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她是谁？她的风格和代表作是怎样的？
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这位美国女诗人，而不是村上春树、阿特伍德？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凤凰网读书”，作者：宗城 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露易丝·格丽克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这也是继鲍勃·迪伦之后，本世纪第二位获奖的美国诗人。 露易丝·格丽其人是谁？她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通过下面这篇文章，我们就仔细了解一下这位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并以此为由头，看看那些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过去与现实。 露易丝·格丽克是谁？狄金森、毕肖普后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 露易丝·格丽克曾这样说明她的诗歌理念：“我受惑于省略、秘而不宣、暗示、雄辩与从容的沉默。”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露易丝·格丽克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在美国，她是当今诗坛耀眼群星中夺目的一颗，也是狄金森、摩尔、毕肖普之后，当下最杰出的美国女诗人。格丽克的诗致力于重建与生活的关系，探寻女性丰富的声音，她的诗歌在保留日常经验的同时，开拓出深邃、神秘、雍容的境界，在《村居生活》中达到纯熟。截至目前（2020年10月8日），国内曾两次引进她的作品，分别是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和《月光的合金》。宜昌新诗学会也以内部自印的方式于2015年制作过《露易丝·格丽克诗选》。 在美国诗界，露易丝·格丽克是在世经典一般的存在。她1943年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7岁时，她因厌食症辍学，开始为期七年的心理分析治疗，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小组学习，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开启自己的诗歌之路。在她童年时，世界正饱受二战创伤，美国总统是大名鼎鼎的罗斯福，而现在，她已经是美国桂冠诗人，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波林根奖的获得者，物是人非，窗外换了人间，一个两极化的美国，呈现在她面前。但露易丝·格丽克并不直面政治，她处理的是更隐秘，又更深入人内心体验的感受。 格丽克是一位典型的抒情诗人，她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诗人的学徒时期。此时诗人创作多出自生活感受，以《下降的形象》（一九八〇）组诗为代表，诗人将自传性材料融入口语抒情诗中，她的细腻与灵性反哺诗歌，对爱与性的渴望与犹疑，成为常见主题。如《夏天》中：“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伊萨卡》中：“被爱的人不需要/活着。被爱的人/活在脑子里。”在《阿基里斯的胜利》里，格丽克写阿基里斯陷于悲痛之中，而神祇们明白：“他已经是个死去的人，死于/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 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格丽克坦承：“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以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诗集《野鸢尾》（The Wild Iris）为标志，格丽克走向成熟，她的诗歌不但表达人类的幽微心理，也主动将神话、寓言融入诗歌，探讨人的存在根本问题。比如《责备》中，诗人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爱洛斯对话；在《神话片断》中，诗人则引用了太阳神阿波罗追求河神珀纽斯之女达佛涅的故事。露易丝·格丽克最被人称道的是她将神话熔炼于对生命的玄思，在长诗《忠贞的神话》中，她写道： 露易丝·格丽克，《野鸢尾》 “他等了许多年，/建造一个世界，观察/草地上的珀尔塞福涅。/珀尔塞福涅，她嗅着，尝着。/他想，如果你有一个好胃口，/你就能享用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夜里抚摸着/心爱的人的身体，罗盘，北极星，/听那轻盈的呼吸述说着/‘我活着’，那也意味着/你活着，因为你听见我说话……”在此，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尔之女，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后得到母亲的营救，但由于误食了冥王的石榴，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引自《世界文学》双月刊2014年第4期） 格丽克突破了男性划定的表达范式，发出属于女性自我的声音，在精准、细腻、陌生化的诗歌写作中，她写出女性丰富的生命体验，并试图将现代诗歌与古典神学相结合，从而使诗歌的主旨更加深邃宽广。 在传统的文学书写里，女性的声音被压制，被教育更多承担“忍耐”与“宽容”，但自萨福以来的诗歌写作，鼓励女性大声说出真实的情感体验，勇于表达“我无法忍受”的瞬间。狄金森、西蒙娜·薇依如此，露易丝·格丽克继承此路。至今，她已经留下了多部诗集，成为美国文坛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但受限于传播力度，她在中国还很少被人知晓。在获得普利策奖的诗集《野鸢尾》中，露易丝·格丽克不再满足于诗歌的描绘作用，而是发挥隐喻，通过日常意象，赋予万物灵性，从而传递出哲理。 在诗歌《春雪》中，她将“春雪”拟人化，写了一首自白诗，诗歌写道：“望着夜空：/我有两个自我，两种力量。/我在这儿和你一起，在窗边，/注视着你的反应。昨天/月亮升起在潮湿的大地之上，/低低的花园里。/此刻，大地像月亮一样闪耀，/像光亮裹着的死物。/此刻你可以闭上眼睛。/我已经听到你的叫喊，/以及在你之前的叫喊，/和它们背后的需要。/我已经给你看了你想要的：/不是信仰，而是屈从，/屈从于依靠暴力的权威。” 在《牧歌》中，她又将寓言与乡村村民对生活的反思结合，描绘出村民返乡内心的焦灼。“他们再回来时，境遇更糟。/自认已在城里失败……/他们就回来了，/默不作声，就像他们的父辈。/夏季的星期天，倚靠在诊所的外墙上，/不停吸烟……”她是一位以生死为核心母题来创作的诗人，在她的诗歌中，关于死亡的讨论蔓延纸间。“宁静面对宁静，淡漠面对淡漠，活下来，活在地下。死去的，不做挣扎地死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犹如小刀，在沉默的黑暗中，闪烁出银色光亮。 她不回避沉重的主题，对她来说，死亡并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个缓慢、反复的过程，诗人如是说：“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从诗歌谱系来看，露易丝·格丽克亲近艾米莉·狄金森、玛丽安·摩尔、毕肖普、卡图卢斯，回到古典，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 她们注重“身体的感性遭遇”，将灵魂体验与诗歌的技艺探索结合，创作出形式创新、又始终在探讨人类世界永恒命题的诗句，例如：失去、生死、爱欲、孤独，乃至于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在创作上愈发介入政治的当代美国文坛，露易丝·格丽克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回归静默，在沉默与书写中找寻“顿悟的时刻”。这不代表诗人不关心政治，而是诗人意识到，急切的开口未必合适，在众声喧哗中，退一步有退一步的价值。 她为何获奖：文学成就、性别平衡与地域平衡的综合考虑 露易丝·格丽克固然有其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但伟大的诗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并不缺少，为何瑞典学院会独独垂青于她呢？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诺奖公布当天，露易丝·格丽克赔率飙升，而在此之前，很少把人将她列为热门人选。参考此前的赔率信息、地域性和文学成就，我们可以列出一份备选名单，露易丝·格丽克并不在其中，而是安妮·卡森、恩古吉、格罗斯曼、拉斯洛等都比她更有“获奖相”。尤其在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鲍勃·迪伦之后，短期内再次颁给一位美国诗人的可能性更是相对较低。 但格丽克获奖，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她是英语区、非欧洲大区不可忽略的一位女性诗人。在性侵门事件后，出于性别平衡和地域平衡，诺奖评委考虑她，也是有其道理的。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是：应给予“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可是在2018年性侵门事件后，诺贝尔文学奖却一度陷入信任危机。2019年，诺奖评委洗牌，新增了不少女院士，这批人的文学趣味和从前是不同的，因此严格来说，2018年前的获奖结果，对预测今年的文学奖并无太大帮助，而真正能有助于我们捕捉蛛丝马迹的，是诺奖在2019年的声明和参考奖项。在声明中，诺奖评委强调其会更致力于全球化和性别平衡，18年给了托卡尔丘克，是一个风向。未来，会有更多女性作家入围这个名单。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一个微妙的改变是，诺奖这几年对“新学院奖”和国际布克奖的参照程度更高了。后者是严肃文学领域的权威奖项，同时也更褒奖关注公共议题的严肃文学作家。例如：在获得诺奖前，托卡尔丘克就是国际布克奖的新晋宠儿。有趣的是，中国残雪也曾凭借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进入了国际布克长名单，这就是为什么，去年诺奖开奖前，Nicer Odds赔率榜会把残雪放在赔率前五。 考虑到包括石黑一雄，诺奖已经连续三年颁给了欧洲作家，而亚非拉、澳洲作家已多年没得奖，所以，2020年的得主才是一位非欧洲大区、德高望重的作家。这是诺奖挽回自我声誉的方法，从这个逻辑来看，露易丝·格丽克的获奖也在情理之中。 村上春树等人为何长期陪跑？ 诺奖开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会被说起，那就是，村上春树、阿多尼斯、恩古吉、阿特伍德这些赔率榜大热门，为什么又一次陪跑了？ 首先需要说明一件事：诺奖评委会从不开赔率榜。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赔率，都是博彩公司开的。比如：英国博彩公司Nicer Odds和Ladbrokes（立博），它们的榜单年年把村上春树等人放在热门。Nicer Odds去年一度把残雪放到赔率榜第四，引起中国媒体的热议，但其实这都跟诺奖评委会无关。诺奖不开赔率，只会公布50年前的评委提名名单。由于“50年保密原则”，现在诺奖官网上能查到的提名名单和理由，还停留在1969年（1970年提名，2021年1月1日才能解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查到1970年之前的提名。 有趣的是，在这份名单里，托尔斯泰被评委16次提名（同一年可以被不同评委多次提名），无一命中，马尔罗、格雷厄姆·格林、毛姆、奥登也被提名过，但没得奖。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等文学巨匠干脆从未被提名。中国方面，只有胡适和林语堂是真正被提名的，坊间传闻的老舍、鲁迅是子虚乌有。而在近十年，除了已经得奖的莫言，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且与诺奖传出绯闻的是余华、残雪、阎连科、贾平凹、北岛、李锐、王安忆、曹乃谦等人。村上春树等人为何陪跑，诺奖评委自然不会公开说明，但根据诺奖本身的趣味、作家们的特点，原因依旧有迹可循。 残酷地说，对诺奖评委来说，村上春树的文学并不新颖，在表现形式上甚至可能有些陈旧，不合乎诺奖评委对文体创新的期待。 村上春树的小说继承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学遗产，他虽然是日本人，但在写作上更倾向于美国20世纪文学，是爵士时代文风的日本继承者，而在千禧年后，诺奖评委对美国文学及其继承者并不太热衷。美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但近十年，只有鲍勃·迪伦一个美国人拿过诺贝尔文学奖，唐·德里罗、罗斯、欧茨、科马克·麦卡锡、保罗·奥斯特等大作家，纷纷与诺奖无缘，连菲利普·罗斯这样的大作家，直到去世都不受诺奖评委待见，更何况村上春树。石黑一雄作为日裔英国作家获奖后，村上春树近些年得奖的概率就更低了。 在日本作家里，专攻诗歌和小说、写法具有实验性和文体开拓意识、如今居住在德国的多和田叶子，她是比村上春树更接近诺奖的人选。阿多尼斯、恩古吉、彼得·凯里等人无法获奖诺奖的原因也是类似的，他们都是各自地区的佼佼者，象征了叙利亚、非洲、澳大利亚等传统文学世界中边缘地区的文学力量，在地缘性上，他们得奖是不会有争议的，但在文学创新程度上，诺奖评委对他们持保留意见。 而在中国作家里，阎连科、残雪、李锐、余华可能是有望角逐诺奖的，相对来说，阎连科和残雪最有可能，他们的文学风格与欧洲文学大奖的趣味接近，走在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等人开拓的现代文学道路，在内容上又象征着一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会让欧洲文学评委眼前一亮的小说。但是，近些年他们得奖的概率也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相比于其他亚洲地区的文学大家，还没有表现出高出一等的水平，而那些地区可能更需要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诺奖历史与争议：欧洲中心主义、政治介入文学 诺奖评委会更新后，它在地域上会更加照顾非英语区作家，但整体来说，英语区文学仍是诺奖的中心地带，纵观历史，诺奖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格外明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诺奖基本上是欧洲人的游戏。1939年以前，除了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获奖）、美国的辛·路易斯（1930年获奖），其余得奖者都是欧洲人，且集中在西欧、北欧。1901到1939年期间，诺奖6次颁给了法国人（普吕多姆、弗·米斯特拉尔、梅特林克、罗曼·罗兰、法朗士、杜伽尔）、3次颁给了瑞典人（拉格洛夫、海顿斯塔姆、卡尔费尔德）、3次颁给了挪威人（比昂松、汉姆生、温塞特），这些作家有不少已被淡忘，当诺奖评委垂青他们时，却把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奥登、鲁迅这些更优秀的作家遗忘在角落。 1950年以来，诺奖最青睐的国家是英国（诞生过7个得主:罗素、丘吉尔、卡内蒂、威廉·戈尔丁、奈保尔、莱辛、石黑一雄）、法国（诞生过个8个得主:莫里亚克、加缪、圣·琼·佩斯、萨特、克劳德·西蒙、高行健、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美国（诞生过个7个得主:海明威、斯坦贝克、索尔·贝娄、辛格、布罗茨基、托尼·莫里森、鲍勃·迪伦），其他国家比较平均，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是第二梯队。 而在性别比例上，男性作家多于女性作家，女性在文学上遭遇的困境，也在诺奖评判时有所反映。近十四年，男性作家依然占到了14席中的9席，较为可喜的是，近七年来，出现了三位获奖女作家，由此可见，诺奖正在改变自己对女性作家的忽略。 很多作家渴望诺奖的垂青，但也有作家，敢于对出席诺奖说不，或者淡然处之。法国哲学家萨特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南非作家库切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这完全是个意外。我都不知道宣布获奖的事。” 诺奖120周年，它对作家、出版社和普通读者的意义 今年正好是诺奖120周年，作为一个老牌文学奖项，诺奖虽然经历过多次争议，但仍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风向标。对严肃作家来说，获得诺奖是作品销量大增的机会。对普通读者来说，诺奖能让他们了解更多有趣的文学作品。 对中国的出版业来说，诺奖不仅是卖书的好机会，也是引进优秀文学、推广经典作家的良机。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在欧洲是不可忽略的大作家，也是当代很有可能经典化的一位文学先锋，但在中国，他至今被翻译、出版的小说仅有三本。2017年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他的小说多年以前就被译林出版社引进，但销量惨淡，石黑一雄得奖时，很多中国观众惊呼:“这人是谁？”由此可见当代外国文学推广任重道远。 很多人嘲笑编辑，每逢诺奖爱凑热闹，但他们也没办法，对那些辛苦的营销编辑、责任编辑来说，把好书多卖出去，推广给读者，就是他们的责任，而诺奖，是一年一度他们可遇不可求的时机。所以，负责任的编辑，是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文化行业，有的人做面子，有的人做里子，面子是推在前台的人，里子是行业生存的根基，譬如一本书的诞生，有作家的呕心沥血，也有编辑的默默扶持，他们生产精神食粮，但首先你要让他们生存，书籍也是商品，出版社、文化机构都要人养活，只看理想，不看现实，在乎知识精英的面子，却不顾现实处境的困难，那不是精神的高尚，而只是一种标榜自我优越感的姿态。 其实，稍微接触出版业的现状、文学生态的现状，就知道这个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面子与否的问题，而是能救一本是一本的问题。文学新人难以出头，严肃文学读物无人问津，出版机构为此付出心血，却化作库存里一堆堆亟待消化的纸浆。这时候，能救它们的方法，不是白嫖、不是为了保持自我身份高贵的步步为营，而是放下面子，明白自己作为宣传者的责任，去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为好书鼓与呼，为一切可能帮助创作者的计划去努力。出版社编辑们在诺奖后卖力推销鲍勃·迪伦、托卡尔丘克、彼得·汉德克是一样的。因为只有这些时候，他们的书才能被更多人——出版、媒体和学术界以外的人的人看到。 托卡尔丘克获诺奖前，国内销量只有几千本。因为诺奖，因为诺奖后编辑的卖力营销，卖出的书一下子翻了好几倍。这好几倍的背后，是几万个本来可能一辈子不读她的人，终于有可能去阅读她的书了。对那些没得过诺奖的伟大作家，其实也不必介意。 世人对奖十分在乎，尤其是权威认可的奖，寻思着得了，就是光宗耀祖的事，可以好好显摆一番。一位作家，去年和今年的文学水平差不多，就因为奖的缘故，外界对他的眼光却大不同。 曾有人喜欢编中国作家入围诺奖的谣言，赚取国人的欢喜，可倘若谣言被戳穿，看客们就会十分失落，好像作家因此失去了什么，不合他们的期望罢了。 殊不知，奥登、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赫尔曼·布洛赫这些大作家都没有得诺奖，但这无损他们的文学，反而更显出他们的生命力。 百年过后，当一些诺奖得主已经暗淡，他们的文学依旧煜煜生辉，照亮后人，远胜于当年名气、权势盖过他们的同行。想来，对一位作家来说，时间的认可，就是最珍贵的褒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