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為什麼要旅行？
「到不同地方去、體驗當地文化、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是極具魅力的。」——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
4月，世界旅遊理事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全球峰會在西班牙的塞維亞（Seville）舉行。BBC旅行欄目的作者有幸參與了對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問答訪談。訪談中，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談及了許多東西。他同希爾頓酒店的CEO納塞塔（Chris Nassetta）聊起旅行者如何在世間找尋到自我，也強調了推廣文化多樣性的重要。 奧巴馬說，旅行能夠強化聯繫、激發改革、建立同理心，他的觀點令人信服。 您經歷過最難忘的旅行是哪一次？又是因什麼而難忘？ 我去過很多地方，這個問題還挺難回答的。我覺得，目前來說，和孩子們一起出遊是最難忘的。到不同的地方去，體驗那兒的文化，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是極具魅力的。人會在旅途中成長起來。作為家長，從孩子眼中看到這樣的探索，沒有比這更讓我覺得奇妙的了。 所以我想說，我和女兒們一起的幾次旅行，是最難忘的。這些旅途，有的壯觀無比——比如我在總統任內，和她們一起去了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那時候薩沙（Sahsa）差不多7歲，她穿著風衣，看起來就像外國間諜一樣。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我們從俄羅斯出發，又去了意大利。我那時候去意大利是為了參加G20峰會。我的家人去了羅馬，她們後來還參觀了梵蒂岡，有幸得到教宗的接見。離開意大利後，我們一起去了加納。她們還在停機坪上跳起了舞。 那時候，她們一個10歲，一個7歲，第一次進行全球旅行。對我來說是很難忘記的。現在她們一個20歲，一個17歲了，和她們一起出去，也有新的樂趣。現在和她們一起旅行更加難得。因為一個已經搬出去住了，另一個在家的時間也不多。如果有對她們而言誘惑很大的旅行，她們就能在我身邊多待一段時間——因為這樣的旅行她們自己是負擔不起的。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女兒們一起參觀加納的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導覽活動（Credit: Saul Loeb/Getty Images） 少年的旅行，有獨特之處。肯尼亞第一夫人就在這裏。能看見她，我覺得很榮幸。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父親是肯尼亞人。我見過他一面，但對他知之甚少。基本上來說，我在美國長大，直到25歲，才第一次踏上去肯尼亞的旅途。那時候我大學畢業，剛參加工作。我的父親過世了，我希望能夠了解他，也了解他的故鄉。抱著這樣的目的，我在肯尼亞住了一個月。其實我是先去的歐洲，那是我第一次去歐洲。那次旅程也讓我記憶猶新，可以說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我一個人去的歐洲，住在小旅館裏，買一點法棍麵包和芝士，就這麼一天天地對付過去。當然，偶爾還會來一點紅酒。 有一回我坐夜班巴士，從馬德里前往巴塞羅那。這次經歷記憶猶新，我不太會說西班牙語，但還算能交流。車上有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人，我跟他交上了朋友。我把我的麵包分給了他，他則給我倒了點酒。我們到巴塞羅那的時候，天剛剛破曉。走向蘭博拉大道（Ramblas）和城鎮的時候，太陽才緩緩升起。之所以能記得這類旅行，是因為那時年輕，而且正在探索自己與大千世界的關係。 後來的一個月，我在肯尼亞進行了一次「探險」旅行，見到了從未謀面的親人，感覺很微妙。 信息爆炸的時代，新聞24小時循環播放。如何過濾紛擾的信息，找到真正重要的東西，您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 過去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改變，現在可能只要十年。這個信息時代裏，全球化的進程以及科技的進步，讓世界緊密相連。我從小到大可沒經歷過這些。 從華盛頓到這裏（西班牙）只要幾個小時。我一落地，就能夠通過這個小小的設備[手機]和全球各地的人們溝通。這是絶佳的機遇，但也帶來了許多全新的挑戰。科技、全球化以及信息爆炸給人們帶來不安全感。我認為，可能當下我們遇到最多的，就是因這種不安全感而產生的紛爭。人們因此對於周圍的世界有一種不確定。 這種不確定中，有的十分具體：有經濟上的挑戰。發達國家、甚至是中等收入國家中，曾經覺得生活舒適、工作穩定、有養老金和社會福利的這部分人，如今突然間發現，如果節奏不夠快，很可能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他們還擔心孩子的未來。 其中還包括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無論是英國脫歐、美國的政治動蕩，還是歐洲大陸的民粹主義再起，都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形勢變化，這也有人民的因素，他們覺得生活不再穩定了，國家不再強大了。於是，他們利用各種制度規則來保衛既有的東西。所謂制度規則，有的真實存在，有的只是形而上學。 其中不乏危險的想法，比如民族主義、本土保護主義、排外主義、以及反對移民[的情緒]。我必須承認，我不是全然客觀的，這是我出生和成長的環境決定的。我個人支持世界大同，反對將「我們」和「他們」分開來。由於信息、旅遊、科技、全球供應鏈的特質，客觀來說，在這個科技無國界、信息不分家的時代，如果硬要重新劃分疆域，一定會失敗，而且會加深民族間的矛盾、激化衝突。這是我看到的大趨勢，也是我的憂慮。它不是某個國家的事情——這個趨勢是全球的。 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King Felipe VI）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一起參觀索菲亞王后博物館（Reina Sofia Museum）（Credit: Handout/Getty Images） 旅遊的一個好處顯而易見，就是重新讓人們認識這顆星球上珍貴的多樣性，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塞維爾和曼谷的菜餚雖有天壤之別，但都堪稱美味。同時，旅遊也能讓我們看到人類的共同之處，認識到如今人類的面貌——這是讓我們掌握一種認知彼此的能力。正因如此，當人們漫步在肯尼亞的小村莊，看到母親和孩子嬉笑玩耍之時，就會認識到，肯尼亞的母子和弗吉尼亞、夏威夷的母子，沒什麼不同。 除了政治不穩定這個基本問題之外，我還擔心環境不穩定。全球變暖，已經不再是將來的事了。很多證據都表明，氣候正在變暖，我們也受到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導致許多地球上的美景岌岌可危。這些地方可能是人們最想去遊覽的，也是最想和我們的子孫一起享有的。人類文明中，有許多都是在沿海發祥的。如果海平面漲高4英尺，許多偉大文明的遺跡就會消失。氣候因素對地球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我們繼續現在的步伐，有的地方將不再適宜生存，有的景點可能不復存在。 （氣候和移民）這兩個問題，接下來會交織在一起。氣候變化導致乾旱、饑荒，帶來生態難民，這就加劇了移民問題——所有因素，都會讓更多人的生存變得困難。我們不能將其拒之門外，因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即使富足國家有一定的應對方式，我們還是必須有防止氣候變暖的意識，因為世界上有廣大區域，上億的人口，沒法應對氣候變暖。如此一來，全球經濟就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好消息是，我們現在還能夠扭轉局面。壞消息是，現在的政治形勢，不利於盡快解決以上問題。 我們的未來在哪裏？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我們又該如何自救？ 我們的後代會更加成熟，更具全球化視野，這是好事情。那時，會有更多國際化大都市，人們也必然會對其他的文化更加包容和理解。 瑪利亞（Malia）和薩沙，她們更不懼不同，更不怕改變，更能直面不熟悉、不尋常的事情。我知道，部分原因是她們能從手機裏獲得全球信息。她們成長的大環境就是這樣。 因此，我認為，向後看齊的政治、圍牆高砌的政治，未來是不會吸引年輕人的。我現在看不太懂政治了，但我知道，在現在的美國，很顯然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這樣的政治並不吸引年輕人。這種拒絶來自他們的內心深處。 在美國，（對於不同文化、種族、性取向）態度激進，和年紀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這一代，出生在嬰兒潮（1946年至1964年）尾聲。更年輕的一代，努力鞏固了美國人對公民權益、婦女權力等各種價值觀的信仰，對於這些也更加的敏銳。他們從小就對此耳濡目染，深信不疑。這是好事。 但是，也有壞消息：老一輩不願交出權力。青年人追求解決氣候問題、對待不同的聲音和信仰時，希望採用更包容開放的態度。然而，權力機構並非為回應青年人的需求所設立。另外，行使選舉權的公民，也是老一輩多於青年一輩。 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讓青年人更多地參與到機構重建中，讓他們為自己的需求負責、為自己所關心的事務發聲。 現在的媒體，讓民主變得難以運行，這也是我擔憂的事情之一。 我剛才提到，在我還小的時候，電視只有三個頻道，基本上播的東西都差不多。大的報社倒有不少，他們的編輯規範和新聞凖則基本上也是同一套。如此以來，無論你政治傾向如何，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基本上從報紙上看到的事實都是一樣的。當時人們的世界觀大致相同，就算在政治或其他問題上看法不同，爭論的中心也在於如何應對這一境況，而不是事實本身。 如今，媒體針鋒相對，網上信息為滿足人們的需求，充斥著偏見。如此以來，拿美國來說，看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人，和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人，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就更難達成共識，內部的凝聚力也更低，無助於解決一些大問題。每個國家都存在這一現象，互聯網上的情況也是如此。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出席西班牙的塞維爾世界旅遊理事會全球峰會（Credit: Marcelo del Pozo/Getty Images） 還有社交網絡。人們基本上只和意見相同的人交流信息，如此一來，世界觀就越來越狹窄，偏見就是這樣被強化起來的。這是很危險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已經注意到了，緬甸這樣的國家，人民通過臉書對羅興亞族（Rohingya）實施了有組織的種族清洗。這是因為當有人提出對某一民族的憎恨時，沒有不同的聲音，聽不到有人說：「你知道嗎，這些人對你們構不成威脅。」 因此我認為，有一樣事情，我們必須為之奮鬥到底：如何鼓勵旅遊、鼓勵民眾心態開放。我們要將這種心態從精英階層普及到尋常百姓，讓他們也有機會去體驗不同的文化，去聆聽和接觸不一樣的聲音，有機會從一成不變的政治取向裏走出來。 編輯注：主持人的部分提問有刪減。 請訪問 BBC Travel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