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後人孔穎達曾經在其著作《春秋左傳正義》中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也就成為我國是華夏民族的說法起源之一，而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禮儀制度和服飾的華美是中華民族的顯著特徵。在中國的服飾當中，漢服並不僅限於漢朝時期的服裝，指的是整個漢民族自先秦至清以來所有服裝的總稱，在經歷了千年的發展，不管是服飾的材料還是服飾的樣式，又或者是不同層次的人所能夠穿的服飾位置，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和演變。禮儀制度和服飾看似是不同領域的兩種事物，一個側重於社會當中上層建築，另一個則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物質生活狀態，但是在我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禮儀和服飾卻也在慢慢的進行他們各自的融合。而能夠使服飾與禮儀制度進行完美融合的重要橋樑，則是儒家思想。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者，一直都是堅持的維護禮樂制度，他力圖維護當時的等級制度，並且一直從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堅定不移的踐行著禮樂制度的原則。因此，漢服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思想一直貫穿其中。那麼儒家思想是如何對漢服的演變產生影響的？為何又能夠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而儒家思想融入進漢服當中又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呢？這些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將揭開的。一、儒家思想在漢服中的體現首先是從漢服的觀念和服飾的規制來說，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禮制，在千百年來漢服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重要元素之一。特別是在漢朝以後，儒家思想已經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而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復禮，也生動的反映在服飾方面。在整個社會階層中，統治階級和貴族與平民等不同的階級之間，在不同的場合所穿的服飾紋樣、色彩、材質都有嚴格的規定。單就漢朝時期來說，《續漢書·輿服志》曾記載“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可見當時社會上對人們所穿服飾的嚴格規定。但實際上不僅僅是所穿的衣服，人們的衣帽鞋襪，出行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的生活用品，在當時都已經有了嚴格的限制和規定。 漢服發展到唐朝的時候，其等級制度更加鮮明。《舊唐書·輿服志》中曾記載：“則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八字銘……諸王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可見哪怕是不同的官職，他們在服飾當中所能繡的紋樣，在當時都有著嚴格的規定，儘管唐朝一直奉行開放包容的政策，但是在服飾的等級方面卻依然不折不扣的踐行著儒家思想中所推行的禮制。宋朝時期，由於前朝唐代的積累，再加上統治者推行積極的經濟措施，所以宋朝的經濟發展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的水平。宋朝的手工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絲織業的方面，因此宋朝時期的服飾不管是從顏色還是樣式來說，都與前朝相比有了顯著的進步。在思想方面，程朱理學的出現，將儒學又推向了新的高潮，而體現在服飾方面，則是等級化更加嚴重。除了傳統的儒學思想以外，程朱理學中所提倡的三綱五常思想對婦女造成了更大的束縛。因此在服飾方面，女性的服飾在整體風格上呈現出清新樸素和淡雅的特點，同時整個的穿衣風格也在逐漸變得保守。而男女服飾上的逐漸保守，也在無形當中塑造著恭謙有禮的行為，這正體現了儒家思想中仁愛的精神。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君主專制也達到了頂峰，等級和君臣之分更加明顯，朱熹的理學也成為官方正統的學說。從服飾顏色來看，明朝的皇帝姓朱，因此整個明朝都崇尚硃色，而《論語》又云“惡紫之奪朱也”，因此紫色也逐漸退出大眾視野。在服飾總體方面，明清時期的服飾都以寬大為主，特別是清朝的女性服飾，更是將女性包裹得嚴嚴實實，衣服寬大，完全不能展現出女性特有的曲線美，這都是深受理學思想中“存天理，滅人慾”說法的影響。其次是從漢服形制的發展演變中，也能夠看出儒家思想在其中的滲透痕跡。哈佛在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最後基本定型，大部分都以上衣下裳、深衣和襦裙為主。關於上衣下裳制的漢服，在顏色方面，自古以來就有“衣正色，裳間色”的說法，其中的正色是貴族統治階級才能夠使用的顏色，而間色則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顏色，只有平民百姓才可以使用的。根據《周易》中所提倡的陰陽五行思想， 黃、黑、白、青、赤等五種顏色即為正色，而其他如綠色、藍色則為間色。黃帝注重禮法，於是制定冠冕服飾區分天下等級，並且提倡的“垂衣裳而天下治”思想後來成為孔子“法先王”思想的來源，由此更足以見得漢服當中的儒家思想的元素。最後是從漢服本身的細節問題中，也彰顯著儒家思想。漢服主要以袍服為主，而袍服又以長袍、寬袖、博帶為主要特點。簡單來說就是以寬鬆為主，對人的日常行走與其他行為動作約束較小，但是寬大的衣袖在行走的時候又能夠展現出流暢的線條，體現的正是在一個既定的規則裡能夠靈活變通的儒家思想。同時長袍的長度一般都是到腳踝部分，從脖子到腳踝，這樣直筒式的服裝形式，代表的正是儒家思想中正直的部分，而下襬一般也是地面起皮，象徵的則是權衡的思想。二、儒家思想為何能夠影響漢服演進那麼相信大家看到這裡不禁會產生這樣一個疑惑，中國的傳統思想有那麼多，為何單單是儒家思想，對漢服的演進歷程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我看來不外乎以下幾個重要因素。其一，是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的完美結合。一方面，黃帝制冠冕，漢服也是“始於黃帝，備於堯舜”，在中國古代歷史千百年的發展程序中，漢服一直都是以漢文化為主導，並且伴隨著中國傳統的染織技術和美學工藝而不斷發展和演變。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反過來，一個地區或以整個民族的服飾，也在整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和反映了該民族的文化特色。漢服的基本形制在周朝已經確定下來，自周朝到漢朝，有許多著作體系都對漢服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一直到四書五經的確立，漢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冠服體系。但是不管怎麼演變，漢服的發展，總歸是要有一個核心思想做主導的，而這個核心思想也剛好正是儒家思想。在《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易經》、《春秋》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對於包括衣裳、首服、髮式、面飾、鞋履、配飾在內的漢服都提出了完備的規定，漢服也開始有了較為嚴密的系統。在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漢朝成為中華民族正統思想以來，其理論也一直處於在更新發展的狀態，目的就是適應社會的發展，並且從各方面完全的服務於統治階級。而服飾，作為百姓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元素，也逐漸成為一整個民族的精神象徵與外在表現。因此儒家思想就在對社會進行改造和整肅的同時，將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與其他尊卑關係、等級觀念，等意識融入到了漢服的設計與演變之中。由此漢服作為物質層面，而儒家思想作為精神層面，就實現了完美的融合，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遺產。其二，與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有關。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狀況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儒家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和漢服在形制和工藝等方面的不同，也深受所在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比如唐朝時期國力強盛，各外來民族的融合，也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而整個統治階級崇尚佛教，便弱化了對儒家思想的尊崇。所以唐朝漢服的特點，尤其是女性，更偏向於展露女性身材曲線的美感，整個朝代的服飾也都包含有開放包容的元素。而發展到宋朝，由於積貧積弱的朝代特點，再加上宋明理學的興起，宋朝的漢服在整體上要體現出清淡平易簡樸的特點。最後，儒家思想所影響下漢服的演變形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廣受推崇和發展。反觀中國其他宗教，道教和佛教影響下的中國服飾，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如道教服飾一般都只適用於崇尚道教的弟子，如道士，而佛教的不是，一般也是適用於寺廟內的僧尼。只有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漢服，能夠將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整個社會階層的服飾都包容其中，因此，具有廣泛的社會適應性。三、儒家思想影響下漢服的演變意義最重要的演變意義，是促進儒家思想與漢服的共同發展與繁榮。對於漢服來說，其中蘊含的禮儀文化，正是儒家思想所一直宣揚的克己復禮，體現的也正是儒家對於禮儀的尊崇。而漢服中體現的這個禮儀元素，正是把儒家思想崇尚禮儀的觀點，由抽象變成了具體。將原本難以捉摸的思想轉變為可觀可感的真實事物。而對於儒家思想來說，漢服與它的結合，也為他在以後中國曆朝歷代的發展，更好的服務於統治階級，有了一個真實的載體。儒家思想以及豐富的學術和嚴密的理論體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漢服的存在，也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和來源。因此不管是從漢服的角度還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這兩者的結合對於雙方來說都能夠達到雙贏的效果，促進了對方的共同繁榮和進步。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所影響的漢服，也為整個中華民族提供了優良的物質文化遺產和精神遺產。漢服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不斷的進行發展演變，同時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手工業中紡織業和織染技術的成熟，以及各個朝代，由於不同的時代特點，所呈現出來的美學特徵，也在深刻的影響著漢服的發展，但是這一切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如刺繡和絲織品，都是漢服在發展過程中結合社會經濟實力而衍生出來的，在今天早已經成為了整個中華民族對外進行文化輸出，展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張重要名片。最後受到儒家思想所影響，在經歷了千百年的發展，也在無形中塑造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這些元素都緩緩的滲透進漢服的設計與製造過程中。不管是對於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在與人交往，或個人對自身的錘鍊，都能夠起到很好的示範和借鑑作用。我們透過對漢服與儒家思想的傳承，塑造的是寬容謙讓，溫和有禮的民族形象。四、結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服與儒家思想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相互發展的特殊關係。而我們在現代社會對這兩者的傳承，也正是我們不忘初心，堅持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表現。儒家思想的優良傳統美德和漢服中所承載的挑染、織就等技術，也正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在歷史長河中百經淘澄後展現出來的耀眼光芒，因此，對儒家思想與漢服文化的傳承，正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和使命。
孔子的後人孔穎達曾經在其著作《春秋左傳正義》中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也就成為我國是華夏民族的說法起源之一，而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禮儀制度和服飾的華美是中華民族的顯著特徵。在中國的服飾當中，漢服並不僅限於漢朝時期的服裝，指的是整個漢民族自先秦至清以來所有服裝的總稱，在經歷了千年的發展，不管是服飾的材料還是服飾的樣式，又或者是不同層次的人所能夠穿的服飾位置，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和演變。禮儀制度和服飾看似是不同領域的兩種事物，一個側重於社會當中上層建築，另一個則是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物質生活狀態，但是在我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禮儀和服飾卻也在慢慢的進行他們各自的融合。而能夠使服飾與禮儀制度進行完美融合的重要橋樑，則是儒家思想。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者，一直都是堅持的維護禮樂制度，他力圖維護當時的等級制度，並且一直從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堅定不移的踐行著禮樂制度的原則。因此，漢服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思想一直貫穿其中。那麼儒家思想是如何對漢服的演變產生影響的？為何又能夠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而儒家思想融入進漢服當中又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呢？這些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將揭開的。一、儒家思想在漢服中的體現首先是從漢服的觀念和服飾的規制來說，儒家思想所提倡的禮制，在千百年來漢服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重要元素之一。特別是在漢朝以後，儒家思想已經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而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復禮，也生動的反映在服飾方面。在整個社會階層中，統治階級和貴族與平民等不同的階級之間，在不同的場合所穿的服飾紋樣、色彩、材質都有嚴格的規定。單就漢朝時期來說，《續漢書·輿服志》曾記載“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可見當時社會上對人們所穿服飾的嚴格規定。但實際上不僅僅是所穿的衣服，人們的衣帽鞋襪，出行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的生活用品，在當時都已經有了嚴格的限制和規定。 漢服發展到唐朝的時候，其等級制度更加鮮明。《舊唐書·輿服志》中曾記載：“則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於背上繡八字銘……諸王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可見哪怕是不同的官職，他們在服飾當中所能繡的紋樣，在當時都有著嚴格的規定，儘管唐朝一直奉行開放包容的政策，但是在服飾的等級方面卻依然不折不扣的踐行著儒家思想中所推行的禮制。宋朝時期，由於前朝唐代的積累，再加上統治者推行積極的經濟措施，所以宋朝的經濟發展到了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的水平。宋朝的手工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絲織業的方面，因此宋朝時期的服飾不管是從顏色還是樣式來說，都與前朝相比有了顯著的進步。在思想方面，程朱理學的出現，將儒學又推向了新的高潮，而體現在服飾方面，則是等級化更加嚴重。除了傳統的儒學思想以外，程朱理學中所提倡的三綱五常思想對婦女造成了更大的束縛。因此在服飾方面，女性的服飾在整體風格上呈現出清新樸素和淡雅的特點，同時整個的穿衣風格也在逐漸變得保守。而男女服飾上的逐漸保守，也在無形當中塑造著恭謙有禮的行為，這正體現了儒家思想中仁愛的精神。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君主專制也達到了頂峰，等級和君臣之分更加明顯，朱熹的理學也成為官方正統的學說。從服飾顏色來看，明朝的皇帝姓朱，因此整個明朝都崇尚硃色，而《論語》又云“惡紫之奪朱也”，因此紫色也逐漸退出大眾視野。在服飾總體方面，明清時期的服飾都以寬大為主，特別是清朝的女性服飾，更是將女性包裹得嚴嚴實實，衣服寬大，完全不能展現出女性特有的曲線美，這都是深受理學思想中“存天理，滅人慾”說法的影響。其次是從漢服形制的發展演變中，也能夠看出儒家思想在其中的滲透痕跡。哈佛在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最後基本定型，大部分都以上衣下裳、深衣和襦裙為主。關於上衣下裳制的漢服，在顏色方面，自古以來就有“衣正色，裳間色”的說法，其中的正色是貴族統治階級才能夠使用的顏色，而間色則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顏色，只有平民百姓才可以使用的。根據《周易》中所提倡的陰陽五行思想， 黃、黑、白、青、赤等五種顏色即為正色，而其他如綠色、藍色則為間色。黃帝注重禮法，於是制定冠冕服飾區分天下等級，並且提倡的“垂衣裳而天下治”思想後來成為孔子“法先王”思想的來源，由此更足以見得漢服當中的儒家思想的元素。最後是從漢服本身的細節問題中，也彰顯著儒家思想。漢服主要以袍服為主，而袍服又以長袍、寬袖、博帶為主要特點。簡單來說就是以寬鬆為主，對人的日常行走與其他行為動作約束較小，但是寬大的衣袖在行走的時候又能夠展現出流暢的線條，體現的正是在一個既定的規則裡能夠靈活變通的儒家思想。同時長袍的長度一般都是到腳踝部分，從脖子到腳踝，這樣直筒式的服裝形式，代表的正是儒家思想中正直的部分，而下襬一般也是地面起皮，象徵的則是權衡的思想。二、儒家思想為何能夠影響漢服演進那麼相信大家看到這裡不禁會產生這樣一個疑惑，中國的傳統思想有那麼多，為何單單是儒家思想，對漢服的演進歷程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我看來不外乎以下幾個重要因素。其一，是精神層面與物質層面的完美結合。一方面，黃帝制冠冕，漢服也是“始於黃帝，備於堯舜”，在中國古代歷史千百年的發展程序中，漢服一直都是以漢文化為主導，並且伴隨著中國傳統的染織技術和美學工藝而不斷發展和演變。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反過來，一個地區或以整個民族的服飾，也在整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體現和反映了該民族的文化特色。漢服的基本形制在周朝已經確定下來，自周朝到漢朝，有許多著作體系都對漢服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一直到四書五經的確立，漢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冠服體系。但是不管怎麼演變，漢服的發展，總歸是要有一個核心思想做主導的，而這個核心思想也剛好正是儒家思想。在《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易經》、《春秋》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對於包括衣裳、首服、髮式、面飾、鞋履、配飾在內的漢服都提出了完備的規定，漢服也開始有了較為嚴密的系統。在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漢朝成為中華民族正統思想以來，其理論也一直處於在更新發展的狀態，目的就是適應社會的發展，並且從各方面完全的服務於統治階級。而服飾，作為百姓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元素，也逐漸成為一整個民族的精神象徵與外在表現。因此儒家思想就在對社會進行改造和整肅的同時，將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與其他尊卑關係、等級觀念，等意識融入到了漢服的設計與演變之中。由此漢服作為物質層面，而儒家思想作為精神層面，就實現了完美的融合，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遺產。其二，與整個中國傳統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有關。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狀況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儒家思想的傳承與發展和漢服在形制和工藝等方面的不同，也深受所在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比如唐朝時期國力強盛，各外來民族的融合，也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而整個統治階級崇尚佛教，便弱化了對儒家思想的尊崇。所以唐朝漢服的特點，尤其是女性，更偏向於展露女性身材曲線的美感，整個朝代的服飾也都包含有開放包容的元素。而發展到宋朝，由於積貧積弱的朝代特點，再加上宋明理學的興起，宋朝的漢服在整體上要體現出清淡平易簡樸的特點。最後，儒家思想所影響下漢服的演變形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廣受推崇和發展。反觀中國其他宗教，道教和佛教影響下的中國服飾，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如道教服飾一般都只適用於崇尚道教的弟子，如道士，而佛教的不是，一般也是適用於寺廟內的僧尼。只有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漢服，能夠將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整個社會階層的服飾都包容其中，因此，具有廣泛的社會適應性。三、儒家思想影響下漢服的演變意義最重要的演變意義，是促進儒家思想與漢服的共同發展與繁榮。對於漢服來說，其中蘊含的禮儀文化，正是儒家思想所一直宣揚的克己復禮，體現的也正是儒家對於禮儀的尊崇。而漢服中體現的這個禮儀元素，正是把儒家思想崇尚禮儀的觀點，由抽象變成了具體。將原本難以捉摸的思想轉變為可觀可感的真實事物。而對於儒家思想來說，漢服與它的結合，也為他在以後中國曆朝歷代的發展，更好的服務於統治階級，有了一個真實的載體。儒家思想以及豐富的學術和嚴密的理論體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漢服的存在，也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和來源。因此不管是從漢服的角度還是從儒家思想的角度，這兩者的結合對於雙方來說都能夠達到雙贏的效果，促進了對方的共同繁榮和進步。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所影響的漢服，也為整個中華民族提供了優良的物質文化遺產和精神遺產。漢服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不斷的進行發展演變，同時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手工業中紡織業和織染技術的成熟，以及各個朝代，由於不同的時代特點，所呈現出來的美學特徵，也在深刻的影響著漢服的發展，但是這一切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如刺繡和絲織品，都是漢服在發展過程中結合社會經濟實力而衍生出來的，在今天早已經成為了整個中華民族對外進行文化輸出，展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張重要名片。最後受到儒家思想所影響，在經歷了千百年的發展，也在無形中塑造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這些元素都緩緩的滲透進漢服的設計與製造過程中。不管是對於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在與人交往，或個人對自身的錘鍊，都能夠起到很好的示範和借鑑作用。我們透過對漢服與儒家思想的傳承，塑造的是寬容謙讓，溫和有禮的民族形象。四、結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服與儒家思想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相互發展的特殊關係。而我們在現代社會對這兩者的傳承，也正是我們不忘初心，堅持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表現。儒家思想的優良傳統美德和漢服中所承載的挑染、織就等技術，也正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在歷史長河中百經淘澄後展現出來的耀眼光芒，因此，對儒家思想與漢服文化的傳承，正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和使命。
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相互發展：聊聊儒家思想與漢服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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