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看，不平等会阻碍整体经济发展吗？
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经过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不平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首先我将这里的不平等理解成收入不平等，以及因此产生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因此我在这里不谈健康不平等，政治权利不平等等问题。对于不平等，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不平等是因为个人的自我选择（比如努力程度不一样）造成的，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得到辩护的。如果是因为超出个人的控制范围（如先天原因、家庭背景等）而产生的不平等，那么社会是应该对此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是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在整个二十世纪有着清晰的脉络。凯恩斯在1919年写到：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固定财富和资本改良的大量累积变得可能，这是镀金时代与其它时代的区别。 人们认为不平等是富人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后者使得投资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后来对收入不平等的辩护集中在激励问题上。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不平等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并且提高生产力。此外，如果政府试图通过财富转移的方式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其结果一定是激励机制的扭曲。  近年来，众多的研究结果认为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当模糊的。麻省理工学院的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在他们2003年的经典论文中，检讨了之前有关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数据和结果，其结果是认为这些结论和数据是误解 (misinterpretation)。（不好意思，应该也包含本问题中Hulk Wu的答案所引用的论文）关于收入不平等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害，结论是不知道。（On the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ether inequality is bad for growth, our data has little to say. ）  虽然我们不能决定性地证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可以从以下角度论证收入不平等对整体经济的消极影响。  一是收入不平等会影响社会流动性，从而转化为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结果是对长期的经济前景产生消极影响。下图是著名的“伟大的盖茨比曲线”：  从图中可以轻松看出：收入越不平等（基尼系数越高），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就越低。（中国政府2000年以来不再公布基尼系数，当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接近6.0，图中其实低估了中国的基尼系数） 社会流动性越低意味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固化，上升渠道变得狭窄，使得美国梦（或者中国梦）的实现机会渺茫。以中国为例，一个横跨近二十年覆盖九个省份的研究表明，中国有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父母的收入和工作类型能够解释子女收入不平等的2/3。另外，我国收入差距的增长也并不是因为努力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其结果是收入不平等的增长伴随着机会不平等的增长。后者意味着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本因起到缩小社会差异的教育只能使少数人收益，从而制约整个国家的经济潜力。  第二，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是无效的（ inefficient）或者说不健康的（unhealthy）。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会支出和财政补贴更容易使富人收益。虽然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行业集中和对社会保护网的疏忽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而这是可以避免的。在中国，是一些社会政策恶化了收入的不平等。金融业的存款利率管制有利于国有银行，而隐形地伤害了广大的储户。富人可以在房地产、股票等领域追求更高的收益，而在其他人的资产中，银行储蓄占了绝大部分。户籍制度和以此带来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拉大了机会不平等，从长期看来，这会伤害整体的经济表现。 另外补充一点：有观点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瑞詹(Raghuram Rajan)在其畅销书《断层线》（Fault Lines）中，认为不平等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潜在原因。美国从八十年代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停滞，这刺激了政客鼓励降低信贷门槛，以获得政治资本。结果是发生了引起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 但后来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和不平等的扩大并没有系统性的关联。 注：[1] 凯恩斯的原话是：“precisely the inequalit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hich made possible those vast accumulations of fixed wealth and of capital improvements which distinguished [the Gilded Age] from all others”. [2] 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的论文：http://economics.mit.edu/files/753；可直接下载。 [3]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论文：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nine Chinese provinces,
1989–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