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目前性教育现状，你有哪些好建议？
 “人人参与，人人受益。只要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让所有从事性教育的人——包括高校的研究人员、国家的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媒体、社区组织等——都能相互合作，性教育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多年来，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解决不同领域社会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在性教育这一“老大难”问题的推进上，社会组织尤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相较于政府部门和企业，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和工作成果不甚了解。今天，就让我们来揭秘这一性教育开展的“神秘推手”。2020年9月25日，中国好公益平台与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联合主办的“青少年性教育议题媒体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媒体研讨会聚焦于儿童青少年性教育，旨在探讨国内性教育的发展现状、性教育读物研究与推动经验、代表性社会组织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效，分享性教育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邀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李红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耀华，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长、主任刘庆，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处处长陈敏讷，清华大学公共健康中心研究助理 目录 1.讲座一：《社会总动员，开展性教育》（李红艳）o 什么是全面性教育o 为什么要进行全面性教育o 性教育的积极意义o 社会组织的性教育公益创新与实践2.讲座二：《性教育课程研究与推动经验》（刘文利）3.讲座三：《“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规模化探索分享》（张耀华）o 缺乏性教育的危害o 提供性教育的社会资源之短缺o “你我伙伴”在行动4.圆桌对话：性教育研究成果分享、社会组织性教育议题参与情况（李红艳、刘文利、张耀华、刘庆、陈敏讷） 1、什么是全面性教育？  UNESCO和其他的联合国组织共同推出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对全面性教育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全面性教育（CSE），是一个基于课程的，包括性的身体、认知、情感以及社会层面的意义的教学过程。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还关注价值观和态度。全面性教育包括8个核心概念：关系，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社会性别，暴力与安全保障，健康与福祉技能，人体与发育，性与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2、为什么要进行全面性教育？  这是出于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需要。从艾滋病传播角度来说，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传播，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艾滋病主要通过同性性行为传播。在15 ~ 24岁青年人中，80%的感染者都是校外青年。因此，我们一定要在义务教育阶段，普及性教育。从早婚早孕角度来讲，中国学者在《柳叶刀》刊载的一篇文章表明，结婚率与生育率在青少年阶段出现了反弹。2015年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青少年首次性交行为平均年龄为15.9岁，15 ~ 17岁青少年性交行为发生率为4.1%，留守少年则为7.6%，60%的人不了解性行为知识，避孕率仅为53.2%。青少年非意愿妊娠非常之多，人工流产也多次反复出现。从性与性别暴力角度来说，现实世界中，性暴力、性别歧视等现象也频频出现。 3、性教育的积极意义在哪里？ 诸多研究标明，开展性教育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性教育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前面提及的三个问题（早婚早孕和非意愿妊娠、艾滋病等性传播感染以及性与性别暴力问题），也非常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创造更加平等的性别平等规范，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不仅如此，性教育的普及，也能帮助青少年建立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形成健康的社会情感。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实际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等方面，师生关系也因此更为融洽。 4、社会组织的性教育公益创新与实践包含哪些方面？  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传递知识、提升技能、公益孵化、社区动员、开展研究、传播理念、概念规范、对接服务以及政策倡导。例如，公众号能发挥科普、推广知识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对接当地组织推广；也可以跟不同的机构合作，以满足不同人群对性教育的需求等。当前，进一步开展性教育，仍存在很大阻碍：政策的支持力度、公众的态度、技术资源、课程资源、实施能力、证据基础、教育和服务的对接等。开展全面性教育，我们一直在路上。 当前，高校研究人员主要的工作集中在设计课程和教材。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刘文利教授及其团队历时10年编纂的小学性教育读本。也是同年，刘文利教授开始做有关于性教育的线上课程，截至目前，已经有4万多人次上过这门课。2018年出版了幼儿园阶段的性教育绘本。2019年在UNESCO的支持下，和百度百科一起合作，创建百度百科全面性教育词条。所制作的五个小视频，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48万的观看量。刘文利教授及其课题组通过循证的方式研发性教育课程，同时也做了很多性教育效果的监测工作。 1、缺乏性教育造成了什么危害？ 缺乏性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高发的意外妊娠与流产、频发的性侵害案件等。时代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也为青少年带来了更大的性风险。 2、提供性教育的社会资源有多短缺？ 提供性教育的社会资源极为短缺。提供性教育的公益组织与学校、你我伙伴覆盖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所占比例都极小。 3、“你我伙伴”针对我国性教育现状做了什么？ 针对国内性教育应聚焦的供需问题，“你我伙伴”首先通过标准化性教育课程包，支持“人人都能参与性教育工作”，降低参与门槛；其次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合作，鼓励“人人都能参与性教育工作”，扩大覆盖范围。 “你我伙伴”的标准化性教育课程包，主要包括动画视频与参与式活动或游戏。课程包依据学生年龄特点设计，降低了教师参与性教育的专业门槛和心理压力，减少了开展性教育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此外，“你我伙伴”致力于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与提供规模化的支持，支持平台包括地区枢纽型NGO、大学生支教团队、政府部门、志愿者教师等。 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你我伙伴”的性教育课程在三年内已覆盖2400所学校，服务687389人次，9616名志愿者教师参与其中，实现了除西藏、东北三省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覆盖，且主要为中西部及贫困地区提供服务。  基于现状，“你我伙伴”期望，未来通过科学的方式，放大有限资源的价值，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性教育。 李红艳：请问刘老师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珍爱生命》系列读物及相关课程的过程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刘文利：课程是在不断地研发，不断地循环、实践、完善的阶段，所以我们在监测的时候，大段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完成同一个目标。监测通常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法，访谈的对象包括教师、家长、孩子。已有研究和我们所做的实证研究都证明，性教育的确是有效的。从性教育课程来说，它包括知识、态度、技能、行为的影响。在行为方面，目前国际上研究比较多的例如在生物学指标上第一次性交行为发生的时间、发生性交行为时是否使用安全措施、性交伙伴数量是否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性传播等。小学阶段可能很难依据这些生物学指标发现性教育的效果，但是可以通过孩子其他行为，来看性教育对其健康行为、人际关系处理等能力是否有提升或行为是否有改变。研究发现还是有比较大的改变。比如我们发现，孩子的人际关系更和谐了。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同伴关系，一些我们进行了十几年实验学校的老师反映孩子进入青春期更加平稳了，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孩子能更好地解决一些冲突、矛盾，当然这些成果不仅是做性教育达到的，但是老师通过比较同年龄阶段是否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发现，前者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明显提高。第二是老师、同学们反映，孩子们和性教育教师关系更亲密，师生关系更和谐。第三是家庭关系更加和谐，父母可以和孩子谈性的家庭，它的关系更加融洽，父母和孩子之间更加坦诚。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变化，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性教育对于孩子当下甚至一生的重要影响力。我们通过访谈等方式，对比小学时接受过性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初中后和其他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初中生。前者认为自身除了对性病、怀孕与避孕等知识更为了解，其在初中阶段的社会情感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也相较后者更高，更有能力处理和同伴、父母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性教育不仅使孩子关于性的知识得以增长，更增强了孩子的社会情感能力，这对其一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李红艳：下面想请刘庆老师介绍一下，她做的研究和性教育有什么关系。刘庆：我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它是一个专门从事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科学研究的研究机构，还是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的合作中心，这个中心在我国只有两个。我们的研究以生殖健康、避孕节育为中心，实际上性教育应该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所从事的性教育有几个特点：一是起步时间早，大概从1987年开始；二是以成人性教育为主，近年转向青少年性教育，主要偏向性健康。做青少年性教育的缘由是什么呢？从问题导向入手，我们看见了青少年面临的这些问题，比如不安全的性生活、人工流产及其危害等。实际上，目前我国面临许多问题，如生育率下降、出生缺陷、出生人口下降……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生殖健康保健应该关口前移，要从青少年开始，如果出现问题再来解决就已经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1987年开始，我们所的专家出了《男性学咨询》《女性学咨询》书籍与相关视频等，也很早就把避孕与性健康结合起来，我们举办了关于避孕与性健康的国际研讨会。在研究方面，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欧盟的项目，在30个省300家医院获得了8万人的数据，我们抽取了2个月人工流产的数据，其中超过60%为重复流产，超过30%为未婚人流，所以这个问题很大，特别是重复流产会造成很多并发症。在中国出现不孕不育问题的人大概有15%，其中很多人只能通过辅助生殖生育。在需要辅助生殖的患者中，有88.2%有过人工流产史，就是人工流产导致继发不孕。因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有责任来做这项工作。研究结果出来后，我们促进了国家政策转变，使得当时的主管部门启动了一个降低人工流产的项目，后来把它变成关爱青少年生殖健康的项目，后来又做了青少年避孕指南研究。我们还承担国家项目做了青少年和有生育能力的成年人生殖生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我国青少年初潮、遗精年龄数据做了新的总结。所以我们主要是通过研究数据进一步促进性教育。李红艳：下面请敏讷给我们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和“你我伙伴”开展的“玫瑰试验”课题。陈敏讷：“玫瑰试验”（ROSE TRIAL）名字来源于这个关于网络性教育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 Online Sexuality Education Module）的四个首字母，是一项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唐昆课题组，联合“你我伙伴”平台，于2018年起基于“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的随机对照试验。 我们首先在甘肃省6所初中进行了预实验，来看研究方案是否可行。正式实验在云南省和广东省进行。我们把约3000名学生随机分成了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了“你我伙伴”高中版课程。为了检测干预是否有效果，我们于2019年4月进行了第一次基线问卷，以了解课程开始前学生的情况。2019年6月和2020年6月分别进行了一次干预后的即刻随访和干预后12个月随访，来检测“你我伙伴”高中版课程在短期和长期对于学生性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目前第二次随访刚刚结束，我们正处于初步数据分析的阶段。李红艳：敏讷给大家介绍的“玫瑰试验”（ROSE TRIAL）中R代表RCT，即随机对照试验。这类试验在研究性教育的效果方面应该是最严谨的，价值也非常值得肯定，但开展这类试验是充满挑战的。联合国在开发《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的过程中，回顾了全球符合研究条件的研究成果，2007年、2016年做了两轮全球回顾，都没有中国的随机对照试验能进入到被选择的研究当中。所以“你我伙伴”能做这样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个研究目前主要有什么样的发现？陈敏讷：首先要说明，因为RCT刚刚完成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初步清理工作，所以这里能提供给大家的只是初步结果。由于RCT的选址是在职业高中，职业高中的同学们相对来说上课的依从性会有一点差别，而且干预组的大多数老师们以前未接受过专业的性教育培训，在经过我们的短暂培训后，马上使用“你我伙伴”高中版课程。所以我认为随机对照试验所展现的结果其实是“你我伙伴”高中版课程包能够达到的效果的下限。 这是广东省10所学校约1000位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情况，共20道题目，答对得一分，答错扣分。在基线的时候，两者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差距。但干预组经过课程后，第一次随访时干预组达到了13.54分，对照组则没有显著变化，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和干预组自身与基线时的比较，在统计学上都呈显著性差异。第二次随访是在干预后一年，可能由于记忆原因，干预组得分稍微回落，但仍达到及格效果，对照组仍没有显著变化。 右边是试验题目，左边是每题正确率的比较。在基线时候正确率比较低的题目，在干预组两次随访后都能达到较高的正确率，特别是对于自慰、性暴力定义的理解，对于避孕方式的认知等。 这三道题正确率明显变高，说明“你我伙伴”课程对于教授安全套正确使用方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李红艳：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去普及、满足大众化需求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别人质疑你专业性的时候，你又如何利用各种资源在保证普及面的前提下保证科学性？张耀华：我们认为得先有，再把它做好。刚才多位老师提到，“性教育与每一个人相关”，这体现在每个人是否都能参与进来，比如是否能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班的孩子、身边可接触到的儿童提供性教育内容。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非常大的阻碍，“你我伙伴”所做的工作就是减少提供性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尽可能按照科学的方式提供性教育。我们在湖南、陕西、安徽、山东都和公益组织合作。一方面是动员当地公益组织参与，一方面是激励、支持当地公益组织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尊重学校师生实际情况调整活动开展方式。此外，我们对性教育教师的培训都尽可能标准化。因为我们覆盖的教师太多，所以从培训师到培训志愿者师资，所有的培训方案都是标准化的，培训内容也是一致的，在质量控制上尽可能做到每个环节精准。当然其中也很可能出现很多超出误差范围之外的问题，学校尤其是其管理者的态度对我们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始终坚信，第一步还是要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完善、调整、调试，这也是一个产品正常发展的道路。李红艳：本次活动带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只要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让所有从事性教育的人——包括高校的研究人员、国家的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媒体、社区组织等——都能相互合作，性教育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撰稿丨张晗莹 苏萌图源丨讲座PPT截图编辑丨余涵萱 刘文利视觉丨张昱凌排版丨吴敏 Tenlossiby校对丨韩艳梅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