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不應被遺忘的那些年
幾個月前，接到潘公凱的郵件，希望我能夠為他的書：《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中文版寫一篇序。在過去差不多十年，我推掉了幾乎所有的為朋友的著作寫序後的邀約，但是這一次，當我把書稿從頭到尾讀完之後，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甚至為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推薦這本書感到幸運。
2000年，陳桂棣和妻子吳春桃開始為寫《中國農民調查報告》開展調查。圖為《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在安徽某法院外（2004年8月）。 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裏面有維權律師，有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有中國共產黨官員，有民營企業家，從不同的緯度，展現了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和 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同步進行下的中國。不過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在08年讀他的這本書的英文版時，並沒有太多感觸，因為書中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我的採訪對象，書中的那些事件，很多我也參與了報導，一切在我看來，太過稀鬆平常。 閭丘露薇說：「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 只是，十年之後，當我重新讀完這本書，重溫了書中這些人物的故事之後，我終於懂得了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它紀錄了一段，雖然面對無數打壓，但是人們依然充滿希望、熱情和勇氣去推動中國社會改變的過程。這段進程是如此短暫，以至於很多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曾經有過的這段歷史，而即便是親身經歷了和聽聞了這些變革，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也早就面目模糊。 《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的辯護律師浦志強說："作家和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群眾的代言人。反映社會現實是作家的職責，所以兩位作家所做的並不違法。" 當《中國農民調查》的兩名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遭到官員起訴，為他們辯護的律師浦志強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要求法官依據法律，而不是順從上級來進行判案，呼籲法官要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在這本書中，詳細紀錄了整個庭審過程。而這在今天已經成為難以想像的場景。首先，類似的獨立調查報告不僅不可能在民間展開，也不會有出版社出版，即便是官方媒體的記者，報導一直被認為相對比較安全的財經題材，也會惹上官司；其次，當年能夠在法庭上陳詞的維權律師們，有的被吊銷執業資格，有的則被關進了監獄。 因為製作勞教制度的節目，我採訪過浦志強。當勞教制度終於被廢除之後，他被媒體視為英雄人物，因為他代理的相關案件。在很多媒體，包括我自己的眼中，他是一個懂政治，也講技巧的律師，也因此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但是，這樣的策略，最終並沒有為他爭取到更多的空間。以言論自由為奮鬥原則的浦志強，結果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言論而在2015年被控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胡傑1958年生；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油畫班進修兩年；後從事獨立紀錄片拍攝。1995年拍攝《圓明圓的畫家生活》；主要作品有：《遠山》、《遷徙》、《媒婆》、《在海邊》、《我雖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等。 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現在再來重溫書中關於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的描述自然特別唏噓。 2003年，《南方都市報》關於在廣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學生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引起轟動。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不滿，一些法律學者上書人大，最終推動了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條例。整個過程，開始出現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雛形，並且在之後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這份報紙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擊報復而遭遇牢獄之災後，所幸當年，輿論的嘩然最終使得局勢出現了逆轉。 這讓我想到十年後的《南方周末》事件，南周的一些採編人員抗議新年獻詞遭到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干預。儘管事件也得到了公眾的呼應，甚至在報社門口出現了舉牌示威的人群，最終事件並沒有向著採編人員和公眾的期待方向發展，相反，報社的編輯自主權被大大削減。而這並不僅僅是南方系媒體面對的現實，從我自己，到身邊不少曾經的媒體同行，都已經放棄了堅守這個我們發自內心熱愛的行業，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領域，延續理想。 《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說："我喜歡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與《南方都市報》的編輯們一起。 當然，書中的一些人，十年之後，他們的境遇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工人群體，如果說十多年前他們面對的是生命安全的問題，那現在，他們依然面對的是被資本剝削的常態。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富豪們，如果他們的官商勾結的對象沒有出現問題，這依然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我是聽朋友提起，才知道，這本書出現在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不出所料，出現在香港所剩不多的獨立書店，田園書店的攤位。在過去的十年，香港的媒體和出版業也在變化之中。除了和全球一樣，因為市場的原因而出現的萎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政治原因。 紅色資本的流入和壟斷，不斷擠壓獨立媒體和獨立出版社，獨立書店的份額；而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產生了寒蟬效應，讓出版業以及書店業者開始了自我審查。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和中國有關的政治書籍，僅管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忠實的記錄了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而已，但是今時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一本出版物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那這本出版物本身，就顯然不合時宜，很有可能為止惹來麻煩。而在這本書中，曾經在中國媒體上屬於被正面報導的人物，此時已經變成了敏感詞，比如流亡到美國的盲人律師陳光誠。 根據中國政府報告，每年在礦難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澤東的陰影》一書作者潘公凱在安源煤礦下井採訪。 我在網絡上搜索了一下，整個中文媒體世界，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這本書的出版。這是讓我相當驚訝的，因為在過往，這樣的一本對於了解中國依然重要的書，至少能夠吸引多一點點香港媒體的眼光。當我看著網絡上的搜索結果的時候，忽然有一種很恍惚的感覺，因為這本書，還有書裏面的那些人和事，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記憶是如此的脆弱，遺忘是如此的輕而易舉。就連我自己，如果不是重新看了這本書，很多的細節，對我來說，都已經不再清晰了，甚至把一些人和時間混淆了起來而不自知，很堅定地相信自己的記憶。 文字是如此的重要，記錄是如此的重要，同樣閲讀也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沒有文字，沒有這本書，人們無從了解現在的中國，是如何從過去走來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距離自己並不是太遙遠的中國，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不知道有那麼些年，有多少人充滿了希望，參與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之中。 但是如果沒有人願意去閲讀，去了解，去重啟對當年的記憶，那麼對於不遠的過去，依然是一篇無知。一些人忘記了曾經有過谷歌的日子，一些人會認為，翻牆是理所當然，甚至會有一些人認為，何必翻牆，現在的自己，不是已經擁有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