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華商引中資 歐盟該做些什麼？
二、三十年前，中國對外商外資打開國門，招商引資；海外投資人奔市場而去，許多人進門頓感不知所措，市場大而複雜「詭異」，有形無形的社會架構規則完全陌生；當時人們多談論「老外」在中國需要「嚮導」，需要有人牽手引路。
BBC 英倫網 王榮 2009年歐盟已有海外直接投資(FDI)組成中中國佔比不到1%（右下角紅色箭頭）。當年FDI流入組成中中國佔比同樣不到1%。（圖表來源：利茲大學商學院） 在中國投資資本開始現身歐美大約十年後的今天，這一熟悉的話語在英國再次響起；不同的是議題：現在英國的學者官員們談論的是，中國投資者在小至英國大到歐盟的這片異域，需要「嚮導」，需要有人牽手引路。 中國和歐盟領導人在布魯塞爾舉行第15次峰會前，歐中研究與諮詢網絡（ECRAN）發表兩份研究報告，對中國在歐洲的投資活動現狀提供評估，由此提出政策建議。 英國利茲大學全英中國學研究所、利茲大學商學院教授傑瑞米·克萊格（Jeremy Clegg）和利茲大學國際商務研究中心研究員傅恆昕（Hinrich Voss）博士的報告描畫了進入歐盟的中國海外直接投資（FDI）活動現狀。 他們本周在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發佈報告時表示，希望這些分析有助於解答部分迷惑，消解一些疑慮。 迷魂陣 克萊格和傅恆昕的分析使他們相信，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近幾年大量「中國錢」在北京當局的宏觀戰略目標驅策下，蜂擁而至，乘歐債危機和非歐元區的英國經濟衰退之際「收購歐洲」。 原因很複雜，統計方式和數據質量是阻礙研究員撥開迷霧見青天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雙方都脫不了幹系的「透明度欠缺」也需要對一些流傳甚廣的誤解承擔部分責任。 比如，中國FDI投資行動在歐洲受阻，沮喪憤懣之下會認為「他們歧視中國人」。克萊格和傅恆昕說：「歧視確實有，但不是單單針對你中國人。歐盟成員國之間儘管共享一個統一的市場，相互之間也一樣歧視；具有歧視排外心態的歐洲人對來自任何地方的外來投資者都會歧視。」 傑瑞米·克萊格教授說，中國企業對歐盟市場狀況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營運知識和技能。 所以，無論是官方層面還是民間的「歧視」、牴觸、對新來者的疑慮戒備，這並不是導致中國在歐洲FDI總額中只佔不到1%的主要原因。 中國投資者，無論是國營還是民營，實際上對在歐洲投資非常謹慎，很多人相信一旦踏進歐洲市場就會陷入一個巨大的迷魂陣。在對美國了解遠多於歐洲的中國投資者看來，歐洲共同市場極其複雜，支離破碎，條條框框讓人眼暈。 假如有人牽著他們的手，穿過這個迷宮、迷陣，幫他們補習一下歐盟及各成員國的稅務、保險、勞工和工會等法規，提醒他們注意不同國家的社會環境、習俗民風、商務文化，應該跟那些政府部門、半官方機構和服務供應商如何打交道，要是.......那該多好！ 外來者 克萊格教授說，中國企業「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精幹、強大「，對當地市場缺乏理解，進入歐盟後又缺乏重要的經營管理技能和經驗。而且，很擔心遭遇「無形壁壘」。 克萊格教授承認，雖然這項研究採用的數據不區分企業規模大小，但在現實中，以英國為例，這種牽手引路對中小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重要。 他認為適合承擔這一輔導員角色的莫過於各層各級的投資促進機構（IPA），比如英國投資署、地區發展局、市級招商引資機構，依次類推。 因此，他和傅恆昕的報告提出，歐盟在繼續內部整合市場、協調法律政策的同時，可以更積極更大聲地推廣歐洲共同市場。歐盟和各成員國政府還可以進一步澄清涉及海外投資的規限政策，明確哪些領域歡迎中國投資者，哪些領域可能有麻煩。 傅恆昕博士是利茲大學儒伯茨學會研究員（Roberts Academic Research Fellow）。 雖然投資和貿易關係主要還是各成員國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但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歐盟可以降低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外來者成本」，同時代表成員國敦促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證雙向交通順暢。 不過，集體行動也許只能到這個程度。在歐盟這面大旗下，各成員國為了國家利益相互展開競爭；在各成員國內部，各地區或城市之間展開競爭。 質和量 克萊格教授在報告中指出，不同於西方企業去中國投資和其他工業國在歐盟的投資，中國對歐盟的FDI不大可能稍帶著輸入更高級技術，但已經呈現的趨勢是它們更多關注在歐盟的研發投入，且有可能輸入「支撐增長和就業的企業家經營模式」。 他和傅恆昕的研究範圍只限於大陸中資企業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不包括在金融市場購股投資、政府債券投資、來自港澳台或「離岸避稅天堂」的投資。 有學者認為，不包括組合投資、捆綁援助等金融類投資方式的數據，其實際意義可能會打折扣；隨著這類投資活動增加，這方面的統計和分析對於了解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全貌和特點更為重要，因為資金來源直接影響投資策略和行為。 克萊格教授認為，中國需要在價值鏈上升級，需要世界知名品牌，需要擁有專利，英國和歐盟其他大國吸引中國投資資金時不但要考慮數量，還應該考慮質量，比如創造就業情況、持續發展前景等。 投資促進機構和決策者也應該在政策的深度方面下更多更細的功夫。 當然，中國企業在歐盟達到美國、日本和韓國企業目前的地位，路途相當遙遠，「至少十五、二十年，」克萊格教授說。 與内文相關的鏈接 相關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