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專制豬灣雪茄 別了卡斯特羅時代
船隻幾乎不適合海航，過分超載了人員和裝備。七天七夜，船員們在凶險的海面上駕馭著這艘不斷進水的不合用的船。
船上幾乎所有人都感到不適：暈船、饑餓、幹渴或是虛弱體乏。 比計劃晚了兩天，並且距離約定會合地點尚有數英里，船就在泥沙中擱淺了。 古巴郵票慶祝"格拉瑪"的航行 正如格瓦拉（Che Guevara）後來回憶的那樣， 1956年12月，號稱凱旋而歸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及其革命武裝力量「不是登陸而歸，而是沉船而歸」。 總共只有82人渾身顫抖情緒沮喪地走下這艘名為「格拉瑪」號的船。 境況很快變得更糟。在馬埃斯特臘（Sierra Maestra）山腳下，他們被政府軍伏擊，打散成散兵遊勇，其中就有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弟弟勞爾（Raúl）。 從那個不夠光彩的起點，他們最終竟擊敗了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軍事政權。面對4萬裝備遠為精良的武裝，他們組織了20世紀最為成功的游擊隊運動之一。 1959年1月，擊敗巴蒂斯塔後不久，卡斯特羅在古巴首都向人群招手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建立的政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卡斯特羅兄弟已經掌管國家政權近60年時間。 他們把古巴打造成一個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的影響將是永久性的。 卡斯特羅兄弟菲德爾和勞爾於1999年 而今，歷史的轉折點就在眼前。古巴革命之父菲德爾·卡斯特羅於2016年末去世，勞爾·卡斯特羅從總統職位上退休。1959年以來，古巴首次由卡斯特羅家族外的人去統治。 六十年後，古巴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 比爾恩（Birán） 當卡斯特羅老人臨終時分，他自可以回顧一個漫長而滿足的人生。 儘管身體虛弱，直到最後卡斯特羅仍然思想敏捷，崇敬他的兒孫們都圍在他的牀邊。 生性具有家傳的固執，他是個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人。醫生用了近9個小時搶救他，終未成功。 這裏說的是菲爾德和勞爾同父異母的兄弟馬丁·卡斯特羅。 2017年9月去世，離他的出生地方比爾恩只有一箭之遙。他在菲德爾去世一年後得了動脈瘤，享年87歲。 馬丁·卡斯特羅（Mártin Castro）攝於2016年 雖然兩個人同父，孩童時一起玩耍，但在古巴可能沒有另外兩個人的生活經歷如此不同了。 一個成為古巴革命之父。另一個則從未離家半步。 成為冷戰的一個標誌性人物，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古巴近50年，正如其後來所述「就在帝國主義者的鼻子底下」，在離美國佛羅里達海岸不到90英里的島嶼上推行共產主義。 革命成功後，1959年，他名不經傳的同父異母兄弟馬丁獲邀前往哈瓦那在政府裏擔任角色。馬丁拒絶了。作為一個普通人，馬丁在家鄉的家畜群裏和甘蔗田中自得其樂。 「我常會去想，如果爸爸和菲德爾一起做事會怎樣，」他女兒比阿特麗斯（Josefa Beatriz）說，她的悲傷依然很明顯，「但他從來不去這樣想。」 有馬丁和勞爾的卡斯特羅家庭照 「父親從未上過學，但他也具有家傳的智慧」，她充滿愛意地回憶道，一邊手指親切地在照片上撫過。家族的相似之處，特別馬丁同勞爾，是驚人的。 馬丁·卡斯特羅的女兒阿特麗斯（Josefa Beatriz Castro López）：「我常會去想如果爸爸和菲德爾一起做事會怎樣，但他從來不去這樣想。」 卡斯特羅家的房產曼尼凱思（Finca Las Manacas）如今改成了博物館，經過精心修復，成為菲德爾和勞爾農家出身的紀念碑。該鎮的歷史學家洛佩斯（Antonio López）引導作者進行了參觀。 曼尼凱思（Finca Las Manacas），卡斯特羅家族房產 他說，比爾恩原是卡斯特羅建造的城鎮。 菲德爾的父親安吉爾·卡斯特羅在19世紀90年代，作為在西美戰爭期間捍衛殖民統治的應徵者，從西班牙加利西亞（Galicia）地區來到古巴。 1898年獨立後不久，他回到了古巴，開始在礦山就職，後來在美國大公司聯合果品公司的甘蔗種植園工作。 1910年代初，他走上致富之路。在卡米諾雷亞爾（Camino Real）邊上買了塊地，古巴聖地亞哥和尼佩灣之間的一條泥濘小路從其北海岸穿過。 農場設施逐漸擴大，頗具那時代的代表性：學校、商店、伐木場、酒吧、鐵匠棚，海地來的甘蔗工人和伐木工人的鄉村小屋。 洛佩斯向我展示了菲德爾初次上學時的小教室，之後他被送往聖地亞哥和哈瓦那的耶穌會教士開設的學堂裏學習。 一位導遊走過，向遊客重講了一遍官方版本的故事：海地來的收割甘蔗的合同工的貧困狀況如何給菲德爾和勞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菲德爾曾說過，他慶幸是地主的兒子，而不是孫輩，因為富裕人家的特權感尚未形成。」洛佩斯說。 安吉爾·卡斯特羅沒有活著看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沒看到兩個兒子成為古巴最強大的統治者。1956年去世，他與菲德爾和勞爾的母親麗娜（Lina）在曼尼凱思一起合葬。 然而，至少對他的另外一個兒子來說，從農村寧靜的早期開始，生活從來沒有真正改變多少。 客廳裏喝著加糖的黑色咖啡，約瑟法（Josefa）解釋了馬丁如何給他們留下了一小片土地，幾頭牛，還有我們在坐的並不寬暢但布置舒適的房子。 比爾恩保留了其沉睡的鄉村生活。男士聚集在國營商店圍繞的小廣場上，在清早的田間農活後分享一杯朗姆酒，或在政府補貼的食堂裏買一些碳酸飲料和廉價火腿三明治。 馬丁的普通混凝土房子是菲德爾為本鎮人建造400套房屋計劃的一部分，同在他父親的農莊裏工人居住的非常脆弱的木屋形成鮮明的對比。 除了少數具有鮮亮粉紅色、黃色或綠色外牆的之外，四四方方的矩形，包括了隱藏在窗簾後面的浴室，街道上所有房屋都是統一規格一模一樣。 大多數房子都有一個狹窄的前廊。馬丁曾經坐在搖椅上看著比爾恩的變遷。 400套計劃房屋中，最終只有218套完工。 馬丁女兒回憶說，完工後似乎所有218套房的鄰居都出來表示敬意。 「每個人都認識他，會停下來和他聊天。人們曾經問我為什麼不讓他住在哈瓦那，但他在這裏很開心。」 「他會說，『我不想發財。這些就是我的財富』，」她指向伸展的田野。 聖地亞哥 前往凱由格拉瑪島（Cayo Granma）的渡輪可能會非常擁擠。 單程只需一古巴比索（5美分或3便士），這是抵達位於聖地亞哥灣口的該島嶼最簡單便宜的方式。甲板上堆滿了來自巴西的冷凍雞腿箱子，一輛摩托車擱置在欄桿上，一群高中生在長椅上嘻嘻哈哈地互相叫喊。 很少有遊客前往沉睡的漁村，但看起來大多數的當地人也並不希望遊客的到來。 「除非燒死我，否則我決不離開這個島，」一生都住在這個小島上的瓦爾維德（Rosa Caridad Valverde）開玩笑地說。「即使被人拉出島，我也會遊回來！」 年近80歲，患有高血壓。她堅稱沒什麼嚴重的，但為了拿藥，她必須來看家庭醫生拿到處方。 瓦爾維德坐在樹蔭下等著在一塵不染的診所內的正在給病人看病的盧阿塞斯（Clara Luaces）醫生。 「這座島同從城市相隔較遠，我們這裏有治療病人所需的基本設備，」醫生解釋說，聽診器掛在脖子上。盧阿塞斯是一位50多歲的非常直爽而熱情的女性，她以小區生活而自豪，她說這是古巴初級保健概念的關鍵。 「島上有651名居民，」她向著分佈在山坡上向教堂圍攏的木質鐵皮房屋點點頭 「我們會向內陸輸送急診或孕婦，但在島上我們自己也曾挽救了幾條生命。」她補充說明時讓人感到一種自豪感。 瓦爾維德非常感謝這裏的醫療服務。她自覺地使用了熾熱的革命讚譽之言：「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溫飽問題，而是保健和教育。這兩項我們都可以免費得到。」 保健和教育就是古巴革命的兩大支柱，在卡斯特羅斯治下，是古巴社會成就的同義語。 事實上，暗示兩者都有不足之處，也就是指出它們迫切需要投資和現代化，對於某些古巴政府官員來說無異於對聖靈的褻瀆。 當被問及她最想從勞爾的繼任者那裏得到什麼時，盧阿塞斯醫生小心翼翼地說，她只准備說官僚機構在古巴仍然是一個問題，每月大約35美元的薪水並不容易過活。儘管如此，她很快糾正自己的說法：「但近年來我的工資增幅超過大多數人。」 盧阿塞斯（Clara Luaces）醫生 此外，她堅定地補充說，美國應該取消對古巴的經濟禁運。在古巴這種觀點比比皆是不斷被重覆。從醫療藥品供應到新品種種子，古巴人稱之為「封鎖」或禁運，現在已進入第58個年頭，被指責是古巴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 當然，古巴醫療體系面也有一些本身的問題。不公開地評論，一些醫生和護士會說醫院院內感染是一個重大問題。 雖然治療全部免費，但重要的護理負擔落在家屬身上。他們必須提供牀單，枕頭，有時甚至須提供膳食和基本的抗生素。 儘管如此，盧阿塞斯醫生說，在拉美其他地區，很少有人可以真正依靠古巴醫生所提供的同等級的免費醫療服務。 泛美衛生等組織全心全意地讚揚了，特別是在抗擊島內傳染病方面，古巴的出色表現。 回到古巴內陸，我參觀了一切成就的發源之地蒙卡塔爾兵營（Moncada Barracks），那裏是古巴革命打響第一炮的地方。 1953年7月26日，菲德爾和勞爾在聖地亞哥率領裝備不良的起義軍攻擊了該軍營，以反對巴蒂斯塔的野蠻政權。 幾個小時內企圖發動的政變就被鎮壓了，策劃者被被捕遭受酷刑。卡斯特羅兄弟幸運地得以逃脫。 在卡斯特羅斯掌權以後統治的極盛時期，軍事營地變成了一所學校。今天，在同一屋檐下安置了幾所學校以及一個紀念起義的博物館。 教育是古巴引以為豪的另一個原因。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古巴就在農村地區消除了文盲，其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努力亦得到國際認可。 21世紀之交，世界銀行關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一項研究發現，古巴在男女數學和科學的在校生成績中均排名第一。報告還將古巴的學校描述為同許多發達國家學校的「水平相當」。 古巴學生 教育仍然是革命的關鍵信條。但是今天資源稀缺，預算縮減，官方統計顯示教師短缺情況惡化。 數以千計的教師離職在或已然放棄了這個職業，而去私人從業，比如向遊客出租客房或者當家庭教師，一天掙的錢比一個國家教師一個月還多。 在蒙卡塔爾陰涼的天井裏，孩子們在一塊標誌著在蒙卡塔爾攻擊中陣亡的革命者屍體被安置的地方，整齊地排成一排。 「共產主義的先驅們！」，一個女孩在列隊的學生前召喚著。 「向Che學習！」列隊的學生們響亮地回應道。 這一口號每天早上被全古巴的學童所高呼，格瓦拉成為終身奉獻給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象徵。 之後，我們被帶到教室去看上課中的孩子們。 「誰能用過去式來造句？」老師問道，把動詞「學習」寫在黑板上。一排手舉了起來，通常她會選擇一個沒舉手的孩子。 古巴學生 被告知我們可以去採訪孩子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一般是在老師的監視下背誦革命口號。相反，我問校長，問她如何看待一些特別是來自邁阿密方向的批評，說在學校裏灌輸這些口號就是洗腦。 「說這裏是在洗腦是荒謬的，」恩方特（Elaine Infante）說。「我們的革命是非常人道主義的，我們顧及到這裏所有孩子的幸福。」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原因。不要把他們變成武裝分子，絶不。是要為未來做好凖備，讓他們成為能夠服務社會的好人。」 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 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 馬諾洛（Don Manolo）在這片土地上工作，直到他的膝蓋不能再承受。 那年他90歲。 他一生都在馬埃斯特臘山種植咖啡，但是兩年前歲月的摧殘使他不得不向國家交還了土地契約，以換取養老金。 「我們從建棚戶開始，根本沒有土地契約。」他粗糙的雙手抓住一根手杖支撐著身體，一頂寬邊草帽遮擋了加勒比海強烈的陽光。 他解釋說，革命發生之前，馬諾洛給地主提繳每種收成的三分之一。有一天，一群留鬍子的男人出現在他的租用地上。 「很多人都想參加革命，但菲德爾說，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需要加入革命軍，因為軍隊需要我們去生產糧食，」他回憶說。革命軍承諾馬諾洛和其他農民將很快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 當年他33歲，與菲德爾同齡，兩個人幾個月後再次見面，當時成功的革命領袖回到該地區兌現承諾。 土革之後，大片的私有土地都被沒收，劃成小塊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者變成國營公社。從富裕的古巴家庭到外國跨國公司，如可口可樂和聯合果品公司，大地主的土地均被國有化。 甘蔗種植園不再是外資企業，就是這些早期決策，將古巴置於華盛頓的敵對一方。據說卡斯特羅甚至沒收了曼尼凱思的一些自家財產，很大程度上得罪了母親。 該法規仍然是古巴農業模式的基礎。 「我們在馬塞迪（Caney delas Mercedes）舉行了一次車馬大遊行，那天他們給了我們土地證，」馬諾洛回憶道。「我們很高興，因為再也沒有人能把我們從土地上趕走。」 馬諾洛拍攝了一張他收到的土地文件複本的照片，而57年後他的土地又歸還了國家。 在馬埃斯特臘山腳下，小氣候非常適合種植咖啡。在一個名為「北極」的地方，住著另外一個土地獲得者馬蒂納（Lérido Medina）。現在已經沒有原文件，因為馬蒂納已經將其捐獻給了哈瓦那的博物館。 穿著厚厚的羊毛襯衫，吹著涼爽的山風，92歲的馬蒂納解釋說，他現在依靠妻子埃達（Aida）和兒子在農場做活兒。 「最艱難的是砍林播種，」馬蒂納說。「沒有任何機械，全是手工勞動：鎬、彎刀加蠻力。」 全部作物收成由國家統購，咖啡不能在公開市場上銷售。 直到今天，像馬蒂納這樣的大多數農民將土地改革看作是讓其自主的根本。但批評者說，這不過是把他們終生賣給了國家。 勞爾擔任總統期間，儘管離私有化還相差甚遠，經濟政策有所緩解， 「北極」的咖啡農聯合起來創建了一個合作社，使得他們能夠集中資源，並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馬蒂納的長子伊薩克（Eziquiel）解釋道。 但無論山地咖啡種植園還是種植甘蔗和煙草的農田，幾乎所有參與農業的人都會同意技術上的缺乏。古巴仍然大量使用19世紀的農業設備：牛、犁、馬車以及大砍刀等等。 「平原上可以使用拖拉機，但這裏不行。農戶的生活很艱難，但工作還是要做，」馬蒂納說。 儘管有勞爾的改革，國營模式仍然是古巴農業的基礎。對許多農民來說，自蘇聯解體以來，說經濟增長處於低迷狀態已經是樂觀了，古巴約四分之三的內糧食需求依賴進口。 然而，饑餓已基本消除，未來的領導者不太可能取消革命之後關於農業生產的政策。 雖然咖啡對古巴很重要，但糖一直是主要出口作物，也是其經濟的主要依靠。 在通往卡馬圭（Camaguey）省的道路上，豐收時節我們停下來與一群甘蔗農進行了交談。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40,000噸，」收獲隊的領導者伊格萊西亞斯（Osvany Iglesias）說，隨即他抱怨使用蘇聯時代的機器。 「這是1972年製造的，那個是1975年的，這個1994年的是最現代化的，」他邊說邊指著咆哮而過的聯合收割機。「困難在於缺乏零件，中國替代品的質量不好。」 但他聳聳肩，笑了起來。除了適應之外別無選擇。 普拉亞吉隆（Playa Girón） 普拉亞吉隆（Playa Girón） 「吉隆：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失敗」在你開車進城的時候道旁的標誌宣揚著如此的標語。 拋開革命者對此的誇張，事實基本上正確。直到1961年，在豬灣或吉隆進行的拙劣入侵，華盛頓確實從未真正在拉丁美洲被擊敗過。 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中情局在佛羅里達州南部和危地馬拉的秘密基地訓練了古巴流亡者，為入侵做好了凖備。1961年4月15日，塗有假旗標的道格拉斯B-26轟炸機攻擊了哈瓦那和聖地亞哥郊外的機場。 然後是從海上的入侵。約有1400人在吉隆和附近的另外兩個海灘上岸。行動一開始就出現崩潰的跡象，指揮混亂，反對革命的武裝人員在沿海地區的紅樹林中暈暈乎乎迷失了方向。 菲德爾·卡斯特羅親自指揮古巴武裝力量，華盛頓幕後策劃偷襲被揭發出來，肯尼迪總統（John F Kennedy）又選擇不派遣美國空軍支持。 入侵被擊垮，卡斯特羅贏得了一個關鍵的勝利，肯尼迪政府遭受了很丟臉的挫敗。以致格瓦拉後來會向肯尼迪發感謝信，說這次入侵使得「虛弱的革命變得無比強大。」 從堅定的支持革命的角度來看，整個故事都可以在普拉亞吉隆的一個小博物館中看到。巡迴講解團隊中還有一些美國口音。但是如果真的想知道到那個決定歷史的星期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離開博物館找到菲斯（Dolores Fis）。 菲斯住在附近的一個鋪著水泥地板的簡單的房子裏，吉隆沼澤地的濕熱中，這裏竟然出奇涼爽。一個女兒住在隔壁，一個侄子住在對面。我拜訪過她多次，她歡迎我就像是歡迎一位老親人。 菲斯是1961年入侵發生時就在吉隆的少數居民之一。現年84歲，她的故事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普通人的經歷見證了影響了整個國家的歷史時刻，她的人生故事是整個古巴革命的一個縮影。 2016年奧巴馬總統訪問古巴前不久，我採訪了她。她回憶了入侵襲擊發生地時刻，如何喚醒丈夫輕聲說「沙灘上有槍戰！」她凖備留下來參戰，但最終丈夫說服了她和嫂子帶孩子躲進山裏。他們不得不闖入一間廢棄的屋子，去尋找一些零星的食物。 但是這次她聊到了吉隆是如何改天換地的。 「這裏以前什麼都沒有。但是現在一半的人家我都不認識，很多來自各地。來自奧潤迪（Oriente）、卡馬圭、哈瓦那，來自世界各地，都住在這裏。」 菲斯 這是因為在這個沉睡的沿海村莊有可能掙到不少錢。開車進吉隆時，每隔一個房子外面就有獨特的藍白色標誌，標誌著是外國人可以租住的私人住所。在古巴知名的「私人住宅」（Casas particulares）已經成為普通古巴人中最受歡迎的私營模式。 儘管政府已經凍結了新營業執照頒發近一年，接待旅客住宿仍然是許多古巴家庭從事私營生意的最簡單方式，並且賺取的收入遠高於領取國家工資，而無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家宅裝修。 隨著該地區旅遊業的蓬勃發展，英文名稱「吉米」的薩瑞斯（Deynier Suarez）從首都遷至吉隆。他開始在海灘附近的國營酒店當廚師，當鎮上最成功的「私人住宅」尋找一個經理時，他應聘開始了私家營生。 他說：「今年的生意一直不錯，但比前兩年差」。他將經濟衰退歸咎於兩個因素：在古巴北部海岸部分地區造成破壞的颶風伊爾瑪。雖然南部的海岸線基本沒有受到影響，但吉米認為風暴的電視報道給人以古巴混亂的印象，因而減少了前往的旅遊者。 德尼爾「吉米」薩瑞斯（Deynier 「Jimmy」 Suarez）：旅遊業績因特朗普（Donald Trump）而下滑 他說，另一個因素是特朗普（Donald Trump）。 「這一點非常突出」，他說的是在奧巴馬總統任期內增進兩國關係之後，特朗普政府反而實施了更嚴格的旅遊限制。 「很少有美國人來了，你幾乎看不到美國人。都是歐洲人，好吧，希望美國人繼續來旅遊。我們並不擔心，但如果特朗普改變了政策，會有所幫助。」 除了革命歷史之外，一般旅遊者來到吉隆都是觀鳥或潛水，薩帕塔（Cienagade Zapata）國家公園提供島上最好的生態旅遊。 吉隆之外不遠就是切瓦德羅斯佩思（Cuevadelos Peces）是潛水和浮潛的熱門地點。 教練雷伊（Rey）把我們帶到了一片基本完好無損的珊瑚礁。一群加拿大人喜歡調查沉船。 二十年前，菲德爾從根本上將外國遊客視為必要之惡，是一種賺取急需外匯的有效方式。 然而，今天，旅遊業被認定為島上經濟未來的解決方案，政府希望在未來幾年吸引更多的遊客。 這已經帶來了一些明顯的經濟不平等，是下一任總統一定會面臨的挑戰。賺取大多數外國人使用的"兌換比紹"的人與在當地賺取「古巴比紹」的人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劇。 一些在旅遊部門的國有企業人員熱衷於利益擴大化而去搞自己的私營企業。例如，私人擁有的潛水商店目前在嚴格的經濟政策下被禁止。 「很多人都有興趣去經營私人生意，」雷伊堅稱， 「但現狀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這樣對國家好。」 下山的夕陽在豬灣的海灘上投下了長長的陰影。遊客們在棕櫚樹下休息，品嚐冰凍啤酒或從當地人出售的椰子殼中喝古巴朗姆酒。 現場很少有人會去反思關於遊客的入侵的問題，其實很明顯，是一個問題。但對於吉隆人來說，關心的問題不過是自己會被允許去利用它賺多少錢。 十字路口上的古巴 隨著勞爾凖備下台，古巴舉行了選舉。全國各地的人都盡職地投票選舉國會議員。 4月19日，選出來的國民議會成員選擇取代勞爾擔任下屆總統之人。 大多數人都期望現任副總統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當選。堅持走現代化路線和堅定的強硬派，迪亞斯·卡內爾將成為1959年以來古巴第一個非卡斯特羅當權者。 聽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古巴選民投票時，605個候選人數與議會席位數完全相同。當然，在古巴嚴格的一黨制下，沒有其他政治團體可供選擇。 去年，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人士試圖成為市政候選人，包括一個名為奧圖18（Otro18）的團體的成員。他們說，警察和國家安全官員使用壓制的手段制止了他們的提名登記。 當我看到人們投票時，我想起了2014年勞爾的評論。那是同奧巴馬總統達成歷史性協議重建外交關係僅僅五天之後，人們有了真正的期待。 勞爾在議會發言時很快提到與華盛頓關係的變化，他說：「不要指望為了改善美國關係，古巴就會放棄為之奮鬥了一個多世紀的理想，人民為之灑了這麼多鮮血，冒過如此巨大的風險。」 他釋放的信息很簡單：政治要有延續性。公開的異議或多黨政治不會在古巴出現。至今仍然沒有出現。 十年前，國家對其反對者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做法是判長期徒刑。今天，這種做法已基本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控制制度，批評者和獨立記者經常受到短期的羈押。古巴政府指責批評者是來自華盛頓和邁阿密的反卡斯特羅組織的「僱傭兵」。 幾乎沒有人懷疑佛羅里達海峽兩岸都有人反對美國和古巴關係的增進。在邁阿密一面，解凍被傳統反卡斯特羅政策之人高聲譴責，特別是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 在古巴方面也有，很多的堅守理念之人對於美國總統訪問哈瓦那感到不安，古巴的死敵竟在古巴的土地上玩得很開心。 奧巴馬總統在他的歷史性的訪問中說：「我到這裏是來埋葬美洲冷戰的殘餘。」他談到了被幾十年的敵意隔離開的家庭，在新的友誼精神中重新團聚。「我禁不住聲淚俱下，」一位在家看電視轉播的女士後來告訴我。 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表了關於奧巴馬總統「甜言蜜語」的社論警告，並要求革命者不要放鬆警惕。政府中的一些強硬分子非常同意他的觀點，並希望遏制島內親美主義潮流的增長。 之後，特朗普贏得了美國總統職位。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後的幾個小時，當選總統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評價他是一個「殘酷的獨裁者」，而他的遺產則是「槍斃、盜竊、難以想像的人類痛苦、貧困和拒絶基本人權」。 這些評價使得兩國回歸敵對狀態。而今的情況正是如此。 另一事件就好像間諜小說裏的一個章回，進一步複雜化了兩國已經迅速惡化的關係。哈瓦那20多名美國外交官開始出現，從聽力喪失、噁心到輕度腦震蕩等不明原因的健康問題。 美國務院稱其使館工作人員曾成為所謂「健康襲擊」的受害者，並指責古巴政府就算不是直接下毒，也是未能保護外交官。 哈瓦那否認了知曉任何有關事件，認為整個事件是編造和深度歇斯底里的組合，目的是要收回近年來的善意，證明兩國之間應保持更加敵對的外交和政治關係。 無論如何，美國將其在哈瓦那的工作人員的人數降到了最低限度，而今天的關係與同奧巴馬政府解凍期間高潮期相去甚遠。這就是勞爾權力繼承著所面對的情形。 對於像92歲的咖啡種植者馬蒂納這樣的普通古巴人，還是想要開創私營生意的潛水教練雷伊，是否有任何影響呢？ 有人可能會說很少。當然，最忠誠的革命者們會堅持一切都會好的。古巴革命在安全的手中，實質上，一切都會像以前一樣繼續下去。 毫無疑問，古巴的未來政府不會撤銷革命的關鍵成果，特別是免費醫療和教育，以及對農村窮人的補貼。 但是，當社會主義盟友委內瑞拉經濟崩潰，你問古巴如何挺過去，或者當出口收益很低，你問古巴如何支付這筆政府開支時，通常你只會得到面露微笑地聳聳肩膀，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古巴將如何面對經濟挑戰的細節。 「我們遇到過更糟糕的情況。蘇聯解體和『特別時期』」，巴亞莫（Bayamo）一位黨的官員告訴我，他指的是1990年代古巴的經濟危機。「如果那時能夠生存下去，我們就能在任何條件下生存下去。」 這就是對體制的盲目信任，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中堅定不移地提供解決方案，在菲德爾和勞爾治下，這對很多人來說已經足夠了。 但是我在沿海城市曼薩尼約（Manzanillo）遇到的年長者羅德里格斯（Pedro Rodríguez），眼鏡用一貼膏藥粘一起，他顯然已經厭倦了這種做法。他抱怨說，鎮上的港口不再活躍，國營企業經營不善，效率低下。 "在這裏沒人產生什麼更多的產品，"幾十年往事如煙，這個前會計師無奈地說：「人人等著天上掉餡餅。」 難道這樣的評估太過苛刻？也許。數以百萬計的古巴人在艱難的環境下天天在掙扎，以維持生計。他們還有很多值得驕傲的東西，尤其是卡斯特羅斯的社會成就，是許多更大和更富裕的國家尚在努力達到的社會成就。 隨著古巴人對生活水平要求不斷提高，對國家體制以及古巴新領導人的挑戰將隨之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