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朝美新加坡峰會的陰影 中韓間的角力和裂痕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場和觀點） 朝鮮半島過去70年充滿了風雲動蕩，也總是在重覆著各種反轉劇情。譬如，朝鮮人民軍1950年7月攻克大田後美軍在9月發動仁川登陸，一個月後中國軍隊進入朝鮮；1968年1月美國普韋布洛號間諜船被俘，11個月後船員才被釋放，由此產生的朝美外交危機和軍事行動伴隨著當年「五月風暴」和越戰的高潮跌宕起伏；一向堅持所謂主體性、肅清各種「轉向分子」的朝鮮政權，今年初以來卻在國際制裁的巨大壓力下轉向棄核，同樣令外界大跌眼鏡，其反覆無常的記錄也始終難以消弭國際社會的懷疑。
5月26日，韓國總統文在寅第二次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板門店會晤。 不過，所有這些戲碼可能都不如過去幾天那麼戲劇性，伴隨著朝美雙方的外交指責升級，「特金會」失而複得，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板門店北側進行了閃電般的第二次會面，而傳說中的金正恩第三次訪華卻悄無動靜。似乎，經歷了這次波折後，中國背負了破壞朝美峰會的惡名，與韓國文在寅總統的兢兢業業形成鮮明對比。外界普遍擔心，在通往6.12新加坡峰會的道路上可能還有波折，但中國在朝鮮核危機解決的角色卻再次真正面臨邊緣化的危險。 然而，理論上，這種擔心和威脅其實並不存在，如同中國在現在國際禁運中、以及未來朝鮮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中的關鍵存在一樣。只是，需要跳出情報和政治心理層面，從地緣政治的多方博弈角度來比照歷史上的歷次危機，才可能洞悉各方動機和處境。 2017年12月14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訪華的韓國總統文在寅舉行會談。 朝鮮半島過去70年的反轉劇情 首先，外界評估此次危機，很容易歸諸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外交和朝鮮金正恩委員長的「革命外交」兩種極端風格之間的落差。前者被認為善於操弄商業談判式的各種伎倆，例如對華貿易談判時的高壓策略以及上周宣佈退出新加坡峰會的威脅，而後者則如朝鮮前駐倫敦公使太永浩所形容的金正恩的「粗魯風格」，動輒以「革命」的粗暴言辭指斥美帝國主義，脫離國際外交語境，惹下無限麻煩。如此雙方很容易睚眥必報，因為一言不合就引發激烈衝撞，如同1976年8月18日因為美軍在非軍事區砍樹引發嚴重危機，戰爭陰雲密布，也牽連無辜的澳大利亞在事後被朝鮮斷交。 文在寅曾在1976年8·18危機中擔任大韓民國陸軍特戰司令部第一空降旅第三營兵長參與行動，他對此有著真切的危機經驗。後來作為青瓦台秘書室室長，他幫助盧武鉉實現了2007年的朝韓首腦峰會。在那次峰會前夕韓美因自由貿易協定（FTA）發生爭端，峰會後小布什總統凍結了朝鮮澳門匯業銀行（BDA）賬戶、停止向朝鮮供油，朝鮮核問題危機化。 所以，文在寅就任總統以來，算是汲取了上次峰會的失敗教訓，一邊繼續推進薩德系統，另一邊抓住朝鮮伸出的橄欖枝，並以推動朝美對話為首任，而非金大中、盧武鉉以來無用狹隘的「反事大主義」。 但是，他卻繼續桎梏在朝美韓的三方框架中，在兩次朝韓峰會和韓美峰會均倡導三方締結和平協定，既暴露了反事大主義主義的單邊性，只反事中，專門事美，也暴露了韓國與中國自薩德危機後的裂痕之深，才有新加坡峰會在即卻遭遇連串跌宕起伏：中國利用第二次中朝（大連）峰會陡然間讓朝鮮恢復了強硬聲音，金正恩甚至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朝鮮半島幾乎錯過了唯一的和平機會。 美軍進行薩德攔截導彈試驗發射現場。中國擔心薩德對其核武器系統構成威脅。 不過，事實上，金正恩能夠成功突破僵局，就在於利用雙邊外交模式重起爐灶，突破「六方會談」機制的無效和羈絆，這和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主張雙邊談判、避開多邊機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六方會談」這樣的多邊博弈最終總是淪為兩個集團的分裂，變成以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為首集團的較量，這是朝韓雙方歷任領導人不惜一切兩次舉行峰會的原因，也是兩次高調峰會均告失敗的原因。在這一點上，特朗普和他確實「相互理解」，無論對華貿易談判，還是對朝鮮，特朗普都慣用鷹鴿博弈的威脅策略，且頗奏效，並不樂見四方博弈。 如博弈論大師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曾經反覆強調的，將雙邊談判變成多邊談判並不容易，對朝美兩國來說，如何以及是否願意回到1990年代「六方會談」之前的「四方會談」並不容易。而且理論上，僅是三方博弈就意味著18種策略組合，四方博弈則是驚人的42種組合，存在多種聯盟和機會主義選擇，對任何一方來說，都很難保證佔優。例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都因多方博弈機制下對第三方的懲罰困難而難以落實，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發動貿易戰的原因，寧願以雙邊談判方式實現他的競選諾言。 然而，在鷹鴿賽局中明顯處於不利的朝鮮，所能做的第一個選擇是核邊緣策略。然而，不同於冷戰時期北約方面的核邊緣策略，北約是以核威懾對付華約的常規進攻可能，但在實踐中，核威懾轉變為核邊緣策略，即為了「使這種威脅變得可信，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於，無論是你還是你的對手都不知道轉折點究竟在哪裏」，各種可能的核事故或者「機械故障、越權指揮或陷入瘋狂」，這些「意外激化」的事情，才是更有效的核阻嚇。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政治學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1982年的這一分析，甚至預測到了1983年北約「優秀射手」演習的核戰邊緣效果，以及對歐洲和平的貢獻。只是，朝鮮雖然是在常規武力大大落後於南方聯軍的情況下試圖以核武阻嚇進攻，卻缺乏真正的威懾能力，反而因核武計劃需要面對隨時可能來自美軍的常規軍事攻擊，後者在特朗普時代因其推特外交風格而變得隨時可見又難以預測，更因利比亞模式的威脅而擊中朝鮮政權最為擔心的軟肋。 警察在北京的一家樂天超市外巡邏。去年，因為給薩德提供用地，韓國樂天遭到了中國的抵制，當時有數十家超市關門。 反而，利比亞模式所暴露的，和更早的古巴導彈危機一樣，都屬於三方博弈，而理論上三方博弈不存在「納什均衡解」。所謂納什均衡是指博弈中的一個策略組合，在其他參與者都堅守這個組合策略不便的情況下，沒有人可以通過改變自己的策略得到更高的支付。例如，在利比亞核危機中，英美雙方最終迫使利比亞逐步同意核檢查，而巴基斯坦只是技術和原材料輸出國，中國的角色則比較尷尬，被曝光了1980年代與巴基斯坦核合作期間輸出的技術文件。 無論利比亞還是古巴危機，兩次危機處理的結果都是一方的徹底妥協。因此，只要繼續三方機制，朝鮮總是無法獲得充分安全感。 反而，理論上只有多方博弈才可能改變零和博弈，並且達到納什穩定狀態，即使終局零和，每一方也能獲得各方利益增加的平均值。只是，在無論三方還是四方博弈中，其中大聯盟之外的一方都可能以最小資源投入來破壞，如中國所做的。這就使得事實上的四方博弈無法容納其中的三方聯盟，而趨向二對二的賽局模式。而所謂最小資源投入則是多倫多大學教授阿納托·拉普波德（Anatol Rapoport）1971年提出的博弈聯盟理論，表明中國可能利用其關鍵資源輕易組建中朝聯盟或主導中朝美三方聯盟，破壞韓美或韓美朝聯盟。 而文在寅似乎並不明白此中道理。雖然文在寅總統對於推動朝美對話和朝鮮半島和平居功至偉，但是他在過去兩次「金文會」和「特文會」中一直堅持以韓媒朝三方締結未來朝鮮半島和平協議，對這種三方博弈框架本身的不穩定毫無覺察，也暴露了韓國與中國從「薩德」（THAAD）危機以來難以彌合的裂痕，導致朝美峰會一再起波折，且前景難測。 2017年4月2日，美國和韓國軍隊在韓國浦項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中國擔心薩德會導致韓國進一步加強和美日的軍事同盟關係。 朝美對話之外的中韓角力 這個裂痕始自「薩德」危機，更因文在寅對朴槿惠的政治報復、和中國對韓資企業的報復都各自加劇了雙方的互不信任。但在朝美峰會議程啟動以來，真正的分歧卻先後暴露在歷次雙邊峰會中，金正恩作為其中博弈者，其立場不斷經歷從三方協議到四方協議的變化和搖擺，充分反映了中國在背後的主張。 換言之，雖然朝鮮對中國而言的戰略利益，已經不復冷戰時期的戰略同盟和地緣緩衝，也不復江湖時代僅存的意識形態聯結，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戰略重心已經向南轉移，意圖台灣和南海、以及今天更大範圍的一帶一路，中國當局似乎充分了解、也能夠有效控制朝鮮的核武發展，所在乎的唯有如何體面地參與締結半島和平協定，以體現東亞地區大國乃至G2的戰略姿態，獲得與國民政府曾經參加1943年11月開羅會議相同的國際承認，於中共政權今天所追求的「偉大民族復興」息息相關。然後，或可利用不穩定的中美台三方博弈，以朝鮮半島和平協議為先例，迫使台灣就範，回到兩岸的"和平"談判桌上。 在這個意義上，朝美對話之外的中韓角力，可能才是朝鮮去核化也是朝美對話的真正動力和場外主角。只是，橫亘在中韓之間的裂痕已經越來越深，從薩德所代表的軍事監視到樂天超市撤資所代表的韓國資本的恐慌，發展到文在寅政府對朴槿惠的政治清算給中國帶來的震撼形同一場周邊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文在寅的左派進步傾向在已然右翼化的中國政權眼中，正在變得高度不可信任，他的民族主義主張也因此使得中國十分警惕。 在四方的各組雙邊關係中，中韓關係儼然成為最不確定的一組，也是未來朝美對話進程中最不可測的變量。或許，在6.12新加坡峰會上，圍繞中韓這兩個場外主角，關於三方協議還是四方協議的問題，才將是檢驗峰會是否成功、決定朝鮮半島和平方向、考驗四方領導人智慧和耐心的真正攤牌時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5月8日在中國大連市再次舉行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