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本無法，也無規，它只是人類情感的自然流露。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說，早期的詩歌只是人們勞作之時或閒暇之餘，為協調步驟，或抒發情感而發出的自然聲音，記錄下來，很可能就成為詩。從發生學角度看，歌在前，詩在後，“歌詩”可能比“詩歌”更好地概括早期詩歌的特點。《左傳》說“歌詩必類”，《墨子》說“歌詩三百”，就是如此。兩漢以後，上古流傳下來的歌被系統收集整理，作為案頭的“詩”，漸漸脫離“歌”的性質，走向獨立，“詩歌”便成為主流。《漢書·禮樂志》說：“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此後，詩歌逐漸被文人規範，由雜言到四言、五言、七言，由古體到近體。規則確立固然是好事，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束縛。於是人們又要尋找突破，便出現了長短句、散曲乃至現代新詩。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循，由僵化的“死法”到靈動的“活法”，中國詩歌實際上走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道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唐宋詩歌的鉅變最引人矚目。李、杜、元、白、韓、柳等大詩人開創了唐詩的全盛時期，就像高聳雲端的大山，橫亙於中晚唐北宋詩人面前。盛唐時期的創作，萬眾景仰，“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往後的路該怎麼走？永遠臣服在前人腳下，高山仰止，就只能像大曆詩人那樣，迴歸自我，追求幽怨孤寂的詩美。這顯然不會為那些充滿創新意識的詩人所接受。於是，晚唐北宋詩人謀求創新，別開詞體，一時蔚為大觀。詞，終於闖出一條新路。詩呢？是恪守前人的“死法”，還是追求現世的“活法”，這幾乎成為那個時代詩學論爭的核心。以劉筠、楊億為代表的“西昆派”選擇了模仿，創作上中規中矩，雍容華貴有餘，清新閒適不足。當然，其中不乏精彩之句，但總體平平，則毋庸置疑。難怪元好問譏諷這些詩歌“獨恨無人作鄭箋”，譏諷作者都掉進書袋子，走不出來。就在西昆體盛行的後期，胡宿從這個流派中脫穎而出。他也崇拜西昆諸老，追模前人。如“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滿秦樓”，上句用“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下句用“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詩藪》認為這兩句“聯合成句，詞意天然”。可是，儘管語工形肖，終究還是模仿。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長此以往，不會成就氣象。他在《又和前人》詩中無不感慨地寫道：“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裡知音有幾人？”這裡，作者拈出“活法”一詞，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蘊。從這裡入手，曾明教授敏銳地注意到胡宿詩論的學術史意義。於是，他研讀基本文獻，爬梳剔抉，將微觀的文獻解讀、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觀的理論闡釋、分析考論融會貫通，最終梳理出宋代詩學中“活法”說的演變脈絡，並作如下概括：胡宿是宋代詩學“活法”說的創始人，蘇軾是“活法”說的成功實踐者，呂本中是“活法”說的理論建構者。以“活法”說為線索，以胡宿、蘇軾、呂本中為重點，曾明教授將他的思考濃縮在《詩學“活法”考索》一書中，將這一理論命題放置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因枝振葉，沿波討源，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討論不多的文學現象。作者發現，在“活法”說提出、闡發和演變過程中，無論是胡宿還是呂本中，常以“彈丸”“珠丸”作比喻。如胡宿詩：“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盤底走珠丸。”“彈丸”“珠丸”等與“活法”，其實大同小異，只是內涵有所不同。蘇軾多次以“彈丸”論詩文，有著豐富的審美意象。與之相近的是用“脫兔”比喻，依然是他所倡導的好詩如行雲流水，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這種比喻自然、貼切，很有詩韻。曾明師從著名學者王發國先生，長期浸潤六朝詩學，尤其鍾情鍾嶸《詩品》。他從胡宿、蘇軾等人的主張，聯想到謝朓所推崇的“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說，聯想到沈約提出的“三易”說，於是從“音”“義”兩個方面上溯六朝，章分句析，旁羅參證，將宋代的“活法”說與六朝詩學聯絡起來，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縱深感。沿著這樣的思路，作者又將胡宿等人的主張，與唐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學精神聯絡起來，為胡宿、蘇軾、呂本中的理論主張探得活水源頭，找到詩學依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胡宿等人所倡導的“活法”說，既是對齊梁流美圓轉詩風的繼承，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佛學儒學互補背景下詩壇革新的必然結果。“活法”說的提出，為中國詩歌由“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奠定了理論基礎。唯其如此，胡宿無可爭議地成為這個轉變時期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作者還發現，蘇軾的若干文學主張，如“八面受敵”與“以情理推之”，“彈丸脫手”與“兔起鶻落”，“無意為文”與“有為而作”，“隨物賦形”與“行雲流水”，“以文為詩”與“以賦為文”，“以我觀物”與“自是一家”等，無一不是對“活法”說的最好實踐。歸納起來，所有的線索都集中在“有意於文者之法”和“無意於文者之法”辯證關係上來。蘇軾倡導“無意為文”，並不是絕對的，從創作過程看，最初或出於“無意”，其實始終處在“無意”和“有意”之間，而最終呈現出來的則是“活法”說所指引的“無意”境界，是“天工”與“人巧”、“無意”與“有意”合二為一的最高境界。這種理論主張對北宋文人的思想與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呂本中是宋代詩學“活法”說的核心人物。雖然他不是中國詩論“活法”說的首創者，但他對“活法”說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在某些方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之處，至少有五個方面的貢獻值得表而彰之：一是給“活法”說界定通達的內涵和外延；二是給“活法”說充實應有的內容；三是給“活法”說指明運用的方法；四是為“活法”說探尋理論的來源；五是讓“活法”說走向文壇，產生巨大影響。為了系統地解釋上述發現，作者從傳統中國文論語境“內部”出發，將所論要點置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座標上，重新梳理各種理論命題、核心概念以及這些文學主張在創作方面的種種表現，努力在歷史長河中考察其來龍去脈，把握其演變邏輯。同時，作者又時時提醒自己，要以全球語境為參照，超越東西方的隔閡，努力尋找某種“共通”的源頭，商略異同，探尋本質。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學觀念史，而是密切聯絡創作實踐，將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融為一體，切合實際。譬如他論胡宿詩歌的創作，強調他對西昆派的糾偏，更強調他對北宋中期創作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口號式的，而是創作風格、寫作手法的變化。就創作風格而言，胡宿的詩歌既有僻澀難解、豔麗凝重的一面，也有平淡簡遠、清新自然的另一面；就寫作手法而言，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麗藻的“昆體”成法，也有直寫所見所聞所感的白描手法。這種概括，讓我們想起曹植，想起杜甫。他們也是引領詩風轉變的關鍵人物，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當然，就詩歌創作成就來說，胡宿遠遠不能與曹植、杜甫相提並論，但他有詩史的意義。他的詩風僻澀豔麗，手法上對典事的頻繁使用，對麗詞的過分追求，是“繼”西昆體之“往”；白描手法的運用，平淡清新的追求，又預示著新一代詩體的來臨。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時期，胡宿的“活法”說不是簡單地對“西昆體”的顛覆，而是拯救“西昆體”的弊端，希望後來者能揚長避短，開創新路。這一點，近似於後來的呂本中，雖脫胎於江西詩派，卻反戈一擊，用“活法”“金彈”拯救後江西詩派“生硬”“晦澀”之弊。他們的理論反思，他們的創作實踐，更有內在的引領力量。由詩學上的“死法”“活法”說開去，作者縱橫捭闔，視通古今，注意到各種風格往往相輔互補，對立統一。如《詩經》和《楚辭》、司馬相如和揚雄、李白和杜甫、韓愈和柳宗元、蘇軾和黃庭堅、魯迅和郭沫若等等，相輔相成、互為補充。《詩經》似“方”，《楚辭》似“圓”；揚雄似“方”，司馬相如似“圓”；杜甫似“方”，李白似“圓”；韓愈似“方”，柳宗元似“圓”；黃庭堅似“方”，蘇軾似“圓”；魯迅似“方”，郭沫若似“圓”。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很多。孟子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而上述這些作家作品，無論有無規矩，皆成方圓。這就昭示我們，所謂規矩，所謂方圓，不可偏廢，不可或缺。胡宿的“以李補杜”，亦是“以規補矩”，“以圓補方”。方圓互補，意在法外，才是詩學“活法”的真髓所在。行文至此，再回到開篇討論的話題。幾千年中國詩歌的演變，無外乎就是一個立規矩又不斷地修訂規矩、樹傳統又不斷地突破傳統的過程。任何一個成功的詩人，或文學理論家，都無法迴避這個問題。《文心雕龍·通變》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強調“通變”意義，參古定法是通，是繼承；望今制奇，是變，是創新。與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相比，文學的繁榮發展並不一定遵循進化論的規律。體現人類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學特性，後來者可能永遠無法企及。但是文學發展又與人類文明進步相向而行，即從無序到有序。鍾嶸把“自然英旨”作為衡量詩歌好壞的標準，強調自然，並不意味著脫離規範。杜甫“晚來漸於詩律細”而又不受詩律束縛，蘇軾主張從“嚴詩律”入手，最後達到“無詩律”境界。何止是詩，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學體裁，無不如此。如何繼承前人精華，如何發揮個人才能，如何創造傑作，這是考驗一個文學藝術家是否具有創作天才的重要標誌。我與曾明教授的結識緣於我們的老師。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曹道衡先生那裡讀到王發國先生贈送的專著《詩品考索》，印製比較粗糙，當時並沒有引起特別注意。後來，我的另外一位老師沈玉成先生幾次提到這部書，建議我認真閱讀。朱熹說：“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王發國先生的著作也有這個特點。他心細如髮，多在尋常處發現蛛絲馬跡，討論的多是前人很少論及的瑣細問題，推衍開來，又可能引出許多重大問題。這令我非常感佩。在我的印象中，曾明陪同王發國先生拜訪曹先生，我有幸叨陪末座，得與曾明教授結識。在交談中，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語，也發現原來我們有相近的閱歷。後來，彼此都越來越忙，雖有書信往來，見面的機會並不多。2010年，我接手文學所領導工作，開始籌劃文學研究所三個“六十年”（文學所創辦六十週年，《文學遺產》《文學評論》創刊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最初的工作，就是與福建師範大學和西南民族大學舉辦研討會，紀念籍貫為福建長樂的鄭振鐸和四川萬縣的何其芳等，他們是文學所創所的元老。在籌劃這些活動中，我與曾明教授多有接觸，知道他在承擔繁重行政工作之餘，仍鍾情於學術，“不將精力做人情”。他原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隨著視野的開闊，下延到唐宋，專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學思想。兩年前，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寫的一部論宋代“活法”專著，希望我能作序。我確實很關注漢魏六朝文學思想研究，但精力所限，唐宋以下很少涉獵，很願意從同行的著作中學到新知。曾明教授的專著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譬如反覆討論宋代詩學的“活法”問題，就觸動我的聯想，認為這一主張不僅限於文學，凡做人做事，讀書從政，其實都有一個“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呂氏春秋·慎大覽·察今》）的“通變”問題。孔子主張做人做事要“隨心所欲不逾矩”，宋人將這種主張推及讀書，突破“死法”“定法”，強調對經典義理的闡發。由此看來，有宋一代詩學中的“活法”說，其實是人類知識傳承中一個重要話題，既深且廣，遠遠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所以只能翻空臆想，隨文札記，願借這個機會，就教於曾明教授。（作者：劉躍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來源：光明日報
詩歌本無法，也無規，它只是人類情感的自然流露。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說，早期的詩歌只是人們勞作之時或閒暇之餘，為協調步驟，或抒發情感而發出的自然聲音，記錄下來，很可能就成為詩。從發生學角度看，歌在前，詩在後，“歌詩”可能比“詩歌”更好地概括早期詩歌的特點。《左傳》說“歌詩必類”，《墨子》說“歌詩三百”，就是如此。兩漢以後，上古流傳下來的歌被系統收集整理，作為案頭的“詩”，漸漸脫離“歌”的性質，走向獨立，“詩歌”便成為主流。《漢書·禮樂志》說：“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此後，詩歌逐漸被文人規範，由雜言到四言、五言、七言，由古體到近體。規則確立固然是好事，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束縛。於是人們又要尋找突破，便出現了長短句、散曲乃至現代新詩。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循，由僵化的“死法”到靈動的“活法”，中國詩歌實際上走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道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唐宋詩歌的鉅變最引人矚目。李、杜、元、白、韓、柳等大詩人開創了唐詩的全盛時期，就像高聳雲端的大山，橫亙於中晚唐北宋詩人面前。盛唐時期的創作，萬眾景仰，“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往後的路該怎麼走？永遠臣服在前人腳下，高山仰止，就只能像大曆詩人那樣，迴歸自我，追求幽怨孤寂的詩美。這顯然不會為那些充滿創新意識的詩人所接受。於是，晚唐北宋詩人謀求創新，別開詞體，一時蔚為大觀。詞，終於闖出一條新路。詩呢？是恪守前人的“死法”，還是追求現世的“活法”，這幾乎成為那個時代詩學論爭的核心。以劉筠、楊億為代表的“西昆派”選擇了模仿，創作上中規中矩，雍容華貴有餘，清新閒適不足。當然，其中不乏精彩之句，但總體平平，則毋庸置疑。難怪元好問譏諷這些詩歌“獨恨無人作鄭箋”，譏諷作者都掉進書袋子，走不出來。就在西昆體盛行的後期，胡宿從這個流派中脫穎而出。他也崇拜西昆諸老，追模前人。如“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滿秦樓”，上句用“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下句用“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詩藪》認為這兩句“聯合成句，詞意天然”。可是，儘管語工形肖，終究還是模仿。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長此以往，不會成就氣象。他在《又和前人》詩中無不感慨地寫道：“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裡知音有幾人？”這裡，作者拈出“活法”一詞，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蘊。從這裡入手，曾明教授敏銳地注意到胡宿詩論的學術史意義。於是，他研讀基本文獻，爬梳剔抉，將微觀的文獻解讀、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觀的理論闡釋、分析考論融會貫通，最終梳理出宋代詩學中“活法”說的演變脈絡，並作如下概括：胡宿是宋代詩學“活法”說的創始人，蘇軾是“活法”說的成功實踐者，呂本中是“活法”說的理論建構者。以“活法”說為線索，以胡宿、蘇軾、呂本中為重點，曾明教授將他的思考濃縮在《詩學“活法”考索》一書中，將這一理論命題放置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因枝振葉，沿波討源，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討論不多的文學現象。作者發現，在“活法”說提出、闡發和演變過程中，無論是胡宿還是呂本中，常以“彈丸”“珠丸”作比喻。如胡宿詩：“傾出囊中和月露，皎如盤底走珠丸。”“彈丸”“珠丸”等與“活法”，其實大同小異，只是內涵有所不同。蘇軾多次以“彈丸”論詩文，有著豐富的審美意象。與之相近的是用“脫兔”比喻，依然是他所倡導的好詩如行雲流水，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這種比喻自然、貼切，很有詩韻。曾明師從著名學者王發國先生，長期浸潤六朝詩學，尤其鍾情鍾嶸《詩品》。他從胡宿、蘇軾等人的主張，聯想到謝朓所推崇的“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說，聯想到沈約提出的“三易”說，於是從“音”“義”兩個方面上溯六朝，章分句析，旁羅參證，將宋代的“活法”說與六朝詩學聯絡起來，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縱深感。沿著這樣的思路，作者又將胡宿等人的主張，與唐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學精神聯絡起來，為胡宿、蘇軾、呂本中的理論主張探得活水源頭，找到詩學依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胡宿等人所倡導的“活法”說，既是對齊梁流美圓轉詩風的繼承，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佛學儒學互補背景下詩壇革新的必然結果。“活法”說的提出，為中國詩歌由“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奠定了理論基礎。唯其如此，胡宿無可爭議地成為這個轉變時期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作者還發現，蘇軾的若干文學主張，如“八面受敵”與“以情理推之”，“彈丸脫手”與“兔起鶻落”，“無意為文”與“有為而作”，“隨物賦形”與“行雲流水”，“以文為詩”與“以賦為文”，“以我觀物”與“自是一家”等，無一不是對“活法”說的最好實踐。歸納起來，所有的線索都集中在“有意於文者之法”和“無意於文者之法”辯證關係上來。蘇軾倡導“無意為文”，並不是絕對的，從創作過程看，最初或出於“無意”，其實始終處在“無意”和“有意”之間，而最終呈現出來的則是“活法”說所指引的“無意”境界，是“天工”與“人巧”、“無意”與“有意”合二為一的最高境界。這種理論主張對北宋文人的思想與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呂本中是宋代詩學“活法”說的核心人物。雖然他不是中國詩論“活法”說的首創者，但他對“活法”說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在某些方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之處，至少有五個方面的貢獻值得表而彰之：一是給“活法”說界定通達的內涵和外延；二是給“活法”說充實應有的內容；三是給“活法”說指明運用的方法；四是為“活法”說探尋理論的來源；五是讓“活法”說走向文壇，產生巨大影響。為了系統地解釋上述發現，作者從傳統中國文論語境“內部”出發，將所論要點置於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座標上，重新梳理各種理論命題、核心概念以及這些文學主張在創作方面的種種表現，努力在歷史長河中考察其來龍去脈，把握其演變邏輯。同時，作者又時時提醒自己，要以全球語境為參照，超越東西方的隔閡，努力尋找某種“共通”的源頭，商略異同，探尋本質。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學觀念史，而是密切聯絡創作實踐，將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融為一體，切合實際。譬如他論胡宿詩歌的創作，強調他對西昆派的糾偏，更強調他對北宋中期創作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口號式的，而是創作風格、寫作手法的變化。就創作風格而言，胡宿的詩歌既有僻澀難解、豔麗凝重的一面，也有平淡簡遠、清新自然的另一面；就寫作手法而言，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麗藻的“昆體”成法，也有直寫所見所聞所感的白描手法。這種概括，讓我們想起曹植，想起杜甫。他們也是引領詩風轉變的關鍵人物，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當然，就詩歌創作成就來說，胡宿遠遠不能與曹植、杜甫相提並論，但他有詩史的意義。他的詩風僻澀豔麗，手法上對典事的頻繁使用，對麗詞的過分追求，是“繼”西昆體之“往”；白描手法的運用，平淡清新的追求，又預示著新一代詩體的來臨。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時期，胡宿的“活法”說不是簡單地對“西昆體”的顛覆，而是拯救“西昆體”的弊端，希望後來者能揚長避短，開創新路。這一點，近似於後來的呂本中，雖脫胎於江西詩派，卻反戈一擊，用“活法”“金彈”拯救後江西詩派“生硬”“晦澀”之弊。他們的理論反思，他們的創作實踐，更有內在的引領力量。由詩學上的“死法”“活法”說開去，作者縱橫捭闔，視通古今，注意到各種風格往往相輔互補，對立統一。如《詩經》和《楚辭》、司馬相如和揚雄、李白和杜甫、韓愈和柳宗元、蘇軾和黃庭堅、魯迅和郭沫若等等，相輔相成、互為補充。《詩經》似“方”，《楚辭》似“圓”；揚雄似“方”，司馬相如似“圓”；杜甫似“方”，李白似“圓”；韓愈似“方”，柳宗元似“圓”；黃庭堅似“方”，蘇軾似“圓”；魯迅似“方”，郭沫若似“圓”。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很多。孟子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而上述這些作家作品，無論有無規矩，皆成方圓。這就昭示我們，所謂規矩，所謂方圓，不可偏廢，不可或缺。胡宿的“以李補杜”，亦是“以規補矩”，“以圓補方”。方圓互補，意在法外，才是詩學“活法”的真髓所在。行文至此，再回到開篇討論的話題。幾千年中國詩歌的演變，無外乎就是一個立規矩又不斷地修訂規矩、樹傳統又不斷地突破傳統的過程。任何一個成功的詩人，或文學理論家，都無法迴避這個問題。《文心雕龍·通變》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強調“通變”意義，參古定法是通，是繼承；望今制奇，是變，是創新。與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相比，文學的繁榮發展並不一定遵循進化論的規律。體現人類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學特性，後來者可能永遠無法企及。但是文學發展又與人類文明進步相向而行，即從無序到有序。鍾嶸把“自然英旨”作為衡量詩歌好壞的標準，強調自然，並不意味著脫離規範。杜甫“晚來漸於詩律細”而又不受詩律束縛，蘇軾主張從“嚴詩律”入手，最後達到“無詩律”境界。何止是詩，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學體裁，無不如此。如何繼承前人精華，如何發揮個人才能，如何創造傑作，這是考驗一個文學藝術家是否具有創作天才的重要標誌。我與曾明教授的結識緣於我們的老師。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曹道衡先生那裡讀到王發國先生贈送的專著《詩品考索》，印製比較粗糙，當時並沒有引起特別注意。後來，我的另外一位老師沈玉成先生幾次提到這部書，建議我認真閱讀。朱熹說：“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王發國先生的著作也有這個特點。他心細如髮，多在尋常處發現蛛絲馬跡，討論的多是前人很少論及的瑣細問題，推衍開來，又可能引出許多重大問題。這令我非常感佩。在我的印象中，曾明陪同王發國先生拜訪曹先生，我有幸叨陪末座，得與曾明教授結識。在交談中，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語，也發現原來我們有相近的閱歷。後來，彼此都越來越忙，雖有書信往來，見面的機會並不多。2010年，我接手文學所領導工作，開始籌劃文學研究所三個“六十年”（文學所創辦六十週年，《文學遺產》《文學評論》創刊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最初的工作，就是與福建師範大學和西南民族大學舉辦研討會，紀念籍貫為福建長樂的鄭振鐸和四川萬縣的何其芳等，他們是文學所創所的元老。在籌劃這些活動中，我與曾明教授多有接觸，知道他在承擔繁重行政工作之餘，仍鍾情於學術，“不將精力做人情”。他原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隨著視野的開闊，下延到唐宋，專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學思想。兩年前，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寫的一部論宋代“活法”專著，希望我能作序。我確實很關注漢魏六朝文學思想研究，但精力所限，唐宋以下很少涉獵，很願意從同行的著作中學到新知。曾明教授的專著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譬如反覆討論宋代詩學的“活法”問題，就觸動我的聯想，認為這一主張不僅限於文學，凡做人做事，讀書從政，其實都有一個“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呂氏春秋·慎大覽·察今》）的“通變”問題。孔子主張做人做事要“隨心所欲不逾矩”，宋人將這種主張推及讀書，突破“死法”“定法”，強調對經典義理的闡發。由此看來，有宋一代詩學中的“活法”說，其實是人類知識傳承中一個重要話題，既深且廣，遠遠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所以只能翻空臆想，隨文札記，願借這個機會，就教於曾明教授。（作者：劉躍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來源：光明日報
望今制奇 參古定法 評《詩學“活法”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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