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之癮：為何每個時代人類都需要文學故事
聽起來，這像是完美的暑期大片。
一個英俊的國王擁有超人的力量，但性格中存在令人無法忍受的傲慢，注定了一場浩劫即將降臨在他的王國。一位樸實的徒步旅行者上場，向他發起了挑戰。國王結束較量學了乖。之後，兩人英雄相惜，結為好友，在五湖四海一起執行一個個危險的使命。 這個故事歷經數千年而不衰，足以說明此乃不凡之作。這就是《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刻在4000年前的古巴比倫泥板上，是現存最古老的偉大文學作品。完全可以假定，這個故事在當時非常受歡迎，因為在之後的一千年裏，這部詩作還有新版本被創作出來。 更讓人吃驚的是，今天居然還有人在閲讀、欣賞這部史詩，而且敘事中許多基本成分都能在之後很多流行故事中見到，包括溫暖人心的兄弟情誼。 《吉爾伽美什史詩》歷經4000年而不衰，其中許多敘事成分是在教導我們要如何合作。 研究文學達爾文主義（literary Darwinism）的學者對這些新舊敘事中的共同特徵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造就了一個好故事，以及從荷馬（Homer）的《奧德賽》（Odyssey）到《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如何從進化論的角度解釋有些敘事如此受歡迎。 逃避現實嗎？ 雖然沒有確鑿證據可以證明，在書寫出現之前就存在講故事的形式，不過完全可以假設，在數千年的時間裏，文學敘事都是人類生活的中心。一些洞穴壁畫就描繪了有可能配合口述故事而出現的戲劇場景，比如來自三萬年前法國肖韋岩洞（Chauvet）和拉斯科岩洞（Lascaux）的壁畫。 類似肖韋岩洞裏的那些壁畫，揭示出三萬年前人類是怎麼講故事的。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克魯格（Daniel Kruger）說："把洞裏看一遍，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畫像，總像是在述說一個跟狩獵探險有關的故事。"這些敘述對於當時的人類族群來說，恐怕包含著重要的經驗教訓。一些上個冰河世紀的故事，今天可能仍在流傳。 今天，我們可能不會聚集在篝火旁聽故事，但據信，普通成年人至少有6%的清醒時間，是在各種屏幕上全神貫注於虛構故事中度過的。 從進化的角度看，這是在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追求純粹的逃避現實，但是心理學家和文學理論家已經發現，這麼做有許多潛在好處。普遍認為，講故事是認知遊戲的一種形式，鍛煉大腦，讓我們模擬周遭的世界，對不同的策略加以想像，尤其是在各種社會情境下的策略。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的卡羅爾（Joseph Carroll）說："講故事讓我們了解其他人，這是一種移情和心智理論的實踐。" 阿格塔人是菲律賓的一個狩獵採集族群，他們長期分享著包含男女平等信息的故事。 支持這一理論的證據是，腦部掃描顯示，閲讀故事或傾聽故事可以激活大腦皮層中參與社交和情緒處理的各個已知區域，而且小說讀得越多，越容易對他人感同身受。 舊石器時代的政治 關鍵是，進化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史前想法仍然塑造著我們喜歡的敘事形式。比如說，當人類進化到要在更大的社會群體中生活時，就需要學習合作，而不是做一個"白吃白拿毫無擔當的人"，也就是那種佔盡便宜卻一毛不拔的人，或者是濫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損害集體福利的頤指氣使之徒。我們講故事的能力，以及我們所講的故事，可能也因此演變為一種傳播正確社會規範的方式。克魯格說："其中的教訓是要抵制暴政，自己不要成為暴君。" 與此類似，各種研究都發現，與人合作是世界各地流行敘事的核心主題。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人類學家史密斯（Daniel Smith）不久前訪問了菲律賓的18個狩獵採集者群體。他發現，這個群體中近80%的故事都涉及道德決策和社會困境，而不是關於大自然的故事。重要的是，故事傳遞的信息似乎轉化成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測試中，投入最多精力在講故事當中的群體似乎也是最擅長合作的群體，正如進化理論所暗示的那樣。 《吉爾伽美什史詩》提供了一個古代文學的例子。在故事的開頭，力大無窮、膽識過人的國王吉爾伽美什似乎是完美的英雄，但也是一個傲慢的暴君。他為所欲為，濫用手中的權利，利用那種封建君主對新婚婦女蠻橫索取的"初夜權"（droits to seigneur）跟所有迷戀其風采的女人睡覺。直到受到異鄉人恩奇杜（Enkidu）的挑戰，最終了解到合作與友誼的價值。這個故事傳遞給受眾的信息清楚明確：如果連英勇的國王都要尊重他人，那麼作為普通人的你也一樣。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麼？ 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今天仍然在讀的一些故事恐怕是深深扎根於史前時期的。克魯格指出，《吉爾伽美什史詩》和《舊約》中的《創世紀》等故事都包含了一場虛構洪水的種種細節，靈感可能就是來源於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結束時，中東真實的地質事件所留下的揮之不去的文化記憶。 與此同時，在印度尼西亞弗洛勒斯島（Flores）上的原住民當中，一直流傳著關於依波高高（Ebu Gogo）的神話，這是一種沒有語言、身材矮小類似霍比特人的生物。一個人類亞種的考古遺跡似乎跟這群生物有關，在一萬多年前滅絶之前，他們與智人（Homo sapiens）有過交集。"當地人確實流傳著關於這些小矮人的故事。這些人不會使用語言，但如果你對他們說了什麼，他們會重覆。讓我驚訝的是，這樣的一則故事真的會流傳幾萬年。"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故事敘述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提供遠古時期的集體記憶。 通過了解口頭民間故事在歐亞不同文化群體的傳播情況，一些人類學家還估計，某些民間故事——比如《史密斯和魔鬼》（The Smith and the Devil）那種浮士德式的故事——可能與6000多年前第一批印歐語系的定居者一起抵達，這些人擴散開並征服了歐洲大陸，一路還帶著那些故事。 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博伊德（Brian Boyd）在《關於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書中指出，這些主題在荷馬的《奧德賽》中也顯而易見。珀涅羅珀（Penelope）在等待奧德修斯（Odysseus）歸來時，她的追求者整天在她家裏吃吃喝喝。當奧德修斯打扮成一個可憐的乞丐，終於回來後，他們不願意收留他（在他自己的家中！）。他脫下偽裝，施以血腥報復，這些人終於遭到了報應。 你可能會認為，我們對與人合作的興趣會隨著工業革命後日漸增多的個人主義而減少，但克魯格和卡羅爾發現，這些主題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最受歡迎的英國小說中，仍然相當普遍。 研究人員要求一個讀者小組對200多部小說（從簡•奧斯丁[Jane Austen]到E•M•福斯特[EM Forster]）的主要人物進行評價，結果發現，小說主人公的主要缺陷往往表現在，為了追求社會優勢而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或者濫用手中的權力；而主人公身上似乎則沒有那麼多的獨特個性和勃勃野心。 想想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為人刁鑽刻薄、心機重的賓利小姐（Bingley）一方面向有錢卻傲慢的達西先生（Darcy）大獻殷勤，並一心撮合自己的哥哥和達西的妹妹交往，從而抬高自己的社會地方，另一方面又看不起那些社會地位比她低的人。女主角伊麗莎白•貝內特（Elizabeth Bennett）則正好相反，對於通過婚姻往上爬沒什麼興趣，甚至在達西第一次求婚時拒絶了他。 在《名利場》裏，冷酷無情、野心勃勃的主人公夏普（由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在2004年電影版中扮演）是主角，她受到的報應是對讀者的警告。 不過，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的《名利場》（Vanity Fair，港台譯作《浮華世界》）則以戲弄讀者對主人公的期望而著稱，他把冷酷無情、野心勃勃的（可能還是殘忍的）夏普（Becky Sharp）設置為小說的中心人物，而她更為和藹可親（卻平淡無奇）的朋友愛米麗亞（Amelia）卻是次要角色。用薩克雷自己的話說，這是"一部沒有英雄的小說"，但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貝基最終被周圍的社會所拋棄這一報應，仍然是對那些想要先己後人者所發出的嚴厲警告。 舊式女帽與倭黑猩猩 進化理論也可用於闡釋浪漫小說的主要作品，包括為什麼女主人公會對穩重的"父親式"人物偏愛有加（比如《傲慢與偏見》中的達西先生，《理智與情感》[Pride and Prejudice]中的愛德華•費華士[Edward Ferrars]），或者輕浮的"流氓"人物（比如卑鄙的好色之徒威克姆先生[Wickham]或者威洛比[Willoughby]）。"父親式"人物可能是獲得長久安全和保護孩子的更佳選擇，但根據一個名為"性感兒子假說"的進化理論，愛上一個沾花惹草的流氓也不是毫無可取之處，因為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好相貌、狡詐和魅力遺傳給自己的孩子，因而後代也能享有更大的性成功。 《傲慢與偏見》裏的達西先生（由麥克費登[Matthew Macfadyen]在2005年電影版中扮演）雖然傲慢無禮，卻是個誠實正直的人。 結果是，你的基因遺傳給更多孫輩的可能性更大——即使伴侶朝三暮四的行為一直讓你心碎。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文學中的壞男孩仍然能讓我們怦然心動，即使知道他們愛胡來。 克魯格說，在這些方面，像奧斯丁這樣的作家都是天生的進化心理學家，遙遙領先於近些年才有的理論，對兩性動態關係的理解"驚人地凖確"。"我認為這是令這些故事經久不衰的關鍵所在。也正是為什麼簡•奧斯汀在200年前寫的小說，今天還在翻拍電影。" 從這些解讀中還可以獲得很多的洞見。比如，最近對幻想和恐怖故事中十足邪惡的人物所做的分析，像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死對頭伏地魔（Lord Voldemort）和《德州電鋸殺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中的"人皮臉"（Leatherface）。他們的共同特質是都有醜陋的外表，這似乎是為了逐步增加讀者對傳染病和疾病的恐懼，而且鑒於人類先天的同族意識，惡棍人物經常帶有"外群體"成員的標誌——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好萊塢的反面人物都帶外國口音。再說一遍，與這些邪惡之徒發生點小摩擦最終會增強我們的無私精神和對群體的忠誠。 根據英國作家麥克尤恩的說法，那些深深根植於人類的行為，就像我們在一群倭黑猩猩身上看到的那些，在英國19世紀的小說中都能見到。 小說家麥克尤恩（Ian McEwan）是接受以進化論的理論解讀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許多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情節成分，都可以在人類靈長類表親的陰謀詭計中看到影子。他在關於這個主題的論說文集《文學動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寫道："當一個人讀到關於對成群的倭黑猩猩進行系統化外圍觀察的敘述時，他會看到英國19世紀小說中所有的主題：結盟又鬧翻、有人高升有人墮落密謀、復仇、感恩、受傷的自尊心、成功或者失敗的求愛、喪親和哀悼。" 麥克尤恩認為，我們應該讚美這些進化了的敘事傾向，因為它們是小說跨越地域界限、擺脫時代羈絆的力量源泉。"除非我們與作者擁有共同的情感基礎，並具備一些深層的假想現實的認知儲備，否則我們很難欣賞那些遠離時代、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他補充。 憑借這個深層的認知儲備，《吉爾伽美什史詩》這樣的故事依舊新鮮，像昨天剛剛創作出來。在作者首次把故事刻入泥板後的4000年，這個故事傳遞出的關於忠誠友誼的永恆信息仍然讓我們獲益良多。 戴維•羅布森，自由撰稿人，現居於倫敦。他的推特帳號@d_a_robson。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