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更喜欢有针对性的做法,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更多的钱,帮那些有工作但收入很少的人增加收入。这将为人们的收入提供一个底线,以确保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新京报:你曾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提及埃及的“特殊性”——该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很低,真正的经济危机是中产阶级的恶化。在过去十年间,向下流动的埃及人明显超过了向上流动的埃及人,你称之为“新贫民窟”。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新贫民窟”的出现吗?其实不只是埃及,包括在东亚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下流社会”的倾向。你认为,它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难题吗?  沙菲克:这些趋势反映了技术对工作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这就导致受过教育的人收入很高,而没受过教育的人则做着工资很低的工作。与此同时,过去能够赚取还不错的收入的一些传统中产工作正在被掏空,并日益被自动化,比如工厂或是文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收入分化的原因。而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一个更好的社会契约需要对教育进行更多投资,以便这些低薪工人都能够发展新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