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國家的人刻板印象是如何而來的？
矜持的英國人、狂妄的美國人、勤勞的日本人，這些都是對各國人民的刻板印象。不過，一個國家真的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嗎？
當心理學家對來自不同國家的成千上萬的人進行了同樣的個性測試後，他們確實發現了不同文化的平均得分往往存在差異。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平均人格往往與另一個國家的平均人格不同。 最重要的是，國家間平均個性的差異與我們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不同。雖然我們會對包括自己在內的國家的典型個性類型達成一致看法，但研究表明，我們的假設通常都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全面的全球研究表明，一些個性特徵在一些文化中更為普遍，如巴西的外向型人格（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現在有幾項大型國際研究已經證明了平均人格存在的跨文化差異。羅伯特·麥克雷（Robert McCrae）和來自全球各地79位合作者在2005年發表了最廣泛的研究之一，分析了51種文化中的12,000名大學生。基於這些平均人格分析，研究人員能夠得出每個文化的"總體"特徵分數。 外向型人格平均得分最高的是巴西人、法國的瑞士人和馬耳他人，而得分最低的是尼日利亞人、摩洛哥人和印度尼西亞人。開放性得分最高的是說德語的瑞士人、丹麥人和德國人，而平均得分最低的是香港的中國人、北愛爾蘭人和科威特人。這項研究還揭示了各國在神經過敏、責任心與親和這三種主要人格特質方面的差異。 當然，要記住的一個重點是，這些都是平均值，而國家之間存在很多重疊。毫無疑問，印度尼西亞的很多人一定比巴西的一些人更加外向。關於如何解釋這些結果也存在很多複雜性和爭議，例如很難確保個性調查問卷的翻譯讓來自不同文化的所有參與者達成一致的理解，以及每種文化中的樣本都真實的代表了這種文化。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的凱瑟琳·科克（Katherine Corker）和她的同事們證明，美國不同大學的學生之間的平均人格分數的差異雖然很小，但卻不容忽視。這說明根據單一樣本推測整個國家帶有一定的風險。 這一領域的批評者也指出了另一些問題，例如，不同國家的公民在做心理測試時有多大的傾向會勾選極端選項（不過麥克雷和他的合作者確實解決了其中一些問題，例如包括納入了"默許"的衡量尺度——人們同意調查項目的傾向）。 儘管存在方法論上的挑戰，然而還是有一些大型研究多次發現全球平均人格的差異，而且研究結論通常與其他理論上應該一致的其他衡量尺度吻合。例如，在外向型人格方面得分較高的國家也在自尊心方面的平均分數也很高。國際人格研究也表明，儘管文化之間的平均特徵水平各不相同，但人格的基本結構似乎是普遍的，可歸結成五大特徵。 布拉德利大學（Bradley University）的戴維·施米特（David Schmitt）帶領團隊開展了另一項關於跨文化人格差異的研究，並於2007年發表了該項研究。它涉及全球56個國家的17000多人。該研究也發現不同國家的平均人格存在差異。例如，日本和阿根廷在神經過敏方面的平均得分最高，而剛果民主共和國和斯洛文尼亞在該項的得分最低。同時，親和方面平均得分最高的國家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約旦，而日本和立陶宛的得分最低。 這項研究還研究了跨國地區的平均人格特徵，例如，在責任心方面，非洲人的得分比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都高，而這一項目上東亞人得分往往較低。 雖然不同的文化和國家之間確實存在人格差異，但它們往往與廣受認可的民族性格不符。你可能會你所熟悉的文化的平均個性持有一種看法。以外向型人格為例。在英國，我們大多數人可能覺得，英國人一般比美國人更加拘謹。但是，這種關於一個國家的刻板印象很少是凖確的（實際上，上述關於51種文化的研究發現，在外向型人格方面，英國的平均分比美國高。關於56種文化的研究發現，美國人的得分略高，但兩國間的差異很小）。 21世紀初，羅伯特·麥克雷較早的比較了國家傳統印象與真正的國家人格之間的差異，並測試了跨文化心理學專家對國家人格的認識（這批人應該比大多數人的認識更加凖確）。麥克雷把專家分為八人小組，並向其展示26種不同的文化，而麥克雷有關於這些文化的平均人格數據。然後，麥克雷要求專家根據各個文化在五種主要人格特徵上的得分排出前七名和後七名。結果，專家的表現很糟糕。與實際的個性數據相比，專家的表現簡直是在瞎猜。 其他人的表現似乎也沒有比這些專家更好。 2005年，安東尼奧·塔拉奇亞諾（Antonio Terracciano）和他的同事們要求來自六大洲49個文化的近4,000名參與者——主要是大學生——估計自己文化的平均人格特徵。研究再次發現，參與者對自己國家的典型人格類型的看法與該國的實際人格類型不符。 201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邀請了來自26個國家的3000多名參與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島民可能不太外向和開放，因為他們攜帶冒險基因的祖先早已遷居海外（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如何解釋各國平均人格的差異？部分原因可能是遺傳，也許與歷史上的遷移模式有關。例如，冒險和開放型人格的人更有可能遷移，所以在歷史上曾經的探索前沿地區，具有這些特徵的人可能會較多；相反，隔絶地帶的人口可能會變得更加內向和關注內心，因為每一代人中比較大膽的人更有可能選擇遷移出去。 最近對幾個孤立的意大利群島的島民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以檢驗這些原則。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ova）的安德莉亞·希雅妮（Andrea Ciani）和她的同事發現，島民與距離他們10至40英里遠的大陸鄰居相比不那麼外向、開放，但有責任心，情緒更加穩定。這可能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比較大膽、開放的個人早已選擇離開這些島嶼。 另一個證據是最近從島嶼移民到大陸的樣本在外向和開放人格方面的得分比留在島上的居民高得多。希雅妮和她的團隊還對島民和大陸的樣本進行了基因分型研究，發現曾經與冒險相關的基因（DRD4基因的2R等位基因，它為神經遞質多巴胺的受體編碼）的版本在島民中較少見。研究人員表示，這表明"長期孤立社區的個人表現出特定人格類型"的觀點有一定的遺傳基礎。 無疑，環境因素也起了作用：例如，有證據表明，在感染風險較大的地區，與外向和開放相關的人格特徵較少，這在減少疾病傳播方面具有進化意義。專家也推測，氣候差異可能會影響地區人格的差異，如缺乏陽光的寒冷地區更容易帶來情緒不穩定。 連人口密度也會有影響。最近的證據表明，生活在擁擠的環境中帶來面向未來的心態，比如更多的投資長期關係，或許部分是為了應對與他人競爭的加劇。換句話說，這種方法與責任心的人格特徵有關。 無論原因如何，一旦區域人格差異確定下來，一種可能性就是它可能會自動維持下去，因為有證據表明人們會被吸引到人格類型相近的人所居住的區域。 鑒於人格特質對個體的人生結果的重要性——從幸福到事業成功——國家的人格差異可能不僅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國家層面上的人格差異可能導致或至少反映出諸如財富、幸福、腐敗、創新、健康等方面的國際差異。例如，神經過敏型人格與許多身體的許多負面狀況密切相關，包括焦慮和抑鬱等心理健康診斷，以及心臟病和癡呆等慢性生理疾病。有理由認為，在神經過敏型人格方面得分較高的國家，公民將更容易患上生理和心理疾病。 世界各地的人格差異甚至可能導致不同政治制度的出現。去年，位於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瓊·巴塞羅（Joan Barceló）將國家的平均人格特質水平與政治制度進行了比較併發現了相關性：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傾向於擁有更多的民主機構，即使在排除了經濟發展等相關因素的干擾後，這一關係仍然成立。雖然我們下結論——全國人口中開放型人格較多國家會帶來民主（例如，這一因果關係也可能是反向的）——但巴塞羅認為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部分原因是開放的公民更容易受到自我表達的激勵，而非傳統價值觀。她的數據似乎支持了這一點：這種動機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國家平均人格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她說："社會人格差異在預測一個國家的民主上所發揮的作用可能超過了我們以前的預期。" 至少，關於國際人格差異的調查結果可能讓我們多了一個理由來質疑關於其他國家態度和行為的假設。正如人格心理學家理查德·羅賓斯（Richard Robins）在2005年評論的那樣，這一方向的研究表明，"與人格特質相反——它反映了人們思考，感受和行為方式的實際差異——對民族性格的刻板印象似乎是服務於具體的社會目的的社會建構。" 換句話說，你對其他文化的看法可能更能說明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會，而不是世界上實際存在的個性差異的分佈圖。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