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屆六中全會有什麼看點?
中共18屆六中全會10月24日將在北京召開，並審議兩個文件：《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外界或許好奇，當下中國面臨內外眾多嚴峻挑戰，何以一年一次的中央全會竟然會如此閒情逸致地聚焦黨務?
六中全會：從嚴治黨制度化 中國每年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會議。一個是年初的人大、政協「兩會」，一個是年末共產黨的中央全會。 兩者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在於「兩會」面向當下，而中央全會既著眼於現實也著眼於未來。比如十八大以後的三中全會推出全套改革方案，需要幾年來完成。四中全會提出以法治國，更是長期目標。五中全會則是討論五年規劃。所以六中全會雖然對外宣稱聚焦從嚴治黨，但同樣也是立足當下、布局未來，最主要的體現就是從嚴治黨的制度化。 十八大以後，從嚴治黨已經成為「四個全面」之一，被視為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理論創新和突破。其實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假如把這個因素排除，中國模式還剩下什麼?所以中國面臨的所有問題都不是問題，只有黨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正如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所說的：「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只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 應該說四年來的從嚴治黨特別是反腐已經使中共在民心和全社會的信心上暫時止跌回升，但許多措施更多的是治標應急之策，一方面這些措施需要制度化、規範化，另一方面還需要治本之方。六中全會所要申議的兩個文件就是這樣一種嘗試。中共把一種好的辦法制度化是從鄧小平開始的，並一直傳承下來。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政策可以延續、整體保持穩定和發展的因素之一。 從嚴治黨面臨的嚴峻挑戰 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有效地樹立了新領導集體權威、贏得民心，但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官僚體系普遍的積極性下降甚至故意的消極不作為，也有部分官員出於規避風險不敢作為。如果說在制止官員亂作為是成功的話，在調動官員合法有為方面則還遠沒有開始。 從歷史上看，官僚體系的質量往往決定著一個朝代的命運。中國的皇帝事實上是要和官僚體系分權。雄才大略、能量非凡如毛澤東者，在和官僚體系的鬥爭中也是輸家。 所以對於中共而言，如何在從嚴治黨的同時能夠令整個官僚體系重喚活力和動力是非常重要的艱巨任務。 放眼全球，沒有一個國家是依靠信仰的力量來吸引人才，人都是跟著資源走的。哪裏有資源，哪裏就有人才。各國吸引人才也無不是依靠提供豐厚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信仰的力量也已經相當弱化，剩下的唯有利益。中國固然有官本位的傳統，但假如不能提供與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報酬，也同樣無法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但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還有另一個道德傳統，官員不是普通人，奉獻和付出是理所應當。如果從利益出發調動積極性，會引發社會反彈，更會被質疑一向高調宣傳的共產黨的先進性。 可以說如何在出台令官員有效作為的政策與悠久的道德傳統之間尋找到平衡點是相當大的挑戰。這種平衡自然不會一個六中全會就能達到，至少人們期待這個全會能夠有導向的信號出現。 六中全會與權力監督 習近平非常強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距，不會有任何人想改變。 和西方不同，中國是一黨執政，這是幾千年來只有一個政治中心傳統的繼承。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合理性。這在中國漢字的結構中也有所體現：一個中心是「忠」，兩個中心就是「患」。歷史上只要有多個中心，必是天下大亂、民眾朝不保夕、流離失所之時。然而，正是由於一黨執政，能否有效監督就成了體制可否長久良好運作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黨內監督條例需要被外界格外重視的原因。至少從目前十八大以來的四年看，這種監督還是有效的。 嚴格說來，中共並非不存在外部監督。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這種監督無時無處不在。去年的天津大爆炸，多數中國人第一時間知曉是通過微信而不是官方媒體。想掩蓋一個事實從理論上和技術上講都已經不可能的了。這就對中共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迫使中共與時俱進，精力放到預防問題和解決問題。再就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已經加入100多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簽訂近300多個國際條約。中國自然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比如世貿組織，中國既可以通過它維權，也得接受該組織對中國的約束。總體來看，這個監督條例不妨看作是對外部客觀監督的一種回應。 至少從西方兩個預言來看，中共的適應能力還是非常強大。西方曾預言中國加入世貿將會導致崩潰（現在中國崩潰論者則認為加入世貿這種千古難逢的機會不會再有），也曾預言中共將會在互聯網時代垮台。結果中國是加入世貿的最大贏家；中共對互聯網適應的也不錯，不僅提升了自己的治理能力，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中國有四家，在互聯網的應用上中國還走在歐洲的前面，在網絡金融、交流平台（如微信）更是勝美國一籌。 六中全會無關人事 由於六中全會是十九大前的最後一次，外界自然會把目光聚焦到人事。 首先要確定的一點是中共的任期制將嚴格執行下去。習近平非常強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距，不會有任何人想改變。 第二，當然是誰將最終成為新的常委。關於這一點，外界已有很多猜測。其實大致的人選人人皆知。 因為中共的人才選拔已經制度化和標凖化：一需是政治局委員，政治局一共不過二十五人。二是年齡限制。能夠符合這兩條的人選不過十人左右。這也是中共人才長期培養、梯次選拔的結果。當然，最終還是只有等到明年十九大才會揭曉，六中全會顯然不可能承擔這樣的職能。如果說六中全會對未來十九大有什麼影響，哪就是對新人有了更高的黨內標凖。至於西方有評論者認為習近平將利用十九大安置自己人以便更好的行使權力，這只能是主觀猜測而已。眾所周知，十八大是各方共識的結果，十八大人事安排並沒有影響習近平強有力的施政，十九大也仍然是如此。 但需要說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和俄羅斯大為不同。由於任期制和彈性的集體領導體制，對人的依賴性已經大大降低。俄羅斯至今仍然是沿襲歷史上的強人政治：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主政時，俄羅斯是普京，胡錦濤時代俄羅斯仍然是普京，到了今天還仍然是普京。 所以雖然人事很抓眼球，但對於真正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講，人事已經不是中國體制的核心。畢竟，哪怕最高領導人不勝任，還有集體來補充，還有十年任期制進行更換。 問題不可怕，不能解決才會導致政治風險 今天的中國內外都面臨著考驗：經濟下行何時到谷底，經濟轉型何時見成效，國企改革如何深入，桀驁的房地產何時馴服，貧富差距何時縮小，外部的衝突與摩擦何時消彌等等。客觀而言，中國的內外問題相對並不突出。比如中國是現在唯一一個沒有捲入一場或兩場戰爭的世界大國。 中國也沒有難民危機，應對恐怖主義的表現也明顯優於西方。事實上，中國的任何問題都無法和英國脫歐、歐盟一體化的倒退、法國的恐怖襲擊、德國的難民危機、美國的特朗普、日本三十年的停滯相比。 不過相對於西方， 中國的真正考驗不是問題，而是假如問題不能解決導致的政治風險。中國體制的特點是政黨命運和體制結合在一起。中共之所以常講亡黨亡國就是事實求是的自我警醒。西方一個政黨表現不好或者解決不了問題，只要政黨輪替，矛盾就會轉移，不滿就會緩解。但中國的體制沒有西方制度這個功能。當然這個體制的優勢在於會盡量把問題消滅在萌芽之中，解決問題的動力和壓力也要大於西方。比如今年3月瀋陽市出台大學生零首付買房政策，不過一天就被叫停。但在美國類似政策就長期化直至引發次貸危機。 中國的問題不管怎樣都需要中共給出答案。但這個具體的答案肯定不會在六中全會上。應該說在面對如此之多挑戰的同時中共卻要在一屆全會上專門討論黨務，本身就說明了中共應對這些問題的信心和方略。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場和觀點） 網友留言 客觀分析了問題，沒錯，中國的真正考驗不是問題有多大，而是假如問題不能解決而導致的政治風險，中國腐敗問題如不加以很好解決，最終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聚焦從嚴治黨，從小事細節規範用權，及時予以規範，嚴防小錯鑄大災，如果真正能很好落實，對於黨的腐敗問題會有不錯的解決。 挺客觀的。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