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2012上海书展#世纪阅读论坛之#文景艺文季#: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节录)
世纪阅读论坛:"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 时间:8月18日 地点:星河湾酒店国际会议中心(浦东新区锦绣路2588号) 【张大春】 非常荣幸能够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第一个讲话有好处,就是我可以有很多时间来说客套话。我把这个题目用我的方式来理解一下,既然问的是"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文艺的形式是什么,或者是文艺本身是不是有持续发声的力量。对我来讲,文艺总是在事后才会被发觉或者被理解。在发生的当下,没有人会认识到它和它的环境之间有多么巨大的牵引或者是多么伟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在看《都柏林人》这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确以都柏林为背景,发生在各个阶层,各个生活的不同现实。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和这个城市做一个完整的联系。因为作者在写作的状态中,尽管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而做成的叙事,可是他却对这个城本身不发生任何作用。台北有一个《台北人》,是白先勇先生模仿这篇小说去写的。在《都柏林人》当中,所有人物的生活或者是个别情感的寄托,多多少少是不离开这个城市的。但我们来看白先生的《台北人》,这里面所有人都好像在台北,但是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记忆以及他们最关心的事物,甚至假托像梦一样的理想,都不在台北。无论各个角色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点或者是差异性。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他们并不都是台北人。这种作品改变环境就会留在日后,等待我们去解释或者是认知。 文艺作品,或者说文艺活动,或者说像我们今天这样很盛大的聚会,都跟这个城市的本质或者是身份是有关的。我总觉得每一个城市对记忆的方式因为不同,所以就要看人们用哪一种方式来记忆这个城市。所以与其说文艺会改变一个城市,不如倒过来说,是城市不断地在塑造当代的文艺。对我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迷人的城市是杭州。杭州在春秋时代,还不能称之为城市,一直到了南宋,才变成一个很奇特的主体,变成一个假想中的大的国度的首善之区。虽然在南宋之前,在南朝的时候,在三国的时候,中间还经历了五代,有非常大量的几度的迁徙,可是真正让临安这个城市,具备一个奇特身份的时代是在南宋。因为它忽然之间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国,或者说整个王朝的首善之区。可是南宋又是一个零落的,非常破碎的一个帝国。因为它实际能够掌控和行使权利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杭州出现了许多流亡而至的文艺人士。于是,就在杭州这个地方,建立起了大概将近100多年的一种缅怀当年在开封时代的文艺发展,甚至到今天绝大部分流传下来的,关于北宋辉煌文学表现和文艺创作的种种,都是因为南宋人在临安这个地方,基于对旧王朝的怀念。从北宋一直到南宋的100多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一直在不断扩大的文本。一个城市的身份并不见得是属于真实生活的,它也是和现实脱离的。但是历史长河走过之后,那些被理解的反而是回头待定义的城市。当然,我们来定义文艺会不会改变这个城市-老实说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题目。我认为定这个题目的人是天才。 但是回头来看,这些没有想过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我们过去理解的文艺活动或者是文艺作品,很可能在跟城市发生一种身份归属关系的时候,才会变得更清楚。我想重点不是"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而是当一座城因为文学改变意义的时候,这个城已经不再是一个城了,这个城将会拥有比街道,比城墙更长久,更具有反思意义的符号。谢谢大家。 【唐诺】 我在咖啡馆里面写东西大概已经整整15年了,这逐渐变成一种习惯,甚至变成一种依赖。为什么我书写要在咖啡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其中一个理由我写过,在文章当中写的是寻找一间玻璃屋子。我想这样的书写方式,是把我的书桌尽可能的向前推,推到自己房间跟外头世界交壤的临界点。我隐隐约约希望自己的书写能够好像在某种真实的天光化日之下进行。我希望我的书写可以听得到人生,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光线,能够跟外面的光线保持一种最起码,最低限度的接触。往往埋头写几个小时,偶尔抬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人,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就存在在那里。 我们一直希望书写没有限制,应该完全的自由,这一直是书写者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书写者在真正写的时候,用不了这么多的自由。年轻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常常感觉到一个外在世界的存在,觉得是杂音。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必要的提醒,或者是对你书写时时刻刻的校正。你面对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你必须要面对一些不淑的真相。所以这样的书记有外界不断的干扰和校正,这样的书写才不会像断线的风筝那样,仅仅是安慰自己,让自己愉快的一种没有重力的书写方式。滑铁卢战役,小说家重新进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他开放文本,改变战争的结果,在书写上,在想象当中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改变结果有什么意思？所以,先接受这个很沉重的历史事实,才是书写的理由和起点。因此他书写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说已经知道到的这个战役是谁胜谁负,而是说本来可以改变的,为什么终究没有改变。或者说,我们知道历史开放有这么多种可能,为什么独独实现的是这一种,是什么原因让其他的事情没有,而只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知道,这样问无疑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现实当中不喜欢又无可奈何的真相。这是某种历史的命运,某种人类的命运。那种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反对的东西。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最后总是会面对这样的难堪。每一种真相都是对人的限制,我们把所有这些限制加起来,我把它称之为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切切实实的处境。这些所有的处境,就算是你不看它,不想它,它也是存在的。它也一样对你发生作用。 "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我非常同意张大春讲的,在书写的当下,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企图。但是通常我们书写不是,只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甚至某一间房子,某一条街。一个城市跟你的关系通常就是那几个人,那两条街,那几间房间。当人不在了,房子不在了,你和这个城市关系就不存在了,你就可以离开了。的确是,在书写的当下,我觉得好像不是以比较兴高采烈、振奋人心的方式完成。而是说在书写过程当中,一个城市在当下并不理解他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在发生,他还没有实现。书写者凭借他的专注,他的直觉写下来某种东西,是一种以追忆,一种存留,一种简写的方式来完成的。我觉得改变一个城市的方式,可能不是以一种兴高采烈,拉拉队式的,也就是说引领风骚,提出看法,这个城市因为我的主张改变了道路,人类改变了他的生活,可能不是这样的形态。我比较同意张大春的,真正的改变是在挑选记忆存留的过程完成的。 也许和这个城市相处久了,无非是你看到熟悉的人,每天走过的街道,每天进的咖啡馆,希望他可以尽如人意,起码不要变得更糟。我可以引用一篇非常短的短文中《沙漠》的一段话,很简单,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我非常的喜欢,他说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的松手,让它散落在梢源,然后低声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的恰切,我想我集一生的力量才可以说出这句话,这一件事是我在埃及逗留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道一种书写是不是改变一个城市,我只是把我这么多年在台北书写的一点感受讲出来。 【王安忆】 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艺术、文艺,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字眼。我不知道文艺是不是能影响一个城市,反过来,我觉得是城市在影响着文艺。文艺不是自然的东西,城市就更不自然了。我和城市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今天我们都很怀念原始时候的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把我们放在农村的话,可能一天都呆不了。六十年代,我们这些上海的孩子到了农村,真的是焦虑,真的是不习惯,就是想家,想城市的生活。我记得我今天还经常讲一件事情,我们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冰淇淋,无论是什么时候,因为冰淇淋是城市的产物。但是一旦在城市里,尤其是今天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又觉得城市里有很多东西是要去批判的。我们都是被城市教坏的人,有的时候看西方古典文学,你会发现,城市在他们的笔下是一个非常阴郁的地方,《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一个女性叫安东纳得,父亲破产之后,她和她的母亲到了巴黎,你会发现,城市里的生活是那么的无望,那么的悲惨,完全像地狱。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尼罗河惨案》小说当中,写到那个罪犯,他到伦敦生活,伦敦非常的阴郁。我们是后天所塑造的动物,又在做文艺的事情。我们完全是在一个再造的第二手的生活当中生活。当然城市里有非常高的效率,有安全感。在这个地方,人是可以一个人生活的,而在农村,你基本上无法脱离组织或者是脱离宗族生活。而在城市里,你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城市这个地方是把人的需要综合归纳,提炼出一个基本需要的地方。它确实很便利,但是对于文艺来讲,我觉得"文艺"这两字提得非常好,文艺二字本身就是人工化的词汇,在这个词汇里面,我们希望他对城市有多少改造呢？反而是城市不断的改造他。 我最初写东西的时候,八九十年代,我们作者还是安静的风格,今天还没有这样社会化,需要和产业、资本合作。当时我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比较自然的,有点像种地。你慢慢的种,种出来之后运气好的话,总是会有人要,读者会买你的书读,他们也没有太高的期望,读读你的文字小说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今天,突然你的形象很重要,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我们必须要把话变得非常的幽默,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走上写作道路之后,不断演进,而且愈演愈烈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改造,被谁改造？被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