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並且，在日本書道的發展中，一直離不開對於中國書法的學習借鑑。追溯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民國時期是日本書道發展的一道分水嶺：在民國之前，日本是單方面研究學習中國書法的狀態；民國時期，兩國學者之間對等交流、互相幫助、互相借鑑學習，並一度呈現出書法交流繁盛的局面。為什麼說這道分水嶺是民國時期而不是唐宋時期？具體有哪些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在這道分水嶺中扮演著橋樑作用？帶著這些問題，來看看我今天的這篇文章。卷菱湖書法01、民國之前，中國書法傳入日本，日本只是單方面地學習中國書法日本文化的核心在於將“拿來”的東西本土化，特別是將中國的好東西“拿來”，並範鑄成自己民族化的特定形式。對於中國書法，也是如此。不論物質（文物、碑帖）的部分，還是精神（書學）的部分，日本書法家都呈現“拿來”的狀態。①中國文字開始傳入日本時期，使日本可以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眾所周知，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而日本也在很早之前就派遣使臣到中國，將中國的漢字，從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其中，最早漢字傳入日本的證物就是“金印”。五個字的印文“漢委奴國王”，印鈕模仿的是蛇形，也可以說是日本書道史的開端。作為其根據，我們在《後漢書》中可以看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記載著建武中元二年，漢代皇帝將此金印賜予倭奴國王。由此說明，當時的日本和中國大陸就已經有交流了。公元五世紀，百濟王由派遣王仁帶回《論語》與《千字文》。透過漢字與儒學的傳播，書法文化便流傳到了日本，也就是將中國文化的精華送到了日本，使日本可以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這就是將中國文化“拿來”的結果。而且，中國書法文化在不斷地發展，日本也隨之不斷地在學習中國書法。從專門研究中國書法的中田勇次郎的記載裡，可以看得出，日本一直處於單方面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的狀態，並受到影響，但歷史上日本書道並沒有影響到中國書法。②即便是日本實行“鎖國”政策時期，日本還是有將中國傳統書法“拿來”的途徑但是，到了江戶時代，日本政府奉行“鎖國”政策，中斷了中日兩國的正常經濟文化交流。慶幸的是，日本與外國的貿易關係並非完全中止，僅允許與特定物件進行交易，其中包括與荷蘭人在長崎出島進行貿易。所以說，不管明朝還是清朝，在長崎還是有貿易來往的。可以說，當時長崎是對外交流的唯一視窗。到了江戶中葉，寶曆、明和時期（1751-1771），唐船運至長崎的商貨中，趙孟、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碑法帖屢見不鮮。可見，即使是日本“鎖國”時期，他們還是有將中國傳統書法“拿來”的途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書法家幾乎都具有很高的漢學素養，並且都繼承了唐樣書風的書法，江戶末期被稱為“幕末三筆”的書法家，市河米庵、卷菱湖、貫名菘翁三人也是一樣的，其中卷菱湖、貫名菘翁主要學習中國晉唐書法，市河米庵主要學習中國宋元明書法。另外，江戶時代當然也有日本獨自的書風，和樣書風。《觀音殿記》區域性 趙孟③明治維新時期，雖然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衝擊，但中國傳統書法的地位仍然堅不可摧進入明治維新時期，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衝擊，日本開始轉向西方學習。雖然處於西學東漸下的大環境，但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書法家是在江戶時代度過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漢學素養，所以日本書法家仍然偏重於唐樣書風的學習。我們從明治維新時期的官方公文書也使用的是唐樣書風就可以看出來。在明治前半期，“幕末三筆”的弟子們仍然十分活躍。其中，中根半嶺、西川春洞等人受到“幕末三筆”的影響，學習卷菱湖派的書風。而日下部鳴鶴最初也以卷菱湖為範本進行學習，不過一直沒有固定的老師，後來透過貫名菘翁的弟子學習菘翁的書風。因此，明治初期的日本書壇可以說是江戶末期書風的延伸。在此背景下，楊守敬作為清國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從明治十三年（1880年）至十七年間對日本書壇產生了巨大影響。楊守敬赴日與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進行交流，他們對於楊守敬帶到日本的碑版法帖，其中特別是北碑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吸收接納當時較為盛行的六朝書風。同時，在此前後，日本人赴華學習的情況仍然盛行。從《近代中日書法交流大事年表》中可知，明治時期來中國的日本書法家還是有很多。他們直接向中國的書法家學習，並與他們對面交流。可見，即使是在西學東漸的大時代背景下，近代日本書法家依然是避不開要選擇學習研究中國的書法。02、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去中國交流書法文化，與中國學者進行平等的友好交往這個時期，日本不再僅限於“拿來”，開始去往中國進行人與人之間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且這個時期的日本學者，幾乎都有很好的漢學素養，能與中國學者彼此很好的交流。因此，在這個時期，中日書法的交流逐漸多起來，相互往來頻繁。從《民國時期赴華的日本學者》可知民國時期來中國的日本學者們，其主要目的是考察、調查、會見等，已經不是單方面研究學習的狀態。而且，他們去中國交流的主要目的，大致可以分成2個部分，一個是以與中國書畫家交流為目的，另一個則是以古蹟考察為目的。①與中國書畫家交流：日本學者河井荃廬拜吳昌碩為師，參與西泠印社的工作，並提供印學及日本篆刻家等方面的資料吳昌碩的弟子譚少雲說，“日人最喜王（王一亭）畫吳（吳昌碩）題，一時蔚為風氣”。可見，他們二人的作品是極受日本人歡迎的，來中國的日本人或多或少會去接觸他們。其中，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廬，是吳昌碩唯一的日本弟子，兩人交往比較密切。1900年，河井荃廬30歲的時候，初次來到中國，並在羅振玉和汪康年的介紹下，拜當時56歲的吳昌碩為師，此後河井荃廬幾乎每年都要來中國一次。此外，從河井荃廬寫於1902年的《訪中日記》中，可以看到葉為銘、方根石、王福庵、丁輔之等人的名字。還有，從河井荃廬的篆刻作品中，可以發現他為中國友人刻的印章，有梁啟超、羅振玉、王福庵等人。由此可知，除吳昌碩以外，河井荃廬與許多中國書畫家也有密切交往。然而一切因緣，皆源於吳昌碩。其後，河井荃廬被吳昌碩推薦加入西泠印社，成為社員。田口二洲說：“西泠印社發春行的「廣印人傳」第十六卷附錄中所收載的日本印人。認為人選是由先生（河井荃廬）來選定的絕對沒有錯。”可見，關於日本篆刻家的記載都是由河井荃廬整理而成。而且，河井荃廬也已經可以直接參與西泠印社的一些具體工作。還有，關於河井荃廬的藏書。西泠印社《印學叢書》中的沈從先《印談》、董小池《多野齋印說》，都是以荃廬的藏書為原底而成的。羅振玉刻本的《權衡度量實驗考》，也是羅振玉在河井荃廬家看了該書，然後以荃廬的藏書為原底來複刻的。可見，河井荃廬在中國學術方面頗有造詣，擁有多種在中國早已遺失的藏書版本。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雖然河井荃廬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拜吳昌碩為師、收集文物，但是與吳昌碩的朋友圈也有密切交往，而且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相當可觀的印學及日本篆刻家等方面的資料。由此可以判斷，吳昌碩對荃廬這位日本弟子特別喜愛，不然是不會介紹他與其他中國書畫篆刻家結識，並推薦他參加西泠印社成為社員，參與西泠印社的一些具體工作。也正是吳昌碩對這位日本弟子的厚愛，極大地幫助到了日本的書法篆刻界對中國書法篆刻藝術知識的研究與學習，推動了日本篆刻藝術的發展。吳昌碩書法河井荃廬、吳昌碩與其次子吳臧龕三人合影②古蹟考察：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為觀摩中國古代名畫而遊覽中國，其書《文人畫的復興》中的觀點引起陳師曾的共鳴，並在大學舉辦講座清末民初以來，殷墟卜辭、西北簡牘、敦煌晉唐寫經等相續出土發現，這些新發現的成果給中日書法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資料。王伯敏先生說，“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學者為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藝術，來了不少人，他們勤力，一本又一本著作出版”。雖然他們是以調查中國文物為目的赴華活動，但仍然有與當地的中國藝術家們交流，比如大村西崖。這位終生從事東方美術史研究的學者，曾經五次來到中國。1921年第一次來中國，大村西崖就拜訪了大約30位收藏家，期間總共觀摩大約五六千件古畫。雖然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觀摩中國古代名畫，收集作品，但是也不忘與當地的中國學者來往。第一次來中國考察時主要拜訪的人物有陳師曾、金城、賀嗣章等人，他們是收藏家重要的中間人。而且從《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可以看到當時陳師曾對中國畫界的評價，這給大村西崖提供了一個參考。陳師曾認為“文畫兼長者”有湯定之、林琴南、吳昌碩等人，“文長畫存者”有宋伯魯、陳仁先、姚崇光等人，“畫家”有陳半丁、俞瘦石、王夢白、蕭謙中、王一亭等人。可見，陳師曾為了幫助大村西崖達到這次旅行的目的，給他介紹了很多北京和上海的畫家。另外，還要提及的是，陳師曾曾經將大村西崖《文人畫的復興》一書親自翻譯成中文。在《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寫到，“轉訪陳師曾，師曾譯文人畫復興論了。乃曰，當淨寫之，送上海豐陽館”。可見，大村西崖著作中的觀點引起了陳師曾的共鳴，所以才會被其翻譯並出版。從第二次到第五次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雖然沒有第一次的記載詳細。但是來中國的目的有所變化，不僅是為了觀摩古畫，也為了創立西湖有美書畫社、還帶領日本旅行團赴華等事項。期間，仍然有與當地學者的交流往來。第四次旅行中國時，大村西崖在北京大學舉辦講座。《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說，“既而巖村書記官以電話告予曰，北京大學切請予之講演，乃諾之”。可見，大村西崖的名聲已經傳到北京大學。然後，同年，“午後二時至景山東漸大學第二院大講堂講演，沈兼士介紹予，錢稻孫通譯，至五時而止，大學生、教授諸氏、金北樓及日人十餘人亦來聽”，講座題目為“風俗史研究與古美術品之關係”。因此，從以上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可知，大村西崖雖然是為了觀摩中國古代名畫才來中國，但是有與當地書畫家大量密切的交往，對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由此可見，日本學者除了來中國學習、交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學者們的研究。大村西崖03、結語：日本書道的形成發展，離不開它對於中國書法的學習雖然在民國之前，日本呈現單方面研究學習中國書法的狀態，但是到了民國時期開始轉變為雙方對等交流、互相幫助、互相借鑑學習的狀態。不過，這種狀態僅限於學術方面，技術方面雖然當時在日本恢復傳統日本假名書法，但是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所以在技術方面日本依然在學習中國。
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並且，在日本書道的發展中，一直離不開對於中國書法的學習借鑑。追溯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民國時期是日本書道發展的一道分水嶺：在民國之前，日本是單方面研究學習中國書法的狀態；民國時期，兩國學者之間對等交流、互相幫助、互相借鑑學習，並一度呈現出書法交流繁盛的局面。為什麼說這道分水嶺是民國時期而不是唐宋時期？具體有哪些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在這道分水嶺中扮演著橋樑作用？帶著這些問題，來看看我今天的這篇文章。卷菱湖書法01、民國之前，中國書法傳入日本，日本只是單方面地學習中國書法日本文化的核心在於將“拿來”的東西本土化，特別是將中國的好東西“拿來”，並範鑄成自己民族化的特定形式。對於中國書法，也是如此。不論物質（文物、碑帖）的部分，還是精神（書學）的部分，日本書法家都呈現“拿來”的狀態。①中國文字開始傳入日本時期，使日本可以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眾所周知，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而日本也在很早之前就派遣使臣到中國，將中國的漢字，從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其中，最早漢字傳入日本的證物就是“金印”。五個字的印文“漢委奴國王”，印鈕模仿的是蛇形，也可以說是日本書道史的開端。作為其根據，我們在《後漢書》中可以看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其中記載著建武中元二年，漢代皇帝將此金印賜予倭奴國王。由此說明，當時的日本和中國大陸就已經有交流了。公元五世紀，百濟王由派遣王仁帶回《論語》與《千字文》。透過漢字與儒學的傳播，書法文化便流傳到了日本，也就是將中國文化的精華送到了日本，使日本可以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這就是將中國文化“拿來”的結果。而且，中國書法文化在不斷地發展，日本也隨之不斷地在學習中國書法。從專門研究中國書法的中田勇次郎的記載裡，可以看得出，日本一直處於單方面不斷學習研究中國書法的狀態，並受到影響，但歷史上日本書道並沒有影響到中國書法。②即便是日本實行“鎖國”政策時期，日本還是有將中國傳統書法“拿來”的途徑但是，到了江戶時代，日本政府奉行“鎖國”政策，中斷了中日兩國的正常經濟文化交流。慶幸的是，日本與外國的貿易關係並非完全中止，僅允許與特定物件進行交易，其中包括與荷蘭人在長崎出島進行貿易。所以說，不管明朝還是清朝，在長崎還是有貿易來往的。可以說，當時長崎是對外交流的唯一視窗。到了江戶中葉，寶曆、明和時期（1751-1771），唐船運至長崎的商貨中，趙孟、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碑法帖屢見不鮮。可見，即使是日本“鎖國”時期，他們還是有將中國傳統書法“拿來”的途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書法家幾乎都具有很高的漢學素養，並且都繼承了唐樣書風的書法，江戶末期被稱為“幕末三筆”的書法家，市河米庵、卷菱湖、貫名菘翁三人也是一樣的，其中卷菱湖、貫名菘翁主要學習中國晉唐書法，市河米庵主要學習中國宋元明書法。另外，江戶時代當然也有日本獨自的書風，和樣書風。《觀音殿記》區域性 趙孟③明治維新時期，雖然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衝擊，但中國傳統書法的地位仍然堅不可摧進入明治維新時期，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衝擊，日本開始轉向西方學習。雖然處於西學東漸下的大環境，但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書法家是在江戶時代度過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漢學素養，所以日本書法家仍然偏重於唐樣書風的學習。我們從明治維新時期的官方公文書也使用的是唐樣書風就可以看出來。在明治前半期，“幕末三筆”的弟子們仍然十分活躍。其中，中根半嶺、西川春洞等人受到“幕末三筆”的影響，學習卷菱湖派的書風。而日下部鳴鶴最初也以卷菱湖為範本進行學習，不過一直沒有固定的老師，後來透過貫名菘翁的弟子學習菘翁的書風。因此，明治初期的日本書壇可以說是江戶末期書風的延伸。在此背景下，楊守敬作為清國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隨員，從明治十三年（1880年）至十七年間對日本書壇產生了巨大影響。楊守敬赴日與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進行交流，他們對於楊守敬帶到日本的碑版法帖，其中特別是北碑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吸收接納當時較為盛行的六朝書風。同時，在此前後，日本人赴華學習的情況仍然盛行。從《近代中日書法交流大事年表》中可知，明治時期來中國的日本書法家還是有很多。他們直接向中國的書法家學習，並與他們對面交流。可見，即使是在西學東漸的大時代背景下，近代日本書法家依然是避不開要選擇學習研究中國的書法。02、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去中國交流書法文化，與中國學者進行平等的友好交往這個時期，日本不再僅限於“拿來”，開始去往中國進行人與人之間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且這個時期的日本學者，幾乎都有很好的漢學素養，能與中國學者彼此很好的交流。因此，在這個時期，中日書法的交流逐漸多起來，相互往來頻繁。從《民國時期赴華的日本學者》可知民國時期來中國的日本學者們，其主要目的是考察、調查、會見等，已經不是單方面研究學習的狀態。而且，他們去中國交流的主要目的，大致可以分成2個部分，一個是以與中國書畫家交流為目的，另一個則是以古蹟考察為目的。①與中國書畫家交流：日本學者河井荃廬拜吳昌碩為師，參與西泠印社的工作，並提供印學及日本篆刻家等方面的資料吳昌碩的弟子譚少雲說，“日人最喜王（王一亭）畫吳（吳昌碩）題，一時蔚為風氣”。可見，他們二人的作品是極受日本人歡迎的，來中國的日本人或多或少會去接觸他們。其中，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廬，是吳昌碩唯一的日本弟子，兩人交往比較密切。1900年，河井荃廬30歲的時候，初次來到中國，並在羅振玉和汪康年的介紹下，拜當時56歲的吳昌碩為師，此後河井荃廬幾乎每年都要來中國一次。此外，從河井荃廬寫於1902年的《訪中日記》中，可以看到葉為銘、方根石、王福庵、丁輔之等人的名字。還有，從河井荃廬的篆刻作品中，可以發現他為中國友人刻的印章，有梁啟超、羅振玉、王福庵等人。由此可知，除吳昌碩以外，河井荃廬與許多中國書畫家也有密切交往。然而一切因緣，皆源於吳昌碩。其後，河井荃廬被吳昌碩推薦加入西泠印社，成為社員。田口二洲說：“西泠印社發春行的「廣印人傳」第十六卷附錄中所收載的日本印人。認為人選是由先生（河井荃廬）來選定的絕對沒有錯。”可見，關於日本篆刻家的記載都是由河井荃廬整理而成。而且，河井荃廬也已經可以直接參與西泠印社的一些具體工作。還有，關於河井荃廬的藏書。西泠印社《印學叢書》中的沈從先《印談》、董小池《多野齋印說》，都是以荃廬的藏書為原底而成的。羅振玉刻本的《權衡度量實驗考》，也是羅振玉在河井荃廬家看了該書，然後以荃廬的藏書為原底來複刻的。可見，河井荃廬在中國學術方面頗有造詣，擁有多種在中國早已遺失的藏書版本。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雖然河井荃廬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拜吳昌碩為師、收集文物，但是與吳昌碩的朋友圈也有密切交往，而且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相當可觀的印學及日本篆刻家等方面的資料。由此可以判斷，吳昌碩對荃廬這位日本弟子特別喜愛，不然是不會介紹他與其他中國書畫篆刻家結識，並推薦他參加西泠印社成為社員，參與西泠印社的一些具體工作。也正是吳昌碩對這位日本弟子的厚愛，極大地幫助到了日本的書法篆刻界對中國書法篆刻藝術知識的研究與學習，推動了日本篆刻藝術的發展。吳昌碩書法河井荃廬、吳昌碩與其次子吳臧龕三人合影②古蹟考察：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為觀摩中國古代名畫而遊覽中國，其書《文人畫的復興》中的觀點引起陳師曾的共鳴，並在大學舉辦講座清末民初以來，殷墟卜辭、西北簡牘、敦煌晉唐寫經等相續出土發現，這些新發現的成果給中日書法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資料。王伯敏先生說，“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學者為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藝術，來了不少人，他們勤力，一本又一本著作出版”。雖然他們是以調查中國文物為目的赴華活動，但仍然有與當地的中國藝術家們交流，比如大村西崖。這位終生從事東方美術史研究的學者，曾經五次來到中國。1921年第一次來中國，大村西崖就拜訪了大約30位收藏家，期間總共觀摩大約五六千件古畫。雖然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觀摩中國古代名畫，收集作品，但是也不忘與當地的中國學者來往。第一次來中國考察時主要拜訪的人物有陳師曾、金城、賀嗣章等人，他們是收藏家重要的中間人。而且從《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可以看到當時陳師曾對中國畫界的評價，這給大村西崖提供了一個參考。陳師曾認為“文畫兼長者”有湯定之、林琴南、吳昌碩等人，“文長畫存者”有宋伯魯、陳仁先、姚崇光等人，“畫家”有陳半丁、俞瘦石、王夢白、蕭謙中、王一亭等人。可見，陳師曾為了幫助大村西崖達到這次旅行的目的，給他介紹了很多北京和上海的畫家。另外，還要提及的是，陳師曾曾經將大村西崖《文人畫的復興》一書親自翻譯成中文。在《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寫到，“轉訪陳師曾，師曾譯文人畫復興論了。乃曰，當淨寫之，送上海豐陽館”。可見，大村西崖著作中的觀點引起了陳師曾的共鳴，所以才會被其翻譯並出版。從第二次到第五次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雖然沒有第一次的記載詳細。但是來中國的目的有所變化，不僅是為了觀摩古畫，也為了創立西湖有美書畫社、還帶領日本旅行團赴華等事項。期間，仍然有與當地學者的交流往來。第四次旅行中國時，大村西崖在北京大學舉辦講座。《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說，“既而巖村書記官以電話告予曰，北京大學切請予之講演，乃諾之”。可見，大村西崖的名聲已經傳到北京大學。然後，同年，“午後二時至景山東漸大學第二院大講堂講演，沈兼士介紹予，錢稻孫通譯，至五時而止，大學生、教授諸氏、金北樓及日人十餘人亦來聽”，講座題目為“風俗史研究與古美術品之關係”。因此，從以上的《西崖中國旅行日記》中可知，大村西崖雖然是為了觀摩中國古代名畫才來中國，但是有與當地書畫家大量密切的交往，對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由此可見，日本學者除了來中國學習、交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學者們的研究。大村西崖03、結語：日本書道的形成發展，離不開它對於中國書法的學習雖然在民國之前，日本呈現單方面研究學習中國書法的狀態，但是到了民國時期開始轉變為雙方對等交流、互相幫助、互相借鑑學習的狀態。不過，這種狀態僅限於學術方面，技術方面雖然當時在日本恢復傳統日本假名書法，但是中國書法是日本書道的根源，所以在技術方面日本依然在學習中國。
以民國時期為分水嶺，看中國書法篆刻藝術對日本書道前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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