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重重:  新社会契约只是一种政治愿景?  新京报:在写法方面,贯穿整本书的是一种政策学习者和制定者的视角,想必这与你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多边组织任职期间,你会接触到来自各国的领导者。就你的观察而言,哪些因素阻碍着新社会契约在不同国家的尝试与落地?  沙菲克:据我的观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很多从现状中受益的团体很抵制变革本身。但是,一系列社会运动正在给领导人们施加压力。比如女性运动已经初步在产假问题上小有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进(父母双方的)“育儿假”制度,以便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女性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同时,年轻人也在积极呼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必要的行动。  历史来看,社会契约往往在危机时期会迎来重新谈判的机会——比如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又或者大萧条后美国推出的新政。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契约则在去殖民化后迎来重新谈判。但如今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着(较此前)不同的诉求期望——他们或是希望社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或是希望当他们年迈退休之时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