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家禽养殖业需要大量进口祖代白羽鸡，而不是自行培育？为什么不能使用子代继续繁殖？
谢邀，猪和鸡面临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这个问题面太大，我只能试着回答，当前面几个答案的补充: 问题一：为什么中国家禽养殖业需要大量进口祖代白羽鸡 大背景:
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呵呵！）,暂时还不适合做高、大、上的专门化品系的培育工作工作，拿来主义优先，而且成本相对较低。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种业国家战略地位，大众对种有迫切的愿望，但我国依然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畜牧业大国，不是强国。规模化养殖刚刚开始起步（不是个体水平高要看群体水平），对于高度商业化、集约化的养殖来说不论从技术、管理、理念均比较落后，在这个阶段不想引种，实施高科技、高投入的商业化品种的选育、提高，等于要在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条件下实施育种的赶超战略，如果硬要企业去生产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征的产品，采用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那么必然背离企业在开发竞争环境中的最优结构水平，如果政府给予的保护和补贴不够，那么实施赶超战略的育种企业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身能力而倒闭。（类似于五六年代经济基础薄弱的时候，超英赶美发展重工业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学中有统计引进新技术的专利费用大致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费成本的30%，而优秀种群的引进应该还远远低于30%。 问题二：不是自行培育？ 我们的育种存在一系列问题：在育种过程中存在育种被市场左右、育种理念有失偏颇、数据收集的基础工作不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情况，连保持都不能做到，更不用谈提高了。 晚清我们意识到外种家畜生产性能上优于本地品种，罗振玉首先倡议引进国外种畜至今过去了100多年，猪的育种从“拿来主义”到“洋为中用”到“自主培育”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理念、管理、技术的不断沉淀，还需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在这过程中我们的育种中存在被市场左右、育种理念有失偏颇、数据收集的基础工作不到位等等情况。 一、外种、引种与育种（育种需要引种，只引种不是育种） 提起育种,出现的多的是EBV、blup、遗传力、重复力、杂交优势、配套系、分子育种等等一系列的专有名词，让涉足未深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人都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而大大小小的种猪场都需要用育种这个词来包装种猪，只得请来大小专家作指导。专家们首先要问，你们的育种目标是啥？因为书上一再强调，想要育种第一件事必须是确定育种目标，要育种就需有遗传进展。可我们有目标，可以进展吗？有，随便翻一下项目目标、学术报告跟国际水平差不多。有人疑惑对刚刚引进的外种猪的产仔数、背膘和日增重等指标，在目前的育种水平和条件下也能提得高？能啊，每隔3-5左右年，老总、专家们到国外走一圈，考察一下，直接从国外或者国外刚引进种猪的场引进一批种猪，改良或替代原来的种猪，直接或间接的把生产性能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还是采用了开放核心群育种体系。如果还想折腾，在搞点A国的、D国的、C国的、Ｅ国的来杂交配套一下，弄个XⅠ系，YⅡ系，还是采用了配套系育种体系呢！ 有专家强调，“我不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的种猪是X国引进的，生产性能多高多高，我希望你们下次能告诉我，你们通过育种手段把猪提高了多少？” 话是没错，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咋提高，国门大开，买种猪像买白菜，别人在开展联合育种，我们在内斗、忽悠。面对庞大的市场，高额的利润，育种场都能独善其身？早年引进的种猪和才引进的种猪产仔性能差2-3头，生长速度差1-200克，靠鼓吹适应性？靠算个选配计划？搞个10-20%的测定，然后实施70-80%的选择强度？还是靠公猪都舍不得多养几头，天天计算肥猪与淘汰公猪差价的育种公司？又还是靠用了软件却连耳号都没有搞清楚的育种场？每隔2-3年引领国内种猪先进水平的引种场都要从新洗牌。翻翻用软件管理的场，数据连续性和血统连续性超过5年的都少之又少！没有数据的“米”，哪来的饭？ 二、分子育种、数量遗传与育种（分子育种从实验室到应用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数量遗传学兴起又衰落了，李景均（http://c.c.li）能影响世界20年的巨著作《群体遗传学》少有人提起，随着数量遗传理论的进步和发展，严格的数理统计科班训练的人都很难理解，遑论作研究。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似乎可以揭开基因的黑盒子, 跳过表型选择繁琐的数学运算,使得性状的选择更为直接有效,于是乎催生了一大批搞分子育种的高级人才，在没有揭开基因的黑盒子之前，就兴致勃勃的在经费匮乏，技术落后的育种场准备应用分子育种技术。绕了一圈后才发现又回到了数量遗传的起点，主效基因检测后还需要用其表型来检验其准确性，然而上一定测定规模、严格测定的样本少之又少。丢掉数量遗传，都来搞分子遗传，不是每家公司都具备这样的实力。作为商品的猪，是要看效果，看投资回报率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在猪的育种中还没有成为一种完整的育种方法,还离不开数量遗传的基础。 三、健康、管理与育种（培育优良种猪需要健康的环境，优越的管理） 种引了，只要没病、没灾、没有死，通过sew等手段，应该有重启的希望。可我们还是只能年年招婿，2-3年最多3-4代而已，种质能衰退到哪儿去，为啥就不行了呢，有必要又要进行新一轮的换血换种？商业运作手段我们姑且不管它，就其原因：疾病是帮凶，管理是罪魁祸首。 我们兽医太忙，忙着投药，打疫苗，恨不得把所有的苗都免疫。疫苗、药物越搞越高级，生产形式也越来越先进，可怜的猪宝宝，20来天就开始搬迁，没了母爱，天天吃含药的饲料，还不定时挨针，可病还是进去了，咋进去的？少有人去关心。前车覆,后车还覆。意识形态虽说从“治疗为主”提高到“防疫为主”多年，但还是只能忙于维持猪的亚健康，忙于变换形式的“治疗为主”。疫病太复杂，想出淤泥而不染，基本是空想，都往山里搬也不太现实。 我们天天在围着猪转，寄重任于猪，管理呢？不严格设计买猪台，还指望几分钟的消毒能消灭肥猪贩车上的病毒？懒于消毒器械，打疫苗还不换针头，还指望疫病不传播？员工猪肉都不够吃、伙食差、没有休假，还指望员工不偷腥，偷偷出场回来还会严格消毒？淋浴头都不够，肥皂都舍不得买还指望员工天天洗澡进场？……。 细节管理决定成败，我们太习惯于通过技术载体（种猪、疫苗、药物等）来弥补生产管理上的过失，想用抗病力、疫苗来弥补防疫管理中的过失，对抗生产中过多的应激；想用高繁殖力的母猪来弥补查情配种上的过失；想用高适应性的猪来弥补环境、员工操作上的过失…… 太多过失要弥补，猪能堪重负？只要猪不爽了，在优秀的种猪都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种猪优秀的大前提是因为它健康,我们频繁引进的不完全是种,而是因为健康总无法维持。我们存在的最大的差距是管理,是理念。 四、基础工作与育种（育种需要基础数据，不是空中楼阁） 在现有的条件、心态下,外种猪在当前的育种框架指导下开展所谓的育种,能有多大效果？高管们常在不公开场合说“育啥种，引几头猪是真的”，于是乎引种经济泛滥，A国好就搞A国的，B国好就搞B国的，要不都搞点。搞回来2~3年把引种的成本收回，钱赚到了，名气不在了，健康退化了又开始新一轮的建场、引种。君不见大幅广告满天飞，都在自己说自己的种猪好？其实谁好大家都有数，去引种都需要几个硬指标：哪国的；啥时候引的种；是否新建场；有无疫情。至于种猪场有多少著名的专家，多少年的育种历史都很难作为吸引客户的资本。闭锁数十年，三世同堂的百年老场是在国外，不是在我国！ 如此说来，那些默默奋斗在育种第一线的专家、学者是不是都白努力了，没有事情干了，准备待业？不是的，种进来了，在专家没有来指导之前，大可以不必天天会议，去讨论如何去选育提高,可以先把基础的工作搞好。基础工作其实不复杂，但有点繁琐，只有把它们都做到、做好，确保现有品种不退化，我们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事情，才有时间数数猪的有效乳头数、测定日采食量，谈产仔数的提高；看看肉质，谈谈瘦肉率（背膘）；研究饲料水平和饲养环境，谈谈日增重……。才能有资格谈谈配合力、谈配套系，谈个性化的育种等措施，才会有数据开一个个的讨论会，听一个个专家的报告会。 拿来主义的外种猪的育种和土生土长的地方猪的育种，在育种措施上应该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谈生物有多强的适应性，在没能把别人的管理、技术以及生产吃透并同步以前，不管拿着多优秀的方案，聘请多高水平的专家，谈提高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种猪在现有条件下能保持引种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看看我们每年引种的数量和每年毕业的育种博士数量，均在全球前列，国家投入育种的经费也不少，我们从来就不曾缺乏资源和技术，频繁引种，不是因为别人水平有多高，也不是别人规模有多大。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踏踏实实把事做好的作风，缺乏把一件事坚持不懈做下去的勇气。 问题三、为什么不能使用子代继续繁殖？ 猪在十九世纪就放弃了仅依靠培育纯种来直接生产商品猪的方法，而是普遍采用在纯种繁育的基础上进行品种间（三、五个品种）的杂交方式，现代的规模化生产均是采用杂优配套体系进行生产，引进种群一般在繁育金字塔的顶端，在种群由GGP→GP GGP→PS的过程中进行育种目标分化，优势重组、杂交优势利用，成为商品猪，子代和祖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商品猪都是杂种猪， 鸡应该也一样而且历史更早，因为猪的优配套体系是在玉米和家禽的育种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