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兩個「反送中」抗爭者的自白
五年前，香港大批市民佔領主要道路79日爭取普選失敗而回，當時有人在現場掛上橫額，說「We will be back（我們將會回來）」 。 五年後，大批市民真的重回金鐘現場，實現了「佔領2.0」，但這場新 「 佔領 」 ，很快便被警方武力驅散。
6月12日，香港爆發一場大規模的警民衝突，警方動用約150枚催淚彈、數發橡膠子彈及20發佈袋彈驅散成千上萬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這是「有組織的暴動」，示威者指責是政府漠視民意，強行修訂《逃犯條例》，才引發不滿情緒升溫，並批評警方過份使用武力。 BBC中文採訪兩位參與這場抗議活動的示威者。但受訪者要求用上化名，以免被政府秋後算賬。 「我們或是真槍實彈的一代」 「我在高中時已經意識到，我們是催淚彈的一代，也許會有一天要面對真槍實彈，」20歲的大學生鐘同學對BBC中文說。 她接受採訪時再三叮囑我不能錄音、不能拍照，「最好把電話也關掉」，我們透過中間人相約在公園一個角落聊天，她帶著口罩，生怕記者已被人跟蹤。到底是甚麼時候在香港採訪一個青年需要如此戒備？ 她說，從2012年香港出現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起，便經常看新聞，「越了解這個社會，便發現越多荒謬的事情。」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三年前的「旺角騷亂」，她尚未成年，忙於學業而無法參與，「但這些抗爭對當年只是中學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當年我已經問，為何警察可以這樣粗暴對待示威者，為什麼政府可以完全不聽市民的聲音。」 香港政府近期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巨大爭議，外界憂慮修例通過後，會令在香港的人被安插罪名，移交至法治與人權欠佳的中國大陸。根據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的研究，約六成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司法系統。 這個6月，鐘同學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參與示威活動，這是她首次參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政府之前兩次修改這份草案，但核心問題都沒有解決，就是如何相信大陸政府的法律系統，香港政府說自己或是法庭可以把關，有所保障，但如果大陸要偽造罪名，把香港人帶上去，也是可以，你可能說案例不會很多，但說實話，缺口打開了，大陸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讓首次上街抗議的她大開眼界，但自稱理念貼近本土派的她知道，這種和平遊行根本不會有所作為。晚上游行後，她留守立法會外，看著一眾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她第一次親眼目睹警民衝突，「現場氣氛真的很緊張，警察對待示威者真的毫不留情。」但這場衝突只是一群新手年輕抗爭者小試牛刀的一幕。 政府對百萬人遊行沒有任何讓步，嘗試把焦點放在9日晚上的警民衝突，民間眼見政府絲毫不退讓，醞釀更大規模的抗爭，一些商店醞釀罷市，學生組織發起罷課，務求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阻止立法會恢復審議草案。 回憶人生首枚催淚彈 6月12日那天一大早，鐘同學便在立法會的外圍關注情況，看著示威者衝出馬路，重演五年前的佔領運動，但上次的79日佔領也沒有結果，她和其他示威者早已預料，行動會升級。 網上有人號召，示威者下午3時要衝擊警方，結果3時半左右，真的發生了衝撞。 「當時我身在較後排位置，手機收不到訊號，其實不知道前方發生甚麼事情，聽到群眾發出吵鬧聲後不久，本來想向前去看一下情況，但很快便看到催淚彈迎面而來。」 剎那間，金鐘猶如戰場，白煙之間，人群四處走避，混亂之際，她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裏逃。 突然，一枚催淚彈出現在她約五米以外的位置，「這是畢生難忘的回憶，原來中了催淚彈，眼睛真的很痛。」有人替她清洗眼睛，但大批防暴警察也衝上前，她還未能夠張開眼睛，朋友已經把她拉走。 混亂之間，她聽到了槍聲，身邊的男子突然倒地，眼睛流血，嚇得她和其他朋友繼續向後方跑。 警方說他們用的是布袋彈或是橡膠子彈，屬「低殺傷力」武器，「可能定義上真的是低殺傷力，但他們的距離這麼近，低殺傷力武器也足以致命，」她說。 「原來參與運動真的會有生命危險，我很害怕，但我不想走，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接下來幾個小時，她和其他示威者一同與警方展開追逐戰，先後逃到地鐵站和商場。 「我凖備被捕，但不想死」 有專家認為，香港這次集體抗爭大部分屬於自發。在現場，許多常常亮相媒體的政治人物，只是混在人群之中，幫忙阻止警察繼續追打示威者，而不是鼓動人群衝向前。 這種新抗爭模式在香港被稱為「去大台化」，即是沒有領袖、沒有大組織支援，主要由普通人三五成群地在不同的位置參與示威。這與「雨傘運動」學生領袖、「佔中三子」以及在佔領區現場冒起的領袖，不斷爭奪話語權的作法有分別。 這種新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群眾沒有與相同陣營的人爭拗的包袱，但一方面也令很多人不知所措，群雄無首。 鐘同學表示，參與示威期間，經常不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個位置，不知道哪個地方需要她，主要的消息來自一些具有數據保安和加密功能的社交媒體，譬如Telegram群組，以及網上討論區，但這些地方發言的人眾多，也經常傳播假消息，讓她無所適從。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我們是有組織的犯罪，我很想回應她，我也很想知道當時哪裏不夠物資、哪裏需要人，其實我也想有人提點一下，畢竟我是第一次上前線。」 當天傍晚時，她帶著疲憊的身軀，默默地回大學宿舍，與朋友一起大聲痛哭。 作為本土派支持者，她在這天前，常常表示支持「勇武抗爭」。 「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來，面對的對手真的太強大了，我做好心理凖備被捕，但我未凖備好面對死亡，因為當死傷來得這麼近時，我才知道這個代價其實真的很大。」 「但我不會輕言放棄，這次運動讓我知道很多同路人，我們都是真心愛香港的人，這次我們至少阻止立法會議員開會，達到了目的，」鐘同學說，「但如果每次都要這樣動員，去阻止政府或立法會的一小步，值不值得很難說，但我也想不到別的辦法，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話，誰會選擇在前線被人打。」 「香港在下沉」 「我看見這座城市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30歲、從事銷售工作的王先生見證了香港近年兩次催淚彈，「香港人現在太會抗爭，我都覺得很可悲。」 2014年，催淚彈掉下來的一刻，他是撐著傘站在前線的青年，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他也在金鐘度過了幾十天的晝夜。 那時候他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但自從「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進入外界所言的「社運低潮」，他也一度對政治感到氣餒，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過去五年，香港的情況「每況愈下」，政府「變本加厲」。 當年的社運人士包括學運領袖黃之鋒、「佔中三子」、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繼入獄。2016年農曆新年爆發的「旺角騷亂」，本土派領袖要不被判暴動罪成，要不流亡德國尋求庇護。多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席，部分人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結果建制派在立法會佔據大優勢。 「政府完全沒有打算聽丁點反對聲音，是丁點也沒有，不但沒有疏導民間不滿情緒，反而不斷地燃點不同的火頭，看看《國歌法》、一地兩檢，還有林鄭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計劃等等，現在逃犯條例只是觸發點，那種怨氣是累積而成。」 王先生強調自己不是本土派，工作的關係令他不能夠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但這次逃犯條例再次讓他意識到不得不走出。 「逃犯條例最可怕之處是看到政府的謊言，可以睜著眼說中國法治沒問題，指責法律界人士不會法律，以台灣殺人案做修例的掩飾，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 暴力的根源在哪兒？ 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身在前線，但更多裝備充足、戴頭盔與口罩的年輕示威者，比他走得更前，他背包凖備了8瓶大水，不斷為中彈、中椒的示威者清洗。 「我很心痛，為何他們這麼年輕便要面對這些事情？當中有些只是中學生，我中學時只需要顧考試，為何社會運動的重任，這麼快便交托了給下一代？」 「我是不太贊成暴力，自己年輕時也沒有這麼豁出去，我也試過在網上批評向前衝的人是中共派來的鬼，想破壞運動，但這批學生，怎看也不像是鬼，他們年輕的外表下，沒有天真的眼神，只有絶望，或是對警方的仇恨。」 以往有示威者衝撞警察，總會有人出來試圖制止，旺角騷亂爆發後，民主派政黨高調「譴責暴力」，但這次《逃犯條例》引發的警民衝突，示威者在路上挖磚頭，向警員扔雜物，拿起鐵馬衝擊警方防線，民主派政黨一概沒有譴責示威者，而是譴責毫不退讓的政權，以及加大鎮壓力度的警察。 警方驅散示威者的力度，大大超出大家的想像，可以毫不留情圍毆一些倒在地上的示威者，甚至開槍發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網上片段中警察更像暴徒，示威者的衝擊，真的只是撞向高牆的雞蛋，到底這種方法有甚麼好處，我不知道……不知不覺間，我們雨傘這一代明白了，運動是長期作戰，我不希望他們有任何犧牲，換來更大的失望。」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以「有組織的暴動」和「暴徒」來形容6月12日的場面，並予以嚴厲譴責。據香港媒體引述政府消息，參與這場「暴動」的人數約4萬人。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如果政府遷就他們，只會讓他們以為用暴力便可達到目的。 王先生說，「暴力的根源是甚麼？是政府，我是不太贊成暴力，但我們沒有資格去批評年輕人，因為我們之前所做的抗爭，同樣沒有動搖政權，我只希望年輕人小心自己的身體和前途，因為付出越大、失望越大，這不是最後一戰，是一場長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