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做心理咨询真的有用吗？
这是一个发生在咨询室里的故事。 主人公叫小梅，她患有强迫症，每时每刻都在恐惧自己“会得艾滋病”。以至于总是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里里外外的消毒仪式。 藏在恐惧背后的、那个吞噬了小梅的”怪兽“到底是什么？这个”怪兽“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们如何去应对这只内心的“怪兽”呢？ 与小梅对话后，咨询师刘海滢写下了自己的感悟。 注：小梅为化名，案例经模糊处理，双方授权分享。 在日常生活中感染艾滋？她在担心一件多么小概率的事情啊。我想。 抛弃自己原本可以光鲜亮丽的公务员辣妈生活，为如此的小事殚精竭虑，实在不值得。或许，她夸大了感染艾滋的可能性？ 我们认真评估过小梅所说的这种，“感染艾滋”的几率： 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系列条件链，出门沾染艾滋这件事情才会真正发生。 ——而这个概率，估摸着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但是，在小梅心里，对“不做仪式性动作会感染艾滋”的相信程度，几乎达到60%。我们之间的沟通陷入僵局。 她说，“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可是，一旦降临在我身上，就是百分之百啊。我的生命就全被毁了。虽然它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它太可怕了。我怎么能不竭尽所能的为阻止它去做些什么呢？”  小梅的话点醒了我。 事实上，虽然概率极低，但感染艾滋病毒这件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被感染的几率并不会降至0%。 毕竟，人类是如此脆弱的动物。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得病，遭遇地震、车祸、高架桥坍塌……并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们通常在脑子里、在心里回避这些小概率事件，就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并竭力否认这一切也可能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仿佛自己会永远幸运。 但我不禁思索，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会像小梅那样恐惧，以至于要发展出一套仪式行为来保护自己呢？在感染和死亡背后，她怕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战战兢兢地坐在咨询室里，仿佛死亡就在身边凝视。 “提到艾滋病，你会想到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随着她描绘的图景，我渐渐明白，原来她真正害怕的，一是“自己无力对抗疾病”： 原来，小梅从小就是一个身体比较虚弱的孩子，虽然从来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但是她经常感冒、发烧、过敏……小病不断。父母却总是数落她，说她“生下来就是个病种”，“不好好注意身体就会病死”，所以，她一直觉得自己“有种很弱小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抵抗疾病，只好竭尽所能地想办法预防。 二是，小梅害怕自己死后，家人痛苦，孩子无人照顾。 她怕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尽到照顾孩子，为人母亲的责任；还怕孩子没法快乐健康地成长，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矛盾： 她要自己活着，能照顾好孩子。但在日复一日的担心中，她变得没有办法真正活着，也没有办法真正照顾好孩子了。她被恐惧攫取，无法再投入生活。积年累月的清洁仪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她没有精力去做感兴趣的事，她甚至没有精力再去对什么感兴趣了。 但是，一个过分焦虑的母亲带给孩子的感受和影响，又是什么呢？她就像卷进了一个漩涡，一边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得以延续；一边却通过努力，亲手摧毁着自己的生活。 我只好残忍的指出这样一件事——对小梅来说，摆在眼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消毒仪式在短期缓解焦虑的同时，也让她失去时间、娱乐、读书以及孩子一起玩耍的机会，她又会为此而焦虑悔恨。但如果她不做消毒仪式，也会带来一些威胁和焦虑。 所以，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威胁和焦虑感总归是无法消除的。对于小梅来说，她只能去渐渐平衡两方。 对于那些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天然具备这样一种防御：可以想当然的不去注视那些危险。或者说，知道，但不去感受。 最最重要的是，即使对这种不确定性心知肚明，却依然有一种与之共存的能力。这种能够忍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恰恰是小梅还没有学会去承担的。 遗憾的是，糟糕的一切的确有可能发生。更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学会与这样的威胁和不安共存。  我们在生活的混乱和繁复中头晕目眩、惶惑不安，处处受到局限和限制。而在这样的局面中，我们都被置于生存的边缘，我们被迫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萨特说，“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听起来无比悲观和消极，但只是存在主义的基本前提。“生活在没有人去生活之前是没有内容的；而它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人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 正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自由，我们也承担着为自己人生创造意义的责任。梅洛·庞蒂说，“我们需要通过或者这种亲身体验来发现如何赋予生存以意义。”只有通过活着本身，并在人生过程中与种种困苦抗争，人们才可以获得幸福和快乐。 作者：刘海滢（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硕士，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