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科技的发展和人文传统的关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具体参照】 科技的发展以工具理性破除了传统社会的魅惑，人们摆脱恐惧，用知识代替幻想，祛除神话。（世界的“祛魅”） 过犹不及，当我们过于注重科学进步和社会效率，技术与工具的决定因素逐渐发展为个人无法控制的外力，存在着转化为新型社会控制力量的可能。 . 作为一种经典异化形式，自我受控于他者会引发诸多技术伦理问题。 为了效率而进行的“计算”常常演变为技术和技术控制者对个体的“算计”。 科学技术破除了愚昧的同时，却可能忽视了人的主体性。 人们似乎逃离了神话，但其实这些新技术的产生反而用一种新模式来束缚思维。人们要祛除神话，却又促使技术带来的“启蒙”成为新的“神话”。 . 在注重效率的当下，人文传统所体现的价值理性更显其重要意义，人文关怀和人性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反思现代性之余，它始终提醒着公众：人存在被技术异化的风险。 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例： 进入移动时代，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引入，使得人具有了一定“赛博格”的特点，虽然这些设备现在并没有嵌入人体，但与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些设备促进了人的赛博格化，带来了人的能力的增强，但与此同时，智能设备提高了人的可量化度和可跟踪性，容易被他人操控。[1] 作为赛博格的人，既被增强，又被约束。 就像手机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手机人） 在这个过程中矛盾也显现，就是我们还是认为人类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但在实践中，对这种主体性的保持也经常受到挑战。 在各种关于“超人类”、“后人类”的讨论中，对于人类中心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坚持仍是主流，多数人认为，人类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导地位。[2][3] 但在实践中，面对各种新的关系，人类的“主”如何保持，人工智能机器能否具备主体性地位的问题，却并不简单明了。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哲学等领域带来的挑战与困扰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