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菲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就已经在构思并着手写这本书了。但我的确发现,新冠疫情揭示出我们现有的社会契约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不稳定的工作产生的风险,那些尝试居家学习的职场妈妈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薄弱的医疗保健体系带来的不安全感等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毫不奇怪,那些拥有更好的社会契约、民众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在疫情期间表现也更好。  新京报:你在2022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人们是否认为自己有义务接种疫苗、戴口罩或在感染时进行自我隔离,这些不是流行病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以阿甘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曾提出“作为政治的流行病”的相关判断,你会如何看待此类声音?  沙菲克:我认为,目前来看,不论是接种疫苗还是戴口罩,相关的证据支持已经很清晰了。这里面的政治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否按照这个执行,因为我们觉得这肯定需要让个体为集体利益做一些牺牲和让步。很显然,当然需要在个体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过,我的确认为,在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共同利益是应该优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