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網絡時代更需要「炒作」女性權益
以彰揚女權為目的的「美麗的女權徒步」經過四個多月，現在進入最後階段；從北京徒步旅行了一百多天的肖美麗（化名）正在湖南衡陽，凖備向終點衝刺。
肖美麗1月26日凖備進入湖南衡陽。（馮媛攝） 肖美麗解釋這次徒步之旅行動的目的是通過步行走入那些對性侵漠不關心的城鎮宣傳男女平權、加強女性自我保護意識、喚起當地對性侵犯女性問題的關注。 沿途她還給各地政府寄信，要求公開關於性騷擾和性別不平等的相關信息，並徵集簽名。 作為90後一員，肖美麗選擇用這一不尋常的行為藝術式的行動來張揚、倡導女性是自己的主宰，抗議性侵犯。 肖美麗的女權徒步行動在形式上迥異於前輩的女權主義，主張的內容看似「新潮」但與女性自主的權益訴求沒有本質區別。 她的行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幫助，大部分是同代人，也有「前輩」。 資深女權活動者馮媛以傳播分享信息、陪走、捐盤纏等方式支持美麗的女權徒步。 她對BBC中文網解釋說，因為「這是一個青年女權行動派的創舉，她的長征也是中國女權運動長征的新路標。它可以是很個人化、個性化的，但又生動有效、有時代特色地提出群體訴求，進行公眾教育、政策倡導、同伴集結。」 受啟發 1980年代開始涉足爭取和維護婦女權益活動的資深女權主義者葛友俐對肖美麗的徒步之旅感到「震撼、欣賞和受啟發」。 身為北京一個反家庭暴力社團負責人，且三十多年來一直未脫離推動婦女權益保障，葛友俐欣賞這種個性鮮明、以「微」揚「宏」的手法，認為在推動公眾對社會議題的認識、倡導權益保障方面，這比理論研究、研討會、培訓班等傳統手法更貼近現實。 「過去的許多做法顯得太學院派、象牙塔、與社會和女性群體脫節，而肖美麗的女權徒步給我的啟發是怎麼把理論和個人實踐通過一種創新的方法結合起來，使我們更貼近生活，更貼近服務對象，」她說。 肖美麗為婦女權益徒步旅行。 至於行為藝術式的宣揚女權效果究竟如何，現在下定論確實為時過早，但不失為一種創新。 另一位「女權活動前輩」，曾在《中國婦女報》、《農家女》雜誌任職的謝麗華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美麗女權徒步勇氣可嘉，但對女性權益的維護未必一定起到彰揚之效。 她認為，和曾經有過的佔領男廁、地鐵宣傳等行為藝術式女權活動一樣，美麗徒步的影響「較局限」，且主張失之偏頗，至少現在難稱之為女性主義的「動向」。 網友可以通過微博追隨肖美麗的徒步旅程，也有人伴行一段，或提供物質幫助。 也有人覺得這種行動在炒作盛行的年代可能就是自我炒作，不足為道。 但葛友俐認為，肖美麗不是在炒作，而即使有自我炒作、嘩眾取寵的元素，也無不妥。 她說，在「炒作的年代」，肖美麗利用網絡社交媒體張揚自己的理念和個性，為什麼不可以？「她主張在性的自由選擇權上男女平等，從價值和意義層面看，與爭取男女同工同酬沒什麼區別。」 中國女權 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中國，不同群體的人們對女權的理解各不相同。與這個「洋氣」的名詞相比，更為人知的是婦女權益保障、維護女性權益等較「本土化」的概念。 從新聞採編轉行專職從事婦女權益保障的謝麗華表示，她不介意被稱為資深女權主義者，但更願意自稱「女性主義者」。 她認為，中國社會對女權（feminism）這個概念仍有牴觸，覺得「太西方化」、「與男性對立」，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賢妻良母標凖牴觸。 曾經有一年時間，女性權利在官方媒體上被等同於人權，後來銷聲匿跡。 謝麗華1993年離開《中國婦女報》，創辦了《農家女》雜誌，專注於農村婦女的權益。 她認為，中國官方正式倡導的婦女「四自」，自尊、自立、自強和自信，本質上跟女權主義中的男女平等、婦女維權等主張是一致的。 過去三十多年裏，中國的改革開放把婦女權益保障和維護推到公共視野。謝麗華和她在媒體及婦女工作領域的同道們親歷了這個過程。 改革開放 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後來民工潮開始浩蕩，大批農家女進城打工，農村婦女的土地權浮出海面，成為需要爭取、保障和維護的「女權」；與之相關的還有農村家庭暴力、離婚婦女的各項權益等。 國企改革產生了大量下崗女工，使女性的就業權成為突出問題，包括男女退休年齡問題引發的性別歧視問題，以及越來越明顯的女大學生就業困難（與男同學相比）問題。 在謝麗華的記憶中，除了涉及財產和人身安全方面的權益，女性參政也隨著改革開放成為一個女權主義關注焦點，因為村官選舉中大批女幹部落選或主動退出，而城市則出現「女幹部比例」明顯下降。 1992年，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出台。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首次在北京舉行，中國的婦女工作和西方的女權運動正式接觸。 200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十週年之際，中國的婦女權益保障、婚姻法等法律作了修訂，涉及家庭暴力、女性財產權、繼承權等方面的條文更具體化。 但是，「我們在工作中發現，法律條文是更具體了，但操作仍是個問題，而其中主要原因是隱形制度的阻力，」謝麗華說。 肖美麗和陪走的支持者1月26日在湖南衡陽市郊休息。（馮媛攝） 隱性制度包括傳統、習俗、觀念等社會文化因素。 兩極分化 進入21世紀，改革開放30年中付出水面並日益突出的婦女權益受侵害或法律保障缺失問題，也隨著社會的巨變和群體分化而改變。 婦女維權不再是婦聯等機關統管的事務，出現了不少基層民間組織，為婦女提供各方面的幫助。 另一方面，在工商各界出現大量女精英的同時，女性被商品化也成為日益顯著的社會現象，賣淫嫖娼泛濫，大量農村少女進入「性工作者」行列，「嫖宿幼女罪」成為一宗刑事罪寫入法律。 在女性參政方面，農村更趨傳統；許多人認為當村幹部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孝順公婆的賢妻良母才是好女人；在城裏，80年代後期「女市長協會」成立的初衷之一是讓那些擔任正、副市長或此類職務的女性交流在工作中遭遇的性別歧視和阻障，姐妹們聯手抗衡官場的性別歧視、男女不平等。 在「女界」的多元紛雜、網絡媒體的普及、80後90後和00後的成長的今天，「新新人」充滿個性的維權手法不時見諸社交網絡和媒體。 肖美麗曾參演中國版話劇《陰道之道》，2012年情人節參加穿帶血婚紗行為藝術抗議家庭暴力，2013年8月又剃光頭抗議高考錄取中男女區別對待，歧視女生。 這些聲音獨特，與其它國家和社會中一些女權主義活動者的「駭世驚俗」活動有形似之處，也同樣屬於多元文化的一分子。 現任「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的謝麗華認為，打破傳統模式也可以通過其它途徑實現。 這個中心曾與聯合國合作完成了中國女童性侵犯調查項目，現在涉足養老領域，辦老年公寓、居家養老等社會企業，並從事農村女性職業化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