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總是選擇在歷史悠久的國家居住，中國，或者埃及。和每個現代人一樣，他知道時間猶如直線，滾滾向前，同時，時間是輪迴，關乎太陽的運轉，季節的流逝，尼羅河上每年到來的洪水，也關乎他在27歲來到中國，又在23年後回來，就像那個曾經笨笨的陌生人。文｜楊宙編輯｜槐楊圖｜網路何偉（Peter Hessler）坐在全時便利店外邊的塑膠桌子邊，手邊放著一瓶可樂。這是九月初的成都市中心，天陰沉沉的，隨時可能下雨。或許因為一會兒要去開會，他穿了套土黃色的西裝。便利店位於他的住所附近，早高峰人來人往，坐在其中的他神情嚴肅。初次見面，他常給人某種冷漠感，但真正聊起來，你很快會感受到他的誠懇。離開中國、在埃及待了五年後，何偉又回到了中國。成都是他早就計劃好的定居地點，位於中國中部，方便到各地採訪。多年來，他對四川有足夠深的感情。20多年前，作為美國和平隊的一名志願者，成都是他學習漢語的起點。如今他50歲了，或許因為熱愛跑步，除了笑起來時眼角的皺紋，他看起來也就30歲出頭。「她們穿的是什麼？」剛見面不久，他就指著遠處的幾個女孩問道。女孩們穿的是漢服。「漢服是怎麼流行起來的？我這次來中國發現好多人穿這種衣服。」與何偉的交談以被他採訪的形式開始。他對這個世界的關注常常讓人慚愧，讓你意識到自己對生活的熟視無睹。從27歲到現在，他與中國認識了20多年，把對這個地方過去與現在的觀察寫進了《江城》、《甲骨文》與《尋路中國》裡。文字中有他作為外來者的旁觀與抽離，也有他把這裡當做一個家鄉的融入與善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譯文紀實」系列收錄了數位外國作者關於中國的作品，至今賣得最好的，是何偉的《江城》。《江城》和《尋路中國》成了暢銷書與長銷書，令許多中國人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國家，感到新奇與震動。他文學化的紀實作品寫作方式，對許多中文寫作者產生了影響。無論到哪兒，他都帶著一本小到可以塞進襯衫口袋的筆記本，隨時寫上只有自己才能分辨的筆記，在每天採訪結束後以最快的速度回憶並輸入電腦。但這些天，他在成都並沒有記下什麼有意思的東西。他太忙了，在川大新開了非虛構寫作課，還要找房子，為雙胞胎女兒辦理入學，迎接老朋友、曾經的學生的來訪，應對聞訊前來求取簽名的讀者。2011年10月，何偉和同為作家的妻子張彤禾，帶著兩個孩子，從美國科羅拉多州搬家到埃及開羅。他希望在這裡開始新的寫作。何偉說，寫作裡有兩種東西讓他著迷，要麼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要麼是一個吸引人的故事。去埃及是他與張彤禾一同做的決定，因為埃及是個歷史悠久的地方，有豐富有趣的語言，這些方面它與中國很像。去埃及前，他們花了一年時間做準備，上語言強化班，學習阿拉伯語，何偉擁有了個阿拉伯名字Boutros。也在那時，「阿拉伯之春」發生，這個千年不變的國家陷入變革。為了去埃及，他們註冊結婚，那時保險業務不願意接收這對冒險的夫婦，他們找律師立下了遺囑。到達埃及一個月後，動亂開始了。在街頭，何偉目擊了暴力和死亡。像過去記錄中國一樣，他把發生在埃及的故事發表在《紐約客》上。「那時候我當然有些害怕，但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他們的訴求是什麼，會有什麼結果。我也知道對於記者來說，有這樣的經驗是好的，可以學習怎麼在混亂的環境採訪和報道。」何偉說。在開羅的生活並不容易，何偉居住的地方經常斷電，一次抗議活動導致他腳上兩處骨折，回美國前裝著電腦和相機的隨身行李差點被偷了。當越來越多身邊的人進了監獄，何偉和張彤禾決定離開。「在埃及很難把事情做好。經常沒有電，水也會被關掉，」何偉說，「好辛苦啊，我們經常覺得太累了。」2019年5月，何偉關於埃及的新書《The Buried》由企鵝出版社出版。這本400多頁的英文書涉及埃及的歷史與變革，有考古現場，也有政治運動。儘管題材遙遠，但何偉獨特的幽默與溫情卻始終貫穿在諸如社群垃圾工、阿拉伯老師、同性戀翻譯和賣內衣的中國商人等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讓這些故事超越文化與地域的界限。而過去在中國的生活經驗，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他打量與認識埃及的參照系。一直以來，何偉都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寫文章的過程不需要任何人提意見，「I want to be the one to shape it.（我想成為文章的創造者。）」自我確認在他的獨自朗讀中進行，那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上約翰·麥克菲的非虛構寫作課時就養成的習慣。麥克菲是美國著名非虛構作家，寫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告訴何偉，寫作要「把嘴裡的那些小石子吐出來再說話」。「麥克菲說過，『創作一直都很難。不管一個作家經驗多麼豐富，當他坐下來開始寫作，信心完全有可能降為零。你能寫好上一本書從不意味著你能寫好下一本書。』你會這麼覺得嗎？」我問。何偉笑了，「麥克菲太緊張了」，他說，「對現在的我來說，寫作是一件比以前簡單的事情，因為到這個年齡，生活是比寫作更難的事。」「你現在寫作的時候還會朗讀自己的文章嗎？」「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Just to listen for mistakes or things. So that's part of editing to read it aloud. Because you hear things differently（是的，這很重要。大聲朗讀時，我可以聽到文章中的錯誤。朗讀會讓你聽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編輯過程的一部分。）……我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辦公室，我不能在一個公開的地方，比如在這裡我就不能寫東西，因為我寫的時候經常說話，人家會覺得我是個瘋子。」何偉與《人物》記者的交流以普通話和英語交叉進行，母語對他來說有時是即興，有時是因為涉及複雜的表達。儘管學習中文超過20年，何偉還算流暢的中文裡仍有一絲笨拙感，那就是他在書裡寫的，每次初到一個地方時「笨笨的何偉」形象。當他切換到英語，你又能聽到那個來自美國的聰明人。從許多細節來看，何偉都生活得非常「old school」。比如他總穿著那件綠格子襯衫；比如他一直以來不怎麼愛用手機——會影響注意力。他的通訊錄裡，一個個聯絡人的姓名、電話、郵箱甚至QQ號都排列得整整齊齊，就像是過去用筆認真記錄的紙質通訊錄。一個記者的好習慣。他至今還與1996到1998年教過的那100多個學生保持著聯絡，每年，他都會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他們，20年前是手寫然後影印的信紙，現在是一封封郵件。20多年過去，他的學生多數成為老師，分佈在四川、重慶、西藏、浙江、廣東深圳和雲南昆明。有人在畢業後被騙到浙江打工，如今在一傢俬立學校教英語，很賺錢，可能已經有了三套房子；還有人當年對何偉談到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如今對佛教或基督教產生了濃厚興趣。更顯著的變化是，這些學生中九成來自農村，但現在他們都在城市生活。「你可以看到他們有什麼變化，如果你要了解中國，這件事很重要。問問他們覺得現在怎麼樣，如果他們覺得現在比以前好，那什麼在變好，又是什麼在變壞？」除了情感因素，這20多年的聯絡對他來說是社會學裡的longitudinal study（縱向研究），他曾在採訪中說，「我對以前的學生也很感興趣，他們是傑出的一代，因為他們出生於毛澤東逝世前後，並且隨著變化而成長。」「能看一看那些信嗎？」我問。何偉不好意思地笑著搖搖頭，說，以後自己可能會把這些信的故事寫出來。他會繼續和學生們的聯絡，也計劃今後每月回一兩次涪陵，看看那裡正在發生什麼變化。他和張彤禾打算在中國定居，關於中國的寫作是他們的「長期工程」。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他們在此地過去20多年的經驗也將繼續發揮作用。他還想讓兩個女兒學習漢語，張彤禾是華裔，漢語中，也有兩個孩子的歷史。「接下來會寫什麼呢？」「我還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何偉說，「最好不要hard idea，要看情況，要適應和調整。」繼續談了一會兒寫作。何偉突然看了看時間，他要走了，去位於雙流的川大校區開會。他還不會用打車軟體，每次往返學校和住所都要倒騰地鐵與校巴。面對飛速發展的中國，再次回來的何偉有時確實像20年前那個初來乍到的陌生人。23年過去了，何偉曾在那裡教英語的涪陵師專，以前是個專科，2000多名學生，現在是本科，20000多名學生；涪陵曾經沒有鐵路，沒有紅綠燈，沒有高速公路，那時，何偉從重慶出發，乘坐慢船去涪陵，在長江上行駛了8個小時，如今，兩地之間的高鐵只需要36分鐘。在三峽大壩修築，江水上漲之後，曾經坐著涪陵老漁夫的小船前往江心白鶴梁參觀的遊客，只能乘自動扶梯下到100多米的深處，在水下博物館裡隔著玻璃眺望。還有一些事物，消失在時間之中。以下是《人物》與何偉的對話。《人物》：你在新書《The Buried》中提到了埃及的兩種時間，Djet和Neheh，整本書都與時間這條線索有關。何偉：Djet和Neheh是古埃及的兩種時間，它們無法翻譯成英語。Neheh是週期時間，關乎太陽的運轉，季節的流逝，以及尼羅河上每一年的洪水，它重複、更新。Djet則是靜止的，有時被翻譯為永恆，djet中的某些事情已經完成，但尚未過去：它永遠存在於現在。我在閱讀與考古學相關的資料時，發現古埃及人對於時間的感受與我們不一樣。時間在我們的眼中是一條直線，而在他們眼中就像個圓圈，不斷地輪迴又輪迴，有些東西是永恆的。這可能與當地的自然景觀有關。過去，河谷裡，洪水每年都會來臨，洪水所經之處，一切被摧毀，隨後重生，四季來了又走。而沙漠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變化，它們都屬於另一種時間。所以那種永恆可能與自然有關。《人物》：你是怎麼發現的？何偉 ：我去和考古學家們聊天，包括閱讀他們寫的關於古埃及的文章，我發現他們用來描述古埃及時間的幾種詞彙。你會發現，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是那樣看待時間的。我對時間很感興趣，我的第二本書《甲骨文》也和時間有關。作為一個現代人，基本上我們將時間理解為直線向前的，歷史是進步的，一切都是直線進行的，我們試著讓自己邏輯化，有時甚至過於理性。但是或許時間不是不斷進步，而是在重複。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有時候我們認為我們比古埃及人更復雜，但你要知道我們和他們的想法也許沒什麼不同，情感是相同的，甚至政治也是相同的，因為政治操縱著情感。所以，你會發現不管是唐納德·特朗普還是古埃及的某位法老，他們的想法，人們與他們的關係，都是相似的。有些美國人喜歡特朗普，就像過去古埃及人崇拜法老，政治對於情感的作用常常被人們低估。《人物》：你為什麼一直以來對時間感興趣？何偉 ：對作家來說，對時間的興趣是個有趣的起點。我在埃及寫歷史，而歷史正在我身邊發生，革命正在我身邊發生，你正在親歷歷史中一個重要的時期。（未來）人們再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埃及，他們會討論這個時期的埃及發生了什麼。這也讓我思考過去與現在，讓我對時間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有時它呈直線前進，有時它只是在原地轉圈，有時它可能根本一動不動。《人物》：這對你自己的觀念或想法有什麼影響嗎？這也是你之前問過約翰·麥克菲的，他在《前世年鑑》裡寫過地質學家對於時間的特殊感覺，比如一百萬年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小單位。何偉 ：我會意識到自己並沒有那麼重要。有時候（我們）認為某一時刻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時刻，但數千年的時間不斷往前行進，因此最好不要太過流連其中。我現在看時間的方式與我當時在涪陵的時候不太一樣，當時我才27歲，中國對我來說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時候發生。但現在我再回到中國，這裡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我認識的人都比以前老了20多歲。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看待時間的方式與美國不同。美國的歷史不太久遠，人們關注的是今天，不會對過去有很強烈的感受。這也讓我越發思考時間的問題。《人物》：「系統」是這本書的另一個關鍵詞，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這個主題的？何偉 ：我第一次來中國時，還不是獨立的作家，而是在單位工作，我知道這是一個system，是一個系統。他們有一個單位，有領導人，有structures，還有很多規定。特別是90年代，大多數人都是在單位裡工作，都是在系統之中。那時候我就知道系統是重要的。後來我搬到埃及，我發現他們的社會里有很多沒有系統的地方，比如在開羅，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一些違規的地方。他們違規改造房子，生活似乎沒什麼系統。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你沒有一個系統，你有什麼基礎去改變這個系統呢？在埃及待了大概三年後，我認識到這是他們根本的問題。政府沒什麼權力，也沒什麼系統。《人物》：但在看似沒有系統和秩序的地方，人們還在不斷地發展與運轉。何偉 ：對，中國是比較特殊的，在埃及，我和彤禾都意識到，我們在中國的經驗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洲的不少地方，和埃及一樣，政府有一部分system，不多，但大多數的事物還是可以function。同時，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神通廣大的，他們總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來做事。我寫過一個在埃及收垃圾的人，Sayid，他是個文盲，但他非常聰明，非常勤奮，他沒有獲得過政府的幫助，也不會向他人求助，遇到什麼問題他總是自己想辦法解決。看到這樣的人，我會覺得有點悲傷，他應該接受更好的教育，過更好的生活。秩序（order）與混亂（chaos）之中存在一種張力，秩序和混亂中又維持著一種平衡。弄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對我來說挺有意思的。《人物》：呈現這種張力與平衡是非常複雜的，你寫作時，會考慮讀者的接受嗎？何偉 ：不太想。我寫的都是我感興趣的，不太會去想讀者，真的，自己感興趣可以激勵我，寫得比較好。實際上我寫《江城》時，只發表過一些小文章，沒什麼名氣，也沒有代理人，跟出版社也沒有聯絡。我寫的時候也沒有想過可以出版，最大的目標就是為自己而寫，想要把它們記錄下來，因為我知道如果不寫，在涪陵的經驗就會被忘掉。後來它還是出版了，但最初我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埃及這一本，我也不太考慮讀者，我知道會有一些人感興趣，但更多人沒興趣。在美國，一本書賣兩三萬本已經不錯了，讀書的人是個小群體，好多人只看流行的電視節目。最好賣的書都是有simpleidea的，那些能夠在電視或廣播裡，用一、兩個句子介紹的書。但我常常不會這麼做。關於《甲骨文》和《TheBuried》，如果你讓我介紹它們，我沒法用兩個句子去介紹。生活是非常複雜的，我覺得我的書也應該是這樣。
何偉總是選擇在歷史悠久的國家居住，中國，或者埃及。和每個現代人一樣，他知道時間猶如直線，滾滾向前，同時，時間是輪迴，關乎太陽的運轉，季節的流逝，尼羅河上每年到來的洪水，也關乎他在27歲來到中國，又在23年後回來，就像那個曾經笨笨的陌生人。文｜楊宙編輯｜槐楊圖｜網路何偉（Peter Hessler）坐在全時便利店外邊的塑膠桌子邊，手邊放著一瓶可樂。這是九月初的成都市中心，天陰沉沉的，隨時可能下雨。或許因為一會兒要去開會，他穿了套土黃色的西裝。便利店位於他的住所附近，早高峰人來人往，坐在其中的他神情嚴肅。初次見面，他常給人某種冷漠感，但真正聊起來，你很快會感受到他的誠懇。離開中國、在埃及待了五年後，何偉又回到了中國。成都是他早就計劃好的定居地點，位於中國中部，方便到各地採訪。多年來，他對四川有足夠深的感情。20多年前，作為美國和平隊的一名志願者，成都是他學習漢語的起點。如今他50歲了，或許因為熱愛跑步，除了笑起來時眼角的皺紋，他看起來也就30歲出頭。「她們穿的是什麼？」剛見面不久，他就指著遠處的幾個女孩問道。女孩們穿的是漢服。「漢服是怎麼流行起來的？我這次來中國發現好多人穿這種衣服。」與何偉的交談以被他採訪的形式開始。他對這個世界的關注常常讓人慚愧，讓你意識到自己對生活的熟視無睹。從27歲到現在，他與中國認識了20多年，把對這個地方過去與現在的觀察寫進了《江城》、《甲骨文》與《尋路中國》裡。文字中有他作為外來者的旁觀與抽離，也有他把這裡當做一個家鄉的融入與善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譯文紀實」系列收錄了數位外國作者關於中國的作品，至今賣得最好的，是何偉的《江城》。《江城》和《尋路中國》成了暢銷書與長銷書，令許多中國人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國家，感到新奇與震動。他文學化的紀實作品寫作方式，對許多中文寫作者產生了影響。無論到哪兒，他都帶著一本小到可以塞進襯衫口袋的筆記本，隨時寫上只有自己才能分辨的筆記，在每天採訪結束後以最快的速度回憶並輸入電腦。但這些天，他在成都並沒有記下什麼有意思的東西。他太忙了，在川大新開了非虛構寫作課，還要找房子，為雙胞胎女兒辦理入學，迎接老朋友、曾經的學生的來訪，應對聞訊前來求取簽名的讀者。2011年10月，何偉和同為作家的妻子張彤禾，帶著兩個孩子，從美國科羅拉多州搬家到埃及開羅。他希望在這裡開始新的寫作。何偉說，寫作裡有兩種東西讓他著迷，要麼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要麼是一個吸引人的故事。去埃及是他與張彤禾一同做的決定，因為埃及是個歷史悠久的地方，有豐富有趣的語言，這些方面它與中國很像。去埃及前，他們花了一年時間做準備，上語言強化班，學習阿拉伯語，何偉擁有了個阿拉伯名字Boutros。也在那時，「阿拉伯之春」發生，這個千年不變的國家陷入變革。為了去埃及，他們註冊結婚，那時保險業務不願意接收這對冒險的夫婦，他們找律師立下了遺囑。到達埃及一個月後，動亂開始了。在街頭，何偉目擊了暴力和死亡。像過去記錄中國一樣，他把發生在埃及的故事發表在《紐約客》上。「那時候我當然有些害怕，但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他們的訴求是什麼，會有什麼結果。我也知道對於記者來說，有這樣的經驗是好的，可以學習怎麼在混亂的環境採訪和報道。」何偉說。在開羅的生活並不容易，何偉居住的地方經常斷電，一次抗議活動導致他腳上兩處骨折，回美國前裝著電腦和相機的隨身行李差點被偷了。當越來越多身邊的人進了監獄，何偉和張彤禾決定離開。「在埃及很難把事情做好。經常沒有電，水也會被關掉，」何偉說，「好辛苦啊，我們經常覺得太累了。」2019年5月，何偉關於埃及的新書《The Buried》由企鵝出版社出版。這本400多頁的英文書涉及埃及的歷史與變革，有考古現場，也有政治運動。儘管題材遙遠，但何偉獨特的幽默與溫情卻始終貫穿在諸如社群垃圾工、阿拉伯老師、同性戀翻譯和賣內衣的中國商人等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讓這些故事超越文化與地域的界限。而過去在中國的生活經驗，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他打量與認識埃及的參照系。一直以來，何偉都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寫文章的過程不需要任何人提意見，「I want to be the one to shape it.（我想成為文章的創造者。）」自我確認在他的獨自朗讀中進行，那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上約翰·麥克菲的非虛構寫作課時就養成的習慣。麥克菲是美國著名非虛構作家，寫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告訴何偉，寫作要「把嘴裡的那些小石子吐出來再說話」。「麥克菲說過，『創作一直都很難。不管一個作家經驗多麼豐富，當他坐下來開始寫作，信心完全有可能降為零。你能寫好上一本書從不意味著你能寫好下一本書。』你會這麼覺得嗎？」我問。何偉笑了，「麥克菲太緊張了」，他說，「對現在的我來說，寫作是一件比以前簡單的事情，因為到這個年齡，生活是比寫作更難的事。」「你現在寫作的時候還會朗讀自己的文章嗎？」「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Just to listen for mistakes or things. So that's part of editing to read it aloud. Because you hear things differently（是的，這很重要。大聲朗讀時，我可以聽到文章中的錯誤。朗讀會讓你聽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也是我編輯過程的一部分。）……我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辦公室，我不能在一個公開的地方，比如在這裡我就不能寫東西，因為我寫的時候經常說話，人家會覺得我是個瘋子。」何偉與《人物》記者的交流以普通話和英語交叉進行，母語對他來說有時是即興，有時是因為涉及複雜的表達。儘管學習中文超過20年，何偉還算流暢的中文裡仍有一絲笨拙感，那就是他在書裡寫的，每次初到一個地方時「笨笨的何偉」形象。當他切換到英語，你又能聽到那個來自美國的聰明人。從許多細節來看，何偉都生活得非常「old school」。比如他總穿著那件綠格子襯衫；比如他一直以來不怎麼愛用手機——會影響注意力。他的通訊錄裡，一個個聯絡人的姓名、電話、郵箱甚至QQ號都排列得整整齊齊，就像是過去用筆認真記錄的紙質通訊錄。一個記者的好習慣。他至今還與1996到1998年教過的那100多個學生保持著聯絡，每年，他都會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他們，20年前是手寫然後影印的信紙，現在是一封封郵件。20多年過去，他的學生多數成為老師，分佈在四川、重慶、西藏、浙江、廣東深圳和雲南昆明。有人在畢業後被騙到浙江打工，如今在一傢俬立學校教英語，很賺錢，可能已經有了三套房子；還有人當年對何偉談到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如今對佛教或基督教產生了濃厚興趣。更顯著的變化是，這些學生中九成來自農村，但現在他們都在城市生活。「你可以看到他們有什麼變化，如果你要了解中國，這件事很重要。問問他們覺得現在怎麼樣，如果他們覺得現在比以前好，那什麼在變好，又是什麼在變壞？」除了情感因素，這20多年的聯絡對他來說是社會學裡的longitudinal study（縱向研究），他曾在採訪中說，「我對以前的學生也很感興趣，他們是傑出的一代，因為他們出生於毛澤東逝世前後，並且隨著變化而成長。」「能看一看那些信嗎？」我問。何偉不好意思地笑著搖搖頭，說，以後自己可能會把這些信的故事寫出來。他會繼續和學生們的聯絡，也計劃今後每月回一兩次涪陵，看看那裡正在發生什麼變化。他和張彤禾打算在中國定居，關於中國的寫作是他們的「長期工程」。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他們在此地過去20多年的經驗也將繼續發揮作用。他還想讓兩個女兒學習漢語，張彤禾是華裔，漢語中，也有兩個孩子的歷史。「接下來會寫什麼呢？」「我還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何偉說，「最好不要hard idea，要看情況，要適應和調整。」繼續談了一會兒寫作。何偉突然看了看時間，他要走了，去位於雙流的川大校區開會。他還不會用打車軟體，每次往返學校和住所都要倒騰地鐵與校巴。面對飛速發展的中國，再次回來的何偉有時確實像20年前那個初來乍到的陌生人。23年過去了，何偉曾在那裡教英語的涪陵師專，以前是個專科，2000多名學生，現在是本科，20000多名學生；涪陵曾經沒有鐵路，沒有紅綠燈，沒有高速公路，那時，何偉從重慶出發，乘坐慢船去涪陵，在長江上行駛了8個小時，如今，兩地之間的高鐵只需要36分鐘。在三峽大壩修築，江水上漲之後，曾經坐著涪陵老漁夫的小船前往江心白鶴梁參觀的遊客，只能乘自動扶梯下到100多米的深處，在水下博物館裡隔著玻璃眺望。還有一些事物，消失在時間之中。以下是《人物》與何偉的對話。《人物》：你在新書《The Buried》中提到了埃及的兩種時間，Djet和Neheh，整本書都與時間這條線索有關。何偉：Djet和Neheh是古埃及的兩種時間，它們無法翻譯成英語。Neheh是週期時間，關乎太陽的運轉，季節的流逝，以及尼羅河上每一年的洪水，它重複、更新。Djet則是靜止的，有時被翻譯為永恆，djet中的某些事情已經完成，但尚未過去：它永遠存在於現在。我在閱讀與考古學相關的資料時，發現古埃及人對於時間的感受與我們不一樣。時間在我們的眼中是一條直線，而在他們眼中就像個圓圈，不斷地輪迴又輪迴，有些東西是永恆的。這可能與當地的自然景觀有關。過去，河谷裡，洪水每年都會來臨，洪水所經之處，一切被摧毀，隨後重生，四季來了又走。而沙漠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變化，它們都屬於另一種時間。所以那種永恆可能與自然有關。《人物》：你是怎麼發現的？何偉 ：我去和考古學家們聊天，包括閱讀他們寫的關於古埃及的文章，我發現他們用來描述古埃及時間的幾種詞彙。你會發現，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是那樣看待時間的。我對時間很感興趣，我的第二本書《甲骨文》也和時間有關。作為一個現代人，基本上我們將時間理解為直線向前的，歷史是進步的，一切都是直線進行的，我們試著讓自己邏輯化，有時甚至過於理性。但是或許時間不是不斷進步，而是在重複。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有時候我們認為我們比古埃及人更復雜，但你要知道我們和他們的想法也許沒什麼不同，情感是相同的，甚至政治也是相同的，因為政治操縱著情感。所以，你會發現不管是唐納德·特朗普還是古埃及的某位法老，他們的想法，人們與他們的關係，都是相似的。有些美國人喜歡特朗普，就像過去古埃及人崇拜法老，政治對於情感的作用常常被人們低估。《人物》：你為什麼一直以來對時間感興趣？何偉 ：對作家來說，對時間的興趣是個有趣的起點。我在埃及寫歷史，而歷史正在我身邊發生，革命正在我身邊發生，你正在親歷歷史中一個重要的時期。（未來）人們再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埃及，他們會討論這個時期的埃及發生了什麼。這也讓我思考過去與現在，讓我對時間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有時它呈直線前進，有時它只是在原地轉圈，有時它可能根本一動不動。《人物》：這對你自己的觀念或想法有什麼影響嗎？這也是你之前問過約翰·麥克菲的，他在《前世年鑑》裡寫過地質學家對於時間的特殊感覺，比如一百萬年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小單位。何偉 ：我會意識到自己並沒有那麼重要。有時候（我們）認為某一時刻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時刻，但數千年的時間不斷往前行進，因此最好不要太過流連其中。我現在看時間的方式與我當時在涪陵的時候不太一樣，當時我才27歲，中國對我來說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時候發生。但現在我再回到中國，這裡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我認識的人都比以前老了20多歲。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看待時間的方式與美國不同。美國的歷史不太久遠，人們關注的是今天，不會對過去有很強烈的感受。這也讓我越發思考時間的問題。《人物》：「系統」是這本書的另一個關鍵詞，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這個主題的？何偉 ：我第一次來中國時，還不是獨立的作家，而是在單位工作，我知道這是一個system，是一個系統。他們有一個單位，有領導人，有structures，還有很多規定。特別是90年代，大多數人都是在單位裡工作，都是在系統之中。那時候我就知道系統是重要的。後來我搬到埃及，我發現他們的社會里有很多沒有系統的地方，比如在開羅，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一些違規的地方。他們違規改造房子，生活似乎沒什麼系統。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你沒有一個系統，你有什麼基礎去改變這個系統呢？在埃及待了大概三年後，我認識到這是他們根本的問題。政府沒什麼權力，也沒什麼系統。《人物》：但在看似沒有系統和秩序的地方，人們還在不斷地發展與運轉。何偉 ：對，中國是比較特殊的，在埃及，我和彤禾都意識到，我們在中國的經驗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非洲的不少地方，和埃及一樣，政府有一部分system，不多，但大多數的事物還是可以function。同時，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神通廣大的，他們總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來做事。我寫過一個在埃及收垃圾的人，Sayid，他是個文盲，但他非常聰明，非常勤奮，他沒有獲得過政府的幫助，也不會向他人求助，遇到什麼問題他總是自己想辦法解決。看到這樣的人，我會覺得有點悲傷，他應該接受更好的教育，過更好的生活。秩序（order）與混亂（chaos）之中存在一種張力，秩序和混亂中又維持著一種平衡。弄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對我來說挺有意思的。《人物》：呈現這種張力與平衡是非常複雜的，你寫作時，會考慮讀者的接受嗎？何偉 ：不太想。我寫的都是我感興趣的，不太會去想讀者，真的，自己感興趣可以激勵我，寫得比較好。實際上我寫《江城》時，只發表過一些小文章，沒什麼名氣，也沒有代理人，跟出版社也沒有聯絡。我寫的時候也沒有想過可以出版，最大的目標就是為自己而寫，想要把它們記錄下來，因為我知道如果不寫，在涪陵的經驗就會被忘掉。後來它還是出版了，但最初我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埃及這一本，我也不太考慮讀者，我知道會有一些人感興趣，但更多人沒興趣。在美國，一本書賣兩三萬本已經不錯了，讀書的人是個小群體，好多人只看流行的電視節目。最好賣的書都是有simpleidea的，那些能夠在電視或廣播裡，用一、兩個句子介紹的書。但我常常不會這麼做。關於《甲骨文》和《TheBuried》，如果你讓我介紹它們，我沒法用兩個句子去介紹。生活是非常複雜的，我覺得我的書也應該是這樣。
在成都街頭遇見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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