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30年：平民生活的記憶
《熱情的沙漠》是禁歌、作文要以「消滅萬惡共匪，拯救大陸同胞」結尾、禁止組黨及辦媒體的台灣「戒嚴」時代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年，回顧戒嚴，台灣民眾怎麼看？
戒嚴令讓台灣38年來處於軍事緊急狀態中。在台灣過去尊稱為「蔣公」的蔣介石領導下，「反攻大陸」的概念深入人心。 1987年7月15日，蔣介石的繼任者──總統蔣經國──宣佈台灣地區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這是世界上一個政權所實施的最長時間戒嚴。 至今30年過去，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目前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成立於解嚴前一年，在解嚴30週年的周末，民進黨將舉辦《解嚴30 影像展暨音樂節》，紀念影響台灣深遠的一段歷史。 前《端傳媒》評論總編曾柏文對BBC中文回憶戒嚴時期，「確實有很多很糟糕的事發生」，但對於解嚴時正要上初中的他來說，身為一個學生，他沒有感受到政府對自由的限制，他感受到的生活是「世界簡單、單純、寧靜，訊息量少，很多東西你看不見也不知道，有很多的『為什麼』無法被回答，老師說的、課本上教的內容是不能被質疑的。」 為什麼戒嚴？ 台灣省政府的機關報《新生報》1949年5月19日刊出由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佈的戒嚴令。翻攝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協助提供） 1949年，在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命令下，自5月20日起台灣省全省戒嚴。戒嚴令宣佈的背景是在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況惡化之後。同年12月，蔣介石與大約200萬軍民撤退到台灣，國共展開長期對峙。 戒嚴令讓政府得以對台灣實施戰爭緊急狀態時的軍事控管，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旅行自由受限，社會上實施「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對於所有可能危害政權穩固的行為，特別是可能與「大陸匪諜」相關聯之事，採取高壓手段監視及審判，知識分子因言獲罪的「白色恐怖」，就是在戒嚴的背景之下產生。 那些不能唱的歌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對BBC中文說，70年代是台灣查禁禁歌的高峰。歌曲被禁的理由除了明顯的「意識左傾，為匪宣傳」政治原因外，「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內容荒謬怪誕，危害青年身心」、「幽怨哀傷，有失正常」都成為被禁的理由。 查禁歌曲的目的主要是教導人民「怎麼做一個好的國民」，李明璁說。 已故歌手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也被列為禁歌。 從1988年資料中可看出，當局的禁歌名單超過 800首歌，《何日君再來》被認為是期待「共匪」到來，《熱情的沙漠》曲中的「啊」被認為有性暗示，《橄欖樹》因為「主題意識」不明確，因此都在禁歌名單上。現任總統蔡英文就職典禮上演唱的《美麗島》，當年因為具有「台獨」意識而被禁。 而在政府有意限制台語（閩南語）傳播的政策之下，1976年廣播電視法實施，限制台語歌曲的公共播放。李明璁認為，這對在70年代成長的一代以及後代，產生深遠影響。 在國共對峙情勢緊張時代，台灣防範中國間諜「匪諜」的意識濃厚。翻攝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協助提供） 受邀至《解嚴30 影像展暨音樂節》表演的樂團「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對BBC中文說，小時候他家裏收集許多唱片。他的母語是台語，因此創作的歌曲是最能抒發自己想法的台語歌。他透過父親了解到，在戒嚴時，台語歌被壓迫，他自己曾因為在學校說台語遭到處罰。 全體肅立唱國歌 曾擔任教育部軍訓教官的張姓中校解嚴時正好小學畢業。他回憶戒嚴時去電影院看電影、看歌舞表演時，在節目開始前都要起立唱國歌。而在他父親的年代，如果沒有大聲唱國歌，可能會被警備總部的人舉報犯法。 課堂上「反攻大陸」 2006年高中版本的三民主義課本。 戒嚴時期校園生活，學生會常被要求集會，聆聽「政治講話」。 作文課、演講比賽，結尾都有「套路」。最常見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興中華文化，堅守民主陣容，消滅萬惡共匪，拯救大陸同胞」或是「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滿秋海棠的每一個角落」。 「三民主義」做為一門考試科目，直到近十年前才改為「公民與社會」科目。張姓中校回憶當年自己與家人參與國家考試，三民主義佔的分數比重，「幾乎都要背到非常熟」。 張姓中校比較現在與過去的「教官」角色。現在教官負責校園反毒、學生安全等等，戒嚴時代的教官則如同「錦衣衛」，有權力監督、向教育部回報「思想有問題」的學生。 開放大陸探親 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謝姓民眾90年代初期回廣東探親。在開放探親的頭一年，申請回大陸探親的台灣老兵就多達數十萬人。 戒嚴令解除之後三個月，蔣經國宣佈開放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反共國策與光復國土目標不變；確保國家安全，防止中共統戰；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國民赴大陸探親」。 許多因戰爭分隔38年的家人終於能再見，台灣老兵赴大陸探親成為熱潮。 曾柏文回憶，在課本上讀到的黃河、青康藏高原等等，以為自己一輩子去不了的地方，「突然間就有人能去了」，他回想這一段，覺得是解嚴帶來的最立即的改變，讓他印象很深。 媒體「百家爭鳴」 戒嚴時代，台灣民眾在佈告欄前閲讀經政府核准發行的報紙。 在1981年正式投入新聞工作的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對BBC中文回顧台灣媒體解嚴前後的發展。 他表示，70年代開始，未獲得出版執照的「黨外雜誌」、「地下刊物」開始發展。有時當局會到印刷廠查扣。書報攤老闆因此學會將這些刊物放在其他地方，只賣給熟客。 他剛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時，因為報禁未開，所報道的內容受到限制，當時很多同業會用化名為黨外刊物寫稿，被國安單位請去「喝咖啡」也時有所聞。 「黨外雜誌」《美麗島》1979年創刊號，同年底為向當局爭取自由與人權的美麗島運動爆發，活動人士被關押，陳水扁是雜誌創辦人黃信介的辯護律師。美麗島社員後來成為民進黨的主要黨員。翻攝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協助提供） 而從解嚴後，報禁開放，之後也能夠自由成立民營電視台，台灣媒體生態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曾柏文回憶，解嚴後，書店裏陳列的雜誌越來越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這些以前學校沒教、社會上未見討論的事，開始出現在公眾視野。他說這樣的「媒體資訊大爆炸」帶來一種混亂感，令人質疑「到底什麼是真的？」 戒嚴時代的「幽靈」 蔣經國（圖左）宣佈解嚴，他在1988年過逝後，繼任者李登輝（圖右下）持續鬆綁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 戒嚴時期嚴禁「為匪宣傳」，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這幾個概念，對許多代台灣人來說「都糊成一團」，李明璁說。這造成台灣社會對中國、對社會主意產生誤解。 解嚴不是一夜之間就對社會造成立即的改變。李明璁表示，「法制的改變不足以造成整個社會真正革命性的變化，只有人心的改變（可以）。」但人心的改變需要文化、教育的累積，而這個過程是從解嚴之後才開始。在戒嚴時代成長的長輩，需要與自己在戒嚴時的意識形態切割，才能教育出下一代「解嚴公民」。 但他觀察到，台灣社會還是留存著戒嚴思維，「把不聽話的人隔絶」、化分「好人壞人」等等。台灣要走出戒嚴，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還有有漫長的路要走。 為了終結「白色恐怖」時代，李登輝總統在推動憲政改革的同時，1991年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承認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翻攝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協助提供） 曾柏文也舉了一個例子，2000年左右，他在家中發現一本提詞送給他父親的關於「台獨」的書，他父親看到這本書後，激動表示這是「禁書」要撕掉。 有些人面對台灣社會現在多元到分歧甚至撕裂的局面，會回憶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凝聚力」，社會上沒有這麼多衝突，「一派和諧」，但大部分民眾仍認對解嚴持正面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