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教授和罗翔教授对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持不同观点，看了双方的观点后，你持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很有社会意义，我愿意多花点精力。 首先，通读了车浩和罗翔教授的文章，双方的基本观点如下： 车浩教授： 1，购买妇女儿童罪，购买只是量刑的行为之一，法条同时对强奸、拘禁、伤害等后续犯罪做出了更高的量刑标准。由于后续犯罪行为大概率出现，不应当忽视 2，关于一个罪名下的对向犯问题（即买卖双方），应当按照买卖双方对促进违禁品流通的作用来区别对待，而不能将所有的对向犯直接同罪同罚。（此处举例：购买发票和购买毒品自用，促进作用小不处罚，购买枪支和假币，促进作用大，同罪同罚） 3，购买行为不是买方的主要目的，买方主要是为了实施强奸、拘禁等重罪行为，所以购买可以看作重刑罪的预备犯。而预备犯的处罚通常是没有的，所以对购买行为入刑已经是从重处罚，并无不妥。 4，剥离了后续重罪行为，购买行为本身不构成严重侵害，所以购买行为应被视为轻罪。 5，从案卷记录来看，理应出现在买方的后续重刑犯罪行为，并没有被提及，判重刑也就不存在。这说明执行重刑在基层是有很大阻力的。如果把购买行为也列为重刑，很可能也会出现相同的结局：购买行为不被处罚。被隐藏的犯罪数量会增多，反而起了反作用。 这里额外说明一下，车教授的文章虽然早于罗教授，但车教授是基于罗教授主张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卖双方同罪同罚的观点，做出的质疑文章。所以车教授的论述其实是针对罗教授的观点的。罗教授看到了车教授的批评，再有了以下反驳。 罗翔教授： 1，针对车教授第一点，罗教授认为有合理性，但是不完美：对于拐卖妇女，有大概率后续犯罪，但对于拐卖儿童，没有。 2，针对车教授第二点，罗教授认为基于对向犯理论，罪名相同的共同对向犯，自然同罪同罚。车教授的举例是片面对向犯，而买卖妇女儿童是共同对向犯。片面和共同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有自损行为，自愿做出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是否违法另论）。妇女儿童被卖，显然不是自愿，买方不能认为是片面对向犯。 3，针对车教授第三点，罗教授认为解释不充分（客套话，其实是解释不合理）。对于预备犯的说法，现行主流立场认为牵连的行为，牵连行为并不紧密，应当数罪并罚。举例买枪杀人，买枪依然是重罪，不会因为杀人已经是重罪而改变。 4，针对购买行为本身的量刑，应当参考司法体系的量刑标准。购买违禁动植物，无论后续什么行为，处罚都比买人重。所以买人的量刑不合理。 5，针对车教授第五点，刑法本身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来就很少，虽然其它的问题法律人解决不了，但是法律人应当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接着，我们整理以下双方观点的逻辑碰撞： 1， 车教授：购买行为的后续行为已经有重刑了 罗教授：购买儿童没有，不适用 罗教授说得对，但购买妇女呢？一个避而不谈购买儿童，一个避而不谈购买妇女。这什么意思？分开量刑牵涉到人权统一的问题，但这样避而不谈，群众很难理解啊。 2， 车教授：对向犯双方，不能简单同罪同罚，买人比卖人，对人口贩卖的作用小，应当量刑轻 罗教授：对向犯分为共同对向犯和片面对向犯，妇女儿童不是自愿被卖，买方应理解为共同对向犯，同罪同罚 罗教授对于对向犯的解释更准确，但没有详细解释买人对人口贩卖流通的作用小，为什么还要同罪同罚。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包含在对向犯理论里的，可能罗教授认为展开讲篇幅太长，他同车教授解释也不需要说这种原理。但群众是看不懂的。不过，车教授的论点，其实是不认同对向犯理论，也举例说明对向犯理论在实际立法中并不是铁律，是有变化的。然而车教授的举例不当，被罗教授一戳就破。但对向犯是否一定同罪同罚，我也认为不能一刀切，必然是存在买卖双方对违禁品流通作用不同的情况，也存在买卖双方对买卖对象损害不同的情况。如果要举例，必然和人口买卖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是最特殊的对象，没有完美的参照物。举例只能参考法理。其实车教授有一个买卖发票的例子，罗教授没有回应。买发票可以认为不存在自损行为，但也不被同罪同罚。回到买卖妇女儿童，卖方做出的行为更具攻击性，破坏法律的行为步骤更多，我很难认同买卖双方对整个犯罪行为（截止到交易完成）的作用是一样的。 3， 车教授：预备犯从轻处罚 罗教授：数罪并罚，该怎么量刑就怎么量刑 完全同意罗教授的观点。关联犯罪很多，如果每个前置犯罪都能用预备犯解释来减轻处罚，那就乱套了。事实上是预备犯的预备行为不犯罪，才会免于刑罚。 4， 车教授：买人本身是轻罪 罗教授：无论是不是轻罪，对比买动植物的量刑，买人的量刑反而更轻，是不对的。 部分同意罗教授的观点。量刑是一个体系，所谓重和轻都是相对的。但有一点，非法购买动植物和非法购买妇女儿童，这两个罪行所指控的行为，不同点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认为法律保护的，只是买卖的违禁品：买动植物是保护动植物，买妇女儿童是保护妇女儿童。后者没错，但前者，其实保护的是地球动植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利益，说到底还是保护人的。不然为什么害虫要濒危灭绝了不会有法律保护？同样的，禁止买卖枪支，难道是保护枪支的利益？还是保护人不受侵害。所以，看上去买动植物和买妇女儿童，是在比较动植物和妇女儿童，但其实这样比较是不对的。应当比较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对人类的损害，和妇女儿童失去人身自由及相关损害。这样比较之下，我还是认为通常情况下，后者损害更大，但不能因为结论正确，就认为直接比较动植物和人的价值是量刑的依据。 5， 车教授：事实隐喻了执法的困难，加重刑罚不利于执法，会起反作用 罗教授：立法只能解决立法的事，努力把立法做好，树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才会更有希望。 立法和执法的问题，这是个敏感问题，谁都没有深入说明。一个谈猜测，一个谈理想。我觉得我也没有能力说正确的话。这种论题是学术之争，双方都可以逻辑自洽。但我个人而言，我更偏向于务实。我不希望大家谈的是完美的立法是如何的，而是可操作的、有进步的立法是如何的。如果提高刑罚带来的犯罪隐瞒，导致犯罪数增加，比较于额外威慑效果带来犯罪数减少，增加的更多，那么就不能提高刑罚。即使提高刑罚再正确也不行，时机不对，只能另求他图。反之亦然。增加和减少是一体共存的，不能片面只说一方面，要比较才能有结论。我个人认为，还是先把3年的刑罚落实吧，3年都没判多少个，10年真的不行。 然后，再来看几个有争议的点。 1，没有没卖就没有伤害，买方理应重罚。 确实，买方也犯罪，但法律也已经将买方列为刑事犯罪。现在讨论的不是买方罚不罚的问题，而是买方和卖方是不是量刑一致，即同罪同罚的问题。如果同罪同罚，买方是可以判死刑的。买方可以被判死刑，也是罗翔教授的观点。车教授不同意死刑，才有了题主的问题。 2，买卖妇女和买卖儿童的区别 这个问题是由购买后的区别对待产生的，一般对妇女会有后续侵害，而对儿童没有类似侵害，或者说对儿童的侵害方式不同。导致购买妇女可能被判重罪，而购买儿童不会。所以罗教授建议加重购买行为的量刑，以保障对购买儿童的行为有惩罚力度。但这样的逻辑不对，不能支持把对儿童的侵害合并进购买行为的量刑。对儿童的精神伤害，包括但不限于失去双亲抚养，失去原生家庭资助成长的机会，失去自由（幼儿无法远行，即使不拘禁一般也跑不了）。这些都可以补充进刑法，数罪并罚。妇女和儿童的人权是相当的，法律上不能区别对待，如果只是加重购买行为量刑，会导致购买妇女的数罪并罚，量刑高于购买儿童，这是不合适的。 3，购买禁售动植物和买人的量刑对比。 前文也已提到，禁止违禁品流通，是为了保护人不受伤害，而不是保护违禁品。禁枪是为了防止伤人，而不是保护枪。禁购濒危动植物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禁买妇女儿童比较特殊，因为购买目标直接就是人，这的确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所以，比较量刑的时候，不能按购买目标的价值来计算，而是按购买行为对人的危害来计算。 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普通人理解是有偏差的。就在几个月前，我还认为，生物多样性只是关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控制极端情况出现。但近期我才了解到，生物多样性还有生物屏障作用，可以抵御病毒等病原体向人类扩散。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不知道的点还有很多，但立法的相关人员应当是专业的，他们更清楚破坏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谨慎地认为，买卖妇女儿童对人的伤害高于买卖濒危动植物，但高的有限。 另外有人提出，购买动植物的量刑也有可能过重，而买人的量刑才是合适的。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更多地比较购买枪支、假币等犯罪行为，我不能得出购买动植物量刑过重的结论。如果有人坚持，那么应当拿出他认为正确的参照系。空口说我觉得某个量刑是合适的，没有说服力。 4，提高量刑的作用 提高量刑，可以威慑潜在犯罪。提高量刑，也可以造成犯罪被隐瞒。车教授提到，他看到的案卷，大多只有购买妇女的刑罚，后续的强奸、拘禁等行为都没有处罚。这很难说只有难以取证一个原因。我认为当地群众，包括执法司法系统的人，不认同买方重罪才是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刻意包庇，不认同买方重罪，会让各方面失去对买方重罪追责的积极性，没有积极性，没什么事是能做成的。有人提到搞运动，集中精力，多重视，可以上上下下都不认同，怎么可能实现？ 但是先提高量刑，加速扭转群众对买人的认识，还是先提高执行，加速群众对违法必究的认识？这是个学术问题，都有道理，只有只说一边的人没道理。我的观点前文有提及，我希望能务实，哪个能减少犯罪上哪个，而我认为现阶段违法必究更重要。 5，车教授论证有逻辑错误，所以罗教授是对的 这本身就是个逻辑错误。车教授的观点有很多条，要想说清楚只能逐一分析，罗教授就是逐一分析反驳车教授的观点。只抓住一个漏洞反对所有的观点，说不好听的，这是抬杠技能。也难怪，车教授的漏洞也太多了点，但罗教授就做得很好，就事论事，逐条说明，很有风范。  这点内容写了一天了，还是没时间啊。感谢能看到这里的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