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本质是什么？
1、漂浮的焦虑。 一些神经症患者曾有过这样的体会：焦虑、强迫或疑病感呈现一种周期性的过程，一段时间“症状明显”，一段时间“症状缓解”，但在缓解期并非百分之百地能感受放松、安全，而是处在一种漂浮的焦虑之中，与前者相比，这种漂浮感可能更加难以捉摸，因为它既没有确定对象，又没有具体内容，应对起来难以下手，似乎漂浮焦虑带来的不确定感要更加明显。患者通常难以忍受，甚至会认为“应该找点什么事情来焦虑一下”，然后求仁得仁，他们会“顺利”进入新一轮有明确对象的焦虑、强迫和疑病之中。 欧文亚龙将之称为“无根感”，它可能是“焦虑的底端”，也就是焦虑的本质，成人不容易察觉到它的存在，儿童甚至对此不会有所体验，与死亡焦虑一样，最为常用的防御机制就是找一个明确的对象来填补这个空缺，继而否认这种无根感的存在。 2、想象出的灾难化场景。 神经症患者有时会依据自我的想象来得出推论，焦虑者会因为自己想象出某个灾难化场景而产生担忧，强迫者可能会因为某种想象的不确定感而出现纠结的想法或行为，疑病症更是因为想象身体出现的小概率事件而慌张不已。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学习卷福，用事实来进行推断，而不是自己的想象，“我觉得他故意针对我”、“我感觉自己不被同学接纳”等等都属于主观猜想，而不一定是事实，因此下结论之前，要尝试寻找事实依据来进行论证。对于那些脑袋中不确定的想法，我们也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检验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如果你认为“自己在公众场合做演讲一定会紧张到崩溃”，那么当你必须要演讲时，记得不要着急得出自己能力不足的结论，而是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因为演讲而精神崩溃，如果没有，就要提醒自己“尽管我不喜欢当众演讲，但事实证明我还是能忍受的”。 3、总是想要得到事物好的一面，而不愿承担代价。 不少人有选择困难，大到“高考报哪所大学”或“毕业后应该留在一线城市还是回老家”，小到“今天中午是应该吃火锅米饭大盘鸡还是健身餐”，都让人纠结不已，难以抉择。他们轻则拖延逃避，重则把选择权拱手让与他人，甚至还会声称人生处处充满了限制，正式这种限制让自己无法自由选择。 弗洛姆在曾有这样的表述：人们为了逃避选择，可能会放弃自已的独立、自由，而与他人或物结合。为了逃避人生的责任，不惜主动把自由上交给一种更大的力量，由这个更大的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少人可能对自由存在误解，认为自由选择只包含了权利，而不包含义务或责任。但权利与责任就像硬币的两面，放弃承担责任，就等同于放弃自由的权利。如同茨威格所说“那时他还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4、面临逆境的态度。 人们在面对顺境时表现都很相似，差别在于面对逆境时的态度。当然我们无法忽视运气、环境或偶然因素在人的一生中所占的分量。环境的限制作用是显著的：萨特曾经谈及“逆境指数”—— 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几乎所有人都在面临着生活中的挑战，比如有很多原因让我们在学习工作或者找对象的问题上遇到阻力，比如苦难的原生家庭、身体的缺陷、情绪控制能力偏低等。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无需负责任或者不能做出选择了。我们对自己从困境中获得什么负有责任，我们可以选择面对逆境的态度。郭德纲曾讲到过“要饭没有要早饭的，如果他能早起，就不至于去要饭”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逆境未能改变，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态度负责：是焦虑、强迫、疑病、嫉妒地生活，还是找到超越逆境的方法，重建有意义的生活，当然除了智慧，更需要勇气。 5、忽略已经拥有的和能做的事，反而想着自己缺少的和不能做的事。 当代年轻人日常，明明有很多书还没读，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再买一些新书。明明已经进入了一段稳定的恋情，可心中还是期待新的感情。明明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还是会羡慕那些更高薪更有挑战的职位。 “盘点你的福气！我们怎么会忽略这个令人获益的简单训诫呢？通常，我们并不在意我们真正拥有的和能做的事，反而想着自己缺少的和不能做的事，或有由于微不足道的忧虑和名声或自尊心受到威胁，使我们的成长受到阻碍。牢记死亡于心，就会对数不尽的存在的馈赠抱持欣赏和感恩之心。”（欧文亚隆） 不满足于现状，当然算不得什么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督促着我们变得更好更优秀，但还是要警惕不要出现“一山望着一山高”的状态，这会让人心理失衡、焦躁不安。 6、死亡观的差异。 欧文亚龙曾经描述过一个晚期卵巢癌患者，她在得知自己罹患重病之后纠结于要不要去做最后一次旅行，身边很多亲朋都劝阻她，可一次做梦梦到因肺癌去世的父亲，他在梦里告诉她“不要像我一样在家喝着补品等死，去非洲——生活。”她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去了非洲，尽管因病情缩短了行程，但她仍然满足地饮尽了生命最后的汁液。 面对死亡，许多绝症患者虽然体会到了强大的焦虑和恐惧感，但有些人反而认为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没有什么比当下更重要，他们开始直面人生，清晰地知道了哪些是自己想做的，哪些是毫无意义的。 普通人可能无法体会这一点，但至少听过——“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 人们总是在“Deadline（死线）”临近时，才能心无旁骛地、高效率地完成任务，这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死亡焦虑”绝佳时刻，它带来的不单单是焦虑，还有活在当下的体验。 7、焦虑的轮回。 一位焦虑症患者在半月前偶然间看到新冠肺炎的新闻后，控制不住地担心会被传染，行为上表现出反复清洗、不敢乘坐公交地铁，Ta会反复向周围求证“我这样不会感染Covid-19吧”，并且期望得到确定不会感染的答复，可不论家人和医生如何解释安慰，Ta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慌情绪，而且认定对新冠肺炎的担心会持续下去。 可半月后Ta来复诊，对新冠的担心竟已消散，我很好奇怎么会这样？Ta解释为“在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后，自己依然安好，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所以自然就不再担心了”。前后两种状态简直判若两人，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我继续追问，Ta才说“其实是因为最近跟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整天为此烦恼，这才没时间和精力顾及新冠肺炎的事情”。 神经症患者惯常如此，在遇到了某个困境时，感觉人生会卡在这过不去，继而出现各种焦虑、强迫、疑病等烦恼，可偶然的境遇就能让Ta如释重负，可一般“好景不长”，没过几日又会重蹈覆辙，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而已。 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不妨回顾一下过往的经历，你可能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焦虑的轮回”中度过，那这些烦恼还有必要么？ 8、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 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在世上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曾经思考过些什么问题，曾经怎样做人，全都记录在此。不论好事或坏事，我都同样坦率地陈述；既不隐瞒坏事，也不添加善行。”“如果我当初行事卑劣，我就自我揭露我卑劣的行径；如果我行端品正，为人正直和道德高尚，我就坦诚记述我端方的人品和高尚的节操。我已经敞开了我的心扉，让你亲眼看它是什么样子。” 卢梭在书中坦诚了自己做过很多龌龊卑劣之事，但他或许是唯一一个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人，因此才显得磊落、问心无愧，正因如此，他才有勇气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这就是我所做过的，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无论善与恶我都坦率地写出来。请您把无数的众生叫到我面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真诚是自我接纳的前提，神经症患者如果能把焦虑、强迫、疑病或嫉妒情绪开诚布公地呈现出来（至少是对自己真诚），而不是把它们当成禁忌，那对自我的困扰也能减轻不少。 9、死亡焦虑。 几乎所有的神经症都认为自己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很特殊，而不论客观上轻重程度如何。两个同样被诊断为疑病症的患者，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病症，甚至会认为“Ta这个病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的病才需要关注”。类似地，洁癖的病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何会有人纠结于某个特定的观念而无法自拔。这些都可能与每个个体信念中的“自我独特性”有关。 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谈到“死亡焦虑”时说道：“我们每个人，从早先的儿童到长大成人，都紧紧抓住一个非理性信念，那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特性的。极限、衰老、死亡，这些可以适用在他人身上，但对我来说不适用。人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不会受伤的、不会毁灭的。在生命之初就可以找到这种原始信念的起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初期都是极端自我中心的时期，自己就是全世界，和其他客体或生命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每一个念头都不需要个人努力就能得到满足，想法能产生实际结果。人与生俱来有一种特殊感，并将这种现成的信念当做盾牌来对抗死亡焦虑。” 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能够做到轻描淡写，但由于自身的独特性，内心会认定这些负面的事情不会也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10、寻找全能拯救者。 一般来说神经症患者会有比较强烈的倾诉欲，焦虑者想要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担心，疑病者想要有人能倾听并告知自己“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强迫者更是希望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纠结的心事讲给别人听，并且希望获得肯定的答案。如果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机会，患者就会陷入恐惧不安当中。每个神经症患者的信念中存在着一个全能的拯救者，永远关注着、保护着他们。这个角色可以是家人朋友，也可以是治疗师。通常情况下，终极拯救者的信念能够提供相当多的慰藉，但也有很多原因能够导致这种防御机制的崩溃，使他们重新陷入不安。神经症患者必须理解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虽然倾诉能够有所帮助，但这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欧文亚隆曾说道“治疗就像生活一样，不可避免的基调是个人的努力和独自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