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的這首《楓橋夜泊》，其知名度在中國詩歌史上能夠與之相匹敵的恐怕為數不多，蓋因詩作本身韻味醇厚，意境幽遠；所詠物件乃姑蘇名寺，佳詩勝景，相得益彰。還因此詩關涉一段鑑賞公案 ，故使得此詩云龍無首，撲朔迷離，平添一股魅力。公案起因是由歐陽修對此詩的幾句評論引起的：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歐陽修之論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遂引起連鎖反應：宋代《石林詩話》、《遁齋閒覽》、《潛溪詩話》、《觀林詩話》、《苕溪漁隱叢話》、《野客叢書》，明代《詩藪》、《小草齋詩話》、《存餘詩話》、《唐音癸籤》，清代《分甘餘話》、《漁洋詩話》、《秋窗隨筆》、《隨園詩話》等都參加討論，或批評歐陽修之論的疏忽不當，或指責考證派的拘泥沾滯，轆轉糾纏，爭論不休，遂成為古詩鑑賞史上一樁頗為熱鬧的公案。一、批評歐陽修疏忽失考日本學者近藤元粹曾說：“楓橋之詩，自歐公一發是論，諸家聚訟殊甚，要之歐說為誤。”的確，在諸多議論中，大都是以事實考辨的態度，或依照文獻的記載，或根據自己的親身歷練，證明有三更之鐘，指出歐陽修說法之誤。如範溫《潛溪詩眼》曰：“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鍾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鍾。至唐人如於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鍾。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鍾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鍾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這主要是從文獻角度來說的。再如陳正敏《遁齋閒覽》說：“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鍾。因間寺僧，皆曰：‘夜鍾，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鍾惟姑蘇有之。”這些都說明“夜半鐘聲到客船”乃是實景實事，歐陽修所謂“理有不通，亦語病也”的指責是不能成立的。二、指責考證派的拘泥沾滯以上諸說，不管是歐陽修批評張繼詩，還是後來論者維護張繼詩，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以事實為依據，運用考證的思維方式，進行客觀辨析。另一些論者則主要從詩的審美特徵出發，對考證派以實證的方法來對待詩歌很不以為然。明代胡應麟《詩藪》指出：“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袁枚《隨園詩話》也說：“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義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證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天閼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他們認為作詩也好，賞詩也好，都要從詩本身的審美特性出發。詩之所以為詩，不在於它事實的精確，而在於它情感的真摯動人，意象的靈活流轉；詩中固然可能關涉到具體名物，但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與客觀事實一一對應，分毫不差。有夜半鍾也好，沒有夜半鍾也好，若過分拘泥對事實的考證，就會“天閼性靈，塞斷機括”，以至於不能領會詩歌本身的內涵。三、歐陽修何以不知“夜半鍾”歐陽修作為有宋代的文壇巨擘，自然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但人非聖賢，難以全知全能，故而偶有失考，不知姑蘇有“夜半鍾”之俗，也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但為什麼歐陽修不知姑蘇有“夜半鍾”呢？這似乎又值得推敲一番。這一問題的答案，在《遁齋閒覽》中已有結論，“始知半夜鍾惟姑蘇有之”，《秋窗隨筆》則說“蓋公（歐陽修）未嘗至吳中”。歐陽修一生行跡，除京師、中原等地以外，在南方的宦遊之處，就是滁州、揚州、潁州，未曾到過吳中為官，因此，他對揚州一帶的情況比較瞭解而可能不知姑蘇風俗。宋代《詩話總龜》中有一則資料可以作為揚州一帶不可能有“夜半鍾”現象的旁證：李昪受禪之初，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召將斬之。對曰：“夜來偶得《月詩》。”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喜而釋之。李昪原名徐知誥，於公元937年廢吳皇帝楊溥自稱皇帝，建都金陵，因此這件事是發生在南京。“滿城皆驚，召將斬之”，說明李昪及南京老百姓把“夜半鍾”這件事看得多麼反常、多麼嚴重！李昪做皇帝前曾在揚州生活多年，若揚州有“夜半鍾”之俗，他在南京必定不會大驚小怪，可見揚州無“夜半鍾”矣。南唐距歐陽修時代不遠，故歐陽修在揚州任知州時，也不會有“夜半鍾”之俗。因此，歐陽修對張繼的譏笑，儘管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且又有拘泥沾滯之弊，但考慮到李昪及南京人“滿城皆驚，召將斬之”的倉皇姿態，我們可知歐陽修“三更不是打鐘時”的說法也是事出有因的。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的這首《楓橋夜泊》，其知名度在中國詩歌史上能夠與之相匹敵的恐怕為數不多，蓋因詩作本身韻味醇厚，意境幽遠；所詠物件乃姑蘇名寺，佳詩勝景，相得益彰。還因此詩關涉一段鑑賞公案 ，故使得此詩云龍無首，撲朔迷離，平添一股魅力。公案起因是由歐陽修對此詩的幾句評論引起的：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歐陽修之論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遂引起連鎖反應：宋代《石林詩話》、《遁齋閒覽》、《潛溪詩話》、《觀林詩話》、《苕溪漁隱叢話》、《野客叢書》，明代《詩藪》、《小草齋詩話》、《存餘詩話》、《唐音癸籤》，清代《分甘餘話》、《漁洋詩話》、《秋窗隨筆》、《隨園詩話》等都參加討論，或批評歐陽修之論的疏忽不當，或指責考證派的拘泥沾滯，轆轉糾纏，爭論不休，遂成為古詩鑑賞史上一樁頗為熱鬧的公案。一、批評歐陽修疏忽失考日本學者近藤元粹曾說：“楓橋之詩，自歐公一發是論，諸家聚訟殊甚，要之歐說為誤。”的確，在諸多議論中，大都是以事實考辨的態度，或依照文獻的記載，或根據自己的親身歷練，證明有三更之鐘，指出歐陽修說法之誤。如範溫《潛溪詩眼》曰：“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鍾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鍾。至唐人如於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鍾。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鍾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鍾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這主要是從文獻角度來說的。再如陳正敏《遁齋閒覽》說：“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鍾。因間寺僧，皆曰：‘夜鍾，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鍾惟姑蘇有之。”這些都說明“夜半鐘聲到客船”乃是實景實事，歐陽修所謂“理有不通，亦語病也”的指責是不能成立的。二、指責考證派的拘泥沾滯以上諸說，不管是歐陽修批評張繼詩，還是後來論者維護張繼詩，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以事實為依據，運用考證的思維方式，進行客觀辨析。另一些論者則主要從詩的審美特徵出發，對考證派以實證的方法來對待詩歌很不以為然。明代胡應麟《詩藪》指出：“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袁枚《隨園詩話》也說：“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義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證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天閼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他們認為作詩也好，賞詩也好，都要從詩本身的審美特性出發。詩之所以為詩，不在於它事實的精確，而在於它情感的真摯動人，意象的靈活流轉；詩中固然可能關涉到具體名物，但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與客觀事實一一對應，分毫不差。有夜半鍾也好，沒有夜半鍾也好，若過分拘泥對事實的考證，就會“天閼性靈，塞斷機括”，以至於不能領會詩歌本身的內涵。三、歐陽修何以不知“夜半鍾”歐陽修作為有宋代的文壇巨擘，自然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但人非聖賢，難以全知全能，故而偶有失考，不知姑蘇有“夜半鍾”之俗，也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但為什麼歐陽修不知姑蘇有“夜半鍾”呢？這似乎又值得推敲一番。這一問題的答案，在《遁齋閒覽》中已有結論，“始知半夜鍾惟姑蘇有之”，《秋窗隨筆》則說“蓋公（歐陽修）未嘗至吳中”。歐陽修一生行跡，除京師、中原等地以外，在南方的宦遊之處，就是滁州、揚州、潁州，未曾到過吳中為官，因此，他對揚州一帶的情況比較瞭解而可能不知姑蘇風俗。宋代《詩話總龜》中有一則資料可以作為揚州一帶不可能有“夜半鍾”現象的旁證：李昪受禪之初，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召將斬之。對曰：“夜來偶得《月詩》。”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喜而釋之。李昪原名徐知誥，於公元937年廢吳皇帝楊溥自稱皇帝，建都金陵，因此這件事是發生在南京。“滿城皆驚，召將斬之”，說明李昪及南京老百姓把“夜半鍾”這件事看得多麼反常、多麼嚴重！李昪做皇帝前曾在揚州生活多年，若揚州有“夜半鍾”之俗，他在南京必定不會大驚小怪，可見揚州無“夜半鍾”矣。南唐距歐陽修時代不遠，故歐陽修在揚州任知州時，也不會有“夜半鍾”之俗。因此，歐陽修對張繼的譏笑，儘管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且又有拘泥沾滯之弊，但考慮到李昪及南京人“滿城皆驚，召將斬之”的倉皇姿態，我們可知歐陽修“三更不是打鐘時”的說法也是事出有因的。
寒山寺到底有沒有“夜半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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