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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亭:  你是凭着直感不以为然；而我是凭着曲感颇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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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了* 迷亭君也许用的是曲感。
总而言之，越是放宽个性自由，人与人之间就越是紧迫，这是肯定的。
尼采之所以抛出超人哲学，就是因为这种紧迫感无处排遣，不得已才化身于哲学的。
乍一听来，这仿佛是尼采的理想，但那不是理想，而是不平。
喘息在个性得到发展的十九世纪，连对邻居都轻易不敢放心大胆地睡个好觉，因此，那位老兄才豁了出去，胡说八道起来。
读那部著作，与其说痛快，莫如说可怜。
那不是奋勇前进的呼喊，总觉得是深恶痛绝的声音。
这也难怪。从前是‘圣人出，天下翕然汇于旗下。’真痛快！
既有如此快事成为现实，又有什么必要像尼采那样靠着纸笔的力量写在书本上呢？
所以，不论是荷马①，还是契维・柴斯②，同样是写超人性格，但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写得很明朗，很快活。
这是因为有快活的事。
把这些快活的事写在纸上、也就没有苦涩味。
到了尼采的时代，可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没有一个英雄问世。即使有，也没有人推崇他是英雄。
从前只有一个孔子，因此孔子也很有权威；尔今却有多少个孔子，说不定天下人都是孔子。
因此，尽管你神气十足地说：‘我是孔子！’但也威名难振。
于是，牢骚满腹。有牢骚才一味地在书本上卖弄超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