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武漢「習莫會」突顯恢復原狀 中印洞朗對峙「已成過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五（4月27日）起一連兩天在武漢「非正式」會晤印度總理莫迪，其間兩人在兩國媒體鏡頭下逛湖北省博物館，又在東湖上泛舟、在湖邊散步。印度中國研究專家謝鋼教授（Prof Srikanth Kondapalli）為BBC中文撰文總結這次會晤所帶出的信息，以及印方所透露的會面成果。
這是習近平第二次在北京以外招待莫迪。 兩位領袖的肢體語言顯得很放鬆，從而展示洞朗地區（印度稱都克欄，Doklam）的邊防部隊對峙已成為過去。他們也鋪墊出日後雙邊與國際場合中，進一步正面互動的路線圖。 這是自2015年中的西安互動以後，習近平主席第二次在首都北京以外接待莫迪總理。習近平主席2014年9月訪問印度時，莫迪總理同樣在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有類似安排，這次算是禮尚往來。 「非正式會面」機制是雙邊外交的新發明，對於這兩個全球人口最多，眼下配置成在世人面前「同步崛起」格局的國家來說，這被視為克服棘手雙邊問題的出路。 雖然這種模式排除了就任何有約束力的決議發表公開、聯合聲明，這還是被視為強化兩位領袖之間戰略溝通的辦法。實際上，兩人的多邊或雙邊會晤不下十數次，但仍然覺得他們需要這樣的專門會晤，既能穩定雙邊關係，又能正面地把議題塑造成國際領域的一部分。 要是我們考慮到習近平2013年6月與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陽光之鄉（前稱安納伯格莊園）的會晤、2017年初在海湖莊園的習特會，又或是2016年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索契見面這些例子，我們就會知道這實際上就成了國際新潮流。 總括而言，這意味著有關領袖在不受其他官僚結構之類的束縛下，能彼此了解。雖然這類會面的影響既不明確，也不及時，但其對穩定雙邊關係的價值該受到重視。 對峙背後的共同利益 同樣地，對雙邊關係而言，武漢會晤的成果也許需要一些時間來沉澱，但在兩位領袖的下一次正式雙邊會談時將得到披露。儘管如此，一些較廣泛的成果還是可以辨別出來。 兩位領袖在首天會晤上就已經互相示好。莫迪感謝習近平兩次在北京外接待他，並邀請對方在2019年訪問印度。雙方或明或暗地提起了歷史與文化聯繫，還有兩人肩負起全球40%人口的重擔。 兩人也觸及了全球權力架構議題，指出要「共同實現民族復興」。這似乎是在設法將中國夢與復興——2012年中共十八大領導層換班之後風行中國的概念——與2014年印度新政府上台後提倡建設「新印度」的努力聯繫起來。 中國西藏與印度接壤的一段邊界存有多處主權爭議。圖為印方阿魯納恰爾邦的棒山口關卡。 整體來說，兩天的會談在一個輕鬆的氣氛下進行，意味著兩國之間緊張關係得到緩和。來自中國軍方的新聞稿（中國國防部4月份例行記者會文字實錄）示意中印雙方可能在緩和因去年洞朗戍軍對峙所引起的邊界緊張方面達成相互理解。細節雖然仍不明朗，但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CBM）——這是去年9月金磚國家（BRISC）廈門峰會舉行之際兩國領導人會晤所提出的想法——也許能逐步出台，以迎來穩定。 迄今為止，中印兩國之間一共有六套「建立信任措施」，這些措施的價值在這次會談中得到再三肯定。兩國也許能作出更多努力，鞏固既有機制。這包括兩國兩軍之間的「手拉手」反恐聯合演練。兩國領袖提出有需要為兩軍制定「戰略指引」，以營造有利於邊界穩定的條件。 《人民日報》指出，中國所重視的是自由貿易和擴展經濟聯繫。中國在過去40年於地球的這一邊大步向前走，因此這樣的目標顯然易見。與此同時，兩位領導人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發言中均提出支持全球化進程，反對美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這意味著這次會面在經濟層面該有達成一些實質成果，尤其是2013年5月李克強總理與（時任的）辛格總理在其聯合聲明中同意建設——但至今尚未成事——銷往第三地的製造業專區。智能城市、能源項目、技術發展等，都是中印合作的相關領域。 兩人在武漢還就舒緩貧困項目，以及透過重組借貸機構投票權來改變世界經濟秩序、糧食安全和氣候變化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協議。 兩國領袖同意探索在阿富汗聯合投資。這雖然不是什麼新的主意——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雙邊互動——但鑒於美國為首的多國軍事部隊一旦撤出該國會帶來不明朗因素，中國與印度希望能透過把「不穩定」的論述轉移到經濟發展之上，向該國提供一個正面的替代選項。 「手拉手」反恐聯合演練是中印兩國主要的軍事合作項目。 兩國也在應對恐怖主義方面達成理解，中國和印度都認定這是對彼此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中國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把「三害」（極端主義、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視為頭號挑戰，一些報道稱有（新疆的）維吾爾人到敘利亞加入所謂的「伊斯蘭國」武裝組織，中國繼而在加強與中亞各國和俄羅斯的「和平使命」軍事演練之餘，也跟敘利亞開展反恐合作。 同樣地，印度也將「跨境恐怖主義」視為對國家安全的挑戰。中印兩國領袖在武漢會面上指出，雙方均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這是重申兩國過去將近20年的立場，只是由於北京與伊斯蘭堡的密切關係，合作交流鮮有活躍。 另一合作領域是社會範疇，尤其是如何展示彼此優勢，以達致互惠互利。 中國職業教育進展一日千里之際，對印度的信息科技培訓需求甚殷。同樣地，中國的社會保健制度發展純熟，印度藥劑業則已透過仿製藥而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中國在應對西非埃博拉病毒、薩斯（SARS；又稱非典型肺炎、沙士）、禽流感與其他流行疫病方面的努力廣為人知。也許日後在這些領域會達成協議。 最後，文化關係是另一個巨大的領域，涉及擴大人與人的交流、電影、舉辦書展和展覽，以至於學生和專業人才、文化隊伍交流等。 在第一天會面之際，兩人參觀了湖北省博物館的文物，同時強調了保存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而兩國在這方面都擁有極其廣泛的資源。兩國領袖也在拓展旅遊業，且專門透過激發佛教相關旅遊方面，達成了協議。 莫迪與習近平到湖北省博物館觀賞文物。 「事過境遷」 以上多點既非創新，亦不讓人意外。這意味著經歷了去年洞朗事件對雙邊關係的嚴重挑戰後，中印關係恢復原狀。 然而這次會晤還是讓雙邊關係設好了正面走向。這既是雙邊同時受壓的結果，也是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使然——美國開打貿易戰的擔憂、敘利亞導彈攻擊、朝韓和平計劃的「紅利」等。兩國領袖舉行如此的非正式會議，以推進正面發展，理應居功。 也許，武漢會晤並未促使中印兩國領導人作出任何驚人宣佈，但向世界各國與區內國家說明，世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願意就爭議話題多作溝通，致力達致邊境地區和平與穩定，把對話導向互惠共贏的結果。即便是兩國領袖均未發表任何明確的聲明，提出共同推進國際利益，兩位領袖在某些議題上達成共識，足以發出強有力的信號。 由此，武漢會晤對中印雙邊關係有其重要性。 謝鋼（Prof Srikanth Kondapalli）是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不代表BBC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