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看，商家有权拒绝顾客消费吗？这是否涉嫌歧视？
强制缔约是指依据法律规定，民事主体负有与他人缔结契约的法定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缔结契约。依据传统合同自由理论，任何人都不负有与他人订立合同的义务，也不得强迫其他人与之订立合同。但是，强制缔约制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理论。 就强制缔约制度的立法目的而言，强制缔约制度是法律为保障民事主体的缔约自由的实现， 通过立法对某些民事主体施加缔约义务，从而对其缔约自由予以限制的结果。 （一）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自来水、电力、煤气、供暖、通讯、邮政、大众交通运输等领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征。具体而言，其一，这些领域的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属于生存和生活必需品，是消费者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因而，消费者通常必须与提供这些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企业订立合同，否则无法生存和生活；其二，这类领域的企业通常是垄断企业，具有独占性。这样，当消费者面对这些提供生存和生活必需品且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时，其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除与这些企业订立合同外别无选择。如果被这些企业拒绝，消费者将会失去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不仅如此，这些垄断企业还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预先拟定有利于自己的格式条款，作为合同的主要内容， 包括价金、履行方式、免责条件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不仅事实上丧失了缔约自由，甚至连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也丧失了。 为了使消费者能够与这些垄断企业缔结以生存和生活必需品为给付的合同，以保障消费者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这些提供生存生活必需品的垄断企业施加强制缔约的义务，成为立法的必然选择。依据德国《铁路交通法》第3 条、第6 条和第53 条的规定， 公交铁路必须承运按规定向自己提出的货物。又如，依据法国的法律，从事城市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等公共事业的企业，处于长期承诺的状态。因此，这些企业不能拒绝为公众服务，因为公共服务设施和事业负有承诺的义务，它们不能拒绝社会公众的承诺，社会公众有获得服务的。 我国《合同法》289 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要求”。该条规定的就是法律对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施加的缔约义务(强制承诺义务)。《电力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 32 条规定“：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在供电前根据用户需要和供电企业的供电能力签订供电合同。”这同样是对供电营业机构课以的强制承诺义务。《邮政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擅自停办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和地区邮政管理机构规定的必须办理的邮政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17 条第 2 款进一步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从我国的立法来看， 与那些在法律上对供给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公共企业施加广泛的强制缔约义务的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现行立法仅仅对从事公共运输的企业和供电营业机构规定了强制缔约义务，显然不足以保障广大居民获得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因此，应当要么通过立法扩大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供给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公共企业的范围，要么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依据现行立法对强制缔约义务予以严格地类推适用，以弥补现行法律的漏洞。 （二）为保护在社会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 自 20 世纪初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开始强调私法应具有的社会任务。在此背景之下，为保护在社会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一些国家或地区通过立法，对某些民事主体施加强制缔约的义务。 例如，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日本《劳动组织法》第 7 条第 1 款规定，劳动团体代表特定工厂受雇的半数以上时，该工厂不得雇佣非工会会员。依据德国《企业组织法》第 78a 条、《联邦人事代表会法》第 9 条和《残障人就业辅助法》第 4 条的规定，一名雇主有时必须与特定的人或者与一个特定组织中的一个人订立劳动契约。这是法律为帮助残障人获得依照自由劳动市场规划将不会得到的工作岗位，通过对雇主施加强制缔约义务的结果。又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赋予承租人一个法定的权利，即在旧的租赁契约期满后有权与出租人订立一个新的租赁契约 。换言之，出租人在一定条件下负有与承租人订立新的租赁契约的义务。我国台湾地区“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 20 条规定“：耕地租约于租期届满时，除出租人依本条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愿继续承租者，应续订租约。”在此情形，该“条例”规定耕地出租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实际上是为保护居于弱势地位的承租人的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第78 条第3 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此外，《合同法》第230 以及《物权法》第101 条分别规定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的存在，并不限制出租人或共有人是否订立买卖合同的自由，但是，一旦出租人或共有人决定订立买卖合同，则其选择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优先购买权实现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在出卖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生效之后，出卖人负有强制要约的义务；二是在出卖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生效之后，出租人或共有人并未依法对优先购买权人履行告知义务或履行告知义务不适当， 其可以向出租人或共有人作出意思表示（要约），出租人或共有人负有强制承诺的义务。 （三）为维护或恢复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 在市场经济下，一些大企业、大公司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往往采取企业联合的形式以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在企业联合组织取得了某种支配市场甚至是垄断的地位时，它们就可以采取诸如暂时的低价倾销等行为，将竞争者完全排挤出市场。然后，这些支配市场的企业或者是垄断集团就能够单方面规定有利于自身的交易条件。在此情形，作为购买人的中小企业进行交易活动的自由，就附属于这些支配市场的企业或者垄断组织的经济优势。如果具有市场支配或者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大公司“有选择”地与其中的一些企业进行交易，而将另一些企业排除在交易活动之外，则另一些企业事实上就没有缔结契约的可能，其缔约自由权事实上被取消了。自 20 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在能源经济、批发商业等领域尤其常见。尽管一个占据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垄断地位的企业有权谋求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除了为合法目的之外，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继续限制竞争 。因为一旦企业走上了越来越集中的道路，平等的自由竞争条件就不复存在了，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的竞争最终将毁灭竞争本身。 为消除具有市场支配或者垄断地位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待遇，以维护或恢复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一些国家开始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或垄断集团施加强制缔约义务，以限制其缔约自由权，从而反对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例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 20 条和第 33 条中，对强制缔约作了非常宽泛的规定 。该法第 20 条规定“禁止在通常交易中以不公平的方式妨碍其他企业，或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同类的企业给予差别待遇”。该法第 33 条规定“违背禁止歧视规定可能引起损害赔偿或者不作为请求权”。这就表明，在这一框架范围内，具有市场支配或者垄断地位的企业负有强制性的缔约义务，其面对中小企业提出的、不含有歧视条件的订约请求时，不得予以拒绝。在英美法系，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在美国，为反对垄断、保护正当的竞争，法律也规定了强制缔约义务 。 我国《反垄断法》第3 条用概括加例举的方式对垄断行为作了规定。为消除市场支配地位的企 业滥用其优势地位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反垄断法》第47 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我国《反垄断法》中对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完全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以市场份额为主要标准，并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予以评价，同时规定了拒绝交易和价格歧视这两种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其他经营者的选择自由的行为。但是， 该法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仅仅规定停止侵害，并未规定经营者的强制缔约义务。为保障中小企业的缔约自由的实现，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将该条所规定的“停止违法行为”解释为包含有法律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施加的强制缔约义务。 （四）国家为达到一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目的 20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加强，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全运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契约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的的工具，对国民的契约自由予以限制。在此情形下，国家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往往以强制缔约为法律手段，通过立法对某些民事主体课以强制缔约的义务。这样，强制缔约就成为国家对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领域进行干预的手段。如在战争时期，交战国为加强国防，以应付非常事变，必须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在此情形下，有关强制缔约的法律法规十分常见，几乎遍及所有生活部门。德国、日本等国在二战时期，即颁行许多强制缔约的法律法规以达到统制经济的目的。在和平时期，为谋求国计民生，促进社会安全，亦不乏强制当事人缔结契约的情形。如依据我国台湾地区“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第 17 条规定“，经济部”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对于指定之农矿工商物品，可依公平价格，分别收购其全部或一部。 我国《证券法》第81 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 的股份的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在投资达到法定条件时，投资者即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强制要约义务)。该法第87 条规定“：收购要约的期限届满，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数达到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换言之，在法定的条件之下，当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向收购人发出要约时，收购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强制承诺义务)。《证券法》规定收购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主要就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 （五）出于保障生命、身体和健康权益的需要 一些国家出于保障生命、身体和健康利益的目的，通过立法规定医疗机构负有与危急患者订立医疗契约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依据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医疗机构或医生对患者并无救助的义务。尽管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不容许医疗机构和医生漠视患者的身体健康而不予救治，然而，在法律未明文规定医疗机构负有与患者订立医疗契约的义务的情况下，救死扶伤始终对医疗机构而言仅仅是一个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但是，在人身权受到广泛保护的背景之下，为使患者得到及时的医治，从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考量，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规定医疗机构负有强制缔约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患者的请求。如我国台湾地区“医师法”第21 条规定“：医师对于危急之病症不得无故不应招请或无故延迟”。“药剂师法”第21 条规定“：药剂师无论如何，不得无故拒绝药方之调剂”。“助产士法”第 15 条规定“：助产士不得无故拒绝或迟延助产”。日本《医师法》第19 条第1 项规定“：从事诊疗之医师，在诊察治疗之请求存在的场合，若无正当事由，不得拒绝该请求”。我国立法上也有相关规定，如《执业医师法》第24 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1 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医疗机构并未严格履行其强制缔约义务，这显然是对生命健康权的漠视。 （六）基于平等权，反对缔约歧视 平等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并列为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公民三大基本权利。立法权受到平等权的限制，使立法者必须对相同的事件予以相同的规范，对不同的事件予以不同的规范。这实际上即可以推导出，公民享有在相同情况下要求平等对待以及在不同情况下要求差别对待的权利。二战以后，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以及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风起云涌，一些国家开始颁布法律，反对交易歧视，即禁止交易的一方在订立契约时以对方的性别、种族、肤色等为理由拒绝与对方缔结契约。例如，英国 1975 年《性别歧视法》规定，交易的一方不得以性别为理由，拒绝与相对人缔结契约，各种歧视妇女(或男人)的服务是非法的；1976 年《种族关系法》规定，雇主和店主不得以种族、肤色等为理由，拒绝与相对人订立契约 。这实际上即是从平等原则出发，对交易的一方当事人课以的强制缔约义务(强制承诺)。 在这方面，我国立法上并无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性别、身高、乙肝等的歧视现象普遍存在，被歧视者在同样的条件下难以与相对人缔结合同，严重危害了我国宪法与法律确立的平等原则。我国应该借鉴先进国家的立法例，从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平等原则出发，对交易的一方当事人课以强制缔约义务(强制承诺)。 二、强制缔约在我国的类型化 按照强制缔约义务是否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强制缔约可被区分为直接强制缔约与间接强制缔 约。法律对强制缔约有明文规定的, 学说上称为直接强制缔约 。 在我国, 法律、 法规直接规定的强制缔约有以下几种: 1. 公共运输领域的强制缔约义务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 托运人通常、 合理的运输要求。 (《合同法》 第 28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 第 14条的推论) 所谓公共运输, 就是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服务的运输, 出租车运载顾客为其中一类 。它应当适用《合同法 》 第 289条关于强制缔约的规定。对出租车司机强制其缔约的义务, 许多地方法规或者地方规章还有具体明确的规范。例如,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2001)第 16条规定: “出租汽车驾驶员除下列情形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载客或者中途终止客运服务: (1)乘客在禁止停车的路段招手拦车;(2)乘客携带违禁和易燃 、 易爆等危险品以及污损车辆的物品乘车; (3)醉酒者、 精神病患者在无人监护下乘车; (4)乘客要求出本市或者在夜间到远郊区、 县而不按规定随驾驶员进行登记;(5)乘客的要求有其他违反出租汽车管理 、 道路交通管理、 治安管理规定的 。” 再如, 《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2001)第 25条规定:“客运服务驾驶员不得拒绝乘客的运送要求,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拒绝运送乘客的行为: (1)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 , 遇乘客招手, 停车后不载客的;(2)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 在营业站内不服从调派的; (3)所驾驶的车辆开启空车标志灯后, 在客运集散点或者道路边待租时拒绝载客的; (4)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 还如, 《无锡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第 18条规定: “出租汽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乘客、 用户的运送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拒载: (1)所驾驶车辆开启空车标志后, 在营业站点或者准停路段停车待租时拒绝乘客、 用户运送要求的; (2)所驾驶车辆开启空车标志后, 遇乘客、 用户招手, 停车后不提供运送服务的;(3)营运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 2. 电信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 第 13条第 1款规定:“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擅自停办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和地区邮政管理机构规定的必须办理的邮政业务。” 其中暗含着邮政企业负有应用户的缔约请求而签订邮政合同的意思, 实务惯例一直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第 17条第 2款关于 “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 的规定, 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强制缔约的意思。 3. 供电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 在我国现行法上, 供电企业并非对所有的用户, 而是对若干类型的用电人, 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这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第 26条第 1款关于 “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 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的规定, 以及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第 32条关于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在供电前根据用户需要和供电企业的供电能力签订供电合同” 的规定, 可以看出来。 对于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第 6条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 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电合同” 的规定, 应当限缩其文义, 一是在用户的范围上, 二是在用电性质和种类上, 都应予以限缩。例如, 对于居民生活用电, 国家机关、 医院、 学校等部门的办公供电等, 供电企业不得以自愿、 协商一致的原则为由, 拒绝签订供用电合同。 4. 供水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 供水企业对所有的用水人都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法上尚未发现;供水企业就居民生活等若干类型的用水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则有其规定。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第 21条第 1款关于 “开发、 利用水资源, 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并兼顾农业、 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 的规定中, 所谓 “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结合我国水务的惯常做法, 可被解释为水务公司等供水企业不得拒绝城镇居民就其生活用水的请求。再如, 《合同法 》 第 184条规定:“供用水合同参考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 既然供电企业对若干类型的用电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既然电和自来水对于城市居民等用户几乎同等重要, 此点在法律评价上处于重要地位, 那么, 在供水企业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方面, 也应比照供电合同的规则。 5. 供气、 供热的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 根据 《合同法》 第 184条关于 “供用气、 供用热力的 合同参考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的准用条文, 类比供用电、 供用水的企业所负有的在一定范围内的强制缔约义务, 供应天然气、 煤气、 热力的企业对于居民、 有关企业等用户也应负有强制缔约义务。 6. 医院及医生的在危重病人就医 、 急诊情况下的强制缔约义务 我国现行法仅就危重病人就 医、 急诊的情形规定了医院及医生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尚无医院及医生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一般条款。之所以如此断言, 根据之一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 第 31条关于 “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 应当及时转诊” 的规定;根据之二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 24条关于 “对急危患者, 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 ;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的规定。 7. 保险业的强制缔约义务 在我国现行法上, 许多类型的保险都是自由缔约, 只有个别类型的保险是强制缔约。属于后者的, 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 10 条第 1款规定: “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 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 8. 优先购买权制度下的强制缔约义务 有学者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以下简称为 《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 》)第 118条关于“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 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购买权 ;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 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的规定, 表明了出租人负有在同等条件下同承租人订约的义务 这就是强制缔约。对此, 有学者倾向于区分情况而定。对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若采形成权说, 则在承租人向出租人 (出卖人 )作出购买租赁物的意思表示时, 就在出租人 (出卖人 )和承租人之间当然形成买卖关系, 固无强制缔约的问题 ;但若采请求权说, 则出租人 (出卖人)就租赁物负有与承租人成立买卖合同的义务, 即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在英美法中, 保护承租人的 “购买权” 也是存在的, 如 1985年英国 《房产法》 施加给当地市政会一个义务, 将它们的房屋卖给答应某些简单条件的市政会的承租人;1993年通过的 《租赁改革、 房屋和城市发展法》 在某些条件下赋予私人承租人买下房东的房屋的权利, 房东被法律强迫订立买卖合同, 不管其是否愿意。此外, 典权人的留买权、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等先买权, 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 笔者认为, 按照 《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 》 第 118条的规定, 出租人侵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而与第三人就租赁物签订买卖合同时, 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合同无效, 因而, 认定此处存在着出租人的强制缔约义务, 可资赞同。 所谓间接强制缔约 (MitelbarerKontrahierungszwang), 是指强制缔约义务并非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而是通过法律解释而存在的现象。 此类强制缔约是否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在德国虽有疑问,但有肯定的判决 。 由于我国现行法未臻完善, 有些服务为消费者所必需却尚无强制缔约的法律明文,我国法承认间接强制缔约确有必要。在目前, 至少应当包含下述间接强制缔约的种类: 1. 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场合的强制缔约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 (草案 )第 155 条前段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 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 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外, 出让人应当同意。这一规定若成为了法律, 则在不存在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已经出让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 出让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2. 商店在一定条件下的强制缔约义务。 德国法学界讨论了如下的教学案例:一位面包师不愿意将面包卖给一位家庭妇女, 原因是他与该妇女的丈夫敌对。有人认为, 对此应当区分情况:其一, 如果该妇女在可以期待的距离之内能够从其他的面包店购买到相应的面包, 那么该面包师不予给付最终只涉及名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即便硬性地判决该面包师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他也只是咬牙切齿地虚假服从, 该妇女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服务;莫不如判决该面包师向该妇女支付一定的钱款, 作为侵害人格的抚慰金。其二, 如果该妇女在可以期待的距离之内不能从其他的面包店买到相应的面包, 那么, 该妇女请求该面包师交付面包就是 “正常的需要”, 于此场合, 应当肯定强制缔约 。 这种意见合理, 值得我国法借鉴。 3. 理发 、 住宿、 餐饮等服务业在一定条件下的强制缔约义务。 理发为人们的正常生活所必需, 住宿、 餐饮至少对于特定的人们必不可少, 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使这些服务业者承担强制缔约义务非常必要。 4. 地役权制度中的强制缔约义务。 西气东输、 南水北调等工程, 需气的一方为铺设输气管线而需要利用他人的土地, 用水的一方为修建水渠而需要利用他人的土地, 若采取地役权模式, 则要么地役权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设立, 要么法律规定土地所有权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等土地使用权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这种分类的法律意义在于, 直接强制缔约的请求权基础非常具体, 一般也比较明确, 法律适用相对简单 ;而间接强制缔约的法律依据 , 需要借助于法律解释才能最终确定下来。有的间接强制缔约源于法律的基本原则, 如公序良俗原则等;有的则源于对某具体法律规定的解释 。就是说, 间接强制缔约的法律适用相对复杂, 假如解释和适用法律之人的法律理念和法律素养欠缺, 将某个案确定为间接强制缔约有可能是不适当的。  以上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