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谈及国花问题都明显的底气不足,心存遗憾。比如,1914年第1期《亚东小说新刊》之《各国花王一览表》,所举英吉利蔷薇、日本樱花等均为国花,我国自然是牡丹,称“花王”而不称“国花”,显然是照顾我国国花未明的现实。  1924年第6期《东方杂志》几乎同样的《各国之国花》名录,称我国牡丹为“花王”,而其他各国为“国花”,等等。遗憾之情、急切之意溢于言表。  2.国花之争映射出国家社会的价值取向  综观民国年间的各类议论和实际行动,人们最终心愿还是高度聚焦在牡丹、梅花两花上,并先后以一民一官的方式实际视作或用作国花。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国花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主张较多,但呼声最大的仍属牡丹、梅花两花。  两花形象风格和象征意义各极其致、各具典型,不仅历史地位和民意基础相当,而且相互间有着有机互补、相反相成的结构关系。  牡丹、梅花分别代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不同风土人情,反映贵族豪门、普通民众两大阶层的不同情趣好尚,分别包含外在事功与内在品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国家气象(“外王”)与民族精神(“内圣”)两种不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