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資本 seek for capital丨專注於資本的極致探索【格物·貨幣】是格物資本旗下內容大類目之一“日本貨幣”內容系列從屬於【格物·貨幣】第一部分：日本貨幣之源第二部分：皇朝十二錢第三部分：金銀銅三貨時代第四部分：獨立統一幣制本文為“日本貨幣”系列 第 五 部分格物者說：德川三貨制度，與德川政權命運同軌，德川三貨制度因德川政權成立而構建，也因德川政權覆亡而終結。1601-1636年間，德川政權逐步構建了德川三貨制度，實現了日本幣制大一統，並實現了日本貨幣體系的完全獨立化。德川三貨制度確立後半個世紀內，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比較穩定，且呈現出兩大特點：一，受金銀礦山地理位置和傳統使用習慣的影響，貨幣流通帶有明顯的區域割據性——“東部重金，西部好銀”，而銅錢則通行全國；二，金銀銅三貨的使用，對應著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份（士、農、工、商），金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武士階層，銀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商人階層，銅錢使用者主要是農民。武士透過賞賜、贈送或出售年貢米可直接獲得金鑄幣，而且使用金鑄幣也是武士統治地位的體現。手工業者和商人經常從事國內和國外商業貿易活動，交易額度有大有小，而銀鑄幣是稱重使用、可切割，價值可大可小，靈活便捷，無疑是他們的首選；另外，由於手工業者和商人身份低下，獲得金鑄幣的機會很少，而銀鑄幣鑄行量較大，更易獲得。農民參與商品交易機會少，一般額度都很小，僅適合用銅錢，基本用不到金銀鑄幣；當然，武士、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會用銅錢做小額交易。▼圖：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1603-1868），日本的貨幣流通一直存在著“東部重金，西部好銀”的特點，以江戶為中心的日本東部以金鑄幣流通為主，市場交易、物價標示皆用金鑄幣，而以大阪為中心的日本西部以銀鑄幣為主。圖片來源：chitonitose.com▼圖：德川幕府時代的社會結構。1603年德川開幕後，沿襲了豐臣政權時期的身份等級制度，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階層身份，並嚴格將身份固化，各階層的人都必須各盡其職，不能逾越身份從事與身份不符的職業。武士階層為統治地位，包括：將軍幕府（最高權力機構，將軍即最高統治者）、大名（各地藩國之主）及其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一般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處於被統治地位。圖片來源：ihmlab.net鑄幣外流與貨幣流通不足德川三貨制度建立後，一直潛藏著一個很大的隱患：日本鑄幣外流。雖然德川幕府在17世紀30年代時採取了鎖國政策，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國或回國，嚴格限制對外貿易（鎖國政策一直延續兩百年，直到1854年“幕末開國”），但對外通商並未完全禁止，幕府在長崎開設了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僅限中國和荷蘭商船到長崎通商），並直轄管理，此外，還保留著幾個藩國對外的官方貿易。所以，日本的鑄幣外流現象一直存在，貫穿整個德川幕府時代（儘管幕府曾下令禁止金銀鑄幣輸出，但並未完全遏制鑄幣外流）。據新井白石的計算，在德川政權的前期（1601-1708年間），日本的金鑄幣外流約368萬兩，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1/4，銀鑄幣外流約90萬貫（約3383噸），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3/4；而銅錢外流量佔鑄造量比例超一半。▼圖：在德川初期時（17世紀前四十年），日本輸出的鑄幣主要是銀鑄幣（丁銀），且外流規模非常大，估計約2066噸，流向地主要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國。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白銀為國際通用貨幣。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圖：1665-1699年間，荷蘭商船從日本運出的小判金外流數量（單位：兩）。1668年幕府下令禁止白銀輸出，此後小判金開始大規模輸出，小判金主要流向了印度半島沿岸。圖片來源：『企畫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見參考資料。▼圖：1630年代時，日本的銅錢大量外流，直接導致幕府於1637年下令禁止向外輸出銅錢。十年後（1646年），幕府下令解禁銅輸出，不過此後銅輸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寬永通寶”銅錢，而是長崎貿易銅錢（專門用於對外貿易）和棹銅（長條狀的銅條）。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長期持續的鑄幣外流，消耗著日本國內的貨幣流通量。此外，17世紀中期後，隨著金銀礦產量的衰減，新鑄貨幣的原材料日顯緊缺，新鑄的貨幣量也跟隨下滑。（16世紀下半葉和17世紀上半葉是日本金銀開採高峰期，但17世紀中期以後，日本的金銀礦產量開始減少）還有，德川政權確立後，日本的商品及貨幣經濟也進一步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也持續擴大，而鑄幣持續外流、新鑄貨幣量下滑，使得日本國內的貨幣供給越來越難跟上貨幣需求擴張的步伐。▼圖：17世紀後半葉，在德川政權的幕藩體制下（尤其是“參覲交代制”），日本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商品流通市場（商品以稻米為主，以京都、大阪、江戶為商品集散中心），金銀銅鑄幣得到廣泛使用，貨幣兌換機構“兩替屋”出現，專門從事不同鑄幣兌換，兩替商人階層也隨之興起，都市經濟生活日益豐富繁榮。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17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國內貨幣供需矛盾凸顯出來，並日益惡化；到90年代時，貨幣流通不足問題已十分嚴重，嚴重影響到幕藩體制下的商品流通。元祿-寶永貶值改鑄17世紀90年代時，除了貨幣流通嚴重不足，幕府還面臨著財政赤字惡化的問題（因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導致財政收入跟不上財政支出，這裡不具體介紹），亟待解決。為了解決通貨嚴重不足和財政赤字的問題，幕府接受了金座和銀座主管人員的建議，於1695年開始實施了一次貨幣大改鑄，這次大改鑄歷經了元祿和寶永年間（元祿1688-1704年，寶永1704-1711年，元祿和寶永均為日本天皇年號），史稱“元祿-寶永大改鑄”。元祿-寶永大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將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回收重熔，改鑄為16種新鑄幣，其中，元祿年間6種，寶永年間10種，合稱“元祿-寶永金銀幣”（見下圖）；二，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比如：1枚慶長小判金等值兌換1枚元祿小判金。這次大改鑄並不是一次簡單的舊幣重熔回爐鑄造新幣，而是一次以貶值為目的的貨幣改鑄。新鑄的“元祿-寶永金銀幣”，較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在重量和成色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但新舊幣的法定價值卻是相同的，這就意味著新幣較舊幣實際是貶值的。（如：慶長小判金和元祿小判金，二者法定價值都是“金1兩”，但前者成色為84%，後者僅57%，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27%；再如：慶長丁銀和元祿丁銀，都是稱重使用、法定價值一致，前者成色80%，後者成色64%，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16%）▼圖：元祿-寶永大改鑄前後，舊幣（慶長金銀幣）和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對比。五種慶長金銀幣（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丁銀、豆板銀）的成色都是較高的，相比之下，六種元祿金銀幣雖重量未變、但成色均明顯下降；到寶永年間，四類丁銀/豆板銀的成色依次階梯下降，最終寶永“四寶”的含銀量降至20%；寶永金鑄幣（小判金和一分金）雖然成色與慶長金幣保持一致，但重量卻減少了一半（即實際貶值50%）。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貶值的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鑄行後，幕府從中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益（收回舊幣和鑄行新幣之間的差額利潤），有效緩解了幕府的財政壓力。同時，由於每一枚新幣所需的金銀含量變少，新幣的鑄行量也大幅增加，遠超以往，也有效緩解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據金座、銀座的有關文書記載，元祿金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1393萬兩，元祿銀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40.5萬貫（1貫=1000匁），四類寶永銀鑄幣的鑄造額達105.6萬貫。元祿-寶永大改鑄，雖達到了預期目標，但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第一，在大改鑄實施期間，因新舊幣成色不同，而法定價值相同，驅使一些投機商人興起偽鑄之風（將高成色的舊幣私自熔化，私鑄成低成色的新幣，然後混入到流通中），在1698-1711年期間，幕府逮捕了541名偽鑄者；第二，參與改鑄事宜的幕府官吏、金銀座鑄幣師，趁改鑄之際，以權謀私、貪腐暴利；還有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利用新舊幣之間的成色差異，也乘機投機炒作，操縱金銀價格，導致市面上金銀鑄幣兌比劇烈波動。▼圖：江戶德川時代的三貨（兩替屋）市場兌比，金1兩可兌換銅錢數量（左），金1兩可兌換丁銀數量（右）。在元祿-寶永改鑄期間，金鑄幣因貶值，金1兩兌得銅錢數量變少；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金1兩兌60匁變成了金1兩兌80匁。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還有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改鑄實施期間，一些民眾（尤其是兩替商人）很快意識到新幣較舊幣貶值了，於是將高成色、高品質的舊幣（慶長金銀幣）私藏起來，不投入到流通中，也不上交給金座或銀座改鑄，導致流通中的良幣（慶長金銀幣）退藏，而低品質的劣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充斥，即“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大量劣幣通行於市，很快就引發了高通脹，物價飆漲。▼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銀匁/石），1694年時1石米價約為銀65匁，1710-1711年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米價飆漲至銀160匁/石。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正德-享保復古改鑄元祿-寶永大改鑄造成的偽鑄成風、貪腐、投機套利、劣幣充斥、物價飆漲等問題，直接動搖了民眾對幕府鑄幣的信任，影響到幕府的統治穩定。為了重新恢復貨幣幣值、穩定物價，幕府緊接著又進行了一次貨幣改鑄，這次改鑄與元祿-寶永改鑄正好相反，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恢復到最初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標準），所以被稱為一次“復古改鑄”。這次改鑄歷經正德-享保年間（正德1711-1716年，享保1716-1736年，也是天皇年號），史稱“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正德-享保復古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低成色的“元祿-寶永金銀幣”，改鑄為新的高成色的“正德-享保金銀幣”（見下圖），新幣的重量和成色恢復至與慶長金銀幣一致；二，新幣鑄行後，原來的慶長金銀幣可繼續流通使用，且慶長/正德/享保三種高品質的金銀幣均等值流通，各種商品也必須按此計價和交易（之前一些被退藏的慶長金銀幣重新又回到流通中）；三，幕府制定了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係（見下圖），並要求民眾須限期在1722年之前將元祿-寶永金銀幣上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除了以上改鑄措施，幕府還頒佈了一些以整頓貨幣流通秩序為目的的政令，包括：整頓銀座，沒收銀座官吏和鑄幣師的貪腐所得，並嚴厲打擊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下令“禁止金銀用於外貿，只能用棹銅”， 以遏制長期以來的金銀幣外流，而且還限制棹銅輸出量；增鑄“寬永通寶”銅錢，增加小額銅錢供應量，以壓低銅錢（兌金、銀）的市場價格。▼圖： 正德-享保金銀幣（正德年間4種，享保年間5種，共9種），與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完全一致，且完全等值。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時，根據1714年《金、銀改鑄令》和1718年《金、銀通用新令》確定的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係（新幣與舊幣並不是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製圖丨格物·資本“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遵循著恢復高成色、高品質金銀幣基本原則，而恢復高品質意味著每一枚新鑄幣所需的金含量或銀含量增加，這就必然使得新幣的鑄造量變少。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857萬兩，銀幣鑄造額33萬貫），相比於元祿-寶永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約2578萬兩，銀幣鑄造額145萬貫）大幅減少，這使得貨幣流通量收縮，引發了物價急劇下跌，一度繁榮的商業活動也陷入停滯。▼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元祿-寶永年間的米價快速上漲，到正德-享保年間轉向為快速下跌。圖片來源：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此外，由於幕府的政令落實不力，新舊幣兌換的工作推行並不順利，一些元祿-寶永舊幣並沒有在限期內兌換成新幣，流通期限不斷被延長，貨幣流通秩序比較混亂，而且，一些兩替商人的仍趁機利用不同鑄幣的比價波動套利。總體來說，“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是一場失敗的貨幣改鑄，雖然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維持了幕府鑄幣的信譽，但是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更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貨幣流通量縮減，米價急劇下跌，直接導致幕府財政收入下滑和下級武士財務狀況惡化（幕府以徵收實物米為主要財政來源之一，而不是直接徵收貨幣，另外，幕府及各藩主向下級武士發放的俸祿也是實物米，所以米價直接影響著幕府和武士的收入水平），這進而引發下級武士頻繁暴動，社會動盪。元文改鑄為了解決“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遺留下來的問題，1736年5月，幕府再度下令改鑄貨幣，這次改鑄處於元文年間（1736-1741，天皇年號），史稱“元文改鑄”。元文改鑄，汲取了以往改鑄的經驗教訓，既沒有像正德-享保改鑄一樣，恢復金銀幣的高成色、高品質，也沒有像元祿-寶永改鑄一樣，大量鑄造低成色的劣質幣，這次“元文改鑄”很好地調整了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將重量和成色控制在一個既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實現了物價的穩定和金銀兌比的穩定。“元文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以往各類舊幣（其中以正德-享保金銀幣為主，慶長/元祿/寶永金銀幣在此前的改鑄過程中，已大部分被回收重熔，或已退藏），改鑄為新的“元文金銀幣” （見下圖）；二，制定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比率（見下圖）；三，增鑄“寬永通寶”銅錢，並於1739年開始鑄造“寬永通寶”鐵錢（因銅材不足，所以鑄造鐵錢，鐵錢與銅錢重量一樣、等值流通）。▼圖：元文金銀幣。元文小判金的成色和重量，均比慶長/正德/享保的小判金要低，但比元祿小判金要高；元文一分金亦是如此。元文丁銀的成色，比慶長/正德/享保丁銀要低，但比寶永“永字”丁銀要高，豆板銀亦如此。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元文金銀幣與其他金銀幣的官方兌換關係（新幣與舊幣也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的）。元祿-寶永金銀幣在1736年之前基本都已被回收重熔、退出流通了（除了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外），因而“元文改鑄”時，主要是確定新幣與慶長/正德/享保金銀幣、以及與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間的兌比。製圖丨格物·資本元文金銀幣開鑄後，由於成色又降低了，鑄造量明顯上升（元文金幣鑄造額1743萬兩，元文銀幣鑄造額52.5萬貫），明顯多餘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額，有效解決了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米價回升（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同時，由於元文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調整適中，且在新舊幣兌換時，是按重量大小和成色高低來確定兌換比率的，而不是按法定價值來兌換的，所以，這次元文改鑄實施過程中，新舊幣的兌換工作比較順利，新幣鑄行後，很順利地就進入到流通中，金銀銅三貨兌比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元文改鑄”後，仍有一些舊幣（如慶長/正德/享保/寶永金銀幣）保留在流通中，它們和元文金銀幣按官方兌換比率並行流通使用，流通中的貨幣種類較為繁多，但貨幣流通秩序大體保持穩定，此後八十多年裡，日本的貨幣體系穩定執行，未出現大的波動。還須值得一提的是，“元文改鑄”後，幕府於1765年和1772年分別開鑄了兩種計數銀鑄幣——“明和五匁銀”和“明和南鐐二朱銀” ，這兩種銀幣和以往的丁銀/豆板銀不同，它們有固定的形制（小方塊）和重量，是計數貨幣，可計數使用，無需稱量。這打破了長期以來銀鑄幣一直是稱重使用的習慣，此後，計數銀幣，和丁銀/豆板銀一起並行流通。▼圖：明和五匁銀，重5匁，幣面上有“銀五匁”字樣，於1765年開鑄，鑄行後，因其法定價值定得過高（12枚當金1兩），遭到了市場的抵制、流通受阻，一年後，幕府下令將其回收。明和南鐐二朱銀，重2匁7分，開鑄於1772年，幣面上有“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兩”字樣，“南鐐”意指最上品的銀，“二朱”一詞是後人定的名，源自於金幣的貨幣單位“兩、分、朱”（1兩=4分=16朱），由於這種銀幣8枚可兌換金1兩，所以稱之為“二朱銀”，即法定價值為“二朱”。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文政-天保貶值改鑄進入19世紀後，德川幕府政權的統治進入晚期，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和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幕府財政收支再度惡化。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幕府又重演了元祿-寶永時期的貶值大改鑄，開啟了“文政-天保大改鑄”（文政1818-1829年，天保1830-1843年）。文政-天保大改鑄，和以往的改鑄流程基本一樣，回收舊幣、重熔改鑄為新幣，具體改鑄工作仍由金座、銀座負責，民眾可將舊幣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也可向兩替商人兌換新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和此前“元祿-寶永大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在文政-天保大改鑄實施期間，幕府共下令鑄造了18種新鑄幣（見下圖）。此外，幕府還增鑄了“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圖：文政金銀幣。這9種新幣中，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一朱金、南鐐一朱銀，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改鑄（在以往舊幣的基礎上改造）。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天保金銀幣和“天保通寶”銅錢。這9種新幣中，天保五兩判金、二朱金、一分銀、“天保通寶”銅錢，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在舊幣基礎上改鑄。其中，“天保通寶”銅錢的法定價值為100文，所以其又被稱為“百文銅錢”，是德川時代法定價值最大的銅錢。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在以上的文政-天保18種鑄幣中，除了丁銀和豆板銀繼續稱重使用外，其餘的都按其法定價值流通，如：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的法定價值為“2分”，天保五兩判金的法定價值為“5兩”，，天保一分銀的法定價值為“1分”。文政-天保大改鑄，又是一次貶值大改鑄，新幣較舊幣在法定價值不變的前提下（新舊幣按法定面值等值兌換），重量和成色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我們以小判金為例，法定價值一直是“1兩”，元文小判金重11克，成色65%；到文政小判金，重量依然11克，但成色降至56%；再到天保小判金，雖然成色未變，但重量降至11克。還有丁銀也是如此，元文丁銀、文政丁銀、天保丁銀的成色依此為：46%、36%、26%，逐漸下降、逐漸貶值。其他金銀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貶值。▼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小判金的重量及含金量（單位：克）。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丁銀/豆板銀成色（‰），如圖中慶長銀數值為800，即表含銀量為800‰，即成色80%。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幕府從文政-天保大改鑄中，獲取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據史料文獻記載，文政改鑄為幕府帶來了550萬（金）兩的鑄幣稅收益，天保改鑄則帶來了500萬（金）兩的收益，貨幣改鑄成為幕府在文政-天保年間的重量財政來源，平均每年約佔財政收入的30%。同時，幕府將獲取的豐厚鑄幣稅收益，用於財政開支，投入到流通中，促使流通中貨幣量大幅增加，引發物價快速上漲，通脹嚴重（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圖：江戶德川時代的貨幣流通量（單位：萬兩），銀鑄幣和銅錢，均折算為金鑄幣的貨幣單位“兩”，藩札是指地方各藩國發行的一種紙幣。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除了高通脹之外，文政-天保大改鑄造成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鑄幣種類異常繁多，除了文政-天保的18種新幣，以往的各種舊幣，並沒有完全退出流通（自慶長金銀幣以來，雖然多次用舊幣改鑄新幣，但各國時期的舊幣都沒有被完全回收重熔，仍有一些保留在流通中，或被民間私藏起來了）。因而，在天保年間時，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已嚴重混亂。自天保以後，德川三貨制度，就陷入動盪不安之中。到1858年“幕末開國”後，在歐美列強的外來衝擊之下，德川幣制和德川政權一樣，一步步臨近崩潰。幕末開國與最後的改鑄1853年，美國軍艦抵達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日本開埠通商；次年，美國軍艦再次來到日本，並強迫日本與其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緊接著1858年，日美又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德川幕府長期以來的鎖國政策被強行打破，史稱“幕末開國”。繼美國之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趁火打劫，紛紛與日本簽訂類似的不平等通商條約。▼圖：1854年2月美國軍艦到達日本江戶灣，並強行登陸，敲開了日本的國門。圖片來源：Wikimedia不平等通商條約的簽訂，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變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日本開埠通商後，大量廉價的西方工業品湧入日本，直接衝擊了日本傳統的、封閉的農業-手工業經濟模式（許多日本傳統手工業相繼倒閉破產，而日本農產品則大量被輸出海外，作為西方工業國的工業原料），侵蝕著幕藩體制下的傳統經濟基礎，加劇了社會動盪，加速了德川幕府政權的覆亡。此外，“幕末開國”對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也產生巨大沖擊。首先，開埠通商後，日本的外貿規模開始急劇擴大，這為日本金銀鑄幣的大量外流創造了條件。其次，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中，日本被迫同意外國貨幣可在日本流通使用，且可自由兌換為日本貨幣（按“同種同量”原則），日本貨幣也可輸出至國外（除銅錢外），這直接導致了日本黃金大量外流。“同種同量”原則，即兩國貨幣（日本和美國）以同一材質（金或銀）、相同重量進行等值兌換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比如：1枚日本的“天保一分銀”（法定面值1分）重8.64克，成色99%，而1枚美國“Dollar銀元”（法定面值1美元）重26.9克，成色89%。按“同種同量”原則，1枚美國“Dollar銀元”的重量與3.11枚的“天保一分銀”相同（8.64*3.11=26.9），所以二者等值；但很明顯，日本銀幣的成色比美國銀幣成色要高，所以這種兌換原則，對日本是不利的。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日本國內官方的金銀比價為1:5，而國外（英國倫敦）的金銀比價為1:15，日本國內、國外巨大的金銀比價差，再加上日本貨幣可與外國貨幣自由兌換、且可輸出國外，這為投機商人創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間，引發日本國內黃金大量外流。日本正式開埠通商（1859年6月）後，許多歐美商人在日本進行金銀套利、牟取暴利，他們用外國銀元幣兌換成日本銀幣，然後再兌換成日本金幣，最後再將日本金幣運到倫敦賣掉。有學者據史料估計，日本正式開埠後僅八個月裡，黃金外流就達三四十萬兩。“同種同量”貨幣兌換原則下的不利立場，以及開埠後黃金的大量外流，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視。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幕府在安政-萬延年間（安政1854-1859，萬延18602-1861年）再次開啟了一次貶值大改鑄，這也是德川時代的最後一次改鑄。“安政-萬延”改鑄的目的很明確，一，降低日本銀鑄幣成色，以達到與外國銀幣相同的成色，真正實現平等地 “同種同量”兌換；二，降低日本金鑄幣的成色或重量（且降幅比銀鑄幣更大），以擴大日本國內金銀比價，使得與外國比價大致相當，從而阻止黃金外流。在“安政-萬延”改鑄期間，幕府下令鑄造的12種新鑄幣（如下圖）。改鑄流程仍和以往大致一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也和此前的元祿-寶永改鑄、文政-天保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此外，幕府還增鑄了“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也增鑄了“天保通寶”百文銅錢。▼圖：安政-萬延金銀幣。其中，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銀，因遭到歐美列強的強烈抵制，僅鑄行三個月就被迫停鑄。萬延年間，改鑄了五種新金幣：萬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均是整個德川時代含金量最少的、最低劣的金幣（相同面值情況下）。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以上的12種新幣（安政-萬延金銀幣），較之前的舊幣（文政-天保金銀幣），又有不同程度的成色降低或重量減少，而新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所以這又是一次貶值改鑄。安政-萬延金銀幣是整個德川時代，最低劣（含金銀量最少）的金銀幣，也是最後流通的金銀幣。安政-萬延金銀幣鑄行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黃金外流（因新鑄的萬延金幣的含金量大幅減少，致使日本國內金銀比價擴大，縮小了國內外套利空間），也改變了日本在“同種同量”兌換原則下的不利局面。而且，大量低品質金銀幣的鑄行，也再次給幕府帶去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但是，這次改鑄也引發了嚴重的惡性通脹。由於新幣的金（銀）含量大幅減少，而貨幣鑄造量則相應大幅增加，貨幣流通量急劇擴大，物價暴漲，原來就已混雜不堪的貨幣流通秩序，陷入了極度混亂的局面。▼圖：江戶德川幕末年間的米價（銀匁/石，左軸），以及小判金的含金量變化（右軸）。圖片來源：koshiodatabank.com緊隨惡性通脹而來的是農民起義和武裝倒幕運動浪潮，德川幕府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1868年1月，幕府軍與倒幕軍進行戊辰之戰，幕府軍節節敗退，同年5月，江戶德川幕府政權正式倒臺，日本270多年的德川時代正式結束。德川幕府政權覆亡的同時，以明治天皇為核心的日本新政府建立。明治新政府為了整頓德川幕末遺留下來的極度混亂的貨幣流通秩序，於1871年頒佈了《新貨幣條例》，以建立新政府下的新貨幣體系。1871年《新貨幣條例》的頒佈是日本貨幣史上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以此為界，德川三貨制度正式終結，日本貨幣史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參考資料《日本德川時代貨幣制度研究》，周愛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1清代和日本江戶時代貨幣政策比較試析，李紅梅，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11月第38卷第6期德川幕府財政崩潰研究，端木迅遠，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日本江戶時代的幕藩體制與商品經濟，左學德 王曉燕，北方論叢，2007年第5期近世近代日本貨幣史の基礎的研究，小林延人，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官網， imes.boj.or.jp『企畫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貨幣博物館，2011年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2017年)江戸の三貨，Coin/J055 ，sirakawa.b.la9.jp一文と一両の価値，Coin/J029 ，sirakawa.b.la9.jp江戸時代の経済を発展させた通貨増発（No.144），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cocolog-nifty.com幕末のハイパーインフレの真犯人は？－日米両國の反パラレルワールド（11），小塩丙九郎，koshiodatabank.com版權宣告本百家號“格物資本”釋出的所有原創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文稿、圖片、漫畫、音訊、影片等，其版權均歸屬於本號及其運營者（運營者已實名制），未經授權，不得擅自轉載、修改或釋出。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格物·資本 seek for capital丨專注於資本的極致探索【格物·貨幣】是格物資本旗下內容大類目之一“日本貨幣”內容系列從屬於【格物·貨幣】第一部分：日本貨幣之源第二部分：皇朝十二錢第三部分：金銀銅三貨時代第四部分：獨立統一幣制本文為“日本貨幣”系列 第 五 部分格物者說：德川三貨制度，與德川政權命運同軌，德川三貨制度因德川政權成立而構建，也因德川政權覆亡而終結。1601-1636年間，德川政權逐步構建了德川三貨制度，實現了日本幣制大一統，並實現了日本貨幣體系的完全獨立化。德川三貨制度確立後半個世紀內，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比較穩定，且呈現出兩大特點：一，受金銀礦山地理位置和傳統使用習慣的影響，貨幣流通帶有明顯的區域割據性——“東部重金，西部好銀”，而銅錢則通行全國；二，金銀銅三貨的使用，對應著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份（士、農、工、商），金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武士階層，銀鑄幣使用者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商人階層，銅錢使用者主要是農民。武士透過賞賜、贈送或出售年貢米可直接獲得金鑄幣，而且使用金鑄幣也是武士統治地位的體現。手工業者和商人經常從事國內和國外商業貿易活動，交易額度有大有小，而銀鑄幣是稱重使用、可切割，價值可大可小，靈活便捷，無疑是他們的首選；另外，由於手工業者和商人身份低下，獲得金鑄幣的機會很少，而銀鑄幣鑄行量較大，更易獲得。農民參與商品交易機會少，一般額度都很小，僅適合用銅錢，基本用不到金銀鑄幣；當然，武士、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會用銅錢做小額交易。▼圖：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1603-1868），日本的貨幣流通一直存在著“東部重金，西部好銀”的特點，以江戶為中心的日本東部以金鑄幣流通為主，市場交易、物價標示皆用金鑄幣，而以大阪為中心的日本西部以銀鑄幣為主。圖片來源：chitonitose.com▼圖：德川幕府時代的社會結構。1603年德川開幕後，沿襲了豐臣政權時期的身份等級制度，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階層身份，並嚴格將身份固化，各階層的人都必須各盡其職，不能逾越身份從事與身份不符的職業。武士階層為統治地位，包括：將軍幕府（最高權力機構，將軍即最高統治者）、大名（各地藩國之主）及其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一般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處於被統治地位。圖片來源：ihmlab.net鑄幣外流與貨幣流通不足德川三貨制度建立後，一直潛藏著一個很大的隱患：日本鑄幣外流。雖然德川幕府在17世紀30年代時採取了鎖國政策，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國或回國，嚴格限制對外貿易（鎖國政策一直延續兩百年，直到1854年“幕末開國”），但對外通商並未完全禁止，幕府在長崎開設了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僅限中國和荷蘭商船到長崎通商），並直轄管理，此外，還保留著幾個藩國對外的官方貿易。所以，日本的鑄幣外流現象一直存在，貫穿整個德川幕府時代（儘管幕府曾下令禁止金銀鑄幣輸出，但並未完全遏制鑄幣外流）。據新井白石的計算，在德川政權的前期（1601-1708年間），日本的金鑄幣外流約368萬兩，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1/4，銀鑄幣外流約90萬貫（約3383噸），相當於期間鑄造量的3/4；而銅錢外流量佔鑄造量比例超一半。▼圖：在德川初期時（17世紀前四十年），日本輸出的鑄幣主要是銀鑄幣（丁銀），且外流規模非常大，估計約2066噸，流向地主要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國。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白銀為國際通用貨幣。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圖：1665-1699年間，荷蘭商船從日本運出的小判金外流數量（單位：兩）。1668年幕府下令禁止白銀輸出，此後小判金開始大規模輸出，小判金主要流向了印度半島沿岸。圖片來源：『企畫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見參考資料。▼圖：1630年代時，日本的銅錢大量外流，直接導致幕府於1637年下令禁止向外輸出銅錢。十年後（1646年），幕府下令解禁銅輸出，不過此後銅輸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寬永通寶”銅錢，而是長崎貿易銅錢（專門用於對外貿易）和棹銅（長條狀的銅條）。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長期持續的鑄幣外流，消耗著日本國內的貨幣流通量。此外，17世紀中期後，隨著金銀礦產量的衰減，新鑄貨幣的原材料日顯緊缺，新鑄的貨幣量也跟隨下滑。（16世紀下半葉和17世紀上半葉是日本金銀開採高峰期，但17世紀中期以後，日本的金銀礦產量開始減少）還有，德川政權確立後，日本的商品及貨幣經濟也進一步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也持續擴大，而鑄幣持續外流、新鑄貨幣量下滑，使得日本國內的貨幣供給越來越難跟上貨幣需求擴張的步伐。▼圖：17世紀後半葉，在德川政權的幕藩體制下（尤其是“參覲交代制”），日本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商品流通市場（商品以稻米為主，以京都、大阪、江戶為商品集散中心），金銀銅鑄幣得到廣泛使用，貨幣兌換機構“兩替屋”出現，專門從事不同鑄幣兌換，兩替商人階層也隨之興起，都市經濟生活日益豐富繁榮。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17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國內貨幣供需矛盾凸顯出來，並日益惡化；到90年代時，貨幣流通不足問題已十分嚴重，嚴重影響到幕藩體制下的商品流通。元祿-寶永貶值改鑄17世紀90年代時，除了貨幣流通嚴重不足，幕府還面臨著財政赤字惡化的問題（因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導致財政收入跟不上財政支出，這裡不具體介紹），亟待解決。為了解決通貨嚴重不足和財政赤字的問題，幕府接受了金座和銀座主管人員的建議，於1695年開始實施了一次貨幣大改鑄，這次大改鑄歷經了元祿和寶永年間（元祿1688-1704年，寶永1704-1711年，元祿和寶永均為日本天皇年號），史稱“元祿-寶永大改鑄”。元祿-寶永大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將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回收重熔，改鑄為16種新鑄幣，其中，元祿年間6種，寶永年間10種，合稱“元祿-寶永金銀幣”（見下圖）；二，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比如：1枚慶長小判金等值兌換1枚元祿小判金。這次大改鑄並不是一次簡單的舊幣重熔回爐鑄造新幣，而是一次以貶值為目的的貨幣改鑄。新鑄的“元祿-寶永金銀幣”，較以往的舊幣（慶長金銀幣），在重量和成色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但新舊幣的法定價值卻是相同的，這就意味著新幣較舊幣實際是貶值的。（如：慶長小判金和元祿小判金，二者法定價值都是“金1兩”，但前者成色為84%，後者僅57%，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27%；再如：慶長丁銀和元祿丁銀，都是稱重使用、法定價值一致，前者成色80%，後者成色64%，後者較前者實際貶值了16%）▼圖：元祿-寶永大改鑄前後，舊幣（慶長金銀幣）和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對比。五種慶長金銀幣（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丁銀、豆板銀）的成色都是較高的，相比之下，六種元祿金銀幣雖重量未變、但成色均明顯下降；到寶永年間，四類丁銀/豆板銀的成色依次階梯下降，最終寶永“四寶”的含銀量降至20%；寶永金鑄幣（小判金和一分金）雖然成色與慶長金幣保持一致，但重量卻減少了一半（即實際貶值50%）。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貶值的新幣（元祿-寶永金銀幣）鑄行後，幕府從中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益（收回舊幣和鑄行新幣之間的差額利潤），有效緩解了幕府的財政壓力。同時，由於每一枚新幣所需的金銀含量變少，新幣的鑄行量也大幅增加，遠超以往，也有效緩解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據金座、銀座的有關文書記載，元祿金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1393萬兩，元祿銀鑄幣的實際鑄造總額為40.5萬貫（1貫=1000匁），四類寶永銀鑄幣的鑄造額達105.6萬貫。元祿-寶永大改鑄，雖達到了預期目標，但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第一，在大改鑄實施期間，因新舊幣成色不同，而法定價值相同，驅使一些投機商人興起偽鑄之風（將高成色的舊幣私自熔化，私鑄成低成色的新幣，然後混入到流通中），在1698-1711年期間，幕府逮捕了541名偽鑄者；第二，參與改鑄事宜的幕府官吏、金銀座鑄幣師，趁改鑄之際，以權謀私、貪腐暴利；還有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利用新舊幣之間的成色差異，也乘機投機炒作，操縱金銀價格，導致市面上金銀鑄幣兌比劇烈波動。▼圖：江戶德川時代的三貨（兩替屋）市場兌比，金1兩可兌換銅錢數量（左），金1兩可兌換丁銀數量（右）。在元祿-寶永改鑄期間，金鑄幣因貶值，金1兩兌得銅錢數量變少；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金1兩兌60匁變成了金1兩兌80匁。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還有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改鑄實施期間，一些民眾（尤其是兩替商人）很快意識到新幣較舊幣貶值了，於是將高成色、高品質的舊幣（慶長金銀幣）私藏起來，不投入到流通中，也不上交給金座或銀座改鑄，導致流通中的良幣（慶長金銀幣）退藏，而低品質的劣幣（元祿-寶永金銀幣）充斥，即“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而大量劣幣通行於市，很快就引發了高通脹，物價飆漲。▼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銀匁/石），1694年時1石米價約為銀65匁，1710-1711年低成色的寶永銀鑄幣發行後，米價飆漲至銀160匁/石。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正德-享保復古改鑄元祿-寶永大改鑄造成的偽鑄成風、貪腐、投機套利、劣幣充斥、物價飆漲等問題，直接動搖了民眾對幕府鑄幣的信任，影響到幕府的統治穩定。為了重新恢復貨幣幣值、穩定物價，幕府緊接著又進行了一次貨幣改鑄，這次改鑄與元祿-寶永改鑄正好相反，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恢復到最初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標準），所以被稱為一次“復古改鑄”。這次改鑄歷經正德-享保年間（正德1711-1716年，享保1716-1736年，也是天皇年號），史稱“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正德-享保復古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低成色的“元祿-寶永金銀幣”，改鑄為新的高成色的“正德-享保金銀幣”（見下圖），新幣的重量和成色恢復至與慶長金銀幣一致；二，新幣鑄行後，原來的慶長金銀幣可繼續流通使用，且慶長/正德/享保三種高品質的金銀幣均等值流通，各種商品也必須按此計價和交易（之前一些被退藏的慶長金銀幣重新又回到流通中）；三，幕府制定了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係（見下圖），並要求民眾須限期在1722年之前將元祿-寶永金銀幣上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除了以上改鑄措施，幕府還頒佈了一些以整頓貨幣流通秩序為目的的政令，包括：整頓銀座，沒收銀座官吏和鑄幣師的貪腐所得，並嚴厲打擊從事貨幣兌換的兩替商人；下令“禁止金銀用於外貿，只能用棹銅”， 以遏制長期以來的金銀幣外流，而且還限制棹銅輸出量；增鑄“寬永通寶”銅錢，增加小額銅錢供應量，以壓低銅錢（兌金、銀）的市場價格。▼圖： 正德-享保金銀幣（正德年間4種，享保年間5種，共9種），與慶長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完全一致，且完全等值。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時，根據1714年《金、銀改鑄令》和1718年《金、銀通用新令》確定的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關係（新幣與舊幣並不是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製圖丨格物·資本“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遵循著恢復高成色、高品質金銀幣基本原則，而恢復高品質意味著每一枚新鑄幣所需的金含量或銀含量增加，這就必然使得新幣的鑄造量變少。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857萬兩，銀幣鑄造額33萬貫），相比於元祿-寶永金銀幣的鑄造量（金幣鑄造額約2578萬兩，銀幣鑄造額145萬貫）大幅減少，這使得貨幣流通量收縮，引發了物價急劇下跌，一度繁榮的商業活動也陷入停滯。▼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元祿-寶永年間的米價快速上漲，到正德-享保年間轉向為快速下跌。圖片來源：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此外，由於幕府的政令落實不力，新舊幣兌換的工作推行並不順利，一些元祿-寶永舊幣並沒有在限期內兌換成新幣，流通期限不斷被延長，貨幣流通秩序比較混亂，而且，一些兩替商人的仍趁機利用不同鑄幣的比價波動套利。總體來說，“正德-享保復古改鑄”是一場失敗的貨幣改鑄，雖然它恢復了金銀幣的高品質，維持了幕府鑄幣的信譽，但是卻又引發了一系列更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貨幣流通量縮減，米價急劇下跌，直接導致幕府財政收入下滑和下級武士財務狀況惡化（幕府以徵收實物米為主要財政來源之一，而不是直接徵收貨幣，另外，幕府及各藩主向下級武士發放的俸祿也是實物米，所以米價直接影響著幕府和武士的收入水平），這進而引發下級武士頻繁暴動，社會動盪。元文改鑄為了解決“正德-享保復古改鑄”遺留下來的問題，1736年5月，幕府再度下令改鑄貨幣，這次改鑄處於元文年間（1736-1741，天皇年號），史稱“元文改鑄”。元文改鑄，汲取了以往改鑄的經驗教訓，既沒有像正德-享保改鑄一樣，恢復金銀幣的高成色、高品質，也沒有像元祿-寶永改鑄一樣，大量鑄造低成色的劣質幣，這次“元文改鑄”很好地調整了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將重量和成色控制在一個既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實現了物價的穩定和金銀兌比的穩定。“元文改鑄”的主要內容有：一，回收以往各類舊幣（其中以正德-享保金銀幣為主，慶長/元祿/寶永金銀幣在此前的改鑄過程中，已大部分被回收重熔，或已退藏），改鑄為新的“元文金銀幣” （見下圖）；二，制定各種新舊幣的官方兌換比率（見下圖）；三，增鑄“寬永通寶”銅錢，並於1739年開始鑄造“寬永通寶”鐵錢（因銅材不足，所以鑄造鐵錢，鐵錢與銅錢重量一樣、等值流通）。▼圖：元文金銀幣。元文小判金的成色和重量，均比慶長/正德/享保的小判金要低，但比元祿小判金要高；元文一分金亦是如此。元文丁銀的成色，比慶長/正德/享保丁銀要低，但比寶永“永字”丁銀要高，豆板銀亦如此。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元文金銀幣與其他金銀幣的官方兌換關係（新幣與舊幣也是根據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來確定兌換比率的）。元祿-寶永金銀幣在1736年之前基本都已被回收重熔、退出流通了（除了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外），因而“元文改鑄”時，主要是確定新幣與慶長/正德/享保金銀幣、以及與寶永小判金/一分金之間的兌比。製圖丨格物·資本元文金銀幣開鑄後，由於成色又降低了，鑄造量明顯上升（元文金幣鑄造額1743萬兩，元文銀幣鑄造額52.5萬貫），明顯多餘正德-享保金銀幣的鑄造額，有效解決了貨幣流通不足的問題，米價回升（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同時，由於元文金銀幣的重量和成色調整適中，且在新舊幣兌換時，是按重量大小和成色高低來確定兌換比率的，而不是按法定價值來兌換的，所以，這次元文改鑄實施過程中，新舊幣的兌換工作比較順利，新幣鑄行後，很順利地就進入到流通中，金銀銅三貨兌比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元文改鑄”後，仍有一些舊幣（如慶長/正德/享保/寶永金銀幣）保留在流通中，它們和元文金銀幣按官方兌換比率並行流通使用，流通中的貨幣種類較為繁多，但貨幣流通秩序大體保持穩定，此後八十多年裡，日本的貨幣體系穩定執行，未出現大的波動。還須值得一提的是，“元文改鑄”後，幕府於1765年和1772年分別開鑄了兩種計數銀鑄幣——“明和五匁銀”和“明和南鐐二朱銀” ，這兩種銀幣和以往的丁銀/豆板銀不同，它們有固定的形制（小方塊）和重量，是計數貨幣，可計數使用，無需稱量。這打破了長期以來銀鑄幣一直是稱重使用的習慣，此後，計數銀幣，和丁銀/豆板銀一起並行流通。▼圖：明和五匁銀，重5匁，幣面上有“銀五匁”字樣，於1765年開鑄，鑄行後，因其法定價值定得過高（12枚當金1兩），遭到了市場的抵制、流通受阻，一年後，幕府下令將其回收。明和南鐐二朱銀，重2匁7分，開鑄於1772年，幣面上有“以南鐐八片換小判一兩”字樣，“南鐐”意指最上品的銀，“二朱”一詞是後人定的名，源自於金幣的貨幣單位“兩、分、朱”（1兩=4分=16朱），由於這種銀幣8枚可兌換金1兩，所以稱之為“二朱銀”，即法定價值為“二朱”。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文政-天保貶值改鑄進入19世紀後，德川幕府政權的統治進入晚期，幕藩體制下的傳統財稅制度和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幕府財政收支再度惡化。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幕府又重演了元祿-寶永時期的貶值大改鑄，開啟了“文政-天保大改鑄”（文政1818-1829年，天保1830-1843年）。文政-天保大改鑄，和以往的改鑄流程基本一樣，回收舊幣、重熔改鑄為新幣，具體改鑄工作仍由金座、銀座負責，民眾可將舊幣交給金座銀座改鑄為新幣，也可向兩替商人兌換新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和此前“元祿-寶永大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在文政-天保大改鑄實施期間，幕府共下令鑄造了18種新鑄幣（見下圖）。此外，幕府還增鑄了“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圖：文政金銀幣。這9種新幣中，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一朱金、南鐐一朱銀，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改鑄（在以往舊幣的基礎上改造）。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圖：天保金銀幣和“天保通寶”銅錢。這9種新幣中，天保五兩判金、二朱金、一分銀、“天保通寶”銅錢，均為首次開鑄，其他五種為在舊幣基礎上改鑄。其中，“天保通寶”銅錢的法定價值為100文，所以其又被稱為“百文銅錢”，是德川時代法定價值最大的銅錢。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在以上的文政-天保18種鑄幣中，除了丁銀和豆板銀繼續稱重使用外，其餘的都按其法定價值流通，如：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的法定價值為“2分”，天保五兩判金的法定價值為“5兩”，，天保一分銀的法定價值為“1分”。文政-天保大改鑄，又是一次貶值大改鑄，新幣較舊幣在法定價值不變的前提下（新舊幣按法定面值等值兌換），重量和成色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或下降。我們以小判金為例，法定價值一直是“1兩”，元文小判金重11克，成色65%；到文政小判金，重量依然11克，但成色降至56%；再到天保小判金，雖然成色未變，但重量降至11克。還有丁銀也是如此，元文丁銀、文政丁銀、天保丁銀的成色依此為：46%、36%、26%，逐漸下降、逐漸貶值。其他金銀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貶值。▼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小判金的重量及含金量（單位：克）。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圖：江戶德川時代，各個時期改鑄的丁銀/豆板銀成色（‰），如圖中慶長銀數值為800，即表含銀量為800‰，即成色80%。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幕府從文政-天保大改鑄中，獲取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據史料文獻記載，文政改鑄為幕府帶來了550萬（金）兩的鑄幣稅收益，天保改鑄則帶來了500萬（金）兩的收益，貨幣改鑄成為幕府在文政-天保年間的重量財政來源，平均每年約佔財政收入的30%。同時，幕府將獲取的豐厚鑄幣稅收益，用於財政開支，投入到流通中，促使流通中貨幣量大幅增加，引發物價快速上漲，通脹嚴重（見上圖：江戶德川時代的米價（金兩/石）1695-1858年）。▼圖：江戶德川時代的貨幣流通量（單位：萬兩），銀鑄幣和銅錢，均折算為金鑄幣的貨幣單位“兩”，藩札是指地方各藩國發行的一種紙幣。圖片來源：sirakawa.b.la9.jp除了高通脹之外，文政-天保大改鑄造成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鑄幣種類異常繁多，除了文政-天保的18種新幣，以往的各種舊幣，並沒有完全退出流通（自慶長金銀幣以來，雖然多次用舊幣改鑄新幣，但各國時期的舊幣都沒有被完全回收重熔，仍有一些保留在流通中，或被民間私藏起來了）。因而，在天保年間時，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已嚴重混亂。自天保以後，德川三貨制度，就陷入動盪不安之中。到1858年“幕末開國”後，在歐美列強的外來衝擊之下，德川幣制和德川政權一樣，一步步臨近崩潰。幕末開國與最後的改鑄1853年，美國軍艦抵達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日本開埠通商；次年，美國軍艦再次來到日本，並強迫日本與其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緊接著1858年，日美又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德川幕府長期以來的鎖國政策被強行打破，史稱“幕末開國”。繼美國之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趁火打劫，紛紛與日本簽訂類似的不平等通商條約。▼圖：1854年2月美國軍艦到達日本江戶灣，並強行登陸，敲開了日本的國門。圖片來源：Wikimedia不平等通商條約的簽訂，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變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日本開埠通商後，大量廉價的西方工業品湧入日本，直接衝擊了日本傳統的、封閉的農業-手工業經濟模式（許多日本傳統手工業相繼倒閉破產，而日本農產品則大量被輸出海外，作為西方工業國的工業原料），侵蝕著幕藩體制下的傳統經濟基礎，加劇了社會動盪，加速了德川幕府政權的覆亡。此外，“幕末開國”對日本的貨幣流通秩序也產生巨大沖擊。首先，開埠通商後，日本的外貿規模開始急劇擴大，這為日本金銀鑄幣的大量外流創造了條件。其次，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中，日本被迫同意外國貨幣可在日本流通使用，且可自由兌換為日本貨幣（按“同種同量”原則），日本貨幣也可輸出至國外（除銅錢外），這直接導致了日本黃金大量外流。“同種同量”原則，即兩國貨幣（日本和美國）以同一材質（金或銀）、相同重量進行等值兌換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比如：1枚日本的“天保一分銀”（法定面值1分）重8.64克，成色99%，而1枚美國“Dollar銀元”（法定面值1美元）重26.9克，成色89%。按“同種同量”原則，1枚美國“Dollar銀元”的重量與3.11枚的“天保一分銀”相同（8.64*3.11=26.9），所以二者等值；但很明顯，日本銀幣的成色比美國銀幣成色要高，所以這種兌換原則，對日本是不利的。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日本國內官方的金銀比價為1:5，而國外（英國倫敦）的金銀比價為1:15，日本國內、國外巨大的金銀比價差，再加上日本貨幣可與外國貨幣自由兌換、且可輸出國外，這為投機商人創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間，引發日本國內黃金大量外流。日本正式開埠通商（1859年6月）後，許多歐美商人在日本進行金銀套利、牟取暴利，他們用外國銀元幣兌換成日本銀幣，然後再兌換成日本金幣，最後再將日本金幣運到倫敦賣掉。有學者據史料估計，日本正式開埠後僅八個月裡，黃金外流就達三四十萬兩。“同種同量”貨幣兌換原則下的不利立場，以及開埠後黃金的大量外流，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視。為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幕府在安政-萬延年間（安政1854-1859，萬延18602-1861年）再次開啟了一次貶值大改鑄，這也是德川時代的最後一次改鑄。“安政-萬延”改鑄的目的很明確，一，降低日本銀鑄幣成色，以達到與外國銀幣相同的成色，真正實現平等地 “同種同量”兌換；二，降低日本金鑄幣的成色或重量（且降幅比銀鑄幣更大），以擴大日本國內金銀比價，使得與外國比價大致相當，從而阻止黃金外流。在“安政-萬延”改鑄期間，幕府下令鑄造的12種新鑄幣（如下圖）。改鑄流程仍和以往大致一樣。這次改鑄的新舊幣兌換，也和此前的元祿-寶永改鑄、文政-天保改鑄一樣，新幣與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而不管新舊幣的成色或重量差異如何。此外，幕府還增鑄了“寬永通寶”銅錢和鐵錢，也增鑄了“天保通寶”百文銅錢。▼圖：安政-萬延金銀幣。其中，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銀，因遭到歐美列強的強烈抵制，僅鑄行三個月就被迫停鑄。萬延年間，改鑄了五種新金幣：萬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均是整個德川時代含金量最少的、最低劣的金幣（相同面值情況下）。圖片來源：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以上的12種新幣（安政-萬延金銀幣），較之前的舊幣（文政-天保金銀幣），又有不同程度的成色降低或重量減少，而新舊幣以法定面值等值兌換，所以這又是一次貶值改鑄。安政-萬延金銀幣是整個德川時代，最低劣（含金銀量最少）的金銀幣，也是最後流通的金銀幣。安政-萬延金銀幣鑄行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黃金外流（因新鑄的萬延金幣的含金量大幅減少，致使日本國內金銀比價擴大，縮小了國內外套利空間），也改變了日本在“同種同量”兌換原則下的不利局面。而且，大量低品質金銀幣的鑄行，也再次給幕府帶去了豐厚的鑄幣稅收益。但是，這次改鑄也引發了嚴重的惡性通脹。由於新幣的金（銀）含量大幅減少，而貨幣鑄造量則相應大幅增加，貨幣流通量急劇擴大，物價暴漲，原來就已混雜不堪的貨幣流通秩序，陷入了極度混亂的局面。▼圖：江戶德川幕末年間的米價（銀匁/石，左軸），以及小判金的含金量變化（右軸）。圖片來源：koshiodatabank.com緊隨惡性通脹而來的是農民起義和武裝倒幕運動浪潮，德川幕府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1868年1月，幕府軍與倒幕軍進行戊辰之戰，幕府軍節節敗退，同年5月，江戶德川幕府政權正式倒臺，日本270多年的德川時代正式結束。德川幕府政權覆亡的同時，以明治天皇為核心的日本新政府建立。明治新政府為了整頓德川幕末遺留下來的極度混亂的貨幣流通秩序，於1871年頒佈了《新貨幣條例》，以建立新政府下的新貨幣體系。1871年《新貨幣條例》的頒佈是日本貨幣史上一個里程碑式事件，以此為界，德川三貨制度正式終結，日本貨幣史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參考資料《日本德川時代貨幣制度研究》，周愛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1清代和日本江戶時代貨幣政策比較試析，李紅梅，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11月第38卷第6期德川幕府財政崩潰研究，端木迅遠，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日本江戶時代的幕藩體制與商品經濟，左學德 王曉燕，北方論叢，2007年第5期近世近代日本貨幣史の基礎的研究，小林延人，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官網， imes.boj.or.jp『企畫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日本銀行金融研究所貨幣博物館，2011年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常設展示圖錄》(2017年)江戸の三貨，Coin/J055 ，sirakawa.b.la9.jp一文と一両の価値，Coin/J029 ，sirakawa.b.la9.jp江戸時代の経済を発展させた通貨増発（No.144），日本經濟復活會官網，ajer.cocolog-nifty.com幕末のハイパーインフレの真犯人は？－日米両國の反パラレルワールド（11），小塩丙九郎，koshiodatabank.com版權宣告本百家號“格物資本”釋出的所有原創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文稿、圖片、漫畫、音訊、影片等，其版權均歸屬於本號及其運營者（運營者已實名制），未經授權，不得擅自轉載、修改或釋出。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日本貨幣史：德川三貨制的變遷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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