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有哪些化悲剧为幸运的历史事件？
出则思考题吧。 从鸦片战争后，很多西方列强通过多部等条约，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另一方面，韦伯提出西方经济增长，是源于新教文化鼓励储蓄、信任与创业。于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基督教传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最早获得传教权的地区是通商口岸，而通商口岸一般经济比较发达，比如淞沪早在明代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了，所以很难说上海经济发展受到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还是基督教的传播受到上海经济发达的影响。因此要研究基督教传播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控制它们彼此之间的内生性。 不过我们知道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安慰剂效应，因此宗教信仰狂热度和风险有关：一个地区百姓所从事行业风险越大，当地百姓信仰狂热度就越高，比如台湾、福建地区妈祖文化和渔民、香港海运和风水学。除了安慰剂效应，另一方面极端灾害越严重的地区越需要赈济，因此该地区赈灾的传教人员也就越多。北大颜色教授利用宗教和极端灾害的关系，研究发现一百多年前极端灾害越严重的地区，如今该地区经济增长越好。 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因为可能并不是宗教教义本身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促进经济增长。比如明代利玛窦就对中国的历法进行了修正，而历法明显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韦伯认为新教是通过鼓励储蓄、信任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而新教中不同派别教义不同，比如加尔文派就比路德派更鼓励创业。因此我们需要对基督教传播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一步分析。 香港科大龚启圣教授，就区分了不同基督教派别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发现加尔文派、浸礼会派的确比路德派更利于城市化。为了检验基督教士到底是通过传播西方文明，还是通过教义影响经济增长，龚教授控制了教会退教育的投资。这是因为显然教会投资学校越多的地区，西方文明传播的速度越快。于是龚教授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控制了教会的教育投资后，不同宗教派别对城市化的影响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西方宗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传播西方文明实现的。 战败、文化入侵和自然灾害都算悲剧吧，不过如果我们认同自然灾害带来的有利一面，那么战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