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月19日，來自英、法、德、俄、土等12國領導人，以及來自歐盟、聯合國、非洲聯盟和阿拉伯聯盟的高階代表齊聚德國柏林，舉行了為期一天的利比亞問題峰會。《德國之聲》評論稱，這對於向來不愛“出風頭”的德國而言是不尋常的一步。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也的確看到德國政治家陸續傳達出德國要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的聲音。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美國對歐洲的專注度在下降——無論誰當總統都將如此。”對此，默克爾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我們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需要承擔起更多責任。”去年11月，默克爾“接班人”、德國防長、基民盟黨主席卡倫鮑爾在慕尼黑演講時也提出德國應“接受建構力量的角色”，“必須有所行動”。早在兩德剛剛統一時，就有一批秉持現實主義理念的國際關係學者如米爾斯海默等斷言，統一後強大的德國勢必變得更進取，甚至產生地緣政治野心。然而，德國揹負著在20世紀發動兩場世界大戰的歷史“原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當代史沒能為米爾斯海默們的判斷留下清晰的註腳。如今，冷戰後一路高奏凱歌“全球化”遭遇逆風，環視歐洲四鄰，東地中海爭端、敘利亞內戰、伊朗局勢驟然升溫，無一不衝擊著歐洲歷經猶疑困惑而艱難繪成的戰略藍圖。在全球舞臺上，美歐齟齬不斷，致使歐俄轉圜遇阻，歐洲獨立行動已成奢望，以至於有歐洲戰略精英驚呼，昔時最強大可靠的盟友成了最危險的主權破壞者。外部危機激活了精密而龐大的德國政治機器，德國的政治精英們也開始猶豫、動搖，想要變得更加“有所作為”。而另一方面，他們也面臨來自親密盟友的激烈競爭。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提出外交理念方面無疑是個“快手”。自上臺以來，他頻頻為歐洲敲響警鐘，以歐盟改革者姿態自居。柏林的外交小圈子深感時不我待。然而，就如“轉型艱難”四字可以概括當下的歐洲政治那樣，若將視線聚焦於德國，不難發現其過去一年的內政外交脈絡恰好展示出求變之難。當地區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又一次給德國帶來某種機遇時，德國準備好了嗎？德國議會大廈的“胖鷹”對年過五十的基民盟外交政策顧問克里斯蒂安·福爾奈克來說，沒有哪座建築比見證了整個二十世紀德國曆史的聯邦議會大廈更能牽動感情。福爾奈克大半個職業生涯都在這棟有著透明玻璃穹頂的房子中度過。它的前身納粹德國帝國國會大廈在1945年被炸得只剩殘垣斷壁。用新技術重建之後，大廈的頂部用玻璃材料作為穹頂，遊客站在樓頂向腳下望去，一眼可看盡整個議會大廳。大廳內的色調以藍灰為主，陳設平常而低調，唯有正面牆上一隻輪廓近乎圓形的灰色胖鷹抓人眼球。“原本有機會換上一隻正常一點的（鷹）。”福爾奈克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解釋說，“位於西德首都波恩的聯邦議會曾使用這個大腹便便的胖鷹作為德國的標誌，兩德統一後，有很多人想用‘正常’的鷹來代替它，但議員們已經對胖鷹產生了感情，決定不再更換。”移步議會大廈的地下一層，還能看見兩面刻滿西裡爾字母的牆壁。當年蘇聯紅軍攻佔國會大廈後，不少紅軍戰士在牆上刻下了大量文字留言。出於對納粹侵略軍在蘇聯境內暴行的義憤，一些士兵還在牆上留下了對德國的辱罵性言論。“但議員們常來這裡，這一層樓就有很多辦公室，大家平日裡四處走動都會經過這兩面牆壁。”福爾奈克說，“曾經有人提議把刻字抹去，不過議會沒有采納。”如福爾奈克所說，一眾德國議員和政要常在附近走動，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議會辦公室距離“留言牆”甚至僅十餘米。日日眼見牆上針對德國民族和國家的不雅文字，政要們彷彿早已見怪不怪。“我知道在其他國家這很難讓人理解，但保持如此低調是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和平主義已深入骨髓。”福爾奈克說。無論是萌態可掬的胖鷹，還是政客們視而不見的留言牆，似乎都在提醒訪客們如今的德國雖然強大，卻不願爭當出頭鳥，國家小心翼翼地看待民族自信，時刻警惕其變成某種自大情緒。然而，如今，德國的政治精英們正在猶豫、動搖。早在救助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時，柏林已顯示出了強大的政治領導力。2015年百萬難民的湧入則讓德國百姓突然意識到，德國無法繼續“悶聲發財”，也不能對歐洲周邊地區的危機置身事外。“大概從那時開始，德國政界逐漸調整了心態，在外交上有所作為成了某種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福爾奈克說。但是，德國想要在歐洲事務上“有所作為”並不容易。《金融時報》今年1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歐洲已陷入深度割裂，各方難以就改革凝聚共識，就連德法這樣的親密盟友偶爾也會發生不和。更重要的問題是，德國自身是否準備好了？1945年攻佔柏林的蘇聯紅軍在牆上留下的塗鴉“德國必須有所行動”近期，默克爾由於執政生涯尾聲臨近，正逐漸喪失對歐盟的政治領導力，同時，新一屆歐委會換屆於去年12月完成，馬克龍得以“乘勢”就歐盟-北約的前景作出一系列重磅表態。除了具有爆炸性的“北約腦死亡”言論，馬克龍使用一票否決權，阻止了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開啟入（歐）盟談判。同時，他公開倡導與俄羅斯緩和關係，僅僅在北約峰會後的幾天，巴黎就接待了前來參加“諾曼底模式”會議的俄總統普京。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去年12月11日發文嘆道，無論與美俄的關係如何變幻，法國事實上已成為特朗普和普京近年來訪問次數最多的歐洲國家。而《金融時報》則指出，馬克龍此舉“激起了柏林方面的不快”。在那篇《經濟學人》的專訪中，雖然引爆爭議的是“腦死亡”一詞，但馬克龍通篇談論的主要是歐盟前途，而非北約積弊。《外交政策》文章甚至認為，與其說馬克龍意欲“顛覆”北約，不如說他間接地表達了對盟友默克爾的不滿：上臺早期，他曾熱切希望默克爾積極回應法國提出的歐盟結構性改革建議，例如歐元區一體化、加速各種歐洲聯合防務計劃等，柏林卻一直保持沉默，近乎無視了他的提議。於是馬克龍開始獨自發力，不再照顧德國的想法。去年12月19日，彭博社發文分析稱，將馬克龍描述為“新戴高樂主義”並不能把握其政策脈絡，實際上，他近來的一系列關於歐洲未來的表態背後隱藏著對德國“不作為”的深深不滿。如今，在歐洲的安全與外交事務上，德國政治家一時間發現自己處在關鍵位置。問題在於，德國精英們這次將如何定位自身角色？柏林是否應該緊緊跟隨馬克龍急不可耐的一體化步調，還是表現出更多的自主性，提出明確的德國方案？現任德國駐盧森堡大使、曾長期擔任德國聯邦議會外交和安全事務顧問的海恩裡希·克萊夫特博士不久前告訴澎湃新聞，德國感受到了緊迫性。“德國將在國際舞臺上做得更多。無論是在歐盟內部還是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很多盟友都等著看到德國提出自己的方案。世界歡迎德國發揮更大作用。”克萊夫特博士認為。事實上，德國精英們近來在國際問題上也加大了聲量。去年10月土耳其出兵北敘利亞後，包括默克爾“接班人”、德國防長、基民盟黨主席卡倫鮑爾（下稱AKK）在內的不少德國要員都積極表達德國立場，努力提出德國方案。去年11月7日，AKK在慕尼黑髮表演講，提出德國應“接受建構力量的角色”。作為一向高度重視德美跨大西洋關係的德國政治精英的一員，她罕見地公開指出，美國參與多邊體系的意願和能力正在減弱，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國際規則“破壞者”，因此，“德國必須有所行動”。默克爾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據《金融時報》16日刊出的報道，默克爾指出，德國現在對世界事務投入得更多：為結束烏克蘭的戰爭所做的努力、在伊朗核協議中扮演的角色、承擔越來越多的“外交乃至軍事責任”。“未來可能會更多，但我們肯定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她說。對於本月底英國將脫離歐盟，默克爾認為這是一個“警醒”，歐盟必須透過自己的水平來做出回應，變得“有吸引力、創新力、創造力，變成一個適合開展研究和教育的地方”。而在面對一個自由派原則被叢林法則擠到一邊、多邊主義“從未像現在這樣孤單”的世界，默克爾的解決方案是對德國的支柱歐洲加倍押注。“德國太小，無法靠自己施加地緣政治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利用單一市場的全部優勢。”她說道。對於自特朗普上臺後每況愈下的“跨大西洋關係”，默克爾則認為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需要承擔起更多責任”。默克爾的這一番對德國自身及歐洲事務的表態，與去年年底前後馬克龍的言論，正相呼應。德國正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嗎？但在此之前，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國內政治面臨種種問題的情況下，德國即使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是否有能力將之付諸實施呢？德國總理默克爾 新華社 資料圖“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年多以來，德國政治光譜變遷令人眼花繚亂。在2019年的幾次地方選舉中，大聯盟政府的兩根支柱——基民盟與社民黨都發揮不佳，後者甚至在國內面臨“靈魂拷問”，多家德國媒體開始討論“社民黨還有救嗎”。去年11月底，該黨領導層換血，新的領導骨幹公開懷疑社民黨是否還應留在大聯盟內。同時，德國選擇黨和綠黨卻異軍突起，幾次選戰中都有不俗表現。正值德國內政多事之秋，涉及到權力更迭的關鍵人事問題更為基民盟內部團結蒙上陰影，令人懷疑黨派精英還能不能拿出精力應對德國的外交挑戰。去年10月，基民盟在AKK的家鄉薩爾州舉行青年黨員大會。AKK、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歐洲人民黨黨團領袖韋伯、AKK的黨內對手默茲等基民盟重量級人物紛紛到場。儘管各人心知人事問題才是重中之重，但所有人都不免對外交議題說上幾句。AKK在演說中直接點名俄羅斯和土耳其，後者入侵敘利亞北部的軍事行動尤其使她不滿。“作為北約國家，土耳其理應與我們享有共同價值觀。如果土耳其想要成為佔領國（an occupation power），那麼歐洲會告訴安卡拉這是不可能的。”AKK說完，臺下掌聲轟鳴。曾按照“領銜候選人”原則獲得歐委會主席提名的韋伯更進一步，他將埃爾多安與最近給歐盟難堪的特朗普和約翰遜相提並論。“歐洲拒絕約翰遜、特朗普和埃爾多安的處事方法——他們總是把威脅作為工具。”韋伯說，“歐盟不接受任何敲詐勒索。”他還呼籲，德國可以用經濟手段反擊土耳其。讓安卡拉意識到其“經濟，包括外貿和投資，都高度依賴歐洲。”基青盟（基民盟的青年黨組織）來自圖林根州的年輕成員威爾漢姆告訴澎湃新聞，談論德國乃至歐洲的外交挑戰已成為基民盟高層的一種“時髦”，但這麼做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事問題顯然最重要，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談外交事務。我想，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喚起黨內的危機意識。”他說。在黨內紛爭解決完以前，基民盟並沒有精力真正顧及外交。實際上，AKK、默茲和多位其他基民盟大佬都在為黨內的權力佈局殫精竭慮，如何爭取黨內成員特別是年輕人的支援才是首要大事。澎湃新聞注意到，當德高望重的默茲登上講臺，幾句場面話過後立即將話題引入眾人關注的人事制度，此時全場屏息靜聽。在間接批評了AKK之後，他推動基青盟透過動議，希望改變基民盟黨主席自動成為聯邦總理候選人的制度。若此動議最終在基民盟層面被批准，下次聯邦總理換屆時基民盟將不得不重新推選總理候選人，AKK也就不能自動地從默克爾那裡接過德國總理位置。對於默克爾“欽點”的接班人而言，AKK情勢難言樂觀。路透社去年11月3日援引一份民調稱，目前大部分德國人更願意將默茲視為基民盟的領導者，而不是處在默克爾陰影之下的AKK。默茲以31%的支援率明顯壓倒了AKK的19%。可就在一年以前，AKK在同一份民調中曾以33%的支援率領先默茲5個百分點。不過到了去年11月下旬萊比錫的基民盟黨代會上，身後站著默克爾的AKK艱難破局成功，暫時重獲黨內支援。一年前她曾用鼓舞人心的演說取得黨員信任，從幕後走向臺前。在萊比錫，她再次以雄辯口才征服觀眾，默茲也暫時隱忍不發，沒再提修改推選總理候選人制度的事。“AKK的背後畢竟是默克爾，不少德國人已經習慣了她的領導。我覺得人們近來有些低估她了。她沒有直接站出來，不代表沒有發揮作用。”長期跟蹤基民盟動態的《法蘭克福匯報》資深編輯弗蘭克告訴澎湃新聞。“德國之聲”等德媒在事後評論稱，AKK的接班人之位暫告無虞，默茲等黨內反對派短時間內將不會再次發難。“用一句中國話說，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我想明年基民盟應該有更多精力想想德國的問題了。”曾去中國交流學習的威爾漢姆在萊比錫大會結束後告訴記者。法國總統馬克龍 新華社 資料圖德國“朝中有人好辦事”？雖然德國深陷內政泥潭，法國又越來越傾向於獨自行事。但過去的兩年多來，德法共同驅動的歐洲一體化在安全和防務領域還是取得了不少成果，似乎表明歐洲防務合作前途依然光明。資深安全和防務分析師丹尼爾·費歐特來自具有官方背景的歐盟安全研究所。他對澎湃新聞表示，截至目前，法德在這一波防務一體化中的合作還算融洽，不過，這絕不是說法德追求完全一致的一體化日程表，遑論外交政策。“歐洲防務基金和永久結構性合作進展順利都離不開法德的積極推動。到目前為止，馬克龍推崇的‘歐洲戰略自主’或‘戰略主權’概念與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要把本屆歐委會變成‘地緣政治委員會’ （a geopolitical EU Commission）的提法不謀而合。”費歐特表示，“然而，法德兩國的戰略文化相當不同，德國對出兵海外的謹小慎微即是明證。要磨合出一套歐盟共有的戰略文化（a common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尚需相當時日。”在那一天到來以前，依然存在法德誰來主導的問題。獲馬克龍支援的德國人馮德萊恩去年12月正式接掌歐盟委員會，“朝中有人”似乎對於柏林來說是一大“利好”，此外，德國還將於今年7月成為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去年11月下旬刊文回顧稱，馮德萊恩受到任命後，布魯塞爾政策圈一度認為德國大大鞏固了在歐盟內的話語權。然而，文章也分析稱，作為歐盟（歐共體）五十多年來的首位德國籍掌門人，各方對她的普遍期待是“一碗水端平”，尤其是忠誠履行歐盟條約捍衛者的使命。“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不一定能為德國爭取到最大的發言權。相反，她必須儘可能地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態，否則難以服眾。她正是這麼做的。她所有的演說都傳遞出一個資訊：一切為了歐洲。”弗蘭克告訴澎湃新聞。馮德萊恩版的“歐洲第一”甚至引發了“自家人”基民盟的不安。基民盟在歐洲議會的代表團團長丹尼爾·卡斯帕裡日前對媒體表示，馮德萊恩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歐委會的團結、實現妥協，而非追求德國利益。德國人甚至將懷念之前沒有她的時候，因為那時柏林在歐委會內有一個實打實的、能說得上話的委員。按照歐盟現行規則，歐委會由28名包括主席在內的委員組成，每個成員國分配一名。若德國人充當了歐委會主席，就不能再指派其他委員。在容克時期，德國在歐委會有一名分管預算事務的委員，手握實權。且當時的歐委會秘書長（非委員）馬丁·澤爾邁爾來自波恩，是第一個出任該職的德國人，他被視作容克最得力的政策執行者和擁護者。但如今，強大陣容難以再現。必須保持公正的馮德萊恩即是德國在歐委會內的唯一代表，她將面臨平衡多方利益的難題，在安全與外交政策領域尤其如此。曾長期擔任美國駐波蘭大使的斯蒂芬·穆爾教授告訴澎湃新聞，安全利益上法德等傳統歐洲大國與東歐國家的分歧明顯，例如德法都認為應該與俄羅斯的關係有所緩和，但柏林和巴黎不能低估東歐對俄羅斯“軍事威脅”的警惕情緒。“法德的戰略家們傾向於看統計數字，發現俄羅斯的防務開支比歐洲國家的國防預算總和低很多，然後得出俄羅斯不足為懼的結論。”穆爾表示，“但是千萬不要低估了心理因素。在東歐不少國家，從政客到公眾都認為俄羅斯帶來了真實、不言而喻的安全挑戰。”馬克龍治下的法國躍躍欲試，而東歐國家所想所欲也與德國不同。德國前外長加布裡埃爾日前對彭博社嘆道，柏林總是對要求德國發揮領導力的聲音說不，德國人總是害怕被別人當做“霸權”。“但實際上，與其擔憂德國掌控歐洲，不如承認現在德國完全沒有發揮任何領導力。”彭博社評論稱，“或許到了讓德國人來試一試的時候了。”(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編者按】1月19日，來自英、法、德、俄、土等12國領導人，以及來自歐盟、聯合國、非洲聯盟和阿拉伯聯盟的高階代表齊聚德國柏林，舉行了為期一天的利比亞問題峰會。《德國之聲》評論稱，這對於向來不愛“出風頭”的德國而言是不尋常的一步。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也的確看到德國政治家陸續傳達出德國要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的聲音。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美國對歐洲的專注度在下降——無論誰當總統都將如此。”對此，默克爾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我們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需要承擔起更多責任。”去年11月，默克爾“接班人”、德國防長、基民盟黨主席卡倫鮑爾在慕尼黑演講時也提出德國應“接受建構力量的角色”，“必須有所行動”。早在兩德剛剛統一時，就有一批秉持現實主義理念的國際關係學者如米爾斯海默等斷言，統一後強大的德國勢必變得更進取，甚至產生地緣政治野心。然而，德國揹負著在20世紀發動兩場世界大戰的歷史“原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當代史沒能為米爾斯海默們的判斷留下清晰的註腳。如今，冷戰後一路高奏凱歌“全球化”遭遇逆風，環視歐洲四鄰，東地中海爭端、敘利亞內戰、伊朗局勢驟然升溫，無一不衝擊著歐洲歷經猶疑困惑而艱難繪成的戰略藍圖。在全球舞臺上，美歐齟齬不斷，致使歐俄轉圜遇阻，歐洲獨立行動已成奢望，以至於有歐洲戰略精英驚呼，昔時最強大可靠的盟友成了最危險的主權破壞者。外部危機激活了精密而龐大的德國政治機器，德國的政治精英們也開始猶豫、動搖，想要變得更加“有所作為”。而另一方面，他們也面臨來自親密盟友的激烈競爭。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提出外交理念方面無疑是個“快手”。自上臺以來，他頻頻為歐洲敲響警鐘，以歐盟改革者姿態自居。柏林的外交小圈子深感時不我待。然而，就如“轉型艱難”四字可以概括當下的歐洲政治那樣，若將視線聚焦於德國，不難發現其過去一年的內政外交脈絡恰好展示出求變之難。當地區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又一次給德國帶來某種機遇時，德國準備好了嗎？德國議會大廈的“胖鷹”對年過五十的基民盟外交政策顧問克里斯蒂安·福爾奈克來說，沒有哪座建築比見證了整個二十世紀德國曆史的聯邦議會大廈更能牽動感情。福爾奈克大半個職業生涯都在這棟有著透明玻璃穹頂的房子中度過。它的前身納粹德國帝國國會大廈在1945年被炸得只剩殘垣斷壁。用新技術重建之後，大廈的頂部用玻璃材料作為穹頂，遊客站在樓頂向腳下望去，一眼可看盡整個議會大廳。大廳內的色調以藍灰為主，陳設平常而低調，唯有正面牆上一隻輪廓近乎圓形的灰色胖鷹抓人眼球。“原本有機會換上一隻正常一點的（鷹）。”福爾奈克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解釋說，“位於西德首都波恩的聯邦議會曾使用這個大腹便便的胖鷹作為德國的標誌，兩德統一後，有很多人想用‘正常’的鷹來代替它，但議員們已經對胖鷹產生了感情，決定不再更換。”移步議會大廈的地下一層，還能看見兩面刻滿西裡爾字母的牆壁。當年蘇聯紅軍攻佔國會大廈後，不少紅軍戰士在牆上刻下了大量文字留言。出於對納粹侵略軍在蘇聯境內暴行的義憤，一些士兵還在牆上留下了對德國的辱罵性言論。“但議員們常來這裡，這一層樓就有很多辦公室，大家平日裡四處走動都會經過這兩面牆壁。”福爾奈克說，“曾經有人提議把刻字抹去，不過議會沒有采納。”如福爾奈克所說，一眾德國議員和政要常在附近走動，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議會辦公室距離“留言牆”甚至僅十餘米。日日眼見牆上針對德國民族和國家的不雅文字，政要們彷彿早已見怪不怪。“我知道在其他國家這很難讓人理解，但保持如此低調是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和平主義已深入骨髓。”福爾奈克說。無論是萌態可掬的胖鷹，還是政客們視而不見的留言牆，似乎都在提醒訪客們如今的德國雖然強大，卻不願爭當出頭鳥，國家小心翼翼地看待民族自信，時刻警惕其變成某種自大情緒。然而，如今，德國的政治精英們正在猶豫、動搖。早在救助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時，柏林已顯示出了強大的政治領導力。2015年百萬難民的湧入則讓德國百姓突然意識到，德國無法繼續“悶聲發財”，也不能對歐洲周邊地區的危機置身事外。“大概從那時開始，德國政界逐漸調整了心態，在外交上有所作為成了某種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福爾奈克說。但是，德國想要在歐洲事務上“有所作為”並不容易。《金融時報》今年1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歐洲已陷入深度割裂，各方難以就改革凝聚共識，就連德法這樣的親密盟友偶爾也會發生不和。更重要的問題是，德國自身是否準備好了？1945年攻佔柏林的蘇聯紅軍在牆上留下的塗鴉“德國必須有所行動”近期，默克爾由於執政生涯尾聲臨近，正逐漸喪失對歐盟的政治領導力，同時，新一屆歐委會換屆於去年12月完成，馬克龍得以“乘勢”就歐盟-北約的前景作出一系列重磅表態。除了具有爆炸性的“北約腦死亡”言論，馬克龍使用一票否決權，阻止了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開啟入（歐）盟談判。同時，他公開倡導與俄羅斯緩和關係，僅僅在北約峰會後的幾天，巴黎就接待了前來參加“諾曼底模式”會議的俄總統普京。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去年12月11日發文嘆道，無論與美俄的關係如何變幻，法國事實上已成為特朗普和普京近年來訪問次數最多的歐洲國家。而《金融時報》則指出，馬克龍此舉“激起了柏林方面的不快”。在那篇《經濟學人》的專訪中，雖然引爆爭議的是“腦死亡”一詞，但馬克龍通篇談論的主要是歐盟前途，而非北約積弊。《外交政策》文章甚至認為，與其說馬克龍意欲“顛覆”北約，不如說他間接地表達了對盟友默克爾的不滿：上臺早期，他曾熱切希望默克爾積極回應法國提出的歐盟結構性改革建議，例如歐元區一體化、加速各種歐洲聯合防務計劃等，柏林卻一直保持沉默，近乎無視了他的提議。於是馬克龍開始獨自發力，不再照顧德國的想法。去年12月19日，彭博社發文分析稱，將馬克龍描述為“新戴高樂主義”並不能把握其政策脈絡，實際上，他近來的一系列關於歐洲未來的表態背後隱藏著對德國“不作為”的深深不滿。如今，在歐洲的安全與外交事務上，德國政治家一時間發現自己處在關鍵位置。問題在於，德國精英們這次將如何定位自身角色？柏林是否應該緊緊跟隨馬克龍急不可耐的一體化步調，還是表現出更多的自主性，提出明確的德國方案？現任德國駐盧森堡大使、曾長期擔任德國聯邦議會外交和安全事務顧問的海恩裡希·克萊夫特博士不久前告訴澎湃新聞，德國感受到了緊迫性。“德國將在國際舞臺上做得更多。無論是在歐盟內部還是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很多盟友都等著看到德國提出自己的方案。世界歡迎德國發揮更大作用。”克萊夫特博士認為。事實上，德國精英們近來在國際問題上也加大了聲量。去年10月土耳其出兵北敘利亞後，包括默克爾“接班人”、德國防長、基民盟黨主席卡倫鮑爾（下稱AKK）在內的不少德國要員都積極表達德國立場，努力提出德國方案。去年11月7日，AKK在慕尼黑髮表演講，提出德國應“接受建構力量的角色”。作為一向高度重視德美跨大西洋關係的德國政治精英的一員，她罕見地公開指出，美國參與多邊體系的意願和能力正在減弱，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國際規則“破壞者”，因此，“德國必須有所行動”。默克爾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據《金融時報》16日刊出的報道，默克爾指出，德國現在對世界事務投入得更多：為結束烏克蘭的戰爭所做的努力、在伊朗核協議中扮演的角色、承擔越來越多的“外交乃至軍事責任”。“未來可能會更多，但我們肯定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她說。對於本月底英國將脫離歐盟，默克爾認為這是一個“警醒”，歐盟必須透過自己的水平來做出回應，變得“有吸引力、創新力、創造力，變成一個適合開展研究和教育的地方”。而在面對一個自由派原則被叢林法則擠到一邊、多邊主義“從未像現在這樣孤單”的世界，默克爾的解決方案是對德國的支柱歐洲加倍押注。“德國太小，無法靠自己施加地緣政治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利用單一市場的全部優勢。”她說道。對於自特朗普上臺後每況愈下的“跨大西洋關係”，默克爾則認為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需要承擔起更多責任”。默克爾的這一番對德國自身及歐洲事務的表態，與去年年底前後馬克龍的言論，正相呼應。德國正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嗎？但在此之前，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國內政治面臨種種問題的情況下，德國即使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是否有能力將之付諸實施呢？德國總理默克爾 新華社 資料圖“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年多以來，德國政治光譜變遷令人眼花繚亂。在2019年的幾次地方選舉中，大聯盟政府的兩根支柱——基民盟與社民黨都發揮不佳，後者甚至在國內面臨“靈魂拷問”，多家德國媒體開始討論“社民黨還有救嗎”。去年11月底，該黨領導層換血，新的領導骨幹公開懷疑社民黨是否還應留在大聯盟內。同時，德國選擇黨和綠黨卻異軍突起，幾次選戰中都有不俗表現。正值德國內政多事之秋，涉及到權力更迭的關鍵人事問題更為基民盟內部團結蒙上陰影，令人懷疑黨派精英還能不能拿出精力應對德國的外交挑戰。去年10月，基民盟在AKK的家鄉薩爾州舉行青年黨員大會。AKK、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歐洲人民黨黨團領袖韋伯、AKK的黨內對手默茲等基民盟重量級人物紛紛到場。儘管各人心知人事問題才是重中之重，但所有人都不免對外交議題說上幾句。AKK在演說中直接點名俄羅斯和土耳其，後者入侵敘利亞北部的軍事行動尤其使她不滿。“作為北約國家，土耳其理應與我們享有共同價值觀。如果土耳其想要成為佔領國（an occupation power），那麼歐洲會告訴安卡拉這是不可能的。”AKK說完，臺下掌聲轟鳴。曾按照“領銜候選人”原則獲得歐委會主席提名的韋伯更進一步，他將埃爾多安與最近給歐盟難堪的特朗普和約翰遜相提並論。“歐洲拒絕約翰遜、特朗普和埃爾多安的處事方法——他們總是把威脅作為工具。”韋伯說，“歐盟不接受任何敲詐勒索。”他還呼籲，德國可以用經濟手段反擊土耳其。讓安卡拉意識到其“經濟，包括外貿和投資，都高度依賴歐洲。”基青盟（基民盟的青年黨組織）來自圖林根州的年輕成員威爾漢姆告訴澎湃新聞，談論德國乃至歐洲的外交挑戰已成為基民盟高層的一種“時髦”，但這麼做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事問題顯然最重要，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談外交事務。我想，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喚起黨內的危機意識。”他說。在黨內紛爭解決完以前，基民盟並沒有精力真正顧及外交。實際上，AKK、默茲和多位其他基民盟大佬都在為黨內的權力佈局殫精竭慮，如何爭取黨內成員特別是年輕人的支援才是首要大事。澎湃新聞注意到，當德高望重的默茲登上講臺，幾句場面話過後立即將話題引入眾人關注的人事制度，此時全場屏息靜聽。在間接批評了AKK之後，他推動基青盟透過動議，希望改變基民盟黨主席自動成為聯邦總理候選人的制度。若此動議最終在基民盟層面被批准，下次聯邦總理換屆時基民盟將不得不重新推選總理候選人，AKK也就不能自動地從默克爾那裡接過德國總理位置。對於默克爾“欽點”的接班人而言，AKK情勢難言樂觀。路透社去年11月3日援引一份民調稱，目前大部分德國人更願意將默茲視為基民盟的領導者，而不是處在默克爾陰影之下的AKK。默茲以31%的支援率明顯壓倒了AKK的19%。可就在一年以前，AKK在同一份民調中曾以33%的支援率領先默茲5個百分點。不過到了去年11月下旬萊比錫的基民盟黨代會上，身後站著默克爾的AKK艱難破局成功，暫時重獲黨內支援。一年前她曾用鼓舞人心的演說取得黨員信任，從幕後走向臺前。在萊比錫，她再次以雄辯口才征服觀眾，默茲也暫時隱忍不發，沒再提修改推選總理候選人制度的事。“AKK的背後畢竟是默克爾，不少德國人已經習慣了她的領導。我覺得人們近來有些低估她了。她沒有直接站出來，不代表沒有發揮作用。”長期跟蹤基民盟動態的《法蘭克福匯報》資深編輯弗蘭克告訴澎湃新聞。“德國之聲”等德媒在事後評論稱，AKK的接班人之位暫告無虞，默茲等黨內反對派短時間內將不會再次發難。“用一句中國話說，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我想明年基民盟應該有更多精力想想德國的問題了。”曾去中國交流學習的威爾漢姆在萊比錫大會結束後告訴記者。法國總統馬克龍 新華社 資料圖德國“朝中有人好辦事”？雖然德國深陷內政泥潭，法國又越來越傾向於獨自行事。但過去的兩年多來，德法共同驅動的歐洲一體化在安全和防務領域還是取得了不少成果，似乎表明歐洲防務合作前途依然光明。資深安全和防務分析師丹尼爾·費歐特來自具有官方背景的歐盟安全研究所。他對澎湃新聞表示，截至目前，法德在這一波防務一體化中的合作還算融洽，不過，這絕不是說法德追求完全一致的一體化日程表，遑論外交政策。“歐洲防務基金和永久結構性合作進展順利都離不開法德的積極推動。到目前為止，馬克龍推崇的‘歐洲戰略自主’或‘戰略主權’概念與新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要把本屆歐委會變成‘地緣政治委員會’ （a geopolitical EU Commission）的提法不謀而合。”費歐特表示，“然而，法德兩國的戰略文化相當不同，德國對出兵海外的謹小慎微即是明證。要磨合出一套歐盟共有的戰略文化（a common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尚需相當時日。”在那一天到來以前，依然存在法德誰來主導的問題。獲馬克龍支援的德國人馮德萊恩去年12月正式接掌歐盟委員會，“朝中有人”似乎對於柏林來說是一大“利好”，此外，德國還將於今年7月成為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去年11月下旬刊文回顧稱，馮德萊恩受到任命後，布魯塞爾政策圈一度認為德國大大鞏固了在歐盟內的話語權。然而，文章也分析稱，作為歐盟（歐共體）五十多年來的首位德國籍掌門人，各方對她的普遍期待是“一碗水端平”，尤其是忠誠履行歐盟條約捍衛者的使命。“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不一定能為德國爭取到最大的發言權。相反，她必須儘可能地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態，否則難以服眾。她正是這麼做的。她所有的演說都傳遞出一個資訊：一切為了歐洲。”弗蘭克告訴澎湃新聞。馮德萊恩版的“歐洲第一”甚至引發了“自家人”基民盟的不安。基民盟在歐洲議會的代表團團長丹尼爾·卡斯帕裡日前對媒體表示，馮德萊恩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歐委會的團結、實現妥協，而非追求德國利益。德國人甚至將懷念之前沒有她的時候，因為那時柏林在歐委會內有一個實打實的、能說得上話的委員。按照歐盟現行規則，歐委會由28名包括主席在內的委員組成，每個成員國分配一名。若德國人充當了歐委會主席，就不能再指派其他委員。在容克時期，德國在歐委會有一名分管預算事務的委員，手握實權。且當時的歐委會秘書長（非委員）馬丁·澤爾邁爾來自波恩，是第一個出任該職的德國人，他被視作容克最得力的政策執行者和擁護者。但如今，強大陣容難以再現。必須保持公正的馮德萊恩即是德國在歐委會內的唯一代表，她將面臨平衡多方利益的難題，在安全與外交政策領域尤其如此。曾長期擔任美國駐波蘭大使的斯蒂芬·穆爾教授告訴澎湃新聞，安全利益上法德等傳統歐洲大國與東歐國家的分歧明顯，例如德法都認為應該與俄羅斯的關係有所緩和，但柏林和巴黎不能低估東歐對俄羅斯“軍事威脅”的警惕情緒。“法德的戰略家們傾向於看統計數字，發現俄羅斯的防務開支比歐洲國家的國防預算總和低很多，然後得出俄羅斯不足為懼的結論。”穆爾表示，“但是千萬不要低估了心理因素。在東歐不少國家，從政客到公眾都認為俄羅斯帶來了真實、不言而喻的安全挑戰。”馬克龍治下的法國躍躍欲試，而東歐國家所想所欲也與德國不同。德國前外長加布裡埃爾日前對彭博社嘆道，柏林總是對要求德國發揮領導力的聲音說不，德國人總是害怕被別人當做“霸權”。“但實際上，與其擔憂德國掌控歐洲，不如承認現在德國完全沒有發揮任何領導力。”彭博社評論稱，“或許到了讓德國人來試一試的時候了。”(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觀察丨德國外交轉型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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