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戒嚴時期」解密檔案引發轉型正義之爭
台灣行政院「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轉會）2019年5月底發佈紀錄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邀請1980年代在台灣大學中被政府情報單位監控的三位當事人，閲覽當年情報單位監視他們的檔案。「促轉會」並宣佈啟動監控檔案當事人閲覽計劃。這些情報檔案「揭秘」的過程，引發台灣社會討論。
林國明閲讀情報單位監視自己的檔案。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始實行「軍事戒嚴」，至1987年蔣經國宣部台灣地區「解嚴」（金門、馬祖兩地則至1992年解嚴），黨禁以及報禁解除。在戒嚴期間，因為各種政治理由而入獄或處以死刑的民眾以及家屬，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陸續得到平反，獲得補償。 然而，誰是加害者、或誰參與政府監視人民等細節相關的情報檔案多數仍未公開。尤其許多知名案件，牽涉到過去政治人物或家屬被謀殺等重大情節，幾十年來尚未破案，相關情報單位甚至以「極機密」不予公開資料。「促轉會」的新舉措首次讓這些檔案得以見天日。 在野的國民黨批判「轉促會」僅關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爭議，且認為「促轉會」應該一併追究漢人對台灣原住民，以及日本殖民時代、「二戰」期間慰安婦等侵害人權歷史，但沒有被「促轉會」採納。國民黨並指「促轉會」是針對國民黨的「抄家」——「假借正義之名來推動違憲惡法，或是借此行整肅異己、迫害政敵」。 台灣「促轉會」成立於2018年成立，隸屬台灣行政院。「促轉會」是參考各國對於威權時代對於人權侵害的歷史而成立。 外界分析，下屆總統選舉即將來臨，「促轉會」是否會公布檔案，這些檔案是否會牽涉到國民黨在威權時代的作為，如何影響到選舉，都是焦點所在。 台灣大學1980年代的校園監視 根據台灣官方統計，1983年台灣校園內共有超過5000名監控者。「促轉會」目前的研究稱，監控者不只來自國民黨、情報單位或公務機關，還包括老師、親友、同學、同事、鄰居甚至戀人。此次紀錄片公布三位當時活躍於台灣學生及社會運動的當事人。 目前擔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林國明告訴BBC中文，他讀到的檔案是1984年他就讀台灣大學社會系大一開始，到1988年大學畢業，整整四年的記錄。林國明稱，在校期間他加入台灣大學「大學新聞社」，與同學參加校外環保運動，主編的校園報紙報導國民黨黨部介入學生自治的事件，導致社團被學校停社一年，因而與其他同學在1986年發起「自由之愛」的校園運動，爭取校園言論自由、大學自治。自此，他與其他參與者成為情報機關監視的對象。 台灣大學學生運動的調查報告。 林國明說，這些檔案竟然可以細到當時他們在哪個同學家，討論什麼活動，誰說了什麼話都可以詳細紀錄。他說：「我們有一場要去立法院請願的活動，怕被阻擾，還分三個地點集合再出發，這些細節我自己都忘記了，沒想到調查局的檔案記錄得清清楚楚。這麼巨細靡遺的紀錄是讓我驚訝的地方。」 但他強調，在戒嚴時期，他並非天真地以為政府沒有在監控民眾，因為早在台北念高中時候就發現，政治啟蒙比較早的同學就被學校教官盯上，後者甚至會派另一個同學去監視比較有政治意識的同學。 林國明告訴記者，與校園抗議行動無關的社團活動、聚會的細節都被紀錄下來，關於自己檔案的細節之多，林國明判斷周遭監控的人，應該不只有一人。他補充稱，「政府對於大學的監控特別之深，是害怕學生自由地接觸和討論會激發改革思想以及民主要求，進而質疑專制的政權。」 「台大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學府，如果台大的自由學風繼續蔓延下去的話，會危及中華民國的生存。」另一位當事人謝穎青在檔案中讀到當時作為學生被監控的原因。 謝穎青在台灣調查局的報告檔案。 同樣被監聽的人還包含當時的政治異議者楊碧川。 從1970年代開始，楊碧川因高中時期接觸社會主義思潮而加入左翼團體，並因批評政府而入獄多年。1980年代出獄，楊碧川陸續與學生團體接觸，在各大學社團講授台灣歷史以及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犯，楊碧川明白自己一直被情報機關監視，所以他說當時常跟新認識的朋友說：「你真的要跟我做朋友嗎？你可能也會因此被監視。」 情報單位報告繪製楊碧川公寓的平面圖。 楊碧川向媒體解釋，他在閲讀自己的檔案中發現，情報機關為了方便監控他，甚至在他家附近買了間房子，並趁他外出時潛入家中，將他讀的書籍拍照紀錄，拍下他公寓的格局。他沒想到自己小孩的保姆也是線民，讓他吃驚。 目前是執業律師的謝穎青則提到，這些密件公開，讓他能讀到自己30年前服兵役期間，母親寫來但被情報單位攔截的家書。「我是要感謝國民黨還是調查局幫我留住了媽媽寫給我的信？」他說。 「線民」角色爭議 林國明告訴記者，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有學弟跟社團朋友認錯，表示自己被調查局收買。不過他並沒有在場。根據在場的社團朋友轉述，那位學弟是因為債務問題，情報單位表示可以幫他解決，因此成為線民。 林國明說，「後來大家沒有追究，只要求他離開社團。但是從30年後讀到的報告看來，我判斷成為線民的不只他一人。」 台灣「促轉會」表示，成為線民的理由有很多種，威脅利誘各種理由都有，所以線民一直是高度爭議的角色。該會主任委員楊翠對台灣媒體說，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線民提供的資訊不一定正確，有可能也許是誇大某一個類型資訊，也有可能是虛實交織的，這都需要經過一個研究過程，檔案才會發揮它最大的功效。」 楊碧川說，如果線民不把受監視者的一舉一動誇大，那麼沒有證據，情報單位也會沒有經費。 情報單位攔截謝穎青母親寄給他的家書。 研究台灣政治史的「促轉會」委員葉虹靈同意線民資訊的複雜性。她強調，這個解密過程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動蕩——「形同讓這些過去由情報人員製作的文件或資訊，持續去帶領『轉型正義』的討論。所以，盡可能校正、分析檔案資訊是不可省略的步驟，也是『促轉會』要持續邀請當事人前來閲覽檔案、提供意見的主因。」 誰會受到影響 除了秘密監控之外，林國明強調，大學時期在校園內的學運分子就常會被情報單位請去「喝咖啡聊天」。他回憶說，這些會面都不是問嚴肅的事情，但情報員都會有意無意透露出知道他們的社團的活動，甚至是個人生活的細節，似乎暗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掌握。 「他們大概知道我們喝完咖啡後都會到社團內講，所以故意放訊息，讓我們知道有監控存在，看能不能產生嚇阻作用。」 林國明說，自己後來的人生沒有因為這些監視紀錄被直接影響，但他許多朋友在服兵役時都會遇到麻煩。他又表示，當時知道自己因為有「黑資料」，日後若要進入學界，恐怕會受到阻擾，「因為彼時大學還是被國民黨控制」。不過，「由於很多人的努力，促成民主轉型，大學有了自主性，這些資料並沒對自己求職造成影響」，他說。 楊碧川則認為，最大的影響是「台灣人民被嚇壞了」。 情報單位拍下楊碧川公寓的每個角落。 台灣史學家周婉窈曾撰文說明政治受害者家屬所受的冤屈仍然存在。她說：「我的學長王克文的父親王世一先生遭受白色恐怖的刑求和冤獄，他的母親對於當時某情報單位頭目安養美國、安死美國，忿忿不平，我也跟著忿忿不平，但當時我們沒有『轉型正義』的概念，現在我才了解受害者及其家屬的這種不平是需要整個社會正面面對的。」 何為「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是指歷經獨裁或威權統治後的政府，如何面對過往歷史，並追究責任以及補償受害者的政治工程。具體工作包含政府須恢復受害者名譽，撤銷罪名、賠償受害者或追究加害者法律道德責任等。台灣「促轉會」一年前成立，是希望借鑒德國或前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或者南非歷經種族隔離的歷史經驗，展開相關的工作。 根據「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資料，德國在東西德統一後，在國會成立委員會，調查東德共黨統治四十年間（1949-89）人權侵害案件，舉行過40場大規模的公聽會，聽取100名目擊者證詞，於1994年6月完成報告。「轉型正義」的工作包括：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強調，「轉型正義」涉及的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政治以及民主化的軌跡，所以常會有不同做法，特別是在追究加害者責任方面。 專攻憲法與人權的台灣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張文貞曾經撰文說，轉型民主國家，「常有國家採取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與法治原則的報復或處罰手段」而造成國家內部分裂的危險。 台灣社會對於誰該為威權時代的政治受難者負責爭議不休。 張文貞稱，東歐曾經立下「肅清法」，允許新政府過濾那些以前效命舊政權的人，並禁止後者從事任何公職。但她解釋，這些輕微的「報復」，也許有效，但是若支持舊政權的群眾再拿到政權，就有可能進行另一波報復，造成政治社會不穩定。她說，台灣尚未有任何報復行為，但對於過往戒嚴歷史的詮釋，不同社群爭議未休。 曾在耶魯求學、專攻市民社會與國家關係的林國明解釋，現在台灣調查局和情報機關還是存在，其他民主國家還是會有情治系統和國安機構。不過，有沒有法律嚴肅規範國家權力（譬如秘密監聽）的運作，才是重點所在。林國明教授解釋說，「以前在威權時代，這些監控都是被濫用，幾乎無法可咎責；監控是站在統治者角度，以國家安全為名遏止了表達不同意見的可能。」 「轉型正義」引發質疑 許多人質疑台灣「促轉會」是否會濫用權力，成為被政客用來清算政敵的機構。去年台灣「促轉會」剛成立不久時，其前副主委張天欽在內部開會時，以「東廠」隱喻「促轉會」需咎責戒嚴時代的加害者，引起軒然大波。東廠是中國明代的特權監察、情治機構 ，用以鎮壓反對人士。自此，國民黨便持續杯葛「促轉會」預算以及運作，表示「促轉會」已經成為蔡英文政府打擊政敵的新東廠。 台灣資深媒體人徐宗懋便批評，當初戒嚴時期，許多案件都是處決或監禁「試圖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共諜「，有正當性。他認為「促轉會」之行徑，是將當時政府清除國家安全危害的行為，有意與「國民黨的迫害」相混淆，十分不公平。 政論家黃怡則對「促轉會」的法律權力提出批評，包含調查歷史和政治案件以及搜索相關機關的權力似乎過大，恐有違憲之虞。 葉虹靈告訴BBC中文，「促轉會」成立是從國家角度去反省「威權統治時期誰受到傷害、誰做錯什麼、為什麼做錯、如何平反與預防再犯」；「法定任務包括還原歷史真相、平複司法不法、處理威權象徵等，是政府首次系統性地處理轉型正義議題，在處理案件時也會考量加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隱私權。」 葉虹靈同意，這個議題本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本來就不容易進行社會溝通，這是『促轉會』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