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谁可以申请发起反垄断调查？普通人可以吗？需要什么流程？
1. 关于举报 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向商务部反垄断局、发改委系统的物价监督执法机构和各级工商举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理论上讲，举报方式可以为亲自递材料、打举报电话或者写举报邮件。 理论上讲，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打举报电话给工商、发改委/物价，例如 这三个电话我还没打过。欢迎有打过这些电话的知友分析一下体验，更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这些电话了解下电话举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受理流程。即便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至少可以推动相关投诉电话运营人员了解相关案件的处理流程。 2. 办案流程 办案流程方面，2014年三大执法机构都有公开介绍。虽然仍旧比较简略，且可能和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体上是和我从业界律师、执法者和其他学者那里了解的一致。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反垄断执法处赵国彬处长介绍了工商系统的执法流程，参见《第七次中欧竞争政策周中方代表发言摘要 工商机关调查垄断案件的程序及实践》。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张正明处长介绍了发改委反垄断执法流程，PPT参见第九次中欧竞争政策周【第三天 － 案件处理程序及与国际执法合作研讨会】 。商务部反垄断局法律处钱晓强副处长、经济处王志华处长在第9次中欧竞争政策周介绍了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案流程、证据分析思路，PPT参见第九次中欧竞争政策周【第一天 － 并购审查中的调查技术研讨会 】。 3. 举报及举报受理的监督 国内的问题首先是法治问题。立法不详/不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反垄断法领域也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立法、执法、司法各个环节都缺少有效监督。 有的执法人员说举报的案件太多，而人手太少，忙也忙不过来，所以不存在选择执法。这个逻辑是糊弄人的。举报案件多、执法人员少和选择性地受理举报是两回事。即便是被立案的案件，也同样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例如我在【 】中举的例子。 的确不排除竞争对手出于恶意而滥用举报权的现象，也不排除因为《反垄断法》本身规定不清，需要先完善立法再处理被举报案件的情况。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反垄断执法者应当对每一项举报作出及时的回应，且尊重和保障举报人对反垄断执法者不受理举报行为主张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 4. 媒体监督 国内的法治问题，至少目前很难指望大多数以明哲保身为信条的学者，而是只能寄希望于奋不顾身的记者。下至普通百姓处江湖之远，上至高层领导居庙堂之上，有多少人会看完学者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分析？真正影响他们的，真正能影响舆论的只有优秀记者的深度报道。 2014年3月18日，央视也曾有曝光过一个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案件，参见《 》。曝光第二天工商总局就发传真给央视宣布介入调查。 《 》： 从举报到立案只需24小时，这个反应速度之快，还是挺惊人的。那么这里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工商总局对央视的报道高度重视，要么是工商总局事先已经接到对涉案企业争议行为的举报，但希望央视帮忙报道一下，造个势，震慑涉案企业。 真正做到长期关注反垄断法领域的记者并不多。 新京报 以前新京报记者 是长期关注反垄断法的，但已经去了财新，专攻能源领域了，参见她负责的专栏《 》。她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林奇玲、刘素宏还坚守在这个领域，报道相对中立，侧重采访律师等实务界人士，也会给质疑反垄断法适用的声音留下空间。 财新、财经、一财 主要是关注热门个案，和新京报类似，报道相对中立，侧重采访律师等实务界人士，也会给质疑反垄断法适用的声音留下空间。 法制日报 目前主要由记者周锐、万静报道与反垄断法相关的新闻，主要反映的是国内主流学者的意见。所以当国内主流学者对个案不发声、一片点赞、缺乏观点交锋、或对国内反垄断法适用的问题避重就轻时，法制日报记者的报道也会变得比较苍白。 南方周末反垄断法这块主要由谢鹏记者负责。该报也有不定期地关注反垄断法新闻热点，但反应比较慢，而且只信国内著名学者。通常是给国内著名学者对反垄断法运行问题提出不满或异议的机会。但如果这些著名学者本身不便或不愿提出批评时，不愿或不便讲真话，说重点时，南方周末的报道就会打偏。 外媒 路透社的报道最及时，而且最有杀伤力。例如可谓一战成名的报道（记者 Michael Martina/Matthew Miller） 《 》。如果说有哪怕报道动摇了高层对许昆林局长及其团队的信任，那么非这篇莫属。 FT 的各种评论不排除有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问题，但也有时候会有令人意外的爆料，尤其是国内知名学者不便讲的潜规则或者说业内尽人皆知的秘密，例如《 》中转引英国《金融时报》对原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的采访时，提及： 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关注各行业动态的财经记者。他们对自己关注的行业积累的知识、敏感性和人脉更丰富，报道深度和及时性往往会超过反垄断执法者，有时可以起到媒体举报的作用。但是往往还无法形成舆论攻势，学者对他们报道的重视也显得不足，或者至少不愿意以此为据去问责执法者懒政不作为。（以下不完全例举我去年引用过的一些记者报道。） 航运业：一财，陈姗姗 汽车业：国际商报，何仑；21世纪经济报道，何芳 金融业：财新，范军利、刘彩萍 电信业：自媒体，老杳（协助发改委调查高通案） 还有不少有关反垄断法的报道，记者很敬业，所以把许多细节都如实记录得很清楚，从而让有心人可以直接从中发现执法者或者法官的一些问题，例如 《 》： 那么试问这12稿修改都是征求了哪些人的意见？如果征求了最高法院知产庭的意见，当事人还怎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是私下征求了学者的意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学者没有同时为该案某一方当事人担任私人顾问？ 再如2014年8月8日《 》： 请注意，最终奥迪案只处罚了湖北分公司的业务，罚金也只是按奥迪2013年在湖北的销售额6%计算，没涉及陕西、辽宁，也没按奥迪全年营业额为基数计算罚金，更没有调查一汽其他品牌车型是否有同类违法行为。此前则有报道称奥迪经销商指初步认定处罚金额为奥迪2013年在华销售额1%计算得出的18亿。可见，倘若按湖北的比例，全国销售额为基数，奥迪应处罚金额为108亿，是高通案的60.88亿元罚款的大约1.77倍。 对比下面这篇报道： 2015年03月04日《 》 在近期召开的奔驰中国区党委会上，公司透露了反垄断罚款范围将在5亿元以内，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业界预期的10亿元。 这是一位奔驰公司内部知情人士3月3日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的消息。记者还从奔驰内部证实，奔驰方面主动交代了中国一些区域的确存在垄断行为，这一举动换得了发改委不进一步主动出击查处，被交代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所以处罚额度比预估大大减小。 由此可见，2014年奥迪在湖北被罚、克莱斯勒在上海被罚的背后都涉嫌存在类似上述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博弈。然而这样以部分违法事实不追究来换取当事人对部分违法行为伏法，且放弃申辩、听证及复议或诉讼救济的做法是违反《行政处罚法》，更是践踏法治原则的。 但很可惜，没有媒体记者对此进行追问和质疑。类似的情况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件里更为突出，例如我在 》中提及的一系列没有被媒体曝光的案件。 另一方面，记者也会受到学者的误导或局限。最近《法制日报》记者万静报道的《 》，涉及了工程计价软件界的巨头广联达股份软件有限公司。虽然，我倾向于认为该案一审判决有误，广东教育厅的抗辩具有合理性，但是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2012年前后各省市住建厅在招标平台软件方面存在涉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现象，例如《 》中提到的。可惜的是，记者没能进行更多更深入地新闻挖掘，而学者、参与个案的律师似乎也更在意这个似乎很有把握的个案，而没有兴趣去进一步追究影响更广泛，同时也可能触及更多行业黑幕的敏感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媒体更多扮演着执法者、法院传声筒的作用，有些文案是执法者、法院写的，由记者冠名发布，甚至有的特约记者本人就是被报道案件审理法院的工作人员。这些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一些律师长期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合作，其代理的案件是否能够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都取决于反垄断执法者，尤其是在执法不透明且自由裁量空间巨大，又缺乏有效监
督机制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是很难真正对反垄断执法、司法提出批评意见的。相反，如果这些律师鞍前马后地为反垄断执
法、司法背书点赞、出谋划策，在媒体面前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来影响舆论，那么他们也就等于变相地成为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关案件审理法院的传声筒、扬声器。 在最近两三年，媒体采访最多的几位反垄断法领域的律师大致分为两批，即：一批是主要靠向商务部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吃饭的律师，
尤其是外所的中国律师，且不乏有之前在商务部任职的；另一批是2013年三星等液晶面板企业操纵价格案以来，一路陪着发改委系统反垄断执法者，把一连串案
件做下来的那些律师，而他们的代理人不乏被免于处罚、减轻处罚，且减免数额巨大，还不披露减免处罚决定的全文，或者即便披露全文也不透露详细计算细节、减
免处罚情节的细节、事实证据、听证程序，例如奥迪案从按全国销售额6%处罚108亿变为仅按湖北省销售额6%处罚2.4858亿，又如日本汽车配件案住友
公司被减免5000万却没有在处罚决定中提及。 那么，对于这些律师而言，当然不便批评执法者，触怒自己间接的衣食父母，即使是更多地为执
法者辩护，也似乎是情理之中。那么，对于执法者而言，自然更希望让这样的律师来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安排他们参与到个案调查中来，以便更好地从侧面以相对中
立、客观、专业的形象来通过媒体采访呼应自己的执法，例如在 上
述煞费苦心的做法，并不违法。但之所以其能够发挥操纵舆论于掌股的效果，与学术界缺乏争鸣，普遍缺乏勇于批评和监督执法、司法工作的担当有关，但也不排除
与国内媒体没有或没敢报道对个案持不同观点的律师、学者的意见有关。 
可见，作为反垄断法运行、乃至法治中国的最后一道公共防线，媒体监督也难免有弱点、盲点。 总之，读者需要有独立精神，警惕任何一边倒的报道，然后再寄希望于更多媒体人深入地报道，汇集各方观点，供处江湖之远、居庙堂之高的读者比照参考、独立判断。 以上。希望这是一份超预期的回答，更希望国内反垄断执法工作，尤其是举报受理工作，可以更规范、更透明、更开明、闻过则喜、乐于接受人民监督，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