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的女子，嫁前從父嫁後從夫，從裹小腳到女子無才便是德，舊思想毒害的女子不勝列舉，朱安，作為魯迅的妻子，極大的思想反差讓她變得更為可悲，追求自由的魯迅雖然被迫與朱安結婚，但是兩人卻做了一生的陌路人，朱安至死之時，都在渴望能夠得到丈夫的接納，殊不知，他們兩人之間的鴻溝，根本就是難以跨越的。出嫁前的朱家小姐朱家父母十分疼愛自己的女兒，但是作為舊時代的女子，朱安是必須纏小腳的，所有的大家閨秀應有的行為朱安都做到了，她需要學習祖上受過冊封表彰的婦女，要態度端莊、不苟言笑，衣著儉樸，不好妝飾，不能學習那些打扮過分的女人，平時不可輕易跨出閨門，恪守作為女人的本分。朱安小傳中曾提及待字閨中時的她——“夫人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父母按照舊社會的要求教育自己的掌上明珠，給朱安灌輸《女兒經》，為的無非就是嫁為人婦後能好好服侍公婆服侍丈夫，能夠過上好的日子，只是這一切在現在看來都是徒勞，因為朱安嫁的，是新文化運動先驅，最痛恨封建主義教條的魯迅，朱安的一生，也正是毀於這些相夫教子的至理名言。朱安之於魯迅朱安與魯迅的婚約，是典型的舊社會包辦婚姻，一切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家和周家都是大族，但是因為彼時的朱安已經二十多歲了，當時的社會這個年齡足夠別人背後議論了，而周家卻因為家族逐漸衰敗，而沒有過多的挑選，魯老太太也看上了朱家的大小姐，於是一切就這樣定下來了，遠在南京讀書的魯迅，此時並不知情，而後兩個家族就婚姻一事將各個程式都一一進行了，從出口到請庚再到文定，其實這期間魯迅有回來過家，沒有專門文獻記錄魯迅的態度，但是兩家的關係卻一直在維繫，或許是因為魯迅十分尊重母親的緣故，他並沒有做出十分過分的拒絕，但其實，直到結婚，魯迅都沒有過分頂撞過自己的母親，正是如此，這一切的不滿自然要朱安來承受。魯迅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其實或多或少做出過讓步，在那個新文化萌芽的時期，魯迅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理解自己，擁有現代的思想，而不是永遠活在封建教條的壓迫下，所以寫信回家要求朱安放足並且進學堂，對於他來說這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但是並沒有成功，唯一一次可以縮短兩人之間距離的機會沒有了，也正是因為這樣，朱安仍然帶著自己的封建思想走上了花轎，走進了苦澀的後半生。朱安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一切從夫，在聽說自己未來的丈夫喜歡大腳時，她在上花轎前，穿上了大幾號的鞋子，由於朱安個子矮小又瘦弱，在下花轎時，鞋子還掉了下來，一波三折的婚禮仍舊是完成了，只是婚禮在魯迅眼裡只是做給母親看的，新婚之夜，魯迅與朱安是否一句話都沒說，是否說了卻發現完全沒有共同語言，這一切都無從得知，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在完成了結婚這個任務後，魯迅在家為數不多的日子裡幾乎一直待在書房，沒幾天便又返回日本，留朱安一人獨守空房，魯迅對朱安的評價是：&quot;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quot;，朱安在魯迅眼睛裡，僅僅是一個禮物而已。朱安，一個新婚的婦人，卻宛如一個寡婦，自己的丈夫極少回來，渡過了七年的獨守空房，終於等到了丈夫留日歸來，朱安很高興，大先生終於回來了，她可能以為，兩個人終於可以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但是一直接受新事物的魯迅卻越發厭惡與朱安談話，家裡人勸說他時，他只說&quot;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quot;，這說明朱安是想親近魯迅的，但是苦於自己從小的接觸的舊思想，與魯迅完全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任誰也是說不來話的，朱安在這個時候是否有意識到呢？也許沒有，沒有任何文獻表明，朱安有主動提起過學習新東西，或許還是封建思想作祟，讓她覺得，作為一個女人，只要唯唯諾諾就好，只要隨聲附和就好。兩人壓抑地生活了不到兩年，魯迅再次離開，這一次，又是七年。魯迅在北京的日子，從來沒有主動關心過朱安，她的家人的來信也只是客氣對待，全然不像普通的姑爺，對於這個妻子，他始終是沒有一絲感情，朱安也曾託人給自己的先生寫信，而魯迅在日記中卻如此評價“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朱安並不是個神，她也有過委屈，有過不服，有過吶喊，她在魯迅回鄉探親時，當著眾親友的面指責他作為丈夫的不對之處，而魯迅只是一言不發，不做任何表態，事後在和好友孫伏園說起此事時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朱安也爆發過，只是這一切都只是一拳頭打在了棉花上，魯迅甚至不願意與她爭吵，她的心，終究是慢慢涼了，朱安把自己比作一隻蝸牛，她說自己可以一點點慢慢往上爬，總有一天會接近先生的心吧，然而，時間越久，她越會覺得累，這遙遠的距離，從一開始就難以跨越，更何況魯迅對新文化的追逐越來越遠，朱安，是永遠也追趕不上了。但是，作為魯迅的髮妻，在變賣了老宅之後，朱安跟隨魯家人一起前往北京定居，在八道灣，一家人生活不久，魯迅兄弟不和，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這時朱安也二話不言一同搬出，魯迅其實給過兩個選擇，似乎更想讓她回到紹興，然後每月按數給她寄錢，但是朱安還是決定追隨魯迅，曾經和朱安熟悉的俞芳回憶過大師母對於此事的態度。“大師母對我說：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太師母）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呵。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衚衕，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就這樣，大先生帶我來了。”魯迅也並無過多追問，類似於為何非要追隨我，為何不回老家你也可以多少寬慰一些，或許是自身責任感使然，畢竟朱安，是他名義上的太太，他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在和孫伏園交談時，他也表示過：&quot;凡歸我負責的人，全隨我走。&quot;他雖然不喜歡這段婚姻，但是也並沒有否認兩人的關係，這對於朱安，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慰藉吧。只是朱安，把這種道義上的責任誤解為魯迅的回心轉意，在搬到北京西三條後，朱安突然主動詢問七月半祭祀的事宜，當時已經是1920年，在北京，新文化運動已經不再是萌芽狀態，而朱安仍舊活在封建的鬼事祭拜之中，據孫伏園回憶，魯迅就此事還與他抱怨過，對於這位舊式太太，除了抱怨，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談論的地方。自從搬到磚塔衚衕以及後來定居西三條，由於魯迅的名聲已經傳播開來，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他和朱安的同居一個屋簷下卻恍若陌生人的生活被更多的人看到。也被許多人談論，在外人眼裡，魯迅和朱安宛若陌生人，但其實，連陌生人都不及，陌生人也會微笑示意簡單談論一些外界新聞，魯迅對朱安，是唯恐避之不及，兩人之間談話少之甚少，據他家的老媽講:“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先生答應一聲‘哼’,太太喊先生吃飯，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覺遲，太太睡覺早，太太總要問：門關不關？這時節，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關’,或者‘不關’,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先生才會講著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再順便問一下，什麼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不過一兩次。”但是朱安，面對著對自己毫無愛可言的丈夫，仍舊恪盡婦道，照顧魯迅的生活起居，一切家中瑣事都由朱安負責，這樣的家庭，朱安也從不抱怨，只是偶爾安靜地發呆，沒有人知道她有沒有想過放棄。在當時的北京，假如放棄一段無愛的婚姻並不會引起多麼巨大的關注，或許會因為是魯迅的婚姻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假如放棄，之於朱安，之於魯迅，都是一種解脫，但是朱安沒有，因為在她的世界裡，和大先生結了婚後，她就屬於大先生，離開大先生後，她就會沒有自我，遭受世人嘲笑，和這麼一個新文化先驅生活在一起，卻滿腦子的舊思想，這樣有著一絲嘲諷意味的對比。魯迅後來的拜訪者中，師大的女學生越來越多，正是這些拜訪者中的許廣平，讓朱安徹底對這段包辦婚姻絕望，對比這些學堂裡的女學生，她們短髮，利落，學習新思想，而朱安更像一個小老太太，過時又老氣橫秋，在和許廣平的通訊中，許廣平直言朱安是&quot;遺產&quot;。“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quot;許廣平的出現，讓朱安恐慌也嫉妒，從未得到過大先生好言語的她，卻親眼看到魯迅輕拍這個女學生的頭，為她剪短頭髮，朱安，從始至終都在盼望著慢慢爬到魯迅的心上，只是也終於意識到，那是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了，她沒有力氣了。因為魯迅，離開北京，離開她，離開這個充滿尷尬與冷漠的舊式家庭，決定追尋新生活了，1926年8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記錄了他邁向新生活的一天。“二十六日晴。子佩來，欽文來，同為押行李至車站。三時至車站，淑卿、季芾、有麟、仲雲、高歌、沸聲、培良、璇卿、雲章、晶清、評梅來送，秋芳亦來，四時二十五分發北京，廣平同行。”魯迅與許廣平同居，生子，朱安在北京盡心盡力服侍魯老太太，對比起來，朱安是不幸的，魯迅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是幸福快樂的，朱安卻要看著自己的丈夫與另一個女人同居生子，她暗地裡說服自己，這個是二太太，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她才在後來對許廣平並無惡意，反而表現出異常的親近，包括對待周海嬰，在通訊中，時常提及想要看看大先生的孩子，在她的眼裡，大先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1936年10月，魯迅逝世於上海，朱安得知訊息後，依然恪盡婦道，祭奠魯迅，照顧魯老太太，其實朱安原本是想去上海祭拜魯迅的，但是出於考慮魯老太太的身體，也就此作罷，她用自己的方式去重視魯迅的去世，她瞭解魯迅對母親的孝順，照顧好魯老太太，是對他的另外一種緬懷方式。在朱安的心裡永遠都是將自己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只是她可能永遠都不會受到同等的待遇，因為魯迅從始至終都只是將她看做母親送自己的禮物，為了不忤逆自己的母親，魯迅盡了自己養家的責任，對於愛情，是全然不可能的，直到去世，魯迅與朱安之間也從未有過一次正式的交談，這就是一對名義夫婦的從始至終。朱安之於魯瑞魯老太太一直很滿意朱安，最初嫁入周家，魯老太太一心想讓魯迅和朱安像傳統夫婦一樣，相親相愛相敬如賓，朱安在她眼裡是一個合格的兒媳，因為家庭事務上，兩人的規則是同步的。魯老太太是想要孫子的，正是因為這個，有時會嗔怪朱安。但其實誰都明白，魯迅從不與她共眠，何來子嗣之說，於是逐漸，魯老太太便不再說這些總是引起魯迅沉默的事情來，朱安，還是默默無聞地照顧魯老太太。這般的照顧，在現在人看來，果真是魯老太太給自己娶了個媳婦，因為真正是魯迅心上人的，是那個新女性許廣平。在後來他們生了孩子後，朱安與魯老太太都十分歡欣，這般看起來，朱安和魯老太太是一個時代的人，所以才能生活地如此融洽，朱安從始至終都是魯老太太的好兒媳，只是遺憾的是，朱安果真是嫁給了魯老太太了嗎？她在家宴上喊出侍奉娘娘一輩子的激烈話語，到底是真心還是為了洩憤，不得而知，但是侍奉到老她確實做到了。朱安之於許廣平朱安與許廣平，嚴格來講其實兩人是情敵，可是在朱安眼裡，許廣平是自己的妹妹，是魯迅的二太太，魯迅去世後，許廣平一直接濟北京的家，也拿到了魯迅全集的出版權，一直奔波於魯迅的事業尾聲，而朱安負責照顧魯迅的母親，在朱安人生的後期，家道艱難到走不下去，許廣平也許久未接濟於她，朱安最終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許廣平在上海得知此事後十分擔憂，立刻寫信給朱安，希望能夠勸阻她，並表示可以盡最大努力讓朱安得以將生活維持下去，並且隨即在《申報》上發表宣告，表示魯迅在平家屬如有私自出售遺產之事，廣平等絕不承認。魯迅的好友也都前來阻止，來到他北平的家中，一行人都表明來意，而朱安卻神色激動地喊出了心中的苦楚：“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儲存要儲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儲存儲存我呀！”如此令人心酸的吶喊，內心究竟有多少苦楚，並未見過她對別人訴說過，只是艱難地向前走，她意圖變賣魯迅藏書，一定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許廣平設法接濟朱安，暫時平息了賣書一事，朱安也仍然似往常一般，艱難度日，維持生計，常常在與許廣平的通訊中關心周海嬰，甚至還將自己八道灣的房產轉到了周海嬰名下，後期的朱安，由於時代變革腳步太快，她選擇許多事情都與許商量，徵求許的同意，而1946年，許廣平來到北京，整理清點魯迅的遺物與藏書，同時，兩個都屬於魯迅的女人，也相見了，會談論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其中的感慨萬千，是難以言說的。朱安的寂寞之死許廣平離開後一年，朱安的身體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她也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便寫信給許廣平交代後事，信中一一列舉自己死後如何置辦喪事，雖然有朱家的親人，但是依然要求周家人料理後事，並且要求與大先生葬在一起，但其實，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魯迅崇尚一切從簡，許廣平自然也一樣，一面應對朱安，安慰她病情會有所好轉，一面給在北平的委託人通訊說:喪事從簡，追隨魯迅埋掉拉倒的精神。而朱安卻依然按照自己的舊思想，規劃著自己的喪事。1947年6月，朱安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後的她並沒有如願與自己的丈夫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她終究，帶著自己滿腔的苦澀，離開了這個世界。結語朱安的一生是苦澀的，她沒有品嚐到愛情的滋味，在那個時代愛情或許是奢侈品，但是有人感嘆，假若朱安嫁給了另外一個普通的人，她或許會平安簡單地度過一生，或許也不會有真正愛情的甜蜜，但至少不會如此苦澀寂寞。但偏偏，她遇到了魯迅，一個新思想的先驅，一個厭惡舊社會的周樹人，她或許，註定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是舊社會包辦婚姻的陪葬者。《新民報》的記者如此評價朱安：“魯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無聲息地活了六十九個年頭，如今又無聲息地離開了人間，然而，她確曾做了一件讓人欽敬的事，魯迅死後，任憑窮困怎樣地逼迫她，也不忍賣掉魯迅先生的遺物，當我們憑弔與瞻仰這時代的聖者的遺物時，誰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這些遺物的苦心呢？”這樣的評價，對於朱安來說，確實貼切，朱安是一個善良的人，她一生沒有做惡事，在安頓自己後事時，還將家中可散出的東西都施與別人，她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舊式婦女，原本應該被世人遺忘的她，卻因為是魯迅的遺物而被人關注，如此悲劇的一個人，用自己的一生來警告世人:封建思想是真的害死人。
封建社會的女子，嫁前從父嫁後從夫，從裹小腳到女子無才便是德，舊思想毒害的女子不勝列舉，朱安，作為魯迅的妻子，極大的思想反差讓她變得更為可悲，追求自由的魯迅雖然被迫與朱安結婚，但是兩人卻做了一生的陌路人，朱安至死之時，都在渴望能夠得到丈夫的接納，殊不知，他們兩人之間的鴻溝，根本就是難以跨越的。出嫁前的朱家小姐朱家父母十分疼愛自己的女兒，但是作為舊時代的女子，朱安是必須纏小腳的，所有的大家閨秀應有的行為朱安都做到了，她需要學習祖上受過冊封表彰的婦女，要態度端莊、不苟言笑，衣著儉樸，不好妝飾，不能學習那些打扮過分的女人，平時不可輕易跨出閨門，恪守作為女人的本分。朱安小傳中曾提及待字閨中時的她——“夫人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父母按照舊社會的要求教育自己的掌上明珠，給朱安灌輸《女兒經》，為的無非就是嫁為人婦後能好好服侍公婆服侍丈夫，能夠過上好的日子，只是這一切在現在看來都是徒勞，因為朱安嫁的，是新文化運動先驅，最痛恨封建主義教條的魯迅，朱安的一生，也正是毀於這些相夫教子的至理名言。朱安之於魯迅朱安與魯迅的婚約，是典型的舊社會包辦婚姻，一切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家和周家都是大族，但是因為彼時的朱安已經二十多歲了，當時的社會這個年齡足夠別人背後議論了，而周家卻因為家族逐漸衰敗，而沒有過多的挑選，魯老太太也看上了朱家的大小姐，於是一切就這樣定下來了，遠在南京讀書的魯迅，此時並不知情，而後兩個家族就婚姻一事將各個程式都一一進行了，從出口到請庚再到文定，其實這期間魯迅有回來過家，沒有專門文獻記錄魯迅的態度，但是兩家的關係卻一直在維繫，或許是因為魯迅十分尊重母親的緣故，他並沒有做出十分過分的拒絕，但其實，直到結婚，魯迅都沒有過分頂撞過自己的母親，正是如此，這一切的不滿自然要朱安來承受。魯迅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其實或多或少做出過讓步，在那個新文化萌芽的時期，魯迅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理解自己，擁有現代的思想，而不是永遠活在封建教條的壓迫下，所以寫信回家要求朱安放足並且進學堂，對於他來說這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但是並沒有成功，唯一一次可以縮短兩人之間距離的機會沒有了，也正是因為這樣，朱安仍然帶著自己的封建思想走上了花轎，走進了苦澀的後半生。朱安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一切從夫，在聽說自己未來的丈夫喜歡大腳時，她在上花轎前，穿上了大幾號的鞋子，由於朱安個子矮小又瘦弱，在下花轎時，鞋子還掉了下來，一波三折的婚禮仍舊是完成了，只是婚禮在魯迅眼裡只是做給母親看的，新婚之夜，魯迅與朱安是否一句話都沒說，是否說了卻發現完全沒有共同語言，這一切都無從得知，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在完成了結婚這個任務後，魯迅在家為數不多的日子裡幾乎一直待在書房，沒幾天便又返回日本，留朱安一人獨守空房，魯迅對朱安的評價是：&quot;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quot;，朱安在魯迅眼睛裡，僅僅是一個禮物而已。朱安，一個新婚的婦人，卻宛如一個寡婦，自己的丈夫極少回來，渡過了七年的獨守空房，終於等到了丈夫留日歸來，朱安很高興，大先生終於回來了，她可能以為，兩個人終於可以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但是一直接受新事物的魯迅卻越發厭惡與朱安談話，家裡人勸說他時，他只說&quot;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quot;，這說明朱安是想親近魯迅的，但是苦於自己從小的接觸的舊思想，與魯迅完全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任誰也是說不來話的，朱安在這個時候是否有意識到呢？也許沒有，沒有任何文獻表明，朱安有主動提起過學習新東西，或許還是封建思想作祟，讓她覺得，作為一個女人，只要唯唯諾諾就好，只要隨聲附和就好。兩人壓抑地生活了不到兩年，魯迅再次離開，這一次，又是七年。魯迅在北京的日子，從來沒有主動關心過朱安，她的家人的來信也只是客氣對待，全然不像普通的姑爺，對於這個妻子，他始終是沒有一絲感情，朱安也曾託人給自己的先生寫信，而魯迅在日記中卻如此評價“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朱安並不是個神，她也有過委屈，有過不服，有過吶喊，她在魯迅回鄉探親時，當著眾親友的面指責他作為丈夫的不對之處，而魯迅只是一言不發，不做任何表態，事後在和好友孫伏園說起此事時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朱安也爆發過，只是這一切都只是一拳頭打在了棉花上，魯迅甚至不願意與她爭吵，她的心，終究是慢慢涼了，朱安把自己比作一隻蝸牛，她說自己可以一點點慢慢往上爬，總有一天會接近先生的心吧，然而，時間越久，她越會覺得累，這遙遠的距離，從一開始就難以跨越，更何況魯迅對新文化的追逐越來越遠，朱安，是永遠也追趕不上了。但是，作為魯迅的髮妻，在變賣了老宅之後，朱安跟隨魯家人一起前往北京定居，在八道灣，一家人生活不久，魯迅兄弟不和，魯迅決定搬出八道灣，這時朱安也二話不言一同搬出，魯迅其實給過兩個選擇，似乎更想讓她回到紹興，然後每月按數給她寄錢，但是朱安還是決定追隨魯迅，曾經和朱安熟悉的俞芳回憶過大師母對於此事的態度。“大師母對我說：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太師母）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呵。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衚衕，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就這樣，大先生帶我來了。”魯迅也並無過多追問，類似於為何非要追隨我，為何不回老家你也可以多少寬慰一些，或許是自身責任感使然，畢竟朱安，是他名義上的太太，他不能否認這個事實，在和孫伏園交談時，他也表示過：&quot;凡歸我負責的人，全隨我走。&quot;他雖然不喜歡這段婚姻，但是也並沒有否認兩人的關係，這對於朱安，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慰藉吧。只是朱安，把這種道義上的責任誤解為魯迅的回心轉意，在搬到北京西三條後，朱安突然主動詢問七月半祭祀的事宜，當時已經是1920年，在北京，新文化運動已經不再是萌芽狀態，而朱安仍舊活在封建的鬼事祭拜之中，據孫伏園回憶，魯迅就此事還與他抱怨過，對於這位舊式太太，除了抱怨，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談論的地方。自從搬到磚塔衚衕以及後來定居西三條，由於魯迅的名聲已經傳播開來，前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他和朱安的同居一個屋簷下卻恍若陌生人的生活被更多的人看到。也被許多人談論，在外人眼裡，魯迅和朱安宛若陌生人，但其實，連陌生人都不及，陌生人也會微笑示意簡單談論一些外界新聞，魯迅對朱安，是唯恐避之不及，兩人之間談話少之甚少，據他家的老媽講:“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先生答應一聲‘哼’,太太喊先生吃飯，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覺遲，太太睡覺早，太太總要問：門關不關？這時節，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關’,或者‘不關’,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先生才會講著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再順便問一下，什麼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不過一兩次。”但是朱安，面對著對自己毫無愛可言的丈夫，仍舊恪盡婦道，照顧魯迅的生活起居，一切家中瑣事都由朱安負責，這樣的家庭，朱安也從不抱怨，只是偶爾安靜地發呆，沒有人知道她有沒有想過放棄。在當時的北京，假如放棄一段無愛的婚姻並不會引起多麼巨大的關注，或許會因為是魯迅的婚姻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假如放棄，之於朱安，之於魯迅，都是一種解脫，但是朱安沒有，因為在她的世界裡，和大先生結了婚後，她就屬於大先生，離開大先生後，她就會沒有自我，遭受世人嘲笑，和這麼一個新文化先驅生活在一起，卻滿腦子的舊思想，這樣有著一絲嘲諷意味的對比。魯迅後來的拜訪者中，師大的女學生越來越多，正是這些拜訪者中的許廣平，讓朱安徹底對這段包辦婚姻絕望，對比這些學堂裡的女學生，她們短髮，利落，學習新思想，而朱安更像一個小老太太，過時又老氣橫秋，在和許廣平的通訊中，許廣平直言朱安是&quot;遺產&quot;。“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quot;許廣平的出現，讓朱安恐慌也嫉妒，從未得到過大先生好言語的她，卻親眼看到魯迅輕拍這個女學生的頭，為她剪短頭髮，朱安，從始至終都在盼望著慢慢爬到魯迅的心上，只是也終於意識到，那是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了，她沒有力氣了。因為魯迅，離開北京，離開她，離開這個充滿尷尬與冷漠的舊式家庭，決定追尋新生活了，1926年8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記錄了他邁向新生活的一天。“二十六日晴。子佩來，欽文來，同為押行李至車站。三時至車站，淑卿、季芾、有麟、仲雲、高歌、沸聲、培良、璇卿、雲章、晶清、評梅來送，秋芳亦來，四時二十五分發北京，廣平同行。”魯迅與許廣平同居，生子，朱安在北京盡心盡力服侍魯老太太，對比起來，朱安是不幸的，魯迅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是幸福快樂的，朱安卻要看著自己的丈夫與另一個女人同居生子，她暗地裡說服自己，這個是二太太，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她才在後來對許廣平並無惡意，反而表現出異常的親近，包括對待周海嬰，在通訊中，時常提及想要看看大先生的孩子，在她的眼裡，大先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1936年10月，魯迅逝世於上海，朱安得知訊息後，依然恪盡婦道，祭奠魯迅，照顧魯老太太，其實朱安原本是想去上海祭拜魯迅的，但是出於考慮魯老太太的身體，也就此作罷，她用自己的方式去重視魯迅的去世，她瞭解魯迅對母親的孝順，照顧好魯老太太，是對他的另外一種緬懷方式。在朱安的心裡永遠都是將自己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只是她可能永遠都不會受到同等的待遇，因為魯迅從始至終都只是將她看做母親送自己的禮物，為了不忤逆自己的母親，魯迅盡了自己養家的責任，對於愛情，是全然不可能的，直到去世，魯迅與朱安之間也從未有過一次正式的交談，這就是一對名義夫婦的從始至終。朱安之於魯瑞魯老太太一直很滿意朱安，最初嫁入周家，魯老太太一心想讓魯迅和朱安像傳統夫婦一樣，相親相愛相敬如賓，朱安在她眼裡是一個合格的兒媳，因為家庭事務上，兩人的規則是同步的。魯老太太是想要孫子的，正是因為這個，有時會嗔怪朱安。但其實誰都明白，魯迅從不與她共眠，何來子嗣之說，於是逐漸，魯老太太便不再說這些總是引起魯迅沉默的事情來，朱安，還是默默無聞地照顧魯老太太。這般的照顧，在現在人看來，果真是魯老太太給自己娶了個媳婦，因為真正是魯迅心上人的，是那個新女性許廣平。在後來他們生了孩子後，朱安與魯老太太都十分歡欣，這般看起來，朱安和魯老太太是一個時代的人，所以才能生活地如此融洽，朱安從始至終都是魯老太太的好兒媳，只是遺憾的是，朱安果真是嫁給了魯老太太了嗎？她在家宴上喊出侍奉娘娘一輩子的激烈話語，到底是真心還是為了洩憤，不得而知，但是侍奉到老她確實做到了。朱安之於許廣平朱安與許廣平，嚴格來講其實兩人是情敵，可是在朱安眼裡，許廣平是自己的妹妹，是魯迅的二太太，魯迅去世後，許廣平一直接濟北京的家，也拿到了魯迅全集的出版權，一直奔波於魯迅的事業尾聲，而朱安負責照顧魯迅的母親，在朱安人生的後期，家道艱難到走不下去，許廣平也許久未接濟於她，朱安最終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許廣平在上海得知此事後十分擔憂，立刻寫信給朱安，希望能夠勸阻她，並表示可以盡最大努力讓朱安得以將生活維持下去，並且隨即在《申報》上發表宣告，表示魯迅在平家屬如有私自出售遺產之事，廣平等絕不承認。魯迅的好友也都前來阻止，來到他北平的家中，一行人都表明來意，而朱安卻神色激動地喊出了心中的苦楚：“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儲存要儲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儲存儲存我呀！”如此令人心酸的吶喊，內心究竟有多少苦楚，並未見過她對別人訴說過，只是艱難地向前走，她意圖變賣魯迅藏書，一定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許廣平設法接濟朱安，暫時平息了賣書一事，朱安也仍然似往常一般，艱難度日，維持生計，常常在與許廣平的通訊中關心周海嬰，甚至還將自己八道灣的房產轉到了周海嬰名下，後期的朱安，由於時代變革腳步太快，她選擇許多事情都與許商量，徵求許的同意，而1946年，許廣平來到北京，整理清點魯迅的遺物與藏書，同時，兩個都屬於魯迅的女人，也相見了，會談論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其中的感慨萬千，是難以言說的。朱安的寂寞之死許廣平離開後一年，朱安的身體已經支撐不下去了，她也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便寫信給許廣平交代後事，信中一一列舉自己死後如何置辦喪事，雖然有朱家的親人，但是依然要求周家人料理後事，並且要求與大先生葬在一起，但其實，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魯迅崇尚一切從簡，許廣平自然也一樣，一面應對朱安，安慰她病情會有所好轉，一面給在北平的委託人通訊說:喪事從簡，追隨魯迅埋掉拉倒的精神。而朱安卻依然按照自己的舊思想，規劃著自己的喪事。1947年6月，朱安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後的她並沒有如願與自己的丈夫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她終究，帶著自己滿腔的苦澀，離開了這個世界。結語朱安的一生是苦澀的，她沒有品嚐到愛情的滋味，在那個時代愛情或許是奢侈品，但是有人感嘆，假若朱安嫁給了另外一個普通的人，她或許會平安簡單地度過一生，或許也不會有真正愛情的甜蜜，但至少不會如此苦澀寂寞。但偏偏，她遇到了魯迅，一個新思想的先驅，一個厭惡舊社會的周樹人，她或許，註定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是舊社會包辦婚姻的陪葬者。《新民報》的記者如此評價朱安：“魯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無聲息地活了六十九個年頭，如今又無聲息地離開了人間，然而，她確曾做了一件讓人欽敬的事，魯迅死後，任憑窮困怎樣地逼迫她，也不忍賣掉魯迅先生的遺物，當我們憑弔與瞻仰這時代的聖者的遺物時，誰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這些遺物的苦心呢？”這樣的評價，對於朱安來說，確實貼切，朱安是一個善良的人，她一生沒有做惡事，在安頓自己後事時，還將家中可散出的東西都施與別人，她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舊式婦女，原本應該被世人遺忘的她，卻因為是魯迅的遺物而被人關注，如此悲劇的一個人，用自己的一生來警告世人:封建思想是真的害死人。
作為封建社會的犧牲品，朱安到底有多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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