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中英街1號》：電影難以定格的香港「六七暴動」事件
在電影《中英街1號》優先場放映會上的問答環節，最後一個提問觀眾說，這部電影讓她「感覺不是很舒服」。
香港六七暴動並非在沙頭角爆發，但《中英街1號》用作故事背景的沙頭角槍戰被輿論評為香港邊境的「百年第一槍」。 觀眾認為，把六七暴動和香港的菜園村土地抗爭丶2014年雨傘運動放在一起不合適：「我明白六七暴動當年的參與者也是有血有肉的個體，但那件事的性質是雙方政府都有說謊，是很高層次的政治操作……你在描述六七暴動細節的時候，好像和史實也相差很遠……我不覺得應該將它放們在一起做對比。」 會場響起零星掌聲。 《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已預計到有人會質疑這一點。「在創作的立場，我只會去想對對比得好不好，而不是可不可以對比，任何歷史事件都可以對比，是怎麼對比的問題，」他回答說。 「但我也有立場在其中。一個作者不會沒有立場。我也尊重你的看法。」 「洗白」六七的爭論 《中英街1號》由兩個不同時代的故事組成。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時期，三個不同背景、立場的青年被捲入運動浪潮中。在香港與澳門，「左派」一詞特指親北京、親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年輕演員游學修飾演的男主角就生於這樣的左派家庭，就讀左派學校，積極投身社會運動。 與之青梅竹馬的女主角由馬來西亞演員廖子妤飾演，她的夢想是考上香港大學讀建築；在她就讀的官立學校中，她受到盧振業飾演的富二代同學追求。政治運動來臨後，三人在三角戀關係、家庭與社會掙扎，最終被歷史洪流帶往了不同的命運軌跡。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2019年，三人又飾演三個現代社運青年：學運領袖游學修因避世而藏匿，參加社運後坐牢的廖子妤剛剛刑滿釋放，對現狀心灰意冷的盧振業則一心想著出國留學。女主角再次在兩個男孩之間搖擺，當中的抉擇隱喻著運動後不同的人生方向。 《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歷史為何不能比較？ 從電影創作之日起，文化界的爭論就一直沒停過。放映會這個提問，涉及到其中一個爭議問題：六七暴動和雨傘運動等可否相提並論？ 對「六七暴動」的歷史，英國政府、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對此公布的相關資料都不多。 事情始於1967年5月，香港親共左派不滿港英政府統治，也受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風潮，和鄰埠澳門民眾在1966年「12·3事件」中成功迫使澳葡政府屈服的經驗所影響，發起「反英抗暴」街頭運動，最終變成暴力鬥爭，出現連串暗殺和土製炸彈襲擊。 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期間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發生在六七暴動期間最知名的事件，包括一對姐弟在北角街頭玩耍時被土製炸彈炸死，和批評左派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汽油彈燒死。 有意見認為，把這樣一個「恐怖」的運動，與在香港輿論中被認為是爭取公義的雨傘運動相提並論並不恰當，有美化、洗白六七暴動之嫌。 香港民主派輿論認為，將雨傘運動與六七暴動比較並不恰當。 到過放映會的傳媒人程翔批評導演處理兩個運動時「手法不夠公允」，用影像表達親共左派觀點，卻只用聲音表達反對左派人士觀點，又將參與暴動的青年形象形容得陽光正氣；影評人葉七城則在《am730》的評論中寫道，導演對歷史欠缺反思，有淡化六七暴動的暴力行為之嫌，立場明顯偏向支持左派。 觀點：《中英街1號》為何引發「漂白暴動」爭論 香港時事評論員 程翔 趙崇基導演拍攝的《中英街1號》電影還沒有正式上映，就已經引起很多兩極化的評論。趙導演在一次影后分享時，慨嘆電影的拍攝工作剛結束，就要開展另一場戰役（指要應對批評者的責難）。 筆者認為，《中英街1號》之所以會引起這些疑慮，有兩大原因。 第一，從電影本身看，導演在處理「六七暴動」和「雨傘運動」時，手法不夠公允，給人一種電影似乎在為「六七暴動」漂白的強烈印象。第二，香港左派近年為「六七暴動」平反的活動越來越高調，引起社會不安。 由於大陸現在已經出現為文革平反的暗潮，作為文革延伸物的「六七暴動」得到平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令香港社會感到不安。 在這種竭力為「67暴動」平反的背景下出台的《中英街一號》，由於導演的不對稱處理手法，使它無形中契合了左派「褒六七暴動、貶雨傘運動」的主旋律，因而引起人們的擔憂和議論，非常正常。 對於「漂白」質疑，趙崇基回應，自己只是純粹放了兩個故事在那裏而已。幾場優先放映中，他認為自己發現年輕人的接受能力最高。「我接觸的大部分年輕人都喜歡這部戲。」他說。那些年輕人或多或少參與過不同運動，對片中後半部分角色的「無力感」尤為認同。「暫時沒有年輕人對我說，我不喜歡你這樣（把現代運動和六七放在一起）比較。會這麼說的，全是一些所謂文化界或者影評界的人。」 「我不想去比較（這兩個運動），」他說，「如果要比較，我就會將兩個故事不斷對剪、回憶， …我想留給觀眾去比較，你怎麼看自己決定。」 「我有沒有讚美六七那幫人眼中的暴動呢？我沒有讚美，我更多在是質疑。我只不過將他（六七參與者）還原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覺得電影不該一棍打死這些人，只要覺得他是暴徒，就徹底寫成妖魔的樣子：「人應該有血有肉，不只是定義為忠奸。我為什麼不能去寫一個大家否定了的年代，和當中人的選擇呢？回過頭來，現在的年輕人也被很多人否定，我也把他們寫得有血有肉，是不是他們又高興了？我怎麼可能完全討好這幫人？當你帶著既定立場先入為主地看待事情時，只有『一面倒』才能討好你。」 趙崇基曾執導電視劇、港產商業電影與中港合拍片。 六七遺民：又愛國又「怨國」的分裂 如果要在角色中找到一個最能代表自己的形像，趙崇基覺得自己介乎游學修和廖子妤之間。「我會選擇行動。我挺不像小野（盧振業）的角色。我沒有想過置身事外。」 他的成長背景有點像六七年的游學修。他生於親共左派家庭，父親是工會積極分子，自小也被帶著出席一些組織活動，在小屋子裏一起看毛語錄，身邊學校、組織也有所影響。「當年很多人嘗試去洗我們腦，」趙崇基自認生性叛逆，沒被洗腦，但成長經歷讓他認識到，「如何形成一個『左仔』（青年親共左派）有原因的。」 在劇中，游學修的父親帶著兒子參與集會，學校老師也動員學生上街派發傳單。他不顧青梅竹馬好友廖子妤的擔心，衝在最前線，堅信自己做的事是對的。終於他在一次抓捕中失蹤。比起游學修被「洗腦」的形像，盧振業的角色更受觀眾歡迎。他出自富有、西化的商人家庭，影片借他之口提出了對左派的質疑：如果祖國像左派說的那麼好，為什麼那麼多人要逃難來香港？游學修失蹤後，盧振業又放下了立場、愛情之爭，幫助尋找對方的下落。 影片以浪漫的方式表現這種碰撞：廖子妤心中牽掛著游學修，又受到盧振業的猛烈追求，她則在兩者之間搖擺。到了2019年，這種三角關係仍在繼續。盧振業希望女友廖子妤跟他一起出國生活，「因為那種強力的無力感，他寧願去其他地方讀書，忘記香港發生的事情」，趙崇基這樣解釋；而廖子妤則仍抱有運動的熱忱，也牽掛著「失蹤」的前男友游學修。當推土機駛向要被強拆的土地時，想離開、想繼續、想逃避的三個人，又一次牽著手組成人牆擋在權力面前。趙崇基在這兩段三角關係中放入隱喻：「這兩段關係都很微妙地有些歷史的影子，這三個人之間的取捨，留給觀眾去思考。」 盧鎮業、廖子妤、游學修所演角色的三角感情關係，從1967年延續到2019年。 飾演永權伯的楊秀卓在香港藝術教育界頗具知名度。 在他看來，兩段相似的故事，最大不同在二者所處的狀態：「在1967年，三個人都在運動的漩渦中，而2019年，是後運動（post movement）時代，所有人都在運動的創傷後遺症中。」 只有一個在兩段故事中都出現的角色，是楊秀卓飾演的張永權。1967年，為躲避文革批鬥，他偷渡到香港，被游學修救下，帶去參與親共左派集會，但在大陸的苦難經歷卻讓他對這一切抱有懷疑。到2019年，他為了保住自己的田地，在耄耋之年與地產商對抗。他與另一名老人有段對話，大意是他質疑這個老人，當年也曾因不滿政府、社會不公走上街頭，如今卻站在高牆一邊，質疑現在參與運動的年輕人。 這段情節代表了趙崇基創作過程最深的感受。為了搜集資料，他走訪過不少因六七暴動被捕的人，有稱自己只是印發傳單就深陷牢獄的，也有承認自己做過炸彈的。 「他們很多故事都大同小異，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思考方式的矛盾：他們都覺得自己當年為了國家，很少有人覺得自己做錯了，而是認為中國政府、香港政府、英國政府三方面都離棄了他們，想要平反；另一方面他們還是深深愛著這個國家，埋怨歸埋怨，他們一點都不覺得祖國有什麼對不起他們。」趙崇基說，「一邊憤憤不平，一邊覺得離棄他們的力量是對的，我覺得這個矛盾很奇怪，好像大腦完全分成兩邊，我對此有很多疑問，但跟他們聊，通常都不會得到答案。」 這種矛盾，體現當今中國政治具體語境中，就是這些人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評價。趙崇基走訪的大多數人，還是「繼續用他們那種意識形態想事情」：「他們覺得他們那時是愛國的，現在這幫人是被外國勢力利用的。」 近日香港一名親北京工會領袖在評論2016年春節旺角衝突時稱「前輩們」為「貧苦大眾的利益」而發起抗爭，被認為是要為左派發起六七暴動開脫。 不少當年的左派也在優先放映會看了電影，但有個問題趙崇基還沒來得及問他們。 「如果他們觀看時抱著比較開放的心態，會不會在片中得到一些想法？當永權伯質疑志忠伯的時候，他們怎麼想呢？他們會不會想一想覺得，對呀，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看現在年輕人呢！」趙崇基頓了頓，再說：「我不知道會不會，我想幾十歲的人未必會因為我一句對白而改變。但我覺得這種互動挺有趣。」 兩邊不討好：在「政治敏感」中突圍 這樣一部在當今香港的政治反對派看來「洗白」了六七暴動的電影，在建制派看來，又「美化」了雨傘運動。除了被政治反對派批評，電影製作過程也受到阻力。 在尋找演員時，他遭到不少拒絶，大部分出於政治原因，「我還要回大陸工作呢，我還是算了，」他引述那些演員的話，「甚至有一個用宗教理由拒絶我，說耶穌教導我們不要和政權對抗。」 「我不明白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以前接拍一部戲，演員只會想：有沒有發揮空間？導演好不好？劇本行不行？賣不賣座？有沒有機會拿獎？這七八年，大家的自我審查風氣越來越濃，像白色恐怖。」 電影資金方面也一度面臨困難。這部成本300萬港元（38.2萬美元；246萬元人民幣）的作品原本有900萬元預算，趙崇基本打算申請香港特區政府的「電影發展基金」資助預算的三分之一，餘下由投資者補足。基金以「商業元素不足」為由拒絶申請後，投資者也差點退縮。 趙崇基稱，他從消息人士處打聽到，審核內部「有一些所謂藍絲人士給了劇本0分」。 對趙崇基這一說法，主管該基金的創意香港辦公室書面回應BBC中文說：「評審凖則主要為『創意及劇本質素』丶『製作預算』丶『預算收入』， 以及『本地電影製作元素及人才培訓』，此項申請因為在上述範疇中有所不足而不獲批准。」 劇組申請「邊境禁區許可證」也不獲批准，未能進入中英街實地拍攝。趙崇基稱，據他所知，他們整個團隊都上了「黑名單」。這個說法被一些香港傳媒引述。就趙崇基這個說法，香港警務處對BBC中文表示，中英街現在由深港兩地政府共同管理治安，警方不評論個別禁區許可證的申請。 2012年，趙崇基曾成功與劇組伙伴取得港方「禁區紙」進入中英街勘景，但真正開鏡時未能獲批入內。 很多人提醒趙崇基，這套電影兩邊不討好。「甚至我太太看了劇本之後說，你也預見到兩邊極端的人都不會喜歡。我想了很久，最後很阿Q地覺得，如果兩邊極端的人都不喜歡的話，可能我做對了一些事情吧。」 這部在各派別都不受歡迎的電影，於日本大阪亞洲電影節獲得最佳電影獎後，開始引起香港輿論關注。「日本觀眾沒有任何立場，沒有agenda（預設議程），純粹被這部戲感動。我已經覺得很滿足。」趙說。 而趙崇基對六七暴動、現代社會運動有自己的立場。 「六七整件事是一個狂熱的運動。在文革期間，很多人由於當年一些信仰的狂人受到煽動，當時港英政府也的確有一些統治上的問題，而造成這樣的結果。那幫人大部分被這樣的思潮影響，這是一種愚昧。」 「而現在的社會運動，我會站在雞蛋那邊多於高牆。我覺得制度的確有問題，而雨傘運動很大程度是因為制度有問題才逼著那麼多人走了出來，但大家的動機是希望改變不公平的制度。」 大時代中的眾生：歷史是一種宿命 到電影最後，劇情也沒交代這六個角色何去何從。而趙崇基自己在心中想了他們每個人可能的未來。 游學修的角色死在1967。 盧振業會出國，就像當年沙頭角很多人一樣。 廖子妤出獄後，會默默無聞地在沙頭角終老。 「如果要設定一個很戲劇化的場景，可能是盧振業有天從國外回來，在街上看到一個賣茶果的老婆婆，那個人就是廖子妤。」 而在2019年的故事裏，盧振業會前往美國，「他看著香港繼續這樣，我不相信他會回來。」 游學修出獄後，會繼續參與社會運動。「不過我覺得他行動的方式會有很大的轉變，未必走到最前線。」 「我覺得廖子妤是最踏實的一個人，她可能會幫張永權繼續留在沙頭角，做些保護土地的實事。」 「歷史是一種宿命。」趙崇基說，「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就是這樣，六七之後，英國人知道香港人會反抗，才做一些事去安撫香港人，這些安撫後來變成一些德政，包括廉政公署等等。 很多福利出來了，香港人多了很多機會，種族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一點，我們在60年代長大時，享受了這個成果，你沒有問過原因？如果沒有這場運動，這一切會不會推遲很多年，或者不會發生？我不知道。歷史不能重覆。」 《中英街1號》並未交待各角色何去何從，香港民主運動何去何從同樣受人關注。 中英街的前世今生 BBC中文記者 葉靖斯 要是您有聽說過荷蘭巴勒納紹（Baarle-Nassau）這個滿布比利時飛地，兩國國界縱橫交錯的小鎮，又或是加拿大與美國之間那座哈斯凱爾圖書館（Haskell Library）的故事，那您也許會對同時位處廣東深圳與香港特區境內的中英街嗤之以鼻。然而，中英街除了被中國大陸與香港分界線橫穿街道中心外，它還是處於封閉管理區內，不像作為歐盟城市的巴勒納紹般，可以讓你任意往返邊界。 深圳市官方對中英街有「一街兩制」之描述，而在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之前，這實際上就是「一街兩國」——中國與英國的陸上邊界。 中英街位於沙頭角鎮，沙頭角鎮位於香港東北部、深圳中南部。普遍書籍記載，長不到400米，寬不過4米的中英街本為沙頭角河河道，但後來河流向東改道，老河牀日漸乾涸，被開墾為耕地。 1898年英國與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租借99年」形式把九龍界限街以北的新安縣土地與200多座島嶼納入殖民地範圍，是為新界與新九龍。縮小後的新安縣與新界大多數被深圳河分隔，也以此為界，只有東面梧桐山與沙頭角為陸地相連。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主編的口述歷史著作《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中引述沙頭角鄉民說，英方曾希望沿河劃界，到場插旗，但村民反抗，把旗插到老河牀。1899年3月16至18日，中英正式勘界，奠定中英街「一街兩國」的局面。街上沿路豎立多枚界碑，上面刻有中文「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地界」與英文「英中地界1898」字樣。 中英街一號界碑，上面刻有中文"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樣。 但直到劃界之前，中英街應仍稱為鸕鶿徑。香港政府漁農處（今漁護處）退休助理處長饒玖才在《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一書中說：「分界後，有人填土築基，搭屋出售，不久發展成街。」劉智鵬教授則指出，中英街名字來自當地英界居民，但居於華界的居民不同意，因此還出現了中興街一名，並行使用。 被中英邊界一分為二的沙頭角鎮民眾最初都能輕易過境，無須接受邊防查驗，中英街也開始興旺。二戰侵華日軍佔領香港期間，中英街是中共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游擊戰鬥人員與日軍周旋的要塞。 港英政府與廣東省政府於1951年分別實施邊境禁區和新出入境規範，中英街與邊界兩邊的墟市走向蕭條，但限於中英街周邊的沙頭角居民往來仍相對自由。前港英政府新界政務署署長，香港歷史學者許舒（James Hayes）在《新界百年史》中提到，文革爆發前，沙頭角英界鄉民曾到華界的文武廟接走神像等，到英界重新建廟供奉。 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槍戰爆發，是1842年大清向英國割讓香港島以來，中英首次發生邊界武裝衝突。港方報章報道有五名警員死亡，中方則有一人死亡。事件中，英軍進駐沙頭角營救被中方人員開槍攻擊的香港警察，至8月11日宣佈全面封鎖中港邊界。 港英政府其後的報告認定攻擊乃中方民兵所為，但文革研究學者余汝信在《香港，1967》中指出北京承認有「邊防哨兵」參與其中。香港新聞工作者張家偉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中指出，封閉邊界前還曾發生過中方搬運工人越境將英方警察繳械，並把軍火運回華界一事。而沙頭角槍戰發生後，「左派群眾的暴力抗爭行動接踵而來」。 深圳一側的沙頭角邊境特別管理區聯檢大樓。只要在這裏辦理簡單手續，就可以取得「橋頭紙」進入中英街遊覽購物。 中英街以至於整個沙頭角最初除海路外，與香港其他地方隔絶。1912年，九廣鐵路（英段）沙頭角窄軌支線通車，提供客貨運交通。1927年，沙頭角公路通車，不久也開辦了巴士服務，取代緩慢的窄軌小火車。1967年暴動期間，沙頭角唯一的巴士線曾經停運，《中英街1號》影片中男主角騎自行車接載女主角到墟鎮上換乘巴士上學，相信正好反映了這段歷史。 中英街這段邊界從來不是正式關卡，沙頭角管制站與深圳方面對應的沙頭角口岸直到1985年才正式通關。因此在六七暴動至沙頭角設關之前，香港警方同時要負責中英街的反偷渡與反走私工作，但英軍也有戍邊。華界中英街則一直由解放軍駐守。 文革結束，中共領導人鄧小平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中英街成為深圳經濟特區的一部分，被視為大陸民眾最容易購入進口貨品的門戶，再次商店林立。同時，深圳方面仍有簽發證件給華界邊境居民到英界跨境耕作。專門研究香港邊境地區風俗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阮志博士在《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一書中提到，英方意識到有人借機偷渡進入香港市區申領身份證，要求中方改善跨境耕作證件制度，足見管制區內的居民往來仍相對便利、自由。 中英街兩邊居民的往來便利程度隨著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而有所收緊，而中英街的興盛則在深圳市內物質生活條件改善，與地方政府「愛國主義教育」、歷史古蹟宣傳政策的改變，以至於近年跨境水客活動的影響之間，起伏不定。粵界在過去10年先後設立歷史博物館、警世鐘等景點，並把3月18日定為「警示日」，宣傳「勿忘國恥」思想。 今天粵界中英街作為旅遊點，正進一步簡化領取邊境特別管理區通行證（俗稱「橋頭紙」）之手續，而港府數年前雖然縮小了沙頭角邊境禁區範圍，但港界中英街仍維持其「禁區中的禁區」狀態，居民進出須接受警員查驗身份證與邊境禁區許可證（俗稱「禁區紙」）。只是港方禁區紙不隨便發與非沙頭角居民，因此香港普羅大眾要想遊覽中英街，從深圳一方參加旅行團申請「橋頭紙」進出，反而更為容易。 粵方將中英街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開放旅遊；港方維持嚴格限制非沙頭角居民進出中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