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一週年：新冠疫情受控背後中國的「制度優勢」與個體代價
一年前，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爆發。 不久，確診病例在湖北之外的多個地方湧現並很快傳向全球。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各地相繼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封城，封小區及推行多輪全民強制病毒檢測。在舉國體制和科技手段的雙重加持下，短短的兩個多月內，疫情在中國大陸境內得到控制。 而此刻， 這場全球大流行仍然在中國以外肆虐。
回顧這一年，人們從每日健康狀況，到出行記錄，再到可行動範圍，都在「網格化」的社會管理體系的監控之下。一些專家認為，在全球大流行病這種極其特殊的情況下，雖然中國借此轉危為安，但這些手段既不能幫助中國解釋最初是否存在掩蓋疫情的問題，也不能真正支撐起中國「憑體制戰勝疫情」的敘事基調。而若在後疫情時代這種監控體系持續，甚至得到強化，恐還將會帶來隱患，政府權力無限擴張，個人隱私無法保障。 武漢實施了全民核酸檢測。但全球這樣做的城市極少。 技術加持 疫情期間，不少當時在老家過完春節的返城人員發現，目的地政府在車站、機場等地要求他們登記下載本地的健康管理應用程序（APP，軟體），就是目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健康碼」。用戶需要主動填寫過去15天的出行記錄，以及體溫、身體症狀、家庭住址等信息。回到家中，每天還要在上面填寫自己的體溫及是否出現新冠症狀等信息。 各地不同的程序不久被統一的健康碼取代。在中國抗疫過程中使用的諸多技術應用之中，可以追蹤民眾行蹤及對人群進行風險分類的健康碼是最新的發明，也是得到最大規模使用的技術。 在官方提供的示意圖中，個人的評分通過不同的顏色呈現。 從今年2月起開始投入使用至7月，健康碼已經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小程序。在中國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等機構主辦的「漢語盤點2020」中，「健康碼」成為了2020年中國的年度十大新詞之一。 在獲得推廣後，健康碼成為了中國各地控制人員流動和疫情的主要工具之一。系統內的紅、黃、綠三種顏色決定了人們是否可以進出某些場所，通常只有綠碼持有人才會得到放行。 除了健康碼之外，人臉識別、無接觸支付、電子政務等依托互聯網與大數據的技術在這次疫情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應用。今年7月，哈爾濱成為了中國首個可以戴口罩「刷臉」坐地鐵的城市。只要用戶完成手機註冊和人臉識別認證，即可刷臉乘車，不用摘口罩便可進入地鐵閘機，大大減低感染風險。 在中國內地，從居住的小區，到工作所在的公司大樓，許多地方都需要民眾出示「健康碼」，只有代表健康的綠色碼才允許他們進出。 透明度成致命問題 在通過近距離接觸人傳人的新冠病毒面前，科技手段可以避免許多人際接觸，降低病毒傳播風險。然而有專家指出，在對技術的法律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這同時也可能會給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留下隱患，讓體制變得更加專制，對公民控制變本加厲。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不少地方，健康碼在個人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方面受到質疑。在香港，儘管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促進粵港澳健康碼互通與本地範圍內的行程追蹤平台「安心出行」，但不少聲音擔憂這些數據會被政府利用，用於監視居民，接受程度不高，與中國大陸形成鮮明對比。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按照健康碼國家標凖的規定，健康碼的數據由中國當局相關部門掌握，並「並嚴格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有關規定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工作」。 但荷蘭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大數據安全專家奧斯卡·J·格施泰因（Oskar J.Gstrein）向BBC中文表示，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透明度，我們不知道究竟政府到底可以掌握多少信息，並用它們來做什麼。 他指出，從健康碼這種應用程序當中，可以得到非常詳細的信息。「你可以知道用戶身處何處，消費了什麼樣的服務，在閒逛的時候購買了什麼樣的商品，可以由此勾畫出每個個體十分常態化的行為模式。」 「這真的是有關某個人的所有東西，尤其是可以從你手機上得到的信息，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之後你可以把手機上獲得的信息與街上的監控攝像頭等其他監控傳感器中得到的影像結合在一起……如果發生在中國，我們必須假設，在這種人口密集且許多技術得到應用的地方，所有這些相互融合在一起，會得出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那麼下一個問題是，你會怎麼利用這些信息？」 北京民眾需要掃描二維碼以出示綠色健康碼才能進入著名的商區三里屯 後疫情時代的隱患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國已有許多在大型事件中試用推廣新技術與新手段的先例。從過往經驗來看，這些新的方式往往會持續保留下去，成為中國日益嚴密的社會監控與管理體系的一部分。 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前，中國為加強對基層社會的管理，於2004年首先在北京市東城區實行「網格化管理」探索。在這之後，網格化管理的模式逐漸推廣到中國社會各個角落，成為社會維穩的重要工具，並不斷加強升級。 格施泰因指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此次在疫情中使用的特殊手段會成為後疫情時代的常態。 「並非所有未來會出現的問題都是一場全球大流行，」他表示。「我和許多專家現在越來越擔心，在疫情中鋪設的這些技術之後會得到怎樣的處理，這些手段是否會被拆除回到疫情之前的狀態。」 「在中國的情況下這尤其不太可能。現在可能許多人會覺得這幫助了我們在疫情中繼續出行而表示理解，但從中到長期來看，這很可能讓我們每時每刻生活在一種在各種監控手段存在的監獄之中。雖然現在大家對這些技術表示歡迎，但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疫情之後它們會消失。」 疫情下的中國體制優越性之辯 在中國疫情受控，國際上尤其是西方主要國家病例持續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中國官方抗疫敘事開始將基調向彰顯中共體制優越性的方向引領。 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專家學者座談會時稱，中國控制疫情的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政治優勢」。同月中共黨刊《求是》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釋稱，所謂「制度優勢」包括「中共集中統一領導、整體利益置於首位、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依法治國」。 3月初，在武漢疫情明顯受到控制不久，當時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甚至稱，武漢居民應接受「感恩教育」，以感謝政府在抗疫上付出的努力。話音一落，一片嘩然。 中國武漢周四（1月23日）突然宣佈關閉全市航空、鐵路和長途巴士離境通道、暫停公交運營，並要求市民不要離開該城市。 在中國當局及不少中國人看來，雖然在疫情之初中國存在上報系統混亂及病毒信息不透明等問題，但與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口罩令、強制檢測、強制封城與隔離、密切接觸者追蹤等環節均沒有出現太大阻力，且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國隨時調配醫療資源支援疫情嚴重地區，這些是中國控制疫情的關鍵。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體制可以動員全社會，在疫情這種特殊情況的確行之有效，但這並不代表中共高度集權的體制較其他國家更為優越。在這場疫情中，這種體制仍然暴露出固有的弊病。 「中國社會很明顯是一個被馴化的社會，大家很聽話。至於這個體制，在短期內肯定顯現出來是很強勢，非常有效，相對來講死的人數跟其他國家比，按人口比例來講是比較少的，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講席教授楊大利向BBC中文表示。 「它的問題就是那些大家不允許問的，」他說。「早期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當時在多大程度上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武漢當初是否還有其他可能？這些可能是未來一個世紀大家都會問的問題。」 「如果說這個疫情當初就在中國境內就完全控制住了，大家就沒話說了，這才是體制的有效性。但現在各個國家都受到影響，這時這個體制還是不允許大家討論，那大家就更要問了，如果沒有什麼錯的話，幹嘛要隱瞞？」 楊大利認為，這反映了中國體制「不能自洽」的缺陷。「這個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大，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可能會很強，但本身自我回應、自我反思的能力比較弱，這反倒讓人擔心。即說體製成功，又說有教訓，但教訓在哪裏呢？這不能自洽，今後它還會不會犯同樣的錯誤，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