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 窗簾緊閉教室裏的一堂「特殊班會課」
2009年一個平靜的周一下午，在廣東一所民辦中學讀初二的俞爻正和同學們等著最後一節課結束，實際上很多同學的心已經放飛。就在同一樓層的另外一間教室，班主任讓同學把窗簾放下，為學生播放「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視頻。當時在場的一位同學後來偷偷告訴俞爻，他們班上了一節「特殊班會課」。
民主女神雕像是六四事件的標誌性藝術品之一，其複製品常被用於世界各地紀念六四事件的遊行集會中 「（在中國）發生這種事情不奇怪，」他對俞爻說。 儘管這位同學似乎並不驚訝，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聽說這件發生在三十年前震驚世界的事。 1989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大量北京市民與大學生為其舉辦悼念活動。後來悼念活動演變成大規模遊行示威，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抗議浪潮，引起當局不滿，雙方矛盾激化。最終在6月4日，以當局血腥鎮壓收場。這就是歷史上的「六四」。 30年來，中國當局對這場民主運動諱莫如深，官方教科書和資訊對這段歷史幾乎隻字不提，試圖將其抹去。然而還是有部分年輕人通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六四， 並擁有了不一樣的世界觀。 「我覺得我是會參加到六四行動中去的」 如今24歲的的俞爻在本科時前往美國留學，去年取得歷史碩士學位後，留在美國中西部工作。他回憶自己上初中的時候，維基百科在中國大陸還未被完全封禁，他非常熱衷於翻查維基百科上關於各國政要的內容。但他發現，維基百科頁面上某些鏈接無法打開，其中包括有關「六四」的資訊。 好奇心驅使下，某次使用翻牆軟件時，俞爻打開了關於相關鏈接，讀到了被屏蔽的內容，由此第一次了解到這段歷史。他對「六四」為何發生是這樣解讀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陷入停頓，經濟大環境不好，市場經濟實行價格雙軌制，「官倒」現象盛行，正值蘇聯巨變，政治思想領域也比較混亂，最後以胡耀邦去世為觸發點，大學生對現狀不滿表示抗議。 香港的年輕人可以通過參觀六四紀念館了解六四事件 關於是否發生暴力鎮壓和清場，俞爻在網上看到了各方截然不同的說法，「當時的感受更多就是覺得新奇有趣，然後稍微有一點震驚，再有的就是迷惑，因為你也不知道哪邊給的說法是真的，哪邊是假的。」 俞爻說，他身邊的同齡人，無論是否出國讀書，都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不同的是了解程度上的深淺，例如很多同齡人不知「官倒」、「價格雙軌」為何物。 後來俞爻得知，父母當年雖然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但民運期間他們也騎行至廣州海珠廣場靜坐，聲援北京學生。但由於當時各地信息溝通不暢，現場秩序混亂，有人聲稱北京已清場，他們便離開了廣州。 六四事件之後，俞爻父母還見證了東歐劇變，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他們覺得這些經歷民主化的國家社會經濟一片亂象，加上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他們原本對西方的幻想破滅了，「認清了西方的真面目」。 如今，俞爻的父母回想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的混亂情形，認為當年的學運注定不會成功，在他們眼裏，1989年的中國還沒有做好凖備改成民主制度。 俞爻說他同意父母的觀點，「但假如我是當時的一名大學生，我覺得我是會參加到六四行動中去的。」 「大學生天然還是有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感覺的。」他解釋說，「我覺得他們開始的時候，打出的口號都是很正確的，什麼『反官倒』，要求經濟改革繼續進。」 但他也承認，自己可能不會堅持到清場之前，很可能有官員出面勸告學生回家，或趙紫陽1989年5月兩度發表講話時就會退出抗議行動。 1989年5月3日，趙紫陽在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以及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時的講話，都表示對示威學生的理解。趙紫陽在發言中提到，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正是政府要解決的，學生關切政府官員的貪腐問題是正當的，認同學生運動是愛國的表現。 天安門廣場上游覽的年輕人臉上掛滿笑容，關於「六四」的歷史似乎已被淡忘 趙紫陽的講話暫緩學潮的緊張局勢，有一部分示威的學生在這一階段離場。俞爻認為，他會是這批人中的一員，因為他參與學運的目的在於改變經濟混亂的局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只是要求民主、自由。而趙紫陽提到政府要解決官員貪污問題，在俞爻眼裏，就是對「反官倒」這一訴求的認可。他願意相信政府，回家等著看政府下一步的經濟改革政策和行動。 「我並不會有部分學生領袖的那種『這只是中共的誘餌，中共騙人的幌子』之類的想法。」 「我誰也不信」 葉美芬1994年生於福建，高中時到加拿大留學，大學畢業後又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成長過程中， 特別是初中後，她的家人在不同的場合透露過點點滴滴六四的信息，直到出國留學，她才有機會比較完整地接觸關於六四的影像資料。 她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告訴她：1989年的時候有過這麼一次民運潮，有很多的大學生團結起來，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要求民主改革，然後6月4號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政府派出軍隊去驅散這些學生」。 葉美芬最初並沒有感到非常驚訝，她從新聞報道裏看到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示遊行示威。家人提醒她：這件事情在國內比較敏感，不要隨便提起。但是當時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葉美芬沒有意識到中國當局並不希望公開討論六四。 到加拿大以後，她才首次看到「坦克人」的經典歷史畫面——美聯社攝影師在1989年6月5日拍攝到一名男子手持塑料袋，在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坦克軍隊前進的照片。這張照片和相關影像被視作六四事件的象徵，卻在中國大陸網絡上無法搜索到。 「坦克人」這一畫面成為歷史定格。 葉美芬就讀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裏面也有一座複刻的自由女神像，每年「六四」的時候都放有花環。「才發現對於外國人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他們會把這件事情當做是整個世界史上很重要的一個篇章，但是我從來沒有這個印象。」 她回去向她媽媽求證，才明白：原來中國當局想要隱瞞「六四」事件。她的初中課本裏面沒有提到相關信息，身邊確實有朋友完全不知道六四。她感嘆：許多與她同輩的年輕人都不知道六四，那比她還要小一輩子就更不了解了。 葉美芬認為，89年主導民運的學生是非常勇敢有單純的一代人，「他們能這麼單純地想，覺得可以憑著自己的力量改變那麼大一個國家，那麼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天真，很勇敢，又很純潔的行動。」 她對於當局出動軍隊，傷害群眾百姓感到憤怒，她認為傷亡數字會極大影響她如何看待六四事件，也正因為影響之大，她現在不相信任何說法。 葉美芬說：「畢竟這件事情的歷史被掩蓋了，所以現在到底誰的口中是真相？我沒有辦法說，CNN報道出來的就是真的，或者說我媽跟我講的就是真的，她也不在現場，所以到底那次事件裏面死了多少個人，我誰也不信。」 「而且這個事情是不可能知道的，沒有人可以說服我，因為沒有人在做統計。中國政府的統計全部都被掩蓋了，不可能被知道的。」 葉美芬擔心，中國比她小一輩的年輕人將更加無從了解六四的歷史 「我自我審查比較嚴格」 95後的東北姑娘苓汐最早也是在初中時了解到六四。她的媽媽曾是記者，一直著意培養女兒的政治觀念，家裏政治討論的氛圍濃厚。受家人影響，苓汐留學美國後，如今在紐約也從事新聞工作。 1989年六四時期，苓汐的媽媽正在上海讀大學，雖然沒有參與靜坐，但她為上海的示威者送過水，表示支持。儘管上海的抗議活動規模不及北京，但苓汐的外公意識到事件敏感，很快就勸女兒回家了。 不光媽媽不避諱談及六四事件，苓汐回憶，她在中學時期遇到的老師都很開明，會向學生講述六四的歷史，也不會刻意提醒學生要保密。初中的歷史老師簡單陳述事實，高中的老師則描述更多細節，包括當局出動了坦克鎮壓學生。 「放坦克出來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做法。」苓汐認為用武力鎮壓學生是不可接受的，但她能理解在當時情況下，當局不得不鐵腕獨裁統治。 她與身邊好友討論對六四的看法，得出一致結論：學生追求民主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過於天真。 苓汐坦言，她同情當年學生的遭遇，但無法將自己代入他們的角色，無法像他們那樣對民主改革抱有一腔熱血。 1989年6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 儘管中國當局刻意隱瞞六四歷史，但苓汐從沒聽說過身邊有誰不知道該事件。她承認這或許是與她所處圈子有關，但她相信「大家在這件事上的立場可能不一樣，包括你說的民主、自由，但是受教育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會對這件事情有一個概念。」 除了與友人的私下對話，苓汐還在微博等社交網絡了解六四事件等政治議題，漸漸學會避開敏感詞進行隱晦的討論。 苓汐與家人聊政治話題的時候也會迴避敏感詞，例如和她媽媽微信聊天時，碰到敏感詞，她會把中文切換成拼音，或者直接語音交流，避免打字。相反，苓汐媽媽卻從不避諱。 「我媽天天說：『誒，你怎麼那麼慫啊！』因為我自我審查比較嚴格。很多話我不敢說，我媽比我敢說。」苓汐模仿她媽媽的語氣道，「你一個當記者的，你怕什麼？」 「如果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話，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會想要回歸中國的」 陳靚與家人剛移民加拿大時的全家合照 陳靚1994年生於台灣台北，兩歲時跟隨父母移民加拿大，7歲時回到台灣上小學，直到大學畢業才赴美國攻讀碩士學位，現居芝加哥從事視頻製作工作。相較其他幾位受訪者，陳靚在獲取資訊與表達言論方面，可謂從未受限。 回憶幼時父母舉家移民的決定，除了因為當時媽媽赴加拿大生下妹妹，陳靚說，1995-96年期間，兩岸關係緊張，升級至第三次台海危機，也讓父母擔心兩岸隨時發生戰爭。 陳靚父母甚少與她談及六四的事情，她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主要來自課本，台灣的國中課本簡單提及此事，高中歷史課本中有更豐富的描述。 她從高中課本中讀到：1989年，胡耀邦過世，他提倡民主開放，因此共產黨內少了一個民主的聲音。那時候的大學生呼籲言論自由、開放，但胡耀邦去世後，鄧小平的政權越加壓迫。學生借由悼念胡耀邦表達抗議與不滿，佔據了天安門廣場遊行、靜坐。警察無法驅逐學生因此動用武力，坦克車開進來了。 「我記得課本裏面講到是鄧小平下令的，說把這些學生驅趕走，但是內容也不是很完整，課本裏面也只有一頁還是半頁，就一個概述。」 歷史對鄧小平的評價，從不缺少爭議。他一手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也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滯。回溯改革開放40年，這個龐大國家的成與敗，似乎都與鄧小平密不可分。 剛了解六四事件時，聯繫課本內關於文革的內容，陳靚說，言論自由是很基本的民主權力，但民主制度在中國還未發展起來，「共產黨做事好像不太一樣，比較強硬的作風，就只有一個聲音。」 那時候她並不知道六四在中國大陸是禁忌話題。讀本科時，她參與社團活動，接觸到一些來自大陸的交換學生，發現他們竟對六四事件毫不知情，他們聲稱在大陸無法搜索到相關信息。 「全世界應該只有中國可以做得到這樣的事情，因為政府可以掌控全部的東西。」陳靚很驚訝， 「中國很厲害，居然可以讓那麼多人，大部分的人不了解這件事情。」 後來，陳靚和政治系的朋友討論兩岸歷史，大家經常拿六四事件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作對比。 1947年2月27日，中華民國警方因查緝私煙而打傷賣煙婦人林江邁，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管制積聚的不滿全數爆發，請願浪潮迭起，要求國民黨政府檢討腐敗與台灣人民自治問題，一連串的衝突和鎮壓開始蔓延全島。 受二二八事件的影響，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開始了「白色恐怖」的戒嚴，直到1987年宣佈解嚴，許多受害人至今下落不明。 各方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原因和死亡人數存在很大分歧。1992年台灣政府實施調查，估計可認定身份的死亡人數約在18000人到28000人之間。 雖然六四事件是台灣宣佈取消戒嚴兩年後的事情，但陳靚說，仍有很多人將六四與二二八進行對比，因為兩者的歷史記錄都被掩蓋，「因為戒嚴，所以他們把這些訊息都封鎖起來，大家不能去講它，」陳靚說。 2017年2月，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發起紀念228事件70週年遊行。 比較兩條時間線，陳靚表示，後來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人權律師的辯護，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有了第一位民選總統，台灣逐漸發展成一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 但六四事件之後，陳靚觀察到，大陸沒有變得更開放，言論上面的管制加強，「共產黨掌控很多權力，他們掌握了媒體。」 年少時，陳靚只是覺得六四事件的暴力鎮壓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怎麼可以為了權力做出這樣的事情？現在，聯繫二二八事件，她感嘆：台灣跟中國是有共同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一起的地方，但兩岸發生相似的事件，為什麼出來的結果不一樣？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了不同結果？ 「有點像是一個平行時空，如果說台灣沒有那些人權律師，或者發展的方式不一樣，國民黨的政權、權力再大一點的話，那是不是就會跟現在的中國一樣？」 陳靚說，自己與父母還有祖父母三代人的觀點很不一樣。她的爺爺曾是一名國民黨士官長，跟隨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後一心想著「反攻大陸，解放大陸同胞」。她的父母覺得何必非要反攻大陸，維持現狀也挺好。 但是維持現狀於陳靚而言絶非長久之計。陳靚和她身邊年輕的一代更想要獨立，他們覺得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兩岸的政治立場太不一樣。 「對於台灣的年輕人來講，如果中國不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的話，如果還是現在一樣，中央政權，以黨為主的一個國家，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會想要回歸中國的。」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俞爻、葉美芬和苓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