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台灣需要展現戰略沉著，不亢不卑應對北京軟硬攻勢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 中國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於2019年1月16日在核心的黨中央《求是》雜誌上發表5800多字長文《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文章用意在於教導全國對台灣工作系統人員應該怎麼理解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講話。
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講話 不久便要召開一年一度的中共對台工作會議了（一般是1月份或2月初──即在農曆年前）。該文相當於劉預先提供閲讀材料給下屬在開會前看，預先統一思想，屆時開會容易事半功倍。 劉結一透露的思路是凡事講究輕重緩急，習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處理中美貿易戰以及處理經濟下滑的問題，在台灣議題上無意過多著墨。台灣議題雖然重要，但是論重要性（importance），論迫切性（urgency），都不如中美關係大局。所以在目標設定上，北京對於台灣的階段性目標更多在於擱置議題，不出亂子，不要擴大成為中美關係的變量。當然，若是能夠依照筆者之前拙作所說，習釋放出的彈性能夠發揮一定的統戰效果，引起台灣有意競逐總統大選，需要做市場區隔（branding）的群雄願者上鉤，在兩岸議題定位上往北京希望的方向做修正，甚至連帶地把台灣的統獨話語光譜的「奧佛頓之窗」（Overton Window）往統的方向稍微移動，則屬於額外收獲。 那麼在台灣議題上，劉結一詮釋下的習近平是凖備怎麼擱置？怎麼避免台灣議題升級？ 一、行禮如儀，預防戰略猜疑： 習近平基本上照本宣科地重述40年前葉劍英講話的絶大多數的內容，表示舊政策如今依然適用。明顯的，《告台灣同胞書》是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對台政策的基石，如果遇到40週年這種場合習卻一句話都沒有表示，反而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疑慮。外界第一步會先疑問是不是舊政策不再適用了？接著第二步會想像替代它的新政策會是什麼？在戰略互信極低（strategic mistrust）的情形下，外界反而可能把北京的意圖想像得實際情況更壞（worst-case scenario analysis）。 所以逢此時機習近平不得不發表講話，但是又無心過多著墨，所以基本上只是重覆了舊方針（只是不再提及鄧小平於80年代加碼的其它利多），而劉結一將其簡單地定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推動解決台灣問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總綱領、宣言書，意即舊方針持續有效，各界包含各級對台系統都不必再多加猜測。 二、確保台灣不會跑： 習在演說中釋出輪廓不明的對台善意，說北京願意「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按照中共傳統話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所以預設的「真理」在「實踐」中可以也需要被不斷的修正。所以「豐富實踐」的意思即為，既然一國兩制方案（「真理」）有讓台灣人有不夠滿意之處，一旦統一了，北京願意隨時修正，再釋出比原先更多的彈性，更多讓利給台灣。北京希望以此增加統一的吸引力，勸台灣不要向法理台獨方向行進。（當然，以台灣的角度來看，一旦統一變成既成事實之後，所有政策都是會審時度勢、隨時調整。那麼一旦實踐後發現沒有必要，那麼現在承諾的政策彈性日後會不會收回去，什麼時候收回去，自然操之於北京。戰略互信不足，是造成台灣不易信任北京承諾，而北京無論劃出再多美好願景都是事倍功半的原因。） 另一方面，北京的疑慮亦出於上一次綠營執政時的前車之鑒。第一次民進黨執政時，陳水扁政府在第二任期期間遇到 2005年地方選舉大敗，陳隨即飽受民進黨黨內外批評，面臨個人政治危機。為了鞏固領導地位，陳的兩岸路線隨即轉向深綠路線，以制憲正名和凍結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等獨派要求，號召基層勤王保衛司令部，方才解除個人危機。 如今 2018年底地方選舉，綠營全方位大敗，敗得比陳水扁政府第二任時還要徹底，地方實力幾乎回到三十年前其為初創黨時期的水平。有了陳政府的前車之鑒，北京一度擔心蔡英文會照著陳水扁的策略依樣畫葫蘆。當年陳面臨的是九一一之後的中美關係蜜月期，美國小布什政府不但沒有幫助陳，反而協同北京控管陳的正名路線（此所謂中共「經美製台」時期）；但是如今局面卻和當年相反：中美關係陷入冰點，台美關係熱絡。蔡一旦選擇走深綠路線，或許可以得到比當年陳水扁所得到的更多的美國支持。所以北京對於蔡只能保守地「料敵從嚴」，以免失分；而蔡英文在習近平演說後第一時間的強硬響應，雖然得到台灣內部一片叫好，但是恐怕短期內將會更加加深北京對蔡的疑慮。 三、確保兩岸問題不會持續擴大成為中美問題的籌碼： 北京最擔心的其實是美國會加碼介入台灣政治以及兩岸關係。2018 台灣地方選舉前後，美國國會通過多項友台法案，以及選舉期間包含美國 AIT前高雄分處處長杜維浩（Robert DeWitt）在個人臉書上分享的讚賞高雄近四十年來的美麗蛻變的貼文（被台灣普遍解讀為是在間接支持於高雄長期執政的民進黨），都引起了北京的疑慮。北京自然擔心凡事有一便有二，懷疑台灣在今年進入總統大選競選年後，美國政府在統獨議題上更有發揮空間的總統級選舉上，會不會再度出手，幫助綠營。 另外，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在上任前曾經公開於《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於 2016年提倡《美國可以打出台灣牌》以制中（The U.S. Can Play a 'Taiwan Card'），提出了「台灣牌五步論」的路線圖；2017年，他並進一步提出美國應該《重新評估一中政策》 （Revisit the 'One-China Policy'）。波頓提倡的部分步驟已經獲得局部實現，這無疑加深了北京的疑慮。 這是為什麼習近平在講完許多溫情的好話之後，他唯一提到武力選項的地方會在第五條「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外來干涉」部分。按照劉結一的闡述：「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 換句話說，按照習近平的說法，動武，主要是針對外部勢力（美國），以及連帶的北京眼中的少數一些和外部勢力裏應外合的所謂「帶路黨」。只要台灣不自己跑走（追尋法理台獨），北京對台灣不用動武，因為在情感上台灣人「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在實務上如同林中斌教授說了十年以上的，「買台灣」也比「打台灣」便宜，收益高，風險低。 蔡英文曾表示台灣不會接受與中國大陸統一。 為何依然不排除武力選項？ 北京所以要宣示不排除武力選項，原因有兩個。 第一，「不排除武力選項」是形式上的面子和法律問題。在民族情感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已經是無人敢挑戰的政治正確。其次在法令上，必要時動用「非和平選項」，原本即是 2005年《反國家分裂法》第三條「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和第八條「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所要求，對此照本宣科（pay lip service），屬於題內應有之義，亦屬於對台釋出善意之餘，對內安撫鷹派民族情緒的口惠配套。 第二，「不排除武力選項」是談判的標凖配備。「不排除武力選項」中文乍聽之下雖然可怕，但是放寬眼界，把它翻譯成為常見的談判用英文，即是「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不排除任何選項）。這就很清楚了，它是國際關係裏「脅迫式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標凖用語，提出它不代表會真的動武，只是脅迫談判對手多讓出一些籌碼的談判手法。川普 2018年曾經在和北韓（朝鮮）、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時公開使用此詞匯，但是事實證明他並沒有凖備對這些國家用武。 再舉一個例子，北韓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每當和南韓（韓國）與美國談判不順，又苦無籌碼可以得其所願時，平壤的解決方案往往便是威脅「不排除動用武力選項」，若不讓步，北韓即將導彈齊發讓首爾「陷入火海」 （sea of fire）。此為戰略研究中標凖的「邊緣策略」（brinkmanship）。 親善北京者，不妨將北京的言論模擬於美國。敵視北京者，不妨將其模擬於金正恩。無論何者，北京這次聊備一格的「不排除武力選項」宣示，都不必然代表武力統一具有急迫性，無須過度反應。 軟硬兩手，統戰蠶食 經濟上，中國經濟成長率持續下滑，中美貿易戰方興未艾，十二月初中美達成的息火三個月的協議，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一半期限。中國的國務院為了刺激景氣而宣佈大幅減稅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政府財政收支連帶吃緊，總理李克強因而在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公開要求「各級政府和部門要把一般性支出堅決壓下來，牢固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外交上，中國面臨西方諸國聯合制裁華為，和加拿大的高調外交齟齟；美國商務談判團拚出相當於副部長級官員到北京商談，中共卻意外提高兩級位階，派出副總理劉鶴接見懇談，但依然沒有取得成果。如此種種都透露出北京面臨著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少見的困局。 在此大環境下，對中共領導層而言，台灣議題的位階和急迫性相對下滑，本是人之常情。按照顏建發教授的說法便是對台灣暫時無力鯨吞，或可蠶食。北京亦知藍綠領導人不可能做出類似公開接受「一國兩制」等根本性的調整，尤其是在台灣 2019-2020總統選戰期間。所以只能夠一方面以「不排除武力選項」嚇阻美國不要介入，另一方面在和平統一可能性的確實內含上做出願意釋出更多彈性的表態，避免台灣出走、問題升級。若是釋出的彈性包含「政治協商」等話題，進能夠發揮一定的統戰效果，退能夠引起台灣反應過度、自亂陣腳，則屬於額外收獲。 對台灣而言，中美競逐態勢已現，但是冷戰之勢未成。冷戰成立的前提是國際格局必須進入二元狀態 （bipolarity），浮現兩大陣營，使得大部分國家需要在兩邊之間選邊站。但是目前中國在國際上缺乏盟友，雖是超級大國，卻無力構成一個穩定的陣營，只能按件收費 （case by case）的在個別議題上引誘個別國家與其合作。相對的美國雖然是歷時已經大半世紀的西方陣營之首，奈何總統川普（特朗普）上任兩年來崇尚「美國第一」 （America First），外交上傾向單邊主義和交易主義 （transactionalism），多次批評北約同盟、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等，甚至威脅美國要離開北約，自己破壞西方陣營的向心力。雖然其國務院、國防部等奉公職守的官僚體系依然在困難中前進，嘗試穩定西歐和東亞盟友和伙伴國的戰略關係（尤其是在沒有薪水，一些聯邦政府員工甚至要去慈善單位要飯吃的狀況下──因為川普主動造成美國經歷史上最長的聯邦政府關門）。 再說，美國領導西方陣營的道德號召力已經受到了重大打擊，要為中國製造問題的能力有之，要高效率地團結協調指揮西方各國有效地圍堵遏制中國，成果恐怕只能是時好時壞 （spotty）。 以中美兩強為首的國際格局面臨重整，然而重整的未來方向暫時缺乏可靠的現代模板可循。面對此不明的國際大局，處於兩強夾縫中的台灣面對軟硬兩手的話語，只能夠展現戰略沉著，避免反應過度，見到所謂「蘿蔔」無須自做多情，見到所謂「大棒」亦切忌自亂陣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