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卫平:诉讼效率:正义的"美丽"陷阱
原文地址:张卫平:诉讼效率:正义的"美丽"陷阱作者:诗性正义 诉讼效率:正义的"美丽"陷阱 诉讼程序就像一辆高档轿车,它的配置当然要比中档车、低档车要好,材料更为讲究,诉讼程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高级和最完善的程序,在程序配置方面无疑也是复杂的。当事人提起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也是一种"消费",一种"司法消费",既然是消费,也就必须付费,以低档车的价格获得高档车的享受不过是一句广告词而已,本身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关于效率(经济效益)的思考是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来考虑的,即以物质的最低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并不考虑时间的投入,即时间的消耗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然而,诉讼是一个运动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系统,也是一个时间消耗系统。所以,诉讼的效率就必然包含最低的物质消耗与时间消耗。也有的学者曾主张,将民事诉讼运行时间的最低消耗与经济性分开,把时间的必要消耗作为一个独立考量民事诉讼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坐标,概括为诉讼的"迅捷性"。 对诉讼效率的价值衡量还在于,如果在诉讼中过量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将使个案诉讼失去实际意义。尤其是民事诉讼多数涉及到物质利益的获取,人们往往正是为了通过诉讼来获得物质利益,而诉讼过程的消耗就将直接抵消权利人所期望的诉讼利益。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中最突出和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诉讼的非经济性,主要反映在诉讼程序过于复杂和形式化、审判的周期长、高额的诉讼费用和律师报酬。为此,许多国家都把降低诉讼成本、简化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例如,德国在70年代专门制定了《诉讼简化法》,对简化诉讼,降低诉讼成本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日本的新民事诉讼法也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对诉讼效率的要求,在我国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建立方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共同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第三人诉讼制度、简易程序、诉讼期限的规定、诉讼的合并、一事不再理等等都直接反映了立法者对民事诉讼效率价值追求。当然,在民事诉讼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诉讼不经济的现象。案件受理费与裁判机关经济收益的某种联系、律师费用的增加、当事人对诉讼的非正常或隐形投入等等,都大大提高了诉讼的成本。在民事诉讼制度方面也还需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具有经济性,例如,审级制度可以考虑将两审终审改为多元审级制度,即根据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大小和案件的性质,实行一审终审、二审终审和三审终审制,这样既关照了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当事人利益的救济性,又顾及到诉讼的经济性。国外有许多国家建立了少额裁判制度,对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使用少额裁判制度审理,使程序更加简便快捷。 按照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的"道德成本原则":我们应当使法律程序的道德成本最小化。所谓道德成本包括了错误成本和经济成本。错误成本是从公正性来考虑的,因此,道德成本最小化实际上是要求两者的统一。民事诉讼运行既要求具有公正性(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又具有诉讼效率,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民事诉讼的公正性与诉讼效率难以高度统一,形成相互牵制和制约的两个价值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性与诉讼效率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基本范畴。即在某些场合,如果追求公正性,就可能使诉讼成本上升。这是由于为了保障公正性就必须要设置一定的程序(例如,辩论程序、二审程序、管辖异议程序等等程序的设置),然而任何程序的设置都意味着增加诉讼成本,而过高的诉讼成本会使诉讼公正性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或者抵消其意义。相反一味追求诉讼的经济性又可能牺牲诉讼的公正性。例如,简化或取消某些诉讼程序不失为一种实现诉讼经济的方法,但这样很有可能损害诉讼的公正性。如果只是要求经济成本的最小化,"我们就没有必要开庭审理、提供信息,只需要抛掷硬币或用其他方法就能成本低廉地作出一个解决争执的判决"。[②] 实际上,公正性和经济性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哲学问题。按照传统的哲学思维习惯,人们必然要问在这一基本价值范畴中,究竟谁决定谁。 从公理上讲,司法制度的生命线和基础是公正,如果失去了公正,司法制度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作为司法制度的诉讼制度的最高价值就只能是公正。没有公正和不能实现公正的诉讼制度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诉讼效率,诉讼制度的效率也就毫无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诉讼效率是依附于诉讼的公正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诉讼的公正性决定了诉讼的效率。诉讼效率对诉讼公正性的制约,使得人们在建立和运用诉讼制度时必须协调公正性与经济性的关系,尽可能使两者和谐统一,但如果两者必取其一时,从公正性对诉讼效率主导地位看,原则上应当是取公正性。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名言: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这句名言讲的就是效率与正义的制约关系问题,而且强调是诉讼周期对正义的影响。这种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当注意,不可过于强调程序的时间耗费对正义的消极意义。程序的设计必须考虑正义,在程序设计中给予当事人平等主张、陈述、反驳的机会和条件,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为当事人设置诉讼权利的救济程序,这些都必然造成时间的消耗,影响诉讼效率。但这些时间消耗是程序正义的必要代价。诉讼程序区别于其他非讼程序,就在于诉讼程序更注重程序正义,本身是一种解决纠纷成本最高的手段。诉讼程序的设计必须满足更高的正义标准,满足多种价值要求。诉讼程序就像一辆高档轿车,它的配置当然要比中档车、低档车要好,材料更为讲究,诉讼程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高级和最完善的程序,在程序配置方面无疑也是复杂的。当事人提起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也是一种"消费",一种"司法消费",既然是消费,也就必须付费,以低档车的价格获得高档车的享受不过是一句广告词而已,本身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我们应当注意,诉讼效率对于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原告而言,一般来讲总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尽早得以实现,而且实现权利的成本自然是越低越好。因此,对于原告诉讼效率是自己最希望的。相反,对于被告诉讼效率未必是积极的,案件尽快解决也许是自己所希望的,但被告更希望尽可能利用诉讼权利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诉讼效率对于被告而言往往是消极的。对于法院和法官来讲,诉讼效率的积极意义是最为明显的。诉讼效率的高低对审判工作是一种评价尺度。同时,诉讼效率意味着法院和法官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方面的低损耗,对于法院和法官总是积极的。 我们可以说法院的职能就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司法的效率性。但一旦某种需求成为主体的自身的需求时,主体的行为也自然地按照或服从这种需求行动。可以说诉讼效率对于法院和法官来讲,就是一种自然的需求,因此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在没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规范的制约时容易受其需求的影响。 有一年是法院的"效率年",既然是"效率年",当然是强调效率,强调效率其结果必然影响正义,尤其是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序。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效率年"的提法更重要的是这一提法的政治意义,而不是法律意义。这也是我国法律实施中的一种特有政治现象。但从法律理性的角度讲,强调效率对程序正义的实现一定是消极的。尤其是当我们遭遇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时,"效率年"就可能成为一种"适时"的司法政策,从而使司法的天平向诉讼效率倾斜。然而这是违背这一对矛盾范畴一般的取舍原则的。司法领域不同与生产领域和行政管理领域,在处理公正与效率方面,后者往往是效率第一,而在司法领域无疑是公正第一,正是在司法领域、法律领域中强调了公正第一,才使司法或法律在社会上起着一种总体平衡和矫正作用,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正义。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许多法律的实际运行和落实都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由于司法解释是法院的权力,因此就很难避免法院自身在司法解释中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涉及诉讼的问题上,这一点十分明显,这可以从有关简易程序、调解和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对于法院和法官而言诉讼效率的追求是极其自然的,符合自己的主体利益要求。我们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例,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以及司法中实际理解都是服从于诉讼效率的。无论从证据失权的条件还是对"新证据"的理解方面。作为证据失权的条件原本应当是当事人故意迟延,然而在片面追求诉讼效率的情况下这一条件却被忽视了。在理解何谓"新证据"这一问题时,也存在是"从宽",还是"从严"理解的问题。如果从诉讼制度的目的来看,从公正审理纠纷出发,就应当"从宽",而不是"从严",但如果要服从诉讼效率的要求,法官们自然是"从严"考虑。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方面,我们必须考虑救济权利的大小与救济权利程序相适应,不可以随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有的地方法院甚至将几十万的民事案件也纳入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显然是不妥当的,是对程序正义的不负责。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不正当的诉讼效率的追求是正义的"美丽"陷阱,因为是诉讼效率看起来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