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知道自己患有传染病却故意前往公共场所的人，可以或者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吗？
谢邀。 嗯，在浏览了已有的诸多回答后着实感觉获益良多，但发现暂时还没有人提及具体案例，因此这篇回答也顺便介绍两个非典时期的涉罪案例，并做一点有关罪名认定的补充。 （一）行为人传播非典的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 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究竟何为危险方法，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 不过按照通说，危险方法应是指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的放火、决水、投毒、爆炸以外的且与之具有相当的危及不特定多数人人身、财产安全之可能性的手段。 同时，认定“危险方法”时还应注意结合行为时具体的时空环境来判断。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展开的，因此行为的危险性总是与行为的具体时空环境密切相关。 就上述两个案件来看，由于非典系高传染性的突发传染病，两案中二行为人之行为均可能导致不特定多数人被传染上非典，从而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从危害结果来看，其范围之广泛、后果之严重都是难以准确预料的；从行为时的具体时空环境来看，二行为人均有意出入火车、街道等公共场所，这无疑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从而使其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质。 综上，两案中行为人有意传播非典这一突发传染病的行为，足以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 （二）行为人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结果可能存在的主观心态？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非典或疑似非典病人不自我采取隔离措施，或在被隔离后擅自出走，造成非典传播或产生传播危险的，通常应考察其对产生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心态、及行为与造成后果的性质而做如下处理： 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不采取隔离措施或擅自脱离隔离的行为可能将非典病毒传播给公众，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对其应适用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特定的人员被感染非典，在其希望被感染人员死亡的情况下，应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在其希望被感染人员身体受损伤的情况下，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理；在其对被感染人员是死亡还是身体受损伤结果持不确定的放任态度的情况下，应根据其行为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还是身体受损伤的结果，而分别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理。如果行为人出于过失而将其携带的非典病毒传播给公众或特定的人员，造成人员伤亡的，则应分别情况认定为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 （三）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两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被警方或者检察机关指控涉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那么，此一指控是否恰当呢？ 值得一提的是，若按照当时的标准，非典尚还不属于甲类传染病，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要求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当时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非典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当时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是颇有议论的。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 而随后的2008年6月25日 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第四十九条又对此有了相应补充： 本条和本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是指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实施的其他需要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在不考虑溯及力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此时上述两个案件可以认定属于上述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第四种情形，换言之，对于患有此类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过失引起传播的行为，可以论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同时，由于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过失，即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这一危害结果是出于过失（至于行为人对其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则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因此根据两高前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该行为又可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属于刑法理论中想象竞合犯之情形，应根据其“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