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李亦萌、李文博1一週前完成“驚世一越”的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兼執行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週三（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如約召開新聞釋出會。成功逃離日本的戈恩上週二在其出逃後的首份電郵宣告中稱，自己“終於能夠自由地與媒體溝通，期待一切能從下週開始”。戈恩稱，“我並沒有逃避法律，我只是從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中掙脫了出來”。當地時間15:00，戈恩走進了一個大約70平方米的採訪室，這個不大的空間裡簇擁著上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戈恩身著一套黑色西服配白襯衫、紅白斜條紋領帶，氣色看起來似乎不錯。釋出會一開始，戈恩就拒絕談論他離開日本的細節。“我不會說怎麼離開日本，儘管大家對這個過程很感興趣。”他說。“從去年11月19日開始，我被殘忍地從自己的世界中被帶出，我與家人、雷諾日產三菱完全斷開聯絡。18年11月至今，我首次獲得自由，感謝能夠有機會和我的家人，和我所愛的人團聚。”對於過去400天的時間裡所發生的事，戈恩感到異常憤慨，激動的情緒幾乎左右了此後他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陳述。“一年前，我在媒體和日本的法官檢察官面前申訴我的無辜，我受困於手銬，我在日本被長期單人拘押，我有超過6周的時間沒有與外界聯絡，每天有超過8個小時的時間被日方拷問，沒有律師在場。我不清楚所受控訴的原因。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踐踏我的人權、消耗我的精力。大家可以看我的錄影，我不得不被迫承認我的罪行，否則他們會對我的家人做一些動作。但我一直希望能夠有所作為，來表示我的清白。我一直在為我的清白抗爭。”戈恩用激烈的言辭對日本司法體系提出了控訴。他多次表示，在被捕24小時候被關入單人牢房，日方的做法違反了聯合國相關的人權規定。“我很熱愛日本，但我需要伸張正義，所以我選擇離開日本。”戈恩講述了他逃離日本的最大原因。他表示自己需要抗擊日本腐敗的司法體系，“這種體系從第一天就開始打擊我，希望我能夠認罪。我希望能夠對日本司法體系中的官僚主義做出控訴”。每天只有30分鐘放風時間，週末時間更少，每週自由時間，沒有藥物提供，晚上白天會有不斷的審問，沒有律師在場。囚禁地區沒有人說法語和英語。戈恩認為，日本司法部門曾蓄意拖延審判、反覆關押，並且透過對戈恩進行隔離妨礙其與外界——尤其是媒體聯絡。戈恩稱，東京法官不允許他與媒體溝通，是因為“需要起訴新的罪行”。“但他自己能與媒體交流。”戈恩對此表示不解。“他們想花多少時間來審訊我就可以花多少時間，在法庭上法官只是一個場控，檢察官才是真正的主角。”即便在逃離日本一週以後，戈恩仍舊仍不住在全球媒體面前發出哀嘆。他表示，日本檢方的定罪率達到了90%以上，“而對於外籍人士，他們的起訴成功率甚至超過99%。在他們的體系中，成功率完全是由個人決定的。這次案件中，日本檢方的行為完全玷汙了法律精神”。尤其令戈恩不能忍受的是，日本方面剝奪了他與妻子卡羅爾見面甚至溝通的權利。“9個月內只有2個小時與妻子談話，且有人監聽。”他說，“卡羅爾和家人、孩子從媒體處聽到我的情況，聽到日產、檢方、高官對我做出的控訴，他們感到很痛苦。”戈恩表示，卡羅爾的電腦和手機在日本都遭到了沒收，因此她選擇於去年4月離開日本。“她離開是因為感到很害怕。”戈恩說。戈恩甚至地提出了一個疑問：“在這種司法體系中，每一個人都能修改我的證詞，為什麼一定要透過我的妻子呢？”戈恩於2018年11月在東京羽田機場遭到日本警方拘捕。在此後的司法程式中，他面臨4項嚴重指控，其中包括瞞報收入（2010-2014財年）、瞞報外匯交易、挪用公款（18.5億日元）以作私用以及向其控制的公司轉移屬於日產汽車的資金（500萬美元）。對於上述指控，戈恩始終持全盤否認的態度。去年10月，戈恩的辯護律師團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無罪請求，否認所有針對其委託人的指控，並稱戈恩是一場陰謀的受害者。“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謀、陰謀和構陷的產物。”戈恩在一則於去年4月9日得到披露的影片中說。他相信，是日產汽車高層、日本檢方及日本政府的合謀陷害導致其身陷囹圄。在週三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戈恩再次否認了上述指控。“（日本）司法體系中無疑存在一些錯誤，從一開始我就不應該被逮捕。”2018年11月，戈恩因在2011-2015年期間，透過篡改金融檔案，以減少卡洛斯·戈恩向公眾披露的收入金額而被捕。少申報的收入金額達5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09億元），約佔其收入的半數。針對上述指控，戈恩表示：“在日本支付的工資還沒有透過董事會批准，日方就因為我瞞報薪酬逮捕了我，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件。日本東京大學公司法教授對我說，他們會因為這個逮捕您，真是一種恥辱。”去年1月和4月，日本檢方又先後對戈恩追加了三項違反《公司法》的指控，其中之一是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將一份私人投資的外匯遠期交易合約從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轉移到日產，從而將約18.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6億元）損失轉嫁給日產，二是戈恩讓日產子公司向為其提供信用擔保的一名沙特企業家賬戶總計匯入147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979.39萬元）資金。這位沙特企業家據稱是戈恩的友人，曾幫助他解決了個人財務問題。三是東京檢方指控其挪用日產汽車的資金，透過一家阿曼代理公司，向一家位於里斯本的企業非法支付了大約5億日元的款項，而這家公司與戈恩有關聯。針對此類挪用公款的指控，戈恩在現場展示了多項日產汽車內部審批流程檔案。日產方面相信，“戈恩的朋友”在4年間收到了不應該受取的費用。“但他們是和日產汽車簽署了相關合同的，CEO備用金是公司預算的一部分，副總裁可以透過申請來進行使用，這是符合公司規定的。”戈恩說，“沒有人可以直接將備用金給自己的朋友。”此外，針對在凡爾賽宮某次活動中戈恩違規支出1500萬歐元的指控，這位前日產汽車高管表示，活動費用是零開支，1500萬歐元實際被用於其他開支。他同時表示，自己“在全球的房產都屬於日產公司資產，而非私人資產”。對於上述多項指控，戈恩在新聞釋出會上稱“這完全是汙衊”。他相信，自己在14個月的時間裡遭到了非公正的待遇，甚至是合謀迫害。“從被捕到拘留所只有5個小時，期間不能使用電話，這證明日產早有陰謀。”戈恩說。在新聞釋出會上，戈恩針對“這場有組織的陰謀”給出了一系列“幕後主使”的姓名，其中涉及豐田董事會成員及日產董事會成員。出於對黎巴嫩方面的感謝，戈恩不希望給該國當局帶來麻煩，所以他拒絕透露日本政府方面利益相關人的姓名。戈恩在釋出會上多次強調了他在為日產汽車服務的17年中所做的巨大貢獻。“我拯救了這個公司，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這一切。”對此，他感到非常痛心。1996年，卡洛斯·戈恩出任雷諾汽車公司副總裁，並於同年6月開始擔任日產汽車公司CEO，次年兼任日產株式會社社長，2001年6月升任CEO。在戈恩的領導下，日產僅用兩年的時間實現扭虧為盈。在日產2000財政年度（2000年3月-2001年3月），日產汽車實現了27億美元的盈利。在2001財政年度，公司綜合營業利潤達到39.2億美元，綜合稅後純利潤29.7億美元，工廠運轉率由51%提高到75%。日產公司由此成為了汽車企業的再生典範，而戈恩也獲得了“成本殺手”（ Le Cost Killer）的稱號。分析人士認為，戈恩的大權在握以及對規模效應的激進追求，招致了某些利益相關方的不滿。一直以來，日本政府始終對他深度整合日產和雷諾的計劃表述反對。在同一場合，戈恩根據自己的觀察給出了“被陷害”的原因。他表示，日產的業績在2017年初開始下滑。而從2016年10月起，他便決定以高層人事調動為起點，對整個公司進行整改，這無疑動了部分人的乳酪。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始終謀求提高對日產汽車的持股比例，但日方並不同意。戈恩表示，“這不僅僅是日產管理層的意思”，暗示廢黜戈恩的決定或與政治有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日產汽車與雷諾汽車進一步整合，將導致雷諾方面在雷諾-日產-三菱聯盟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強，而法國政府持有雷諾15%的股份，是雷諾最大股東，擁有雷諾董事會的代表，並擁有雙重投票權。而雷諾日產雙方交叉持股，雷諾持有日產43%投票權的股份，日產持有雷諾15%的無投票權股份。與此同時，三菱方面擁有軍工背景。這樣的股權結構令聯盟整合的幕後利益關係變得異常微妙。“日產方面認為不想讓法方指手畫腳，最好的方法把我趕走。事實上，在此前的合作中，我們給了日產很高的自治權。”戈恩說。對於自己離開之後日產汽車的業績表現，戈恩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抨擊。“日產汽車對我的指控損害了公司的名譽和形象，令管理層無法專注工作，自從我被捕以來，日產汽車的市值損失了50億歐元，相當於每天損失2000萬歐元。”他說。2019年彭博全球汽車製造商指數顯示，日產汽車的股票的收益表現排名墊底，其股價下滑了28%。同時，日產汽車的利潤也跌至了10年來的最低水平。去年，雷諾汽車計劃與菲亞特克萊斯勒集團進行合併，但日產汽車方面的反對最終導致計劃擱淺。此後，菲克集團選擇與雷諾的法國競爭對手PSA集團合併。對此，戈恩表示，“這是不可想象的”。他認為，雷諾-日產-三菱聯盟已就此錯過問鼎行業頂尖企業的機會。在釋出會進入尾聲時，戈恩對於“日產獨裁者”的惡名做出了直接回應。“用了17年才發現我是獨裁者，早幹嗎去了？”他反問道。
記者 | 李亦萌、李文博1一週前完成“驚世一越”的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兼執行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週三（1月8日）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如約召開新聞釋出會。成功逃離日本的戈恩上週二在其出逃後的首份電郵宣告中稱，自己“終於能夠自由地與媒體溝通，期待一切能從下週開始”。戈恩稱，“我並沒有逃避法律，我只是從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中掙脫了出來”。當地時間15:00，戈恩走進了一個大約70平方米的採訪室，這個不大的空間裡簇擁著上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戈恩身著一套黑色西服配白襯衫、紅白斜條紋領帶，氣色看起來似乎不錯。釋出會一開始，戈恩就拒絕談論他離開日本的細節。“我不會說怎麼離開日本，儘管大家對這個過程很感興趣。”他說。“從去年11月19日開始，我被殘忍地從自己的世界中被帶出，我與家人、雷諾日產三菱完全斷開聯絡。18年11月至今，我首次獲得自由，感謝能夠有機會和我的家人，和我所愛的人團聚。”對於過去400天的時間裡所發生的事，戈恩感到異常憤慨，激動的情緒幾乎左右了此後他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陳述。“一年前，我在媒體和日本的法官檢察官面前申訴我的無辜，我受困於手銬，我在日本被長期單人拘押，我有超過6周的時間沒有與外界聯絡，每天有超過8個小時的時間被日方拷問，沒有律師在場。我不清楚所受控訴的原因。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踐踏我的人權、消耗我的精力。大家可以看我的錄影，我不得不被迫承認我的罪行，否則他們會對我的家人做一些動作。但我一直希望能夠有所作為，來表示我的清白。我一直在為我的清白抗爭。”戈恩用激烈的言辭對日本司法體系提出了控訴。他多次表示，在被捕24小時候被關入單人牢房，日方的做法違反了聯合國相關的人權規定。“我很熱愛日本，但我需要伸張正義，所以我選擇離開日本。”戈恩講述了他逃離日本的最大原因。他表示自己需要抗擊日本腐敗的司法體系，“這種體系從第一天就開始打擊我，希望我能夠認罪。我希望能夠對日本司法體系中的官僚主義做出控訴”。每天只有30分鐘放風時間，週末時間更少，每週自由時間，沒有藥物提供，晚上白天會有不斷的審問，沒有律師在場。囚禁地區沒有人說法語和英語。戈恩認為，日本司法部門曾蓄意拖延審判、反覆關押，並且透過對戈恩進行隔離妨礙其與外界——尤其是媒體聯絡。戈恩稱，東京法官不允許他與媒體溝通，是因為“需要起訴新的罪行”。“但他自己能與媒體交流。”戈恩對此表示不解。“他們想花多少時間來審訊我就可以花多少時間，在法庭上法官只是一個場控，檢察官才是真正的主角。”即便在逃離日本一週以後，戈恩仍舊仍不住在全球媒體面前發出哀嘆。他表示，日本檢方的定罪率達到了90%以上，“而對於外籍人士，他們的起訴成功率甚至超過99%。在他們的體系中，成功率完全是由個人決定的。這次案件中，日本檢方的行為完全玷汙了法律精神”。尤其令戈恩不能忍受的是，日本方面剝奪了他與妻子卡羅爾見面甚至溝通的權利。“9個月內只有2個小時與妻子談話，且有人監聽。”他說，“卡羅爾和家人、孩子從媒體處聽到我的情況，聽到日產、檢方、高官對我做出的控訴，他們感到很痛苦。”戈恩表示，卡羅爾的電腦和手機在日本都遭到了沒收，因此她選擇於去年4月離開日本。“她離開是因為感到很害怕。”戈恩說。戈恩甚至地提出了一個疑問：“在這種司法體系中，每一個人都能修改我的證詞，為什麼一定要透過我的妻子呢？”戈恩於2018年11月在東京羽田機場遭到日本警方拘捕。在此後的司法程式中，他面臨4項嚴重指控，其中包括瞞報收入（2010-2014財年）、瞞報外匯交易、挪用公款（18.5億日元）以作私用以及向其控制的公司轉移屬於日產汽車的資金（500萬美元）。對於上述指控，戈恩始終持全盤否認的態度。去年10月，戈恩的辯護律師團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無罪請求，否認所有針對其委託人的指控，並稱戈恩是一場陰謀的受害者。“所有的一切都是密謀、陰謀和構陷的產物。”戈恩在一則於去年4月9日得到披露的影片中說。他相信，是日產汽車高層、日本檢方及日本政府的合謀陷害導致其身陷囹圄。在週三舉行的新聞釋出會上，戈恩再次否認了上述指控。“（日本）司法體系中無疑存在一些錯誤，從一開始我就不應該被逮捕。”2018年11月，戈恩因在2011-2015年期間，透過篡改金融檔案，以減少卡洛斯·戈恩向公眾披露的收入金額而被捕。少申報的收入金額達5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09億元），約佔其收入的半數。針對上述指控，戈恩表示：“在日本支付的工資還沒有透過董事會批准，日方就因為我瞞報薪酬逮捕了我，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件。日本東京大學公司法教授對我說，他們會因為這個逮捕您，真是一種恥辱。”去年1月和4月，日本檢方又先後對戈恩追加了三項違反《公司法》的指控，其中之一是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將一份私人投資的外匯遠期交易合約從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轉移到日產，從而將約18.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6億元）損失轉嫁給日產，二是戈恩讓日產子公司向為其提供信用擔保的一名沙特企業家賬戶總計匯入147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979.39萬元）資金。這位沙特企業家據稱是戈恩的友人，曾幫助他解決了個人財務問題。三是東京檢方指控其挪用日產汽車的資金，透過一家阿曼代理公司，向一家位於里斯本的企業非法支付了大約5億日元的款項，而這家公司與戈恩有關聯。針對此類挪用公款的指控，戈恩在現場展示了多項日產汽車內部審批流程檔案。日產方面相信，“戈恩的朋友”在4年間收到了不應該受取的費用。“但他們是和日產汽車簽署了相關合同的，CEO備用金是公司預算的一部分，副總裁可以透過申請來進行使用，這是符合公司規定的。”戈恩說，“沒有人可以直接將備用金給自己的朋友。”此外，針對在凡爾賽宮某次活動中戈恩違規支出1500萬歐元的指控，這位前日產汽車高管表示，活動費用是零開支，1500萬歐元實際被用於其他開支。他同時表示，自己“在全球的房產都屬於日產公司資產，而非私人資產”。對於上述多項指控，戈恩在新聞釋出會上稱“這完全是汙衊”。他相信，自己在14個月的時間裡遭到了非公正的待遇，甚至是合謀迫害。“從被捕到拘留所只有5個小時，期間不能使用電話，這證明日產早有陰謀。”戈恩說。在新聞釋出會上，戈恩針對“這場有組織的陰謀”給出了一系列“幕後主使”的姓名，其中涉及豐田董事會成員及日產董事會成員。出於對黎巴嫩方面的感謝，戈恩不希望給該國當局帶來麻煩，所以他拒絕透露日本政府方面利益相關人的姓名。戈恩在釋出會上多次強調了他在為日產汽車服務的17年中所做的巨大貢獻。“我拯救了這個公司，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這一切。”對此，他感到非常痛心。1996年，卡洛斯·戈恩出任雷諾汽車公司副總裁，並於同年6月開始擔任日產汽車公司CEO，次年兼任日產株式會社社長，2001年6月升任CEO。在戈恩的領導下，日產僅用兩年的時間實現扭虧為盈。在日產2000財政年度（2000年3月-2001年3月），日產汽車實現了27億美元的盈利。在2001財政年度，公司綜合營業利潤達到39.2億美元，綜合稅後純利潤29.7億美元，工廠運轉率由51%提高到75%。日產公司由此成為了汽車企業的再生典範，而戈恩也獲得了“成本殺手”（ Le Cost Killer）的稱號。分析人士認為，戈恩的大權在握以及對規模效應的激進追求，招致了某些利益相關方的不滿。一直以來，日本政府始終對他深度整合日產和雷諾的計劃表述反對。在同一場合，戈恩根據自己的觀察給出了“被陷害”的原因。他表示，日產的業績在2017年初開始下滑。而從2016年10月起，他便決定以高層人事調動為起點，對整個公司進行整改，這無疑動了部分人的乳酪。另一方面，法國政府始終謀求提高對日產汽車的持股比例，但日方並不同意。戈恩表示，“這不僅僅是日產管理層的意思”，暗示廢黜戈恩的決定或與政治有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日產汽車與雷諾汽車進一步整合，將導致雷諾方面在雷諾-日產-三菱聯盟中的話語權不斷增強，而法國政府持有雷諾15%的股份，是雷諾最大股東，擁有雷諾董事會的代表，並擁有雙重投票權。而雷諾日產雙方交叉持股，雷諾持有日產43%投票權的股份，日產持有雷諾15%的無投票權股份。與此同時，三菱方面擁有軍工背景。這樣的股權結構令聯盟整合的幕後利益關係變得異常微妙。“日產方面認為不想讓法方指手畫腳，最好的方法把我趕走。事實上，在此前的合作中，我們給了日產很高的自治權。”戈恩說。對於自己離開之後日產汽車的業績表現，戈恩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抨擊。“日產汽車對我的指控損害了公司的名譽和形象，令管理層無法專注工作，自從我被捕以來，日產汽車的市值損失了50億歐元，相當於每天損失2000萬歐元。”他說。2019年彭博全球汽車製造商指數顯示，日產汽車的股票的收益表現排名墊底，其股價下滑了28%。同時，日產汽車的利潤也跌至了10年來的最低水平。去年，雷諾汽車計劃與菲亞特克萊斯勒集團進行合併，但日產汽車方面的反對最終導致計劃擱淺。此後，菲克集團選擇與雷諾的法國競爭對手PSA集團合併。對此，戈恩表示，“這是不可想象的”。他認為，雷諾-日產-三菱聯盟已就此錯過問鼎行業頂尖企業的機會。在釋出會進入尾聲時，戈恩對於“日產獨裁者”的惡名做出了直接回應。“用了17年才發現我是獨裁者，早幹嗎去了？”他反問道。
戈恩釋出會拒絕透露逃亡細節，聲稱一切指控皆為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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