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新冠病毒會令全球化倒退嗎？
在過去的25年，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詞。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令全球很多貨運暫停。 它或許聽起來是一個頗為奇怪的概念，因為任何經濟歷史學家都會告訴你，人類國際通商活動，已經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 看看中世紀的香料貿易或者東印度公司就知道。全球化講的其實是國際貿易當中的規模和速度，它在最近幾十年裏迅速爆炸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便利的旅行、國際互聯網、冷戰結束、貿易協議和迅速發展的新興經濟，所以這些因素加起來創造了一個體系，我們對世界另一邊的依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得多。 正因為如此，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才會如此立竿見影地影響了經濟。 世界各地的汽車廠停止了生產。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首席經濟學家貝塔·賈沃西克教授（Professor Beata Javorcik）說，過去這17年，全球經濟變化的速度也是深刻的。 「我們回頭看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或稱非典型肺炎）流行的時候，中國佔全球經濟產出的4%，」她說，「現在中國所佔的比例是當時的四倍，即16%。所以這就意味著，不管在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對世界的影響都要大得多。」 全球化幫助解釋了英國幾乎所有大型汽車廠都關閉的原因——它們依賴於銷售網絡，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採購。當兩者都崩塌的時候，它們就停止生產汽車了。 所以，中國的財富與健康，對我們的影響比過去更大得多，但是不僅僅是規模的問題——全球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牛津大學的全球化與發展學科教授、《蝴蝶效應的缺點：全球化如何製造系統性風險以及應該怎麼辦》（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書的作者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說：「風險變成了可以潰爛的東西，這是全球化的要害部位。」 他表示，這不僅是在這一次危機當中才看得到，在2008年的信貸緊縮和銀行危機當中也有，還有互聯網在網絡攻擊面前是何等脆弱。這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帶來了巨大的益處，但是也帶來巨大的風險。 3D printing can create parts that were never possible before, says Ric Fulop 它幫助提高了收入，令經濟迅速發展和令數以百萬計的人脫離貧困，同時它也提高了傳染的風險，不管是經濟還是醫學上的傳染。 於是，這場最新的危機對於全球化來說意味著什麼？ 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經濟學教授里查德·波特斯教授（Prof Richard Portes）則認為，現在看來很明顯，改變是必須的，因為各企業和人們現在都意識到，他們過去冒了怎樣的風險。 「就看貿易吧，」他解釋說，「一旦供應鏈受到（冠狀病毒的）干擾，人們就開始在本地尋找其他供應商，哪怕它們價錢更貴。」 「如果人們找到本地供應之後，因為那些已經認識到的風險， 他們就會堅持與他們合作。」 疫情下的國際經濟： 賈沃西克教授也同意，並且認識綜合因素將意味著西方的製造業會開始將一些工作轉回本土，或者用它的術語叫「外包回流（re-shoring）」。 「我認為（主要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加上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將會令企業切實認真地考慮回流，」她說。 「他們會將一些能夠自動化的生產活動回流，因為回流能帶來確定性。你不需要擔心你國家的貿易政策，而它也給你一個機會，去讓你的供應層面多元化。」 不過，這對於西方國家經濟來說卻不完全是好事。它們現在或許認為，自己已經太依賴全球化，而上述變化則會將兩頭都截斷。 全球化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在世界範圍內轉移產品，而是轉移人，轉移想法和轉移信息；這是我們英國和其他歐洲經濟體非常擅長的事情。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英國貿易政策項目主管大衛·海尼格（David Henig）指出：「服務行業肯定已經跳崖了，而且再看看旅遊業和大學吧。」 「今年秋天，西方國家的大學新生入學率肯定會令人擔憂。這是一項巨大的出口產業……比如很多大學都依賴中國留學生。」 西方國家的很多大學都依靠學費更高的國際留學生，這是一項重大的收入來源。 認為全球化就只是將製造業或者供應鏈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亞洲國家，這種想法太過簡單。它還會導致願意付費來我們的大學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大量增加，還有大量富裕的遊客想要來這裏花錢，這還只是服務業的其中兩項。 令全球化放慢甚至是倒退，肯定會對這些產業造成非常大的打擊。但即使這樣，戈爾丁教授仍然認為這一次全球大流行代表著一次重大改變，而且「供應鏈碎片化在2019年到頂了」。 不過，有一些領域，比如3D打印、自動化等，已經能夠感覺得到對客戶訂製化、快速投遞以及保護主義的需求；現在似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只會加速這個進程。 然而，真正的擔憂不在於這些變化是否會發生，而是它會走多遠，以及人們將會如何管理它。 戈爾丁教授有一個簡單清楚的方法來解釋不同的選項——結果會是更像一戰之後，還是二戰之後？ 我們可能像1918年之後那樣變弱，國際組織更加弱勢，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蕭條加劇。或者，像1945年之後那樣，有更多的合作和國際主義，像布萊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聯合國以及關稅貿易協定等等。 二戰之後，因為布萊頓森林會議力圖制定更公平的經濟秩序，對於世界的未來有更樂觀的期待。 戈爾丁教授仍然比較樂觀，但他擔心的是誰將領導這一切。「我們可以樂觀，但是我們也肯定沒從白宮那裏看到領導力，」他說，「中國也不能馬上就站起來，而大不列顛也不能領導歐洲。」 波特斯教授也有這樣的擔憂。他指出：「2009年倫敦G20峰會商定一萬億美元（8000億英鎊）的國際合作協定，連德國都加入了。但是現在，G20里面沒有領導者，而美國是在國際場合當中缺席。」 全球化會倒退嗎？很可能不會，它對經濟發展太過重要了，倒退不可能，但是卻很可能會放慢。 不過，更重大的問題是，我們從這次危機當中汲取教訓了嗎？我們會學會發現、控制和管控全球化似乎必然伴隨的風險嗎？因為要做到這一點，目前似乎還缺乏所必須的合作與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