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從鴉片戰爭到中美貿易持久戰
中美貿易戰暫告一段落，但並未解決美國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問題。如同鴉片戰爭一樣，貿易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經濟摩擦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中美貿易戰暫告一段落，但並未解決美國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問題。如同鴉片戰爭一樣，貿易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經濟摩擦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長期的貿易摩擦是否會演變為持久的貿易戰？貿易戰變成持久戰是否會影響到中美國家間其它方面的關係？ 回顧一下，1840年的鴉片戰爭前後世界發生了不平衡的巨變，新崛起的大英帝國不斷擴張其全球影響，和當時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但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走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後人更多是從地緣政治、體制、道德、民族、技術差異和矛盾等比較直觀的方面來解釋近兩百年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鴉片戰爭深層經濟原因的研究似乎仍有不足。特別是，歷史學者對鴉片戰爭前後為何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與以英國為代表的工業化大帝國在全球化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很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反思。 兩大帝國爆發衝突的原因之一，在於當時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精英對中國的民族歷史、文化和經濟方方面面都缺乏基本認識，在語言、文化、歷史、政治和社會的種種隔閡下，1793年大英帝國馬戛爾尼出使大清帝國洽談貿易的使命以失敗告終。馬戛爾尼給英國乃至整個西方（包括美國）帶回一個從中國學到的新詞，加入了牛津英語大辭典：磕頭。 對中英兩國來說，馬戛爾尼的這趟外交使命不僅失敗，而且為後來歷史的災難性發展留下根源。大清帝國的外交當時看似成功：迫使馬戛爾尼在乾隆帝面前跪下了，皇帝對英國"蠻夷"那些"雕蟲小技"不屑一顧，但實質上更為失敗：這一跪為後來長達百年的炮聲隆隆與山河破碎留下禍根。使團中很多人回到英國後，寫出對中國印象非常不利的報告，給英國執政精英和公眾對中國不少錯誤印象，特別是：對中國外交無法平等進行。 所以，美國對清史研究頗深的歷史學家何偉亞（James L.Hevia）曾說過，英國人用文字和筆把中國消滅了。 這一東西方失敗的外交溝通帶來的惡劣影響至今，"磕頭"一詞仍在西方常常使用，被指向北京低頭接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見諸於西方媒體上討論對華政經關係的文章中。 鴉片戰爭就是後來中英關係災難性發展的標誌性產物，其實質是兩國從貿易開始的經濟摩擦，走向社會制度和軍事的衝突。大英帝國當年的這場貿易戰可謂速戰、速決、速勝。 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完後，十多年裏又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其實已經和鴉片貿易關係不大。中國開放鴉片貿易後，幾十年裏崛起為世界最大鴉片生產國，同時也促發其國內民族主義覺醒和戰亂。 鴉片貿易戰的長遠影響 眾多歷史經濟學者已經從經濟結構角度來看中英鴉片戰爭。當年流亡在倫敦的馬克思是一位先驅者，他當年犀利地分析了這一貿易戰爭。 關於鴉片戰爭的經濟原因，看看馬克思當年的《鴉片貿易史》，可以從西方角度來觀察其經濟和政治原因："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輸出的鴉片數量不超過200箱，……中國法律許可鴉片作為藥品輸入，……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2000箱。" 馬克思指出了在國際關係中這種貿易和戰爭的本質："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禁止外國人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蹋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絶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 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是西方國家對大清帝國貿易僅有的渠道。 馬克思在1858年發表的此文結尾通過經濟推理預見到鴉片戰爭的結局："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同時允許在中國種植罌粟，英印政府的國庫會遭到嚴重災難。" 果然，中國開放了鴉片貿易的幾十年後，一度成為世界鴉片種植最大國家。1882年鴉片不僅自給自足還出口創匯。歷史學者調查稱，1906年前後，四川一個省的鴉片產量，就佔了全世界總產量的一半。這時候，外國輸入中國的鴉片的利潤和市場份額早已大跌。東印度公司販賣鴉片的短期利益構成了大英帝國國際矛盾的長遠代價。 鴉片戰爭的導火索是鴉片貿易，但核心是中英兩國的貿易不平衡。當年中英兩國在經濟領域裏的衝突未能通過經濟和外交渠道解決，演變上升為一個試圖憑借強大的軍事（科技）實力的大英帝國以炮艦政策推行全球貿易，欺辱一個閉關自守、現代生產力低下的大清國，並打開後者的市場的歷史。 在21世紀的新時代裏，炮艦政策已經不為覺醒的、更文明的世界接受。貿易戰卻沒有消失，反而因為全球化，在國家關係中反復出現。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有劇烈的貿易戰伴隨其中。 美國貿易戰史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和軍事頭號強國，經歷過無數次貿易戰。最早從其作為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與英國開戰走向獨立，南北戰爭，到後來與世界其它國家的衝突，不少都含有貿易糾紛導致戰爭的因素。 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就開始出現持續的、不斷加劇的貿易逆差問題。這些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前就出現了。 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對其國內產業結構實行了重大調整，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逐步外移，在國內主要致力於集成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格局。 對外，美國為了保護本國消費業、農業與製造業和日本與歐洲發生過多次重大的貿易戰爭。比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對日本的汽車與摩托車貿易戰，60年代到本世紀初對歐盟的雞肉、香蕉和鋼鐵貿易戰。 但是，這些貿易戰的硝煙過後，即使是日本和歐盟都做出了讓步，貿易逆差狀況並沒有改變。 中國的經濟學者們指出，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和財政貨幣政策，即美元與黃金脫鉤後，貨幣供應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對美國國內推動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也支撐了美國消費急劇增加，大眾普遍超前消費，國內需求大於供給，必然導致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產品。 對外美國又不斷利用美元的國際"硬通貨"地位彌補其國內生產不足，利用別國剩餘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消費水平。由此造成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不斷擴大。而美國需要扭轉對外貿易的逆差、保護本國產業、爭奪全球資本之際，就會威脅樹立貿易壁壘發動貿易戰。 "論持久戰" 由於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多少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之間通常已經難以再以炮艦政策解決貿易和經濟分歧。貿易戰不時成為一種常態。為了避免貿易戰，出現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通過和平外交途徑解決爭議。 二戰後世界上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差異巨大。意識形態的鬥爭被用來表現這些差異，所謂的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等等。究其核心實質，還是離不開經濟鬥爭。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分工，導致了各國各地區在全球經濟貿易鏈中不同的作用和位置。中國順應全球化趨勢，通過艱苦努力，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追美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地位。從國家間競爭的角度說，美國感受到中國經濟崛起的挑戰。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指出，中國的崛起讓美國擔心失去其主導地位。 他說："經驗告訴我們，抱怨永遠不會結束。大約10年前，有人抱怨中國經常賬戶盈餘、匯率過低以及外匯儲備太多。如今這些情況都已發生改變……中國國際貿易經常賬戶盈餘佔GDP比重已降至1.4%。但現在人們依然不滿意，他們開始將矛頭轉向雙邊貿易失衡、強制性技術轉移、產能過剩以及中國不斷增長對外直接投資。今天的中國已經變了，變得更加成功、更加強大。外人抱怨中國的內容也變了，而唯一不變的是抱怨本身。" 沃爾夫認為中國應當制定長遠的策略以應對美國日益高漲的敵意。是否可以理解為，這一長遠的策略也是在論持久戰？ 中國和美國的互相認知與關係 中國和美國相隔太平洋，但相互了解程度遠遠超過當年鴉片戰爭時期互不認識的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中美兩百年交往歷史中有過侵略、戰爭，今天進入了互利互惠的和平交往時期。 作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強國，中美關係和平發展，天下相對太平。反之，全球動蕩。 迅速崛起的中國認識到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無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希望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避免走過去大國崛起受到舊的大國遏制打壓、最終全面軍事衝突的悲劇道路。 貿易戰如果開打，可能嚴重損害中國半導體業發展，但同時也會讓美國半導體行業利益受損。 中國認識到中美經貿合作本質是互利共贏。堅持將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和處理分歧。 在全球化形勢下，貿易戰已經變得"殺敵一千自傷八百"。即使是主張"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也開始認識到雙方的分歧並不一定就非是零和遊戲，雙方仍有很大合作空間。美國方面靠揮舞貿易戰的雙刃劍是不可能取得國家間競爭的速勝的。這是為什麼中美雙方目前避免了貿易戰的爆發。 但中美兩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文化和其它方面的種種分歧自然不是經過一次貿易摩擦就能夠解決，而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時期顯露，提醒著人們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持久戰尚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