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方政治學者談鄧小平遺產
1974年，在瘋狂的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前，加拿大學生崔大偉（David Zweig）前往中國學習漢語。就在他抵達北京的前幾個月，鄧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鄧小平通過讓中國經濟向外部開放，讓中國人脫貧，發展國內經濟，讓中國人重新認識了一個他們認為的偉大國家。」 那年，王洪文逐漸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周恩來病重，多年内鬥後的中國幾乎癱瘓。10月，毛澤東決定召開全國四屆人大，號召全黨全軍團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 目前常駐香港的中國政治教授崔大偉，是第一批親歷中國變革的西方人。他還記得，1975年，鄧小平在二次復出後凖備實施一系列變革措施，但卻被四人幫攪亂。 「他在那時就已經明白變革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崔大偉對BBC中文網記者說，「到了1977年他第三次復出後，他將這些未盡的想法付諸實踐。」 鄧小平的遺產 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所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變革的開端。次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成了今天人們評價執政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崔大偉說，這些成就背後，並不是沒有任何的代價。比如環境污染與社會不公等。他將此稱為「高社會外部效應。」 對鄧小平的遺產評價，人們的觀點不盡相同。中國官方的說法是，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媒體更是多次將鄧小平與習近平相提並論。《大公報》在近期的一篇評論中將習近平稱作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師。」 「用一句話總結，鄧小平通過讓中國經濟向外部開放，讓中國人脫貧，發展國內經濟，讓中國人重新認識了一個他們認為的偉大國家，」崔大偉對BBC中文網記者說。 鄧小平的改革，包括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產權的再定義，以及對企業家精神的鼓勵等。 然而，這些成就背後，並不是沒有任何的代價。比如環境污染與社會不公等。崔大偉將此稱為「高社會外部效應。」這些都是因鄧小平鼓勵的追求經濟發展，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而來，並在過去兩任領導人任內不斷擴大，最終成了今天習近平需要著手解決的棘手問題。 「（但）我覺得長期來看，這些中國內部的『高社會外部效應』也許是能夠解決的，比如污染等，」 崔大偉對BBC中文網記者說，「但關鍵問題是，中國在世界上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中國在世界的角色 在日本問題上，鄧小平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首位正式出訪日本的領導人。期間，中日間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事實上，除了在國內發動改革，鄧小平的另一大功績，便是將經歷十年文革浩劫與天安門事件後徬徨的中國重新帶入國際話語體系。他提出要吸引外國投資，讓中國學生走出國門看世界學技術，並在1992年邀請他們回到中國，參與搭建中國的市場經濟框架。 崔大偉對BBC中文網記者說，「如果你比較1978年中國的貿易總額與今天中國與世界130多個國家的貿易往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放到今天來看，這種推開國內的思想束縛，讓中國與世界更緊密融合的做法，或許對中國更有啟發。近年來，中國社會的保守勢力似有抬頭之勢。雖然薄熙來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但利益集團以各種理由阻礙中國改革與外界融合的聲音甚囂塵上。 的確，鄧小平當年撰寫了反對蘇聯的文章，但他也在1989年將中國和在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拉回正常外交關係。另外，鄧小平推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最終進行協商。他是中國首位正式訪問西方國家的領導人。 在日本問題上，鄧小平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首位正式出訪日本的領導人。期間，中日兩國互換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鄧小平曾在那次訪問中談及中日關係，稱兩國「要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友好。」 他還為釣魚島問題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這種聲音在中日對峙的今天似有消減。然而在中國與鄰國關係劍拔弩張的今天，中國的領導人或許應當回到鄧小平當年的處理思路上來。 「最終的問題是，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否真的能夠做到，」崔大偉說，「（但）目前的信號還不清楚。」 （責編：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