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人的意識形態中，契約是起源於西方的東西，為中國傳統所無。現代歐美人非常重視，也非常具備契約精神，中國人則不重視，也非常缺乏契約精神。殊不知，這完全搞反了。從人類文明史的整體來看，契約是起源於中國的，而且和易經一起，是從文明一開始就有的。而西方的契約制度、形式和精神的出現只可能是自中國傳播的結果。只是這傳播過程的開始時間非常的早，而且週期性進行。目前可以識別出至少在9000年前，這一個過程就開始了。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會專題論述。前面已經從傳統文獻，以及考古證據，兩方面證明，契約在中國的出現至少在10000年前。契約的最早形態是結繩，大約在7000年前左右又出現了書契。這就是《周易·繫辭》記載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在基本原理和機制上，書契與結繩是一致的，由結繩到書契，更多隻是契約載體的變化，以及符號形式的變化。因此，當書契出現後，並沒有替代結繩，而是和結繩並存，直至春秋時期。就中國文明史整體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是一次程度最為嚴重的斷裂。春秋之前，直至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中國社會一直是一個契約社會，或者說結繩社會、書契社會。同時，春秋之前的中國契約社會，又分為兩大階段：無政府階段和有政府階段。政府在中國文明中的肇始是黃帝時期，而成型則是堯舜時代的事。一開始政府首腦是禪讓選舉的，大禹後出現了首腦世襲制政府，然後中國進入夏商周“三代”。在黃帝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純粹的契約社會，也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漫長的美好時代。老莊將這個時代稱之為“至治”、“至德”之世，他們非常羨慕，夢想著復興和迴歸。在《老子》的倒數第二章，即第八十章，對這個時代進行了詳細描述，並提出：“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老子》中所描述的“民自為”、“民自化”的“自然”秩序，實質就是就是結繩時代的社會狀態，是契約秩序。中國文明這種契約特徵上的連續性，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契約符號的連續性，即結繩和書契符號的連續性。前文已經指出，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和易經一樣，是以數學為工具的，而數學符號本身就是一種抽象符號，同時應用數學符號的易經和契約又衍生出了以數學符號為理念和基礎的新的符號系統，即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契約符號系統又是由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組成。理論上講，既然易經和結繩都是對數學的應用，數學的產生一定在易經和結繩之前。但是，數字符號本身也是一套認為約定的符號，也帶有典型的契約特徵。這套抽象的符號系統的普及和推廣過程，就是這個約定逐漸被接受，成為共識的過程。因此，更可能的情況是，數學符號的普及和推廣過程，就是易經和結繩的產生和應用過程，也是透過兩者的普及而普及的。因此，數學符號的產生過程，實際上是與易經和結繩的產生過程交織在一起，很難將其中的一個獨立開來。其中契約符號的作用可能遠重於易經，因為契約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從結繩和書契符號的載體和呈現方式而言，甲骨文產生之前中國文明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大階段。第一個階段，結繩符號是透過結繩本身呈現的結繩和後來的書契都是契約，是直接服務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經濟實踐活動，其自身就是一套信用符號。繩子本身就是符號的載體，而不再把結繩符號獨立出來，再刻畫到其他材質上。從年代上看，這個時代的起點至少在10000年前，終點是大約8000千年前。由於繩子極易腐爛，8000年前的繩子是不可能在地下儲存至今的，因此，是不可能得到這一階段結繩符號的直接考古證據的。但是，從傳統文獻的記載，是可以明確推知的。第二個階段，彩陶階段陶器在中國出現的非常早，早於易經和結繩。目前中國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來自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比西亞要早10000多年，沒錯，是10000多年。但是，中國早期的陶器都是單純的實用工具，用來當做飯的鍋和裝東西的容器，沒有有目的地在上面刻畫符號以表達某種觀念的習慣。但是到了8000年前左右，中國突然出現了一種新的陶器文化，就是彩陶文化，開始有目的地將一些符號和圖案繪製於陶器之上。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彩陶符號和圖案的絕大部分是結繩符號或變形的結繩符號。不過這一點尚不為學界所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彩陶上，中國與當時的西方世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彩陶文化的起止時間上中西方高度同步，都是在8000年前左右興起，也都是在5000千年前開始衰落。二是，在符號和圖案風格上，中西的彩陶也高度接近，甚至很多西方的彩陶上也赫然繪製著源自中國的結繩符號。彩陶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但在這裡不能詳細討論。這裡著重指出的是，彩陶已經不是單純的實用器具，而是一種信仰工具或信仰載體，上面繪製的符號、圖案事實上是一種信仰體系、甚至宗教體系，這一點在西方的彩陶陶器中表現的更為明顯。這樣的習慣對中國而言是全新的。但是將符號和觀念偶像化，然後進行崇拜則是西亞文明的固有傳統。因此，彩陶應該是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陶器以及契約的理念來自中國，而在可永久儲存的材質上繪製符號和圖案的習慣則來自西亞。不管如何，對中國文明而言，彩陶以來，陶器就實際上就成為一種介質和載體，3、4000年來，持續不斷地對結繩以及書契符號進行記錄，這些記錄則是中國當時契約社會持續存在的對映。同時，也說明以結繩為初始形態的契約系統和中國信仰的核心。最早的書契符號也是保留在陶器上，時間比最早的結繩符號要晚1000年，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屬於仰韶文化早期，時間在大約7000年前。此後，也是持續不斷的存在，及至商周時期。第三階段，玉器、青銅器階段。將符號圖案體系刻畫在石頭、陶器等可永久儲存的材質上，這樣的文化習慣起源於西亞的宗教崇拜。他們將神的符號、形象或者刻畫在石頭等材質上，或者直接用石頭雕塑，這樣可以展現神的永恆性，以及人對神的虔誠。也就是說，刻畫和雕塑都是為用於製造神的偶像，都屬於偶像崇拜的一部分。中國固有的文化是易經-契約文化，都是基於數學和抽象思維的。但是大約在8、9000年前，中國和西方之間發生了明顯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文明，西方的偶像崇拜因素傳入中國，而中國抽象的易經-契約因素也傳入了西方。第一次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標誌之一就是彩陶文化的出現。因此，彩陶文化對當時的中國和西方而言都是一種新文化。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中西文化融合的彩陶，中國因素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因為陶器本身，以及彩陶上圖案的主要內涵，都是源自中國。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詳細展開。同時，由於融入了西方多神教文化因素，彩陶也具備偶像崇拜的性質，象石頭一樣，成為一種製造神的偶像的材料，當然也是一種新材料。但是，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左右，新的更貴重的可以替代陶器的材料出現了。在古兩河-埃及地區，替代材料是黃金和青銅，在中國則是玉石和青銅。隨著玉器、金器和青銅器的逐漸興起，中國和西方的彩陶也就逐漸消失了。陶器又迴歸單純的實用器具功能。玉器和青銅器上的符號系統也是以契約符號為中心，不過，與彩陶以結繩符號為主不同，玉器和青銅器則是以書契符號為主。玉器實際上已經不是單純地刻畫書契符號的問題，事實上，很多玉器本身直接就是書契，或者是以玉這種新材質做成的書契。這類玉器統稱為“玉瑞”，具體包括玉圭、玉璋等。原本書契的材質是小木片，非常廉價和易得。但是，大約在5500年前左右，中國突然興起了玉器文化，開始這種玉器只是用作敬神的祭品，後來出現玉質書契。這種玉器文化以內蒙古、遼寧一帶的紅山文化為最早，然後向南傳播，在浙江良渚大受追捧。一北一南，形成中國考古學上的兩大玉器中心。正是在玉器由紅山向南傳播的過程中，開始出現書契化。玉器上開始雕刻上書契符號，及至龍山文化時期，開始直接拿玉去做書契，玉璋、玉圭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種嶄新且昂貴的書契形式，玉圭、玉璋這些玉質書契主要應用在政治領域。事實上，玉質書契的出現過程和政府在中國出現的過程是同一個過程。這一點對政府在中國的起源上意義重大，對理解政治在中國文化中的基本內涵，以及理解中國的政治模式意義重大。還有就是玉器整體的書契化問題，同樣意義重大，這涉及到當時外來的多神教文化與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問題。玉器的書契化過程，實質上就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對外來多神教祭祀文化的改造過程。這一改造過程產生了人類文明中最早的“一神教”理念，與後來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一神教”在西亞-埃及地區，甚至印度地區的出現密切相關，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猶太摩西一神教。關於這些問題，本文不宜詳細展開，將在以後對有關具體的字的解讀中，再詳談。譬如“神”、“帝”二字。第四個階段，貝幣階段實際上，從存在時期上，貝幣時代與玉器、青銅器時代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但是，由於貝幣對理解漢字之前的契約符號太重要了，由此需要單拎出來說。事實上，我本人對契約符號的釋讀和破譯就是從貝幣開始的。貝幣，就是用貝殼當做貨幣，大約在夏初出現，直至秦始皇時期被徹底廢棄。就像現代人對漢字存在莫大誤解一樣，對貝幣同樣存在莫大誤解。現代人對漢字的最大誤解是把其當做象形文字，而對貝幣的最大誤解則是把其當做實物貨幣，即認為貝幣的價值源於作為貝幣材質的天然海貝本身的價值。然而，在整部貝幣史中，最為突出的事實是，自貝幣出現的一開始起，貝幣的主要形態並非天然貝殼做成的，而是各種材質的仿貝做成的。這些不同材質的仿貝貝幣包括：用蚌做成的蚌貝貝幣，用骨頭做成的骨貝貝幣，用石頭做成的石貝貝幣，用泥土做成的陶貝貝幣，用銅做的銅貝貝幣，用玉做成的玉貝貝幣，用鐵做成的鐵貝貝幣等。天然海貝，以及銅、玉這些材質固然很昂貴，但是數量更多的蚌貝、骨貝、石貝、陶貝，其材質本身是非常廉價的，並不比現代紙幣中的紙的價值高多少。當然紙幣最早也是出現在中國北宋，實質上，紙幣的出現對於在中國貨幣史中，也僅僅是材質的變化，並無原理和機制上的創新。對於仿貝貝幣出現的原因，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貨幣需求量的擴大，導致天然海貝的數量就出現相對短缺。但是，考古事實卻是，貝幣在開始出現的階段，就存在大量的仿貝，而且仿貝的數量佔主導。目前最早的貝幣由二里頭遺址出土，時間在4000年前左右，被認為是早夏遺址。但是，在二里頭出土的28枚貝幣中，15枚是仿貝，只有13枚是天然海貝。不僅如此，13枚全部是隨葬品，來自墓地，15枚仿貝才是來自生活區。而且，在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層，時間最早的第一期只有仿貝，而無天然海貝。也就是說，從考古學上來說，仿貝貝幣出現的時間比天然海貝貝幣還要早。考古資料並不支撐天然海貝貝幣與仿貝貝幣之間存在著一個漸進的演化過程。事實上，二里頭遺址的天然海貝之所以可以被認定是貝幣，就是因為蚌幣、骨幣和石貝這些仿貝與它們同期存在，甚至早於它們存在，而這些仿貝則與後來的仿貝貝幣在外形上高度一致，可以明確識別出是貝幣。否則，如果全部是天然海貝，就無法確定他們究竟是不是被用作貨幣。數量少只是用各種仿貝去替代天然海貝的次要理由，難道少就可以去用仿製品替代嗎？而且還是用廉價材質。而可以用廉價材質去替代的事實則說明，貝幣的價值並不完全來自天海海貝本身，還有相當的人為賦予和約定的成分。在人為賦予和約定中，貝幣的只是承載這種賦予和約定的符號載體。在這個意義上，貝幣和紙幣並無本質區別，也是一種信用貨幣，而非實物貨幣。也就是說，貝幣並不完全是實物貨幣，不是純粹的實物貨幣，而是存在信用貨幣的因素，是一種實物因素和信用因素混雜在一起的混合性貨幣。而且信用因素佔主導，實物因素僅佔次要地位，因為天然海貝是可以被其他廉價的材質替代，只要做成天然海貝的樣子就行。所以，對貝幣而言，天然海貝就和骨頭、石頭，甚至泥土一樣，只是貨幣符號的眾多材質的載體的一種而已。即便是由天然海貝做成的貝幣，其價值從根本上說，也是和海貝本身無關，因為它也是承載價值的符號和載體，而價值本身則來自人為的賦予和約定。這樣以來，就意味著，承載價值的貨幣符號體系在貝幣之前就已經成熟存在了。而貝幣的出現只是將這一符號系統移植到貝幣身上而已。那麼貝幣之前已經成熟的貨幣符號系統是什麼？貝幣的出現時期正值中國歷史的玉器、青銅器時期，玉器、青銅，以及更重要的，伴隨這玉器和青銅器的文化，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文明而言，都有著強烈的外來特徵。玉器、青銅器文化，有典型的多神教特徵，以及暴力特徵。當玉器和青銅器文化，自北而南傳播到中國中原地區以後，開始與中國固有的易經-書契文化衝突和融合，最終結果是，接受中國傳統的改造，玉器和青銅器被書契化，被禮器化，甚至直接出現了玉質書契。事實上，“玉”這個字本身，從甲骨和金文字形看，就直接來自最典型的書契符號，即雙排契齒文，是對書契符號的借用，也直接體現了玉器的書契化過程。而現代人基於象形思維，想當然地認為“玉”字是象形文字，認為“玉”字是直接源於物理上的玉石本身。事實上，“玉”恰恰是物理上的玉石、玉器傳到中原地區後，中國文明對物理上的玉石、玉器所取的一個新名字，賦予的新內涵，這個新名字和新內涵都是來自書契。作為契約，書契的核心內涵是誠信和道義、道德，因此，玉的內涵也是誠信和道義道德。唯有明白玉器的書契化歷史，以及其名稱和內涵實質上是來自書契，才能明白為何在五經系統中，在中國的三代時期，玉為什麼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禮記》中記載，孔子所說“君子比德以玉”，把玉看成君子之德的象徵。這個玉並非指物理上的玉石本身，而是指中國文明所對物理的玉石的所賦予的書契化新價值、新內涵。或者更直接地說，這個玉其實就是書契、契約。也就是說，中國文明中玉器、青銅器實質上是中西文化又一次交流、衝突和融合的產物，是中國的“易經-契約文化”對來自西方、北方的“多神教-暴力文化”的改造的結果。包含著中西兩種元素，但是，卻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玉器、青銅器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就表現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帝階段，或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階段所存在矛盾和衝突。這個階段的典型特徵是對暴力和宗教迷信的反抗和改造。黃帝是對暴力進行反抗和改造的代表，而顓頊則是對宗教迷信進行反抗和改造的代表。黃帝的事蹟大家一般都很清楚，就是在武力上戰敗炎帝，然後又聯手炎帝徹底打敗蚩尤。黃帝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的代表，而炎帝則是中國區域內當尚未接納，至少沒有徹底接納易經-契約文化的異類文化代表，而蚩尤則是來自北方、西方的多神教-暴力文化的代表。而顓頊的事蹟，知道的人可能就少很多了，而能夠真正能理解的人，就更鳳毛麟角了。顓頊時代最著名的大事是“絕地天通”，《尚書》、《國語》均有記載。“絕地天通”所反映的，正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與外來的多神教暴力文化間的衝突，以及前者對後者的改造。關於這一點，以後將專文詳述。貝幣與玉器、青銅器擁有同樣的歷史背景，其產生的文化機理也是同一個。貝幣也是中國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天然海貝來自大海，為中國中原地區所無。天然海貝，以及用天然海貝在交易中做一般等價物的文化習慣，一定來自遙遠的沿海地區。傳至中原地區後，將海貝書契化，將早已存在的書契理念和書契符號移植到海貝之上，形成貝幣。貝幣與玉器一樣，其關鍵並不在海貝本身，而是附加其上的書契理念。其器物本身是外來的，而所附加的書契理念才為中國所固有。因此，研究玉器、貝幣，一定要清楚其中的二重文化特徵、文化融合特徵。否則，就會想入文化的“直線主義”、“器物主義”，這是當下學術界，尤其是考古學界的致命弊病。把器物當成文化的本質和本源，用器物直接去替代文化。把物理上的海貝以及玉石、青銅的起源，當成整體上玉器文化和貝幣文化的起源。這些人，看到玉器起源於北方內蒙古，就說整個的玉器文化起源於內蒙古，整個中國文化也起源於內蒙古；看到海貝起源於中國東南沿海，就說貝幣的文化源頭在東南沿海；看到青銅器來源於西亞，就說中國的青銅文化本身是西傳的。淺陋之極。貝幣的基礎符號是繼承自書契的“豐”字型的雙排契齒文，或“1”字型的簡化雙排契齒文。另一個次生符號則由貝幣本身所衍生，就是貝形輪廓。因此，雙排契齒文或簡化雙排契齒文，加上貝形輪廓，就成為貝幣，尤其是仿貝貝幣的兩個典型特徵。貝幣並不是中國貨幣的最早形態，在其之前已經存在兩種形態的貨幣。一個是由書契之右契所充當的“契幣”，其材質是木頭；另一個則是由結繩之右繩所充當的“繩幣”，其材質是繩子。在結繩和書契這兩種形式的契約機制中，契約是成對存在的，結繩分左繩右繩，書契則分左契右契，分別由契約雙方所持有。這與現代的合同都是一式兩份，分別有甲方乙方持有同理。事實現代的合同機制正是源於結繩和書契。在左右繩和左右契中，所形成的慣例是，右繩右契代表債權憑證，或類債權憑證，由債權人或類債權人持有。而左繩和左契則代表債務憑證，或類債務憑證，由債務人或類債務人持有。由於，右繩和右契是債權憑證，因此是有價值的。如果債務人，即左繩或左契持有者的信用足夠高，那麼其對應的右繩和右契就可以轉讓、流通，而具備足夠流通性的債券就是貨幣，這也是現代信用貨幣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說，從原理和機制上來說，結繩和書契，儘管形式上非常原始，但是卻已經具備現代金融體系下的貨幣發行的原理和機制，右繩和右契都在理論上可以成為貨幣。也正因為如此，代表右繩的結繩符號和代表右契的書契符號，就非常被重視，這些符號都進入了甲骨文和金文，在文章一開始所列舉的字例中，主要都是由右繩符號和右契符號做構成，這些字的本義也都是由右繩右契所衍生。在最後一部分將舉出具體的例子。還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在“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此前的貝幣系統也因遭受新一波的貨幣文化的衝擊而崩潰，布幣、刀幣，以及有文銅貝貝幣等新形態的貨幣開始出現。即便如此，書契的理念和符號依然得以延續。布幣、刀幣、蟻鼻錢上“文”主要是起源書契以及結繩的契約符號。即便布幣的原始形態是鏟形農具，刀幣的原型是刀，但是，這兩者在外形上都逐漸書契化：布幣做成一對書契，而刀幣做成一隻書契。
在現代人的意識形態中，契約是起源於西方的東西，為中國傳統所無。現代歐美人非常重視，也非常具備契約精神，中國人則不重視，也非常缺乏契約精神。殊不知，這完全搞反了。從人類文明史的整體來看，契約是起源於中國的，而且和易經一起，是從文明一開始就有的。而西方的契約制度、形式和精神的出現只可能是自中國傳播的結果。只是這傳播過程的開始時間非常的早，而且週期性進行。目前可以識別出至少在9000年前，這一個過程就開始了。關於這個問題，以後會專題論述。前面已經從傳統文獻，以及考古證據，兩方面證明，契約在中國的出現至少在10000年前。契約的最早形態是結繩，大約在7000年前左右又出現了書契。這就是《周易·繫辭》記載的：“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在基本原理和機制上，書契與結繩是一致的，由結繩到書契，更多隻是契約載體的變化，以及符號形式的變化。因此，當書契出現後，並沒有替代結繩，而是和結繩並存，直至春秋時期。就中國文明史整體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是一次程度最為嚴重的斷裂。春秋之前，直至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中國社會一直是一個契約社會，或者說結繩社會、書契社會。同時，春秋之前的中國契約社會，又分為兩大階段：無政府階段和有政府階段。政府在中國文明中的肇始是黃帝時期，而成型則是堯舜時代的事。一開始政府首腦是禪讓選舉的，大禹後出現了首腦世襲制政府，然後中國進入夏商周“三代”。在黃帝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純粹的契約社會，也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漫長的美好時代。老莊將這個時代稱之為“至治”、“至德”之世，他們非常羨慕，夢想著復興和迴歸。在《老子》的倒數第二章，即第八十章，對這個時代進行了詳細描述，並提出：“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老子》中所描述的“民自為”、“民自化”的“自然”秩序，實質就是就是結繩時代的社會狀態，是契約秩序。中國文明這種契約特徵上的連續性，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契約符號的連續性，即結繩和書契符號的連續性。前文已經指出，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和易經一樣，是以數學為工具的，而數學符號本身就是一種抽象符號，同時應用數學符號的易經和契約又衍生出了以數學符號為理念和基礎的新的符號系統，即易經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契約符號系統又是由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組成。理論上講，既然易經和結繩都是對數學的應用，數學的產生一定在易經和結繩之前。但是，數字符號本身也是一套認為約定的符號，也帶有典型的契約特徵。這套抽象的符號系統的普及和推廣過程，就是這個約定逐漸被接受，成為共識的過程。因此，更可能的情況是，數學符號的普及和推廣過程，就是易經和結繩的產生和應用過程，也是透過兩者的普及而普及的。因此，數學符號的產生過程，實際上是與易經和結繩的產生過程交織在一起，很難將其中的一個獨立開來。其中契約符號的作用可能遠重於易經，因為契約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從結繩和書契符號的載體和呈現方式而言，甲骨文產生之前中國文明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大階段。第一個階段，結繩符號是透過結繩本身呈現的結繩和後來的書契都是契約，是直接服務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經濟實踐活動，其自身就是一套信用符號。繩子本身就是符號的載體，而不再把結繩符號獨立出來，再刻畫到其他材質上。從年代上看，這個時代的起點至少在10000年前，終點是大約8000千年前。由於繩子極易腐爛，8000年前的繩子是不可能在地下儲存至今的，因此，是不可能得到這一階段結繩符號的直接考古證據的。但是，從傳統文獻的記載，是可以明確推知的。第二個階段，彩陶階段陶器在中國出現的非常早，早於易經和結繩。目前中國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來自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比西亞要早10000多年，沒錯，是10000多年。但是，中國早期的陶器都是單純的實用工具，用來當做飯的鍋和裝東西的容器，沒有有目的地在上面刻畫符號以表達某種觀念的習慣。但是到了8000年前左右，中國突然出現了一種新的陶器文化，就是彩陶文化，開始有目的地將一些符號和圖案繪製於陶器之上。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彩陶符號和圖案的絕大部分是結繩符號或變形的結繩符號。不過這一點尚不為學界所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彩陶上，中國與當時的西方世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彩陶文化的起止時間上中西方高度同步，都是在8000年前左右興起，也都是在5000千年前開始衰落。二是，在符號和圖案風格上，中西的彩陶也高度接近，甚至很多西方的彩陶上也赫然繪製著源自中國的結繩符號。彩陶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但在這裡不能詳細討論。這裡著重指出的是，彩陶已經不是單純的實用器具，而是一種信仰工具或信仰載體，上面繪製的符號、圖案事實上是一種信仰體系、甚至宗教體系，這一點在西方的彩陶陶器中表現的更為明顯。這樣的習慣對中國而言是全新的。但是將符號和觀念偶像化，然後進行崇拜則是西亞文明的固有傳統。因此，彩陶應該是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陶器以及契約的理念來自中國，而在可永久儲存的材質上繪製符號和圖案的習慣則來自西亞。不管如何，對中國文明而言，彩陶以來，陶器就實際上就成為一種介質和載體，3、4000年來，持續不斷地對結繩以及書契符號進行記錄，這些記錄則是中國當時契約社會持續存在的對映。同時，也說明以結繩為初始形態的契約系統和中國信仰的核心。最早的書契符號也是保留在陶器上，時間比最早的結繩符號要晚1000年，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屬於仰韶文化早期，時間在大約7000年前。此後，也是持續不斷的存在，及至商周時期。第三階段，玉器、青銅器階段。將符號圖案體系刻畫在石頭、陶器等可永久儲存的材質上，這樣的文化習慣起源於西亞的宗教崇拜。他們將神的符號、形象或者刻畫在石頭等材質上，或者直接用石頭雕塑，這樣可以展現神的永恆性，以及人對神的虔誠。也就是說，刻畫和雕塑都是為用於製造神的偶像，都屬於偶像崇拜的一部分。中國固有的文化是易經-契約文化，都是基於數學和抽象思維的。但是大約在8、9000年前，中國和西方之間發生了明顯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文明，西方的偶像崇拜因素傳入中國，而中國抽象的易經-契約因素也傳入了西方。第一次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標誌之一就是彩陶文化的出現。因此，彩陶文化對當時的中國和西方而言都是一種新文化。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中西文化融合的彩陶，中國因素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因為陶器本身，以及彩陶上圖案的主要內涵，都是源自中國。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詳細展開。同時，由於融入了西方多神教文化因素，彩陶也具備偶像崇拜的性質，象石頭一樣，成為一種製造神的偶像的材料，當然也是一種新材料。但是，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左右，新的更貴重的可以替代陶器的材料出現了。在古兩河-埃及地區，替代材料是黃金和青銅，在中國則是玉石和青銅。隨著玉器、金器和青銅器的逐漸興起，中國和西方的彩陶也就逐漸消失了。陶器又迴歸單純的實用器具功能。玉器和青銅器上的符號系統也是以契約符號為中心，不過，與彩陶以結繩符號為主不同，玉器和青銅器則是以書契符號為主。玉器實際上已經不是單純地刻畫書契符號的問題，事實上，很多玉器本身直接就是書契，或者是以玉這種新材質做成的書契。這類玉器統稱為“玉瑞”，具體包括玉圭、玉璋等。原本書契的材質是小木片，非常廉價和易得。但是，大約在5500年前左右，中國突然興起了玉器文化，開始這種玉器只是用作敬神的祭品，後來出現玉質書契。這種玉器文化以內蒙古、遼寧一帶的紅山文化為最早，然後向南傳播，在浙江良渚大受追捧。一北一南，形成中國考古學上的兩大玉器中心。正是在玉器由紅山向南傳播的過程中，開始出現書契化。玉器上開始雕刻上書契符號，及至龍山文化時期，開始直接拿玉去做書契，玉璋、玉圭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種嶄新且昂貴的書契形式，玉圭、玉璋這些玉質書契主要應用在政治領域。事實上，玉質書契的出現過程和政府在中國出現的過程是同一個過程。這一點對政府在中國的起源上意義重大，對理解政治在中國文化中的基本內涵，以及理解中國的政治模式意義重大。還有就是玉器整體的書契化問題，同樣意義重大，這涉及到當時外來的多神教文化與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問題。玉器的書契化過程，實質上就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對外來多神教祭祀文化的改造過程。這一改造過程產生了人類文明中最早的“一神教”理念，與後來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一神教”在西亞-埃及地區，甚至印度地區的出現密切相關，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猶太摩西一神教。關於這些問題，本文不宜詳細展開，將在以後對有關具體的字的解讀中，再詳談。譬如“神”、“帝”二字。第四個階段，貝幣階段實際上，從存在時期上，貝幣時代與玉器、青銅器時代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但是，由於貝幣對理解漢字之前的契約符號太重要了，由此需要單拎出來說。事實上，我本人對契約符號的釋讀和破譯就是從貝幣開始的。貝幣，就是用貝殼當做貨幣，大約在夏初出現，直至秦始皇時期被徹底廢棄。就像現代人對漢字存在莫大誤解一樣，對貝幣同樣存在莫大誤解。現代人對漢字的最大誤解是把其當做象形文字，而對貝幣的最大誤解則是把其當做實物貨幣，即認為貝幣的價值源於作為貝幣材質的天然海貝本身的價值。然而，在整部貝幣史中，最為突出的事實是，自貝幣出現的一開始起，貝幣的主要形態並非天然貝殼做成的，而是各種材質的仿貝做成的。這些不同材質的仿貝貝幣包括：用蚌做成的蚌貝貝幣，用骨頭做成的骨貝貝幣，用石頭做成的石貝貝幣，用泥土做成的陶貝貝幣，用銅做的銅貝貝幣，用玉做成的玉貝貝幣，用鐵做成的鐵貝貝幣等。天然海貝，以及銅、玉這些材質固然很昂貴，但是數量更多的蚌貝、骨貝、石貝、陶貝，其材質本身是非常廉價的，並不比現代紙幣中的紙的價值高多少。當然紙幣最早也是出現在中國北宋，實質上，紙幣的出現對於在中國貨幣史中，也僅僅是材質的變化，並無原理和機制上的創新。對於仿貝貝幣出現的原因，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貨幣需求量的擴大，導致天然海貝的數量就出現相對短缺。但是，考古事實卻是，貝幣在開始出現的階段，就存在大量的仿貝，而且仿貝的數量佔主導。目前最早的貝幣由二里頭遺址出土，時間在4000年前左右，被認為是早夏遺址。但是，在二里頭出土的28枚貝幣中，15枚是仿貝，只有13枚是天然海貝。不僅如此，13枚全部是隨葬品，來自墓地，15枚仿貝才是來自生活區。而且，在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層，時間最早的第一期只有仿貝，而無天然海貝。也就是說，從考古學上來說，仿貝貝幣出現的時間比天然海貝貝幣還要早。考古資料並不支撐天然海貝貝幣與仿貝貝幣之間存在著一個漸進的演化過程。事實上，二里頭遺址的天然海貝之所以可以被認定是貝幣，就是因為蚌幣、骨幣和石貝這些仿貝與它們同期存在，甚至早於它們存在，而這些仿貝則與後來的仿貝貝幣在外形上高度一致，可以明確識別出是貝幣。否則，如果全部是天然海貝，就無法確定他們究竟是不是被用作貨幣。數量少只是用各種仿貝去替代天然海貝的次要理由，難道少就可以去用仿製品替代嗎？而且還是用廉價材質。而可以用廉價材質去替代的事實則說明，貝幣的價值並不完全來自天海海貝本身，還有相當的人為賦予和約定的成分。在人為賦予和約定中，貝幣的只是承載這種賦予和約定的符號載體。在這個意義上，貝幣和紙幣並無本質區別，也是一種信用貨幣，而非實物貨幣。也就是說，貝幣並不完全是實物貨幣，不是純粹的實物貨幣，而是存在信用貨幣的因素，是一種實物因素和信用因素混雜在一起的混合性貨幣。而且信用因素佔主導，實物因素僅佔次要地位，因為天然海貝是可以被其他廉價的材質替代，只要做成天然海貝的樣子就行。所以，對貝幣而言，天然海貝就和骨頭、石頭，甚至泥土一樣，只是貨幣符號的眾多材質的載體的一種而已。即便是由天然海貝做成的貝幣，其價值從根本上說，也是和海貝本身無關，因為它也是承載價值的符號和載體，而價值本身則來自人為的賦予和約定。這樣以來，就意味著，承載價值的貨幣符號體系在貝幣之前就已經成熟存在了。而貝幣的出現只是將這一符號系統移植到貝幣身上而已。那麼貝幣之前已經成熟的貨幣符號系統是什麼？貝幣的出現時期正值中國歷史的玉器、青銅器時期，玉器、青銅，以及更重要的，伴隨這玉器和青銅器的文化，對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文明而言，都有著強烈的外來特徵。玉器、青銅器文化，有典型的多神教特徵，以及暴力特徵。當玉器和青銅器文化，自北而南傳播到中國中原地區以後，開始與中國固有的易經-書契文化衝突和融合，最終結果是，接受中國傳統的改造，玉器和青銅器被書契化，被禮器化，甚至直接出現了玉質書契。事實上，“玉”這個字本身，從甲骨和金文字形看，就直接來自最典型的書契符號，即雙排契齒文，是對書契符號的借用，也直接體現了玉器的書契化過程。而現代人基於象形思維，想當然地認為“玉”字是象形文字，認為“玉”字是直接源於物理上的玉石本身。事實上，“玉”恰恰是物理上的玉石、玉器傳到中原地區後，中國文明對物理上的玉石、玉器所取的一個新名字，賦予的新內涵，這個新名字和新內涵都是來自書契。作為契約，書契的核心內涵是誠信和道義、道德，因此，玉的內涵也是誠信和道義道德。唯有明白玉器的書契化歷史，以及其名稱和內涵實質上是來自書契，才能明白為何在五經系統中，在中國的三代時期，玉為什麼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禮記》中記載，孔子所說“君子比德以玉”，把玉看成君子之德的象徵。這個玉並非指物理上的玉石本身，而是指中國文明所對物理的玉石的所賦予的書契化新價值、新內涵。或者更直接地說，這個玉其實就是書契、契約。也就是說，中國文明中玉器、青銅器實質上是中西文化又一次交流、衝突和融合的產物，是中國的“易經-契約文化”對來自西方、北方的“多神教-暴力文化”的改造的結果。包含著中西兩種元素，但是，卻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玉器、青銅器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就表現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帝階段，或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階段所存在矛盾和衝突。這個階段的典型特徵是對暴力和宗教迷信的反抗和改造。黃帝是對暴力進行反抗和改造的代表，而顓頊則是對宗教迷信進行反抗和改造的代表。黃帝的事蹟大家一般都很清楚，就是在武力上戰敗炎帝，然後又聯手炎帝徹底打敗蚩尤。黃帝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的代表，而炎帝則是中國區域內當尚未接納，至少沒有徹底接納易經-契約文化的異類文化代表，而蚩尤則是來自北方、西方的多神教-暴力文化的代表。而顓頊的事蹟，知道的人可能就少很多了，而能夠真正能理解的人，就更鳳毛麟角了。顓頊時代最著名的大事是“絕地天通”，《尚書》、《國語》均有記載。“絕地天通”所反映的，正是中國固有的易經-契約文化與外來的多神教暴力文化間的衝突，以及前者對後者的改造。關於這一點，以後將專文詳述。貝幣與玉器、青銅器擁有同樣的歷史背景，其產生的文化機理也是同一個。貝幣也是中國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天然海貝來自大海，為中國中原地區所無。天然海貝，以及用天然海貝在交易中做一般等價物的文化習慣，一定來自遙遠的沿海地區。傳至中原地區後，將海貝書契化，將早已存在的書契理念和書契符號移植到海貝之上，形成貝幣。貝幣與玉器一樣，其關鍵並不在海貝本身，而是附加其上的書契理念。其器物本身是外來的，而所附加的書契理念才為中國所固有。因此，研究玉器、貝幣，一定要清楚其中的二重文化特徵、文化融合特徵。否則，就會想入文化的“直線主義”、“器物主義”，這是當下學術界，尤其是考古學界的致命弊病。把器物當成文化的本質和本源，用器物直接去替代文化。把物理上的海貝以及玉石、青銅的起源，當成整體上玉器文化和貝幣文化的起源。這些人，看到玉器起源於北方內蒙古，就說整個的玉器文化起源於內蒙古，整個中國文化也起源於內蒙古；看到海貝起源於中國東南沿海，就說貝幣的文化源頭在東南沿海；看到青銅器來源於西亞，就說中國的青銅文化本身是西傳的。淺陋之極。貝幣的基礎符號是繼承自書契的“豐”字型的雙排契齒文，或“1”字型的簡化雙排契齒文。另一個次生符號則由貝幣本身所衍生，就是貝形輪廓。因此，雙排契齒文或簡化雙排契齒文，加上貝形輪廓，就成為貝幣，尤其是仿貝貝幣的兩個典型特徵。貝幣並不是中國貨幣的最早形態，在其之前已經存在兩種形態的貨幣。一個是由書契之右契所充當的“契幣”，其材質是木頭；另一個則是由結繩之右繩所充當的“繩幣”，其材質是繩子。在結繩和書契這兩種形式的契約機制中，契約是成對存在的，結繩分左繩右繩，書契則分左契右契，分別由契約雙方所持有。這與現代的合同都是一式兩份，分別有甲方乙方持有同理。事實現代的合同機制正是源於結繩和書契。在左右繩和左右契中，所形成的慣例是，右繩右契代表債權憑證，或類債權憑證，由債權人或類債權人持有。而左繩和左契則代表債務憑證，或類債務憑證，由債務人或類債務人持有。由於，右繩和右契是債權憑證，因此是有價值的。如果債務人，即左繩或左契持有者的信用足夠高，那麼其對應的右繩和右契就可以轉讓、流通，而具備足夠流通性的債券就是貨幣，這也是現代信用貨幣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說，從原理和機制上來說，結繩和書契，儘管形式上非常原始，但是卻已經具備現代金融體系下的貨幣發行的原理和機制，右繩和右契都在理論上可以成為貨幣。也正因為如此，代表右繩的結繩符號和代表右契的書契符號，就非常被重視，這些符號都進入了甲骨文和金文，在文章一開始所列舉的字例中，主要都是由右繩符號和右契符號做構成，這些字的本義也都是由右繩右契所衍生。在最後一部分將舉出具體的例子。還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在“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此前的貝幣系統也因遭受新一波的貨幣文化的衝擊而崩潰，布幣、刀幣，以及有文銅貝貝幣等新形態的貨幣開始出現。即便如此，書契的理念和符號依然得以延續。布幣、刀幣、蟻鼻錢上“文”主要是起源書契以及結繩的契約符號。即便布幣的原始形態是鏟形農具，刀幣的原型是刀，但是，這兩者在外形上都逐漸書契化：布幣做成一對書契，而刀幣做成一隻書契。
從結繩到貝幣：契約在中國的起源和早期演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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