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草绿洲视野】周作人为何热衷译介童话?
撰文:宋静思 源自《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1909年,周氏兄弟用文言合译的、意在介绍外国文学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该书收录了共计十六篇欧洲文学作品。其中三篇为鲁迅据德文转译,其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小说集首篇便是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域外小说集》的选材倾向于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集中作品弥漫着苦难意识,从深处透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希望。 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者。他早至1904年便翻译了西方著名童话集《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次年5月以《侠女奴》的书名出版。"自安徒生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由作家个人创作的童话作品",周作人陆续译介和研究安徒生的童话,可谓有滥觞之功。译介《安乐王子》之后,周作人于1913年12月在《桑社丛刊》的创刊号"史传"专栏上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后来由于鲁迅的推介,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卖火柴的女儿》,后来又翻译了《皇帝之新衣》,被收入了群益书局在1920年重印的《域外小说集》中。他对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和研究不仅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为西方童话的传入打开了一扇窗,带动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譬如刘半农、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等人的翻译和研究,与他致力提倡的收集歌谣运动相得益彰。 周作人对童话甚至儿童文学译介研究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为"五四"新文学的丰富性作出了极大贡献。在阅读周作人译介的童话作品,梳理翻译作品的序跋以及他关于童话和儿童的研究文章之后,本文希望对周作人的童话翻译及研究有综合性的探讨。 1 中国古籍并无"童话"一词,最早指出"童话"一词来源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1922年与赵景深讨论童话的通信中曾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以说完全确定了。"在《周作人回忆录》中,他也曾说到"那时中国模仿日本已经发刊童话了","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的"。考虑到周作人深谙中日文化,而且经历了那个激荡的时代,他的推测是基本可信的,自五四大兴以迄于今的"童话"一词,应该是源自日文的舶来品。 周作人提倡童话,身体力行从事童话研究,是与其童年家境变故、自身求学遭遇和"救救孩子"的社会理想密切联系的。和那个时代大多数读私塾的孩童一样,周作人少年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也始于读《大学》《中庸》,再到《论语》《孟子》,随后读着《国风》等等。他对"屁股打得烂落""屁股打得好种葱"的"大人之学"和"中庸之学"抱着同情的态度,也根本无法理解"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这般满载济世伦理的话语。塾师的教育方式也颇令周作人恼火,"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仿佛把小孩子当做偷儿看待似的"。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 圣经贤传 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他此处所言的"以前的人对儿童"的方法,或如作者自身所遭遇的在私塾诵读《大学》《中庸》,或如开展"读经"运动,"用那些经书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周作人自身有着切身的遭遇,经历过"把某派经典装进儿童歌谣里"的道德文章的折磨和毒害,也感受到诸如《荡寇志》中的插画、《海仙画谱》等童年读物的乐趣,"在放学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这些不幸与幸的经验都证明了他"救救孩子"的必要。"童心-赤子之心,是能够贯通全人类的,这样的文学也是能让世界各国的人从小读到大的,能够真正影响人的一生。"周作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病根,试图通过倡导童话来反对儿童读"经书"、"圣经贤传",而希望"他们得在院子里树荫下或唱或读,或扮演浪漫的故事,正当的享受他们应得的悦乐",希望儿童能在童话里寻找到温暖。从根本来说,周氏兄弟译介的目的在于精神启蒙,但为何不选择哲学、社会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童话、小说呢？细究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周作人在一面作文倡导译介的同时,一面整理家乡的童话、歌谣发表,同时还在译介异域如《安乐王子》等童话作品。 周作人所说的童话概念与今人所谓童话有着很大差别。在《童话略论》中他认为,童话本质与神话世说实为一体,"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他在同年所写的另一文《童话研究》中说: "童话者原人之文学,茫昧初觉,与自然接,忽有感婴,是非畏懔即为赞叹,本是印象,发为言词,无间雅乱,或当祭典,用以宣诵先德,或会闲暇,因以道说异闻,已及妇孺相娱,乐师所唱,虽庄愉不同,而为心声所寄,乃无有异,外景所临,中怀自应,力求表见,有不能自己者,此固人类之同然,而艺文真谛亦即在是,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 "原人",指的是原初的人类,或径称"野蛮人"。在周作人眼里,童话是幼稚时代的文学,由于"原人"和儿童"思想感情同期准",所以它们都共同爱好之。童话还有有自然童话(民歌童话)和文学童话(人为童话)之分。自然童话简短,以记志物事为主,因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而有别,多从民间辑录而成；文学童话又名人为童话,多为仿自然童话的样式,葺补旧闻,抽发新绪,与童蒙之心相呼应,能在文字之中领略著者特性。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探究童话时,首先强调的是童话的文学艺术性,是美的享受,"故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周作人在1922 年发表的论《王尔德童话》一文中,引用了亨特生对王尔德童话作品的评论:"这九篇都是 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地缀成一帖 。"他进而论道:"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是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他的喜剧价值便在这里,童话也是如此。"他对童话所呈现的艺术之美是赞誉有加的,欣赏其中所蕴含的丰丽和机智。其次他才强调童话的教育功能性。他在文章中说: "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人事繁变,非儿童所能会通,童话所言社会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单纯,观察之方亦至简直,故闻其事即得憭知人生大意,为入世之资。且童话多及神怪,并超逸自然不可思议之事,是令儿童穆然深思,起宗教思想,盖个体发生于系统发生同序,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始于精灵信仰,渐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执,或得超脱,则但视性习之差,自定其趋。又如童话所言实物,多系习见,用以教示儿童,使多识名言,则有益于诵习,且以多述鸟兽草木之事,因与天物相亲,而知自然之大且美,斯皆效用值显见者也。" 简而言之,在周作人的眼里,童话于儿童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满足喜好听闻故事的要求,顺应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增强儿童的想象力,第三方面是通过童话了解人事,比如对社会的认知。在《童话的讨论四》中,周作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安徒生与王尔德的童话的差别,据我的意见,是在于淳朴(naive)与否。王尔德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篇,总觉得是很漂亮、轻松、而且机警,读去极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因为在他童话里创造出来的不是 第三的世界 ,却只是在现实上覆了一层极薄的幕,几乎是透明的,所以还是成人的世界了...。"周作人对《安乐王子》《皇帝的新衣》的看重,或许就在于他们不仅蕴含着美,同时还有对"社会的哀怜",对人类的关照,能"引起儿童注意,暗示其理"。有研究者就指出,"安徒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他写童话并不一味迎合儿童的兴趣,却在其中顽强而真诚地表现着自己",周作人当时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无论是审美功能还是教育功能,它们都维系于童话所具有的特征。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评论安兑尔然(安徒生-笔者注)的童话著作时说道:"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晶,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故童话一集,出于自然,入于艺术,而实安兑尔然诗中醇华也。"这是作者1913年所写的文章,其中已经包含他对童话特征的理解,优美、新奇、单纯和匀齐。今天有研究者的看法与周作人极为相似,"真正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儿童文学佳作,像什么？-像水果",好作品一定要像水果那样从生活中来,带着生活的汁液,不是人工简单的合成,如此才是真正的美味。 中国自古便有很多童话,只是没有人采录,从而散逸在乡野之间,在民间流行,无法正式进入教育的行列,孩童真正听闻者实属少数。周作人对越地童话的释义始于外国童话翻译的流行,对童话的研究也多以外国为主,或称"爱尔兰童话美艳幽怪,富于神思",或言"《一千一夜》简洁自然",不一而足。正是发现了外国童话的美和效用,才激起了他对本国童话释义的热衷,以及对外国童话译介的兴趣,甚至亲自着笔写《儿童杂事诗》,以类似竹枝词的形式,根据岁时、民俗、名物等描写儿童生活、故事,反映儿童的天真与乐趣。从本质上来说,无论周作人还是鲁迅对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热衷,他们的精神深处,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通过对旧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反省,来思考改造中国人精神的原动力。 2 热衷于童话整理研究的同时,周作人还在童话译介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早在1904年就翻译了《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次年5月以《侠女奴》的书名出版。1908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首篇即是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也因此成为中国译介王尔德童话的第一人,并且在计划中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目次表中,作者还列出了"英国,怀尔特(即王尔德):杜鹃"一条,此处的《杜鹃》一篇即是紧随《安乐王子》之后的《夜莺与蔷薇》(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在该书中,还收录了另一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之新衣》,比刘半农于1914年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第7期上的《洋迷小影》(即《皇帝的新衣》)还早几年,据笔者求证,周作人应该是我国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十年之后,周作人又翻译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即今译《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并于1919年9月发表在《新青年》上。1923年他还翻译了日、美等国的童话剧作,辑为《儿童剧》。而与童话密切相关的民间故事、歌谣等,周作人也翻译颇多。从译介情况来看,周作人几乎没有译介某个外国作家的童话集,多为零散的篇目,所翻译和介绍的世界三大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中的篇目,都成为后世经典,可见其翻译嗅觉之敏锐。 前文已提及周作人对"童话"一词来源的介绍,从其讨论和回忆文章来看,他对童话的译介应该是有意识的行为。"自周作人1909年译介了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安乐王子》后,译介者就接连不断,译文散见各处,而且不乏重译,结集的译本有穆木天的《王尔德童话》和由宝龙的《王尔德童话集》。前者收童话五篇,1922年2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者收童话七篇,1932年11月由世界书局出版。"除此之外,还有1947年巴金翻译出版的《快乐王子集》,他们都翻译了《安乐王子》(有人译作《幸福王子》,有人译作《快乐王子》)一篇。因时代、理解的差异,译文的效果也有着较大的区别,此处会着重比较周作人和巴金的译本。 上文提到,周作人在1922 年发表的论《王尔德童话》一文中谈到王尔德童话的优美。他进而论道:"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是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他的喜剧价值便在这里,童话也是如此。"十分巧合的是,巴金在《 快乐王子集 后记》中也引用了亨特生的话,还说:"他(王尔德-笔者)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他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他有着丰丽的辞藻,而我自己用的字汇却是多么贫弱。"由此可见,二人在文体和辞藻的认识上是极为相似的,文字漂亮、轻松、愉快,童话里充溢着令人着迷的美,这或许是他们推崇和喜爱王尔德童话的重要原因。试看一例: 原文:the streets looked as if they were made of silver, they were so bright and glistening； long icicles like crystal daggers h ng down from the eaves of the ho ses, everybody went abo t in f rs, and the little boys wore scarlet caps and skated on the ice. 周译:道路皆冻、皓然作银色。人家檐下冰筋下垂、如水精匕首。行人咸御重裘、儿童戴绛巾、群走冰上。 巴译:街道仿佛是用银子筑成的,它们是那么亮,那么光辉,长长的冰柱像水晶的短剑似的悬挂在檐前,每个行人都穿着皮衣,小孩们也戴上红帽子溜冰取乐。 比较发现,周译用三句话处理整段文字,形成排比句式,巴译则用了一句话来处理,文字都优美、轻松,令人着迷。周译文言翻译,词句简洁,修饰性词汇极少,也很难像巴金译文那样表现丰富。白话文在大范围内使用之后,周作人也有了类似的感受,"中国的单音整个的字,翻译原极为难:即使十分仔细,也只能保存原意,不能传本来的调子"。周译如素描画,三言两语素描出景和物,巴译则是风景画,既有素描的骨架,又有颜料的色调。这种对比反映出的是文言文与白话文各自的优劣,都染上了时代的色调。周译"御重裘""戴绛巾"这些词汇,烙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文白夹杂,一眼便知其翻译的大概年代,而巴译则是极难区分的。此处所列举的仅是文中的一个例子,类似的地方有很多处。就其简奥而言,也是一目了然的,由此也能明白作者所预设的读者。试举一列: 周译:昼游苑中、夕就广殿、歌舞相乐、苑外围以崇墉、吾但见是中之美、更无暇问此外何有矣。 巴译:白天有人陪我在花园里玩,晚上我又在大厅里领头跳舞。花园的四周围着一道高墙,我就从没有想到去问人墙外是什么样的景象,我眼前的一切都非常完美。 可以发现,周译仍然非常简洁,"昼""夕"也能表现出原文意思,"围以崇墉""无暇"表述也颇为优美,但若无一定积累,文词是颇为深奥的,不易读懂,若是塾中儿童,可能很难体悟"广殿""歌舞相乐"的意境,获得他们的共鸣。而巴金的译文朴实得多,简单得多,儿童读来也容易理解。"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老实的翻译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我们不能因此就判定周译劣于巴译,毕竟文言和白话有着很大的区分。而且他们不同的翻译恰好反映出各自不同的意图,前者在于唤起"疗救者的注意",甚至"希望有胜任的大雅君子出来创作补益",后者则是为了供儿童阅读。 早期的文言翻译儿童无法阅读,也无法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味,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试举安徒生《皇帝之新衣》一文的例子: 周译:复回身对镜,如自视其衣。侍中为君执裾者,乃俯伏,以手掬地,如掇拾状,即执之随帝行,不敢使人知其无见也。 今译: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使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观看他美丽的新装。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正在拾起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周译的简洁也意味着有所损失,许多细节都无法用文言表现出来,形容词、新的名词、动词等都采用了中国化的处理,"侍中""俯伏""以手掬地""掇拾状"便是明证,这些词汇很难表现异域的色调,往往难以说尽原文的意思。这或许和周作人所追求的"直译"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他在《陀螺·序言》中就说:"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事实上,他的文言翻译和他直译的愿望是有较大差距的。白话译文中所呈现的皇帝丑态一看即明,描写更加丰富多彩,读来妙趣横生。安徒生童话的特色,便在于其言语和野蛮的思想,当文言无法表现其语言的特色时,翻译便会存在极大的隔膜。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就提到:"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他还认为,即使是对普通读者,"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论才能够丰富起来"。安徒生的语言是诙谐有趣味的,多独白和对话,保持着谈话的调子,周作人在《安兑尔然》中就说"其词句简易,如小儿言,而文情菲,喜乐哀愁,皆能动人,且状物写神,妙得其极",文言表现起来就很有难度,而这些恰好正是白话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