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美學絶非極簡主義：沉思中的批判
他們反對戰爭，抗拒理髮，在迷幻藥的作用下發明了新的藝術形式，並想像一個將超越西方象徵的未來，藝術和生活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就是嬉皮士。這些常戴著鮮花的青年（花童）對「自由之愛」（free-love）烏托邦的憧憬雖然天真，但充滿希望，儘管最終令人失望。
黑豹黨（Black Panthers，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一個活躍的黑人左翼激進政黨）、奇卡諾（Chicano，美國墨西哥族裔，上世紀60年代興起一場爭取平等權利的社會運動）活動人士和爭取民權的女性也在美國反主流文化的美學和藝術上留下了印記，但他們的運動被作為政治內容寫入了歷史。儘管嬉皮士多半被理解為一種通常是幼稚和諷刺的文化運動，但他們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當然，在伴隨著爆炸性衝突和奇妙的創造力的爭議背景下，真相比文字歷史更複雜。 2015年，位於明尼蘇達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沃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舉辦了一場展覽——「嬉皮士現代主義：為烏托邦而奮鬥」（Hippie Modernism: The Struggle for Utopia）——展覽策劃人布勞福特（Andrew Blauvelt）旨在展示在戰後繁榮年代充滿活力的美國，以嬉皮士為中心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如何為後現代主義奠定了基礎。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標誌著期望一個無痛苦煩惱的世界的現代夢達到頂峰，而這個夢最終失敗。隨後的幾年迎來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時代。 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藝術中心舉辦的"嬉皮現代主義"展覽，展品中一輛當年嬉皮士經常使用的麵包車。 布勞福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文化頻道（BBC Culture），「現代藝術、建築和設計的歷史在此期間有著不同的發展道路，促成了20世紀後期另一種現代主義的歷史，這種歷史與今天再次融合，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也面臨著和當年同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的鬥爭，這些鬥爭從未真正結束」。 上世紀60年代的許多嬉皮士們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較為保守——給他們的麵包車配上電視就是一個標誌。 芝加哥當代美術館(MC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正在舉辦的藝術展《無盡之夏》(名字來自1966年的同名電影Endless Summer)，進一步使那一時期藝術運動的歷史敘事複雜化，該電影聚焦一場名為「加州極簡主義」（California Minimalism）的儀式性運動。這一運動也被稱為「完成迷戀」（Finish Fetish）或「光與空間」（Light and Space） 的藝術，作品閃亮、多彩且有工業化產品風格，源自於洛杉磯的肌肉車（muscle car, 具有強勁馬力、外形富有肌肉感的美式後驅車）和衝浪文化，但也包括迷幻藥。 這一運動並沒有很快地融入極簡主義或波普藝術（pop art, 一種主要源於商業美術形式的藝術風格）的藝術歷史敘事中——它們是對抽像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種結合了抽象形式和表現主義畫家情感價值取向的非寫實性繪畫風格）的反應——也不符合嬉皮士的手工美學。但它成功地彌合了這種分歧。儘管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但這場運動影響了當今一些最著名的在世藝術家。也許最好的例子是特瑞爾（James Turrell），他讓「光與空間」藝術達到了新的高度。 這些運動，確切說是反主流文化的革命，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震撼了美國和世界，其統一特徵是反對「體制」或現狀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情緒。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些運動尋求美學和倫理、藝術和生活的統一，這是一種不可避免地會失敗的理想主義。 嬉皮士是特權分子 布勞福特說，儘管里根時代的保守論調曾暗示利裏（Timothy Leary，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那句著名的口號「開啟、融入、抽離」（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利裏宣揚迷幻藥對人類精神成長與治療病態人格的效果而提出的著名口號）在道德和文化上都是失敗的，但上世紀60年代，嬉皮士們迷幻的烏托邦式幻想被證明還是有成效的。他說，「反主流文化的烏托邦思想對於想像另一種更好的生活，或者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是至關重要的。不是現有的日常生活，而是新想像出來的生活……是從技術官僚的社會壓迫、種族和性別壓迫、傳統的資本主義所有權和個人財產觀念中解放出來的生活」。 嬉皮士是抗議的同義詞——但與1968年5月的巴黎學生抗議相比，他們的意識形態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圖為1967年羅馬街頭的嬉皮士）。 上世紀60年代標誌著政治和反主流文化的融合，讓人想起早期的現代主義運動，如達達（dada, 1916年在瑞士蘇黎世出現的文學和視覺藝術運動）和激浪派（fluxus, 上世紀60年代初出現在歐美的鬆散的國際性藝術組織），不過規模要大得多。嬉皮士和他們的分支團體比當時任何一個反建制的團體都要多，他們把藝術和生活融合為一體，這個理念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當代藝術中。 考量嬉皮士的背景是很重要的，他們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的年輕白人，具備「抽離」現實而避世這種不可否認的奢侈本錢。再審視他們參與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這方面，可看到嬉皮士比那些真正為民權而戰的人事實上承受的風險要小得多，因此他們可以充分投身社會，而不是抽離避世。嬉皮士將本土文化和東方文化浪漫化（卻不考慮貧窮的痛苦），因為他們缺乏現代性，他們嘗試了集體生活和想像中的波西米亞（bohemia）生活方式，創造了一種人為的邊緣化，但嬉皮士認為這在道德上是正義的。更不用說他們毫無歉意的挪用他人文化了。 嬉皮士對文化變革的推動作用大於政治變革——他們的服飾、髮型和音樂偏好很容易被建制所接受。 嬉皮士作為反主流文化陣營裏的極端，比如此前的達達和激浪派藝術家，有意製造「事端」（儘管他們不一定這麼稱呼）和刻意的異化事件，目的是為了挑戰和激怒美國人的日常情感，可以說，嬉皮士讓黑豹黨、奇卡諾人和女權主義者的抗議破壞性相形見絀。黑人、棕色人種或LGBTQ（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活動人士可能永遠無法擺脫嬉皮士的踩過界。 艾森豪威爾當總統的50年代人代表著保守的、資本主義的、富裕郊區的美國，衝浪電影《無盡之夏》表現嬉皮士急欲從這樣一個美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嬉皮士的反建制、反學院派和反主流思想通過自主出版的小規模出版物（zine， 通常指發行量小於 1000 的自出版物，是朋克運動誕生、亞文化興起的產物）傳播，後來也傳播到校園，如加州瓦倫西亞（Valencia）的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1969年)和科羅拉多州博爾德（Boulder）的納羅帕大學（Naropa University）的凱魯亞克非實體詩學學院（Jack Kerouac School of Disembodied Poetics）(1974年)。在這裏，現狀被引爆，重新組合成新的思維方式，並在21世紀的藝術、文學和生活中產生持續影響。 噢，光與空間 《無盡之夏》藝展的策劃人達林（Michael Darling）說，「加州極簡主義」運動在南加州很受歡迎，雖然它通常並沒有被納入大學藝術史課程的教學大綱。最近，它在各地藝術展和主要博物館的收藏品中重新煥發了活力，這與嬉皮士的意識形態非常相似。然而，達林告訴BBC文化頻道，加州極簡主義者脫胎於上世紀50年代男子氣概的肌肉車景象和洛杉磯衝浪文化，融入了現代性，而不是嬉皮士文化。「這些人一開始大多是抽像表現主義者」（abstract expressionists）， 達林說。所以，這些藝術家們年紀太大了，不能成為嬉皮士，但他們像嬉皮士那樣講話，留長髮，堅信一些不真實的事情。 抗議越南戰爭（Vietnam War）是嬉皮士們選擇的最常見的政治參與形式。 加州極簡主義者們，比如歐文（Robert Irwin）在芝加哥當代美術館的展覽中，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表現出迷幻，創造出與一些嬉皮士一樣受到禪宗（Zen）和道教（Taoist）傳統啟發的內省物品。芝加哥（Judy Chicago）也參加了此次展覽，她製作了巨大的迷幻曼荼羅（曼荼羅為佛教和印度教的道壇），靈感來自在同樣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中萌發的女權主義思想。當然，嬉皮士美學絶不是極簡主義。但「光與空間」展覽的藝術家們是，正如《無盡之夏》藝術展所表明的那樣，他們受到的啟發是，將生活結合到、流匯入藝術中，反之亦然。 許多前嬉皮士，比如特瑞爾，在反越戰時曾教唆他人焚燒徵兵卡抗議，但現在他卻投身於非政治性的藝術創作，比如他這個作品《布裏奇的巴多（Bridget's Bardo）》。 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革命也跨越了大洋，1968年春天大批學生走上巴黎街頭（1968年5月巴黎爆發了學生運動）。道格拉斯（Emory Douglas）在黑豹黨的報紙上的插圖對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革命團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加州極簡主義者們設法彌合了極簡藝術、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波普藝術和嬉皮士革命之間的差距，並且迴避了分類。達林說，他們在沉思的形式中融入了更多的批判，而不是幻想。 為了不讓我們忘記革命的惡臭仍彌漫在迷幻藥和自由之愛的繽紛雨的空氣中，我們可以看看我們這個時代的頭條新聞。反主流文化的政治議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變——比如呼籲解決不平等、暴力和氣候變化的問題。烏托邦仍然是遠在地平線上的一個夢想，而反烏托邦也有可能出現，想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請訪問 BBC Culture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