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判定某地区实际消费能力的神奇办法？
当代中国人关车门的力度普遍比真正需要的力度大。因为早期国产车的钢板材质差，加工精度不过关，使用年限过长，为了保证车门密封性，必需用一点力气把车门“嵌入”门框。所以那时常坐车的人都习惯重重摔门，即“摔车门”是熟悉工业化生活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髦。倒是不常坐车的人往往会关不紧车门，开车后被司机听声音发现门没有关紧，要大声招呼重新关一下。 直至今日，虽然大多数新车只需轻轻推一下就能关紧，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摔门”。中年以上的人是习惯难改，但20岁以下的人，虽然小学时接触的轿车已经质量不错了，却也喜欢下重手，只能解释为他们耳濡目染，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关门方式。与之类似，在电动车窗普及了十年以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把车窗“摇”下来，即便是从未见过车窗摇杆的小孩子也会这么说。 （有意思的是，我现在说“车”，你们都会默认是汽车，而不是20年前默认的自行车，这个文化符号的切换倒是很彻底） 之前看葛剑雄教授的回忆文章，复旦许多教师的子女抗战期间随父母入川，学了一口四川话。1945年后，他们的父母回上海接收日占产业，这些说四川话的少年也在在教职工家属区中以自己的口音为荣，认为说上海话的孩子缺乏“赴国难”的经历。结果形成了一种方言亚文化，带动更小的教职工子女也满嘴四川口音——虽然这些孩子出生在抗战之后的上海。可见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硬件传播。 再举几个例子，我奶奶生于20年代，从50年代起就在政府大院习惯了电灯，但直到90年代还习惯说“指”灯（关灯）。因为在蜡烛和油灯时代，灭灯必须用手指直接操作。到了我这一代人，虽然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按钮式开关，却本能地觉得要“拉灯”，这显然是60-80年代的拉绳式开关带来的文化印记。而无论是我奶奶和我，都沿用了“点灯”这个源于原始社会的动词（轻轻引火）。 还有打电话的声音问题。在电话普及的早期，线路质量差，声音大小不可调，所以惯用电话的人会对着话筒大声说话。怯生生对着电话小声说话，生怕弄坏机器的新手才显得“土气”呢。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我）打电话的声音远远超出实际需要，这估计也要再过上20年才能改观。 评论区 同学说起工业品前面的“洋”字。我现在想起来的还有洋瓶（玻璃瓶）、洋画（套色印刷画）、洋镐（全钢打造的挖土工具）、洋车子（自行车）、洋井（压水井）、洋马（日本从西方引入的）……在字义上沿用至今的只有一个洋柿子（番茄）。如此推断，语言和工业品之间的滞后时间差大概是1代人多一点。 评论区 同学提到了“拨电话”，这也是很有趣的语言“文物”。我估计知乎上绝大多数人没用过拨号电话，手摇电话就更没用过了。此外，打电话的“打”实际上来自“打”电报；而电报的“打”字和“打字机”是一个来源，即需要操作者用力敲击按键。知乎上95%的人都没发过电报吧。 总之，在2005年之前，中国工业化人口在总人口中不占多数。但这些人受教育水平高，掌握主要的工业资源，用自己的经历定义了中国城市文化。2005年到2016年，后来的大多数农民基本转为工业化人口，但还没来得及根据新的硬件水平塑造新的文化，往往简单模仿早期工业化人口的生活细节，所以动作和语言中藏有很多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文化“遗迹”。对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富矿”。 相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