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記》於光緒四年年被清代楊引傳在蘇州冷攤發現以來，受到近現代眾多學者的重視，為其寫詩、撰序、題跋、寫評論的大有人在。前有清代的管貽、近僧、王韜等學術前輩，後有林語堂、陳寅烙、俞平伯等國學大師，他們對《浮生六記》的評價無疑是對其文學價值的積極肯定。自其被林語堂先生譯介成英文之後，在英、美、俄、日、歐洲諸國，都有譯本問及，在世界文壇上頗享美譽。有外國學者甚至將其與鉅著《紅樓夢》相提並論，認為它“也是深沉的個人傾訴和折磨人的痛苦所編織成的”。從思想上看，《浮生六記》與《紅樓夢》確實有一致之處，都敢於衝破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大膽直白抒寫閨中兒女之情，甚至敢於冒天下之大不匙描寫男女雲雨之愛，表現感性生命個體的情慾意識，樂卻不至於淫。揚州大學黃強教授在浮生六記百年研究述略》裡曾說浮生六記》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流的敘事文學作品，他將《浮生六記》的研究價值歸納成三點一、它自身的感染力，如俞平伯先生在《重刊浮生六記序》裡說“的確也有眩人的力”。二、在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高峰已經過去，在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名著出現之後的乾嘉時期，它的存在填補了這一時期缺乏敘事文學精品的空白。三、在中國古代“性靈文學”的歷史系列鏈上，它是很重要的一環。黃教授對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的肯定也在某種意義上涉及到了它的美學價值，如第三點所說“在中國古代‘性靈文學’的歷史系列鏈上它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要真正系統深入把握其美學價值，還得先從大的創作背景切入，透過對其創作背景的探討，我們才能夠更深層次地把握其蘊涵的美學思想的歷史傳承性。《浮生六記》的創作背景可以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都離不開社會時代背景和作者個人人生背景的映照。因此，筆者將從作品創作的社會時代背景以及人情世態，也即沈復個人相關現實狀況兩方面加以探討，進而展開對文字創作的解讀。《浮生六記》創作於清代乾嘉時期，處在明清文藝創作這一個大的社會時代背景。李澤厚在《美的歷程》裡說“明清文藝所描述的是世俗人情，與前時代文藝比較，這又是一個廣闊的物件世界，它們完全是近代市井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彩多姿的社會風習圖畫。”《浮生六記》作為明清嫻雅散文小品，就是這樣一種文藝創作的典型。大多數古典文學作品通常具有多種文化品格，是多種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明清小品當然也不例外。趙伯陶先生認為，明清小品具有士林文化與市井文化雙重文化品格，而唐宋以後儒、道、釋三教合一的趨勢也使得小品文創作受到老莊禪悅的深刻影響。士林文化一直以來就是古典文學作品文化品格的本源，但市井文化的出現，卻對明清小品文的誕生產生了重要影響。市井文化所蘊含的個性解放思想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煥發性靈真趣，在一定意義上跳出了文學教化使命的僵硬束縛，而偏向青睞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自娛自樂。這種自娛自樂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社會道德倫理綱常的制約和束縛，顯現出自然、和諧、本真的生命原初狀態，從而也更能夠反映自由率性的主體個性意識。《浮生六記》作為明清散文小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既傳承了士林文化的根旨，又將市井文化孕育發展得枝繁葉茂。之所以如此，與其所處時代的經濟、文化以及社會思想主流有著密切聯絡。市井文化是伴隨商人地主、市民階層的形成而逐漸誕生的。宋代城市的繁榮景象使得商人地主、市民階級逐漸形成，發展到明代中葉，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他們的地位就更加鞏固。明中葉至後來的清代，受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城市經濟更加繁榮，市民階層隊伍也因此越來越龐大，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這種現象猶勝。經濟基礎的變革，深刻影響了這一時代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從明嘉靖至清代乾隆，不論是在哲學、文學、藝術，還是在社會政治思想上，都是波瀾起伏、流派眾多，尤其在社會思想領域更是引起巨大的發展變革。複雜的社會現實變革形成了複雜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想。自明代中葉起，由於受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傳統封建經濟受到強烈衝擊宦官專權，朝政動盪，使宋代以來形成的理學思想體系在這一時期也面臨崩潰瓦解，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根基受到嚴重動搖。明代的王陽明，以“心外無物”為理論根基，化程朱理學為“陽明心學”以“致良知”為其變向外求索真理為向內心探尋的轉折點。正是這種轉變，使得長久以來為理學思想禁錮的人性情慾意識破除牢籠，得到釋放。而在陽明心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泰州學派”以王陽明弟子王龍溪、王心齋為主要代表，他們講求從日常生活中見道講道，與陽明心學相比更近乎禪意，是對王陽明“人心”論的具體現實化，從而引起眾多社會底層平民的關注和青睞。這樣一種思想的內外換位轉變加之朝廷對社會思想控制的減弱，一股新的啟蒙思潮應運而生。新的啟蒙思潮重視人的本性，認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情慾、需求和慾望，當時的眾多學派思想都有這種傾向，如上文提到的“泰州學派”。
《浮生六記》於光緒四年年被清代楊引傳在蘇州冷攤發現以來，受到近現代眾多學者的重視，為其寫詩、撰序、題跋、寫評論的大有人在。前有清代的管貽、近僧、王韜等學術前輩，後有林語堂、陳寅烙、俞平伯等國學大師，他們對《浮生六記》的評價無疑是對其文學價值的積極肯定。自其被林語堂先生譯介成英文之後，在英、美、俄、日、歐洲諸國，都有譯本問及，在世界文壇上頗享美譽。有外國學者甚至將其與鉅著《紅樓夢》相提並論，認為它“也是深沉的個人傾訴和折磨人的痛苦所編織成的”。從思想上看，《浮生六記》與《紅樓夢》確實有一致之處，都敢於衝破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大膽直白抒寫閨中兒女之情，甚至敢於冒天下之大不匙描寫男女雲雨之愛，表現感性生命個體的情慾意識，樂卻不至於淫。揚州大學黃強教授在浮生六記百年研究述略》裡曾說浮生六記》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流的敘事文學作品，他將《浮生六記》的研究價值歸納成三點一、它自身的感染力，如俞平伯先生在《重刊浮生六記序》裡說“的確也有眩人的力”。二、在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高峰已經過去，在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名著出現之後的乾嘉時期，它的存在填補了這一時期缺乏敘事文學精品的空白。三、在中國古代“性靈文學”的歷史系列鏈上，它是很重要的一環。黃教授對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的肯定也在某種意義上涉及到了它的美學價值，如第三點所說“在中國古代‘性靈文學’的歷史系列鏈上它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要真正系統深入把握其美學價值，還得先從大的創作背景切入，透過對其創作背景的探討，我們才能夠更深層次地把握其蘊涵的美學思想的歷史傳承性。《浮生六記》的創作背景可以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創作都離不開社會時代背景和作者個人人生背景的映照。因此，筆者將從作品創作的社會時代背景以及人情世態，也即沈復個人相關現實狀況兩方面加以探討，進而展開對文字創作的解讀。《浮生六記》創作於清代乾嘉時期，處在明清文藝創作這一個大的社會時代背景。李澤厚在《美的歷程》裡說“明清文藝所描述的是世俗人情，與前時代文藝比較，這又是一個廣闊的物件世界，它們完全是近代市井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彩多姿的社會風習圖畫。”《浮生六記》作為明清嫻雅散文小品，就是這樣一種文藝創作的典型。大多數古典文學作品通常具有多種文化品格，是多種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明清小品當然也不例外。趙伯陶先生認為，明清小品具有士林文化與市井文化雙重文化品格，而唐宋以後儒、道、釋三教合一的趨勢也使得小品文創作受到老莊禪悅的深刻影響。士林文化一直以來就是古典文學作品文化品格的本源，但市井文化的出現，卻對明清小品文的誕生產生了重要影響。市井文化所蘊含的個性解放思想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煥發性靈真趣，在一定意義上跳出了文學教化使命的僵硬束縛，而偏向青睞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自娛自樂。這種自娛自樂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社會道德倫理綱常的制約和束縛，顯現出自然、和諧、本真的生命原初狀態，從而也更能夠反映自由率性的主體個性意識。《浮生六記》作為明清散文小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既傳承了士林文化的根旨，又將市井文化孕育發展得枝繁葉茂。之所以如此，與其所處時代的經濟、文化以及社會思想主流有著密切聯絡。市井文化是伴隨商人地主、市民階層的形成而逐漸誕生的。宋代城市的繁榮景象使得商人地主、市民階級逐漸形成，發展到明代中葉，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他們的地位就更加鞏固。明中葉至後來的清代，受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城市經濟更加繁榮，市民階層隊伍也因此越來越龐大，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這種現象猶勝。經濟基礎的變革，深刻影響了這一時代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從明嘉靖至清代乾隆，不論是在哲學、文學、藝術，還是在社會政治思想上，都是波瀾起伏、流派眾多，尤其在社會思想領域更是引起巨大的發展變革。複雜的社會現實變革形成了複雜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想。自明代中葉起，由於受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傳統封建經濟受到強烈衝擊宦官專權，朝政動盪，使宋代以來形成的理學思想體系在這一時期也面臨崩潰瓦解，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根基受到嚴重動搖。明代的王陽明，以“心外無物”為理論根基，化程朱理學為“陽明心學”以“致良知”為其變向外求索真理為向內心探尋的轉折點。正是這種轉變，使得長久以來為理學思想禁錮的人性情慾意識破除牢籠，得到釋放。而在陽明心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泰州學派”以王陽明弟子王龍溪、王心齋為主要代表，他們講求從日常生活中見道講道，與陽明心學相比更近乎禪意，是對王陽明“人心”論的具體現實化，從而引起眾多社會底層平民的關注和青睞。這樣一種思想的內外換位轉變加之朝廷對社會思想控制的減弱，一股新的啟蒙思潮應運而生。新的啟蒙思潮重視人的本性，認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情慾、需求和慾望，當時的眾多學派思想都有這種傾向，如上文提到的“泰州學派”。
胡歌推薦過，外國學者將其與鉅著《紅樓夢》相提並論的一本書
資訊抽取 常識
自然語言理解 資訊抽取 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