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著名女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百年誕辰。對於眾多“張迷”而言，回首與回味這位“祖師奶奶”的傳奇人生，品鑑與品味其眾多流行得幾近氾濫的作品，或將成為這新的一年裡的“必修課”。近日，筆者有幸獲見一本張愛玲所著《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頗可為其傳奇人生的後半生做一小注腳。此書為英國倫敦Cassell出版社於1967年印行的初版本，書品上佳，就連精裝本的外護封也儲存完好，至為難得。封底則是張愛玲於1944年拍攝的個人照片，照片中的她，時年24歲，身著“那件唯一的清裝行頭”，“大襖下穿著薄呢旗袍”，別是一番風情。這張照片，後來收入了《對照記》。照片之下，是一段英文簡介——首先介紹了張愛玲的家世背景，提及其外曾祖父李鴻章與祖父張佩綸，似乎是有意要強調此書作者乃中國清代重臣遺族的身份。應當說，這樣的介紹，對照封底的照片，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聯想——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的張愛玲，不正應了此書書名頁之前印著的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嗎？關於張愛玲當時的生活情況，書中也略有介紹。包括她於1952年離開上海赴香港暫寓，以及1955年赴美在各大學術機構從事研究工作，乃至她當時正在著手翻譯一部中國古本小說《海上花列傳》等等，皆一一記述，不啻為一份專門面向英語圈讀者的正式推介書。尤其可貴的是，此書還是張愛玲的籤贈本，且受贈人為曾與其在伯克利加州大學（UC Berkeley）共事的師長陳世驤（1912—1971）。張愛玲在是書前環襯頁面上寫有：世驤先生賜正張愛玲  一九六九，五月張愛玲籤贈手跡，可謂“惜墨如金”，除了上款與落款之外，別無一字。可稍稍熟悉張之生平者，都明曉《北地胭脂》一書在其英文寫作生涯中的分量，且張、陳二人曾經短暫的一段交集也頗令人感慨。睹物思人，觀書閱世，不免會將這一段交集，又重新檢索一番了。《北地胭脂》出版一波三折且說時為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重返香港，暫寓美國駐港新聞處，開始投入英文寫作生涯。她寫成並出版的三部英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北地胭脂》，各有特點。《秧歌》是中文版先發表，連載於香港《今日世界》雜誌上，結集於1954年7月，交由今日世界社出版；然後，再於1955年，又由她本人將其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赤地之戀》也是先寫成中文版，連載於香港《今日世界》雜誌上，結集於1954年10月，交由天風出版社出版；然後，仍由她本人將其譯為英文，再於1956年，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北地胭脂》的出版，比之上述兩種，則頗不順利，可謂一波三折。原來，繼《秧歌》《赤地之戀》的中英文版皆順利出版之後，張愛玲又把早前寫成的中篇小說《金鎖記》（發表於1943年上海《雜誌》月刊及1944年《天地》雜誌，後收入小說集《傳奇》之中），擴充套件成英文長篇小說《粉淚》，滿懷信心地投至《秧歌》英文版的紐約出版者Charles&amp;#39;s Sons，孰料卻被退稿，無法出版。勢不得已，張愛玲遂將《粉淚》改寫成《北地胭脂》，同樣未能在美國出版。之後，張愛玲只得先行將《北地胭脂》轉譯為中文小說《怨女》，於1966年在香港《星島日報》連載。直到1967年，《北地胭脂》交由英國倫敦Cassell出版社印行，終獲出版。據考，這一部久經波折的《北地胭脂》，也是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英文小說。關於《北地胭脂》，自出版之後，反響不及《秧歌》，張愛玲本人在公開場合也沒有什麼評述，晚年也沒有提及，似乎在費盡周折出版之後，也就此了無牽掛，一了百了。然而，這部英文小說不但出版歷程曲折，也正因其出版週期的漫長，在張愛玲的異國生涯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見證者”角色。事實上，當1955年11月，張愛玲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赴美之後，對將《金鎖記》改編為《粉淚》出版的計劃，可能還頗為樂觀。1956年3月，張愛玲獲得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的麥克道威文藝營寫作補助，即在那裡寫成了《粉淚》。與此同時，時年65歲的德裔左翼作家賴雅，與時年36歲的張愛玲相遇相識，這一年8月18日，二人相識不到半年即在紐約結婚。無論是英文寫作，還是異國婚姻，一切都看似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可《粉淚》的出版，卻遠沒有預想中的順利，即便再次改寫為《北地胭脂》，仍然未獲透過。與異國寫作生涯的波折，隨之而來的，還有伴侶賴雅身體狀況的每況愈下，新婚兩個月之後，即頻發中風，昏迷瀕死，直至癱瘓。身在異國的張愛玲，不但要獨自面對沒有穩定收入的生存窘境，還要照顧病臥在床的賴雅，更需為之籌措資金用於長期治療，其艱辛困苦，可想而知。“北地胭脂”出典難以確切考證即便如此，也正因為如此，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生涯還得繼續，且應當儘快開啟局面，以便救濟日益困窘的生活狀況。直至1966年12月12日，張愛玲都還在為《北地胭脂》的出版，費盡心思。這一天，她在致友人莊信正的信中提到：“近來可好？我曾到Library of Congress 中文部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出典，主要想知道是否七世紀寫的，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句子，仍舊查不出，想託你查查。”據此可知，直到1966年12月，張愛玲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文獻，希望為其著《北地胭脂》的書名找到出典。她預設“北地胭脂”一語可能是在中國隋唐之際（七世紀）即有使用，可惜在這號稱全球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並沒有查到相關文獻。另據收信人莊信正後來的註解，他也沒有查到“北地胭脂”的出典，為此還曾諮詢過當時在美國任教的顧孟餘，認為只是俗語拼湊而成，屬“流行語”，但中國古籍中沒有“前例”。莊氏將查而無獲的情況轉告給了張愛玲，《北地胭脂》出版後，在書名頁之前印著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被譯作“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The rouge of the northern lands”，下面註釋為：“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probably seventh century”（中國形容美女的話，大約始自第七世紀）。由此可見，張愛玲在書中的註解，不得已使用了 “probably”（大約） 一詞。僅此一詞，當年也是頗費周章，認真考證一番了的。當然，如今憑藉便捷的網路電子技術，可以比較容易地查證到“北地胭脂”一語的大致出典。譬如，早在南朝梁陳間人徐陵《玉臺新詠序》中即有“北地胭脂，偏開兩靨”的讚語，南宋劉辰翁《夜飛鵲》中有“深深代籍，盼悠悠、北地胭脂”之句；明代唐寅《落花圖詠》中有“雙臉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憶京師芍藥》中有“願移北地胭脂社，來問南朝油壁車”之句。凡此種種，可見早在南朝（流衍至明清），“北地胭脂”一語即已出現，可以將其歷史提前至五世紀。另據《五代詩話稗史彙編》載，“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故後人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不過這一“流行語”究竟始自何時，“前例”除了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之外，詩文勃興的隋唐時代，卻難覓一例。至於“南朝金粉”與“北地胭脂”聯用的語例，則年代更晚。1925 年《環球畫報》第6期之上，載有一副時人贈予某名妓的對聯，聯語曰“北地胭脂推雪素，南朝金粉壓湘闌”。另有1943 年《遊藝畫刊》第7卷第8期之上，載有一篇專訪著名京劇女演員童芷苓的報道，題為《南朝金粉變成了北地胭脂》。不難揣摩，“南朝金粉”與“北地胭脂”聯用的情形，應當始於清末民初，主要是用來形容南來北往的各色女性，距今尚不足百年。當然，這已是題外話了。《北地胭脂》籤贈本實乃“敲門磚”收到莊信正的回信之後，張愛玲迅即於1967年元旦覆信。信中提到：“收到信非常感謝。真想不到這兩句的來歷這樣複雜……連載《怨女》是沒改過的，脫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不久單行本出來了馬上寄給你。”顯然，張愛玲對譯自《北地胭脂》的中文版《怨女》並不滿意，即便已率先開始在雜誌上發表了，她仍然更希望英文版早日出版。1967年4月，為謀生計，張愛玲帶著奄奄一息的賴雅，離開邁阿密，9月抵達麻州劍橋市，在賴氏女子學院設立的研究所工作。10月8日，長年臥病的賴雅猝然逝世，張愛玲從此獨居終老。在此期間，《怨女》單行本還未出版（次年方才出版），《北地胭脂》雖已在英國倫敦出版，但張愛玲似乎還沒有收到訊息，或者至少還沒有拿到作者樣書。所以，直至1967年12月21日，張致莊的信中，仍在告知《怨女》單行本還沒出版，“出來了一定寄來”。1969年1月23日，張愛玲致信莊氏，稱“先寄本《北地胭脂》給你，因為這本倒是一個標點也沒經人改過，除了印錯，不像《秧歌》，英文字我始終看著不順眼”。顯然，此時張愛玲終於拿到了自英國倫敦寄來的作者樣書，開始分贈友好，並且間接表達了，她認為《北地胭脂》是“原封不動”（未經編輯改訂）的印出，比《秧歌》要好。1969年5月30日，張愛玲再次致信莊氏，開篇即語“我這些時一直惦記著寄兩本《北地胭脂》與《半生緣》（《怨女》迄未收到）給你送人……乘這次到郵局去，也寄書給陳先生，寄到辦公處，不確定房間號碼，還是請你轉交”。顯然，筆者如今獲見的這一本《北地胭脂》張愛玲籤贈本，正是此時寄至莊氏處，再由其轉交給陳世驤的。關於張愛玲信中所言，莊氏有註解稱：“張先生無疑把自己所有作品都送給過陳世驤教授。陳先生死後有人在網上透露自己輾轉從美國加州一家舊書店買到她籤贈給他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我看了很有感觸。”遙思七年之前的2012年，莊氏作這一註解且在網上看到有人購得這一簽贈本，真真令其感慨。話說就在張愛玲籤贈陳世驤《北地胭脂》，委託莊信正轉交一個多月之後，1969年7月初，張愛玲進入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擔任高階研究員，研究中國一些特別用語及《紅樓夢》等，邀請者正是陳世驤。可想而知，張愛玲籤贈陳世驤《北地胭脂》（及其他自著），亦屬入職之前的“敲門磚”罷。加州大學解聘是“最大打擊”據考，陳世驤，祖籍河北灤縣，早年入北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1936年起任北京大學和湖南大學講師。1941年赴美深造，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中西文學理論。1945年起，陳世驤長期執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先後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講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並協助籌建該校比較文學系。據莊信正憶述，張愛玲入職之初，與陳氏的交誼有過一段“蜜月期”，不止一次暢談文學。可張愛玲向來孤僻，不喜交際，對陳氏邀約的一些聚會頗感不適。由於二人性格迥異，“導致誤會幾乎是難免的”；加之張愛玲撰寫論文“沒有遵循一般學術論文的成規”，無論從交誼還是工作而言，這樣的情形都埋下了隱患。終於，因為對張愛玲的工作狀況不甚滿意，陳世驤於1971年4月“公事公辦”，將之解聘。張愛玲於1971年5月7日致莊信正的信中，以及1971年7月10日致夏志清的信中，均提及因一篇專題論文使陳氏感到不滿意，二人在言語上略有爭執，遂遭解聘的事況。孰料在解聘張愛玲一個月之後，1971年5月23日，陳世驤因心臟病猝發逝世。張愛玲悄然出席了陳氏的追悼會，據莊氏憶述稱：“陳先生在加大執教二十六年，又長期兼任行政工作，因此死後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那天上午我看到張愛玲前往參加，提前離開。其時在場者多得從屋裡擠到屋外；她來去匆匆，我作為陳先生的晚輩與舊屬，幫忙佈置與招待，遂未來得及同她打招呼。但至今記得她的落寞的形容。”事實上，因1971年4月被加州大學解聘，張愛玲不得不搬遷至洛杉磯，之後整整三年都沒有固定收入，全靠舊作大量發表的稿酬而苟存生計。此次解聘，被夏志清稱為“在美國奮鬥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擊”。而那幾經周折方才艱難出版的《北地胭脂》，也曾將她“早年便立意以英文著述揚名”的念頭幾乎掐滅，莊信正認為此事對其“打擊很大”。那麼，這兩件事接續而來，合在一起，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
2020年是著名女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百年誕辰。對於眾多“張迷”而言，回首與回味這位“祖師奶奶”的傳奇人生，品鑑與品味其眾多流行得幾近氾濫的作品，或將成為這新的一年裡的“必修課”。近日，筆者有幸獲見一本張愛玲所著《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頗可為其傳奇人生的後半生做一小注腳。此書為英國倫敦Cassell出版社於1967年印行的初版本，書品上佳，就連精裝本的外護封也儲存完好，至為難得。封底則是張愛玲於1944年拍攝的個人照片，照片中的她，時年24歲，身著“那件唯一的清裝行頭”，“大襖下穿著薄呢旗袍”，別是一番風情。這張照片，後來收入了《對照記》。照片之下，是一段英文簡介——首先介紹了張愛玲的家世背景，提及其外曾祖父李鴻章與祖父張佩綸，似乎是有意要強調此書作者乃中國清代重臣遺族的身份。應當說，這樣的介紹，對照封底的照片，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聯想——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的張愛玲，不正應了此書書名頁之前印著的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嗎？關於張愛玲當時的生活情況，書中也略有介紹。包括她於1952年離開上海赴香港暫寓，以及1955年赴美在各大學術機構從事研究工作，乃至她當時正在著手翻譯一部中國古本小說《海上花列傳》等等，皆一一記述，不啻為一份專門面向英語圈讀者的正式推介書。尤其可貴的是，此書還是張愛玲的籤贈本，且受贈人為曾與其在伯克利加州大學（UC Berkeley）共事的師長陳世驤（1912—1971）。張愛玲在是書前環襯頁面上寫有：世驤先生賜正張愛玲  一九六九，五月張愛玲籤贈手跡，可謂“惜墨如金”，除了上款與落款之外，別無一字。可稍稍熟悉張之生平者，都明曉《北地胭脂》一書在其英文寫作生涯中的分量，且張、陳二人曾經短暫的一段交集也頗令人感慨。睹物思人，觀書閱世，不免會將這一段交集，又重新檢索一番了。《北地胭脂》出版一波三折且說時為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重返香港，暫寓美國駐港新聞處，開始投入英文寫作生涯。她寫成並出版的三部英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北地胭脂》，各有特點。《秧歌》是中文版先發表，連載於香港《今日世界》雜誌上，結集於1954年7月，交由今日世界社出版；然後，再於1955年，又由她本人將其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赤地之戀》也是先寫成中文版，連載於香港《今日世界》雜誌上，結集於1954年10月，交由天風出版社出版；然後，仍由她本人將其譯為英文，再於1956年，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北地胭脂》的出版，比之上述兩種，則頗不順利，可謂一波三折。原來，繼《秧歌》《赤地之戀》的中英文版皆順利出版之後，張愛玲又把早前寫成的中篇小說《金鎖記》（發表於1943年上海《雜誌》月刊及1944年《天地》雜誌，後收入小說集《傳奇》之中），擴充套件成英文長篇小說《粉淚》，滿懷信心地投至《秧歌》英文版的紐約出版者Charles&amp;#39;s Sons，孰料卻被退稿，無法出版。勢不得已，張愛玲遂將《粉淚》改寫成《北地胭脂》，同樣未能在美國出版。之後，張愛玲只得先行將《北地胭脂》轉譯為中文小說《怨女》，於1966年在香港《星島日報》連載。直到1967年，《北地胭脂》交由英國倫敦Cassell出版社印行，終獲出版。據考，這一部久經波折的《北地胭脂》，也是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英文小說。關於《北地胭脂》，自出版之後，反響不及《秧歌》，張愛玲本人在公開場合也沒有什麼評述，晚年也沒有提及，似乎在費盡周折出版之後，也就此了無牽掛，一了百了。然而，這部英文小說不但出版歷程曲折，也正因其出版週期的漫長，在張愛玲的異國生涯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見證者”角色。事實上，當1955年11月，張愛玲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赴美之後，對將《金鎖記》改編為《粉淚》出版的計劃，可能還頗為樂觀。1956年3月，張愛玲獲得新罕布什爾州彼得堡的麥克道威文藝營寫作補助，即在那裡寫成了《粉淚》。與此同時，時年65歲的德裔左翼作家賴雅，與時年36歲的張愛玲相遇相識，這一年8月18日，二人相識不到半年即在紐約結婚。無論是英文寫作，還是異國婚姻，一切都看似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可《粉淚》的出版，卻遠沒有預想中的順利，即便再次改寫為《北地胭脂》，仍然未獲透過。與異國寫作生涯的波折，隨之而來的，還有伴侶賴雅身體狀況的每況愈下，新婚兩個月之後，即頻發中風，昏迷瀕死，直至癱瘓。身在異國的張愛玲，不但要獨自面對沒有穩定收入的生存窘境，還要照顧病臥在床的賴雅，更需為之籌措資金用於長期治療，其艱辛困苦，可想而知。“北地胭脂”出典難以確切考證即便如此，也正因為如此，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生涯還得繼續，且應當儘快開啟局面，以便救濟日益困窘的生活狀況。直至1966年12月12日，張愛玲都還在為《北地胭脂》的出版，費盡心思。這一天，她在致友人莊信正的信中提到：“近來可好？我曾到Library of Congress 中文部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出典，主要想知道是否七世紀寫的，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句子，仍舊查不出，想託你查查。”據此可知，直到1966年12月，張愛玲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文獻，希望為其著《北地胭脂》的書名找到出典。她預設“北地胭脂”一語可能是在中國隋唐之際（七世紀）即有使用，可惜在這號稱全球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並沒有查到相關文獻。另據收信人莊信正後來的註解，他也沒有查到“北地胭脂”的出典，為此還曾諮詢過當時在美國任教的顧孟餘，認為只是俗語拼湊而成，屬“流行語”，但中國古籍中沒有“前例”。莊氏將查而無獲的情況轉告給了張愛玲，《北地胭脂》出版後，在書名頁之前印著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被譯作“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The rouge of the northern lands”，下面註釋為：“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probably seventh century”（中國形容美女的話，大約始自第七世紀）。由此可見，張愛玲在書中的註解，不得已使用了 “probably”（大約） 一詞。僅此一詞，當年也是頗費周章，認真考證一番了的。當然，如今憑藉便捷的網路電子技術，可以比較容易地查證到“北地胭脂”一語的大致出典。譬如，早在南朝梁陳間人徐陵《玉臺新詠序》中即有“北地胭脂，偏開兩靨”的讚語，南宋劉辰翁《夜飛鵲》中有“深深代籍，盼悠悠、北地胭脂”之句；明代唐寅《落花圖詠》中有“雙臉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憶京師芍藥》中有“願移北地胭脂社，來問南朝油壁車”之句。凡此種種，可見早在南朝（流衍至明清），“北地胭脂”一語即已出現，可以將其歷史提前至五世紀。另據《五代詩話稗史彙編》載，“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故後人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不過這一“流行語”究竟始自何時，“前例”除了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之外，詩文勃興的隋唐時代，卻難覓一例。至於“南朝金粉”與“北地胭脂”聯用的語例，則年代更晚。1925 年《環球畫報》第6期之上，載有一副時人贈予某名妓的對聯，聯語曰“北地胭脂推雪素，南朝金粉壓湘闌”。另有1943 年《遊藝畫刊》第7卷第8期之上，載有一篇專訪著名京劇女演員童芷苓的報道，題為《南朝金粉變成了北地胭脂》。不難揣摩，“南朝金粉”與“北地胭脂”聯用的情形，應當始於清末民初，主要是用來形容南來北往的各色女性，距今尚不足百年。當然，這已是題外話了。《北地胭脂》籤贈本實乃“敲門磚”收到莊信正的回信之後，張愛玲迅即於1967年元旦覆信。信中提到：“收到信非常感謝。真想不到這兩句的來歷這樣複雜……連載《怨女》是沒改過的，脫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不久單行本出來了馬上寄給你。”顯然，張愛玲對譯自《北地胭脂》的中文版《怨女》並不滿意，即便已率先開始在雜誌上發表了，她仍然更希望英文版早日出版。1967年4月，為謀生計，張愛玲帶著奄奄一息的賴雅，離開邁阿密，9月抵達麻州劍橋市，在賴氏女子學院設立的研究所工作。10月8日，長年臥病的賴雅猝然逝世，張愛玲從此獨居終老。在此期間，《怨女》單行本還未出版（次年方才出版），《北地胭脂》雖已在英國倫敦出版，但張愛玲似乎還沒有收到訊息，或者至少還沒有拿到作者樣書。所以，直至1967年12月21日，張致莊的信中，仍在告知《怨女》單行本還沒出版，“出來了一定寄來”。1969年1月23日，張愛玲致信莊氏，稱“先寄本《北地胭脂》給你，因為這本倒是一個標點也沒經人改過，除了印錯，不像《秧歌》，英文字我始終看著不順眼”。顯然，此時張愛玲終於拿到了自英國倫敦寄來的作者樣書，開始分贈友好，並且間接表達了，她認為《北地胭脂》是“原封不動”（未經編輯改訂）的印出，比《秧歌》要好。1969年5月30日，張愛玲再次致信莊氏，開篇即語“我這些時一直惦記著寄兩本《北地胭脂》與《半生緣》（《怨女》迄未收到）給你送人……乘這次到郵局去，也寄書給陳先生，寄到辦公處，不確定房間號碼，還是請你轉交”。顯然，筆者如今獲見的這一本《北地胭脂》張愛玲籤贈本，正是此時寄至莊氏處，再由其轉交給陳世驤的。關於張愛玲信中所言，莊氏有註解稱：“張先生無疑把自己所有作品都送給過陳世驤教授。陳先生死後有人在網上透露自己輾轉從美國加州一家舊書店買到她籤贈給他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我看了很有感觸。”遙思七年之前的2012年，莊氏作這一註解且在網上看到有人購得這一簽贈本，真真令其感慨。話說就在張愛玲籤贈陳世驤《北地胭脂》，委託莊信正轉交一個多月之後，1969年7月初，張愛玲進入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擔任高階研究員，研究中國一些特別用語及《紅樓夢》等，邀請者正是陳世驤。可想而知，張愛玲籤贈陳世驤《北地胭脂》（及其他自著），亦屬入職之前的“敲門磚”罷。加州大學解聘是“最大打擊”據考，陳世驤，祖籍河北灤縣，早年入北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1936年起任北京大學和湖南大學講師。1941年赴美深造，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中西文學理論。1945年起，陳世驤長期執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先後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講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並協助籌建該校比較文學系。據莊信正憶述，張愛玲入職之初，與陳氏的交誼有過一段“蜜月期”，不止一次暢談文學。可張愛玲向來孤僻，不喜交際，對陳氏邀約的一些聚會頗感不適。由於二人性格迥異，“導致誤會幾乎是難免的”；加之張愛玲撰寫論文“沒有遵循一般學術論文的成規”，無論從交誼還是工作而言，這樣的情形都埋下了隱患。終於，因為對張愛玲的工作狀況不甚滿意，陳世驤於1971年4月“公事公辦”，將之解聘。張愛玲於1971年5月7日致莊信正的信中，以及1971年7月10日致夏志清的信中，均提及因一篇專題論文使陳氏感到不滿意，二人在言語上略有爭執，遂遭解聘的事況。孰料在解聘張愛玲一個月之後，1971年5月23日，陳世驤因心臟病猝發逝世。張愛玲悄然出席了陳氏的追悼會，據莊氏憶述稱：“陳先生在加大執教二十六年，又長期兼任行政工作，因此死後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那天上午我看到張愛玲前往參加，提前離開。其時在場者多得從屋裡擠到屋外；她來去匆匆，我作為陳先生的晚輩與舊屬，幫忙佈置與招待，遂未來得及同她打招呼。但至今記得她的落寞的形容。”事實上，因1971年4月被加州大學解聘，張愛玲不得不搬遷至洛杉磯，之後整整三年都沒有固定收入，全靠舊作大量發表的稿酬而苟存生計。此次解聘，被夏志清稱為“在美國奮鬥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擊”。而那幾經周折方才艱難出版的《北地胭脂》，也曾將她“早年便立意以英文著述揚名”的念頭幾乎掐滅，莊信正認為此事對其“打擊很大”。那麼，這兩件事接續而來，合在一起，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
張愛玲《北地胭脂》籤贈本中的前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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