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为什么称牡丹为“国色天香”，来历是怎样的？ 
answer:  牡丹，别名木芍药、洛阳花、谷雨花、鹿韭等。属毛莨科多年生落叶灌木，与芍药
  同科。我国以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它高1一2米，老干可达3米。叶互生，二回
  三出羽状复叶。花单瓣至重瓣。一般各种花冠直径15一30厘米。花色有红、粉、黄、
  白、绿、紫等，花期5月上中旬。
      牡丹性宜凉爽，畏炎热，喜燥忌湿，原产我国西北，栽培历史久远。河南洛阳、山东
  荷泽、四川彭县都盛产牡丹。牡丹花丰姿绰绝，形大艳美，仪态万方，色香俱全，观赏
  价值极高，在我国传统古典园林广为栽培。
      除观赏外，其根可入药，称“丹皮”，可治高血压、除伏火、清热散瘀、去痈消肿等。
  花瓣还可食用，其味鲜美。
  
  牡丹花容端妍,花色绚丽,历来受到国人的厚爱。自宋代欧阳修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问世以来,已不知牡丹有多少品种被记录下来。其中名品,单听介绍已令人为之动容,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要知道,宋代一尺,约合今30厘米。如此品态高雅的“一尺黄”,盖非“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等赞辞莫能当之,可悟牡丹别称“富贵花”之名不虚也。
  
  吴中俗谚云:“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一至,牡丹盛开,此话是很灵验的。不过,这并非只是吴中(今苏州)的“专利”。牡丹原产我国,是一种较耐寒的花木,南北各地均有分布,而以江、淮、河流域的载培最为适宜。在这些地区,牡丹一样信守谷雨的节气。欧阳修早已提到:“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这里的洛花即指洛阳的牡丹:。故牡丹又有谷雨花的俗名。
  
  牡丹被认为是开候相宜的花。谷雨时节,值三月暮春之际,料峭春寒既已决别,炎炎夏日尚未莅临,草长莺飞,气候最是和煦宜人,自古以来正是踏青的大好时光,牡丹乃天生尤物,当此节候,殿春而开,怎不令游赏的人们更添意兴。例如,唐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载:“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泗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叙说的就是当时长安京城晚春的繁华胜景。
  
  然而,也只是从唐代开始,牡丹才被视为奇赏,此前名声并不显赫。
  
  关于牡丹的初名,今学界多以为称“木芍药”。即以新近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为例,“牡丹”词条释云：“著名的观赏植物,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后以木芍药称牡丹。”原来,晋人崔豹《古今注》曾称:“芍药有二种,有草芍药,有木芍药,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再后来,唐代学者段成式在《庐陵官下记》中说：“牡丹,前史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谢康乐即南朝宋诗人谢灵运）于是人们以此为依据,推衍成“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 《广群芳谱》引《通志》) 。后面的说法甚为流行,至今常被采纳。其实此说论证乏力,应予推翻。
  
  按，牡丹得名其来古矣,最早是作为药物见载于一部古书《神农本草经》中,即关于“丹皮”(牡丹的根皮)的介绍。对于这一记载,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可能就在于不见牡丹全称,遂将这“丹”字忽略过去。此后,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记有“大黄牡丹汤方”,内中详载其药材配伍是“大黄四两,牡丹一两……”,可见,“牡丹”一名早在东汉即已出现,且已通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倘以为张仲景是东汉人,便说牡丹之名出于东汉,这未免胶柱鼓瑟。也许如下的解释更为合理：成书于秦汉(一说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内中所记药材丹皮,其“丹”字不过是对民间早有本名的牡丹的省称罢了。而《神农本草经》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所总结的都是先秦的药学成就,显然牡丹之名的问世就更为久远了。
  
  可见,崔氏其生也晚,所言且是孤证；段氏“前史无说处”,更属大误。明清学人望文生义,遂将初名与别称本末倒置, 延误至今。
  
  由此可见,虽说牡丹自唐代始名倾朝野, 见重于时, 然而此前也并非寂寞无闻。诗人谢灵运既称“竹间水际多牡丹”, 这就说明他已留意到牡丹的美丽了。无独有偶, 同时代稍后的北齐人杨子华, 还画了一幅线条分明的牡丹图。(见唐李绰《尚书故实》)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牡丹已进入人们的观赏领域。
  
  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就是这一时期起,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已开始了人工的栽培。牡丹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它具有令人瞩目的非凡的美艳状貌与气质,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许多代花工艺匠长期精心地选种、培育,决非可一蹴而就的。杨子华于北齐离隋代并不遥远。《玉海》引《海记》载:“隋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赪色、鞋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西苑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所辟的御园。所引进的牡丹佳种产于地处河北的易州,而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牡丹品名看,绝不可能在短命的隋王朝那么一段短期内便可突然冒出来的,其培育的历史足可往前推 ——北周,再往前推——北齐……,又有什么可惊异、怀疑的呢!
  
  话又说回来,牡丹虽在隋炀帝时“发迹”,进入宫廷,但只是群芳中的“一枝”,尚未获得后来的那种荣宠;牡丹真正的大繁荣局面出现在唐宋时代。
  
  唐代,牡丹首先受到皇帝的青睐。
  
  高宗皇帝曾召聚群臣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亦下命令将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内廷。
  
  开元中,皇宫内兴庆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诏来翰林学士李白命赋诗助兴,李白即以牡丹喻贵妃,遂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清平调》辞三章,极是脍炙人口。
  
  太和、开成间,唐文宗特地打听京城传唱的牡丹诗中,谁者第一？得到的回答是,中书舍人李正封,句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文宗闻之嗟赏移时。
  
  从此,牡丹有“国色天香”的美誉。
  
  帝王的知遇,朝野的推重,令牡丹身价扶摇直上。《唐国史补》曰:“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园外寺观,种以求利,春有值数万者。”当朝诗人亦有描述,如“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柳浑)、“此物疑无价,当春独有名”(裴说)等。
  
  牡丹所以被誉为“国色”、“花品第一”,是因时人认为诸花不如。舒元舆的《牡丹赋》说得明白:
  
  “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挑敛迹,?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
  
  北宋时期,牡丹继续获得最高的推崇,有“花王”之称,培植中心则由长安移至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以致那时洛人独称牡丹为“花”,而决不会与他花混淆,发生误解。吴越王钱椒之子、西昆体诗人钱惟演为洛阳留守时,曾置驿特将洛阳牡丹贡奉宋京。洛花之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和《洛阳牡丹记》、丘清《牡丹荣辱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都有专门的记述。此外,陈州(今河南淮阳)牡丹也是一个著名的种植点。
  
  到了南宋,虽有梅花后来居上,名压众芳,毕竟花期各有限,风流难独专,你占你的春消息,我候我的养花天(《花品》：“牡丹开日,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自有不相干处。每至暮春,牡丹开处,观者云集,追慕之力,未见稍歇。皇家苑囿,更是精心呵护,铺张安排。周密《乾淳起居注》载：“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车驾过宫,恭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次日……至锦壁赏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约千余丛,各有牙牌金字,上张碧油绢幕,又别剪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间……”当时除了临安(杭州)外,越州(今浙江绍兴)、天彭(令四川彭山)亦以牡丹的种植闻名。明清二代,牡丹先后在亳州(今安徽毫县)、曹州(今山东菏泽)兴起,盛况不减前朝。
  
  牡丹能在花坛上常艳常芳,是与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的辛勤培育分不开的。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园艺师宋单父,字仲儒,据称他植艺技巧高超,终被皇帝召至骊山,育牡丹花万本,色样各不相同,受到千金奖赏,这是见于载籍的。至于无名花匠,则更是藏龙卧虎,不可胜计的了。宋李格非云：“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正是通过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花工的劳作,牡丹才能优选劣汰,异品迭出,惊人眼目,谁见谁爱了。
  
  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唐元和中有一年春天,长出2100朵花,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有的花面径达七八寸。像这样的牡丹,今日大概也难见到,足见当时植艺的高超。
  
  古代,牡丹品种以姚黄、魏紫最为著称。姚黄前已提及,它是宋朝民间姚氏家中培育出来的。牡丹本有“花王”之誉,而姚黄独又冠名“花王”,真是王中之王了。魏紫,千叶,肉红色,出寿安山中,由樵人发现,为后周魏仁浦买去置于园中,遂名魏紫,被称为“花后”。他如鹤翎红、九蕊真珠、鹿胎花、玛瑙盘、御衣黄、叠罗、瑞露蝉、观音面、醉杨妃、素鸾娇、万卷书、驼褐裘、睡鹤仙、藕丝霓裳等,花名雅致,珍品极多,难以一一备述。
  
  许多希贵品种的培育法古人一向是注意技木保密的,并不轻易外传。为什么包括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在内的大多数花木专著,对具体花品的如何栽培皆语焉不详,有些记录甚或只是以讹传讹的猜测,为什么上面提到的名品不少其实早已绝种,未能存留下来,想来这是原因之一吧。《墨庄漫录》有一则记载,就足以怀疑：“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北宋宣和年间植育出“欧家碧”,约摸是事实,但说成是通过在某些白牡丹的恨基下埋药,从而获得这一绿花品种,以今人眼光看,几无恨据,必是无稽之谈了。
  
  有趣的是,这种门外汉的想象,在清末曾被西太后慈禧顶真照搬了一回,不同的只是她在御花园中所试验的、被她称之为“绿牡丹”的是菊花一类而非牡丹罢了。其法是先用许多上好的绿色颜料冲成很厚的浆汁,把一小块空地上的泥土全用这浆汁拌过,然后拣几枝带有碧意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搀和着绿颜色的水浇灌。结果如何呢?清德龄在《御香缥缈录》中不无恢谐地说：“却不道绿色素十九还是给叶子吸收了去,花瓣上依旧只有很淡的一重绿气。偶然可以发现几点较深的绿色的细点,便算是天大的奇迹了。”欲用这类手段来改变花木的品性,自然更要遗笑于方家了。
  
  在古代,一俟牡丹花团绵蔟时,风雅之士喜欢列筵聚赏,席间歌舞管弦,吟诗作赋,循为常事。唐风如此,宋明以降,亦多有之。清道光时福州人梁章钜在《浪迹三谈》中说:“蒸鲥赏牡丹。”意谓宴赏牡丹时,须清蒸鲥鱼为馔,以助观花人的雅兴。自注云:“吾乡每以四时土物与四季名花一一相配,置酒赏之,为韵事。如鲥鱼配牡丹,荔枝配荷花,蟹配菊花,蛎配梅花也。”可见,民间亦例有定约呢。观花、开筵、张乐、歌吟,这一风俗,成就了多少古代文人的篇章。李白的《清平调》,作于宴饮之际,就是一例。花前把酒,怎不令睿藻泉涌,绮思飞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