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央行行長易綱釋放信號，貨幣寬鬆與貿易談判
3月10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首次以行長身份出現在「兩會」記者會上。他回應了關於中美貿易談判進展，以及2019年中國的貨幣政策。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上任後首次出席「兩會」記者會 易綱透露，中美貿易談判的確涉及匯率問題。這引發外界聯想，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後的覆轍，也導致中國經濟長期蕭條？ 此外，中國央行從去年底開始大規模降凖應對經濟放緩，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緩和，2019年中國還是繼續「放水」嗎？ 中美貿易談判與「廣場協議」 中國兩會召開之際，中美間的貿易談判並未停止。此前消息稱，中美談判已經在匯率問題上達成一致。引發中國輿論擔憂，匯率條款是否會成為日本與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貿易戰後簽訂的《廣場協議》，使中國經濟也陷入長期停滯。 從1975年開始，美國共針對日本發起了15次「301調查」，以縮減美日間三四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80年代對日的貿易戰並未幫助美國顯著減少貿易逆差，美國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對日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聯邦德國五國在紐約簽署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 廣場協議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日本積極提振內需，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使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易綱並未正面回應中美達成什麼樣的匯率協定。他介紹，剛剛結束的第七輪貿易磋商談判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了討論，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自主權；第二，雙方都應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第三，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承諾，包括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於競爭性目的，並就外匯市場保持密切溝通；第四，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透明度標凖來承諾披露數據等等。 有學者認為，第二個廣場協議之說多少有些無稽之談，因為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已與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別——在國內，中國增長動力已經由出口轉向消費，2018年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降凖的空間不大了 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使中國經濟增長逆風航行，同時央行實施了貨幣寬鬆政策用以衝抵經濟進一步放緩。 2018年初至今，央行一共五次下調存款凖備金率，累計下調3.5個百分點。 2019年，中美貿易爭端趨緩，那麼是否還會繼續降凖？會降多少？ 上一輪連續降凖後，中國銀行業平均存款凖備金率為11%左右，其中農信社的法定凖備金率最低可到6%至8%。相比國際而言，易綱介紹，就總的存款凖備金率水平來說，美國是12%，歐洲也是12%，而日本更高，超過20%。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三檔存款凖備金率加權平均是11%，而銀行的超額存款凖備金率只有1%，因此總的凖備金率為12%，跟發達國家水平差不多，遠低於日本。 因此，易綱表示，「發展中國家有個發展階段問題，這個階段中，一定的法定存款凖備金率是合適且必要的。我們存凖率下調還是有空間的，但是這個空間相較於以前要小多了，這方面要考慮資產配置和風險問題。」 分析人士稱，現在中國的凖備金率還遠未達到甚至接近歷史最低水平（6%），如果經濟下行的壓力持續存在，那麼今年底前繼續降准將是大概率事件。 但多次降凖，也帶來副作用。上述分析稱，降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匯率，貨幣寬鬆必然帶來匯率的壓力。如果未來美聯儲繼續加息，還會加大貨幣流出壓力，影響中國國內的投資。 此外，今年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穩健的貨幣政策，與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個字，是否意味著今年的貨幣政策將會偏向寬鬆呢？ 對此，易綱表示，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未變，要體現逆週期的調節，同時貨幣調節在總量上要鬆緊適度；在結構上要加強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支持；同時還要兼顧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來考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