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婷姐推薦語】在越來越逆全球化的地緣經濟背景下，中國製造的數字化程序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創業導師，我受邀參加了第2屆（2019年）人大商學院年度金融論壇，並主持了“數字經濟浪潮下的產業創新與投資佈局”主題論壇，與投資人、企業家，一同探討了數字經濟浪潮下的產業創新與投資佈局。在與博厚資本創始人周劍振、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薛開安的對話中，我們探討了中國和歐美工業數字化的現狀和差距、存量經濟下的產業數字化機遇，也試圖為中國傳統制造型企業尋找一條數字化轉型的實際路徑。或許，對於中國企業，尤其是代工企業來說，歐美製造業的迴流正好提供了一個轉型的契機。挑戰和危機會有，但沒有危機，哪來的機遇？2014年6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廳釋出了一份題為《美國製造：美國製造業的創業和創新》(Making in America: U.S. Manufactur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的報告（下稱《報告》）。《報告》指出，美國製造業在扶持和驅動美國創新、增加製造能力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新的技術正在降低企業設計、測試和生產新產品所需的花費並縮減了時間，從而給美國的製造業創造了新的優勢來源。”製造迴流愈演愈烈。美國之外，歐盟也推出了一系列“歐洲工業復興”的再工業化計劃。據波士頓諮詢集團調查，54%的美國製造商正在將生產從中國“迴流”美國，相比18個月以前已經增長了37%。除了諮詢公司，還有國際經濟發展委員會(IEDC)和迴流倡議協會等組織在為迴流做調研，包括對迴流的各種成本、當地採購與生產、利潤潛力以及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等方面。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也在歐美製造迴流程序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製造業只佔了美國GDP的12%，但從奧巴馬開始，美國政府就已經開始推動製造企業的迴流。在擊敗希拉里當選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頒發的第一道行政令，就是要求對美國的製造和國防基礎及供應鏈彈性進行評估，設計國防部、商務部等10多個部門。“黑天鵝”的出現絕非偶然。毫無疑問，中國製造成為特朗普矛頭所向。後工業化：製造博弈與存量隱憂1990年，從香港移民美國的張茵發現了兩件事。一件是美國人常常扔掉堆積如山的廢紙，大量的垃圾郵件、成堆未翻閱過的產品說明書以及山一樣高的《紐約時報》週末版。另外一件，是中國駛往美國的遠洋貨輪裝載得滿滿當當，而返程時卻有一半的空間都是空的。因為中國製造的玩具、電視和鋼鐵需要佔據空間，而美國出口中國的電影、專利和政府債券則沒有重量。張茵把這兩個發現變成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在丈夫和弟弟的幫助下，她在洛杉磯成立了公司，把在美國收購的廢紙運往中國回收加工。這些廢紙變成了卡紙板，裝載著國產的電子產品運往美國。張茵創辦的玖龍紙業2006年在美國上市，她也成為了當年的中國第一位女首富。在30多年時間裡，中國用貿易和製造創造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與日本和韓國的發展路徑相似，中國的製造業經歷了一個從複製到創新的過程。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羅蘭貝格的創始人羅蘭·貝格斷言，中國還有很多技術可以複製，還有至少30年的高速發展期。從為跨國企業做代工，到對全球創新技術的吸收和大規模的海外併購，中國製造業的迅猛發展讓歐盟國家憂心忡忡。美國智庫考夫曼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表達了美國人的焦慮。在返回中國的矽谷海歸企業家中，81%的人至少保持著每月與美國家庭和朋友的聯絡，55%的人與前同事保持至少同樣頻度的聯絡。他們最常討論的主題是客戶、市場、技術資訊和商業投資。而中資對德國科技企業的大舉併購也讓德國變得警惕起來。2016年，中資在德國的併購創下新高，僅上半年，收購和計劃收購的德國企業就已經有10餘家，包括美的收購庫卡。德國《商報》稱，庫卡是工業4.0的技術旗艦，此類企業被收購，“意味著德國會錯過第二次數字化浪潮”。中國製造業發展高速增長，歐美製造業則陷入停滯。《報告》指出，“從2000到2010年，美國生產和投資新產能停滯不前。製造業部門喪失了成千上萬份工作。當企業外包時，重要的知識和發展潛能流失了。”而作為國家制造業的“體檢表”,歐元區的PMI指數（採購經理人指數）近年來的常態就是“下滑”、“萎縮”、“紅燈閃爍”。西方人對於這樣的世界經濟格局有著清晰的認識。羅蘭·貝格稱，中國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可以與美國以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競爭，並且已經超過了歐洲、日本。“中國現已成為智慧技術最先進的現代國家之一。”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和對自身經濟的不滿，讓歐美國家焦慮不安。不過，這種恐懼和焦慮或許無形中誇大了中國製造的威脅。羅蘭·貝格表示，儘管中國發展很快，但美國的技術力量仍然排名世界第一。美國發明瞭各種基礎技術，為了和美國的技術力量持平，中國“可能還需要10～15年時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的“中國行業數字化指數”證實了他的說法，中國與美國之間相對應行業的數字化程度差距正在迅速縮小。2013年，美國的數字化程度是中國的4.9倍，到2016年已縮小到3.7倍。宏觀來講，中國在製造高地的爭奪戰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在微觀層面，中國企業的資訊化水平則參差不齊。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近日在人大商學院年度金融論壇上分享的資料顯示，2010年，技術在所有公司日常生產成本中的佔比資料，德國是20%，美國是14%，日本是12%，中國是2%。到2015年，中國的資料上升到了6%。這反映了中國在技術發展、資訊化和數字化的基礎上有了很大提升。但另一組資料則顯示，中國一二級市場的資訊化水平差別巨大，上市公司整體資訊化水平比較高，而一級市場則比較低。即便是在上海，“使用ERP、CRM、WMS工作的企業也不超過30%，其他一線城市平均為25%~30%”。楊歌稱，在二線城市和三線以下城市，這個資料是15%~20%和5%以下，而廣大縣級市、鄉鎮則要降到2%以下。博厚資本創始人周劍振表示，中國實際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數字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最佳化存量，也就是存量經濟。中國工業有著巨大的存量，是提高效率具有巨大機會的領域。存量經濟：整合與非整合機遇“中國是機床使用第一大國，卻是中低端機床的製造大國，”周劍振稱，“機器的效率在提高，整個機器存量的使用率卻在下降”，這導致很多企業不盈利。1990年以來，中國數控機床的產量以超過年均18%的速度增長。目前，中國數控機床年產量20-30萬臺，而在高階數控機床方面，國內產品僅佔2%。建國以來，中國的機床產業已經發展了60餘年，但相比已經發展了200多年的歐洲國家和1889年起步的日本，差距仍然很大。日本機床產業發展初期，經歷了一個吸收與模仿的過程。這期間，日本大量引進歐美先進技術裝置進行解剖分析，並聘請外國專家做顧問指導，研製和生產本國的機床。中國的機床生產企業也大多采用這樣的發展路徑。以重慶宏剛數控為例，從1998年到2003年，公司一直做的是傳統機床的數控化改造，在轉型製造高階數控機床時，創始人汪傳宏稱，自己深入學習了德國和日本的標準和流程，“引進、消化、吸收，做了很多自己的創新。”“中國不缺機床，而是缺好機床。”宏鋼數控的大廳裡掛著這樣一句話。“高階失守、低端過剩”仍是中國數控機床市場的現狀。家電產業也面臨著與機床產業同樣存量經濟問題。市場研究機構中怡康資料顯示，剛需類家電消費正在進入飽和期，家電行業在2018年增長“見頂”，零售額規模同比增長僅為1.5%。作為市佔率高達30%的冰箱老大，海爾冰箱每年有1000億的銷售規模，但在房地產下滑的條件下，硬體的銷售增長也很困難。楊歌將機床、家電、石油化工等行業稱之為“整合性行業”。他認為，這些行業的渠道、供應鏈已經被早期的大公司整合好了，產業高度集中，機遇較小。在投資中，他關注的更多是非整合性的行業，比如農業、漁業、汽修，以及五金、珠寶等。“透過標準化、商業化、資訊化、數字化，使得該行業能夠達到一定的資訊化程度之後，可以實現這個行業的整合。”楊歌說。星瀚資本投資過一家上海的雞蛋供應鏈企業，透過數字化整合，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將2%的供應量提升到了25%。楊歌稱，像蛋品這種SKU不多的行業，更加容易進行數字化整合。五金行業雖然商品非常碎，但生產的標準化很高，也比較容易進行數字化。而珠寶行業則是極難整合的，因為珠寶的生產鏈條非常長，從境外的開採商到加工商粗加工、進口商，再到國內的精加工、代理商，擁有非常長的鏈條。再就是珠寶沒有標準，只有鑽石有比較清晰的標準，而其他類的這些寶石是幾乎沒有標準的，或者是標準非常含糊。標準一旦含糊，價格就不透明，價格一旦不透明，在市場裡面做整合就非常難。不過，周劍振認為，ICT(資訊通訊技術)也為整合性的行業提供了變革的基礎和新的機遇。以冰箱為例，硬體年銷售規模只有1000億，但經過冰箱的食品卻是萬億級的市場，毛利率也不低。如果把冰箱變成一個終端，甚至是免費的，使之使之跟食品鏈條連線起來，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需要用金融和數字化的能力去做連結。海爾CEO張瑞敏曾多次提到，2019年或者2020年將是物聯網的引爆之年。他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經常提到“網器”、“節點”、“生態”這樣的字眼。2015年10月，馨廚冰箱“小微”成立，並很快成為海爾內部著力打造的一個“樣板小微”。這個冰箱產品系列經過數次迭代，從最開始主打的“邊看娛樂節目邊做飯”，逐步發展到了構建“食聯生態”。在食品生態構建方面，馨廚在2016年與易果生鮮達成合作，啟動“生鮮分期購 0元領冰箱”的模式。系統工程：從意識到行動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工業區GE Monogram的工廠內，成排的工業級3D印表機正在工作，將陶瓷基矩陣複合材料進行鐳射燒結，微噴刀發出的鐳射束精準地進行著切割。機器人“管家”用眼睛掃描工作區，控制著銑床的操作。內嵌的感測器則把這一切捕捉成為資料，用於雲端的工業網際網路分析。在這座未來感十足的工廠裡，裝置和電腦相互溝通交流，工廠的生產線透過數字化的方式與供應商、服務商、物流系統連線，用來最佳化生產。遠在德國的保時捷工業4.0工廠裡，也同樣利用網路技術將自動化生產線連線起來。在生產線上，裝置之間可以胡相協調，一條生產線上可以組裝4款不同型號的汽車，並且每一部都是按照客戶定製的需求進行組裝除錯。在最新的純電動汽車生產線上，也能實現911燃油車型的組裝。隨著《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推進，GE、西門子、保時捷等歐美企業成為了中國工業企業追逐的物件。在今年5月的嘉賓大學德國訪學中，學員們發現，德國企業在談及企業未來時，無不圍繞著創新和數字化進行佈局。不論是整合性還是非整合性行業，數字化業務都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當務之急。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開展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中國33%的CIO將數字化專案列為頭號業務優先事項。不過，無論是工業基礎還是戰略落地，中國的工業數字化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諮詢公司麥肯錫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工業物聯網市場（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感測器、可編程式控制器、有線及無線網路硬體等）自2012年到2018年11月年均增速保持在近30%的高位。但雖然中國製造企業試點數字化轉型很普遍，但能夠在組織內全面推廣，並取得財務和運營績效持續穩定改善的企業卻極少。而成功的數字化轉型可將企業利潤提升8~13個百分點。數字化轉型之難，酷特智慧（原紅領集團）的創始人張代理深有感觸。紅領成立於1995年，創立初期主要從事品牌成衣製造。受到德國汽車企業及日本服裝定製企業的啟發，張代理從2003年開始啟動個性化服裝定製系統的搭建，對服裝生產的量體、打版、裁剪等各個環節進行標準化。從德國進口裝置，在工序上普及電腦，開發ERP定製系統，引入RFID射頻技術、倉儲管理系統、訂單管理系統，數字化為紅領積累了超過200萬組版型資料，實現了資料驅動的C2M定製。基於成熟的服裝定製生產體系，張代理成立了酷特智慧，為國內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的諮詢、輔導和改造。“背後全是眼淚啊”，張代理說，“前十年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推，每個人都是阻力。員工聽不明白，都說我神經病。毫無辦法，觀念的轉變很難。”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的董事長薛開安認為，生產製造企業的數字化，首先是一把手工程。楊歌也認為，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是決定一個產業的資訊數字化能力的重要因素。不過，即便是一把手有了強烈的數字化意識，數字化轉型也不可避免地是一場刀耕火種。周劍振認為，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一定要時刻思考供需的結合和產銷的連結，“只會用物聯網技術的人很難做。有很深的產業認知才能用好新的技術，因為客戶不會因為技術先進而為一個零件多付一分錢”。在談到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時，羅蘭·貝格也表示，要將現有的工作流程數字化，“必須先進行方法創新、產品創新，然後再進行數字化，這是從數字化時代學到的最重要的內容。”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巨大的消費市場形成了極佳的數字化試驗陣地。在投入成本進行新技術利用和工作流程的數字化之前，企業可以快速積累大量的消費資料，快速進行方法和產品的驗證和創新。在中國的工業數字化實踐中，也不乏這樣的企業案例。尚品宅配成立於2004年，前身是為傢俱行業做室內設計系統的圓方軟體。依託於自身的室內設計軟體，在推出家居定製業務後，公司推出了免費的上門量尺和設計服務。目前，尚品宅配已經發展出了93家直營店和1755多家加盟店，每年進入顧客家量尺50~60萬次。透過大量的上門量尺，公司形成了巨大的戶型資料庫和設計方案庫。透過分析使用者需求的共性，設計師能夠快速生產匹配的方案。不止解決了大資料的效率問題，也解決了精度問題。此外，尚品宅配還鼓勵使用者上傳設計方案，由專門團隊負責發掘有價值的方案，以此來推進產品研發和創新。榻榻米就是由使用者的方案發掘而來，為公司創造了每年5億元的收入。此外，在生產端，尚品宅配也較早地推出了數字化工廠。最初，創始人李連柱並不想自建工廠，而是想要做一家輕公司，由公司做設計和營銷，傢俱製造進行OEM代工。但原有的基礎生產方式導致供應商們無法滿足個性化定製的要求。它們可以大規模生產產品，卻不能大規模生產個性化產品。在李連柱看來，工業4.0的核心就是零件指揮裝置，用資訊化推動自動化。尚品宅配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車間的資訊化。採用數字標籤的零件和板材都印有二維碼，掃描二維碼，機器就知道如何去進行組裝了。包裝和倉儲也同樣實現了自動化。視覺化的訂單生產控制系統，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是一項系統工程，並沒有捷徑可以走。在這個時代，優秀的企業從來都是積跬步而致千里。歐美國家的製造業迴流，留給中國企業的或許是更多的機遇。【現場對話】參與對話的嘉賓包括：吳婷（嘉賓大學創辦人、我有嘉賓出品人）、周劍振（博厚資本創始人、原海爾產業金融CEO）、楊歌（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薛開安（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對話吳婷：早在2017年，數字化經濟就被寫入了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數字化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既有市場前景，也有公司來推動和實踐，還有政策支撐。前幾天我採訪了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羅蘭·貝格先生，一直在探討數字經濟。麥肯錫等諮詢公司目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在研究數字經濟。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大家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中國的數字化程序？在歐美製造業迴流、“再工業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各經濟體之間在地緣經濟與數字經濟上的博弈？周劍振：到底哪一方發達比較難以評論。我自己關注的是GDP的核心主體，也就是中國的企業。對於數字化的目標和理念，企業之間差別很大。我認為中國實際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的社會，數字化的主要目標是為存量經濟而戰。如何服務存量經濟？就是要讓它走向服務化，即產品服務化，服務產品化。楊歌：我分享幾組資料。一組是技術在所有公司日常生產成本中的佔比，這反映了一個國家技術發展、資訊化和數字化的基礎。2010年，德國的資料是20%，美國是14%，日本是12%，中國是2%。到2015年，中國的資料上升到了6%。第二組是中國的資訊化水平。中國一二級市場的資訊化水平是完全不一樣的，上市公司整體資訊化水平比較高，一級市場資訊化程度比較低。舉個例子，使用ERP、CRM、WMS工作的企業在上海不超過30%，其他一線城市平均為25%~30%。而在二線城市和三線以下城市，這個資料是15%~20%和5%以下，而廣大縣級市、鄉鎮則要降到2%以下。薛開安：跟德國相比，我們的線上交易更強，因為我們人多。在數字化上，與德國的差距還是在製造業上。我們國家大量的資金，包括風險投資、影子銀行，都沒有投到實體科技領域裡面去，都是用錢賺錢，或者在賺快錢。對製造業來講，尤其是處於早起的實體科技企業，從技術積累到產品投放市場，需要很長時間，最需要資本進入。但這時候資本方很難進入，因為它風險特別高。等它成長起來，已經用產品在賺錢的時候，已經不太需要資本進入的時候，資本又想大量進入，這就是一個矛盾。對話吳婷：中國的數字化產業經濟落後於發達國家，但差距正在迅速縮小。麥肯錫的資料顯示，2013年，美國的數字化程度是中國的4.9倍，到2016年，倍數已經降至3.7倍。ICT、媒體和金融是中國數字化程度最高的領域，與發達國家持平。消費領域的數字化則已經領先國際，部分政府相關公共產業甚至超過了美國。不過，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建築、農業等本土化、碎片化產業數字化程度則相對落後。在數字經濟浪潮下，中國如何加快數字化程序？哪些產業將得益於數字化技術？在嘉賓大學最近的深度訪學和案例研究中，我發現許多實體產業正在積極尋求數字化轉型的機會，而像商湯科技這樣的科技公司也在積極尋找產業合作伙伴。各位是否關注到產業鏈生態圈和科技生態圈融合所創造的產業創新機會？是否會投資佈局相關的產業創新機會？周劍振：中國存量足夠，以工業而言，中國工業的底層最近出現了巨大的危機，比如機床行業。中國是機床使用第一大國，卻是中低端機床的製造大國。中國其實不缺乏工程師，不缺乏技術，但機器的效率在提高，整個機器存量的使用率卻在下降。存量的使用率在大幅下降，企業的產能目標卻是賣出去更多機床。中國很多企業不盈利，這種情況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美國出現過。但中國的後工業化遇到了ICT時代，是有變革基礎的。海爾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看到家電產業發展很好，但海爾面臨的挑戰其實比很多產業都要大。海爾從冰箱起家，如今冰箱的生產效率已經最高，但難處是，冰箱市場做到這樣也只要1000億的銷售規模，房地產市場如果下滑，增長會非常困難。但經過冰箱的食品一年卻是數以萬億計的，毛利率也不低。如果把冰箱變成一個終端，甚至變成免費的，使之跟食品鏈條連線起來，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然，海爾不會自己去養豬養雞，而是用金融和數字化的能力。楊歌：什麼樣的行業有機遇？答案是尚非進行大規模整合類的行業。像白色家電或者石油化工行業都屬於已經整合完的行業，這裡面機遇相對比較少，渠道、供應鏈已經被大公司做好了。去年我寫過一篇論文叫做《產業升級和產業集中度曲線》，學經濟的時候有一個概念叫產業集中度，這個行業裡面前N公司所佔有這個行業的產業比例是多少，如果比例較小，則機遇較大。我們這幾年最關注的就是非整合性的行業，比如農業、漁業、汽修、五金、珠寶等，這些都屬於非整合性行業。只有非整合性行業，透過標準化、商業化、資訊化、數字化，使得該行業能夠達到一定的資訊化程度之後，可以實現這個行業的整合。此外，我們還關注非資訊化行業。透過資訊化升級，使得商品、服務、貿易變得標準化之後，建立行業的標準，形成一個整合的過程。什麼行業比較好集中化呢？就是SKU不能太多，且比較標準化的行業是最好整合的。像雞蛋這種是最典型的，我們投資的一家雞蛋供應鏈企業，透過數字化整合，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將2%的供應量提升到了25%。五金行業的SKU非常多，但生產的標準化很高，也比較容易進行數字化。而珠寶行業是極難數字化的，因為珠寶的生產鏈條非常長，從境外的開採商到加工商粗加工、進口商，再到國內的精加工、代理商，擁有非常長的鏈條。再就是珠寶沒有標準，只有鑽石有比較清晰的標準，而其他類的這些寶石是幾乎沒有標準的，或者是標準非常含糊。標準一旦含糊，價格就不透明，價格一旦不透明，在市場裡面做整合就非常難。這個行業我們看過很多企業，但是沒有投資。薛開安：從短期來看，能源企業的數字化潛力還是比較大的。舉個例子，所有的石油、石化、化工領域的企業在資訊化整合領域的投資遠遠不夠。從長遠來講，中國農業數字化有比較大的潛力，但是中國農業人口偏多，這個過程會比較漫長。對話吳婷：無論是整合性的產業還是非整合性的產業，數字化能力能夠更好地解決存量經濟帶來的資源分散和產業孤島等問題。數字化令很多企業主內心都非常焦慮，轉型面臨巨大的成本，而不轉又將陷入孤島求生的困境。企業數字化應該如何落地實施？該從哪裡切入？這是許多企業主困惑的地方。羅蘭·貝格先生有一個建議，先進行方法創新，再進行產品創新，最後再進行數字化。各位對微觀層面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產業創新”有什麼建議或者理解？周劍振：據我觀察，傳統產業的人面臨兩個挑戰。一個是供需如何結合，無論集約度怎麼提高，這個本質改變不了。第二是生產和消費如何連線。以農業為例，只會用物聯網技術的人很難做農業。一個雞蛋生產、養殖的管理過程非常複雜，他要做整個鏈條。在行當裡浸泡過10年的行業老炮兒，厲害的能夠看到一個雞蛋就知道用的什麼裝置、養殖環境、種雞情況。對產業有經驗的人機會更大。有很深的產業認知才能用好新的技術，因為客戶不會為一個零件、一個雞蛋多付一分錢。我看到很多案例，新技術載入進去，可能是增加了成本，所以我把供需一體放在技術前面。楊歌：一個產業的資訊數字化能力取決於三個方向。一是行業本身的環境。今天的中國，做農業數字化還存在一定難度，因為90%以上的農業從業者都是經驗化的。資料安全、資訊保安、金融等產業的環境就非常好。二是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每個人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都不一樣，使傳統行業裡的創始人對數字化、大資料和AI有認知並進行應用，可能需要一兩代人的更迭。三是工具和方法的有效性。要為公司建立資料庫，建立管理流程，建立所有節點的思路，設立KPI，一步步把資料完成，這些都是公司管理數字化非常重要的點。薛開安：生產製造企業的數字化，首先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一定要有這個意識，比如燈光，沒加感測器的時候，就是傳統燈光，有了物聯網的感測器，就變成數字化了。從交易結構來講，凡是能夠進行線上交易的產品，儘量透過線上。如果做不到線上交易，就想辦法讓產品標準化，從線上交易。這兩點做到，就能做好數字化，否則企業越來越難做。文/從林
【婷姐推薦語】在越來越逆全球化的地緣經濟背景下，中國製造的數字化程序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創業導師，我受邀參加了第2屆（2019年）人大商學院年度金融論壇，並主持了“數字經濟浪潮下的產業創新與投資佈局”主題論壇，與投資人、企業家，一同探討了數字經濟浪潮下的產業創新與投資佈局。在與博厚資本創始人周劍振、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薛開安的對話中，我們探討了中國和歐美工業數字化的現狀和差距、存量經濟下的產業數字化機遇，也試圖為中國傳統制造型企業尋找一條數字化轉型的實際路徑。或許，對於中國企業，尤其是代工企業來說，歐美製造業的迴流正好提供了一個轉型的契機。挑戰和危機會有，但沒有危機，哪來的機遇？2014年6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廳釋出了一份題為《美國製造：美國製造業的創業和創新》(Making in America: U.S. Manufactur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的報告（下稱《報告》）。《報告》指出，美國製造業在扶持和驅動美國創新、增加製造能力方面起了關鍵作用，“新的技術正在降低企業設計、測試和生產新產品所需的花費並縮減了時間，從而給美國的製造業創造了新的優勢來源。”製造迴流愈演愈烈。美國之外，歐盟也推出了一系列“歐洲工業復興”的再工業化計劃。據波士頓諮詢集團調查，54%的美國製造商正在將生產從中國“迴流”美國，相比18個月以前已經增長了37%。除了諮詢公司，還有國際經濟發展委員會(IEDC)和迴流倡議協會等組織在為迴流做調研，包括對迴流的各種成本、當地採購與生產、利潤潛力以及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等方面。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也在歐美製造迴流程序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製造業只佔了美國GDP的12%，但從奧巴馬開始，美國政府就已經開始推動製造企業的迴流。在擊敗希拉里當選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頒發的第一道行政令，就是要求對美國的製造和國防基礎及供應鏈彈性進行評估，設計國防部、商務部等10多個部門。“黑天鵝”的出現絕非偶然。毫無疑問，中國製造成為特朗普矛頭所向。後工業化：製造博弈與存量隱憂1990年，從香港移民美國的張茵發現了兩件事。一件是美國人常常扔掉堆積如山的廢紙，大量的垃圾郵件、成堆未翻閱過的產品說明書以及山一樣高的《紐約時報》週末版。另外一件，是中國駛往美國的遠洋貨輪裝載得滿滿當當，而返程時卻有一半的空間都是空的。因為中國製造的玩具、電視和鋼鐵需要佔據空間，而美國出口中國的電影、專利和政府債券則沒有重量。張茵把這兩個發現變成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在丈夫和弟弟的幫助下，她在洛杉磯成立了公司，把在美國收購的廢紙運往中國回收加工。這些廢紙變成了卡紙板，裝載著國產的電子產品運往美國。張茵創辦的玖龍紙業2006年在美國上市，她也成為了當年的中國第一位女首富。在30多年時間裡，中國用貿易和製造創造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與日本和韓國的發展路徑相似，中國的製造業經歷了一個從複製到創新的過程。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羅蘭貝格的創始人羅蘭·貝格斷言，中國還有很多技術可以複製，還有至少30年的高速發展期。從為跨國企業做代工，到對全球創新技術的吸收和大規模的海外併購，中國製造業的迅猛發展讓歐盟國家憂心忡忡。美國智庫考夫曼基金會的一項研究表達了美國人的焦慮。在返回中國的矽谷海歸企業家中，81%的人至少保持著每月與美國家庭和朋友的聯絡，55%的人與前同事保持至少同樣頻度的聯絡。他們最常討論的主題是客戶、市場、技術資訊和商業投資。而中資對德國科技企業的大舉併購也讓德國變得警惕起來。2016年，中資在德國的併購創下新高，僅上半年，收購和計劃收購的德國企業就已經有10餘家，包括美的收購庫卡。德國《商報》稱，庫卡是工業4.0的技術旗艦，此類企業被收購，“意味著德國會錯過第二次數字化浪潮”。中國製造業發展高速增長，歐美製造業則陷入停滯。《報告》指出，“從2000到2010年，美國生產和投資新產能停滯不前。製造業部門喪失了成千上萬份工作。當企業外包時，重要的知識和發展潛能流失了。”而作為國家制造業的“體檢表”,歐元區的PMI指數（採購經理人指數）近年來的常態就是“下滑”、“萎縮”、“紅燈閃爍”。西方人對於這樣的世界經濟格局有著清晰的認識。羅蘭·貝格稱，中國目前的技術發展水平可以與美國以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競爭，並且已經超過了歐洲、日本。“中國現已成為智慧技術最先進的現代國家之一。”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和對自身經濟的不滿，讓歐美國家焦慮不安。不過，這種恐懼和焦慮或許無形中誇大了中國製造的威脅。羅蘭·貝格表示，儘管中國發展很快，但美國的技術力量仍然排名世界第一。美國發明瞭各種基礎技術，為了和美國的技術力量持平，中國“可能還需要10～15年時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的“中國行業數字化指數”證實了他的說法，中國與美國之間相對應行業的數字化程度差距正在迅速縮小。2013年，美國的數字化程度是中國的4.9倍，到2016年已縮小到3.7倍。宏觀來講，中國在製造高地的爭奪戰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在微觀層面，中國企業的資訊化水平則參差不齊。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楊歌近日在人大商學院年度金融論壇上分享的資料顯示，2010年，技術在所有公司日常生產成本中的佔比資料，德國是20%，美國是14%，日本是12%，中國是2%。到2015年，中國的資料上升到了6%。這反映了中國在技術發展、資訊化和數字化的基礎上有了很大提升。但另一組資料則顯示，中國一二級市場的資訊化水平差別巨大，上市公司整體資訊化水平比較高，而一級市場則比較低。即便是在上海，“使用ERP、CRM、WMS工作的企業也不超過30%，其他一線城市平均為25%~30%”。楊歌稱，在二線城市和三線以下城市，這個資料是15%~20%和5%以下，而廣大縣級市、鄉鎮則要降到2%以下。博厚資本創始人周劍振表示，中國實際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數字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最佳化存量，也就是存量經濟。中國工業有著巨大的存量，是提高效率具有巨大機會的領域。存量經濟：整合與非整合機遇“中國是機床使用第一大國，卻是中低端機床的製造大國，”周劍振稱，“機器的效率在提高，整個機器存量的使用率卻在下降”，這導致很多企業不盈利。1990年以來，中國數控機床的產量以超過年均18%的速度增長。目前，中國數控機床年產量20-30萬臺，而在高階數控機床方面，國內產品僅佔2%。建國以來，中國的機床產業已經發展了60餘年，但相比已經發展了200多年的歐洲國家和1889年起步的日本，差距仍然很大。日本機床產業發展初期，經歷了一個吸收與模仿的過程。這期間，日本大量引進歐美先進技術裝置進行解剖分析，並聘請外國專家做顧問指導，研製和生產本國的機床。中國的機床生產企業也大多采用這樣的發展路徑。以重慶宏剛數控為例，從1998年到2003年，公司一直做的是傳統機床的數控化改造，在轉型製造高階數控機床時，創始人汪傳宏稱，自己深入學習了德國和日本的標準和流程，“引進、消化、吸收，做了很多自己的創新。”“中國不缺機床，而是缺好機床。”宏鋼數控的大廳裡掛著這樣一句話。“高階失守、低端過剩”仍是中國數控機床市場的現狀。家電產業也面臨著與機床產業同樣存量經濟問題。市場研究機構中怡康資料顯示，剛需類家電消費正在進入飽和期，家電行業在2018年增長“見頂”，零售額規模同比增長僅為1.5%。作為市佔率高達30%的冰箱老大，海爾冰箱每年有1000億的銷售規模，但在房地產下滑的條件下，硬體的銷售增長也很困難。楊歌將機床、家電、石油化工等行業稱之為“整合性行業”。他認為，這些行業的渠道、供應鏈已經被早期的大公司整合好了，產業高度集中，機遇較小。在投資中，他關注的更多是非整合性的行業，比如農業、漁業、汽修，以及五金、珠寶等。“透過標準化、商業化、資訊化、數字化，使得該行業能夠達到一定的資訊化程度之後，可以實現這個行業的整合。”楊歌說。星瀚資本投資過一家上海的雞蛋供應鏈企業，透過數字化整合，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將2%的供應量提升到了25%。楊歌稱，像蛋品這種SKU不多的行業，更加容易進行數字化整合。五金行業雖然商品非常碎，但生產的標準化很高，也比較容易進行數字化。而珠寶行業則是極難整合的，因為珠寶的生產鏈條非常長，從境外的開採商到加工商粗加工、進口商，再到國內的精加工、代理商，擁有非常長的鏈條。再就是珠寶沒有標準，只有鑽石有比較清晰的標準，而其他類的這些寶石是幾乎沒有標準的，或者是標準非常含糊。標準一旦含糊，價格就不透明，價格一旦不透明，在市場裡面做整合就非常難。不過，周劍振認為，ICT(資訊通訊技術)也為整合性的行業提供了變革的基礎和新的機遇。以冰箱為例，硬體年銷售規模只有1000億，但經過冰箱的食品卻是萬億級的市場，毛利率也不低。如果把冰箱變成一個終端，甚至是免費的，使之使之跟食品鏈條連線起來，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需要用金融和數字化的能力去做連結。海爾CEO張瑞敏曾多次提到，2019年或者2020年將是物聯網的引爆之年。他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經常提到“網器”、“節點”、“生態”這樣的字眼。2015年10月，馨廚冰箱“小微”成立，並很快成為海爾內部著力打造的一個“樣板小微”。這個冰箱產品系列經過數次迭代，從最開始主打的“邊看娛樂節目邊做飯”，逐步發展到了構建“食聯生態”。在食品生態構建方面，馨廚在2016年與易果生鮮達成合作，啟動“生鮮分期購 0元領冰箱”的模式。系統工程：從意識到行動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工業區GE Monogram的工廠內，成排的工業級3D印表機正在工作，將陶瓷基矩陣複合材料進行鐳射燒結，微噴刀發出的鐳射束精準地進行著切割。機器人“管家”用眼睛掃描工作區，控制著銑床的操作。內嵌的感測器則把這一切捕捉成為資料，用於雲端的工業網際網路分析。在這座未來感十足的工廠裡，裝置和電腦相互溝通交流，工廠的生產線透過數字化的方式與供應商、服務商、物流系統連線，用來最佳化生產。遠在德國的保時捷工業4.0工廠裡，也同樣利用網路技術將自動化生產線連線起來。在生產線上，裝置之間可以胡相協調，一條生產線上可以組裝4款不同型號的汽車，並且每一部都是按照客戶定製的需求進行組裝除錯。在最新的純電動汽車生產線上，也能實現911燃油車型的組裝。隨著《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推進，GE、西門子、保時捷等歐美企業成為了中國工業企業追逐的物件。在今年5月的嘉賓大學德國訪學中，學員們發現，德國企業在談及企業未來時，無不圍繞著創新和數字化進行佈局。不論是整合性還是非整合性行業，數字化業務都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當務之急。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開展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中國33%的CIO將數字化專案列為頭號業務優先事項。不過，無論是工業基礎還是戰略落地，中國的工業數字化與歐美國家相比仍有差距。諮詢公司麥肯錫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工業物聯網市場（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感測器、可編程式控制器、有線及無線網路硬體等）自2012年到2018年11月年均增速保持在近30%的高位。但雖然中國製造企業試點數字化轉型很普遍，但能夠在組織內全面推廣，並取得財務和運營績效持續穩定改善的企業卻極少。而成功的數字化轉型可將企業利潤提升8~13個百分點。數字化轉型之難，酷特智慧（原紅領集團）的創始人張代理深有感觸。紅領成立於1995年，創立初期主要從事品牌成衣製造。受到德國汽車企業及日本服裝定製企業的啟發，張代理從2003年開始啟動個性化服裝定製系統的搭建，對服裝生產的量體、打版、裁剪等各個環節進行標準化。從德國進口裝置，在工序上普及電腦，開發ERP定製系統，引入RFID射頻技術、倉儲管理系統、訂單管理系統，數字化為紅領積累了超過200萬組版型資料，實現了資料驅動的C2M定製。基於成熟的服裝定製生產體系，張代理成立了酷特智慧，為國內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的諮詢、輔導和改造。“背後全是眼淚啊”，張代理說，“前十年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推，每個人都是阻力。員工聽不明白，都說我神經病。毫無辦法，觀念的轉變很難。”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的董事長薛開安認為，生產製造企業的數字化，首先是一把手工程。楊歌也認為，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是決定一個產業的資訊數字化能力的重要因素。不過，即便是一把手有了強烈的數字化意識，數字化轉型也不可避免地是一場刀耕火種。周劍振認為，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一定要時刻思考供需的結合和產銷的連結，“只會用物聯網技術的人很難做。有很深的產業認知才能用好新的技術，因為客戶不會因為技術先進而為一個零件多付一分錢”。在談到企業如何進行數字化時，羅蘭·貝格也表示，要將現有的工作流程數字化，“必須先進行方法創新、產品創新，然後再進行數字化，這是從數字化時代學到的最重要的內容。”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巨大的消費市場形成了極佳的數字化試驗陣地。在投入成本進行新技術利用和工作流程的數字化之前，企業可以快速積累大量的消費資料，快速進行方法和產品的驗證和創新。在中國的工業數字化實踐中，也不乏這樣的企業案例。尚品宅配成立於2004年，前身是為傢俱行業做室內設計系統的圓方軟體。依託於自身的室內設計軟體，在推出家居定製業務後，公司推出了免費的上門量尺和設計服務。目前，尚品宅配已經發展出了93家直營店和1755多家加盟店，每年進入顧客家量尺50~60萬次。透過大量的上門量尺，公司形成了巨大的戶型資料庫和設計方案庫。透過分析使用者需求的共性，設計師能夠快速生產匹配的方案。不止解決了大資料的效率問題，也解決了精度問題。此外，尚品宅配還鼓勵使用者上傳設計方案，由專門團隊負責發掘有價值的方案，以此來推進產品研發和創新。榻榻米就是由使用者的方案發掘而來，為公司創造了每年5億元的收入。此外，在生產端，尚品宅配也較早地推出了數字化工廠。最初，創始人李連柱並不想自建工廠，而是想要做一家輕公司，由公司做設計和營銷，傢俱製造進行OEM代工。但原有的基礎生產方式導致供應商們無法滿足個性化定製的要求。它們可以大規模生產產品，卻不能大規模生產個性化產品。在李連柱看來，工業4.0的核心就是零件指揮裝置，用資訊化推動自動化。尚品宅配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車間的資訊化。採用數字標籤的零件和板材都印有二維碼，掃描二維碼，機器就知道如何去進行組裝了。包裝和倉儲也同樣實現了自動化。視覺化的訂單生產控制系統，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是一項系統工程，並沒有捷徑可以走。在這個時代，優秀的企業從來都是積跬步而致千里。歐美國家的製造業迴流，留給中國企業的或許是更多的機遇。【現場對話】參與對話的嘉賓包括：吳婷（嘉賓大學創辦人、我有嘉賓出品人）、周劍振（博厚資本創始人、原海爾產業金融CEO）、楊歌（星瀚資本創始合夥人）、薛開安（北京凱豐源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對話吳婷：早在2017年，數字化經濟就被寫入了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數字化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既有市場前景，也有公司來推動和實踐，還有政策支撐。前幾天我採訪了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的創始人羅蘭·貝格先生，一直在探討數字經濟。麥肯錫等諮詢公司目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在研究數字經濟。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大家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中國的數字化程序？在歐美製造業迴流、“再工業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各經濟體之間在地緣經濟與數字經濟上的博弈？周劍振：到底哪一方發達比較難以評論。我自己關注的是GDP的核心主體，也就是中國的企業。對於數字化的目標和理念，企業之間差別很大。我認為中國實際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的社會，數字化的主要目標是為存量經濟而戰。如何服務存量經濟？就是要讓它走向服務化，即產品服務化，服務產品化。楊歌：我分享幾組資料。一組是技術在所有公司日常生產成本中的佔比，這反映了一個國家技術發展、資訊化和數字化的基礎。2010年，德國的資料是20%，美國是14%，日本是12%，中國是2%。到2015年，中國的資料上升到了6%。第二組是中國的資訊化水平。中國一二級市場的資訊化水平是完全不一樣的，上市公司整體資訊化水平比較高，一級市場資訊化程度比較低。舉個例子，使用ERP、CRM、WMS工作的企業在上海不超過30%，其他一線城市平均為25%~30%。而在二線城市和三線以下城市，這個資料是15%~20%和5%以下，而廣大縣級市、鄉鎮則要降到2%以下。薛開安：跟德國相比，我們的線上交易更強，因為我們人多。在數字化上，與德國的差距還是在製造業上。我們國家大量的資金，包括風險投資、影子銀行，都沒有投到實體科技領域裡面去，都是用錢賺錢，或者在賺快錢。對製造業來講，尤其是處於早起的實體科技企業，從技術積累到產品投放市場，需要很長時間，最需要資本進入。但這時候資本方很難進入，因為它風險特別高。等它成長起來，已經用產品在賺錢的時候，已經不太需要資本進入的時候，資本又想大量進入，這就是一個矛盾。對話吳婷：中國的數字化產業經濟落後於發達國家，但差距正在迅速縮小。麥肯錫的資料顯示，2013年，美國的數字化程度是中國的4.9倍，到2016年，倍數已經降至3.7倍。ICT、媒體和金融是中國數字化程度最高的領域，與發達國家持平。消費領域的數字化則已經領先國際，部分政府相關公共產業甚至超過了美國。不過，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建築、農業等本土化、碎片化產業數字化程度則相對落後。在數字經濟浪潮下，中國如何加快數字化程序？哪些產業將得益於數字化技術？在嘉賓大學最近的深度訪學和案例研究中，我發現許多實體產業正在積極尋求數字化轉型的機會，而像商湯科技這樣的科技公司也在積極尋找產業合作伙伴。各位是否關注到產業鏈生態圈和科技生態圈融合所創造的產業創新機會？是否會投資佈局相關的產業創新機會？周劍振：中國存量足夠，以工業而言，中國工業的底層最近出現了巨大的危機，比如機床行業。中國是機床使用第一大國，卻是中低端機床的製造大國。中國其實不缺乏工程師，不缺乏技術，但機器的效率在提高，整個機器存量的使用率卻在下降。存量的使用率在大幅下降，企業的產能目標卻是賣出去更多機床。中國很多企業不盈利，這種情況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美國出現過。但中國的後工業化遇到了ICT時代，是有變革基礎的。海爾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看到家電產業發展很好，但海爾面臨的挑戰其實比很多產業都要大。海爾從冰箱起家，如今冰箱的生產效率已經最高，但難處是，冰箱市場做到這樣也只要1000億的銷售規模，房地產市場如果下滑，增長會非常困難。但經過冰箱的食品一年卻是數以萬億計的，毛利率也不低。如果把冰箱變成一個終端，甚至變成免費的，使之跟食品鏈條連線起來，就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然，海爾不會自己去養豬養雞，而是用金融和數字化的能力。楊歌：什麼樣的行業有機遇？答案是尚非進行大規模整合類的行業。像白色家電或者石油化工行業都屬於已經整合完的行業，這裡面機遇相對比較少，渠道、供應鏈已經被大公司做好了。去年我寫過一篇論文叫做《產業升級和產業集中度曲線》，學經濟的時候有一個概念叫產業集中度，這個行業裡面前N公司所佔有這個行業的產業比例是多少，如果比例較小，則機遇較大。我們這幾年最關注的就是非整合性的行業，比如農業、漁業、汽修、五金、珠寶等，這些都屬於非整合性行業。只有非整合性行業，透過標準化、商業化、資訊化、數字化，使得該行業能夠達到一定的資訊化程度之後，可以實現這個行業的整合。此外，我們還關注非資訊化行業。透過資訊化升級，使得商品、服務、貿易變得標準化之後，建立行業的標準，形成一個整合的過程。什麼行業比較好集中化呢？就是SKU不能太多，且比較標準化的行業是最好整合的。像雞蛋這種是最典型的，我們投資的一家雞蛋供應鏈企業，透過數字化整合，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將2%的供應量提升到了25%。五金行業的SKU非常多，但生產的標準化很高，也比較容易進行數字化。而珠寶行業是極難數字化的，因為珠寶的生產鏈條非常長，從境外的開採商到加工商粗加工、進口商，再到國內的精加工、代理商，擁有非常長的鏈條。再就是珠寶沒有標準，只有鑽石有比較清晰的標準，而其他類的這些寶石是幾乎沒有標準的，或者是標準非常含糊。標準一旦含糊，價格就不透明，價格一旦不透明，在市場裡面做整合就非常難。這個行業我們看過很多企業，但是沒有投資。薛開安：從短期來看，能源企業的數字化潛力還是比較大的。舉個例子，所有的石油、石化、化工領域的企業在資訊化整合領域的投資遠遠不夠。從長遠來講，中國農業數字化有比較大的潛力，但是中國農業人口偏多，這個過程會比較漫長。對話吳婷：無論是整合性的產業還是非整合性的產業，數字化能力能夠更好地解決存量經濟帶來的資源分散和產業孤島等問題。數字化令很多企業主內心都非常焦慮，轉型面臨巨大的成本，而不轉又將陷入孤島求生的困境。企業數字化應該如何落地實施？該從哪裡切入？這是許多企業主困惑的地方。羅蘭·貝格先生有一個建議，先進行方法創新，再進行產品創新，最後再進行數字化。各位對微觀層面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產業創新”有什麼建議或者理解？周劍振：據我觀察，傳統產業的人面臨兩個挑戰。一個是供需如何結合，無論集約度怎麼提高，這個本質改變不了。第二是生產和消費如何連線。以農業為例，只會用物聯網技術的人很難做農業。一個雞蛋生產、養殖的管理過程非常複雜，他要做整個鏈條。在行當裡浸泡過10年的行業老炮兒，厲害的能夠看到一個雞蛋就知道用的什麼裝置、養殖環境、種雞情況。對產業有經驗的人機會更大。有很深的產業認知才能用好新的技術，因為客戶不會為一個零件、一個雞蛋多付一分錢。我看到很多案例，新技術載入進去，可能是增加了成本，所以我把供需一體放在技術前面。楊歌：一個產業的資訊數字化能力取決於三個方向。一是行業本身的環境。今天的中國，做農業數字化還存在一定難度，因為90%以上的農業從業者都是經驗化的。資料安全、資訊保安、金融等產業的環境就非常好。二是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每個人對數字化的意識和認知都不一樣，使傳統行業裡的創始人對數字化、大資料和AI有認知並進行應用，可能需要一兩代人的更迭。三是工具和方法的有效性。要為公司建立資料庫，建立管理流程，建立所有節點的思路，設立KPI，一步步把資料完成，這些都是公司管理數字化非常重要的點。薛開安：生產製造企業的數字化，首先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一定要有這個意識，比如燈光，沒加感測器的時候，就是傳統燈光，有了物聯網的感測器，就變成數字化了。從交易結構來講，凡是能夠進行線上交易的產品，儘量透過線上。如果做不到線上交易，就想辦法讓產品標準化，從線上交易。這兩點做到，就能做好數字化，否則企業越來越難做。文/從林
中國製造業離不開外企？歐美製造業迴流，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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