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四中全會法治治國和香港佔中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近日在京落幕後，中國領導人繼續高調談論法治，海內外關注。
中國法治努力需要突破重重困難。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近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上講話強調表示，四中全會通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要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推進改革。 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也面對著經濟結構不平衡、腐敗蔓延、社會貧富加劇、環境惡化，而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等尖銳的綜合問題，已經無法再拖延或者迴避。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博客中撰文認為，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目前的政治經濟思路就是要從制度建設入手，通過法治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在重重障礙下這一改革前景如何？ 鄭永年曾在論述大國的時候表示，在一個國家自己的內部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就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也是不是可持續的。 對佔世界人口約6分之一、世界經濟規模第二大的中國來說，以法治取代人治是中國民眾百年來的期盼。這個本為內政的問題，因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日益密不可分，已經成為世界關注中國的一個焦點。 法治和政治 早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就提出了法制建設作為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口號，並設立中央政法委員會（政法委）。 1995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將「法治」確立為國家政治改革的總體目標。雖然當時就提出了這一將執政者也納入法律管理之下的目標，但之後似乎事與願違。在新的千年裏，中國經濟和社會都面臨嚴重的「人治」問題，「政法委」成為一個社會「維穩」的工具。 中國民眾目前關注法治的焦點之一是：中國是否能通過法治，把過分膨脹的公權力關入籠子裏？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認為，過去中國談法主要是功利目的，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制度建設，以法制來約束公權力。 時事評論人士任惠文在香港《信報》發表樂觀評論認為，四中全會最大的改變是：從「立法管社會」變為「用法律約束執政黨自身」。她認為，這等於宣告：人治、權治時代將結束；靠政策、靠紅頭文件甚至靠《人民日報》社評治國的現象將一去不返。 但海外的批評人士認為，執政的中共一黨專制，不可能用法治來約束自身的權力。美聯社、路透社等一些有關報道中，均包含了這種長期以來對中共表示法治建設時受到的批評。這又引出了中國是否應該首先實現民主化的老議題。 全球化影響 因「文明衝突論」著名的全球問題學者亨廷頓早期研究發展中國家內政外交時，就認為一國的外交是該國內政的延續。從這個角度說，在一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裏，中國依法治國的實際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中國本身，它不僅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對外改革開放，也影響到世界的經濟未來。 亨廷頓的學生、25年前崇尚民主、提出「歷史終結論」聞名的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反思國家歷史變遷，特別是冷戰後中國的崛起，近年來提出了新的觀點，即：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者缺一不可。 中國已經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但在法治和民主問責方面非常薄弱。這對希望成為大國強國的中國形成了無形而巨大的阻力。 法治和經濟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雖然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很多經濟學者並不認同中國的經濟是「市場經濟」，其中最為擔心的是中國缺乏法治對經濟發展和商業形成的櫛梏。 不過，如果說現在就定論中國法治能否取得進展甚至成功為時尚早的話，從積極的意義上說，提出法治立國本身具有積極意義。因為法律標誌著中國在國內和國外的治理將增加透明度。 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過去30年來，一直有經濟學家預言中國經濟的崩潰論。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經濟並沒有像他們預言和分析得那樣崩潰，相反中國經濟規模倒是超過了除美國外西方所有國家。 中國新的法治努力今後有可能像它的經濟一樣有成功希望嗎？ 佔中和法治 香港佔中挑戰法治傳統。這會對中國大陸今後的法治努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四中全會舉行之際，正值香港發生「佔中」之時，四中全會公報裏還特別強調「一國兩制，保持港澳繁榮」的表述。 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出，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一般主要討論黨內和國內問題，這次出現港澳部分，更提及憲法，間接重申了人大決定不可修改。 而目前，「佔中」正在挑戰著香港高等法院頒布的臨時禁令。香港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有著長期法治傳統的香港社會的法治正面臨著威脅和挑戰。 在「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的體制下，香港對待法治和處理佔中可能會有其特點。但人們不禁會問，這會對中國大陸今後的法治努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責編：董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