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氣候變化
2140年，兩個孩子在曼哈頓中心地帶踩著淺水滑板，這裏靠近第六大道和百老匯大道的交岔口。
如果你熟悉這一帶，就一定知道這個路口離美國現在的海岸線還很遠。但在羅賓遜（Kim Stanley Robinson）的小說《紐約2140》（New York 2140）中，持續的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了15米 ，曼哈頓被海水侵襲。這個沿海城市成了一個超級威尼斯，水上巴士在運河網上穿梭往來，書中人物要學會面對這個既熟悉卻又面目全非了的世界。在書中描述的未來中，在曼哈頓中央滑行是完全有可能的。 羅賓遜2017年出版的氣候科幻小說屬於目前越來越時興的一類小說，這類小說的內容多半講述幾十年後被淹沒的國家、風力發電烏托邦、或者傷痕累累的大都市。外交官們在起草全球應對氣候危機的規章制度、工程師們在爭相製作更好的太陽能板，與此同時，作家們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講述羅賓遜筆下那些「下個世紀的故事」，這可能會幫助世界各地的讀者理解我們當前所處的境況。 羅賓遜所想像的曼哈頓不是街道縱橫，而是運河交錯。 眾所周知，氣候變化的危機變幻莫測，特別是與其他影響人類的災難相比更是如此。往河裏投些有毒的化學物質，幾天就會看到死魚，但是當你排放二氧化碳時會看到什麼呢？2018年，聯合國氣候科學家的一份報告指出，我們正走向一場巨大的災難，誰能真正想像出那會是什麼樣子？ 這就需要小說了：它關注未來的人和事，把抽象的數據講得更明白。羅賓遜說，小說向讀者展示了氣候變化後的未來，描述詳盡而有質感，讓讀者更容易去想像。小說中的人物為孩子們的幸福操心、或許會有外遇，還要著急趕火車，這就像讀者的日常生活一樣，感覺很真實。 抽象的未來 氣候小說把一些抽象的事情講得更明白，例如二氧化碳排放等問題。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文學和族群研究教授斯特裏比（Shelley Streeby）說：「科幻小說讓人以另一種方式思考氣候變化，這是那些報告所不具備的。它有助於人們預測未來，也有助於人們感知當下。」 氣候小說也稱cli-fi（為英文climate fiction的縮寫，譯者注），具體數量很難查證，但正在快速增長中。2016年的一份評論統計說，共有50本專門討論人為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小說，當中有20本是在5年內撰寫的。這個數字包括了所有類型的小說，當中有約翰·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預言環境的新書《牆》（The Wall） ，這本書被形容為「既令人憂慮、又相當有趣」。 斯特裏比說，科幻小說喜歡使用演推法，因此格外吸引讀者。它將現有的某些情況延伸到未來，然後把一些人物置於其中。 例如，也許很難想像氣溫上升超過2攝氏度後世界會是什麼樣，科學家們認為這將擾亂地球上大部分生命，不過，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不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就會導致這種情況。但是，有了科幻小說，你就可以把目前的情況推進幾十年，想像一下2080年時通勤或買麵包是什麼樣子。 但是，對未來也有不同預測。氣候變化滲入主流文化，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中時，往往是以災難的形式出現，譬如電影《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和《2012》。大多數關於氣候變化的文學作品都超越災難本身，提出了一個問題：危機過後的世界會怎麼樣？ 希望的未來？ 「太陽朋克」給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這是一場作家運動，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積極想像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新墨西哥州的烏拉巴里（Sarena Ulibarri）和一些作家們不喜歡反烏托邦文學中那種悲觀的基調，他們決定向大家展示一個由可再生能源驅動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什麼樣。2012年，一位巴西出版商編輯了一本短篇小說集，這一流派由此開始蓬勃發展，主要是在博客和社交平台 Tumblr 上。 「有關近期未來的科幻小說只要不談氣候變化就都是海市蜃樓，」烏拉巴里說，她相信，人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挑戰。 羅賓遜將自己的寫作手法稱為「憤怒的樂觀主義」。 「可能發生的事情」打開了許多扇門，在創作氣候反烏托邦流派的小說以外，科幻小說作家還經常參與政治評論。在羅賓遜的小說《紐約2140》的一個場景中，書中的人物抨擊經濟體系，認為「這個世界亂成一團，是因為那些混蛋認為他們可以把東西偷個一乾二淨、然後逍遙法外。因此我們必須戰勝他們，奪回正義。」 對方問他這樣做的條件是否成熟，他回答說：「非常成熟了，人們已經在為孩子感到擔心，這就說明是時候了。」人們會想，書中人物所說的憂心忡忡的父母是2140年的還是2018年的，你很難弄清楚，就像大多數優秀科幻小說的對話一樣。羅賓遜將自己的寫作手法稱為「憤怒的樂觀主義」：沒錯，是可以變得更好，但要人們又凖備去改變才行。 交匯的未來？ 但是有些人需要改變的要比其他人更多。 白人男性歷來都是科幻小說中的主導——男性科學家或白人探險家屢見不鮮，就算婦女、土著群體和有色人種也在寫作出版，他們的聲音卻被邊緣化。斯特裏比在她最近的書中寫道，誰寫的故事、故事寫了誰，這與故事本身一樣重要。解放想像力--比如有關氣候變化--是擺在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們需要考慮來自不同群體、不同版本的未來。」斯特裏比解釋道。她更喜歡複數的「未來」而不是單數的。「如果我們讓這些故事不斷增加，並且去盡力傾聽，我們就會得到更多可能性和答案，而不是我們認為的只有一種可能。」 她以非洲裔美國小說家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為例。巴特勒1993年的小說《播種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描寫了2020年代中期，一個黑人少女在乾旱肆虐的加利福尼亞州度過難關的故事。她將一個黑人女性角色置於氣候變化的未來之中，這也為其他作家和讀者鋪平了道路，告訴我們未來可能是女性的，也可能是黑人的。 巴特勒告訴我們未來可能是女性的，也可能是黑人的。 來自土著群體或有色人種的聲音（如巴特勒的）已經不是新鮮事了。英國作家兼策展人陳女士（Angela Chan） 表示，儘管西方主流敘事流派最近才開始關注這些群體，但他們對自己未來的描寫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這個社會裏，氣候變化對邊緣化群體的影響更嚴重，通過氣候小說來想像未來成了一種抵制行為。 「因為他們正在受到壓迫，所以一直在猜測未來。」陳女士說。 陳女士是僑居英國的中國人，最近研究了中國科幻作家如何通過氣候變化的故事來理解當前的現實和未來的挑戰。她對從西方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持審慎的反對態度：中國有自己的宏觀情況，包括有據稱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科幻小說期刊《科幻世界》 雜誌。她想探究氣候小說為誰發聲，以及能否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敞開大門。 在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創作過程中，作家們正在做的是他們最擅長的事: 努力講個好故事。有時他們在作品中涉及到當前危機時會帶有一絲樂觀，但即使如此，這些作家仍然希望讓全世界知道，他們至少正在關注氣候變化。正如羅賓遜《紐約2140》書中的一個人物所總結的那樣，科學家們「發表論文、振臂疾呼，幾個精明、深邃的科幻作家把可能發生的事寫成聳人聽聞的故事，其他人則像電影《火人》（Burning Man）中的焰火傑作一樣把這個星球付之一炬。真是這樣。」 請訪問BBC Culture 閲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