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已经足够
" 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1月13至14日在京举行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说。他表示,既然现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蔡昉说,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政策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当时政策是对的,但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这意味着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蔡昉认为,在人口增长方面,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实施区域政策,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蔡昉认为,2008年以来10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