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发展经济学问题4舒尔茨对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 
desc: 舒尔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
answer:  摘要：中国农村，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有限，现代生产方式的日益应用，农村人口流动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压力越来越大。怎样解决问题并稳定社会？战略上讲：从时间、数量上稳定推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积极快速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进行宏观调节和徽观管理，安全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合理发展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从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来看，由于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农业产品价格的疲软、乡镇企业遇到供给过剩的竞争、农民的负担又难以有效减轻，农民收入增长将放缓，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又会导致人口和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也即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压力将越来越大。怎样缓解其压力并稳定社会呢？ 
      一、人口流动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就空间经济而言，农牧业经济是一种分散的用土地资源较多的经济，而工和现代经济是一种集中的用地较少的经济，为了节约用地和节约分工引起的交换的种种成本，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其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口集中后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城市工商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越来越高。相反，在农村中，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有限、现代生产方式的日益应用，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如果人口不能及时地向城市转移，农业的比较收益就会越来越低。这时，城市中相对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收益，必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流动。如果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由于没有低工资的劳动力抑制城市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城市的收入会越来越高，而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收入水平相对会越来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将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社会的极不稳定；将农民永远或者千方百计限制在土地上，通过不让他们向城市流动来稳定社会，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看，就其结果实际是一种较笨和适得其反的做法。因此，城乡就业机会和收入差距引起城乡人口流动，而城乡人口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和最终稳定社会，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上的定理。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这几年农民的收入结构看，外出务工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产品出售获得的收入比例则日益下降。一个四川的农民，在家劳动力不得其用，一年中只干两个月农活，年收入1000元左右；到东南沿海打工，管吃管住，一个月给500元工资。一年可向家乡寄回3000到4000元的收入。而在农村中，由于转移出去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留下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也增加。比如，过去3人种3亩地，现在2人外出务工，1人种3亩地，活劳动成本降低2／3，而过去由3人分摊的农业收入，现在可由1人获得。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向城市转移，农业本身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收益和效果也不会太高，结构调整的收益上升赶不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向负的下滑速度，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将得不到改变。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实现农业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是要通过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1人1亩地，甚至不到1亩地的规模，无法与国外农业相抗衡和竞争。而农业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有的农户，常年在外务工，其耕地就会转包给其他农户代种，或者雇别人耕种；有的农户，由于在城市找到了较稳定的生意和工作，不再回农村了，就会将土地转让给其他农户。这样，由于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其承包的土地也要不断地被暂时或者长时间转让出来，一些种田能手或者大户，将土地集中起来耕种，逐步实现中国农业由1户三五亩地小生产方式向几十亩、几百亩地的农场规模经营方式转变，小家庭大规模经营耕地，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人口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人口经济学的定理是，人口生育、抚育和教育的成本与机会成本越低，人口增长越快；反之，人口增长越慢，甚至零增长。人口生育、抚养和教育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家庭自觉控制人口生育的约束机制。而只有城市化才能提高转移进城人口的收入水平，也提高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提高城乡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教育层次。这样，收入提高使生育、抚养和教育的成本与机会成本大大上升，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才能内在地被控制住。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其素质得到提高。一是务工者在城市开阔视野、学习技术技能、体会城市文明、增强市场观念、掌握文化知识。舒尔茨认为，人口这种流动和迁移过程中的学习，实际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素质的提高，会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二是人口流动、迁移、交往，提高人口的生育素质。一对夫妇，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其生育的孩子，在后天得到环境的影响，素质明显比生育和教育在乡村的要高；而远距离的男女或者大范围人口中的男女结婚，所生育的后代的智力和体力素质，明显优于短距离和小范围人群男女结婚所生育的后代。一些边远落后的小山村中，选择结婚的人群范围很小，通婚几乎没有地理上的距离，所生育的后代，傻愚呆痴者不少，使人口的先天素质逐年劣化。改变其状况的办法是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代的经验看，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的国家、地区、城市，往往充满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人口流动性差、迁移程度低的土著人为主的国家、地区、城镇和乡村，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比如美国是移民国家，深圳是移民城市，广东和温州等地是人口大出大进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有着强劲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计算过，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中期阶段，1／4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二、稳定而快速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国内外价格比和国内活劳动成本看，以小麦、大米、玉米、棉花、大豆等大宗土地密集性产品为例，假定价格不变，只有每户两个劳动力种地60～120亩，其规模经营才能达到获得像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一样的报酬。如果按此标准，农业只需要劳动力2000万到4000万，而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多达3亿以上，剩余劳动力数量至少达2．5亿之巨。 
      我们面临的两难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太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缓慢和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社会不稳定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转移太快，可能也会导致城镇就业容量不能及时容纳，形成城镇和人口流动中的一些社会不安全问题。从战略上讲，主要的思路和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想办法和尽可能在时间和数量上稳住并推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部分压力。措施如下： 
      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少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种植面积，增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减少全球都种植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增加中国特有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在农业各产品中，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土地密集，比如玉米；有的是劳动密集，比如特殊的花卉养殖等。从比较天赋和成本优势看，美国等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因为工资成本太高而没有优势。一些只能在中国出产的茶叶等产品，其他国家也没有优势。中国应大力发展这些在出口和国内市场上都有较强竞争力的农产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取消农林特产税的同时，使中国特色农业在出口中有价格竞争优势。 
      二是中国应当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一样，大规模开展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和遗传有害和无害的争论和宣传，对转基因农产品强令进行标示出售。许多人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无害，但是有些危害在一代人身上是看不出来的。转基因农产品，杂草也长不了，抗各种病害，这种虫子都不敢吃、不能吃、吃了活不成的农产品，人吃了无害，对下一代和下几代遗传没有影响？恐怕是说不通的。在标示出售的情况下，愿意省一些钱，吃转基因食品的，可以自由地买转基因农产品；觉得转基因农产品有害，不愿意吃这种产品的，也应当有产品的知情权，多花一些钱去买非转基因农产品。国家要立法或者出台条例，对一些不标示转基因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商，甚至将转基因农产品假冒非转基因农产品出售和加工的，实行举报制度，重奖举报者，严厉打击违法者。再则，制定农产品进口有关技术标准，要加大海关检疫部门对农产品技术标准的检验，一些产品可由非关税壁垒予以堵截。这样才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我国的农业，在短期内不受国外转基因农产品的冲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减缓。 
      三是应当花大力气精简县乡村党政社团和其他机构，减少由农民负担的吃皇粮的人数，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速度，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特别是减少农业税和取消农林特产税；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应当由财政负担，加大财政对农田水利、防护林、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农民的税费负担越轻，农业的比较利益就会有一定的空间，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四是城镇企业自主用工，取消对农民在城市中务工的歧视，用农民进城务工来抑制城镇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减小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形成的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如果用限制企业用农民工的办法来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其结果就是城市从业人员的工资越来越高，农民的收入相对越来越低。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绝对数只有43元钱，而城市人均增长7．3％，绝对数为426元，是农村增加数的近10倍。如果长期这样，农村收入低速增长，城市高速增长，城乡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将会惊人地拉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吸引力越强，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反过来抑制城市工资水平的迅速上升，使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有工资成本低的竞争力。城市企业自主用工，多用便宜的农村劳动力，这样将城市的工资水平降低下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有所缓解，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有所减弱，反过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也会减小。 
      第二，创造条件，积极快速地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上述分析并不是主导思想上以阻碍和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出发点。只不过是因压力太大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主要的方面，还是要采取各种办法和途径积极和快速地转移过剩劳动力，这才是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和一系列城乡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之路。 
      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吸收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市场经济国家每千人平均50个企业，而我们国家每千人只有5．7个企业。企业数量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少，是我国城镇就业困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最重要的原因。需要看到的是，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是中国的一大劣势，而劳动力便宜也是中国加入WTO后的优势之一。只有通过创业和兴办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将便宜的劳动力变成现实的竞争力，才能成为真正的优势。一个国家，大型企业主要承担工业体系、综合技术水平、技术研发、国际竞争力等任务，而中小型企业主要发挥解决就业、稳定社会、促进竞争活力的作用。在中国，大型企业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如果用其解决就业，在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工资逐年上升规律的作用下，其就要倒闭。中国国有企业全军陷入困境的历史就证明了这点。中国西部一些地区企业发展和财政困难的现状也证明了这点。按照新增劳动力供给、下岗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中国未来10年每年需要提供1000万个就业机会，只有发展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才能使中国既在国际竞争中有优势，又使国内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降低失业率，使社会安居乐业。 
      二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如果在一个地理结点上需要一个小城镇存在，应当由市场调节引导投资、人口、企业、居住、交通、物流、人流等等而形成，而不应当是政府随心所欲而定。 
      三是中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向东南部劳动密集和劳动资本双密集企业和城市跨地区转移。随着日本、韩国、台湾、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成本上升，及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条件的改善，世界制造业向中国东南部转移是一大趋势。劳动密集和劳动力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便宜，其与本国及外国制造业资本相结合，是中国最大的比较和竞争优势。这种有竞争优势的经济格局，将创造巨大的就业容量。因此，在10—15年内，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东南部制造业地区流动，不断地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使中国的制造业在较长的时期有持续的竞争力，既是解决就业和转移容量不足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后发优势的重要源泉。如果东南部每年因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制造业的大力发展，新增600万个就业机会，将极大地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转移的压力。 
      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城市化和中西部劳动力向东南部流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政策上讲，需要改革户籍、土地制度的一些不合理限制，并放宽企业登记注册、审批环节、项目批准等政策，减少和取消各种收费，特别是不要再收农民外出务工证明费、暂住人口管理费、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赞助费等等诸多的歧视性收费。发展中小企业，加速城市化，鼓励人口流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得到转移。 
      第三，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要进行宏观调节和微观管理，安全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和调节交通运输，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时时监测和严厉打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邪教、黑社会性质组织，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形成一个较灵敏的监测网和快速反映系统，及时掌握和处理人口流动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严厉打击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强奸、诈骗等刑事犯罪活动；从司法制度上帮助在人口迁移、劳资纠纷、居住生活时受到侵害的弱势的流动人口群体；监督用工单位按时发放工资，保障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安全，保证其给进城务工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以防像过去的国有企业一样，过若干年后，劳动者的退养、失业和医疗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 
      三、合理发展小城镇 
      从经济学上讲，城镇是一种地理上节约因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交换引起的交易成本的空间组织形式，这种成本的节约带来城镇的空间聚集经济效应。纯粹从经济分析看，城镇规模越大，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空间上越集中和密集，其节约的成本越多，形成的聚集效益越好。 
      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城市和城镇的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是一个在农民转移成本、就业机会、劳动力报酬率、投资收益率等信号和机制引导和调节下，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和基础设施等在地理上自然流动和集中的过程。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存在和发展。如果政府硬是要偏向于遍地发展小城镇，而阻碍人口向城市流动，抑制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一是有城无市场，有城无企业。典型的是三峡移民镇，外观上是一个小城镇，居民楼都很漂亮，马路也很宽，但是，这种小城镇里，企业很少，没形成市场集散中心，农民天亮要到很远的地方种地，天黑回到小城镇居民楼中，楼房里还养了一些牛羊猪鸭，农民生活和从事农业的成本反而增大。二是小城镇不能提供相对多的就业机会。在大中城市中，细分的消费需要因有规模化的需求，第三产业要比小城镇发达得多，第二产业在大中城市中发展，其外部也比较经济，因此，大中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远比小城镇提供的多。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比在小城镇上容易得多。这就是虽然小城镇进入容易，但农民务工还是要向特大、大中小城市流动的经济动因。从经济学上明白了这样一些道理，不难看出发展小城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不能运动式和行政命令式发展小城镇，避免有城无市，有城无企业；要以企业、产业和市场为依托形成小城镇。避免用行政干预的办法修街道、盖楼房、归大堆，投入很大，但最后形成的只是缺乏经济功能的行政性和地理性小城镇。当然，笔者并不是说行政手段一点也不能用，而是要发展城镇和发展企业及市场并行，才能形成经济性的小城镇。在小城镇的发展上，打破行政割据，要让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自由流动和集中，偏重于用市场的力量引导和形成小城镇。 
      其次，发展小城镇要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有潜力的县城和一些县域中较大的中心镇。有的地区，分散财力、物力、人力，遍地分散地发展小城镇，一个县域里，发展了二十几个到三十几个小城镇，但是一个都没有发展成规模化的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的加工和集散功能都不强，地域上分工、协作和交易的成本还是很高，没有形成强劲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聚集效应。这种现象需要避免。 
      再次，小城镇要成为连接广大小集镇、农村与大中小城市经济关系的地理上的结点。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中的工业品，在这里向小集镇和农村集散；农村的农产品，在这里集中，甚至初步或者全部加工后，发往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另外，农业产业的技术、金融、市场等社会化服务，一个小范围农业区域内的卫生医疗、文化娱乐、教育、通讯交通等公益设施和事业，也需要有一个小城镇加以集结和进行功能提供。在这样一个结点上，交通成本最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因而，在城市和小集镇及农村之间，需要这样的结点式的小城镇。 
      第四，发展专业化和特色化小城镇。实际上，小城镇与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城市之间，既存在着经济上的依赖和合作关系，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一个小城镇没有自己的特色，就会在别的小城镇和城市强有力的竞争中消失：其人口、生产要素、企业等等向竞争力较强和报酬率较高的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最后衰败。从经济学的另一方面看，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与小城镇相比，小城镇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地理形式；而城市与小城镇相比，城市又是比小城镇更加节约交易成本的地理形式。因此，在小城镇继续向大中小城镇集中的过程中，哪些小城镇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些小城镇专业化提高效率和独有性带来的差别收益能否抵消规模小而交易成本较高的不利因素。因此，发展景区旅游、专业加工、农业产业化、地理集散等有特色的小城镇，应当是小城镇发展的类型之一。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和提醒注意的是，有一些小城镇是经济发展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有的要发展成为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有的要衰落；有的小城镇是城镇体系上的结点，有的是专业化和有特色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可能永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从政府的力量讲，如果强制地和过多地发展小城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衰落的小城镇就要多一些，可能会如同“三线建设”、“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等给我们造成的后果一样，当时觉得是发展生产力的好方式，实际会造成投资和生产力的极大损失和浪费。关键是，政府不要有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中城市的主观思维定式，城市能够发展到多大，由人口、劳动力、投资、企业等较自由流动下的经济规律来决定。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其聚集效应、综合效益要比小城镇强和好一些，用地要比小城镇少一些，就业机会比小城镇要多得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还是要重视大中小城市和特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对剩余及富余劳动力的吸收作用。 
     摘自：2003.2 （64-68）《学习与探索》（哈尔滨）  
  
  这当中包含着它的观点,但没有进行分类和集中.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