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体育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开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足球场地的建设和开放情况引发了各界关注。我们梳理了相关政策脉络，并采访多位业内专家，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进行了探讨和解读。 “场地全面开放”是足球政策的“一以贯之” 《指导意见》指出，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探索社会足球场地运营管理新模式，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提高使用率；并提出，到2025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初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主体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多建足球场，促进社会足球场地的全面开放，对广大足球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国足前主教练、国家足球学院特聘专家朱广沪说，作为一个足球人，看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提高我国足球水平的根本一环。他继续表示，发展足球运动，场地是最基础也是首要条件，“足球王国”巴西就有大量的足球场地，近些年来足球水平提高迅猛的冰岛，也与其国内大量兴建足球场紧密相关。 梳理相关的政策不难发现，《指导意见》是足球运动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政策延续。早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明确指出，要加强足球场地建设管理，研究制定全国足球场地建设规划，扩大足球场地数量，对足球场地建设予以政策扶持，提高场地设施运营能力和综合效益。这一提纲挈领的阐述，明确了足球场地建设和使用的目标方向。 体育总局等四部门2016年印发的《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则进一步明确了足球场地的建设目标，提出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此外，足球设施的利用率和运营能力要有较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类型多样、普惠性强的足球场地设施网络。 场地开放后做好管理很关键 不久前，贵州省都匀市专业的社会足球场被用来赶集活动，引发了网上热议，当地主管部门之后回应称该球场破损的草坪已修缮完毕，明确今后不再将该区域作为赶集区域。“场地建好了，如何利用好也是一大关键。”中国足协前执委汪大昭认为，硬件建好后，软件一定要跟上去，管理和维护都要跟上，不能建成一块闲置一块，也不应挪作他用，造成资源的浪费。  贵州省都匀市毛尖镇全国首批社会足球场推进工程球场被用于赶集 据京津冀业余足球联赛发起人孙志阳观察，一些大城市的社会足球场开放程度较高，管理也比较到位，足球开展氛围浓厚。但在一些中小城市，场地开放程度就较低，管理上存在较大缺失，有些球场建成后往往成为一种摆设，而且常常是“铁将军”把门，很少对外开放。他认为都匀市足球场被用作赶集，主要的症结还是当地没有太多的足球赛事活动承载，导致场地利用率低。 《指导意见》精准地针对现存的问题，在高效开放、科学管理、完善机制、提高运营效益、压实责任等方面都有详细的内容条文。它要求社会足球场保障使用功能，确保开放时间；科学管理社会足球场，开展绩效评价，建立奖惩机制；强调完善社会足球场配套设施，提高运营效益；各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场地运营管理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孙志阳认为，很多建好的场地之所以不开放，主要还是管理上存在难点，缺乏专业人员对场地进行维护，开放后损耗风险会加大，一旦损坏往往缺乏相应的维修资金，导致管理机构宁愿减少开放次数。汪大昭也表示，开放后要认真做好管理，而且每一位场地活动者都应树立公德意识，爱护设施，维护场地，争取发挥场地的最大效用，主管部门也需探索出一些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局部试点成功后向全国推广。 发挥政策导向作用，足球环境越来越好 两部委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能对促进社会足球场地开放管理起多大的作用，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对此，汪大昭表示，《指导意见》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足球场地从建成到管理维护，都不在体育系统之内，就体育主管部门来说，只能给出一种倡导意见，体现更多的是政策的导向性。” 孙志阳则认为，虽然体育部门没有专门的足球场地管理机构和人员，但国务院成立了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几大部门可以协调分工，各司其责，“体育部门可发挥专业特长，牵头聘请或委托专门的社会机构管理场地，通过专业的运营管理，搭建一些赛事或青训活动，提高场地的利用效率。” 汪大昭补充指出，《指导意见》针对的是社会足球场地，但从全国的足球场地情况来看，学校场地占了全国足球场地的70%，很多学校场地即使在寒暑假，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既不对社会开放，也不组织孩子们去活动，这个问题今后也要重视解决。 朱广沪则表示，场地建设和使用都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当前有些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问题，相信中国的足球环境会越来越好。” 内容来源：体育蓝皮书
常有人说，“工匠精神”铸就了日本的发达；然而今天，“工匠精神”似乎正在促成日本的落后。 在智能化和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谁也想不到，日本的疫情数据竟然是“纯手工”打造的。 在2月17日的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一名在野党女议员向厚生劳动省提问，该机构是如何统计全国新冠患者确诊人数的。 厚生劳动省健康局长正林督章回答，每晚过了12时，厚生劳动省的外包公司会从47个都道府县官网上查找发布的疫情数据，用眼睛一一目视确认之后，再手动输入各地的病例数量，“用手算出”确诊患者人数。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承认，从疫情至今，日本新冠疫情的数据统计一直都是手算，包括全国新冠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住院人数、新冠检测等等一系列信息，一直都是靠手工作业。 这条消息，把不少日本人都看懵了，“手算”操作惊呆了一众日本民众，迅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看各个自治体的官网，在纸上写○＋○＝几？”  “日本还在江户时代啊。”  “不会还在敲计算器吧？不会吧不会吧......”  “手算的话是不是得用算盘啊（笑）。”  一水相隔的我国吃瓜群众也被惊到了：合着非得放着新东西不用，舍近求远才叫“工匠精神”？    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李淼，在事后采访了厚生劳动省，对此事又进行了确认，负责的官员表示，绝非捏造，纯属事实。 因为各地的疫情数据都没有上报给政府，所以他们只能一一确认各地的数据，再一一输入电脑，再统计出全国的数据，然后进行正式的发布。 了解一圈以后乌鸦发现，日本人，对“手算”似乎真的情有独钟。 手算这种如此古老的计算方式，至今在日本很多领域都还非常普遍，比如说日本警察局。 统计犯罪数据时，用手算：  统计入室盗窃的手段，用手算：  统计各种犯罪行为，也统统都用手算：  除了厚生劳动省和警察局，日本很多行政机关甚至内阁基本也都用手算。 然而数据统计并不是日本这次疫情中唯一“复古”的领域，他们在新冠疫情数据的收集中使用的方法和设备，更是让人瞠目。 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东京都政府收集新冠患者数据，都是依靠一种元老级的通讯设备——传真机。  东京新冠疫情对策总部有2台传真机，其实刚开始只有1台，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去年4月份才又购入一台。 这2台传真机每天负责接收来自东京都内31个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发生报告”。每张A4纸写有1名感染者信息，每天A4纸的张数，就代表当天公布的东京新增确诊人数。 传真机每天能处理的确诊信息是有限的，每台传真机每天处理报告的上限是150人，2台的上限就是300人。 也就是说，东京的确诊人数一旦超过300，传真机就统计不了了......  所以，很多人怀疑，之前东京每天报告新增病例数不超过300，是不是因为传真机最高就只能报出300...... 除了设备落后，上报疫情信息的手续也异常繁杂。 感染者的信息需要层层传送，首先要从医疗部门传真到保健所，再从保健所传真到都道府县，最后再从都道府县传递到厚生劳动省。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还得一一打电话询问感染者的情况，用以分析感染路径。  由于流程繁琐，在东京都，一个确诊病例从检测到报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所以日本的疫情数据更新不及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样磨人的统计方式，连很多医院也忍不住吐槽。KARADA诊所院长佐藤昭裕说：“写得潦草点的时候，有的字对方就认不出来，而且传真过去，写的字也会变淡，这种时候保健所就会打电话回来确诊填写的内容，这个很浪费时间。” 不光浪费时间，准确性也很难保证。 由于传真机传送过程不畅，期间造成了大量的统计重复或缺漏。东京都政府承认，2020年11月18日至今年1月31日，东京18个保健所共漏报了838例确诊病例。  如此种种，都让很多人惊诧：这确定是发生在日本吗？堂堂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疫情统计系统？ 不过这倒是冤枉他们了。 说到疫情统计系统，日本其实还真有一个。 疫情爆发以后，日本花了12亿日元巨资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疫情统计系统，叫HER-SYS，但基本上就没啥卵用。 （厚生劳动省官网） 这个系统自去年5月份就开始在全国推广，但据厚生劳动省官员反映，因为很多医院觉得系统不完善，且数据输入过于繁琐，根本没有大范围投入使用。 ？？？电脑操作能比手算和传真还要麻烦？这得是什么天才设计出的这系统啊……  除了落后的统计方式，日本发放补助金的方式也古老的一匹。 去年4月份，安倍在位时，下令给全体国民，包括在日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约6500元人民币）的疫情补助金。  这10万补助金，有两种申请方法，分别是线上申请和线下邮寄。 线下邮寄的话，需要政府先给各户寄申请表，申请人填完内容后回寄，等政府审核。 因为申领的人特别多，寄来寄去很麻烦又耗时，还很容易寄丢，很多人都觉得上网申请更简单快捷。 但是真正上手操作起来才知道，线上申请那才真叫一个麻烦。  线上申请需要要用到身份证，日本人称之为Mynumber卡，但日本的身份证并不普及，全国大概也就只有15%的人才有，为了快点拿到钱，一大群人又跑到政府办Mynumber卡。 但是办这个卡从申请到拿到卡本身就需要一个月时间，很多专程跑去办卡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到当场暴走。 那些持有Mynumber卡的人，有一部分因为忘了最初设置的密码又跑去办重置。 就算所有都弄好了，到了网上申请的最后一步，繁杂的线上申请手续也令很多疏于电子操作的日本人望而却步。  最终，由于网上申请资料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市政府最终停止了网上申请的通道，很多人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线下邮寄的方式来领取这笔补助金。 日本有1.26亿人口，加上320万外国人，每个人都要寄一份申请资料，所花费的人工费，就浪费了上百亿日元。 假如日本政府已经实现了国民管理的电子化，那么这次10万日元的补助金，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信息资料，分分钟汇入每一位国民的个人或家庭账号，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折。 但日本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落下太多了。  自IT革命伊始，日本就慢了半拍。 很难想象，在IT概念被炒得火热的千禧年，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就是那位最近不断“摊上事”的东京奥组委“前”主席）却还不知道什么是IT，在公开场合还大闹乌龙，将“IT革命”说成“它（英文it）革命”。 尽管日本在20年前就提出数字改革，但现在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和个人，都仍在围着纸质文件打转。 “数字化转型”在日本面临的首座大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  人们常说，韩国人一生无法回避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而在日本，这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印章。只要是生活在日本，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印章。 日本的印章，是古时由中国传入的，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权威的象征。 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押印”制度，印章开始被民众广泛使用。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与沉淀，印章，已经成为日本人证明个人身份的必备工具。  日本的印章制度分两种，“实印”和“认印”。 实印是向政府登记的个人印章，公证、不动产买卖、签约、设立公司、领取保险金都需盖实印。 实印通常刻制着持有人的汉字全名，以区别其他个人印章，以保持其唯一性。  而认印上通常只有汉字姓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收发快递、公司内部确认文件等非正式用途。 在企业活动中，签订合同、商业交易、行政审批……通通都要盖上个人印章，以确认谁经手、查看以及审批了文件。  并且，盖章的手法还另有说法，要时时注意有关“角度”的礼仪规范。 如果一张表格上有好几处需要盖章的话，地位低的人应该倾斜着盖章，就像鞠躬一样表示对位高者的尊敬。  地位越低，倾斜角度越大，为了准确盖章，有些职员甚至会准备量角器…… 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其实早就出现了可以取代物理盖章的方法，比如说电子签名。  但很多保守的日本人拒绝拥抱科技，选择延续这种固有的习惯和文化。 然而，正是因为这枚小小的印章，给疫情中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疫情发生后，虽说很多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到办公室上班，并且提倡在家办公，但是很多员工还是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回到公司工作，因为有些文件必须要提交纸质版并加盖个人印章......  不得不说，印章是日本数字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同时还有日本强盛的纸文化。 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纸质文件，文件批准只认公章，年轻官员抱着文件到处找上级领导签字盖章的情景，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有人曾经评价，日本是依附在纸上的国家，纸于日本人之重要，就如葡萄酒于法国人一样。 当世界进入数字化的“无纸时代”，日本的商业社会，却仍然信奉着“白纸黑字，盖印确认”这一套流程。 这就导致，除了银行、邮局、保险公司等少数机构，日本大部分的经济实体都在大量使用传真机。  日本数字化水平落后，跟日本的“印章文化”，“纸文化”以及“传真机文化”显然脱不了关系，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自去年9月起，菅义伟新政府宣布推行数字化，由中央政府机关带头号召企业进行“电子化办公”。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也准备在这方面大展拳脚——第一步是宣传废除印章，第二步是宣布废除传真机。 不过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现在约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企业的传真机使用率更高达90%以上，政府的“改革”毫无推动力，真的改不动。 日本政府这次推进电子化、废除传真机的操作，已经引发一场攻防战，遭到了大批民众的联手“抵制”。 冲在最前线的是中老年人，因为他们不怎么用电子邮箱，只相信纸面传递的信息，传真机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赖的沟通用具。  日本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接近三成，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改革自然会遭遇极大的阻力。 首先第一关就卡在了政府内部层面。 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党就开始推进电子化办公，但因年龄偏大的“资深”国会议员们不肯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弃。 自民党推行电子化办公之后，文字资料换成了平板电脑。高龄议员由于不太懂平板电脑的操作，常常用手指头戳来戳去，就差边舔手指边在屏幕上滑动了。 一会儿页面翻丢了，一会儿阅读速度跟不上，一个个叫苦连天，抱怨操作困难，最终有些只得作罢。  不光政府层面，企业方面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日本的企业制度其实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与互联网生态的格格不入。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被不少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日本“工匠精神”，这种所谓的“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数字化落后的重要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 兢兢业业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确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样造成了企业的自我路线束缚和企业内部僵化的处事思维。 当年成为产业立足之本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时代已然脱节。 百年老店的垂而不死，新兴产业的缺失，创业氛围的稀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不无相关。  互联网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经济模式和体制的改革、商业策略创新和劳动分工流转等等等等，但日本工匠精神从根儿上就是与这点相悖的。 日本的社会分工已经固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长期以来，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实际上的论资排辈制）。 在这种用人制度下，员工一旦进入某家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不严重违反内部规章制度，就没有失业之忧。 但如果职工辞职重新就业，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从头开始，工资待遇不升反降，所以，日本企业的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辞职，企业也不轻易裁人。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时间越长，熟练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工资就越高，与之相伴的是，在体制内越来越固化，越来越缺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去导入新的技术和机制，反而是热衷钻研固有的那一套东西，“精益求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 日本企业通常实行层级分明，管理严苛的企业制度，说白了还是上个时代的那一套，显然不适合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创新理念。  其实当年，终身雇佣制在二战结束后，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对日本经济腾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趋势的变化，终身雇佣制已经成为日本信息技术发展的障碍。 在“电气化”时代，日本曾领先全球，日企的技术研发、人力管理等等方面都完美适配“电气化”技术条件，但要推进“数字化”，再固着于这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数字化时代，日本要真想从这样的“先发陷阱”里跳出来，他们那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工匠精神”，恐怕要先放一放。 参考资料：   车维汉：日本信息技术落后于美国的制度分析及启示   日本通：因为要发10万日元补助金，日本人最近有点不开心   梅岩：“数字厅”来了，日本数字化能否“跑”起来？   环球时报：电子化改革迈不动步日本老了吗？   徐静波：日本社会IT化到底有多落后？   西北新闻：为什么居家办公的日本人还得天天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