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从柴静到PX 再谈”污染“经济学
几乎与“PS”的影响力一样大，“PX”俨然成为了近年来国内环境污染的“代言词”。
这是古雷石化项目投产两年多时间里第二次发生爆炸事故（图片来自微博） 距离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调查刚过去还不足1个半月，福建省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再度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事件是严重的，人民是紧张的，外界是愤怒的。”很多数据可以说明：“福建消防总队调派厦门、龙岩、泉州等赶赴现场；南京军区175医院出动数名专家携带防护服和防毒面具抵达；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防化部队已先期派出某师防化营120人、5辆洗消车，携带200套防毒面具前来救援；转移群众1.4万多人。” 到目前为止，时间已超过了30个小时，最新消息是，被扑灭的储油罐再次复燃，不过整体上火势基本得到控制。 从群众聚众抗议，到近年来PX屡屡爆炸，再到谈“PX”闻之变色，官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已然纠结数年，到今天，这个心锁依然悬挂，急需解决。 正因如此，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PX无不充斥着博弈、争执与杂音，这里边围绕着经济转型、地方利益以及部委职权等也“纠缠不清”。 复杂中国太复杂，PX表现的一览无遗。 外界的共识是，中国经济急需转型，比如低端制造业转高端，低附加值转创新型高附加值，低成本劳动力殆尽要转型高端服务业。作为化学元素的“PX”一般被外界定性为低端、污染严重型行业。 自然，它就成众矢之的。但仅这个论调还不够。 没有详细的数据说明国内PX是多或少，但从国外来看，一个制造业有生存空间，自然说明有市场需求。何况，“PX”承载了多少的GDP比重以及就业岗位，这一点也是一笔清晰明了的经济账。若因噎废食，也绝非好事。 以广东为例，“腾空换鸟”以及高成本让一部分低端污染型企业搬到内地，从服务业比重以及科技创新程度上来看，即便搬离了这类企业，广东主要城市的环境以及产业整体上是成功的，同时一些内陆地区重新承接起来，也拉动的地方的经济，有利于人口的流动性。 比如近些年经常听到的话，“在老家工厂一个月3000元，在广东四五千，那肯定还是留在老家。因为综合成本几乎相差不大。” 2014年3月30日广东茂名市街头举行抗议，反对当地兴建芳烃（PX）石化工 (微博网友提供照片） 所以，经济成本很容易计算，有PX和没有PX做对比，有PX当然有污染，但没有的话，相关产业的经济供给跟不上，则水涨船高，合不合理，一算便知。 其实，治理污染问题，更多也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国外经验上看，谁污染，谁付费，更多是针对一般污染型企业，比如传统制造业，这一点如果得以严令威慑的话，至少在一般污染层面，能够通过经济成本予以压缩，整体会向好。 就是说，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必须要作为，但不是一刀切，而是一分为二。针对一些明显恶性污染的项目，比如会产生有毒物质，且污染土地、大米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时，当予以严格限制，比如在哪些地方成长，哪些地方绝不能存活。 毕竟说到底，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更多是依靠法律，而依法治国的背后，又必然是“以人为本”。甚至我们可以说，凡是影响到人的基本面且负作用巨大的类“PX”项目，必须要坚决消除。 当然，回归到现实中国来说，目前GDP比重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国际性贸易早已全球第一，这意味着中国的责任也越来越大，既需要保障国际间的物资供应，又要保护本国的国民利益。 责任大虽好，但同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老问题从全球来看，关于环境治理也始终有个矛盾，是先发展经济还是先治理污染？或许没有绝对的答案，但其实从经济学的方法论上分析，两者也并不矛盾。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么说：“市场归市场，政府归政府”。说易行难，尤其在现实治理面前，并不容易做到。 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要认真耐心倾听民众之心，当公共治理与地方政绩发生矛盾时，不能单方面强要后者。这一点，早已经是国内乱想丛生的“根源”，不过，好的一方面是，这个问题已经在十八大后得以治理，且成效显著。 说到底，“不以GDP论英雄、论政绩，目前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环境污染是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无论是官、商、民等各个阶层，都将深受影响。 看清楚这一点，对欲望之心不灭的地方政府而言，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其中的发展逻辑。甚至中央层面也必须严格要求，污染严重而经济发展不错的地方，当予以处罚，以前是奖励，而新常态下若不让人民幸福、安乐为目标，则意义何在？ 同样还需要理顺的是，地方政府治理与中央部委的权责问题，这一点，时至今日依然是个矛盾体。下一步，必须要算清楚，部委的权限与地方冲突时，到底谁大谁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是，类似PX项目，是否认真经过合法程序得以论证？且人民的呼声，也需要及时回应。 PX是一个镜子，镜子中照出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并非此消彼长。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