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九：八九香港 讓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公布的當天，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就騷動起來。消息很快傳到了香港。香港的新聞界首先敏銳的意識到，一個非常事態正在北京形成勢頭。 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書的翁松然教授回憶： 「胡耀邦去世三、四天後，香港的新聞界就意識到了這個事情不一般。香港的媒體已經不是把它當做一般的新聞來報，而是連續不斷的出號外，做特別報道。」 港記雲京 而當時，在北京已經聚集了大批的香港記者，他們在報道完三月份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後就一直沒有走。時任香港《南華早報》政治版編輯的楊建新解釋原因： 「當時許多香港記者借著報道兩會來到北京後一直沒有走。因為5月份戈爾巴喬夫要訪問北京，一些民運人士已經表示要借著中蘇首腦峰會的機會給中央政府一點壓力。所以香港的媒體都知道將有大新聞發生，都陸陸續續派了很多記者到北京。」 北京聲勢浩大的遊行場面，衝擊香港，震動港人。 羅一萍就是當時在北京的香港記者之一，她時任香港《經濟日報》政治版記者 。4月20號夜，在中南海新華門外面請願、要求中共領導人出面對話的大學生，與軍警發生了衝突。羅一萍當時就在現場： 「當天晚上我通宵都在那裏採訪。警察用擴音器廣播，要記者離開。但這是我的工作，我堅持不離開。當警察對學生動手的時候，我匆忙抓拍了幾張照片轉身想走開，但是幾個公安突然跑上來抱住我，要搶我手裏的照相機，把交卷抽出來。我就一面緊抱著相機，一面高呼『警察非禮，警察非禮』，後來才知道按北京話應該喊『耍流氓』。」 港人震動 在與軍警的爭搶中，羅一萍挨了拳腳，她沒有想到平生第一次挨打，是在北京，打她的是「人民警察」。最後在「悔過書」上籤了字，羅一萍才得以離開。羅一萍回到旅館，立刻把圖片和報道發回了香港。 在北京，大批像羅一萍這樣的香港記者，從八九民運起始、在西方媒體開始注意到之前，就每天把大量的報道發回了香港。 報紙上每天的通欄標題、電視上聲勢浩大的遊行畫面、大學生絶食抗爭的揪心場面，衝擊香港，震動港人。香港也動起來了！ 香港社會各界組織了各種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開始全社會募捐，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馬地馬場，舉行了連續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接力音樂會。 人在香港的演藝界名流，如在大陸家喻戶曉的鄧麗君，梅艷芳，侯德健，周華健，汪明荃，鐘鎮濤，張明敏，張學友等等，幾乎悉數到場登台義演，為北京的大學生籌款。 未能到場的明星如劉德華，周潤發，譚詠麟，張曼玉等，也特別通過現場大屏幕鏈接表示支持。 港人捐款 香港電影導演、「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的策劃人之一岑建勳回憶說： 「那一天從早上10點鐘到晚上10點鐘，香港的兩個電視台和香港電台都現場直播，現場有幾十萬人，藝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來了。我記得鄧麗君打電話給我，問我聽說你們有這樣的活動，我可不可以來。所以（這些明星）都不需要我們去找的。」 僅這次音樂會，就募集到1300萬港元。活動後，李卓人代表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即支聯會，也稱港支聯），攜帶約200萬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給學生時被拘留。李卓人也是被迫簽了「悔過書」，被扣留三日後才獲釋。 在香港支援北京學生的活動中，香港的學生是一個主力。香港學聯在港組織遊行聲援行動。他們還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觀察、支援大陸的學運。 香港送來的五顏六色的野營帳篷在天安門廣場上一排排整齊的支了起來。 香港學聯 時任香港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回憶運動開始後不久，他們到北京與大陸學運領導人接觸的情況： 「我們去後發現，他們還沒有一個有代表性的、有系統的組織。我們的建議是你們應該盡快通過選舉產生代表，這樣可以代表同學與政府對話，組織一些行動的時候也可以代表同學講話。我們問他們需要我們幫助什麼，他們說需要錢。我們回到香港後就開始籌款募捐，支援他們的運動。」 香港學聯另一個令人矚目的行動是向天安門廣場運送帳篷。陶君行說，香港學聯在報紙上打出廣告，每個人帶一頂野營帳篷，到北京「旅遊」。有一百多人應召帶著帳篷去了北京。 五顏六色的野營帳篷在天安門廣場上一排排整齊的支了起來。在198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野營帳篷大陸老百姓還少有所見。 鼓勵打氣 源源不斷從香港送來的物資和捐款，給天安門廣場上已漸疲憊的學生們打了一劑強心針，士氣重新高漲起來。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廣場上學生廣播站負責人張華傑回憶說：「廣場上之所以能堅持下去，香港的支持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食品送去了，帳篷送去了，學生的士氣又起來了。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場運動，一場可能最後導致人命的運動，當時的一些做法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香港的鼎力支援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欲罷不能？香港募捐音樂會的策劃人之一岑建勳不同意這種觀點： 「有人說過，如果你們不運東西去，他們可能就會散了，我不同意。光是北京的民眾的支持學生們也會在廣場上堅持下去，只不過會更辛苦。你不送帳篷去，他們就睡在水泥地板上，遭日曬雨淋，更艱苦而已。有人說如果沒有香港的支持，可能就不會是後來的結果。我認為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參與支持北京學生的香港人，沒有人後悔。」 1989年5月20日，中國政府宣佈北京市戒嚴，調集野戰軍進城試圖平息運動。戒嚴令激怒了抗議的學生和北京市民，也把香港支持大陸民運的活動推向高潮。 李卓人：「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 同仇敵愾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然回憶說： 「在六四（開槍鎮壓）之前，香港幾乎沒有了左、中、右 ，大家都站出來了，為一個共同目的。把那段時期的香港報紙拿出來看看，政治廣告多於商業廣告。一份報紙可能有70-80頁，其中可能有30多頁是各個團體或個人出錢買版面，把支持北京學生的意思用廣告的形式把它登出來。不是一個報紙，而是十幾份報紙都這樣，包括左派的報紙。」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代表性的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報》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每天對北京事態的報道，成了學生們主要的消息來源之一。每天，從北大到人大，從復旦到清華，北京和其它城市大學校園裏，學生接管的校廣播站在不斷播送像《文匯報》和其它香港媒體，以及BBC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等國際媒體對八九民運的報道。 與被指責為西方反華媒體BBC「敵台」的報道相比，親北京的左派報紙對學運的報道平添了一份說服力。當年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劉銳紹這樣評價《文匯報》報道的價值： 「當時文匯報的報道可以說是比較凖確的。同時，因為文匯報的性質，大家都知道它是共產黨辦的報紙，在『黨報』上報道出與中央口徑不一樣，當時大家都說，『黨報』上這樣報道，一定可信，不是宣傳。後來有人說，文匯報的報道起到了敵人起不到的作用。」 每到六四週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都舉行規模浩大的燭光悼念晚會。 「痛心疾首」 《文匯報》還有更令人驚訝之舉。北京宣佈戒嚴後第二天，《文匯報》開了天窗。首頁上之有四個大字：「痛心疾首」。劉銳紹回憶開天窗的幕後醞釀： 「當時報社討論是發表一篇社論還是開天窗，後來決定開天窗。開天窗擬定了兩個版本，一個就是後來見報的『痛心疾首』，一個是表示感嘆的『夫複何言』。後來兩個版本送到新華社（指新華社香港分社。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前，香港新華社實際上是北京在香港的代表處）。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拍版用『痛心疾首』。我覺得他當時的感情都是很真實的。面對這樣大的時局動蕩，人性的一面都表現出來了，人性蓋過了黨性。」 共產黨在香港辦的報紙都如此反應，更不用說香港的普通民眾了。 1989年5月21日，也就是北京宣佈戒嚴的第二天，香港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一幕：百萬人大遊行。 全港遊行 原香港立法委員李卓人是香港5.21百萬人大遊行的組織者。1999年六四十週年時李卓人在香港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有這樣的回憶： 「我作為總指揮，知道會有很多人參加，但看到一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想都沒想過。我們（在集結地）等了四個小時，還沒有能夠出發，人還在繼續來。香港人從來沒有像這樣表達他們對國家的感情。」 100萬港人大遊行是個什麼概念？1989年時的香港總人口約600萬，也就是說，在那一天，6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走上了街頭。如果除去吃奶的嬰兒和足不出戶的老人，一向似乎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幾乎傾巢出動。李卓人這樣看當時港人的心態： 「我們其實也是從中國來的，很多人當初是為了逃避共產黨的統治來到香港。我們40多歲這一代人都有國家（與大陸的聯繫）的背景。我們希望看到中國有民主和自由，因為只有中國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們要保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我們就不再恐懼共產黨的統治。」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儀式。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不到8年，中國就將收回香港主權。 唇亡齒寒 就在這次大遊行結束後，香港成立了「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然而，香港人沒有想到，他們盼到的，不是支援八九民運把中國推上民主改革之路，而是六四的槍聲。 已故原香港立法會議員，支聯會主席司徒華1999年在香港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這樣回憶六四那一天： 「6月4日早上，我們本來是在跑馬地那裏訂了一個集會，大家見了面，都擁抱在一起，抱頭痛哭。沒人會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一天集會後就遊行了，我在集會講話後就暈倒了。」 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不到8年，中國就將收回香港主權，而北京政府卻用機槍坦克回應對民主的要求。這讓香港人不寒而栗。司徒華回憶道： 「香港遊行中有一個口號最能體現港人的心態：『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歸中國了，如果中國不走上民主化，香港會變成什麼樣？香港的人權自由能存在嗎？」 香港人對未來信心的喪失，導致六四鎮壓後，大批港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精英階層和專業人士移民海外。 國際社會反應強烈，在香港的國際大公司也一度紛紛撤資撤遷。 在北京政府控制的範圍內，香港是極少數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 驚覺北京 然而，讓北京震驚的，不是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而是香港在整個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港人對大陸民主運動的關注、參與和影響力。 北京立刻收緊了對香港過渡期的控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翁松然說，六四讓北京重新認識香港：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這的確是挺麻煩的。一個小小的香港，北京從來不把它當回事，居然是八九民運的最大支持者，力量之大，遠遠超出北京的想像。所以『顛覆基地』，『前哨陣地』之類的說法都出來了。中方的結論：這樣的『顛覆基地』，讓它這樣下去怎麼了得？所以基本法還沒有頒布就修改了，第23條重新加入『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叛亂』之類的字眼，一定要香港支持立法。經過六四之後，北京對香港刮目相看。」 六四的槍聲，打破了香港過渡期的平靜，也結束了中國與英國政府自就香港移交的「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來短暫的合作。六四血腥鎮壓，把香港的前途推到了英國朝野關注的中心。 1984年12月19日，時任中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共同簽署有關香港未來的《中英聯合聲明》。 加快政改 英國政界人士和民間壓力組織紛紛呼籲，要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建立某種機制，以確保香港未來的民主自由。 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不得不在英國議會一再重申英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翁松然教授說： 「英國政府很緊張的。六四發生後，各方面都在檢討。英國本來是說反正香港是要撒手的了，它最主要的是想與中國搞好關係，確保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可是經過六四，看到一百萬香港人上街，乖乖不得了。從1989到1997，還有8年呢，香港人民如此，你英國統治者動都不動一下，你能統治下去嗎？很擔心，所以立即搞了幾樣東西出來。」 翁松然教授說的英國人搞的「幾樣東西」，就是給予部分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務員以居英權，在香港通過人權法案等安定人心的措施。但最主要的，也是讓北京永遠無法原諒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擴大直選範圍。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便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圖推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中方抨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違反《基本法》，北京決定「另起爐灶」，彭定康也因此成了北京眼裏的「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語）。 香港的政治格局從此徹底改變。北京與倫敦之間本來脆弱的信任完全沒有了，中英就香港問題的爭執從此愈演愈烈，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前再也沒有平息過。 未完待續。明天請繼續關注六四30週年特輯之十：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