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对普通人的心理产生了什么影响？
今天是被禁闭在家的67天。 我的家乡在武汉，从封城的前一个礼拜，直到此时此刻，都在这里。 我的工作和生活在意大利，职业是心理治疗师。住在佛罗伦萨。所以，在我心里，始终经历着两场最严重的疫情。 我一直没间断过国外和国内的工作，在某个期间，还做了一些危机中的心理援助工作。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个人、职业的两种感受来回答一下吧。 这个是最整体的感受：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内战记》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正是因为如此，哪怕是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也会构成无法交流的巴别乱象。 如果用心理学术语，可能是说是隔离、投射性认同，否认…之类的心理防御机制。 这个甚至不用多举例子：从亲身经历的武汉最初的乱象、所以欧美是一定会完美错过黄金防御期的（因为这就是共同的人性）……大家看看自己的朋友圈近两个月互相拉黑的小伙伴、知乎里吵得热火朝天的热门话题…就会有这种感觉。 在武汉封城的最初两周，小区被确诊了60个病例（那时是所有人自己在家隔离），依然每天有坚决不肯戴口罩的居民，坚持一定要出门。我在心理援助热线的工作，也遇到过这种案例。 事实上，如果听ta们亲口诉说，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戴口罩，而且不出门，说明我是惧怕的，认怂的。对自己和环境都失控了，我不再是我心中的那个完整的我。但我不戴口罩，就可以（假装自己）不接受这个事实，就不会有病毒，维持自己完整性，不至于崩溃，假装生活一切依然。 其实，这类人挺多的，但是在岁月静好时，你顶多会觉得ta们有点偏执强势，但还能相处。但是在极端状态下，在应激反应中，很多内在的创伤被激活，冲突会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矛盾出现，分手潮出现。 之后，成立了“网格员”管理体系，不戴口罩在街上乱逛属于违法，又建立了方舱医院，调动全国的医生支援武汉，应收尽治，不允许居家隔离。武汉开始了非常强制的隔离时期。这时，感染率终于开始下降了。 “网格”这个词（法文为quadrillage,本义为经纬线），在第15天之后，“网格”这个词，让我想起了福柯引用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在隔离的前14天，是用来确定自己没有被感染的，那个时期，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自己与恐惧和焦虑一起生活，那时谁还能想到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那一定不是圣人就是学者型人工智能，每天给我在微信里发“齐泽克怎么说”的人，在我看来，跟给我发“武汉完了”的谣言的人一样不近人情…… 那时关心的是酒精、粮食、如何自我封闭；如何制定万一出现各种意外的计划：数自己账户上的钱；万一有人出现意外，如何买药如何求救；如何在冰箱里储存尽量久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在交通封锁的情况下，如果有意外发生，体力能支持徒步走多远……如何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如何为武汉的医院的医生从海外找防护物资——我自始至终认为，那个时刻，相对于心理援助，ta们更需要的是现实的援助：防护用品、热饭菜、能好好休息的床——而帮助医生们，有利于建立对自己的掌控和对外部的安全感，如果把城市比喻成一个自我的整体，医生们的防御们能增加一点，整个城市的安全感会增加一点。 我每天早晨起床照顾花草，观察它们的生长，煮饭菜，喂每天来露台讨食物的黑尾喜鹊和野鸽子——当自己的身心稳定时，才有帮助和照顾好别人的可能性。之后，在意大利的疫情最严酷的时候，又转为意大利的朋友们和治疗机构找防护用具的途径，那时我尽量远离每一个谈论阿甘本的人——他的言论也许是理性的，但绝对不可能是共情的。而且，他绝对不是自己身处疫情的风暴中心。 如果说到理性——也许，可以用最质朴的一种解释：抛开人和人之间身份、利益、情感、信仰、文化等等特色差异后，剩下人人都拥有的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手段———如每个人在危机面前会裸露出最本能的求生欲。 但是，这种纯粹的理性只可能是一种假设，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做到抽离情绪和情感的思考。 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夜，意大利的同事当时打电话给我，她们当时认为欧洲是安全的，让我赶紧坐第一班飞机回欧洲，但当时我已经决定“不流动”，开始自我隔离——当然，再之后，那时跑到欧洲的华人现在纷纷跑回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会是绝对永恒安全的。 欧洲中世纪的瘟疫是麻风病，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到，对抗麻风病主要用的是“驱逐”模式，到近代逐渐转变为对鼠疫的“规训”模式。 麻风病模式始于中世纪，结束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麻风病的治理分为三个部分：区隔（洁净的健康人和不洁净的麻风病人）；驱逐（将患者彻底赶出社区之外，以“净化”社会）；剥夺社会权利。在驱逐模式下，社会并不对患者实行管控，而是直接驱逐，任其自生自灭。  博斯《愚人船》 Hieronymus Bosch 《Ship of Fools》 （愚人船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那些被时代和时空抛弃的精神病人，被终身流放在大海上，没有任何港口接收） 中世纪的瘟疫让人们进入“大禁闭”模式。如果要用精神分析术语，例如克莱因，在这个状态下，人们退行到偏执分裂位态（position），把死亡的恐惧焦虑投射出去。 注：偏执－分裂位态：是出生到3-4个月左右的分裂——母亲的乳房就被分裂为“好”乳房和“坏”坏乳房。偏执——婴儿为了保持愿望满足的幻觉，他必须将好对象理想化，并全能性地消灭坏对象。在这个时期，婴儿和部分对象即母亲的乳房建立了关系。强烈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都被投射到乳房上，母亲的乳房被分裂成好与坏两种对象，自我也被分裂成好我与坏我。在这个时期，婴儿产生了被自己摄取的坏对象所毁灭的潜意识幻想，从而导致迫害性焦虑。 克莱因指出，在这一生命的最早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区分好与坏，因为危险就来自把两者混淆，好的对象和好的自我被坏的对象毁灭的幻想。因此，这一时期重要的防御机制是分裂（splitting），意思是在幻想中把属于整体的事物分开。偏执—分裂样心态的特点是：婴儿的对象关系是与部分对象的关系，占优势的机制是分裂过程和偏执焦虑。 从中世纪末期至18世纪，鼠疫防控模式逐渐代替了麻风病模式。鼠疫模式的标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网格”。疾控的权力体系通过“地区”、“街区”、“街道”直至家家户户的“窗口”，逐级深入地进行“排查”（surveillance），形成“一座权力的大金字塔”： 每天，街道巡视员必须从每个人家门口经过，他们会停下来叫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必须现身的窗户，当人点名时，他必须在这个窗户出现，当然，如果他不出现，这说明他在床上；如果他在床上，说明他病了；如果他病了，那他就是危险的，因此必须介入。 这里的街道巡视员，就类似我们今天入户排查的社区网格员，而一扇扇“窗口”便构成了权力的“网眼”。通过如此的金字塔式控制体系，权力不再将患者一脚踢开，而是对全部人口实行“细致而持续的观察”，进而是严密的监视和管控，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积极”的权力技术（positive technologies of power）。 鼠疫模式替换了麻风病模式，实际上是积极的权力运作方式替换了消极的权力运作方式，权力被运用到了极致。 而这次的疫情。是两种权力模式并行的状态。 第一，封城禁行、设卡断路、禁止外来租户乃至一线医护人员回家，这是“驱逐”模式。在福柯看来，驱逐模式的重要标志是歧视，麻风病人不仅受到道德谴责（当时认为麻风病是神对罪人的惩罚），而且丧失了法律和政治权利，一旦被“确诊”为麻风病遭驱逐，便等同于法律身份的死亡，社会可以将患者的私人财产作为“遗产”处置。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对疫区的歧视，例如：“网上：武汉加油，现实：武汉滚开中”。 第二，对人群进行网格化管理，观察、排查、分类，再根据这些信息对不同的患者进行管控、隔离、治疗，从而对人进行一步步的改造，这不是将患者从社会中剔除，而是将他们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符合医学“健康”标准的主体。是“规训”模式。除了入户排查、发放小区通行证、定期检测体温，我们有了更新的技术手段，例如：手机定位。能迅速了解与疫区的接触史。这些方式，是规训机制和当代科技结合的产物。我们的每一声咳嗽，每一个表情，都在我们彼此邻人的眼中，都在注视和“保护”之下。 当然，瘟疫终会结束，就算它短期内不结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依然不得不在疫情中继续。而在这个管控方式的转型的时期，也许，任何人都是潜在的蓄势待发“特殊”群体，（并不仅仅是湖北人或者美国人、医护工作者、艾滋病人，精神病人或者归国留学生……例如，一个湖北人，或者是正好遇到2020年1月22日在武汉转车的人，只是被动的，无知无觉的被裹挟进了历史的洪流，而身份就被突然转换到另一个群体了）并需要在特定的阶段和场合随时接受“训诫”。 这个身份，今天是我，也许明天就是你。那些不想被记住的名字，被叫做英雄；那些不忍心被记住的尸体，被叫做牺牲。 还因为，媒体需要从各种角度对“抗疫”进行报道。也需要心理工作者的案例。我被各类媒体和自媒体询问过很多次关于疫情期各种案例的“感人”故事。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心理工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遵守保密原则，不提供任何“案例”讲故事。这里不多讨论，只是，人们喜爱阅读这些故事，想起了波德莱尔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 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手机”这种物件。这个时代，可能我们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枕头下摸出手机，如同十九世纪的人打开早上的报纸，被各种碎片或真或假的新闻感动或愤恨一遍再起床。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苦难如同一种奇观，否则，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同情的兴趣。 而同情与共情不同，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一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但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所以，要么，有些人也许会陷入在替代性创伤里的悲哀中，失去行动力和活力。或是有些人进入到犬儒的，冷漠、或感觉麻木的状态，但如果感到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 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大门口贴横幅“庆祝国外疫情”的“杨妈妈粥店”的负责人，也许是和一个欧洲在街上歧视辱骂华人，但每天艰苦劳动，把买烟的钱省下来供给自己孩子读书的年轻男性在人格上是相同的。 如果一个人对暴力、堕落、与他人无法彼此认同的思想而感到吃惊，甚至因此感到对他人甚至世界的幻灭与难以置信感。那么，确实，只能惊叹ta能够享受一次次对记忆选择性遗忘带来的天真。或者说，如果ta愿意，对于ta维持自己自恋的方式也许可以考虑再度整合。 哦，对了，还有两个非常有用小经验。 是关于普通人挑选心理咨询师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咨询师在社交平台里（尤其是工作号的社交圈）转：“一个人如何度过疫情，就会如何度过人生。”或者“各国都来抄阿中哥哥的作业啊！”（我发现好多咨询师都在ta们的朋友圈里写这个）就还是跟ta探讨一下结束吧，因为估计ta对了解您的内心没多大兴趣。 诚然，心理工作者们私下如何度过人生是ta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会有这种言论，确实非常扁平化，不是心理工作者的思考方式。 就像各国有各国特殊的国情和政体，不能简单的用“抄作业”这样简单的论断。就像每个人内心都有ta们独特的成长环境。 在疫情中有没有接触过高危；自己的年龄和本身的身体状况；自己和身边的重要的亲人情况如何；是否曾经有过创伤和丧失的经历……甚至是婴儿时期和妈妈的关系……这一切都会影响着每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会如何度过疫情，但绝对不能够代表，一个人会如何度过一生。 还有一个实用的小经验就是，土豆、红薯等淀粉类蔬菜，削皮煮熟后可以冷藏保留很久。而葱、韭菜、芦笋，可以放在花瓶用来水培，换水保持新鲜。而且烤箱和蒸锅真的很实用。（我的专栏里有做菜） 仅仅这一次躲避过这个疫情本身，也许是容易的。但没有任何国家、社会、或者人群会是一座孤岛，整个大陆都是一所花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枝叶花朵。没有人能把自己永久封锁流放在大海上。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是生活会继续，要清晰并建立我们的内心，一起面对随之正在来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