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末,社会运转的逻辑依然无法走出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且仍然在假定人们一旦走进婚姻就不会离婚。许多政策举措还在预设:学校教育能够受用终身,个体的职业变动不会太频繁,以及养老重担主要得靠家庭分担。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就业率在全球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离婚率都有所上升。而放眼就业市场,新冠疫情加剧着工作的不稳定性,尽管各国政策的落点不同,但结果却是不同国家都程度不一地出现了“两级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各项保障集中于“受监管程度高且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但大批的劳动者只得灵活就业,涌向那个“受监管程度低且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同时,技术的发展冲击着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人们开始疑惑,校园内的知识习得似乎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过时”了?更重要的是,越发灵活的就业模式也在冲击着传统的家庭赡养体系。  《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英]米努什·沙菲克 著,李艳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