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化學武器攻擊 中毒是什麼感覺？
這輛白色的麵包車太破舊了，看起來像是無主車——前保險杠不見了，一個後輪癟了一半。有幾個人在附近轉悠，在安靜的廣場上說說笑笑。他們沒有注意到車底有一縷煙冒了出來。
幾分鐘後，煙勢加大，從車門和麵包車下面的排氣管中噴湧而出。站在附近的人幾乎消失在白色的煙霧裏，一個女人發出了一聲尖叫。因為風向突變，煙霧衝著我的方向滾滾而來。 當它飄到我身邊時，我隱隱聞到了口香糖的那種味道。我能聽到人們在咳嗽，附近有人影倒在地上。有人在大聲呼救。還有人一動不動地躺著。20分鐘後，街頭拐角處隱約有藍色的閃光出現，表明救援正在路上。消防員穿著配備全套呼吸裝置笨重的防護服。他們在受害者當中移動，查找可救助人員和確認已沒生還希望的人員。 幸運的是，對我和其他在芬蘭南部小城米凱利（Mikkeli）的人來說，這只是一次預演，為第二天的化學攻擊演習做凖備。我剛才經歷的這一幕，是預演一個恐怖分子團伙於午餐的繁忙時間，在市場廣場釋放了一種有毒的神經毒劑，旨在測試一項開創性的新技術，這項技術可能改變應急服務部門對有毒化學物質釋放的反應。 但是，我們對化學武器襲擊事件的真相了解多少呢？人們該如何應對？為了防止出現慘重的生命傷亡，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芬蘭，受害者都是由志願者扮演的，但這一幕是基於現實中的恐怖事件。 1995年，奧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於交通高峰期在繁忙的地鐵上釋放了沙林毒氣，在5起協同襲擊中，造成13人死亡，數千人受傷。一年前，同一組織發起的沙林毒氣襲擊造成8人死亡，600多人受到傷害。 英國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分析化學家托馬斯（Paul Thomas）解釋說：「我們這個項目的源起，就是那起事件。」他是米凱利演習背後Toxi-Triage項目的負責人。 了解所接觸的化學物質，可以幫助緊急救援人員在搶救傷員時保護自己（Credit: Andy Weekes/Loughborough University） 現居住在日本京都的前廣告主管阪原淳（Atsushi Sakahara），是1995年沙林毒氣襲擊的倖存者之一。他當時就站在距離一包含有沙林的揮發性液體幾尺遠的地方。他回憶說：「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太多。接著我感覺眼睛很幹，有種用眼過度的感覺。但是那天早上我要給客戶做一個重要的演示，所以之後我就去辦公室上班了。」結果證明，這件事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 那一天，阪原淳像往常一樣。早上收音機鬧鐘響過之後，他小睡了幾分鐘，然後起牀。走一小段上坡路到達六本木車站，他在那裏買了份報紙，坐上了日比谷線列車，開始每天15分鐘的築地站通勤之旅。 阪原淳回憶說：「列車到達時，我正在讀報上一篇關於9個月前松本市沙林毒氣襲擊的文章。我看第一節車廂的第三個門沒那麼擁擠，所以我就從那個門上了車。左邊有一個塑料袋。我差點坐到它旁邊，但後來改變了想法。」 阪原淳的直覺是正確的。那個用報紙包著的塑料袋裏，是含有30%的沙林溶液。在阪原淳上車前兩站，奧姆真理教的一名成員把包裹放在地板上，然後用尖銳的雨傘尖刺穿包裹，讓裏面的溶液揮發到車廂裏。 1995年發生的東京地鐵上的沙林毒氣襲擊事件，在交通高峰時段將可致命的化學武器帶入了這個熙熙攘攘的城市（Credit: Getty Images） 阪原淳說：「坐在那個塑料袋旁邊的人看起來不大舒服，耷拉著腦袋，一直在冒汗。我只是覺得自己應該換一個地方。其實我應該大聲呼喊讓大家都離開，但我沒有。我是希望我能這麼做。」 相反，阪原淳走到了第二節車廂的前部，一起的還有另外幾個乘客，他們關上了身後的車門。當他回頭時，看到剛離開的車輛裏還有一個孕婦。後來在目睹沙林毒氣的可怕之處時，這段記憶一直揮之不去。 他說：「後來我得知她沒事，但我不知道她究竟經歷了什麼。」當列車再次啟動時，他之前看到的那個人跪倒在地。「有人說他暈倒了。我們到達下一站神谷町站時，車站工作人員衝了過來，把他抬下了車。」 沙林毒氣在吸入幾秒鐘後開始發揮作用，接觸一分鐘內出現症狀。它可以在大約5-10分鐘內致命。不過，作為一種水氣，它比空氣重，因此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填滿整個車廂。據報道，乘客們在開始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有人打開了車窗。這個做法救了車廂裏的許多人，阪原淳乘坐的那列地鐵僅一人喪生。 在隨後的幾分鐘，前面那節車廂的乘客被疏散，廣播通知稱築地站發生爆炸。事實上，並沒有發生爆炸，而是另一列遭到毒劑攻擊的地鐵列車靠站停車，乘客們踉踉蹌蹌地走了出來，癱倒在地。事情發生得太快，一時間導致了混亂。 阪原淳說：「我本來是要在築地站下車的。既然這樣，我決定下車出站。」叫輛出租車去健身房，想稍微鍛煉一下，但後來決定在見客戶之前還是衝個澡。 阪原淳（左）正在拍一部關於奧姆真理教的紀錄片，他設法放下經歷六本木站事件所留下的心理陰影（Credit: Good People Inc） 他說：「我開始感到很難受，但淋浴幫了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阪原淳遵循了美國國土安全部建議的發生化學武器襲擊時的三個關鍵步驟：置身於乾淨的空氣裏、脫下衣服、用肥皂和水清洗。 他補充道：「不過，當我走到外面的時候，感覺自己像戴了一副深色墨鏡，」視力變暗是沙林毒氣接觸的典型症狀，並伴有眼睛疼痛、瞳孔收縮、噁心和流鼻血。阪原淳在辦公室的電梯裏遇到一位同事，說他眼睛充血，他這才意識到可能出了問題。 阪原淳說：「同事告訴我應該去醫院。到了醫院，那裏已經有很多受害者了。那會兒我頭痛，眼睛也痛。身上黏糊糊的都是汗。我問接診的醫生這是什麼病，他說『不知道』。」 幾個小時後，政府才明確告知是沙林毒劑導致的。雖然致命劑量的神經毒劑幾秒鐘到幾分鐘就能置人於死地，但輕微或者短暫的接觸，症狀可能是難以形容的，如眼睛發炎、頭暈腦脹、頭痛、流鼻涕、呼吸不暢。這些症狀如果不是突然出現，就很容易被誤以為是重感冒。 裝有毒物的包裹被車站工作人員撿起並處理掉了，他們也成為這次襲擊的受害者。許多跟阪原淳一樣搭乘受影響列車和出現在站台上的人，在緊急救援人員控制局勢的時候，都離開了。後來，他們是自行前往醫院，從而加劇了混亂。 化學襲擊後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恐慌。托馬斯說：「在東京的沙林毒氣襲擊之後，成千上萬的人湧向醫院尋求醫療救助和安慰，令醫院不堪重負。絶大多數——大約80％的人，是不需要住院治療的。可以想像一下，當數百人同時出現在醫院時，對繁忙的醫院會造成什麼影響。如果有老人當天碰巧中風，她可能就得不到需要的照顧。這太要命了。因擁堵造成更多人的間接傷害，也不比毒氣事件本身造成的傷害少。」 一滴沙林就能致人死亡，所以那些在1995年東京襲擊事件後進行清理工作的人員，需要穿上厚厚的防護服（Credit: Getty Images） 托馬斯相信，新技術可以提供幫助——在未來發生化學攻擊後，進行快速診斷。例如，德國電子公司Gesellschaft für Analytische Sensorsysteme（簡稱Gas）的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呼吸分析儀，可以檢測出人體對有害化學物質做出反應時，所產生的低水平的生化物質——代謝物。在米凱利的煙霧中加入了薄荷，志願者給予薄荷油膠囊作為沙林的替代品，分析儀器可檢測代謝物。 只需將氣吹入一個帶有注射器柱塞的塑料管，就可以對數百名潛在受害者的呼吸進行快速分析。參與研發這個名叫BreathSpec裝置的布羅德里克（Emma Brodrick）說：「它可以在大約40秒內給我們答案。」 回到芬蘭的米凱利，我在演習期間看到了另一種支持應急服務的傳感器技術。煙霧中傳來微弱的嗡嗡聲——煙霧是白色，方便在演習中看到——一架小型無人機出現了。機上配備了高靈敏度的微型儀器，可以對氣體進行採樣，並用無線方式將結果傳給緊急救援人員。 神經毒劑如何致命 沙林（Sarin）和VX及諾維喬克（Novichok）這樣的神經毒劑，屬於一種有機磷酸酯的化學物質，它也廣泛用於各種殺蟲劑當中。 沙林的毒性是氰化物的25-50倍，VX的毒性是氰化物的兩倍，而諾維喬克的毒性是氰化物的5-8倍。 它們通過破壞乙酰膽鹼酯酵素的酵素來殺人。這種酵素負責分解乙酰膽鹼，是一種在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的分子。如果沒有了這個重要酵素的分解，乙酰膽鹼會在神經突觸（神經元之間發生聯繫的部位）中積聚，對受害者的肌肉和分泌腺形成過度刺激。 這種過度的刺激，會導致眼睛流淚、出汗、噁心、呼吸系統多液體，以及無法控制的劇烈抽搐。如果沒有及時醫療干預，受害者會暈倒昏迷，因呼吸系統肌肉痙攣而窒息死亡。 研發該技術的T4i公司的工程師兼總經理帕利斯（George Pallis）解釋道：「無人機可以從接近源頭的地方獲取樣本。也可以快速地在大範圍內採集樣本，我們可以通過它來了解有毒化學物質的擴散情況。」 Toxi-Triage項目也在研發一種技術，可以從更遠的地方採集有毒化學物質的特徵。通過專用攝像機，它可以捕捉到可見光、紫外光和紅外光——即所謂的高光譜成像，從而檢測出洩露化學物質存在的特徵模式。 雖然與無人機技術相比，它還處於更早期階段，但這些高光譜檢測系統可用於手持設備或安裝在空中飛行的飛機上。研製該技術的團隊，希望未來它能安裝在具有高分辨率光學系統的衛星上，讓政府可以監測戰區的化學武器使用情況。 在敘利亞等地，有關使用化學武器的報告，還需要依賴當地團隊提供的信息，以及隨後對受害者進行的測試，而這些測試往往是在襲擊發生數天后進行的。在這些地方，這個發明會提升查明襲擊目標、找到襲擊者的能力。 1995年沙林毒氣襲擊後的幾個小時內，東京的醫院擠滿了受害者和擔心自己曾經接觸有毒氣體的人（Credit: Getty Images） 保加利亞索菲亞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的研究員、從事化學和生化武器威脅研究的諾沃索洛娃（Tatyana Novosolova）說：「保持合理的警惕是有效預防的關鍵。」她認為，如果我們要與化學武器構成的威脅作鬥爭，保持警惕不僅僅是當局的責任，也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這就需要知道在遇到危險或緊急情況時向誰求助，比如熟悉有關部門或服務機構，並知道如何與他們取得聯繫。」 最近在英國索爾茲伯里發生的諾維喬克中毒事件，讓許多人意識到化學武器襲擊的風險與我們並不遙遠（Credit: Getty Images） 對於應對化學武器襲擊或有害化學物質意外洩露的有關負責部門和緊急服務機構來說，了解涉事物質至關重要。 2018年，英吉利海峽飄來神秘的化學煙霧，引發了大範圍的恐慌，有公眾報告稱呼吸困難和視力出現問題。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發現來源是一艘在海峽排放天然氣的船隻，但當時應急小組不知道要如何應對。 托馬斯說：「如果他們有我們的設備，那麼一到現場，就能知道要處理的是什麼化學物質，」他解釋說，凖確找出釋放出來的是何種物質，是做出反應的第一步。 預防措施和反應會因化學物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那些接觸者必須採用不同的處理方式。例如，如果是神經毒劑和一些農藥中毒，給病人的常見藥物是阿托品。但阿托品不應該給那些接觸過失能劑二苯乙醇酸-3-喹嚀環酯（更廣為人所知的名字是BZ）的人服用，因為它會讓情況更嚴重。 通過呼吸測試確定所接觸的有害化學物質或神經毒劑，可以確保受害者得到有效的治療（Credit: Andy Weekes/Loughborough University） 一些神經毒劑也有特定的解毒劑，如果能及時用上，就能挽救生命。 像錢伯斯（Janice Chambers）和她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團隊這樣的研究者，也在嘗試開發更好的解毒劑來對抗神經毒劑，以減少毒劑對大腦的影響。 錢伯斯說：「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保命，而是對大腦功能造成的損害最小或沒有損害的情況下生存。」但她警告稱，新藥物——被稱為肟類藥物，獲得監管機構的批准，還需要多年的時間。 去污染也可以大大降低化學武器的殺傷力，因為有毒物質留在皮膚和衣服上的時間越長，進入血液的數量就越多。受害者脫下衣服，然後由身穿防護裝備的緊急救援人員在匆忙搭建的洗消帳篷裏進行強力洗刷。試驗表明，在接觸VX等強致命神經毒劑15分鐘內進行消毒，可以顯著提高受害者的存活機率。 在敘利亞的激烈衝突中，有幾起關於使用化學武器進行襲擊，造成數十名平民死亡的報道（Credit: Getty Images） 米凱利的志願者們在這項令人尷尬、讓人不適的整個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了驚人的堅忍。當他們來到洗消帳篷的盡頭，一台看起來有點像電動砂光機的手持設備在他們的皮膚上劃過。這個聰明的裝置，被稱為X陣列氣體探測器（Gas Detector Array X），可以識別皮膚、衣服和其他物體表面是否存在有害化學物質。它有點類似蓋革（Geiger）計數器，不過是用於化學試劑而非輻射。 每名「受害者」都戴著一條彩色腕帶，是救援隊員在給他們做檢查的時戴上的。裏面有一個無線「智能」芯片，類似非接觸式支付卡，用手機掃描，就可以顯示佩戴者的身份，他們在事故中所處的位置，病情的變化，以及接受的治療。從他們身上提取的呼吸、血液和尿液樣本也都可以做類似的標記。它幫助緊急服務機構在受害者送往醫院時對他們進行跟蹤。 其中一些人戴的是黑色腕帶，這表明已經「死亡」。 米凱利的演習幾個小時就結束了，作為毒氣來源的那輛破麵包車被拖走了。但在現實中，遭受過化學攻擊的區域可能需要數天甚至數周才能再次安全的供人們使用。一些化學武器，如硫芥子氣和VX，可以在土壤中存留一個多月。法國里爾（Lille）和凡爾登（Verdun）之間的大片土地仍然是「禁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裏釋放過數百萬噸有毒氣體，公眾、農業和林業都被禁止進入。這裏每年清理出來的未爆炸彈數以噸計，這是一項既耗時又艱巨的任務。 不過，美國的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一直在研發一種便攜式「土壤淨化器」，它通過燒燬化學武器，讓氣體通過精心挑選的土壤牀，將氣體轉化為無害的鹽，來達到銷毀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未爆炮彈，仍然散落在法國的許多戰場上，它們必須經過測試，以防含有有毒氣體（Credit: Getty Images） 也許遺留更久的是化學武器襲擊事件對受害者的影響。印度博帕爾（Bhopal）事件的倖存者在接觸過有毒氣體30多年後，被發現患有一系列嚴重的疾病。他們的孩子也承受著事件留下的傷痕——四肢扭曲，大腦受損。 很少有關於化學武器長期影響的研究，但來自醫生和襲擊倖存者的報告表明，受化學武器襲擊後會遺留下疾病和先天性缺陷等長期影響。最近一項關於1988年伊拉克化學襲擊中庫爾德倖存者的研究表明，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包括呼吸問題、睡眠障礙、視力問題和焦慮。許多人生活在對另一場襲擊的恐懼之中。 對東京1995年沙林毒氣襲擊案的倖存者所做的研究，也顯示出心臟問題、肌肉缺陷和呼吸困難的存在。倖存者還表現出記憶障礙，並留有很深的心理創傷。 現年52歲的阪原淳仍在努力克服這段經歷帶來的影響。他說自己經常咳嗽，眼睛很難適應光線的變化。他還患有嚴重的疲勞症，遇到壓力時手臂和腿部偶爾會麻痺。心理上也存在一些問題。 他說：「這很難，我現在外出時會感覺很不安全。」他很後悔當時在火車上感覺不對勁的時候，沒有大聲提醒列車上的其他人，這仍然折磨著他。「我對此非常內疚。」 不過，儘管經歷了這些，阪原淳也證明了克服逆境是可能的。他現在是一名電影導演，並在2001年憑借一部名為《豆餅》（Bean Cake）的短片在戛納電影節獲獎。他目前正在拍攝一部紀錄片，講述那次襲擊背後的邪教奧姆真理教。 他說：「我想讓更多的人了解當時發生的事情。這種事不能再發生了。」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