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教授和罗翔教授对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持不同观点，看了双方的观点后，你持什么态度？
好几个人邀请，但我觉得当前对两位教授的批评都已经很充分了，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把如何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这个问题说清楚。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两位教授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有随意口胡之处，这是非常不严谨的。 而且，从头看到尾，没有人提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下简称“收买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下简称“拐卖罪”）的比例，所以我想先列一下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最高法的司法大数据：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涉拐犯罪，他给我们的结论是： 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拐卖罪占94%，收买罪占6% 第二个数据是北大法宝的统计数据：“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 | 法宝原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裁判文书是从2013年才开始要求全面公开，在此之前的统计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这个统计里面2013年前的低数量不能说明问题，从2014年开始才有价值。 这个数据统计不大准确，但它给的结论是：拐卖罪一审3514件，收买罪一审607件。即大概是85.3%和14.7%。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数据，或者相关司法文件发布、刑法条文的修订过程，官方也都承认：我们对“收买者”的判刑太少。 而很显然和直接的结论就是：不打击买方市场，这个产业链就消失不了。 所以修改的方向也可以确定下来：要严格打击买方市场。 其实大体上有几方面的原因： （1）司法机关的不作为。 不作为原因有很多，有客观上的现实阻碍，也有执法者的观念问题，或者存在官僚主义甚至渎职的可能，但绝对不会是车浩所说的“害怕得罪当地人”“害怕被打击报复”。这个原因过于复杂，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也不尽相同，不展开论述了。 （2）统计方法本身的缺陷。 A、这种统计方法包含了对“妇女”的拐卖和对“儿童”的拐卖，但现实中女性被害人和儿童被害人的遭遇并不完全一致。被拐卖的儿童大多是卖去其他家庭收养，只有小部分年纪偏大的是被卖去用于乞讨或实施盗窃等、强迫卖淫、人体器官提取、童养媳等。而被拐卖的“妇女”却不是这样。 B、大部分被拐卖的女性被害人的去向，并不是偏远山村，而是卖淫。只有小部分，或者被强迫卖淫后仍然不听话的那些，才是被卖去偏远山村当生育工具。 很多人可能受近几年的报道和舆论的影响，说起“被拐卖”，第一想法就是那些女性都被卖到偏远山村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大部分女性被害人的去向，是被强迫卖淫。 我们在2015年做过一次调研，有86%的被拐卖妇女是被强迫卖淫，而且其中70%的被拐卖妇女并没有被转移到外地，而是在拐卖地就地贩卖，收买者购买被害人用于强迫卖淫（因为调研文章未公布，具体数量不便公开）。 写这个回答的时候，我翻了一下资料，王金玲《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一书中（P96），引用了美国国务院2007年的报告，指出在2007年大约有80万人被跨国拐卖，……绝大部分是被拐卖到商业性性交易中遭受性剥夺的妇女。可见这应该不止是我个人印象或者调研当地的特有情况。 另外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特别列明“让被拐卖的妇女卖淫”这一条，也是侧面说明了这一情况会更加严重。 所以虽然统计上的数据相差极大，但实际上未追究收买者刑事责任的比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相对数量没那么大，但由于受害者的基数大，绝对数量仍然很多）  C、跨境拐卖，“相亲中介”等，证据层面难以认定收买者明知而成立犯罪。 比如这种：深扒越南新娘产业链！你娶到的娇妻竟都是……  （3）1997刑法第241条第6款 “不追究”的最直接法律依据，就是这一条。  （4）追诉时效。 收买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则意味着犯罪过五年就不追诉。这也是不追究收买者的法律原因之一。  3、顺便还要提一句的就是，刑法分则的相关罪名中，有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现实中的使用更少。 对“买方市场”的打击，1979刑法中是没有规定的。 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才把收买者入罪，当时定的量刑就是3年以下，一直延用到1997刑法。 21世纪初，我国开始重视和严打拐卖人口的问题，司法机关发现上面说的“很多收买者未处罚”的情况，而立法的修改又比较滞后，2010年两高两部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才特别强调 由于现实中“不追究”的最直接法律依据，就是上面提的第241条第6款，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专门针对这一条，删除了“免除责任”的内容，避免这一免责规定被滥用。  罗翔那种情绪先行或瞎编论据的观点在立法上是不可取的，从刑法修正案九以来，情绪立法的趋势很严重，希望立法机关和学者们自重吧，我感觉是某个学社会学的学者非要给刑法造谣开的坏头。 车浩的观点其实就是强调收买是单罪，不应合并吸收其他后续的侵害行为而加重法定刑。这是个立法技术问题，立法技术上应当分罪处理，并不必然能得出对收买者的处罚不轻的结论。它最多只能反驳“不应因吸收其他犯罪而加重法定刑”这种观点，但没有正视“收买者的法定刑本来就偏轻”的现实。 1、立法技术上，确实不应吸收后续侵害而加重。 如车浩所论述的，收买属于后续侵害行为的预备，后续行为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确实没必要草率把后续行为吸收进来并提升法定刑。因为后续的侵害只是“有较大可能”，但这种可能尚未成为“几乎必然”。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论述过，不展开了。 2、也不适合把后续行为作为量刑加重情节。 不能直接吸收后续侵害可能并提升基础的法定刑，那能否像拐卖妇女罪一样，设置第二档更重的法定刑，把“强奸”作为加重量刑的情节之一呢？ 立法技术上，也不合适。因为两个罪名的原本法定刑不适合。强奸罪有两个量刑档次，分别是3-10年、10年-死刑。拐卖妇女罪的基础刑罚本来就较重，5-10年，加上强奸行为是提升到十年以上了，本身足以覆盖强奸罪的“10年-死刑”。但收买罪的基础刑只有3年以下，哪怕再加一档，也不会再增加一个死刑罪名，仍然是比强奸罪要轻的。如果一定要把收买罪的各种情况都罗列出来，扩大到死刑，又太复杂了。这样操作只会使相关罪名的适用更加混乱。 PS：从该罪第二款的文字表述“收买后又强奸，按强奸罪的规定处罚”来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收买后强奸，定为强奸罪一罪。 其实这样处理也未尝不可，但司法机关的解读是：收买后强奸，定收买罪和强奸罪数罪。  3、需要提升基础法定刑。 要知道，收买罪的“3年以下”这个标准，是1991年的立法，当时还是79刑法，刑罚结构本来就不完善。 而且当时的社会观念、历史背景也与现在不同，比如当时定3年以下这个标准考虑的是，会买老婆的大多是极其贫困的地区，要改变这种情况，刑法的威慑效果不大，更重要的是发展教育和经济。 而放到现在，显然看法又不同了。加上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被拐卖前后，一个人的人生与命运有更加明显的区别，这种损害结果也应当作为“社会危害性”的一部分来考虑而提升法定刑。 而且如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5241997/answer/2339842337所论述的，既然拐骗儿童罪是5年以下，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与之危害程度相差不大，至少也应当把法定刑调到5年以下；而收买儿童和收买妇女，显然也相差不大，所以从整体刑罚体系的平衡上，也应提升。 另外就是，别忘了上面提过“不追究”的原因之一就是追诉时效。3年以下的追诉时效仅为5年，真被卖到边远地区的受害者很难在这个期间被及时解救，所以至少也得把上限提升到5年，使追诉时效延到10年，才有点效果。 如果可以，甚至作充分的调研后，设置一个5-10年的加重量刑档次，避免一些极其严重的情况因追诉时效而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4、宽严相济。 媒体、舆论看到的，都是一些极其严重、恶劣的收买情况，但现实中也确实存在被收买后能过上安稳日子和生活的情况，而且数量还不少。所以立法修改不仅要考虑上限能包容“最恶劣”的情况，也仍然要保证下限能容忍“很轻微”的情况。 伦理出罪也是不可取的，用刑法13条的“情节显著轻微”来出罪只能是极其罕见的个例，不能太频繁使用，否则还要分则条文干嘛呢？  5、要考虑到社会形势的变化。 今天舆论和媒体看到的，都是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遗留，修订立法不能追究过去的行为。所以在立法时，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立法对“未来”的打击和威慑力。比如时至今日，对儿童的拐卖和收买没有明显变化，但对妇女的拐卖，“越南新娘”、“朝鲜新娘”这种以婚介形式拐卖入境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立法修订当然也应当考虑这些新情况。  暂时就想到这些，有新想法再补充吧。总而言之，对收买者的处罚，确实有必要加重，但“为什么加重”“如何加重”是个严谨的专业问题，网红可以煽动情绪，学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