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间,向下流动的埃及人明显超过了向上流动的埃及人,你称之为“新贫民窟”。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新贫民窟”的出现吗?其实不只是埃及,包括在东亚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下流社会”的倾向。你认为,它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难题吗?  沙菲克:这些趋势反映了技术对工作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这就导致受过教育的人收入很高,而没受过教育的人则做着工资很低的工作。与此同时,过去能够赚取还不错的收入的一些传统中产工作正在被掏空,并日益被自动化,比如工厂或是文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收入分化的原因。而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一个更好的社会契约需要对教育进行更多投资,以便这些低薪工人都能够发展新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  新社会契约只是一种政治愿景?  新京报:在写法方面,贯穿整本书的是一种政策学习者和制定者的视角,想必这与你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多边组织任职期间,你会接触到来自各国的领导者。就你的观察而言,哪些因素阻碍着新社会契约在不同国家的尝试与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