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作家双雪涛？
从班宇的《冬泳》进入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犹如一个人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 两位作者成长的环境都非常相近，他们所书写的都是同一个群体，即国企改制时期的下岗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谓是东北版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但这二者又有许多不同。 首先，双雪涛的作品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底层小人物身上的浪漫主义特质，私以为这是双雪涛与班宇作品中最大的不同。 班宇更偏向于写实，写的是突然遭遇下岗的工人如何面对生存问题，做一些迫不得已的买卖和营生。所以他的笔下更多的是罪犯、赌徒、黑社会小弟、出租车司机、足疗店老板、跳大神夫妇……他们是工人中的绝大多数。 而双雪涛呢，他更善写奇人，写异类，写意。 比如《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傅东心，她是工人中的异类，因为她「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车间的烟叶堆里看书」，她对婚姻唯一的要求是「晚上我看书，写东西，写日记，你不要打扰我」。 再比如，《我的朋友安德烈》里的安德烈，这个老师眼里不学无术的坏学生，退学后一直窝在家里自己研究几何和电磁铁，研究气功、历史运动和朝鲜问题。 再比如，《大师》里的「我父亲」，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下棋，就算战乱时被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打穿了自行车链条，也无法阻止他拿着小板凳上街找人下棋的热情。 当然还有《飞行家》里的李明奇，他唯一执着的事就是制作热气球升天，他梦想自己的热气球可以从东北一直飞到南美洲。 这种浪漫主义，或者说这种高于俗世的幼稚和偏执，让整个贴地而行的现实主义文本突然有了一种腾空而起的诗意。 在物质突然变得匮乏的国营改制时期，所有下岗工人都急于满足物质需求，而有这样一群人，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精神上的丰盈。如此，他们成为了顺势而下的人群中的逆行者，一个个异类。但同时，他们又像麻木的工人生活里偶然闪现的一个个纯真童话，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层身上的那种浪漫与悖谬、脆弱与强悍，令人动容。 这种非常稀有的浪漫主义的特质，可看做是80到90年代间，个体用以反抗大时代的一种方式。 在张悦然对双雪涛的采访中，双雪涛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父亲当了一辈子工人，但是极爱阅读。他的身上有诗性的部分，微弱，不过一直存在。我觉得我父辈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也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要笃定，甚至比我们要豁得出去。」 双雪涛在行文中所赞美的这种笃定与落拓、浪漫与诗性，是他所有文本的动力与核心。 其实所谓的浪漫主义者或者理想主义者，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避世主义者。理想有多灿烂，逃避的欲望就有多强烈。这些小人物有着自成一体的自我封闭的小宇宙，他们拒绝汇入人流，用一种独属于自我的方式去对抗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打磨，但这个世界也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他们抹平。 所以在最后，傅东心走遍了全世界，却鲜少在儿子的心里留下脚印；安德烈所醉心的朝鲜间谍问题让他整日疑神疑鬼，最终他被送进疯人院；「我父亲」脑子渐渐不好使，终于他不再下棋，只是经常醉倒在雪地里。 从世俗意义上说，他们的反抗都失败了，可看做是一出出「坚持的悲剧」。诚如双雪涛在访谈中所言：「这正是现实世界的残酷所在，当你坚持你自己，也许不但伤害了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意义，就会越来越发现，坚持自己是多么困难。」 但同时他也说，「恐怕只有美好的东西才能和悲剧相关，在这个逻辑底下，我当然认为偏执的，纯粹的，真挚的东西，比较美好。」 因此我们可以读出，对时代的态度，双雪涛是很悲观的，时代在裹挟个体时，有摧枯拉朽席卷一切之势，但对于个体的行为，他又呈现了绝对的礼赞，即使这种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孤勇而悲怆。 其次，双雪涛行文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现实主义向魔幻风格偏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这样的「魔幻时刻」。 比如《平原上的摩西》，在孙天博视角的叙述中，开头是这样的：「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我爸从旁边的面馆走出来，站在我旁边。」第一次读的时候，不免觉得莫名其妙。但作者不会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一个梦境或幻想。它们和现实并行不悖，相互勾连。 再比如，在《跷跷板》里，我叔让我去找跷跷板下埋着的一具尸骸，我翻过铁门，赫然发现被我叔打死的那个人就站在我面前——又一个魔幻时刻。 再比如，《飞行家》的结尾，李明奇真的坐上了他的热气球，热气球一直升上夜空，直到消失不见。可这是真的吗？我们不得而知。 这些魔幻时刻类似于电影中的超现实主义，是主人公精神的外化。这在双雪涛早期奇幻长篇作品《翅鬼》中同样也有体现。这些「魔幻时刻」高于生活，是独属于艺术作品的想象力，诡异而澎湃。它们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些人物此时正处在现实与幻境的分界上，处在在理想与欲望撕裂的地方。它们令一个阶级从升起到坠落的过程变得更为掷地有声。 第三点，双雪涛的小说语言非常简洁，可明显看出深受村上春树、海明威、余华等作家的影响，简洁、克制、冷诮。而班宇受到博拉尼奥的影响更多，他的作品充满了死亡、暴力、流亡等博拉尼奥偏爱的主题，同时力求将繁复的句式改为短句。 这可以说是班宇和双雪涛的共同点，他们文章里的对话大多数都是「他说xxx，我说xxx，他说xxx，我说xxx」，去除了所有不必要的形容词和副词。这样的好处是通俗易读，语言有节奏感。当作者突然想停顿下来，描摹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之前所积累的势能便可以得到充分的释放。比如班宇的《盘锦豹子》，关于印刷厂下岗工人孙旭庭跳起来砍人的瞬间，我就反复读过十几遍，每一次都能读到心跳加速。 不过，这两人在写作风格还是有一个较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结尾方式。 在《冬泳》里，班宇的每一篇文章结尾都是一个悠长的意向或抒情，充满了诗歌式的审美。其中数《梯形斜阳》、《工人村》、《冬泳》三篇最盛。作者沉醉在这种意向的描摹和慨叹里，有一种忘我的精雕细琢，一种动人的慨叹和赞颂。在这里，杀人犯也可以成为一个孤胆英雄。所以本质上，他是用英雄末路的方式去描写一个普通人的穷途。 而双雪涛更懂得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更懂得留白。 比如，《我的朋友安德烈》里，安德烈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接受社会的驯化，他因为在校长室门口贴大字报而被劝退，因为研究朝鲜间谍走火入魔，结果被送进疯人院——这当然是带有象征意味或寓言性质的作品。在结尾，双雪涛这样写，「我再也没踢过足球，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其实不止于此。短短四个字，却有万钧之力。他饱含了「我」对于朋友安德烈的怀恋乃至歉疚，他为这些小人物被时代的离心力甩离轨道而伤感，更多的是一种生而为人与生不逢时的无可奈何。 再比如《跷跷板》，这篇文章所描写的是既得利益者「我叔」在下岗时期害死了发小甘沛元，直到临死都耿耿于怀，弥留之际，「我叔」嘱托「我」去给甘沛元的尸骸挪个地，立块碑，而他的尸骨就埋在一块跷跷板的下面。 甘沛元象征着那些无名的历史的游魂，他不停地托梦给「我叔」，象征着那些曾被牺牲的群体在向这个时代要一个说法，要一个名分，要一点尊严。 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名字也许没有，话总该写上几句」。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不应该遗忘那些被侮辱和被遮蔽的群体，即使他们曾经的贡献与牺牲是如此的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曾为了这样的毫无意义而付出过真实的代价。说白了，作者是为那些被大时代碾过的无名小卒张目。 因此，用我所熟悉的导演来做一个类比，我会觉得班宇更像林岭东，他是一个罪犯行到水穷处的拍案而起，这里面有一种凶狠的奋不顾身；而双雪涛更像贾樟柯，他是一个普通人为了那一点点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价值追求，本能地与整个世界抗争，却又殊途同归地回到平庸里。 第四点，双雪涛非常擅长时空的交错和视点的来回穿梭，这其实非常适合影像化。在《平原上的摩西》里，作者分别用7个人的视角进行了14次交替叙事。这种多视角的写法并不鲜见，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早已珠玉在前。有意思的是，作者的视点在80年代和90年代来回切换时，自然就串起了自1983年开始的清污运动、严打、国营改制等正史书上语焉不详的时代性事件。它使得这些碎片化的拼图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情仇，而辐射了更为辽远的国家和时代景象。这当然也会暴露一些短板，比如视角交替下，个人特征并不是很明显。 第五点，双雪涛擅用各种意向。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李斐第一次见到庄树时，划亮了一根火柴。这里涉及到「火」的意向。在傅东心反复阅读的《圣经》里，摩西正是因为在燃烧的荆棘丛中看到上帝，才开启了率领族人离开埃及的历史。再比如，工人静坐的广场有一个伟人的雕塑，突然有一天，看似坚不可摧的雕塑被推倒了。过了些年，听说雕塑又回来了，而「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这个雕塑实际上是体制、威权、政治、集体主义信仰的隐喻，国家对个体的承诺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更像一句虚妄的誓言。雕塑说倒就倒，而底下那些破碎的战士雕塑，就是在历史进程中被损害和遮蔽的人们，他们已经碎了，要谈重塑谈何容易？再比如，那个被命名为「平原」的烟盒，它象征着人内心生生不息的美好善念。傅东心教李斐《出埃及记》时，曾经告诫她：「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而在文章的结尾，李斐告诉庄树，只要他能把湖水分开，她就跟他走。此时，庄树把一个「平原」烟盒放在水面上，用这样的方式把横亘在他和李斐之间的湖水分开，这是一个相当诗意的结尾。 在这所有的文章里，我最喜欢《大师》。这是一篇明显向阿城的《棋王》致敬的作品。因此我回去又把阿城的《棋王》看了一遍。在《棋王》里，阿城着重写了两件事，一件是「吃」，另一件是「下棋」，分别对应了人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阿城通过书写「棋呆子」王一生的吃道和棋道，颂扬的是中国传统的道禅哲学。 而在双雪涛的《大师》里，则没有上升到那么宏观的层面，「我父亲」是一个更为执拗的棋呆子，他的世界里没有吃，只有「下棋」这一件事，并且从来只下棋，不赌钱。他是这个乱世里，一个最潦倒也最纯洁的异类。 双雪涛是这样描写乱世的： 「父亲刚在树荫里蹲下，一颗子弹飞过来，从母亲的脚底下掠过，把自行车的车链子打折了。」 一个侧写，如平静的海水里一朵飞溅的浪花，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惊心动魄。 而关于时代的众生相，他这样写： 「小卖部的老板是个棋迷，这人后来死了，从一座高桥上跳进了城市最深的河里。」 作者没有说原因，也不必说原因，读者就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条在乱世中走投无路的生命。 关于棋道，父亲教了我仕的用法，作者又是这样写： 「今天教你仕的用法，下棋的人都喜欢玩车马炮，不知道功夫在仕象。一左一右，拿起来放下，看似简单，棋的纹路却跟着变化，好像一个人出门，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区别就大了，向左走可能直接掉进了河里，向右走可能就撞见了朋友，请你去喝酒。说白了，是仕的大不同。」 说的都是大白话，每一句都精彩，既透露出父亲嗜酒的个性，又写出了棋局的重要不在「相」而在「仕」，说白了，就是构建起历史的每一个面目模糊的普通人。 而在父亲与和尚的最精彩的一场棋赛里，他们赌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金色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和尚从前是个瘸子，但他如今没有了腿。为什么没了？作者没有说。那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了解一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是因为耶稣的言语和态度让当时的犹太商人，也就是犹太的既得利益者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要将耶稣判处极刑。很明显，瘸子的腿就是因为冲撞了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使他从「瘸子」变成了「无腿」。那他怎么又变成了一个和尚呢？基本可以断定是因为他不愿意顺从那个时代的信仰，不愿意与那些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宁愿出家，也就是出世，也就是做一个避世主义者。而我在上文已经说过，避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其实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对理想主义的赞颂，是推动双雪涛文本的动力与核心。 所以和尚其实是这世间另一个潦倒而纯洁的异类，所以这篇文章写的是两个异类在乱世下的偶然遇见与惺惺相惜。所以在最后，我父亲虽然输了，但和尚却哭了，「眼泪已经滚过了他的大半个脸，把他的污脸冲出几条黑色的道子」。 再来看这篇文章的结尾。 「我工作忙了，棋越下越少了，棋也越下越一般，成了一个平庸的棋手，父亲去世已有两年。」 乱世过去了，同时也意味着，由父亲和和尚所代表的那种礼赞着人的智慧、注意力、潜力和精力的精神气质，也彻彻底底地逝去了。我也从一个在棋艺方面颇有天赋的人，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平庸的人。 何其叹息。 很有幸看到有双雪涛和班宇这样优秀的作者，在文学的竞技场中选择重回东北，重新确立严肃写作者的身份。没有什么「和平」是与生俱来和理所应当的，在宏大叙事的背后，总有人会被时代所潜移默化地影响、同化、盅惑甚至是牺牲，也总要有人肩负这样的使命，去填写空白的历史，去记录老去的生命，这样的写作者值得我们尊重。 当然，从班宇和双雪涛的作品中，我从未读出过他们为时代作传的野心。他们只是遵从了一个艺术家的本能和良心，即从壮观中去感受个体的尊严与失落。人会被历史遗忘，但人不应该遗忘历史。就像双雪涛在「一席」里的演讲里所说的那样： 「我有时候也想，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口袋，只能装这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走来走去，身边的人一定会更迭。这种更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要不然人生就太臃肿了。拖着好几火车皮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走远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其实也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失去的，人心里应该坚持一些东西。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