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演變史，就是人類審美藝術的發展史文：枯木文字，是人類記錄語言和思想，進行交流和傳承文化的影象或符號。世界上的文字大致分為三種，分別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表形文字也稱象形文字，是描繪物體的形象，只能表示具體的事物，無法表示抽象概念；表意文字是一種用象徵性書寫符號記錄資訊的文字體系，可單獨表達概念；表音文字是一種使用少量的字母記錄語言中的語音，字母本身並無涵義。紅崖天書我國的文字屬於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字，是迄今為止持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現在一般稱為“漢字”、“中國字”或“中字”。賈湖刻符漢字源遠流長，起源很古老。據考古證實，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文字元號為“賈湖刻符”，為河南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龜甲上契刻的17個文字元號，有近似甲骨文的&quot;目&quot;字、&quot;曰&quot;字等，是明顯有意識刻畫的，但不能確證為文字。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字”的涵義，“文”和“字”是分開的。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意思是如果漢字是獨體字，不可再分，稱之為“文”，如果形聲相益，即合體，稱之為“字”。因而從“賈湖刻符”來看，似乎只能稱之為文，不能稱之為字。我國古代文字體系的建立，據傳是黃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時代的左史官倉頡在前人基礎上總結整理而發明，史稱“倉頡造字”。雖然西方有人質疑炎黃二帝是傳說，然而從現有史料和考古證據來看，炎黃時期肯定存在，只是在具體年代上依然存疑。陶寺朱書不過可以確定，從夏朝開始，我國文字已經非常成熟。目前發現最早的證據為公元前1300年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或“龜甲獸骨文”，由於當時的文字大多是刻在烏龜甲殼和牛的肩胛骨上,故稱&quot;甲骨文&quot;。迄今為止，甲骨文先後出土約15萬餘片，單字總數約4500個，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甲骨文開創了我國文字歷史的記載，是中國最早的系統文字，並且結構嚴謹規整，富有美感，是我國漢字和書法的“祖先”。甲骨文的出土，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考古價值，具有劃時代意義，針對上個世紀初那些質疑夏商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甲骨文之後，是同時期較晚出現的金文。中國在夏代就已進入青銅時代，到了商周時期，銅的冶煉和銅器的製造技術十分發達，因為周朝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為這類銅器以鐘鼎上的字數最多，所以過去又叫作“鐘鼎文”，金文采取的是篆字，也成為“大篆金文”。金文的應用年代，大約有近一千年，目前最早發現的金文，為殷商時期“盤庚遷殷”（公元前1300年左右）以後，初時只有寥寥數字，多為鑄者或其先祖之名諱。及至周初，已達千二百餘字。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詔令書同文，並於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為小篆，且不再刻銘文於鐘鼎之上，由是金文漸衰。及至漢代，民間多鑄銘文於鐵器之上，青銅之器，不復使用，金文自是不見於史。金文的字數，據統計目前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石鼓文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金文作為記載重要歷史事件以外，人們書寫在竹簡或者錦帛之上的文字，多為篆字（《說文解字》：“篆，引書也。謂引筆而箸之於竹帛。”）。當時由於諸侯割據，各國的漢字出現了簡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況，主要分為大篆金文、籀文和“六國文字”。大篆金文專指銘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籀文據史料記載是周宣王時期的史官史籀所創，因而叫“籀文”，也叫“大篆”，因為“秦國文字”接近正統的西周和春秋金文（大篆金文），比較嚴謹統一，後世就稱秦國文字為“籀文”或“大篆”。現在最具代表的為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國寶“石鼓文”。侯馬盟書另外春秋戰國時期，還並行著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使用的文字，稱之為“六國古文”或“古文”，古文形體比籀文更為簡化，結構奇詭。在六國的銅器、兵器、陶器、貨幣、簡冊、帛書和玉石盟書上都可見到這種文字。具有代表的為山西侯馬出土的“侯馬盟書”，該文書不但是晉國的官方文書，而且還是是中國現今考古發現最早的毛筆書寫的文字。李斯小篆秦始皇滅六國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下令以秦國的“小篆”作標準，統一全國文字。小篆由李斯等人整理而成，這種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見《說文解字·序》）。雖然秦國很快就滅亡，然而小篆在漢代卻得到繼承，一直到西漢末年（約公元8年），才逐漸被隸書所取代。小篆字形呈縱勢，筆畫粗細劃一，勻圓齊整，排列齊整，字型優美。其中用筆圓潤而略粗的叫做“玉箸篆”，用筆較細而圓勁挺直的叫做“鐵線篆”。由於小篆形體優美，因而為歷代書法家所青睞，一直到現在都在流行；又由於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新增曲折，因而在古代關防印章玉璽等需要防偽的印章刻制上，一直採用篆書，直到清末才退居其次。小篆的代表作為秦代李斯的作品，李斯也被稱為小篆書法之祖。東漢隸書 張遷碑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間又創造一種比小篆更為簡便、更為定型的新書體。這就是“隸書”。根據出土簡牘，隸書始創於秦朝，傳說一個叫程邈的犯人創作，因為程邈為“隸人”（掌管文書的小官吏），因而叫做“隸書”或“邈書”。隸書改篆書一味圓轉的線條為方折的筆畫，順應了社會對書寫方便和規範的需要，西晉時期衛恆的《四體書勢》：“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因為隸書在秦朝主要是作為輔助作用，因而也叫“佐書”。魏碑《張猛龍碑》隸書分為“秦隸”和“漢隸”（今隸），由於隸書書寫簡潔方便，因而逐漸替代篆書成為主流，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國的書法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奠定了楷書的基礎。隸書結體扁平、工整、精巧。到東漢時，撇、捺等點畫美化為向上挑起，輕重頓挫富有變化，具有書法藝術美。風格也趨多樣化，極具藝術欣賞的價值，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唐代梁升卿隸書《唐御史臺精舍碑》到了東漢末期，文字藝術出現多種字型並行的現象，陸續出現了楷書、草書和行書等字型。隨著漢隸的演變，人們追求形體美的進一步發展，漢字的書寫逐漸變波、磔而為撇、捺，並且有了“側”（點）、“掠”（長撇）、“啄”（短撇）、“提”（直 鉤）等筆畫，使結構上更趨嚴整，於是出現了楷書。由於楷書特點在於規矩整齊，是字型中的楷模，所以稱為楷書，又稱正書或真書，一直沿用至現代。唐代虞世南楷書《孔子廟堂碑》楷書是我國封建社會南北魏到晉唐最為流行的一種書體。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蘊藉，各臻其妙，無分上下。顏真卿楷書唐代的楷書，亦如唐代國勢的興盛局面，真所謂空前。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在楷書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我們常說的楷書四大家“顏柳歐趙”，前三個就在唐朝，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模範。唐末楷書已發展到了頂峰，過於規整，到了宋代，楷書風格出現多變。諸如蘇軾開創了豐腴跌宕、天真爛漫的“蘇體”；宋末元初的趙孟，以其恬潤、婉暢，形成了“趙體”，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趙”，總體概括“唐書重法，宋書重意”。張旭草書《肚痛帖》草書的出現，也是開始於漢初，是為書寫便捷而產生的一種字型。當時通行的是草隸，即草率的隸書，後逐漸發展，形成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章草。至漢末，相傳張芝脫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隸書筆畫形跡，上下字之間的筆勢，往往牽連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為今草，即一般所稱草書，字的體勢一筆而成。到唐代的張旭、懷素，宋代的米芾將今草寫得更加放縱，筆勢連綿迴繞，字形變化繁多，成為狂草。王羲之《蘭亭集序》行書大約是在東漢末年產生的，是介於楷書、草書之間的一種字型，可以說是楷書的草化或草書的楷化。行書的名稱始見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魏初，有鍾（繇）、胡（昭）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唐代張懷瓘《書斷》記載：“行書者，劉德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張懷瓘在其《書議》又云：“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顏真卿 《祭侄文稿》行書為了彌補楷書的書寫速度太慢和草書的難於辨認而產生的。筆勢不像草書那樣潦草，也不要求楷書那樣端正。楷法多於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於楷法的叫“行草”。行書因其行雲流水、書寫快捷、飄逸易識的特有藝術表現力和寬廣的實用性，從產生起便深受青睞、廣泛傳播。行書歷經魏晉的黃金期、唐代的發展期後，在宋代達到了新的高峰，於各種書體中逐漸佔居主流地位。縱觀漫長的書史，篆書、隸書、楷書的發展都存在盛衰的變化，而行書則長盛不衰，始終是書法領域的顯學。蘇軾 《寒食帖》》在浩如煙海的書法藝術寶庫中，行書無疑是一座最為絢爛多姿、豐富厚重的寶藏。其中王羲之創作了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顏真卿創作了“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蘇軾創作了“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王珣創作了《伯遠帖》，王獻之創作了《鴨頭丸帖》等等。這些照亮書法藝術星空的經典之作，是歷經漫長歲月淘洗留下的藝術精髓，是中華民族對人類審美領域的獨特貢獻。王獻之 《鴨頭丸帖》漢字從古至今，歷經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到隸書、楷書、草書、行書，文字的發展由繁變簡，由不規則到規範，進一步上升為文字書法藝術，是中華文明最燦爛最優秀最傑出的標誌之一。漢字發展到今天，不但楷書和行書依然是日常書寫字型，而且篆書、隸書、草書等，也是常見的藝術形式，不但沒有隨著歷史而湮滅，反而越來越煥發出新的魅力。王珣《伯遠帖》2019/12/8榆木齋
漢字的演變史，就是人類審美藝術的發展史文：枯木文字，是人類記錄語言和思想，進行交流和傳承文化的影象或符號。世界上的文字大致分為三種，分別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表形文字也稱象形文字，是描繪物體的形象，只能表示具體的事物，無法表示抽象概念；表意文字是一種用象徵性書寫符號記錄資訊的文字體系，可單獨表達概念；表音文字是一種使用少量的字母記錄語言中的語音，字母本身並無涵義。紅崖天書我國的文字屬於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字，是迄今為止持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現在一般稱為“漢字”、“中國字”或“中字”。賈湖刻符漢字源遠流長，起源很古老。據考古證實，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文字元號為“賈湖刻符”，為河南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龜甲上契刻的17個文字元號，有近似甲骨文的&quot;目&quot;字、&quot;曰&quot;字等，是明顯有意識刻畫的，但不能確證為文字。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字”的涵義，“文”和“字”是分開的。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意思是如果漢字是獨體字，不可再分，稱之為“文”，如果形聲相益，即合體，稱之為“字”。因而從“賈湖刻符”來看，似乎只能稱之為文，不能稱之為字。我國古代文字體系的建立，據傳是黃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時代的左史官倉頡在前人基礎上總結整理而發明，史稱“倉頡造字”。雖然西方有人質疑炎黃二帝是傳說，然而從現有史料和考古證據來看，炎黃時期肯定存在，只是在具體年代上依然存疑。陶寺朱書不過可以確定，從夏朝開始，我國文字已經非常成熟。目前發現最早的證據為公元前1300年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或“龜甲獸骨文”，由於當時的文字大多是刻在烏龜甲殼和牛的肩胛骨上,故稱&quot;甲骨文&quot;。迄今為止，甲骨文先後出土約15萬餘片，單字總數約4500個，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甲骨文開創了我國文字歷史的記載，是中國最早的系統文字，並且結構嚴謹規整，富有美感，是我國漢字和書法的“祖先”。甲骨文的出土，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考古價值，具有劃時代意義，針對上個世紀初那些質疑夏商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甲骨文之後，是同時期較晚出現的金文。中國在夏代就已進入青銅時代，到了商周時期，銅的冶煉和銅器的製造技術十分發達，因為周朝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為這類銅器以鐘鼎上的字數最多，所以過去又叫作“鐘鼎文”，金文采取的是篆字，也成為“大篆金文”。金文的應用年代，大約有近一千年，目前最早發現的金文，為殷商時期“盤庚遷殷”（公元前1300年左右）以後，初時只有寥寥數字，多為鑄者或其先祖之名諱。及至周初，已達千二百餘字。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詔令書同文，並於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為小篆，且不再刻銘文於鐘鼎之上，由是金文漸衰。及至漢代，民間多鑄銘文於鐵器之上，青銅之器，不復使用，金文自是不見於史。金文的字數，據統計目前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石鼓文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金文作為記載重要歷史事件以外，人們書寫在竹簡或者錦帛之上的文字，多為篆字（《說文解字》：“篆，引書也。謂引筆而箸之於竹帛。”）。當時由於諸侯割據，各國的漢字出現了簡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況，主要分為大篆金文、籀文和“六國文字”。大篆金文專指銘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籀文據史料記載是周宣王時期的史官史籀所創，因而叫“籀文”，也叫“大篆”，因為“秦國文字”接近正統的西周和春秋金文（大篆金文），比較嚴謹統一，後世就稱秦國文字為“籀文”或“大篆”。現在最具代表的為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國寶“石鼓文”。侯馬盟書另外春秋戰國時期，還並行著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使用的文字，稱之為“六國古文”或“古文”，古文形體比籀文更為簡化，結構奇詭。在六國的銅器、兵器、陶器、貨幣、簡冊、帛書和玉石盟書上都可見到這種文字。具有代表的為山西侯馬出土的“侯馬盟書”，該文書不但是晉國的官方文書，而且還是是中國現今考古發現最早的毛筆書寫的文字。李斯小篆秦始皇滅六國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下令以秦國的“小篆”作標準，統一全國文字。小篆由李斯等人整理而成，這種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見《說文解字·序》）。雖然秦國很快就滅亡，然而小篆在漢代卻得到繼承，一直到西漢末年（約公元8年），才逐漸被隸書所取代。小篆字形呈縱勢，筆畫粗細劃一，勻圓齊整，排列齊整，字型優美。其中用筆圓潤而略粗的叫做“玉箸篆”，用筆較細而圓勁挺直的叫做“鐵線篆”。由於小篆形體優美，因而為歷代書法家所青睞，一直到現在都在流行；又由於其筆畫複雜，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隨意新增曲折，因而在古代關防印章玉璽等需要防偽的印章刻制上，一直採用篆書，直到清末才退居其次。小篆的代表作為秦代李斯的作品，李斯也被稱為小篆書法之祖。東漢隸書 張遷碑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間又創造一種比小篆更為簡便、更為定型的新書體。這就是“隸書”。根據出土簡牘，隸書始創於秦朝，傳說一個叫程邈的犯人創作，因為程邈為“隸人”（掌管文書的小官吏），因而叫做“隸書”或“邈書”。隸書改篆書一味圓轉的線條為方折的筆畫，順應了社會對書寫方便和規範的需要，西晉時期衛恆的《四體書勢》：“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因為隸書在秦朝主要是作為輔助作用，因而也叫“佐書”。魏碑《張猛龍碑》隸書分為“秦隸”和“漢隸”（今隸），由於隸書書寫簡潔方便，因而逐漸替代篆書成為主流，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國的書法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奠定了楷書的基礎。隸書結體扁平、工整、精巧。到東漢時，撇、捺等點畫美化為向上挑起，輕重頓挫富有變化，具有書法藝術美。風格也趨多樣化，極具藝術欣賞的價值，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唐代梁升卿隸書《唐御史臺精舍碑》到了東漢末期，文字藝術出現多種字型並行的現象，陸續出現了楷書、草書和行書等字型。隨著漢隸的演變，人們追求形體美的進一步發展，漢字的書寫逐漸變波、磔而為撇、捺，並且有了“側”（點）、“掠”（長撇）、“啄”（短撇）、“提”（直 鉤）等筆畫，使結構上更趨嚴整，於是出現了楷書。由於楷書特點在於規矩整齊，是字型中的楷模，所以稱為楷書，又稱正書或真書，一直沿用至現代。唐代虞世南楷書《孔子廟堂碑》楷書是我國封建社會南北魏到晉唐最為流行的一種書體。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長於榜書，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南北朝，因為地域差別，個人習性、書風迥然不同。北書剛強，南書蘊藉，各臻其妙，無分上下。顏真卿楷書唐代的楷書，亦如唐代國勢的興盛局面，真所謂空前。書體成熟，書家輩出，在楷書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我們常說的楷書四大家“顏柳歐趙”，前三個就在唐朝，其楷書作品均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模範。唐末楷書已發展到了頂峰，過於規整，到了宋代，楷書風格出現多變。諸如蘇軾開創了豐腴跌宕、天真爛漫的“蘇體”；宋末元初的趙孟，以其恬潤、婉暢，形成了“趙體”，也就是四大家中的“趙”，總體概括“唐書重法，宋書重意”。張旭草書《肚痛帖》草書的出現，也是開始於漢初，是為書寫便捷而產生的一種字型。當時通行的是草隸，即草率的隸書，後逐漸發展，形成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章草。至漢末，相傳張芝脫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隸書筆畫形跡，上下字之間的筆勢，往往牽連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為今草，即一般所稱草書，字的體勢一筆而成。到唐代的張旭、懷素，宋代的米芾將今草寫得更加放縱，筆勢連綿迴繞，字形變化繁多，成為狂草。王羲之《蘭亭集序》行書大約是在東漢末年產生的，是介於楷書、草書之間的一種字型，可以說是楷書的草化或草書的楷化。行書的名稱始見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魏初，有鍾（繇）、胡（昭）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唐代張懷瓘《書斷》記載：“行書者，劉德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張懷瓘在其《書議》又云：“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顏真卿 《祭侄文稿》行書為了彌補楷書的書寫速度太慢和草書的難於辨認而產生的。筆勢不像草書那樣潦草，也不要求楷書那樣端正。楷法多於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於楷法的叫“行草”。行書因其行雲流水、書寫快捷、飄逸易識的特有藝術表現力和寬廣的實用性，從產生起便深受青睞、廣泛傳播。行書歷經魏晉的黃金期、唐代的發展期後，在宋代達到了新的高峰，於各種書體中逐漸佔居主流地位。縱觀漫長的書史，篆書、隸書、楷書的發展都存在盛衰的變化，而行書則長盛不衰，始終是書法領域的顯學。蘇軾 《寒食帖》》在浩如煙海的書法藝術寶庫中，行書無疑是一座最為絢爛多姿、豐富厚重的寶藏。其中王羲之創作了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顏真卿創作了“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蘇軾創作了“天下第三行書”《寒食帖》，王珣創作了《伯遠帖》，王獻之創作了《鴨頭丸帖》等等。這些照亮書法藝術星空的經典之作，是歷經漫長歲月淘洗留下的藝術精髓，是中華民族對人類審美領域的獨特貢獻。王獻之 《鴨頭丸帖》漢字從古至今，歷經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到隸書、楷書、草書、行書，文字的發展由繁變簡，由不規則到規範，進一步上升為文字書法藝術，是中華文明最燦爛最優秀最傑出的標誌之一。漢字發展到今天，不但楷書和行書依然是日常書寫字型，而且篆書、隸書、草書等，也是常見的藝術形式，不但沒有隨著歷史而湮滅，反而越來越煥發出新的魅力。王珣《伯遠帖》2019/12/8榆木齋
漢字的演變史，就是人類審美藝術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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