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籲更多人為“白紙青年”發聲，她們如何發起一場聯署行動？
發生於2022年年底的“白紙運動”，有大批抗議者被“秋後算賬”，其中有不少被捕者畢業於海外院校。2023年2月上旬，一封名為《白紙運動之後，高等院校須為處境危險的中國學生髮聲》的英文公開信開始在網際網路上流傳。公開信呼籲海外的高等學府、教職人員以及其他人，為有風險的中國學生和學者積極發聲，並徵集聯署簽名。許多「白紙運動」抗議者被追究責任，其中不少被捕者是海外院校畢業生。2023年2月，一封名為《白紙運動後，高校需支援處境危險的中國學生》的英文公開信在網路上流傳，呼籲海外高等學府、教職人員等支援具風險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並徵集聯署簽名。截止2月28日，已有超過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與人權活動家，聯名簽署了這封公開信。發起小組隨後透過公民日報在多個平臺上釋出了中文版倡議書，並公開徵集簽名，號召海外中國留學生聯絡熟悉的教授、儘可能廣泛轉發或簽署，以“增加大眾對被捕者的關注度，打破沉默”。截止3月11日，倡議書已收集超過兩百個簽名。“很難指望大學的行政部門會做什麼”.2023年1月18日，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就校友秦梓弈被捕事件發表公開宣告，深切關注秦梓奕和其他白紙運動被捕者情況，並呼籲儘快釋放被捕者。1月19日，秦梓弈被取保候審。雖然並不能證明取保候審與公開宣告有直接關係，但芝加哥大學在此時表明態度，還是得到了普遍好評。1月底，倫敦金史密斯學院合作，促使被捕者獲得釋放。校方還在給中國學生的回信中承諾，“正在研究如何保護在校中國學生的自由表達權利和人身安全等”。1月26日，被捕者李元婧曾就讀的新南威爾士大學在校學生和往屆校友發起公開請願，希望學校能效仿芝加哥大學等高校公開聲援李元婧和其他被捕者，敦促中國駐悉尼大使館公佈被捕者的情況，並且呼籲中國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他們。該請願的初步目標是徵集500個簽名，但在初期簽名的人並不多。在徵集更多簽名的過程中，行動者們意識到學校的行政部門大機率不會有什麼作為，很難指望這些機構能直接做什麼。大家想到，或許一篇涉及更廣的公開信，會帶來更大的影響力。於是，行動者們決定發起公開信聯署。就讀於美國一所大學的Bella執筆寫了一個粗略的草稿，然後大家根據各自的想法討論、核實、修改，到初稿完成耗時近一個月。Bella說：“在修改的時候我自己能感受到大家為了交出’最好’的‘作品’都特別認真，所以有的時候討論比較激烈，很多時候真的是兩方都很有道理。但是都是很有幫助的爭論，所以其實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了很多。”截止目前，已經超過百名學者參與聯署，其中不乏在學術界影響力巨大的一些學者。聯署的困難.徵集聯名並不是那麼順利。Bella介紹說，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回覆關於聯署的郵件。“我找到自己的一位教授，ta人很好很支援我的行動，但因為在申請去中國的簽證，所以拒絕簽名以及幫忙轉發，”Bella說。發起小組為了使公開信的受眾更廣，也曾試圖聯絡媒體公開發布，但並無結果。美國密西根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及歷史學榮休教授王政，也是參加聯署的學者之一。她坦言，從2015年“女權五姐妹”被捕事件開始，自己的一貫立場就是反對針對年輕人的完全無理的，沒有法律基礎的鎮壓、迫害和逮捕。日本九州大學語言和文化學院副教授Shaun O’Dwyer則表示，自己已經完全放棄了去中國或香港的學術工作，因此對參與和簽署這封公開信沒有任何顧慮，“不這麼做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羞愧難當。”害怕被秋後算賬、連累還在國內的親屬，這一直是仍持有中國護照的海外行動者們的顧慮。Bella說，雖然總歸會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顧慮，比如沒有辦法用實名接受採訪，但倒沒有特別擔心，也相信大家都瞭解且會自行評估參與的風險。對此，王政則表示自己看得很開：“上次‘女權五姐妹’的事就有人跟我說，將來我回國有風險。我當時就講得很清楚了，他們要抓，那他們就是繼續犯錯誤。我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在全國各地做了很多田野調查，但監獄還沒去過。我一直想要了解監獄裡各方面的情況，但這樣的研究計劃是不可能被官方批准的。如果他們要抓我，那就是給我一個做田野調查的機會了！”中國留學生的困境 很難被校方認知.海外大學的行政部門還可以為被捕的中國校友和其他在校中國留學生做些什麼？這是很多人的疑問。但參與發起的行動者們則認為，其實在海外的大學，中國學生面臨的困境並不被校方所認知。王政指出，中國政府把對青年群體的審查、管控延伸到海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現在海外各種的研究機構裡都產生了寒蟬效應，而最先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國留學生。O’Dwyer則提到存在於很多大學的系統性問題，“這些大學的收入越來越依賴於中國學生的學費，或者有來自中共政權或接受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的資金。”他認為，這樣一來，如果中國學生受到威脅或被拘留，這些大學的行政部門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寶貴的收入和研究資金而不發表意見，採取消極而非主動的態度。新南威爾士大學曾就李元婧被捕事件向BBC發表宣告，呼籲在“適當尊重法律原則和普遍人權”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O'Dwyer評論說：“新南威爾士大學就是澳大利亞眾多嚴重依賴中國學生學費的大學之一。”他也是該大學的畢業生，他說自己“為該校在應對李元婧被拘留一事上缺乏骨氣而感到丟臉。”“中國留學生並沒有和Ta們在海外的同伴們享受同等言論自由；Ta們被中國領事館和大使館定期監控。大學機構一直以來優先考慮學術研究，而忽略了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審查和自我審查。很少有大學承認了學生享有不同的言論自由，遑論為被類似於中國的威權國家威脅的學生提供支援。”這封公開信中，也有關於海外留學生多年來深受審查的描述。王政認為，各國的教育機構都應該關注這種現象，讓中國留學生能夠像其它國家的留學生一樣，在沒有恐懼的環境中去追求學術上的發展，沒有禁區地去探索。但這不是單個的中國留學生能夠改變、抵抗的現象，而是要校方投入一定的努力方可造就。O’Dwyer則強調，大學行政部門應該認識到他們對國際學生和教師有“關愛義務”，即在為國際學生和教師提供了可以自由培養和實踐公民意識的環境下，若他們在受教育後，因為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在專制國家受到迫害，大學就有義務持續關心他們的命運和福祉。而“國際學生”應該涵蓋已畢業的，或已回國的、超出該大學所在國家的管轄範圍的留學生。“因為大學生和教師不只是加入了一個教授專業或研究技能的機構，並被授予對職業生涯、社會地位等有用的證書。理想情況下，他們還加入了一個社群，在那裡，他們和他們的同學、同事可以自由地參加公民活動和政治抗議，行使學術自由，在課堂內外都可以對‘政治敏感’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O’Dwyer說。作為行動者之一，Bella覺得公開聲援被捕校友是學校能為學生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另外，發起小組裡的成員還提到，學校如果有法學院或法學教授，可以派專人研究相關風險以及應對措施，而不是等事情發生了以後才開始行動。王政則建議海外大學應根據中國留學生群體的規模安排一個處理中國學生事務的專職人員，甚至是建立一個特別的中國留學生辦公室——當中國學生想舉辦抗議活動或組織學術探討卻受到阻撓時，他們就有地方可以報告。“在學校的迎新會上，校方就有責任把這個專人的聯絡方式印在小冊子上，告訴中國留學生髮生了這樣的情況可以找誰報告。調查阻撓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行為是所有高校的基本原則，既然有人要破壞這個基本原則，學校就應該派專人來負責調查清楚來龍去脈——這個人有什麼背景，他算什麼身份。該懲罰就懲罰，該開除的開除，這些工作都是可以做的。只是他們從來沒有這個覺悟，而我們留學生是有這個責任來推動他們面對這個問題的。 ”王政建議。王政強調海外高校行政機構中也存在著官僚問題，因此鼓勵中國留學生髮揮能動性，促進校方設立面對中國留學生特殊困境的專職人員，建立機制，“不能讓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受教育，但還要在恐懼中不知所措，擔憂家人的安危，而這一現象校方絕對是有責任去糾正的。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給校方提合理化的建議，要大喊大叫：‘嘿！這裡有問題，你也要關注到！’我覺得世界各地這麼多中國留學生，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要慢慢地懂得我們不是一個過客，過幾年混個文憑就回去了。我是主張有社會變革意願的群體都能夠行動起來，既然我們看到了不合理的事情，又是力所能及的可以去改變的，那我們就去嘗試。”O'Dwyer在三週前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關於大學行政部⻔和學者有責任幫助受迫害的國際學者和學生。他認為大學對受迫害的學者和學生有援助和關懷的義務，而這種義務只要求機構遵守“保障學生言論和學術自由”的行為準則，並沒有硬性規定特定的行動，或哪些角色應該做多少事情。因此，除了在被捕者曾屬的部門、學校公關團隊和學生福祉中心等機構內協調對策，大學也可以與記者、人權活動家、非政府組織等大學之外的機構聯絡，共同關注被捕學生。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海外的在校行動者在“做公⺠”的路上蹣跚學步，實踐的空間其實很大。據記者瞭解，金匠公開聲援李思琪，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曾在海報行動受挫時連結起來的一群行動者們的推動。一開始，她們先向自己熟悉的教授交代情況，尋找可以聯絡部門的資訊，然後積極展開行動。在校方正式發表宣告後，行動者們還接著向各自所在部門反饋中國學生自海報行動以來面臨的被審查的恐懼、被舉報的威脅和心理健康問題，監督校方實現“保護在校中國學生的自由表達權利和人身安全”的承諾。改變的可能性：還能做什麼？.Bella向記者坦白，雖然自己有為推動學校重視中國學生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消除中國學生因跨境審查而受到的恐懼甚至威脅而作出更多努力的意願，卻不知道該找誰做，從哪裡做起，特別是考慮到自己和未來參與者的安全因素，如何在不引起中國學聯注意的情況下來做這件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思考。“我自己的學校不是特別重視國際學生，別的學校如果國際學生多也很少會願意公開談論政治相關的事情。“可以說不論立場如何，談論中國政治本身在非私人場合給所有中國學生都會帶來額外的心理負擔和風險。大部分人因此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不關心政治，我也很難說我在公開場合沒有儘量變得政治冷感。”不過，這次發起公開信做為契機，Bella跟小組裡的這些理念相近的夥伴們有了更深的交流，也更加了解彼此。“我覺得大家都比較有幽默感，所以不那麼順利的時候也能很好的安慰彼此的情緒都是很珍貴的經歷。我自己學到了很多在現實中的學校並不會教給我的東西，比如和很多人溝通；應對突發情況，用自己的常識做出判斷並且去做一些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信發起小組除了幫忙聯絡學者的O’Dwyer，都由女性組成。金匠的行動者小組也是全女性成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的抗議浪潮中，都可以在最前線發現女性行動者的身影。王政說，“有人覺得突然間女性或者女權主義者站出來抗爭得多了，其實是因為人們此前沒有去關注。”長期研究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的她認為，中國女權主義話語的建構和發展，是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在擁抱著往前推的。從五四運動，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推動婦女NGO的發展，帶動了其它議題，引領了當時的時代潮流。“爭取平等公正，反對歧視、等級、霸凌是符合全世界當代社會的主流的價值。當你在海外接受教育後，你擁有了這樣一種價值觀，再回到中國社會中，你當然會覺得很多事情不合理，有的簡直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以至於需要發出自己的呼聲。”“不過我對未來始終充滿著希望，因為我覺得當更多的青年女性進入了社會，大聲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不管周圍環境多麼惡劣，勇敢地發出自己的心聲，那她們改變社會、改變文化的影響就更加大。我覺得站在時代前沿的是她們，對此我沒有任何懷疑。”王政曾在“女權五姐妹”事件中積極並公開呼籲國際全球女權主義組織對此事件的關注，呼籲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女權主義者，但她認為中國當局現在已經不會考慮到國際影響了，如今公開聯名信的聲援方式不一定能夠真的營救被捕者。Bella也承認發起小組很早就意識到了這點，也知道希望渺茫。但還是希望可以有一個行動讓可能還願意關注的留學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都不覺得這件事就可以像這幾年甚至幾十年發生的很多事情就這樣‘揭過去’，”她說。在王政看來，發起像公開信這樣的行動最大的好處就是能把世界各地的心往一處想的中國留學生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組織。“大家都會覺得自己很孤單，很沒力量，因為分散在各個地方。實際上，要從全世界來看的話呢，關注的學生還真不少。大家都應該連結起來——在國內不能成立組織，我們在海外幹嘛不能成立啊？匿名就匿名，不露臉就不露臉，什麼事都可以做。我是主張年輕人要多多在社會實踐中增長自己的才幹，因為後面還有重任要肩負呢。我們既要看到歷史任務的艱鉅性，也要看到改變的可行性。”對於發起小組未來的計劃，Bella說：“目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疲憊，並沒有商量除了推廣這封公開信獲得更多簽名以外的具體計劃。但是在討論的時候我們有想到可以進一步用調查問卷更深入地探索中國留學生在學校裡和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相關的顧慮，這樣可以給高校教授寫一些更實際的建議。這需要和關注者比較多的行動主義賬號合作，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工程，所以暫時只是一個還沒有執行的計劃。”截止3月11日，倡議書已收集超過兩百個簽名，但聯署的徵集資訊疑似被社交媒體平臺限流。公開信的發起者告訴NGOCN，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關注並參與聯署，號召海外院校不要保持沉默，重視中國學生的言論自由狀況，併為保護中國學生的正常權利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