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8日針對美國伊朗關係的宣告中，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方面為自己下令擊殺伊朗知名將領蘇萊曼尼的決定正名，一方面釋放了重談「伊朗核協議」的意願，最後還著重表達了和平解決事端的意願。這番表述也再次令觀察人士得以確信，無論是伊朗和美國都不希望事態升級。不過，雖然特朗普的宣告結尾言辭溫和，但諸如“我們的偉大的美國軍隊做好了一切準備。伊朗似乎正在露怯”、“美國的武裝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是最好的威懾”等說法，也不乏赤裸裸的威嚇之意。特朗普並沒有誇大其詞。他的批評者們可以說他是“耀武揚威”，但今日美伊的實力對比確實是懸殊的。伊朗不僅軍事實力不如美國，且其自身經濟情況也無法支撐大規模軍事衝突。既然如此，為何人們還會擔心兩國愈演愈烈？當實力對比如此懸殊，事態還有升級的可能嗎？這是因為，重重包圍之下的伊朗，確實還有其與美國角力的本錢。“虎頭蛇尾”的報復行動此次美伊危機無疑是一件突發事件，面對國際上各界的高度關注和國內群情激昂的民意，伊朗不能令局勢繼續惡化乃至失控，卻又必須採取報復行動。最終，其報復行動顯然是經過熟慮的。首先，美軍最初由伊拉克阿薩德基地派出無人機殺害蘇萊曼尼，伊朗便也將此基地為報復目標。阿薩德基地早在2011年便已由美軍交還給伊拉克軍方。理論上，伊朗攻擊的只是駐紮著美軍的伊拉克基地，而非美軍基地。其次，按美國和伊拉克的說法，伊朗發了16枚彈道導彈，故意鎖定不太可能有人員出入的位置進行恐襲，主要針對建築設施而非基地人員，結果美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毫髮無損。而伊朗官媒宣稱復仇行動致80美軍死亡，更多是為了安撫國內高漲的對美敵意。其三，根據伊拉克總理邁赫迪（Adel Abdul Mahdi）發言人的宣告，伊朗在空襲前告知伊拉克很快將會發動空襲。由於美國與伊拉克軍隊共享軍事基地，因此雙方共享情報。此外，包括芬蘭、立陶宛等駐紮在阿薩德基地的北約軍事人員也收到了提前通知。其四，伊朗官方在發動報復行動後，迅速表明無意升級事態。總而論之，伊朗的這種報復方式，無論是被稱作明智也好，還是被特朗普等人稱作“露怯”（Standing down）也罷，都令美伊危機有了藉機下臺的可能。要知道，如果伊朗的攻擊導致任何美方人員傷亡，特朗普縱使有萬千不願意，也必須進一步進行反擊，事態屆時真有繼續加劇的可能。不過，此次“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的報復行動只會是一個開始。伊朗知道自己與美國的角力不能憑靠硬碰硬的方式，伊朗也絕對不會嚥下這口惡氣。要想理解伊朗將如何應對美國的方式，就必須先理解伊朗的思維方式。而在過去一週的美伊公關對壘中，有一個細節可助人們一窺究竟。伊朗人的歷史觀1月5日，特朗普釋出Twitter，威脅襲擊伊朗文化遺址，伊朗外長扎裡夫（Javad Zarif）就此於Twitter回應，“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野蠻人曾蹂躪我們的城市，夷平我們的古蹟，焚燬我們的圖書館，可是他們如今在哪裡？我們卻依然屹立於此”。透過扎裡夫的表態，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朗人對自身地位的認知。在其認知中，這是一場“西裝革履的野蠻人”對自己承繼自波斯的文明之邦的攻擊；在其認知中，自己作為先進而正義的一方，正承受著惡意而不公的打壓。而這種情況在伊朗漫長的歷史中，早已司空見慣。過往歷史不必多談，單看伊朗共和國史，在伊朗人的主流史觀中，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的核心任務，是對伊斯蘭世界陷入了嚴重分裂的回應，是為了改變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瓜分和掠奪的情況；該革命所顛覆的是假公濟私、依附強國的君主制；所嘗試建立的是以伊斯蘭信仰和民主共和為基準，“既不依靠東方的紅旗，也不依靠西方的黑旗”的自主自強。而在伊朗嘗試實現該目標的過程中，為期8年的兩伊戰爭讓每一位伊朗人目睹了蘇聯、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整個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都在幫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國家則對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這讓伊朗人明白，除了自己以外，他們誰也無法依靠。最終的戰爭結局，雖然未能擊潰伊拉克，未能成功開拓革命西輸的通道，卻也讓新生的共和國承受住了戰爭的考驗。至於近年來美國對伊朗所發起的空前制裁，雖令伊朗經濟陷入極為尷尬的窘狀，但該國在這種情況下依舊維持了中東最完善的產業結構，這些歷史經歷都大大增強了伊朗人的自信心。很明顯，抱持這種心態的伊朗是不可能“怯懦”的，也不會輕易罷休。當德黑蘭揚言“要將美國逐出中東”，他們要打的是持久仗，而這種長期戰略自然是根植於中東當前時局之上。真正的主戰場中東正處於劇烈的轉型程序中。一方面是各國之間的地緣戰略格局重構，另一方面是各國內部的民族國家建構及重構。從民族維度來講，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突厥人之間的紛爭已然歷時百年，而庫爾德人也終於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積累了與各方一搏的實力。從宗教維度來講，遜尼派和什葉派自是針鋒相對，卻沒有那麼涇渭分明，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是典型案例。從國家維度來講，伊朗及其什葉派盟友被視為修正/革命派勢力，反對君主制、崇尚政教合一的民主共和制，與俄羅斯合作密切，與美國衝突激烈；土耳其與卡達則是親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沙特、阿聯酋、埃及、以色列則構成反伊朗、反穆斯林兄弟會的陣營。三個陣營之間，以伊朗及其什葉派陣營最為勢大。這種局面，實則令區域外國家更易插手中東時局。俄羅斯借敘利亞內戰，先是與伊朗和敘利亞構建了穩固的協作關係，隨後又以其日益穩固的影響力為本錢，逐漸與土耳其和沙特構建合作。美國則長期嘗試在中東樹立共同敵人，並圍繞這一核心發展一批盟友，建立“集體安全”的區域秩序，而當美國參與建設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時，也是為了鞏固該安全秩序。在過往數十年間，美國是對中東影響力最大的、干涉最深的域外大國。而在中東混雜的地緣格局之下，美國“重視安全高過發展”的策略只是成功樹立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安全威脅”，各國也無法騰出餘力發展經濟和政治，這使得中東主權國家勢弱，動盪、矛盾和衝突不斷，非國家武裝組織也隨之崛起。在此背景下，這些有時被稱為民兵組織、有時被稱為政黨的組織，很多時候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軍事角色。美國、蘇聯、土耳其、沙特、卡達等國，都嘗試與這類組織構建盟友關係，以便拓展自身影響力，實現策略目標。而其佼佼者便是伊朗。與眾或專制或君主制的中東國家不同，伊朗本身自帶的革命和民主元素，乃至其對伊斯蘭的溯本歸源，本來就讓伊朗對這些組織有天然吸引力，尤其是什葉派組織。而伊朗政府自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時代便積極以輸出革命為根本目標。依靠與眾多武裝組織的配合，伊朗維持了其在該地區顯赫的影響力，且根據伊朗方面的評估，伊朗支援這些盟友的成本只佔其GDP的0.5%。當下美伊皆不想開戰，只要不再發生意外事件，便不會有大規模衝突。但是兩國依舊會透過這些非政府武裝組織，上演靈活且頻繁的小規模軍事衝突。而這才是伊朗的主戰場。其目標並非“擊潰美國”，而是持續打擊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讓美國無法清淨。念及美國國內日益興盛的反戰和撤軍氛圍，乃至特朗普本人希望撤軍的意願，在這個主戰場裡，更為佔優的反而是伊朗。對該地區而言，此次事件掀起了一個危險的火藥桶，即將到來的一系列後續衝突，將如同敘利亞戰爭中各方勢力的此消彼長一般，再次深度改變大國在中東的影響力。而對伊朗人而言，一方面會出於務實的原因，繼續嘗試與美國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危機，與中俄歐三方斡旋，在大國和聯合國維度促進自己的訴求，另一方面，該次事件也已然再次堅定其1979年革命以來所樹立的獨立自主信念，並再次鞏固了霍梅尼思想對伊朗外交的影響力，伊朗將更為積極地透過輸出革命來鞏固自身利益。歸根結蒂，這真的是一場文明的較量，而在這場已然耗時數十乃至百餘年，並將繼續持續數十年的較量中，此次因蘇萊曼尼之死而引發的危機，既僅是滄海一粟，又會是關鍵的轉折。
在1月8日針對美國伊朗關係的宣告中，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方面為自己下令擊殺伊朗知名將領蘇萊曼尼的決定正名，一方面釋放了重談「伊朗核協議」的意願，最後還著重表達了和平解決事端的意願。這番表述也再次令觀察人士得以確信，無論是伊朗和美國都不希望事態升級。不過，雖然特朗普的宣告結尾言辭溫和，但諸如“我們的偉大的美國軍隊做好了一切準備。伊朗似乎正在露怯”、“美國的武裝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是最好的威懾”等說法，也不乏赤裸裸的威嚇之意。特朗普並沒有誇大其詞。他的批評者們可以說他是“耀武揚威”，但今日美伊的實力對比確實是懸殊的。伊朗不僅軍事實力不如美國，且其自身經濟情況也無法支撐大規模軍事衝突。既然如此，為何人們還會擔心兩國愈演愈烈？當實力對比如此懸殊，事態還有升級的可能嗎？這是因為，重重包圍之下的伊朗，確實還有其與美國角力的本錢。“虎頭蛇尾”的報復行動此次美伊危機無疑是一件突發事件，面對國際上各界的高度關注和國內群情激昂的民意，伊朗不能令局勢繼續惡化乃至失控，卻又必須採取報復行動。最終，其報復行動顯然是經過熟慮的。首先，美軍最初由伊拉克阿薩德基地派出無人機殺害蘇萊曼尼，伊朗便也將此基地為報復目標。阿薩德基地早在2011年便已由美軍交還給伊拉克軍方。理論上，伊朗攻擊的只是駐紮著美軍的伊拉克基地，而非美軍基地。其次，按美國和伊拉克的說法，伊朗發了16枚彈道導彈，故意鎖定不太可能有人員出入的位置進行恐襲，主要針對建築設施而非基地人員，結果美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毫髮無損。而伊朗官媒宣稱復仇行動致80美軍死亡，更多是為了安撫國內高漲的對美敵意。其三，根據伊拉克總理邁赫迪（Adel Abdul Mahdi）發言人的宣告，伊朗在空襲前告知伊拉克很快將會發動空襲。由於美國與伊拉克軍隊共享軍事基地，因此雙方共享情報。此外，包括芬蘭、立陶宛等駐紮在阿薩德基地的北約軍事人員也收到了提前通知。其四，伊朗官方在發動報復行動後，迅速表明無意升級事態。總而論之，伊朗的這種報復方式，無論是被稱作明智也好，還是被特朗普等人稱作“露怯”（Standing down）也罷，都令美伊危機有了藉機下臺的可能。要知道，如果伊朗的攻擊導致任何美方人員傷亡，特朗普縱使有萬千不願意，也必須進一步進行反擊，事態屆時真有繼續加劇的可能。不過，此次“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的報復行動只會是一個開始。伊朗知道自己與美國的角力不能憑靠硬碰硬的方式，伊朗也絕對不會嚥下這口惡氣。要想理解伊朗將如何應對美國的方式，就必須先理解伊朗的思維方式。而在過去一週的美伊公關對壘中，有一個細節可助人們一窺究竟。伊朗人的歷史觀1月5日，特朗普釋出Twitter，威脅襲擊伊朗文化遺址，伊朗外長扎裡夫（Javad Zarif）就此於Twitter回應，“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野蠻人曾蹂躪我們的城市，夷平我們的古蹟，焚燬我們的圖書館，可是他們如今在哪裡？我們卻依然屹立於此”。透過扎裡夫的表態，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朗人對自身地位的認知。在其認知中，這是一場“西裝革履的野蠻人”對自己承繼自波斯的文明之邦的攻擊；在其認知中，自己作為先進而正義的一方，正承受著惡意而不公的打壓。而這種情況在伊朗漫長的歷史中，早已司空見慣。過往歷史不必多談，單看伊朗共和國史，在伊朗人的主流史觀中，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的核心任務，是對伊斯蘭世界陷入了嚴重分裂的回應，是為了改變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瓜分和掠奪的情況；該革命所顛覆的是假公濟私、依附強國的君主制；所嘗試建立的是以伊斯蘭信仰和民主共和為基準，“既不依靠東方的紅旗，也不依靠西方的黑旗”的自主自強。而在伊朗嘗試實現該目標的過程中，為期8年的兩伊戰爭讓每一位伊朗人目睹了蘇聯、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整個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國家，都在幫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的國家則對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這讓伊朗人明白，除了自己以外，他們誰也無法依靠。最終的戰爭結局，雖然未能擊潰伊拉克，未能成功開拓革命西輸的通道，卻也讓新生的共和國承受住了戰爭的考驗。至於近年來美國對伊朗所發起的空前制裁，雖令伊朗經濟陷入極為尷尬的窘狀，但該國在這種情況下依舊維持了中東最完善的產業結構，這些歷史經歷都大大增強了伊朗人的自信心。很明顯，抱持這種心態的伊朗是不可能“怯懦”的，也不會輕易罷休。當德黑蘭揚言“要將美國逐出中東”，他們要打的是持久仗，而這種長期戰略自然是根植於中東當前時局之上。真正的主戰場中東正處於劇烈的轉型程序中。一方面是各國之間的地緣戰略格局重構，另一方面是各國內部的民族國家建構及重構。從民族維度來講，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突厥人之間的紛爭已然歷時百年，而庫爾德人也終於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積累了與各方一搏的實力。從宗教維度來講，遜尼派和什葉派自是針鋒相對，卻沒有那麼涇渭分明，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是典型案例。從國家維度來講，伊朗及其什葉派盟友被視為修正/革命派勢力，反對君主制、崇尚政教合一的民主共和制，與俄羅斯合作密切，與美國衝突激烈；土耳其與卡達則是親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沙特、阿聯酋、埃及、以色列則構成反伊朗、反穆斯林兄弟會的陣營。三個陣營之間，以伊朗及其什葉派陣營最為勢大。這種局面，實則令區域外國家更易插手中東時局。俄羅斯借敘利亞內戰，先是與伊朗和敘利亞構建了穩固的協作關係，隨後又以其日益穩固的影響力為本錢，逐漸與土耳其和沙特構建合作。美國則長期嘗試在中東樹立共同敵人，並圍繞這一核心發展一批盟友，建立“集體安全”的區域秩序，而當美國參與建設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時，也是為了鞏固該安全秩序。在過往數十年間，美國是對中東影響力最大的、干涉最深的域外大國。而在中東混雜的地緣格局之下，美國“重視安全高過發展”的策略只是成功樹立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安全威脅”，各國也無法騰出餘力發展經濟和政治，這使得中東主權國家勢弱，動盪、矛盾和衝突不斷，非國家武裝組織也隨之崛起。在此背景下，這些有時被稱為民兵組織、有時被稱為政黨的組織，很多時候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軍事角色。美國、蘇聯、土耳其、沙特、卡達等國，都嘗試與這類組織構建盟友關係，以便拓展自身影響力，實現策略目標。而其佼佼者便是伊朗。與眾或專制或君主制的中東國家不同，伊朗本身自帶的革命和民主元素，乃至其對伊斯蘭的溯本歸源，本來就讓伊朗對這些組織有天然吸引力，尤其是什葉派組織。而伊朗政府自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時代便積極以輸出革命為根本目標。依靠與眾多武裝組織的配合，伊朗維持了其在該地區顯赫的影響力，且根據伊朗方面的評估，伊朗支援這些盟友的成本只佔其GDP的0.5%。當下美伊皆不想開戰，只要不再發生意外事件，便不會有大規模衝突。但是兩國依舊會透過這些非政府武裝組織，上演靈活且頻繁的小規模軍事衝突。而這才是伊朗的主戰場。其目標並非“擊潰美國”，而是持續打擊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讓美國無法清淨。念及美國國內日益興盛的反戰和撤軍氛圍，乃至特朗普本人希望撤軍的意願，在這個主戰場裡，更為佔優的反而是伊朗。對該地區而言，此次事件掀起了一個危險的火藥桶，即將到來的一系列後續衝突，將如同敘利亞戰爭中各方勢力的此消彼長一般，再次深度改變大國在中東的影響力。而對伊朗人而言，一方面會出於務實的原因，繼續嘗試與美國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危機，與中俄歐三方斡旋，在大國和聯合國維度促進自己的訴求，另一方面，該次事件也已然再次堅定其1979年革命以來所樹立的獨立自主信念，並再次鞏固了霍梅尼思想對伊朗外交的影響力，伊朗將更為積極地透過輸出革命來鞏固自身利益。歸根結蒂，這真的是一場文明的較量，而在這場已然耗時數十乃至百餘年，並將繼續持續數十年的較量中，此次因蘇萊曼尼之死而引發的危機，既僅是滄海一粟，又會是關鍵的轉折。
實力懸殊的伊朗憑什麼與美國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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