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爭議：中國可否借鑒新加坡管治模式
香港和新加坡是亞洲兩大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經常互為競爭對手。兩座城市人口接近，同樣面對貧富懸殊以及地少人多引申出的房屋問題。兩地在西方學者的角度裏，均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社會，選舉制度傾向建制，而香港享有比新加坡更大的言論、集會等政治自由。
位於濱海灣旁的新加坡金融區 香港《逃犯條例》爭議爆發之後，商界對香港前境充滿憂慮，一方面擔心中國的影響力削弱香港的自由度和獨特性，一方面擔心香港示威升級令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早前已有聲音傳出，部分企業考慮到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考慮遷往新加坡。 香港面對主權移來以來最大的管治危機，BBC中文採訪香港和新加坡的觀察人士，他們認為香港難以實行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因為本身的自由、法治等均是香港的獨有優勢，而中國如果謀求想香港變得穩定，需要在政策上更尊重香港的本土意識，而並非將其「污名化」並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主權事關身份認同 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香港是中國「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的特別行政區，沒有獨立主權。政治地位的差異令兩個政府的問責對象不同。 鄺健銘曾經出書《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在書中用新加坡的故事，去反思香港的未來和管治方式。 他對BBC中文說，新加坡政府的服務對象很清晰，就是新加坡的國民。但香港政府的服務對象則是中國政府和香港本土社會，港府被人詬病，其服務對象的天秤傾向中國政府。 鄺健銘舉了多個例子，例如港府把中環海濱用地劃作軍事用地，高鐵實行「一地兩檢」，以至近期《逃犯條例》爭議也是想解決中國治外法權的問題。 這些考量亦會影響民生議題，在供水方面，新加坡為了避開受馬來西亞的制衡，而發展海水淡化技術，但香港遲遲未朝這個方向發展，原因不是成本或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問題上，新加坡2013年發佈一份甚具爭議性的人口白皮書，被批評可能吸納太多外來人口，但當時，新加坡的從政者可以再三強調，新加坡人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希望新移民建立新加坡的本土意識。 香港接收大量大陸來港新移民，據港府數據，2019年年中比去年同期增長7.3萬人，當中4.4萬人是單程證持有人。和新加坡不同的是，港府沒有打算讓他們成為「香港人」，更不會強調本土意識，反而是希望推行國民教育、國歌法及普通話教學等政策，希望香港人增加國家認同感。 2013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人口白皮書引發爭議，當地爆發罕見的示威集會。 「本土意識」的尺度 香港多名立法會議員，因為政見而失去參選資格或是被褫奪議席。鄺健銘表示，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同樣是透過選舉方法令反對黨難以獲勝，但「新加坡選民受到政權打壓的力量，比當下的香港為少」，而當執政黨意識到自己支持度下降，例如2011年，執政黨選舉受壓後，就要更換大部分內閣成員，但相對地，香港行政長官以至官員任命，凖則是「哪個人可以得到中央祝福」，無論行政長官或是建制派取得較少票數和議席，也不構成政治壓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務官員在程序上，必須先選上國會議員，即是經歷基本的選舉，「這樣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貼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樣面對社會經濟內部矛盾、貧富懸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問題，莊嘉穎說，新加坡在物質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該國國民對政府沒有不滿。新加坡的社會、政治張力沒有香港明顯，一般民眾已經接受了威權統治。 這與新加坡的歷史脈絡有關，莊嘉穎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從英殖民時期到獨立，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幾年，當中不少涉及勞工權益的反殖民運動，「整個過程包含了多人被長期未審拘留、擴展包括鞭刑的國家暴力、政治鎮壓、收編、收買、再分配政策等手法，才逐漸壓下去。這類事件不算很快被解決。問題很快被解決的印象，來自管制社會和言論後，所建立的敘述。」 莊嘉穎認為，新加坡所謂「家長式」統治，其實來自長期對公民社會的分化、施壓，對社會的控制、收編，以及去政治意識的「國民教育」。 「這樣雖然建立一定的穩定，不過長期運作下，造成民間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間對權利和國家機器的依賴。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國城市對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還有能監督行政權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價會相當高，那個香港也不再會是現在的香港，」他說。 鄺健銘認為，中國有意在香港推行類似新加坡的「家長式」統治，但近年的抗議事件突顯這很難成功。 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運動時，有人在新加坡舉行集會聲援香港。 他認為，中港當權者要學習一個道理，「本土意識是發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識「被污名化」，亦被執政者視為「社會動亂」。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務對象方面更顧及本土社會，情況會否好一點？鄺健銘說，這並不容易，「由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反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雨傘革命，到現在反送中。這些問題可以理解為，經過長時間英國人管治，香港對極權管治模式不適，並作出了反應。」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時期並沒有強勢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員有一定的自主性，「不一定永遠聽倫敦的指示」，但主權移交後，中國政府重視國家安全，這種意識成為一種威權管治風格。 他說，香港的時局與國際關係有一定聯繫，中國會否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確保香港的不變，將會成為西方國家評估與中國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為中美貿易談判中，成為令中國尷尬的障礙，因此香港的局勢會如何發展很難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