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賈樟柯：電影《天注定》通過虛構達到真實
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改編自真實社會案件的新片《天注定》將於本周末在倫敦與觀眾見面。
賈樟柯（左）與妻子趙濤（《天注定》主演之一）在紐約電影節上 姜武、王寶強、趙濤、羅藍山主演的《天注定》（A Touch of Sin）在今年戛納電影節上贏得最佳編劇獎。 《天注定》以近年中國發生的真實事件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以及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為基礎，用4段式的結構展現4個理解暴力事件的不同角度。 賈樟柯日前在美國紐約出席活動時接受BBC中文網電話專訪，談到拍這部電影的初衷、微博的作用、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看法。 子川：為什麼要拍以這些案件為基礎的電影？ 賈樟柯：其實我想拍《天注定》已經有兩、三年的時間，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爆發越來越多的突發性暴力事件。一開始我跟大家一樣，以為「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類事件是偶然性事件。但是隨著類似事件不斷地增多，特別是密集程度越來越高，令我非常不安，覺得似乎呈現出一種普遍現象。 在中國各地，我們通過微博、媒體經常能看到類似的事件，因此我特別想通過電影來面對這個暴力的問題。因為我們對暴力的問題並不太了解，也不夠理解，畢竟過去只有新聞的描述，缺少藝術的角度、電影的角度對它的理解。而藝術最強的地方就是可以從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理解，洞察這些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地進入到暴力的處境。這一點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子川：近年也有很多其它熱點案件，比如楊佳案、馬加爵案、藥家鑫案等等，為什麼選擇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以及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來拍攝？ 賈樟柯：事實上我關注過很多類似事件，包括馬加爵、藥家鑫事件等，但是電影本身要服從某種美學要求。在眾多案件中選擇這四個案件作為靈感的出發點是因為它們恰好提示了我對暴力四個方面的思考與理解。 姜武飾演的片段（胡文海案）展現比較多的社會問題，比如說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司法公正的問題、彌漫在鄉村社會中的貪污腐敗問題，怎麼樣的社會因素讓一個普通村民不得不拿起槍。 王寶強飾演的第二個故事（周克華案）我覺得比較多的是個人精神性的問題，因為他的生存環境是非常凋敝的一個村莊，對岸是繁華的重慶，河這邊的村莊卻非常蕭條，年輕人大都出去打工。像王寶強這樣留在村莊裏的人自身會處在精神困境中，好像自身生命的價值很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他找到了一個錯誤的爆發點，成為職業犯罪者，似乎犯罪本身能夠改變他的生活處境並滿足精神上的一種需要。 趙濤飾演的第三個故事（鄧玉嬌案）闡釋的實際上是暴力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尊嚴的問題。因為在暴力發生的瞬間往往是尊嚴被剝奪最厲害的一剎那。人們失控，忍耐力超出自己能承受的水平，最後不得不拔刀相向，很多時候是因為尊嚴受到了傷害。 最後一個故事（富士康跳樓事件）講少年打工者在東莞的情況，把暴力的主題擴展到無形的暴力，包括像流水線這種機械化的生產、無處不在的噪音、親情裏面的一種索取。對於一個19歲的少年來說，他剛剛從內地鄉村來到大城市，希望融入這個城市，但他發現自己除了為這座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之外很難融入其中。同時，還有很多中國現實的問題，比如戶籍制度的存在、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工作環境等問題帶來的精神壓力。 我覺得這4個故事正好從4個角度來理解暴力的問題。同時，這些故事在美學上提供了從中國北部的山西經過西南的重慶、到中部的湖北、一直到南部的東莞，這樣一個縱貫中國拍攝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視覺層次。因為我非常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在視覺上像古人繪製萬里河山圖那樣，把中國的全貌從視覺上得以呈現出來。 因此，最終創作這部影片的時候那些真實的事件只是成為一個靈感的出發點，整個敘述和建構這個作品還是建立在想像和虛構的基礎上。比如，暴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滋生，這樣的事實實際上並不會裸露在攝影機面前，只有通過我們的想像和虛構才能提示出這樣一種現實的存在。所以，我一直講，這部影片有現實的出發點，但是通往真實的路徑是通過虛構達到的。 姜武的角色因為鄉村腐敗問題開槍殺人 子川：我看了《天注定》之後發現您對這些真實事件做了很多改編，像鄧玉嬌案的部分有很大改動，把她設為有「小三兒」身份。為什麼加入這樣一個社會熱點現象作為背景？ 賈樟柯：因為我觀察到現代人的生存困難中其實情感的困難是最主要的一個困難。因為改革這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觀念改變非常之大。我們會發現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單親家庭所導致的情感缺失、精神上的壓抑感，也包括情感中的掙扎。 所以在趙濤的這段故事中增加了兩部分這種情感上的困境。首先她是一個介入到別人家庭裏的女性，對她的愛情世界來說，她有俞越不了的鴻溝。她的男朋友最終南下廣州繼續工作，臨走告別的時候只能（編者：因無法通過安檢）留給她一把刀（編者：水果刀）。 另外一方面是親情方面的缺失。這是一個單親家庭，從電影裏可以看到母親在機場工地工作，談話中我們才知道父親的存在。我覺得這種悲劇背後有某種情感的困境存在，所以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增加了這種人物的情感關係。 子川：為什麼為4位主人公設置俠客的情結？ 賈樟柯：雖然我想拍這部電影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但真正找到拍的方法是在去年。因為這樣的題材很容易變成社會性的電影，但是我並不希望這樣表述這些事件。當然，它們都有各自的社會原因，但實際上我更關心的還是身處在暴力漩渦中的人的處境、人自身的感受、人的問題。 因為暴力問題同時也有人性的問題。有時候可能這個人物一開始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在某種情形之下轉換為暴力的實施者。這樣一種轉換本身也有人性內在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警惕自身的暴力傾向與可能性。 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更好的美學角度來完成這個電影，後來在研究我喜歡的故事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些故事實際上跟傳統中國的俠義小說和電影有很密切的關聯。比如1960、1970年代胡金銓導演的《俠女》（A Touch of Zen）、《龍門客棧》等武俠片裏大部分都在講在一個變動的社會中個人承受的巨大生存危機，最後他們不得不暴力相向。當然這些人物用俠的塑造來說是有超人武功的，能夠匡扶正義。 但是從這個敘事的本質上來說，我覺得我電影裏4個人物的處境跟武俠片中人們遭受的生存壓力，這種處境是一樣的。甚至我們再往前推，比如《水滸傳》裏面的人物林衝、宋江，都有某種類似之處。我從中獲得了一個靈感，我覺得完全可以去嘗試把武俠片的拍攝方法、手段用到當代中國現實題材的處理上。這令我非常激動。 這樣的話在整個拍攝和敘事裏面出現了像中國的章回小說、戲曲以及武俠片的敘事模式，非常簡單直接。同時，我把它定義為放在一個通俗敘事的範湊內，因為在我們民族裏面都是通過通俗作品，像白話小說、戲曲、武俠片重覆的講述類似故事。我自己之前的電影比較多的還是作者型電影，比較尋求敘事上的多義性，手法上的實驗性。但這次我覺得《天注定》本身的實驗就在於把武俠片放在當代社會，同時做一個通俗化敘事的努力。我覺得這個電影應該是放在類似於章回小說、戲曲這樣的一個系統裏面。 新人演員羅藍山和李夢出演的最後一個故事包含很多中國社會熱點問題 子川：您之前曾經說過，《世界》之後您越來越喜歡用這種板塊結構，但這種手法其實也限制了每個故事的長度，或者可能也是深度，您想不想把每段故事單獨拿出來拍一部長片？尤其是胡文海這個人物可能有比較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賈樟柯：我覺得所謂挖掘都是徒勞的，因為我覺得電影最大的魅力並不在於深度的挖掘，而是在於生動的生存環境和處境的描述。我覺得這是藝術最可貴的地方。因為針對這些事件和人的所謂深度挖掘一定是建立在一個描述的基礎上，如果一個電影能夠建立好充滿了細節感性的敘事描述，那深度就會蘊藏在其中。 而且，就這部影片來說我非常看重結構和結構之間所產生的一種關聯。我覺得我必須用多組人物來描述，因為如果我們單看某一個故事，其實每一個事件本身都多少帶有一種命運的極端的偶然性，就是一個人在不對的時間碰上一個不對的人，發生了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件。 單就每個事件來說，看起來都有一種偶然性，如果僅僅把它擴充成一部電影，我覺得這種偶然性的意味會比較多。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中國社會，從微博上、媒體裏，包括我們周遭生活中去理解中國社會，我們會發現類似的事件頻繁地發生，它已經有一種普遍性。 我覺得一定要用多組敘事來破除那種偶然性的感覺，建立起一種普遍存在的概念。同時我覺得，電影作為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它跟我們目前人類自身感知世界的方法應該有某種重合的地方。現在我們去了解和接受信息的方法就是同一時間、同一天、同一個星期、同一個月大量的來自不同角落的信息湧到我們的生活中。《天注定》在敘事結構上來說，某種程度上也在呼應我們目前這種認識世界變化這樣的一個現實。 子川：《天注定》這種題材很多人擔心無法過審，但我看您之前說雖然有關部門有修改意見，但是並沒有嚴厲地堅持。電影能夠按計劃在中國大陸上映嗎？ 賈樟柯：目前預計的上映時間還是在11月，具體日期還沒有確定。因為最近兩年每個月中國上映電影的數量都非常大，我們現在還不清楚11月的檔期還會有其它什麼影片。因為我們需要一些信息來給《天注定》找到一個合適的檔期，保證它有一定的空間，讓更多中國觀眾能夠看到。 子川：這樣成功過審，又送到戛納電影節參賽，並且很有可能按時上映，是不是說明中國電影審查制度放鬆了？ 賈樟柯：因為我一直在中國電影工業環境中工作，我覺得中國電影的環境一直有試圖開放、放鬆的一種努力。最明顯的變化是，2004年以後，中國政府把對電影的理解從過去的一個宣傳的角度提升到了一個產業的角度。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相應地帶來了一些寬鬆環境。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電影工作者開始有機會跟管理部門針對作品進行一些溝通，而過去則是根本沒有溝通可能的被動局面。現在已經有了一種溝通的機制，同時我覺得這背後有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 首先是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努力，一代一代的導演都在呼籲應該給中國電影更多寬鬆自由的氛圍，逐漸呼籲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寫作自由的國家。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作品本身的一種推動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講一個導演、一個作家如果對寫作有一種信仰，我們最好的方法是放在作品裏面，不要自我審查。我們很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念，用作品來表達對自由寫作的信仰才能在本質上推動自由邊界的擴展。 《天注定》的成功過審令一些人感到驚訝 子川：您經常用微博，是不是微博的流行也使《天注定》有了更多生存空間？ 賈樟柯：微博本身對我們生活的影響特別大，對電影也有一定的影響。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在信息的公平化上做了很多努力。就像財富需要公平一樣，信息也需要公平地分佈，微博產生了這樣的作用，而且能夠提供一個共同的對中國現實的理解。 比如說《天注定》中的事例，如果在沒有微博的時代，可能會在認識上、共識上產生很多歧義，「是不是普遍性問題」，甚至「這樣的事件是不是存在」都會有很多爭議。但是因為微博的廣泛使用，對這些問題的反覆報道帶來了我們無法迴避的一個共同的生存現實的描繪。從這個角度來說，可能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天注定》能夠通過審查，因為這些事實是無法抹殺、無法迴避、無法遮蓋的。 子川：您已經13年沒有來過英國了，為《天注定》走了很多國家，沒有英國。但您幾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倫敦電影節放映過，也受到英國本地觀眾和華人觀眾的關注。這次《天注定》也將在倫敦電影節放映。您什麼時候能夠來倫敦？ 賈樟柯：我也特別感謝倫敦電影節，幾乎我的每一部電影都能被選到倫敦電影節作為英國的首映。目前已經有發行商購買了《天注定》在英國的發行權。 這一次實際上是2006年《三峽好人》之後又一部劇情片—因為我之前拍了好多紀錄片。事隔這麼久又有新的劇情片推出，所以我也特意多走一些國家來介紹自己的作品。我也希望如果時間湊巧的話，《天注定》在英國正式發行的時候可以到倫敦以及英國其它地區介紹這部影片，但現在沒有確切日期。 子川：您受一些法國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的影響比較大，但您如何看英國電影？有沒有比較喜歡的英國電影人？ 賈樟柯：我還是比較關注蓋·裏奇（Guy Richie）這樣的英國作者型導演，但我對英國電影更多的印象還是跟美國合作的那些影片，我覺得英國一直在持續向好萊塢提供資源和創意的支撐。《國王的演講》等影片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