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里夫斯执导的《新蝙蝠侠》超过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了吗？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马特里弗斯的《新蝙蝠侠》，内在探讨课题的思路上，确有诺兰三部曲的样貌，但在叙事文本的细化上却尤为不及，造成了完成度的相对较弱，不足以提供“说服力”，而更多地停留在了主观情感的打动力之上。而真正兼并了二个方面的，则只有诺兰的版本。特别是第三部《黑夜骑士崛起》，尤其如此。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也与马特里弗斯的“操之过急”有关，他似乎想在一部的空间里，就完成蝙蝠侠的“自我的存在认同”到“社会性群体影响力，英雄价值的获得”之全过程，而即使是诺兰，也足足用了三部才走到终点。 《黑夜骑士崛起》上映时，围绕其展开的争论在各大论坛媒体持续升级，让其成为了三部曲里最受争议的一部。有人认为，它的160分钟里一大半时间都在穷极无聊，CNN甚至宣称这是诺兰有史以来最差的作品，《纽约客》更表示“故事臃肿沉闷”。足足一个多小时，叙事重心一直放在各色新老配角、甚至路人角色上，布鲁斯出场----哪怕是作为颓废大叔---的时间，却远远不够多。 单以第三部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将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同一讨论主题的三个递进阶段，那么第三部里的这种资源配比，恰恰表现出了诺兰给予系列的最终阶段：超级英雄对于社会的群体性影响力，“模范象征”，才是其最重要的价值。英雄最终要做的，是引领公众成为英雄、自我拯救，而不是对公众悲观、尝试独力拯救他们。而在成片上看，情感面的打动、叙事面的细化，也让本作兼具了感性与理性上的较高完成度。《黑夜骑士崛起》，并不是超级英雄打坏蛋的故事，英雄的歇斯底里和挨顿老拳，远远多于他的正义必胜。诺兰想拍的，并不是一个英雄的战斗史诗。甚至可以说，这个超级英雄故事里，根本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英雄，有的只是更加具有普世性意义的“英雄”----作为标杆的公众人物，之于社会价值意义的探讨。它由“英雄”布鲁斯本人去思考、感知、分析自身，并在数次的成长与犹疑徘徊之后，完成最终的坚定思想。 整个的《蝙蝠侠》三部曲，都是通向上述答案的路程，是布鲁斯叩问自我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到，诺兰创造并始终保持着布鲁斯的某种“二选一中的自我矛盾”以及最终的“破除矛盾”。 在《侠影之谜》当中，布鲁斯的自我矛盾主要是自我认知上的矛盾：他是超级英雄，亦或只是又一个堕落在哥谭市的罪犯。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和深化，主要来自于“恐惧”---哥谭市的罪犯是恐惧的创造者，而他自身亦是通过暴力来制造恐惧、借助恐惧来弹压罪犯的以暴易暴者。通过恐惧的极度施加，布鲁斯与罪犯的界限，也随之模糊了起来，进而引导出了布鲁斯自己的困惑：拉斯艾古尔，是否便是蝙蝠侠的化身。 在开篇中，诺兰就点出了恐惧的存在，并以此来开宗明义地强调它在本片中的重要地位---布鲁斯掉入深井，并被蜂拥而出的蝙蝠所惊吓。随后父母被枪杀的部分中，年幼的他直面罪犯，被其施加了首次直感的恐惧。大部分时间里，诺兰不断地利用“扑扇涌出的蝙蝠群”的闪回，强调他感受到的恐惧，这使得老爷选择”成为蝙蝠“的行为，也导向了“对自身所感受之恐惧的反掌握和反利用”。而在其导师拉斯艾古尔的教导和训练中，他同样接受的是“制造并运用恐惧”的能力培养。当回到哥谭后，他也用暴力手段来制造恐惧，压制罪犯。 在高潮部分，拉斯艾古尔在作品里的作用，彻底显现了出来：他成为了想炸掉哥谭的恐怖分子。这让拉斯艾古尔与布鲁斯，实际上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运用恐惧的能力、一切的作战技巧，甚至从师承关系上，两者都如出一辙。而诺兰正是借用这种关系，结合拉斯对布鲁斯的拉拢，点明了他的矛盾：在布鲁斯眼中，和自己一体两面、且为导师的拉斯是恐怖分子，那么他又会当自己是什么呢？进一步地，诺兰将之放大到了“哥谭罪犯”的层面：布鲁斯究竟是超级英雄，还是与本市的所有罪犯一样、是另一个施加恐惧----如同枪杀布鲁斯父母的罪犯施加给他一样----的堕落罪犯？ 在这部电影中，诺兰创造并引导着布鲁斯的自我认知矛盾，并最终让他破除“二选一”的迷惑----制造恐惧的暴力只是手段，我就是超级英雄---从而完成了“蝙蝠侠”英雄属性的确立。 而到了《黑暗骑士》，诺兰创造的自我矛盾更加深化了：首先，布鲁斯面对小丑---一个与自己完全形成镜面对照一样、同样制造恐惧达到目的的存在。且在电影中，诺兰也通过小丑的台词和各种镜头构图的隐喻来强调二者的内在一致和对照性。这是一次对拉斯艾古尔和布鲁斯关系的再现，比起第一部中表达的尚嫌隐晦，这一次它更加入骨，也更加明显---小丑有效的恐惧制造能力、癫狂的暴力、和反复对布鲁斯强调的“我们是一样的”，让其陷入的矛盾。 比起第一部，它的表达更加外露和明确：我是以暴制暴的蝙蝠侠，还是一个脸上不化妆的“恶之人性“的小丑——相比“恐怖分子”身份的拉斯，它更深入到了“本性”的部分。 另外，在这部电影中，诺兰让布鲁斯的矛盾更加深了一个层面：如同老爷镜面一般存在的小丑，似乎提示着老爷“人性本恶”，而他也在小丑的有意勾引下，不断地接近着内心中阴暗的区域。小丑对布鲁斯本人的挑衅、对瑞秋的威胁，让他逐步地控制不住内心“杀掉小丑”的冲动，而这也正是小丑的目的。小丑诱导布鲁斯往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中倾斜，并利用“瑞秋和哈维二选一”事件来让他做出“私情”的选择，放弃哈维，并结合此前对“白衣骑士”哈维的堕落诱导成功，让他从“无法大公无私”的私情化、对哈维正义之心的信念动摇，这两个角度上，都被迫直面了“人性本恶”。在最后，小丑想要创造轮船上犯人互相引爆炸药放出“人性本恶的烟花”，并疯狂地要求布鲁斯杀死自己，从而彻底地证明“人性本恶”。 小丑的出现，彻底激化了布鲁斯的恐惧。出于对失去城市和亲人的恐惧，他的手段越来越暴力，不杀人的信条更像是将暴力行为正义化的自我安慰。为了表现这一点，诺兰适当地在第二部的动作戏中，加入了更有破坏性的攻击，例如敌人更加奇葩的关节弯曲度。此时的他对上小丑，就像是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同样游离于制度之外，同样手段极端，甚至同样遮盖着面容，与之不同的，只是模糊抽象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在审讯室一场戏里，小丑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从而引发了布鲁斯突如其来的暴走和歇斯底里---与其说他是愤怒，倒不如说是对于自己行为的质疑和恐惧，害怕自己已经变成了致力于消灭的存在。 系列发展到这一步，布鲁斯的恐惧，已经不再是对”敌人“的恐惧施加，而更多地变成了对于自己的恐惧，这便构成了之于第一部的升级：恐惧为手段而抑制犯罪的英雄蝙蝠侠，由于对自身---作为化身的”小丑“，与明面上的自己----的恐惧，愈发极端暴力，无限接近于不杀信条的打破边缘，这也正是小丑对他诱导的目的：看到自己的恐惧，以及由恐惧而生的更多阴暗面，感受到人性的本恶，从而成为自己恐惧于成为的罪犯”小丑“。布鲁斯的敌人是小丑，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因为小丑其实就是他的另一面：一个脱去了正义外衣的暴力份子。而一旦他因恐惧过度而极端地打破了”不杀的正义信条“，外衣不复存在，他便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暴力分子。不杀的信条对接着人性的善意，而善意的打破则带来暴力体现出的本恶。 第二部里的蝙丑对决，诺兰将小丑无限地神化，而蝙蝠侠则更多地不在状态和暴怒不休，让风格更加黑暗和绝望。布鲁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关于自己未来的打算---第一部的结尾表明“当五年蝙蝠侠，然后回归正常人”，第二部的哈维登特也说“我不知道蝙蝠侠是谁，但他肯定不想带一辈子面具。”可见，对于自己私刑者的身份，此时的布鲁斯，更多是对自己行为正义性的不确定，以及对自己是否另一个小丑的恐惧，他并不完全认同作为蝙蝠侠的自己。 在第二部的结尾，光明骑士哈维丹特陨落，戈登无奈地说，“小丑赢了”，布鲁斯回答“我们不能让他赢。”第二部的蝙蝠侠始终在小丑的攻势下被动挣扎、反扑乏力，因为他无法直视这个“韦恩二号”，咆哮和失控更加强化了色厉内茬和对自己的恐惧。而最终的结局中，他看到的终究也只是”希望“----船上的罪犯们展现了人性本善的光明，但布鲁斯自己在瑞秋和哈维之间犹豫的”非英雄“行为，以及哈维随后的犯罪，让他意识到了超级英雄的难存：任何人，哪怕是哈维甚至他自己，都会有非英雄的一面，在他自己身上便是“恐惧”----恐惧于失去瑞秋，而失去了作为超级英雄的决断，并随着这种恐惧而愈发施加以暴力，引发更多的黑暗侧面。 在第二部中，布鲁斯的自我矛盾，并非单纯的“超级英雄或是罪恶犯人”之身份认知，而是基于此的“本善或是本恶”的人性矛盾，由此产生了“如此本性之人，是否值得拯救”的纠结。这是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于外部社会中旁人的。由此，第一部的“只针对自我身份认知”，升级成了“人性认知，针对外部他人”。 在最后，诺兰扭转了此前小丑的一路胜势（对布鲁斯的战略压制之胜，人性本恶论证之胜）---他没有杀死小丑，战胜了自己的阴暗面，而轮船上的犯人也没有引爆炸弹。这带来了第二部较为复合的结尾。蝙蝠侠作为”罪犯“定义而消失，布鲁斯也做回了富翁。此时的他，无法再维持对超级英雄的信念，也看到了复杂人性中的”光明一面“之存在。因此，”蝙蝠侠承受罪犯之名“而消失，掩盖哈维堕落带来的绝望，维持住世间普通人们的光明之心。 这便是此时的布鲁斯眼中，”蝙蝠侠“的唯一价值，他对人心的光明怀有希望，但认为黑暗面使自己的“英雄”蒙尘，只配在黑夜中背负而行，随之放弃英雄身份。他所做的，也是对于外部社会的单方面给予。 而在最后的《黑夜骑士崛起》，“人性复杂，无法成为超级英雄；人性光明，奉献于外界”的纠结之后，矛盾来到了“英雄价值在何方”，一种对于超级英雄之存在价值的认知建立。隐退的布鲁斯发现，犯罪依然猖獗，人性的光明面并没有自发地扩大开来，他对世界的“给予”毫无作用，这便构成了他再次出手的动机。那么，英雄究竟应该为外部社会做出什么样的影响，人性光暗混杂的个体又能否成为这样的英雄？ 电影的前半部，诺兰否定了那个“一己之力奉献于他人，个体的超级英雄”。我们看到了一个弱小的布鲁斯。虽然他被迫重新出山，但阿尔弗雷德一语道破天机，“现在的你根本对付不了贝恩，你还没准备好。”虽然他穿上了蝙蝠侠的战斗服，完成了身体上的复健，但内心还在畏缩于阴暗面的“恐惧”、否定着作为蝙蝠侠的自己，不认可拥有人性非光明面的自己、可以撑起超级英雄的属性。由此，在潜意识里，他知道自己敌不过信念坚定的贝恩，所以当听到阿尔弗雷德的质疑，他才会反复低吼“我可以！不要小看我！”，继而在行动中急功近利。进一步地，布鲁斯和贝恩的对决，形成了诺兰对“个体超级英雄”的直接否定。在二者的单挑中，贝恩说，“你躲藏在黑暗中，所以你战胜不了我，因为我就是黑暗。”与始终躲避着自己的韦恩相比，坦荡荡承认了自己恶行的贝恩，堪称不可撼动。决胜点不在于武力，而是能不能直面自己。布鲁斯最终贡献了一场历史性溃败。 在深坑监狱，伴随着逐渐雄壮的配乐，老囚犯道出了对待恐惧---人性软弱之黑暗面---的最终答案，“拥抱你心中的恐惧。”不是战胜恐惧（压制本恶一面），也不是利用恐惧，而是拥抱恐惧，直面带有人性复杂性的自己，承认它的存在，承认自己并非一个“可以独力战胜一切，拯救世间的超级英雄”，但却坦然接受它，继续战斗，而非放弃。 进一步地，在最后的大决战，诺兰完成了三部曲中最经典的镜头：以黑暗为掩护，以偷袭为主体，以“恐惧”为武器的蝙蝠侠迎着阳光，挺胸抬头，大踏步穿过混战的人群，再次迎战贝恩。他不再需要围绕“阴暗面”而行事，也没有再一人奋战，试图“给予”他人，而是与所有人一起作战。之后米兰达的反转，则是诺兰团队和第一部首尾呼应的设计：杜卡德告诉韦恩恐惧，开启他的“英雄之路”，而韦恩的“英雄认知完成”，也由杜卡德的后人来见证。 诺兰完成了“矛盾中的迷惑破除”：经过失败的老爷醒悟，超级英雄的价值不在于“拯救”，而在于“图腾”，英雄的存在可以鼓舞民众的斗志、唤醒民众的自我拯救。在最终战中，布鲁斯第一次与民众站到一起，和所有人一起战斗，也不再是“黑夜骑士”、站在了阳光之下---黑夜骑士只能承载黑暗试图力挽狂澜，而走出黑夜亮相于所有人前面的白衣骑士才能引导群众的自发奋斗。随之，在又一次单挑中，老爷武力值大增，彻底压制了贝恩---与前一次单挑相反，构成了对探讨主题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蝙蝠侠的的认识改变，则同样对应了“英雄意义”的主题探讨。他试图讨论，公众人物对于社会的价值。在第一部，布鲁斯最初决定要使用蝙蝠这样一个形象，就已经开宗明义，“不能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成为一种传奇，一个符号。”他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让犯人恐惧的符号，以此来达到攻心的目的，这是诺兰在电影中首次提出符号这个概念，并将之安插于剧情里，使之与故事融为一体，贯穿三部曲的始终。 在第一部里，韦恩成为蝙蝠侠，以这样的形象打击罪恶，而与这等英明神武的侠客相比，传统的正义保卫者：警察、律师、官员，则是一片狼藉，除了和韦恩紧密相关的瑞秋和戈登。第一部营造出罪恶之城的氛围，凸显出蝙蝠侠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符号性，同时也突出了他的独力回天。在韦恩被稻草人暗算逃离的一场戏中，小男孩用热切的眼神看着他，“你就是那个人，对吗？”，其狂热程度只能用顶礼膜拜来形容。 民众需要得到拯救，蝙蝠侠则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成为了一个“英雄”的符号，其他人不需要做什么，只靠他一人之力就可以力挽狂澜。仅凭他，是否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他的价值，是不是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一部的末尾，韦恩拿起象征着罪恶之王小丑的卡牌，说道，“我来对付他。”诺兰在第一部的结尾留下了这样一个悬念，蝙蝠侠一个人是否能够战胜罪恶？标杆人物的价值是否体现在对社会的直接作用上？ 到了第二部，诺兰给出了他的答案。小丑肆无忌惮，即使拥有蝙蝠侠，哥谭市依然挣扎于堕落的底线，而韦恩本人，则在和小丑的对抗中处处受制。蝙蝠侠没有力拔山兮之力，公众人物也没有翻天覆地之能。诺兰在第二部中安排了更多的正义助力登场，哈维的出现成为了第二个“英雄”。韦恩带领着戈登和哈维，和小丑的犯罪集团展开全面对决，但是却屡战屡溃。显然，这一次的结论是：即使标杆人物拥有了更多的帮手，拥有了更多的“符号”，在明处的法律层面打击罪犯，配合布鲁斯的暗处制裁，也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部的结尾，已经为最终的答案留下了铺垫：群众的自发力量。小丑没有看到焰火，但它的失败并不是蝙蝠侠所赐，后者只能旁观，而是两艘船上普通民众的舍己为人。诺兰提高了民众的形象，这也将成为第三部探讨中的关键因素：对于公众行为的号召、激发、引领，才是英雄对于社会的价值，所有人帮助自己，而非一个人帮助所有人。 大众与蝙蝠侠的关系，是三部曲的重要元素。从第一部面对蝙蝠侠受伤无人理睬的冷漠，到了第三部中普通警察们对抗贝恩集团的奋勇、民众对蝙蝠侠牺牲的凝望。大众的觉悟不断提升，主动行为也愈发增加，蝙蝠侠在其中，起到的是催化剂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标杆，人们才会拿自己来与之相比较，人们才会觉悟自身的不足。为此表达，第三部里着力打造的，是警官布莱克。他只是一个收拾小罪犯都要气喘吁吁的普通人，但是在和布鲁斯有所交集后，便以之为标准。本作的反抗者，由蝙蝠侠和戈登到布莱克，继而到整个警察体系，逐步扩大。 由此可见，标杆“蝙蝠侠”的真正作用，不是拯救一切，而是让所有人都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只有作为社会最大构成部分的普通民众，才拥有改变环境的力量。在第三部的收官，诺兰安排了很多孩子的镜头：在蝙蝠飞机带着核弹掠过时，孩子们指着空中，“那是蝙蝠侠！”；蝙蝠飞机炸开，目睹了蝙蝠侠牺牲的孩子们眼神憧憬；当蝙蝠侠雕像落成，孩子们环绕四周。蝙蝠侠自然是符号，但却不是对犯人“压迫”的符号，而是对公众“号召”的符号。在三部曲的前两部，布鲁斯最终只能隐退，而第三部里，更是先被贝恩彻底击破。光凭他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但如果下一代都像他一样，那么等他们成长起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 因此，诺兰安排了结局：蝙蝠侠死了，但却并未如第二部一样消失，而是长存为雕像，则普通人布鲁斯则活着。作为普通人的布莱克，成为了继任者罗宾——英雄也只是普通人，但符号意义却可以号召普通人，让后者可以成为英雄。人的黑暗面，让超级英雄难以完成拯救世界的壮举。但同时存在的光明面，却可以让所有人都成为——不够“超级”的——“英雄”，形成社会的环境。 对于“社会”这一落脚点，表达还有很多层面。三部中反派的共同点，是对于现有体制的完全破坏，从零开始。显然，诺兰认为这只是恐怖主义，甚至给杜卡德安排了撞楼这样影射9-11的行动计划。贝恩正是象征意义最为外露的一位。贝恩炸毁橄榄球场的一场，拥有市长等社会名流入座的贵宾席，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购买的内场座位，以及底层民众购买的低价区，让球场本身就象征了阶级分明的社会体系。贝恩将之炸毁，便是对于阶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随后关于“权力属于人民”的演讲，以及底层阶级疯狂抢夺富有阶级的画面，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某种形态下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人便说，这是诺兰给社会主义写的情书。 显然，社会主义或任何主义，都不能有此暴力行径，这更像是小丑与失去信条的布鲁斯做得出来的犯罪。这样一种病态而畸形的“自由”和“民权”，带来的是对于“极端社会”的否定。贝恩集团对蝙蝠侠集团的混战，也几乎是非常明确地暗示了当时的华尔街暴乱。满嘴“自由”的贝恩，最终目的是爆炸，将所有人都炸死，体制维护者亦或是“革命者”，一概勿论。 而与三个反派相对的，是既有社会的捍卫者：蝙蝠侠。双方的交锋实则理念的交锋。最终，蝙蝠侠的获胜也代表了诺兰的倾向：不要进行彻底的暴力，那只是人性之“恶”的表现，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只有毁灭，而是要相信社会中人光明一面的存在，更加积极地引导它。“符号”的存在意义，便是激活并引导社会的群体光明面。 因此，从诺兰的三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诺兰对于超级英雄的人物设置：始终保持自我认识的矛盾性，并不断完成矛盾的破除，然后在三部曲的递进中做逐步升级的“自我认识矛盾，破除，升级矛盾，再破除”。并且，第一部的“针对自我身份”，第二部的“针对自我本性，也针对社会“，第三部的“本性下的英雄确立，英雄对社会的意义”，也是层层递进。最后，才形成了三部曲整体的“最高立意”。 而马特里夫斯的版本，在类似架构思路的情况下，就显得粗糙太多了。无论是刑讯室的勾引，还是最后对蝙蝠侠引导入绝望的“展现人性”，以及对蝙蝠侠“成为自己”的目标，电影对谜语人的设计，都有着《黑暗骑士》的影子。然而，稍逊一筹的是，后者里的小丑，让蝙蝠侠经受了初恋被杀、白色骑士哈维丹特堕落的巨大打击，从而生出了不可遏制的报复之心，而对船上囚犯的考验也更加深刻。这样一来，蝙蝠侠的“杀”更有动机，“不杀”更加困难，而囚犯们展示给他的“社会希望”，也更加明确。 到了本片里，他的不堕落，起始于对父亲“非绝对正义，却也非邪恶”的理解，让他重建了对“光明仍然存在”的信心，进而有了对如今这座哥谭市的一种接受——一迎接他的是被法尔科内收买之外的那部分警察，而在结尾处的企鹅人也同样沐浴在了阳光里，暗示着如今哥谭正邪交杂的状态。世界被黑暗笼罩，但仍有希望之光，人心并非绝对正义，但也绝非全体的彻底邪恶。有坚持下去的动力，而又有必须对抗的东西，才构成了蝙蝠侠作战的“希望”，而不是已然大获全胜的“圆满”。任何作品中的蝙蝠侠，都在纠结于自己行为的正邪定义，也会迷惑于被拯救者们的价值几许，而本作给出的所处状态、开解出路，或许是较为接近现实状态的。 它的结尾是给予面向未来的希望，而不是针对现今的胜利，因此不必将邪恶驱逐干净，只要留下曙光即可。即使企鹅人这样的存在同样站立当场，但正派警察们的存在，已然足以让蝙蝠侠眼中的哥谭，从片头的漆黑变为结尾的朝阳了。在开头，他融于环境的黑暗，从黑暗中走出，仿佛融进了社会的极端暴力之中，与罪犯们一样地给予恐惧，让之无处不在。而在结尾，他则站在了朝阳的街头，而他感受到的环境本身，也开始有了光明，从给予恐惧的“复仇者”成为了创造希望的英雄。 遗憾的是，重中之重的“由家人到世界”之信念传导，在片中的展现显然太短了。作为开解关键的父子情感线索，出现、发展、收尾有些仓促。当然，重中之重的“对社会的感受”层面上，蝙蝠侠眼中的社会管理群体，其对于蝙蝠侠的反馈，还是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表现，前者对后者从“全员皆黑”到“看到正义”，后者对前者从“排斥抵触蝙蝠侠、只接纳布鲁斯”到“支持蝙蝠侠”，串联起了整个作品，构成了蝙蝠侠看待社会的心绪转变过程。然而，作为直接转折的父亲，是布鲁斯心中的绝对正义者，也在其光环打破后将布鲁斯直接推向极端方向，又由阿尔弗雷德的“为了家庭”而演生出对“正义”的最终理解，是对于世界看法之变化的凝聚存在，其信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对世界的看法。 这种设计本身是恰当的，但在片中却被表述“人对世界的感受”“感受的直观呈现”等环节抢去了风头，有些过于轻飘了。蝙蝠侠的绝望，从外部人等，到猫女，落于父亲，逐层感受，由远及近，渐次打击到他的信念根源：家庭。而他的重建，也由家庭开始，到拯救猫女，最后是对外人，逐步扩大而形成了“对社会“整体的信心。这个前后的结构是工整的，但作为“阵眼”的父子部分，却单薄得难以支撑起这个结构。 比起诺兰，马特里弗斯给出来的东西，显然单薄了很多。以他”一部对三部”的情况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毫不意外的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