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总是最好的么？为什么有时并没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好问题。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一个完整的脉络吧，方便大家理解。 现有答案好像都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角度回答的，那我也先从这里说起。 说起价格是不是最好的分配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分配机制与非市场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学三百年的发展史，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而在时下的中国，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最当务之急的事情没有之一。 关于市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之间的关系，远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近有上世纪阿罗和德布鲁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任何竞争均衡，只要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就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应该算是迄今为止对市场经济引致效率的最主流的辩护。也就是说，一个价格决定的市场分配不能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让一个人的福利改善。 这也就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参与人本意的目的”。 这个结论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不是完美的，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这篇答案依次提出五个问题，并且探讨之： 第一，满足帕累托效率的分配机制是否就是好的？ 显然不是，前几天有人批判我某个涉及马克思的答案，透露出的意思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冷血、不公平。诚然，如果一个残疾人找不到工作要饿死了，但没有人愿意把钱给他买个面包，那么，他被饿死就是帕累托最优的。中国这两年说“改革”，总理也常说“壮士断腕”，“断腕”一词显然说明改革本身也不满足帕累托改进。事实上，据我观察，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全部经济政策，无一例外不是帕累托改进，反腐了贪官不高兴，拆迁了钉子户不高兴，对外开放了东三省的大国企不满意，闭关锁国了长三角的小作坊不满意。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粗略地认定，只要人数足够多，利益足够多元化，。所以，不能说，市场均衡引致的帕累托效率就是好的。 对此，阿罗和德布鲁又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以补救这个缺憾：在一个凸经济中，任意给定一个帕累托有效的分配，就存在一个再分配机制，使得基于新分配的竞争均衡能够达到那个给定的帕累托效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计划者”，想要让市场达到某个帕累托效率，他只需要在所有人之间做一个财富转移，然后放人们自己去交易，那么大家就可以达到社会计划者想要的那个效率水平。 阿玛蒂亚·森认为，这活脱脱就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第二定理里的财富转移本身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它相当于一个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那么，谁决定“打谁”和“分啥”就是一个涉及到正义性的东西。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规则，既有效率，又“正义”（当然，在西方人看来正义等于民主），于是就有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满足基本理性要求的社会选择函数必然是独裁的。 在这个问题下面，有很多近现代的讨论，比如森强调选民间的沟通、道德和交流，再比如布坎南强调政党之间的交易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粗略总结：市场分配满足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未必好，好的帕累托效率可以实现，但是必须接受独裁。 第二，如果帕累托效率和“好的分配”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更弱的效率概念可以与好的分配挂上钩呢？ 在这方面最出名的莫过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如果赢家之赢大于输家之输，难么政府可以将赢家之赢拿走一部分补偿输家，那么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与帕累托效率的关系，帕累托效率不允许出现输家，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非常接近我家老爹常说的“打一巴掌给仨枣吃”的逻辑。 在中国，大多数经济政策都是基于这个逻辑的，比如征地补偿、拆迁：把你家农地强行征走盖一座高尔夫球场，挣来的巨大利润补偿给你，让你去城乡结合部买一套房子。这样做看起来是很有效率的，毕竟，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建设离不开一部分人利益的损失，但随着经济因此而繁荣，损失方享受到的物质财富的激增和繁荣变得更好。但在帕累托效率的基础上，你不能征人家的地。 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效率概念，其实有天大的漏洞。鉴于知乎上少用数学公式的潜规则，简单把这个漏洞概括成“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不稳定”。帕累托效率，by definition，就是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分配方案。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则不然，福利经济学证明，如果某个点上存在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那么改进后的分配方案可能还存在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改进了一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worse-off。也就是说，一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结果是一个“帕累托改退”。 你们说，怎么能不用数学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真正的学术领域并不被吹捧。 第三，是否存在其他的机制，可以达到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效率？ 这里就绕不开20世纪初的那场社会主义大辩论了。辩论的双方：自由市场的卫道士们，和美国社会主义者们，真的做到了抛开意识形态讨论学术问题。这比现在的马左大战奥右时动辄扯到半瓶醋政治哲学的情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以兰德为首的“计算机社会主义者”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市场经济能够达到的效率，依靠计划经济都能达到。这一点其实搞宏观的朋友们最优体会，在经典的DSGE模型当中，要判断市场是否有效率，要看均衡解和planner's problem的解之间的关系，因为planner's problem必然是有效率的。 换言之，以上所讨论的分配，帕累托的，卡尔多-希克斯的，一切的一切，都能通过一个上帝一般的中央计划者直接实现。这个计划者替你决定了你每个月要吃多少牛肉面，替你决定了你每天工作几小时，替你计划了一生，而这个计划和给你自由之后你自己做出来的计划只好不坏。因为这个计划者是如此的学富五车，如此的洞若观火，能够根据你的任何心理活动设计出对全社会最好的生产、消费计划。 牛B吧？嗯呐！现实吗？呃…… 诚然，现实中当然不存在这样的人，但是证明这套理论的人之所以叫“计算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生活在二战之前的他们相信，这种无限的知识和无限的计算能力，可以通过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来实现。 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么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市场经济的好的替代呢？我反正不敢说，但是起码现在，我们离那一天还很远。 第四，市场本身是否有无效率的时候？ 当然有，任何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都能说出这样四个字：“市场失灵”。 静态的市场失灵的起源是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直接影响第三方的情况，这里的“直接”去除了“隔壁老王彩票中奖我不爽”的情况。在经典的几个市场失灵的例子里，包括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策略替代和策略互补导致无效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效率），都可以找到外部性的影子，比如，柠檬市场中，他人售卖的二手车的质量影响了买方对我的二手车质量的判断。这也是《美丽人生》里的纳什又霸气又屌丝地说出“亚当·斯密”错了时的根本原因，泡妞儿的多方互相给对方带来外部性。 当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他人的行为”浓缩在一个叫做价格的东西里面，当我们看到一包中华烟卖七十五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烟成本很高（供给方）和这烟大家爱抽（需求方）。所以，别人的行为对我的影响，只体现在价格当中。但这种情况在某些时候就不成立，比如股市，当你看到股票的价格是5块一股的时候，由于你的盈利还和其他人的预期有关，而价格在非有效市场中不能及时反应他人的预期，于是大家开始互猜预期，导致凯恩斯所说的p-选美比赛，最终市场会失灵。 而在动态框架下，市场的无效率可能体现在蛛网模型“发散解”和“环解”讲出来的故事中，市场在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的过程中来回震荡，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这与草原上，“狮子吃羚羊-羚羊变少-狮子没饭吃-狮子变少-羚羊变多-狮子有饭吃-狮子变多-狮子吃羚羊”的故事同构。 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者最痛心疾首的，因为市场上的失业后备军在市场的摩擦中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最终导致一个很坏的结果。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环境，这个判断正确。 如前，在计算机社会主义者眼中，这个问题不存在。只要一切计划能够得以完美执行，那么无论是外部性，还是人为导致的经济周期，都不会存在。因为一切尽在计划，有没有这个问题还不是老娘一句话？而自由主义卫道士们通常将解决方案诉诸税收和配额，通过改变行为的激励结构，改变均衡结果，这一切都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思路。 直到科斯横空出世，证明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第四基本定理（我自己瞎起的名字），也就是科斯定理：只要初始产权分配明确，在0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外部性的有效率分配，且这个分配与初始产权分配无关。在科斯经典的“火车和麦田”以及“灯塔”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定理是如何起作用的。 科斯定理的本质是内部化了外部性，把所有公共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私人化。但关键问题是，交易成本（鲁滨逊一人经济中无法想象的一切成本）不可能是0，因为不交易的好处永远存在（至少节省了时间），而成本必是机会成本。所以，市场失灵还是无法完全得以有效地解决，市场本身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总是存在。 第五，如果市场经济所能达到的效率，计划经济也能达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 这里涉及到了运行一项制度索要花费的成本问题。非市场的支持者往往抓着上文所说的“市场失灵”四个字不放，当然卫道士们，对称地，也会抓着“政府失灵”不放，折中派说，既然两种失灵都存在，那就来个家长制或者父爱主义吧！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就是持这个态度。 不过，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政府失灵”，毕竟，政府失灵与否多半取决于“公务员队伍建设”这种超越了经济学讨论范畴的东西。 根本问题在于，运行计划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比市场失灵+经济周期带来的损失可能更多，更致命。事实上，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对峙，可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通常，卫道士们会说，信息的收集、处理本身是非常困难的，要让中央计划者洞悉所有需要处理的知识，并完美地处理它，根本是不可能的。通常，中央计划者制定的计划就像小学老师布置作业一样（怨念），只能布置一个适合大多数人的作业量，这对于学习足够好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无谓浪费，而对学习跟不上的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他还需要额外下很多功夫，而这时，教师的服务职能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因为教师比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但额外下的功夫是学生自己制定的。 哈耶克曾经从“默会知识”的角度论证过这一点，通俗点讲：很多生产生活中的现实困难，难以描述、羞于开口、容易误解、需要速度。 在供给一方，工人砸钉子的锤头不顺手，是怎么不顺手的工人很难描绘出来。即使描绘出来了，一级一级传达给中央计划者，口口相传的后果可能是中央计划者的误解。即使理解准确，新的计划出台之后再传达给工人，不知道多少天就过去了。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为如果是市场经济，工人只需要自己再去买一个顺手的锤子，然后开发票报销就完事儿了。 在需求一方，12岁的小红刚刚发育，突然面临着卫生巾的需求，她羞红了脸心里嘀咕：“到底要怎么告诉领导人呢”？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假设领导人比小红更早知道她第一次大姨妈的时间……而在市场经济中，她只需要砸碎存钱罐去隔壁好邻居偷偷跟大妈说：“阿姨我要一包苏菲”，就齐活了。（当然，如果阿姨是北京籍的，她会大声尖嗓喊道“呦——小姑娘长大啦！”）（我太特么不正经了……） 更一般地说，有一个叫做“哈耶克命题”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是最能节约认知资源的分配机制。知识是散在于社会各处的，散落在车间里、散落在小红的卧室里、散落在每个能发生经济活动的地方，由一个万能的中央计划者来处理这些信息，而其他人只需要像个二百五一样执行，不说能不能实现，你就想，这个计划者肯定累得跟蚁后似的。 哈耶克在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感觉的秩序》（无中译本，我自己曾经想翻译，一页之后就长大了……）中提到了“认知的报酬递增现象”，这与斯密（包括杨小凯）所论证的“针厂工人”问题一样，一个工人长期专注于穿针鼻儿，那么他最了解这个技术哪些地方需要革新，需要怎样革新。认知的报酬递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人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知识，那么知识带来的报酬是边际递增的。而如果一个人要处理各方面的知识，这种递增效应将被淹没于浩瀚的知识海洋当中。 在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只需要关注某一个领域，工人专注砸钉子，博士专注发论文，而在其他生活资料的获取上只需要到市场上去买就可以了，只要市场是完善的，每个人都不需要花心思。再套用经济学101课程中最常见的“比较优势”概念，这比计划经济，如果没有无限完美的计划者，更有效率。 这种调整，给定经济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事实，是最为灵活的。 -------------------------------------------------------------------------------------------------------------------------------------------- 这里大概说了一下经济学中对这个问题最经典的争辩，从现今的文献上来看，大家似乎逐渐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已经转向了“某个局部环境内”市场好还是非市场好的问题。利用激励理论讨论某一个市场的规制问题，比这种宏观上的大概念简单得多，但，个人观点，也有意义得多。 结论：孰好孰坏，各有优劣，没有观点，防止河蟹~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