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社區互助精神：一個單詞反映丹麥
每年年底，丹麥語言委員會（Danish Language Council）和P1電台都會選出丹麥的年度詞匯。之前的獲獎者包括2019年的「氣候白癡」（klimatosse）和2018年的 「洗錢」（hvidvask），這些都緊緊地抓住了（有時是不討人喜歡的）時代情緒。
2020年度最有潛力獲選年度詞匯的當然是「samfundssind」，丹麥語言委員會將其定義為「社會關注高於個人利益」。更寬泛地翻譯為「社區互助」或「社會意識」，「samfundssind」已經成為冠狀病毒危機的流行詞：語言委員會發現，搜索丹麥新聞數據庫， 「samfundssind」的使用次數從2月的23次增加到3月的2855次。 「丹麥有很強的社區精神傳統，」丹麥語言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伊娃·斯卡夫特·詹森（Eva Skafte Jensen）說。「在19世紀，人們在農村建立了專注於共同目標的合作社（andelsbev richardgelsen）。奶農聯合起來，為合資奶場提供資金，而奶農和其他國家的消費者連接起來，從而繞過私有食品雜貨商人的壟斷……這一想法也被帶入了工人運動，幫助建立了強大的工會。」 還有19世紀建立的民間學校（højskole），為農村人口提供非正規教育，把他們培養為好公民, 這在今天仍然存在。詹森認為，正是這種民間學校、合作社和工人運動的形式，「讓人們齊心協力，放大個人成就」，才使得「samfundssind」成為了2020年的流行語。現任首相也曾明確使用過這個詞。 丹麥是歐洲最早實行封關的國家之一，成功地將感染率保持在較低水平。 冠狀病毒危機早期，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Mette Frederiksen）直接向丹麥人發出了社區互助的呼籲。「我們必須站在一起，保持距離，」她在3月11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當時該國是歐洲第一個實行隔離政策的國家之一。「我們需要社區精神。我們需要互相幫助。我要感謝所有到目前為止證明我們丹麥擁有社區互助的人。」 丹麥人熱情地回應。私營公司通過「丹麥幫助丹麥」運動（Denmark Helping Denmark）採購醫療設備，幫助減輕醫療服務的壓力。據丹麥藥品局局長托馬斯·森德維奇（Thomas Senderovitz）說，對該運動的反應顯示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善意和社區互助精神」。 丹麥幾個最受歡迎的景點也在加緊建設：樂高（Lego）工廠為醫護人員製造護目鏡；遊樂園蒂沃利花園變成了臨時幼兒園，並制定了社交距離指南； 米其林雙星「煉金術士」餐廳（Alchemist）撤掉50道菜的菜單，轉為哥本哈根附近的12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提供意大利面。 除了經常出現在新聞中，社區互助這個詞還在社交媒體上迅速躥紅，成為強調團結和善良行為的話題標籤。但也許最重要的是，每天人們都通過遵守規則來表現出社區精神。 遊樂場蒂沃利花園（Tivoli Gardens）在大流行期間變成了臨時幼兒園 在演講中，弗雷德里克強調需遵循政府的指導方針，並盡快開始。丹麥人基本上不動聲色地服從了。日托中心和學校在公告後當天早晨清空，比措施生效早四天前。奧爾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生物醫學副教授大衛·奧格拉涅（David Olagnier）和教授特來因·摩根森（Trine H Mogensen）寫道，這說明「丹麥人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奧格拉涅和摩根森還觀察到，「丹麥是信任決定一切的國家」。那麼，社區互助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丹麥人信任他們的政府，且信任彼此，相信他們能做正確的事情。 奧爾胡斯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金·曼尼瑪·桑德斯科夫（Kim Mannemar Sønderskov）和哥本哈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彼得·丁森（Peter Thisted Dinesen）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社會信任促進合作。 作者發現，丹麥的社會信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從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間，社會信任水平顯著提高。「1979年，47%的丹麥人表示『大多數人都可以信任』，而這一比例在2009年上升到了79%。兩位作者將此現象部分歸因於"國家機構質量的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對這些機構信任的增加」。 反腐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佈了全球最少腐敗國家的年度排名。今年，丹麥和新西蘭並列榜首。由於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丹麥的政治家享有相對較高的信任度。當政客們「以廉潔的方式做事」，丁森寫道， 「他們發送的信號就是……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 許多到過丹麥的遊客說，這個國家人們互相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地方是罕見的。例如，夏天開車在農村地區兜風時，你可能會看到路邊農產品小攤無人看管，只用誠信箱來收款。餐館或咖啡館外放著內有睡著嬰兒的手推車也很常見。1997年一個廣為報道的新聞就說明了這種文化衝突。當時，一名丹麥婦女在去紐約時，因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餐館外而被捕。 在丹麥，父母可以輕易地把孩子放在無人照管的地方，這是人們對其同胞放心的結果。2016年，文化部舉行了一次公眾投票，以決定該國的官方價值觀：信任被確定為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丹麥的信任文化是建立在一種期望之上，即同胞、公民和公共機構是可靠的，」該部表示。 丹麥人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度的社會信任度。 美國出生的廚師馬特·奧蘭多（Matt Orlando）是哥本哈根頂級餐廳阿瑪斯（Amass）的老闆，他也是這種看法——「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是驚人的，」他還回顧了他在丹麥的疫情期間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對政府的信任，相信社會是由自己控制的：信任政府決策，以及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和許多人一樣，在疫病爆發後，奧蘭多將社區互助的精神貫穿於自己的工作中。他和餐飲業的其他人一起，成立了一個旨在加強和支持餐飲業度過危機的合作平台。他的高級餐廳也更有社區意識，將一半的用餐空間用於出售炸雞和葡萄酒，提供更平價的大眾食物。 那些從其他地方移居到丹麥的人很快就熟悉丹麥的社會信任。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丹麥名聲在外的高稅率。丹麥居民認可了世界上稅率最高的一些稅收，因為他們相信，每個人繳納公平的份額，這些稅收將被用於社會公益——全民醫療、免費大學學費和慷慨的產假，這還僅是幾個例子。每個人都得到很好的照顧，這種文化能培養信任和社區凝聚的感覺。 平等意識也很重要。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丹麥是世界上收入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桑德斯科夫和丁森寫道，「公民在經濟上平等，對國家也會有更高層次的信任。因為公民有更強的社區意識。」 丹麥是歐洲第一個重新開放學校和日托中心的國家。 丹麥的日托中心通過稅收得到了大量補貼，在兒童時期就培養受教育者的社會意識。《如何在丹麥生活》（How to Live in Denmark ）和《如何在丹麥工作》（ How to Work in Denmark）的作者凱·麥莉士（Kay Xander Mellish）說：「在丹麥，幾乎每個人都上過公立日托所。」甚至克里斯蒂安王子，那位曾經有可能成為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一世（King Christian XI）的王位繼承人，也上過公共托兒所。「丹麥保證6個月到6歲的孩子都能在日托所接受教育，重點是玩耍和社交，正規教育要到8、9歲才開始。」 「在最初的幾年裏，」麥莉士說，「孩子們學習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他們學習如何在午餐時間坐在餐桌旁，等待輪到自己吃飯，然後自助式吃飯。在操場上，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自由玩耍』，他們為自己的遊戲制定規則。」 麥莉士解釋說，工作人員通常不會帶領孩子們玩遊戲，因為玩遊戲「可以讓孩子們組成自己的小組，並學會如何合作。」她補充說，通常，學校的一天從唱歌開始，選歌是從民間歌謠集（Højskolesangbogen）, 這種文化傳統延伸到大學甚至辦公室。任何在仲夏或聖誕節造訪過丹麥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一起唱歌是各個年齡階段丹麥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共晨唱（Morgensang）帶來團結的感覺，因而受到人們喜愛，尤其是在困難時期，這就是為什麼在封鎖期間，全國五分之一的人會在電視機前和樂隊指揮菲利普·費伯（Philip Faber）每天一起合唱。 「丹麥人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他們是社會一分子，」麥莉士說。在丹麥，你可以通過暗示你的對手「缺乏團結」（usolidarisk）來贏得一場辯論。 4月中旬，丹麥是歐洲第一個重新開放學校和日托中心的國家。截至本文撰寫時，丹麥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不足700人，儘管初秋出現激增，但感染率仍然相對較低。這個將社會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悠久傳統，即認為社區比個人更強大，似乎是丹麥這個國家的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