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鈕承澤導演：不放棄《軍中樂園》在大陸上映希望
台灣導演鈕承澤攜影片《軍中樂園》赴英，出席在愛丁堡電影節的首映活動之後，做客BBC接受專訪。
鈕承澤在BBC總部：不是我選了《軍中樂園》這個題材，而是被這個題材選中。 影片《軍中樂園》以1960年代末的台灣為背景，講述阮經天飾演的新兵羅寶台（小寶）在與大陸廈門隔海相望的金門列島服役，遭到兩棲偵察營（海龍蛙兵）退訓後，在「831特約茶室」，即軍中妓院工作的經歷。 由於「軍中樂園」是台海敵對的特殊時期的產物，因此及富爭議。直到最近，以這段充滿爭議的歷史為原型的故事終於被「豆導」鈕承澤搬上大銀幕。 與政治和性密不可分的電影《軍中樂園》不僅遭到來自各方的重重非議，更是由於導演因涉嫌帶大陸籍攝影師進入禁地勘景遭起訴、被判處緩刑而引起軒然大波。 鈕承澤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詳述拍攝這部電影的緣起、被判緩刑後的心路歷程、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看法，並解釋台灣電影的特色不會消失的原因。 子川：為什麼要拍《軍中樂園》這種題材的電影？ 鈕承澤：2004年我讀到參加當時報紙上徵文比賽一篇文章，叫《我的第一次》，作者葉祥曦老先生講述自己當兵的時候被調到831茶室，也就是俗稱「軍中樂園」這個單位的經歷。因為台灣每一個男生都要當兵，軍中樂園對我們一直帶著一絲神秘、一絲香艷、一絲不潔感，可是我們永遠都只能在門外張望，都看不到門內的種種。而透過這篇徵文，我看到了一些門內的日常，好像簾子被掀開了。當時我覺得很有趣，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性喜劇的題材。但那年的台灣電影景況非常不好，也沒有機會做，就把它放在心裏。 然後我經歷了父親的過世—他是一位1949年跟國民黨到台灣的北京子弟，當時的少年再也沒能回到家鄉。我覺得他非常悲慘，因為在年輕的時候就患上俗稱「漸凍人」的罕見疾病，在他生命的晚期我看著他日日帶著對家鄉的思念卻不能回去。他過世以後，我就很想為他們這輩人說點什麼。 那些當年有的是滿懷熱血從軍報國，有的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遇到了潰散的軍隊路上拉夫，就被帶到這個小島。他們可能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沒有任何資源，無妻無業無家無子，流落到社會底層，可是每到選舉，他們往往會被拿出來，變成一個議題。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心酸和憤怒。我那時候就在想，要不要加一條老兵的線，找一個類似劉德華這樣的人來演，讓大家知道老兵也曾青春正茂過，也曾經有一個很好的狀態，但又放下了。 再來就是2012年拍完《愛》之後，本來在凖備一個台灣和大陸合拍片，那是一個很大型的動作片，要做很久。並且，雖然我拍的是商業電影，我還是希望有一些議題在裏面，我知道劇本過審也會存在相當的難度。我就想那現在拍一個小東西吧。我本來想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的第二集，結果被團隊攔住了，就想到《軍中樂園》，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於是從2012年夏天開始到金門採訪，而那一次又給我很大的震撼。因為那裏以前駐扎著10萬大軍—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去勞過軍，現在隨著兩岸關係的和緩，駐軍只剩下幾千人。原本那種荒謬的繁榮興盛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就看到遺留下來大量的軍事遺跡。比如我去了翟山坑道，它是一個巨大的山洞，終年潮濕，牆壁都是不平等的，可以想像是當年那些年輕人一斧頭一斧頭鑿出來的。巨大山洞的底部有一道樓梯，我以為下面的通道是一個倉庫，沒想到下去之後看到一個U字形的巨大的水道通到海，有兩個洞口。可能他們是在想像共軍來襲的時候，這邊可以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基地，擔負運送補給的任務。可是荒謬的是，所有的軍事設施沒有一次是以當初設想的目的來使用，那場戰爭根本就沒有發生，而一代一代的年輕人，他們蹉跎了青春。 那次去的時候聽到很多故事，我就好像被推進去了。最早想拍的那個性喜劇漸漸產生了改變，漸漸有了現在《軍中樂園》的樣貌。那時就覺得，機巧如我，市儈如我，還是覺得我可以拍一個有著軍教片的嚴肅，又有著性的一種探索，又有著大時代的背景的片子。可是每部電影會有自己的命運，尤其這一次，我經歷非常多的事情。當初在開拍前想的是，這個民族太荒謬了，所有人被禁錮在這個島上，包括一代代台灣年輕人，包括這些被迫來到這個小島的外省老兵，包括性工作者，包括島民，他們在凖備一場其實永遠都不會發生的戰爭。 可是事後隨著自己的一些遭遇，隨著台灣島內仍然存在的一些現象，我知道了其實這場戰爭仍然在繼續。我也漸漸知道，可能根本不是我選了這個題材，而是被這個題材選中。最早是由於我對那個故事的好奇，由於我的家庭和血緣—我父親我外公這些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軍人，我對這樣的故事產生了興趣，但其實我被選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可不可能透過一次又一次像這樣的凝視，對那樣荒謬時代的凝視，我們才可能產生理解，理解跟我們不同想法，跟我們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是不是透過這樣的凝視，那些歷史傷口才可能撫平痊癒，然後才可能找到真正的相處之道。我在想，這可能是我最後會拍這部電影的原因。 子川：之前有沒有預料到這部電影會引起如此的軒然大波？ 鈕承澤：當然完全沒有想到。我知道它會帶著一絲爭議性，因為碰觸了某些禁忌，我也知道它在兩岸都不討好，政治不正確，市場性也不那麼正確。但是我總覺得自己有信心能夠拍出一部好看和熱鬧的電影，它會有足夠的話題，一定可以拿回成本—哪怕在大陸不能上片。我也覺得當時我的狀態是可以承受壓力的，只是命運安排，非常的有趣，在完全只是想把電影拍好的前提下的一個無心之過，沒想到引起了這麼大的一個風波。也就是這件事情讓我發現，原來這場戰爭仍然在繼續。我們去的地方是沒有任何軍事機密可言，全世界的人只要申請都可以參觀的地方—不包括中國大陸人。 子川：因為違規帶大陸籍攝影師進入高雄左營軍事基地而被判緩刑，會覺得不公平嗎？ 鈕承澤：不會覺得不公平，因為那是我活該，就是魯莽。在台灣，由於以前資源很少，拍電影對我們來說很神聖，所以為了想把電影拍好，不會太在乎規則。事後想一想，那一天真的是命運的安排，因為攝影師曹鬱本來已經要下車了，但我們那天在場的團員沒有達到申請的人數，我也在想如果日後真正拍攝的時候，他不被允許，我得找別的攝影師，可是他很期待先看到，於是才知道怎麼打光，怎麼運鏡。我看到人數沒超過，就想那就先別下車吧，如果有人來核對身份資料，發現不符合，那再下車就好。可是我心裏知道我犯了驕傲的罪，因為那裏沒有軍事機密可言，而且甚至可以說鬆散，我想像他們會說「豆導好」，就進去了，果然就是這樣。其實後來那張攀岩的照片被發表在媒體上，有人投訴爆料，才有後面的整個事情，這就是老天爺的安排。 子川：這個事件引發了很多投資方的撤資，後悔嗎？ 鈕承澤：當時當然壓力非常巨大，其實我可以有很好的法庭策略，因為我是申請通過的，我的製片人說「別擔心，與你無關，我們來扛」。但我想身為一個導演，實在沒臉躲在人家後頭，畢竟最後打上的是「鈕承澤作品」，所有人都是相信我相信這個題材，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我就決定由自己來面對。他們說，你會很慘，我說，就慘吧。已經知道投資者會撤資，知道會遭到輿論的抨擊，只是那個強度超過了我的想像。我也不想行使任何策咯，我只有一致的道德策略，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是面對，道歉，認錯。 子川：那是如何堅持把這部電影拍出來的？ 鈕承澤：我一度考慮要放棄這個案子，最後是幾個因素吧。第一，我覺得大家跟著我幹了這麼久，非常辛苦，我問大家還想不想做，大家說還想做。其次，我也好像需要把它拍出來，我才得以明志，好像可以打破當時一些說我「賣台」，「匪諜」之類的指控。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我覺得如果現在不拍，我這輩子就不會拍了，而且我也不太知道會拍這樣不正確的電影。如果沒有人拍它，那個荒謬的時代， 那些人的辛苦，就不會被人看見。所以那個時候就問了我的財務長，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可能撐得下去。他想了想說可以，第二天帶了一堆文件來，讓我簽，包括所有能借的錢，能抵押的資產，能用信用換來的融資，然後也就拍了。 子川：像一種歷史責任感？ 鈕承澤：我沒那麼偉大，我覺得是命運的安排。如果分析，從某個角度可以說是責任感，可對我而言它當時就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鈕承澤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子川專訪 子川：我小的時候讀過李敖寫他當兵經歷的作品，有的與「軍中樂園」有關，好像跟您電影原型文章稍有不同。所以您也是採取了各方的材料嗎？ 鈕承澤：說實話，李敖先生的東西我沒看。葉祥曦先生的文章對我來說是那一塊掀開的門簾，但是團隊花了很長時間做資料搜集、做採訪、做田野調查。最後在所有搜集的資料之中，等於說我們浸淫其中之後，對我而言是那留下來的東西。其實也有各方說法不一，比方說台灣官方至今不承認「特約茶室」，也就是「軍中樂園」中受刑人員的存在，可是在我們採訪的過程當中，包括葉祥曦先生和他的那篇文章，包括我們做的其它很多採訪，卻是真的有這樣的情形。 子川：覺得《軍中樂園》在大陸上映還有任何希望嗎？ 鈕承澤：我永遠不會放棄希望。它已經不太有資金回收上的希望，我覺得。十年後上也是上啊。（笑）我永遠不會放棄希望，但我知道它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子川：那您希望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有什麼改變？ 鈕承澤：我對大陸電影審查制度其實沒有任何抱怨，因為各地國情不同，讓它就是它存在的現狀。那只能尊重並且在當中找到相處之道。審查制度從某一個角度看是干預、是桎梏，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它也形成了保護。比方說你面對象好萊塢這樣的強勢的帝國，有著公平貿易的必然的趨勢與壓力，當市場開放的那一天，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如當年台灣或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一樣，被那個強大的東西淹沒。可是當審查制度存在的時候，它是最後一道防線，它還是可以提供適當的保護、選擇。所以我說所有事情是一體兩面的。 但是身為創作者當然期待會面對一個更加開放、自由的環境，可是那可能得跟社會上其它所有的因素配合。所以很期待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加法制、素質、經濟的發展、政府的狀態都更加成熟的一個中國大陸吧。那天來了的時候這些都不會是問題。我覺得像大陸改革開放才三十多年，路還長著呢，都在過程之中，有些事情也無法那麼急。台灣在1980年代解嚴，群雄並起，百花齊放，媒體開放，可是我們現在回頭看看，它也不是全然正面的一個狀態。 子川：現在兩岸三地電影已經處於「不分家」的狀態了。如何能在保持「台灣特色」的同時讓台灣電影市場更有生機？ 鈕承澤：我覺得「台灣特色」是不會消失的。我也曾經陷入那樣一種糾結。比方說前幾年我一直很抗拒把基地移到北京，我一直蠻想在台灣推動成立一個大型公司，最好可以上市，但上市並不是目的而是過程。因為惟有這樣，才能習得資本的語言，才能擁有一家現代公司，才得以建立帶有台灣的工業，於是才得以帶著台灣的特色與尊嚴去跟一個更大的市場合作，然後可不可能達到一個終極的目標，就是創造一個屬於我們這個民族的華語電影國度，終結好萊塢的文化職能。這一直是我前幾年的信念。 但也許就隨著這些事情的發生，隨著我現在是個社會型人，社會聲望在台灣的繃緊，資金的移開，我反而有了不同的思考。像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我怎麼樣可以把電影拍好。我選擇電影的標凖很簡單—我是不是真心的想說這個故事；這部電影能不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我會應用不同的題材、不同的需要，我可能會在不同的場域，會有不同的結構。可是，不管它是哪一國出資，在哪一個地方拍，台灣電影的部分就會存在這部電影裏。因為我就是台灣電影。我只要把電影拍好，那個DNA就在。重點是電影能不能拍好。 我自己現在有一個比較瘋狂的想法，就是比方真的面對象大陸這麼好的市場，這麼大的市場，也覺得大陸觀眾很值得看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電影。那我覺得我也許可以提供一些選項。我是一個商業片導演，它如果產生了一些經濟規模，我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我可以成立基金會，做一些公益事務，我很關心環保、心靈成長的議題，可以直接從基金會裏捐贈台灣電影的發展。比方說可不可能找到一些案子，在不在乎回報的情況之下，讓地方電影的特色或新的作者有磨練機會。這是我自己的期待。 子川：如何看台灣當前的政治生態？這對電影有什麼影響？ 鈕承澤：糟透了。政府無能，政客無心，人民不快樂，媒體不理性。整個事情非常糟糕，令人厭惡。回到電影上就是，我想要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去看待我的電影，而不是深陷其中。但是我也不灰心悲觀，因為我覺得這就是過程。同樣的，我剛說大陸改革開放才多少年，台灣真正民主化才多少年，路還長，套用一句小平同志的話，我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儘管如此，此刻我是厭惡，憤怒，但是我相信厭惡與憤怒也會成為電影的養分。 我自己的選擇是不深陷其中，試著更開闊地看這件事情，但我也比較少做時事的評論，牢騷的發洩，也透過對我的攻擊，也讓我產生了新的觀點，我一點都不氣他們。每個人被罵都會氣，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蠻長時間，很大量，慢慢地變成了我可以跟這件事情相處，並且找到了被罵的原因。其實他們罵的不是鈕承澤其人，而是現在整個狀態的現象。 台灣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很喜歡看成功者的傳記，因為覺得透過閱讀透過學習，我們有一天會變成他們。在那個年代，米店老闆可以變成巨富，三級貧戶之子可以當總統。可是現在沒有人要看成功者傳記，因為現在所有中產階級都覺得自己是三級貧戶，大家都在等著可以宣洩的目標，他們看到了可以罵的對象，於是他們可以解釋自己的不幸與焦慮。這就是現在台灣的狀態。可是他們沒有錯，因為20多、30多歲這輩人，他們辛苦一輩子可能都買不起一棟房子，他們理當焦慮。我自己的態度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好，然後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對這件事情產生從我的角度我覺得有利的影響。 子川：這次來愛丁堡放映《軍中樂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鈕承澤：很喜歡愛丁堡，一個極度安靜的小城，來這邊第6天才和合作伙伴講，沒有聽到一聲喇叭響—好像時間被封印的小城。放映了兩場電影，好像反映還不錯。觀眾大概有一半是華人，他們可能在這邊看華語的機會挺少，而且這個題材給他們震撼。比較驚訝的還是當地的觀眾，放映後留下來參加論壇的人很多，覺得大家也沒有什麼理解的鴻溝。不禁讓我想起，去年蘇格蘭還舉行了獨立公投，跟英格蘭之間也有千絲萬縷的愛恨情仇。當然，這與台灣跟大陸的狀態不一樣。 子川：有哪些喜歡的英國導演和電影？ 鈕承澤：我喜歡英國資深現實主義導演肯·洛奇（Ken Loach），也喜歡《諾丁山》（Notting Hill）等通俗片，這部片只要在電視放，我就會再看一遍，雖然爛俗，還是會被打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