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助力塑造中國思想的詩歌
自古以來，《詩經》的影響力超群，沒有任何文本比得上。一位評論家稱，《詩經》是"匯集了人心與腦力的經典作品。"《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據說孔子曾親自編纂《詩三百》（由於《詩經》由三百首詩組成，因此又稱《詩三百》）。孔子從三千餘篇古詩中刪定，"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到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末年，傳習詩經的有《魯詩》、《齊詩》、《韓詩》和《毛詩》四家學派，解詩的方式各不相同。
正如荷馬史詩對西方的影響深遠，《詩經》的作用遠遠超越文學，對於中華文明的影響歷久彌新。這部詩集對教育、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有影響：在古代的外事活動中，吟詩作詞是默認的溝通方式；詩集是哲學思辨中旁徵博引的源泉；是評價史實的讀物，往往在於諷刺批判；還是是啟迪道德的教材。從那時起，《詩經》就開始不斷影響中國社會，不僅在內容方面，還有表達形式。 流傳下來的詩集收錄進當時的四大家之一《毛詩》中，分為四個部分：160篇《國風》，74篇《小雅》，31篇《大雅》，和40篇《頌》。在《頌》篇中，公認《周頌》31篇的歷史最為悠久，據說可以追溯到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初年。 《雅》的詩作篇幅都很短，是周代祭祀祖先的樂歌。儀式活動豐富多彩，並配有肉類、谷物和酒水等美味貢品。擊鼓、搖鈴、號角和管弦齊奏，舞蹈再現征服商朝的偉績。周代的君王借此莊嚴的詩篇讚揚祖先，陳善閉邪。簡言之，中國的詩歌源自宗教儀式。 接下來的《頌》篇配上儀式，有助於管理社會秩序。敬"天意"是中國古代政治中的重要部分。通過強調天意難違，詩經可以鞏固周朝的統治。和《頌》不同，《雅》中的許多詩篇宏大而寬厚，以歌頌周世；《雅》是記載周朝政治與文化的核心文本。像古老的《頌》一樣，《雅》平鋪直敘，對其講述的故事直指要點。 孔子與《詩經》 明顯更有難度的是《國風》，這是15個地區的歌謠，大致分佈在中國北部黃河沿岸。沒有一首詩篇是歷史敘事。有些看上去很簡單，比如寄托之歌，戀人在黎明時的別離之歌等。也有詩篇詠嘆農民抗議腐敗官吏的辛酸，征戰士兵的思家之苦，或妻子等待丈夫歸來的空惆悵。人類的想法與情感在這裏充分展現，所有解讀詩經的問題也從這裏開始。 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從知識精英轉向平民主義。 1919年的五四運動力圖在兩千年後終於瓦解的帝國遺址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傳統。這時，中國又掀起一陣《國風》熱：這些民歌優美簡潔，反覆言說，彷彿是平民百姓的內心抒發。 《國風》的第一篇，也是最有名的一篇《關雎》，一首兩情歡洽之歌。但以往也是這麼理解的嗎？朱熹（1130年-1200年）就提出回歸詩詞本身，從漢代及以後的評論家評注的故紙堆中抽離，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壯舉。有依據顯示，天朝的詩人與學者不同，他們往往知道如何從表面賞析《國風》，不多加考慮，通過那些對理想、愛情和怨恨的表達，喚起他們對大自然生動的想像。 沒有其它古文像詩經這樣受到珍視，也因此通過兩項並行的傳統保存下來：一是學者的評注和科舉制度，一是詩詞記誦和引典。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古文獻顯示，《國風》是單純的民歌。相傳，朝廷官員從"裏巷"中"採"風，向皇帝匯報民間情況與百姓呼聲；據說，直到那時，採風得來的文本才改編為朝廷樂歌。然而，詩歌出自民間的那種篤信沒有根據；實際上，詩經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前後頻頻用作引文，屬於貴族的教科書，是儒家遞相傳習的經典書籍《五經》。 據此傳統，每一行詩經可能都有不同的含義。一位漢代評論家認為《關雎》是文王（公元前1099年-1050年）與妻子相與歌詠；另一位評論家則認為是對周康王（公元前1005年-978年）的批判。後來，最近出土了幾份素簡絲帛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至2世紀，這份手稿認為"《關雎》表達了卿卿我我的思想感情，抒發了以禮相待來提升道德情操的願望。" 通過詩詞、儀式和樂歌，儒學意在灌輸道德精微——詠頌詩經的形式便於記憶，有助於制定行為規範。詩經的詩和西方的詩歌傳統不同，往往是無名的，形式看起來很簡單。然而，詩詞背後的含義深刻。對詩經的解讀至今還有不同，尤其是《國風》。多虧解讀不一而同，才使詩經歷經考驗，流傳下來，沒有遭到刪減，也沒有淪為單純的表意工具。 《論語•為政》論詩經：詩經"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經，"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同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學詩經，"無以言"，"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即使能誦《詩三百》：如果不能靈活運用達於政，"亦奚以為？"總之，詩歌（全都是無名詩）原本的意思為何，詩歌來自何處，這些從來都不是重點。重要的一直都是：如何為詩篇賦予新的內涵？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