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艾滋疫苗研究到什么程度？
20 世纪 80 年代，当埃博拉在非洲肆虐时，艾滋病毒，这种更「狡猾」的、更懂得人类免疫系统套路的疾病，悄然出现在美洲，将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 与埃博拉的烈性不同，它静悄悄地来，潜伏许久，在不被了解的时候，无法让人心生防备。  它从不以真面目示人，没有人的直接死因是它，但患病者的死亡肯定是它促成的。 这种疾病让人恐惧，也曾被忽视；它遭人鄙夷，也让世界恐慌。 它的独特与破坏力让世人震惊，迟迟未能正确应对而酿成广泛传播的后果也让人类警醒。 每当我们为拥有抗生素、疫苗等手段而放松警惕、志得意满之时，微生物就会给我们上一课。 而获得这种教训的代价，人类显然难以承受。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刮起性解放运动的飓风。年轻男女们为性解放运动而狂欢不已。当时，多种抗生素已经被发现并广泛应用，曾经威胁生命的淋病和梅毒等性传播疾病有药可治，而口服避孕药物的发明又解除了人们放纵的后顾之忧。不少人以性自由为借口，尽情享乐，丝毫没有注意到潜在的风险已悄然来临。 20 世纪 70 年代，一群同性恋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宣告同性恋自由，并用示威游行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为了造成影响，多数运动都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举行，不少同性恋者为加入这场盛会而聚集在这几大城市里。 20 世纪 70 年代末，淋病病菌演化出了抗药性，与此同时，患有性病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欧美国家，亚非等大陆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亚非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并不严格，性病传播泛滥不已，俨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有一个现象格外突出，那就是同性恋中性传播疾病的患者数量和疾病数量增长速度比异性恋多得多。溶组织阿米巴寄生虫病、甲肝、乙肝、淋病、梅毒等可经性途径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在同性恋中并不鲜见，且往往还不止一种。 这里要说明一下，上述传染病不仅通过性传播，还通过血液传播，并且吸毒、输血也是传播途径。那些在桥底、陋巷中偷偷购买毒品的人，往往就地轮流使用注射针头，病毒就此在不同人体中穿梭。因各种缘由进行有偿或无偿输献血活动的人，也在这种有创式的血液交流中，为身体引进了不能驾驭的感染源。 1980 年 10 月，美国洛杉矶开始陆续出现一些奇怪的病例，到 1981 年 5 月，已经有 5 位年轻人因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而住院治疗，他们还有其他相同的症状，如口腔因感染念珠菌而长满了鹅口疮，以及巨细胞病毒感染。 一种通常只在免疫力极其低下的人身上才会发生的罕见真菌感染性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这在过去几乎没有发生过。而且，经检查，这些病人的 T 细胞数量少得可怜，尤其是 CD4+T 细胞，在部分人身上几乎完全找不到——这是免疫力极其低下的表现。更为离奇的是，卡氏肺囊虫肺炎并不是一种致命传染病，但这些感染卡氏肺囊虫肺炎的病人陆续死亡，究竟是什么摧毁了他们的免疫系统呢？ 让医生大伤脑筋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1981 年 7 月，旧金山的医院里收治了一例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患者，他身上遍布的深紫色斑点，是这种罕见皮肤病的症状。通常，只有老年人才会患这种癌症，而且不是年年都有病例，但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里，几个月间已经出现了数十位患者，都是看起来健康的年轻人。   医生们对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这些死去的人只是看起来健康，腹腔里的内脏器官已经全部感染，一片狼藉，成为各种真菌、细菌、病毒的狂欢之地。蹊跷的是，造成感染的病原体大都是正常人体内可能有的、并不会引发病症的微生物。 翻阅这些患者的背景资料后，医生们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同性恋。于是，他们开始在同性恋、卡波西氏肉瘤和卡氏肺囊虫肺炎之间寻找共同点。经过调查和推导，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这是一种与同性恋行为有关的疾病，便将之命名为同性恋免疫缺损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这些患者体内 CD4+T 细胞的数量都很少，而且往往拥有的性伴侣越多，CD4+T 细胞的数量就越少，相应病症也越重。 CD4+T 细胞在免疫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免疫系统的一线指挥员。当面临病原体入侵时，它会进行识别，然后通知其他免疫细胞，如负责剿灭受感染细胞的 CD8+T 细胞、识别病原体的巨噬细胞、产生抗体的 B 淋巴细胞，集体围攻外来入侵者。一旦 CD4+T 细胞数量减少，意味着免疫系统进入了无导航模式，对病原体视而不见，甚至会攻击人体组织，最终导致免疫系统的崩溃。 1981 年 6 月 5 日，发现这些病例的研究者，在美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发表了警示性的短文。有的医生向同性恋群体发出了警告，提倡的解决措施是普及安全套及同性恋性行为教育。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患者人数仍在持续上升。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刊登的关于卡氏肺囊虫肺炎的警示文章  研究所遭遇的困境还体现在政府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在美国一线工作者为调查人群感染艾滋病情况而四处奔波时，以节约为宗旨的里根政府不仅迟迟未给这些志愿投入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资金支持，甚至削减了不少研究部门的预算，包括艾滋病研究。尽管研究者再三强调这种传染病的危险性，但或许因为病例少，且被视为一种仅存在于同性恋群体的疾病，研究者们的要求并未受到重视。 一边是有前瞻性的科学家为这种传染病的患者数量快速增长而焦头烂额，一边是申请对这种疾病展开大范围调查的审批杳无音信。1982 年 7 月，患病病例不断上升，范围不仅限于美国人，还出现在了海地人群中，包括移民美国的海地人和海地首都居民。 科学界进行着各自为政的研究，他们对病因的推测各异，有的认为这是一种非洲猪瘟病毒感染了人的表现，有的说是肝炎疫苗被污染的原因，有的说与同性恋者的用药习惯有关……大多数研究者都固执地将疾病与同性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同性恋病毒而掉以轻心，有的因为这种疾病病例稀少而毫不在意，但越来越多的病例显示，这种疾病的传播范围正在扩大，越来越多无辜的人也因此死亡。 婴幼儿因免疫缺陷而死亡的病例日渐增长，一些有固定伴侣的异性恋女性死于免疫缺陷所引发病症的状况越来越多，血友病患者死于艾滋病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显然，这种疾病并非同性恋者专属，其他人也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血友病患者的患病来源不难调查，与日常治疗中使用的一种 8 号凝血因子有关。在当时，血液制品的原料来源是民众自愿捐献或向民众有偿购买，生产过程中会过滤掉细菌，但却不会仔细检查这些血液中是否携带致病物质。什么致病微生物比细菌还小，能通过性、血液传播呢？有研究者开始猜测这是一种病毒。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出现艾滋病病例。到了 1982 年，研究者们终于承认，这不是同性恋患者所独有的疾病，这才将同性恋免疫缺损症的名称改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deficiency syndrome，AIDS）。 1984 年，确诊的艾滋病病例已有 7000 多例，其中 4000 多例死亡，那些未被发现的患者数量更多。眼看着形势越来越严峻，事情才有了转机。政府开始投入研究，拨给有限的资金支持。但这时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之间仍在互相推卸责任。疾控中心开始将调查的目光转向非洲，认为疾病是从非洲传播而来的，要在非洲寻找答案。 显然，这样「甩锅」的动机是带有地域歧视性的。这样的歧视在艾滋病的发现过程中并不鲜见，一种生理上的疾病被赋予各种令人侧目的内涵，不得不说是一种文明和良知的倒退。 在艾滋病暴发初期，认知片面的媒体和公众，甚至包括一些科学家，为艾滋病患者贴标签，并总结为「4H」：同性恋（homosexal）、吸毒者（heroin，海洛因）、海地人（Haitian）、血友病（hemophilia），将本来中性的疾病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从一开始「楼就歪了」。 「海地人」这一标签，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地域歧视，种族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标签。非洲发现病例后，欧美研究者便认为它来自非洲，甚至着重研究扎伊尔病例，将之视为可怕传染病的源头。非洲人则猜测这是一种阴谋，是美国人在非洲造出的病毒，再将之带回美洲。 在当时来看，虽然同性恋患者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话语权，但并非社会主流人群。这一点，在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层层向上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受到的拒绝中可窥一斑。可实际上，患者并不全是同性恋。 一个人走入牙医诊所看牙，却在数月后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毒，与他有相同症状的，还有 4 位同样在前段时间在同一诊所看过牙的人。经调查，这名牙医是艾滋病毒阳性感染者。 瑞恩·怀特，美国 13 岁男童，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而患上艾滋病，从而遭受同学排挤，被家长联名要求学校禁止他入学，但他却能用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自己的境遇，原谅歧视他的人。遗憾的是，6 年后，仅 18 岁的他便因病情恶化撒手人寰。 艾滋病患者中不乏吸毒的异性恋，以及生活自律的异性恋，还有在这场疾病传播中显得尤为无辜的白血病患者及婴幼儿。 任何人都会生病，任何病人都是人。对任何疾病贴上标签都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当一种疾病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似乎生病是一件咎由自取又羞于启齿的事。无论何种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往往被社会排斥在外。 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被贴上标签的同性恋者和海地人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歧视，丢掉工作，流离失所，受社会排挤。即使专家告知大众拥抱和日常相处并不会传染艾滋病，人们也多选择对艾滋病人敬而远之，甚至有的专家公然宣称家庭日常接触会导致艾滋病传播，令公众恐慌。这种疾病迅速将患者从社会剥离开，让他们成为一座孤岛。无法治愈这一点也让患者心生绝望，非洲就出现过因患病而自杀的案例。 艾滋病被污名化的后果之一，是在社会压力下，患者不敢透露自己的病情，也不敢求医。甚至一些极端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报复社会的行为，比如，在明知道自己患病的情况下，仍然主动传播给其他人。 污名化艾滋病的诸多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找到疾病源头，与之划清界限，是克服恐慌的解决办法。如果单从学术上考虑，溯源的做法有利于发现病毒来源，消除感染源以控制传染病。但研究者在溯源的过程中，却阴差阳错地闹了一次乌龙。 1981 年，一位风流率性的法裔加拿大空少（航空公司男性空中乘务员）盖坦·杜加斯（Gaëtan Dugas）坐在他的皮肤科医生办公室里，与前来采访他的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者侃侃而谈。 据他回忆，十年来他曾有过逾 2500 位性伴侣，平均每年与 250 位男性有过亲密接触，并且提供了 72 位与他接触密切的人的名单。此时的他已感染了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氏肉瘤，但他并不在意，也不打算改变生活方式，这或许是当时大多数同性恋患者对待性传播疾病的态度。 盖坦·杜加斯照片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者之所以联系上杜加斯，是从另外的同性恋免疫缺损症患者那儿听说的。一群患病入院的同性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曾与自己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中，就有这位空少。由于职业原因，他常在欧美飞来飞去，在各大城市的舞厅和公共浴场与不同的人约会，这让研究者想象出了一张疾病传播网络，并溯流而上，将杜加斯视为传播的源头，来推算疾病的发展状况。 在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报告中，他们将杜加斯设定为「零号病人」，尽管后来报告作者解释，这里的「零」其实是字母 O 而非数字 0，代表着加州以外病例的意思（Outside of California）。但有记者拿到了杜加斯的照片，将他是「零号病人」的消息传了出去。 一时间，民众都认识了同性恋者杜加斯，认定他就是将艾滋病毒带到美洲的第一人。从此，他的照片和姓名被到处传播，受到了不少人的轻视和诋毁。1984 年，31 岁的杜加斯因病去世，关于他是疾病源头的责问依旧没有消失。 零号病人图示，来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媒体将杜加斯描述成将艾滋病带到美洲的人，来源：《纽约邮报》  杜加斯的故事直到 2016 年才有了结局，基于基因检测技术，美国研究者在对一批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储存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时发现，这些样本中已经存在 HIV 了。经过分析发现，这些病毒的种类与杜加斯携带的 HIV 并不完全相同，从演化谱系来看，杜加斯所携带的 HIV 类型处于时间线的中段，这也意味着他绝不是美洲艾滋病的始作俑者，只是病毒开始传播后，其中一名感染者而已。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关于「零号病人」的澄清文章  「零号病人」携带的 HIV 类型处于时间线的中段  真正的「零号病人」已经不可追溯。在塑造「零号病人」的过程中，学界、媒体、大众都应负有一定责任。如果一种疾病造成了全球传播与群体恐慌，那最大的责任来自监测、预警、防控措施的不及时，而绝非第一个患者不应该生病。 这种疾病究竟来源于哪儿？又为什么能给人体造成如此大的破坏？这些问题直到数年后才有了答案。 从性取向来探索疾病成因的线索中断，科学家们终于开始从疾病本身来寻找病因。 血库的样本记录不全，与怕追究责任而人为损坏有关。有的研究者想到，既然这种病毒与非洲有关，那就从非洲着手，寻找病源。经过多番检验，研究者在金沙萨 1959 年的一份血液样本中，发现了与在欧美引发感染的艾滋病非常类似的病毒，而且，艾滋病毒最可能是某位患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带到美洲的。 1977 年，丹麦女医生格雷特·拉斯克（Grethe Rask）因卡氏肺囊虫肺炎等感染性疾病而死亡，在这之前，她长期在非洲杨布库和金沙萨工作，自从患病后才回丹麦治疗。这说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欧洲就已出现艾滋病病例。2008 年，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再次引起大家关注，杂志登载了一项来自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直接证据，证明艾滋病毒其实 1908 年前后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 至于非洲的第一个病例出现于何时，尚未可知。非洲金沙萨公路也被称为艾滋病公路，就是从这里，艾滋病从热带雨林中走出，潜入了全世界。 这条公路连通非洲与外界，每天都有许多卡车司机驾驶着重型卡车呼啸而过，同时这条公路也是性工作者不时出没的地方。交通网络发达，流动人口增多，不安全性行为频发，这些都是造成传染病暴发的因素。这并非要把艾滋病的传播全归结为性因素，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也是其中的重要传播链条，只是在艾滋病暴发初期，性传播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之一。 研究者推测，人类感染的艾滋病毒，是从非洲的黑猩猩或类似灵长类动物身上传播而来的。当地人缺少肉食，丛林动物成为稳定的蛋白质来源，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动物常被当地人捕猎。病毒可能是人类在处理这些动物尸体的时候，通过创口进入人体，在人体中发生变异，进而具备人传人的能力。在交通越来越便利之后，病毒随着宿主走出了非洲。 那么，这种病毒为何会突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暴发呢？有学者推测，这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公共卫生运动有关。为了预防多种传染性疾病，人们开始全球推广疫苗接种。这一活动不仅促使人员频繁流动，也让不安全的医疗方式传至多地。 1976 年，扎伊尔暴发埃博拉时，不少病例就是由于医院用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头为不同病人打针而导致的。艾滋病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流行，与医院及吸毒者共用针头的状况也有关联。这种病毒究竟是如何在人体中搞破坏的呢？还得从它的结构和特性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