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神宗和王安石改革对北宋后期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真的如王夫之所说“宋政之乱，自神宗始”？怎样评价
过于片面，王安石当时的政策与动机是好的，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没有得到宋神宗的全力支持而已。中国历代变法最核心在于皇帝是否权利支持，张居正改革成功是因为他能控制小皇帝，雍正改革成功是以为他是皇帝，而王安石当时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当时的神宗对变法不够坚决。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政策直到今天看来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宋政之乱，自神宗始”只是一个帝国体制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已，是体制缺陷导致，而绝非某个人某件事导致。 后面是我在公司写的文章，可能有些跑题，但多少能给予一点解答。 1067年北宋神宗即位，国家内忧外患，雄心勃勃的宋神宗急于改变国家现状。因此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得到皇帝赏识，王安石职位连续升迁顺利担任丞相，着手变法。但王安石变法推行多年后，效果并不显著，同时天灾人祸不断，并遭到朝内司马光苏轼等重臣反对，最后变法以失败告终，最终告老还乡。纵观王安石一生为人清廉正直，博学威望学识俱佳，即使政敌对其不满也仅限于政治理念，对其人品才华敬佩有加，因此他改革的目的绝非谋取私利或排除异己，但最后的结果却不好。《拍案惊奇》有一个小故事说出了变法失败的一点原因。话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告老还乡的路上，他想来想去，为什么很多利民的政策，取得的效果都不好呢？后来他发觉到他颁布的每一项新政，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别有用心的官员改造成重新敛财的机会，成为官员们新一轮盘剥百姓的理由与新手段，因此失败不言而喻。当然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用人不当.触犯大地主官僚利益等等。这些姑且不论，关键是这则小故事引起的思考。 1.动机是好的，但结果未必如愿。“思想的龙种不经意间会变成现实的跳蚤”。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目的是好的，但新政的结果却是民不聊生，成为别有用心之人新一轮盘剥百姓的敛财工具。同理，公司层面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基层执行时往往变了味。即使改革有着抬棺上阵的架势，但也难免遭到小人暗算。 2.对领导唯命是从的下属未必都是好下属（也许他别有用心），对你持反对意见的人未必都是敌人（仅是政见不同而已）。王安石的改革遭到当时司马光等重臣的反对，遭到士大夫的孤立，求贤若渴之际，一群别有用心唯利是图的小人加入王安石的改革派…，这些人得到王安石重用，他成为这帮人敛财升迁工具。蔡京，高俅，童贯…，看看这几位的大名，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改革变了味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王安石下台时对他持激烈反对意见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对其评价极高…。同理，工作中切忌仅凭个人喜好判断人或事，看到的听到的未必可靠，要用心去体会。 3.道德高尚与能力未必成正比。作为唐宋八大家的名士，在诗词中体恤民情的王安石，他的改革反而间接造就了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国力下降。王安石的能力与人品无须置疑，但他过于自负偏执，不懂协调沟通，他的改革不仅触犯了绝大部分利益群体，同时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虽然他不敛财好色，但他的仕途生涯却与明朝的张居正形成鲜明对比，在生活上超级腐败的张首辅创造了明朝的中兴，因此某种程度看来道德与能力有时候并非因果关系。同理，道德品质固然重要，热情抱负必须有，但有时候需要你的思维拐个弯，因为现实与你的认知往往是矛盾的。 4.心存敬畏之心，政策制定者应该学会“系统思考”，把你的思维扩展至立体的全方位的，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思考：“好的出发点，未必有好的结果”。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以及种种的变量因素都应该周全的考虑到，一个致命漏洞可能满盘皆输。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青苗法：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为农民贷款，貌似今天农村信用社，初衷是好的，但上级强制下达给地方政府的命令，致使官员将这项政策衍变为强行摊派给农民贷款，甚至有的官员将贷款利率大幅度提高，导致这项惠民政策沦落为政府发放高利贷，类似的情况在今天的地方政府你依然可以看到。因此好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执行过程的细节漏洞决不可忽视。同理，为什么今天看似完美的企业战略规划方案，一旦落实到实处时往往效果不明显？政策制定时是否考虑到实际操作性，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细节是否有人注意过，执行者的素质是否有人质疑过？当国五条颁布后，制定者是否想到种种弊端的显现，企业下达的工作指令是否也存在摊派问题？ 5.“变法”.“改革”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两个词汇的时候，上至国家下至公司，给我们的直观印象就是--全盘否认以往一切，搞得鸡飞狗跳，才配称得上变法与改革。但实际上真正有效果的改革与管理往往是润物细无声，除非国家企业已到壮士断腕的时刻，否则忌轻易用改革二字。王安石变法失败不可忽视的一点原因就是过于激进，无论是对待前人的政策理解还是对于用人都过于苛刻，企图全面否决一切，那么反对的力量自会更加猛烈。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君权制的中国有两次最成功的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与清朝雍正的火耗归公变法，这两次变法与王安石变法截然不同。二者变法成功之处在于，仅对政策的细节或征税的先手顺序上做了略微变动，即取得非同一般的效果。同理，创新创效不一定要大动干戈的折腾一番，能把日常制度落实到实处，真正意义上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这六个大字，确保公信力，自会取得非同一般的效果。 6.“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人用的不是地方，再有能力也无法创造效益，嘴上再道德高尚也可能耽误大事。用的是地方即便是常人也能发挥所长。同理，不要指望你的员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换个角度看，你会发现都是可用之才，关键是你怎么用。 总结：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喜欢简单的将一些失败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忽视了制度的缺陷。评价人的标准也是单纯的归结为好人坏人，小人君子，而忽视了能力与道德的矛盾关系。从王安石变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你很难简单的评价一个人功过是非。为什么后期的雍正与张居正改革都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二者有着无上权力，一位是皇帝，一位是操纵着皇帝的权臣，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王安石无法做到，因为在这个帝国体制下皇帝不可能让你把自己改革下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悖论，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王朝强调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的原因。组织的体制如果存有缺陷，组织成员的思想自然不会健康，健全的人格取决于优越的制度与文化。因此王安石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君权体制他无法改变。同理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他如何能甩掉那个禁锢在头上的过时的体制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做到发挥个体空间，做到合理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