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一帶一路」塑造未來國際權力與財富分配模式
美國政治學家托馬斯·勞爾森（Thomas D.Lairson）和大衛·斯基德莫爾（David Skidmore）在他們合著的一本政治經濟學著作中非常明確地指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尋求權力與財富的鬥爭。儘管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諸多好處，例如自由開放的市場、高效的資源配置、快速的技術擴散等，大大提高了人類生活水平，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在這場席捲全球每一個角落的歷史進程中，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獲益並不均衡，既有發達國家進一步固化了它們在權力和財富領域的結構性優勢。
所以，近代以來，儘管絶大多數國家縱向相比都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發展，但橫向來看真正從欠發達國地位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案例並不多。 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形式上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民族搭建一個合作共贏的平台，但本質上是提出一種新的發展路徑，推動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距離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依然有很大差距。如果繼續沿著現有的模式前進，很難再獲得真正的發展，只不過是在數量上的簡單增加。事實上，全世界都幾乎面臨類似的挑戰，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分化嚴重、社會動蕩加劇等。正如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所指出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針對這些挑戰，中國的回應是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並尋找答案，"一帶一路"倡議應運而生。 偉大的倡議能夠成功不僅在於道德上的優勢，更重要的是現實可行性。"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多是地緣政治上的高風險國家，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所以差別對待的原因之一，同樣也是部分西方國家詬病"一帶一路"倡議最主要的理由。但是，一味規避風險無疑還將繼續原有的全球化路徑，進一步固化"核心"與"邊緣"之間的金字塔結構。所以，"一帶一路"建設必須迎著風險而上，這是傳統權力邏輯的訴求，也是今天財富邏輯的訴求。 "一帶一路"基於古絲綢之路而設計，希望推進中國經濟走向世界。 技術進步已經為經濟發展模式的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基礎。這種新的發展模式正在顛覆傳統的"經濟交換"觀念，越來越多地以提供"低於成本"乃至"免費"商品和服務為特徵。例如華為公司在國外鋪設光纜和建設基站看重的並不是商品本身的盈利，而是標凖和後續的服務。同樣道理，近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的各種顏色的便民共享單車，其使用費用也接近於零。用戶在使用商品和服務的同時，積累起天文數字般的數據，一個個個體衣食住行等生活軌跡和消費習慣的數據積累，成為智能精凖廣告和金融服務的基礎，甚至能夠真實反映某個地區乃至國家經濟運行情況。這些數據所蘊含的知識和金融財富遠遠超過商品和服務本身的成本。不斷擴展、全面交互的物聯網，為新技術應用提供了幾乎無限的消費潛力。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掌握標凖和數據才是創造財富的關鍵，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交換。 所以，"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簡單地輸出落後產能——這在當今"非殖民化"的時代事實上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更不是"賠本賣吆喝"當國際慈善家。 相反，"一帶一路"倡議有著最為先進與新穎的商業邏輯。這種商業邏輯不再是單純的資本輸出和商品交換，而是依托基礎設施建設為快速蓬勃發展的新型經濟奠定基礎，打破地緣政治上高風險國家中普遍存在的貧窮與動蕩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如果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比作一個支點，那麼中國千億資本的投入將吸引整合更多的國際資本，以杠桿的形式撬動廣大被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所遺忘和忽視的市場，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動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打造更加扁平與民主的全球權力與財富分配結構。因此，"一帶一路"建設意味著未來數萬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商業前景。在這一過程中，零和博弈將讓位於合作共贏，各方都能夠分享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福利。 所以，習近平所強調的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並不是簡單的道德導向，而是現代商業邏輯的本質要求。"一帶一路"是推動這一偉大變革的原動力。那麼，對此還有什麼疑慮呢？目前亞投行已經有77個正式成員國，包括多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美國新政府也一改上屆政府拒絶參與的態度，對此次"一帶一路"峰會派出了由總統特別助理、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傑率領的高級別代表團。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帶一路"建設必將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和文明之路，造福世界，造福人民。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它充滿了各種希望和可能。 （注：上述文章不代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