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总是最好的么？为什么有时并没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
因为配置资源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有时还是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经济学家，尤其是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共经济学家，常常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挠头。 例如车牌。北京和上海两市对车牌的需求都很高，但两市的尾气污染和拥堵状况也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两市都采取了限量发放的方式。但对车牌这一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北京采取摇号制，上海采取拍卖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上海采取的机制较有效率。在理论上，公开拍卖是符合 的机制。同时，在理论上，拍卖车牌所得能被用于环境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车牌价格高得吓人，市民怨声载道。这导致上海市不得不引入价格上限。上限引入后，实际成交价格基本上就是上限。当然，有意愿参与竞拍的人也只是一部分有意愿买车的人。毕竟每个人的买车预算不同。北京的摇号制使得10万预算的人和50万预算的人都在摇，而上海则通过竞拍制，基本剔除了预算在20万以下的人。 从社会角度，上海的带价格上限的拍卖制度在效率上依然优于北京的摇号制度。因为它剔除了低支付意愿者，增大了高支付意愿者中签的比率，从而提高了预期的社会剩余。在公平上，两者各有优劣。在理论上，上海的拍卖制增加了社会的转移支付总额，平均来看是增加了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补贴。而北京的摇号制度则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那么为什么北京不选择拍卖制呢？可能的解释很多。经济类专业的人往往认为是因为制度设计者思想不够先进。但如果北京也开了拍卖车牌的口子，导致各地竞相拍卖车牌，就相当于赋予了地方政府又一条可以滥用的权力。从全局角度来看，现在上海拍卖而北京不拍卖的状况，减少了地方滥用车牌发放权的程度。用经济学人不感冒的一个说法：在配置某些资源时不用价格机制，可能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