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施受關係：攝影師與被攝對象
做一名攝影師，最大的回報之一就是可以遇到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過去十五年裏，我帶著相機四處旅行，用鏡頭記錄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中有偏遠的部落群體、支持變性人群體、人口販賣受害者、拳擊手、音樂家、遊牧民族、童兵、野生動物保護主義者、抗議者等等，他們的故事被我記錄存於我心。我希望我拍的照片能或多或少給他們和他們的故事一些公道。
不丹普那卡癲狂神僧廟（Temple of the Divine Madman）內的長者 有些人不喜歡面對鏡頭；可有些人卻十分願意甚至迫切希望自己能被拍攝，被採訪，這叫我蠻意外的。他們中很多人對有人對他們的生活感興趣而高興，也為有人願意向他們詢問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困境感到開心，就算只是講出自己的故事，他們也頗感欣喜。 但若要問及誰從照片中獲益，答案很複雜。攝影師能以多種方式從作品中獲益，比如得到報紙或雜誌的稿費，出作品影集，辦展覽，出書乃至贏得名氣；可被攝對象卻可能什麼都得不到，更有甚者，會感覺自己被利用或被剝削了。 很多攝影師的攝影作品裏都流露出責任感，無論是像維塔爾（Ami Vitale）和德弗裏（César Dezfuli）這樣的攝影記者，還是像雷哈恩（Réhahn）和井津建郎（Kenro Izu）這樣的攝影藝術家都是如此。前者對拍攝對象的投入已遠不止分享圖片背後的故事，而後者運用攝影作品回饋被拍攝的人和物。 雷哈恩已拍攝了越南54個少數民族中的45個，並於2017年在越南會安成立了無價遺產藝術畫廊博物館 法國攝影師雷哈恩說：「個人而言，我相信因果循環。我們有時會拍攝那些經濟條件與我們迥然相反的人，我認為我們應該做到公平。以我自身為例，旅行人像攝影是我的專長。如果沒有這些人，我不會取得今天的成績。靠這些人拍出作品謀生卻不幫助他們，這並不公平。」 雷哈恩本著「回饋」的原則進行攝影工作。自2011年起，他以越南會安為大本營，目前從事的項目是拍攝越南全部54個民族。他去年在會安開辦了「無價的遺產」藝術畫廊博物館，展品主要展現了越南傳統民族服飾及工藝品。今年九月，他將在戈都族（Co Tu）少數民族聚居區西江（Tay Giang）開辦戈都族博物館，資金來自他的畫廊銷售所得。 2017年，雷哈恩遇到了74歲的舢板船船主裴氏清（Mrs Bui Thi Xong）：正是她下意識的動作成為雷哈恩《隱藏的微笑》（Hidden Smiles）系列作品的靈感之源。 裴氏清女士的照片是雷哈恩第一本書的封面，他也回贈裴氏清女士一艘搖船。他還買過自行車、奶牛和相機送給被拍攝的人，也曾為這些人的教育、醫療和房屋修繕等提供經濟支持。雷哈恩說：「給人拍照片之前，我總是花大量時間和他們相處。我了解他們的故事，而他們也常常變得像我的家人一樣親密。這些照片本身就是我們分享生活瞬間的成果。我並不認為我可以像一個窺探者一樣，匆匆忙忙就拍出這樣的照片。這是尊不尊重的問題。」 雷哈恩還表示，攝影師通常能從攝影作品中獲利，而回饋給被拍攝者的卻不夠。「無論是出售影印版本，把照片賣給雜誌，還是開攝影展，只要我們把這些照片用於商業用途，回饋的行為就當自動完成。許多攝影師認為，給錢會讓人習慣於索取，這確實可能發生。但還有很多人以此作為擋箭牌，從來不給予任何東西。」 草根行動 攝影可以成為非常強大的力量。無論是用來揭示秘魯亞馬遜森林裏瀕臨喪失家園的遷徙部落，還是記錄印度的瀕危動物禿鷲，攝影能提升人們的認知，講述看不見的故事。攝影還可以為某項事業引入資金、推動旅遊業發展，乃至創造收入，加深對人和事物的理解，有時甚至可以改變故事的走向。即便無其他作用，一幅攝影作品本身也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扇窗。 攝影家肯納（Michael Kenna）在日本北海道拍攝了作品《哲學家之樹》後，這裏引來了太多觀光客，當地農民不得不把這棵樹砍了 然而，攝影師和被攝對象之間的施受關係可以很複雜。風景攝影師肯納說：「我們都需要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在拍攝並出版這些作品之後，我們就改變了我們拍攝的對象，有時會變得更好，有時則並不如此。」他解釋說：「我在日本北海道一位農夫的稻田中間拍了這一棵絶妙的哲學家的樹。後來許多攝影師都來拍這棵樹，以至於田地周圍都插滿了指示牌，提醒人們只能從路邊拍攝，不要直接從農作物上走過去。然而並沒有人理會這些指示牌，最終這名農夫為了保護自己的環境就把樹砍掉了。」 肯納2007年在韓國松島（Wolcheon）拍攝了一組松樹。該系列作品被用在一次環境保護行動上，最終這些樹木得到了保護。 如今一些風景攝影師會對拍攝地保密。許多人像肯納一樣，也捐獻影集以籌集資金來幫助保護區項目、災後重建工作和其它慈善活動。風景照片不但捕捉到了自然之美，也可以協助保護這些美景。肯納用他在韓國松島拍的一組松樹圖像做例子。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環保組織用他的照片並成功地讓某工業園區重新選址。「這些樹還在原來的地方，受到了保護，而且現在還小有名氣了。」 一個關心自然界乃至願意一生致力於拍攝風景的人肯定也很希望保護所攝風景，這道理顯而易見。「銘記野生動物」（Remembering Wildlife）項目發起人、攝影師瑞吉特（Margot Ragget）表示：「有人認為，以拍攝野生動物為生的攝影師應該覺得自己有義務回饋它們，我十分認同這個觀點。不然，這就是純粹在利用自然為自己謀利而已」 瑞吉特在肯尼亞北部的萊基皮亞見到被偷獵的大象之後，就呼籲蘭亭（Frans Lanting）、沃爾夫（Art Wolfe）等全球著名野生動物攝影師向《銘記大象》和《銘記犀牛》兩本書捐獻攝影作品。這兩本書前後共計為亞洲和非洲的野生動物保護項目募集了31.6萬英鎊（合41.5萬美元）資金。她希望將於今年十月出版的《銘記大型類人猿》面世後，募集資金總額可以增加至50萬英鎊（合64萬美元）。瑞吉特解釋說：「幾乎所有的野生動物和他們的棲息地都受到了威脅。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阻止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下一代人可能就沒有機會拍攝野生動物了。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們身上，無論事情有多渺小，我們都應該去表明態度、採取行動。許多渺小的行動加在一起就能促成巨大的改變。」 《銘記大型類人猿》是「銘記野生動物」系列圖書的第三本，由古道爾（Jane Goodall）作序，將於2018年10月出版。 「誰獲益」這個問題在拍攝人物和文化之時變得最具爭議性：究竟是本土的文化、部落居民、難民、低收入人群在被盤剝利用？抑或是相比攝影師，他們獲得的東西實在過少了。這問題在新聞攝影中尤為凸出。德弗裏在地中海拍攝了獲救的利比亞難民蘇馬里亞（Amadou Sumalia）並獲得2017年泰勒·韋辛肖像攝影獎（Taylor Wessing Photographic Portrait Prize）。用德弗裏的話說，這張照片及所屬系列作品是「連續幾個月研究的成果。」他還向歐洲議會請願，要求調查相關嫌犯對利比亞難民所犯下的危害人類罪。 德弗裏說：「在社會攝影裏，我們對被拍攝對象負有明確的責任。我們在拍攝真實的故事，希望通過攝影作品去展現這些人的真實生活。這些人理應獲得攝影師的尊重，這能通過投入足夠多的時間去了解我們試圖展現什麼並希望通過什麼方式展現得以實現的。」 德弗裏拍攝的在地中海獲救的非洲難民的照片獲得了2017年泰勒•威森肖像攝影獎。 他繼續說道：「我始終願意相信，每一位拍攝社會話題的攝影師的終極目標都是以某種形式回饋社會，但問題的徵結在於市場以及藝術和攝影的極度商品化。很多攝影師靠攝影掙錢糊口，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得非常迅速地完成工作。如此快的速度阻礙了我們對被拍攝對象的同理心。如果我們的合作對象是人，交流和理解是最低的要求。」 同雷哈恩與德弗裏一樣，還有很多攝影師認為他們除了分享照片和故事外也對拍攝對象負有責任。例如，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的攝影師麥凱瑞（Steve McCurry）在阿富汗拍攝了四十餘年，他在喀布爾為他1984年作品《阿富汗女孩》中的人物古拉（Sharbat Gula）買了一棟房子，併發起了一個教阿富汗年輕女性攝影的項目。 日本攝影師井津建郎1993年在柬埔寨拍攝吳哥窟後，在柬埔寨和老撾創立了兩所兒童醫院。 並不是所有的攝影師都有很大的名氣或足夠的金錢和資源來資助大型項目，或慷慨地進行捐贈。但日本攝影師井津建郎表示，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無法回饋被拍攝對象。井津建郎於1993年前往柬埔寨拍攝吳哥窟，期間遇到了很多營養不良的兒童，有的還因為地雷而四肢殘疾。他隨後在柬埔寨和老撾創建了兩家兒童醫院。井津建郎解釋說：「我個人並不富有，也不出名。我作為一個攝影師的信條是，我的工作是基於我從被攝對象那裏看到、感覺到、見到、聽到的。一旦我看到一個女孩在我面前死去或是類似的事情，我就無法視而不見或置之不理。如果我假裝沒有見到這場悲劇，我的攝影作品也就失去根基了。」 《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維塔爾同意這個觀點：「我們都可以有所作為。」她最近與國際非營利環保組織"保護國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合作，宣傳位於肯尼亞北部由本地社區所有並運營的熱特提大象保護區（Reteti Elephant Sanctuary）的工作。她說：「一點點創意就能發揮極大的作用。攝影師可以辦影展，將收入捐給被攝的社區或把自己的作品捐給非盈利性組織。經濟上的幫助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你還可以在這個社區開一個攝影工作室教大家攝影，這樣他們就可以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 2016年，非洲第一家社區所有的大象孤兒院在桑布盧郡（Samburu County）創立後，熱特提大象保護區（Reteti Elephant Sanctuary）就此成立了。 每一位攝影師能給予被攝對象是時間、同理心和尊重等。維塔爾說：「攝影作為一個工具，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可增進不同文化、社區和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但它也有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讓人覺得疏遠、被孤立。」她想起了在印度普什卡駱駝節（Pushkar Camel Fair）認識的一個被攝影師包圍的女孩蘇比塔（Subita）。「甚至沒有一個人對她說'感謝'（namaste）或者『你好』。後來，蘇比塔告訴我，這些遊客和他們的相機對她簡直毫無人性可言，讓她覺得自己『像一隻動物』。如果圍著她的人裏有人能花些時間跟她溝通了解她的生活，哪怕幾個小時也好。他們能得到的就是一個故事，而不只是一張圖片而已。人人都能拍照。但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攝影師，首先得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而這是需要花時間的。」 維塔爾在世界各地進行報道，報道對象包括自然保護項目、衝突地區等。她總結說：「我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他們通常遠離人們關注的焦點，卻在為這個地球作出改變。希望我可以放大他們的故事和其中的有力信息來激勵他人。我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個人的力量真的可以帶來積極的改變。重要的是盡我所能，從小的方面入手去回饋他們。人們願意敞開心扉與我交流分享，而我也儘自己的綿薄之力。」 為尊重原攝影作品，翻譯時未對原圖進行裁剪。 請訪問BBC Culture閲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