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越南戰爭40年：華僑吳喜來從越文老師到中英翻譯
1978年年底，中越邊境戰爭前夕，31歲的吳喜來和丈夫帶著 3 個年幼的孩子，乘搭火車從越南首都河內抵達中國廣西憑祥。一家人就這樣加入了1970年代從越南出逃的百萬船民大潮。
出生在越南的華僑吳喜來，曾是一名越文老師。來到英國後，她擔任中、越、英三種語言的傳譯工作。 當時，從河內到憑祥每隔3天開出一班國際列車。他們一家離開後，又開出了一班列車，然後這條線路就停運了。她聽人說，中越兩邊都把鐵軌撬翻了。 華僑後代 出生在越南的吳喜來，祖籍是廣東省南海縣西樵鎮民樂社草尾村。她用標凖的國語一字一字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時，臉上帶著自豪的笑容。 1938年，日本侵華戰爭製造南京大屠殺後，吳喜來的祖父帶著全家定居到山青水秀的越南南定省。 「我很幸運，從小就是一個幸運兒。爺爺和父親很快就安頓下來，很快就賺到了錢，我們全家搬到華人街，這樣我從小就讀的是雙語制（越南語、漢語）的華文學校。」 吳喜來回憶說，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海外華人大家庭」，家人們在外面可以說越南話，但是回到家中關上家門，全家必須說母語廣東話。 在雲南河口的中越友誼大橋。1978年8月，一節車廂被放置在大橋中間，橋上封了鐵絲網。 1968年，21歲的吳喜來從越南河內師範大學越文系畢業，在中學教越文。1977年年中，她在河內的一所中學擔任高中語文教師。 「好好的，不知為何河內火車站每天都聚集很多華人。每天我們都聽到有人離開的消息。有一天，我專門到火車站去看了看，一看就心寒，真是人山人海。我們華人一見面，天天就是談出走這件事。聽了真的很恐慌。」 吳喜來說從歷史角度來看，印尼排華事件，對在越南的華人有很壞的影響。「我們留下了一個很沉重的陰影。我們老是害怕：千萬別像印尼那樣。」 排華恐懼 實際上，印尼排華事件只是越南華僑害怕的一個外因。在越南國內，從1960年代中期越共與中共的分歧開始，到1970年代中期越共實現國家統一，越南國內不斷變化的政局對華人造成直接的衝擊。 吳喜來回憶1979年中越戰爭之前的緊張氣氛 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越南共產黨推翻了親美的南越政府，統一了全國。取得全國政權後不久，越共政府承認華人在抗美和國家統一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曾發出令華人安心的「對華僑十大政策」。然而，越共在中蘇交惡中選擇了蘇聯，隨即廢棄了華僑政策，使華僑的生命和財產失去了保障。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喜來的親人和朋友紛紛離開越南，也讓她和丈夫終於決定離開。40年後，她在倫敦回憶起當年，感慨地說：「我們人啊，雖然是高等動物，但是也有動物的本能，像其他大小動物一樣，有蝴蝶效應，要扎堆，要隨大流。」 海上逃難 吳喜來一家在廣西憑祥短暫停留，然而前景仍然很不明朗。面對大規模湧入的越南華僑，中國政府決定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安置到全國各地的農場。從來沒有務農經驗的吳喜來和丈夫，擔心無法應對農場的生活，決定繼續出走。他們從憑祥乘車到了廣西港口城市北海。 「再走，就是出海了。出海也是人山人海。」 吳喜來的剪紙貼畫：描繪從海上逃難的過程。 吳喜來說，當年出海逃難無論大人小孩，每人一律繳納500元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當時一個在北京的大學講師的全年工資。 就這樣，吳喜來與丈夫帶著5-8歲的3個兒女上了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才終於在香港上岸。 那艘小船上共載有120多人，廁所就是船艙尾部開的一個大洞，旁邊豎立著4根木樁，有繩索圍繞用作扶手。孩子們每次去上廁所，她一定親自陪同，將他們緊緊抱住扶穩，唯恐稍有閃失孩子會跌進廁所大坑，丟了性命。 而她的丈夫因為暈船很嚴重，也需要她的照顧。「我一個人，管著暈船的老公，還要照顧3個孩子。他們一個接一個過來說，媽媽我要上廁所。我還要去排隊領水，領飯餐，整天在船上跑來跑去。就這樣熬了整整一個月，沒病倒。孩子也沒病倒。丈夫這個大男人，暈得昏天黑地，下船時需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行。」 然而，並不是所有越南船民都像吳喜來一家安全上岸。她丈夫堂兄一家九口所乘的船，在澳門外海翻沉，全家只有一個16歲的孩子倖免遇難。她的一個同班同學，夫婦二人與一對兒女全部因沉船葬身大海。 越南華僑吳喜來回憶在海上的逃難經歷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計，1970-1990年代間，逃出越南的船民介於100萬至200萬之間，其中約20萬至40萬船民被海盜殺害或者葬身怒海。 一支口紅 吳喜來和一家人在香港上岸，「還是很慘，擠啊、熱啊、臭啊，吃不下睡不著。最壞的就是有的警察對我們態度非常差，完全沒有任何尊重可言。」 上岸後的難民必須打開包裹接受檢查，她至今還記得一支口紅給她帶來的辱罵。 吳喜來在香港的難民登記照。她們一家五口從廣西北海上船，到香港上岸，海上漂了整整一個月。 「我從小到大生活在城市，雖然不濃妝艷抹，但特別場合我總是塗一點脂粉。所以在逃難的途中，我還是帶了一支口紅。到了難民營，警察檢查行李，看到我的口紅，開口就罵。什麼他媽的，什麼難民？逃難還這麼講究。警察罵得非常難聽，不堪入耳。」 「我們夫婦每人帶了一隻古董勞力士手錶，是我丈夫的父親留下來的遺物。我們帶著勞力士，又被警察罵。有一天我很生氣，我就跟警察說：先生你用廣東話罵我我聽得懂，只不過我的廣東話帶越南口音，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他聽了沒再說話。」 難民營生活 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萬多名越南難民和船民，其中安排14多萬名越南難民移居海外，遣返6.7萬多名越南船民，並永久安置了近1.6萬名越南難民，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收容港」。 在香港難民營中的越南船民 據統計，1978年到達香港的難民中大約有六到七成是越南華人。1979年，華人難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如此眾多的難民湧入香港，安置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難民營分「禁閉營」和「開放營」兩種。這兩種難民營，吳喜來一家都曾住過。 吳喜來的難民營回憶 我們那艘船獲批上岸後 ，被安頓在「九龍倉」3個多星期。幾百人擠在一個倉，不許自由出倉門。那種悶熱及氣味啊，我猜想你是難以想像的。之後，整船人被轉移到芝麻灣戒毒所。此所建在山上，分男、女牢房。於是，兩個女兒隨我，兒子隨爸爸。每天午飯後有兩個小時的放風，一家子獲得片刻在一起的時間。 約兩個月後，山下的難民營建成，難民都被轉移下去。雖然不分男、女營房了，但是依然是禁閉營制度。以鋅鐵皮建成的營房在午時的太陽底下簡直是個烤箱。 越南船民居住的難民營，設備極為簡陋。 我們這艘船的人在山下待了一個月才獲得轉到開放營——深水埗的銀禧營。 我一家五口獲得分配兩個單人鋪位，是「上上鋪」，即是三層牀的最上層。這裏一樣是鋅鐵皮的營房，依然是擁擠，而且悶熱及氣味比在芝麻灣時更加厲害。 自由營僅是管住，不管飯。家家戶戶要自食其力。白天，我和先生出去打工，孩子留在營裏，8歲的大女兒照看6歲的妹妹和5歲的弟弟。他們仨人的午飯不是麵包就是泡方便麵，餓了吃點零食(也只是便宜的蘇打餅乾或青蘋果之類），等到爸媽下班回營才有頓晚飯。 一次，老大倒開水泡麵時不幸燙著了弟弟的手臂，留下了傷疤…… 當年的我，人在上班，心卻惦念著孩子: 營房在海邊時，擔心他們掉入海是第一怕，第二怕他們爬上爬下三層牀時摔下來，第三怕是一旦發生火警或群毆等意外之時，3個小孩處身於恐慌的人流中怎能自保? 但我們終究是熬過來了。 幸運兒 吳喜來一家在香港的難民營中熬過一年半後，獲得英國的收容。夫婦倆帶著孩子最初被安置在蘇格蘭的愛丁堡，但依靠借貸經營的豆腐芽菜店並不成功，還欠下巨款。他們於是決定搬到倫敦，希望有更多工作機會賺錢還債。 吳喜來幫人照顧過孩子，還在家中接製衣廠的縫紉活。那時，他們有了第四個孩子。 「我帶4個孩子，還要做縫紉活。一有空就坐下來趕活。每天的生活很枯燥，就是賺錢、賺錢。做完家務把孩子安頓好，就要趕工。如果不出活，被別人催，下次就拿不到活回家做了。」 吳喜來回憶在英國定居後刻苦自學英語 「就這樣我還是堅持自學英語，我決定每天學一個詞，就把英語單詞寫在紙上，貼在我縫紉機的前面，一邊縫衣服一邊念發音。我就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學英語。」 吳喜來努力自學英語終於給她帶來了新的工作機會。當她看到英國政府部門招考「公眾服務翻譯和傳譯文憑」學員時，沒有任何正式英語文憑的她勇敢地遞交了申請。 雖然她沒有任何證書證明自己的英語水平，她卻成功說服了招考部門錄取了她。 「我用很生硬的英語說，你們不讓我讀這個課程，國家就會吃虧。對方肯定覺得我口氣很大，但還是給我解釋的機會。我就說，據我了解你們一般以為中國話就是廣東話，實際上普通話才是全國通用的標凖語言。而我能流利地講這兩種語言，並且我中文書寫程度相當好，越文程度也和中文一樣好。你們如果讓我受訓，我一個人能頂三個人用。」 就這樣，招考部門破格錄取了她。經過一年的兼職學習，她成功獲得文憑，很快就開始從事英國全國健康醫療系統NHS在倫敦各區醫院的傳譯工作。 如今，年過70的吳喜來已經退休。然而好學的她退而不休，現在又報名參加了一個英文寫作班，還在經常趕作業。 農曆新春佳節期間，她給BBC中文記者發來短信：「我還沒上幼兒園就已經師從爺爺學中文，升讀河內中華中學又獲得極為優秀的語文老師授教。作為一個海外長大的華人，能不掉了中文這個根，我認為自己是個幸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