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印度这个国家？中印两国关系后续会如何发展？
——《印度vs中国：为什么他们不是朋友?》读书笔记一   为什么这几年中印边境上的冲突有升级的趋势？2017年洞朗的对峙和2020年加勒万河谷的致命冲突会再次上演吗？关于领土纠纷的死结有可能解开吗？为什么双方再次陷入了彼此猜疑和不信任，关系在走下坡路？同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大国，中印双方为什么几乎从来不是朋友？  白康迪（Kanti Bajpa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是研究中印关系的知名专家。在他2021年6月出版的《印度vs中国：为什么他们不是朋友？》一书中，将决定中印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归纳为四个“p”：对彼此的看法（perceptions）;领土边界（perimeters）;与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partnerships）;权力的不对称（powers）。   谈到中印关系，国际关系专家们通常会分析许多因素，除了上述“4p”框架，经常被提到的还有：中国在南亚的印度邻国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在中国后院与日本和越南的联合；印度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修建水坝等等……白康迪认为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甚至中巴关系也是中印冲突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作者主要的分析逻辑是：两个社会在19世纪开始形成的对彼此的负面看法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不能就他们的边界达成一致；由于他们从未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因此对彼此的负面看法以及在他们周围的深刻分歧更加严重；他们在不同时期都与苏联/俄罗斯和美国合作过，但从来没有彼此合作，并且没有密切合作的历史。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权力差距，他们的分歧可能并不重要，但特别是自 1990 年代初期以来，这种差距一直无情地对中国有利。  由于存在差距，印度不能让步，因为害怕显得软弱，而中国也不会让步，因为它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作者预测，未来在中印边界肯定会有更多的类似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事件。   一般认为，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印在历史上对彼此的看法还不错（“彼此仰视”），这主要是由于佛教的影响。  关于中印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作者的两个观点比较有意思：一、佛教在普通中国人中的传播是中国化的版本，因此并没有导致两个国家“心脏地带”之间的密切关系；二、中印两个社会之间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僧侣、朝圣者、商人、边疆居民，并且一度是中国朝廷与印度南部和东部地区王国之间的联系”，缺乏从权力中心出发，帝王到帝王之间相互打交道的正式的外交历史。这对双方现在的彼此不信任造成了历史影响。   大约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变得消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中国人在中国遇到印度人。第二个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反思。  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印度人主要居住在广州、西藏和新疆，但鸦片战争后，也扩散到香港和上海。他们主要是商人，但也有锡克教警察和保安。 在英国军队中，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锡克骑兵打了头阵；在上海，锡克教警察和保安以凶猛和暴力而闻名。1839 年，印度的帕西（Parsi）商人违反了与中国当局达成的不出售鸦片的协议。他们还帮助资助鸦片战争，并将船只借给英国。  这些自然会引起普通中国民众对印度人的反感。  德国汉学家Rudolf Wagner在其对中印关系的研究调查中总结了近代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印度民族性格一成不变，不能也不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一个永恒的农村人口，分为种姓，沉迷于禁欲迷信，宗教自杀，和深奥的哲学。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印度人是封建的，不团结的，无法抵抗外来入侵者，愿意为任何统治者服务。印度（“印度教”）的奴性来自于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历史，没有权利，也不尊重真理和诚实。他们观点的核心是，内部弱点比帝国主义更是印度民族衰败的原因。  1937年，国民党驻美国大使胡适在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的演讲中，将中国对日本人的抵抗力不足归咎于佛教渗透到中国文化中的“中国印度化”。   1924年，泰戈尔访华。他已经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而闻名，致力于传播非暴力的“精神世界主义”（spiritual cosmopolitianism）。中国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电影对泰戈尔访华进行了浪漫化的描述，尤其是他和徐志摩、林徽因之间的友谊。  白康迪说，其实中国人对他的反应“好坏参半”。  “他在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生中都有他的崇拜者，但和在日本一样，他受到了批评。这次旅行让他有些苦涩，如果目的是传播一种世界主义和非暴力解放，就必须算作失败。”  在一些批判他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他被视为颂扬传统的封建亚洲，并将与物质工业的西方不同的东方浪漫化。   学者吴稚辉这样写道：“泰戈尔先生……印度民族历史的化石，已躲到被征服国家的奴隶人民泪流满面的眼泪和鼻涕中，只知道寻求来生的幸福，像需要上油的马车轮毂一样吱吱作响。（未找到原文，根据英文翻译）”  据说，参加接待泰戈尔晚宴的鲁迅在晚宴进行到一半时，说出“一塌糊涂”四个字后转身离开。  印度历史学家Ramchandra Guha找到了一份历史资料，在 1923-24 年对北京大学 1000 多名学生的民意调查中，有 700 多名学生希望在中国进行革命。近一半的人更欣赏苏联而不是美国。在他们最尊敬的国际领导人名单中，列宁获得的选票最多（227 票），泰戈尔仅获得 17 票，甘地仅获得 9.25 票。  但在同一时期，印度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和人士对中国的观点是积极的，如果不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钦佩（比如，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流露出这样的倾向），而且对它的现代化冲动，包括对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的看法，也是积极的。在印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中国日益增长的革命精神是一个榜样和鼓舞，在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时期，中国的社会值得效仿和积极帮助。   在当代，尤其是1962年中印战争后，两个国家对彼此的负面看法延续并加深了。最近这几年则降至谷底。  皮尤研究中心对印度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的调查显示，在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当被问及印度人是否对中国有好感时，平均只有 27% 的人说是。在2018 年，也就是洞朗对抗的第二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12%。这比美国的看法更消极，但没有日本对中国的看法更消极。  当中国人被问到同样的关于印度的问题时，平均只有 26% 的人表示他们有好感。 2019 年，40% 的印度人还表示中国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61% 的人回应说中国经济增长对印度不利，73% 的人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也对印度不利。  中国人对印度人蔑称为“阿三”，在印度也有相应的对中国人的蔑称“chinky”，即使是精英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  塔克什希拉研究所于 2020 年 4 月对中国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进行的调查表明，67% 的接受调查的印度人将这场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大约 18% 的人认为这是由中国生化武器引起的；48% 的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未能制止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