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5G：掙扎在美中博弈間的困境與選擇
美國司法部最近（1月23日）提出了對中國華為公司最新的起訴（Superceding Indictments），新訴狀取代了2019年1月28日司法部對華為在紐約東區和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的起訴書，並且罕見地動用了主要用來對付有組織犯罪的《RICO法案》來整體起訴華為以及華為的美國子公司，給國際社會投下一個震撼彈。
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最高網絡安全官員近日再度對英國施壓，要求唐寧街重新審視允許華為部分進入英國5G網的決定。 對華為的起訴似乎是法律問題，但是，已經有多方分析指出，華為已成為美中貿易戰，甚至是美中全球博弈的一個重要籌碼。 不難看出，這些新起訴對華為在美國市場的前景乃致其全球的業務都會非常不利。 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訊設備製造商，以其目前的體量，不管是將華為逐出國際科技發展領域，還是將之納入國際科技創新公司行列，其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都會是顯著的。 美國對付華為的《RICO法案》是什麼？ 所謂《RICO法案》，全稱為《反敲詐勒索及腐敗組織法案》（Racketeer Influence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簡稱《RICO法案》）。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該法律目的在於打擊犯罪組織的機構框架，特別是從經濟來源上對之進行懲罰，冀以瓦解犯罪組織。過去五十年，該法曾被用來指控過一些公司，尤其是大型藥業公司和黑幫化的勞工組織，特別引入注目的是：司法部於2015年對嚴重腐敗的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的領導人和涉及腐敗的體育公司進行的起訴，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反響，為清除國際足聯的腐敗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該法幾乎從未針對過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這一起訴似有瓦解華為公司整體結構之意，令專家們大跌眼鏡。 從美國司法部公布的新起訴書來看，華為面臨了16項指控，包含了之前的兩份罪控。但是與前述起訴書不同，這次起訴將所有犯罪指控都建立在《RICO法案》要求的犯罪「模式」（Pattern）基礎之上。起訴書指控：華為及其下屬公司在過去二十年裏在美國從事的商業活動具有盜竊知識產權的慣用「模式」，靠著這個商業「模式」，華為攫取了很多商業利益，導致美國六家科技公司遭受了巨大損失，也為自己節省了研發費用，並在產品的革新上和市場佔有率上得到了好處。在犯罪行徑敗露後，華為則採取了毀滅證據，轉移證人，以及作偽證的行為，以逃避法律的懲罰。一旦檢察官成功地證明這個非法商業「模式」的存在，華為及其涉案的下屬公司將會在美國受到經濟制裁，相關責任人也會得到刑事和民事的處罰。美國政府就可以對華為所有在美國的賬號和資產，甚至是華為在與美國有司法協助關係國家的資產採取凍結和沒收的懲罰，情況不可謂不嚴重。 這份新的起訴書，除了在將過去個案起訴（在紐約東區和華盛頓西區聯邦法院分別起訴了孟晚舟個人和華為相關公司）變成了對華為及其下屬公司總體起訴這一重點之外，也有一些新的內容，例如增加了起訴對象，包括華為科技公司的母公司華為投資控股公司（Huawei Investment & Holdings），未來華為（Futurewei），以及一些個人，包括任正非本人(化名為「個人1」)和一些涉案高級管理人員和工程師。 美國新增起訴內容要點 在新增內容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有兩點：其一，起訴書明確指出了華為在與伊朗貿易的欺詐行為涉及違反聯合國有關制裁伊朗的相關規定。比較2019年對孟晚舟的起訴書，雖然文字提及到聯合國一詞，但是那是在引用華為自我辯護時的用語，華為向美國司法部辯解時，聲稱它在伊朗的商業運營，既沒有違反聯合國的相關規定，也沒有違反美國和歐盟的法律。新的起訴書則直接指出其操作違反聯合國規定，美國禁止與伊朗貿易以及歐盟的相關法律規定。這些直接指控是否與正在加拿大法庭審理的孟晚舟引渡案有關還有待觀察，抑或和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限制華為的總體策略相關，也未可知。 與2019年起訴書相比，第二項新指控涉及到朝鮮。雖然新的起訴書對華為與朝鮮交易的具體細節語焉不詳，但是在起訴書中加入華為與貿易朝鮮的違規行為是否在為孟晚舟引渡案埋下伏筆就不得而知了。 華為安全官接受BBC獨家專訪：在中英美間博弈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新起訴對華為在美國市場的前景基本上是判處了死刑。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升級的法律行為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美國的盟友，特別是英國、歐盟和日本、韓國。如果華為被證明犯有違反聯合國對伊朗和北韓制裁的相關規定，以及華為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盜取知識產權違法商業操作「模式」，這將對華為在全球的業務非常不利，至今仍在觀望的其他盟友將會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 當然，目前的指控只是司法部的一面之詞。正如起訴狀中例行公事的行文提及的那樣，不能僅僅依照起訴書來判斷華為的行為有罪，司法部還需要在法庭上通過提交證據以「超出合理懷疑」的標凖證明華為確實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否則法庭將無法判定華為有罪並給予處罰。 由於在提交起訴書時，法律並不要求司法部提供全部證據，人們對於美國司法部到底掌握了多少證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由於聯邦法律要求任何犯罪起訴必須要由16-23人組成的陪審團審查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指控犯罪，這份起訴書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經過獨立的大陪審團秘密聽證，並最終判定有足夠證據指控犯罪後才得以遞交給聯邦法院的。可見，在華為案中司法部掌握了充足的證據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是鑒於有組織犯罪的複雜性，與前兩次起訴發佈的新聞稿不同，司法部在這次的新聞稿中強調對華為的犯罪調查還在進行中，並呼籲知情人向司法部檢舉華為的犯罪事實，這也預示了這場官司的曠日持久性。至於司法部掌握了多少證據，隨著訴訟序幕的拉開，在證據開示中，起訴方必須向被告方通報其掌握的證據，以便被告方凖備辯護，屆時，公眾將有機會了解相關細節。 美中博弈的籌碼？ 表面看來，對華為的起訴涉及的是法律問題，但是，很多分析人士已經指出，華為實際上已成為美中貿易戰，甚至是美中全球博弈的一個重要籌碼。 放眼望去，華為是中國高科技領域的領頭羊，動見觀瞻，很難在兩個大國的較量中獨善其身。美國目前的策略似乎是想將代表中國利益的華為驅逐出全球科技領先公司之列，從去年年初的起訴，到年中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加以限制，到上周升級為全面起訴華為，每一步都在圍堵限制和打擊華為。確實，華為在其早期發展中「妾身不明」，與政府和軍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有重大嫌疑參與或至少是配合政府使用高科技侵犯人權，甚至至今還與政府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世界各國對之擔憂和防堵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對美國和西方國家而言，將華為逐出國際科技發展領域，還是將之納入國際科技創新公司行列、造福全世界一直是個兩難的抉擇。驅逐華為的結果一定是將華為推向中國政府，使之研發和運用完全圍繞著政府的需要進行，以華為目前的科技能力和體量（借用司法部起訴書的聲稱，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通訊設備製造商，沒有之一），其有可能對世界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覷。反之，將華為納入國際正常商業軌道，並以國際法律及商業標凖對之嚴加規範，促其做到徹底公開透明，成為一個投資多元、國際化運營的跨國公司，則可能使其為全球科技創新做出重要貢獻。 華為的選擇和可能選項 當然，在美中博弈中，華為的自身選擇是十分重要的。最近，華為在英國和有些歐盟國家沒有將之完全排除在5G生產商的名單之外的問題上可能竊喜，甚至會有人認為這是美國圍堵華為策略的失敗。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歐美政治法律制度高度近似，華為繼續對歐洲各國供應通訊設備實際上也是給自己套上了一個法律的枷鎖。在未來的商業運營中，將可能繼續面臨各種法律挑戰，可以想見的是，一旦有證據表明華為有違反歐盟和英國法律時就會訴訟纏身，甚至不排除有些基於侵犯人權（包括使用高科技設備幫助政府迫害人權）的法律訴訟，這在西方法律體制下是司空見慣的。 有觀察人士指出，要華為脫出目前的困境還有一些不同的選擇。以前，就有美國法律界人士主張華為可以徹底放下身段，面對自己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法律問題，與美國司法部進行和解，也包括對已經犯下的錯誤認罪認罰，與檢察官進行辯訴交易，在此基礎上實現華麗轉身。 同時，華為也可以選擇在美國或者歐洲證券交易所上市，實現財務、資金、商業運營透明化。華為還應當僱傭有國際聲譽的職業經理人擔任公司的一級主管，全球招聘各級管理人才，使其成為真正的高科技商業公司。為此，有專業人士甚至建議華為可以把公司總部設立在中國之外，或者實行雙總部體制，接受國際監督。唯有如此，才能解決其「身份疑雲」問題，也才能從美中博弈中解脫出來。 華為能否自主決定其命運本身也是驗證著外界疑惑其身份的一個重要標尺。從美國和西方法制文化的角度看，如果華為能走出「暗箱作業」，對公司本身、中國和美國，乃至世界科技界都可能成為一件相關各方全贏的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