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辑：让我们无法移开视线的照片
“如果有能力做到的话，为什么不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新闻报道中呢？”英国摄影师唐·麦库林（Don McCullin）在2014年接受BBC文化频道（BBC Culture）的采访时说。当时，他谈到了自己1961年决定去柏林的经历。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委派他前去。
一家黎巴嫩人离开烈士公墓，贝鲁特，1976年。麦库林确保自己离拍摄对象足够近，这样人们就知道他在拍摄他们。他用这种方式获得拍摄者的默许（Credit: Don McCullin/Tate） 在临时搭建的阻隔墙正被武装检查站和混凝土所取代时，麦库林到此开始记录柏林墙的修建。那些照片帮助他开启了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随后把他带到了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和北爱尔兰等地的冲突地区。不过现年83岁的麦库林已经退休，改为拍摄英国的风光照片。麦库林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一些场景可能会让很多观看者感到极度不安，如体格明显呈现出饥民特征的儿童、被处决前受尽折磨的男子、哀悼逝去的至亲的家人等，但麦库林没有退缩。 在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的一个最新展览上，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其中超过250张照片是由摄影师本人在他自己的暗房里冲洗出来的。虽然很多照片令人感到揪心，但这些照片有种东西让人很难把视线转移开。在一定程度上，麦库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不知何故，仅仅因为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成了一个共同体。一旦看到了，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 这种亲密感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泰特展览引用麦库林的话说，“除非你敢于冒险，否则我不相信你能看到超越边界之外的东西。我多次直逼陷阱，与危险零距离接触。如果你想看到并展示苦难的真正含义，那里就是唯一的地方……看，看别人不忍心看的，是我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生活。” 扔手榴弹的人，越南顺化，1968：顺化之战是越战中最漫长、最血腥的战斗之一（Credit: Don McCullin/Tate） 在一张拍摄于1968年越南的照片中，一名男子朝空中扔了一个东西，与运动员的投掷动作令人不安地相似。然而，照片旁边的说明却清楚阐述了这个扔手榴弹的姿势背后的事实真相。据麦库林称：“他看着像奥运会上的标枪运动员一样。但5分钟后，他扔手榴弹的那只手就被一颗子弹打得彻底变形，像又短又粗的花椰菜一样。” 照片的单行标题或个人的肢体语言传达了丰富的内涵。其中一张照片是麦库林1968年在比亚法拉（Biafra）拍摄的。当时，这个从非洲尼日利亚分裂出来的新国家（只存在了3年）与尼日利亚政府之间的战争造成了一场人道危机。照片中，有一群7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每人额头上都粘着一张纸。照片的说明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选中活下来的人”。另一张照片也拍摄于那场内战期间，也是1968年。在这张照片中，一名身着军装的男子俯身靠近另一名士兵，他手掌的动作像是两人在亲密交谈。那名士兵尽管看似面带微笑，却并没有在听。在照片的描述中，麦库林解释说：“我看到这名指挥官弯腰和一名已经阵亡的士兵说话，就像他还活着一样。他在赞扬这名士兵的勇气，并代表比亚法拉共和国感谢他。这一幕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惊恐。” 经历炮弹轰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顺化之战，1968。麦库林拍了好几张这名士兵的照片，并称这名男子眼睛都没眨一下（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震惊与悲伤之间那种紧张的平衡解释了麦库林很多照片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在塞浦路斯的一个土耳其村庄拍摄的一系列照片，让我们直面巨大的悲痛。麦库林在照片描述中说：“我身上沾上了面前两名男子温暖的鲜血，实际上，那是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突然，一群悲痛欲绝的人来了……一个女人尖叫起来。其中一名死者是她新婚的丈夫。”麦库林请求他们同意拍照，得到许可后，“我就开始非常严肃、认真地构思照片。那是我第一次拍摄意义如此巨大的照片……我觉得很难不流泪。” 197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杂志将麦库林派往北爱尔兰。那里的武装冲突，后来被称作“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往往发生在居民区的街道上，一方是天主教徒，另一方是新教徒。在麦库林北爱尔兰冲突的其中一张照片中，一群小男孩逃离英国士兵扔来的催泪弹，翻过一堵画有涂鸦的墙。这张照片看着像是在战壕里拍摄的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另一张照片中，一名不合时宜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天主教徒举起一块木棍，抵御携带防爆装备的士兵。照片提供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全知视角，让我们能够看到双方躲在拐角两侧的墙壁相互对峙。 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博格赛德，1971：“在当时，如果说暴力冲突还要再持续25年，是简直不可思议的”（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麦库林认为，把视线集中在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人和事上很重要。展览引用他的话说，“你必须成为目击证人，不能转头看向别处。”他也不打算站边，偏袒任何一方。他拍摄的越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照片，是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令人不安的记录。而当时，医学和心理学界对PTSD尚未有充分认识。 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紧迫感驱使着麦库林如此做。“我们不能，也决不能允许自己忘记世间所有人都可能对自己的人类同胞犯下可怖的暴行。”即便记录的是无法形容的恐惧，他也希望能够说服我们继续观看。“这些通常是有关暴行的照片……但我想为那些照片中的人发声，我希望在人们看到照片的时候，这个声音能够吸引他们停留得稍微久一些，这样他们离开时带走的不是一段骇人听闻的记忆，而是一份有意识的责任。” 无家可归的爱尔兰人，伦敦、斯皮塔佛德，1970：在2012年的一部纪录片中，麦库林回忆称在拍摄这名男子时，他觉得此人看着像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麦库林也记录了其他类型的战场。展览引用他的话说，“有些值得拍摄的社会战争。我不想鼓励人们认为只有战争悲剧，才需要摄影。”他1970年在伦敦拍摄的一个无家可归的爱尔兰人的照片，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在照片的描述中说：“我不是以摄影师，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拍照。我努力平衡自己的角色。此时我不是以摄影师，而是以一个人，一个男人的身份拍摄对方，摄影与此无关。摄影只是我学到的一项技能，一种与人交流的方式。” 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一个地处伦敦金融区边缘的地区，流落街头的人成了麦库林的拍摄对象。他还把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英格兰北部的群体，他们一直被限制工业化的政策所忽视。在其中一张照片，一名女子推着婴儿车穿过一个如同遭受世界末日毁灭后的荒野。在另一张照片中，一名男子推着一辆婴儿车，婴儿车里坐着他儿子，一个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的大男孩。 身着盛装的黑帮大佬，伦敦芬斯伯里公园，1958。一名警察遇害后，媒体选了麦库林拍摄的当地黑帮照片发表（Credit: Don McCullin/Tate） 麦库林不仅仅选择在距离上接近他的拍摄对象，无论是对失去家人的伤心欲绝者、士兵还是社会边缘群体，他都满怀同情。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埃文斯（Harold Evans）称他是“扛着摄像机的良心”。他深深理解自己拍摄的那些人。他的父亲在他14岁时死于一种慢性病。他在伦敦一个二战期间被狂轰乱炸过的地区长大，家境贫寒。他说自己理解很多拍摄对象：“我知道我拍的那些人的感受。这不是因为‘我可能和他们一样’，而是因为‘我根本就和他们一样’也经历过类似遭遇。” 在这场摄影展上，最早的一张照片拍摄于他童年时生活的芬斯伯里公园。“我是偶然走上摄影道路的。一个警察在我住的那条街的尽头停下了脚步，一个人用刀捅了他。我就这样成了一名摄影师。我拍过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帮会团伙。不是我选择了摄影，似乎是摄影选择了我，但50年来我一直忠于这份职业，为了它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 唐·麦库林摄影展将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持续展出至2019年5月6日。 请访问 BBC Culture 阅读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