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芬·沃德：人們開始生活在虛假的現實中
地球上近80億人中的絕大多數人繼續透過媒體和社交網路獲得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訊息。與此同時，在世界不同地區，當局、記者和公民對大流行的威脅和長期隔離的經濟後果有不同的認識。加拿大新聞學院院長、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提芬·J·A·沃德，沃德教授評價了目前媒體對病毒的報導。史提芬·沃德：2017年，你寫道：「網際網路曾經風靡一時，我們曾稱讚它『使媒體民主化並使「我們人民」一詞成為現實』 一個由巨魔、駭客、種族主義者、狂熱分子、陰謀論者和政府為操縱社交網路，而創造由機械人組成的，喧鬧而又經常危險的全球環境。」你認為從那以後情況有變化嗎？羅馬·巴拉賓：不，情況並沒有改變，事實上它已經變得更糟了。社會的公共訊息渠道──今天相當於他們與世界或「現實」的接觸被扭曲，意味著他們不僅會誤解問題，而且政府和其他虛假訊息的代理人將更有能力操縱他們和公眾輿論。公眾開始生活在一個由意識形態主義者、冒充民粹主義者的暴君和極右翼團體製造的虛假現實中。巴拉賓：在一個如此相互聯絡和相互依存的全球世界裡，我想不出比這更危險的和平共處的發展了。只要看看圍繞COVID-19流傳的錯誤訊息的程度就知道了。我們已經將我們的公共渠道「政治化」，以至於任何人都難以獲得合理客觀、非極化的訊息。巴拉賓：維基新聞是一個新聞媒體專案，任何人都可以編輯任何文章。這是否會給參與者帶來任何特殊的道德問題？沃德：這個問題圍繞著「任何人」。就像任何其他維基服務的使用者一樣，我看到的文章，是關於非政治主題的，例如，哲學家或作家，我知道這些文章是不完整的，而且似乎是傾斜的，但我並不感到驚訝。但當涉及到新聞時，管理維基新聞的人需要格外警惕，檢查誰在寫文章，並透明地提供訊息，說明為甚麼這個人有能力寫這篇文章。我不認為維基新聞可以保證完全的客觀性或公正性，無論這意味著甚麼，但他們需要採取媒體道德的基本步驟：負責任、透明、檢查文章是否有偏見或不完整，文章要接受獨立媒體專家的檢查，並明確闡述他們的道德準則，這是強制性的。巴拉賓：教授克勞斯·梅耶爭論，在2月和3月初，有關COVID-19流行病的新聞「在科學估計中的觀點多樣性和偏見很少得到體現」。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覆蓋範圍大部分是關鍵的還是非關鍵的？沃德：報導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總是一個問題，公平地說，今次大流行病包含的不確定性超出了常規。即使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流行病專家，也無法確定未來會發生甚麼。這不是因為缺乏知識，而是人類不可能總是預測複雜疾病的後果。有這麼多因素。另一個問題是，太多人認為科學是「確定」的知識，或者說是純粹的事實，而不是基於現有最佳證據和推理模型的可能知識。所以，當記者報導科學家對某件事情「不確定」時，太多人就會得出科學家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的結論，並把他們和非專家歸為同一桶。我贊成對不確定性進行細緻入微的報導，我知道很多報導在這件事上沒有做好。這說明各大新聞單位需要在溝通風險和不確定性方面進行自我宣傳，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強調的。也好，新聞學院應該把它作為教學的一部分。巴拉賓：克勞斯·梅耶和溫森克·維斯還表示，「德國和瑞士的媒體在報導時，基本沒有距離感──他們的資訊與聯邦和州的官方訊息一致。」你同意這個觀點嗎？美國和加拿大的情況是相似，還是不同？沃德：這是報導健康問題和嚴重事態發展的另一個問題。新聞媒體必須告訴人們他們的政府和相關機構在說甚麼，做甚麼，對事情。有一個巨大的訊息真空需要填補，而這個真空將被恐懼和錯誤訊息所填補，否則。然而，與此同時，至關重要的是，媒體要批判性地對待官方訊息，而不是簡單地「接受」所有訊息。他們需要進行自己的獨立調查和報導。在北美，它的紀錄好壞參半。在美國，各大新聞機構都對特朗普總統及其政權產生的官方路線提出了嚴重的質疑。但太多時候，特朗普每天都在用他那可笑的新聞釋出會來主導報導，病毒懷疑論是主題。在加拿大，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平衡官方和非官方訊息方面做得很好，各大報紙也是如此。加拿大的主要媒體也很好地展示了加拿大如何反應遲緩，在許多方面毫無準備。巴拉賓：病死人數在俄羅斯媒體上基本被表述為「真實事實」。能否如此命名？沃德：不，它們不是「真實的事實」，如果這意味著不容置疑或肯定的話。人們為甚麼要接受這樣的宣傳？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現有的關於病毒和死亡人數等資料並不完整，取決於估計，而估計又取決於檢測的多少。而俄羅斯或其他地方的政府，都有一個利益就是讓事實看起來儘可能的好。這就是為甚麼媒體報導需要說這是政府公佈的資料，然後繼續指出任何不確定因素。例如，CBC關於病毒的網站上有很多關於疾病傳播的圖表；但是，在網頁的開頭，它明確指出了這些資料的侷限性，例如取樣的測試次數。巴拉賓：網際網路和社交網路對新冠病毒問題的影響有多大？沃德：它的規模很大，特別是在某些階層的人口中。我們生活在一個政府懷疑論者的世界裡，人們只相信那些告訴他們想相信的新聞網站。過去的想法是，國家媒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訊息的流動，可以發出一套相對統一的資料和訊息，來自值得信賴的官員。我並不是說這是一種完美的媒體模式，但另一種選擇──分散的媒體和分散的受眾相信他們碰巧在網上看到的東西，嚴重威脅到理性的、知情的公眾對緊急措施的支援。在美國，特朗普無恥地利用人們對政府的憤怒來逃避責任，而福克斯新聞則繼續將問題政治化，削弱公眾對社會疏導和其他重要措施的支援。最後，這些人──特朗普、他的親信、他的「支援基地」和拒絕公開質疑總統的共和黨參議員──在我看來，由於他們的不準確訊息和繼續拒絕認真對待這件事，他們對許多死亡負有部分責任。這幾乎等同於犯罪性的過失。巴拉賓：恐慌對當前的形勢有甚麼貢獻？普通民眾是否有合理的反應：健康人和病人？沃德：恐慌是一個主要的、負面的因素，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會使人們更有壓力，更容易採取無益的行動，如囤貨，在雜貨店購買補給品；或不與他人分享口罩。恐慌讓我們從根本上自利和自我保護──這就是為甚麼它在我們這個物種中進化的原因。喚起我們對危險的警覺。但在大流行病中，它削弱了理性的公共反應。如果我們驚慌失措，甚麼都沒有用。巴拉賓：這場危機是否會改變當前美國或世界公眾對媒體的態度？媒體的倫理道德是否會改變？沃德：我想，一些人將會重新認識到他們是多麼需要知情的新聞媒體，我們是多麼需要保護和維護良好的訊息渠道，以及新聞工作者是多麼需要接受適當的教育。希望這可能會減少一些幾乎到處存在的反媒體態度，作為上述對一切「官方」或機構的犬儒主義的一部分。我也認為，這應該改變我們對媒體倫理的思考和教學方式。首先，這場大流行強化並表明，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因此現在必須與全球問題共存，從移民、氣候變化到大流行病。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媒體倫理。我們需要制定規範和做法，以正確報導這些全球性問題。這一次，需要我們關注的是公共衞生問題。但下一次將是另一個全球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革媒體倫理，使其成為全球性的問題。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新聞學院教授這些全球性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麼當它再次發生時，我們就會犯同樣的老錯誤。而且，相信我，它會再次發生，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