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的良药是什么？
 我们的人生无不充斥荒谬，从生下来就注定被社会既定的伦理、道德、规则所捆绑，在这里可以分为三类人： 一类是完全陷入这种规制中不自知的人，也就是没有觉醒的人； 一类是意识到了或曾经觉醒了，但面对强大的机制效应选择服从或精神逃避的人； 还有一类就是觉醒了并选择反抗的人。加缪在《西西弗神话》论述了最后一类人的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自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一种就是积极去对抗人生的荒谬。  从《局外人》思考，亲人葬礼上的哀泣不过是一种当众表演的孝道。是谁规定一定要在亲人的葬礼上哭泣？为何不能带着对其生前美好回忆的追悼欢笑地送其离开？所以这里就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上的伦理问题，人们已经习惯换上各种面具而去融入社会，这就是不自由之所在。莫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拒绝哭悼，且继续正常的生活，跟人上床，去看喜剧，触犯了小说中虚构世界的条律，为社会所不容，最终自愿被推上断头台，冷静地看待死亡。  人生的价值、生活方式应该是多元的，荒诞之处在于，人们往往被限定了一种模式——我在葬礼上只能哭，高度配合的人格实质上就是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不自由中，所以《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个觉醒的人，他用行动表达了自身的态度：我选择不配合。而那些未觉醒的人，你以为你在过正确的人生，其实你的自由已经丧失了。但是不配合需要有勇气和能力去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莫尔索入狱了，为了凸显世界的荒诞，小说的设定是主人公用生命捍卫了精神的自由。  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要太快怀疑自己是否性格缺陷之类的，也许正是因为你本能地抗拒已然觉察到的束缚——世俗滋生出的理念与价值准则。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对人自由的剥夺，对人行为方式的限定，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去追求的很多东西其实对于实质的人生来说也许毫无意义，在你用惯性在推就的现实里你无法去想象另一种人生，生命的种种可能性被遮蔽，于是你感受到了荒诞，陷入虚无。  面对荒诞的两种选择： 一是自杀，认为人生不值得过。加缪认为那是对荒诞的承认，是怯懦。 二是超越生活，构建自我的理念。但如果不能和现实生活发生意义，加缪认为那也不是真正的反抗。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荒谬？在写了《局外人》五年后，加缪在《鼠疫》里给出了答案，通过一场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揭示不同人的选择下的行动。联系现实中，2020年初大规模流行的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将人活于世的荒诞感切实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习以为常的正常生活如今也成了一种怀念的奢望，这样一种不受控制，不在人理解范围内的荒诞。再回到如何解决自我层面的困境上，面对鼠疫的阴霾，里厄展示出这样一种态度，尽量控制好疫情，阻止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不为做英雄或圣人——必须要做的，就是认清该做的，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恰当的措施——清醒地活在当下，不受任何既有理念的绑架，我做我当下所能理解的事。  人固有一死，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存在，才会去思考为什么而活着的难题。对于死亡和虚无的终极问题，加缪哲学的答案彻底粉碎这个追问——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也无需去强行创造一个意义，因为虚无的理念不能拯救自己的人生，能做的的就是跟里厄一样，立足好当下的内容，做自己所能理解的实质行动，并且不被定义和标准绑架，只有“不配合”才有自由的可能。就跟西西弗斯一样，明知无意义，可是往上推的姿态就是自我的拯救，在做的过程中，也就知晓了自己的存在。加缪认为，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经历，不能希望活得更好，而要活得更多，去打开自我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在虚无主义阶段时，我也有过一段“躺平”的日子，其实对比“内卷”的过劳疲倦，“躺平”的灵魂质问更摧残人，尤其是看到那些在努力生活的人时，相比虚无更多的是价值感上的羞耻，因为你无时无刻不清楚这样的状态离你自身所认可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结论就是，不能不卷，但要懂得什么东西值得卷，什么东西卷了无所裨益，人们总是习惯了按既定得模式去思考办事，却很少去反思制度的设置问题，所以要清醒，基于自身真实的需求，摆脱道德绑架，拒绝多余而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  于是问题就来到，有没有勇气和理性把那些让你感到厌憎的标准、原则、理念、价值观念给否定掉，进行自我哲学式的自杀。如果你承受过与之相关的痛苦，就会有决心。人类社会就是在一次次的哲学自杀中推进的，我们自身制造的牢笼，我们曾经寄希望的制度，曾经认可的真理标准是可以被推翻的。然而事实是，有些庞大的机制体系，以个人的能力穷尽所能都无法在有生之年去撼动，那么就在自己生存的环境探索自己生存的方式好了，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意愿在做选择，如果是的话那就足够了。保护自己，保持清醒，跟外在模式化标准隔离开来，别为了迎合标准去伤害自我，知行合一，最关键的一点是：行动。活在当下，做自己完全理解的事情，在对荒谬反抗到底的自由精神中获得内心极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