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隨著蒙古西征，擴充套件了歐亞大陸的疆域領土，同時也極大促進了西亞、中亞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溝通。蒙古在伊朗周邊設定了藩屬政權伊兒汗國，讓當時世界上兩個大國中國和伊朗之間的紡織品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的巔峰，形成了伊朗的中國風。伊朗地區重要性伊朗地區是西亞甚至世界的紡織文化發源地，其關於紡織品生產的記載最早開始於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從3世紀開始，就從中國學習了養蠶的技術，在裡海發展養蠶業，並且向拜占庭以及中亞出口絲織品，伊朗獨特的位置讓它在貿易過程當中起到重要的樞紐作用。到了薩珊王朝時期，也就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波斯人的紡織文化盛況空前，他們的聯珠圈紋與動物紋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審美取向，同時也影響到中國的紡織品藝術。不僅在紡織品，陶瓷、玻璃、金屬等都是中國和伊朗貿易當中的重要商品，當然相對於陶瓷，紡織品在陸地商業運輸更加輕便，也更容易攜帶，因此成為文化交流的主角。蒙古帝國向西擴張，由此形成了歐亞大陸開闊的邊界，商品流通更加暢達，貿易往來也更加頻繁，極大促進了中國與西亞、中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也讓中國同伊朗的紡織品文化交流達到歷史的巔峰時期。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及其子阿八哈所領導的伊兒汗國雖然是蒙古帝國的藩屬國，但是行政的早期，他們依然按照波斯文化進行統治。蒙古政權統治下的伊朗，工商業發達，同時絲綢的過境貿易是其重要的財政來源，而且蒙古時期，在伊朗的回回人也是中亞貿易的活躍分子。在元大都北京設定的直隸中央織造作坊，其中的工匠也大都來自中亞地區，比如重要的監造官忽三烏丁，從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來自中亞，而且在窩闊臺執政時期，就有“回回工匠三千戶”的記載，可見伊朗回回那時候來到元朝主要是當作技術工種來引進的。伊朗人生產的納石失，也就是金縷或金箔切成的金絲作緯線織制的衣服，深受當時蒙古貴族的喜歡，當13世紀蒙古大軍第一次達到西亞的時候，就對這種金絲織成的絲織物非常感興趣，很多蒙古貴族還喜歡把玉石等裝飾物掛在納石失外面，甚至死的時候也穿著納石失。同時中國紡織的紋樣也影響著伊朗地區的風格，並形成了中國風。伊朗的中國風伊朗地區處在兩河文明的交匯地區，歷史悠久，藝術特徵鮮明，同時伊朗文化也兼具有極大的相容性以及包容性，它秉承了東西文化的精華。這種對異域文化的吸納，又突出地表現在伊朗絲織品藝術上，在很多細密裝飾畫上呈現多種鮮明的中國風。其實中國與伊朗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西漢時期，到了唐朝時期，唐玄宗特別喜歡這些西域的文化，鼓勵中外紡織技術和審美文化的交流，聯珠圈紋、葡萄紋與對鳥對獸紋等都在中國紡織品上流行開來。從出土的實物來看，似乎伊朗紡織品對中國紡織品的影響力更強大，其為中國紡織品提供了更具影響力的風格靈感來源，正如唐代和粟特紡織品中無處不在的薩珊波斯聯珠紋所反映的那樣。但在蒙古伊朗時期，中國紡織品對伊朗紡織品的影響開始凸顯出來，大量中國的裝飾主題和紋樣在伊朗紡織品中被採用和改編。比如在波蘭格丹斯克發現的對鷹盤龍紋織金錦，就是一件極具中國特色的伊朗紡織品，鷹翅膀上刻著“榮耀歸於我們的主，蘇丹國王，正義、明智的納西爾”銘文，很明顯這是具有政治意義的織金錦，這件織金錦上我們還看到具有中國特色的龍紋。龍紋出現在象徵皇權的絲織品上，說明這是蒙古統治時期，伊朗王室御用的紡織品，龍紋成為伊朗和中國文化符號。但是這條龍卻沒有五爪，說明工人在借鑑中國龍紋的同時，卻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細節。在另一件1270年的絲織品上，發現了火紋、雲紋以及寶珠紋等，可見伊朗對中國紋樣的吸收和借鑑。除了龍紋，鳳凰也是中國文化當中最為典型的裝飾樣式。最早關於鳳凰的記載在中國新石器時期，在後來陶器以及絲織品上，大量有鳳凰的圖樣。鳳凰羽毛豐滿，形象飄逸，是中國女性皇權的象徵。在蒙古伊朗時期，鳳凰樣式在伊朗也非常流行，比如出土伊朗的鳳凰與球形棕櫚樹織金錦，上面在用鳳凰取代了伊朗的傳統鳥紋，但是仍然保留了伊朗傳統對鳥獸紋的對稱佈置，不過依然還有中國鳳凰的飄逸感。現藏於德國紐倫堡國家美術館的一件13~14 世紀伊朗產紡織品，羚羊祥雲紋織金錦，在這件紡織品上，羚羊頭頂有大量環繞的祥雲，在中國道教思想當中，雲被認為是宇宙氣息的積累，因此從唐朝開始，雲紋被中國各民族所吸收，因此在伊朗的紡織品當中也被採用。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三隻兔子代表一個人的前世、今生與來世，因此形成了生死輪迴。同時在伊朗紡織品當中也出現了三兔拱月的裝飾，所不同的是有四隻兔子，共用4只耳朵，和中國一樣逆時針在代表月亮的團窠紋中奔跑。除了龍、鳳凰、兔子等動物以外，還有大量的中國元素的植物也出現在伊朗的紡織品上，比如八瓣蓮花紋，菊花紋等，這些紋樣不但吸收中國的文化元素，還對其進行融入與再創造。比如這件1352年伊朗的圓形絲毯，人物影象的背景裝飾著中國風格自然流動的花卉圖案，但圖案卻以伊斯蘭裝飾風格的滿地構圖形式填充空間。王座頭頂華蓋兩側的長羽飛鳥喚起了人們對中式鳳凰的聯想，而王座腳下正前方的兩隻動物—仙鶴與烏龜則是典型的中國元素。這些伊朗紡織品上大量的中國元素，大都是在13~14世紀傳入伊朗的，儘管在兩種藝術形式接觸早期，這種跨文化的藝術借鑑和學習並不完整和成功，甚至有時會產生由於文化的曲解和誤讀所造成的怪誕裝飾，但是經過不斷嘗試，將本土文化與中國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伊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談論伊朗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不得不提及織金錦了，在元代又叫金段匹，這些金段匹有兩大來源，一方面來自伊朗的納石失，另一方面來自中國本土的織金技術。儘管在蒙古時期，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廣為傳播，但是“納石失”一詞一直沒有被漢化，一直作為音譯詞被使用，凸顯了鮮明的伊斯蘭文化特徵。納石失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中國，在蒙元時期被大量的仿製，後來經過中國織工的借鑑與吸收，發展出金段子等絲織物。蒙元時期，中國納石失的品種以及數量都遠超伊朗，甚至說全世界大部分的織金錦產品大都產自中國。同樣在伊朗，其本土的納石失也發展出中國的紋樣，無論面料還是製作工藝都逐漸仿中國化。在13世紀20年代，每年有上千名伊朗的織造工來到中國，他們利用波斯的工藝，而且還沿用具有伊朗風情的圖案等，因此在我們國家的納石失上，有鮮明的異域文化特色，比如鷹盤龍紋納石失，上面有大量的波斯文字，還有現存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中，收藏的淡藍與黑地雙獅戲球紋納石失，圖中也有大量的波斯文字，而且在圖案當中還有大量的中亞動物，比如獅身人面等。作為中亞的典型紋飾，獅身人面還大量出現在中國的陶器上還有銅器上。納石失在中國得以傳播，蒙古人的貢獻非常大，遊牧民族逐草而居，在不斷遷徙當中，需要儘量保有自己的財產，只有攜帶高價值的貴金屬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身上穿著奢華的絲織品，一方面便於攜帶，另一方面也能夠彰顯地位，因此得到蒙古人的喜歡。同時蒙古文化的開放性，讓當時元朝不但有佛教、印度教、還有祆教等各種異域的宗教，在這些伊斯蘭教文化影響下，伊朗絲織品中的嚴謹、規整均衡的風格，也得到蒙古貴族的喜歡。結束語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蒙古時期，中國和伊朗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兩個重要的國家，在紡織品交流，文化的交融與創新上，不斷髮揮著各自的文化特色，為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無論是伊朗流行的“中國風”，還是波斯納石失與聯珠紋等元素的中國本土化發展，都說明兩大文明對異域文化強大的接受與吸納能力。藝術乃至文化若想大發展，應當有相容幷包的襟懷，還該具備消融改造的能力，即封閉自雄可鄙，一味效仿可悲。僅從紡織文化的交流來看，蒙元時期的中伊兩國已經做出了表率。他們以異域的養分促進了自身紡織文化的成長，成就了自身文化的輝煌。
13世紀，隨著蒙古西征，擴充套件了歐亞大陸的疆域領土，同時也極大促進了西亞、中亞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溝通。蒙古在伊朗周邊設定了藩屬政權伊兒汗國，讓當時世界上兩個大國中國和伊朗之間的紡織品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的巔峰，形成了伊朗的中國風。伊朗地區重要性伊朗地區是西亞甚至世界的紡織文化發源地，其關於紡織品生產的記載最早開始於公元前600年，波斯人從3世紀開始，就從中國學習了養蠶的技術，在裡海發展養蠶業，並且向拜占庭以及中亞出口絲織品，伊朗獨特的位置讓它在貿易過程當中起到重要的樞紐作用。到了薩珊王朝時期，也就是中國南北朝時期，波斯人的紡織文化盛況空前，他們的聯珠圈紋與動物紋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審美取向，同時也影響到中國的紡織品藝術。不僅在紡織品，陶瓷、玻璃、金屬等都是中國和伊朗貿易當中的重要商品，當然相對於陶瓷，紡織品在陸地商業運輸更加輕便，也更容易攜帶，因此成為文化交流的主角。蒙古帝國向西擴張，由此形成了歐亞大陸開闊的邊界，商品流通更加暢達，貿易往來也更加頻繁，極大促進了中國與西亞、中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也讓中國同伊朗的紡織品文化交流達到歷史的巔峰時期。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及其子阿八哈所領導的伊兒汗國雖然是蒙古帝國的藩屬國，但是行政的早期，他們依然按照波斯文化進行統治。蒙古政權統治下的伊朗，工商業發達，同時絲綢的過境貿易是其重要的財政來源，而且蒙古時期，在伊朗的回回人也是中亞貿易的活躍分子。在元大都北京設定的直隸中央織造作坊，其中的工匠也大都來自中亞地區，比如重要的監造官忽三烏丁，從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來自中亞，而且在窩闊臺執政時期，就有“回回工匠三千戶”的記載，可見伊朗回回那時候來到元朝主要是當作技術工種來引進的。伊朗人生產的納石失，也就是金縷或金箔切成的金絲作緯線織制的衣服，深受當時蒙古貴族的喜歡，當13世紀蒙古大軍第一次達到西亞的時候，就對這種金絲織成的絲織物非常感興趣，很多蒙古貴族還喜歡把玉石等裝飾物掛在納石失外面，甚至死的時候也穿著納石失。同時中國紡織的紋樣也影響著伊朗地區的風格，並形成了中國風。伊朗的中國風伊朗地區處在兩河文明的交匯地區，歷史悠久，藝術特徵鮮明，同時伊朗文化也兼具有極大的相容性以及包容性，它秉承了東西文化的精華。這種對異域文化的吸納，又突出地表現在伊朗絲織品藝術上，在很多細密裝飾畫上呈現多種鮮明的中國風。其實中國與伊朗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西漢時期，到了唐朝時期，唐玄宗特別喜歡這些西域的文化，鼓勵中外紡織技術和審美文化的交流，聯珠圈紋、葡萄紋與對鳥對獸紋等都在中國紡織品上流行開來。從出土的實物來看，似乎伊朗紡織品對中國紡織品的影響力更強大，其為中國紡織品提供了更具影響力的風格靈感來源，正如唐代和粟特紡織品中無處不在的薩珊波斯聯珠紋所反映的那樣。但在蒙古伊朗時期，中國紡織品對伊朗紡織品的影響開始凸顯出來，大量中國的裝飾主題和紋樣在伊朗紡織品中被採用和改編。比如在波蘭格丹斯克發現的對鷹盤龍紋織金錦，就是一件極具中國特色的伊朗紡織品，鷹翅膀上刻著“榮耀歸於我們的主，蘇丹國王，正義、明智的納西爾”銘文，很明顯這是具有政治意義的織金錦，這件織金錦上我們還看到具有中國特色的龍紋。龍紋出現在象徵皇權的絲織品上，說明這是蒙古統治時期，伊朗王室御用的紡織品，龍紋成為伊朗和中國文化符號。但是這條龍卻沒有五爪，說明工人在借鑑中國龍紋的同時，卻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細節。在另一件1270年的絲織品上，發現了火紋、雲紋以及寶珠紋等，可見伊朗對中國紋樣的吸收和借鑑。除了龍紋，鳳凰也是中國文化當中最為典型的裝飾樣式。最早關於鳳凰的記載在中國新石器時期，在後來陶器以及絲織品上，大量有鳳凰的圖樣。鳳凰羽毛豐滿，形象飄逸，是中國女性皇權的象徵。在蒙古伊朗時期，鳳凰樣式在伊朗也非常流行，比如出土伊朗的鳳凰與球形棕櫚樹織金錦，上面在用鳳凰取代了伊朗的傳統鳥紋，但是仍然保留了伊朗傳統對鳥獸紋的對稱佈置，不過依然還有中國鳳凰的飄逸感。現藏於德國紐倫堡國家美術館的一件13~14 世紀伊朗產紡織品，羚羊祥雲紋織金錦，在這件紡織品上，羚羊頭頂有大量環繞的祥雲，在中國道教思想當中，雲被認為是宇宙氣息的積累，因此從唐朝開始，雲紋被中國各民族所吸收，因此在伊朗的紡織品當中也被採用。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三隻兔子代表一個人的前世、今生與來世，因此形成了生死輪迴。同時在伊朗紡織品當中也出現了三兔拱月的裝飾，所不同的是有四隻兔子，共用4只耳朵，和中國一樣逆時針在代表月亮的團窠紋中奔跑。除了龍、鳳凰、兔子等動物以外，還有大量的中國元素的植物也出現在伊朗的紡織品上，比如八瓣蓮花紋，菊花紋等，這些紋樣不但吸收中國的文化元素，還對其進行融入與再創造。比如這件1352年伊朗的圓形絲毯，人物影象的背景裝飾著中國風格自然流動的花卉圖案，但圖案卻以伊斯蘭裝飾風格的滿地構圖形式填充空間。王座頭頂華蓋兩側的長羽飛鳥喚起了人們對中式鳳凰的聯想，而王座腳下正前方的兩隻動物—仙鶴與烏龜則是典型的中國元素。這些伊朗紡織品上大量的中國元素，大都是在13~14世紀傳入伊朗的，儘管在兩種藝術形式接觸早期，這種跨文化的藝術借鑑和學習並不完整和成功，甚至有時會產生由於文化的曲解和誤讀所造成的怪誕裝飾，但是經過不斷嘗試，將本土文化與中國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伊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談論伊朗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不得不提及織金錦了，在元代又叫金段匹，這些金段匹有兩大來源，一方面來自伊朗的納石失，另一方面來自中國本土的織金技術。儘管在蒙古時期，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廣為傳播，但是“納石失”一詞一直沒有被漢化，一直作為音譯詞被使用，凸顯了鮮明的伊斯蘭文化特徵。納石失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中國，在蒙元時期被大量的仿製，後來經過中國織工的借鑑與吸收，發展出金段子等絲織物。蒙元時期，中國納石失的品種以及數量都遠超伊朗，甚至說全世界大部分的織金錦產品大都產自中國。同樣在伊朗，其本土的納石失也發展出中國的紋樣，無論面料還是製作工藝都逐漸仿中國化。在13世紀20年代，每年有上千名伊朗的織造工來到中國，他們利用波斯的工藝，而且還沿用具有伊朗風情的圖案等，因此在我們國家的納石失上，有鮮明的異域文化特色，比如鷹盤龍紋納石失，上面有大量的波斯文字，還有現存倫敦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中，收藏的淡藍與黑地雙獅戲球紋納石失，圖中也有大量的波斯文字，而且在圖案當中還有大量的中亞動物，比如獅身人面等。作為中亞的典型紋飾，獅身人面還大量出現在中國的陶器上還有銅器上。納石失在中國得以傳播，蒙古人的貢獻非常大，遊牧民族逐草而居，在不斷遷徙當中，需要儘量保有自己的財產，只有攜帶高價值的貴金屬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此身上穿著奢華的絲織品，一方面便於攜帶，另一方面也能夠彰顯地位，因此得到蒙古人的喜歡。同時蒙古文化的開放性，讓當時元朝不但有佛教、印度教、還有祆教等各種異域的宗教，在這些伊斯蘭教文化影響下，伊朗絲織品中的嚴謹、規整均衡的風格，也得到蒙古貴族的喜歡。結束語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蒙古時期，中國和伊朗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兩個重要的國家，在紡織品交流，文化的交融與創新上，不斷髮揮著各自的文化特色，為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無論是伊朗流行的“中國風”，還是波斯納石失與聯珠紋等元素的中國本土化發展，都說明兩大文明對異域文化強大的接受與吸納能力。藝術乃至文化若想大發展，應當有相容幷包的襟懷，還該具備消融改造的能力，即封閉自雄可鄙，一味效仿可悲。僅從紡織文化的交流來看，蒙元時期的中伊兩國已經做出了表率。他們以異域的養分促進了自身紡織文化的成長，成就了自身文化的輝煌。
在蒙古帝國時期，中國文化對伊朗影響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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