國」、戰後基本保持一貫的國際秩序大廈將傾的「崩潰說」。 美國《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前通訊員布魯斯汀（Paul Blustein） 回憶當年中國剛被WTO接納時的情形：「經濟學家把當時發生的現象稱為『中國震蕩』衝擊。中國得益於低工資、低成本和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經濟極富競爭力。那段時間進口龐大，但出口增長卻是現象級的，從2001到2006年，年增長率平均30%。加入世貿組織前中國已經是出口大國，之後出口就衝破屋頂了。」 在已經習慣了一位數增幅的西方世界，這種令人驚愕的膨脹速度本身就極具衝擊力；一旦發現當初入世時說好的市場開放和鬆綁並沒有跟出口增長攜手並進，西方便開始集體皺眉。 中國食言啦，違規啦，欺騙組織啦！但果真如此嗎？ 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是勞動力充足、成本低。 按照前WTO總幹事拉米的說法，中國並沒有欺騙。問題在於WTO不是為像中國那樣的經濟體設計的；中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且發展日新月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世界貿易規則對於中國存在適用困惑。 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中國到底算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因為WTO對兩者的寬容度不同。 拉米也為此撓頭：「如果我聽美國人的，那中國是一個有很多窮人的富國；如果聽中國人的，那中國就是一個有很多富人的窮國。」 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問題：世界各國對組織存在目的的理解和期望。中國官方和民間一個普遍的看法是，WTO的意義在於保證市場准入公平，保證所有人都能得益於資本主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決策人士理解的WTO是為了保護小國免受大國欺負，而發達國家對WTO的理解是它負責保障市場准入，通過促進自由貿易來刺激經濟增長。 拉米認為：「中國沒有欺騙組織，違反規定。但是，在我看來，組織的規則在某些領域沒有對中國起到預期的規限作用，尤其是在嚴格接受政府指令的國營部門向企業提供大量補貼，這在一個奉行全球市場開放式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更接近自由經濟體系的世界裏就顯得怪異了。」 他提到的是兩個最惹火的問題，一是政府補貼，一是強制性技術轉讓。補貼造成的價格低廉且大量銷售國際市場，必然導致大批外國同行無力招架難以生存。 WTO前總幹事拉米在中國入世談判期間是歐盟首席談判代表。 特朗普：中國和WTO都該罵 中國入世後出口狂增而開放市場滯後，加上其他一些問題，招致歐美不滿，但一直到特朗普總統上台，才被指控是導致美國「生鏽地帶」慘狀的罪魁禍首。特朗普看來，WTO在這件事上對中國沒有管束，或者管束無力，要一併批判。 拉米和跟他觀點相似的人認為，自由貿易會帶來痛苦，而這正說明它發揮應有的作用了，它的作用是促使生產、資本、勞動力資源的重新分配，這就產生了贏家和輸家。中國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在短時間內膨脹，逼迫其他經濟體為了生存而自我調整。 這一派學者認為，關鍵在於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在自由貿易衝擊中的輸家，在歐洲和美國的境況非常不同。 上海風險投資家李世默也為中國辯護。他認為美國製造業的困境和收入下降不能責怪，應該怪美國政府和決策者。 「美國製造業生產大量外包，國內工人失業，許多美國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其實賺了很多錢，可能比中國人賺得更多。但決定美國的財富再分配的不是中國人，這些利潤是投到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或研發，還是減稅或股票回購，這些都是政治決策，而這些政治決策才是導致美國中產階層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 特朗普對此隻字不提。也有不少評論人士認為特朗普的減稅計劃實際上加劇了財富集中和貧富分化的趨勢。 但是，這沒有妨礙特朗普批評WTO對中國太寬容，管束不力。 拉米在中國入世談判時是歐盟的首席談判代表。他至今認為當時跟中國達成的協議「十分嚴苛」。但是他也承認，今天回頭再看，可能當時著重強調市場准入，在補貼和規則方面鬆懈了。 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WTO修改規則需要經過全體同意。這點沒有絲毫通融的餘地。 特朗普總統對WTO和中國有各種抱怨 WTO 2.0版：不含美國？不含中國？ WTO不會垮，也不能垮。但它確實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就像WTO現任總幹事阿澤維多說在BBC訪談中說的，雖然全球貿易戰還沒有開始，但世界的目光都緊盯著可能引發全面貿易戰的第一輪行動，關稅大戰。 特朗普的美國除了對44項中國產品加徵進口關稅，對歐盟和傳統盟友的鋼材和鋁材徵收關稅。在他炮火射程之內的所有國家都向WTO提交了訴狀，並採取了相應的還擊措施。 這就是為什麼「貿易戰」是「戰」，而不僅僅是吵架或拳腳往來。阿澤維多表示，貿易戰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損害規模及擴張速度，將取決於貿易戰所包含的內容。 拉米說，特朗普對WTO的斥責並非毫無道理。他提出的那些問題，其實已經討論了15年。中國、印度、日本、歐盟都希望改革WTO，當然目的和理由跟特朗普不同。 不過，許多經濟學家和決策人士認為，特朗普罵WTO和中國，錯在他無視美國自身的政策問題，把中國和為WTO當作替罪羊。 李世默直言：「美國需要重新評估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模式。」 他說，美國有大量資源、人才，令人失望的是許多美國人，尤其是決策層的精英，對自己國家的政治體系解決問題的能力喪失了信心。這跟1960年代不一樣。當時在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在太空競賽中搶先一步的挑戰之下，肯尼迪總統的對策是呼籲美國民眾齊心協力跟蘇聯競爭。當時大家對政府和社會迎接挑戰的能力充滿信心。 「現在可好，遇到挑戰，不是去想怎麼勝出，而是想方設法去把對手壓垮。」 「大家都向中國看齊」？ 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學院歷史教授勒博迪安指出，目前的貿易體系架構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的產物，世界已經變了。結果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為新的時代新的世界建立新的WTO，中國在這個世界可以自行其事，但可以利用一種內在的機制推動中國改變行為。 他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第二種，就是大家都越來越像中國。」 WTO瓦解？很少有人認為可行。部分解體呢？可能性略大。畢竟不少經濟學家認為WTO攤子鋪得太大，可以考慮後退一點，回到以前的規模和狀態。 更極端的提議是WTO升級，但新版不含中國，也就是將中國開除。這個說法是特朗普總統的一名經濟事務顧問以問題的方式表達的。 另一個版本的WTO2.0，不含美國的新版WTO，得到拉米的認同。有可能啊，他說，「我們都應該為此做好凖備。」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在瑞士日內瓦的總部大樓。 英美重溫舊夢？ 勒博迪安教授提到，英國脫歐在許多智庫看來是個絶好的時機，美國和英國可以借此重啟全球貿易治理治理體系。脫歐後的英美新貿易協定可以作為起點，逐漸邀請其他國家加入，客觀上形成疏遠中國的效果。 但英國不看好這種設想，認為是飲鳩止渴，解決了一個舊問題卻產生了新的問題，尤其是在涉及對醫療系統私有化和補貼問題上，英美的立場相距甚遠。 歷史似乎在這裏重演。 1941年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大西洋憲章》裏聲明，「要在尊重他們現有的義務下，努力促使所有國家，不分大小，戰勝者或戰敗者，都有機會在同等條件下，為了實現各自的經濟繁榮，參加世界貿易和獲得世界的原料；他們希望促成所有國家在經濟領域內最充分的合作，以促進所有國家的勞動水平、經濟進步和社會保障。」 美國當年希望英國放棄殖民帝國時代那套保護本國利益的封閉式貿易制度。隨後逐漸出現的變化令世界各地民眾的生活大為改觀。 這裏有個小插曲。GATT的誕生其實是個意外結果。 1948年，56個國家在古巴哈瓦那開會，討論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建立一個名叫世界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建議。在拉丁美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推動下，會議通過了一份決議文件，其中包括了涉及國家有權充公外國人財產的條款，而公有化的方式令美國商界深感不安，最後美國退出，這才有了後來的GATT。 如果政治力量對比稍有不同，可能今天大家討論的就是凱恩斯提出的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而不是WTO。 一字之差，區別在ITO可能更傾向於關照發展中國家和窮人的利益。 如果是那樣，國際經貿秩序和世界格局必然會有別樣的發展軌跡，貿易糾紛、爭執和關稅戰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全球貿易戰可能早就爆發，並改變了世界的發展軌道，也可能根本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