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鄧小平的外交政策的得與失
鄧小平以他的魄力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與之相輔相成的是鄧小平力圖打造的國際環境，二者缺一不可。
鄧小平主張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主權問題 1978年8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不僅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了一次為世人矚目的記者招待會，更會見了日本天皇。行程間，他說：「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行程後，他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 對一個曾與日本浴血奮戰的革命者來說，這次訪問意義重大；對中國來說，意義更大，因為事隔四個月，改變中國社會進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攜夫人赴美。九天的行程下來，人們記住的不是美國的航空航天、汽車製造，而是他在休斯敦看馬術表演戴牛仔帽的場景。美國廣播公司當時報道：「對鄧小平來說，他不僅去了西方，還去了美國西部。（not only went west, but went western）」 此後，中越、中蘇關係緊張，再到後來鄧小平與蘇聯改善關係，「一國兩制」與英國解決香港主權問題，如此等等，鄧小平的對外政策並不比遜於國內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 1979年鄧小平攜夫人卓琳訪美，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國家領導人訪美。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對BBC中文網說：「鄧小平是個戰略家，他知道幾個重點，其一，國內與世界的變化是緊密相連的；其二，他對全球整個政治經濟版圖有長遠的思考。」 戰略思維 似乎沒人否認鄧的戰略眼光，但問題是，何以使然？ 李成說，鄧小平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他的實用主義。他說：「區別於毛澤東，鄧小平改變意識形態，讓位於實用主義，因而沒有固步自封、因循守舊。」 1989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戈爾巴喬夫，中蘇改善關係。 美國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教授、紐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認為，鄧的戰略眼光得益於三要素。 「第一，鄧小平長期作為毛澤東部下工作，從毛的失敗中吸取了很多教訓，例如毛無法推進與美國關係的改善、毛強調自給自足、不願意推進國際貿易等等，鄧從毛的這個『學校』學到了不少東西。」 「第二，鄧小平確實是個戰略思想家；第三，鄧小平的地位和威望，加上當時的中央集權，以及社會構成也不那麼複雜，這讓他能左右國內的政治，這是他之後的領導人難以做到的。」 得與失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對鄧來說，他在外交領域的敗筆是什麼呢？ 李成認為，1979年的中越戰爭是其例。他說：「這種教訓小國的心態影響了後來的領導人，也會滋生民族主義心態。」 大衛·蘭普頓則對BBC中文網說：「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也許實現一個小目標，即緩解了越南軍隊對柬埔寨的壓力，但中國軍隊也遭到越南的打擊。」 蘭普頓說，另外一個與外交相關的失誤是，在裁軍和削減軍費後，軍隊從商，造成很多問題。他說，對此，江澤民也應承擔很多責任。 中國實力增長，引起鄰國對中國韜光養晦方針的質疑。 李成與蘭普頓都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解決香港主權問題是成功的，讓香港能渡過幾次經濟危機仍維持增長，儘管現在有不同的聲音以及特首普選權之爭，但歷史事件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看清楚。 韜光養晦 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想，時至今日，「韜光養晦」成為中國對外戰略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成認為，這一政策是成功的，讓中國能從1989年後的困境中走出來，擺脫危機，維持經濟的發展。蘭普頓也說，「這基本上是一個明智的政策。」 那麼，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而且被視為經濟總量即將超越美國的大國，這一政策是否在悄然改變？ 蘭普頓說：「現在中國的情況有所變化，即出現所謂的新環境。我不認為習近平會摒棄和平發展、也不認為他會完全摒棄韜光養晦。」 「不過，民眾和領導層也感到，隨著中國更強大，因此沒必要在維護自身利益上遮遮掩掩；加之，他們還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脅，因此需要更多的實力、更快地加快軍隊現代化。」 蘭普頓說：「中國領導層並沒有摒棄了鄧小平的政策，而是進行了調整，只是這種調整沒有讓中國的近鄰或遠鄰放心。」 （責編：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