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來龍去脈
中共準備取消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副主席不得連任兩屆以上的建議，被認為是已經掌握了中國最大權力的習近平為無限期佔居此地位而採取的最新修憲舉措，他被指破壞了已故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80年代提出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改革精神。長期以來，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專利。但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表示，最近鮑彤先生披露，最早提出的並不是鄧小平，而是流亡海外的學者嚴家其。鄧小平認可了這個提法。嚴家其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1989年他因支援北京的學生抗議、反對當局鎮壓，在六四天安門屠殺後流亡海外。現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嚴家其，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1979年，他在參加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宣傳部長鬍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發言時提出了廢除終身制。他說：提出廢除終身制惹來麻煩“1979年的2月初，我在那個會上作了一個發言，就是要廢除中國最高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這個事情參加會的很多人都知道了，發在簡報上。我記得那個簡報是1979年的2月4號，理論務虛會簡報。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嚴家其說，當時應者寥寥，會後甚至給他帶來了大麻煩，“我當時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剛剛吸收我入黨，還沒有轉正，就因為這個事我不能轉正，要調查我在文革……在1978年民主牆事件期間，我同民主牆人士有什麼關係。”但出乎意料的是嚴家其的麻煩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鄧小平講了廢除終身制的話，而且傳到社科院了。所以我的問題就不構成問題，就好了。”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肯定了廢除終身制的提法，認為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黨和國家制度層面的問題。鄧小平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鄧小平認可後成為轉機嚴家其說，鄧小平講話後，不僅麻煩沒了，還給他帶來了一個大轉機，“當時的社科院院長鬍喬木，他的司機到社科院的醫務室找我的老婆，叫高皋。他說，嚴家其什麼時候有空？我要見他。我當時不過是個助理研究員，他胡喬木是社科院院長。然後，我說，哪天都可以啊。後來很快就見了。胡繩也來了，還有外交部一個副部長也來了。”高文謙說，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毛的親信”四人幫“被抓。1977年鄧小平復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仍然是毛澤東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原本在社科院哲學所任助理研究員的嚴家其，利用鄧小平講話給他帶來的機會，轉到了他喜歡的正在籌備的社科院政治所，並擔任了該所的首任所長，“這對我來講是個大的變化。所以我後來很熱衷於政治學，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而且我感到廢除終身制的發言不再成為一個問題，所以我也很高興。”嚴家其在1989年因反對當局鎮壓學生被開除出黨。不過他認為，評價鄧小平仍然應看到兩方面，一方面，“六四屠殺是鄧小平一生裡最大的一個汙點”，另一方面，“鄧小平確實有一顆改變中國的心”，“如果不看清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裡的貢獻，也是不行的。”《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前中共中央究室室務委員高文謙認為，鄧小平肯定廢除終身制，是總結文革教訓，防止再出現像毛澤東那樣人物，給國家帶來災難而採取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這一點應該肯定。這成為鄧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廢除終身製成為打華國鋒的武器但是他認為，也應看到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當時被他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高文謙說：“1980年鄧小平在扳倒華國鋒的過程中，把廢除終身製作為一塊石頭，砸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軍委主席的華國鋒。”華國鋒靠毛澤東手諭“你辦事、我放心”當上接班人。 “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的兩個“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成為後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要衝破的主要禁區。高文謙認為，廢除終身制不過是鄧小平的一個權宜之計，而且對人不對己，“等到華國鋒下臺後，廢除終身制便不提了。”嚴家其也認為，鄧小平 “希望排除掉華國鋒，而且他公開提出廢除終身制，有助於排除華國鋒。”鄧小平直到1989年底辭去了最後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高文謙說，雖然表面上鄧小平全退了，但退而不休，實際上他仍然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在軍隊中早已布好局，“他有三條線，一條是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和他的弟弟、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第二條線是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最後再把江澤民拉進來當空頭主席。他在幕後操控，扮演前臺木偶的牽線人。”嚴家其認為，1982年修憲“一個非常大的成果”就是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嚴家其說，1982年憲法也有個嚴重缺陷，就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是分列分選的，“不是一個職位，可以分開擔任，鄧小平擔任了軍委主席，讓李先念擔任國家主席，讓趙紫陽擔任總理，胡耀邦擔任總書記。”1982年修訂的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和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權。嚴家其說，“這樣一種格局實際上到1989年就發生一個問題，趙紫陽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跟鄧小平有分歧的時候，無論是國家主席或者政府總理都沒有辦法來對抗軍委的權力，鄧小平就撇開紫陽下令戒嚴。”修憲總是因人而異、因人設廟高文謙認為，其實這正反映了中共修憲其實是”因人而異、因人設廟。因為當時鄧小平還留著軍委主席的職位，1982年憲法就把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分列分選，正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鄧小平廢除領導人終身制問題還牽涉到另一位中共領導人的命運。1987年1月，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被批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後辭職。1989年，心情抑鬱的胡耀邦在參加一次政治局會議時心臟病發後住院，於4月15日辭世。他的死引發了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和知識界的抗議活動。嚴家其稱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裡面幾乎是沒有人比得上他的最好的好人。”根據中共檔案，胡耀邦被罷黜的原因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但嚴家其認為，觸發鄧小平下決心罷黜他的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採訪中直率表示，同意中共十三大後鄧小平退休，從而激怒了鄧小平。鄧小平廢除終身制對人不對己嚴家其說，“胡耀邦很單純，他單純到了鄧小平說了，我要退下來了，胡耀邦也說，他也要退下來，他就公開講了，而且他居然同陸鏗講了。”嚴家其說，他對陸鏗很熟，當時胡耀邦辦公室，叫陸鏗“能不能這句話不要講，不要公開發表。陸鏗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稿件已經印好了，不能不發表。而且不僅發表了，英文版也出來了。”嚴家其說，鄧小平看到了這個文字之後非常生氣，“可以說生氣極了，就決定要拿掉胡耀邦，下決心拿掉，而且他感到損害了他。”前新華社記者、《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說，鄧小平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高文謙也認為，胡耀邦被罷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向外界表示，他舉雙手贊成鄧小平退休，給年輕人讓位。這引起黨內保守派的攻訐，拿這件事來挑撥胡與鄧小平的關係。當時，鄧確實曾在私下談話中，向胡表示過自己要退休。高文謙說：“胡並沒有看出鄧並不是真心，只是在試探胡態度，而胡天真地相信了，表示自己要和鄧一起全退，給全黨做出榜樣，結果招來殺身之禍。”中共黨內從未形成廢除終身制的決定實際上關於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在中共黨內雖有鄧小平的多次講話，但始終沒有形成決議。這跟中共對於公示高階幹部財產一樣，是個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建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是鄧小平在無法在黨內解決廢除終身制後採取的一個過渡性辦法。1982年7月30日，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次的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制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鄧小平當時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黨內不解決的嚴重性。他在同一場合說，“反正我們這一代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要欠帳的。”高文謙認為，“權力是有誘惑力的，特別是在極權專制體制下的絕對權力，這是人性的弱點。中共之所以在廢除終身制的問題上一波三折，始終沒有解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領導人在位時沒有以國家的長治久安為重，而是讓一己私慾或一黨私利佔了上風，總是留有後門，進一步退兩步，作為權宜之計。這次被習近平利用，重新打開個人獨裁的魔瓶，給中國的未來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讓中國老百姓承受政治社會動盪的巨大風險。”嚴家其認為，中共這次突然宣佈要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將導致未來政局的不穩。他說：“怎麼能像這麼大的問題不開個中國國內的專家學者會議，包括一般民眾、各級的討論會？就這麼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一兩個月中就要把這麼重大的問題，拿到官方候選人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去投票，這不要出問題嗎？這就埋下了中國在2022年大變動的因素，或者在這個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