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玉执导，马思纯、王俊凯主演的电影《断·桥》？
徐冰曾经设计过一个艺术作品，名为《蜻蜓之眼》，整个作品是通过无数个摄像头下记录的画面进行拼贴剪辑，然后通过这些监控画面的奇异组合，竟戏仿出一个人生波澜的故事。而电影的成片，很难说不是更多个更大型的摄像头下被记录的诸多碎片。 在《断·桥》中，最能给人真实质感的记录画面，正是看似那些高度失真的摄像头视角下的诸多眼睛。故事一开始，就是看似日常且庸碌的生活场景，不过不是以人的眼睛去看到的，而是出现了各种画质粗粝的监控画面，这些画面以各自的不可靠叙事，从只在自己的角度完成了黄雀市过江大桥那骤然垮掉的一瞬间。 然后故事才进入到没有摄像头出现强烈主体性的电影叙事。当然整个电影视效过程，还是穿插了大量的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这过程里，既有来找警察的监控录像的调取和分析（包括各种照片信息），也有来自可视门铃的画面，当然还有各种互相偷拍的照片或记录。 最重要的证据，则是完全站在菊怀义的第一人称视角下的偷拍记录，这份偷拍记录成为整个事件最重要的证据。而在他的偷拍镜头下，他自己没有出镜（这是当然的）。可是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时，会发现一个更加隐秘的设置，鞠怀义的正脸曾经以特写镜头出现过吗？答案是没有。 当他坠楼成尸时，整个面部已经被躯体掩盖，看不清模样。也就是说，站在镜像美学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从未入镜，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菊怀义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性。或许他的名字谐音就在暗示观众，看似客观的视角其实是一个不可靠叙事：去怀疑。 在维尔托夫的蒙太奇理论中，将其称为第四人称单数。 其实在电影的名称里，就以非常明显的断点告诉了观众，那就是“断”与“桥”中间的“点”。对于对大部分电影来说，名称中不会出现标点符号。出现符号的一个现实考量，就是与其他某部已有名气的作品相区别。但是选用何种符号，所起到的语言潜层效果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 《断·桥》中间的点，具备了多重可解读的空间，他们相互叠合在一起，将整个故事封闭在黄雀市这一阴雨绵延且无法逃脱的空间中。 首先，这个点是蜷缩在整个断桥中的，随着这个词语（大桥）被折断，他随之被破土而出。他既是断点，也是整座大桥的设计师，闻晓雨的父亲闻亮。一开始断桥事故成为推动故事剧情的核心驱动力，而随着电影进入后半段，断桥中的点，也就是父亲被害的真相逐渐变成前景，断桥本身则变为与整个逼仄荒芜的废墟背景的一部分。 然后，如果将断桥从横向变成纵向，那么这个点从顶部看去，就是影片一开始看似毫无存在感的一直亟待爆破的井塔。但所有腌臜的过往都在周遭空间中：不管是堆积成山的人民币，还是用来毁车的炸药，以及坠楼而亡的菊怀义。而最后的爆破，将整座井塔夷为平地，孟超与朱方正也都掩埋其中，不得自拔。这正与电影一开始断桥崩坏并从中发现“点”的叙事空间形成一个闭环呼应，让整个黄雀市的时空故事变成一个无法从内部突破的压抑的氛围场， 而第三个断点，则是一开始所说的，不断从俯视的第四人称单数去冷冰冰观看这个世界的，摄像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断点看作是摄像头，则形成一种视觉成像空间的严重曲面。摄像头断点在电影里的功用是用来观看断桥的，但电影名称里的断点，却是用来指向观影者的。于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被看，凝视着自己的被凝视”，形成一种缝合的真实空间。 详见下表（不和正文完全匹配）： 为了突出这一空间的异质性，电影中交替出现了两种语言表达系统，那就是普通话与方言的对抗，以及从中产生出的川普话语。在电影中，黄雀市属于巴蜀地区，里面大部分人说话都是用极具浓郁特色的巴蜀方言进行。在这样一个以地方区域性表达切割空间的电影里，方言变成常态，普通话则变成了非常态，这种非常态，成为一种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的渗透性。其中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朱方正。 朱方正在整个电影中，都以普通话与其他人对话。而且在对话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要下属说普通话，似乎只有说普通话才能形成与他的对话空间。同时，在说话时还不忘援引曾国藩的名言，援引的时候刻意减慢说话的节奏速度，形成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这种感觉即便是在井塔中，将闻晓雨拷在一旁与她对话时，依然保持着非常文绉的感觉：一边是闻晓雨歇斯底里的咆哮，另一边是朱方正一句一个刻定的评价“泼妇”。我们当然可以将朱方正当做一个双面虎的角色来看待，但是他的话语表达的过程是一种非常官化的权力规训过程。如果不是鞠怀义的偷拍摄像，仅仅看到朱方正的言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加简单朴素的结论，这个结论会与闻晓雨对其的认知高度重叠。 朱方正是一个坏人吗？至少从电影的第一幕家属向他下跪，他说一定要承诺将整个事件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来看，不像一个坏人。他收养闻晓雨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为了赎罪。而这种赎罪的良善的本性，很快被他自己所在的官位上的已经成为一种规训系统的表述方式所碾压。这样他才可以一直心安理得的一边隐瞒闻晓雨父亲的死讯，一边把自己当做亲生父亲一样的去对待闻晓雨。 而且他还借助了很多别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良善性，虽然看起来很荒谬。我们在电影中能看到两个关键性的场景，一个是他将大捆的人民币放在一个无人进去的烂尾楼中，并且为这些人民币不断的上熏香。另一个则是，他会时不时的打开梳妆台，然后点上艾草敲击法螺为自己诵经。当他自我合理化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以普通话为基础的言语表达形式，将一个非常复杂多面且狡邪的形象变得极其具有柔性。 演员范伟则通过非常多的微表情以及诸多肢体小动作将这个人物刻画出来。其关键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擅长说服自己，并通过合理的诸多镜头语言，然后将说服后自己很快消化掉。 反过来说，在整部电影中大量以四川方言表达的内容，更像是揭示出一种与这种政治话语体系完全割裂的底层生活空间。马思纯和王俊凯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开始会用普通话相互试探，直到她们彼此熟悉之后就改为使用巴蜀方言。这意味着他们放弃向上寻找解决问题的话语路径，而是改为向下深入到底层空间中去探索真相，这种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对于顶层话语的不信任，它同时也是对顶层话语背后的摄像监控画面的抗拒。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他们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大量的都是经由与其他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拼凑出事件的真相。于是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些由监控摄像头所形成的拼贴的画面，他们本来是可以还原世界真相的，但是在这个话语系统中它们失效了。 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监控摄像头所呈现的是没有语言表达的画面，而这些方言的对话则是呈现的过去的记忆交流对话与情感，他们没有画面。 来自于底层的乡土空间和方言的交流，给了闻晓雨以更强大的生存力量。使得她贡献出了在我认为整部电影里非常精彩的两个名场景。 第一个就是她在与孟超争执的过程中骤然吻上了对方。他们都争相想要保全对方的生存，也都想要自己先出面去解决问题，于是经过了极其激烈的争夺之后两人拥抱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其具有山城特质的恋爱方式，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原始野性力量。反观说普通话的这些成年人，我们会看到当事件可能败露之时，他们是在想方设法先保全自己，所以这时候具有官话特色的普通话对话，反而成为了一种相互倾轧的状况。 第二个则是她回到家里给朱方正过生日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我们会看到，这时候的闻晓雨已经完全不说普通话了，她操着一口非常柔和且具有力量感的方言腔和朱方正对话。而朱方正则是采用普通话，不断的强调自己的赎罪心态，两相比较之下，我们就能看到两种不同的语言质感的强烈对抗。 在整个极具压抑特质的阴雨连绵场景下，少有出现的温馨场景则是在孟超的烂尾楼房间中所形成的三人式的拟亲小家庭。孟超、闻晓雨和蓝莓，每个人都经历过丧亲之痛，无论是姐姐父亲还是母亲，都指向成年人这一概念，同时也失去了成年人社会的全部功能所指。 他们三人在这个小房间里的嬉戏打闹,一起吃纸包鱼借由墙面上那盏忽明忽暗的鹅黄色灯光笼罩下形成的短暂乌托邦，更加反衬出一种以乐景写哀的悲怆感。 这种少男少女之间借由丧失了对于亲族关系从而形成的身份性的共鸣，支撑与扶持的方式也就取代了原有的他们所描述的成年人的家族构造的具体生活方式。家庭关系是缺位的，就如同断桥是破碎的，维系这断与桥之间中间的那个点，并不是衔接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由于一种单纯的相似性所形成的拟亲关系。 这种关系不能不说是在更加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抗拒社会化与抗拒成长。作品所描述的时间是2011年前后刚成年的少男少女们的心理生存状态，他们正好契合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非常典型的一种社会症候群，那就是被原生家庭压迫的逃避，它们逃离家庭，并且渴望形成自我独立的个人意识，不过这部电影并不是通过一种更加正向反馈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更加逼仄的个人生存境遇，甚至可以说是决断主义的方式所表现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强烈的情感需要，并没有在作品中被呈现，他们是汹涌澎湃的，却是在平日的交往中被克制的。 如果我们将整个黄雀市看作是一个人的大型精神生活空间，那么断掉的桥和死去的长辈角色，在意象上就是相互衬托的。短暂的逃离之后，在哪里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认同感呢？ 孟超给了我们一个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经的选择，那就是进入【世外桃源】。而这世外桃源是由那些老年人所跳舞的歌厅，晦暗的灯光交错，以及将自己从具象的实体变成吼撕的声音，才能得到的。 当然这样的乌托邦也是不现实的，不能长久存留的。就像断桥在电影的结尾也没有被重新搭建起来，它成为了一道怀旧的景观。甚至我们可以用博伊姆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反思型的怀旧，它并不是注重要将其修复成未曾损坏的模样，而是要保留被破坏的瞬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思特质。断桥裂开了，而断桥中间的点却张扬着，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将那些一直将它压抑的、让他规训的、使它异化的推翻之后，形成一种肆意张扬的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