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從廣東逃到香港的知青
孫仲勛關於蘋果的記憶，已是五、六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今年71歲的他說，蘋果的香氣，令他下定決心從廣州偷渡來香港。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後的兩年，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我們作為廣州市的市民，目睹這一切，就知道香港的人身光頸靚，又有錢。他們戴手表，帶回來的食物又好吃。」孫仲勛說。 他當時年紀還小，「香港客」帶回來的食物令他垂涎，其中他最喜愛的就是蘋果。「那時我們聞到的蘋果是很香的。我就覺得，香港的蘋果這麼香，真的是名符其實，一點也沒浮誇。因為是香港嘛。」 「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後發動「上山下鄉」，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對孫仲勛來說，「上山下鄉」反而帶來讓他偷渡到香港的機會。孫仲勛辭去廣州汽車廠的工作，申請下鄉，被派到惠州市博羅。孫仲勛說：「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將戶口轉到農村，就算偷渡失敗要回來，也不會影響家人。」 孫仲勛26歲成功偷渡到香港 孫仲勛申請下鄉意味著他要放棄城市戶口。孫仲勛說：「我認為我一定能夠去到香港，戶口對我又有何用？我對自己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句說話是毛澤東說的。」 「一次不行，我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甚麼叫危險？我不知道。甚麼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孫仲勛時年23歲，首次嘗試偷渡。他與兩名同伴選擇坐火車到東莞，再循陸路到香港。 經過幾天逃亡後，三人來到深圳福田。孫仲勛說：「下山後，我們見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為到了香港……我們沒有任何防備，大搖大擺，甚至抽煙。」 三人經過田間，突然有幾只大狼狗突然撲出，其中一隻抓著孫仲勛的胸口不放。「解放軍在叫不許動。我們一聽到他們說普通話，就知道我們失敗。」 年輕的孫仲勛 孫仲勛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個星期，輾轉回到博羅公社。在博羅待了十多天，孫仲勛回到廣州。 翌年，孫仲勛坐火車到樟木頭，但民兵上車檢查，發現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孫仲勛終於學乖，知道必須經水路才有望到香港。這次，他與一個朋友結伴出發。他們先坐車到惠陽，然後上山。他們只敢在晚上趕路，走了四五天，終於抵達深圳大鵬灣。 孫仲勛和伙伴晚上10時多下水，一直奮力遊，七小時後終於進入香港境內。 三天後，孫仲勛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埋堆」、「炒米粉」、九號風球 孫仲勛藉文革的「上山下鄉」偷渡到香港，但對當時大部份「知青」來說，「上山下鄉」令他們感到絕望，促使他們決心逃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陳克治與太太李潔馨。 陳克治1947年在廣州出生。文革席捲中國的時候，陳克治剛好讀完高中，凖備高考上大學。陳克治說：「1966年開始文革，高考暫停。當時以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們這些人全部去了農村，失去我們的城市戶口。」 當時，上山下鄉最響亮的其中一個口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甚至有說知青一生要扎根農村。陳克治不甘心終身在農村渡過，母親亦鼓勵他偷渡到香港。 視頻：陳克治、李潔馨於九號風球下偷渡來港 不過，「上山下鄉」令陳克治有意外的收獲。陳克治與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羅，並被挑選成為民辦教師時，兩人才相識。陳克治說：「去到農村，唯一短暫、最開心的時間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間有不少術語，其中一個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個靠近邊境、可以接收物資──包括幹糧、指南針、用簡單物資製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點。之後，他們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陳克治夫婦當時選的「埋堆」地點就是龍崗。 從親戚手中接到物資後，兩人本來預計只需兩天就可走到海邊，所以只准備了兩天的「炒米粉」。李潔馨說：「把米粒炒熱後，之後磨成粉，溝些糖、溝些油。」由於「炒米粉」便於攜帶，加上感覺飽足，是偷渡客常見的幹糧之一。不過，兩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達海邊。 陳克治與李潔馨深諳水性，所以對遊跨大海很有信心。兩人下水後，風浪極為猛烈，奮力嘗試游離岸邊也無功而還。李潔馨說，當時的浪花有一層樓這麼高，一直迎面而來。「我就（跟他）說我不想再去，我要回頭……他對我說，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會離開你。有他這樣的鼓勵，我就跟著他去。」 成功到港三年後，李潔馨抱著一歲的女兒重回吉澳，向老婆婆致謝 由於受驚，李潔馨當時手腳也不聽使喚，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樣。他們僅餘的物資有一條粗繩及一個救生圈，陳克治決定把繩綁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綁在救生圈，讓李潔馨拉著救生圈，由他拉她衝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點的時候，兩人終於抵達香港吉澳。島上有一個老婆婆將他們救起，並招待他們。李潔馨說：「那位婆婆告訴我們原來昨晚九號風球。」他們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後成功抵達陳克治姨媽的住處。 知青逃港人數 金虹認為廣東知青逃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現象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災難，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歷史的金虹對BBC中文網說，廣東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當時全國獨有的現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沒有這個地利，香港與廣東這樣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語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們的身份。他們也難以接觸（香港的）風土人情。」 當時廣東知青逃港風氣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練習游泳，作逃港的凖備。金虹說：「毛澤東不是跑到長江游泳嗎？這就成為理由，（讓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鍛煉身體。」假如知青能夠遊過珠江──距離逾10公里──他們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資格，可以一試碰運氣。 至於文革期間有多少人偷渡來港，一直沒人能確切掌握這個數字。香港大學人文學院的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對BBC中文網說，1968年香港約有2500名從中國大陸來的非法入境者，而這個數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過1971年後，數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錄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馮客在電郵說：「確實的非法入境者數字遠比（記錄）高。」他解釋，與向（香港入境處）人事登記辦事處申請身分證的數字相比，上述的數字大概只代表三成進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計，單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約兩萬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夠成功到達香港。其餘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國近代史、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潘鳴嘯（Michel Bonnin）則對BBC中文網說：「這樣的『基本事實』很不容易確定……知青偷渡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是20萬。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難確定。」 潘鳴嘯說，他的其中一個朋友在廣州培英中學幾個班進行調查，其中發現試圖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這些數字推算，大概有25萬廣東知青嘗試偷渡，當中20萬人成功。 根據逃港者黃東漢的採訪及記錄，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鯊魚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從山上摔下，或被士兵開槍打死。 逃港者今在何處？ 文革期間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難民計劃被安排到其他國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國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後，再申請移民。 2014年，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會舉行聚會見面。2014年，這些倖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島東南角立了一塊紀念碑，悼念當年逝世的逃港者。從2014年開始，每年五月一日，當年的知青都會一起前往拜祭亡靈。 文革過去五十年，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塵往事；今天的中國大陸，亦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截然不同。孫仲勛自改革開放後，一直都有回去廣州。他說：「廣州有很大轉變，大建設、大改造，已經面目全非，也可以說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樓大廈，以前廣州樓房，只有四五層樓高……廣州與香港的距離拉近了。」 孫仲勛認為香港有被邊緣化之憂。「風水輪流轉。以前我們叫大陸人阿燦，現在大陸人叫我們做港燦。」不過，孫仲勛說他從來沒有後悔當年偷渡來港的決定。「我沒有後悔。塞翁失馬，焉之非福？」 陳克治亦說他從沒後悔偷渡來港。「香港相對比大陸有自由。」 如果您對這篇報道有任何意見或感想，歡迎使用下表給我們發來您的意見： 網友反饋 看到上面這位滿嘴胡言亂語的毛左，就知道當年那些人為什麼要逃港，真是絕佳的註解！ 上海正因為有了這類紅衛兵餘孽，注定永遠也取代不了香港。 知青偷渡在農村比在城市好，有從深圳偷渡十次，而在廣州偷渡的就會在收容所受虐待。如果不是知青那就更慘了。深圳沿海岸每百公尺有強光燈，士兵帶狼狗巡邏，下水者如不聽命，即被槍殺。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本人以偷渡行動抵港，完全體現了這首詩的意義。（六八年下鄉知青） 這個選題和角度非常好，一看就是專業的採編人員，不像某些同類的新聞機構，人浮於事，整天泡在沒用的會議報道中。向您致敬！ 一群政治覺悟投機的偷渡份子，知青他們也算？廣東歷來就是修正主義泛濫的地方，文革偷渡到香港，被糖衣炮彈所迷惑，只能說投機取巧的本質和有奶是娘的廣東敗類！他們是文革期間的中國知青的敗類，不值得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