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七月份，大司馬參加了新亞文化舉辦的南京六朝博物館遊學活動。六朝博物館館長、南京大學的胡阿祥老師先做了“南京與六朝”的講座，然後帶我們全程參觀了六朝博物館。魏晉南北朝史本是大司馬用功最勤的領域，此行因而獲益極大，大司馬將結合胡老師的講座、六朝博物館的佈置，就大司馬的認知，談一談“六朝如夢”的江南。胡老師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生於安徽桐城文脈繁盛之地，身兼文學、歷史學位，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最好註腳，大司馬也同時對文學、歷史抱有濃厚興趣，因此面對胡老師倍感親切。胡老師對魏晉南北朝政區變遷有極深的研究，對東晉南朝的僑置州縣考證得鉅細靡遺，是非常突出的貢獻，此外在軍事地理、文學地理等領域也卓有建樹。現實中的胡老師講課幽默，極具文化氣息，同時又具有南京人民特有的豪氣，可謂剛柔並濟，在學術工作之外，胡老師還廣泛參加社會活動，南京許多地方的雅緻命名都是胡老師的手筆，也寫了不少通俗著作。南京六朝博物館是一座難以複製的博物館。作為館長，胡老師告訴我們，要打造一座好的博物館，要是願意下苦功夫還可以辦到，但要在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段打造一座好的博物館，就可遇而不可求了。六朝博物館選址在這裡，是因為該地段拆遷時發現了六朝首都建康城（東吳稱建業，西晉稱建鄴，此後稱建康）的城牆。胡老師力主在這裡建設六朝博物館，並且最終如願。六朝博物館2016年大司馬曾經去過六朝博物館，當時的感覺並沒有特別突出，這是因為大司馬看博物館都是抱著直男心態，當作資料收集的過程，一般時間又比較緊，所以除了在遠處看一眼場館的遠景之外，並無心欣賞博物館內部的佈置之美，因而為了營造氣氛而展品偏少就成了大司馬眼中的缺點；另外就是展品的說明不太詳細，感覺所得不多。不過胡老師的講解糾正了大司馬的這兩個偏見。首先六朝是一個繁花似錦、講求審美的時代，在布展中注重美觀、營造氣氛才能凸顯六朝的精神面貌，故而無論從貝聿銘之子貝建中對場館的總體設計，還是展館內的佈置，都為了體現美的精神，給遊客以美的感受，這種情況下展品當然沒辦法像其他博物館那樣堆放得規整；其次許多展品有微信語音講解，只不過大司馬嫌聽太慢喜歡用看的，把這個服務直接忽視了。所以，說起來六朝博物館的理念是十分超前的。六朝博物館的雅緻佈置所謂六朝，是指立國於江南的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除了沒有涵蓋到立國短暫的西晉之外，與全國範圍內“魏晉南北朝”的概念基本重合。所以提到六朝，主要指的是魏晉南北朝南方部分的歷史。按照一般的概念，到宋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才南移到南方，宋以前南方比北方差得遠。不過據大司馬的研究，這不過是從農業總量上來說，如果從單位面積產量來說，因為優越的氣候環境，則三國時代南方已經超過北方，只不過開發的地區有限，總量遠遠不及而已。以往的史書，比較忽視缺乏文字記載的歷史。在東吳以前，漢人主要聚居在江南的大城鎮，而山林沼澤裡都是越人的天下，因為越人沒有文字，所以其發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家忽視了。實則從商周時代開始，越人的原始瓷技術就相當高超，而且有獨特的審美風格，浙江博物館（武林館區）就展出了不少，商朝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就是從越族地區傳入的，而成熟的瓷器也始於江南的青瓷，日後中國成為陶瓷之國，江南的功勞是很大的。另外，越人擅長造船，醉心商貿，勇於探索，許多越人航海家從江南出發，遷居到日本、東南亞、大洋洲，甚至奇蹟般的到達了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形成了廣大的泛越族原始文化圈，可以說既是未來中華民族的活力源泉，又是中國影響周邊的重要媒介。如此具有活力的民族，隨著東漢末年漢人的大量南遷，終於被納入漢人的統治體系之中。孫權接受陸遜的建議，動員整個江南漢人社會的力量，發起了幾十年如一日的攻打山越的戰爭，把混雜著越人和越族化漢人的山越之民“強者為兵，羸者補戶”，把江東六郡的越人變成了東吳的軍政資源。對越人而言，這本來應該是一出悲劇，不過，東吳皇室的羸弱卻提供了有限的利好空間。江東孫氏起自孤微，不為時人所重，孫策在江南的濫殺政策要了他自己的命，孫權一方面少年即位，根基不穩，另一方面本來也要調整政策，於是對江東大族開始懷柔。為了攻打山越抓人口，孫權控制的軍政力量遠遠不夠，因此他動員江東大族跟他一起上，抓了越人按比例瓜分，江東大族因而急速成長。孫權上位之初，為了獲得諸將的支援，允許他們的子孫世襲統領他們的部下，但其中淮泗集團的外地人因為根基不足，一代人之後就大面積的衰落下去，而江東大族根深本固，逐漸變成了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他們“僮僕成軍，閉門為市”，擁有足夠的實力為領民抵抗孫權、孫皓們的暴政，雖然孫權晚年和孫皓的整個皇帝生涯都試圖整倒江東大族，但最多也不過能剝奪他們在朝堂上的高位，無法將其連根拔起，也管束不到他們的部曲和領民。就在江東大族提供的寶貴空間裡，他們庇護下的漢人和越人都避免了秦制的嚴密管控，江南的文明得以迅猛發展，與域外文明互動影響，青瓷技術日新月異，佛道二教繁榮昌盛，經濟活躍，工業發達。六朝博物館的重寶之一青瓷釉下彩羽人紋盤口壺就是東吳經濟繁榮的重要見證。比傳統認知出現得早得多的釉下彩發現這件瓷器之前，一般認為釉下彩是唐代才出現的技術，但這件瓷器一出，大家才知道在唐朝之前三百多年，江南就已經發展出了釉下彩技術。此外，大家比較熟悉的國博的東吳青瓷羊，也很好的顯示了江南的青瓷成就。從這個角度上說，與魏蜀兩國相比，東吳有部分人民享受了相對的自由（雖然孫權直接統治的編戶齊民可能比魏蜀更加悲慘）。曹魏立國後各地士族豪族的私兵全部上交，作為交換，士族具有仕宦上的優先權，但缺乏義務和領民計程車族只會向不健康的寄生方向發展，只是在吃中原地區深厚的文明老本；蜀漢實行的徹頭徹尾的秦制，社會毫無活力，經濟凋敝，把兩漢時代天下第三的益州搞到倒數；唯有東吳的封建領主能夠為自己和領民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間（雖然孫權一直想抹殺這個空間），促成了文明的急速提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東豪族在孫權的旗幟下抵抗更加殘暴的魏蜀的進攻，就有了正當性，也一再被處於相似處境下的後人追思，在詩歌意象整體的象徵意義下，孫權本人的惡行被忽略了，但是這是文學創作中常見的做法，不足為怪。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稼軒詞“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此外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有一首專門憑弔孫權的《滿江紅·吳大帝廟》也值得推薦：玉座苔衣，拜遺象、紫髯如乍。想當日，周郎陸弟，一時聲價。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看尋常、談笑敵曹劉，分割槽夏。南北限，長江跨。樓櫓動，降旗詐。嘆六朝割據，後來誰亞？原廟尚存龍虎地，春秋未輟雞豚社。剩山圍、衰草女牆空，寒潮打。同樣的，西晉滅亡後，在比晉室更暴力的劉聰、石勒威脅江南的時候，在傑出政治家王導的協調下，江東大族與南遷士族精誠合作，建立了東晉王朝，儲存了華夏文化的火種，並且在東晉南朝實現了對域外文化和民間文化的整合，大大的提升了華夏文化。相比之下，編戶齊民最徹底、原子化最深的蜀地在西晉滅亡之前就被巴氐攻克，建立成漢；西晉王朝則因為民間社會缺乏自保的能力，在八王之亂的兇焰和胡羯的鐵蹄下，王朝和社會都陷入總崩潰，正可以說明江東的獨特性。無獨有偶，一般認為中國到宋代城牆才開始出現包磚，而且只包城門的觀點（以《清明上河圖》為最早的依據）也被六朝博物館的基址——六朝建康城遺址打破了。東吳的建業城修得比較潦草，主要靠石頭城防守，姑且不論，但東晉南朝的建康城牆修得規格很高，我們可以看見已經出現了部分包磚，不再全部是夯土城牆，也就是說在宋朝之前的七百多年，中國在築城上已經出現了包磚技術。這可能跟江南潮溼的環境導致夯土易崩塌有關，也跟江南土壤不及華北的黃土直立性好有關，故而北方築城沒有包磚的需求，而南方有，有了需求自然就有了技術，然後這種南方出現的技術又可以反哺北方。東晉南朝建康城的包磚部分從釉下彩和包磚城牆的例子可以知道，我們以往的歷史，很大程度上被大一統的語境扭曲了，在唐宋以前只注重關中和中原，總以為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發展不及中原，六朝博物館的挑選的陳設很好的打破了這種誤解，真可謂慧眼獨具。六朝具有卓越的文化成就，六朝博物館為此也挑選了不少重頭的展品來展示。比如鎮館之寶青瓷蓮花尊：最大的青瓷蓮花尊這個青瓷蓮花尊好像是現在已經出土的裡面最大的（有學者認為出土墓穴即陳文帝陵），從最上層的飛天，到下面的胡人、忍冬、覆蓮、仰蓮，具有多層不同形狀、不同雕刻手法的花紋，技術十分高超。又如塔狀的墓室後壁：三塔狀的墓室後壁除了域外文化之外，華夏文化本身的可喜流變也留存於江南。東晉十六國的亂世中，哲學水平遠超兩漢經學的魏晉玄學，也主要流佈於華彩流麗的江南，而中原雖然是魏晉玄學的誕生地，在血與火的侵蝕下反而退化，主要保留的是更多秦制元素的秦漢傳統。比如竹林七賢就更多的受到江南人的喜愛，六朝博物館有展出錯拼版竹林七賢磚畫：錯拼版磚畫《竹林七賢》據胡老師的介紹，這個錯拼版可能是墓主拿來備用的，目前有完整版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有這麼多的版本，正說明江南人對魏晉玄學的擁抱和喜愛，這也是他們接受與玄學有一定相似度的佛學並加以闡發的前提。胡老師的講座，在江南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講解，大司馬一向的觀點與胡老師相合，心中十分喜悅。總之，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自由精神得以彰顯；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吸納能力得到檢驗；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文化品位獲得躍升；因為江南，華夏文明的後來前景值得期待。晚宴時，大司馬向胡老師請益，南朝如果不被北朝滅亡，發展下去是否能夠比北朝更加健康。胡老師提出了與流傳的“北朝歷史出口論”略有不同的“南朝歷史出口論”，指出南北朝總的來說是在向同一個方向發展，北朝的出口也就是南朝的出口。不過，參看隋文帝在江南進行編戶齊民激起的整個江南的大起義來看，大司馬以為南朝與北朝可能還是有一些區別，留待有機會再跟胡老師探討。
文/桓大司馬七月份，大司馬參加了新亞文化舉辦的南京六朝博物館遊學活動。六朝博物館館長、南京大學的胡阿祥老師先做了“南京與六朝”的講座，然後帶我們全程參觀了六朝博物館。魏晉南北朝史本是大司馬用功最勤的領域，此行因而獲益極大，大司馬將結合胡老師的講座、六朝博物館的佈置，就大司馬的認知，談一談“六朝如夢”的江南。胡老師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生於安徽桐城文脈繁盛之地，身兼文學、歷史學位，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最好註腳，大司馬也同時對文學、歷史抱有濃厚興趣，因此面對胡老師倍感親切。胡老師對魏晉南北朝政區變遷有極深的研究，對東晉南朝的僑置州縣考證得鉅細靡遺，是非常突出的貢獻，此外在軍事地理、文學地理等領域也卓有建樹。現實中的胡老師講課幽默，極具文化氣息，同時又具有南京人民特有的豪氣，可謂剛柔並濟，在學術工作之外，胡老師還廣泛參加社會活動，南京許多地方的雅緻命名都是胡老師的手筆，也寫了不少通俗著作。南京六朝博物館是一座難以複製的博物館。作為館長，胡老師告訴我們，要打造一座好的博物館，要是願意下苦功夫還可以辦到，但要在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段打造一座好的博物館，就可遇而不可求了。六朝博物館選址在這裡，是因為該地段拆遷時發現了六朝首都建康城（東吳稱建業，西晉稱建鄴，此後稱建康）的城牆。胡老師力主在這裡建設六朝博物館，並且最終如願。六朝博物館2016年大司馬曾經去過六朝博物館，當時的感覺並沒有特別突出，這是因為大司馬看博物館都是抱著直男心態，當作資料收集的過程，一般時間又比較緊，所以除了在遠處看一眼場館的遠景之外，並無心欣賞博物館內部的佈置之美，因而為了營造氣氛而展品偏少就成了大司馬眼中的缺點；另外就是展品的說明不太詳細，感覺所得不多。不過胡老師的講解糾正了大司馬的這兩個偏見。首先六朝是一個繁花似錦、講求審美的時代，在布展中注重美觀、營造氣氛才能凸顯六朝的精神面貌，故而無論從貝聿銘之子貝建中對場館的總體設計，還是展館內的佈置，都為了體現美的精神，給遊客以美的感受，這種情況下展品當然沒辦法像其他博物館那樣堆放得規整；其次許多展品有微信語音講解，只不過大司馬嫌聽太慢喜歡用看的，把這個服務直接忽視了。所以，說起來六朝博物館的理念是十分超前的。六朝博物館的雅緻佈置所謂六朝，是指立國於江南的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除了沒有涵蓋到立國短暫的西晉之外，與全國範圍內“魏晉南北朝”的概念基本重合。所以提到六朝，主要指的是魏晉南北朝南方部分的歷史。按照一般的概念，到宋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才南移到南方，宋以前南方比北方差得遠。不過據大司馬的研究，這不過是從農業總量上來說，如果從單位面積產量來說，因為優越的氣候環境，則三國時代南方已經超過北方，只不過開發的地區有限，總量遠遠不及而已。以往的史書，比較忽視缺乏文字記載的歷史。在東吳以前，漢人主要聚居在江南的大城鎮，而山林沼澤裡都是越人的天下，因為越人沒有文字，所以其發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家忽視了。實則從商周時代開始，越人的原始瓷技術就相當高超，而且有獨特的審美風格，浙江博物館（武林館區）就展出了不少，商朝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就是從越族地區傳入的，而成熟的瓷器也始於江南的青瓷，日後中國成為陶瓷之國，江南的功勞是很大的。另外，越人擅長造船，醉心商貿，勇於探索，許多越人航海家從江南出發，遷居到日本、東南亞、大洋洲，甚至奇蹟般的到達了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形成了廣大的泛越族原始文化圈，可以說既是未來中華民族的活力源泉，又是中國影響周邊的重要媒介。如此具有活力的民族，隨著東漢末年漢人的大量南遷，終於被納入漢人的統治體系之中。孫權接受陸遜的建議，動員整個江南漢人社會的力量，發起了幾十年如一日的攻打山越的戰爭，把混雜著越人和越族化漢人的山越之民“強者為兵，羸者補戶”，把江東六郡的越人變成了東吳的軍政資源。對越人而言，這本來應該是一出悲劇，不過，東吳皇室的羸弱卻提供了有限的利好空間。江東孫氏起自孤微，不為時人所重，孫策在江南的濫殺政策要了他自己的命，孫權一方面少年即位，根基不穩，另一方面本來也要調整政策，於是對江東大族開始懷柔。為了攻打山越抓人口，孫權控制的軍政力量遠遠不夠，因此他動員江東大族跟他一起上，抓了越人按比例瓜分，江東大族因而急速成長。孫權上位之初，為了獲得諸將的支援，允許他們的子孫世襲統領他們的部下，但其中淮泗集團的外地人因為根基不足，一代人之後就大面積的衰落下去，而江東大族根深本固，逐漸變成了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他們“僮僕成軍，閉門為市”，擁有足夠的實力為領民抵抗孫權、孫皓們的暴政，雖然孫權晚年和孫皓的整個皇帝生涯都試圖整倒江東大族，但最多也不過能剝奪他們在朝堂上的高位，無法將其連根拔起，也管束不到他們的部曲和領民。就在江東大族提供的寶貴空間裡，他們庇護下的漢人和越人都避免了秦制的嚴密管控，江南的文明得以迅猛發展，與域外文明互動影響，青瓷技術日新月異，佛道二教繁榮昌盛，經濟活躍，工業發達。六朝博物館的重寶之一青瓷釉下彩羽人紋盤口壺就是東吳經濟繁榮的重要見證。比傳統認知出現得早得多的釉下彩發現這件瓷器之前，一般認為釉下彩是唐代才出現的技術，但這件瓷器一出，大家才知道在唐朝之前三百多年，江南就已經發展出了釉下彩技術。此外，大家比較熟悉的國博的東吳青瓷羊，也很好的顯示了江南的青瓷成就。從這個角度上說，與魏蜀兩國相比，東吳有部分人民享受了相對的自由（雖然孫權直接統治的編戶齊民可能比魏蜀更加悲慘）。曹魏立國後各地士族豪族的私兵全部上交，作為交換，士族具有仕宦上的優先權，但缺乏義務和領民計程車族只會向不健康的寄生方向發展，只是在吃中原地區深厚的文明老本；蜀漢實行的徹頭徹尾的秦制，社會毫無活力，經濟凋敝，把兩漢時代天下第三的益州搞到倒數；唯有東吳的封建領主能夠為自己和領民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間（雖然孫權一直想抹殺這個空間），促成了文明的急速提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東豪族在孫權的旗幟下抵抗更加殘暴的魏蜀的進攻，就有了正當性，也一再被處於相似處境下的後人追思，在詩歌意象整體的象徵意義下，孫權本人的惡行被忽略了，但是這是文學創作中常見的做法，不足為怪。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稼軒詞“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此外明末清初的朱彝尊有一首專門憑弔孫權的《滿江紅·吳大帝廟》也值得推薦：玉座苔衣，拜遺象、紫髯如乍。想當日，周郎陸弟，一時聲價。乞食肯從張子布？舉杯但屬甘興霸。看尋常、談笑敵曹劉，分割槽夏。南北限，長江跨。樓櫓動，降旗詐。嘆六朝割據，後來誰亞？原廟尚存龍虎地，春秋未輟雞豚社。剩山圍、衰草女牆空，寒潮打。同樣的，西晉滅亡後，在比晉室更暴力的劉聰、石勒威脅江南的時候，在傑出政治家王導的協調下，江東大族與南遷士族精誠合作，建立了東晉王朝，儲存了華夏文化的火種，並且在東晉南朝實現了對域外文化和民間文化的整合，大大的提升了華夏文化。相比之下，編戶齊民最徹底、原子化最深的蜀地在西晉滅亡之前就被巴氐攻克，建立成漢；西晉王朝則因為民間社會缺乏自保的能力，在八王之亂的兇焰和胡羯的鐵蹄下，王朝和社會都陷入總崩潰，正可以說明江東的獨特性。無獨有偶，一般認為中國到宋代城牆才開始出現包磚，而且只包城門的觀點（以《清明上河圖》為最早的依據）也被六朝博物館的基址——六朝建康城遺址打破了。東吳的建業城修得比較潦草，主要靠石頭城防守，姑且不論，但東晉南朝的建康城牆修得規格很高，我們可以看見已經出現了部分包磚，不再全部是夯土城牆，也就是說在宋朝之前的七百多年，中國在築城上已經出現了包磚技術。這可能跟江南潮溼的環境導致夯土易崩塌有關，也跟江南土壤不及華北的黃土直立性好有關，故而北方築城沒有包磚的需求，而南方有，有了需求自然就有了技術，然後這種南方出現的技術又可以反哺北方。東晉南朝建康城的包磚部分從釉下彩和包磚城牆的例子可以知道，我們以往的歷史，很大程度上被大一統的語境扭曲了，在唐宋以前只注重關中和中原，總以為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發展不及中原，六朝博物館的挑選的陳設很好的打破了這種誤解，真可謂慧眼獨具。六朝具有卓越的文化成就，六朝博物館為此也挑選了不少重頭的展品來展示。比如鎮館之寶青瓷蓮花尊：最大的青瓷蓮花尊這個青瓷蓮花尊好像是現在已經出土的裡面最大的（有學者認為出土墓穴即陳文帝陵），從最上層的飛天，到下面的胡人、忍冬、覆蓮、仰蓮，具有多層不同形狀、不同雕刻手法的花紋，技術十分高超。又如塔狀的墓室後壁：三塔狀的墓室後壁除了域外文化之外，華夏文化本身的可喜流變也留存於江南。東晉十六國的亂世中，哲學水平遠超兩漢經學的魏晉玄學，也主要流佈於華彩流麗的江南，而中原雖然是魏晉玄學的誕生地，在血與火的侵蝕下反而退化，主要保留的是更多秦制元素的秦漢傳統。比如竹林七賢就更多的受到江南人的喜愛，六朝博物館有展出錯拼版竹林七賢磚畫：錯拼版磚畫《竹林七賢》據胡老師的介紹，這個錯拼版可能是墓主拿來備用的，目前有完整版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有這麼多的版本，正說明江南人對魏晉玄學的擁抱和喜愛，這也是他們接受與玄學有一定相似度的佛學並加以闡發的前提。胡老師的講座，在江南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講解，大司馬一向的觀點與胡老師相合，心中十分喜悅。總之，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自由精神得以彰顯；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吸納能力得到檢驗；因為有江南，華夏文明的文化品位獲得躍升；因為江南，華夏文明的後來前景值得期待。晚宴時，大司馬向胡老師請益，南朝如果不被北朝滅亡，發展下去是否能夠比北朝更加健康。胡老師提出了與流傳的“北朝歷史出口論”略有不同的“南朝歷史出口論”，指出南北朝總的來說是在向同一個方向發展，北朝的出口也就是南朝的出口。不過，參看隋文帝在江南進行編戶齊民激起的整個江南的大起義來看，大司馬以為南朝與北朝可能還是有一些區別，留待有機會再跟胡老師探討。
文史宴：跟十六國北朝相比，東晉南朝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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