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有人提交《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指出簡體字“因簡害義”“有損漢字的藝術美和規律性，不利於文化傳承”， 主張在全國中小學課堂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一石激起千層浪，問題一丟擲來，就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支持者甚眾，認為繁體字與文化息息相關，而簡體字使許多文字失去了造字的意義，無益於傳承，恐怕後輩對繁體字的識讀都存在困難，最終造成文化斷層……反對者也不少，簡化字利於書寫、傳播，在文化普及上功不可沒……雙方各抒己見，好不熱鬧。任何架空時代的討論都是耍流氓。其實要不要恢復繁體字這個問題，我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能會更清晰一些，我們分四部分進行討論一下：從文字的演變看為什麼要進行簡化？是怎樣簡化的？簡化有哪些利弊影響？我們應當怎樣去看待這個問題？一、從文字的演變看為什麼要進行簡化（一）漢字的歷史演變：簡繁交替，正俗並行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漢字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其演變貫穿了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就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漢字至少經歷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這四個階段。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由繁入簡的過程，其實不盡然，這個過程應該說是結構化、規範化，在這個裡面伴隨著一定的“簡化”，而不能直接說成是“簡化”，很多時候甚至可以說是“繁化”。為什麼這麼說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越來越豐富，作為記錄工具的文字，其發展過程是一個從簡單到豐富的過程。在遠古時代生產活動簡單，涉及到的內容也簡單，所以需要用到的文字也就偏少，甚至就用簡單的“結繩”就能解決。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現需要記錄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原來那些繩結好像不大夠用了，於是人們又創造了各種符號，我們今天在很多出土的陶器上看到的符號，就是一種記錄工具。後來隨著社會活動規模的擴大，涉及到的生產內容越來越多，需要表達的概念越來越多，語言內容越來越豐富，這些符號作為語言的記錄工具當然也是越來越豐富。在這個過程中，符號是“增長”的，屬於繁化。而正是這些符號，演化成了後來的“文字”。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華文明迎來了統一的時代。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成熟漢字——甲骨文出現在殷商時代。甲骨文已經具有對稱、穩定的格局，而且用筆、結字、章法這些書法要素也在甲骨書寫中有所體現。從字型的數量和結構方式來看，甲骨文已經是發展到了有較嚴密系統的文字了。從雜亂無章的記錄符號到系統嚴密的甲骨文，這個過程是漢字結構化、規範化的過程。往後的歷史，我們看到伴隨著每一次時代的大變革，文字都會有一次大的變化：原始社會的終結，商朝甲骨文趨於成熟；奴隸社會，周朝金文、大篆得到了巨大發展；封建社會的形成，秦朝&quot;書同文，車同軌&quot;，小篆成為官方文字，這一時期由於“奏事繁多，篆書難成”而還產生的一種應急字型——較小篆潦草些的隸書，是統一於民間不登大雅之堂的俗體；漢朝是封建制度成熟階段，隸書也臻於成熟，這一時期古人還對文字進行了系統研究，提出了“六書”的造字法體系；往後唐宋元明清歷朝歷代都是在“六書”規範內衍生文字；到了民國，在救亡圖存的形勢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其中就包含了簡化文字的內容；共和國時代，教育普及，簡體字成功普及。細心的讀者就會發現，文字的演變跟生產力、社會統治階級的轉換亦步亦趨：從原始部落進入到國家形成，統治意志需要，形成了系統化的甲骨文；從國家形成到宗法分封的奴隸主崛起，青銅器冶煉技術成熟，是金文、大篆；從奴隸制到封建地主崛起，冶鐵技術成熟，小篆過渡，隸書定型；從封建社會到共和國，無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工業化需求、教育普及等問題日益突出，簡體字推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字的演變本身就是作為生產工具對生產力的適應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字的演變過程中，本身就是簡繁交替，正俗並行的。先說“簡繁交替”。從原始符號到甲骨文，從春秋戰國的諸侯國繁雜文字到秦朝小篆，從繁體字到現代簡體字，無疑是一個簡化、規範的過程。但是，我們先不要下定論——從結繩記事到陶器符號，從甲骨文到大篆，大篆到春秋戰國中各諸侯國的文字豐富，從小篆的隸定到成熟的隸書，再到隸書兩千年日積月累的分化豐富，這個過程中漢字在數量上應該是“繁化“的。再說“正俗並行“。漢字結構上的自然流變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異體字越來越多，也就是漢字演變說同一個字不同的書寫形式越來越多;②筆畫的模式越來越多;③書寫方式越來越多。我們知道漢字至少有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多種書寫方式，而且在實際應用中，民間又有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的現象、要求和趨勢，由於各地、各時、各人在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時沒有統一的規矩，國家又一直沒有制定漢字書寫的標準，所以一個漢字又產生多種寫法，出現了新的異體字，被稱作俗體字，與官方用來寫史書、習書法的“正體字”並行存在。這個過程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漢字形式上的”繁化“，尤其是宋時印刷術的發明，印刷體美觀比書寫方便更重要，各種繁複的異體字層出不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跟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不一樣，這個過程中並不都是朝著“減省“筆畫這個方向去的，這個過程的演變一定程度上是朝著更加符合”六書“及書寫上的結構化去的，又是一個標準化、規範化的過程，甚至有些字，越改越繁（比如下圖）。這有造成了部分漢字結構的”繁化“。由此，我們知道，漢字的演變就是適應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其發展過程是簡繁交替，正俗並行的。簡體繁體，兩者本是同根生，不同時代，不同場合互為補充，不是對立的。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文字本身的演變就是文化發展的表現，並不會造成文化傳承上的斷層。就像漢字從甲骨文到篆書，再從篆書到隸書的過程中，也歷經千年，也失去了漢字最初的“象形“性，但並沒有影響我們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沒有斷層。現代人對於“文化斷層“的感受，不是”簡體字“造成的，而是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主流價值觀與傳統儒家文化本就不是一個體系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文化得到更多的重視，與現代價值觀融合發展，我們這種”斷層感“就會逐漸消失了。（二） 近代文字簡化運動的歷史原因繁體字體系完備，為什麼近代要進行簡化？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漢字簡化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後才開始的。實際上近代漢字簡化工作始於民國時期。我們知道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是為了“救亡圖存“，一方面是白話文的推廣，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文字簡化的思潮。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汪怡、周辯明、魯迅、胡適、勞乃宣、章太炎、瞿秋白、吳玉章等等很多大師，都主張簡化文字，甚至是推行拼音文字。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勞乃宣為什麼“非有易識之字不可“呢？因為繁體字真的很“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數量多。據統計，繁體字的數量已超過九萬個，這麼龐大的數量，哪怕是博學鴻儒，估計也沒有人能認全。其次是筆畫多，往上有一個很多人說的梗叫“憂鬱的臺灣烏龜”（簡體字：憂鬱的臺灣烏龜），當然不是所有的繁體字都這麼誇張，這個梗本身不能說明什麼，不過繁體字明顯筆畫多難以書寫是顯而易見的，甚至草書的興起就是為了解決書寫的問題。最後是異體字多，各種版本的字型讓眼花繚亂，比如說孔乙己“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繁體字的”繁“不僅是大陸人怕，其實臺灣人也怕，馬英九”識繁用簡“說的不正是這個事嗎？蔡英文在2008年寫給當時在押的陳明文一封公開信中，簡體字也隨處可見。連臺灣人都在用簡體字，繁體字難以書寫可見一斑。在亡國滅種的緊迫局勢下，有識之士為了普及教育，提出簡化文字的主張。簡體字的真正推廣落實是在建國以後，這是很多人認為簡體字是共和國時期的產物的原因。建國後的文字改革，其實一開始是往拼音文字方向去改的，這也是什麼我們現在學習的文字讀音是用拉丁字母書寫的原因。毛主席還說過“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quot;。現在通行的簡體字，其實是一個過渡產品。至於為什麼後來沒有往這個方向去走，甚至廢除了第二批簡體字呢？個人認為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一是隨著教育的推廣普及，人們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發現“一簡字“已經夠用；二是”二簡字“簡化用力過猛，不符合實際生產的需要；三是隨著國力發展，越來越自信，意識到拼音文字並不具備太多優越性。二、現代漢字是怎樣進行簡化的民國時《第一批簡體字表》，有三條選字原則：①以述而不作之原則；②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③原字筆畫甚簡者，不再求簡。建國後，中央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重新考慮了簡體字的選定原則，決定完全根據&quot;述而不作&quot;的精神選定簡體字，並適當注意縮減通用漢字的數目，把異體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儘量合併，於1951年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初稿)》。簡單點說，漢字簡化主要採用了“草書楷化” 、“合併字”、 “選取筆畫較少的異體字” 這三種方法。1953年毛澤東指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所謂“草書楷化“就是借鑑行書、草書進行簡化，比如說”東”作“東”， “專”作“專”，就是借鑑了這種手法，很大一部分簡體字來自於這種“書法貢獻”。如書聖王羲之就用過:東、豈、試、為、緬、臨、終、張、時、將、見、當、孫、揚、實、爾、鯉、魚、與、詔、長、樂、陳、來、誠、絕、顧、災、寬、飲、謝、楊、學、萬、發、問、悵、頤、視……“合併字”就是多字合併成一個字，如“了”（ 了結）、 “瞭”（ 瞭解）合併成“了”， “鬥”（ 星斗）、 “鬥”（ 奮鬥）合併成“鬥”，“ 雲”（ 人云亦云）、“雲”（ 雲霧）合併成“雲”……這種手法一直最受批評，平白增加了不少多義多音字，有的時候還會造成歧義。“選取筆畫較少的異體字”就是在眾多異體字中選取筆畫較少的作為規範用字。這種方法對於異體字較多的情況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三種簡化方法中最受歡迎。此外，簡化方法還以採用古體字（如網、從、眾、災、氣等）、同音聲旁替換（如憂、、構、織、鍾等）、新造形聲字（如驚、響、護、礬、黴、鹼、嫋、叢等）、加入聲旁（如擔、膽、捶、錘、醞、運、遲等）複雜部件更換（如肅、蕭、淵、積、躍、繭、慶、瓊等）、削除部分（掃、婦、懇、墾、縱、盤、奮、奪等）多種手法作為輔助。在這項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字的簡化不是無中生有，也不是生搬硬套，它是脫胎於繁浩的繁體字海當中 ，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減省”最佳化，大部分的簡體字歷史都在千年以上，有些甚至比繁體字歷史更為悠久。可能它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總體來說，它是有根據的，是一次合理的文字整理活動。三、簡化造成了哪些利弊影響簡化字運動的效果突出。1964年，文改委編印了《簡化字總表》，此表分為3個表。第一表收錄了352個不作偏旁的簡化字，第二表收錄了132個可作偏旁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錄了1754個簡化字，是應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對基本上以《新華字典》收錄的8000個漢字進行類推簡化，它把2235個漢字從平均16.03個筆畫減省到10.3個筆畫，學習起來和書寫起來都方便了許多。據稱，在掃盲試驗中，簡體字的掃盲效果比傳統漢字要高出20%。新中國成立之初，文盲率高達80%，小學實際入學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只有11.7萬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僅為1.32%。1949年至1965年的10多年間，共有近1億青壯年文盲脫盲，文盲率迅速下降至38.10%。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2015年，中國的文盲率已降低至3.6%。把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簡體字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漢字簡化不盡人意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用力過猛，破壞了部分漢字構成的規律性。如“草書楷化”中，很多符號的濫用，導致部分簡體字的結構毫無邏輯、規律可循，讓人困惑。如“又“部：對（對）、鄧（鄧）、觀（觀）、僅（僅）、嘆（嘆）、雞（雞）等；“乂“部：風（風）、趙（趙）、區（區）、岡（岡）、義（義）等……又有“合併字“中，造成一簡對多繁，一字多音多義且毫無關聯、歧義等情況比較多，如”幹“合併了”乾“、”幹“；”醜“合併了”醜“和”醜“等，雖然較少了字數，但一字多音多義且容易歧義。二是標準執行不徹底，把原本關聯的字分化，造成混亂。如“瞭解“簡化成了”瞭解“，“瞭望”卻不簡化。但這些缺點相對於其巨大貢獻來說，當是瑕不掩瑜，我們應當辯證地去對待這些問題。在保持現有簡體字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針對以前簡化過程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行改良最佳化。四、恢復繁體字怎麼看？總而言之，對於恢復繁體字有無必要這問題，我們認為不應當因噎廢食，不必大張旗鼓。簡化和繁化在漢字史上都是大量存在的普遍現象，應該把漢字看成一個系統，追求整個系統的最佳化，而不是片面的簡化、繁化。對於簡繁之爭本身，我們從幾個角度看：（一）、以歷史的眼界看，簡體繁體字本就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應當看到各自的優越性與侷限性，兩者本就一體，不是對立關係。（二）、以發展的眼光看，往後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字還會繼續發展，當下顏文字、表情包等就是發展的跡象，文字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應當順應社會發展而演變，而不是因循守舊。（三）、以理性的眼光看，不要高估了繁體字的表意能力，沒有經過學習，再博學的文字專家也不敢說隨便一個繁體字就能準確“見字知意”，比如同樣是“心中”，為什麼“忡”表示“憂心”而“忠”表示“忠心”？同樣也不要高估簡體字的便利性。字是工具，無論作為傳承工具還是記錄交流工具，人才是使用它的主體。人是活的，當揚長避短，取而用之，而不是受其限制。（四）、多做常識普及，文字專業人士可以多做常識性的科普，讓有志於文化研究的後生能快速入門，才是正道。至於放到中小學課本上去推廣繁體字的識讀，一來增加了孩子們的學習成本，二來不是每個孩子都對文字簡繁演變感興趣的，文字學更是專業的研究方向，沒有必要如此推廣。讓教育的教育，研究的歸研究，藝術的歸藝術。（五）、有人說簡體字割裂了大陸與港澳臺的聯絡，實在是大錯特錯。地區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綜合實力的博弈，歷史的經驗教訓一次次告訴我們，你若強大，萬邦來朝，你若落後就要捱打。這就像談戀愛一樣，對方不想跟你在一起，性別不合都是理由。簡繁體字之分，從來就不是大陸與港澳臺同胞溝通的障礙，相反，其實這些地區本身就簡繁並用，兩者並行不悖。眼界再放寬一點，隨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分量越來越重，將來漢字也將走向世界，更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必然扮演重要角色，其實不僅僅是我們，美國也曾簡化了英語，日本也曾簡化漢字，德國戰後也進行了新正字法，文字的簡化不是我們種花家自己在做。撇開發展談文字，不看前面看後面，難免有所偏頗，本末倒置了。（圖片源於網路，侵刪）
近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有人提交《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指出簡體字“因簡害義”“有損漢字的藝術美和規律性，不利於文化傳承”， 主張在全國中小學課堂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一石激起千層浪，問題一丟擲來，就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支持者甚眾，認為繁體字與文化息息相關，而簡體字使許多文字失去了造字的意義，無益於傳承，恐怕後輩對繁體字的識讀都存在困難，最終造成文化斷層……反對者也不少，簡化字利於書寫、傳播，在文化普及上功不可沒……雙方各抒己見，好不熱鬧。任何架空時代的討論都是耍流氓。其實要不要恢復繁體字這個問題，我們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能會更清晰一些，我們分四部分進行討論一下：從文字的演變看為什麼要進行簡化？是怎樣簡化的？簡化有哪些利弊影響？我們應當怎樣去看待這個問題？一、從文字的演變看為什麼要進行簡化（一）漢字的歷史演變：簡繁交替，正俗並行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漢字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其演變貫穿了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就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漢字至少經歷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這四個階段。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由繁入簡的過程，其實不盡然，這個過程應該說是結構化、規範化，在這個裡面伴隨著一定的“簡化”，而不能直接說成是“簡化”，很多時候甚至可以說是“繁化”。為什麼這麼說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越來越豐富，作為記錄工具的文字，其發展過程是一個從簡單到豐富的過程。在遠古時代生產活動簡單，涉及到的內容也簡單，所以需要用到的文字也就偏少，甚至就用簡單的“結繩”就能解決。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現需要記錄的內容也越來越多，原來那些繩結好像不大夠用了，於是人們又創造了各種符號，我們今天在很多出土的陶器上看到的符號，就是一種記錄工具。後來隨著社會活動規模的擴大，涉及到的生產內容越來越多，需要表達的概念越來越多，語言內容越來越豐富，這些符號作為語言的記錄工具當然也是越來越豐富。在這個過程中，符號是“增長”的，屬於繁化。而正是這些符號，演化成了後來的“文字”。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華文明迎來了統一的時代。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成熟漢字——甲骨文出現在殷商時代。甲骨文已經具有對稱、穩定的格局，而且用筆、結字、章法這些書法要素也在甲骨書寫中有所體現。從字型的數量和結構方式來看，甲骨文已經是發展到了有較嚴密系統的文字了。從雜亂無章的記錄符號到系統嚴密的甲骨文，這個過程是漢字結構化、規範化的過程。往後的歷史，我們看到伴隨著每一次時代的大變革，文字都會有一次大的變化：原始社會的終結，商朝甲骨文趨於成熟；奴隸社會，周朝金文、大篆得到了巨大發展；封建社會的形成，秦朝&quot;書同文，車同軌&quot;，小篆成為官方文字，這一時期由於“奏事繁多，篆書難成”而還產生的一種應急字型——較小篆潦草些的隸書，是統一於民間不登大雅之堂的俗體；漢朝是封建制度成熟階段，隸書也臻於成熟，這一時期古人還對文字進行了系統研究，提出了“六書”的造字法體系；往後唐宋元明清歷朝歷代都是在“六書”規範內衍生文字；到了民國，在救亡圖存的形勢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其中就包含了簡化文字的內容；共和國時代，教育普及，簡體字成功普及。細心的讀者就會發現，文字的演變跟生產力、社會統治階級的轉換亦步亦趨：從原始部落進入到國家形成，統治意志需要，形成了系統化的甲骨文；從國家形成到宗法分封的奴隸主崛起，青銅器冶煉技術成熟，是金文、大篆；從奴隸制到封建地主崛起，冶鐵技術成熟，小篆過渡，隸書定型；從封建社會到共和國，無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工業化需求、教育普及等問題日益突出，簡體字推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字的演變本身就是作為生產工具對生產力的適應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字的演變過程中，本身就是簡繁交替，正俗並行的。先說“簡繁交替”。從原始符號到甲骨文，從春秋戰國的諸侯國繁雜文字到秦朝小篆，從繁體字到現代簡體字，無疑是一個簡化、規範的過程。但是，我們先不要下定論——從結繩記事到陶器符號，從甲骨文到大篆，大篆到春秋戰國中各諸侯國的文字豐富，從小篆的隸定到成熟的隸書，再到隸書兩千年日積月累的分化豐富，這個過程中漢字在數量上應該是“繁化“的。再說“正俗並行“。漢字結構上的自然流變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異體字越來越多，也就是漢字演變說同一個字不同的書寫形式越來越多;②筆畫的模式越來越多;③書寫方式越來越多。我們知道漢字至少有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多種書寫方式，而且在實際應用中，民間又有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的現象、要求和趨勢，由於各地、各時、各人在簡化、草化、快寫、隨便寫時沒有統一的規矩，國家又一直沒有制定漢字書寫的標準，所以一個漢字又產生多種寫法，出現了新的異體字，被稱作俗體字，與官方用來寫史書、習書法的“正體字”並行存在。這個過程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漢字形式上的”繁化“，尤其是宋時印刷術的發明，印刷體美觀比書寫方便更重要，各種繁複的異體字層出不窮。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跟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不一樣，這個過程中並不都是朝著“減省“筆畫這個方向去的，這個過程的演變一定程度上是朝著更加符合”六書“及書寫上的結構化去的，又是一個標準化、規範化的過程，甚至有些字，越改越繁（比如下圖）。這有造成了部分漢字結構的”繁化“。由此，我們知道，漢字的演變就是適應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其發展過程是簡繁交替，正俗並行的。簡體繁體，兩者本是同根生，不同時代，不同場合互為補充，不是對立的。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文字本身的演變就是文化發展的表現，並不會造成文化傳承上的斷層。就像漢字從甲骨文到篆書，再從篆書到隸書的過程中，也歷經千年，也失去了漢字最初的“象形“性，但並沒有影響我們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沒有斷層。現代人對於“文化斷層“的感受，不是”簡體字“造成的，而是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主流價值觀與傳統儒家文化本就不是一個體系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文化得到更多的重視，與現代價值觀融合發展，我們這種”斷層感“就會逐漸消失了。（二） 近代文字簡化運動的歷史原因繁體字體系完備，為什麼近代要進行簡化？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漢字簡化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後才開始的。實際上近代漢字簡化工作始於民國時期。我們知道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是為了“救亡圖存“，一方面是白話文的推廣，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文字簡化的思潮。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汪怡、周辯明、魯迅、胡適、勞乃宣、章太炎、瞿秋白、吳玉章等等很多大師，都主張簡化文字，甚至是推行拼音文字。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勞乃宣為什麼“非有易識之字不可“呢？因為繁體字真的很“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數量多。據統計，繁體字的數量已超過九萬個，這麼龐大的數量，哪怕是博學鴻儒，估計也沒有人能認全。其次是筆畫多，往上有一個很多人說的梗叫“憂鬱的臺灣烏龜”（簡體字：憂鬱的臺灣烏龜），當然不是所有的繁體字都這麼誇張，這個梗本身不能說明什麼，不過繁體字明顯筆畫多難以書寫是顯而易見的，甚至草書的興起就是為了解決書寫的問題。最後是異體字多，各種版本的字型讓眼花繚亂，比如說孔乙己“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繁體字的”繁“不僅是大陸人怕，其實臺灣人也怕，馬英九”識繁用簡“說的不正是這個事嗎？蔡英文在2008年寫給當時在押的陳明文一封公開信中，簡體字也隨處可見。連臺灣人都在用簡體字，繁體字難以書寫可見一斑。在亡國滅種的緊迫局勢下，有識之士為了普及教育，提出簡化文字的主張。簡體字的真正推廣落實是在建國以後，這是很多人認為簡體字是共和國時期的產物的原因。建國後的文字改革，其實一開始是往拼音文字方向去改的，這也是什麼我們現在學習的文字讀音是用拉丁字母書寫的原因。毛主席還說過“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quot;。現在通行的簡體字，其實是一個過渡產品。至於為什麼後來沒有往這個方向去走，甚至廢除了第二批簡體字呢？個人認為主要由以下幾點原因：一是隨著教育的推廣普及，人們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發現“一簡字“已經夠用；二是”二簡字“簡化用力過猛，不符合實際生產的需要；三是隨著國力發展，越來越自信，意識到拼音文字並不具備太多優越性。二、現代漢字是怎樣進行簡化的民國時《第一批簡體字表》，有三條選字原則：①以述而不作之原則；②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③原字筆畫甚簡者，不再求簡。建國後，中央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重新考慮了簡體字的選定原則，決定完全根據&quot;述而不作&quot;的精神選定簡體字，並適當注意縮減通用漢字的數目，把異體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儘量合併，於1951年擬出《第一批簡體字表(初稿)》。簡單點說，漢字簡化主要採用了“草書楷化” 、“合併字”、 “選取筆畫較少的異體字” 這三種方法。1953年毛澤東指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所謂“草書楷化“就是借鑑行書、草書進行簡化，比如說”東”作“東”， “專”作“專”，就是借鑑了這種手法，很大一部分簡體字來自於這種“書法貢獻”。如書聖王羲之就用過:東、豈、試、為、緬、臨、終、張、時、將、見、當、孫、揚、實、爾、鯉、魚、與、詔、長、樂、陳、來、誠、絕、顧、災、寬、飲、謝、楊、學、萬、發、問、悵、頤、視……“合併字”就是多字合併成一個字，如“了”（ 了結）、 “瞭”（ 瞭解）合併成“了”， “鬥”（ 星斗）、 “鬥”（ 奮鬥）合併成“鬥”，“ 雲”（ 人云亦云）、“雲”（ 雲霧）合併成“雲”……這種手法一直最受批評，平白增加了不少多義多音字，有的時候還會造成歧義。“選取筆畫較少的異體字”就是在眾多異體字中選取筆畫較少的作為規範用字。這種方法對於異體字較多的情況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三種簡化方法中最受歡迎。此外，簡化方法還以採用古體字（如網、從、眾、災、氣等）、同音聲旁替換（如憂、、構、織、鍾等）、新造形聲字（如驚、響、護、礬、黴、鹼、嫋、叢等）、加入聲旁（如擔、膽、捶、錘、醞、運、遲等）複雜部件更換（如肅、蕭、淵、積、躍、繭、慶、瓊等）、削除部分（掃、婦、懇、墾、縱、盤、奮、奪等）多種手法作為輔助。在這項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字的簡化不是無中生有，也不是生搬硬套，它是脫胎於繁浩的繁體字海當中 ，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減省”最佳化，大部分的簡體字歷史都在千年以上，有些甚至比繁體字歷史更為悠久。可能它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總體來說，它是有根據的，是一次合理的文字整理活動。三、簡化造成了哪些利弊影響簡化字運動的效果突出。1964年，文改委編印了《簡化字總表》，此表分為3個表。第一表收錄了352個不作偏旁的簡化字，第二表收錄了132個可作偏旁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收錄了1754個簡化字，是應用第二表的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對基本上以《新華字典》收錄的8000個漢字進行類推簡化，它把2235個漢字從平均16.03個筆畫減省到10.3個筆畫，學習起來和書寫起來都方便了許多。據稱，在掃盲試驗中，簡體字的掃盲效果比傳統漢字要高出20%。新中國成立之初，文盲率高達80%，小學實際入學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只有11.7萬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僅為1.32%。1949年至1965年的10多年間，共有近1億青壯年文盲脫盲，文盲率迅速下降至38.10%。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2015年，中國的文盲率已降低至3.6%。把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簡體字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漢字簡化不盡人意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用力過猛，破壞了部分漢字構成的規律性。如“草書楷化”中，很多符號的濫用，導致部分簡體字的結構毫無邏輯、規律可循，讓人困惑。如“又“部：對（對）、鄧（鄧）、觀（觀）、僅（僅）、嘆（嘆）、雞（雞）等；“乂“部：風（風）、趙（趙）、區（區）、岡（岡）、義（義）等……又有“合併字“中，造成一簡對多繁，一字多音多義且毫無關聯、歧義等情況比較多，如”幹“合併了”乾“、”幹“；”醜“合併了”醜“和”醜“等，雖然較少了字數，但一字多音多義且容易歧義。二是標準執行不徹底，把原本關聯的字分化，造成混亂。如“瞭解“簡化成了”瞭解“，“瞭望”卻不簡化。但這些缺點相對於其巨大貢獻來說，當是瑕不掩瑜，我們應當辯證地去對待這些問題。在保持現有簡體字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針對以前簡化過程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行改良最佳化。四、恢復繁體字怎麼看？總而言之，對於恢復繁體字有無必要這問題，我們認為不應當因噎廢食，不必大張旗鼓。簡化和繁化在漢字史上都是大量存在的普遍現象，應該把漢字看成一個系統，追求整個系統的最佳化，而不是片面的簡化、繁化。對於簡繁之爭本身，我們從幾個角度看：（一）、以歷史的眼界看，簡體繁體字本就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應當看到各自的優越性與侷限性，兩者本就一體，不是對立關係。（二）、以發展的眼光看，往後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字還會繼續發展，當下顏文字、表情包等就是發展的跡象，文字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應當順應社會發展而演變，而不是因循守舊。（三）、以理性的眼光看，不要高估了繁體字的表意能力，沒有經過學習，再博學的文字專家也不敢說隨便一個繁體字就能準確“見字知意”，比如同樣是“心中”，為什麼“忡”表示“憂心”而“忠”表示“忠心”？同樣也不要高估簡體字的便利性。字是工具，無論作為傳承工具還是記錄交流工具，人才是使用它的主體。人是活的，當揚長避短，取而用之，而不是受其限制。（四）、多做常識普及，文字專業人士可以多做常識性的科普，讓有志於文化研究的後生能快速入門，才是正道。至於放到中小學課本上去推廣繁體字的識讀，一來增加了孩子們的學習成本，二來不是每個孩子都對文字簡繁演變感興趣的，文字學更是專業的研究方向，沒有必要如此推廣。讓教育的教育，研究的歸研究，藝術的歸藝術。（五）、有人說簡體字割裂了大陸與港澳臺的聯絡，實在是大錯特錯。地區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綜合實力的博弈，歷史的經驗教訓一次次告訴我們，你若強大，萬邦來朝，你若落後就要捱打。這就像談戀愛一樣，對方不想跟你在一起，性別不合都是理由。簡繁體字之分，從來就不是大陸與港澳臺同胞溝通的障礙，相反，其實這些地區本身就簡繁並用，兩者並行不悖。眼界再放寬一點，隨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分量越來越重，將來漢字也將走向世界，更簡單易學的簡體字必然扮演重要角色，其實不僅僅是我們，美國也曾簡化了英語，日本也曾簡化漢字，德國戰後也進行了新正字法，文字的簡化不是我們種花家自己在做。撇開發展談文字，不看前面看後面，難免有所偏頗，本末倒置了。（圖片源於網路，侵刪）
恢復繁體字有沒有必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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