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文五百八十四(唐德刚)
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 □ 唐德刚 黎东方教授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了。黎教授抗战中期曾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授过课。笔者本人当年就是他班上的学生。我们中大旅美校友会正在磋商有所表示之时,便收到洛城方面治丧委员会电话,要笔者附骥为治丧委员,并嘱撰一副"挽联"。那时我们的反应是,黎教授是位现代学人,哪还需要什么古董挽联呢？但是稍后我们还是写了一副,如下: 研百家,成一家,轻轻松松,便为巨帙,黉宇同尊弥勒佛。 讲三国,说民国,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全侨永忆地行仙。 有的朋友看到了,就认为"嘻嘻哈哈",有欠严肃,怎能写入挽联呢？但是深知黎老师的人就同意这四个字,对其他前辈逝者,可能是有欠严肃,但是追念黎老师却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早在他的青年期,由于时代关系,他从国共合作时的热血爱国青年,到国共分裂后的孙文主义者。后来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 黎老师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从未垂头丧气,或愁容满面的悲哀过。他生前对人对己,永远是一位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今天走了,不论是下去九泉,或上入九天,在那个超自然的世界里,他显然地还是一尊笑口大开的弥勒佛呢。你把他说成哭哭啼啼,把生死看得太严重的迂夫子,就不是黎东方了。他九泉有知,也要显圣抗议的。果不其然,在黎老师的幽灵感召之下,据媒体报导,洛杉矶那个追悼会里,毫无悲哀气氛,甚至开的喜气洋洋呢。这才是追悼黎老师应有的气氛嘛。他如回天有术,重返红尘,或许他也要加入吊者行列,嘻嘻哈哈,说几个轻松自嘲的笑话呢？ 东方学的历史位置 黎东方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子,幼读南洋大学(今交大)附中(后称南洋模范中学)便是个颇为突出的小灵精,后来闹革命被开除学籍,他竟能以同等学力,逾格考入清华。清华当年是好考的？清华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获保送留欧,与他同去的是后来也做了我的老师的张贵永(字致远)先生。张进柏林大学；黎则进巴黎大学。在那个时代,美国学术还在力争上游,美国世家子(像费正清)都还要去欧洲留学呢。中国的留欧学生像陈寅恪、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对留美学生,还怀有优越感呢。但是他们也和留美学生一样,多半未能完成其博士学位,可是张贵永、黎东方却是毕业于两所拔尖大学中的、货真价实的博士,他二人都因学龄甚早,两个都长个娃娃脸,看来不像一般想象中头上无发、腮下多须的老博士。因此,曾惹起许多有趣的故事呢。有人曾说他是个黑牌博士；对功名也颇为看重的黎老师,一生都为此诬蔑而愤愤不平。 可是张、黎二人在个性和治学方面,却是两个极端,张是位谦谦君子,求深,求专,不务虚名,黎则是个才子,中西文史,无不涉猎,笔端常带感情(他是梁启超的及门弟子),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几乎无一而非所长也。战时在中大兼课,黎氏开的便是"先秦史",顾颉刚老师所授的则是"商周史",两课几乎同时。我曾兼选之以为比较也。论精论专,黎固不能与顾相比,因为上古史是顾的专业,名闻全球；而上古史却是黎老师的三国演义,自然相形见绌。但是一个票友,能和梅兰芳,对台同唱,亦颇足自豪矣。 杂家也是家,东方朔也不朽 战后我留学哥大,黎老师其时正在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海外重逢真不胜欢乐。那时我们还是青年,黎老师四十许人,学生甚多,中国式的程门立雪不再有了。黎老师也就变成我们的小鬼大王了。跟我们那些小鬼在一起,不用说他还是我们之间学问最大、经验最丰、故事最多的前辈老师。在沙坪坝学中国上古史,他是我的老师；虽然和顾老师不是一个阶层,但是黎老师的汉学底子深厚,对训诂、辞章和音韵,还是有其基本训练的,至少还不会说外行话,不像他的受欧美汉学训练的华裔后辈,他们往往对应有的汉学基本功毫无所知,而不知其不知之可悲也。 我那时在哥大正在补修欧美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类的课。黎老师则在美国大学本科里教一些类似的课程。我们虽不同校,在学习等级上,黎老师仍然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有时也觉得黎老师,也应该和我同课,到哥大班上旁听旁听才好；但是我对他的感觉还是和当年沙坪坝上一样,搞上古史,他搞不过顾颉刚,但是也有他一定的地位。现在在美国搞欧美史、现代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他算不得是专家之列,他也有他一定的成就。前一天晚上,浏览了几本书,第二天早晨上课,他就能口角春风,说得头头是道,原原本本；这是黎老师最大的长处；但也是他治学,和搞党从政最大的短处。他是以天才,以兴趣来一套天马行空,不愿自设樊笼作茧自缚来白首穷经,或钻其牛角。但是他在现代史学里各个角落,都有他极为可观的"高等常识"(这是早年中共史专家萧作梁对胡适的评语),为自视甚高,而其实欠通的后辈博士们,所万难望其项背的。 像黎公这样的学者,在我国古代便叫做"通人"；叫做"杂家"。杂家自有其不朽的地位的。杜甫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种尔曹太多了,他们也就帮忙突出了黎老师在学术上一定的地位。 黎老师不是一位对功名富贵、妻财子禄都毫无兴趣的伯夷、叔齐,其实伯夷、叔齐也只是司马迁指桑骂槐的成品。黎老师对功名富贵,也还是相当地热衷的；只是他那不可救药的玩世不恭的本性,害苦了他。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装模作样的来遵守"官箴",入太学当博士,领博士弟子,也要鞠躬如也,恂恂如也,侃侃如也。黎东方野性难驯,虽有心学习,却无此天资,所以他就学阀官僚两无缘了。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改邪不能归正也。呜呼哀哉。 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为黎东方时,他说,他的原意是东方黎明,而不是汉代的滑稽大师的东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结果却做了一辈的现代东方朔。朋友,做东方朔何伤哉？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出了四百余人,您数数看,知道几位？但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这么一位声名赫赫的东方朔。我的老师黎东方,就是一位现代中国里具体而微的东方朔。作个现代东方朔,亦足垂不朽矣。 与黎老师同时被捕的趣事 记得当黎老师和我在纽约重逢时,那时我是个半工半读的博士生。一位好友郭广林,为黎公的河南同乡后辈,曾买了一部破车,不时开我们师生于纽约通衢大道之上,风驰电掣,亦颇自得其乐。一次为着牌照逾期的小事,在熙熙攘攘的长街之上,被警车拦下。那是一九四九年啊,中国留学生有车者绝少。一时看到警车两部光芒四射,围拢而来,我三人都被弄得十分紧张,不知所措。我因坐在后座,车门失修,下车困难,一时未动,黎教授则坐于前座,他一时慌张,乃夺门而逃,未出数步,便被两个足有二百磅重的肥大警察,追向前去,抓着衣领,把瘦小的黎教授像捉小鸡一般捉了回来,塞入前座。接着郭君也被警察拉入警车。这时大街之上,观者如堵,途为之塞。另一警察乃驾驶我车,浩浩荡荡,把我们师徒三人,捉将官里去。 在一个警长的高座之前,我三人被排列整齐,首要举手宣誓,只说实话,不言谎语。继则要我三人,分别陈述,是犯罪,或是有冤要申。我记得在此简短审讯中,黎教授发言最多。他说他是位教授,这两位毛头,只是他的两个"相识",并无深交,云云。所幸我辈犯法不大,乃被判无罪开释。警长怕我们在返家途中再遭误捕,乃温语叮咛,设再有警车拦截,应告以"已在第23 precinct审结免究"矣。我三人乃鞠躬,道谢而出。还至车上,黎教授还不失幽默地说,"哎,此地还是个监牢呢。想不到我们三人倒在纽约大牢中,做了难友。"那次我们三人都还不认识precinct这个英文单字,把它当成prison误读了。思之可笑。 其后长逾半个世纪,黎老师和我们几位老学生,总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失去联络。偶尔在一起时,听他高谈阔论,嘻嘻哈哈,数十年如一日。老师不是个腾云驾雾的佛祖真神,却是和我们在一起,潇潇洒洒、看山玩水的地行的游仙。今日他忽然撒手而去,对一些数十年来,都追随他嘻嘻哈哈的无数小鬼们,真若有所失；若有所失。只希望老师此去,不管是上在九霄,或下在九泉,仍然是嘻嘻哈哈的一尊,永垂不朽,笑口常开的弥勒老佛也。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