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教授和罗翔教授对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持不同观点，看了双方的观点后，你持什么态度？
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两方的观点。 车教授的观点是：将收买妇女作为一种单独的行为去探索，量刑三年已经很高了。如果接下来有强暴、殴打、虐待等情形，再去累加即可。且即便是三年，执行上也很弱，法律在某些地方，似乎已成为一纸空文，再去给空文上的“3”改成“10”，是没有意义的。 罗教授的观点是：收买妇女和儿童的量刑甚至不如收买一些野生动物重，太轻了。即便是买来好好照顾的，依然对妇女和儿童原本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是不可容忍的。一个大活人的权益甚至不如花鸟，会让人对法律绝望。 先说“一纸空文”的问题。 网络上对于农村的负面印象，类似于展现在大家面前的狗血青春剧。在这些剧里，中学生打架、斗殴、逃课、堕胎，有点非此不可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但多数人的青春不是那样的。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何解决农村的法制问题，很多人没有做过任何的田野调查，单凭臆想就弄出几套方案，导致实际的问题没解决，又增加许多笑点。 农村不能说没有法律，但可能是畸形的法律。 许多事上，乡镇人民法庭基本处于宕机状态，有时候甚至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比如竟让被害者和加害人握手言欢，被害人高兴得给法院送锦旗。 闹上更高级法院，判决也不能让人信服。有一个全乡皆知的故意杀人案，凶手被抓后，出现几方势力进行人性和金钱上的角逐： 凶手家属当然希望赔钱了事，可家庭内部又出现了两方势力。一方是凶手的父母，希望赔钱，轻判。另一方是凶手的妻子，懊恼之余，想到接下来要改嫁，希望少赔钱甚至不赔钱，至于怎么判，听法院的。 受害者家属，也就是受害者的父母，不要一分钱，就要凶手以命抵命。奈何受害者的妻子不同意，要求凶手家属拿30万赔偿，以取得受害者家属谅解。 闹了几回，最终的结果，是赔钱、轻判。 邻近乡镇也有几出杀人案，几乎都是这么判的。 你别看他杀人，过几年就出来了。 活生生的人命尚且如此，就不要说没闹出人命来会怎么样了。 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法律成为半纸空文。 在半纸空文的情况下，人还会产生畏惧。可在满纸空文的情况下，又能怎么样呢？ 其次是收买野生动物的罪责竟重于收买人口。 最稀奇的不是这个。 最稀奇的是即便收买人口有轻罪，轻罪也不去执行。 如果你真的在农村买了一只三有动物，或者怕明年生虫，划起火柴烧了秸秆，公安能立即出现在你的面前，把你拘留。 但是买人却不会。无论是你买了个媳妇，还是买了个儿子，传得沸沸扬扬，可从派出所到法院，都跟不知道似的。 乡村执法人员顾及和村民的关系、颜面，执行上有困难吗？ 很多人都说有。 我认为这是扯淡。 90年代交三提五统罚站，搞计生引产，扒房牵牛的时候，有人顾及过颜面吗？ 还是很大程度上不重视，从没拿这一项当过考点，仅此而已。 在此基础上，所谓的“乡镇上执行顾及颜面”，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伪命题。 最后再说村民的问题。 很多人说村民都是帮凶，这在某些偏远山区的单姓村可能如此，但在平原的多姓村落（通常是3~5个姓杂居）不是如此。尤其是矛盾丛生的乡间社会，天然就是举报泛滥之地。村民不是没有义愤填膺或者坐等找茬的，可是去举报，得到的答复能是什么呢？ 就算是现在，囚禁生八孩事件在网络上已经引起极大愤慨，当地最开始又是怎么答复的？就不要说一两个村民去举报了，按村民的说法，那就是“咱算个屌”。很多事情，在乡镇举报，非但不会有什么答复，反而惹得一身骚。仿佛犯错的不是收买者，而是举报收买者的人。 因此，要我说，当初拐卖、收买成风，是因为有市场滋生的土壤。 长此以往，就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收买人口到底怎样定罪，自然是法律研究者该探讨的事。 但运用到实际，知与行就不能分离着去看，当成两回事处理。我们要积极寻找解决之道，不能与无可奈何同流合污，这就是我反对车教授其中一个观点的原因——难也要去做。但我们也要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即便是在网络上也能做出贡献。譬如针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已经注意到了上达（举报）途径无法直插农村村民，因此我们可以建言像往农村地区推广国家反诈中心（乡镇上民警拦在路口和市场门口让下载）一样推广举报途径。把对村霸、宗族恶势力、拐卖妇女儿童的举报途径融在一起，使其变得简单易做。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要付出一点耐心。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总要付出一点耐心。这与愤怒掀桌，一气之下在网络上宣布消灭农村甚至网络屠村要困难一点，但是困难一点，我们也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