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创新科技成为全社会的福利，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两张图：  左边的人物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就是「现代通讯之父」亚历山大.贝尔，但是右边的这位以利沙·格雷就没有那么著名了，可能在历史上的留名就是「一位美国的电讯工程师」。 他们的声誉有着巨大差距，实力的差距却没有那么显然。甚至于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影响。电话这项发明，被称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专利之一。而当时，贝尔和格雷都独立地发明了电话技术。不同的是，因为格雷的赞助人反对公开，所以格雷一直对自己的发明保密，准备申请了专利之后再公开。 后来格雷雇了一名律师去专利局填表注册，然而，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贝尔的律师预先知道了格雷会来申请，于是提前2个小时完成了专利表格的填写并且要求职员马上处理，格雷的律师到了才发现提交晚了。 后来，格雷就电话的专利挑战了好几次，但是结果都归于失败。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闻名的是贝尔实验室，而不是格雷实验室。贝尔因为电话专利名满天下，但是格雷却默默无闻。 一项有意义的发明创造，给持有发明的个人或者企业，都可能带来无以伦比的财富和声誉。也正因为如此，保证这些发明能够恰当地被全社会所享受，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才如此的重要。 发明创造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改进往往是巨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花了数年时间一直在云南山区做科学种植实验，成果斐然。开发出了有效的种植三七的技术——可以不用农药就解决其容易生病的问题。可想而知，这项技术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事实上确实也有公司愿意出数亿元来购买这项技术的专利[1]。从而可以垄断这项技术赚取丰厚的利润。 但朱院士并没有卖。相反，为了能够尽快地让云南当地的贫困山区脱贫致富，他把这项专利技术免费地授权给了当地的村民和合格的乡镇企业，还定下了一个「谁都不许利用他的技术成果谋取个人利益」的规定。现在，基于三七的产业链已经在当地全面展开，朱院士的专利成功，真实地造福了一方水土和人民。 再比如重组蛋白乙肝疫苗技术，这也是当初默克公司低价转让的。以中国的市场份额来说，乙肝疫苗完全可以在之后的数年，获得持续而丰厚的利润。默克公司当时的总裁罗伊·瓦杰洛斯说： 可以说默克公司的技术转让，在普及乙肝免疫、降低乙肝流行传播等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朱有勇，还是瓦杰洛斯，在把创新的科技技术转让，变成造福大众工具的过程中，都有着出于社会责任感的考虑。 像朱院士这样的高风亮节，当然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无偿乃至于低价的转让，是不可持续的。现代社会对于创新来说，始终有一个核心的权衡：对发明创造的激励，和对发明本身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如果过于强调后者，相当于发明者耗费了数年乃至于数十年的积累，投入了大量资源的发明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那么对于社会的创新能力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负面因素[2]。 商业社会要建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创新机制，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创新者的无偿慷慨和公益责任，这种愿望无异于苛求每个创新者都成为圣人，非但无法让商业组织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与回报激励下持续调动创新热情，更无法为后续创新提供更多资源和商业化推广可能。 这也是社会创新机制设计的关键——一方面要能够系统性地保证科技能够给尽可能多的人所享受，而非成为少数人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创新者获得足够的收益，整个社会有动机持续不断地产生新的发明创造。这方面芝加哥大学的新星教授哥伦威尔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他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完善的创新机制同样需要市场，因为市场才能够检验出什么是好的发明，什么是无用的发明，社会应该给予那些更重要的发明更多的奖赏；与此同时，社会也应该限制发明者的垄断力量[3]。 因为垄断的价格会带来较大的扭曲，所以社会给予创新组织的奖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奖金的形式，也就是可以让创新组织获得一次性的大额的「社会奖金」；而另一部分则以市场力量的形式——也就是允许创新组织在成本价格之上再加一些合理的利润。而到底奖金拿多少，加多少价，则取决于发明的供给弹性等市场参数。 一个可持续的创新机制，应该是创新组织在获取自身合理奖励、能覆盖成本并支持下一轮创新的市场效益的同时，还能够以低于垄断价格的方式来销售自己的产品给最终用户，以此来减少垄断带来的价格扭曲和市场效率的损失。这种方式，可以是通过政府监管强制的，也可以是出于为人类生命健康与共同生存环境担忧的发心和责任感，对部分科技权益的自发让渡。 说归说，但是要真的做到兼顾创新的动机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均衡，还是很难做到的。在两位诺奖得主马斯金和梅耶森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就详细地讲述了监管部门的困境——因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一定的效率损失[4]。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由自发的社会责任感来达到企业和消费者共赢，是更好的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并非意味着慈善，而是企业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善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和社会资本，不但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助力。这样的企业，比如方太集团。 因为中国人独特的饮食结构和烹饪习惯——尤其是爆炒，对吸排油烟的方式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而国内吸油烟机的标准GB4706.28 则一直由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制定。以西方那种轻烹饪的风格，显然就不太能适应国内的需求。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满足国际标准，就无法认证3C。而不经过3C认证，就无法上市销售。这样一来，吸油烟机对很多家庭就变得不那么实用，从而在国内就很难大范围地普及。 对此，方太并没有为了市场而妥协。而是凭借着自己的专利技术，积极地向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提交提案，代表中国主导国际标准的修改和制订。终于在2016年，方太的提案通过了专家审定，正式成为了国际标准。 这不仅仅对方太，而是对当时全国300多家生产吸油烟机的企业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适合中国厨房的侧吸式油烟机终于可以通过3C认证上市销售了。对方太而言，作为提案的执牛耳者，获得了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和声誉，对其他的企业和消费者而言，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福利的提升。 在商业发展历程中，在利用持续的科技创新而成就自身商业价值的同时，又以公共之心造福全社会，可以说，这种「变专利技术为商业标准」的行为，是变零和博弈为双赢，在成就自身商业价值同时又保持了社会责任感，非常值得其他的企业借鉴，也对可持续创新机制的设计，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