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黨報「口頭禪」裏的中國政治變遷
在中國，最具權威性的喉舌媒體當屬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密不透風的中國政治中，它被視為是洞察中國政局與政策變化的窗口——當某個特定政治詞匯在一段時期內被反覆提及，相應的政策也會發生變化。
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40週年之際，BBC中文從過去40年的《人民日報》中整理出那些曾紅極一時的「口頭禪」，從詞語出現頻率變化帶您回顧中國40年來的政策擺動。 走向「一尊」 當你打開一份黨報，先映入眼簾的很可能是粗體的領導人姓名，他們可能出席了某次會議，或發表某些講話。顯然，領導人姓名出現的順序、頻率與他的權力和地位息息相關。 1983年，鄧小平在《人民日報》出現次數首次超越毛澤東。此前，他剛開始擔任中央軍委主席。1989年卸任後，他很快輸給了繼任者江澤民，但兩年後，當他以普通黨員身份「南下考察」後，他重新成為黨報上的「一號人物」。 這一切，在習近平上台後顯得小巫見大巫。2012年，較為「低調」的胡錦濤將權力交給習近平，後者姓名出現頻率便幾乎直線上升。五年後，習近平獲得「黨的核心」稱號，同一年他被提及的次數已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二人峰值之年總和。 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無小事。今年7月30日，《人民日報》頭條標題是短短七個字：「習近平回到北京」，內容僅是講述他參加完金磚國家峰會後回國。 《紐約時報》認為，習近平已成為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勢的統治者，而《福布斯》雜誌也將其評選為2018年世界最具權力人物。 左右搖擺 除了領導人的姓名，「黨的領導」和「意識形態」這兩個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詞匯，在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中如同指南針探尋著中國政局左右變化的方向。 改革開放之初，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們放下《毛主席語錄》，「解放思想」成為主流。這段時間，《巴黎聖母院》等西方影片引入中國，思想界空前開放。 但到1987年，在黨內保守派反攻下，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展開，「黨的領導」被重新重視起來。兩年後的六四事件或許更加讓領導人認定，是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面對「姓資姓社」之爭，說了四個字——「不搞爭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明顯放鬆。 直到習近平上台後，這兩個詞語出現頻率再次抬頭猛增。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黨是領導一切的」被寫入黨章，「黨的領導」出現頻率自此達到40年來最高點。 政治改革曇花一現 改革開放後搖擺不定的政治氛圍，讓很多人認為一場徹底的政治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1980年，鄧小平發表了有關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 然而，突然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卻給中共黨內保守勢力帶來了阻礙政改的借口，鄧的領導制度改革設想還未展開便偃旗息鼓。 政治改革重新進入中國領導層視線是在1986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改革應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正是這樣的基調下，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組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就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等問題進行研究。1987年10月，《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十二屆七中全會通過。這一年，「政治體制改革」在《人民日報》上的出現次數達到巔峰。 歷史彷彿與中國開了一個玩笑，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後，這場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徹底終止。 在隨後的20餘年時間裏，「政治體制改革」的字眼雖仍時不時出現在黨代會等重要場合，但再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樣引起強烈反響。 意識形態的糾結 政改夭折，經濟改革也並不輕鬆。8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引發相當一批保守人士質疑，中國是否已偏離了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毛澤東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 直到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儘管如此，「市場經濟」並未立刻在《人民日報》上嶄露頭角，而是被用「商品經濟」這一更委婉的提法替代。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共十四大會議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中國經濟改革目標。「市場經濟」由此在黨報中大幅出現。 與火熱的「市場經濟」形成對比的，是日漸冷落的「共產主義」一詞。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將社會主義寫入《憲法》的國家。根據俄國政治家列寧的理論，社會主義是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但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顯然不想再考慮過於遙遠的、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使命」。 早在80年代中期，圍繞是否將「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寫入黨的決議，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與黨內保守派曾發生爭議。 1986年8月，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全國人民怎麼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四項基本原則是實際工作中要貫徹的，不能天天唸經的樣子去講，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此後，中國當局對共產主義的提法越來越少，在需要強調意識形態時，很多時候只提社會主義。 公共輿論場的博弈 伴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的，是中國民眾要求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的意識。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監督權，但批評人士認為，現實中履行這一權利異常艱難。 中國對媒體長期實行嚴格監管，禁止民間開辦新聞媒體。但官媒的主要身份是「黨的喉舌」，批評同級甚至上級的工作成為大忌。 在這種情況下，巧妙避開「媒體」字眼的「輿論監督」一詞被提了出來。1987年，中共十三大會議報告說，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90年代後期，官方媒體也走向市場化改革，很多黨媒開始辦起了都市報。儘管報禁猶在，但遍地開花的都市報仍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針砭時弊。 199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到中央電視台視察時說，「什麼叫以正面報道為主？是指99％都應該正面報道嗎？98％、80％就不行嗎？我看51％不也行嗎？」 21世紀到來，互聯網成為中國新的輿論場。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興起後，公民意識表達有了新高地，「公民社會」也在黨報中被越來越多地提及。 轉折點發生在2011年初，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國也引發效仿，多個中國城市爆發集會，要求開啟政改，開放新聞自由。 或許感到威脅的中國領導人，自此對「公民社會」嗤之以鼻。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甚至撰文批「公民社會」是「西方國家設計的陷阱」。 今年前11個月，與中國有關的「公民社會」僅在《人民日報》出現一次，達到歷史低點。 圖片版權所有，請勿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