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斷代無疑是&quot;金文&quot;系列最難寫的章節！在頭條上做歷史科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涉及上古歷史部分。寫深了，艱澀、難懂、無趣，讀者不愛看，民科愛抬槓；寫淺了說你學識不足、論據粗陋殘缺，文章毫無價值；不是標題黨，很多路人讀者連點進來的興趣都沒有；內容不標新立異、臆想編造，很難吸引讀者加粉關注。不過筆者堅持做一個科普小白，希望能用最淺顯易懂的語言和符合文題的圖片來進行歷史科普。再次強調，本人寫的都是科普文，本章內容以大白話為主，專業人士、民科專家可以繞道前行，有興趣拓展眼界的歷史同好讀者請繼續閱讀，感謝支援！金文學與甲骨學、簡帛學構成中國古文字學的三大研究領域，是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學科。金文學從中國古代金石學中脫胎而出，經歷了古玩欣賞，傳統&quot;小學&quot;（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到近代終成一門規範的學科，開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金文學內容包括金文著錄、釋讀、分期斷代、歷史內容研究，以及作為金文載體的青銅器的型別、紋飾、工藝、辨偽、出土情況研究等，是研究中國商周時期歷史和上古漢字發展的重要學科。但現實很殘酷，金文學的研究工作和科普宣傳卻令人堪憂，目前國內專門研究金文的學者非常少，近十年知網上有關金文的博士論文僅有20多篇，且多數為語言文字方向的內容，而從歷史學角度進行金文研究的論文寥寥無幾。同時，大眾對金文僅有的熱度也大多集中在青銅器辨偽和金文書法上，不得不說令人遺憾。研究金文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根據青銅器和金文內容進行有效斷代，只有明確的歷史年代，才能比對其他資料，最終比較準確地還原歷史真相。郭沫若在《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1935年）初序中說：&quot;傳世兩週彝器，其有銘者已居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quot;據近年來統計，中國已出土的商周有銘青銅器已達上萬件，無銘銅器更是有銘銅器的數倍，為專家學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物件。由於青銅銘文的字型、佈局、內容等隨著商周社會發展而發生變化，所以銘文成為青銅器斷代的重要標誌之一，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商朝中晚期的銘文最常見的有氏族名號、家徽、先人名諱、作器者名等，銘文一般只有幾個字，但對於研究商中晚期貴族世系、封賞升遷等都有幫助。到了商朝末期，青銅器上的銘文開始增多，但沒有超過五十字的長篇銘文，此時的銘文內容涉及商末重要的戰事、王室祭祀活動、王室與貴族關係等，有的還標出了做器時間，對於研究商末滅國的原因和過程非常有幫助。而到了兩週時期，由於青銅鑄造技術提高，銘文字數甚至可達四五百字，透過長篇銘文更容易瞭解兩週時期的社會現狀。目前來說，利用銘文中記載的人物和史事進行斷代，是最為科學和實證的方法，金文分期斷代是化彝銘為史料的基本前提。理論如此，但在實際研究中，金文斷代還是比較困難的。如銘文中或者只出現孤零零的一個&quot;王&quot;字，或者出現的是現存史料中無法對應的人物、職官或無從查考的特定歷史事件，就無法判斷銘文記載的是哪一代周王或者商王的史事，更無法推斷銘文人物或者職官對應哪些史料。真正的青銅器斷代是件浩大、繁複，專業度很高的工作，金文斷代只是其中方法之一，而目前學界還沒有不存在爭議的金文斷代方法，今天只為大家介紹學界常用的幾種方法。一、標準器斷代法是以金文中的人名、事蹟為中心，再參考金文載體即青銅器的形制與紋飾，確定某些銅器銘文所在的王世，將其中一些無爭議的標誌性青銅器定為標準器。在研究其他青銅器時，無法確定年代的，參照標準器的器型、紋飾、銘文風格、內容、字型、佈局等進行比對推導，從而得出青銅器較準確的年代，該方法稱為&quot;標準器斷代法&quot;。標準器斷代法有三個主要理論依據：1、時王生稱說自漢至清末兩千年，西周王號一直被認為是周王死後所追諡號。國學大師王國維第一個發現金文中有一種特殊的&quot;生稱諡&quot;現象，即原來被認為是死諡的成王、穆王等王號可能是生時之稱。據資料統計，涉及西周王號的彝銘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等均有出現。這些王號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金文斷代的重要依據。郭沫若在王國維等人的發現基礎上，根據青銅器上銘文中出現的王的&quot;時名或諡號&quot;創立了標準器比較斷代法。儘管當時有銘青銅器數量並不很多，但郭沫若卻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規律，並以此為依據，建立了可供操作的金文斷代方法（體系），並比較成功地對兩週320餘件重要青銅器進行了斷代，在化彝銘為史料的探索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如師旦鼎銘文中就出現了&quot;唯王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作周王、太姒寶尊彝&quot;的記載。這裡的&quot;周王&quot;和&quot;太姒&quot;同時並舉顯然是指周文王夫婦，&quot;師旦&quot;則指&quot;周公旦&quot;，&quot;唯王元年&quot;的&quot;王&quot;應當就是&quot;周武王&quot;。於是可以確定師旦鼎就是武王時代之器。此法是目前最科學，使用最多的青銅器斷代法，但是也存在一些爭議。2、康宮斷代說主張西周金文凡是有&quot;康宮&quot;（康王之廟）一詞的青銅器應該都是康王以後各王之物。該觀點最早由羅振玉提出，後由學者唐蘭發揚光大，認為&quot;康宮&quot;應為西周銅器斷代中的重要標準。用康宮作為分時代的標尺，可以進行批次銅器斷代。但這種說法並未得到全部專家認可，部分專家（郭沫若、陳夢家、何幼琦等）認為金文中的康宮並不一定是周康王的宗廟。成王時就已經有了康宮，康王時有昭宮，夷王時有厲宮，父王不可能預先給兒子修建宗廟（成為康父、康為昭父、夷為厲父），而文王、武王、成王之後也沒有出現以文宮、武宮、成宮為名的宗廟。另外令彝銘文中有&quot;康宮&quot;與&quot;京宮&quot;同時出現的情況，由此可判斷康宮很可能只是周王宮中某個宮殿之名，不巧與康王重名了。這一猜想破壞了康宮斷代說的根基，所以爭議很大。不過也可能康宮最初是宮殿，後來變為了宗廟。因為雙方都缺乏決定性力證支援，所以爭議未決。3、考古型別學考古型別學是根據青銅器形態，包含形制、紋飾、銘文字型書風進行斷代的方法，透過與確定年代的青銅器進行類比、分析，可以較正確判別青銅器的年代。二、稱謂斷代法是利用銘文中出現的人物稱謂進行青銅器斷代的方法，主要依據&quot;祖&quot;、&quot;父&quot;、&quot;考&quot;和&quot;子孫&quot;等詞進行判斷。稱日名甲乙等為&quot;祖&quot;、&quot;父&quot;（&quot;父&quot;在商代同時兼有祖、父兩種含義）或只稱&quot;父某&quot;或&quot;文父某&quot;，絕大多數是商器。銘文中有&quot;文考父某&quot;、&quot;厥考&quot;、&quot;文考&quot;、&quot;皇考&quot;、&quot;穆考&quot;等含&quot;考&quot;（商人無考，周人才開始用考）的諸器，無論其有圖形、日名與否，均可定為周器。商人尚無子孫觀念，周公首創周王宗法制度，始有子孫觀念，所以有&quot;子孫&quot;連用的銘文都是周器。三、日名斷代法主張凡是銘文中單獨出現干支人名的，大多是商代器（按《史記》記載，夏商未有諡，其君皆以甲、乙為號）。此外器銘為一字者，多為商器。凡是銘文中出現干支人名，且在其前面有個&quot;日&quot;字，大多是周器。如休盤、師虎簋、寰卣等。四、族徽斷代法主張以商周銘文上出現的特殊圖形文字（族徽），作為判斷青銅器年代的斷代方法。如銘文中出現&quot;析子孫&quot;圖形的一定是商代器。此法多為國外專家推崇，類比了歐洲貴族的家徽，在中國學術界也獲得不少學者的支援，但缺少考古學和古文字學上的力證，尚有爭議。五、互證斷代法是在標準器斷代法基礎上進行的升級方法，當銘文中沒有出現王號和作器時代的記載，但根據它所記載的史事和銘文的語言語風，再參照已知青銅器的作器年代和先秦史料，對比研究後考證出該青銅器所處時代的方法。如番生簋銘文，今只存後半段，不知作器年代，學者吳其昌對比成王時代的毛公鼎、毛父班彝銘文及成王時代的典籍《酒誥》、《立政》、《顧命》等，判斷出其為成王時的器物，是利用互證斷代法考證的經典案例。六、特定歷史人物斷代法指銘文中出現的人名處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因而可以斷定該青銅器的年代。如伯冏父敦銘文中出現&quot;伯冏父乍周姜寶敦&quot;，按歐陽修《集古錄》雲：&quot;《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quot;，由此判斷此敦為周穆王時器&quot;。七、金文歷日斷代法根據銘文中提到的金文歷日進行斷代，歷日中包含年代、月序、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曆法等要素。如十五年逪曹鼎銘文：&quot;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宮。&quot;其歷日要素就包括王年（恭王十五年）、月序（五月）、月相（既生霸）、紀日干支（壬午）等四個部分，是非常科學的紀念方法，很容易為彝器斷代。透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金文斷代絕對是一門學制嚴謹的學科，近現代歷史學家利用青銅器研究商周歷史時多采用以上方法（甲骨學亦然），他們的研究成果都是科學論證的結果，雖有爭議，但絕不像網上說的那樣，中國夏商周歷史大多為現代偽造、臆造，是政治工程！那些可恥的流言才是別有用心、混淆視聽的胡說，手法與近期在香港煽動事端的外部勢力何其相似？希望廣大讀者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傳謠，靜看中華大美歷史。（文中圖片均取自網路，如果侵權立即刪除。）
金文斷代無疑是&quot;金文&quot;系列最難寫的章節！在頭條上做歷史科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涉及上古歷史部分。寫深了，艱澀、難懂、無趣，讀者不愛看，民科愛抬槓；寫淺了說你學識不足、論據粗陋殘缺，文章毫無價值；不是標題黨，很多路人讀者連點進來的興趣都沒有；內容不標新立異、臆想編造，很難吸引讀者加粉關注。不過筆者堅持做一個科普小白，希望能用最淺顯易懂的語言和符合文題的圖片來進行歷史科普。再次強調，本人寫的都是科普文，本章內容以大白話為主，專業人士、民科專家可以繞道前行，有興趣拓展眼界的歷史同好讀者請繼續閱讀，感謝支援！金文學與甲骨學、簡帛學構成中國古文字學的三大研究領域，是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學科。金文學從中國古代金石學中脫胎而出，經歷了古玩欣賞，傳統&quot;小學&quot;（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到近代終成一門規範的學科，開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金文學內容包括金文著錄、釋讀、分期斷代、歷史內容研究，以及作為金文載體的青銅器的型別、紋飾、工藝、辨偽、出土情況研究等，是研究中國商周時期歷史和上古漢字發展的重要學科。但現實很殘酷，金文學的研究工作和科普宣傳卻令人堪憂，目前國內專門研究金文的學者非常少，近十年知網上有關金文的博士論文僅有20多篇，且多數為語言文字方向的內容，而從歷史學角度進行金文研究的論文寥寥無幾。同時，大眾對金文僅有的熱度也大多集中在青銅器辨偽和金文書法上，不得不說令人遺憾。研究金文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根據青銅器和金文內容進行有效斷代，只有明確的歷史年代，才能比對其他資料，最終比較準確地還原歷史真相。郭沫若在《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1935年）初序中說：&quot;傳世兩週彝器，其有銘者已居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quot;據近年來統計，中國已出土的商周有銘青銅器已達上萬件，無銘銅器更是有銘銅器的數倍，為專家學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物件。由於青銅銘文的字型、佈局、內容等隨著商周社會發展而發生變化，所以銘文成為青銅器斷代的重要標誌之一，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商朝中晚期的銘文最常見的有氏族名號、家徽、先人名諱、作器者名等，銘文一般只有幾個字，但對於研究商中晚期貴族世系、封賞升遷等都有幫助。到了商朝末期，青銅器上的銘文開始增多，但沒有超過五十字的長篇銘文，此時的銘文內容涉及商末重要的戰事、王室祭祀活動、王室與貴族關係等，有的還標出了做器時間，對於研究商末滅國的原因和過程非常有幫助。而到了兩週時期，由於青銅鑄造技術提高，銘文字數甚至可達四五百字，透過長篇銘文更容易瞭解兩週時期的社會現狀。目前來說，利用銘文中記載的人物和史事進行斷代，是最為科學和實證的方法，金文分期斷代是化彝銘為史料的基本前提。理論如此，但在實際研究中，金文斷代還是比較困難的。如銘文中或者只出現孤零零的一個&quot;王&quot;字，或者出現的是現存史料中無法對應的人物、職官或無從查考的特定歷史事件，就無法判斷銘文記載的是哪一代周王或者商王的史事，更無法推斷銘文人物或者職官對應哪些史料。真正的青銅器斷代是件浩大、繁複，專業度很高的工作，金文斷代只是其中方法之一，而目前學界還沒有不存在爭議的金文斷代方法，今天只為大家介紹學界常用的幾種方法。一、標準器斷代法是以金文中的人名、事蹟為中心，再參考金文載體即青銅器的形制與紋飾，確定某些銅器銘文所在的王世，將其中一些無爭議的標誌性青銅器定為標準器。在研究其他青銅器時，無法確定年代的，參照標準器的器型、紋飾、銘文風格、內容、字型、佈局等進行比對推導，從而得出青銅器較準確的年代，該方法稱為&quot;標準器斷代法&quot;。標準器斷代法有三個主要理論依據：1、時王生稱說自漢至清末兩千年，西周王號一直被認為是周王死後所追諡號。國學大師王國維第一個發現金文中有一種特殊的&quot;生稱諡&quot;現象，即原來被認為是死諡的成王、穆王等王號可能是生時之稱。據資料統計，涉及西周王號的彝銘中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等均有出現。這些王號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金文斷代的重要依據。郭沫若在王國維等人的發現基礎上，根據青銅器上銘文中出現的王的&quot;時名或諡號&quot;創立了標準器比較斷代法。儘管當時有銘青銅器數量並不很多，但郭沫若卻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規律，並以此為依據，建立了可供操作的金文斷代方法（體系），並比較成功地對兩週320餘件重要青銅器進行了斷代，在化彝銘為史料的探索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如師旦鼎銘文中就出現了&quot;唯王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作周王、太姒寶尊彝&quot;的記載。這裡的&quot;周王&quot;和&quot;太姒&quot;同時並舉顯然是指周文王夫婦，&quot;師旦&quot;則指&quot;周公旦&quot;，&quot;唯王元年&quot;的&quot;王&quot;應當就是&quot;周武王&quot;。於是可以確定師旦鼎就是武王時代之器。此法是目前最科學，使用最多的青銅器斷代法，但是也存在一些爭議。2、康宮斷代說主張西周金文凡是有&quot;康宮&quot;（康王之廟）一詞的青銅器應該都是康王以後各王之物。該觀點最早由羅振玉提出，後由學者唐蘭發揚光大，認為&quot;康宮&quot;應為西周銅器斷代中的重要標準。用康宮作為分時代的標尺，可以進行批次銅器斷代。但這種說法並未得到全部專家認可，部分專家（郭沫若、陳夢家、何幼琦等）認為金文中的康宮並不一定是周康王的宗廟。成王時就已經有了康宮，康王時有昭宮，夷王時有厲宮，父王不可能預先給兒子修建宗廟（成為康父、康為昭父、夷為厲父），而文王、武王、成王之後也沒有出現以文宮、武宮、成宮為名的宗廟。另外令彝銘文中有&quot;康宮&quot;與&quot;京宮&quot;同時出現的情況，由此可判斷康宮很可能只是周王宮中某個宮殿之名，不巧與康王重名了。這一猜想破壞了康宮斷代說的根基，所以爭議很大。不過也可能康宮最初是宮殿，後來變為了宗廟。因為雙方都缺乏決定性力證支援，所以爭議未決。3、考古型別學考古型別學是根據青銅器形態，包含形制、紋飾、銘文字型書風進行斷代的方法，透過與確定年代的青銅器進行類比、分析，可以較正確判別青銅器的年代。二、稱謂斷代法是利用銘文中出現的人物稱謂進行青銅器斷代的方法，主要依據&quot;祖&quot;、&quot;父&quot;、&quot;考&quot;和&quot;子孫&quot;等詞進行判斷。稱日名甲乙等為&quot;祖&quot;、&quot;父&quot;（&quot;父&quot;在商代同時兼有祖、父兩種含義）或只稱&quot;父某&quot;或&quot;文父某&quot;，絕大多數是商器。銘文中有&quot;文考父某&quot;、&quot;厥考&quot;、&quot;文考&quot;、&quot;皇考&quot;、&quot;穆考&quot;等含&quot;考&quot;（商人無考，周人才開始用考）的諸器，無論其有圖形、日名與否，均可定為周器。商人尚無子孫觀念，周公首創周王宗法制度，始有子孫觀念，所以有&quot;子孫&quot;連用的銘文都是周器。三、日名斷代法主張凡是銘文中單獨出現干支人名的，大多是商代器（按《史記》記載，夏商未有諡，其君皆以甲、乙為號）。此外器銘為一字者，多為商器。凡是銘文中出現干支人名，且在其前面有個&quot;日&quot;字，大多是周器。如休盤、師虎簋、寰卣等。四、族徽斷代法主張以商周銘文上出現的特殊圖形文字（族徽），作為判斷青銅器年代的斷代方法。如銘文中出現&quot;析子孫&quot;圖形的一定是商代器。此法多為國外專家推崇，類比了歐洲貴族的家徽，在中國學術界也獲得不少學者的支援，但缺少考古學和古文字學上的力證，尚有爭議。五、互證斷代法是在標準器斷代法基礎上進行的升級方法，當銘文中沒有出現王號和作器時代的記載，但根據它所記載的史事和銘文的語言語風，再參照已知青銅器的作器年代和先秦史料，對比研究後考證出該青銅器所處時代的方法。如番生簋銘文，今只存後半段，不知作器年代，學者吳其昌對比成王時代的毛公鼎、毛父班彝銘文及成王時代的典籍《酒誥》、《立政》、《顧命》等，判斷出其為成王時的器物，是利用互證斷代法考證的經典案例。六、特定歷史人物斷代法指銘文中出現的人名處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因而可以斷定該青銅器的年代。如伯冏父敦銘文中出現&quot;伯冏父乍周姜寶敦&quot;，按歐陽修《集古錄》雲：&quot;《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quot;，由此判斷此敦為周穆王時器&quot;。七、金文歷日斷代法根據銘文中提到的金文歷日進行斷代，歷日中包含年代、月序、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曆法等要素。如十五年逪曹鼎銘文：&quot;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宮。&quot;其歷日要素就包括王年（恭王十五年）、月序（五月）、月相（既生霸）、紀日干支（壬午）等四個部分，是非常科學的紀念方法，很容易為彝器斷代。透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金文斷代絕對是一門學制嚴謹的學科，近現代歷史學家利用青銅器研究商周歷史時多采用以上方法（甲骨學亦然），他們的研究成果都是科學論證的結果，雖有爭議，但絕不像網上說的那樣，中國夏商周歷史大多為現代偽造、臆造，是政治工程！那些可恥的流言才是別有用心、混淆視聽的胡說，手法與近期在香港煽動事端的外部勢力何其相似？希望廣大讀者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傳謠，靜看中華大美歷史。（文中圖片均取自網路，如果侵權立即刪除。）
甲骨文上的輝煌（十）——金文斷代之法（大白話科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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