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留心北京地鐵站中的公益廣告，就會發現在宣傳太空梭、高鐵等象徵國家發展的大型工程及其成果時，常冠以&quot;大國重器&quot;的醒目標題。無獨有偶，有學者把中國的青銅時代，也稱之為&quot;重器時代”。說起來，二者還真是有一定的內在的歷史關聯的。大國重器青銅冶鑄技術在被中原王朝引進之後，主要用來製造那些用於祭祀、作為貴族和王室身份地位象徵物的禮器。而這種禮儀重器的碩大、精美，顯示著它背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種巨大的投入，在全球早期青銅文明範疇內，都是非常罕見的。所以學界才對中國青銅時代有&quot;重器時代&quot;的慨嘆。如果您去臺北故宮博物院，會發現公眾會認為他們的鎮館之寶是一顆翠玉白菜，而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肯定是司母戊大方鼎。我們不妨透過學界對商代青銅禮器中的&quot;巨無霸&quot;一一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來管窺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高度與特色。關於這件大鼎，最熱門的討論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在2011年左右，把這件您小時候在歷史教科書上就特別熟悉的&quot;司母戊大方鼎'改名為&quot;後母戊青銅方鼎”，簡稱為&quot;後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改變引起了學界與公眾的強烈反響。由於學術界對這件商代大鼎的銘文釋讀有不同的認識，致使多種釋讀方案共存，所以這件大鼎到底是叫&quot;後母戊鼎&quot;，還是&quot;司母戊鼎&quot;，至今還屬於學術討論的範疇，因而這次也就改名而已，不是正名。我們姑且先叫它的舊名字&quot;司母戊大鼎&quot;。依照最新公佈的資料，司母戊大鼎長約1.16米、寬約0.79米，通高1.33米。上個世紀50年代測定大鼎的重量為875公斤，根據90年代的最新測定，其總重量為832.84公斤。隨著歲月流逝，大鼎應該存在減重的現象。有學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應在1噸(1000公斤）以上。儘管有的學者推測其可能並非商代青銅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實物而論，司母戊大鼎的體量在目前公佈的中國商周時代青銅器中居於首位。可以說，這是一座真正的最重的&quot;國之重器“。大鼎的內壁鑄有&quot;司母戊&quot;的銘文，根據學者對這個銘文的解釋和判斷，這座大鼎應該是用作祭祀先妣的，一般認為是祭祀作器者的母親，而作器者應該是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為殷墟文化的第二期或第三期，與著名的婦好墓的年代近同。甚至有人認為其主人與著名的婦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這件大鼎最上部鑄有兩隻耳朵，最底部是支撐重量的四隻青銅足，鼎身部分，裝飾得複雜又精美，以雲雷紋為底紋，在底紋上還託浮著獸面紋、饕餮紋、龍紋，形成了多重花紋，非常精美。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動物花紋，不僅僅是出於美觀的考慮，而且還具有影象上的意義：這些動物，可能是協助巫師溝通天地神人的各種動物的形象。因此，這顯然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龐然大物，猶如鬼斧神工，又是如何造出來的呢？考古學家、冶金史專家和工藝學家們，對司母戊大鼎的鑄造工序，做了合乎邏輯的推斷。大鼎怎麼製造的？鑄造這座大鼎的第一步，首先是設計。在藍圖之外，製作者甚至可能會先造出小的器物模型，以便放大翻制。而後進入制模、制範階段。簡單來說，青銅熔液必須得澆鑄到某一種模具中，冷透了以後，才能成為青銅器。這種製造模具的過程，就叫作&quot;制模&quot;&quot;制範”。這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quot;模範”一詞的來源。模範法工藝得先用泥土塑出要鑄的器物實樣，表面雕刻出紋飾，即俗稱的模子。模子幹了以後，在上面用泥反覆地按壓，行成外範，把模子颳去一層，形成內範，內外範之間的距離就是要鑄的器物的厚度。最後從澆灌孔注入青銅熔液，等到熔液冷卻，打碎內外範，青銅器就成形了。那麼，在司母戊大鼎製作模具和內外範的過程中，這麼大的鼎，很難做出一個完整的巨大模具，於是它採用的方法，是各個區域性先製作內外範，最後再把這些範都拼起來。那麼，關於司母戊大鼎的用範數量，學者推測，大概在20-52塊之間。下一個工序是鑄造。就是把這幾十塊內外範，都一一拼好，從這件龐然大物的足部澆入銅液。為了青銅液不會因來不及澆鑄就冷卻了，必須就地進行冶煉。在鑄銅作坊，就備有冶煉好的銅、錫、鉛等金屬料，按照鑄件的性質配置、熔鍊合金。學者們推測，鑄造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需準備銅料1200-1500公斤，需要化銅近2000公斤，這相當於一頭成年大象的重量。等到灌入大鼎的銅液冷卻凝固後，把泥土造的模具全部敲掉，然後在口沿上加鑄鼎耳，打磨清理後，最終完成鑄造。根據考古發現，還可以對殷墟都邑中，包括大鼎在內的青銅禮容器的生產者群體和他們的生產場景進行概要的勾畫。可以想象，在鑄造大鼎的過程中，需要數以百計的工匠，共同分工、協作，就地完成大鼎製作。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專門進行某一個小小部件的泥土製模，有人專門進行拼圖工作，有人專門冶煉銅液，有人專門進行占卜和預測，還要有人進行監督和協調。規模之複雜，可以想象。如此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精密的生產管理體系乃至背後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高度都是如何達成的，非常耐人尋味。就這樣，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青銅重器，按照當時商王祭祀活動的需求，經設計、鑄型、鑄件等工序，在專門的鑄銅作坊中問世了。司母戊大鼎的問世，也是中國青銅時代進入鼎盛期的一個標誌，具有&quot;中國特色&quot;的青銅文明開始大放異彩。青銅時代廣泛地使用青銅器、步入青銅時代，是人類文明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個階段。青銅器作為禮器的出現，是這個文明步入成熟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的中原地區，出土了最早的青銅禮容器。而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過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自公元前兩幹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quot;大提速時代&quot;。成組的青銅禮器最早發現於二裡頭都邑，其鑄造和使用則可以上溯至龍山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東亞大陸的面積大體上跟歐洲是差不多的，但是當時的國際態勢跟現在的歐洲差不多，那是一個沒有中心可言的時代。最初整個東亞大陸是無中心的多元，某種意義上，玉石在那個時代可以代表中國文化，可以稱為&quot;玉石東亞&quot;；在二里頭以前，東亞大陸經歷了漫長的玉石時代。到了二里頭時代或者稍早的龍山時代後期，青銅禮器和兵器問世，這種化學反應的瞬間成型，大大提升了當時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戰爭的破壞性，和之前的透過物理變化琢磨玉石的緩慢優雅、持續的和平形成鮮明的對比。從二里頭時代開始，中國歷史進入了有中心的多元時代。因為&quot;二里頭集團&quot;就是一個盟主，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性的國上之國。二里頭並沒有像秦漢帝國之後那樣統馭一個大的範圍，而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大家以它為高、為大、為上，形成一個硬實力和軟實力兼備的中心，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稱為&quot;青銅中國&quot;。二里頭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商、周文明。商、周王朝繼承發展了二里頭以來的社會整合方式，吸收、沿用了二里頭的青銅禮器制度和祭祀制度、宮室制度、墓葬制度等，他們祭祀祖先、流行占卜、試圖聯通天地鬼神，明確等級、地位、身份。這些政治文化傳統，都與二里頭一脈相承。鑑於此，美國著名漢學家艾蘭教授指出，從二里頭到周代的整個中國青銅文明，由禮器、禮儀祭袓活動到禮書上的&quot;禮&quot;，無論器用層面還是其中所顯示的貴族文化的底蘊，都是一以貫之的。各個文明實體間禮器模仿的背景，是社會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趨同，也是中國之所以為&quot;中國&quot;的核心之所在。青銅器的秘密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二百年前後的時間裡，二里頭文化執青銅時代的牛耳，隨後，二里崗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銅文化大幅度向外擴充套件。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和二里崗文化的主都鄭州商城，是該時代唯一有能力和權力鑄造青銅禮器的都邑，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許也不可能鑄造的。王族的奢侈品變成了重要的禮器，這些奢侈品的製造、賞賜和使用完全被王族所把持。從這個角度又會提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王朝擴張的動力究竟是什麼？各個王朝為什麼要打仗？很有可能就是為了用於青銅器生產的銅料、鉛料和錫料，對它們的攫取和佔有導致了王朝的擴張。這樣看起來，二里頭文化的分佈範圍，往往超出了二里頭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單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佈的區域性文化。當然，二里崗文化還有更大的擴散。最早的交通孔道應該是水路，因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個竹筏木排，大量的銅錠就可以運回到都城來。我們現在逐漸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採掘現場採銅，煉成銅錠，裝上船以後運到都城，在都城鑄造青銅禮器。東周時代的金文中有&quot;金道錫行&quot;的記載，這些青銅原料的運輸道路連通中原與淮河、長江流域，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到了這一階段，早期中國的政權，已是具有廣大範圍和超強控制力的&quot;廣域王權國家&quot;了。商王朝既有直接控制的太行山東麓和豫北冀南地區這類&quot;直轄區&quot;，還有間接控制的晉中南、冀北、魯西、長江中游北岸、陝西關中平原等地區。這些間接控制的地區，集中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物資，向商、周王朝的直轄地區不斷輸送，而王再將作為身份、地位象徵物的青銅禮器向下再分配，從而確立了王朝的一元化的納貢制度。這就是青銅禮器的重要性。在這樣一種納貢體制下，逐漸形成了中國青銅文明一-也就是王朝文明，它甚至成為秦漢帝國版圖形成的前提。可以說，二里頭時代以二里頭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整合與制度建設，透過商周王朝擴充套件與分封達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quot;中國”的基礎。
如果您留心北京地鐵站中的公益廣告，就會發現在宣傳太空梭、高鐵等象徵國家發展的大型工程及其成果時，常冠以&quot;大國重器&quot;的醒目標題。無獨有偶，有學者把中國的青銅時代，也稱之為&quot;重器時代”。說起來，二者還真是有一定的內在的歷史關聯的。大國重器青銅冶鑄技術在被中原王朝引進之後，主要用來製造那些用於祭祀、作為貴族和王室身份地位象徵物的禮器。而這種禮儀重器的碩大、精美，顯示著它背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種巨大的投入，在全球早期青銅文明範疇內，都是非常罕見的。所以學界才對中國青銅時代有&quot;重器時代&quot;的慨嘆。如果您去臺北故宮博物院，會發現公眾會認為他們的鎮館之寶是一顆翠玉白菜，而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肯定是司母戊大方鼎。我們不妨透過學界對商代青銅禮器中的&quot;巨無霸&quot;一一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來管窺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高度與特色。關於這件大鼎，最熱門的討論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在2011年左右，把這件您小時候在歷史教科書上就特別熟悉的&quot;司母戊大方鼎'改名為&quot;後母戊青銅方鼎”，簡稱為&quot;後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改變引起了學界與公眾的強烈反響。由於學術界對這件商代大鼎的銘文釋讀有不同的認識，致使多種釋讀方案共存，所以這件大鼎到底是叫&quot;後母戊鼎&quot;，還是&quot;司母戊鼎&quot;，至今還屬於學術討論的範疇，因而這次也就改名而已，不是正名。我們姑且先叫它的舊名字&quot;司母戊大鼎&quot;。依照最新公佈的資料，司母戊大鼎長約1.16米、寬約0.79米，通高1.33米。上個世紀50年代測定大鼎的重量為875公斤，根據90年代的最新測定，其總重量為832.84公斤。隨著歲月流逝，大鼎應該存在減重的現象。有學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應在1噸(1000公斤）以上。儘管有的學者推測其可能並非商代青銅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實物而論，司母戊大鼎的體量在目前公佈的中國商周時代青銅器中居於首位。可以說，這是一座真正的最重的&quot;國之重器“。大鼎的內壁鑄有&quot;司母戊&quot;的銘文，根據學者對這個銘文的解釋和判斷，這座大鼎應該是用作祭祀先妣的，一般認為是祭祀作器者的母親，而作器者應該是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為殷墟文化的第二期或第三期，與著名的婦好墓的年代近同。甚至有人認為其主人與著名的婦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這件大鼎最上部鑄有兩隻耳朵，最底部是支撐重量的四隻青銅足，鼎身部分，裝飾得複雜又精美，以雲雷紋為底紋，在底紋上還託浮著獸面紋、饕餮紋、龍紋，形成了多重花紋，非常精美。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動物花紋，不僅僅是出於美觀的考慮，而且還具有影象上的意義：這些動物，可能是協助巫師溝通天地神人的各種動物的形象。因此，這顯然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龐然大物，猶如鬼斧神工，又是如何造出來的呢？考古學家、冶金史專家和工藝學家們，對司母戊大鼎的鑄造工序，做了合乎邏輯的推斷。大鼎怎麼製造的？鑄造這座大鼎的第一步，首先是設計。在藍圖之外，製作者甚至可能會先造出小的器物模型，以便放大翻制。而後進入制模、制範階段。簡單來說，青銅熔液必須得澆鑄到某一種模具中，冷透了以後，才能成為青銅器。這種製造模具的過程，就叫作&quot;制模&quot;&quot;制範”。這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quot;模範”一詞的來源。模範法工藝得先用泥土塑出要鑄的器物實樣，表面雕刻出紋飾，即俗稱的模子。模子幹了以後，在上面用泥反覆地按壓，行成外範，把模子颳去一層，形成內範，內外範之間的距離就是要鑄的器物的厚度。最後從澆灌孔注入青銅熔液，等到熔液冷卻，打碎內外範，青銅器就成形了。那麼，在司母戊大鼎製作模具和內外範的過程中，這麼大的鼎，很難做出一個完整的巨大模具，於是它採用的方法，是各個區域性先製作內外範，最後再把這些範都拼起來。那麼，關於司母戊大鼎的用範數量，學者推測，大概在20-52塊之間。下一個工序是鑄造。就是把這幾十塊內外範，都一一拼好，從這件龐然大物的足部澆入銅液。為了青銅液不會因來不及澆鑄就冷卻了，必須就地進行冶煉。在鑄銅作坊，就備有冶煉好的銅、錫、鉛等金屬料，按照鑄件的性質配置、熔鍊合金。學者們推測，鑄造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需準備銅料1200-1500公斤，需要化銅近2000公斤，這相當於一頭成年大象的重量。等到灌入大鼎的銅液冷卻凝固後，把泥土造的模具全部敲掉，然後在口沿上加鑄鼎耳，打磨清理後，最終完成鑄造。根據考古發現，還可以對殷墟都邑中，包括大鼎在內的青銅禮容器的生產者群體和他們的生產場景進行概要的勾畫。可以想象，在鑄造大鼎的過程中，需要數以百計的工匠，共同分工、協作，就地完成大鼎製作。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專門進行某一個小小部件的泥土製模，有人專門進行拼圖工作，有人專門冶煉銅液，有人專門進行占卜和預測，還要有人進行監督和協調。規模之複雜，可以想象。如此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精密的生產管理體系乃至背後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高度都是如何達成的，非常耐人尋味。就這樣，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青銅重器，按照當時商王祭祀活動的需求，經設計、鑄型、鑄件等工序，在專門的鑄銅作坊中問世了。司母戊大鼎的問世，也是中國青銅時代進入鼎盛期的一個標誌，具有&quot;中國特色&quot;的青銅文明開始大放異彩。青銅時代廣泛地使用青銅器、步入青銅時代，是人類文明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個階段。青銅器作為禮器的出現，是這個文明步入成熟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的中原地區，出土了最早的青銅禮容器。而中原地區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青銅禮器的出現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過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自公元前兩幹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quot;大提速時代&quot;。成組的青銅禮器最早發現於二裡頭都邑，其鑄造和使用則可以上溯至龍山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東亞大陸的面積大體上跟歐洲是差不多的，但是當時的國際態勢跟現在的歐洲差不多，那是一個沒有中心可言的時代。最初整個東亞大陸是無中心的多元，某種意義上，玉石在那個時代可以代表中國文化，可以稱為&quot;玉石東亞&quot;；在二里頭以前，東亞大陸經歷了漫長的玉石時代。到了二里頭時代或者稍早的龍山時代後期，青銅禮器和兵器問世，這種化學反應的瞬間成型，大大提升了當時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戰爭的破壞性，和之前的透過物理變化琢磨玉石的緩慢優雅、持續的和平形成鮮明的對比。從二里頭時代開始，中國歷史進入了有中心的多元時代。因為&quot;二里頭集團&quot;就是一個盟主，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性的國上之國。二里頭並沒有像秦漢帝國之後那樣統馭一個大的範圍，而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大家以它為高、為大、為上，形成一個硬實力和軟實力兼備的中心，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稱為&quot;青銅中國&quot;。二里頭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商、周文明。商、周王朝繼承發展了二里頭以來的社會整合方式，吸收、沿用了二里頭的青銅禮器制度和祭祀制度、宮室制度、墓葬制度等，他們祭祀祖先、流行占卜、試圖聯通天地鬼神，明確等級、地位、身份。這些政治文化傳統，都與二里頭一脈相承。鑑於此，美國著名漢學家艾蘭教授指出，從二里頭到周代的整個中國青銅文明，由禮器、禮儀祭袓活動到禮書上的&quot;禮&quot;，無論器用層面還是其中所顯示的貴族文化的底蘊，都是一以貫之的。各個文明實體間禮器模仿的背景，是社會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趨同，也是中國之所以為&quot;中國&quot;的核心之所在。青銅器的秘密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二百年前後的時間裡，二里頭文化執青銅時代的牛耳，隨後，二里崗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銅文化大幅度向外擴充套件。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和二里崗文化的主都鄭州商城，是該時代唯一有能力和權力鑄造青銅禮器的都邑，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許也不可能鑄造的。王族的奢侈品變成了重要的禮器，這些奢侈品的製造、賞賜和使用完全被王族所把持。從這個角度又會提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王朝擴張的動力究竟是什麼？各個王朝為什麼要打仗？很有可能就是為了用於青銅器生產的銅料、鉛料和錫料，對它們的攫取和佔有導致了王朝的擴張。這樣看起來，二里頭文化的分佈範圍，往往超出了二里頭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單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佈的區域性文化。當然，二里崗文化還有更大的擴散。最早的交通孔道應該是水路，因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個竹筏木排，大量的銅錠就可以運回到都城來。我們現在逐漸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採掘現場採銅，煉成銅錠，裝上船以後運到都城，在都城鑄造青銅禮器。東周時代的金文中有&quot;金道錫行&quot;的記載，這些青銅原料的運輸道路連通中原與淮河、長江流域，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到了這一階段，早期中國的政權，已是具有廣大範圍和超強控制力的&quot;廣域王權國家&quot;了。商王朝既有直接控制的太行山東麓和豫北冀南地區這類&quot;直轄區&quot;，還有間接控制的晉中南、冀北、魯西、長江中游北岸、陝西關中平原等地區。這些間接控制的地區，集中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物資，向商、周王朝的直轄地區不斷輸送，而王再將作為身份、地位象徵物的青銅禮器向下再分配，從而確立了王朝的一元化的納貢制度。這就是青銅禮器的重要性。在這樣一種納貢體制下，逐漸形成了中國青銅文明一-也就是王朝文明，它甚至成為秦漢帝國版圖形成的前提。可以說，二里頭時代以二里頭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整合與制度建設，透過商周王朝擴充套件與分封達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quot;中國”的基礎。
這麼大一個司母戊鼎，古人咋造出來的
資訊抽取 常識
自然語言理解 資訊抽取 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