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回族馬姓，終生卻改姓為“洪”。是回族人的宗教習俗，身上卻浸潤著漢、蒙、維文化因子。對土爾扈特、和碩特蒙古人的歷史文化，儼然如同“兩特”的後裔，有深厚的鐘愛，傾心的熟知。壯年時代站立如塔，行走步健，後來的幾十年間，卻被殘瘸束困，但不失生活信念的支撐。這人叫洪永祥，是當地有名望的史志工作者、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幾十年几案上的文字成績，廣為人知，年逾七旬，依然是縣裡史志和文聯的切實顧問者。他的故土焉耆縣一個村子叫“八棵樹”，生長著八棵翹曲的榆樹，黑黲黲的軀幹龐大粗糲，樹身上一疙瘩一疙瘩結疤，虯枝莽壯如龍，蔥濃的樹冠遮蔽半空。洪永祥一篇文章中說，八顆古榆留給他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是古意蒼然的歷史見證者。夏日裡，我隨同手拄柺杖的洪永祥走訪八棵樹村，看那八顆森森然龐大的古榆，形態壯觀，氣象蔚然，本地人因之自豪，外地人識之驚歎。我心中油然生出一重感慨，洪永祥就是一顆老而蒼鬱的古榆啊……要是兩歲上母親不會病故，遠在伊犁任報社總編的父親馬俊德能夠管養，他就不會跟著外祖父洪長福生活，因感恩而改了姓氏。要是沒有發生麥場失火，麥場旁的家舍被燒得淨盡，外祖父就不會帶他從焉耆投奔和靜的朋友，他就可能與和靜永無關係了。年少時的生活際遇往往鋪就一個人的人生之路，從童年開始，他的生活之根就紮在和靜。影響他童年心靈的兩件事，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在和靜，洪長福靠租種蒙古人達瓦的地，再砍些紅柳枝，做蒙古包架子出售，維持一家人生計。洪長福人緣很好，蒙族人、維族人都稱他“洪爺爺”，那是循著洪永祥響亮的“爺爺”直呼而叫的。六歲那年，洪永祥跟爺爺去達瓦家，看見一位年輕女子坐在蒙古包門外吃飯，問爺爺：咋不讓她進來吃?爺爺告訴他，蒙古人從紅苗子那裡回來，打仗死了好多人;人口少，風俗就是女兒嫁出去要是不生養，回孃家吃飯就在外面吃。心裡的疑問明白了，也第一次有了“從紅苗子那裡打仗回來”那樣的模糊印象。爺爺蒙古話說得好，交的蒙古族朋友也多，有一位就是在巴侖臺黃廟幹雜活的巴生。洪永祥七歲時，爺爺帶他騎驢去黃廟過麥德爾節。喇嘛手蘸黃酒給他爺倆摸頂、唸經，還給他戴了紅繩兒護身符。那晚，他和爺爺就住在巴生家的蒙古包。卡盆盛著大塊羊肉，皮袋子裝著奶酒，爺爺和巴生一邊吃喝，一邊講故事。巴生講一個回回人的故事，爺爺就喝三碗奶酒，爺爺講一個蒙古人的故事，巴生也喝三碗奶酒。倆人都用蒙古語說話，巴生叫爺爺“洪木沙子”(蒙語：洪兄弟)，爺爺也稱巴生“巴生木沙子”。故事悲痛時倆人抱頭痛哭，講得高興時又哈哈大笑。輪到爺爺喝酒時，巴生和老婆就為他唱歌，巴生喝酒時爺爺也為他唱。歌的調子都拉得很長，洪永祥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蒙古族長調。第二天臨別時，巴生送爺爺一葫蘆“納斯”(蒙語：參了榆樹皮渣子的煙末)，送洪永祥一個小“秀登”(蒙語：小氈子)。爺爺就說：“木沙子巴生，你的蒙古包架子不好了，我給你做副新的吧。”麥收後一副新做的架子就送到巴生家。從巴侖臺回來，洪永祥問爺爺：你和巴生爺爺為啥一會哭一會笑?爺爺說：我講蒙古人回來時和紅苗子一路打仗，死了好多人好多羊，倆人難過，就哭。巴生講的是：一個回回說了對大聖人不恭的話，回家時買了一條大魚，讓老婆拾掇。他去河邊提水，順便下河洗澡，結果變成女人，被一個男人強行帶回家成婚。他十分懊悔，想投河自盡，又看見他的衣服、水桶還放在河邊，瞬間就又變成男人。為了這事，他急忙去清真寺向真主悔過，表示再也不敢不尊敬大聖人了。巴生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倆人就快活地大笑。洪永祥後來從事史志工作，文學創作也有了名氣。回顧留在心裡的這些記憶，他在文章裡寫：“這對我以後的成長和成才是多麼的重要啊”。知道了他忘不了的這些記憶，我約略感知到最早影響他文化氣質的某些痕跡。他感恩外祖父而改姓氏為洪，主要是因為外祖父對他的生命養育，也不無外祖父的人際交往和他跟隨外祖父的生活，滲透在意識裡的不可言說的潛移默化。能夠初記物事的語言環境，有漢、有回、有蒙、有維，耳聽心感口說，焉能不受語言、習俗，甚至某些宗教氣息的影響?上了三年初小，兩次跳級達到小學程度，學校是漢、回、蒙、維民族的複式教育，三個語種的學校生活，語言薰陶自是一種天然。縣裡表彰勞模，漢語老師為學生編唱一支漢、維、蒙三種語混交的歌子：“勞動模範真光榮，亞克西，亞克西!辛辛苦苦搞生產，散拜乃，散拜乃!亞克西啊散拜乃，呀兒吆喔依兒吆，民族團結跟黨走，亞克西啊散拜乃!”“亞克西”和“散拜乃”分別是維、蒙語言中的“好”。三語混於一體的歌子，洪永祥至今吟唱如初。在和靜，會雙語，甚至會三語的人其實很多。而洪永祥有所不同，不同在他對土爾扈特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的熟識和縣誌工作的擔當。十四歲時他羨慕和他同齡的一個蒙古族夥伴能在縣政府幹事，玩耍中說他也想參加工作，蒙古族夥伴就帶他去給組織部說。組織部瞭解後願意要他，讓他當縣委通訊員。他寫的保證中竟有“名低責重”這樣出乎人意料的詞兒，縣委幹部說“這個娃娃行。”此後，他幹基層，被抽調下鄉，給廣播站寫稿，成了人物。土爾扈特人的歷史真正進入他的心靈，是在他被調任宣傳部幹事，參與編寫《和靜概況》，查詢檔案的時候。土爾扈特人苦難、英勇的歷史，蒙古人的宗教、習俗，英雄史詩《江格爾》、長調短調等文化流傳，在他心裡明晰、豐富起來。他才意識到，六、七歲隨爺爺聽到的“從紅苗子那裡打仗回來”、“死了好多人好多羊”的事情，原來就是土爾扈特人的東歸壯舉啊。他受派主持《和靜縣誌》的編撰，帶領同仁“十年如一日，潛心求索”(《和靜縣誌》序二)，“大膽破沿襲，鼎力創新”(方誌專家語)，是和靜文史成果的重要貢獻者。縣誌編修中，洪永祥親歷並撰寫的數萬言《千里追寶――和靜王府時代珍藏的清皇敕書追回紀實》，情節曲折，敘事動人，堪為補充史志記載的經典文字。通會“三語”，漢、蒙、維之間具口譯之才，會唱許多蒙、維、回歌調，說話做事有親和力，年逾五十以後熟識他的人常常呼他“洪爺”或“洪老爺子”。只有小學文化程度，能夠修煉成德高望重的史志編撰者，蓋因幾十年的人生積澱與和靜人文歷史、人文環境的乳融。《和靜縣誌》裡滲透著洪永祥的血骨之痛。他搭乘拉運材料的卡車，去天山深處的克爾古提河谷收集突厥石人資料，不幸從車上跌落，股骨頸斷折。經轉戰醫治，右腿骨短了三公分許，他是不該屬於殘疾人的殘疾者。血流不暢，肌肉萎縮，皮膚皴幹，他遭逢過必須鋸掉傷腿的痛苦。那痛苦是一段窗外有月只見光，窗臺有花只見葉的迷茫，也是一段心灰意冷，生不如死的傷感。但是治療有了轉機，終於能夠跛身行走以後，他仍在致殘的心靈隱痛中修志不輟，“儘管艱難，卻從未放棄”，修志為他以後的創作“做了深厚的鋪墊”――這是他在敘寫自己文學創作的文章中的話。縣誌成就了眾人、也成就了洪永祥自己的願望，他的文學筆墨的果實也鬱郁有香。和靜文友常有聚首，聊說和靜文學社的興旺，和靜文聯的實績，那一串本土作家、詩人的名字，他們有影響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聽來讓人頗有興味。而洪永祥就是早先自發組織的文學社的社長，後來又任縣文聯常務副主席，他是和靜文學活動的領軍者。洪永祥的散文集《悠悠開都河》、《清清淡水河》都以本土河流作名，意在表明他文學創作的土壤，就是廣闊、美麗、豐厚的和靜大地。他的文學創作同他編撰縣誌一樣，都浸潤著和靜山水草原的水分和養料。洪永祥有兩支筆，一支史志之筆，一支文學之筆。史志之筆成於生身養身的厚土，文學之筆成於對厚土的情思。他無傲氣，不狂狷，置自己於平常，成績歸為熱土的培育，人格贏得了自身。有一次我前往和靜縣的克爾古提鄉河谷採訪，曾經默想，是哪一塊石頭剝奪了洪永祥的健壯?又和洪永祥同行巴音布魯克草原，在河谷林間的蒙古包前，談說土爾扈特人的過去和現在。他手拄木杖，精神硬朗，氣色充盈活力。從巴音布魯克回來，途徑八棵樹村子的時候，我又駐足觀看了那氣象不凡八顆古榆。古榆蒼然在目，根鬚之深，從茂密的枝葉便可感知。歲月如樹，古榆不老。從古榆我想到歲月，想到人生，想到人的作為。人應如樹，不虛歲月，根與土地擁抱，生則青蔥，長則如榆……
本是回族馬姓，終生卻改姓為“洪”。是回族人的宗教習俗，身上卻浸潤著漢、蒙、維文化因子。對土爾扈特、和碩特蒙古人的歷史文化，儼然如同“兩特”的後裔，有深厚的鐘愛，傾心的熟知。壯年時代站立如塔，行走步健，後來的幾十年間，卻被殘瘸束困，但不失生活信念的支撐。這人叫洪永祥，是當地有名望的史志工作者、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幾十年几案上的文字成績，廣為人知，年逾七旬，依然是縣裡史志和文聯的切實顧問者。他的故土焉耆縣一個村子叫“八棵樹”，生長著八棵翹曲的榆樹，黑黲黲的軀幹龐大粗糲，樹身上一疙瘩一疙瘩結疤，虯枝莽壯如龍，蔥濃的樹冠遮蔽半空。洪永祥一篇文章中說，八顆古榆留給他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是古意蒼然的歷史見證者。夏日裡，我隨同手拄柺杖的洪永祥走訪八棵樹村，看那八顆森森然龐大的古榆，形態壯觀，氣象蔚然，本地人因之自豪，外地人識之驚歎。我心中油然生出一重感慨，洪永祥就是一顆老而蒼鬱的古榆啊……要是兩歲上母親不會病故，遠在伊犁任報社總編的父親馬俊德能夠管養，他就不會跟著外祖父洪長福生活，因感恩而改了姓氏。要是沒有發生麥場失火，麥場旁的家舍被燒得淨盡，外祖父就不會帶他從焉耆投奔和靜的朋友，他就可能與和靜永無關係了。年少時的生活際遇往往鋪就一個人的人生之路，從童年開始，他的生活之根就紮在和靜。影響他童年心靈的兩件事，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在和靜，洪長福靠租種蒙古人達瓦的地，再砍些紅柳枝，做蒙古包架子出售，維持一家人生計。洪長福人緣很好，蒙族人、維族人都稱他“洪爺爺”，那是循著洪永祥響亮的“爺爺”直呼而叫的。六歲那年，洪永祥跟爺爺去達瓦家，看見一位年輕女子坐在蒙古包門外吃飯，問爺爺：咋不讓她進來吃?爺爺告訴他，蒙古人從紅苗子那裡回來，打仗死了好多人;人口少，風俗就是女兒嫁出去要是不生養，回孃家吃飯就在外面吃。心裡的疑問明白了，也第一次有了“從紅苗子那裡打仗回來”那樣的模糊印象。爺爺蒙古話說得好，交的蒙古族朋友也多，有一位就是在巴侖臺黃廟幹雜活的巴生。洪永祥七歲時，爺爺帶他騎驢去黃廟過麥德爾節。喇嘛手蘸黃酒給他爺倆摸頂、唸經，還給他戴了紅繩兒護身符。那晚，他和爺爺就住在巴生家的蒙古包。卡盆盛著大塊羊肉，皮袋子裝著奶酒，爺爺和巴生一邊吃喝，一邊講故事。巴生講一個回回人的故事，爺爺就喝三碗奶酒，爺爺講一個蒙古人的故事，巴生也喝三碗奶酒。倆人都用蒙古語說話，巴生叫爺爺“洪木沙子”(蒙語：洪兄弟)，爺爺也稱巴生“巴生木沙子”。故事悲痛時倆人抱頭痛哭，講得高興時又哈哈大笑。輪到爺爺喝酒時，巴生和老婆就為他唱歌，巴生喝酒時爺爺也為他唱。歌的調子都拉得很長，洪永祥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蒙古族長調。第二天臨別時，巴生送爺爺一葫蘆“納斯”(蒙語：參了榆樹皮渣子的煙末)，送洪永祥一個小“秀登”(蒙語：小氈子)。爺爺就說：“木沙子巴生，你的蒙古包架子不好了，我給你做副新的吧。”麥收後一副新做的架子就送到巴生家。從巴侖臺回來，洪永祥問爺爺：你和巴生爺爺為啥一會哭一會笑?爺爺說：我講蒙古人回來時和紅苗子一路打仗，死了好多人好多羊，倆人難過，就哭。巴生講的是：一個回回說了對大聖人不恭的話，回家時買了一條大魚，讓老婆拾掇。他去河邊提水，順便下河洗澡，結果變成女人，被一個男人強行帶回家成婚。他十分懊悔，想投河自盡，又看見他的衣服、水桶還放在河邊，瞬間就又變成男人。為了這事，他急忙去清真寺向真主悔過，表示再也不敢不尊敬大聖人了。巴生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倆人就快活地大笑。洪永祥後來從事史志工作，文學創作也有了名氣。回顧留在心裡的這些記憶，他在文章裡寫：“這對我以後的成長和成才是多麼的重要啊”。知道了他忘不了的這些記憶，我約略感知到最早影響他文化氣質的某些痕跡。他感恩外祖父而改姓氏為洪，主要是因為外祖父對他的生命養育，也不無外祖父的人際交往和他跟隨外祖父的生活，滲透在意識裡的不可言說的潛移默化。能夠初記物事的語言環境，有漢、有回、有蒙、有維，耳聽心感口說，焉能不受語言、習俗，甚至某些宗教氣息的影響?上了三年初小，兩次跳級達到小學程度，學校是漢、回、蒙、維民族的複式教育，三個語種的學校生活，語言薰陶自是一種天然。縣裡表彰勞模，漢語老師為學生編唱一支漢、維、蒙三種語混交的歌子：“勞動模範真光榮，亞克西，亞克西!辛辛苦苦搞生產，散拜乃，散拜乃!亞克西啊散拜乃，呀兒吆喔依兒吆，民族團結跟黨走，亞克西啊散拜乃!”“亞克西”和“散拜乃”分別是維、蒙語言中的“好”。三語混於一體的歌子，洪永祥至今吟唱如初。在和靜，會雙語，甚至會三語的人其實很多。而洪永祥有所不同，不同在他對土爾扈特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的熟識和縣誌工作的擔當。十四歲時他羨慕和他同齡的一個蒙古族夥伴能在縣政府幹事，玩耍中說他也想參加工作，蒙古族夥伴就帶他去給組織部說。組織部瞭解後願意要他，讓他當縣委通訊員。他寫的保證中竟有“名低責重”這樣出乎人意料的詞兒，縣委幹部說“這個娃娃行。”此後，他幹基層，被抽調下鄉，給廣播站寫稿，成了人物。土爾扈特人的歷史真正進入他的心靈，是在他被調任宣傳部幹事，參與編寫《和靜概況》，查詢檔案的時候。土爾扈特人苦難、英勇的歷史，蒙古人的宗教、習俗，英雄史詩《江格爾》、長調短調等文化流傳，在他心裡明晰、豐富起來。他才意識到，六、七歲隨爺爺聽到的“從紅苗子那裡打仗回來”、“死了好多人好多羊”的事情，原來就是土爾扈特人的東歸壯舉啊。他受派主持《和靜縣誌》的編撰，帶領同仁“十年如一日，潛心求索”(《和靜縣誌》序二)，“大膽破沿襲，鼎力創新”(方誌專家語)，是和靜文史成果的重要貢獻者。縣誌編修中，洪永祥親歷並撰寫的數萬言《千里追寶――和靜王府時代珍藏的清皇敕書追回紀實》，情節曲折，敘事動人，堪為補充史志記載的經典文字。通會“三語”，漢、蒙、維之間具口譯之才，會唱許多蒙、維、回歌調，說話做事有親和力，年逾五十以後熟識他的人常常呼他“洪爺”或“洪老爺子”。只有小學文化程度，能夠修煉成德高望重的史志編撰者，蓋因幾十年的人生積澱與和靜人文歷史、人文環境的乳融。《和靜縣誌》裡滲透著洪永祥的血骨之痛。他搭乘拉運材料的卡車，去天山深處的克爾古提河谷收集突厥石人資料，不幸從車上跌落，股骨頸斷折。經轉戰醫治，右腿骨短了三公分許，他是不該屬於殘疾人的殘疾者。血流不暢，肌肉萎縮，皮膚皴幹，他遭逢過必須鋸掉傷腿的痛苦。那痛苦是一段窗外有月只見光，窗臺有花只見葉的迷茫，也是一段心灰意冷，生不如死的傷感。但是治療有了轉機，終於能夠跛身行走以後，他仍在致殘的心靈隱痛中修志不輟，“儘管艱難，卻從未放棄”，修志為他以後的創作“做了深厚的鋪墊”――這是他在敘寫自己文學創作的文章中的話。縣誌成就了眾人、也成就了洪永祥自己的願望，他的文學筆墨的果實也鬱郁有香。和靜文友常有聚首，聊說和靜文學社的興旺，和靜文聯的實績，那一串本土作家、詩人的名字，他們有影響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聽來讓人頗有興味。而洪永祥就是早先自發組織的文學社的社長，後來又任縣文聯常務副主席，他是和靜文學活動的領軍者。洪永祥的散文集《悠悠開都河》、《清清淡水河》都以本土河流作名，意在表明他文學創作的土壤，就是廣闊、美麗、豐厚的和靜大地。他的文學創作同他編撰縣誌一樣，都浸潤著和靜山水草原的水分和養料。洪永祥有兩支筆，一支史志之筆，一支文學之筆。史志之筆成於生身養身的厚土，文學之筆成於對厚土的情思。他無傲氣，不狂狷，置自己於平常，成績歸為熱土的培育，人格贏得了自身。有一次我前往和靜縣的克爾古提鄉河谷採訪，曾經默想，是哪一塊石頭剝奪了洪永祥的健壯?又和洪永祥同行巴音布魯克草原，在河谷林間的蒙古包前，談說土爾扈特人的過去和現在。他手拄木杖，精神硬朗，氣色充盈活力。從巴音布魯克回來，途徑八棵樹村子的時候，我又駐足觀看了那氣象不凡八顆古榆。古榆蒼然在目，根鬚之深，從茂密的枝葉便可感知。歲月如樹，古榆不老。從古榆我想到歲月，想到人生，想到人的作為。人應如樹，不虛歲月，根與土地擁抱，生則青蔥，長則如榆……
男人,外地人,熟識他的人,蒙古人達瓦,洪木沙子,第二天臨別時,巴生木沙子,麥收後,維族人,宣傳部幹事,巴音布魯克草原,在巴侖臺黃廟幹雜活的巴生,爾扈特人,八棵樹村,和靜縣的克爾古提鄉河谷,麥場旁的家舍,清真寺,本地人,真主,197,後裔,驢,八棵樹村子,筆,和靜大地,2892,和他同齡的一個蒙古族夥伴,史志工作者,奶酒,衣服,木杖,三公分,詩人,爺爺”,你,麥場,蒙古包架子,我,和靜的朋友,根,幾十年,2486,遠在伊犁任報社總編的父親馬俊德,縣委幹部,蒙古族夥伴,廣播站,天山深處的克爾古提河谷,縣文聯常務副主席,小氈子,蒙族人,石頭,和靜文聯,夏日,回族人,和靜文學社,土生土長的作家,焉耆縣一個村子叫“八棵樹”,柺杖,蒙古人,土地,學校,紅柳枝,羊肉,縣委通訊員,樹,洪兄弟,河邊,同仁,三年,組織部,勞模,龍,六歲那年,塔,倆人,學生,納斯,她,漢語老師,外祖父,一位年輕女子,一個男人,洪爺爺,達瓦家,和靜,枝葉,會雙語，甚至會三語的人,1938,山水草原,縣政府,洪爺”,蒙古包,本土作家,榆樹,母親,參了榆樹皮渣子的煙末,和靜文史成果的重要貢獻者,和靜文友,水桶,爺爺,卡車,焉耆,洪永祥,和靜文學活動的領軍者,洪永祥七歲時,和碩特蒙古人,巴音布魯克,老婆,864,紅繩兒護身符,秀登,土爾扈特人,洪老爺子,那晚,巴生爺爺,皮袋子,土爾扈特,古榆,架子,黃廟,史志編撰者,他,女兒,文學社,不該屬於殘疾人的殘疾者,他們,3165,洪長福,女人,蒙古包門外,蒙古族朋友,大聖人,這個娃娃,巴侖臺,外祖父洪長福,回人,大魚,紅苗子,卡盆,和靜王府時代,突厥石人,巴生家,925,木沙子巴生,巴生,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