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捐贈者的質疑：怎麼捐？捐給誰？
「那是我第一次捐那麼多，也是最後一次。」
10年前的5月12日下午2時28分，25歲的設計師雷可正在成都的7樓辦公室睡午覺。他感受到明顯震感後隨人流跑下樓。後來，通過公司組織的募捐，他將1000元人民幣捐給了災區，彼時那是他半個月的工資。 此後2010年的青海玉樹地震和2013年的雅安地震，他分別捐了200元人民幣。 汶川地震開啟了中國的慈善熱潮，民眾的捐贈熱情達到頂點。2008年後，因為善款去向成謎等原因，民眾對中國紅十字會等官辦慈善機構的信任開始走下坡路。 十年後，雷可反問：「不是應該國家應對的嗎？每年對外捐贈那麼多。出了事就號召民眾捐錢，（我們）捐出去的錢用到哪裏都不知道。」 但2008年捐款時，他的想法是「不確定錢的流向，但還是會捐。我做我的本分，剩下的就看那些人有沒有良心了。」 曾經的紅會 5.12地震後，捐款亂象隨處可見。各路人馬抱著大紅色的捐款箱上街募捐，有的未說自己來自何方，民眾也未問他們從哪裏來，錢要往哪裏去。彼時，獻愛心、伸援手才是第一要務。 當時中國人捐款所能想到的第一渠道便是中國紅十字會。多數人印象裏，那是著名的全球性民間救援組織。但中國紅十字會並不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多數紅會那樣獨立運作，它由中國政府代管，員工參考公務員待遇。 汶川地震一週年後，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江亦曼在《中國紅十字會汶川地震救災應對及思考》中寫道，截止2009 年 4月底，紅十字會系統（包括港、澳、台紅十字組織、國際聯合會及有關國家紅十字會）共募集款物達191億元人民幣。 在媒體和公眾的不斷追問下，紅十字會開始承諾建立信息公開平台。 地震三年後的2011年7月，中國紅十字總會的捐贈信息發佈平台（fabu.redcross.org.cn）終於上線試運行。但目前BBC中文記者無法登陸該平台。 2011年，該平台發佈了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捐贈收支和資助使用的有關情況。但2010年1月11日以前的捐贈信息仍不能查詢。 紅會的困境 過去十年中，中國紅十字會經歷「郭美美事件」，再到北京大雨呼籲捐款被網友抵制齊聲喊「滾」。即使紅會連發聲明澄清與郭美美無關也無法挽回公眾信任。 中國紅十字會的失信於民還源於「挪用」救災款。 香港《南華早報》曾透露，中國紅十字會承認，在2008年汶川地震後，曾挪用上百名藝術界人士籌集的用於修建一所藝術學校和資助其他建設項目的逾8000萬元善款，用於其它項目。 但中國紅十字總會對此進行的辯解是：雖然挪為他用，但與捐款人的意願總體上是一致的。 2015年民進黨執政台灣，兩岸關係遇冷，導致民眾捐款信任降低。多數台灣民眾不知錢款是否最終到達中國災民手中。 根據中國民政部發佈的《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獲得的社會捐贈比2010年減少近六成。 經歷危機的還有海峽對岸的台灣紅十字會。汶川地震之後三個月內，台灣紅十字會募到14億新台幣（約3億人民幣）。而台灣紅十字會發給BBC中文的數據顯示，9年後的四川九寨溝地震，該會僅為災區募集到不到19萬新台幣（約4萬元人民幣）。 台灣紅十字會會長王清峰在四川災區。 如此強烈的數字對比，台灣紅十字會會長王清峰解釋說，大陸地區經濟發展快，實力強；加之中國近年來在救災、備災和防災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以及災情發生時居住在大陸的台灣民眾和台商直接在大陸捐款，較少再通過台灣紅十字會，以及現在的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冷一些，也可能影響捐款。 在捐款救災向來積極踴躍的香港，募集到的捐款數量同台灣一樣，呈下降趨勢。 香港紅十字會稱，1950年創會以來，汶川地震的捐款是其處理的最大一次捐往外地的救災款——13億港幣（約10.5億人民幣）。2013年的雅安地震募集資金則只有汶川地震的十分之一。 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賑災服務部主管劉冰說，如果我們用2008年（地震捐款）來做一個標桿的話，這個標桿可能有點過高。 市民也打電話到香港紅十字會的電話查詢中心，問捐款方法，紅會在當地的救災進度和救災需要等。 2008年地震發生後，香港紅十字會專門成立數據簽發中心，對每一位捐贈100港幣以上的捐款人出具收據。當時一共出具30多萬張收據，數據中心運轉了幾個月直至08年年底。 香港人捐款前關心捐款方法、當地的救災進度和救災需要，捐款後，香港人還關心錢的流向和用途。 前香港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中國組首席記者呂秉權是汶川地震後首批到達地震災區採訪的香港記者，08年地震採訪歸來寫文讚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持「非常支持人性光輝」。 但2009年重返災區跟進報道的所見所聞，讓他公開呼籲香港社會理性捐款，不要給中國官方捐一分一毫。 「我和家屬繼續跟豆腐渣工程。 有一天在（四川）德陽給（國保）抓了。我們都習慣被抓，照常應對，希望盡快脫身。當時災區還是很多人沒吃好，沒住好，好多人住板房和帳篷。國保拉我們去一個山莊吃飯，我們只有兩三個人。他們四五個人。國保點了他也知道自己跟你也吃不完的菜，不停地點，大魚大肉。又喝酒。」 「我當時跟他們說，我們這樣做對得起外面的災民嗎？他們沒吃好，沒地方住。還有對得起捐款的人嗎？賑災的款不是這麼用的。然後他們不在乎，跟我說，災區沒有你想像中缺錢。非常囂張。然後還不停手。」 呂秉權重返災區還看到從震區綿陽通往北川十多公里兩房有剛重建好的房子。後來官方要求把道路從原本的二車道拓寬到四車道，在剛修好的房子一旁畫了符號要求拆房。 「我們去責問，採訪了這個事。沒有人為這個事負責。白白浪費了重建款，也是不了了之。」 2008年港府共捐贈過百億港元，中國媒體《財新網》、《環球網》和香港媒體之後爆出，香港政府資助重建的綿陽紫荊民族學校落成不到十一月後被改建萬達商場，陷入用地爭議。 呂秉權說：「種種跡象顯示，官方對捐款不太珍惜。」 2013年雅安地震，香港立法會在一片"不捐一分"的反對聲中通過了向雅安捐款1億港幣（約8200萬人民幣）的決定。 錢是怎麼花的？ 2008年中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鄧國勝團隊的「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研究報告被中國媒體廣泛引用。 根據鄧國勝團隊的統計，八成資金流入政府賬戶。 十年間社會各界對錢的流向一直窮追猛打。但似乎官方給出的答案不是那麼令人信服。 2008年中國民政部「5.12汶川地震捐贈信息系統」投入使用。登陸中國捐助網可查詢了解捐贈款物去向，並在線申請捐贈憑證。但BBC 中文記者目前試圖登陸該信息系統時，顯示的是網頁無法找到。 中國媒體《財經網》的報道指出，在652億的捐款中，約有151億元公布了使用明細，約佔總額的23.16%。其餘501億元，至今沒有在公開數據中明確顯示詳細去向，甚至連捐款來源也無從查證。 慈善格局大變化 中國民政部前賑災司司長、現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過去十年中國的慈善公益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目前中國全國約有80萬個社會組織，基金會超過6000個，境外非政府組織（NGO）的從幾十個到目前依法註冊的幾百號。 2016年中國通過《慈善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法律層面管理境內和境外組織。 但根據這兩項法律，慈善團體要在政府登記才可工作，警方有權調查這些機構，也可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等的非政府組織，列入不受歡迎的名單，不得在中國境內再設立代表機構。實施半年後，不少在華NGO暫停運營、取消活動或被贊助方撤資。 王振耀則認為，《慈善法》對捐款的信息公開程度做了細緻規範，在法律框架下，信息的公開管理有了法律依托。 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表示，中國通過《慈善法》和NGO法的思路是，放寬本土組織，給自由籌款，對境外組織則要管理控制。「如果我不定義你是一個慈善團體，就不會給空間，甚至打壓。」 騰訊等互聯網公司開始嘗試新的互聯網公益渠道和平台。但隨後互聯網公益爆出"假慈善"醜聞，例如涼山主播「假慈善」直播事件、羅爾事件，以及「一元購畫」事件，在線平台將線下的傳統慈善搬到線上新平台，再一次考驗公眾對中國慈善的信任。 雖然中國慈善經歷了汶川地震後的激情爆發和隨後的信任危機，但王振耀說，他不同意08年後民眾的捐贈熱情走下坡路的說法，反而老百姓的捐贈熱情有增無減。 《2014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的數據顯示，中國境內接收國內外社會捐款捐物總額共計1042.26億元，時隔4年捐贈量再破千億。但這1千億里企業捐贈是主體，佔比七成，個人捐贈佔比連續下降三年，只佔11.1%。 而在過去十年，中國知名企業家（慈善家）捐贈的數目很大程度上撐起了中國的慈善。2008年地震前，上榜中國慈善家的50位慈善家合計捐贈款物10.29億元，到2017年，這個數字漲到了90億。 王振耀說，未來中國的慈善還是要走平民慈善，以普通人為主。但未來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好政策落實不到百姓身邊」。 他認為，最大困難是《慈善法》的具體落實。比如，小額捐贈的免稅條款在北京以外實施不順。所以在未來相應的例如培訓、資訊提供和表彰等支撐系統還需改進。 王振耀說自己很樂觀，認為少則3年，多則5年左右就會看到平民慈善在中國的實現。 BBC中文記者何桂藍、陳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