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在日本東京池袋， “旗袍女孩”在“東京燈 會滿月祭”現場為中國募捐 。圖 / 新華暖春下的日本對華援助2月17日凌晨，來自日本的第五趟包機載著援助物資飛抵武漢。從1月28日首趟包機飛抵武漢開始，來自日本的援助物資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援助方涵蓋日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以及企業、民間團體和個人。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日本“以舉國之力向中國提供支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全程參與了首趟包機的物資採購和協調工作。JICA中國事務所副所長糟谷良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本來JICA的儲備倉只有帳篷、毛毯這類應急救援物資，而武漢急需的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用品，都是臨時協調、緊急採購來的。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在近日發表的一篇隨筆中寫道：“在自身也面臨新冠肺炎防控壓力的情況下，日方能夠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向中方雪中送炭這種跨越國界的情誼難能可貴，也得到了中國民眾的誠摯感謝。”態度位元朗普政府更溫和2月10日，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宣佈，自民黨將向中國提供支援資金，將從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每一位自民黨國會議員3月經費中，先行扣除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18元），向中國捐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洪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政治家群體自掏腰包捐款，這一舉動可以說史無前例，“錢的金額雖然不大，但瓜子不飽是人心”。這也展現了一種姿態，因為政治家的行為是有一定示範作用的。中國遇到重大災情，日方全力提供援助，這並不是第一次。糟谷良久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因中國發生重大災害，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近20次物資等方面的大規模援助，包括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日本政府透過 JICA 先後派遣了由61名人員組成的國際緊急救援隊。當時，糟谷良久作為救援隊的一員，進入最核心的災區北川，參與了青川縣、北川中學、北川縣城的搜救，“在那裡體驗了餘震，也感受災害帶來的悲愴、痛苦、危險”。這次經歷，讓糟谷良久“一輩子難忘記”。糟谷良久認為，每個災害都有不同的情況，援助也有不同的特點，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在他看來，中日之間有很多交流和互相幫助的渠道，一旦發生了大災害，這些渠道都會發揮作用。但與以往的援助相比，日本這次自上而下總動員式的援助，還是有不少特殊性。除了自民黨國會議員扣除經費用以向中國捐款外，一些日本地方政府還動用了救災應急物資。日本茨城縣中部的水戶市，只有27萬常住人口，救災應急儲備中有15萬隻口罩，拿出5萬隻捐贈給了重慶市；名古屋市救災應急儲備中共有36萬個口罩，向友好城市南京市捐贈了10萬個；常住人口約17萬的日立市只儲備了兩萬零幾千個口罩，拿出兩萬個作為支援物資，幾乎傾囊而出。此外，東京、大分、熊本、長崎、宮崎等日本地方政府都不惜動用救災應急儲備援助中國。由於日本地震、火山噴發、颱風等自然災害較多，日本各地政府都有救災物資儲備。這種救災應急物資，是在災害發生時用來保障當地災民生活必需應急用的，動用救災應急儲備去援助其他國家非常罕見。據日本衛生材料工業聯合會資料，日本國內原有近10億個家用口罩庫存，在過去短短一個多月裡已經告罄。現在，口罩缺貨的場景已經在日本多地出現。日本湖北總商會執行會長吳小玲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在她看來，日本人是很有感恩之心的，“你給他一份愛，他就還你十分情，民族性格就這樣”。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錄製為武漢加油的影片中也提到，日本不會忘記“311”特大地震時中國對日本的幫助。“日本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他們很知道災難來了是什麼樣子，鄰居遇到災了，他們有一份共情心，會自覺地去幫助。”吳小玲說。另一方面，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作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是跨越國界的，對相互間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密切的國家影響尤其大。日本知名的綜合研究兼智囊諮詢機構大和總研測算了疫情對日本實際GDP的影響：若疫情持續三個月，將會使其減少0.1％；若持續一年，將會減少0.9％。在2003年非典疫情時，日本曾採取在當時比較嚴厲的措施，例如警告國民不要到北京和廣州旅遊，儘量少到中國出差，儘量減少與中國人的接觸；所有日本人從中國回國10天以內自行隔離，不準上班上學，不準到街上走動；停止每年數萬名中學生到中國修學旅行；取消了許多中國代表團訪問和參加國際會議的資格等。當時，中日兩國雙向人員往來還不到400萬人次。但到了2018年，兩國雙向人員往來已經超過1100萬人次，其中赴日本中國遊客達到838萬人次。相比之下，2018年中美兩國的人員往來超過500萬人次，為中日人員往來的一半。截至2月23日，日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人數已經上升至755人，但對比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因疫情禁止中國人入境的臨時性限制措施，日本至今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限制仍然相對寬鬆：申請入境當日之前的14天內有中國湖北省、浙江省停留史的外國人，以及持有此兩省發行的該國護照的外國人，不允許入境日本。日本乒乓球協會2月21日還表態，歡迎中國乒乓球隊前往日本進行奧運前的備戰。《日本時報》報道稱，到目前為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成功地避免了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日關係產生消極影響。“安倍採取了位元朗普政府更溫和的態度，為東京在北京贏得了讚譽。這與安倍近年來著力修復與中國這個最大貿易伙伴的關係一脈相承。2012年之後，兩國關係曾一度遭遇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低谷”。適度向亞洲傾斜作為世界上的援助大國，對外援助是日本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除了有人道因素，也有經濟、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考量。其中，政府開發援助（簡稱為ODA）是二戰後日本對外進行援助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ODA脫胎於二戰後的戰爭賠償，與日本最早簽訂ODA協定的是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那時，由於二戰日本與亞洲疏離，以日美關係為基軸，ODA成功緩和了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緊張關係。瑞士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學者萊昂內爾·法頓（Lionel P Fatton）在題為《日本歸來：動搖的中-美-日三角關係中的自主和平衡》一文中說，1971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鋪平了道路，但是美方沒有通知日本領導人。由於前所未有地擔心美國轉而支援中國，日本政府急於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承諾向中國政府提供鉅額援助。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自1979年開始，日本為中國提供了40年總額超過36461萬億日元（約合2852億元人民幣）的ODA援助。美國史密斯學院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學者丹尼斯·安友在《日本何以成為對外援助大國》等文章中寫道，ODA成功幫助日本擺脫了戰後的外交困境。日本逐漸發現，在所有的外交手段中，對外援助是一種更為溫和靈活的政策工具。在2012年12月二度入主首相官邸後，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援助開始大幅增加。此外，伴隨著21世紀是“亞洲世紀”的說法被不斷提出，安倍政府的政策重心也適度向亞洲傾斜。2015年又一次修訂的ODA大綱中，首次提及“國家利益”，明確指出ODA“確保為維持日本和平、實現繁榮的國家利益而繼續貢獻。”2013年，安倍在一年時間內訪問了東盟所有10個成員國，並在2013年12月舉行了日本與東盟國家特別峰會。此外，據前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透露，2012年中日關係陷入困難時期之後，是日方在2016年最先顯示積極姿態的。2013年1月，安倍在眾議院接受質詢時還說：“日中關係對我國而言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萊昂內爾·法頓認為，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曾制定“轉向亞洲”政策，但在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越來越不確定。同時，美國在東亞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越來越弱，加上預算限制，將影響其作為日本安全保護者的可信度。面對日本週邊特別是東北亞區域格局的新變化，自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安倍在不同場合先後公開提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的戰略概念。安倍指出，朝鮮核問題、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質問題、中日關係完全正常化以及日俄締結和平條約等問題，將作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框架中著重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龐中鵬在2019年9月第5期《東北亞學刊》中撰文指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的提出與安倍想大幅度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有很大關聯。2018年開始，中日關係逐漸重回正軌。同年10月，在正式訪華前夕，安倍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施政演說稱，要將日中關係提升到一個新階段。2020年1月20日，安倍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稱，2020年是“建立日本外交新時代的關鍵一年”。除了敦促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新十年開始時建立建設性的日韓合作關係外，安倍還明確指出，要建立與新時代相關的“成熟”日中關係，“日本和中國都對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繁榮負有巨大的責任。”高洪表示，在這樣一個“暖春”背景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從政府到民間都表現出對中國的支援，也傳達出對中日關係進一步改善的期待。【來源：中國新聞週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2月8日，在日本東京池袋， “旗袍女孩”在“東京燈 會滿月祭”現場為中國募捐 。圖 / 新華暖春下的日本對華援助2月17日凌晨，來自日本的第五趟包機載著援助物資飛抵武漢。從1月28日首趟包機飛抵武漢開始，來自日本的援助物資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援助方涵蓋日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以及企業、民間團體和個人。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日本“以舉國之力向中國提供支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全程參與了首趟包機的物資採購和協調工作。JICA中國事務所副所長糟谷良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本來JICA的儲備倉只有帳篷、毛毯這類應急救援物資，而武漢急需的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用品，都是臨時協調、緊急採購來的。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在近日發表的一篇隨筆中寫道：“在自身也面臨新冠肺炎防控壓力的情況下，日方能夠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向中方雪中送炭這種跨越國界的情誼難能可貴，也得到了中國民眾的誠摯感謝。”態度位元朗普政府更溫和2月10日，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宣佈，自民黨將向中國提供支援資金，將從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每一位自民黨國會議員3月經費中，先行扣除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18元），向中國捐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洪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政治家群體自掏腰包捐款，這一舉動可以說史無前例，“錢的金額雖然不大，但瓜子不飽是人心”。這也展現了一種姿態，因為政治家的行為是有一定示範作用的。中國遇到重大災情，日方全力提供援助，這並不是第一次。糟谷良久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因中國發生重大災害，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近20次物資等方面的大規模援助，包括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日本政府透過 JICA 先後派遣了由61名人員組成的國際緊急救援隊。當時，糟谷良久作為救援隊的一員，進入最核心的災區北川，參與了青川縣、北川中學、北川縣城的搜救，“在那裡體驗了餘震，也感受災害帶來的悲愴、痛苦、危險”。這次經歷，讓糟谷良久“一輩子難忘記”。糟谷良久認為，每個災害都有不同的情況，援助也有不同的特點，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在他看來，中日之間有很多交流和互相幫助的渠道，一旦發生了大災害，這些渠道都會發揮作用。但與以往的援助相比，日本這次自上而下總動員式的援助，還是有不少特殊性。除了自民黨國會議員扣除經費用以向中國捐款外，一些日本地方政府還動用了救災應急物資。日本茨城縣中部的水戶市，只有27萬常住人口，救災應急儲備中有15萬隻口罩，拿出5萬隻捐贈給了重慶市；名古屋市救災應急儲備中共有36萬個口罩，向友好城市南京市捐贈了10萬個；常住人口約17萬的日立市只儲備了兩萬零幾千個口罩，拿出兩萬個作為支援物資，幾乎傾囊而出。此外，東京、大分、熊本、長崎、宮崎等日本地方政府都不惜動用救災應急儲備援助中國。由於日本地震、火山噴發、颱風等自然災害較多，日本各地政府都有救災物資儲備。這種救災應急物資，是在災害發生時用來保障當地災民生活必需應急用的，動用救災應急儲備去援助其他國家非常罕見。據日本衛生材料工業聯合會資料，日本國內原有近10億個家用口罩庫存，在過去短短一個多月裡已經告罄。現在，口罩缺貨的場景已經在日本多地出現。日本湖北總商會執行會長吳小玲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在她看來，日本人是很有感恩之心的，“你給他一份愛，他就還你十分情，民族性格就這樣”。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錄製為武漢加油的影片中也提到，日本不會忘記“311”特大地震時中國對日本的幫助。“日本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他們很知道災難來了是什麼樣子，鄰居遇到災了，他們有一份共情心，會自覺地去幫助。”吳小玲說。另一方面，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作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是跨越國界的，對相互間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密切的國家影響尤其大。日本知名的綜合研究兼智囊諮詢機構大和總研測算了疫情對日本實際GDP的影響：若疫情持續三個月，將會使其減少0.1％；若持續一年，將會減少0.9％。在2003年非典疫情時，日本曾採取在當時比較嚴厲的措施，例如警告國民不要到北京和廣州旅遊，儘量少到中國出差，儘量減少與中國人的接觸；所有日本人從中國回國10天以內自行隔離，不準上班上學，不準到街上走動；停止每年數萬名中學生到中國修學旅行；取消了許多中國代表團訪問和參加國際會議的資格等。當時，中日兩國雙向人員往來還不到400萬人次。但到了2018年，兩國雙向人員往來已經超過1100萬人次，其中赴日本中國遊客達到838萬人次。相比之下，2018年中美兩國的人員往來超過500萬人次，為中日人員往來的一半。截至2月23日，日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人數已經上升至755人，但對比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因疫情禁止中國人入境的臨時性限制措施，日本至今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限制仍然相對寬鬆：申請入境當日之前的14天內有中國湖北省、浙江省停留史的外國人，以及持有此兩省發行的該國護照的外國人，不允許入境日本。日本乒乓球協會2月21日還表態，歡迎中國乒乓球隊前往日本進行奧運前的備戰。《日本時報》報道稱，到目前為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成功地避免了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日關係產生消極影響。“安倍採取了位元朗普政府更溫和的態度，為東京在北京贏得了讚譽。這與安倍近年來著力修復與中國這個最大貿易伙伴的關係一脈相承。2012年之後，兩國關係曾一度遭遇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低谷”。適度向亞洲傾斜作為世界上的援助大國，對外援助是日本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除了有人道因素，也有經濟、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考量。其中，政府開發援助（簡稱為ODA）是二戰後日本對外進行援助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ODA脫胎於二戰後的戰爭賠償，與日本最早簽訂ODA協定的是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那時，由於二戰日本與亞洲疏離，以日美關係為基軸，ODA成功緩和了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緊張關係。瑞士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學者萊昂內爾·法頓（Lionel P Fatton）在題為《日本歸來：動搖的中-美-日三角關係中的自主和平衡》一文中說，1971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鋪平了道路，但是美方沒有通知日本領導人。由於前所未有地擔心美國轉而支援中國，日本政府急於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承諾向中國政府提供鉅額援助。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自1979年開始，日本為中國提供了40年總額超過36461萬億日元（約合2852億元人民幣）的ODA援助。美國史密斯學院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學者丹尼斯·安友在《日本何以成為對外援助大國》等文章中寫道，ODA成功幫助日本擺脫了戰後的外交困境。日本逐漸發現，在所有的外交手段中，對外援助是一種更為溫和靈活的政策工具。在2012年12月二度入主首相官邸後，安倍政府對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援助開始大幅增加。此外，伴隨著21世紀是“亞洲世紀”的說法被不斷提出，安倍政府的政策重心也適度向亞洲傾斜。2015年又一次修訂的ODA大綱中，首次提及“國家利益”，明確指出ODA“確保為維持日本和平、實現繁榮的國家利益而繼續貢獻。”2013年，安倍在一年時間內訪問了東盟所有10個成員國，並在2013年12月舉行了日本與東盟國家特別峰會。此外，據前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透露，2012年中日關係陷入困難時期之後，是日方在2016年最先顯示積極姿態的。2013年1月，安倍在眾議院接受質詢時還說：“日中關係對我國而言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萊昂內爾·法頓認為，在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曾制定“轉向亞洲”政策，但在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越來越不確定。同時，美國在東亞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越來越弱，加上預算限制，將影響其作為日本安全保護者的可信度。面對日本週邊特別是東北亞區域格局的新變化，自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安倍在不同場合先後公開提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的戰略概念。安倍指出，朝鮮核問題、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質問題、中日關係完全正常化以及日俄締結和平條約等問題，將作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框架中著重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龐中鵬在2019年9月第5期《東北亞學刊》中撰文指出，“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的提出與安倍想大幅度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有很大關聯。2018年開始，中日關係逐漸重回正軌。同年10月，在正式訪華前夕，安倍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施政演說稱，要將日中關係提升到一個新階段。2020年1月20日，安倍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稱，2020年是“建立日本外交新時代的關鍵一年”。除了敦促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新十年開始時建立建設性的日韓合作關係外，安倍還明確指出，要建立與新時代相關的“成熟”日中關係，“日本和中國都對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繁榮負有巨大的責任。”高洪表示，在這樣一個“暖春”背景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日本從政府到民間都表現出對中國的支援，也傳達出對中日關係進一步改善的期待。【來源：中國新聞週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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