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法:重写自传或自传研究
自传法:重写自传或自传研究 如果说现象学研究的核心精神是体验研究,那么,自传法则是实现这种体验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自传最初显示为文学传记和历史传记,它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自传逐步越出文学与历史领域,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传记分为自传与他传。他传常用于历史研究,而自传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主要用于现象学式的"体验研究"。"自传法"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将"传记法"作为社会学史的一个部分。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解释学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传记法"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国际上出现了"传记研究"的专门组织和专门的学术刊物。不少社会学专业杂志和人类学专业杂志也频繁地发表传记体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展示了传记法或自传法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特色与多种可能。 作为教育研究方法的自传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二是撰写自传；三是重写自传或研究自传。 (一)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 从收集传记事实的可能途径来看,作者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自由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档案、旧报纸、旧杂志,等等。 如果传主一直保持了记录日志的习惯,那么,收集传记事实的最便利的办法就是翻阅传主的过去的日志。对于那些打算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撰写自传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也是养成记录日志的习惯。传主的日志若比较完整而丰富,那么,日志本身就有可能构成自传。 电话以及手机与电子邮件以及qq等交流工具流行之后,"亲笔信"几乎消失。现在,自传的作者在收集传记事实时,已不太可能获得传主的大量的书信,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查找那些"交往过剩"而"思念不足"的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或博客留言。 除了日志和书信之外,自传的作者也可以查找传主出生以来的档案、旧报纸或旧杂志。报纸和杂志虽然可能充满了信息垃圾或花边新闻,但是,那些旧报纸和旧杂志毕竟可以提示:传主自出生以来,周围的世界发生过哪些大事？真实的历史并不一定写在历史教科书中,真实的历史倒可能写在那些市民每天都在阅读和谈论的报纸和杂志之中。旧报纸和旧杂志里的新闻并不能直接构成自传事实,但旧报纸和旧杂志里的新闻可以刺激传主去回忆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所经历的某些重要事件及其"时代背景"、"时代精神"。 自传的作者通过传主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或档案以及相关的旧报纸、旧杂志的方式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事实之后,可以采用"年谱"的形式整理传记事实。"年谱"是传记的早期形式。随着现代意义上的自传文学的兴起和流行,自编"年谱"的人越来越少。"年谱"虽然在自传领域逐渐淡出,但它仍然可以作为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的一个有效的工具。自传的作者通过自我回忆或查阅日志、信件、档案以及相关的报纸杂志之后,就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为自己建立一个"自编年谱"。这个"自编年谱"可以视为自己的"个人成长大事记"。 "自编年谱"或"个人成长大事记"的完成,意味着第一个阶段("收集传记事实")的暂时结束和第二个阶段("选择传记事实")的开始。 (二)撰写自传 通过传主的回忆或查阅日志、档案、信件、旧报纸和旧杂志的方式来收集传记事实,这只是为传记的撰写提供了"真实"的经验材料。即便这种真实的经验材料已经被编制为"年谱"或"个人成长大事记",它们也还是无法构成完整的"自传"。完整的自传除了收集"经验事实"之外,还需要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和取舍,以便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 为了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作者需要考虑传记的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寻找"成长线索"和"个性身份"；二是叙述"个人生活史",由个人生活史带出影响自己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或称之为"时代变迁")。三是"自我反思",通过对"当时的心理感受"和"事后的忏悔",使"自传"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拉开距离。 1.寻找"成长线索" 自传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既需要努力回想自己的生活中所经历的人和事,又不能将所能回忆的所有事实都排列出来。自传的写作是否成功,取决于自传是否隐含了内在的"情节"。自传是否隐含了内在的"情节",又取决于作者是否留意了"成长的线索"和"个性身份"。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虽然算是自传中的经典名篇,但这份中国式的自传有一个弱点:它只是列举了静态的"读书"、"醉酒"、"家贫"三个传记事实。三者之间缺乏动态的发展,没有"时间性",没有"成长线索"。真正的"成长线索"要么显示成长的"冲突",要么隐含在某个"影射"自己个性身份的"标志"或"形象"之中。 除了留意"成长冲突"之外,建立"成长的线索"和故事"情节"的另一个技巧是确立"个性身份":在大量的传记事实中寻找最能够"影射"自己个性的某个"标志"和"形象"。比如,外人赋予富兰克林(b. franklin,1706~1790)多种"身份":印刷人、邮政局长、历书作者、随笔家、化学家、演说家、勤杂工、政治家、幽默家、哲人、沙龙人、政治经济学家、家政教授、大使、公益人、箴言家、草药医生、才子、电学家、战士、代理人、议长、和平缔造者、宾州总统,等等。但是,富兰克林本人在他的自传中不断地提示他的"印刷人"形象。他在遗嘱中劈头就写:"我,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印刷人..."。与富兰克林不同,萨特(j. sartre,1905~1980)对自己的"身份"似乎并不满意。他以《词语》命名他的自传时,他本人也因"词语"而建立他的个性和身份。这个"身份"意味着:萨特一生都在"与词语打交道",他因"词语"而著名,"我生来就是写作的"；可是,萨特本人也因词语而苦恼,一度陷入"文学神经症"。于是,他总在寻找另外的"存在"方式,包括他的奇特的"爱的存在"方式。无论萨特对自己的"词语"形象和"词语"身份是否满意,"词语"确实显示了他的"个性"。 2.寻找"重要他人"、"时代精神"及其"社会网络分析" 自传是当事人讲述自己的"个人生活史",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教育史"。可是,"一个人的教育史"并不意味着只叙述"一个人"的故事。恰恰相反,出色的自传总是由"个人生活史"带出影响他的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 寻找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这既是自传的一个任务,也是自传的内在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古罗马奥勒留(m. a reli s,121~180)的《沉思录》是比较典型的"自传"形式。奥勒留在《沉思录》里不断地提出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沉思录》的开篇就提出自己的曾祖父、父亲、母亲、老师、朋友、名人的言行对自己的影响。比如:"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弘德和制怒。从我父亲的名声及对他的追忆,我懂得了谦虚和果敢。..." 教育自传的核心内容是回忆自己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对自己成长的影响。这样看来,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最适合做教育自传的主题。在这部自传中,钱穆坦言他写自传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一人之事":"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以这个标准来考量,胡适的学生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只能算是教育自传的一个"切片"。在这部自传中,罗尔纲"只字不提日常琐事,专讲五年间师生的切磋学问"。 除了叙述那些曾经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之外,完整的自传往往由"个人"的成长史牵引出他所处的"世界"("时代背景"或"时代精神")。也因此,有人将自己的自传称为《我与我的世界》。有人甚至在"自传"中叙述自己的出生年月时,自信地列举当时的"世界大事"。有人则直接向读者交代:"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正因为自传法包含了有关"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考虑,它可用于"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教育自传所提示的社会网络,从中可以发现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重要他人及其关系。 3.小故事与大道理 好的故事总是显示或暗示了某种冲突。冲突越宏大、深刻、不可调和,与这种冲突相关的故事就越可读、动听、迷人、感人。冲突越微小、越容易解决或缓解,与这种冲突相关的故事就越不值得阅读。凡有"成长冲突"发生的地方,这个地方就隐含了相关的成长的故事。凡是没有"成长冲突"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教育故事。好的教育故事总是拉着读者或听众进入某种教育事件及其冲突中。 教育自传不能直接讲教育道理、教育理论,否则就不是教育自传,而是教育论文。但是,教育自传又需要讲故事的人有自己的"个人化的教育理论"；教育自传的撰写需要传主本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教育道理",以其"个人化的教育理论"、"个人化的教育道理"去照亮、公布那些沉默不语的"教育冲突"。比如,人们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识别了"狂人"、"阿q"、"孔乙己"这些隐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国民性"及其冲突。鲁迅之所以能够识别这些"国民性"及其冲突,是因为鲁迅的头脑里积累了关于中国的"国民性"的理解和理论。鲁迅的小说过于"主题先行",过于模式化,但几乎所有的小说家在写小说、讲故事的时候都有"主题先行"的痕迹。写小说表面上看是"讲故事",实质上是宣布自己的道理、理论。 (三)重写自传与自传研究 重写自传就是研究者将他人的自传作为研究的文本,从他人的自传中寻找本土概念或建立扎根理论。 教育自传使当事人的"个人知识"(或称为"个人化实践知识")在其"个人生活史"的叙说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自传的魅力就在于:它暂时放弃逻辑推理,它将自己带入"个人生活史"的思考和搜索,让自己在个人生活史中领会自己的"个人知识"。而对研究者而言,当事人所讲述的"个人生活史"将成为他本人的"个人知识"的背景和边缘。当研究者将当事人的"个人知识"作为研究的焦点时,他的"个人知识"是闭锁的。这种"个人知识"不会轻易对研究者开放。当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转移到当事人的"个人知识"的背景和边缘时,当研究者直接进入他的生活世界时,当事人的"个人知识"就会在其"个人生活史"的某些事件中弹跳出来。研究者可以借助当事人的个人生活史中的"本土概念"以及相关的蛛丝马迹,使那些隐匿的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间接地、曲折地"折射"出来。 正因为如此,有人将个人自传作为探察"个人化实践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尝试用传记来重新讲述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对于探索我们的个人化实践知识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在我们的教学中,在上课初我们通常让学员分享简短的自传片段。在口头朗读简单的材料之后再提供篇幅较长的书面材料。我们发现这个办法很有用。我们也要求我们的研究生开始写他们的自传,并根据自传写毕业论文。"传统的教育研究充斥了种种有关教育制度改革的政策研究或有关教学方法改革的对策研究,即便福柯(m. fo ca lt,1926~1984)的知识考古学研究,也主要只是关于知识权力(比如对疯癫概念的命名和建构)对疯人、犯人、学生、士兵的压迫现象的发生史的分析,而几乎看不到疯人、犯人、学生、士兵等承受者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内心体验(有学者称之为福柯方法的"失灵")。与之相反,自传法则更重视制度改革或知识权力中的教师、学生、家长等承受者(当事人)的内心体验。 也就是说,撰写教育自传对传主本人来说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唤醒的过程,而对于研究者而言,教育自传所讲述的"个人生活史"可以让研究者获得有关人的成长和受教育的密码。重写自传就是对人的成长密码或受教育密码的破译(见案例5-3)。 案例5-3:教育自传中的个人知识 该研究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收集和整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自传":(1)在给本科生开设"教育研究方法"、"课程与教学改革"课程时,要求他们撰写自己的"教育自传",通过反思他们自己的生活历史来研究教师行为对学生的影响。以此作为课程作业的一个部分；(2)在参与中小学教师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建议教师撰写"教育自传",以此作为"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途径；(3)为了鼓励中小学教师撰写"教育自传",研究者本人也回顾和思考自己曾经作为一个受教育者和现在作为一个教育者的经历。(4)除中小学教师和研究者本人撰写的"教育自传"之外,也收集了某些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类"传记"文学和具有"传记"意义的电影作品。大量的教育自传隐含了"好教师"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对我好"；二是"有激情"。 (一)"对我好" 就研究者所收集的"教育传记"来看,不同的教师在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总是显现为不同的行为。教师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的学生。当教师的行为普遍受学生认可、赞赏时,这个教师就被认为是"好老师"。当教师的行为普遍引起学生的反感、憎恨时,这个教师就被认为是"坏老师"。老师"对我好"显示为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赏识",二是"帮助"。 (二)"有激情" 教师的激情直接地显示为生活的"热情"态度,但更多地显示为教师思想的深度。凡是对生活怀有热情的教师,这个教师总会通过他的热情感染他的学生。相反,如果教师的生活状态呈现为鲁迅所不齿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这样的老师必不能引起学生的好感。 重写自传的主要目的是让传主在其"成长线索"及其"重要他人"或"时代精神"中加入心理分析、自我反思和"忏悔"。 西方的自传从奥古斯丁开始,就延续了心理分析和忏悔的传统。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忏悔录"。 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他传")也许无法提供过多的心理分析,因为传主的心理感受很难为外人知道。自传的优势就在于:作者就是传主本人,自己可以回忆当时的心理感受或表达"事后的忏悔"。 出色的自传几乎没有例外地显示为大量的心理分析和忏悔意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所以重视自传,正因为自传及其"体验"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事人的个人化实践知识的材料,也为传主本人的"自我反思"和"专业成长"提供了启动装置。在西方行动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采用"自传法"来讲述行动研究的故事。在课程研究领域,自传一度被作为"存在体验课程"(c rrere)、"概念重建运动"和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美国一度掀起"传记运动"。自传被用来重新发现"课程中的个体"。"许多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教师教育者,为了把 讲述他们的故事 作为考察和建构教学假设和实践的一种方法,鼓励学生以自传的形式来写作或讨论。" 也有研究者利用"合作自传"的方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该研究选择了四位教师作为"传主"(也称为"案主"),研究者根据四位教师(传主)提供的个人材料分别撰写教师个人自传。然后将撰写的自传返回给传主本人。如果传主本人感觉自传文本不够真实,则由传主提供后续的补充资料,研究者根据后续的补充资料进一步调整自传。"合作自传"比一般意义上的自传的好处在于:第一,它避免了传主本人撰写自传时的随意性,它使自传的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以及写作过程更接近科学研究。第二,它避免了传主因工作忙或不善于写作等因素的限制而拒绝撰写个人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