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犯条例》到《国安法》 香港商界为何反应迥异
中国两会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美国宣布对香港进行制裁。中国政府的强势举动，使不少香港人愕然，甚至亲北京的建制派中，也有人不得不承认意料之外。
香港立法会附近的高楼大厦里，集中了很多知名跨国公司。 香港的商界大亨们，却没有过多犹豫，快速公开表态支持国安法。即便在美国宣布要对香港采取制裁行动后，纷纷表态的香港商界人士依然认为，国安法为香港的未来带来稳定预期，长期而言有利于香港。 但去年因为反对修改逃犯条例导致的社会动荡之中，香港商界大亨们却没有这么决断，他们之中大部分态度模糊，似乎既不想惹恼参与或同情示威的香港人，又不愿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北京。 从《逃犯条例》到《国安法》 ，香港商界为何从模糊站位到清晰表态？ 香港商界对国安法的清晰表态 在舆论的印象中，“四大家族”为主的香港富豪们，几乎等同于香港商界。他们无论经济体量，社会影响力，都被视为香港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以2016年为例，香港十大富豪总家产就相当于香港GDP的35%左右，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十大富豪大多出自四大家族或和其有关。 中国人大宣布制订香港《国安法》消息当天恒生指数大幅下跌，但随后持续反弹。 他们的意见和声音，这次非常一致。 5月，中国召开全国两会，会上公布，中国全国人大将制订香港版国安法。此举几乎瞬间推高香港泛民主派的反对声浪。 甚至连建制派的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表示，这一举措“真的出乎意料，之前从未听过中央有如此想法”。 但几乎在一周内，香港四大家族通过不同渠道表态支持香港版国安法。 香港首富、长江集团创始人李嘉诚表示，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有权责，大家不必过份解读。通过《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其长子李泽钜也表示，香港目前处于政治动荡和营商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希望相关草案能够稳定香港，助社会和经济恢复正常。 四大家族的另外三家，表态也如出一辙，都在强调“稳定”。 恒基兆业集团主席李家杰表示，制订“港版国安法”，为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若失去和平和稳定，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香港的经济地位也难以保存。 新地集团主席郭炳联称，订立“港版国安法”可有效缔造香港安定有序的投资、营商和社会环境。 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称，相信有关法规会为本港建构更平和的营商环境和社会气氛。 作为外资金融机构的代表性公司，汇丰和渣打银行也都在其后表态支持香港版国安法。 相比之下，一年前的反修例示威运动中，香港商界的态度则暧昧的多。 去年8月16日，李嘉诚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一版贴出“黄台之瓜，何需再摘”，另一版写有“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图中有表示“禁止暴力”的插图，顶端印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字样，中间两边写着“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等字眼。 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的模糊态度在随后的讨论中可见一斑——香港蓝营（亲北京）认为，李嘉诚在指责暴力的示威者，搞乱香港；黄丝阵营（泛民主派）则认为李嘉诚其实指摘的是香港警察过度使用暴力，而诗句原义为劝告武则天不要把自己的子女赶尽杀绝，被认为在指责特首林郑月娥。 其他香港富豪则多以捐地建公屋的方式回应，而非直接表态。 一年之后什么改变了？ 相比《逃犯条例》，香港版国安法影响更大，但香港商界大亨却从模糊站位变为一致的清晰表态。 受访的经济学者表示，从利益分析并不难理解。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Chatham House）资深研究员夏添恩（Tim Summers）曾任英国驻香港领事和驻重庆总领事。他向BBC中文表示，对企业来说，去年逃犯条例的立法，为在内地做生意的商业人士带来了特定风险，这成为香港商业团体反对这一条例部分原因。 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已在香港引发多次示威。但和反修例示威不同的是，香港商界纷纷表态支持制订国安法。分析指商界对逃犯条例的担忧远大于国安法。 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主席佘继标曾向BBC中文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以前在大陆经商有很多“潜规则”，可能需要向个别人士送礼，甚至付费帮他们的子女到外国读书游学。这些过往行为可能会被利用，指控港商涉及贪污、行骗，再以《逃犯条例》把他们移交大陆。 佘继标举例，很多港商多年前以几十万、几百万元人民币购入的厂房，现在已升值至数以亿计，这些香港老板身在香港，继续放租供其他大陆公司经营。他担心，很多内地地产商可能会与地方政府合谋，利用《逃犯条例》移交，继而强迫他们以低价卖出厂房。 相比之下，夏添恩认为，“国家安全法的情况则不然，因为国安法并没有威胁到企业的具体利益。”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则认为，商界人士纷纷表态，一部分是真的这么想，也有一些是在中国内地有商业关系，不表态也不行。 “但在去年社会运动中，如果表态支持（北京），他们的门店和利益在香港受到破坏的比较大。国安法比较强势，这种受到破坏的担心少了一些。”庄太量称。 夏添恩认为促使香港商界态度转变的第二个原因是疫情对经济的打击。他表示，过去一年来，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因为社会动荡而面临挑战，有的企业希望国安法可以减轻负面影响，尤其是考虑到疫情过后逐步恢复时的挑战。 “商业逻辑中唯一希望是赚钱，赚钱需要社会稳定。”庄太量表示，经历了去年的动荡，商界寄希望于稳定的环境，以实现复苏。 商人的忧虑 香港商界对国安法的态度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此法有助于香港稳定，也有人认为该法会破坏香港传统的自由和商业环境。 尽管香港商界对国安法表达支持，并认为此法有助于香港稳定。但香港民主派人士则认为，该法恰恰会破坏香港的商业环境。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同为商界富豪的黎智英近期向BBC表示，一旦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将会是“香港的末日”，破坏法治和自由。“没有法治，这儿做生意的人得不到保障，如果想在这做生意，唯一方法就是要贿赂那些有权控制他们的官员。” 在香港数量庞大的美国商户感受也不尽相同。香港美国商会对在港180家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53%的美企对香港版国安法“非常忧虑”，30%比较忧虑，16%左右不担忧。 香港美国商会表示，很多会员企业理解对国安法的需要，但是同时担忧，比如中美关系因此恶化，香港的税务环境会因此改变，以及最终香港营商环境恶化。 香港美国商会援引会员企业称，该法本身可能不会伤害企业经营，但其他国家因该法对中国乃至香港实施的打击措施，可能伤害企业。 但也有企业称，大部分在港美企在中国待过，“如果我们的业务在北京、上海这些更威权的规则下能够成功，那么即便香港实施国安法，我们的企业也理应在这里能成功。” 夏添恩评估，国安法不会对香港商业领域的法治，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产生影响。目前来看，人们会有很多紧张的情绪，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着看国安法的细则，以及如何实施。 “当然，美国的反应很重要，这可能会对美港经贸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使香港经济和企业对内地的依赖性增加，而不是减少。” 商界背景的香港自由党主席钟国斌公开表示，商界担忧美国会制裁香港，相信美国会视根据最终港区国安法的细节才会进一步行动。而香港夹在中美博弈之间，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只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