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停火談判期北京啟動高級別知識產權法庭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1月1日啟動知識產權法庭，主要審理專利等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上訴案件。這是中國首次設立專門法庭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並把「重大、複雜」案件的一審民事和行政案件升級到高等法院審理。
盜版光碟 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直是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特朗普政府指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的行為猖獗，令美國損失了超過6000億美元。中國高等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啟動，正值中美兩國90天貿易戰停火談判的敏感時間。 這一「中國知識產權訴訟法律制度上的歷史性突破」能否真正起到保護知識產權的作用，並解決美國長期詬病的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缺陷？ 地方保護 在紐約查獲的中國假冒產品。 剛成立的知識產權法庭是中國高等法院的常設審判機構，主要審理專利、計算機軟件等技術性較強的民事、行政上訴案件。在此之前，中國的知識產權案件在地方法院實行兩審終審制，即先在中級法院完成一審，上訴之後到高級法院；只有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有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既是初審法院又是上訴法院。 高等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庭長由最高法院副院長羅東川擔任，他說，設立知識產權法庭是為了統一專利等案件的審判標凖，是中國知識產權訴訟法律制度上的歷史性突破。 羅東川在發佈會上說，「（知識產權法庭）允許當事人將案件直接上訴到最高法院，由一個審判機構來確保裁判尺度和標凖的統一，能夠直接把最高法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意圖、要求加以落實。」 中國官方數字顯示，2017年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將近20萬件，比2016年增加了四成，其中包括大量的網絡盜版、商標侵權等案件。隨著高新技術發展，對外貿易增多，案件變得越來越複雜。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的專業顧問舒明德（Paul Schmidt）主攻中國知識產權業務，他認為，在高等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庭有助於擴大知識產權方面的專家團隊，對相關案件作出審理和裁決，尤其在處理複雜案件上。從這點來說是中國法律的提升。 另一方面，把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上升到國家層面有利於避免地方腐敗。舒明德對BBC中文說，「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保護當地特定產業，給法官造成壓力。把案件的審判轉移到國家層面能避免法官傾向於保護當地產業。」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孫皓琛對BBC中文，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是中國知識產權體系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在專利領域。因為專利案件涉及的賠償額度非常高，企業一旦敗訴，對地方經濟打擊巨大。 困難依舊 仿冒品牌的鞋在中國公開銷售（資料圖片）。 但是，舒明德強調，要真正做到保護知識產權，「困難依舊巨大」。「（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只能起到助力效果，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17年歐洲刑警組織和歐盟知識產權辦公室聯合發佈的報告稱，全球約有八成假冒產品來自中國。舒明德說，這些行為已經是老生常談，不斷發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大的改變。」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徵結在於執法薄弱。孫皓琛分析，中國對審判結果的執法主體是行政機關，比如，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履行《商標法》的侵權案件，版權局履行《版權法》的侵權案件。他認為，今後要逐步削減行政機構的執法權力，鼓勵通過法院執法。 舒明德說，要履行執法，有「非常多的事情」必須辦到。比如對違反知識產權的行為增加處罰金額，加強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刑事定罪，更好地培養執法人員，大幅度減少腐敗等。 「不僅僅針對每年少數幾單案件，而要對成倍多的案件加強行政執法。」 另外，孫皓琛說，中國有些知識產權的法律條文「非常籠統」，立法機關應該在法院和行政機關的執法經驗下，盡快更新和完善保護標凖。 他舉例說，《版權法》下的「合理使用制度」目前只包含12種例子，而實際案件涉及的情況早已超過這個範圍，因此需要對條文「精細化處理」。 高難度案件 今年5月，美國根據該國的《1974年貿易法》對中國知識產權政策展開「301調查」，結果認為，中國長期通過強制技術轉讓、黑客入侵等方式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和尖端技術。 孫皓琛說，「中美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產權法庭的建立。」 新設立的高等法院知識產權法庭主要審理七類上訴案件，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和壟斷等民事案件和行政處罰。 這幾類都屬於涉及高新技術的專業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美國金理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院副教授王昶認為，高等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將會審理「重大的、疑難的、涉外的、涉及高新技術的和有潛在政治含義的案件」。 他對BBC中文解釋說，過去知識產權法律是沒有政治含義的，但現在高新技術不斷發展，對外貿易爭端開始顯現，和知識產權、商業機密相關的法律領域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帶有政治含義。於是，在中國整個法律體系的框架下，需要有更高級別的司法部門統一作出考量，這是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在中國的法律框架下自然發展的結果」。 美國影響 王昶說，在某種程度上，中國設立知識產權法庭受到普通法系，尤其是美國法律的影響。 中國的三大知識產權法都是在改革開放後借鑒外國司法體系的成果頒布的。在美國，專利案件都有專門法庭審理，比如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他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中國法律的發展是一個參照。」 王昶說，當北京等地於2014年成立知識產權法院之後，需要有一個上訴法庭來處理上訴案件，於是高等法院的知識產權法庭就成了必然結果，標誌著「把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成熟的法律領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