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同於科學，科學追求共性、普遍性；文學講究個性、特殊性。西方文學的個性是“模仿”與“寫實”，中國文學的個性是“寫意”與“抒情”。要想很好地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從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談起。許多人喜歡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對比，如果和西方文化比較，中國文化的個性或特殊性是什麼？有人說是倫理——中國文化重倫理，如儒家道德，西方文化不重倫理。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太嚴謹。西方文化也重倫理，如希臘文化的中庸之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基督教的博愛倫理。只不過從社會治理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更重視“德治”（以德治國），西方文化更重視“法治”（如雅典民主政體、羅馬私法）。還有一種說法：中國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講究“天人對立”。這種說法有道理，但需要進行明確限定。中國文化講“天人合一”，主要從哲學層面立論，如儒家的“天命人性”觀即包含“天人合一”思想。《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的道德修養和天命有關，這是道德層面的天人合一。再者，老莊強調“道法自然”，心齋坐忘、滌除玄鑑，這是道家哲學的天人合一。中國文化的“天”排除了人格意義上的神靈或上帝，或指理性之天（儒家道德之天），或指自然之天（老莊自然之道）。根據中國文化邏輯，一個人（通常是少數人才能做到）透過努力修身，提高認識（覺悟），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境界，或者是儒家的仁愛之心——渾然與萬物一體（程顥）；或者是道家的泯滅自我、與自然合一。和中國文化相比較，西方文化也講究“天人合一”，只不過西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宗教有關，和自然神靈有關，這一點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希臘羅馬時代，歐洲人信仰自然神靈，如希臘文化的宙斯、雅典娜，羅馬文化的朱庇特、維納斯。在希臘、羅馬人看來，自然神和凡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擁有同一片天空；神和人可以相互溝通，關係密切，他們屬於鄰居或朋友關係（當然也有敵對關係，如特洛伊戰爭期間，希臘諸神分為兩派，一派支援希臘人，另一派支援特洛伊人）。根據希臘文化的說法，這種神、人合一的關係，被稱為天地神人“四方遊戲”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四方遊戲”說包含“天人合一”思想，意思是說，即人和自然之間沒有界限，人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份子，可以和諧共處。這種生態倫理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天人合一”觀。歐洲文化的“天人合一”觀自從基督教傳入歐洲後，逐漸消失，因為基督教反對自然崇拜，認為自然界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另外，隨著近代認識論哲學的崛起，人成為認識主體，自然界成為客體，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除上述兩點外，中西方文化還有一個重大區別：中國文化講究“含蓄”，西方文化講究“直白”。這一區別比上述兩點更有現實意義，更值得人們回味。比如中西方文化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中國文化表達感情的方式講究含蓄、婉轉，不喜歡直來直去，西方人表達情感的方式比較直接而熱烈——不喜歡繞彎子。比如親朋好友長時間未見，一旦再次相見，中國人一般不會像歐美人那樣，熱烈擁抱或貼面親吻，而是採用比較含蓄的方式表達情感，如拉手、握手、語言問候、眼神交流、幫忙拿東西等等（當然也有擁抱，但不是主流）。中國戀人之間的見面有時顯得更加委婉、曲折，如正話反說、各種玩笑戲謔（中國人認為“打是親罵是愛”，這種情況或與之有關）。西方人表達情感的方式則往往比較直白，甚至有些誇張。比如兩人見面，除了擁抱親吻之外，還經常大聲喊出“我愛你”、“我非常愛你”等言詞。這種表情方式似乎不合乎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含蓄、內斂。與之相近，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如文學）存在顯著差異。正如前面所言：中國藝術重含蓄、蘊藉，講究言外之意、話外之音；西方藝術重視模仿、再現，講究寫實、逼真。從文化層面而言，中國藝術受道家哲學影響甚大。道家哲學不看重自然界的細節，如一朵花、一棵樹、一棟房子、一個行人，而更重視自然界的整體，重視宇宙的大化流行（“道”）。用現代生態學的觀點說，道家哲學的世界觀是生態世界觀——整體世界觀，而不是希臘的神話世界觀（自然崇拜）或基督教的“客體”世界觀（把自然界視為認知物件）。在道家文化看來，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存在，它們和人一樣，共生於天地之間，彼此平等，共同構成自然界整體。這是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受道家文化影響，中國藝術重視表現自然界的整體“氣韻”，而非區域性細節。如中國古代山水畫，山水畫中出現的山川、河流、林木等自然景觀往往佔據畫幅的主體，人物及其生活環境（如房屋、橋樑、車馬）反而很次要，甚至顯得可有可無，毫不起眼。比如北宋范寬的名作《溪山行旅圖》。《溪山行旅圖》是范寬的代表作，根據徐悲鴻先生的分析，這幅畫作中，巍峨突兀的山峰幾乎佔據整個畫幅的三分之二，然後是茂密的林木以及河流；至於畫中的商旅行人則顯得很不起眼，幾乎可以忽略不記。范寬的其他畫作也是這種意境，如《雪景寒林圖》，整部畫作幾乎全被茂密的叢林充滿，人居的房屋僅僅露出一個尖角，只有仔細看才能夠發現。中國山水畫傳達出中國藝術的個性魅力，不看重細節刻畫，重視自然整體——宇宙之道；這種手法叫“寫意”，又叫“以虛寫實”——以個別景物之“虛”反映自然之道之“實”。和中國山水畫相比，西方油畫更看重精雕細刻，採用工筆手法細緻刻畫事物的外部特徵，以達到逼真模擬的效果，如達芬奇的名作——《蒙娜麗莎的微笑》。該作品生動刻畫了一位貴婦人的神態氣質以及神秘微笑，作者對蒙娜麗莎的膚色、頭髮、五官以及面部表情，描畫的非常精細，以求達到一種真實再現的目的。這種三維透視法便是西方油畫的寫實主義。詩畫同理，西方文學同樣重客觀，重模仿和再現；中國文學重表現，重抒情和言外之意。比如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西方敘事文學的源頭，也是西方文學的經典。在西方學者看來，荷馬史詩的最大成就是詳細描述了特洛伊戰爭的經過，對眾多希臘神靈以及希臘英雄進行了細緻刻畫，如相貌、性格、氣質、語言、動作等。這種寫實主義手法在中國文學中很難看到。比如中國古代文學的源頭——《詩經》。《詩經》按音樂不同分為風、雅、頌三種，《詩經》的作品不像《荷馬史詩》那樣，採用工筆手法再現事物的細節特徵，而是運用中國藝術的特有手法——比、興。據宋代理學家朱熹的看法（《詩集傳》），“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近似於於西方文學的明喻或暗喻（metaphor）。比如《國風.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這篇作品採用“比”的手法，把奴隸主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他們高高在上，不勞而獲，瘋狂榨取勞動人民的勞動血汗。所以奴隸們呼籲：我發誓要離開你，尋找自己的樂土。作品的感情既有抗議，也有理想。“比”的稱謂在英語中可以找到對應的單詞，“興”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單詞，不好翻譯。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意思是說，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之前，先描寫其他景物，藉以烘托氣氛，引入主題。比如《詩經》的《國風.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既是“比&quot;，又是“興”，目的是烘托氣氛，渲染情緒，暗示青年男女的愛情——青年男女像關雎一樣，正處在熱戀之中。透過採用“興”的手法，作品主題顯得更加含蓄，更有詩意，這是中國文學特有的“寫意”手法，在西方文學中很難看到。根據傳統觀點，中國文學有兩大源頭，一是《詩經》，二是《楚辭》；《詩經》代表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寫法，《楚辭》代表浪漫主義寫法；兩種寫法齊頭並進，共同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特殊個性——以最精煉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思想情感。如後起的漢賦、唐代大詩人李白、李商隱受《楚辭》影響很大；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唐代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受《詩經》影響很大。“比興”手法是中國文學的主要手法，中國古代美學的絕大多數範疇都和“比興”有關，如意象、興象、意境、境界等。“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提升了中國文學的藝術價值，使得中國文學含蓄蘊藉、耐人尋味，這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特色和魅力。正如陶淵明在《飲酒》中所說的一樣：此中有真意，語辯已忘言。“此中有真意”是指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語辯已忘言”是指作品之韻味無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再如中國古代小說《紅樓夢》，《紅樓夢》的個性魅力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含蓄！換言之，《紅樓夢》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令人百讀不厭，其秘密之一就在於“含蓄”。這也是《紅樓夢》超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傳統小說的重要原因。從小說性質上說，《三言二拍》是通俗文學，作品描寫的故事大多來自虛構，像《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金瓶梅》與《紅樓夢》則與之不同。《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說，對《紅樓夢》產生了重要影響，關於這一點民國學者鄭振鐸先生進行了精闢分析。鄭振鐸認為，《紅樓夢》的寫作手法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如環境描寫、行動、心理描寫等；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金瓶梅》便不會有後來的《紅樓夢》。但中國讀者都知道，《紅樓夢》已成為藝術經典，《紅樓夢》研究已成為一門學問——“紅學”；和《紅樓夢》相比，《金瓶梅》則遜色很多，其中原因究竟為何？這兩部小說的最大區別在於，《金瓶梅》的風格直白、露骨，《紅樓夢》的風格含蓄、蘊藉，由此導致兩部作品在品味、格調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前者是通俗文學，後者是純文學。在很多作家眼裡（如魯迅、老舍、張愛玲等），《紅樓夢》代表了中國文學的精神，濃縮了中國文學的精華——文字表達留有餘地，留給讀者想象、思考空間；用中國傳統繪畫語言說，這叫做“留白”。比如《紅樓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像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政、賈赦等等，但讀者很難看出曹雪芹本人對作品人物的褒貶立場——是讚揚還是反對，是喜愛還是嫌棄？作家只是不動聲色地敘事人物的言語、行為、心理，並沒有在旁邊指指點點，妄加評論；所有人物的性格特點需要讀者自己去理解和評判。俗話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這句話用在閱讀《紅樓夢》上再合適不過。借用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話說，《紅樓夢》的寫法手法叫“零度寫作”：作家拋開自己的愛憎立場，客觀、冷靜地描寫文學中的人物和事件。所以《紅樓夢》中的人物又叫“圓形人物”(性格飽滿，接近生活中的真實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性格單一，類似於抽象概念，如《三言二拍》中的人物）。這是《紅樓夢》寫法的高明所在。再如，《紅樓夢》中有一些關於兩性關係的描述，但作者寫的很含蓄，都是點到即止，這也是《紅樓夢》區別於《金瓶梅》的重要標誌。比如賈珍和秦可卿的不倫之戀，作品寫的很簡略，留給讀者許多猜想：秦可卿的病因到底如何？為何賈蓉對於秦可卿的病異常冷漠（賈蓉是秦可卿的丈夫）？為何作為公公的賈珍對於兒媳的離世如此痛苦？為何賈珍不惜花巨資籌辦秦可卿的葬禮？所有這些疑問在《紅樓夢》中很難找到確切答案，要想解開這些謎團，只有依靠讀者的反覆閱讀和思考。無獨有偶，中國古代還有一部小說和《紅樓夢》的寫法非常接近——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這部小說同樣寫的很含蓄，是中國諷刺小說的開山之作。該小說被錢鍾書、魯迅、張天翼、莫言等作家給予高度評價。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中國文學不喜歡直白表達，而強調含蓄、蘊藉的言說方式，目的是曲折、婉轉地表達人的思想情感。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質，也是中國文學的魅力所在。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比較早熟的文化，中國文學是一種早熟的藝術形式。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即中國文學已經超越簡單、直白地表達感情的階段，而指向一種更高的藝術境界——點到為止、意在言外。和中國文學的性質相比，西方文學的發展則顯得有些遲鈍或緩慢。直至中世紀晚期（公元14世紀），西方才出現描寫自然美的藝術作品，如繪畫藝術；19世紀初，隨著浪漫主義的產生，西方文學開始強調藝術的情感性和表現性，如華茲華斯、盧梭等人的浪漫主義作品，而表現情感恰恰是中國藝術的個性。比如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孟浩然以及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等，既描寫大自然的美，又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這種風格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總之，從跨文化比較角度看，中西方文學存在許多重要差異，其中最明顯、最耐人回味的一點是：中國藝術講究“表現”與“寫意”，西方藝術講究“模仿”與“寫實”，其中的根源還是和文化傳統有關。
文學不同於科學，科學追求共性、普遍性；文學講究個性、特殊性。西方文學的個性是“模仿”與“寫實”，中國文學的個性是“寫意”與“抒情”。要想很好地理解這一問題，需要從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談起。許多人喜歡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對比，如果和西方文化比較，中國文化的個性或特殊性是什麼？有人說是倫理——中國文化重倫理，如儒家道德，西方文化不重倫理。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太嚴謹。西方文化也重倫理，如希臘文化的中庸之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基督教的博愛倫理。只不過從社會治理層面看，中國傳統文化更重視“德治”（以德治國），西方文化更重視“法治”（如雅典民主政體、羅馬私法）。還有一種說法：中國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講究“天人對立”。這種說法有道理，但需要進行明確限定。中國文化講“天人合一”，主要從哲學層面立論，如儒家的“天命人性”觀即包含“天人合一”思想。《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的道德修養和天命有關，這是道德層面的天人合一。再者，老莊強調“道法自然”，心齋坐忘、滌除玄鑑，這是道家哲學的天人合一。中國文化的“天”排除了人格意義上的神靈或上帝，或指理性之天（儒家道德之天），或指自然之天（老莊自然之道）。根據中國文化邏輯，一個人（通常是少數人才能做到）透過努力修身，提高認識（覺悟），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境界，或者是儒家的仁愛之心——渾然與萬物一體（程顥）；或者是道家的泯滅自我、與自然合一。和中國文化相比較，西方文化也講究“天人合一”，只不過西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宗教有關，和自然神靈有關，這一點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希臘羅馬時代，歐洲人信仰自然神靈，如希臘文化的宙斯、雅典娜，羅馬文化的朱庇特、維納斯。在希臘、羅馬人看來，自然神和凡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擁有同一片天空；神和人可以相互溝通，關係密切，他們屬於鄰居或朋友關係（當然也有敵對關係，如特洛伊戰爭期間，希臘諸神分為兩派，一派支援希臘人，另一派支援特洛伊人）。根據希臘文化的說法，這種神、人合一的關係，被稱為天地神人“四方遊戲”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四方遊戲”說包含“天人合一”思想，意思是說，即人和自然之間沒有界限，人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份子，可以和諧共處。這種生態倫理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天人合一”觀。歐洲文化的“天人合一”觀自從基督教傳入歐洲後，逐漸消失，因為基督教反對自然崇拜，認為自然界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另外，隨著近代認識論哲學的崛起，人成為認識主體，自然界成為客體，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除上述兩點外，中西方文化還有一個重大區別：中國文化講究“含蓄”，西方文化講究“直白”。這一區別比上述兩點更有現實意義，更值得人們回味。比如中西方文化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中國文化表達感情的方式講究含蓄、婉轉，不喜歡直來直去，西方人表達情感的方式比較直接而熱烈——不喜歡繞彎子。比如親朋好友長時間未見，一旦再次相見，中國人一般不會像歐美人那樣，熱烈擁抱或貼面親吻，而是採用比較含蓄的方式表達情感，如拉手、握手、語言問候、眼神交流、幫忙拿東西等等（當然也有擁抱，但不是主流）。中國戀人之間的見面有時顯得更加委婉、曲折，如正話反說、各種玩笑戲謔（中國人認為“打是親罵是愛”，這種情況或與之有關）。西方人表達情感的方式則往往比較直白，甚至有些誇張。比如兩人見面，除了擁抱親吻之外，還經常大聲喊出“我愛你”、“我非常愛你”等言詞。這種表情方式似乎不合乎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含蓄、內斂。與之相近，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如文學）存在顯著差異。正如前面所言：中國藝術重含蓄、蘊藉，講究言外之意、話外之音；西方藝術重視模仿、再現，講究寫實、逼真。從文化層面而言，中國藝術受道家哲學影響甚大。道家哲學不看重自然界的細節，如一朵花、一棵樹、一棟房子、一個行人，而更重視自然界的整體，重視宇宙的大化流行（“道”）。用現代生態學的觀點說，道家哲學的世界觀是生態世界觀——整體世界觀，而不是希臘的神話世界觀（自然崇拜）或基督教的“客體”世界觀（把自然界視為認知物件）。在道家文化看來，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存在，它們和人一樣，共生於天地之間，彼此平等，共同構成自然界整體。這是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觀。受道家文化影響，中國藝術重視表現自然界的整體“氣韻”，而非區域性細節。如中國古代山水畫，山水畫中出現的山川、河流、林木等自然景觀往往佔據畫幅的主體，人物及其生活環境（如房屋、橋樑、車馬）反而很次要，甚至顯得可有可無，毫不起眼。比如北宋范寬的名作《溪山行旅圖》。《溪山行旅圖》是范寬的代表作，根據徐悲鴻先生的分析，這幅畫作中，巍峨突兀的山峰幾乎佔據整個畫幅的三分之二，然後是茂密的林木以及河流；至於畫中的商旅行人則顯得很不起眼，幾乎可以忽略不記。范寬的其他畫作也是這種意境，如《雪景寒林圖》，整部畫作幾乎全被茂密的叢林充滿，人居的房屋僅僅露出一個尖角，只有仔細看才能夠發現。中國山水畫傳達出中國藝術的個性魅力，不看重細節刻畫，重視自然整體——宇宙之道；這種手法叫“寫意”，又叫“以虛寫實”——以個別景物之“虛”反映自然之道之“實”。和中國山水畫相比，西方油畫更看重精雕細刻，採用工筆手法細緻刻畫事物的外部特徵，以達到逼真模擬的效果，如達芬奇的名作——《蒙娜麗莎的微笑》。該作品生動刻畫了一位貴婦人的神態氣質以及神秘微笑，作者對蒙娜麗莎的膚色、頭髮、五官以及面部表情，描畫的非常精細，以求達到一種真實再現的目的。這種三維透視法便是西方油畫的寫實主義。詩畫同理，西方文學同樣重客觀，重模仿和再現；中國文學重表現，重抒情和言外之意。比如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西方敘事文學的源頭，也是西方文學的經典。在西方學者看來，荷馬史詩的最大成就是詳細描述了特洛伊戰爭的經過，對眾多希臘神靈以及希臘英雄進行了細緻刻畫，如相貌、性格、氣質、語言、動作等。這種寫實主義手法在中國文學中很難看到。比如中國古代文學的源頭——《詩經》。《詩經》按音樂不同分為風、雅、頌三種，《詩經》的作品不像《荷馬史詩》那樣，採用工筆手法再現事物的細節特徵，而是運用中國藝術的特有手法——比、興。據宋代理學家朱熹的看法（《詩集傳》），“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近似於於西方文學的明喻或暗喻（metaphor）。比如《國風.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這篇作品採用“比”的手法，把奴隸主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他們高高在上，不勞而獲，瘋狂榨取勞動人民的勞動血汗。所以奴隸們呼籲：我發誓要離開你，尋找自己的樂土。作品的感情既有抗議，也有理想。“比”的稱謂在英語中可以找到對應的單詞，“興”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單詞，不好翻譯。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意思是說，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之前，先描寫其他景物，藉以烘托氣氛，引入主題。比如《詩經》的《國風.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既是“比&quot;，又是“興”，目的是烘托氣氛，渲染情緒，暗示青年男女的愛情——青年男女像關雎一樣，正處在熱戀之中。透過採用“興”的手法，作品主題顯得更加含蓄，更有詩意，這是中國文學特有的“寫意”手法，在西方文學中很難看到。根據傳統觀點，中國文學有兩大源頭，一是《詩經》，二是《楚辭》；《詩經》代表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寫法，《楚辭》代表浪漫主義寫法；兩種寫法齊頭並進，共同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特殊個性——以最精煉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思想情感。如後起的漢賦、唐代大詩人李白、李商隱受《楚辭》影響很大；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唐代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受《詩經》影響很大。“比興”手法是中國文學的主要手法，中國古代美學的絕大多數範疇都和“比興”有關，如意象、興象、意境、境界等。“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提升了中國文學的藝術價值，使得中國文學含蓄蘊藉、耐人尋味，這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特色和魅力。正如陶淵明在《飲酒》中所說的一樣：此中有真意，語辯已忘言。“此中有真意”是指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語辯已忘言”是指作品之韻味無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再如中國古代小說《紅樓夢》，《紅樓夢》的個性魅力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含蓄！換言之，《紅樓夢》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令人百讀不厭，其秘密之一就在於“含蓄”。這也是《紅樓夢》超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傳統小說的重要原因。從小說性質上說，《三言二拍》是通俗文學，作品描寫的故事大多來自虛構，像《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金瓶梅》與《紅樓夢》則與之不同。《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說，對《紅樓夢》產生了重要影響，關於這一點民國學者鄭振鐸先生進行了精闢分析。鄭振鐸認為，《紅樓夢》的寫作手法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如環境描寫、行動、心理描寫等；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金瓶梅》便不會有後來的《紅樓夢》。但中國讀者都知道，《紅樓夢》已成為藝術經典，《紅樓夢》研究已成為一門學問——“紅學”；和《紅樓夢》相比，《金瓶梅》則遜色很多，其中原因究竟為何？這兩部小說的最大區別在於，《金瓶梅》的風格直白、露骨，《紅樓夢》的風格含蓄、蘊藉，由此導致兩部作品在品味、格調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前者是通俗文學，後者是純文學。在很多作家眼裡（如魯迅、老舍、張愛玲等），《紅樓夢》代表了中國文學的精神，濃縮了中國文學的精華——文字表達留有餘地，留給讀者想象、思考空間；用中國傳統繪畫語言說，這叫做“留白”。比如《紅樓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像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政、賈赦等等，但讀者很難看出曹雪芹本人對作品人物的褒貶立場——是讚揚還是反對，是喜愛還是嫌棄？作家只是不動聲色地敘事人物的言語、行為、心理，並沒有在旁邊指指點點，妄加評論；所有人物的性格特點需要讀者自己去理解和評判。俗話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這句話用在閱讀《紅樓夢》上再合適不過。借用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話說，《紅樓夢》的寫法手法叫“零度寫作”：作家拋開自己的愛憎立場，客觀、冷靜地描寫文學中的人物和事件。所以《紅樓夢》中的人物又叫“圓形人物”(性格飽滿，接近生活中的真實人物)，而不是“扁形人物”（性格單一，類似於抽象概念，如《三言二拍》中的人物）。這是《紅樓夢》寫法的高明所在。再如，《紅樓夢》中有一些關於兩性關係的描述，但作者寫的很含蓄，都是點到即止，這也是《紅樓夢》區別於《金瓶梅》的重要標誌。比如賈珍和秦可卿的不倫之戀，作品寫的很簡略，留給讀者許多猜想：秦可卿的病因到底如何？為何賈蓉對於秦可卿的病異常冷漠（賈蓉是秦可卿的丈夫）？為何作為公公的賈珍對於兒媳的離世如此痛苦？為何賈珍不惜花巨資籌辦秦可卿的葬禮？所有這些疑問在《紅樓夢》中很難找到確切答案，要想解開這些謎團，只有依靠讀者的反覆閱讀和思考。無獨有偶，中國古代還有一部小說和《紅樓夢》的寫法非常接近——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這部小說同樣寫的很含蓄，是中國諷刺小說的開山之作。該小說被錢鍾書、魯迅、張天翼、莫言等作家給予高度評價。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中國文學不喜歡直白表達，而強調含蓄、蘊藉的言說方式，目的是曲折、婉轉地表達人的思想情感。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質，也是中國文學的魅力所在。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比較早熟的文化，中國文學是一種早熟的藝術形式。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即中國文學已經超越簡單、直白地表達感情的階段，而指向一種更高的藝術境界——點到為止、意在言外。和中國文學的性質相比，西方文學的發展則顯得有些遲鈍或緩慢。直至中世紀晚期（公元14世紀），西方才出現描寫自然美的藝術作品，如繪畫藝術；19世紀初，隨著浪漫主義的產生，西方文學開始強調藝術的情感性和表現性，如華茲華斯、盧梭等人的浪漫主義作品，而表現情感恰恰是中國藝術的個性。比如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孟浩然以及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等，既描寫大自然的美，又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這種風格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總之，從跨文化比較角度看，中西方文學存在許多重要差異，其中最明顯、最耐人回味的一點是：中國藝術講究“表現”與“寫意”，西方藝術講究“模仿”與“寫實”，其中的根源還是和文化傳統有關。
含蓄——中國文學的個性魅力
資訊抽取 常識
自然語言理解 資訊抽取 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