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港獨」青年鍾翰林被捕後的反思和轉變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民間社會出現一片政治噤聲的跡象，「港獨」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標語絶跡街頭。過往提倡「港獨」或「自決（民主方式決定香港前途及政制）」的活動人士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解散組織絶口不提過往的政治主張。
前學生動源召集人青年鍾翰林：勇武代價太大，談港獨不切實際 在中國和香港政府眼中，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平息了去年以來由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長達數月的社會動蕩。 19歲的鍾翰林曾經是「港獨」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他初中便投身社會運動，自稱「勇武派」，主張以更激進的手段進行抗議，這個組織曾在校園外派發傳單，遭到北京和港府嚴厲批評。他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解散組織，7月底，他因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的罪名，成為首批因《國安法》被捕的政治人物，目前獲准保釋，暫時不能離開香港。 「反送中」運動去年6月爆發以來，他的人生和政治主張產生了急劇的變化，輟學抗爭而官司纏身，家人離他而去後自己要寄人籬下，昔日眾多伙伴流亡和身陷囹圄。今天的他前途未卜，忙著為可能入獄做凖備，他的經歷代表著眾多香港被捕抗爭青年面對的掙扎。與此同時，他的心理髮生著轉變，似乎又與很多以前的「手足」分道揚鑣。 被捕以後重看「港獨」 今年19歲的鍾翰林自小強調香港人的身份，13、14歲已投身社運，參與香港本土派反對「水貨客」或新移民等抗議活動。2016年，他成立「學生動源」，以實現香港獨立為目標，當年曾經聯同其他獨派組織，在多間學校門外派發「港獨」傳單，遭港府強烈批評。 學生動源以前在校園外派發「港獨」傳單引發爭議。（資料圖片） 「港獨」過往一直在民主派之中是被邊緣化的派系，他和其他獨派組織也沒有擴大至可與主流民主派政黨相提並論，在民間得到的支持度並不高。但「反送中」運動爆發後，眾多跡象顯示「港獨」聲勢壯大，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夕的抗議，街頭支持「港獨」或「香港建國」的口號出現的頻率，達至高峰。 但在港區《國安法》落實前一天，香港多個這類組織紛紛宣佈解散，其中一些政治人物流亡海外。當時也有人強烈建議鍾翰林去海外，但他選擇留下來，解散了「學生動源」，只留下海外分部運作。 7月底，香港警方拘捕前「學生動源」4名成員，鍾翰林被指「煽動分裂國家」。香港媒體引述消息稱，案件涉及一個港區《國安法》後成立的「創制獨立黨」，與前學生動源成員有關，聲言支持「港獨」和「以不設任何底線的抗爭模式驅逐中國殖民者」。警方稱，涉及的團伙在社交平台宣佈成立主張「港獨」的組織，其綱領指出「建立香港共和國、不設底線鬥爭、團結香港所有獨立派進行行動」，相關人士宣言煽動其他人加入他們的行列，構成煽動罪行。 鍾翰林在10月中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稱不方便詳細回應自己的案件，「他們指控我在7月中前，以學生動源美國分部和創制獨立黨在社交網站煽動分裂國家，我在律師陪同下，已留了口供，沒就警方指控作出任何辯解。」 他對BBC中文表示，早在幾年前，已預言自己會因為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被捕，只是沒有想過這麼早便發生，「始終我們面對的是極權政府，這個極權政府在過去做了很多獨裁血腥的事情，我們要做好最壞打算。」 現在的香港，已很少人敢公開談論自己支持「港獨」，一些親北京政客表明，「討論港獨」也是不能接受，只能夠直接否定「港獨」。 鍾翰林反思了過往的主張，「現在對我來說，難聽一點說，港獨這回事是有點不切實際，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我們看到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也比起『反送中』爆發時，更加嚴重地被收窄，當最基本的核心價值也更細小的時候，談港獨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遙遠、難以接觸的事情，我會選擇希望先捍衛香港僅有的民主自由。」 「這刻來說，北京的確是獲得階段性勝利，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大量提倡香港獨立的人或離開香港，或選擇低調，街頭抗爭大幅減少，市民不敢提及政治性的口號，即使如香港獨立無關的口號，市民也有所避忌，的確我們暫時失敗，但爭取民主這條路是漫長的，一日未到最後也未知結果。」 12名被捕香港示威者家屬希望中國大陸放人，並送回香港。 坊間有種說法認為，一群爭取「港獨」的暴力示威人士，觸碰到北京的紅線，而迫使北京推行港區《國安法》，從而收緊香港的高度自治。鍾翰林認為，這並不關乎抗議者做了什麼事去得罪北京，而是北京希望同化香港，把香港變成另外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這是北京的責任和使命」。 他指出，香港人在北京2008年舉辦奧運時，有很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至2016年，支持「港獨」人數也只有約一成多，且常常被指「癡人說夢」。「很多人認為如果中國願意給予香港真普選，是沒必要走向獨立這條路，我相信決定權一直在北京，但北京明不明白這個道理，又是另一回事，香港人需要的東西很簡單，維持本土特色、保留自己的語言文化、生活模式和核心價值，只要有這些東西，香港人也不會熱衷追求獨立。」 香港示威現場過去經常可以看見」香港獨立「旗幟，但在《國家安全法》實施後已不常見。（資料圖片） 失聯的家人 鍾翰林自小父母離異，一直與祖父居住，自從參與政治活動後，他怕連累家人而選擇更加疏遠家人。在因港區《國安法》被捕後，父親那面的家人與他斷絶聯繫。 「保釋以後，我嘗試打給爸爸、祖父，但一直都聯繫不上，WhatsApp也取消了帳戶，與爸爸那一面的家人失去聯絡，不知他們身在何方。我是和父親那邊的家人政治主張非常不一樣，但我也是有點驚訝，畢竟我是他兒子，我保釋出來後，他從沒致電關心我，好像人間蒸發般，每個父母在子女被捕後，無論政見多不一樣，也會去慰問一下，這是我感到比較意外，但我也沒有太傷感。」 據他了解，原本與祖父同住的住所內所有與「港獨」相關的宣傳品、旗幟等等，已被家人銷毀。 由於無法聯繫家人，他現在與其他抗議者同住，沒有工作，靠一些支持者向他提供少量金錢應付生活。去年，他為了投入抗議活動而輟學，但如今官司纏身，除了《國安法》案件外，他也捲入另一宗毀壞國旗案件，他沒有計劃去報讀一個相信無法完成的課程。 今年2、3月開始，香港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活動明顯轉冷，但鍾翰林認為，疫情不是令運動漸漸淡下來的主要因素，更大原因是香港人的選擇。 「很多朋友因不同原因離港，有些朋友遭還押或入獄，與我同行的人現在已所剩無幾，政權打壓越來越嚴重，但香港人反而有所退縮，淡化了過去手足的犧牲，這對我是很大打擊，一年前我們香港人很團結走上街頭，但現在不再走出來為渴望得到的東西努力。」 他因《國安法》被捕後情緒陷入谷底，出現長時間失眠，「24小時也睡不著，不吃東西、不見人」，難以集中精神，他大幅度減少接受媒體訪問，現在他要定期看醫生，服用抗抑鬱藥物，情況才逐漸好轉。 入獄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那種壓力也更加迫在眉睫，早前，他接觸過往曾入獄的社運人士做凖備，安排坐牢後的探訪安排和日常用品等等。 「剩下來的日子，我盡量抽空見我想見的人，見多一面得一面，這是很現實的，如果我坐牢，不單是我去承受，還有我身邊的朋友和同路人，都要承受難過的心情。我會嘗試安慰他們，沒辦法，我們香港就是這麼命苦，很多手足面對暴動等更嚴重控罪，很多人比我更慘。」 以往，他反對別人流亡海外，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如果覺得這兒有不好的地方，應該盡力改變，但《國安法》實施以來，一個又一個同路人離開，他有了新的看法。 「離開不是一個問題，更重要是離開不能忘記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異鄉也要以自己的方法為香港付出，」他說，「選擇留下來是需要面對危險，我決定留在香港與其他香港人奮鬥，但結果我被警方拘捕，我留在香港，我不能夠同過去般暢所欲言，我會思考會否碰到政權紅線。」 他指出，一些抗爭者因為擔心觸犯《國安法》拒絶外國媒體訪問，現在連這種事也需要勇氣。 鍾翰林稱，所有與「港獨」有關的東西，已被家人銷毀。（資料圖片） 反思勇武抗爭 經歷了一年多的持久戰，自稱「勇武派」的鍾翰林對抗爭模式有了新看法。 2014年，香港爭取普選的佔領運動由主張「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活動人士主導，他們被視為運動的「大台」，但79日的佔領沒有令政權有一絲讓步，「勇武派」批評「和理非」限制其行動，導致運動失敗。鍾翰林在幾年前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狠狠地批評「和理非」以及「大台」文化限制了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去年「反送中」運動中，「大台」角色被削弱，「勇武派」抬頭，示威活動從相對和平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汽油彈和催淚彈頻密出現，城市設施和交通受到嚴重破壞，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因為非法集結、暴動、襲警等罪名被捕。 不管中國和香港政府如何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徑，「和理非」示威者大多以政權打壓力度更大為由，拒絶與激進示威者割席（切割），被形容為「和勇不分」。 「過去我會認為，香港抗爭不能夠依靠『和理非』，應該全面勇武抗爭，走上街頭打生打死，就會有民主，但一年下來，又不是這樣，很多東西不親身經歷，只在腦中想象，是不夠貼地，」他說，「過去一年，我們香港人以這種高的武力程度進行街頭抗爭，我們又得到了什麼呢？我們可以『精神勝利法』，說撤回了『送中惡法』（《逃犯條例》），但同時有成千上萬同路人因為抗爭被捕，帶來的這些風險和後果，可以稱得上是勝利嗎？我不是這樣看。」 他沒有完全否定「勇武」的成效，但卻對「和理非」多了一份體會，「原來有些時候，『和理非』和『勇武』不一定是對立，很多事情是不能單靠一方便能取得成功，而是要因應實際情況改變策略。這刻我會思考，除了街頭抗爭，還有其他什麼路去反思，尋求新的出路。」 以往，他也質疑示威中的「大台」令抗爭者無法自由實踐抗爭模式和理念，但這場「反送中」運動沒有「大台」時，他又發現難以整合抗爭者的共識，同樣有其局限性。 最後，他得出了可能得罪其他本土派，但深受眾多傳統民主派政治人物所相信的論述：「『大台』是沒有問題，最大問題是『大台』是否聽取民意，能否帶領抗爭者，香港是需要一班人出來引導和帶領香港人。」 香港示威者於中國駐英大使館外焚燒中國國旗 記者問他對未來有什麼期盼以及香港人可以如何爭取民主，他慨嘆說，「現在是很悲觀，中國很強勢，香港人似乎用盡一切方法也爭不到民主」，未來幾年，香港可能步入社運低潮，不會有大型抗爭運動。 但他最近讀了一本有關前蘇聯加盟國家獨立的書籍，有了不一樣的啟發。他說，這本書形容波羅的海的國家能夠獨立，最大的原因是「運氣」，大部分爭取民主的時間，抗爭者都會覺得「無論做什麼事情，也難以扭轉局勢」，最終是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才能找到出路，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時機何時出現。 「這刻，我們做任何抗爭都達不到想要的結果，但不代表沒有事情可做，中國正同化香港，新移民會沖淡我們的人口，我們的下一代可能全用普通話作母語，與香港本土文化脫節，」他說，「這時候，香港人不能坐以待斃，要捍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堅持我們的文化和核心價值，在心裏保留意志，在適當時候再出來抗爭，這才是現有的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