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美新處爆炸案被定為懸案，小學副校長當然也不是共產黨員 —— 他只是剛好來到這個動盪的國度求學，卻被捲入那個時代的白色恐怖，被設計入獄、被關押、被灌辣椒水、指甲被針刺⋯⋯那些無辜受苦的每時每刻，他都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被抓？然而，卅年過去了，陳欽生對於真相的渴求已然變成奢望 —— 所有刑求期間的文件紀錄，均已消失不見。
被捕的那年，台灣剛退出聯合國，美援中斷，台馬斷交 —— 他懷疑這些國際因素都是自己落難的原因。「否則我只是一個學生，什麼都沒有，他們為什麼要抓我？」如同所有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他的夢想因為政治時局毀於一旦，最後卻連一個理由或藉口都得不到。
再也沒有人會知道他當年被捕的真相，再沒有人能給他一個合理的交代。
清白的人出獄後，真的能重新開始？
他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83年3月2日，他已經33歲。台北仁教所[註1]的門口，面對自由的空氣，陳欽生反而迷茫了：身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身上沒有錢、沒有身分證，他今夜能落腳何處，今後該何去何從？
這期間，生哥與仁教所結識的一名工友常有聯繫。同樣喜歡下棋的他們在獄中就已是好朋友，流浪期間生哥也曾把部分行李寄放於其家中。每年過年過節，廚藝不錯的生哥都會在他們家住上10來天，幫忙烹煮年節菜餚。沒想到，這個朋友後來成了他的岳父。「我跟他們家人都相處的不錯。他有個女兒，小我16歲，當時在念五專，我經常會教她一些功課。但我當時生活都還不穩定，完全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這份隱約萌芽的情感，一直等到生哥工作穩定後才漸漸開花。
入境馬來西亞海關時，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櫃檯前，陳欽生被海關人員攔了下來，過往的經歷讓他心頭一緊：「外面還有一大群等待接機的親戚，我當時在想，如果又被逮捕怎麼辦？」沒想到，他被到辦公室的時候，海關官員卻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們想抓你，對嗎？」隨即他們又說：「我們知道你是誰，這是你的馬來西亞身份證和護照，你想拿走的話隨時可以拿走。」看著身邊的女友，陳欽生無法立刻做決定。「我總不能讓她自己回去，所以我就跟海關說：『我得先帶她回去，把我在台灣的事情處理以後再回來』」。就這樣，他再也沒有拿起大馬身份證，從此放棄了馬來西亞的國籍。
是什麼樣的情感牽絆，讓他遊歷了三、四十個國家，還願意留在這個曾經迫害過他的地方？
1988年，陳欽生與台灣太太結婚。「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沒房沒車，她在我最苦的時候下嫁給我。」事業還未穩定的陳欽生，由於老闆支持，以及眾多友人的協助下，在師大附近的酒樓辦了簡單的婚禮，單是禮金就賺了20幾萬。這筆意外之財，讓他得以無憂無慮地帶著太太到東南亞蜜月旅行。婚後，他擔任電腦週邊的國際貿易業務經理，事業漸漸上軌道。
留居台灣，也是生哥與家人共同的決定。「其實我的家人，包括我媽，都反對我留在馬來西亞。當時台灣的經濟已經漸上軌道、而馬來西亞的發展前景還不太好。很多跟我同期回去的朋友，要創辦公司都沒辦法拿到准證。而且我跟家鄉脫離那麼久了，回去東山再起也有困難。」留下來的理由，有愛情、有濃於血的友情、也有務實的前途考量。到後來，還多了一份回饋社會的使命感。
出獄後，陳欽生鮮少再對外談及被害的過往，全心投入事業，希望給家人衣食無缺的生活。這些年，常有人要求採訪他的故事，他都全數拒絕。一直到2009年，他退休的2年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林世煜教授多次來電約訪，生哥才第一次出來講故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答應採訪」。第一次受訪回家後，他失眠了一個禮拜。沒想到之後的日子，採訪就陸續有來，生哥才發現，原來故事講久了之後，內心的恐慌會越來越低。
如今，陳欽生是景美文化人權園區的英語翻譯及國外參訪團導覽員，用他英語教育背景的專長，為台灣的人權推動出一分力。這一切都不容易。白色恐怖受波及的外籍人士不只生哥一個，而能夠走出來說自己的故事、帶著我們穿梭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裡的，目前只有他而已。
我們跟著他走出法庭，朝著歷史的原點，越走越遠。園區牆垣上巨大、血紅的「公正廉明」依然聳立，如同生哥被捕那天一般，只是如今已經斑駁。
[註1] 土城仁教所：白色恐怖時期，違反戡亂檢肅匪諜條例或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而情節輕微的人，經依法審訊後送 交該所接受感化教育。陳欽生從綠島監獄獲釋後，在此被「思想改造」近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