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志運動30年：見證同婚專法通過歷程
2019年5月14日，台灣同性婚姻專法還尚在立法院協商，三天後就要表決。立法院場外聚集上千同志支持者，要求立法院履行承諾，通過專法。人群旁樹上站著一位清瘦的白髮老翁，大力揮舞著彩虹旗。
2003年台灣第一場同志遊行在台北舉行。 祁家威曾對外說過，他喜歡找到一個制高點，在高處揮舞彩虹旗，因為有次他發現，路過的人在巴士上由上往下拍他，潛意識上讓人感覺被鄙視，而他不容忍被鄙視。而在高處，讓路過者由下往上拍他，使他感到被尊重。 而這彩虹旗他已經揮舞了30多年。 同志平權開拓者 1986年二月末，祁家威的中學同窗，也是他當時暗戀的好友在美國結婚，選擇同一天在麥當勞召開國際記者會，公開出櫃，成為台灣第一位公開的同性戀者，併發言宣傳愛滋病防治。 但是，1986年台灣尚在戒嚴時期，在那場高調的國際記者會後，祁家威立即被政府以重大「傷害罪」的罪名逮捕。他卻得意地告訴記者，自己在短短五個月便獲釋。祁家威說：「因為邀請路透社等國際媒體報導台灣的愛滋病情況，以及公開出櫃，台灣情報單位覺得我在鬧事，不得不處理我。」 祁家威稱，「抓我的人對我說：『祁先生，你太厲害了，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你在自由世界消失，關你五年。』所以他們隨便塞了一個傷害罪名要我背，但我透過我的犯罪學及法律知識，成功的在五個月後擺脫他們，離開監獄。」 1958年出生於台北的祁家威來自公務員家庭，他說自己從小就是學霸，是學校的風雲人物。而且，國小國中交往的對象都是女朋友。1973年，從中學開始有了同性情愫，暗戀同班男生。 祁家威1958年出生於台北。 「1975年的夏天，英文老師教了一個單字『homosexual』（同性戀），我開始去思考自己的同性戀認同。尤其當時也在暗戀同班同學。暑假的時候，我去查了資料，發現1974年，同性戀已經被世界精神醫學大會從精神病當中移除，我因而確定了自己的性傾向是正常的，開始向周遭朋友及父母出櫃。他們都很接受，所以我心想，既然家人朋友都不反對，真的是老天爺安排我走同志這條路。」 雖然高中後來沒念完，也沒去上大學，但他說在高中就開始了自學之路。「所有海內外同志及愛滋防治的法律以及醫療資訊，都是我自己去搜集而來，」祁家威說。 然而，30多年來，祁家威在媒體上幾乎都是形單影支的形像。尤其，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期，同志在台灣社會仍是被高度污名化，祁家威卻以公開出櫃的同志身份，時而扮演耶穌，背著龐大的十字架在街頭呼籲防治愛滋。或者身上掛上300個「保險套」，打扮成「埃及艷后」在車站發放保險套。遭受路人咒罵及譏諷是家常便飯。 因為祈家威單打獨斗的形像，相關評論經常以悲涼的筆觸描寫他。譬如，台灣資深記者楊索回憶當年，在一文章說：「每當想起祁家威，心中總浮現80年代後期，他背著募款箱為愛滋病患籌款的景象......經過的人多半遠遠避開他，視他為瘟疫，社會與媒體多少視他為『麻煩製造者』，沒有誰用心去理解他出櫃的勇氣與護衛愛滋病患的使命。」 數十年來，祁家威不斷挑戰台灣法律，抗議同性婚姻不被法律承認。 但祁家威告訴記者，他從不覺得自己的孤軍奮鬥十分孤寂。他的社會運動策略不在於組織社團，而是抓緊關鍵議題，以一己之身不斷挑戰制度。 數十年來，祁家威不斷挑戰台灣法律，抗議同性婚姻不被法律承認。直到2016年，台灣大法官正式接受祁家威的釋憲請求。2019年，台灣通過同婚專法。 台灣同婚專法通過，祈家威30多年來的努力再次被眾人看見，他被稱為「同運教父」。祁家威說，他從不覺得自己為同志運動犧牲了青春，因為「一路走來，都是透過我的判斷以及知識決定策略」，他自信地說。 同婚專法通過後，祁家威並沒有停止他的社會運動步伐。他認為，同婚專法尚未包含完整個跨國婚姻權益以及領養權，針對這個法案上的「不完備」，他會繼續抗爭。 90年代同志運動 祁家威為同志運動開疆破土的時期，也是台灣社會運動攀升的時期。眾多評論說，在民主化浪潮下，1987年政府宣佈解嚴，「黨禁」及「報禁」陸續解除，眾多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組織因而成立。 對同志運動參與者來說，回顧1990年代，同志運動及文化，在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於亦蓬勃發展。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於1990年代成立。1995年，女牧師楊雅惠成立台灣第一個同志教會「同光教會」；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立，研究並倡議性別人權。1998年第一個政府立案通過的同志團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成立；1999年，第一個同志主題書店「晶晶書庫」在台北開幕等。 文化活動上，1996年台灣有了首場公開同志婚禮。同年，「我們一家都是G」同志廣播節目在高雄播放。同志題材《鱷魚手記》、《失聲畫眉》及《荒人手記》陸續拿到重要文學獎項，已故紀錄片導演陳俊志，拍攝青少年同志紀錄片《美麗少年》拿到大獎等。 台灣同志運動十分蓬勃。 自1990年代參與同運，現任同志諮詢熱線理事喀飛告訴BBC中文，90年代中期以後，是台灣同志運動在文化上突圍的時代，可為百花綻放。 此次代理祁家威申請法律釋憲的許秀雯律師便是在1990年代開始投身婦女運動。 許秀雯接受記者採訪時說：「1990年，我大學一年級，在台灣東吳大學念法律系，當時還沒有正式公開登記的同志團體。我們除了受到女性主義啟蒙在婦權組織，譬如『婦女新知基金會』走動幫忙外，在校園內，我跟同學創辦了女性研究社（女研社）擔任第一屆社長，開始在校園推動一連串關於同志意識平權的工作，譬如辦同志電影放映討論會，讀書會以及講座等等。」 許秀雯生於1972年。她在台灣社會運動巔峰的年代——1990年代，「鍛煉」了自己的同志認同及社會運動策略。 她表示，回首過往，台灣女權運動與同志運動有著微妙關係。一方面，當年女權團體很多工作都是女同志，在女權組織中吸收女性主義理念，但同志也將同志平權的價值帶進婦女運動。「所以後來在婚姻平權的活動上，會看到許多婦女團體出力幫忙，因為我們這一代的同志平權運動者很多人都跟婦女運動有很深的淵源」，許秀雯稱。 但推動同性婚姻10年，即將與伴侶結婚的許秀雯解釋，1990年代的她，作為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對家庭或婚姻沒有多大興趣，甚至是持批判的立場。尤其，她目睹許多同志朋友不是在社會壓力下選擇主動離開家庭，就是被家人逐出家庭，許多傷害及遺憾因而造成。 許秀雯說，「婚權議題必須有專責的運動組織有系統地長期推動，才可能成功。我承認當年我對家庭或婚姻制度是有所批評，但現在我認為對結婚這件事的關注點在於自由與平等。因為同志必須被當作平等的公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進入婚姻」；「即使是不婚主義者，也只有當你有結婚的權利，才可能有效宣稱，我不選擇婚姻。」 許秀雯又稱，雖然同志追求的平等在專法通過後，有了初步成果。但她說在跨國婚姻和多元成家等法案上，她與戰友沒有放棄。如同她一再強調「平等是一種我站起來了，沒有人需要因此倒下的價值」。 2000年世代 生於1991年的徐豪謙，告訴BBC中文，他是在青少年時期便開啟他的同志認同，並開始與同志運動接觸。他說，當年還是國中生的他，其實在國中國小都有嘗試與女生交往，想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同志，他甚至去租色情片來試探自己的性慾認同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經過了半年的摸索掙扎，才確定自己喜歡同性。」 台灣民意調查顯示多數年輕人支持同志權益。 高中時，他因緣際會參與台灣大學男同志社團「Gay Chat」而開啟他在社會運動的啟蒙。「雖然是聯誼性質，可是社團中很多學長都會分享一些社會運動的理念跟經驗，我想我應該是在那時候開始被啟蒙的。」 當時許多中學生在學校組織同志社團，卻被台北市教育局禁止。他與其他高中生組成「高中生制服聯盟」，協同同志運動團體召開記者會，向台北市教育局抗議。此舉如同在媒體正式出櫃，但他說因為他跟家人感情疏離，所以不會有出櫃的問題。 徐豪謙與志同道合好友成立「性愛教室」，教授學員如何愉悅的享受性愛。 徐豪謙說自己幸運錄取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當時人文社會學系的學生運動氣息濃厚，包含太陽花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陳為廷是系裏的學長，彼此相識，在許多社會議題，系裏的同學們也都十分支持甚或參與。周遭的人參與學運並在各個社運或性別平權運動走動，並一起討論及辯論，帶給自己許多對於社會議題的刺激。 但是，徐豪謙說他自己心儀的還是性別議題。最近剛服完兵役，他便與志同道合好友成立「性愛教室」，教授學員如何愉悅的享受性愛。 徐豪謙告訴BBC中文，有趣的是，來上課的異性戀女生也很多，更有從大陸港澳地區專程來上課的學員。他笑著說，「這也反應其實年輕一代對性很好奇也很焦慮。還有些女生除了跟我學性技巧之外，還順道向我請教伴侶關係的經營。等於我也變成感情顧問了。」 關於同性婚姻的議題，徐豪謙稱他可以認同婚姻平權是反抗保守勢力壓迫性少數，爭取平等的過程。但他自己對於婚姻還是持批判態度，所以沒有積極參與。徐豪謙表示，「許多同婚支持者都在強調忠誠或浪漫的愛情觀，這不是我的關注所在。」 徐豪謙認為，除了爭取婚姻權外，許多議題譬如跨性別或性工作合法化的議題也更需被關注。現在除了繼續擔任性愛教師之外，他正與其他性工作者籌備團體，爭取權益。 他說，同志權益不只有強調忠誠的婚姻或愛情，同志婚姻不是同志運動的終點，對90後的他來說，性的開放與民主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