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朱新開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據路透社2月22日報道，美國疾控中心（CDC）國家免疫與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森尼爾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國發生大流行，衛生官員正在為此做準備。她還提到中國停工停學的措施，並稱美國可能對此進行效仿，“我們也有可能需要在這個國家實施同樣的措施，這一天也可能會出現。”對此，反應最快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當即訂購了4萬美元消毒洗手液和口罩。一、美國真的心很大不是新冠，而是流感，自去年9月在美國爆發以來，已有2600萬美國人被感染，直接導致1.4萬人死亡、25萬人住院。僅說死亡人數，已是中國新冠疫情的6倍多，若考慮到中國總人口數是美國的4倍多，可知流感在美國造成的後果有多嚴重，卻鮮見採取了什麼嚴格措施，可見美國的心有多大。當然，中美對醫學及統計學的認知有一定差異。比如，伊朗於1月8日向美軍駐伊拉克基地發射十餘枚導彈，造成109名美軍官兵受傷，卻無一死亡。對此，有人非常詫異為何伊朗的導彈會如此眷顧美軍的生命？其實，按照美國標準，即便是腦袋不小心撞到門框上，也可以被診斷為腦震盪或創傷性腦損傷，並被統計進傷亡資料中。比如，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的精神病發病率很高，部分時段幾乎與戰損持平，我志願軍的發病率為每天每百萬人2人，而且是以神經衰弱為主。其實，按照美國標準，輕度抑鬱症等也會被歸入精神疾病，其國內發病率一度高達26.4%，也就是每4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精神病。從上述角度而言，美國對疾病的重視程度似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又是世界上少有未實行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前總統奧巴馬曾經為此努力過，甚至將醫保計劃遞交到國會，結果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簽署的第一個行政令便是將其撕毀。事實上，在特朗普就任後截至2018年，未加入健康保險的美國人高達2750萬。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儘管要求兒童入學前接種相關疫苗，以預防常見的兒童疾病，可是，迄今仍有20個州允許家長以“個人信仰”為理由拒絕接種。由此可見，若從國家層面而言，美國面對疾病乃至疫情時真的心很大。二、推卸責任的美國政府雖然特朗普拒絕為大眾醫療埋單，但若說美國政府對公民的身體健康不重視，這似乎有故意抹黑之嫌，因為沒有哪個政府會對此採取漠視態度，即便是出於徵兵的目的也會很重視。不過，若說美國政府在順勢推卸責任，那就是可以有的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將責任推給上帝。要知道，現代醫學在世界包括中國的推廣普及，教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到人們對“紅十字”標誌的理解——實為成立於1863年的日內瓦傷兵救護委員會所用標誌，源自瑞士國旗中代表“中立和平”的十字，但當時執行戰場救護的以教會人士為主。再者，西方的現代法律體系脫胎於英國《大憲章》，其法理核心則是基於宗教理念。因此，相關理念便順其自然地融入醫學、法學的實操中。具體並相對而言，美國人基於所謂“上帝的旨意”，雖然對現代醫學頗為依賴，甚至到了濫用藥物的地步，但對於生老病死不會太過糾結；雖然對公正頗為看重，甚至動輒上街表達意願，但對於法庭上的即時公正不會太過較真。總之，這就成為美國政府可以推卸責任的出口。於此插入一個新聞，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月22日通報，新增229個新冠病毒患者，累計確診增至433例。也就是說，一天比以往增加一倍多，只因一個名為“新天地教會”的邪教組織，顯然是認為會得到神佑，結果成為了病毒傳播中心。其二，將責任推給社會。必須要承認，仍是相對而言，以上與以下均是相對而言，美國人的衛生安全意識比較高，比如個人，有病會自覺隔離，包括出行戴口罩，以至成為提醒陌生人不要靠近的標誌；比如企業，在員工因病請假時，一般會痛痛快快地准假，除了法律約束因素，更與企業主的衛生安全意識較高有著直接關係。在個人與企業相加之後，勢必就會對公共衛生起到支援與保障作用。此外，美國的社群醫生或稱家庭醫生體系比較發達，既嚴密又下沉較深，由此承擔了很大的防治責任，尤其在社群層面織起一張防護網。總之，美國政府可以由此卸掉大部責任與精力。毋庸置疑，我們應該在以上方面予以加強，也就是要向美國學習，並非要學習如何推卸責任，而是從個人、企業主、社群等層面，增強公共衛生安全意義及防治能力。三、美國的應急優勢在應急行動方面，美國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比如從中國、日本撤僑，雖然有“受困”的美國公民頻頻向特朗普求救，當時未見有何明確回應，但在實際行動階段，不論基於何種因素，美國包機確實比別人搶先一步。除了應急動員的能力——這與美國連年發動戰爭有著直接關係——其相關應急裝置也比較先進與人性化，比如可以在包機中將患者與健康人混裝，但又能完全隔離的CBCS生物隔離系統。CBCS是世界首個具備完整生物防護能力的可空運多人醫療運輸單元，內設3個房間及廁所，包括一個容納4名患者和4名醫護人員的治療區，一個可安全穿脫防護裝置的前廳，一個可供2名醫護人員使用的休息區，並可提供食品、飲水，以及16小時供氧能力。當然，美國人想必也非常清楚，在國家級的應急動員方面，尤其涉及基建的反應及落實能力，比如10天建造一所火神山醫院，幾乎同時，12天建造一所雷神山醫院，美國就應該多向中國學習了。四、美國的短板與我們的優勢在替美國政府找出諸多主客觀因素後，就要集中到“國家級應急動員能力”而言了。前文曾述，美國的應急動員能力較強，但那是基於對外發動戰爭的基礎上，包括撤僑及應急裝置等。若僅限於其國內的話，卻鮮見與戰爭動員相對稱的反應能力。於此，仍要提及客觀因素。比如前文曾記，美國有20個州的家長可以“個人信仰”為由，拒絕為自己的孩子接種疫苗，即強調個人權利。比如，有稱美國此次針對新冠病毒頒佈的聯邦隔離令，是繼1963隔離一名天花病人以來的首次，這其實並不準確，因為2007年隔離一名“XDR-TB”結核病患者已屬首次，此次為第二次，即依法隔離也需謹慎。再比如，為了隔離新冠病毒攜帶者，繼1969年再次徵用美軍基地，先是4個，後增至6個，即涉及戰爭的基建仍是主要依託與保障。綜上所述，在公共衛生安全方面，首先，美國的相關法律存在短板，即往往會將個人權利置於公共安全之上；其次，久而久之，在面對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時，缺乏應急能力與措施，包括當前的美國流感居然導致1.4萬人死亡；第三，當出現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後，必然會因缺乏應急能力與措施而損害個人權利。進一步而言，若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乃至得不到足夠的重視，還何談人權？對於我們的國家級動員能力，包括全國一盤棋、全民總動員，尤其是廣大群眾的配合意識等，於此就不用多說了，因為早已融入自然而然的行動之中，並有了諸多報道。至於美國要效仿的話，想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東西要學。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學習，正所謂取長補短，不是嗎？
【本文為作者朱新開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據路透社2月22日報道，美國疾控中心（CDC）國家免疫與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森尼爾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國發生大流行，衛生官員正在為此做準備。她還提到中國停工停學的措施，並稱美國可能對此進行效仿，“我們也有可能需要在這個國家實施同樣的措施，這一天也可能會出現。”對此，反應最快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當即訂購了4萬美元消毒洗手液和口罩。一、美國真的心很大不是新冠，而是流感，自去年9月在美國爆發以來，已有2600萬美國人被感染，直接導致1.4萬人死亡、25萬人住院。僅說死亡人數，已是中國新冠疫情的6倍多，若考慮到中國總人口數是美國的4倍多，可知流感在美國造成的後果有多嚴重，卻鮮見採取了什麼嚴格措施，可見美國的心有多大。當然，中美對醫學及統計學的認知有一定差異。比如，伊朗於1月8日向美軍駐伊拉克基地發射十餘枚導彈，造成109名美軍官兵受傷，卻無一死亡。對此，有人非常詫異為何伊朗的導彈會如此眷顧美軍的生命？其實，按照美國標準，即便是腦袋不小心撞到門框上，也可以被診斷為腦震盪或創傷性腦損傷，並被統計進傷亡資料中。比如，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的精神病發病率很高，部分時段幾乎與戰損持平，我志願軍的發病率為每天每百萬人2人，而且是以神經衰弱為主。其實，按照美國標準，輕度抑鬱症等也會被歸入精神疾病，其國內發病率一度高達26.4%，也就是每4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精神病。從上述角度而言，美國對疾病的重視程度似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又是世界上少有未實行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前總統奧巴馬曾經為此努力過，甚至將醫保計劃遞交到國會，結果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簽署的第一個行政令便是將其撕毀。事實上，在特朗普就任後截至2018年，未加入健康保險的美國人高達2750萬。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儘管要求兒童入學前接種相關疫苗，以預防常見的兒童疾病，可是，迄今仍有20個州允許家長以“個人信仰”為理由拒絕接種。由此可見，若從國家層面而言，美國面對疾病乃至疫情時真的心很大。二、推卸責任的美國政府雖然特朗普拒絕為大眾醫療埋單，但若說美國政府對公民的身體健康不重視，這似乎有故意抹黑之嫌，因為沒有哪個政府會對此採取漠視態度，即便是出於徵兵的目的也會很重視。不過，若說美國政府在順勢推卸責任，那就是可以有的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將責任推給上帝。要知道，現代醫學在世界包括中國的推廣普及，教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到人們對“紅十字”標誌的理解——實為成立於1863年的日內瓦傷兵救護委員會所用標誌，源自瑞士國旗中代表“中立和平”的十字，但當時執行戰場救護的以教會人士為主。再者，西方的現代法律體系脫胎於英國《大憲章》，其法理核心則是基於宗教理念。因此，相關理念便順其自然地融入醫學、法學的實操中。具體並相對而言，美國人基於所謂“上帝的旨意”，雖然對現代醫學頗為依賴，甚至到了濫用藥物的地步，但對於生老病死不會太過糾結；雖然對公正頗為看重，甚至動輒上街表達意願，但對於法庭上的即時公正不會太過較真。總之，這就成為美國政府可以推卸責任的出口。於此插入一個新聞，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月22日通報，新增229個新冠病毒患者，累計確診增至433例。也就是說，一天比以往增加一倍多，只因一個名為“新天地教會”的邪教組織，顯然是認為會得到神佑，結果成為了病毒傳播中心。其二，將責任推給社會。必須要承認，仍是相對而言，以上與以下均是相對而言，美國人的衛生安全意識比較高，比如個人，有病會自覺隔離，包括出行戴口罩，以至成為提醒陌生人不要靠近的標誌；比如企業，在員工因病請假時，一般會痛痛快快地准假，除了法律約束因素，更與企業主的衛生安全意識較高有著直接關係。在個人與企業相加之後，勢必就會對公共衛生起到支援與保障作用。此外，美國的社群醫生或稱家庭醫生體系比較發達，既嚴密又下沉較深，由此承擔了很大的防治責任，尤其在社群層面織起一張防護網。總之，美國政府可以由此卸掉大部責任與精力。毋庸置疑，我們應該在以上方面予以加強，也就是要向美國學習，並非要學習如何推卸責任，而是從個人、企業主、社群等層面，增強公共衛生安全意義及防治能力。三、美國的應急優勢在應急行動方面，美國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比如從中國、日本撤僑，雖然有“受困”的美國公民頻頻向特朗普求救，當時未見有何明確回應，但在實際行動階段，不論基於何種因素，美國包機確實比別人搶先一步。除了應急動員的能力——這與美國連年發動戰爭有著直接關係——其相關應急裝置也比較先進與人性化，比如可以在包機中將患者與健康人混裝，但又能完全隔離的CBCS生物隔離系統。CBCS是世界首個具備完整生物防護能力的可空運多人醫療運輸單元，內設3個房間及廁所，包括一個容納4名患者和4名醫護人員的治療區，一個可安全穿脫防護裝置的前廳，一個可供2名醫護人員使用的休息區，並可提供食品、飲水，以及16小時供氧能力。當然，美國人想必也非常清楚，在國家級的應急動員方面，尤其涉及基建的反應及落實能力，比如10天建造一所火神山醫院，幾乎同時，12天建造一所雷神山醫院，美國就應該多向中國學習了。四、美國的短板與我們的優勢在替美國政府找出諸多主客觀因素後，就要集中到“國家級應急動員能力”而言了。前文曾述，美國的應急動員能力較強，但那是基於對外發動戰爭的基礎上，包括撤僑及應急裝置等。若僅限於其國內的話，卻鮮見與戰爭動員相對稱的反應能力。於此，仍要提及客觀因素。比如前文曾記，美國有20個州的家長可以“個人信仰”為由，拒絕為自己的孩子接種疫苗，即強調個人權利。比如，有稱美國此次針對新冠病毒頒佈的聯邦隔離令，是繼1963隔離一名天花病人以來的首次，這其實並不準確，因為2007年隔離一名“XDR-TB”結核病患者已屬首次，此次為第二次，即依法隔離也需謹慎。再比如，為了隔離新冠病毒攜帶者，繼1969年再次徵用美軍基地，先是4個，後增至6個，即涉及戰爭的基建仍是主要依託與保障。綜上所述，在公共衛生安全方面，首先，美國的相關法律存在短板，即往往會將個人權利置於公共安全之上；其次，久而久之，在面對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時，缺乏應急能力與措施，包括當前的美國流感居然導致1.4萬人死亡；第三，當出現大規模的公共衛生事件後，必然會因缺乏應急能力與措施而損害個人權利。進一步而言，若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乃至得不到足夠的重視，還何談人權？對於我們的國家級動員能力，包括全國一盤棋、全民總動員，尤其是廣大群眾的配合意識等，於此就不用多說了，因為早已融入自然而然的行動之中，並有了諸多報道。至於美國要效仿的話，想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東西要學。當然，我們也不應忽視學習，正所謂取長補短，不是嗎？
流感+新冠，美國為何要效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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