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各國強力抗疫中的權力濫用引憂慮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國政府推出強制措施，包括封鎖城市、關閉邊境和隔離。 高科技行蹤監控技術也因疫情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個人隱私大打折扣。
封城、鎖國、宵禁、隔離，此時此刻正在世界各國上演，這場疫情似乎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焦慮的民眾對過去遭到唾棄的侵權行徑多了幾分容忍， 甚至樂見其成。 台灣法律科普網站《法律白話文》編輯劉珞亦向BBC中文解釋說，無論處在威權還是民主體制下，因對大型災難的恐懼，人們就會希望政府擴張權力給民眾更多保護。「因此，社會普遍贊同在非常時期就應該採取非常手段。」 但針對疫情中通過科技追蹤掌握民眾行蹤的做法，人權組織Top10VPN負責人塞繆爾·伍德漢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說， 「儘管有些看來完全合法，對於公民隱私和言論自由已造成威脅。」 武漢「封城」76天大事記 「硬核」抗疫手段備受稱讚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謂硬核措施遭到廣泛抨擊，但隨著其境內疫情逐漸受到控制，「中國式」防疫模式為多國頻頻效仿。 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台灣，為防止病毒傳播入境，當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師生出境，引發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質疑。 台灣警方通過手機監控居家檢疫者，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譴責，但卻因遏制檢疫者違規有效，加上台灣防疫有佳，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同樣，新加坡及韓國採用的「侵入式」的監控體系，也因成功抑制疫情及傳播而受稱讚。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許多國家通過手機監控國民，以防止疫情擴散，並引用Top10VPN的調查稱，包括台灣、韓國、伊朗、美國、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機數據並更廣泛地研究人們的行動，甚至有國家提供個人移動信息。 日本4月8日宣佈緊急狀態，將賦予地方政府強制徵用物資及土地。3月中，日本國會針對「緊急狀態」修法，允許採取更強硬的防疫措施，被媒體解讀是首相安倍晉三為未來修憲擴權鋪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鎮壓異見人士，泰國3月底進入緊急狀態，賦予政府採取強制性措施，包括打擊網絡社群謠言，必要時甚至可關閉媒體。 被《紐約時報》稱為「民主制度搖搖欲墜」的匈牙利，日前通過緊急法案賦予總理極大權力，政府可以繞過國會頒布法令，對任何反對聲音也能進行打壓。另外，該報道也稱，美國司法部要求國會賦予其更多權力，包括取消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保護，及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禁民眾。 北非國家摩洛哥逮捕違規者的行動受網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據當地媒體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4月2日下令，違反封城措施、置軍警生命於險境的人，就直接槍殺。 當地媒體報道，4天後，當地一名63歲的男子，在檢查哨站音後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時，企圖襲擊警察，遭到射殺死亡。 菲律賓疫情嚴重，總統杜特爾特下令警察及軍隊可槍殺違反隔離措施的人。 防疫也要防濫權 政府擴張權力以控制疫情，似乎已成為人們普遍能接受的「社會規範」。 不過，法律界及人權組織擔憂，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國家，這種普遍的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獨裁和威權政府，則可能以防疫為借口加緊為自己賦權，疫情過後仍不放棄，而使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施的措施，成為「新常態」。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事務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舉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國總理巴育已經明確表明要迫使人們服從他們。羅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擔憂：「疫情結束後，他們可能不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洪森自1985年開始統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長期被外界視為獨裁、威權領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擴散柬埔寨可能進入緊急狀態。3月26日泰國軍方政府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局有權實施宵禁、禁止國內旅遊及關閉媒體等。 中國新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出現大量有關疫情的短片。有人因未有佩戴口罩被捕，有人因為發佈有關疫情的訊息而被相關部門上門訓示，亦有警察將懷疑染病的人鎖在家中。 人權觀察3月24日曾經批評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監禁反對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對疫情和政府相應行動表示關切的民眾。對此政府發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證實部分逮捕行動，但駁斥相關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採取類似行動對抗有關疫情假消息的散播。 泰國《曼谷郵報》撰文擔憂緊急命令會削弱言論自由。其專欄作者蘇拉薩（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緊急命令原該是阻止疫情擴散的強力手段，但該命令常被執政當局濫用，以控制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劉珞亦指出，一般情況下，民主國家必須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據，但因傳染病千變萬變，在既有法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通常會宣佈「緊急命令」或「緊急狀態」。他說，不論獨裁政權，民主社會政府都不能為所欲為。 「政府擴張權力是在既有的民主體制下，通過相關法案如緊急命令等換取人民安全，但不能無限上綱，必須因應新的狀況有所調整，」他說。 劉珞亦解釋道，很多人在這災難發生時希望政府強硬，「不過，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並不屬於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這一點，國家控制疫情的責任在每個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僅冀望政府擴權，是在逃避責任。」 羅伯森對BBC中文說：「亞洲政府急於擴張權力時，並未認識到，取得人民合作意願，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 以台灣為例，劉珞亦闡述了監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灣政府的確因為疫情而依法擴權，但不太可能走向獨裁，這是因為行政單位頒布措施會有立法院的監督，媒體、人民都會檢視，最終甚至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民間力量很強大，台灣政府也會看風向、看民意制定政策，」他說。 台灣人權促進會在評論網站《思想坦克》發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應兼顧法律與人權。該評論寫道：「既是長期抗戰，反覆檢討現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並努力釐清、健全法治，減低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觸法及人權侵害風險，方是民主國家防疫的正軌。」 武漢封城 防疫與言論自由 相對於民主社會的防疫措施，中國的所作所為更趨強硬、有效，受到多國追捧，但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羅伯森指出，中共獨裁體制在疫情發生時掩蓋事實，反應緩慢。「如今，在疫情資訊透明度仍存有疑問的同時，宣告成功控制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責任及逃避國際批評的策略。」 《南華早報》曾報道，中國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隨後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駐上海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指出，中國去年12月爆發疫情，初期隱瞞疫情的存在、規模和嚴重性。數周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當地醫師稱當局要求他們不要通報新增病例。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東亞辦事處的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借疫情控制人民的言論自由，突出其疫情控制良好的形象，但沒有人知道真實情況為何。他說：「駐中國記者取得資訊日趨困難，中國政府發佈的訊息是隨他們喜好，根本沒人能確定有關疫情的數字是正確的。」 艾瑋昂對BBC中文說：「政府控制網路言論，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也難知道實況，無法彼此交流預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曾公布調查指出，微信封鎖一些有關新冠疫情的關鍵詞及對習近平的批評字眼。雖然中國審查網路言論已經行之有年，但這份報告稱，中國官員承認疫情嚴重的前幾周，中國就已經對疫情言論進行審查。 今年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直播採訪時，首次對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問題公開回應。他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 「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說。 周先旺的這段話，是外界指責武漢當局疫情爆發初期存在瞞報行為後，首度有政府官員承認問題存在。但顯而易見的是，他認為武漢政府不該，或至少不應獨立承擔該責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人物》雜誌，發佈3月刊文章《發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回顧她從疫情之初，一路的經歷與感受，但文章發出後不久便遭刪除。中共高強度的輿論管制之下，這次刪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國網民像接龍一樣，用各種版本讓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與背後強大的審查較力。 艾瑋昂強調，專制政府為了防止人民恐慌，維持社會穩定而會隱匿真實資訊，但這將適得其反。並指出，與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實行民主制度，防疫有成是因為政府贏得人民信賴，台灣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資訊，才願意遵守政府頒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國官方公布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呈下降趨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對中國採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讚賞，其中包括誇獎中國採取了 「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國國內對這些讚揚自豪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孫春蘭在武漢督導抗疫時，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議當局的一些惡劣行為包括通過社區組織向居民兜售高價蔬菜。隨後官方媒體稱，孫春蘭立即要求省市領導立即調查。 劉珞亦說：「中國很看似有效率，但數據、政策和監督機制都看不到，威權到底有沒有效，我打上大問號。」 台灣政治評論員金恆煒在媒體發表文章表示，抗疫時，民主國家的社會韌帶在」信任「，極權國家只講強權。 羅伯森也持同樣看法，防疫獲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強權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較願意合作；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提供正確的信息，而且要公開透明，但他說：「上述幾項，中國都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