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菲克:据我的观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很多从现状中受益的团体很抵制变革本身。但是,一系列社会运动正在给领导人们施加压力。比如女性运动已经初步在产假问题上小有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进(父母双方的)“育儿假”制度,以便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女性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同时,年轻人也在积极呼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必要的行动。  历史来看,社会契约往往在危机时期会迎来重新谈判的机会——比如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又或者大萧条后美国推出的新政。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契约则在去殖民化后迎来重新谈判。但如今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着(较此前)不同的诉求期望——他们或是希望社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或是希望当他们年迈退休之时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在未来的几年,各国政府必须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  新京报:本书谈及的社会契约更多关注国家内部,且你也提到它必须被嵌入各自的社会价值观中。那么,从国际交往的角度而言,基于各自价值观的契约是否会导向冲突?你如何看待一国内部的社会契约与国际间社会契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