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翼青年的崛起和官方的打壓
北京大學畢業生岳昕是今年中國網絡上最著名的左翼青年之一，但她已從公共視野中消失了四個月。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年夏天她放棄了去美國讀研的機會，投入到深圳佳士工人維權活動。2018年8月24日，中國警方在廣東惠州帶走包括她在內的數十名左翼維權者後，公眾再也沒有她的消息。
過去幾十年，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令一部分中國人先富起來。而曾經被中國共產黨宣稱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的工人，在國企轉制、下崗、出口型經濟轉型和城市化建設中，日益被邊緣化，權利無保障，有的工人群體甚至被列入「低端人口」。 在中國社會空間不斷緊縮之下，一批關注社會底層、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年輕人在網絡和街頭集結，對他們所不滿的勞工權利無保障、貧富差距加大等社會現實問題發起挑戰，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行動力量。他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大多就讀於中國一流大學、喜歡讀馬克思著作、擁護社會主義，在學校就積極參加社團、為校內工人的權益奔走。在深圳佳士工人維權行動中，他們身穿寫有「團結就是力量」的白色T恤、舉手握拳衝在最前線，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抗議者，也因此遭到中國當局的嚴厲打壓。 岳昕和佳士工人維權事件 在這場傳播甚廣的左翼運動中，北大學生岳昕無疑是標誌性人物。 今年本科畢業前，岳昕先是放棄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碩士錄取，應聘去獨立媒體NGOCN做記者。還未正式入職，7月又隱瞞身份，去了廣東一家工廠做流水線工人。對於這些看似矛盾的職業選擇，她的兩個朋友現在回憶起燥熱夏天裏的岳昕，有一點是明確的，「要與工人站在一起」。 佳士工人聲援團成員 到工廠沒多久，岳昕就得知了另一家廣東公司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遭遇。深圳佳士是一家主營焊割產品的製造企業，其公司員工近來屢次投訴被侵犯合法權益。工人們說，佳士有很多違法行為，包括強迫工人超時加班、非法調休、嚴苛罰款、欠繳公積金等，他們希望通過組建工會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佳士否認工人們的指控，稱工廠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 數名佳士工人今年5月開始籌備組建工會，但積極組建工會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毆打，也有涉事工人被開除。參與建會的工人拒絶被開除，多次前往工廠要求復工。7月27日，大約有30名佳士工人和其聲援者在工廠要求復工時被捕，引發外界關注。 工人和到現場支援的青年自發組成了現場聲援團，呼籲釋放被捕工人。 此時岳昕也坐不住了。「我覺得任何一個人看到這樣的事情真的會看不下去，」之前她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8月5日，她趕到深圳加入佳士工人聲援團。 北大畢業生岳昕 陸陸續續，幾十名抱著與岳昕相同想法的左翼青年來到了深圳加入聲援團，他們大多二十歲左右，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南京大學等中國知名高校；有在讀學生，也有剛畢業沒多久的年輕人。 左翼青年岳昕成長史 今年22歲的岳昕出生於北京的一個中產家庭，高考後又順利考入中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人生的前二十多年可以說是順風順水。 優越的家境讓她不用為生計擔憂，有充足的時間閲讀和思考。在人大附中讀高中時，她開始閲讀《南方周末》，成了這家著名的自由派周報的小粉絲，還經常給其撰稿。岳昕也嘗試關注新聞自由、勞工、LGBT等議題，成為一名自由主義者。 2016年秋，就讀印尼語專業的岳昕前往印尼交換一年。她的朋友王魯對BBC中文表示，在印尼這一年，岳昕開始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以前她推崇憲政民主，但是到印尼發現，即便實現了憲政民主，社會中的很多現實矛盾，比如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並未因此有顯著改變」。這些思考和困惑導致其思想「左轉」。 從印尼回到北京後，岳昕參與的兩次社會實踐活動加速她的轉向。去年冬天，北京大規模驅離外來人口，岳昕幫助一家機構義務整理了清理「低端人口」的數據。今年年初，她與50多名同學一起走訪調查了北大300多名後勤工人，並擔任工人調研報告的主要寫手。在這些活動中，岳昕接觸到更多的底層工人，對他們遭受的不公和苦難有了更直觀和深入的觀察。她逐漸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最能解釋現實、改造社會的理論武器。 岳昕最初走入公眾視線是因為公開為性侵事件發聲。今年4月，中國#MeToo運動的火焰燒到北大，該校校友李悠悠實名指控原北大教授沈陽20年前在學校任教期間，疑似性侵女學生高岩並致其自殺。岳昕等八名北大學生向學校申請信息公開，卻因此受到學校和家庭的壓力。 一時之間，岳昕的公開信在微信等社交媒體「刷屏」。她在信中說，4月23日凌晨，北大輔導員與母親闖入宿舍將她帶回家中，並要求她保證不再介入此事。而她的母親自扇耳光、下跪請求，甚至以自殺威脅。 在朋友們眼中，眉目清秀的岳昕性格積極開朗，做事認真、熱情，是他們的「小太陽」，對底層民眾有強烈的同理心。王魯說，岳昕時常對自己擁有的豐厚物質條件感到愧疚，「她經常表現出一種自責，在日常接觸中（她會覺得）為什麼她能夠很幸運地獲得這些東西，然後看到身邊絶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有她這樣的物質基礎」。 從岳昕的一篇被廣泛流傳的文章中也能一窺她的想法。「可以說，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裏，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滿了極端的幸運...面對這些幸運，我無意感謝上天，一是因為我不信神，二是因為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社會結構性不公的結果，如果我感謝上天、自得其樂，那簡直是又蠢又壞。」 併肩戰鬥的小伙伴 從家庭背景來看，參與此次工人維權行動的一些左翼青年如岳昕一樣，在衣食無憂的家庭中長大，他們自稱「既得利益者」，熱衷閲讀揭露、分析社會亂象的文章和報道，對社會貧富差距和階級固化有深刻反思，同時有時間和條件去關注社會底層，希望通過直面這些黑暗、負面的現實來改造社會。有的則來自工農家庭，父母和身邊的親戚、朋友與他們關心的群體命運相似，多年來從事著辛勞、工時長報酬卻較低的工作。他們親眼目睹工人們的困苦生活，潛意識地想去幫助並思考這個群體的未來命運。 不少高校學生加入現場聲援團，支持維護工人權益 面對社會的不公，這些年輕人從馬克思主義中獲取了豐厚的思想資源。聲援團成員、大學生肖明說，最初只是單純覺得底層生存狀況惡劣，不公平現象繁雜，年輕一代應該關注並找到解決辦法。上大學後讀了一些馬列書籍，「發現馬列將問題剖析得非常透徹，社會主義的理論非常引人入勝」，慢慢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她說，以前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思想上的認同，而這一次參與聲援維權的佳士工人，」讓我覺得，我開始在實際行動上站在了無產階級、工人群眾的一邊了」。 8月的廣東，酷熱難耐。聲援團一方面積極爭取與官方溝通，到深圳坪山檢察院遞交公開信，督促釋放被捕工人；另一方面加強在工人群體中宣傳，在許多工人居住的惠州大亞灣拉橫幅宣講、舉辦文藝匯演，希望更多人了解他們的訴求、加入聲援。 聲援團成員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阻撓。8月11日，聲援團核心成員、中山大學碩士畢業生沈夢雨在惠州大亞灣被幾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帶上車，隨後與聲援團失聯。聲援團認為，沈夢雨遭到了綁架，而當地警方卻指，已聯繫沈夢雨父母核實，此事為其家庭內部矛盾糾紛，不存在綁架。 沈夢雨（左二）和岳昕（右一）等聲援團成員8月10日向深圳市坪山區檢察院遞交公開信，要求敦促警方釋放所有被捕工人 隨著聲援團在社交媒體上的宣傳和媒體的廣泛報道，他們的影響力進一步發酵。8月下旬，一些內地網民意識到中國內地對於這起事件的輿論壓制，開始在微博微信上轉發外國媒體和香港媒體的報道以及一些資料，雖然許多帖子發出後很快遭到刪除。 8月19日，岳昕代表聲援團發出致中共中央和總書記習近平的公開信，提出六點訴求，包括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學生、禁止秋後算賬、所有維權工人復工並依法組建工會、徹查聲援團沈夢雨失聯事件等。 他們並未等來中共中央或習近平的回復，反而招來了一群戴著頭盔、手持盾牌的警察。聲援團成員倪定回憶，8月24日凌晨四五點，當時聲援團四五十名年輕人擠在一處有一個大客廳和四個小套間的民房睡覺，警察突然闖入，她被巨大的砸門聲驚醒。 「當時我們發現這個情況，然後就有人說我們手挽手，大家就手挽手。警察看到控制不住場面就開始暴力拖拽，把人一個個拉下樓，有反抗的就直接摁倒在地，」倪定說。 警方沒有向他們說明逮捕原因。聲援團成員、左翼青年張聖業曾問警察為什麼逮捕他們，警察要麼不回答，要麼就說年輕人不要太氣血方剛，打哈哈不解釋。 大部分聲援團成員被警方帶走後遭遣返回家，而岳昕等幾名成員自當天起就「消失」了。這次逮捕無疑激化了聲援團成員和中國當局的矛盾。此前，聲援團一直期待能夠收到官方的正面回復，而這次逮捕撕毀了這種期盼。清場後，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發出的一篇評論稱：「只有北洋軍閥才會鎮壓維權工人和進步青年。」 張聖業被釋放後也發表文章說：「直到8月24日驚醒的清晨，聲援團的每一位同志都依然堅信黨中央和國務院收到並閲讀了聲援團的公開信，堅信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政權會旗幟鮮明地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然而，這一切都在防暴警察衝入我們駐地的那一刻，化為泡影，也將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旗幟』，撕得粉碎。」 左翼思潮的復興？ 左翼思潮也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存在，標誌之一就是和毛澤東像和他曾經提出的口號。 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學生運動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遭受不公平對待，引發了學生們的怒火。而1989年「六四」中國政府對學生開槍後，學生幾乎絶跡於政治運動和社會群體事件。許多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更是被廣泛批評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冷漠自私」，他們審時度勢，不惹事，不問政治，不多說話，只關心自己的前途。此次佳士工人維權事件，一幫左翼青年卻成為最有力的推動者。 從初中高中的思想政治課，到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在1949年之後的社會主義中國成長並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或多或少都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樣的教育下，出現左翼青年順理成章。只是如今，他們習得的知識理念與現實起了衝突。 「這些孩子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就是這樣被教育的，要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共產黨的執政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當年共同富裕的承諾也沒有實現，」歷史學者章立凡分析，「他們在現實中感到，原來教他們的東西跟現實是相反的，所以他們認為這個社會不公正，他們要求按照他們所受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來重新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秩序。」 左翼青年近年來已經多次引發輿論的關注。去年，數名左翼青年因為參與了一場廣州讀書會被警方拘捕。據香港《明報》報道，北京大學畢業生張雲帆2017年11月15日在廣州工業大學舉辦讀書會時因談及六四，遭警方拘捕，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刑事拘留和監視居住，12月29日取保候審。張雲帆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毛左」。同起事件中，至少還有3人被捕後獲保釋，4人被通緝。 在觀察人士看來，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深層次經濟和政治矛盾加劇，勞動密集型私企和外企降低成本時會侵害工人的權益，為維權提供了群眾基礎；而中國當局不斷打壓自由派，意識形態向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回歸也促使了左翼思潮的傳播。 「習近平上台後，官方對自由主義思潮採取了一些封鎖和控制，在這個環境下自由主義幾乎就沒有聲音了；在自由主義沒有聲音的情況下，官方的意識形態又出現向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原教旨回歸的現象。」中國政治學者乘桴指出。 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陳純也認為，從「709」律師的逮捕開始，自由派中的行動人士遭到全面打壓，左翼青年自然而然地填補了他們騰出來的行動空間。 雖然這些左翼青年信仰馬克思主義，卻仍被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中國共產黨嚴厲打壓。乘桴和章立凡指出，今天這些左翼青年的活動與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類似。 「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通過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而產生的，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依靠力量，從而對當時的國民政府造成了衝擊和挑戰，」乘桴說，「如果當局允許他們在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框架下走下去，勢必會成為挑戰中共執政的力量，這是中共絶不能允許的。」 在觀察人士看來，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不像以前那麼樂觀，一些私企和外企降低成本時會侵害工人的權益，為維權提供了群眾基礎 一位要求匿名的NGO工作者認為，這些左翼青年並不全是認可毛澤東，抱毛象、唱紅歌可能只是策略，或者只代表部分人的意見。他曾與這批左翼青年有過接觸。這位NGO工作者告訴BBC中文，一些左翼青年認為，改革開放後資產階級和官僚結合，未能真正提高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反而造成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局面。 「追求自由主義和民主並不意味著能帶來改變，他們要找到另一條出路，」他說。 後續打壓 事實證明，聲援團成員被捕或許只是官方對這起維權事件做出回應的開端。多名聲援團成員失聯當日，此前對事件一直保持沉默的中國媒體對事件進行了詳細報道。在官方新華社的報道中，事件的真相被描述成工人在「維權」中，多次非法衝擊佳士公司，工人、學生、網民被裹挾其中，而背後推波助瀾的是「打工者中心」機構。 很快，9月各大高校開學，一些聲援團成員和支持維權活動的年輕人髮現，官方的打壓遠沒有結束，他們參與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幫扶工人的社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工友被領導威脅不能來參加活動，我們新招進來的志願者被老師約談，被約談之後就直接選擇退社，然後刪了好友，」倪定說。除此之外，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閲讀研究會等左翼青年們參與的校內社團也遭遇了打壓。 北大畢業生岳昕參與佳士工人聲援活動後，在公眾視野中消失 進入11月，更多的左翼青年和活動人士在各地失蹤。9日晚，張聖業在北大校園內被不明身份的男子直接擄走。根據聲援團12月16日公布的消息，目前，仍然有29位聲援團成員、學生和社會人士因涉及此次工人維權事件失去自由。 寒冬來到，左翼青年的抗爭仍在繼續。他們給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寫信、發起尋找失聯成員的行動，不斷在推特、佳士聲援團網站上發佈文章、紀念視頻，講述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的抗爭也引發了國際關注和聲援。11月底，包括美國著名左翼學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內的30多名國外學者呼籲抵制在中國舉行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以抗議中國政府打壓維權學生。 這些左翼青年似乎並不畏怯官方可能對他們採取行動。BBC中文記者採訪張聖業時，曾問他有沒有擔心過自己的安全。 張聖業在通訊軟件上回復：「我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這一句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應受訪者要求，王魯、肖明、倪定、乘桴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