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教授和罗翔教授对是否需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持不同观点，看了双方的观点后，你持什么态度？
谢邀，写一个之前没有人提到的点：法律规定会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引导舆论和道德。 如果某某行为被认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一般的社会舆论针对这个行为的道德批评往往也会相应转为负面；反过来，如果某某行为被合法化了，那么这个行为的社会评价也经常可以得到扭转和改善。更要命的是，这种法律规定塑造的道德观念又可能被拿来论证法律规定本身的合理性。我们在总体上肯定同意，法律需要符合民意，但是如果民意本身就是特定法律塑造的，那我们岂不是被焊死在某一条既有的法律规定之上了？ 我们说得直白点，正是因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这一罪行的量刑太轻，所以无论是民间还是执法机构在观念上都不认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是一件严重的恶行，于是此类行为在某些地区极为猖獗，打击力度明显不足。而这种民间违法行为泛滥，执法机关无力打击的现象再被车浩作为既定的、难以被扭转的事实，论证不应该加强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一个打不破的闭环就形成了。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意味着针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必须提高量刑，越重越好。我们在理解刑法和刑罚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注意的事， 而这些也是车浩所忽略的。 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是一个注定没有答案的玄学问题。假设我们把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七年，我完全相信这个七年算轻还是算重仍然是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孤立地讨论某一个罪名对应刑罚的轻重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和其他罪名/刑罚的比较中理解某一特定刑罚到底是轻了还是重了。而罗翔的文章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动物和植物（甚至动植物制品）罪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罚则轻，买受保护动植物的罚则重。对于任何可以理解这些法条字面意思的人来说，可不就是说明在立法者心中人的重要性和受保护程度低于受保护动植物吗？既然你立法者都觉得人没价值，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又为什么要尊重人的价值呢？ 为什么法律不得畸重畸轻是一条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或者说“内在道德”，原因之一畸重畸轻的法律会相应塑造扭曲的社会舆论和观念。 2. 加强打击和加重刑罚并不划等号 车浩在文章中大谈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所忽略的更重要问题是加强打击和加重刑罚并不划等号。加强打击其实可以体现为三个维度：1. 提高法定刑罚标准的沉重性；2. 违法行为确实受到处罚的准确性；3. 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及时性。车浩有一点说得对，单纯的重刑是否可以抑制犯罪的确是可疑的，这也是重刑主义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车浩没有说的是，打击犯罪也可以从准确性和及时性角度着手，而且的确也有不少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文献指出准确、及时的处罚对于犯罪的抑制作用好于纸面上的重刑。而车浩的文章说得却是，从法经济学角度出发，片面沉重性是不可取的；从法社会学角度出发，办案人员在准确性和及时性角度又迫于当地环境大打折扣。好么，沉重性、准确性、及时性三条都指望不上。这不是法律的作用有限，是你车浩自己文章写得烂啊。你要说重刑不可取，至少再说两段如何加强基层执法，保证违反这条法律的人的确受到处罚，我也算你努力过了。 现在你车浩两头堵，应然部分说了一堆理由，连畸重畸轻的问题都圆不上；实然部分说了一堆问题，最后落脚点是实践中即使存在恶性犯罪，也难以得到执行，法律作用有限。每一句话单独拉出来看都没有问题，拼在一起啥正面的建议都没有，不就是推三阻四拒不解决恶性犯罪问题。法律的宣示作用、教喻作用就体现在这？要打破拐卖妇女儿童屡禁不止的局面，当然不是仅靠刑法和刑罚就可以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研究者就可以放弃对现行法律条文和执法环境提出更有价值的意见，并且推动整个国家法治的完善。 真要说车浩这篇文章给人什么启发，就是针对“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枉法罪”的执法力度太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