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她是谁？她的风格和代表作是怎样的？
今天一早就看到路易莎·格丽克获得2020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虽然之前对她有所耳闻，但因为她实在是个比较复杂的作家，而我又不想随便列一下她的生平、翻译两首英文诗然后胡乱谈个几十个字——这样做对文学、文学研究和作家作品都没有诚意（其实这点让我蛮气愤的），不是我的风格——于是在家里苦思冥想了大半天，终于到晚上想起一个比较不错的选题。尽管目前来看这个选题一小部分还处于“大胆假设”阶段，但大部分已经“小心求证”过了，可以看作是补白之作。所以，还算值得一写，也算值得一看。  From Glückle to Glück: 女性、杀婴与焦虑  1999年，美国诗人路易莎·格丽克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虽然她家是匈牙利犹太移民，也住在犹太社区当中，但家里的犹太氛围很淡。他们既不在安息日里点蜡烛，也不清楚一般犹太节日（特别重要的偶尔庆祝），圣诞节也摆圣诞树，同时，宗教教育在格丽克人生中的地位要远低于学音乐和舞蹈。所以，当采访者问她是否是个犹太作家时，她并没有承认。  然而，尽管她并不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作家，但美国学者莫里斯·丹尼尔（Morris Daniel）从她诗歌中对《圣经》中意象“米德拉什”（midrash）式地运用认为，她的诗歌其实继承了犹太人的“释经传统”，所以，虽然她主观上认为自己不是犹太作家，但这种对成为犹太作家的反抗或者对这一身份的否定本身就是沉默的肯定，而她否定其犹太作家身份的原因在于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所谓“米德拉什”其实是源自《托拉》（可宽泛理解为《圣经旧约》，虽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同）本身具有的矛盾性和简约性。在埃里希·奥尔赫的《摹仿论》中，通过对比《奥德赛》中老仆人给归来的奥德修斯洗脚的描写和《圣经旧约》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情节，他提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圣经》本身就是一部文风极其简约但内涵又非常丰富的文本。当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时，他就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虽然上帝应该知道亚伯拉罕在哪里，但作为肉体凡胎的我们，能够从“我在这里”推断出亚伯拉罕在哪里吗？而且他说的这句“我在这里”在神学上又有什么意义？再比如，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指示，要把儿子以撒献祭，于是他就带着儿子上路了。《圣经》中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就没有其他描写了，既不写他们旅途的劳顿，也不写亚伯拉罕要献这百岁才得来的儿子的痛苦，反正就是俩人走了三天，亚伯拉罕看到了上帝指示的那个地方。所以，《圣经》中其实是留有很多空白等人去填补的，而这种对《圣经》和犹太律法的解释，就是“米德拉什”。所以，对《圣经》的补白其实也是带有个人性的，而前文提到的学者丹尼尔则认为格丽克在她的《圣经》题材诗歌中提供了一种对地位、权力、道德、欲望和作为神选之民标志的’约’的意义的强有力反映”，而这种反映把她同《圣经》中的支配角色（比如摩西、大卫和所罗门王）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同时也是她自己对圣经“米德拉什”式的补白。比如在她的《寓言》（A Fable）中，她写道：  两个女人带着 同样的要求 来到贤明王的脚下。 两个女人， 但只有一个婴儿。 王知道 其中一个在撒谎。 他说的是， 你们把这孩子 切成两半；这样 没有人能够 空着手走。他 扔下他的剑。 然后，两个女人中的 一个，她拒绝了 自己的那半： 这是 一个标志，一堂课。 想象一下 你看到你的母亲 被两个女儿撕扯： 你能做什么 来拯救她但也要 心甘情愿地毁掉 你自己——她会知道 谁是正直的孩子， 那个不能忍受 把妈妈分成两半的。 （笔者译）  显然，这首《寓言》是来自《圣经·列王纪（上）》3:16-22、所罗门王审判两个妇人谁该得到孩子的故事。但在这首诗中，格丽克十分巧妙地把母亲对孩子的情感转转换为孩子对母亲的情感，而这种孩子对母亲的争夺其实反映的是她和在她出生前就去世的姐姐的“姐妹竞争”，她希望得到母亲的爱，然而，母亲在她和死去的姐姐之间已经被分成两半，那么她该放手吗？如果放手，她会是所谓正直的孩子吗？她自己的牺牲又能换来母亲的爱吗？也许她并没有答案，但从这首诗与所罗门王故事的互文可以看出，格丽克把赞美男性智慧与权柄的故事转换成抒发女性情感的诗歌，而这诗歌也同样表现了母系传承的心灵体验。这是格丽克的“米德拉什”，它把她同她所拒绝的犹太传统联系在了一起。  无独有偶，《寓言》这首诗中提到的“把孩子分成两半”，在将近300年前，也有一个犹太女作家曾经在她的作品中提到过，而更加巧合的是，这位作家的名字和格丽克的姓Glück类似——她叫Glikl Bas Leib或者Glückle Bas Leib，这里我们可以把她的名字翻译成“格丽可”。  格丽可是个生活在17世纪的德国犹太女商人。她生于1645年，14岁时就嫁就嫁给哈梅尔的哈伊姆为妻，两个人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然而在1689年，哈伊姆不幸摔倒时脑袋砸到一块尖利的石头上，然后不幸重伤身亡。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更为了排解失去丈夫的悲伤心情，格丽可拿起了笔，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而她的回忆录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反映17世纪犹太人生活和女性心路的重要一手资料。  在这部回忆录中，格丽可并没有只写她的日常琐碎生活和与丈夫之间的深厚情感，在记录这些的同时，她也写了一些当时流传并经过她修改加工的民间故事，其中最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就是关于把婴儿撕扯成两半的。话说有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因为一笔没法偿清的欠款而锒铛入狱。当他在狱中时，虽然他的妻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但她还是被一个信基督教的水手拐骗了。于是，在出狱之后，犹太人便和儿子们一起踏上了寻找妻子的旅途。可儿子们在后来也失踪了。这个犹太人只身来到东印度岛，在那里，他被一群野蛮人逼婚，和部族公主结婚，还生了个孩子。某天，这犹太人听到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让他去岛上一个地方找宝藏，然后去岸边等候救援。这男人就去了，他先挖到了宝藏，然后在岸边发现一艘欧洲来的船。他登船准备继续去寻找他失踪的犹太妻子和儿子们，就在此时，野蛮人的公主带着孩子来到岸边，哭着让犹太人带她一起走，可犹太人说：“我能拿野生动物做什么呢？”听罢，公主就手撕了他们的孩子，一半扔在船上，自己把剩下的一半吃掉了。这个犹太人不为所动，继续随船航行。在船上，他让所有的人都改信了犹太教，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无人岛。他们上岛，建立殖民地，男人成了他们的王。然后在统治小岛期间，男人找到了他失踪多时的妻子和儿子，于是一家人在岛上开心地生活下去。故事完。  就是这么个故事，与格丽克晦涩的诗歌相比，这个故事简单易懂，而且充满血腥的暴虐与杀戮。虽然作者格丽可说，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名叫布拉格男人写的书，但据学者伊莉丝·伊德-什考证，并没有什么叫布拉格的男人写的书，故事原型其实是来自当时流传甚广的“英格和雅丽可”的故事，故事的本来面貌是野蛮人雅丽可被她欧洲情人英格背叛，自己和与英格生的孩子都被卖身为奴。显然，格丽可在原故事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想象，把原故事变成了一个凸显她对时局的思考自白书。  故事里有三种力量：犹太人、基督徒和野蛮人。从故事的叙述可以看出，犹太人处于宗教和文化的最高等级，基督徒次之，野蛮人最低。在格丽可的回忆录中，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操心儿女、相夫教子的慈爱母亲形象，可在这则故事中，她大胆地改编了原先“英格和雅丽可”的故事，把卖身为奴改成了被母亲死成两半——这也与所罗门王故事中，亲生母亲不忍杀死自己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是什么让一个慈爱的母亲在自己改编的故事中、成了一个对杀婴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呢？  答案应该是焦虑。犹太人看重血缘谱系，一般来说，只有母亲是犹太人，儿女才能被认定为犹太人，父亲是则不算。而在格丽可的故事中，野蛮公主生的孩子显然不算犹太人，更坏的是，这个孩子是犹太父亲被逼迫融入野蛮人世界与野蛮人生的混血——这反映了17世纪犹太人所焦虑与恐惧的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同化。故而，这位慈爱的母亲宁可让故事里的孩子死去，也不让这种同化成真。同时，在格丽可的时代，母亲照顾婴儿被被视为受过文明的教化，而显然，非欧洲人的野蛮公主并为受过此教化。另外，在故事中，依靠丈夫而生活的野蛮公主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而掠走犹太人妻子的船长也说，自己家里还有一个信基督教的老婆，但这个老婆不如能帮自己赚钱的犹太老婆好，所以，信基督教的老婆也算是孤家寡人。而最好的女人则应该像格丽可一样，能够生养照顾孩子并且赚钱养家——这是格丽可所认为的、时代大环境下的理想女性形象。 （以上详见Iris Idelson-Shei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Wild Animals?": Glikl Bas Leib and the Other Woma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Fall 2010, Vol. 44, No. 1 (Fall 2020), 57-77. ）  从格丽可回忆录中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她所改编的这个故事并非来自犹太经典，而是欧洲民间故事；其次，她笔下野蛮公主杀婴这一行为其实来自她心灵思想以外的世界——to some extent，她应该算是个种族主义者，当然，在那个年代，产生这种想法也难免，毕竟美国还是十三块殖民地呢；第三，这个故事并不关乎她的心灵，更多的是关于犹太人的社会与历史变迁。而至于她心里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除了由外部世界带来的焦虑以外，我们大概无从得知。  而反观格丽克的诗歌，虽然写的也是决断与杀婴（最后因为一方的退让而没有杀成），但整个《寓言》这首诗都是关于格丽克内心对母亲产生的微妙而矛盾的感情的，无关外面的世界，无关杀婴的意义，无关美国犹太人的同化，也无关自己是不是时代大环境下所认同的理想女性。她的诗只是关于一个女儿对母亲、虽然得到但已经开始幻想失去与怀念的爱——一种拉康式的“怀念”。从与格丽可杀婴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格丽克的诗是私密与心灵的，但她同时又是用一种女性对男性专属领域入侵的方式完成这种私密的与心灵的写作的——在犹太历史上，数代犹太男性知识精英对神圣经典的阐释权终于在21世纪（或许更早的20世纪）被女性平分了，而且以如此简约与诗意的形式。正像格丽克在《亚拉腊山》中所写的那样，死亡的诅咒被男女平分，那么对以亚拉腊山为象征的犹太经典是否也应该被男女平分？  不管别人如何，她应该是做到了，而且还用如此温柔的入侵让读者自己私人化的情感产生共鸣。不知三百年后的读者再读今日的格丽克会是什么感受，但想必不会是我们读格丽可故事的那种震惊与毛骨悚然。从格丽可到格丽克，我不敢说犹太女性的文学创作愈发地私密、靠近心灵、与男人平分天下，但这种对比至少可以证明，似乎有一条暗线可以把今日的格丽克归为犹太作家，或者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些许的犹太性。但不管如何，虽然无论是Glückle还是Glück都是来自意第绪语גליק或者德语的Glück，开心、好运之意，两位女性显然都是不开心的，但大概也正是这种不开心让灵感之光泄露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现实与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