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蒙冤入獄13年獲國家賠償稱生活很孤獨(圖)　　■商報記者王向前　　2009年12月17日，蒙冤入獄13年的周口農民胥敬祥，終於拿到國家賠償款，總計529936.68元。在他入獄13年中，他父母雙亡，妻離子散。　　“即使拿到了國家賠償，我還是感覺不到幸福，我一直在努力開始新的生活。”元旦期間，他告訴記者。　　他稱，他現在想要一個家，一個能讓他感覺到溫暖的新家。因此，他借河南商報發出心聲：“我是個好人，誰還願意嫁給我？”　　新生　　“元旦是新年的開始，　　也是我新生活的開始”　　元旦三天，對胥敬祥來說，與往常沒有什麼兩樣。看守大門，有人到工地找人，他給指點一下。　　沒有所謂的假期，生活平淡無奇，連和親人們團聚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他還是決定犒勞一下自己，買來酒菜，找到工地上一個老夥計，對著喝了起來。　　“元旦前我拿到了國家賠償，為這事我都跑了三四年了。”胥敬祥說，“元旦又是新年的開始，也是我新生活的開始，我要忘記過去，從頭再來，破費點也沒啥。”　　他的話語滿是興奮，甚至呵呵笑了起來。他還給河南商報記者發來簡訊：“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關注，讓我有了生活下來的勇氣。活著真好！”快樂心情，不言而喻。　　而在以前，這種心情很少見。回顧以往生活，他說得最多的是悲苦兩字。　　2005年3月15日，蒙冤入獄13年的他最終無罪釋放，隨後，他踏上漫漫尋求國家賠償路。　　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查明事實後作出賠償決定：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有權申請國家賠償。基於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4732天的事實，賠償委員會認為：應按2008年度全國在崗職工日平均工資(111.99元)標準計算，賠償金共計529936.68元。　　2009年12月17日，他終於拿到了這筆讓自己付出極大代價的賠償款。　　“現在我的生活很簡單，簡單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他的話裡總流露出對生活的感嘆。　　夢魘　　“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我被判刑了”　　和胥敬祥聊天，可以發現，過去點點滴滴，已成為他生活的夢魘。　　他說，他的生活改變是在1992年年初。“在那之前，我是村裡的能人，是周邊有名的上進青年。”　　可是，一夜間，生活全變。　　原來，1991年春節過後，他的老家周口鹿邑縣楊湖口鄉接連發生十幾起搶劫案。當地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展開偵破，一直沒有大的進展。　　第二年2月，一老鄉和他喝酒時，發現妻妹被搶劫的綠色毛背心在他身上。於是，警方立即傳喚胥敬祥。　　“其實那衣服是我在集會上買的，有證人能作證。再說我也沒有時間作案，1991年春節過後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時至今日，胥敬祥仍這麼說。　　但警方沒有重視他的辯解，宣告系列搶劫案告破。在他的供詞前後不一的情況下，當年4月，他被刑事拘留，幾天後，檢察院批准將其逮捕。　　他說，當時他不承認也沒辦法，審訊的人打他，只有承認才不會再捱打，“實在熬不過去，就暈著頭承認了”。　　由於證據不足，在縣公安局將胥敬祥以涉嫌搶劫罪移送到檢察院後，檢察院曾7次將案卷退回補充偵查。　　1997年3月，他的案件終於開庭了，“我曾當庭喊冤，可沒有人聽我的，在證據還不足的情況下，我被判刑了。”他說。　　一審後，法院判決胥敬祥犯搶劫罪和盜竊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和1年，決定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6年。　　申冤　　“如果不明不白死了，就沒人替我還清白了”　　老老實實，禍從天降。從被抓那一刻起，胥敬祥就有了尋死之心。思前慮後，他還是堅強活了下來。　　“進去後幾番折騰下來，我都沒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想以死解脫，但我又想，如果我這樣不明不白死了，就再也沒有人能替我還清白了。”他說。　　進看守所後，他父親氣不過，一口氣沒上來，離開了人世，剩下母親一個人盼著他早點清白回來，他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都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法院判決下達後，他不再抗爭，決定服從命運，從監獄出來再申冤。　　但命運又和他開了個“玩笑”——因為他的案子，一位警官也面臨有罪指控，在這位警官走向清白的道路上，他的案子引起了省高院的重視。　　胥敬祥介紹，自己被捕後，案件移交到鹿邑縣公安局預審股審理。承辦此案的二級警督李傳貴詳細審閱案卷後，發現不少疑點，隨即向上級領導反映，認為犯罪事實不能得到證實，案件暫時無法移送起訴。　　萬沒想到的是，1993年7月，一份舉報李傳貴故意抽調胥敬祥案情材料、藏匿犯罪證據的文字放在有關領導的辦公桌上。　　同年11月，鹿邑縣檢察院以李傳貴涉嫌徇私舞弊罪提起公訴。縣法院立案審理後，認為檢察院對李傳貴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宣判無罪。　　鹿邑縣法院在審理後認為，檢察院對李傳貴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宣判無罪。1995年8月，周口中院終審裁定維持原判。　　兩年後，李傳貴一案依照審判監督程式被移交到省檢察院，省檢察院在認真審查李傳貴案件全部卷宗時，又把胥敬祥案件的卷宗一起調來，最後認定李傳貴不構成犯罪，而且認定胥敬祥搶劫案也存在重大問題。　　“自此，我的冤情才引起高層領導重視。”胥敬祥說。　　出獄　　“我似乎已經　　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又經過5輪審理，2005年3月15日，胥敬祥蒙冤入獄13年後被無罪釋放。　　他說：“那天晚上8：40，我邁出監獄大門，這個時間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可是出來後，他發現一切都變了，“我似乎已經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父親去世5年後，他的母親也離開人世。而他的妻子把小兒子寄養到親戚家，帶著兩個女兒外出打工亦有兩三年。入獄那年，三個孩子老大4歲、老二兩歲，老三剛剛出生4個月。　　回到家中，曾經溫暖的家是破壁殘垣，一片荒草，沒有親人在身邊，孩子們見到他比陌生人還疏遠，妻子看到他，也沒有了一句話。　　更可怕的是，久在監獄，世間變化超出了他的應變能力，他已經不適應周邊社會，“不知道怎麼說話，不懂人情世故。”　　可生活還得繼續。2005年臘月，他到岳父家，將打工回來過春節的妻子接回家。春節過後，妻子又回到了孃家，至今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說到這裡，胥敬祥泣不成聲。“我知道她恨我，她是個好人，我都快成廢人了，她咋對我我也不能抱怨。”　　2006年11月，妻子提出離婚，他同意了，而離婚期間的一切交流，兩人都是在電話中說。　　他同意的原因是，妻子為他受了14年的罪，這時候不同意，就太自私了，“她已經等我出來了，我不能讓她後半輩子再養我。”　　同樣，從2006年起，兩個女兒的面他也沒有再見過，她們結婚，也都沒有告訴他。　　現在，唯一讓他溫暖的，就是小兒子，寄養在親戚家，可以過去看看。　　心願　　“只想過一個　　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　　出獄當年，胥敬祥回家種地，同時透過律師向相關部門尋求國家賠償。結果沒有下來。　　第二年，他去山東青島打工，然後到山西太原給一家建築工地看大門至今。而這次回來領取國家賠償，也僅在家停留了兩三天。事情辦妥，立馬走人。　　“拿到了賠償款，我是高興，可高興又有什麼用呢？錢能換回過去的生活嗎？”他反問。　　他稱，現在他很少回老家，那個家都塌掉了。再說回去也一個人，冷冷清清的，沒意思。他的老闆知道他的遭遇，對他很好，他已經把工地當家了。　　今年春節，他也不打算回來，直等春節過後清明時，他回來給父母上墳，還要為父母立塊碑，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問及拿到國家賠償後有什麼打算，他告訴記者，由於遭罪太大，他的身體不太好，事業方面也沒有什麼宏偉的想法了，只想過一個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不要攤上其他雜七雜八的事就好了。　　“當然，我也願意用自身遭遇來推動中國的法制進步。我正在北京幾個法學教授指導下，成立一個救助中心，希望中國胥敬祥式悲劇越來越少。”他說。　　談到個人生活，這位50歲的男人突然充滿了希望。“我現在生活很孤獨，下半輩子決定過正常人生活，所以決定再找一個伴兒。我是個好人，在此我也想借助你們報紙，將我的心聲告訴大家。”　　他笑了起來，說他要找的伴兒只要通情達理、身體健康即可。“我的身體已經恢復到正常人狀態了，其實沒有這些賠償款我也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來源：河南商報

農民蒙冤入獄13年獲國家賠償稱生活很孤獨(圖)　　■商報記者王向前　　2009年12月17日，蒙冤入獄13年的周口農民胥敬祥，終於拿到國家賠償款，總計529936.68元。在他入獄13年中，他父母雙亡，妻離子散。　　“即使拿到了國家賠償，我還是感覺不到幸福，我一直在努力開始新的生活。”元旦期間，他告訴記者。　　他稱，他現在想要一個家，一個能讓他感覺到溫暖的新家。因此，他借河南商報發出心聲：“我是個好人，誰還願意嫁給我？”　　新生　　“元旦是新年的開始，　　也是我新生活的開始”　　元旦三天，對胥敬祥來說，與往常沒有什麼兩樣。看守大門，有人到工地找人，他給指點一下。　　沒有所謂的假期，生活平淡無奇，連和親人們團聚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他還是決定犒勞一下自己，買來酒菜，找到工地上一個老夥計，對著喝了起來。　　“元旦前我拿到了國家賠償，為這事我都跑了三四年了。”胥敬祥說，“元旦又是新年的開始，也是我新生活的開始，我要忘記過去，從頭再來，破費點也沒啥。”　　他的話語滿是興奮，甚至呵呵笑了起來。他還給河南商報記者發來簡訊：“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關注，讓我有了生活下來的勇氣。活著真好！”快樂心情，不言而喻。　　而在以前，這種心情很少見。回顧以往生活，他說得最多的是悲苦兩字。　　2005年3月15日，蒙冤入獄13年的他最終無罪釋放，隨後，他踏上漫漫尋求國家賠償路。　　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查明事實後作出賠償決定：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有權申請國家賠償。基於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4732天的事實，賠償委員會認為：應按2008年度全國在崗職工日平均工資(111.99元)標準計算，賠償金共計529936.68元。　　2009年12月17日，他終於拿到了這筆讓自己付出極大代價的賠償款。　　“現在我的生活很簡單，簡單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他的話裡總流露出對生活的感嘆。　　夢魘　　“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我被判刑了”　　和胥敬祥聊天，可以發現，過去點點滴滴，已成為他生活的夢魘。　　他說，他的生活改變是在1992年年初。“在那之前，我是村裡的能人，是周邊有名的上進青年。”　　可是，一夜間，生活全變。　　原來，1991年春節過後，他的老家周口鹿邑縣楊湖口鄉接連發生十幾起搶劫案。當地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展開偵破，一直沒有大的進展。　　第二年2月，一老鄉和他喝酒時，發現妻妹被搶劫的綠色毛背心在他身上。於是，警方立即傳喚胥敬祥。　　“其實那衣服是我在集會上買的，有證人能作證。再說我也沒有時間作案，1991年春節過後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時至今日，胥敬祥仍這麼說。　　但警方沒有重視他的辯解，宣告系列搶劫案告破。在他的供詞前後不一的情況下，當年4月，他被刑事拘留，幾天後，檢察院批准將其逮捕。　　他說，當時他不承認也沒辦法，審訊的人打他，只有承認才不會再捱打，“實在熬不過去，就暈著頭承認了”。　　由於證據不足，在縣公安局將胥敬祥以涉嫌搶劫罪移送到檢察院後，檢察院曾7次將案卷退回補充偵查。　　1997年3月，他的案件終於開庭了，“我曾當庭喊冤，可沒有人聽我的，在證據還不足的情況下，我被判刑了。”他說。　　一審後，法院判決胥敬祥犯搶劫罪和盜竊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和1年，決定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6年。　　申冤　　“如果不明不白死了，就沒人替我還清白了”　　老老實實，禍從天降。從被抓那一刻起，胥敬祥就有了尋死之心。思前慮後，他還是堅強活了下來。　　“進去後幾番折騰下來，我都沒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想以死解脫，但我又想，如果我這樣不明不白死了，就再也沒有人能替我還清白了。”他說。　　進看守所後，他父親氣不過，一口氣沒上來，離開了人世，剩下母親一個人盼著他早點清白回來，他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都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法院判決下達後，他不再抗爭，決定服從命運，從監獄出來再申冤。　　但命運又和他開了個“玩笑”——因為他的案子，一位警官也面臨有罪指控，在這位警官走向清白的道路上，他的案子引起了省高院的重視。　　胥敬祥介紹，自己被捕後，案件移交到鹿邑縣公安局預審股審理。承辦此案的二級警督李傳貴詳細審閱案卷後，發現不少疑點，隨即向上級領導反映，認為犯罪事實不能得到證實，案件暫時無法移送起訴。　　萬沒想到的是，1993年7月，一份舉報李傳貴故意抽調胥敬祥案情材料、藏匿犯罪證據的文字放在有關領導的辦公桌上。　　同年11月，鹿邑縣檢察院以李傳貴涉嫌徇私舞弊罪提起公訴。縣法院立案審理後，認為檢察院對李傳貴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宣判無罪。　　鹿邑縣法院在審理後認為，檢察院對李傳貴的指控沒有事實根據，宣判無罪。1995年8月，周口中院終審裁定維持原判。　　兩年後，李傳貴一案依照審判監督程式被移交到省檢察院，省檢察院在認真審查李傳貴案件全部卷宗時，又把胥敬祥案件的卷宗一起調來，最後認定李傳貴不構成犯罪，而且認定胥敬祥搶劫案也存在重大問題。　　“自此，我的冤情才引起高層領導重視。”胥敬祥說。　　出獄　　“我似乎已經　　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又經過5輪審理，2005年3月15日，胥敬祥蒙冤入獄13年後被無罪釋放。　　他說：“那天晚上8：40，我邁出監獄大門，這個時間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可是出來後，他發現一切都變了，“我似乎已經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父親去世5年後，他的母親也離開人世。而他的妻子把小兒子寄養到親戚家，帶著兩個女兒外出打工亦有兩三年。入獄那年，三個孩子老大4歲、老二兩歲，老三剛剛出生4個月。　　回到家中，曾經溫暖的家是破壁殘垣，一片荒草，沒有親人在身邊，孩子們見到他比陌生人還疏遠，妻子看到他，也沒有了一句話。　　更可怕的是，久在監獄，世間變化超出了他的應變能力，他已經不適應周邊社會，“不知道怎麼說話，不懂人情世故。”　　可生活還得繼續。2005年臘月，他到岳父家，將打工回來過春節的妻子接回家。春節過後，妻子又回到了孃家，至今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說到這裡，胥敬祥泣不成聲。“我知道她恨我，她是個好人，我都快成廢人了，她咋對我我也不能抱怨。”　　2006年11月，妻子提出離婚，他同意了，而離婚期間的一切交流，兩人都是在電話中說。　　他同意的原因是，妻子為他受了14年的罪，這時候不同意，就太自私了，“她已經等我出來了，我不能讓她後半輩子再養我。”　　同樣，從2006年起，兩個女兒的面他也沒有再見過，她們結婚，也都沒有告訴他。　　現在，唯一讓他溫暖的，就是小兒子，寄養在親戚家，可以過去看看。　　心願　　“只想過一個　　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　　出獄當年，胥敬祥回家種地，同時透過律師向相關部門尋求國家賠償。結果沒有下來。　　第二年，他去山東青島打工，然後到山西太原給一家建築工地看大門至今。而這次回來領取國家賠償，也僅在家停留了兩三天。事情辦妥，立馬走人。　　“拿到了賠償款，我是高興，可高興又有什麼用呢？錢能換回過去的生活嗎？”他反問。　　他稱，現在他很少回老家，那個家都塌掉了。再說回去也一個人，冷冷清清的，沒意思。他的老闆知道他的遭遇，對他很好，他已經把工地當家了。　　今年春節，他也不打算回來，直等春節過後清明時，他回來給父母上墳，還要為父母立塊碑，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問及拿到國家賠償後有什麼打算，他告訴記者，由於遭罪太大，他的身體不太好，事業方面也沒有什麼宏偉的想法了，只想過一個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不要攤上其他雜七雜八的事就好了。　　“當然，我也願意用自身遭遇來推動中國的法制進步。我正在北京幾個法學教授指導下，成立一個救助中心，希望中國胥敬祥式悲劇越來越少。”他說。　　談到個人生活，這位50歲的男人突然充滿了希望。“我現在生活很孤獨，下半輩子決定過正常人生活，所以決定再找一個伴兒。我是個好人，在此我也想借助你們報紙，將我的心聲告訴大家。”　　他笑了起來，說他要找的伴兒只要通情達理、身體健康即可。“我的身體已經恢復到正常人狀態了，其實沒有這些賠償款我也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來源：河南商報

社會
分類
文字分類 主題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