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屬性」共存 美國華裔攝影師的身份探索之旅
「讓我換上你的衣服，然後你給我拍張照，可以嗎？」
在東莞，許永揚（右）與玩具廠保安換衣拍照。 美國華裔攝影師許永揚（Wing Young Huie）在年過半百後，才第一次踏上父母親的故土中國。他拍攝素未謀面的中國人，然後換上攝影對象的衣服，把相機交到對方手中，然後在同一位置、擺同一姿勢、穿同一套衣服，拍一張非常相似的照片。 在這些照片裏，許永揚看起來像是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有時，他又顯得格格不入，不知所措。 他將這些以「我是你」為概念的攝影與訪談內容，發表在一本名為《中國屬性》（Chinese-ness）的攝影文集中，探討人們複雜的身份認同。 「我試著透過中國人的生活，來理解我自己的歷史。」許永揚對BBC中文說，這趟攝影旅程猶如一次探索身份認同的深潛。「如果我生在中國，如今我會是個怎樣的人？」帶著這個疑問，他深吸一口氣，一頭栽進了秘密重重的家庭歷史。 在連州，許永揚換上當地影樓老闆的衣服拍攝照片。 從台山到德盧斯 許永揚的父親許喬（Joe Huie，音譯）祖籍是「中國第一僑鄉」廣東台山，跟無數年輕力壯的鄉人一樣，他年紀輕輕就踏上「出洋」旅程，在1909年抵達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Duluth）。隨後許喬多次在台山與德盧斯之間往返，直到1950年代初，他與妻子雙雙移民美國，經營每周七天24小時營業的中餐館。 德盧斯是採礦與工業重鎮，吸引了大量從事藍領工作的移民，其中以北歐移民為主，因此人稱"維京人的小鎮"。許家住在一座帶後院的小磚房，從院子裏能遠眺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 1955年，許永揚出生。他是家中第六個孩子，也是老么，以及唯一一個不是在中國出生的孩子。 許永揚10歲時，父親突然決定舉家搬到紐約。許永揚記得，那時父親總顯得焦慮不安，憂心忡忡。三年後的1968年，他們又搬回了德盧斯，生活中還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變化：一家人的姓氏變成了Huie（許），在這之前，他們一直姓的是Gee。 「直到幾十年後，我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直到2011年籌備《中國屬性》的攝影項目，許永揚才理解家族史中鮮為外人道的秘密：他的父親是「紙兒子」（Paper Son，又譯紙生仔）。 1882年到1943年間，美國實行歧視性的《排華法案》。這項法律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除了少數例外，例如如果申請者是美國公民的兒女。1906年，加州發生大地震，導致舊金山市議會大樓失火，大量公民檔案被燒成灰燼。這場意外，竟成為許多渴望移民美國、卻被《排華法案》關在門外的華人的一線生機。 此前就在美國有合法身份的華人，趁機向當局登記不存在的兒女，再把偽造的身份賣給想要移民美國的人。持這些假身份進入美國居留的人，被稱為「紙兒子」，人數數以萬計。 他們是在紙上被生造的人，一旦被當局發現，就會被遣返回國。 許永揚的父親許喬（Joe Huie）。 1965年，許喬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加入了面向持假身份華人的認罪赦免計劃，主動向美國移民局自首，以換取合法居留身份。他擔心其中的風險，舉家搬到紐約暫避風頭。全美超過一萬名華人最終獲得了合法身份，但「紙兒子」的總數估計遠高於參與該計劃的人數。 在父母去世前，許永揚對這段家族移民史一知半解，父母從未深入解釋，他和哥哥姐姐們也沒有多問。這聽來匪夷所思，但家族移民史討論的缺失，在許多近代華裔移民家庭中十分普遍。 華裔美國作家謝漢蘭（Helen Zia）在新書《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中寫道，幾十年來，她每次問起母親在中國度過的青春歲月，總是得到同樣的敷衍回答：「那是戰爭時代不快樂的回憶。」直到母親年屆古稀，才道出幼時曾被父母遺棄的真相。 謝漢蘭在書中提到，第一次聽到母親的故事後，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的難民、移民選擇不告訴子女當年離鄉背井的故事。「他們已找到了避難所，可以全力鼓勵孩子們充分發揮潛力、獲得自己沒有得到的機會，為什麼還要回憶那些創傷和苦難呢？」 對於許永揚父親那樣，在《排華法案》期間赴美的華裔移民來說，非法移民的羞恥感、拋離遠在中國家人的愧疚感，讓他們對移民往事更難以啟齒。 中國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傳統相處模式、兩代人迥異的成長經歷也決定了，子女通常不會主動問起父母的移民經驗。 牙牙學語時，許永揚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父母的鄉音：台山話。但自從上學後，英文就成了他真正的母語，他跟父親和哥哥、姐姐只說英文，與母親說台山話。「隨著我台山話一天天退步，跟母親的溝通就越來越困難了。」 他將這些以「我是你」為概念的攝影與訪談內容，發表在一本名為《中國屬性》（Chinese-ness）的攝影文集中，探討人們複雜的身份認同。 在他的記憶中，母親常坐在牀邊寫信給中國的家人。她一生都不講英文，幾乎足不出戶。父親早八點到晚八點都在餐廳工作，全年無休。「我不記得我父親跟我有過任何直接的對話，直到我12歲，我開始給他的餐廳當會計。即使是那之後，父親跟我的對話都只跟工作有關。」 1979年從大學新聞系畢業時，許永揚為當地報紙採訪父親。他說，那次透過攝影鏡頭凝視父親，是他們此生父子一場最親密的時刻。「我拍攝過數以千計的陌生人，父親是第一個。」 如今，許永揚談起父母時，總稱呼他們「父親、母親」，而非更親暱的「爸爸、媽媽」。 「他們在中國的生活，是我無法理解的。同樣的，對我的藝術生涯，他們也覺得費解。據我所知，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踏進過博物館、美術館。作為移民，他們生活的目標是求生，」許永揚說。 從德盧斯到台山 深入理解父母和他的移民身份認同的機會，在2011年終於到來。許永揚受美國駐華大使館之邀，在中國展出他的攝影作品，年過半百的他第一次踏上了父母的故土。 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張嘴說話前，人們就知道他是外國人。雖然長著華裔的面孔，許永揚的舉手投足都透露著他並非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我的自我身份認同裏，三分之一是明尼蘇達人，三分之一泛美國，三分之一是華裔。」許永揚毫不諱言，自己是個「香蕉人」。 在白人人口佔多數的德盧斯，他小時候常被問道：「你從哪裏來？你的英語說得真好！」上小學時，他是學校唯一一個亞裔學生。到了初中，出現了另一個亞裔男生，但許永揚當時並不不喜歡這個同學，經常有意避開他。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個亞裔同學是我的一面鏡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他長得不一樣，他長得像我，而我不願承認。」 在美國，他逐漸學會與自己的「中國屬性」（Chinese-ness）共存；在中國，他的「美國屬性」（American-ness）無處隱藏。 自那次中國之旅起，一個假設性問題在許永揚腦中縈繞不去：「如果父親從未離開中國、我在中國成長，我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如果正如母親所望，我娶了一位中國女性、成家立室，我會過上怎樣的生活？」 帶著這些疑問，許永揚拜訪了那個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台山。 許永揚在台山鄉村生活的表親 跟凜冽寒冷的明尼蘇達相反，嶺南潮濕而溫熱。他來到父母長大的村落，他的五個哥哥姐姐也在此齣生。村裏只剩下寥寥幾座房子，只有一座還有居民，而他家的祖屋，已荒廢超過半個世紀了。住在隔壁村的表親熱絡地領著他呈上貢品、燒香拜祖，一切都讓許永揚覺得新奇又陌生。 他的台山話已忘得七七八八了。他僱了一位大學生當翻譯，司機、親戚也來幫忙，將台山話翻譯成粵語、國語，最終翻譯成英語，他和表親才能對話。 他換上農民表兄的衣衫，戴上草帽，赤腳倚在祖屋的青磚牆邊拍了幾組照片。他把相機顯示屏遞給翻譯和家人看，他們都說他在照片裏「看起來很高傲」，不像是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台山農民。 「我當時想，當然，我是美國人。」許永揚說，他不自覺地會流露出充滿自信的神情，那是屬於他的「美國屬性」部分，是父母隱姓埋名移民美國為他添上的一重身份。 許永揚在台山祖屋中 在東莞，從未上過一天班的他與玩具廠的經理和保安換衣；在連州，他成了當地影樓老闆的「替身」，如果他在中國以攝影為業，大概會過上類似的生活。 有時，衣服不太合身，或是帶著汗臭味，但給了許永揚一窺平凡中國人生活的契機。 「我明白換衣不代表體驗他們的生活，但至少比僅僅拍攝他們更近一步。」換衣互拍模糊了拍攝對象和攝影師的邊界。拍攝後，他會與對方聊聊天，從成長背景、日常生活談到對未來的嚮往。 許永揚希望通過換衣攝影，挖掘人們「複雜、難以理解又模糊不清」的自我認同，放下成見，也更看清自己的本質。 在廣州火車站附近，從農村移民到城市務工的異鄉人川流不息。許永揚的翻譯發現一個跟他長得有幾分相像的民工，正坐在台階上休息，身旁放著一個輕便的無紡布袋，看起來是他全部的行裝。「你該換上他的衣服，你的父親也是移民！」翻譯說。 讓陌生人同意拍攝與換衣本來就不容易，在公眾場所就更難了。「你好。」許永揚上前去打了個招呼，問他說不說英文，對方搖了搖頭。翻譯和一名隨行採訪的記者滔滔地說了十幾分鐘，嘗試讓工人放下戒備，他顯得有點困惑，但靜靜地聽著。 聽不懂中文的許永揚在一旁焦慮又懊惱，一度耐不住性子了。「我開始想，這不是個好主意，我們該找別人。」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那名來自河北的47歲工人，最終同意拍攝。 更讓許永揚始料不及的是，在之後交談中，他透過這個偶遇於江湖的陌生人，收獲了對父親的理解與共情。 許永揚（右）與離鄉務工的工人換衣拍照。 雙親過世後，工人離鄉打工，那年他17歲。輾轉多個城市，他遇到過剋扣工錢的刻薄老闆，曾工作十小時才領到50塊人民幣。與攝影師相遇前，他為節省旅費而連著幾天露宿街頭。他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發明家，而如今期望安居樂業、傳宗接代。他交過一個女友，但她嫌棄他清貧的出身而離他而去。他說，人要吃苦，才能最終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許永揚的記憶中，工人侃侃而談漂流打工的辛酸，臉上卻總帶著明亮的微笑，在那裏看不到一點兒苦的痕跡。 「拍照時，我嘗試去模仿他，卻怎麼不及他的笑容燦爛，儘管我才是那個沒有真正吃過苦的人，」許永揚說。 「拍攝這組照片的互動過程，可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有啟發性的經歷。」從工人身上，許永揚看見了父親百年前遷移的狀態：放棄一切，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儘管身無分文、不懂當地語言和文化，只為了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 許永揚記得，兩人告別時，那名工人帶著頑皮的笑容說，或許有一天他們會在美國再見，到時，再拍一組照片。說罷，他轉身離開，匯入火車站前廣場的滾滾人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