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年：現代文明與野蠻落後的纏斗
北大學生，走出校門，舉橫幅，喊口號，為不公而鳴，向當權者發出宣言和公開信，各地大學生踴躍聯動，工人與知識分子也加入或聲援，運動逐漸顯露聲勢。最終，當局打壓，警察強行帶走幾十名學生，運動雖然偃旗息鼓，但對社會的影響卻剛剛開始。
一對父子在北京的五四紀念雕塑前牽著手。 這講述的是發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與八個月前發生的深圳佳士維權事件相比的話，兩者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事件中的北大學生，可以是1915年入學北大的江西青年許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許德珩寫下的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岳昕寫下的是《北大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 雖然他們的訴求不同，一個是爭主權除國賊，一個是工人權益；規模不同，一個數以千計，一個只有幾十個學生；方法不同，一個出現暴力手段，一個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間的兩場運動，相似之處要遠大於不同之處。 這種相似性間接回答了一個問題：一場百年之前的運動，為何要紀念它？ 已故的《五四運動史》作者、美國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縱早已給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運動是活的歷史，因為它的精神還活著，它所提出的目標還沒有完全達到，還有更年輕的人志願為他而推動。自由、民主、人道、科學，都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事業。」 五四運動開啟了什麼？ 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前提和動力。五四運動發生的1919年，重要的土壤就是已經啟動幾年的新文化運動，它們交織與互動，以至於後者被逐漸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在其論著中進行了「小五四」與「大五四」的劃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學生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標誌而持續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 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孫中山委托蔡元培、唐紹儀、宋教仁等26人，乘船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就任總統。船上，他們認為共和政體初定，而「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與共和思想牴觸者頗多」，因此國民的思想和素質需要改良和適應。2月23日，他們共同擬定《社會改良會宣言》，提出「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的主張，稱要「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 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終結後的第11天，中國就迎來了一個以「人權」和「平等」為核心價值的思想文化變革綱領（圖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溥儀）。 1919年，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著條幅遊行。 此時距離溥儀頒布清帝退位詔書剛剛過去11天。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終結後的第11天，中國就迎來了一個以「人權」和「平等」為核心價值的思想文化變革綱領。 承襲了《社會改良會宣言》的精神內涵，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後提出人權與科學並重，反對三綱，提倡理性精神，「堂堂正正以個人主義為前提」。 但是1919年，人權與科學的口號，逐漸變為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廣為人知的「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長期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民主與科學已成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但是深入歷史細節和後世學者的研究，不難發現，五四的精神內涵是「個人主義」。 198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學者和社會評論家金觀濤與劉青峰在其著書中曾表示，「民主」一詞在五四時期具有極大的含混性和歧義性，1918年時的中國，民主的價值核心已不再是個人權利，而是一種反對儒家綱常的新道德。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袁偉時也指出，沒有明確界定民主的內涵呢，很快就把民主歪曲了，當時提出民主是多數人的要求，把民主說成民粹的東西，沒有以自由為前提，沒有必要的程序保障少數人，沒有權力制約，沒有這一套的話，那就會出危險。 不只是後世，當年胡適就表示，「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 茅盾則說，「人的發見，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稱，民主與共和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成大潮，而個人自由正是因為新文化運動才形成大潮的。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五四倡導民主，實不如說，五四倡導「自由」——「個人自由」意義上的「自由」——更凖確。 1919年，為響應北京學生，上海也爆發學生遊行 五四對百年來學生運動的影響 相比於最近的一次深圳佳士事件，過去一百年發生在中國的學生運動，「五四」的痕跡要重得多。 美國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歷史學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1989年的抗議者對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強烈的認同感，1989年在示威學生發佈的一份重要的宣言裏，他們自稱正在進行的是「新五四運動」，還提及了「五四」傳統中除了抵禦列強欺凌之外的方方面面。 在台灣，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學自主聯盟在校園舉行靜坐與罷課，抗議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選校長的結果，是以政治力摧毀「大學自主」與民主法制精神。適逢五四運動99週年，發起者也將其稱為「新五四運動」。在台灣大學校門不遠處建有名為「傅園」的陵墓，用於追念其已故校長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 傅斯年於1949年1月接任台灣大學校長，兩年後去世，骨灰封存在校門口邊上傅園的墓亭中。 1978年底，改革開放後剛剛開始思想的解凍，訴求民主、批評毛澤東和文革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單牆」上。不久，大字報的形式已無法滿足民眾的表達欲。 時任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記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單牆演講，認為光爭取民主、自由還不夠，最根本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數千聽眾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門轉移，邊走邊高喊「要民主，不要專制」「讓思想衝破牢籠子」的口號。 4月18日，參觀者觀看上海舉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共的創建文物史料展」。 對於那個年代，歷史學家陳平原在與中國媒體的訪談中回憶，自己是77級大學生，一進學校就碰上了思想解放運動。很容易把自己置身於「五四」的語境裏面。「在我們的想像中，1978年就是1919年，都是思想解放，都講民主、科學、自由。」也正因為如此，77、78、79級的大學生普遍對五四運動或五四新文化很有好感，常常會把自己置放在那個語境裏面來思考問題，包括追溯歷史、表彰先進、反省自己等。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百年前激發北京各校學生的，與三十年前激發北京各校學生的，乃至一年前激發台大學生的，有許多共同點。那就是，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對落後的國家改弦更張而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渴求。 作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初的第一場學生運動，五四成為後世各種學生運動的精神源泉。這種學生介入政治的現象為什麼會屢屢在中國發生？周策縱曾在書中反思原因——在君主政體之下沒有真正的立法機構，或一種群眾代議制度，少數受過教育的人無可避免地要表達自己。事實上，不只是近代，中國幾千年來，在危難時期，往往官辦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團體，擔當起公益代言人的角色。 2019年4月，中國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舉行展覽紀年五四一百週年 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未結束，正在進行 在更大的維度上，在五四運動之前兩千多年，從法律制度到政治制度，再到民間的風俗習慣，都是按照儒教綱常來構建的宗法專制，這個深刻而悠長的歷史傳統，實際上從一百年前才開始掉頭轉向。 因此，周策縱評價，「五四運動」在意義的深度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首次覺察到有徹底改革中國文明的必要。 那麼過去一百年都發生了什麼？袁偉時形容，有人在堅持傳統，抵抗現代文明，這是現代文明和前現代的野蠻落後的纏斗，現代化實現了，這場纏斗也就結束了。 回顧「大五四」，探究其倡導的個人自由，定位其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歷史進程，我們也為它劃下結束的標尺——個人自由何時深入人心並獲得保障，現代文明何時取代前現代的野蠻落後，它才算真正結束。 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在我們身邊，現在正在進行。 周策縱教授在24年前書中所言依然不過時——他說，「五四」有點像可以再充電的電池，即使時代變了，它還可能有它無比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