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危機破局：數百名美方「中國通」 簽《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的背後
中美貿易爭端演變成兩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與中國「脫鉤」的聲音日益強烈，一場新冷戰似在襁褓醞釀。一百多名在美國熟知中國和亞洲事務的人士上周發表題為 《中國不是敵人》 的公開信，激起兩國熱議。
簽署者大多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在其專業領域備受尊重的學者和智庫領導人。其中為數不少的人曾在90年代中美關係發展最穩定、合作最廣泛的階段發揮重要影響力，也是當時對中國採取接觸戰略最堅定的擁護者。 在公開信中，他們對中國加大控制私營企業、不履行貿易承諾等行為表示擔憂，但大力著墨在指責特朗普政府的行為，認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許多做法令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公開信的批評者認為，需要對中國目前國內的經濟和人權問題以及中美危機承擔責任的，更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反對公開信的人還稱，倡導重新回到已經失敗的「與中國密切合作」的政策（engagement with China），是對中共政權的本質以及中共權力階層的野心缺乏認識；而且，公開信的內容對中共踐踏人權的問題態度模糊，沒有提出建設性意見。 公開信由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前美國駐北京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哈佛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和前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五人執筆。 此封公開信在《華盛頓郵報》見報後，被中共黨媒廣泛報道，但一些觀點被有目的地節選，用於政治宣傳。有批評意見認為，斷章取義的報道使公開信成為中共政治宣傳的工具，與發信人和簽署者的原意相違背。 公開信背後有何考量？ 執筆者之一， 傅高義教授對BBC中文說：「我們當中許多人認為，以更強硬的方式對待中國的'華盛頓共識'不存在，」 並認為2020年底總統大選是一個關鍵時機。 「美國2020年底總統大選是一次機會，可以全面、綜合地展示如何以符合美國的利益，並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觀念應對中國。我們應該繼續了解中國在學習什麼，從而找到可以合作的領域，以及必須保持堅定態度的領域，」傅高義說。 著名中國法律專家、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長期關注中國司法改革，提倡人權，在美國、台灣和中國法律界都極有影響力。此次他的簽署備受同行矚目。 在簽署公開信後，孔傑榮對BBC中文說：「我擔心目前在華盛頓彌漫的反華氣氛和混沌狀態會導致中美關係嚴重惡化，進而在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方面帶來危險後果。」 美國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是極少數華人簽署者之一，其兄劉亞洲是中國解放軍退役空軍上將，多次發表備受外界關注的言論。 劉亞偉對BBC中文說， 他的觀點只代表個人立場。他說，「公開信所提倡的是，中美需要變成求同存異的伙伴。不等於和稀泥，不等於嚴厲指出中國在國際、國內可能存在的問題。指出問題不是關鍵，關鍵是中美關係嚴重下滑，成為競爭對手，甚至有可能到兩方要打一場新冷戰的情況，這是公開信最大的擔心。」 重回與中國密切合作的政策？ 《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美國時事評論員及律師章家敦（Gordon Chang）強烈反對此次公開信的內容。他對BBC中文說，多數簽署人擁護並協助實施過去40年來在特朗普上任前，幾屆政府的對華政策，但他們對於政策已經失敗「幾乎完全缺乏自我認識」。 針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府對華政策的成敗，始終是特朗普上台後，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爭論焦點。1972年前，中國對華政策以圍堵、遏制為主。1979年中美建交後，對華政策變為交流、融合為主的接觸戰略。 反對這種策略的人認為，中國利用其獲取的經濟利益實施戰略野心，比如在南海爭議海域建造人工島嶼，並在國內壓制威權律師和少數民族的人權。 孔傑榮認為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說：「今天大多數中國人比1972年或1979年要富裕很多。中國明顯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部分，這在40年前是不存在的，而且中國還參與了大量國際合作。」 「習近平政府極具挑戰，但中國國內也障礙重重，這些障礙終究要在國際上接受正視。概括地講，國際要以遏制、競爭和合作的政策應對。而習近平也不會永遠統治中國，」 孔傑榮說。 劉亞偉認為，正是因為中美建交，才令東亞和西太平洋和平發展成為「主旋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雖然建交後的前30年與後10年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並不妨礙兩個國家、兩國人民，甚至兩個文明求同存異。找到能夠和平共處、一起富裕，為世界發展和和平做貢獻。」 他說，中美建交40年以來，中美關係走到了一個關鍵點。「在這種情況下，破壞關係是很容易的，要找到新的增長點比較困難，但也是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 人民解放軍海軍艦隊 低估中共政權的雄心？ 公開信稱，北京不是經濟上的敵人。「許多中國政府官員和其他領域的精英都清楚，與西方溫和、務實、真誠的合作符合中國的利益。華盛頓對北京的敵對態度削弱了這些聲音的影響，讓位給了武斷的民族主義者。如果美國能妥善平衡競爭與合作，將能提攜那些主張中國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建設性角色的中國領導人。」 中國獨立時評人吳強說，這種想法是」與1990年代中國黨內改革派類似的一廂情願的看法。」 他說，「那些曾經支持黨內改革派的想法，比如建設公民社會來推動和平演變，在過去幾年已經被美國更廣泛的對華共識所否定了。即使黨內存在這樣的人，我相信現在在面臨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個人威權主義領導來控制全黨和全國的情況下，他們的影響力和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很難在美方鼓勵下，來產生與美方正面的互動。」 而孔傑榮認為，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並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牢靠，而中國也會在與美國的互動及國際法實踐中受到不小的影響。 他舉例說，「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設仲裁法院）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文做出了相當合理的判決，但中國政府拒絶承認判決，令人失望。我認為中國的行為受到了美國影響，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有批准海洋法公約。此外，還有19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起訴美國案中，都對中國起了示範作用。」當年，美國政府組織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尼加拉瓜上訴至國際法院，國際法院作出判決要求美國停止行動並進行賠償，美國不但不接受判決，而且退出國際法庭。 他還說，另一方面，二戰後，美國幫助建立了主要的國際組織並主導其運作。近些年隨著國力增強，中國開始效仿，在經濟、環境、國際安全等關鍵領域與美國的影響力抗衡，甚至根據自己的利益重新定義人權，與美國對抗。 「一帶一路」被許多評論家比作中國的第二次開放和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劉亞偉認為中國並沒有急劇擴張，在海外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不過是「在海外勉勉強強有一個後勤基地」。他說，曾經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實際可能在收縮」；一度被批評中國用來顛覆國際秩序殺手鐧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完全是按照國際的標凖在運作」。 但是，批評認為，公開信的發起人和簽署者對當今中共帶來的挑戰和政權野心認識不足。 章家敦在接受訪問時批評，「中國倡導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權國家，這是對西方自身制度的否定。中國不僅在攻擊民主國家，還在攻擊民主。」 日常層面上，章家敦認為中國也帶來美國的強硬挑戰。他拿去年的若干事件舉例，稱中國使用激光攻擊美軍飛行員，美國外交官在廣州因疑似聲波攻擊導致身體損傷。這些都是「中國官員在背後支持或合謀導致」，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是一個集權主義國家」。 中國外交部在去年否認這種指責。 對於中國有可能違反國際法律或國際秩序的擔憂，劉亞偉認為，這需要國際社會，包括國際組織，和大的發達國家進行溝通，「一起跟中國就發展的好的地方點讚，做的不夠好的地方指出來。」 但也有批評懷疑，中共高度集權的制度不可能走向包容和開放。專注報道中國議題的著名美國記者利明璋（Bill Bishop）在其每日時事通訊Sinocism中指出，「吃硬不吃軟是中國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核心原則」。 新疆維吾爾人：「中國，我的孩子在哪裏？」 不以「敵對態度」處理人權問題？ 對於如何應對人權問題，公開信並沒有強調華府對北京的「敵對態度」。孔傑榮說，譴責壓制人權的行為並不代表以敵對態度解決問題。他說，在人權問題上仍然要」以最強烈的方式譴責中國，並且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實施制裁。」 中國存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在新疆，超過百萬維吾爾族人遭到監禁；在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願望受到壓制，言論及出版空間逐漸收窄。這些並沒有在公開信中提及，令批評者認為，公開信脫離現實，紙上談兵。 不過，公開信中表示，針對中國限制資訊流通和鎮壓少數民族的問題，美國應該與其盟友和伙伴合作，並給與中國參與的機會。 「孤立中國的作法，只會削弱那些致力發展更人道、更寬容社會的中國人。」吳強認為，這是公開信內容的唯一可取之處。 研究新疆問題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簽署了公開信，他在Twitter上稱，「中國不是敵人，可以說中共才是。中共不能等同於中國。中共高級官員和其家族構成了遵循習近平政策的中國寡頭政治。打關稅牌太過生硬。《全球馬格尼茨基》（Global Magnitsky）才是強大有力的工具。」 全稱《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在2017年底由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根據此法案，美國可以制裁侵犯人權或有嚴重腐敗行為的非美國公民。今年4月，美國國會議員主張動用該法案制裁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中共官員。 重覆中國的政治宣傳？ 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即在例行記者會上肯定公開信。當日，《新聞聯播》刊播題為《中美合作是民心所向》的國際銳評。銳評強調，公開信「傳遞出美國國內對發展中美關係的普遍期待。」 銳評摘錄了公開信的部分觀點，包括中國不是美國經濟上的敵人，美國試圖將中國與全球經濟脫鉤的做法將損害美國的國際地位與聲譽等。但是，銳評並未提及公開信對中國提出的批評，包括未履行貿易承諾、加強控制外國輿論、人權問題等。 利明璋認為，公開信的主張經常在北京以外重復出現，有「定向宣傳的元素」。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史文在Twitter上回應，如果他的說法「暗示公開信機械地重覆中國的政治宣傳，那麼是一種污蔑。」 總體來看，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宋文笛將美國對華政策影響力分為三個派別：鷹派、接觸派和商業利益至上派。他對BBC中文說，公開信的簽署者大多具有濃厚的民主黨色彩。過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情況，接觸派與商業利益派結盟，形成華盛頓的主流論述。直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廢除任期制，接觸派轉而低調，商業利益派轉而觀望。過去半年多，接觸派失去話語權和直接政策影響力，表示中美關係到了不得不變革的關口。 他說，如今美國民眾對貿易戰的態度正在改變，關稅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傷害美國消費者而不是傷害中國企業，令暫時沉默的對華接觸派集結，因此開宗明義地提到所謂的兩黨對華共識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