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蒂·馬里昂：一名成為「恐怖分子」的女權倡導者
某一天，一位學生在倫敦博物館的資料庫中讀到了一部從未發表的回憶錄，它來自一個參與女性參政權運動的炸彈襲擊者。這名學生開始懷疑，這場運動的歷史是否曾經被人為洗白過。女權倡導者或許確實為女性爭得了投票的權利，但是她認為，這當中有一些人，同時也是恐怖主義者。
費恩·裏代爾（Fern Riddell）一下子就認出了那顆炸彈。 2017年9月15日早晨，倫敦西區帕森綠地地鐵站（Parsons Green）裏的一列繁忙時段列車發生爆炸，造成數十人受傷。 那是這個國家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第五次發生恐怖襲擊，而裏代爾正忙於找尋更多的相關信息。在刷著社交媒體上的實時更新時，她發現了一張白色塑料籃子燃燒的照片。 這個在裝滿人的列車車廂中爆炸的土製炸彈是被包裹在一個塑料購物袋中，隱藏在那個籃子裏。 對裏代爾來說，這張照片卻帶來強烈的震撼。 她當時想：「那就是一個婦女政權論式的炸彈。在家中自製，用的是能夠在藥店和五金店買到的材料。有些女人曾經用這樣的炸彈來恐嚇國家，從而得到注意。」 裏代爾對於女性參政論者（suffragette）的興趣始於事件發生前五年，當時她在修讀歷史學博士學位，而她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想和這些人有任何關聯。 「它就像個陷阱一樣。作為年輕的女性歷史學者，我必須寫女人的課題，寫女性參政論，」她說。 她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音樂廳更感興趣。那裏有小品和新奇的表演，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會去，是一種有民主色彩而又讓人負擔得起的娛樂。 「它們就好比是那個時代的互聯網，」裏代爾說，「就像如今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爆紅事物一樣，在重大的文化事件發生時，就會有人即時寫出歌，然後在音樂廳裏面表演。那是一個原始、充滿活力並且緊跟潮流的世界，它所展示的社會，與歷史學家對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保守描繪並不一樣。尤其是涉及到女性的時候，它令我非常著迷，我非常熱切地想去了解更多。」 不過，在倫敦博物館館藏資料管理員比弗利·庫克（Beverley Cook）的幫助下，一次偶然的發現令她的選擇方向發生了重大轉變。 「比弗利對我說：『我這裏有一個年輕的音樂廳藝人從未發表的一份回憶錄，真正看過的人非常少。她也是一個女性參政論者。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好像翻了個白眼，覺得：『天啊，別又是女性參政論了，』」裏代爾說。 「當時，我對婦女參政論者的印象和大多數人一樣。我知道那些砸窗戶、把人綁在鐵路上、強迫餵食等等事情，還有那些海報和遊行。我覺得我已經知道有關這些女人的一切。」 費恩·裏代爾最初是偶然發現了姬蒂·馬里昂的故事 裏代爾對自己說，就只讀有關音樂廳的部分，跳過社會運動的部分。放到她面前的，是兩個文件夾這麼厚的手稿。 裏代爾說，大概看了五頁，一個難以置信的聲音就躍然紙上。她所讀到的是一個婦女參政論者在公開談論要實施縱火襲擊。其他文件則顯示，她同時也是一個炸彈襲擊者。裏代爾表示，換句話說，她就是「一個恐怖分子」。 「在這些文稿當中，姬蒂是一個那麼有力量的演說者。而她對我講述的，是一個我前所未聞的暴力故事。之後我問我的朋友、家人，甚至我所認識的學者。他們都沒有聽說過這個人。這是大多數歷史學者似乎都避而不探的一部分歷史，而我現在有了主要的資料來源，一個和我在歷史書中看到過的所有人都不一樣的女人。」 她把當時那一刻稱作「達芬奇密碼式的瞬間」。 裏代爾在資料庫中一直待到關門，一次讀完了姬蒂·馬里昂（Kitty Marion）的故事。 凱瑟琳·瑪麗婭·夏弗（Katherina Maria Schafer）在15歲時逃離德國那個虐待她的家庭來到倫敦。她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留下她一個人面對一個沒有愛心且有暴力傾向的父親。在她的寵物狗開始對她表現出愛的時候，他就殺了它。 她在倫敦東部和叔叔阿姨以及表親們同住，並很快就學會了說英語。偶然的機會讓她闖進了音樂廳這個充滿了活力和能量的世界，這個少女第一次找到了歸屬感。她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姬蒂·馬里昂，開始了一個演員和舞蹈藝人的生涯。 「這個世界令姬蒂如癡如醉，」裏代爾說，「音樂廳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一個令人興奮的大都會縮影。在這裏，女性有工作，有經濟能力，以及不同種族間的婚姻都非常普遍。姬蒂有一幫不同背景的朋友——她的第一根雪茄就是一個中國外交官的兒子給她的。她和其他女性很快地建立起了友誼——她們都是堅強、崇尚性開放的女性，和我在歷史書中讀過的那些人都不一樣。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的婦女，通常都會被描述成長年受苦的受害者，而我在姬蒂的自述中看到的卻都是思想自由的踐行者。」 警方將馬里昂列為最危險的20個女性參政權論者之一 馬里昂一開始並沒有馬上成為性別平等或者婦女投票權活動的先鋒，但是後來，用裏代爾的話來說，是「她經歷了一個『Me Too』的瞬間」。 一個被她稱作「德雷克先生」或者「垃圾先生」的音樂廳經理人對馬里昂的一次侵犯，令她懷疑在一個由強勢男性主宰的行業裏謀生是否明智。在她的自述中，她形容自己在這件事之後「整個人都被逼反了」。 「很少有女人能夠忘記她們第一次被侵害的經歷。第一次，某個人認定自己有權利摸你，吻你，不用問就直接佔你便宜，」裏代爾說。 作為一個到處巡迴演出的演員，馬里昂看到的是，不得不承認這種經歷的人，遠不止她一個。 「驅使姬蒂投身女性參政權運動的是一種想法，認為婦女值得擁有權利，令她們在工作環境當中能保證安全，不需要用身體去換取獨立自主的地位，」裏代爾說。 馬里昂加入了演員投票權聯盟（Actress Franchise League）。這個組織經常舉辦倡導婦女參政權的舞台戲劇。此後，她又加入了潘克赫斯特家族的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很快又開始參加示威遊行，之後又上升為更激進的公民抗命。 在她將石塊投向紐卡斯爾郵局窗戶之後，她就迎來了首次的入獄經歷。然後，和越來越多入獄的女性參政論者一樣，她開始絶食。監獄管理者應對這些婦女絶食的方式就是強迫餵食——強行將導管插進她們的鼻孔或口腔。為了抗議這些對待，馬里昂在她的牢房裏打破煤油燈，點著牀墊上裏的填充物來放火。 之後，她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監禁，主要罪名是縱火襲擊。 女性參政權論者在獄中絶食時，會被強迫進食 1913年6月13日晚上，她和另一個婦女參政權論者高調地在一個跑馬場縱火，作為對艾米莉·威爾丁·戴維森（Emily Wilding Davison）之死的報復。後者在英國艾普森德比錦標賽（Epsom Derby）的一場土石當中被國王喬治五世的馬踩踏致死。馬里昂和另一個縱火者均在第二天早上被捕。 這一次，她一天之內被強迫餵食的次數達到驚人的232次。 馬里昂的故事令裏代爾看得入神。這並非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女性，卻肯定是女性參政權運動前線的戰士，廣為運動領導者們所熟知。裏代爾花費了多個小時，進而用數日、數月最終達到數年的時間，研讀了大量史料庫資料——包括個人日記、信件、法庭及警方記錄、發表過的回憶錄，以及報紙，來拼出馬里昂在那場運動當中的經歷。一段鮮為人知的女性參政權運動歷史開始浮出水面。 這些女性所做的，不僅是砸窗戶和實施縱火襲擊。 1912至1914年間，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倡導實施一場軍事性質的行動 這些女人會將一些小瓶的磷用郵件寄出，人用手拿的時候，小瓶就會破裂，令郵差的手嚴重燒傷。 她們還會埋炸彈。 「到1913年初，婦女參政權論者已經成為了一個高度有組織性的恐怖組織，」裏代爾說，「1913年5月之內，全國就有52起襲擊，包括29次炸彈爆炸和15次縱火。」 當時的很多土製炸彈都和裏代爾在倫敦帕森綠地站事件後發現的那種很相似。它們出現在教堂、裝滿人的火車車廂、建築物大堂和車站等地方。裏代爾說，這些炸彈就是為了傷害民眾，而最終沒有出事，純粹是運氣。 「當時的炸彈並不像現在這樣會立即爆炸。它們會發出嗞嗞聲，會蹦來蹦去，還會冒煙，這給了人們很多時間逃離。但是它們都是被放置在人流量巨大的公共場所。」 在宣傳冊子當中，女性參政權運動領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將這種鬥爭性形容為「持續對抗和瓦解政府的游擊戰」。當時不管是運動參與者還是警方，都將此稱為「恐怖區域」。報紙標題則會將之稱為「女性參政權論者的恐怖主義」。 「毫無疑問，它有著一切如今被我們定義為恐怖主義的特徵，」裏代爾說。 馬里昂的剪接簿記錄了婦女參政權論者的極端行為 雖然姬蒂·馬里昂對於自己的縱火行為直言不諱，但是說到炸彈，她卻躲躲閃閃。 她有一個剪貼簿收藏著一些她實施過的縱火事件剪報，此外還有一些有關炸彈襲擊的報道，但是當中並沒有指認出施襲者。裏代爾相信，姬蒂是在表明自己對這些襲擊負責。而運動參與者之間的信件也透露出了更多信息。 裏代爾表示，還有一些跡象表明，在之後那些年裏，婦女參政權論者們共同謀劃，在發表的回憶錄當中將她們最暴力的行為的相關內容刪去。 裏代爾開始公開談論姬蒂·馬里昂的暴力史，而這時，她受到了婦女參政權運動歷史學家們的反擊。 「有一個人寫信來說，我的研究是『可恥』的，我應該『不要再繼續』，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剛剛開始學者生涯的年輕學生來說，是特別嚇人的，」裏代爾說。 「其他歷史學家則極力辯駁，說女性參政權運動史當中並不存在大規模的洗白。對此，我想對那些沒有活在精英學者圈中的人們問一句：『你或者你的朋友，有聽說過婦女參政權論者的炸彈襲擊嗎？你有聽說過有人叫她們恐怖分子嗎？』」 裏代爾表示，只是因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才遏止了女性參政權論者們的暴力抗爭進一步升級。 倫敦博物館和谷歌（Google）一個藝術應用程序合作，將馬里昂的整個剪接簿數碼化，內容將在6月向公眾展出。 在那之前一年，姬蒂·馬里昂最後一次在英國被捕，那是在倫敦附近，她被懷疑在赫斯特公園的跑馬場縱火。她被判三年監禁，只服刑了幾個月，就在當時所謂的「貓捉老鼠法案」（Cat and Mouse Act）之下出獄並被送往醫院。該法案規定，在絶食當中身體過分虛弱導致有生命危險的囚犯將會被允許提前釋放，而當囚犯健康狀況好轉之後就要回到監獄。 裏代爾說，在一戰爆發後，英國政府把握機會，將這個女性參政權運動當中最危險的女人之一指控為德國間諜。 不過，馬里昂擁有一些忠實的朋友，還有很多重要的運動參與者，都幫助她逃到美國，而不需要重回監獄。 在紐約，為社會公正鬥爭的那股癮又回來了。 姬蒂·馬里昂與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成了朋友，並參與到後者的美國生育控制（American Birth Control）運動當中——這場運動後來演變成了「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 裏代爾說：「這是一個與我們當代兩場偉大運動都有關聯的女人的人生，而我們卻不知道她的名字。」 裏代爾以攻讀博士期間所進行的研究為基礎，在最近發表了著作《十分鐘內的死亡》（Death in Ten Minutes）。這本書被選中，要改編為電視劇。講述馬里昂和她的朋友們的故事——她們在婦女參政權運動當中將自己稱為「熱血青年」（The Young Hot Bloods），而裏代爾則指她們是炸彈襲擊的實施者。 同時，裏代爾希望申明，她並不是在試圖詆譭女性參政權論者的名譽。 「這些女性令我驚嘆，」她說，「但我們不能迴避這些女性完整的形像。有一句老話說：『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在另一個人眼中則是自由鬥士。』在這裏也是一樣的。」 裏代爾在家裏還收著一張姬蒂·馬里昂的照片。 「姬蒂很渴望自己的故事被講述出來，而我終於能夠替她做了這件事，我非常驕傲，」她說，「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女性為了我們的自由做了如何艱難和令人不安的選擇。」 除註明出處之外，照片由菲爾·庫姆斯（Phil Coomes）拍攝 關注梅加·莫漢（Megha Mohan）的推特：@meghamo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