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國深水區經濟改革 百姓利益應為先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國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引起了中外媒體對中國改革效力的關注，BBC中文網記者就這一問題採訪了經濟領域的中外學者專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在三中全會上舉手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國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一公布，就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 路透社報道稱，《決定》議題廣泛，談到了多個領域的改革。《金融時報》指出，這是中國執政黨「過去10年來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 法新社說，中國執政黨希望讓私人部門發揮更大的作用.美聯社發表文章稱，《決定》鼓勵通過競爭使經濟更具效益和生產率，要利用市場力量配置資源。 關於今天「經濟放權」和「政治授權」的中國模式，中國改革的效力，路透社援引美國財政部一名官員的話說，他相信中國改革會持續出現進步，但問題是這種進步的程度和速度。 深水區瓶頸問題 聖安德魯斯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高級講師吉姆·金(Jim Y. Jin)接受BBC中文網記者採訪時對三中全會的召開後決議政策的頒布表示，中國既有以罕見速度積累了巨大財富的精英集團也有普通老百姓。 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說法 他說，前者通常是改革過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目標是資本最大限度增值，因而需要低工資、低稅率、低監管的自由市場，但這與工薪階層共同富裕的願望是根本矛盾的，所以中國改革真正的深水區是這些利益集團和老百姓之間的權益分配。 吉姆·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差距分化，收入不平等，中國現在的改革，問題不在於瓶頸，而在於政策方向，很多政策在制定時多偏向富人，沒有考慮老百姓，但經濟開放要為人民服務，不能成為為有錢人開脫的理由。 歐洲央行經濟顧問言訥·奧屯巴斯（Yener Altunbus）對BBC中文網表示贊同這一觀點。 奧屯巴斯認為，中國改革的最大問題是收入不平等，低收入群體作為一個集團也會影響到其他集團的利益，可以制定一些具體的政策（比如合理稅收）來使個體集體變富，同時他們應該使用這些政策來幫助弱勢群體，而富人在這個問題上也應該有擔當。 縱觀中國經濟近三十年，從農業到製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居民對消費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出口轉向內需的壓力也在增加，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加劇，國內外市場的開放度和凖入度在中國經濟改革中都是重要議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顧問邁克·維根斯（Michael Wickens）對BBC中文網記者說，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裏經歷了非凡的崛起，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中國的原始內需為數較少，所以政府會通過降低員工工資來降低產品生產成本，由此降低產品價格，帶動外部需求，以此造成收入不平等。 維根斯說，一個國家能夠維持發展的唯一途徑應是創新，帶動外部需求的提高不一定要採用降低工資的方式，創新就可以提高外部需求。 授權市場發展空間 在三中全會召開之日，商務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馬宇曾對BBC中文網記者表示，中國經濟很多行業裏的壟斷格局對整個經濟和所有消費者的影響都非常負面，無論是為了國家安全，還是為了發展民族經濟，或是為了保持國有經濟主導權，包括銀行、保險、電信、能源、交通、運輸等，只有把市場凖入打開，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發展才有空間和活力，也才能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國人的生活越來越與國際社會接軌 但是歐洲央行經濟顧問奧屯巴斯有著不一樣的意見，他認為美國實行市場經濟，但是他們的政策也高度受控。 奧屯巴斯指出，市場並不一定能夠最合理地分配資源，如果市場是透明的，那麼金融危機便不會發生，金融機構就不會發生任何問題，而事實是我們現在問題重重，所以，經濟上放權，市場經濟自由化發展，同時政府在經濟決議時給以控制把關，這是合理存在的。 關於如何避免快速發展和政府更多控制可能會遇到的宏觀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顧問維根斯認為，相比於西方政府只在短期求穩的時候採用刺激消費的做法，中國政府對生產和生產方式有更多的控制，但中國目前並無能力滿足消費品私人需求的大幅增長，需要進口更多，這將使國際收支狀況變糟，而且如果商品短缺或勞動力需求增加，就會有通脹的危險。 維根斯說，為了避免這類問題發生，中國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刺激消費，而是通過允許私人部門提供消費品來緩慢移除對於產品的中央控制，但這需要投資和金融的參與。 中央集權的方式通常會導致價格和數量錯位，價格或高或低，空缺或失業等暫時的分配不當，很難管理這樣的變化。西方國家的市場力量允許價格調整以合理分配資源，這可能會給中國經濟管理方式帶來根本轉變。 改革效力和百姓利益 吉姆·金認為，中國改革已獲得的效力正是市場自由帶來的資本升值最大化，也就是GDP的快速增長，而付出的代價是勞動者低工資低福利，甚至安全無保障（如食品、拆遷、環境等）。中國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公平、舒適和安寧的社會，現在媒體熱議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實質是追求GDP的延續。 有意見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應是改善民眾生活而不是單純追求GDP 從統計規律來說，富人總是少數。中國13億人，資源有限，短期內人均收入不可能趕上發達國家。即使拼命追求GDP，達到人均較高水平，生活環境和質量也必然相差甚遠，名不副實。 具體地說，針對國內農村地區的土地產權，應該確立村民對土地的集體產權。所有城鄉私人房產應實名登記，按照英國的經驗，可按照房價和持房數征收累進稅（首套平價房不交稅），政府將所得房稅款用於建造廉租房；同時政府應限制資金外流，使賣房者投資股市，促進企業發展。 社會福利方面，實行基本醫療免費，公立中小學全部和大學大部分免費，平等的社會養老金等。這些費用應來自減少政府行政開支和改變數萬億美元外匯盈餘的用途。既然外匯存款取之於民，就應該用之於民。國民使用外匯時交給銀行的人民幣，應當計入特殊賬戶，填補低收入階層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財政漏洞。 吉姆·金認為，中國應改變「GDP優先」為「老百姓生活優先」，特別優先提高底層生活水凖，參照歐洲的福利和稅收制度，避免照搬最近30年的美國模式。立足於老百姓的改革，應當規範市場，照顧窮人，減少貧富差距。 關於改革效力，歐洲央行經濟顧問奧屯巴斯表示，任何政府政策的實施需要一段過程，並不意味著立竿見影。 他指出，中國在全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如果決定太快，得到的結果可能並不是原先想要的，現在中國甚至比西方一些國家還富裕，按照這個發展速度，同時也承受著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壓力，穩步向前，最終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結果。 （撰稿：凡尼 責編：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