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29週年：真相、遺忘與分化
1989年6月3日夜晚，槍聲和喧鬧聲響徹了仲夏之夜的北京。大批軍人，四面合圍進入城市中心地帶，坦克隆隆，傾軋長街，血跡滿地，一個平凡的日子變成歷史的分界點。
29年過去，仍有人記得那一批人的血淚和勇氣，記錄、追逐未解的真相，也有人無意或刻意選擇了遺忘與淡化。 傳統的觀念認為時間相隔越久，歷史真相就越有機會水落石出。無論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至少在「六四」這一事件上，每當週年紀念日，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新的信息或觀點會被公布於眾。 鄧小平的「政變」 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前夕，中共元老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對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的採訪，再度引發對歷史真相的討論。 鮑彤在訪談中稱，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如前領袖毛澤東一樣，最為關心的是其身後的政治遺產。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仔細對比可以得出結論，由於廢黜胡採用了「黨內生活會」的非合法程序手段，留下後人詬病的口實。胡耀邦去世不久，鄧小平就已經擔心趙紫陽會在將來推翻他廢黜胡的決定，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了要讓趙紫陽下台，鄧小平精心布局，不僅積極促成對學生運動的鎮壓，也達到了廢黜趙紫陽的目的。 鮑彤認為，自始至終，「六四」的主導者就是鄧小平一個人 在他的分析中，趙紫陽在胡耀邦去世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的話讓鄧小平警覺，「胡耀邦是我們黨的領導人之一，他去世了我們大家都很悲痛，我們黨自己在哀悼耀邦，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學生哀悼」。 鮑彤認為，自始至終，「六四」的主導者就是鄧小平一個人，是鄧小平為了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而「個人謀劃的、矛頭對著趙紫陽的一場政變」。 在這之前，也有政治學者提出過類似觀點。早在2010年，多年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光在《李鵬「六四」日記》導言中說，根據日記中的信息及其他資料，他研究得出結論：「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成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並要求當時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鵬立即採取強硬方針。我認為，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 「李鵬此書明確透露，鄧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區軍事戒嚴的提議者和決策者（『五月十七日』一節），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方案的最後批准者」，吳國光寫道。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近日對BBC中文表示，鮑彤為研究1989年天安門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新分析，鄧小平可能確實如他所說操縱了這次抗議活動。 他還表示，無論鮑彤的分析是否凖確，三個基本的事實沒有改變：「1）鄧小平下令屠殺；2）屠殺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獨裁政權繼續統治；3）整體來說，目的達到了。」 封殺 一篇文章雖然引發對真相的追逐，但對於抗爭者們來說，「六四」是在中國內地難以公開討論的話題，真相更是難以企及的事情。 中國官方將「六四」事件描述成「1989年政治風波」，稱極少數人自由化分子以悼念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為借口，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 當年《人民日報》著名的「4.26」社論仍然被官方認可：「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紀念「六四」的活動在內地被禁止。2014年「六四」25週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在家中舉行紀念「六四」研討會，但是三日後數名與會者被刑拘，包括郝建本人、哲學學者徐友漁和維權律師浦志強等。2015年，浦志強因煽動民族仇恨罪和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紀念六四的活動在內地被禁止 中國嚴格審查報刊、雜誌、互聯網上所有與「六四」有關的內容。在內地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六四」只能看到官方媒體的內容；社交媒體上，與「六四」有關的詞語，如「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等都已經被一一封鎖。任何有關「六四」的書籍均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對「六四」的回憶與反思的文字記錄，多年只能通過香港出版公布於眾，而隨著香港獨立出版業的全面被打擊，僅存的對歷史真相的保存與發掘渠道，變得愈發稀有而艱難。台灣的出版市場也越來越暴露於北京的資本與政治覬覦之下，幾代中國人的記憶如何保存並流傳，前景令人憂慮。 十八大以來，內地一大批維權律師和異見人士被抓捕、判刑，輿論空間不斷緊縮，社會氣氛緊張，紀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達和個體行為，都被嚴重監控和扼殺。 遺忘與分化 嚴苛的信息封鎖和封殺在某種程度上造成歷史記憶的遺忘和丟失。內地的悼念情緒不斷被壓制，在中國領土上，多年來用其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呵護紀念燭火的特區香港，悼念的熱度也因政治社會諸多複雜原因，開始減弱。 自1990年起，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舉辦燭光晚會，支持民主運動的香港本土和內地人士均到場參加。數十萬市民擎起一盞燭光，致敬歷史和「六四」死難者的場面，震撼世界，也讓世人相信，中國人並未遺忘。民主尚有希望。支聯會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人當然要支持和幫助中國發展民主。香港維園「薪火相傳」，「念念不忘」的悼念場面，29年來溫暖了無數親歷者的悲涼，組織方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打出「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五大綱領。 香港各種本土政治思潮不斷興起，香港對「六四」紀念的活動訴求和陣營逐漸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眾開始在尖沙咀舉辦悼念活動，與支聯會切割。2014年爆發的雨傘運動，大量在八九之後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熱情和參與意識被前所未有地激發。而近80天的佔領中環和街頭抗議，未能讓北京政府允許香港進行無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國治下香港實現民主無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傘運動後，支持度有爆發性的增長，小部分人更認為香港應脫離中國獨立，才有實現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第一次不以團體名義在維多利亞公園參與紀念活動，已經退出學聯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選擇在香港大學中山廣場舉行自己的集會。 不少香港年輕人認為，香港人應該著眼於自己的民主建設，平反「六四」是中國內地自身事務，與他們無關。 近年來，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在不斷下降。根據支聯會的統計，去年出席人數為11萬，比2016下降1.5萬，是9年來最低。 根據香港大學今年最新的民意調查，香港市民認為中國現時人權狀況較1989年惡劣及估計三年後中國人權狀況會比現時惡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記錄以來新高，同時認為沒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比率再次錄得1993年來新高。 林培瑞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僅僅知道政府對「六四」歪曲的敘述。 「即便中國人現在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對『六四』失去興趣也是自然的事情。隨著時間流逝，讓人記憶深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會被淡忘，或者至少不再那麼激勵人行動，」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說，「比如，我清晰記得珍珠港事件、羅斯福之死、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以及馬丁·路德·金被刺殺，但這些事情今天已無法激勵到我去談論、寫作和遊行了。」 「然而，中國人從不被允許知道『六四』的真相，年輕人尤其不知道，他們來美國繼續學業時就能看出來，我的一些中國學生知道這起悲劇和後續事件時感到十分震驚，」孔傑榮對BBC中文說，「人們自然會對現實感觸更深，被現實影響更多。那些獲得了個人成功、對反腐運動十分滿意的中國人通常並不想回憶起不愉快的過去，但是經歷了1989年事件、關注知識和政治自由、公正和人權的老一輩人仍然記得『六四』的重要性，即便他們明智地不公開表現出來。當然，一些律師等有足夠勇氣為人權奮鬥的人希望結束當前習近平的壓制。」 雖然主辦方支聯會稱有11萬人參加香港的燭光晚會，但已比去年再次減少。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現居美國的王丹則完全可以理解年輕一代對「六四」不了解甚至淡漠的情緒。 「『六四』後一直到今天中國就不允許再討論政治民主化這些事情，討論是有政治危險的，這種情況下任何正常人都會有自保的心態，」他說。 但是他也質疑這種態度的真假，「我覺得大部分人並不是不想知道『六四』怎麼回事，是不敢公開參加『六四』活動，不敢公開討論六四的事情。他們是不敢有興趣」。 紀念 今年6月4日，香港維園仍然會燃起燭光。台灣人權促進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等多個台灣公民社會團體也會在台北自由廣場舉行紀念晚會。 29年過去，今天應該如何紀念「六四」？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認為，對於任何一件在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首先要弄清事件的真相。 「有了真相有了分析才談得上怎麼評價以及在這個過程有哪些反思，」她說，「首先第一步我們都還沒有做，後面人們的忘卻和不了解都是必然的。」 在王丹看來，不管中國政治氣氛如何，紀念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們短期內不對『六四』翻案抱太大的期待，我覺得習近平任內是根本沒有可能性的，」他說，「可是我覺得共產黨那邊翻案不翻案是一回事，我們這邊做不做紀念，是不是把它當成一個歷史記憶，每年都提出來讓大家不要忘掉那段歷史，是我們的事情。 「不吸取經驗教訓，怎麼能把未來的路走好呢？」郭於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