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特朗普還是拜登？擺在中國面前的「兩個美國」
特朗普，還是拜登？這是個不僅擺在美國人面前的選擇題，也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而中國尤其要面對。
大部分中國人的直覺是「肯定拜登好」，因為特朗普在貿易、華為、TikTok，以及疫情、香港、新疆等問題上，對中國極限施壓，以至於輿論討論從「冷戰的可能」一再升溫，已開始聚焦「熱戰的風險」。 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則不以為然，拋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說預言，既有霸主面對新興強權的挑戰將敗下陣來，因此中美對抗是系統性和歷史性的，與誰是總統沒有必然聯繫。特朗普或者拜登，對中國來說，殊途同歸。 BBC中文採訪多位專家，解析特朗普或者拜登當選究竟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為中文讀者提供觀察美國大選的深度視角。 華盛頓共識存在嗎？ 之所以有「誰當選都一樣」的觀點，因為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都沒把中國當朋友。 「在美國國會，兩黨爭鬥已經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但在中國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卻同仇敵愾。」關注中美關係的智庫網站"中美印象"主編劉亞偉向BBC中文表示，最近國會出台一系列涉台、涉疆、涉港法案幾乎都全票通過，很能體現這種情況。 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貿易首席分析師馬志昂（Nick Marro）認為，當下美國，「對抗中國」是一個堅定的跨黨派議題，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罕見地統一，這樣跨黨派議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極少」。 兩位專家都用了「唯一」一詞，凸顯出兩黨候選人對中國共同的負面姿態。激烈黨爭下，所有議題都是戰場，僅僅在面對太平洋對岸中國的崛起時，才能攜手對外。媒體借用一個經濟界詞匯來形容這種吊詭情形——「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如果存在，那麼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見端倪。曾任特朗普外部顧問的前美國國防官員費爾斯伯裏（Michael Pillsbury）表示，奧巴馬執政的最後兩年裏，就制定了新的中國戰略。而且對北京的立場比特朗普上任之初更為強硬。「很多人認為，這（對抗中國）是特朗普的發明，其實不然。」 彼時奧巴馬將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資源逐步轉向亞洲，高調提出「亞太再平衡」；經濟上則團結12個國家簽訂泛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孤立中國。 那兩年間，拜登作為時任副總統八次會晤習近平，《紐約時報》援引拜登的對習近平的評語——「此人會讓我們有得忙了」。1979年來構建起的中美關係，那時或已悄然轉向。 在任的最後兩年，拜登作為時任副總統八次會晤習近平。 剝開共識 全是分歧 然而，「華盛頓共識」真的存在嗎？ 「我們當中許多人認為，以更強硬的方式對待中國的『華盛頓共識』是不存在。」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口中的「我們」是指一百多位在美國熟知中國和亞洲事務的人士，這些人去年共同發表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 劉亞偉是簽署者中極少數幾位華人之一。他指出，兩黨對待中國的方式不盡相同——民主黨人更願意分清反中不是反華人，而共和黨人則對「中國病毒」「功夫病毒」這樣充滿種族歧視的語言熟視無睹；民主黨若執政，會「團結」更多盟國一起擠壓中國，而不是「單挑」，經濟上改變單靠加徵關稅迫使中國改革經貿結構的方式，而在氣候變化甚至公共衛生問題上則會與中國合作。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認為，美國兩黨的共識停留在「與中國是『競爭關係』」，而不是「遏制中國」。他將美國對華的政治譜系劃分為三派： 馬釗表示，目前「懲罰派」聲音最響，「拯救派」最容易被忽視，三派都將中國定位成「戰略競爭者」或「戰略對手」，但是對競爭的方式和結果，尚未達成一致。 剝去「對抗中國」的一層共識，深挖下去，展露出更多的兩黨分歧，甚至連哪個國家是美國首要對手這個問題上上都不見得一樣。 民調機構蓋洛普剛剛發佈一項調查揭示，民眾眼中誰是美國「最大敵人」。受訪共和黨人中，31%認為是中國，僅9%認為是俄羅斯；民主黨人中則完全反轉，12%認為是中國，高達43%認為是俄羅斯。 換言之，拜登的選民看來，中國是美國的敵人，不過俄羅斯是更大的敵人。蓋洛普的報告據此分析，為了吸引各自選民，只要特朗普越多提及中國，拜登就有動力越多提及俄羅斯，以此塑造各自表述中的「美國利益威脅者」。 另一個有趣的佐證是，上個月美國國家反間諜和安全中心（NCSC）主任威廉·埃瓦尼納（William Evanina）發表聲明說，中國和俄羅斯等國都在使用手段影響美國大選。而兩個國家所謂的「選舉偏好」恰好背道而馳——中國認為特朗普具有不確定性，因而希望他無法連任；俄羅斯認為拜登是「反俄『建制派』」，因而「詆譭」拜登，抬高特朗普。 不過劉亞偉反駁認為，特朗普競選團隊指責中國希望拜登當選毫無根據，中國還在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使美國農民和企業獲利，而這些人是特朗普的擁護者，若中國真的要支持拜登，完全可以放棄執行協議。 傳統武術vs自由搏擊 特朗普和拜登，除了都年屆古稀，都是白人男性以外，幾乎沒用共同點。那兩個人有何不同？ 馬釗給出一個中文讀者熟悉的比喻，「拜登老謀深算，與他博弈就像傳統武術套路比拼，有一定攻防手段與目標形式，成敗在可預測和可控範圍之內。特朗普則不可捉摸，與他競技更像綜合格斗搏擊，無規則、難以控制輕重，後果有更多偶然性，風險更大。」 自由搏擊沒有禁忌，打起來雙方都不好受。馬釗梳理過去四年中美關係的坎坷，認為「中國應該覺得很疲勞與困惑，美國用組合拳、散打、打破現有共識的方式競爭，中國政府不了解美國的競爭意圖，不明白美國的利益優選項、不清楚美國政策的底線，所以到目前為止完全放棄與特朗普政府溝通，以不變應萬變。」 馬志昂乾脆把特朗普的執政風格總結為一個詞——「飄忽不定」（erraticism），而「飄忽不定」的反面就是拜登的風格。「拜登上任後，一定程度上會將確定性重新注入國際環境，就此而言是個好事。」 劉亞偉也有類似的觀察並認為：「特朗普是apprentice（學徒），還沒『出師』，敢做敢為，不計後果；拜登從參議員到副總統，跟中國打了幾十年交道，是veteran（老手），有點瞻前顧後。」 「但考慮到與中國交惡的後果，瞻前顧後並不是壞事。」劉亞偉補充道，可以想象拜登的外交團隊會更專業化，更注重政策評估及跨部門協商，更多徵求各利益集團反饋，反應在對華政策上，決策過程可能較長，不會突如其來，但政策持續時間也更長。 雖然行事風格不同，一個「飄忽不定」，另一個「瞻前顧後」，但馬志昂認為「根本上拜登還會在相同的議題上向中國施壓」，同時拜登會加強與美國盟友的聯繫，啟動一項更加協同的計劃針對中國，這可能會讓中國感覺被圍攻。如果特朗普連任，估計看不到任何形式的「反華同盟」，對於中國的全球戰略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馬釗有相似的分析，但得出不同的結論。他同樣認為，拜登更傾向於「多邊主義」，會沿著奧巴馬制定的「亞洲再平衡」戰略，著力聯合盟國與利益關切國，打造對華競爭共識。「但中國經歷過『亞洲再平衡』戰略，有一些應對的經驗，對拜登回歸傳統外交路線有更多凖備，經歷了『不可捉摸』的特朗普之後，中國更願意和『老謀深算』的拜登打交道。」 第二任期vs過渡總統 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當選後都面臨一個不一樣的四年任期。 特朗普將迎來自己的第二任期。根據以往經驗，沒有了連任壓力，第二任期總統往往會放開手腳，積累更多政治遺產。 拜登則更特別。77歲的他競逐總統，一旦當選，宣誓就職時就已滿78歲，這將打破特朗普創下的70歲就任總統的「最老總統」紀錄，第一任期後將成為美國首位八旬總統。如果再連任，他最終將以86歲高齡卸任，再次刷新紀錄。 美國媒體Politico去年底援引四名拜登競選團隊人士表示，拜登在2024年競選連任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暗示他不會再連任。但事後，拜登出面澄清，「我還沒有關於一個任期的計劃，我甚至還沒到那一步」，未確認也未否認連任計劃。 此後，美國媒體經常把拜登視為過渡總統，因此，在其競選伙伴的人選上傾注熱情，因為後者很可能成為拜登卸任後的熱門候選人。 就「過渡總統」拜登而言，專家們的意見比較一致，認為他會專注國內問題，而非中國。 「修復將成為拜登的執政核心。」馬釗認為，當選後拜登面臨的國內壓力遠大於來自於中國的挑戰，因此將集中於修補特朗普任期內造成的國內分裂與國際動蕩，對中國則有限「脫鉤」與有限合作並存，為下任總統執政留出制定戰略策略的時間。 劉亞偉也持相似看法。他表示，拜登當選後，中國並不是重中之重，要保證中美關係不再漸行漸遠甚至滑向武裝衝突，拜登政府需要重新評估過去四十年和四年的美國對華政策，為美中的互動和互惠提出新的框架。 但是至於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會如何「放開手腳」，專家們意見則產生分歧。 一方認為，特朗普可能會學習他的偶像里根總統，創造被歷史銘記的經濟成就。「如果特朗普對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依然執著，連任後應該理順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造福於美國工人階級，讓美國經濟騰飛。」劉亞偉提醒，但特朗普想做到這點並非易事，需要全神貫注，不能像現在這樣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事倍功半。 另一方則認為，如果特朗普連任，這說明選民對其強硬對華政策的認可，而繼續忽視外交慣例，將中美關係作為自身執政的輔助工具。 特朗普在入主白宮之前，曾在一檔紀錄片中接受採訪，稱他商界生涯的一大法寶就是市場越糟糕，牟利機會就越多，一個穩定的市場，是沒有賺大錢的機會的。馬釗據此估計，「特朗普會進一步充當中美關係中的攪局、顛覆、衝擊者，在混亂和疑慮中謀求最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特朗普可能會感到膽兒更足了，對中國的政策也可能更激進。」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貿易首席分析師馬志昂（Nick Marro）提醒，中美貿易戰還沒完呢，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不是因為中美解決了分歧，而是因為特朗普怕關稅會拖累他的選情，威脅自己的連任。這份壓力消失後，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施行更激進的政策。 「甚至他還會啟動一些更離經叛道的計劃，比如要求美國公司剝離在中國的投資，或者對更多中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實施更廣泛的制裁。」 超越大選：誰會改變誰？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果視線越過本次大選，馬釗總結中美關係歷史有個「週期率」——1900年「門戶開放」，1949年中美對抗，1979年中美建交，2020年的中美競爭，短則30年，長則50年，總要震蕩調整一次，而且每一次調整之後，都要持續幾十年。 面對這樣一個「新的、極其不穩定」的階段，劉亞偉建議，美中兩國應坐下來梳理「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國關係，確認合作領域，確定各自底線，確保通過協商和交流化解衝突，兩國應該也必須找到和平共處和攜手抗擊全球挑戰的路徑。「這是美中關係今後十年和二十年的發展主軸，任何偏離都會給中美兩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衝擊甚至災難。」 站在中國的角度上，馬志昂認為，長期來看美國將對華將保持敵意，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包括新疆、香港和台灣問題，國際社會對這些問題反對聲日益高漲。他建議，修復中美關係，最終取決於中國自身政策改變，不僅是在上述三個議題，還包括經濟改革和「戰狼」式外交等方面。 馬釗的建議則大相徑庭。他認為，從歷史經驗出發，中國的任何改變都源於中國內政的成功或失敗，美國可以加速或阻礙這些改變，但是美國不可能根本地改變中國。同樣的，真正能給美國造成危機的只有美國自己，中國的挑戰不在於中國能替代美國，而是中國發展中的成功的一面恰恰彰顯了美國自身制度的不足，侵蝕了美國「山巔之城」的光環。 紐約時代廣場戴口罩的街頭表演者 8月27日，共和黨代表大會之夜，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在介紹他出場時說，「華盛頓沒有改變特朗普，特朗普改變了華盛頓」——若干年後，當人們回顧歷史，觀察當前的美國，這句話可能恰如其分。 但分析人士眼中的「改變」與伊萬卡眼中的或許不同。 「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很可能成為歷史的分水嶺，在中國脫鉤問題上，他的做法留下的長長陰影將束縛他的繼任者。」布勒哲爾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讓·皮薩尼-費裏撰文表示，儘管在特朗普當選前，雙邊緊張局勢已時有顯現，但兩個國家經濟金融上緊密融合，很少有人會談「脫鉤」。四年後，從貿易到技術再到投資，脫鉤在多個領域已然開始。 白宮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夏德羅（Nadia Schadlow）則對其里程碑意義劃分得更為明確，「特朗普的任期將作為世界從單極模式轉向大國競爭模式的時刻而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