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從「計劃生」到「鼓勵生」：中國學者不應缺乏基本人權意識
最近，南京大學的劉志彪和政法大學的胡繼曄兩位教授分別提出設立生育基金，向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以緩解生育下降。這一政策建議受到中國輿論抨擊，甚至大批官媒都不買賬。
中國政府如果按此建議行事，就會把過去的強制少生變成強制多生，但不管少生還是多生，蘊含其中的思維則不變：即把生育看作政府強制性的計劃行為。 幸好，在經過40年歐風美雨的洗禮後，中國人的思想多少也開化了，對什麼是好政策什麼是壞政策，已經有了基本辨析能力。另一方面，幾十年強制計劃生育給個體和家庭帶來的痛苦不曾遠去，給民族帶來的惡果已逐一顯現，上述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議實現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但是，這並不能讓人高枕無憂，比起政策建議的可行性來，更應警惕的是該建議所顯示出的基本人權意識的缺乏。 可怕就在這個地方。 生育首先而且主要是個體和家庭事務，生育權屬於個人的基本人權範疇。其次才是國事。因此國家只能鼓勵和引導人們的生育行為，不能強制，無論採用行政命令還是經濟手段，都不行。所謂為國生育，是顛倒了主次關係。現在的情況是，不只計劃生育，幾十年來，中國政府所做的許多事情，出台的政策措施，經常沒有考慮到人權問題，缺乏人性關懷，造成了很多人權災難。有時甚至是好心辦了壞事。 在人權一事上，中國的教授學者專家等精英階層，其實比政府強不到哪兒去，前面兩教授就是明證。 還是以人口和生育為例——因為它最能體現一個人是否有基本人權意識。多數專家學者在談到中國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問題時，不管有意無意，其隱含的邏輯都是從勞動力層面來看待其利弊。現實生活中豐富多彩的人被簡化成統計數據上的一個數字，僅僅被視作會影響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源，生育增加或下降，變成了勞動力是增長還是減少，並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不是說，在相關研究中不可以把人口問題看作勞動力的問題，但如果專家學者能夠稍稍考慮到人的多樣性，稍稍有點人權意識，很多錯誤或許就可避免，政策失誤就少一些。可惜，很多情況下，專家學者頭腦里根本就缺人權這根弦，其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議一旦被採納，就只能犧牲民眾的基本人權和利益。 中國的計劃生育決策就是這麼出籠的。在當時官方向人口學家徵詢的決策諮詢意見中，後者僅僅或主要是出於少生人口能夠減少吃飯人數，減少佔用的資源這個現實考量，而對人們是否願意減少生育以及強制計劃生育會帶來什麼樣的人道災難預見不夠甚至根本沒有預見，對當時出現的政府野蠻行為跡象視而不見。那時從政府到學者的指導思想是，為了一個崇高目標，可以暫時犧牲部分人的人權。在人口學家看來，只要減少人口，中國才能減少貧困，從而把節省下來的資源投入經濟當中，進而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 數名中國學者關於設立生育基金製度和徵收「丁克稅」的建議再次引發輿論抨擊和網絡熱議。 這個願望自然不能說不好，且當時確實存在大面積的貧困。中國政府常把減少七億貧困人口吹噓成自己的功勞，並由此得出"發展權是最大人權"的說法，來反駁外界批評，卻從不提這背後有多少冤屈的故事。更可惡的是，計劃生育部門和部分專家學者在談到中國的減貧成就時，也拿30年少生4億人說事，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少生了4億人，中國就不可能完成減貧任務。顯然，他們是把自己看作中國減貧的頭號功臣。 客觀而言，與改革同步的計劃生育的提出和實施，在當時決策層看來是形勢所迫不得不如此，哪怕是犧牲多數人的人權，從執政角度考慮，有其苦衷和兩難之處，某種意義上說也不是不可理解。不可原諒的是，出於個人、部門和集團利益，遲遲不糾正這一惡政，並且直到現在還對生育三胎的行為施以巨額罰款。對某些學者來說，也還在為當年惡政辯護並繼續鼓吹計劃生育。 為什麼中國的專家學者普遍缺乏人權意識？從歷史來看，中國統治者幾千年來不拿百姓當人看，根本沒有基本的平等意識，百姓也不拿自己當人看，所以見到官老爺要自稱草民，這已作為歷史基因存在於許多人身上。 從現實來看，中國政府根據國情「創造」出一套自己的人權理論，也即「發展是最大的人權」，人權問題必須通過發展來解決，而相當多的專家學者也贊成和信奉這套人權學說。其背後的哲學理念和思維模式，是一種結果導向，換言之，只重結果，不看過程，為達到一個理想結果，採取什麼手段是不重要的。 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建議設立生育基金製度，引發網民批評。 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就是目前掌握政策制定權和話語權的一批官僚和學者，他們的大半生或早期是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渡過的，他們接受的學校教育和社會經驗中缺少人權觀念。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政府施政和學者研究廣泛存在漠視人權的狀況。 正由於這些原因的存在，儘管外界這些年來一直在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大眾整體的人權意識也有所長進，政府在施政中也比過去注意人權問題，但社會人權狀況的本質改進是需要很長時間的，而在這一過程中，人權問題有可能在某個階段會隨著某些事件的發酵被激發出來。 無論如何，百姓要讓政府把自己當人看，過上堂堂正正人的生活，不要寄托在政府的「善意上」，而是自己去爭取。專家學者要讓百姓覺得自己有價值，就要補上人權這一課，多從民眾的角度考慮問題，提出建議，而不是成天老想著為政府解憂。為國分憂的同時兼顧民眾利益，不也更好嗎？ （本文不代表BBC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