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停火谈判期北京启动高级别知识产权法庭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1月1日启动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专利等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这是中国首次设立专门法庭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并把“重大、复杂”案件的一审民事和行政案件升级到高等法院审理。
盗版光碟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是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猖獗，令美国损失了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启动，正值中美两国90天贸易战停火谈判的敏感时间。 这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制度上的历史性突破”能否真正起到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并解决美国长期诟病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缺陷？ 地方保护 在纽约查获的中国假冒产品。 刚成立的知识产权法庭是中国高等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主要审理专利、计算机软件等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上诉案件。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地方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即先在中级法院完成一审，上诉之后到高级法院；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既是初审法院又是上诉法院。 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庭长由最高法院副院长罗东川担任，他说，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是为了统一专利等案件的审判标准，是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制度上的历史性突破。 罗东川在发布会上说，“（知识产权法庭）允许当事人将案件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由一个审判机构来确保裁判尺度和标准的统一，能够直接把最高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图、要求加以落实。” 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7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将近20万件，比2016年增加了四成，其中包括大量的网络盗版、商标侵权等案件。随着高新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增多，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的专业顾问舒明德（Paul Schmidt）主攻中国知识产权业务，他认为，在高等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有助于扩大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团队，对相关案件作出审理和裁决，尤其在处理复杂案件上。从这点来说是中国法律的提升。 另一方面，把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上升到国家层面有利于避免地方腐败。舒明德对BBC中文说，“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保护当地特定产业，给法官造成压力。把案件的审判转移到国家层面能避免法官倾向于保护当地产业。”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孙皓琛对BBC中文，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是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专利领域。因为专利案件涉及的赔偿额度非常高，企业一旦败诉，对地方经济打击巨大。 困难依旧 仿冒品牌的鞋在中国公开销售（资料图片）。 但是，舒明德强调，要真正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困难依旧巨大”。“（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只能起到助力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17年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全球约有八成假冒产品来自中国。舒明德说，这些行为已经是老生常谈，不断发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症结在于执法薄弱。孙皓琛分析，中国对审判结果的执法主体是行政机关，比如，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履行《商标法》的侵权案件，版权局履行《版权法》的侵权案件。他认为，今后要逐步削减行政机构的执法权力，鼓励通过法院执法。 舒明德说，要履行执法，有“非常多的事情”必须办到。比如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增加处罚金额，加强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定罪，更好地培养执法人员，大幅度减少腐败等。 “不仅仅针对每年少数几单案件，而要对成倍多的案件加强行政执法。” 另外，孙皓琛说，中国有些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非常笼统”，立法机关应该在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执法经验下，尽快更新和完善保护标准。 他举例说，《版权法》下的“合理使用制度”目前只包含12种例子，而实际案件涉及的情况早已超过这个范围，因此需要对条文“精细化处理”。 高难度案件 今年5月，美国根据该国的《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展开“301调查”，结果认为，中国长期通过强制技术转让、黑客入侵等方式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 孙皓琛说，“中美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产权法庭的建立。” 新设立的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主要审理七类上诉案件，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和垄断等民事案件和行政处罚。 这几类都属于涉及高新技术的专业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美国金理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副教授王昶认为，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将会审理“重大的、疑难的、涉外的、涉及高新技术的和有潜在政治含义的案件”。 他对BBC中文解释说，过去知识产权法律是没有政治含义的，但现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争端开始显现，和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相关的法律领域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带有政治含义。于是，在中国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下，需要有更高级别的司法部门统一作出考量，这是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自然发展的结果”。 美国影响 王昶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受到普通法系，尤其是美国法律的影响。 中国的三大知识产权法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借鉴外国司法体系的成果颁布的。在美国，专利案件都有专门法庭审理，比如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法律的发展是一个参照。” 王昶说，当北京等地于2014年成立知识产权法院之后，需要有一个上诉法庭来处理上诉案件，于是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成了必然结果，标志着“把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成熟的法律领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