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特輯之七：知識精英 患軟骨病的「黑手」
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週年之際BBC中文網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一大批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被中共當局指為「黑手」，說他們策劃、煽動和操縱了一場動亂。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被投入監獄，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被當局指為「黑手」之一而上了通緝令名單後，被迫輾轉逃亡美國： 「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是一個缺少組織、自發性的學生運動。知識分子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談不上什麼「黑手」。就我個人而言，不過是發表了一些抗議性的聲明而已。」 思想啟蒙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的知識界與1989年那場爭取民主的運動，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學生領袖王丹這樣看知識界與八九民運的關係： 「知識界與八九民運的關係太密切了，因為八九民運實際上是知識界推動的結果。知識界這麼多年來的宣傳給了學生民主啟蒙，這是知識界對八九民運的一大貢獻。」 不過，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八五級學生，天安門廣場學生廣播站的負責人之一張華傑認為： 「中國知識分子雖然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他們並沒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們在書齋裏面寫些文章、發表些議論、輕談國事還是不錯的，但他們缺乏把理論付諸實施的經驗。所以，總體上說，中國知識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職的。」 1989年六四前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豎起了"自由女神像"。 學生領袖之一，當年北師大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的程真回顧八九民運時這樣看： 「我認為知識分子站出來的時間晚了，本來應該能起到的更積極的作用沒有起到。當學運到後期失去方向的時候，如果能有更多的知識分子與學生站到一起，與學生一起來做決定的話，我相信結果會更好。」 公開表態 八九民運爆發後，中國知識界起初對學生們的行動基本上處於靜觀狀態，並沒有直接參與進來。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包遵信說，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他本人，在經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政治運動的嚴酷和詭秘後，認為如果參與進來，會授政府以把柄，反而給學生惹麻煩。 但是，在學生們的激情和真誠的感染和良心與責任感的折磨下，一批知識精英無法再保持沉默。 1989年4月21日，北京知識界聯名發表《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公開信》，第一次正式公開表態，支持學生們爭取民主的運動。 當時在廣場上的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回憶廣場上靜坐示威的學生們得到這一消息時的情景： 「那一天特別寒冷，廣場上大家都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身體互相取暖。在凌晨4點中的時候，消息傳到廣場，說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表態了。許多在學生中有威望的知識分子，像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鄭義，戴晴等等，都簽了名，向中央公開呼籲，說這場運動是愛國的運動，說同學們我們永遠和你們站在一起。當公開信傳到我的手裏的時候，我就當場向廣場上的同學們宣讀了。我記得廣場上頃刻間掌聲雷動，大家都淚流滿面的鼓掌。同學們說，有這麼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不孤獨。我們感到的是巨大的溫暖。」 這封公開信送到廣場上學生們手中的同時，還送交香港媒體駐京記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證中共最高領導階層可以看到。截止到1989年4月25日，已經有超過200名首都知名知識分子在公開信上簽名。 走上前台 1989年5月9日，首都新聞界組成的隊伍匯入到長安街上的學生遊行大潮中，新聞記者們高喊「捍衛新聞尊嚴、保障新聞自由」的口號，成為知識界中首批公開與抗議學生站在一起的人。 但中國知識界正式介入八九民運的標誌，作家鄭義認為，是5月15號的首都知識界大遊行。 「當時的場面非常壯觀。我們的遊行隊伍一排幾十個人，隊首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隊尾還沒到六部口。可以說那一天首都知識界是傾巢出動了。」 劉賓雁：「知識分子應該是頂大樑的。遺憾的是知識分子的主體力量沒有能夠承擔起應有的角色。」 知識界終於露面了。學生們希望他們這些師長能夠以他們的理論和經驗在運動中給予實際的引導。 但許多學生盼來的是失望。學運領袖之一，89年時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王超華說： 「1980年代末活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並沒有很多的思考，所以在整個八九民運中，在運作層面上他們是無能的，並沒有給學生提供實用可行的政策策略上的建議。」 那麼，在八九民運整個過程中，中國的知識界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1989年湖南學運領導人唐柏橋：「相當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在運動中扮演的是調停人的角色。只有一少部分人，比如嚴家其、鄭義等人，他們走到學生當中，喊的口號與學生是一樣的，同學生一樣，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對立面上了。」 調停斡旋 知識分子在運動中充當調停角色，是最引起爭議的一點。八九民運過程中最突出的一次斡旋行動，是5月14日知識分子勸說學生改變策略，離開天安門廣場。 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即將抵達北京，舉行中蘇首腦歷史性峰會，5月15日天安門廣場上要搞盛大的歡迎儀式。但是，佔據廣場的學生已經開始絶食，廣場上支持聲援學生的市民人潮湧動。 14日夜，包括戴晴、蘇曉康、包遵信等在內的12位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來到廣場，在讚揚學生民主訴求的同時，呼籲學生改變策略，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使中蘇首腦峰會得以順利進行。 前《光明日報》記者和作家戴晴是那次斡旋的主角： 「我們就作為中間調停人的角色先與統戰部取得聯絡，問統戰部你們能答應些什麼，作為勸說學生離開廣場的條件。我與統戰部長閻明複面談時，閻先生說，你們只要能勸說學生暫時離開廣場，讓國家舉行接待外賓的活動，政府這邊他出面勸說李鵬，趙紫陽出面來見學生。我說那你們要說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閻明複說這個話不能說。我們倆就這樣討價還價，最後達成的默契是，只要學生能暫時離開，哪怕先撤到民族文化宮，這邊李鵬，趙紫陽就出來說，同學們你們好，你們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80年代一批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保持在體制內充當智囊，以「雙重身份」作「調停人」的角色是八九民運中的爭議點之一。 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廣場上學生廣播站負責人張華傑這樣回憶他當時的反應： 「她講的話好像是李鵬趙紫陽在聽她的話，連個孩子也會知道，她的建議可操作性太小。我們知道她有通天的渠道，但很懷疑她能把李鵬他們請來。況且我們並不是非要見什麼領導，來說聲你們是對的。因為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要求的已經不僅是肯定學生們是對的，而且我們要能把我們的想法說出來。」 廣場上大多數同學們的感覺是與張華傑一樣的。知識分子的斡旋失敗，未能勸說學生撤離廣場。 作家鄭義說，中國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決定了斡旋成為他們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些比較知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方面公開表達自己的自由理念，同時仍保持自己在體制內的位置。正是他們這樣的定位，使得他們成為兩邊都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官方看來，他們還是官方的人，在民間看來，他們更親近民間。他們具有雙重的色彩。」 雙重身份 然而，正是這種「雙重色彩」讓學生們無法接受。當年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召集人之一沈彤： 「知識分子要在這裏作為第三方，在道義上是站不住的。有些知識分子的官方色彩太強，過多的從政府的角度考慮問題。」 當年的湖南學運領導人唐柏橋也有同感：「同學們質疑，你是認可政府的做法的，否則你就應該站在學生一邊，至少是情感上是這麼理解。」 戴晴則不這麼看：「這就是共產黨統治這麼多年給大家造成的一個誤區。你要麼就是好人，要麼就是壞人，要麼是跟我們學生，要麼就跟政府。學生只看到一個模式，全黑全白、全贏全輸。其實，民主社會最主要的就是協商、讓步、達成協議。而在這個過程中，中間斡旋人的角色是特別重要的。」 公知錯位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認為，學生不接受知識分子的斡旋，最關鍵的，是政府並沒有任何讓步的舉動，這使學生無法信任知識分子的調停。王丹說，知識分子夾在當中，而政府並沒有給他們尚方寶劍，他理解知識分子的難處。但他認為，知識分子陷入的尷尬境地，恰恰是因為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定位錯了： 「知識分子不能只起到社會橋樑的作用。他們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社會的脊樑。他們應該站在與專制政府對抗的最前列。而他們讓學生去承擔這個角色，而把自己定位在從旁協助，這樣他們就顯得比較尷尬了。」 八九民運中，不但公開表態支持學生、而且積極參與到運動中來，起到核心作用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的。但是，總體而言，已故作家劉賓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對1989年時的中國知識界有這樣一個概括： 「知識分子應該是頂大樑的。遺憾的是，知識分子的主體力量，他們的主觀狀態，由於他們跟中國的社會現實有所脫離，對中國的工人農民，低收入階層缺乏應有的關心了解，所以沒有能夠承擔起應有的角色。」 鄭義：「當政治恐怖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很難在事後責備他們沒有骨頭、沒有脊樑骨，殊不知他們的脊樑骨早已經被打斷了。」 勉為其難 作家鄭義強調，不應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過於苛刻、求全責備： 「我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責備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如，在高壓下的懦弱、忍受屈辱、缺乏獨立的政治人格、沒有理想主義等等。這些都可以指責，而且都可以找出無數的事實證明你的指責。但是，如果我們全面的看，也應該承認，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承受的壓迫在共產黨國家裏，比如與前東歐共產黨國家裏的知識分子所承受的壓迫相比，要深重的多。不是因為你說了一句錯話在生活工作上給你找點麻煩，羞辱你一番， 大量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被關入監牢就是被處以極刑，就把你殺掉了。我們要承認知識分子也是人。當政治恐怖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很難在事後責備他們沒有骨頭、沒有脊樑骨，殊不知他們的脊樑骨早已經被打斷了。」 儘管對中國知識界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有各種批評和質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走上街頭，呼籲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僅有的一次。 1989年時的清華大學學生，六四鎮壓後遭政府通緝被迫逃亡美國的學生領袖之一周封鎖這樣說： 「我還是非常感激他們的。我自己有家有口後就感覺到了一種生存的壓力。而在中國那樣一種殘酷的環境下，很多知識分子在經歷了那麼多的打擊後仍能夠站出來，這種勇氣是非常可貴的。而且，他們謀求一種和平解決的努力是對的。」 1989年，以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在思想凖備上得益於知識分子，但中國的工人、市民等其它社會階層，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進來？他們又是這樣看待這場運動的呢？ 未完待續。明天請繼續關注六四30週年特輯之八：中國百姓 同情多於行動的旁觀者 （注：文中受訪者引語根據BBC中文記者在六四十週年等歷次八九民運專訪中的錄音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