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又爱又憎，又喜又怕，其实是全世界传统社会统治者对商业的普遍态度，并非中国独有。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商业意味着什么呢？ 先说重点： 其一，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交换形式不是商业，而是互惠和再分配，商业（市场）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交换行为。 其二，商业向低层次交换的蔓延有利于增加经济产出，但是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是统治者必须抑制商业的原因。而商业作为高层次交换所创造的财富，又让统治者离不开它。 以上两句话有点抽象，下面我们掰开揉碎了带着例子讲。 交换的前提是什么，是分工。没错。 然而交换就意味着商业吗？错。 现在设想，一个传统社会村社出现了分工，有一名生产麦子的农民甲，还有一位生产锄头的手艺人乙。 他们会怎么交换呢？甲和乙商谈，讨价还价，最终约定十斤麦子换一把锄头？听起来很合理，然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不是传统社会的现实。 事实是，作为同一个村社的成员，甲和乙之间的交换没有那么多理性的考量，单纯是一个人出粮食，另一个人出工具，有观念上的公平和对等，但没有明码标价。这种关系就叫做互惠（Reciprocity）。 用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就像是在大学寝室里，室友彼此借衣架和帮拿外卖一样，是基于交情的对等交换，而不是讨价还价的斤斤计较。 在传统社会，村社内部的交换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村和村之间的交换就是商业了吗？答案是还不一定。 农业社会中邻近的村落大都拥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和产品，缺乏互通有无的必要。确实有交换需求的时候，也往往会通过互送礼物，相互救济的方式来实现。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邻近村社之间的交换也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典型的商业呢？得是十里八乡这样的规模，才会有集市，有走乡串镇的行商。 然而在高层次上，商业也不是唯一的交换手段。政府主导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商业往往占据的只是政府无心或者无力控制的空间。 举例来说，比较古早的理论把印加称为“社会主义帝国”，就是因为该政权几乎不用市场交换产品，基本完全倚靠村社内外的互惠，以及地区-国家层次的再分配。 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社会，商业或曰市场（Market）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经济交换活动。 假如市场的位置下沉，取代互惠关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现在设想，有两个村落甲和乙，原本都生产粮食+棉花，基本上自给自足。此时一位商人来到此地，发现甲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棉花，乙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粮食。于是他建议甲村专种棉花，乙村专种粮食，通过市场来交换产品。 结果是，甲村和乙村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两村的粮食+棉花总产出扩大了，两村村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这就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当中说的，贸易会让双方都变得更好。 听起来很完美，但故事没有到此结束。 第二年，甲村发生了虫灾，棉花没有收成，村民又没有种植粮食，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们只好向乙村求援。然而乙村长老摆摆手说，不好意思，现在的支配性原则已经不是互惠了，而是市场，我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要粮食可以，请拿钱来。 甲村没有钱，怎么办？这时候商人出面了，表示愿意为村民提供贷款渡过危机。然而贷款是需要抵押的，而农民除了耕地没有其它财产。 第三年，很多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失地农民变成了游民甚至债奴。在传统社会，土地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市场取代互惠成为农村主导交换原则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瓦解的过程。 上面的例子只说了商业带来的债务问题，我们还得想到，有的商人会囤货居奇，还有的商人会开设赌局引诱农民破产...... 市场比起自给自足，比起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交换手段，在经济上是更有效率的。然而它渗透到经济交换的下层，就容易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放大风险和匮乏，威胁农民的安全。如果这种渗透形成了规模，威胁的就是社会的稳定...... 所有文明的封建统治者都警惕商业，因为商业对稳定的威胁总是大于经济上的好处。 以传统社会的标准来说，明帝国是一个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帝国的统治阶层自然希望白银多多益善，然而它也察觉到，日本白银，以及借道菲律宾涌入的美洲白银，正在破坏民间村社的社会关系，腐蚀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它必须抑制商业，限制白银流入和流转的速度。 在18-19世纪，清帝国三令五申，对在蒙古活动的汉族商人加以限制，乃至驱逐。因为它发现，山西和直隶商人正在毁掉草原部族的公社经济，让许多牧民沦为债奴。在清廷眼中，威胁到蒙古骑兵的来源，乃是动摇国本。 1787年，松平定信出任德川幕府老中，主持宽政改革。改革一面劝扶农业，另一面对商业重拳出击。安抚流离失所的农民，缓和市民对高物价的不满。而这些正是德川幕府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后果。 在欧亚大陆的西半边，伊斯兰教是一个出了名的对商业宽容的宗教，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曾发布诏书，广召商人促进王国财富兴旺。然而，伊斯兰的“宽容”也只是在传统社会的范畴下相较而言的，商人终究是一种被排挤又不体面的职业，因而往往由少数外族充任。比如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帕西人在印度、华人在东南亚...... 难道欧洲的君主就会善待商人吗？天主教会对贷款的严苛限制让佛罗伦萨人头疼了好久；法王查理七世对帮他打赢了百年战争的雅克.科尔打出一张过河拆桥；丹麦和瑞典的国王们对汉萨同盟恨之入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先是坑惨了德国的银行家，又把热那亚人拖下水；沙皇解决社会矛盾的惯用手法就是把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引向犹太人...... 在美洲，西葡联合时期（1580-1640年）葡萄牙商人在秘鲁拓展的商业网招致普遍的憎恨，引得宗教裁判所对葡国人照顾有加。在殖民地末期和独立初期的巴西，社会针对葡萄牙商人的袭击和暗杀活动蔚然成风。 在经济尚且不会指数增长的传统社会，统治者的三个核心诉求分别是稳定，稳定，以及稳定。因此他们必须对商业严防死守，保证它不会破坏农村的社会基础。 然而统治者们又何尝不渴望商业呢？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交换手段，市场不会显著影响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够决定一个政府和城市的贫富。商业是古代政府一个丰厚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抑制商业而非消灭商业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害怕商业的社会影响，却又离不开商业的收入。 正是出于控制商业的目的，清政府设立了广州的十三行和恰克图的交易会；西班牙人用塞维利亚招商局总揽美洲贸易；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在印度洋上争战不休；阿奴律陀大王吞并了克拉地峡西侧的丹那沙林和毛淡棉，给缅甸的版图留下一个奇怪的尾巴......统治者无一不渴望商业，但这和他们对商业的警惕并不矛盾。 商业，就是口里的蜜糖，腹里的砒霜。统治者们把它小心含在嘴里，不敢下咽，却又不忍吐掉。 1943年，占领越南的日本军队强令大批农民改种油料作物，用以出售补给日军。不巧当年大旱，而越南农村脆弱的互惠保险机制恰好失灵。在1943-1944年间，超过二百万越南人饿死。 这是一个殖民主义历史上的典型惨剧，类似的例子在西班牙人治下的秘鲁、英国人治下的孟加拉和缅甸都出现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帝国很少在乎殖民地农民的生死，他们把市场强行推向农村，摧毁农民保护自身的传统社会关系，让他们赤裸裸暴露在风险面前。 高中的时候，我曾问过我的历史老师，为什么列强要在晚清抢修铁路？老师回答说，那是因为铁轨下面的土地有矿藏。这个答案没能让我信服，后来我终于明白。铁路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开疆扩土，铁路铺到哪里，那里的自然经济就会瓦解，人和自然界就会变成劳动力和原料。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路首先带来的是赤贫，随后才是对富裕的许诺。 商业下沉，统摄一切交换的过程，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痛苦。而殖民主义，就是不计代价一步到位地推广这种交换模式，因此会引发无数的悲剧和反叛。 然而说来讽刺的是，商业如今几乎控制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所有交换，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想当然觉得古代社会也差不多，却不知道这一秩序的诞生意味着多少阵痛。我们赞叹商业带来的美好生活，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对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又有多少人曾因它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