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13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维滕贝格市的玛丽安教堂曾是马丁·路德布道的地方。站在教堂的东南角,可以辨认出教堂墙壁上突出的一尊有趣的雕塑,外形酷似滴水兽,距离地面大概三十英尺。雕的是一头母猪,正在给三只猪崽喂奶。一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人儿抬起它的一条后腿,帽子表明他是 15 世纪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和猪崽上方-有人告诉我,母猪代表"撒旦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写着上帝的大名。这个装饰物叫犹太猪( j densa ),作为犹太人屈辱的见证,过去被广泛用来装点德国教堂,有一些迄今还在,不过导游多半不会提及。 这座破败的东德城市,正式名字叫路德城维滕贝格,如果不是因为教堂的公告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不会留意到"犹太猪"的雕塑。公告是 1988 年教堂修缮后张贴起来的。修缮工作始于 1983 年,在此期间,路德派的年轻教友决定,得做点什么,不能让"犹太猪"就这么杵在那儿,无人关注。于是,教友集资后托人刻了一块碑,提醒世人这一雕塑的重要意义。这是块警示碑。然而,由于当时仍然处于民主德国时期,官方并不承认存在反犹主义,纪念碑揭幕仪式并没有市政府官员露面。 警示碑就竖立在"犹太猪"雕塑正下方的过道上,以铜铸成四块方板拼接在一起,活像形状奇怪的窨井,四处摸索的铜手指从下方微微将其托起。碑的一侧写有诗文:"十字架下,犹太人在基督徒面前无力念出上帝的大名,它如此神圣,却被用来施暴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命丧黄泉。"铜手指象征的,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正从万人坑中站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蕴含更抽象的寓意,也许与警示碑更为搭调:可耻的回忆不会磨灭,如同反复发作的梦魇它触动着我们的良知。维滕贝格的警示碑不过是德国境内成千上万座警示碑之一,但它是我见过的唯块不以特定事件、而以记忆本身为对象的碑。 二战爆发前,德国是没有警示碑的,有的是战争纪念堂,用以缅怀为国捐躯的军人。大理石质地的雕像好似基督像。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为他们的牺牲得到强化。在一战纪念碑上,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是祭奠勇气、牺牲和重生的地方,类似基督受难地。德意志帝国时期曾修建哥特式的大型纪念碑群,为的是从战败中挽回一丝颜面。二战后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德国人立碑,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警示后人；纪念碑成了警示碑。 纪念碑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以及对将过去定格在石头中的痴迷。事情并非向来如此,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遗忘。勾起人们回忆过去-不光是希特勒这段历史-的东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苏联人和西方盟军利用昔日的集中营关押德国俘虏,这种情况维持了一阵子,但一等条件成熟,这些设施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废弃。第三帝国仅存的一点外在遗迹不是无人关心,就是任凭其经受日晒雨淋,典型的譬如施佩尔设计的坚不可摧的纽伦堡体育场；而在东德,它们遭到冷落则多半出于政治原因。警示碑和纪念地大多诞生于 1960 年代,是战后一代人大力倡导的产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过去的父母,他们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警示碑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昔日集中营如今成了纪念地,集博物馆、旅游景点和纪念馆各种功能于一身。其中一些,譬如东德的拉文斯布鲁克,基本上完好无损；而另一些,比如西德的贝尔根-贝尔森,则只剩遗迹。 柏林郊外的万湖边有栋别墅, 1942 年 1 月 20 日,用完早餐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这里同幕僚边啜饮干邑,边商量"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布置。事隔五十年后,万湖别墅改作纪念地,对外开放。当天下午,有关方面安排了一场题为大屠杀和记忆的会议,完后还有香槟酒会,以示庆祝。 万湖会议纪念地的博物馆里没什么新鲜展品。墙上所挂照片较少涉及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官僚,倒是多和受害者有关。为他们拍照的施虐者十分仔细,一点一滴都没漏过,再一次定格了受害者身陷苦海的形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里,男孩高举双臂；人们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载货车厢里,透过车门上的缝隙窥视车外,眼神充满恐惧；火车匝道口的"死亡遴选"；被迫骑在各自背上、供人取乐的拉比,等等。我翻了翻参观者的留言簿,阅读着抒发民族耻辱的自白:"不得不自称德国人,这可真叫人难为情、伤感和无地自容啊。""德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居然会出这种事？""参观过这里后,我对身为德国人感到羞耻。" 西柏林市中心有座警示碑,正对着一些门庭若市的百货商店。每天,都会有好几万人途经这里,手里拎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他们见过这座碑,却从未留意过它。这是块指示牌,罗列了西德几座大型集中营,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类似的标志遍布这座城市。 生于 1940 年的艺术家约亨·格尔茨出了个点子:立一块看不见的警示碑。他对常规的纪念馆和纪念碑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将历史凝固在铜像中,是对过去的美化,意义深远的个人缅怀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仪式。他认为,这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掩盖过去。对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尤其是在亲历者与世长辞后；这么做只会阻碍个体的反思。问题在于:那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格尔茨的回答是:办不到。 既然不行,他转而以德国犹太公墓的名字为线索,追寻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痕迹。格尔茨和他的学生参照犹太人扫墓时在坟前留几块石头的风俗,挖开了萨尔布吕肯市一座城堡外马路上的铺路石。城堡过去是盖世太保的监狱。格尔茨在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一座犹太公墓的名字,以及其被发现的日期。完后,他再将石头放回原处,确保有字的一面朝下。格尔茨的团队共撬开了 1926[1] 块铺路石,依照此法刻上字后再放回,并用记号标出"看不见的警示碑"所在的位置。 在一篇名为《过去永不能正常化》的文章里,于尔根·哈贝马斯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德国保守派。他们一心想把不久前的历史说得不那么突兀,而是比实际情况正常,且符合历史主流,从而抛却这一包袱。他引用了赫尔穆特·杜比尔的一段话描述的正是这一态度:"人们说起民族历史,就如同说起放射性废料无处堆放的核电站一样。"读到这儿,我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他把历史形容为一堆堆积如山的残骸。然而,尽管一些(也许是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德国人希望放射性废料能得到掩埋,但也有人竭尽所能地试图找回每块石头、每堆炉渣,然后保存在纪念碑和博物馆里。 比方说,柏林的原盖世太保总部旧址除了石头外,就什么也没剩下。希姆莱给自己手下人挑选的办公地址,都是柏林最好的地段盖世太保的办公地点设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原工业艺术和工艺学校内,海德里希掌管的保安处则在威廉大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宫殿里办公。这是座漂亮的巴洛克式宫殿,由弗里德里希·申克尔 [2] 在 19 世纪初翻新。两栋建筑合在一起,构成了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网络的中枢神经。大规模的屠杀便是在此一步步付诸谋划。盖世太保还在艺术学校的地窖里建造了刑讯室。 同柏林各处一样,两栋楼都毁于空袭。倒不是说毁坏得无法修复,可是,正如诸多历史遗迹的命运,宫殿在 1949 年被拆除。 1953 至 1964 年期间,原先的艺术学校也被实施定向爆破。连一尊纪念这个地方的警示碑都没有。除了堆积成山、从未被妥善清理的残砖碎瓦外,这里什么也没剩下。 1983 年,决定有所作为的柏林市政府举办了场竞赛,看能否征集人们对这一历史遗迹恰当的艺术改造创想。倒是涌现了一些创意,但都无果而终。六年后,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后者调研兴建博物馆、档案中心或警示碑的可行性。在官方层面,这次依然没什么下文,但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柏林法西斯和抵抗运动活动博物馆"的团体,在被认为是盖世太保刑讯室的遗址上搭起了一座简易博物馆。实际上,所谓"遗址"不过是洗手间的颓墙残垣罢了。尽管如此,耸人听闻的坊间流言还是传了出来。马路对面一座宾馆曾是党卫队中级军官的招待所,后被拆除。有个当地人压低嗓音,像说悄悄话似的告诉我,宾馆的一些家具都是从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搬来的。 数年前,人们确实挖出过刑讯室的地基,但州考古部门将之封存了起来。这个机构同负责历史建筑的主管单位杠上了。后者想将整个遗址变成"党卫队的庞贝" [3] -这里借鉴的是 1968 年来一直担任柏林首席考古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的原话。肯德尔计划在刑讯室周围造个纪念馆,再种些不起眼的苗木,借此标注出刑讯室的边界。 到了 1992 年年中,依旧全无动静。名为"恐怖地形图的临时博物馆依然屹立在那儿。肯德尔担心刑讯室地基是否保存完好,而博物馆外,孩子们已把山地车骑上了瓦砾堆。人们对旧址利用继续建言献策。某政客建议,也许可以取一段柏林墙摆在废墟后方,再附上一段恰当的文字介绍,比如"两个独裁政体的灭亡"。最后,待到年底时,分管文化事务的参议院作出决定。不仅"恐怖地形图"要扩容,还要再造一个"国际中心"可供召开探讨纳粹历史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大型会议。 与此同时,爆发了另一场考古风波。 1990 年 6 月,柏林人即将在原希特勒总理府遗址上迎来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借一场摇滚音乐会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此处距勃兰登堡门不远,过去是一片荒地宛如一条尘土飞扬、地雷密布的护城河,横亘在柏林墙以东。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曾被击毙于此,四周野兔窜来窜去。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这里建起了灰色的住宅楼。演唱会前夕,工人翻挖瓦砾堆搜寻未爆炸的地雷,希特勒的地堡就此重见天日-这是建于战争末期、用来藏匿希特勒及其侍从的混凝土迷宫。曾宣称"地下一切都是我的地盘"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跳上自行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地堡内部自 1945 年来一直保持原状。火焰喷射器留下的奇怪斑痕说明苏联红军来过这儿,但不知为何,他们居然忘了将其炸毁。 地堡里有供党卫队卫兵就寝的床铺,木桌上摆放的空瓶、刀叉和瓷碗上积了几十年的灰。某位业余画家曾在墙上作画,画的是高大的党卫队军人,身穿紧身长裤,脚蹬锃亮黑皮靴,守护着正在德国橡树下玩耍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孩子,以及和金发碧眼的士兵手挽手、坐在格子桌布边呷着啤酒,金发碧眼、胸部丰满的德国姑娘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演唱会的策划人有着摇滚乐演出经纪人惯有的品味,他想办法抢在肯德尔锁门前站在壁画前,让人给留了张影演唱会如期举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啊唱:自己坐在地堡里,身前是一堵墙,等待蠕虫的到来...这之后,关于地堡的争论就拉开了序幕。 保守派对于又发现一处不受欢迎的历史遗迹感到很难堪,想要毁了它。部分自由派和犹太社团成员则忧心忡忡,担心这会成为新纳粹的圣地,因此也欲除之而后快。但肯德尔坚称,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其理应得到保留。 肯德尔在夏洛腾堡宫有个办公室。一走进这栋建筑,就能看到奈费尔提蒂 [4] 佩戴过的珠宝。肯德尔为人心直口快,柏林口音很重,这在西柏林并不常见。"典型的德国人"这个词一直挂在他嘴边,而且每每说起,都带着鄙夷之情。想要埋葬过去的是"典型的德国人"。他说,日本人把历史扔在一边,其实德国人也一样。赫斯 [5] 死后才一个月,施潘道监狱就成什么样了？"砰的一声,炸成碎片,我们又一小段历史就这么没了。典型的德国人！" 我问他,保存地堡的几率有多大。他表示,希望不大。"他们只想在博物馆里展示历史。"但他为何会觉得地堡值得保存呢？我追问道。"悲哀啊,"他说,"这一切所在的位置,过去是皇室名媛的宫殿和俾斯麦的故居,也是浪漫派诗人笔下的天堂。可惜如今剩下的就只有这党卫队军人的地堡了。怎么也要把它保留下来。你瞧,可以打上德国人身份烙印的东西如此之少,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给毁了呢？" 又是那一套身份认同:我回想起所有去过的德国城镇,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乡土博物馆,每座城镇都拼命守护着代表本邦风土人情的文物和当地历史,似乎是在抵御变革带来的破坏。拿破仑建造博物馆是为了彰显王权,炫耀战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诸多伟大的博物馆为社会进步和帝国疆域歌功颂德。而德国的乡土博物馆则展现了本邦人的形象,或者说昔日的形象,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和过去的模样。但有一点,是许多欧洲历史博物馆-起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共有的: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习俗、品味甚至于社会治理方式,皆为历史发展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目的可能被政治化,为一场革命、一个国家和一种特定政府的形式授予合法性。当政府的意识形态基于对历史铁律的信仰,这种情况实属在所难免。 魏玛郊外有座青山,歌德和朋友艾克曼过去常常坐在山顶上背靠橡树,一边欣赏图林根乡村绿意盎然、天鹅绒般细腻的风光一边探讨文学和人生。艾克曼记下大师的话:"坐在这里,心情舒畅自由自在。" 1937 年,当森林被砍光、腾出地方以建造集中营时,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特别法令,歌德背靠过的橡树因此得到保护。得益于《自然保护法案》,橡树周围筑起了篱笆,这才撑到了战争末期。那一年美军空袭,树的一角着了火,纳粹决定将其砍掉。集中营一个囚徒在医疗室里给死者做过遗容模具,他取了些橡木,雕了张人脸至今,我们仍能在布痕瓦尔德国家警示和纪念地看到这件作品。 1991 年冬,我再次探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导游为我指出歌德之树的具体位置。他身材瘦长,举手投足之间的迎合反衬出内心的紧张。"朝这儿看,您能体会到典型德国人的精神面貌,"说完他大手一挥,指向原集中营所在地。"歌德的橡树代表文化和浪漫情怀,焚尸炉代表野蛮残暴,动物园则代表多愁善感。" 我之前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动物园。它就在铁丝网外面,靠近正门的位置,建造初衷是为了给党卫队看守找乐子。另外,导游所勾勒的德国人"精神面貌"实在没什么新意。 但对这番陈腔滥调,世人近来才有所耳闻,因为布痕瓦尔德过去是"红色的奥林匹斯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神圣的圣地。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曾被关押在此；而战前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就是在这儿就义的。据说, 1945 年 4 月,囚犯中的共产党人在最后时刻领导了一场起义,这件事被收录进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中,成了一段历史佳话。现如今,五十年前发生在布痕瓦尔德的事被归咎于德国人的民族性。这显示出,过去两年里,东德经历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年前,我首度造访布痕瓦尔德。当时,一切还很正常-也就是说,很传统。同多数西德参观者一样,我被矗立在万人坑遗址上、雄伟壮观的纪念碑震慑到了,甚至还有点心怀畏惧。民族路沿途共有十八座巨型石头高塔,上面立着巨大的圣杯,象征有国民不幸落入纳粹魔爪的国家。据导游手册称,一座高达四十五米的钟楼其钟声可"响彻大地"。钟楼内部,一块铜板下盖着从若干集中营里带回的泥土。钟楼外屹立着几组囚犯的巨型雕像,只见他们打碎了身上的镣铐,高举起石质拳头。钟楼檐壁画上的英雄人物正在惩罚拷打他们的人,或者借 1945 年 4 月布痕瓦尔德解放后诞生的《布痕瓦尔德宣言》来说,正在"连根铲除纳粹恶势力"。 我参观了斯大林主义英雄恩斯特·台尔曼遇害的牢房。一块铭牌上写着:"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死于法西斯分子的毒手。"牢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以及兄弟党派和工会组织敬献的花圈。 然而,布痕瓦尔德的神化同遍及苏维埃帝国的类似传说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共有六万五千名男男女女和儿童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犹太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但这点几乎鲜有提及。与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不同,布痕瓦尔德并不是专为灭绝犹太人而设的死亡营。这里的囚犯不是活活累死,就是死于疾病、饥饿、酷刑或处决。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过据大部分记载来看,犹太人是最惨的。可是,我只发现了一块很小的铭牌,纪念那一万名在 1938 年"水晶之夜"期间被捕、后来在拘留营的恶劣环境下吃尽苦头的德国犹太人。至于从奥斯维辛运来的上万名犹太人 [6] -当闷罐车到达时,许多人已经死亡,成堆的干瘪尸体只能从车里抠出来-则只字未提。 在共产主义信条中,根本不存在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二战是一场阶级战争,是法西斯分子和财阀发动的针对人民的战争。犹太人同吉卜赛人一样,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受害者并无本质性差别。我那本 1988 年版的导游手册是这么说的:"粉碎马克思主义、为一战战败复仇、无情镇压所有反抗者,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公开目标。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垄断资本集团,其一掷千金,就是为了给纳粹运动鼓与呼。" 不过,布痕瓦尔德博物馆倒是展示了一堆女人的头发、童鞋和一颗被子弹打穿的人类心脏,这些都是"奥斯维辛纪念地"慷慨捐赠的。导游手册里有两张描绘比克瑙火车站匝道旁"死亡遴选"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方唯一的文字说明却是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资产阶级说要将共产党和整支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网打尽时,是动真格的。" 和所有集中营遗址一样,布痕瓦尔德吸引的多半是游客(党卫队的一间营房被改造成了宾馆)、幸存者和以他人苦难为乐的好事者。集中营臭名昭著的铁门上刻有"各得其所"( jedem das seine 这句口号。就在铁门外的停车场上,一个美国退伍老兵找我搭讪。他告诉我,自己每年至少来参观一次,过去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巴顿将军的率领下,于 1945 年 4 月 11 日解放了布痕瓦尔德。"当时焚尸炉还是热的,"他慢吞吞地说,"炉子还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