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出口转内销”能否将中国外贸企业拖出困境
对外贸易遇到麻烦，国内消费来救。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令全球很多货运暂停。 中国国内疫情消退，消费逐渐回暖，但外贸还在承受海外疫情带来的二次冲击。 中国发布最新政策支持“出口转内销”，将针对欧美等国的产能导向国内市场，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外贸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家电下乡”、展会等一系列政策托底外贸。这一次，同样的策略却面临着全新的阻力。 “两头在外”企业的独特困境 疫情中，中国经济受打击最大的部分之一是制造业，制造业中受打击最大的是“两头在外”的企业。 所谓“两头在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两头在外”后面还有半句“大进大出”，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原材料大量进口，在中国加工后，成品全部运到海外销售。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避免了在国内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竞争。 坏处则是，中国企业成为产业链上利润最薄的一环，品牌、原材料、销售都在国外，中国只能挣取微薄的加工费。 更大的坏处则在这场疫情中显露无疑。疫情最严重之时，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就已警告，“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将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几乎全部发生疫情，国际市场需求明显萎缩，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大面积停摆，企业在手出口订单被延期或者被取消，新增订单同比下降；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受阻，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存在困难。 出口转内销 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官方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出口转内销”。 但凡成立时间比较久的企业，想必对这一幕并不陌生。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面临相似的困境，大量外贸订单一夜之间消失，东部沿海大量制造业产能遭到闲置。 12年前相似的困境下，政府也提出“出口转内销”。2009年，在外贸企业云集的广东，先是深圳举办粤（深）港外贸内销商品展销会，广东省接着办了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博览会，历史悠久的广交会也在那一年首次开设出口转内销的板块。 中国某压合板厂生产线上的工人 然而，无论是12年前还是当下，“出口转内销”都不是无缝衔接。 企业首先面临国内与国际不同的市场规则，比如外贸企业长期按订单生产，缺乏国内市场营销经验和专门的团队，品牌国内认知度不高；再比如，市场结算模式的差异问题，内销通常采取赊销模式，先拿货、后付款，外贸企业的资金情况可能不适应。 中国的政策主要着力解决的也是这部分困难。 中国国务院出台多项支持出口转内销的政策，包括简化产品认证、企业办税程序；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信贷支持。 中国商务部还表示，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时，将出口转内销产品纳入活动范围。 市场增量在哪里？ 中国夜市。 困难还不止于此。路透社的分析指出，从市场的角度，大量的转内销产品供应要挤进供需已近饱和的国内市场，必须通过国内有效需求的新增来消化。 换句话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已不像当年有大片的空白，各个领域都有国产品牌崛起，出口转内销并不容易，即使成功，也是与国内产能此消彼长，对经济大局提振有限。 但如果仅看数据，中国的消费市场似乎远未饱和。 就居民消费支出而言，2017年占GDP的比重为39%，不仅远低于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和韩国（47.8%），甚至低于印度的居民消费支出水平（59.1%）。 以汽车为例，美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差距很大。 中国的消费市场似乎远未饱和。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也是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解释，这是因为消费增长的过程中碰到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结构"鸿沟。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 根据王建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不久前的中国两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称中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在侧面印证了"二元结构"鸿沟的存在。 高收入人群是中国上一轮消费增长的主动力。过去10年间，这部分人口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过去两年，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主要群体还处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需求没有被释放出来。 在王建看来，如果不突破这一鸿沟，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消费。 这一轮危机中，消费想再次接棒外贸，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需要完成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的跨越。王建认为，途径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不仅可以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而且可以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所以未来15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