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英國人（中）
BBC中文網記者前往英國北愛爾蘭追尋一位曾在抗日戰爭時期奮不顧身為地下抗日者傳遞重要文件、陷日本侵略者於國際孤立的英國人的傳奇。
倪斐德因為在遠東傳教的成就，於1936年當選愛爾蘭長老會總部大會主席。這是他短暫返回教會總部出任主席一職時的照片。（圖片版權：Presbyterian Church in Ireland）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第一步「9.18」事件。當年9月18日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嫁禍中國軍隊，隨即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突襲，當晚日軍攻佔北大營，次日佔領瀋陽，短短4個月內，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主要城鎮。 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把維護主權、主持公道的希望寄托到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上。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國聯成立了以英國李頓伯爵為團長、美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各一名代表的調查團，前來調查中日在滿洲的爭端和「9.18」事件始末。 日本政府最初反對國聯調查，但在基本完成了對中國東北的軍事佔領後，為了緩和國際輿論的壓力，爭取時間建立傀儡偽滿洲國，造成既成事實並努力得到國際承認，也轉變態度「歡迎」國聯調查。1932年4月，國聯派出的調查團經過日本、上海、南京等地抵達瀋陽時，「9.18」事件已經過去了半年。 雖然有國民政府官員的激烈言辭控訴，中國當局並沒有能立即向國聯調查團拿出東北當地反對日本製造「9.18」事件和建立「偽滿洲國」的人證物證，倒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偽造好了大量「人證、物證」，來說明「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種種作為是自衛行動、保護僑民和日本正當利益、成立滿洲國是滿州人民民族自決」等謊言，掩蓋其武裝侵略中國的事實。 鐵證如山 「9.18」事變發生時，倪斐德已經61歲了。中國的命運開始了一個轉折的時候，他的命運也隨之轉折。 日本侵略者打著「驅趕西方殖民者，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侵略中國，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的信仰就和西方基督教有直接衝突，只是當時日本尚沒凖備好和西方列強直接髮生衝突，所以二戰爆發前並沒有像對待中國人一樣欺負西方傳教士，但傳教士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他們需要向日本人定期匯報，接收檢查，旅行交友受到限制和監視，甚至也必須學日語等。就像英國學者馬克·奧尼爾在其所著的《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書中說，日軍佔領和「偽滿洲國」成立，預示著倪斐德在東北傳教的日子指日可數了。 日軍佔領和「偽滿洲國」成立後，東北的社會形勢發生了巨變：日本政府安排大批移民殖民東北，很多日本人強佔中國人的土地房產，強行推行日本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掠奪東北經濟資源的同時鼓勵甚至從事毒品貿易，社會風氣惡化，鄉間匪盜更加猖獗。 研究二戰歷史的日本記者德本榮一郎調查了關東軍的檔案後發現，日軍雖然自己嚴禁日本人吸毒，但「以毒養戰」，鼓勵日本人和朝鮮人從事鴉片貿易，保護甚至開辦鴉片貿易公司。 英國學者馬克·奧尼爾說，對倪斐德來說，「與日本勢力相比，無論是清政府、張大帥（張作霖），都堪稱仁厚親切了。」 鑒於當地戰亂形勢，倪斐德夫婦「9.18」事變前就早已把三個孩子送回愛爾蘭接受教育，而他們兩人自己仍在中國「苦撐」了10年，「那是他在中國傳教45年歷程中最困難最痛苦的10年，所受到的政治控制和警察騷擾」前所未有。 壓迫和反抗 倪斐德在法庫興建基督教會和教堂。但日軍「懷疑基督教會庇護親共分子」。 在瀋陽（9.18事變後被改名奉天）基督教青年會裏，當地上流精英階層有9名學識豐富的愛國者一直在秘密從事反抗日本佔領東北的活動，其中多人都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劍橋大學等國際著名學府留學，他們非常清楚地了解國際法律中最注重實證的西方思維模式。 根據中國媒體近年來公布的情況，這9名被稱為「9君子」的中國人是在瀋陽的銀行家鞏天民、邵信普、盛京醫院院長劉仲明，同仁醫院院長劉仲宜、大學教授畢天民、張查理、李寶實、於光元、張韻泠。目睹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不斷蠶食、掠奪，1932年初，這批曾在西方留學的知識精英得知國聯凖備調查的消息後，本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日本軍警憲特密布的瀋陽，一直在秘密搜集著日本武裝入侵東北的罪證。 「9君子」最後提供的300多頁的證據內容是各行業的事實材料，包括大量日軍強行佔領發佈的公告、日偽政權的文件，中國證人口述，大量照片證據包括日軍對瀋陽的軍事佔領、用刺刀押解著人們或賄賂民眾去慶祝「滿洲國」成立、日軍侵略殺害平民等，這些文件編號索引整理後，他們附之以英文的說明和翻譯。 這一有理有據、環環相扣的文件匯編揭穿了日本侵略者謊言謬論，它最後包括了「9君子」的親筆簽名。根據當時國際法庭程序慣例，文件不能是個簡單的「密告」，否則法庭不會受理。遞交者必須是有職業和社會地位的人士，還需要有能夠證明文件提供者的姓名、職業、身份背景等程序。這意味著這9人和他們的家人都已經凖備好：一旦事實公布於國聯、日本方面獲悉後， 他們可能將「為國捐軀」。 「9君子」中一人的夫人將文件正本裝入一個藍緞子布包，用紅色絲線繡上了英文字「TRUTH」（真相）。但在日本軍警日夜嚴密監視審查、禁止任何人與國聯調查團私自接觸和通信的情況下，他們也在尋找安全遞交冒著生命危險搜集來的這一鐵證的辦法。 性命相托 「九君子」在無法直接接觸國聯代表的情況下，決定在把文件委托在瀋陽的外國人轉交。他們通過在瀋陽基督教會醫院的一位英國醫生雍維林最終找到了最可能安全保護並轉交文件給李頓伯爵的人：倪斐德。 因為英法美等西方列強當時尚未和日本開戰，倪斐德這樣的西方傳教士在東北的境遇比普通中國人要更自由、更好一些。特別的是，年事已高的倪斐德不僅在法庫德高望重，他的夫人安妮家庭也是北愛望族，和英國上流社會圈子有直接聯繫。而最關鍵的是，雍維林認為倪斐德是個「正直仗義、值得信賴的人」。 9君子之一、曾在英國留學的醫學教授劉仲明後來回憶道，倪斐德聽說了「9君子」的事情後深受感動，隨即從法庫前往瀋陽，親自到劉仲明家去取文件。 幾十年後，後來擔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的劉仲明教授撰寫回憶錄時，用英文原文寫下了深感重托的倪斐德對他說的原話：「Now I take this, 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 (現在我收下這份材料，如果我因此而死，我是為崇高的事業而死的。) 倪斐德此話並非戲言。因為自從偽滿成立，日偽軍警對基督教會的打壓日益加劇。可想而知，一旦他們知道一個生活在中國民間的英國傳教士手裏有一份揭露其侵華的鐵證的話，在他們控制下的兵荒馬亂的東北加害倪斐德易如反掌。 從倪斐德的話中就可感到，他做出這一可能帶來死亡危險的舉動出於和他的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道德標凖，也許這是他凖備好不惜犧牲生命凖備換取的結果：在人間維護正義，替天行道？ 設計家宴 倪斐德為安全起見，先親自將厚重的文件正本寄存到英國駐瀋陽的領事館裏，同時致函邀請李頓伯爵和他的秘書在一位英國傳教士家中和另外兩位生活在瀋陽的英國人聚會，入門時以餐廳狹小為由將寸步不離跟蹤李頓伯爵的日本軍警拒之餐廳門外，後者只能隔著窗戶格子看到他們在裏面聚餐。 然後倪斐德當面遞交了9君子為文件撰寫並簽名的說明信函，他與其它兩位英國人證明「9君子」是「姓名真實、居住在奉天的、均有良好的職業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受到尊重的一群中國紳士們」，他們起草擬定了一份關於滿洲事件的私人和機密的報告說明書」，「希望對貴團了解中國東北實際情況有所助益」。 早已目睹過日軍進攻上海慘狀的李頓伯爵當即表示：「這正是我們願意接觸的人們。」 這份報告書對國聯代表團的調查結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雖然英法德意美五國代表在報告結論上有分歧，但在「真相」的鐵證面前，日本侵略者「維護遠東和平」的欺世謊言不攻自破。 從當年的國際大局看，英法當時奉行綏靖政策，德意兩國的法西斯勢力正在崛起，本來就沒有約束力的國聯根本無法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1932年 10月國聯發表《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未能主持國際正義維護中國主權，反而建議「滿州國際共管」，但它在最後一節中說：「本團在 中國東北奉天時，曾得到一些大學教授、教育家、銀行家、醫學家等人士的明確意見，及各種有真憑實據的具體材料，證明奉天事件不是無因而至，而滿洲國的建 立，亦非出自東北人民的自由意願，也不是民族自決。」 各方不滿 報告書的一個客觀的結果是：肯定東北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主權屬於中國，報告書對9.18事變經過和偽滿洲國的建立做出了很多公正和客觀的敘述，從而讓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行徑昭然於天下，陷於國際輿論譴責的被動局面。 中國的很多歷史學家現在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其「總體上模糊是非、混淆黑白」，其沒有起到阻止日本侵華的作用。據前偽滿州國「皇帝」傅儀在中國大陸發表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表示，偽滿州國「總理」鄭孝胥就告訴過他，國聯調查團最關心的一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二是對付赤色俄國。 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報告書否定他們佔領東三省的合法性更加嚴重不滿，並以此為由狂妄地退出國聯，隨之陷入日益嚴重的外交孤立、國際被動的境地。 1933年2月24日，國聯大會特別會議以42票贊成，日本1票反對，通過了19國委員會關於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決議，重申不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則於同年3月以抗議該報告書為由，宣佈退出國際聯盟。這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做出了鋪墊。 國聯的報告書未能制止日軍侵略讓9君子感到非常失望，恐怕也讓倪斐德非常失望。也許是日軍的新聞檢查原因，我沒有發現倪斐德就此給教會總部的報告，或許教會總部本就不會贊同這種超出他傳播福音職責的、危險的「抗日活動」？無論如何，國聯報告書發表後，日本對偽滿洲國抗日活動的鎮壓開始變本加厲，倪斐德在東北的家也無法保住了。 （未完待續） （責編：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