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妓女面對的困境
四名穿著羽絨大衣的年輕男子，擠在櫥窗前不斷拍打玻璃窗，又向裏面穿著蕾絲內衣的女性揮手。
紅燈區內的妓女房間裝修十分簡單。 「這只是在逗她們，她們也知道我們是在開玩笑，」其中一人告訴我，指向其中一間妓院，「她們懂英語，從我們身上賺夠錢了吧。」 然而，那兒許多販賣自己肉體的女性，卻發現自己愈來愈難吸引顧客，因為她們的店外經常擠滿了只顧自拍的遊客，比起付費尋歡，他們對免費拍照留影更感興趣。 荷蘭阿姆斯特丹首位女市長費克‧霍爾斯瑪（Femke Halsema）正在想方法協助她們，希望制定一些措施，讓她們避過攝影鏡頭。 「這是阿姆斯特丹內最大的免費旅遊公園，」費裏茨‧勞富特（Frits Rouvoet）說，他帶我走過那兒的鵝卵石小巷，許多妓女對他揮手。 紅燈區太多遊客自拍變成了問題。 費裏茨在紅燈區經營書店，經常邀請這些妓女喝咖啡，她們在街上受盡辱罵和恐嚇，對她們來說那是喘息的一刻。 「她們別無去處，」他說，「如果她們要賺錢，就只有站在窗前，但愈來愈多來自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男人，來這邊喝醉，喧嘩，拍照。」 「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在遊客凝視她們，或是舉起智能手機時，這些年輕女性試圖遮掩她們的臉。許多妓女是秘密地到紅燈區做生意，社交媒體流傳她們的照片，可能會使她們受到家人的反對和排斥。 克里斯蒂娜（Kristina）打開門，寒風直吹她那赤裸的肚臍，她微微顫抖。 她捻熄了香煙，把手中在看的影片放下，帶我穿越短短的走廊，走進一所細小、雪白的房間，那兒溫暖而裝修簡單：一面鏡子、黑色的塑料牀墊、殺菌消毒劑、鬧鐘和毛茸茸的拖鞋。 「我不喜歡（賣身），但我只能這樣做。」 克里斯蒂娜在紅燈區工作十年，當年，她的匈牙利朋友，在阿姆斯特丹性愛產業萌芽之時，在那兒賺了一桶金，這位朋友也建議她在紅燈區工作。 克里斯蒂娜收費是半小時100歐元，一小時150歐元。 「我們為兩個孩子存錢，這是為了他們的未來，現在他們在匈牙利與我母親居住，我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克里斯蒂娜沒有搬離的打算，雖然這兒有煩人的遊客，但她也做了滿多生意。 她說得一口流行的荷蘭語，在這兒賣身是因為「這些都是容易賺的錢」，而且她並不需要跟著一個拉皮條，她在這兒感到安全。 「地下化」 霍爾斯瑪市長建議向妓女發牌，讓她們在幽閉的紅燈區以外營運。但與性交易有關許的人擔心，這會迫使妓女「地下化」。 協助人口販賣受害者的卡林‧韋克曼（Karin Werkman）說，「阿姆斯特丹已經是聞名的妓院之都。」 「這項措施只會進一步確認妓院之都之名，會有更多人選擇在自己的家或酒店賣淫，讓人毫不察覺。」 「如果你把城市的其他地方，也當成嫖娼的地方，這只會吸引更多人來，到時可能一些男人開著車，隨便在街上騷擾女性，詢問她們價錢，也鼓勵了人口販賣。我們不可以低估這座城市可能面對的問題。」 荷蘭政府在2000年把娼妓合法化，目前當地的性愛行業，仍然被視為等同暴力活動、毒品、洗錢或其他犯罪活動，2009年，司法部宣佈特別檢察官關閉一些與犯罪團伙有關的妓院，到現在，紅燈區內的櫥窗妓院，仍然是人口販賣調查的重點。 愈來愈多妓女離開紅燈區，改為在網上找客人。 過往，當局曾經試圖清理德瓦倫紅燈區，市政府向那些主要的拉皮條者買入那些櫥窗妓院的單位，並把單位廉價租給新創公司和藝術家。 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投身了當地的性愛行業，有人稱這為「黑數字」。 「阿姆斯特丹說所有東西也受控，但我們連有多少女性在這兒工作也不知道，」費裏茨‧勞富特說。 「有些研究員說四千，一些說是八千，有些人說一成人是人口販賣而來，有些就說高達九成，但根據最保守的估算，至少400名少女是非自願賣淫，她們每天在那兒被強暴，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讓她們離開這座城市。」 霍爾斯瑪市長的計劃並不是全部人也接受。 「黑暗叢林」 霍爾斯瑪市長預計今年稍後會交代好的詳細計劃，她曾經說過，考慮在該處增加警察，加強對不守法遊客的罰款，在人潮過多的時候，或會使用紅色緊急警告，疏導旅客。 阿姆斯特丹的申訴專員阿雷‧佐爾蒙德（Arre Zuurmond）形容那兒是「黑暗叢林」，他建議為該區引入年齡限制，又提議減少飛往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的廉價航班。 有些人認為，當地有一個合法的賣淫地區，本質上是物化女性，令她們更容易受到傷害。 「心底裏，我們全都知道，賣淫是生理上和心理上傷害與陌生人髮生性行為的女性，」卡林‧韋克曼說。她認為如果政府協助性產業，要求女性登記和交稅，實際上就是把政府也當成拉皮條者。 目前市政府的首要工作似乎是要保障妓女的生意。 現在，那兒的櫥窗愈來愈多地出現「待出租」的牌子，這些生意慢慢走到網站上，這是賣淫網站讓女性可以在不用面對公眾下提供服務。 如果紅燈區已經是一個叢林，那網上的世界，更加無法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