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商、媒体、商业平台要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平台内的侵权内容负责？
“算法”相关案件：  “算法”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一直以来的“困境”，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换了形式。 就像“合理使用”，不是新问题，但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理解各异。 现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理解变化很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四种“网络服务提供者”有限；现在，怎么样去定位，怎么去理解其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关系，随着时代和技术的不同，甚至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对“鼓励技术发展”与“保护著作权”的利益衡量尺度不同而理解不同。 （2006年条例制定时，云服务类型并不普遍，而2013年的修订也没有对涉及条款进行修订。关于是否有必要增加兜底条款，也要考虑《条例》到底是出于立法漏洞，还是有意沉默，只规定了四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侵权法和条例对具体措施的规定有所差别，例如“反通知”，因此需要更谨慎地考察。）   信息网络领域的著作权保护规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框架，除了上面两部法律，消法、侵权责任法（或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都有所体现，并且相互呼应、相互补充。 侵权法第36条，这一条文对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有所涉及，但并未规定“反通知”的相关内容。“反通知”这部分的内容在《电子商务法》第43条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6条中有所规定。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则加上了“反通知”的规定。比较之下，当下信息网络领域著作权的侵权认定更趋严格，立法者利益再衡量之后的结果是保护那些“合理使用”，以更好促进这一产业（领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