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出任副總理 重塑中國經濟氣質的「掃地僧」
3月19日，劉鶴在新一屆中國兩會上當選副總理，被習近平視為重要經濟智囊的他正式從幕後走向台前。
長期扮演「智囊」角色的劉鶴，在習近平時代逐漸來到台前，參與十八大後經濟改革。在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面臨多重風險，劉鶴在改革關鍵時刻擔當重任，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氣質」，具有「分水嶺」意義。 這與1992年朱鎔基的處境相似，用劉鶴的話說，「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 劉鶴究竟是誰？他將面臨哪些挑戰？BBC中文記者梳理劉鶴的經濟思想，採訪經濟學家，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走到前台的學者型官員 2013年5月，一次中美官員會面，外界突然認識劉鶴。 劉鶴的白髮在中國官員中顯得不同尋常 此前，3月14日，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 。14天後，劉鶴從中財辦副主任職位轉正，這時他已當十年副主任。 「扶正」兩個月後，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訪華，習近平與多尼隆握手，指著身旁一人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當晚，多尼隆的隨行人員與劉鶴會談，該次會談是臨時所加。 這一細節被《華爾街日報》披露，中國媒體和民間反覆引用。最高領導人直接認可，成為劉鶴「聲名鵲起」的資本。 隨後，劉鶴開始頻繁見諸報端，有媒體將其比為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的掃地僧，深居幕後卻身手不凡——從第八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劉鶴曾參與制定多份中國經濟長期規劃，先後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任國家主席起草經濟講稿。 十九大上，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一個從未在地方政府任職的官員位列「黨的領導人」，至今日當選副總理，有望掌握經濟領域實權。在重視履歷的中國官場，這樣的軌跡頗為罕見。 「這個官員跟別人不太一樣。」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教授馬旭飛認為，劉鶴當選副總理，是給一個學者型官員正式權力。他系統地掌握經濟學原理，重視數字，履新後應會有基於科學的政策推出，他還有美國留學經歷，視角更加國際化。「剛退役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是學者型，執掌央行15年。15年來，中國經濟複雜度提升，全球金融、貿易領域有很多複雜棘手的問題，主管經濟者更需學者背景。」 在習近平時代，和「學者」劉鶴經歷類似的還有王滬寧，後者長期任職中央政策研究室，同樣輔佐三任主席，同樣是學者型官員，同樣在十九大後躋身要職。 劉鶴和馬凱（右） 劉鶴與習近平 不同於王滬寧的是，劉鶴與習近平早有交集。 中國媒體報道顯示，劉鶴在中央任職時，兼任過福建省政府顧問，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間最長，達17年，官至福建省省長。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朴之水（Albert Park）表示，劉鶴和習近平的私人關係非常重要。前中國總理朱鎔基的改革成功，背後是江澤民對經濟改革的力挺。現在中國體量更大、問題更複雜，但相比於經濟，習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政治方面，劉鶴深入改革將觸動很多利益集團，沒有習近平全力支持，很難取得成績。 習劉相識則要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他們同在北京讀中學，同為「紅二代」，各自的父親又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中學時期，習近平和劉鶴共同遭遇文革，二人響應「上山下鄉」，分別去陝西、吉林當知青。文革過後，習近平從河北正定縣開始了自己的官場生涯；劉鶴則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經濟學，此後一直在經濟部門擔任研究型職位。 劉鶴還曾赴美國攻讀工商管理碩士，1995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公共管理學位，這在同齡官員中較罕見。 習與劉，一個在各地政府不斷調換，主政一方，一個在中央的經濟部門，搞政策研究；一個不斷升遷直至中南海，一個長期職級沒有變動。 不同路徑，歷經40年，在中共十八大後又交匯在一起。彼時，習近平剛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就南下廣東考察。因為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路線相似，又重提"改革開放"，中國官方媒體將此行稱為"新南巡"。新聞畫面中可以看到，劉鶴出現在習身邊，全程陪同。 「新南巡」的信號在一年後見分曉，2013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其中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劉鶴被認為是這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的參與者。但外界不少人認為，這個龐大計劃在其後四年執行得並不理想。 這份改革文件與劉鶴的經濟主張有一致性—— 一方面，文件中將曾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視為是對市場經濟理念的靠攏。劉鶴就在公開講話中稱，中國的服務業存在著嚴重的進入壁壘，現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礙正常的價格競爭，解決增長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反壟斷，鼓勵競爭；他還提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並且發揮重要作用。 朴之水對劉鶴的這些觀點「強烈同意」，各種政策壁壘深刻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活力，如果不能構建「平等的競技場」，那麼經濟發展的後勁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文件同時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地位」。 「黨的領導是改革的核心」也是劉鶴的一貫觀點，比如，劉鶴在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提到，「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這篇論文2015年被授予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這是中國的經濟學最高獎。 重視市場經濟，又強調黨對經濟改革的領導。這可能令人困惑，但用他自己的話解釋是——「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著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迴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上非常務實，因為兩者最終都是為發展服務的。」 或許這種「實用主義」才是劉鶴的真正底色。 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 今年1月，劉鶴代表中國參加達沃斯，發言中他提到，「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 中國領導人形像統一，染髮成為慣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會場上，眾多退居二線的領導人出現在主席台，前總理朱鎔基未遵循領導人染髮的慣例，以一頭白髮亮相，引發了國民議論。 出席中共十八大的朱鎔基 另一個打破慣例的人正是劉鶴：2012年的劉鶴還以黑髮為主，5年之後則漸成全白，不僅未染，長髮也剃短，開會時與其他中國官員格格不入。 除了相似的白髮，劉鶴與1993年的朱鎔基也站在「似曾相識的路口」——擔任分管經濟的副總理、面臨不斷累積的金融風險、改革紅利耗盡急需力度更大的措施。 「劉鶴和朱鎔基面臨的中國經濟有一個相似點和一個不同點。」朴之水認為，相似點是指大量的債務風險，不過中國應該能夠解決，因為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槓桿率不是那麼高，同時國企負債雖多，但除鋼鐵水泥等個別行業，不少國企經營狀況要遠好於當年朱鎔基面臨的國企巨虧，及其帶來金融系統的壓力。 朴之水看來，不同點是當前劉鶴面臨更複雜的外部環境，比如潛在的中美貿易戰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過去中國政府在經濟目標難以達成時，會花大量錢刺激經濟，不僅不能持續，還會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同時加劇現存的債務問題，所以不如承受短期衰退，而保住長期的成長性，但中國的'保增長'的政治壓力很難允許經濟官員這麼做。這是劉鶴要面對的。」 劉鶴還未當選副總理，就已經開始應對上述外部挑戰了。特朗普上台後，中美貿易摩擦驟增，今年2月劉鶴訪美「滅火」，劉鶴得到了一個新職位：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 「劉鶴承擔了美中關係最重要一環，即經貿領域，但很難有巨大改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要求已不僅是貿易赤字問題，而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在習近平時代的整體走向——到底是進一步政企分開，通經濟市場化和國際接軌？還是保持國有企業壟斷、保持國家產業扶持政策，對於外企進行諸多限制？「劉鶴很難在這麼大領域裏作出決定，他只能做戰役上的談判，達不到戰略性效果。」 在劉鶴熟悉的經濟領域，中國面臨的挑戰還不止於此。 「相比債務風險、外部挑戰，中國經濟有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是經濟增長的源頭。」朴之水教授稱，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漸乏力，生產效率增長在過去幾年大幅減速，必須通過真正的創新才能實現增長，這需要完善市場機制、高效金融支撐、去除壟斷等措施，真正釋放私企的創新能力。 馬旭飛認為，作為經濟主官的劉鶴需要帶領中國走向經濟上的成熟，中國已有華為、騰訊、阿里巴巴這樣世界級企業，微觀層面漸趨成熟；現在需要宏觀層面的成熟，體量越來越大，經濟結構合不合理？能否抵禦金融風險？如何處理貿易摩擦？都需要逐個破解。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衡稱，學界都在關注2018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它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氣質，有著『分水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