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猜想,首先,牛布衣不是个读书种子,所谓读书当然是指读四书五经、历科程墨、宗师考卷,于举业上已经不再上心,或根本是力不从心,甚至心如止水了。其次,由牛布衣身后遗下的诗稿题目--“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看得出他于“功名利禄”四字并非看得很轻。当然牛布衣的话并不靠得住,他至多结识个把离休干部罢了,不然也不会潦倒到生前连一部诗稿也刻不起。要知道,那时虽有文字狱,却是没有非法出版物一说的。总之,牛布衣是个不足为训的科场失败者,就像我假牛布衣是个高考落第者一样。 自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始,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按何怀宏的说法,不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且是“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因素”之一。(见何怀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版)以至于余秋雨动了真情:“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