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燭光晚會30年來首次中斷，新《國安法》陰影下的集體紀念是否還有未來
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有數萬乃至數十萬支蠟燭照亮夜空，為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中的受害者悼念。今年是 燭光晚會舉辦30年 來首次中斷。
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話題。但30年來，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六四」紀念晚會，不論風雨，燭光依舊。 香港警方近日以擔憂肺炎疫情擴散為由，援引用於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會緊急法令，對今年悼念1989年「六四」死亡人士的燭光晚會發出禁令。同時，隨著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在不經香港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內容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且即將在兩個月內生效。很多人擔心，萬人同舉燭光、高喊「結束一黨專制」的場景將永遠進入歷史。 美國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對BBC中文說，「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世界的損失。」 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話題。歷史教科書中不會提及，官方新聞媒體不會回溯，更不會有任何官方紀念活動。只有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境內可以公開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的地方。香港維園的燭光晚會是唯一成規模的集會。澳門今年的集會也同樣被禁。 消失的集會 受新冠肺炎防疫法令與《國安法》雙重夾擊，香港悼念「六四」事件困難重重。 受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禁止八人以上聚集，這輪「限聚令」剛好以6月4日為節點。「六四」紀念活動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承諾，督促參與者保持1.5米距離，但集會仍未被許可。而日常生活裏，在警方發佈禁令時，一些學校已經復課，大部分餐廳、酒吧開放，在這個山城狹小的空間裏，許多地方布滿人群。 香港支聯會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該組織在過去30年來連續主辦了「六四」燭光紀念晚會。 「97年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03年也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大家覺得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測試。沒想到今年斷在這裏。」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有點沮喪地說。 李卓人從沒想到，從1997年中共收回治港權，到2003年「沙士」病毒（SARS，又稱薩斯）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加上當年《基本法》23條立法的緊張情緒，都未能阻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晚會。這幾乎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允許香港人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最好實踐。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堂而皇之地成為官方拒絶集會的理由。 不僅在香港的社運人士不滿這種安排，國際上知名的關心中國的學者也為此不平。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中）號召香港人，讓今年的燭光「遍地開花」。 「這顯然是政治打壓」，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直截了當地說。「如果維園的集會是為了慶祝『一國兩制』的成功，那麼新冠病毒就不會橫加阻礙。」 知名中國法律學者、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也對BBC中文說，「在透明度太少的政府系統中，有一件事情是透明的——『六四』禁令的借口不可信。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顯然不想讓港人有機會對『六四』發表意見，不管是1989年還是今天。」孔傑榮長期關注中國司法改革，提倡人權。 當年的學運領袖周鋒鎖對香港今年失去「六四」燭光晚會表示痛心。目前流亡美國的周鋒鎖對BBC中文說，「過去三十年裏，香港的燭光對於當年『六四』的親歷者，特別是國內的受難者家屬來說，是最大的安慰。每年也有很多人專門從大陸到香港參加，對他們來說，彷彿一種朝聖。」 周鋒鎖形容香港的燭光是中國大陸和海外民運人士「堅守正義的明燈」，如果這盞明燈熄滅，將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極大損失。 維園集會雖然沒有批准，但李卓人呼籲香港人在不同地方悼念，以燭光「遍地開花」的形式紀念「六四」。 香港支聯會計劃當晚在各區設街站，派發蠟燭，並呼籲市民在晚上8點9分集體默哀一分鐘。部分成員也會在晚上7點八人一組分批進入維園，舉起蠟燭，舉行簡單儀式。 強調「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這樣一個擔心和現實：六四正在被遺忘。 習近平上台後，西方對於通過經濟合作推動中國自由民主的幻想已經破滅。 為什麼還要記得「六四」？ 每年「六四」期間，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都面臨嚴格審查。涉及當年抗議活動的圖像、人名等貼文都會自動屏蔽，無法顯示。對於中國大陸，1989年6月4日那天的事彷彿消失於歷史，不曾發生過。 在香港，隨著言論空間收窄，加上人大剛通過的新《國安法》草案，很多人擔心，香港人也將對「六四」面臨集體失憶。 孔傑榮表示，「香港的命運已經注定，尤其是考慮到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立法和最近全國人大的決定。香港將步入澳門後塵，向失憶屈從，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被迫承受的。」 林培瑞說，「『六四』與今天的香港息息相關，因為它生動地展示了中共的真實本質。香港今天面對的是同樣致命的本質。」信息封鎖、言論受控、以超越法律的手段打壓異見等等都被認為是中共極權的本質。 周鋒鎖說，「六四」雖然已成為歷史，但卻是「一個常新的話題」。他認為中共極權不僅造成了「六四」的悲劇，也導致了最近的新冠疫情爆發。他說，病毒大流行是「因為沒有自由、人民不能發出聲音，甚至醫護人員也被禁止談論，造成的世界性災難。」 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訴求導致的天安門流血事件給中共帶來了空前的統治危機。 1989年5月14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絶食抗議 在「六四」31週年前夕，總部設在美國加州的非贏利公共福利組織「人道中國」舉辦了網絡紀念活動，悼念「六四」死難者。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在紀念會上陳述了多個需要記住「六四」的理由。 林培瑞特意加上了這樣一句話：「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害。同樣，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來，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亡。『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許多其他方面都不同。可是有一點是一模一樣，共產黨宣佈數字，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是根據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成的結果。」 中國官方將1989年6月4日對學生和市民的屠殺稱作鎮壓「反革命暴亂」，並稱有兩百名平民及幾十名安保人員在鎮壓中死亡。不過，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數一直遭到質疑。外界的估計從幾百至一千人不等。英國在2017年解密的文檔中顯示，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後發出電報稱，「六四」事件中，中國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而該消息來源是某個正在「傳遞消息的人」。 對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人數，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都曾提出質疑。中國在今年4月修改了疫區中心武漢的死亡數字，上調接近50%。官方稱，由於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客觀上「存在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而統計標凖依然受到質疑。 中共當局始終禁止對「六四」進行反思、紀念與公開討論。大多中國人擁有了比31年前更豐富的物質生活，但也在為「六四」付出代價。圖為2016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中國遊客在參觀升旗儀式。 「六四」紀念還有未來嗎？ 香港支聯會秘書長蔡耀昌說，過去30年的「六四」紀念活動雖然沒有達到「建設民主中國」的作用，但至少每年提醒人們記住這一天，令政權不能夠忽視這段歷史。 「這也讓支聯會繼續支撐紀念活動責無旁貸，」他對BBC中文說。 中國全國人大5月28日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正式獲授權進行香港《國安法》立法工作，由於法例以繞過香港立法會的方式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擔心這種做法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包括香港支聯會在內的整體香港公民社會都感到措手不及。示威人士、媒體、法律界、民主派政治團體、非政府組織、與外國政客有聯繫的政客等等，全部都有可能受到《國安法》的影響。 蔡耀昌說，「目前的憂慮有點像97之前，大家擔心，支聯會會被取締嗎？」 香港市民對北京決定直接制定國安法有何看法？ 中國人大以2878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1人未有按鍵下，通過香港《國安法》決定草案。 「但不管怎樣，都不會比內地環境差。當《國安法》真正到來，我們也對更差的環境有所凖備，會盡力在各方面爭取更大的空間。」蔡耀昌依然保持樂觀態度。 香港支聯會在過去幾年受到本土派的批評，認為「平反六四」不再是香港人的事，而應該將焦點集中在本土訴求上。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項調查，2015年「雨傘運動」後，認為「六四」晚會為了「爭取中國民主化」的比例明顯下降，而認為「爭取香港民主化」的比例上升。 不過，去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反送中」運動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似乎令這種趨勢減弱。蔡耀昌說，近來支聯會受到的批評減少了，並且由支聯會籌辦的「六四」紀念館也因為多了「反送中」相關的展覽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駐足。 在台北，一批香港和台灣學生示威抗議港版《國安法》。 加上今年多了對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處理集會的不滿，蔡耀昌認為，在今年的「六四」紀念中，「本土抗爭的意義比以往大」。不過，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接下來面臨如何凝聚的困境。 林培瑞認為，即便限制在中國國內，香港民主運動依然有發展空間。他說，「在中國國內，對中共的不滿和抗議比表面上看到的多。中共在維穩定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支持以「遍地開花」的形式延續未來的民主運動。他說，「我希望那些選擇留下的和多數不能離開的人，即便在當前艱難的環境中，也能找到一種方法，對即將來臨的不公命運進行富有創意的、完全和平的抗議，讓歷史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