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國從接觸走向對抗，進入「新冷戰」雙邊關係路在何方
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 （Richard Nixon） 訪華， 成為 中共建政後 首位訪華的美國首腦 。 這場破冰之旅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開啟 了 兩國「接觸」（engagement） 的 時代 。
今年7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約巴林達（Yorba Linda）的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說，稱「我們一直在追尋的接觸政策沒有在中國帶來尼克松總統所希望引導的那種改變」。蓬佩奧將兩國關係上升至文明衝突，稱之為「共產主義中國與西方自由世界」之間的對抗。 在蓬佩奧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聯邦調查局局長雷（Christopher Wray）和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三位高官相繼發表演說，從意識形態、間諜問題和經貿往來等方面呼籲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他們的觀點與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的講話相呼應。彭斯稱，前幾屆政府選擇與中國接觸，是希望自由能在中國的各個領域延伸，不僅在經濟方面，更在政治方面，但是，「這種希望沒有實現。」 分析普遍認為，這一系列講話表明美國當局已有廣泛共識，摒棄對華接觸戰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兩國在多個領域進入對抗。 近幾個月來，美國首次在中國聲稱自己擁有「核心利益」的南海爭端上表明立場，稱中國對南海領土的主張「完全不合法」；美國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指其是獲取經濟和軍事情報的「司令部」；並因北京實施廣受爭議的香港《國安法》，宣佈不再給與香港貿易特殊地位等等。中國也對美國予以大致同等程度的反擊。美國還加強在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與中國「脫鉤」的計劃。國際上許多中國觀察者認為，兩國已經形成「新冷戰」，甚至有爆發局部武裝衝突的風險。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在BBC中文的訪問中分析稱，美國近年來經歷了從沮喪，到生氣，再到憤怒的過程，直到病毒大流行將這種積怨一觸即發。他說，「他們覺得，中國走到今天這麼強大，卻在價值體繋上離美國漸行漸遠，不僅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整個國際秩序也構成威脅。」 美國總統尼克松（又 尼克森 Richard Nixon）1972年訪華被稱作「破冰之旅」。 美中接觸四十載 1979年，尼克松訪華後第七年，美中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此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支持發展市場經濟；在政治上也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開始推進體制改革。當年1月底，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在休斯頓附近的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面帶笑容戴上一頂騎手送上的寬邊牛仔帽。這一場景被全球媒體廣為傳播。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曾說，美國普通民眾看到這樣的中國領導人，覺得「雖然是共產黨，但好像也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他會笑，也許我們可以和他接觸、談判。」 在建交後的幾個月裏，美國與中國簽署雙邊貿易關係協定，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奠定基礎。同時，因與前蘇聯關係緊張，中國將中美雙邊關係放在重要位置，滿足了美國的戰略需求。兩國在80年代增加貿易往來，雙邊貿易總額穩步上升，並在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等領域進行了合作。 美國著名的法學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80年代初隨一批美國法律界學者來到北京，向中國商務官員教授美國合同法，推動美中法學交流。孔傑榮在6月發佈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我們渴望了解更多當代中國的法律制度，同時中國官員也向我們緊急求助，希望大力改善中國人生活水平，我們被這種信念所鼓舞。」 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休斯頓附近的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 孔傑榮否認當初與中國官員接觸是為了「引誘」中國朝著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轉變。他說，他和一批學者的努力是在「尋求滿足中國領導人在提升國內執政和與世界合作的能力方面的需求。」而中國官員運用所學法律知識迅速制定出適合中國特殊政治、經濟和司法狀況的法律，「從而使資本主義技術適應社會主義需求。」 在這些學者的幫助下，中國努力完善法制。在商業領域，制定並實施了相關法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但目前的法制體系依然有缺失，中國企業被批評盜竊國外知識產權，在華外資企業被強制技術轉讓。另外，中國在刑事司法程序方面有所改進，但也被詬病在壓制人權方面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和更先進的技術。 孔傑榮承認這些弊病，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中國的法制進展，認為這是美中接觸的成果。他寫道：「儘管中國目前採取高壓治理，但我們的合作幫助建立了有序的法律體系，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中國為其『開放政策』所設定的目標。」 孔傑榮等人的中國之行在1989年6月中斷。中共以武力鎮壓爭取民主的學生和市民，導致數百甚至上千人死亡，震驚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制裁。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幾乎戛然而止，也為美中關係蒙上一層陰影。 1994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將人權問題與貿易問題分開。他說，相信「我們可以通過與中國接觸，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國的人權事業，並推進解決我方其他重要議題」。美國隨後延長了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美中關係在經歷短暫停滯後，重新回到接觸軌道。 然而，美國民眾在1989年後對中國的反感程度大幅增加，讓美國官員在與中國打交道中陷入尷尬。1989年12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作為特使公開訪華。這是他7月初秘密訪華的延續，為解決兩國矛盾前來協商。據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一書中回憶，在中方舉辦的歡迎宴會上，雙方舉杯祝酒的歡迎場面被新聞媒體拍攝下來，給斯考克羅夫特回國後造成一定麻煩。他本人後來也向錢其琛抱怨。 1999年，美中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中）在與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右）的簽字儀式上。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與中國接觸並非一開始就是錯的。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對BBC中文說，70年代後的中國亟需改善社會環境、推動法制建設，而「美國樂於幫助中國」；與此同時，中國也朝著更開放、更民主的方向走，「自覺履行君子協議」。 但他認為，80年代後美國繼續選擇與中國接觸，是因「利益糾纏而蒙蔽了眼睛」。他說，當時美國面臨經濟調整，人力成本上升，希望在與中國的合作中受益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此時的中國希望通過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因資本短缺而實行「請進來」的政策，歡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美國的金融資本和製造業在獲得好處的同時，美國的政治家樂意推動中美聯姻。」夏明說。 經貿往來於是成為90年代兩國關係的主旋律。根據中國官方記載，中美雙邊經貿額從1990年的122億美元，飆升至2000年的744億美元。中國參與了全球化進程，在經濟上獲得巨大收益；而美國在著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將高勞動力需求、高污染產業轉移到中國等地。 美國在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伙伴地位，次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hell）在6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兩項舉措都提振了人們的希望，即中國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不僅會降低雙邊貿易逆差，還會進一步推進政治改革。」 除了加入世貿組織，美國還助力中國取得奧運會主辦權。兩國還在反恐、朝鮮半島核問題等方面進行了協商與合作。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說，中國是美國、乃至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不過他呼籲，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 2008年8月，中國北京舉辦奧運會。 「崛起」的中國與美國漸行漸遠 2008年8月，北京國家體育場禮炮齊鳴，夏季奧運會正式開幕。而此時，美國正遭遇次貸危機，一場金融海嘯在醞釀。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作為總統布什的隨員，來到北京觀看奧運比賽。他在2010年出版的回憶錄《峭壁邊緣》（On the Brink）中說，帶著一歲多的孫女坐在看台上，總有人給她發中國小國旗，讓他覺得不安。保爾森回憶，他當時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美國媒體刊登孫女坐在他腿上搖晃中國國旗的照片。 夏明說，「美國陷入巨大尷尬，需要中國幫助融資，走出金融風暴。」他認為，美國接下來對中國做出許多「戰略讓步」，包括容忍中國在爭議海域南海的主張，並在朝核問題、全球流行疾病、氣候變化等方面繼續尋求和中國接觸。 在金融海嘯後的幾年裏，當西方國家經濟處於結構調整的困難中，中國經濟依然快速增長，並且在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報告估算，如果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將在十幾年後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在中國國內，非凡的經濟成果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老百姓臉上掛滿喜悅。 「驕傲自得的情緒在中國領導層中逐漸蔓延，」夏偉寫道，「北京的領導人開始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便不比美國的制度更優越，也是與美國的模式平起平坐的。」 2012年，新一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在他的鐵腕統治下，中國大陸公民社會遭到強烈衝擊，當局以高壓政策治理新疆，持續引發國際關注。他在中共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指導思想。在外交上，中共逐漸背離堅持多年的「韜光養晦」策略，傾向積極、主動的「有所作為」，並提出連接亞歐非三大洲60多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戰略計劃。另外，中國還在南海加強島嶼建設，強化軍事部署。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中國在2013年提出該倡議。 在美國看來，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將政治影響力和軟實力延伸至中亞、巴基斯坦和中東，同時可能讓這些地方深陷債務陷阱。而隨著中國宣稱拒絶承認海牙國際法庭對中菲間南海爭議的仲裁，並繼而加強在南海領域的活動，中國在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地設置的新港口似乎在布局一盤更大的戰略局勢。夏偉說，中國領導人的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加劇了雙邊關係中的焦慮和不平等。」 在中國高層部署這些計劃的同時，宣傳領域也展開行動。中國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到國外宣講「一帶一路」，然而似乎並沒有考慮清楚如何解決潛在問題。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孫哲在今年6月一次論壇上說，「大多數人往往只談『一帶一路』如何利人，不談項目如何利己。加上『一帶一路』在制度設計上把美國和拉美的一些國家排除在外，所以費勁大談理想、願景，還是得不到美國公司和企業的共鳴。」 孫哲說，「從中國角度來說，中國政策發生的某些重大變化，確實是造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無法繼續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說，中國採取的猛烈宣傳攻勢，以及似乎要輸出「中國模式」作為發展道路的行為，「讓美國覺得有點來勢洶洶，好像要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他說，這種跡象至少出現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後。 劉亞偉引用美國記者孟捷慕（James Mann）的觀點稱：「中國模式是有財富沒自由，這種模式不僅挑戰美國的國家安全，對美國主張的國家開放和允許言論自由的政治體制都是一種挑戰。」 電影《戰狼2》由吳京自導自演，具有濃烈的愛國主義色彩。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教授時殷弘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也說，從2008年開始，「兩國國民的民族心理開始發生巨大變化。中國開始越來越勝利主義，美國開始越來越擔心絶對和相對的衰落。」 為大眾所熟知的《戰狼》系列電影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爐。這兩部中國現代軍事題材電影將主角塑造成挽救國家命運的英雄，演員吳京的台詞「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為經典台詞，廣為流傳，從一側面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 在經濟方面，美國對華貿易赤字日益嚴重。與此同時，中國加大補貼國家企業，並加強控制私營企業，與美國曾經期待的自由市場貿易背道而馳。中國還在解決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等問題上裹足不前，令美國企業質疑中國是否真正有可能實現經濟自由化。2015年，中國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意在通過加強保護措施支持國內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更加劇了美國企業的擔憂。夏明說，這是「美國商界開始與自己政府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廢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進一步觸動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敏感神經。《經濟學人》雜誌以《西方如何誤讀了中國》（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為題做封面報道，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從專制走向獨裁。」 今年7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說，將兩國衝突上升至文明衝突。 「冷戰」已經形成，「熱戰」還遠嗎？ 美中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逐漸消失，兩國作為政治盟友的基礎也不再牢固。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任後第二年開始調整對華戰略，提出「重返亞洲」來應對美國在亞洲地位削弱的問題，但被批評在對待中國問題上依然過於軟弱，未能有效遏制中國勢力擴張。經濟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增長，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在2017年奧巴馬卸任當年，貿易逆差達到3752億美元，年增長超過8.1%，總額創歷史新高。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後，開啟「美國優先」的政策，即一切以美國為中心，為美國的利益服務。當年7月，特朗普下令對中國侵犯美國企業知識產權展開調查。次年要求對多項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力圖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中國也做出反擊，對多種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兩國展開一場過程曲折的貿易戰。雙方曾一度劍拔弩張，又曾一度停滯不前，經過將近兩年的貿易談判，最終定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與此同時，美國還圍堵中國電信巨頭中興和華為，在高科技方面謀求與中國脫鉤。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策與「美國優先」的綱領發生碰撞，令美中兩國「競爭和對抗的動能大為加強」，時殷弘說。 兩國尚未從貿易戰中得到喘息，隨之而來的便是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及今年6月底香港《國安法》立法及實施。在隨後僅僅兩月內，兩國關係呈「自由落體」式變化。 7月21日，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國務院發言人奧塔古斯（Morgan Ortagus）說，這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指責此舉是美國單方面發起的「政治挑釁」，三天後，中國決定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兩國互關總領事館的舉動實屬罕見，是雙邊關係惡化的重要表現。 從今年2月開始，美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急升，3月底超過8.2萬例，居全球之首。美國陷入巨大經濟和社會危機。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將矛頭指向中國，批評中國在抗疫前期行動遲緩，缺乏信息透明，令病毒在全球蔓延。特朗普本人還在多個場合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中國隨後予以反擊，兩國在病毒溯源上針鋒相對，展開「口水戰」。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統計數據表明，截至8月底，新冠病毒造成美國18萬人死亡，是越南戰爭中美國陣亡人數的三倍多。 根據美國商務部，今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折合成年率下降32.9%，是有統計記錄70多年來美國經濟遭受的最嚴重下滑。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疫情重創了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競選優勢的美國經濟發展，令其連任受到阻礙。 卡特中心的劉亞偉說，「疫情和選情，再加上美國反華鷹派的影響，令十幾年來累積的怨恨爆發。」 在美國的帶動下，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德國等許多西方國家呼籲中國調查病毒源頭，中國陷入外交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國在5月22日開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有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議案，在6月底迅速通過並開始實施。 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抗議運動，持續半年之久。 香港《國安法》在國際社會引發強烈反響。中國人大通過該法的立法決定後，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日本等7國外交部長髮表聯合聲明，呼籲中國不要繼續實施立法計劃。 時殷弘說，「中國在香港的核心利益和尊嚴絶對不亞於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核心利益和尊嚴。」他說，在北京看來，經歷了去年香港激進反對派牽扯的「程度越來越大的暴力行動」，以及北京2003年對於有關國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全盤妥協」，因此「下決心一步到位」。 劉亞偉說，香港《國安法》的通過「使得北京在落實『一國兩制』，把香港打造成中國未來城市發展方向的宏偉計劃上面臨新的挑戰」。他認為，如果北京在實施該法上「長臂管轄」，不僅對香港本地人不利，也影響中國未來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而如果香港變成普通的內地城市，那麼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的意圖和制度的看法也會發生改變。 劉亞偉說：「香港《國安法》的通過是中國整個外部環境變化的一個催化劑。」他認為，近年許多國家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在國際組織中的退群行為並非沒有意見，「但都因為香港問題，相對來說跟美國走的更近。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美國的制裁清單不斷增加，包括制裁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11名被指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員。除此之外，美國還在外交、軍事、高科技、媒體、社會交往等方面加劇對抗中國。中國也大致以同等力度予以還擊。「中方雖然力度不如美國，頻率不如美國，但相當程度上是對稱性反擊，」時殷弘說。 時殷弘說：「我們完全可以說，中美已經開始進入新冷戰。」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採取的對抗措施依然持續。而中國相對態勢有所緩和，外交部長王毅和負責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都強調對話和合作。時殷弘認為，儘管如此，中國並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作為與對方談判的條件。 「（中國）還是跟美國一樣，站在完全對立的立場，完全對立的所謂道德制高點譴責對方，要求對方做出重大讓步，」時殷弘說。他對兩國關係短期內得到緩解持「謹慎悲觀態度」。 美中兩國從接觸走向對抗並非一日之寒。加之疫情與大選因素，兩國關係似乎正邁向失控狀態。最近，雙方在南海和台海領域增加軍事活動，包括中國據報在南海發射彈道導彈。專家普遍擔心，兩國有擦槍走火進入「熱戰」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