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澳門是否能成為香港的示範
「今日澳門，明日香港。」數年來，北京眼中的"乖孩子"澳門模式在香港支持民主一派人眼中卻是避之不及的噩夢。中國的政策在澳門通常可順俐落地，而在涉及到自由與法治時，類似政策多在香港引起反彈。
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國安法》。北京在今年「兩會」上宣佈，將由中央政府制定法律，在港維護國家安全。這套被稱作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引來破壞「一國兩制」的批評，還引發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香港首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與香港的激烈抵抗不同，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早在2009年便已立法，施行至今。同為「一國兩制」，澳門《國安法》是如何通過的？在當地是如何推行的？在國安立法方面，澳門能成為香港榜樣嗎？ 《維護國家安全法》 澳門與香港在國安立法方面責任異曲同工。與香港一樣，澳門「小憲法」《基本法》中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針對分裂國家等行為立法。2002年，「23條立法」開始在香港進行討論，澳門特區政府也表示將要開始立法。 然而23條立法在香港引發社會強烈反對，2003年7月1日爆發50萬人大遊行，反對限制港人集會與言論自由，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終止立法程序，澳門政府也效仿港府擱置立法。 五年後，港澳在23條立法上拉開距離。2008年10月，在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最後一屆任期尚有一年屆滿之時，何厚鏵宣佈啟動23條立法程序。2009年1月，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澳門立法會通過，同年3月生效。雖然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澳門此舉也是在為香港立法鋪路，但由於反對與質疑聲大，香港至今沒有啟動立法程序。 澳門與香港《國安法》立法過程中的決定性差別在於，法案在澳門社會受到的阻力很小。雖然也有人提出人權與自由方面的擔憂，但由於民主派在澳門整體力量偏弱，法例順利通過所有流程。 澳門社會一直普遍擁護中共，在1999年主權移交回中國前便已如此，甚至曾有「半個解放區」之稱。1966年一場澳門人反對澳葡政府的示威引發警民衝突，北京當局和澳門親北京社團在為此與澳葡政府的交涉中佔據上風，迫使葡萄牙人道歉，之後左派"愛國力量"一直在澳門壯大，在政界也是如此。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澳門反對派一向「沒有什麼聲音」，而對於中央一定要做的事情，澳門「當然更是沒有（反對聲音）」。「大家都知道北京對國家安全有要求，所以澳門也沒有特別大的意見，」他對BBC中文表示。 未被使用的法律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與澳門特首賀一誠在今年「兩會」。 在過去11年時間裏，澳門《國安法》從未在法庭上被動用過，這說明「乖孩子」澳門沒有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這部法律對於澳門和北京仍有意義。 「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紙老虎，」余永逸說。「中央覺得我有一個法律，就有了安全感。」 根據這項法律，作出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將會被判處刑罰，單項刑罰最高為二十五年監禁，而外國政治性組織及團體及與外國團體有關的澳門團體如果「危害國家安全」也將被處罰。 余永逸指出，在澳門不使用《國安法》更符合北京利益。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有效控制澳門的情況下，啟用《國安法》反而會傷害澳門作為「一國兩制」示範單位的形象。 「中央想說的是，『你看澳門很好啊，這個東西放在這裏就是保護國家，沒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不會拿出來用的』，」他表示。 然而最近兩年，圍繞這部從未使用的法律，澳門陸續增加了法律與機構支持。2018年9月，澳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澳門特首擔任主席，統籌協調澳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工作；2019年2月，澳門立法會通過法例，規定只有身份為中國公民的法官與檢察院司法官可被指派處理《國安法》犯罪案例。 2020年1月，澳門又通過立法及制定《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制度》指定司法警察局處理涉及國安犯罪的職權，同時保障執行秘密職務的司法警察人員身份可不被公開，並表示未來將建立國安情報工作處等多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 澳門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蘇嘉豪表示，澳門加強國安法配套設施與中國近兩年的「大環境」有關。「由始至終澳門根本就沒有國家安全的問題，這些大動作跟北京近幾年越來越強調國家安全有關，因為澳門在姿態上需要跟進北京的政策，」他告訴BBC中文。 國安立法，澳門會是香港的未來？ BBC中文給您盤點香港與澳門的五個「大不同」。 雖然《國安法》在澳門社會沒有被動用過，但蘇嘉豪指出，它加強了澳門社會的寒蟬效應。 「過去11年來，23條（立法）有一個客觀效果，就是使澳門民間社會和媒體等的自我審查的不斷加強，」他表示。「澳門非常小，本來就是一個人際非常緊密的社會，現在很多人害怕講真話會被秋後算賬……還有國家安全的內涵是不是會無限擴張演繹，很多事情都可以扣上國家安全的罪名，這才是一直以來澳門甚至香港的擔心。」 與澳門社會長期偏左不同，香港主流社會看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希望可以與北京嚴格的審查制度保持距離，維護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開放與相對獨立的定位。香港民主派雖然在立法會中從未佔多數，但在主權移交以來，要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雙普選」的呼聲在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且近年在北京的愈發強勢下，要求民主的聲音在香港越來越強烈。 作為「一國兩制下」中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北京對澳門與香港在很多時候使用同樣的政策，余永逸認為，如果北京想用澳門為香港做示範，將是一個「很大的誤判」。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澳門不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兩個特區可能都有外資，但外資的使用方法不一樣，」他說。「澳門的外資過來是為了賺中國人的錢，根本不需要處理澳門本地政治的問題，但香港不同，中國在利用香港外匯中心的地位，把外資引進內地，外資希望可以用香港的金融法律體制保護他們在內地的投資。」 他進而指，與澳門經濟仍在上升期不同，香港經濟本身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但制度方面沒有跟上，導致香港人對於民主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還在講香港不可能用革命的方式達到民主的發展，講不應該像韓國和台灣那樣暴力，但現在香港好像已經跟當年的台灣和韓國一樣，開始接受暴力方向了。」 「港澳本來就不一樣，但用同一個模式管理，問題就來了，」他說。「北京如果還在想為什麼澳門成了，香港沒成，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