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六四天安門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
今年是89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遭武力鎮壓的「六四」事件25週年。每年這個時候，中國政府都高度戒備，禁止有人出來紀念或重提「六四」，或借紀念「六四」來發洩對執政當局的不滿。
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將會作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載入當代中國史冊。 五月初，中國著名的當代史學者徐友漁教授因發起一個紀念「六四」25週年的學術研討會被中國警方「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以同一罪名被拘禁的還有曾作為政法大學學生參加89學生運動的著名維權律師浦志強。 中國政府對「六四」的定性從最初的「動亂」改為「暴亂」，再改到「政治風波」，可謂一波三折。 多年來，包括「天安門母親」在內的一些民間力量一直呼籲政府重新評價或平反以「六四」為象徵的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抗議活動，但都無果而終。 如何看待「六四」的歷史作用和影響成了史學界的一個探討熱點。 歷史評價 1985-1989在里根總統時期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溫斯頓•洛德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將會作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載入當代中國史冊。 流亡美國的趙紫陽前顧問嚴家其曾說：「『六四』是20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劃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 曾經深入研究過文革歷史的旅美中國當代歷史學者宋永毅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這樣評價「六四」的歷史意義：「『六四』是中國現當代史上規模最為巨大、影響最為深遠的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 宋永毅教授認為，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學運的這段中國近現代史中，「六四」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影響上都超過了「五四」。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等口號。 從某種意義上講，「六四」與「五四」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帶頭在北京天安門發起的示威抗議活動。但結局卻不相同，北洋政府最初對「五四」學運的反應是鎮壓逮捕，但最終還是採取了懷柔政策，沒有開殺戒；而「六四」天安門學運是以政府出動軍隊暴力鎮壓結束的。 五四六四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 宋永毅教授說：「『五四』運動與『六四』學運不可比，因為『五四』也就有上千或幾百名學生捲入，在行為方式上也與『六四』學運不同，『五四』學運採取了暴力手段，對共產黨的成立或國家激進都有負面影響。而整個『六四』學運今天回頭去看完全是非暴力的，而且是井然有序。其追求的目的也非常清楚。」 廣州中山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袁偉時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認為，「五四」與「六四」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件。 他說：「『五四』是一場對外的愛國民主運動，主要牽涉到維護國家的主權，當時在國內有很強的共識，同時它的結局也是比較圓滿的。它提出的一系列主權要求到後來的1920到1921年初的華盛頓會議上基本上都解決了。」 此外，「五四」愛國運動還存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它的行動是出格的，這包括打人、燒房子、破壞私人財產。當時曾引起一場爭議，但大多數人認為只要是愛國，這些都是可以容忍的。 「相比之下，『六四』學運的很多要求也是有許多共識的，比如反貪腐，要求擴大公民的自由。但『六四』的問題是學生缺乏政治經驗。在好多方面，他們採取的措施不對，結果就引起好多後來的不良後果。」 除此以外，袁偉時教授認為，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與參與「六四」學運的學生所面對的執政對象也大不相同，一個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少有的最開明的北洋政府，一個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體系。 他說：「北洋時代是三權分立的，總體上來講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這在20世紀的中國沒有哪個年代可以與之相比。」 三次學運 宋永毅教授還把「六四」與中共49年建政以來的三次影響巨大的學生運動做了比較，這分別是57年包括北大5•19事件在內的全國校園內出現的學生運動，66年到76年的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以及1976年由悼念周總理引發的「4·5」事件。 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運動雖然在規模上超過「六四」學運， 但卻是反民主的。 他說：「57年的學運雖然深度超過了『六四』，但規模不能比，它主要還是在校園裏面。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引蛇出洞，是共產黨為了打擊要求民主體制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而有意導演的一場陽謀，是毛澤東說的陽謀；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雖然在規模上超過『六四』，但卻是反民主的運動。這與『六四』學運完全不能相比。」 宋永毅教授認為，唯一一個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可以稱的上是民主運動，而且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就是1976年的「4•5」事件，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但從規模上來講也就是三千人左右，和「六四」（期間）全中國全北京上百萬人上街是不能相比的。」 另外，從訴求上來講，「六四」的訴求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就是要國家向人權、向民主、向反腐敗這個方向邁進。76年的4·5事件基本上是表達對毛澤東以及黨內極左派所謂的「四人幫」的不滿，以及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框架下展開的。 89年的學運從規模上講遍及全國各地，光北京就有上百萬人上街。天安門廣場最多的時候是數萬人。 宋永毅教授說：「從這個規模上講，從它的訴求，和從它在組織上的井然有序來講，可以說是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而且是民主運動。這個歷史史實恐怕是沒有什麼可以爭議的。」 歷史影響 89學運時期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中最重要的兩條是：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這兩條要求在25年後的今天仍未兌現。現今中國官商勾結，貪腐橫行。儘管習近平決心下大力氣反腐，但許志永等一些公開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活動人士卻鋃鐺入獄，當局對媒體和互聯網的管控日益加劇，對輿論控制有增無減。 有觀點認為「六四」是20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 香港知名媒體人梁文道在他的一篇名為《犬儒時代的信任》的博文中寫道： 「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一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 宋永毅教授說：「正是因為『六四』（學運）被鎮壓，（中國）進入了黑暗時期，進入了一個犬儒時代，整個腐敗墮落就這麼來了。與今天的腐敗相比，『六四』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廉政時代了。」 不過，袁偉時教授認為，現在的貪腐程度之所以大於「六四」時期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在25年前還沒有充分發展，儘管中國政府仍然嚴控輿論和互聯網，但不得不承認老百姓的言論空間還是比10年前擴大了許多。 也許有人會說，「六四」學運的影響有限，因為中國目前還沒有變成民主。 對此，宋永毅教授表示，對於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說，不一定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的時候，它的失敗比成功的意義更大。應該說，當時歷史的成功與「六四」是擦肩而過。 他說：「雖然（『六四』學運）在中國失敗了，但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是勝利了。『蘇東波』（與『六四』）是同時舉行的，六四失敗了，但他們勝利了。而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還是和『六四』有關，最近抓人呀等等，可見這個鬥爭還會延續下去。」 歷史教訓 由此可見，「六四」已經成為中共最大的一個歷史包袱，重新評價「六四」是他們最大的忌諱。 25年過去後，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或集體失憶失聲，或被失憶失聲。沒有經歷這段歷史的人也無從尋找六四的歷史痕跡。 反思六四學運，它的最大的歷史教訓是什麼呢？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教授袁偉時認為，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朝野雙方面對矛盾的時候都要有很寬容的態度，認真尋求雙贏的局面。 在他看來，中國的執政黨仍然沒有跳出「革命」與「反革命」，「奪權」與「反奪權」的思維模式，而疏於具體的制度建設。 他說，「六四」時期的執政當局很不冷靜，採取了很不妥當的措施。但另一方面，民間也是不知道什麼是適可而止。 袁偉時教授說，在「六四」時期，學生們應該如何與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體系打交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當時的學生和支持學運的知識階層在這方面都沒有一個足夠的研究和智慧。 「相反，作為執政黨來說，面對公民提出的強烈要求，他們認為是不能接受，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威脅。他們也無法正確處理這樣一個局面。因此，這兩個方面碰在一起，就演變成一個特大悲劇。」 袁偉時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文明與野蠻永無止息的爭斗，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內容。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幾個國家率先樹立了文明的標桿。跟進還是抗拒？令人眼花繚亂的史劇圍繞著這個軸心展開。」 「六四」，也許就是這一史劇的真實寫照。 （責編：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