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 問責者無言 追問仍繼續
2008年5月12日那場突然降臨的死亡，留下了一些到現在都沒揭開的真相。
地震一周後，四川綿竹市富新鎮，一些遇難學生遺照被擺放在一所小學廢墟前。 一場8級地震後，父母失去了孩子，鄰里失去了摯友，民眾失去了家園。 關於傷亡人數的統計也停留在2008年。當年9月，中國民政部公布數據：地震造成全國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17923人失蹤。此後十年間數字未曾更新。 根據中國民法，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人，事故發生之日起滿兩年後可以申請宣報死亡。 面對近十萬條逝去的生命，面對沒有完全披露的真相，有一些人站了出來。他們希望更深刻地了解同胞死亡的過程，想要讓每一個生命生前死後的真相，得到真正完整呈現。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條路會如此艱難。追責本身，帶來了更多傷害。 譚作人們的十年 08年地震中，四川省重災區有200萬平方米學校建築倒塌。圖為震中汶川縣映秀鎮一處倒塌的校舍。 2008年，54歲的譚作人身在成都，那時他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環保與社會公共事業的活動人士。地震發生後，他數次進入極重災區，為災民送水送物，同時也觀察受災程度並記錄災區情況。 5月16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往北川中學慰問，譚作人也去了那裏。地震中這所學校主體徹底坍塌，導致超過1300餘名師生遇難或失蹤。在現場，他看到大塊的建築碎塊已基本被移走，只剩一地的破磚碎瓦，以及散落滿地、帶有斑斑血跡的書包、課本、作業本、筆，像是一個「有待打掃的戰場」。每一支筆、每一本書背後的生命曾經多麼具體而又鮮活，現實就有多麼冰冷而殘酷。 曾長期駐京的香港記者呂秉權在深入震區採訪後發現，一開始以為只是天災，後來覺得更多是「人禍」。「天災當然可怕，但人禍更可怕，人禍背後是更大的不公義。」 在那片廢墟中，譚作人拿起一把被砸爛的筆，對同在現場的記者講：「我一定要對得起這些筆。」 譚作人在北川中學帶回了這些物品，十年來一直保管在自己身邊。 2008年12月，譚作人與紀錄片導演謝貽卉開始對512死難學生名單與死亡原因進行「串鄉走寨的」公民獨立調查，並在2009年3月形成初步調查報告。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雖然此次烈度極高的地震中，自然災害是建築垮塌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一些建築沒有達到規定抗震防設標凖，且選址、設計、施工、監察等多個環節都存在漏洞，除機制、體制等歷史原因外，不能排除人為原因。 而在2009年3月的兩會人大記者發佈會上，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面對香港記者提問時稱，經有關部門實地調查與研究得出結論，「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地震級別高、強度大，是造成學校受損和其他一些設施受損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不少媒體將此解讀為否認「豆腐渣」工程的存在。此後從四川建設廳到中國建設部均表示過沒有發現建築質量問題導致地震中校舍倒塌。 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一個人不約而同地與譚作人在做著同樣的工作。 2008年12月，譚作人與紀錄片導演謝貽卉開始調查死難學生名單與死亡原因。圖為部分學生名單。 2008年的時候，艾未未是中國藝術界的紅人，中國和國際媒體上的明星。 在那個奧運之年，他參與了奧運主場館鳥巢的設計，同時還經常在博客上發表一些風格尖銳但並未出格的言論，在年輕網友裏頗有影響力。 地震後，關於學校「豆腐渣」工程的說法持續不絶，關於死亡學生的官方數據也一直遲遲沒有公布。 與許多人一樣，艾未未想問：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底死了多少孩子？ 他們的父母在哪裏？ 誰給我個說法？ 做現代藝術帶給他充沛財力，多年浸漬西方文化讓艾未未頗具公民與權利意識，這些驅使他開始一場完全獨立的調查。「公民調查」，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出現。 很快，艾未未開始在網上招募志願者，成立調查小分隊，一次次地進四川搜集資料，尋訪失去孩子的家長。他的團隊挨家挨戶走訪，記下每一個家長和孩子的名字、年齡，收集一些可以證明他們生前痕跡的遺物和資料。 2009年4月，艾未未在北京工作室。他面前的牆上貼著公民調查團隊搜集的遇難學生名單。 六個月的努力後， 艾未未的團隊整理出一份死亡學生名單，確認地震中死去5205名孩子，且每一個孩子都有姓名、學校、監護人信息。 2010年地震兩週年之際，艾未未工作室推出音頻作品《念》，根據其團隊整理出的遇難學生名單，3444名網友念出名單中自己或親友同姓氏的學生姓名，5205名學生的姓名被朗讀12140次。 從「拋磚引玉」到「顛覆政權」 走訪震區災民時，譚作人開始一心想為政府「拋磚引玉」。 「調查過程中我幾次給公安局扣留，都跟他們講這是為了讓政府重視我發現的事實。媒體報道不完全不完整，實際上鬧了很久的豆腐渣工程確實存在，但只是極少數極個別，災區六七千所學校，我去過的極重災區就兩千多所，比較確定的只有20所左右，這個情況政府應該掌握，社會應該知情，不能因為極個別或極少數的豆腐渣，使整個災區甚至四川、政府、搶險救災工作為他背黑鍋，不敢大聲說什麼做對了什麼做錯了」，譚作人對BBC中文表示。 譚作人與妻子王慶華地震後前往北川了解受災情況時留影。 那時他比較樂觀。「當時整個社會煥發出一個不分起體制內外，甚至於不分海內外，全體華人空前團結一心抗震救災，捐款捐物的場景。這種民族熱情的高漲，這種人性的閃光已經很多年沒有看到。我相信從那個時候起很多人發現，中國還是善良的，人性還是存在的。」 但結果出人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 2009年3月25日早晨，譚作人完成報告第一次匯總，3月28日便被片警「請」去談話，當天隨即被「抄家」。 那天晚上，譚作人的妻子王慶華從負責片警手中接過譚作人的拘留通知書，上面寫道「經群眾舉報……3月27日被掌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現被羈押」。 由於是當地長期「監護對象」，負責此案的片警跟這一家人早已相熟，片警還問王慶華，「譚老師到底什麼事？」王慶華一臉無奈，「應該我問你吧……不過跟你說也沒用，你就交差就行了」，說完便在紙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時任中國主席胡錦濤在汶川出席地震一週年紀念儀式。 譚作人一走便是5年。2009年4 月 29 日，他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批准，由成都市公安局第二天執行逮捕。同年7 月 17 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譚作人提起公訴，公訴書中提及譚發表紀念「六四」、為「六四」平反言論，以及5.12地震後多次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發表詆譭黨和政府的言論。 2010 年 2 月 9 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譚作人有期徒刑 5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但在判決書中只見六四事件，並沒有提及他就地震發表的相關言論。 同一時期，艾未未的調查也引來當局多次封鎖。艾未未團隊在網上公開的報告顯示，調查過程中，四川警方先後數十次帶走或直接控制調查團隊志願者，中間不乏暴力舉動。而公布的學生名單也在大陸網絡上屢傳屢刪。 2009年5月，四川省政府舉辦5.12一週年記者會，四川教育廳廳長凃文濤在會上表示，地震中共有5335 名學生遇難、失蹤，但沒有公布詳細名單。這個數字與艾未未團隊的數字相差130人，但艾未未認為，自己團隊調查的覆蓋範圍只有80%，最終遇難學生會達到6000人左右。 與此同時，艾未未的新浪、搜狐、網易博客均被關閉。同年他受譚作人律師浦志強邀請赴成都為譚作人案作證，但在酒店被公安人員破門而入並施以暴力，後被查出腦出血。 到底做錯了什麼 2009年10月，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一名男子在時任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致辭時聲援譚作人。 這十年，譚作人與艾未未們生活的軌跡完全被改變。 譚作人5年坐牢期間，妻子王慶華平均每月可以去探望一次，每次30分鐘。除此之外，他們只憑信件交流。 在這期間，譚作人的小女兒從學校退學，王慶華多年的生意伙伴決定與她終止合作，但王慶華依然堅持寫信、探望，雷打不動。 「他是我的丈夫，關進去後不僅僅是丈夫，還是戰友，戰友就要做戰友該做的事情。」王慶華說。 而在牢獄中，譚作人也在思考，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想得特別明白，我當初用民間身份去做公民獨立調查，想要引起政府重視，讓政府參與調查。到我坐牢結束，我不知道對於5.12有沒有豆腐渣工程國家有沒有結論，開不開展調查，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促進還是反作用……」 「我肯定我沒有做錯，但在具體方式、方法，時間的掌握和技術層面上，還是有檢討的地方」，他說。 出獄後，他選擇繼續為遇難學生發聲，繼續為尋求真相奔走。但這條路依舊艱難。 震後的第一個兒童節，都江堰新建小學遇難學生家長手舉自己孩子遺照參加紀念活動。他們身著統一服裝，上面寫著「堅決為遇難學生討回公道」。 他想要在原有報告的基礎上號召專家學者與他一同進行更為科學、細緻的調查，但卻極少有人響應；他勸家長變上訪為上訴，利用法律體系維權，但不僅極少有律師願意代理，地方法院至今仍拒絶立案；他發出《公民建議書》，投往不同國家機關與主管單位，但不是拒收就是無人認領。 十年間，艾未未在中國也從藝術家徹底變成了「異見分子」，從鳥巢設計者之一變成了「黑名單人物」。他不斷通過文章、紀錄片、社交媒體等途徑為維權人士發聲，也為自己招致了更多封鎖與打壓。 2011年4月，艾未未在北京機場被帶走後數日下落不明，其家人一度張貼「尋人啟事」。隨後艾未未被控涉嫌經濟犯罪，被關押數日後送回家中，並被沒收護照長達4年。2015年，重獲護照的他飛往德國，此後一直長居海外。 其他追問者也遭遇了相同的境遇。 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北川家長母勇賢將北川中學施工圖掃描件上交給四川省公安廳，第二天他便被公安帶走，警告他如果施工圖流出就是洩露國家機密，並將其沒收。 另一位獲有施工圖紙的志願者王笑東被四川警方不斷追捕，被迫逃出四川，輾轉河南、北京、黑龍江後進入廣東，將圖紙上交到中紀委，但警察依舊跟在他及家人身後。 一直以來不斷試圖上訪向政府部門傳達訴求的學生家長群體也屢被攔截。在基層維穩的壓力下，不少家長選擇接受政府部門提供的條件，放棄上訪及訴求。而少數選擇繼續堅持的家長，則繼續與截訪維穩做抗爭。 從未停止的問責與反思 地震一週年之際，震後被封鎖的北川縣向此前居民開放，允許他們回到故地紀念先人。圖為北川縣外一名銷售祭祀用品的商販。 政治重壓下，問責和尋找真相的努力少見，並不代表少有存在。 清華大學2008年發佈的一項報告透露，截止當年11月，全國捐款達到652.5億元。BBC中文發現，其中8成捐款進入政府賬戶，且600多億的善款中，至今只有151億元來源去向明確。 地震當時據稱有百萬志願者湧入災區，各種慈善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一時遍地開花。雖然由於各方經驗不足，曾一度帶來混亂，但地震過後形勢並沒有朝向有利於社會組織的方向發展。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表示，2008年的汶川地震本是一個「社會生長、社會達到自主自助的很好的機會」，但由於權力限制了空間，「這個社會發育的契機被扼殺了」。 雖然被抓、被打、被攔截、被孤立，但譚作人、艾未未、學生家長、志願者們的故事在中國大地並未被多數人知道，他們的追問逐漸被時間掩蓋。 當年在災區採訪時呂秉權發現，「制度在自己面前殺人」。從學生家長到譚作人、艾未未，「背後有國家機器全方位打壓」。 地震10年後，遊客參觀北川中學舊址。北川縣震後集體搬遷，舊城被原貌保存，作為地震遺址供人參觀。 郭於華認為，雖然沒有親歷地震的人有可能會淡忘，但這種全社會對人為責任的忽視、淡忘與權力造成的社會氛圍有關。「一代又一代人經歷的歷史，在我們記憶當中有多少是真相，有多少是正確的……這種氛圍下怎能不遺忘？」 今年5月6日，地震十週年前夕，因位於震中而被全世界熟知的小城汶川縣宣佈，將5月12日設立為「感恩日」。 但對一些人來說，5.12的歷史意義可能不在於感恩。地震五週年的時候，譚作人還在坐牢，王慶華在除夕夜接到一個學生家長打來的電話。電話剛一接通，那位家長講道，「其實什麼事都沒有，就想到今天除夕了，我們家少一口人還沒有一個說法」，話剛一落便泣不成聲。「對我們來說每年只有一個5.12，但對地震災區死了孩子的家長們來說，天天都是5.12」，王慶華無奈地說。 十年後，曾經垮塌的建築已經重新立起，曾經崩潰的生活也已逐漸恢復正常，但災難中漏洞百出的社會制度卻遠未得到重建。 「一個自然災害和相關的作為、結果能改變什麼，要看人們怎麼去看待它。如果沒有被記住，沒有被好好思考，沒有被加以反思，就改變不了什麼。」郭於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