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　　-紅週刊林鷹　　一年前，我們有幸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牛市。一年後，我們同樣有幸經歷著“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　　一年前的8月下旬，當我們把對次貸危機的專題定題為《美國次級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微妙而深遠》時(參見2007年第34期《紅週刊》)，歐美日澳各地央行多達3000億美元的救市均告失敗，而世界又一次感慨：“謝天謝地，還有中國！”主持人惟一聽到的憂慮來自於世界銀行研究部研究員鄒恆甫：“中國的小股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用哭,更不用尋短命……”他的預言旋即遭遇嘲笑，天地良心，那時“黃金十年”夢想燦燦，經濟前景生機勃勃，A股市場東方不敗……　　如今回頭再看，“深遠”則深遠矣，“微妙”卻已成全球駭浪！而當時專欄作者王強在專題下《危機的警示》一文中的兩個判斷被逐一驗證：　　高風險高收益類債券衍生品市場面臨的挑戰或許才剛剛開始；　　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直接影響，主要在於投資該類債券的中資機構。如果傳聞屬實，則遭受損失是必然的。這些損失必然影響其公司利潤，從而影響股票價格。人為的託市行為特別是社論託市的行為，只會使缺乏判斷力的投資者在謊言被揭穿後摔得更慘。　　單就中國的經濟和市場層面而言，從去年冀望“一枝獨秀”到如今乞求“獨善其身”，從生機勃勃的製造業到頻頻破產的中小企業，從流動性過剩到“缺錢缺德”，這一切發生得如白駒過隙。我們無法找到“這世界到底怎麼啦”的終極答案，卻不妨回頭想想，為什麼會出現郎鹹平所說的“我們手氣不好什麼都碰到了”的局面？　　主持人無意去探討救市，因為全世界有市場的地方都在這麼做，我們這麼做了，對於一度赤膊相搏的救市與不救市兩派來說，也許都是“你無須訝異，更無須驚喜，轉瞬間消失了蹤影”。與週五註定被討論得熱火朝天的三大利好相比，筆者更關注的是周初央行的“結構性雙降”。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近日撰文說，“中國有條件爭取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複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真正困難的問題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如周教授所說，拉動內需是“老生常談”——因為“老”是“生”拉不動，所以只能“常談”。在好日子的時候都拉不動的東西，在關門的關門、下崗的下崗、套牢的套牢之關節，“究竟怎樣才能”？　　今年6月，鄒恆甫接受《紅週刊》專訪時留下的兩句話，讓我思索良久，一是“我認為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非常好”，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大有可為”(參見26期“高階視野”)。對於前者，我的理解是：通脹不是價格問題，而是貨幣問題，別再繼續掩耳盜鈴讓糧食去承擔通脹的罪名；而對於後者，中小企業現狀以及與此同時的“經濟學家信心指數跌至2004年來最低點”，大約可以從相反的角度說明一切。要解決這一切，“結構性雙降”做得到嗎？

有幸　　-紅週刊林鷹　　一年前，我們有幸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牛市。一年後，我們同樣有幸經歷著“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　　一年前的8月下旬，當我們把對次貸危機的專題定題為《美國次級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微妙而深遠》時(參見2007年第34期《紅週刊》)，歐美日澳各地央行多達3000億美元的救市均告失敗，而世界又一次感慨：“謝天謝地，還有中國！”主持人惟一聽到的憂慮來自於世界銀行研究部研究員鄒恆甫：“中國的小股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用哭,更不用尋短命……”他的預言旋即遭遇嘲笑，天地良心，那時“黃金十年”夢想燦燦，經濟前景生機勃勃，A股市場東方不敗……　　如今回頭再看，“深遠”則深遠矣，“微妙”卻已成全球駭浪！而當時專欄作者王強在專題下《危機的警示》一文中的兩個判斷被逐一驗證：　　高風險高收益類債券衍生品市場面臨的挑戰或許才剛剛開始；　　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直接影響，主要在於投資該類債券的中資機構。如果傳聞屬實，則遭受損失是必然的。這些損失必然影響其公司利潤，從而影響股票價格。人為的託市行為特別是社論託市的行為，只會使缺乏判斷力的投資者在謊言被揭穿後摔得更慘。　　單就中國的經濟和市場層面而言，從去年冀望“一枝獨秀”到如今乞求“獨善其身”，從生機勃勃的製造業到頻頻破產的中小企業，從流動性過剩到“缺錢缺德”，這一切發生得如白駒過隙。我們無法找到“這世界到底怎麼啦”的終極答案，卻不妨回頭想想，為什麼會出現郎鹹平所說的“我們手氣不好什麼都碰到了”的局面？　　主持人無意去探討救市，因為全世界有市場的地方都在這麼做，我們這麼做了，對於一度赤膊相搏的救市與不救市兩派來說，也許都是“你無須訝異，更無須驚喜，轉瞬間消失了蹤影”。與週五註定被討論得熱火朝天的三大利好相比，筆者更關注的是周初央行的“結構性雙降”。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近日撰文說，“中國有條件爭取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複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真正困難的問題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如周教授所說，拉動內需是“老生常談”——因為“老”是“生”拉不動，所以只能“常談”。在好日子的時候都拉不動的東西，在關門的關門、下崗的下崗、套牢的套牢之關節，“究竟怎樣才能”？　　今年6月，鄒恆甫接受《紅週刊》專訪時留下的兩句話，讓我思索良久，一是“我認為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非常好”，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大有可為”(參見26期“高階視野”)。對於前者，我的理解是：通脹不是價格問題，而是貨幣問題，別再繼續掩耳盜鈴讓糧食去承擔通脹的罪名；而對於後者，中小企業現狀以及與此同時的“經濟學家信心指數跌至2004年來最低點”，大約可以從相反的角度說明一切。要解決這一切，“結構性雙降”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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