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任悠悠編輯 | 許悅1“還是會注意和他們聊天，畢竟正常人誰三天兩頭去醫院啊。”“是啊，所以還是會比較小心得和他們打交道.......哈哈哈。”欣蕊嘴上附和，臉上笑著，心裡的小獸卻緊張到發抖，因為只有她知道自己就是對方嘴裡的那個不正常的人。白天，欣蕊是上海徐家彙某CBD寫字樓裡從事金融行業的高階白領，做事雷厲風行，深受全公司人的喜愛，但在沒人的時候，她是一個有5年抑鬱史的抑鬱症患者。據WHO估算，全球有3億多人患有抑鬱症，近80萬人因此而自殺，抑鬱症是全球首要致殘原因，中國就有約5400萬抑鬱患者。而其中國內產後抑鬱發生率為14.7%。“精神病這個詞我一直認為是別人的事，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其中一員。”欣蕊出生於1986年，作為80後一代出生的人，他們一直被時代變遷的烙印壓榨著，其中最沉重的負擔要數一路飆升的房價。2010年-2019年是80後陸續三十而立的年齡，但他們卻立不起來：國家統計局曾提供一個數據，中國在售房地產價格從2004年-2014年的10年間，價格上漲幅度是77%，二手房的價格上漲幅度是57%。另一份報告或許更直接，這份由國信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研究組編寫的《2010-2018 年分地區及城市房價收入比分析報告》指出，2014 年前全國房價收入比明顯下降，2015 年後持續小幅回升，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下降。2018年我國房價收入比為 8.19（房價收入比越高，居民購買住房能力就越低）。當時從省級層面看，如果按套均面積 106 平方米、家庭戶均規模為 2.9 人來計算，北京、上海等省市房價收入比較高，分別為 20.1、15.6等，而國際上以3-6之間為合理值。2013年懷孕在身，因為在上海租房沒有自己的房子，儘管福利好，但是照顧她的家人沒地方住，欣蕊只能放棄工作回老家生孩子。夫妻分居兩地，加上產後激素紊亂，欣蕊患上了產後抑鬱。她經常站在8樓的陽臺上向下望，一邊流淚，一邊想象著自己縱身一躍的場景；討厭剛出生的孩子，他一哭鬧就煩得想掐死他，等他不鬧了，又因為自己曾經有過想殺死他的想法而悔恨捶打自己，甚至拿剪刀割腕.......摸著手上留下的疤痕，欣蕊面無表情得回憶著：“當年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夢見自己溺水湖中，被女水鬼一直拉著不放，就算用力喊救命也無濟於事，因為沒有人聽得到。”因為男女大腦結構的差異，在應對外界壓力時的反應不同，女性患上精神疾病的機率是男性的2倍，而抑鬱症在孕期前後對女性的影響非常大：根據醫學雜誌JAMA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10%-15%的懷孕女性受抑鬱症的影響，這與產後抑鬱的情況相同。但當時欣蕊和家人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不對，只認為這些是孕期小情緒。的確，並非所有的抑鬱都叫抑鬱症。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精神科的湯建平主任向介面新聞解釋了抑鬱與抑鬱情緒之間的區別，抑鬱症的抑鬱情緒停留時間長，半個月以上，平均在4個月左右，通常無原因產生，常常伴有興趣喪失、疲勞的感覺，整天的無精打采，體驗不到快樂，不願意見人，幹不動活。還有各種軀體不適症狀：頭痛頭暈、食慾減退，性慾減退等；做事猶豫不決，注意力不集中，對周圍的環境和自我漠不關心。情況嚴重的時候，會出現不想做人，想死的念頭，有自傷自殺的行為。這時就應該警惕了。這些症狀有時容易被淹沒，就好比很多人會誤以為女性做作、無病呻吟、變相討人關心一樣，就好比當欣蕊看著與自己幾乎同時間打拼的朋友有了事業上的出彩，而自己被哭鬧的孩子擾得心煩時，那種心裡的失落感縈繞不去，猶如一撮棉花掉入水中，雖然沒有濺起水花聲，卻擋不住泛起了漣漪。或許因為三個月後激素恢復了正常，欣蕊的心情沒了之前波動激烈，大家便都以為就是鬧鬧小情緒而已，但誰知，這只是前調，一次工作上的錯誤真正改變了欣蕊的生活。臨近年關，KPI、OKR、績效報表就像一群定時出來的小鬼啃食著人心。金融行業競爭壓力大，變化快，欣蕊的職位是主管，需要每天定時監測各大交易所動態，起伏的日均線、K線等資料線時刻牽引著欣蕊繃緊的神經。兵不能一日無將，產假只休一個月的欣蕊就回到工作崗位，復出的她工作更加拼命，整個人就像收不回的陀螺，被無數雙眼睛盯著，日夜不停得工作。但另一方面，孩子、家庭事務還需要欣蕊照料。那段時間，白天她瘋了一般得工作，晚上要喂夜奶，心累得反襯出身旁打鼾入睡的老公。終於一切崩潰在一次資料的錯誤上。被大領導批評了一頓，這在常人看來或許不是大事，但較真的欣蕊就是過不去這個坎，硬是熬夜3天把資料表重新對了一遍交了上去。交差的欣蕊並沒如釋重負，她開始通宵睡不著，暗自流淚到天亮，自我厭惡到幹吐，一天中最難熬的時間便是早上，每天丟三落四，完全集中不了精神，看不到未來......她知道，心裡的那條黑狗又跑出來咬人了，這次它把欣蕊撕咬得粉碎，渣都不剩。欣蕊的情況不是孤例，曉凡就見過很多，作為國內某知名獵頭的高階顧問，她看起來年輕，但是對“職場女性抑鬱”的話題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意外懷孕、為照顧孩子而不得不放棄出國前途的大學同學、在阿里事業成功但因上班太遠、孩子太小、加班太多而不得不犧牲自己換工作的好朋友、以及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各種對女性固有偏見。她們都花費了很久的時間和自我努力才走出抑鬱的陰影，欣蕊相比來說是幸運的，又一次站在懸崖邊上的她被一位精神科醫生好友拉了回來，勸解其及時就醫。“奧氮平、碳酸鋰、左洛復、舍曲林，每天晚上都是這些陪我睡覺，沒有它們，我就徹夜難寐，但有了它們我又嗜睡，最誇張的那段時間一天睡16個小時以上”。在最開始治療的幾天裡，因為撐不住時時襲來的睡意，欣蕊不得不請假，對於一個朝九晚五甚至晚八的白領來說，每日渾渾噩噩的下場只有一個，那便是被離職。但這對好強的欣蕊是不可也不能接受的結局，每月4000的房貸、每個月給4位老人贍養費、兩個兒子的吃穿用度，這些重擔都猶如嗷嗷待哺的幼鳥一樣張著嘴，啄食著欣蕊夫婦，她和丈夫就像一架馬車的兩個車軲轆，任何一個倒下都意味著家庭停擺。“病不起，死不起。只能努力撐著。”這是這一代的痼疾，身為女性，要承受的遠不及此。事實殘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資料報告》（2011）顯示，高層人才所在單位中，20.6%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用男性”的情況；30.8%存在“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比女性快”的情況；47.0%存在“在技術要求高、有發展前途的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的情況。而同樣是這一份報告顯示了，到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已經降低至男性的67%，在農村，這一數字降至56%。“如果我是用人單位，在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我也會傾向於男性，畢竟他們不用耽誤工作生孩子，不會需要牽扯那麼大精力照顧家庭。”杭州市江乾區凱旋街道退休的顧阿姨在多年接觸了各種抑鬱症的患者之後這樣評價到，社會對男性成功的標準是“事業有成”，但對女性的標準卻是“家庭事業雙重美滿”，架在女性身上的隱形枷鎖解套不了。“或許是影視作品宣傳太多太極端的例子，給大眾造成了‘得這個病的人是要跳樓的’，很多用人單位都不願意用這樣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要死守這個秘密。”社會公眾對抑鬱症群體有最常見的三種汙名型別：認為抑鬱症患者的行為難以預料；認為罹患抑鬱症是個性軟弱的表現；認為抑鬱症不是一種疾病。這些汙名偏見無時無刻不侵浸在生活工作之中，所以，儘管身邊有一兩位最好的朋友知道病情，但欣蕊依舊誓死不將患有抑鬱症的這件事透露給公司的人，她的誓死猶如拿起枕頭悶死活物的瘋子，那個活物便是抑鬱症——她怕自己說出了口，工作可能就沒了，同事的眼神就變了，朋友的關心就走味了。只有在精神科門診醫生的面前，心裡的那條黑狗才能展示自己。張樺就是那個幫她們看守心中黑狗的人，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工作了11年，她接觸過無數個因家庭矛盾、工作壓力引發抑鬱的女性。一位來門診配藥的母親，臉上看上去愁雲慘霧，或許只有在張樺的門診，才能訴說家裡憋住的苦。“帶孩子太辛苦了。有時我咬咬牙想放過自己，但他們（家人）不肯放過我。”因為孩子面臨小學升初中，家人寄予厚望，認為母親就應該為孩子規劃好未來路第一步——上名校，全家人都在逼著她，“我只靠吃抗抑鬱藥來緩解下自己的壓力，不然無處排解。”這位母親的自救是清醒而及時的，她找到了張樺，沒有踏上不歸路。但是顧阿姨幫扶的王麗就沒那麼幸運了，在杭孤身打工的她一躍翻身從9樓跳下，摔成了高位截癱，將剛趕來照顧她的母親嚇得一夜之間白了頭髮。因為感情？因為工作？還是其他，一切似乎都沒有徵兆。“但其實是有跡可循的。身邊的朋友、家人要做個有心人。”張樺醫生解惑到。儘管情緒是很主觀的感受，但是總會有流露出來的馬腳，有的抑鬱症患者身上會莫名出現傷口，有的時莫名哭泣，“這個時候家人不應該責怪她（他）不講述自己的問題，而應該儘量做到陪伴，可以說：‘我知道你現在不開心，那你願不願意說說看’，如果她（他）不願意說，話題就結束，就靜靜陪伴就好了。”王麗母親的陪伴來的有些遲，絕望中唯一一絲希望是傷殘後的報銷。王麗去社群補辦了一張殘疾證，在醫院認定為重度精神殘疾之後，憑此證按比例報銷了大部分醫療費用。此外，以上海為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中、重度）、精神發育遲緩伴發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病等疾病納入了門診大病醫療保險報銷範疇。“在門診看診，有時真的就是很難，很難。”張樺說，對初診的患者來說，病恥感是一道關，對於在治療的患者，波動是一道關，對於穩定了的患者，如何克服副作用及周圍人的看法又是一道關。自生病起，張米已經胖了20斤了，而且還在不斷胖下去。醫生告訴她，發胖是吃藥的副作用之一，一句單薄的話卻要女子用最美麗的年華來做抵押，任誰都會掙扎。所以，張米時而吃藥時而停，病情也就波動起伏上下，也因此，她的抑鬱症狀總是很明顯，無精打采、做事沒力、注意力渙散。“如果因此請假，那別人肯定對你有看法，憑什麼你生病了就要人照顧？”敏感是一群窩在心裡的螞蟻，很多時候狀況沒完全穩定之前的抑鬱症患者很敏感，很在乎外人的看法。不過張樺理解這種感受，也知道如何破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沒有辦法阻止別人的看法，如果你察覺到了，應該記住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才是最關鍵。”有的女性就做的很好，同樣是張樺的患者，同樣是一位媽媽，她此前得了抑鬱症，在張樺那治療，“曾經我那麼糟糕，是到了這裡之後你把我治癒了，是你們醫生救了我，讓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抑鬱症並非不治之症，我現在狀態就很好啊。”走過波動期的欣蕊現在每天已經適應了抑鬱相伴的日子，她的生活和正常人的無異，狀態也很穩定。“只希望能被當作正常人一樣看待，現在也在努力得穩定病情中，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能大方得說出自己的病情。”
記者 | 任悠悠編輯 | 許悅1“還是會注意和他們聊天，畢竟正常人誰三天兩頭去醫院啊。”“是啊，所以還是會比較小心得和他們打交道.......哈哈哈。”欣蕊嘴上附和，臉上笑著，心裡的小獸卻緊張到發抖，因為只有她知道自己就是對方嘴裡的那個不正常的人。白天，欣蕊是上海徐家彙某CBD寫字樓裡從事金融行業的高階白領，做事雷厲風行，深受全公司人的喜愛，但在沒人的時候，她是一個有5年抑鬱史的抑鬱症患者。據WHO估算，全球有3億多人患有抑鬱症，近80萬人因此而自殺，抑鬱症是全球首要致殘原因，中國就有約5400萬抑鬱患者。而其中國內產後抑鬱發生率為14.7%。“精神病這個詞我一直認為是別人的事，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其中一員。”欣蕊出生於1986年，作為80後一代出生的人，他們一直被時代變遷的烙印壓榨著，其中最沉重的負擔要數一路飆升的房價。2010年-2019年是80後陸續三十而立的年齡，但他們卻立不起來：國家統計局曾提供一個數據，中國在售房地產價格從2004年-2014年的10年間，價格上漲幅度是77%，二手房的價格上漲幅度是57%。另一份報告或許更直接，這份由國信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研究組編寫的《2010-2018 年分地區及城市房價收入比分析報告》指出，2014 年前全國房價收入比明顯下降，2015 年後持續小幅回升，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下降。2018年我國房價收入比為 8.19（房價收入比越高，居民購買住房能力就越低）。當時從省級層面看，如果按套均面積 106 平方米、家庭戶均規模為 2.9 人來計算，北京、上海等省市房價收入比較高，分別為 20.1、15.6等，而國際上以3-6之間為合理值。2013年懷孕在身，因為在上海租房沒有自己的房子，儘管福利好，但是照顧她的家人沒地方住，欣蕊只能放棄工作回老家生孩子。夫妻分居兩地，加上產後激素紊亂，欣蕊患上了產後抑鬱。她經常站在8樓的陽臺上向下望，一邊流淚，一邊想象著自己縱身一躍的場景；討厭剛出生的孩子，他一哭鬧就煩得想掐死他，等他不鬧了，又因為自己曾經有過想殺死他的想法而悔恨捶打自己，甚至拿剪刀割腕.......摸著手上留下的疤痕，欣蕊面無表情得回憶著：“當年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夢見自己溺水湖中，被女水鬼一直拉著不放，就算用力喊救命也無濟於事，因為沒有人聽得到。”因為男女大腦結構的差異，在應對外界壓力時的反應不同，女性患上精神疾病的機率是男性的2倍，而抑鬱症在孕期前後對女性的影響非常大：根據醫學雜誌JAMA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10%-15%的懷孕女性受抑鬱症的影響，這與產後抑鬱的情況相同。但當時欣蕊和家人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不對，只認為這些是孕期小情緒。的確，並非所有的抑鬱都叫抑鬱症。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精神科的湯建平主任向介面新聞解釋了抑鬱與抑鬱情緒之間的區別，抑鬱症的抑鬱情緒停留時間長，半個月以上，平均在4個月左右，通常無原因產生，常常伴有興趣喪失、疲勞的感覺，整天的無精打采，體驗不到快樂，不願意見人，幹不動活。還有各種軀體不適症狀：頭痛頭暈、食慾減退，性慾減退等；做事猶豫不決，注意力不集中，對周圍的環境和自我漠不關心。情況嚴重的時候，會出現不想做人，想死的念頭，有自傷自殺的行為。這時就應該警惕了。這些症狀有時容易被淹沒，就好比很多人會誤以為女性做作、無病呻吟、變相討人關心一樣，就好比當欣蕊看著與自己幾乎同時間打拼的朋友有了事業上的出彩，而自己被哭鬧的孩子擾得心煩時，那種心裡的失落感縈繞不去，猶如一撮棉花掉入水中，雖然沒有濺起水花聲，卻擋不住泛起了漣漪。或許因為三個月後激素恢復了正常，欣蕊的心情沒了之前波動激烈，大家便都以為就是鬧鬧小情緒而已，但誰知，這只是前調，一次工作上的錯誤真正改變了欣蕊的生活。臨近年關，KPI、OKR、績效報表就像一群定時出來的小鬼啃食著人心。金融行業競爭壓力大，變化快，欣蕊的職位是主管，需要每天定時監測各大交易所動態，起伏的日均線、K線等資料線時刻牽引著欣蕊繃緊的神經。兵不能一日無將，產假只休一個月的欣蕊就回到工作崗位，復出的她工作更加拼命，整個人就像收不回的陀螺，被無數雙眼睛盯著，日夜不停得工作。但另一方面，孩子、家庭事務還需要欣蕊照料。那段時間，白天她瘋了一般得工作，晚上要喂夜奶，心累得反襯出身旁打鼾入睡的老公。終於一切崩潰在一次資料的錯誤上。被大領導批評了一頓，這在常人看來或許不是大事，但較真的欣蕊就是過不去這個坎，硬是熬夜3天把資料表重新對了一遍交了上去。交差的欣蕊並沒如釋重負，她開始通宵睡不著，暗自流淚到天亮，自我厭惡到幹吐，一天中最難熬的時間便是早上，每天丟三落四，完全集中不了精神，看不到未來......她知道，心裡的那條黑狗又跑出來咬人了，這次它把欣蕊撕咬得粉碎，渣都不剩。欣蕊的情況不是孤例，曉凡就見過很多，作為國內某知名獵頭的高階顧問，她看起來年輕，但是對“職場女性抑鬱”的話題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意外懷孕、為照顧孩子而不得不放棄出國前途的大學同學、在阿里事業成功但因上班太遠、孩子太小、加班太多而不得不犧牲自己換工作的好朋友、以及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各種對女性固有偏見。她們都花費了很久的時間和自我努力才走出抑鬱的陰影，欣蕊相比來說是幸運的，又一次站在懸崖邊上的她被一位精神科醫生好友拉了回來，勸解其及時就醫。“奧氮平、碳酸鋰、左洛復、舍曲林，每天晚上都是這些陪我睡覺，沒有它們，我就徹夜難寐，但有了它們我又嗜睡，最誇張的那段時間一天睡16個小時以上”。在最開始治療的幾天裡，因為撐不住時時襲來的睡意，欣蕊不得不請假，對於一個朝九晚五甚至晚八的白領來說，每日渾渾噩噩的下場只有一個，那便是被離職。但這對好強的欣蕊是不可也不能接受的結局，每月4000的房貸、每個月給4位老人贍養費、兩個兒子的吃穿用度，這些重擔都猶如嗷嗷待哺的幼鳥一樣張著嘴，啄食著欣蕊夫婦，她和丈夫就像一架馬車的兩個車軲轆，任何一個倒下都意味著家庭停擺。“病不起，死不起。只能努力撐著。”這是這一代的痼疾，身為女性，要承受的遠不及此。事實殘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資料報告》（2011）顯示，高層人才所在單位中，20.6%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條件下優先招用男性”的情況；30.8%存在“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比女性快”的情況；47.0%存在“在技術要求高、有發展前途的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的情況。而同樣是這一份報告顯示了，到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已經降低至男性的67%，在農村，這一數字降至56%。“如果我是用人單位，在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我也會傾向於男性，畢竟他們不用耽誤工作生孩子，不會需要牽扯那麼大精力照顧家庭。”杭州市江乾區凱旋街道退休的顧阿姨在多年接觸了各種抑鬱症的患者之後這樣評價到，社會對男性成功的標準是“事業有成”，但對女性的標準卻是“家庭事業雙重美滿”，架在女性身上的隱形枷鎖解套不了。“或許是影視作品宣傳太多太極端的例子，給大眾造成了‘得這個病的人是要跳樓的’，很多用人單位都不願意用這樣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要死守這個秘密。”社會公眾對抑鬱症群體有最常見的三種汙名型別：認為抑鬱症患者的行為難以預料；認為罹患抑鬱症是個性軟弱的表現；認為抑鬱症不是一種疾病。這些汙名偏見無時無刻不侵浸在生活工作之中，所以，儘管身邊有一兩位最好的朋友知道病情，但欣蕊依舊誓死不將患有抑鬱症的這件事透露給公司的人，她的誓死猶如拿起枕頭悶死活物的瘋子，那個活物便是抑鬱症——她怕自己說出了口，工作可能就沒了，同事的眼神就變了，朋友的關心就走味了。只有在精神科門診醫生的面前，心裡的那條黑狗才能展示自己。張樺就是那個幫她們看守心中黑狗的人，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工作了11年，她接觸過無數個因家庭矛盾、工作壓力引發抑鬱的女性。一位來門診配藥的母親，臉上看上去愁雲慘霧，或許只有在張樺的門診，才能訴說家裡憋住的苦。“帶孩子太辛苦了。有時我咬咬牙想放過自己，但他們（家人）不肯放過我。”因為孩子面臨小學升初中，家人寄予厚望，認為母親就應該為孩子規劃好未來路第一步——上名校，全家人都在逼著她，“我只靠吃抗抑鬱藥來緩解下自己的壓力，不然無處排解。”這位母親的自救是清醒而及時的，她找到了張樺，沒有踏上不歸路。但是顧阿姨幫扶的王麗就沒那麼幸運了，在杭孤身打工的她一躍翻身從9樓跳下，摔成了高位截癱，將剛趕來照顧她的母親嚇得一夜之間白了頭髮。因為感情？因為工作？還是其他，一切似乎都沒有徵兆。“但其實是有跡可循的。身邊的朋友、家人要做個有心人。”張樺醫生解惑到。儘管情緒是很主觀的感受，但是總會有流露出來的馬腳，有的抑鬱症患者身上會莫名出現傷口，有的時莫名哭泣，“這個時候家人不應該責怪她（他）不講述自己的問題，而應該儘量做到陪伴，可以說：‘我知道你現在不開心，那你願不願意說說看’，如果她（他）不願意說，話題就結束，就靜靜陪伴就好了。”王麗母親的陪伴來的有些遲，絕望中唯一一絲希望是傷殘後的報銷。王麗去社群補辦了一張殘疾證，在醫院認定為重度精神殘疾之後，憑此證按比例報銷了大部分醫療費用。此外，以上海為例，精神分裂症、抑鬱症（中、重度）、精神發育遲緩伴發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病等疾病納入了門診大病醫療保險報銷範疇。“在門診看診，有時真的就是很難，很難。”張樺說，對初診的患者來說，病恥感是一道關，對於在治療的患者，波動是一道關，對於穩定了的患者，如何克服副作用及周圍人的看法又是一道關。自生病起，張米已經胖了20斤了，而且還在不斷胖下去。醫生告訴她，發胖是吃藥的副作用之一，一句單薄的話卻要女子用最美麗的年華來做抵押，任誰都會掙扎。所以，張米時而吃藥時而停，病情也就波動起伏上下，也因此，她的抑鬱症狀總是很明顯，無精打采、做事沒力、注意力渙散。“如果因此請假，那別人肯定對你有看法，憑什麼你生病了就要人照顧？”敏感是一群窩在心裡的螞蟻，很多時候狀況沒完全穩定之前的抑鬱症患者很敏感，很在乎外人的看法。不過張樺理解這種感受，也知道如何破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沒有辦法阻止別人的看法，如果你察覺到了，應該記住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才是最關鍵。”有的女性就做的很好，同樣是張樺的患者，同樣是一位媽媽，她此前得了抑鬱症，在張樺那治療，“曾經我那麼糟糕，是到了這裡之後你把我治癒了，是你們醫生救了我，讓我重新燃起了希望。抑鬱症並非不治之症，我現在狀態就很好啊。”走過波動期的欣蕊現在每天已經適應了抑鬱相伴的日子，她的生活和正常人的無異，狀態也很穩定。“只希望能被當作正常人一樣看待，現在也在努力得穩定病情中，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能大方得說出自己的病情。”
她們是媽媽，是職場女性，也是抑鬱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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