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德國針對納粹暴行鍥而不捨地追查，加上持續對受害者道歉、賠償，將反思深刻融入國民教育中，已成為各國追求轉型正義的最佳模範。但是，德國的反省之路其實並非自動自發，推動這一切的最大功臣：前德國法官鮑爾（Fritz Bauer）被世界遺忘了數十年，直到2016年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揭密，才又再次重現在世人眼前。
1945年11月，二戰戰勝國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對22名納粹軍政首腦進行公審，史稱「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大審結束，彷彿正義已經獲得彰顯，世界開始忙於戰後重建工作，邁向嶄新的未來。德國社會高談重建、原諒與共生，因為太多人曾與納粹合作或本身就是成員，無不希望眾人就此遺忘歷史，讓他們免於面對譴責。當時連國家法律都沿用許多納粹時期舊法，希特勒的意志宛如幽靈，在兩個德國陰魂不散。
時任西德黑森邦（Hessen）檢察總長的鮑爾是猶太人，幸運從集中營生還，致力於搜尋納粹戰犯及其罪行證據。面對國內輿論一片和諧，鮑爾並不宣揚復仇，他堅信，追緝納粹是為了誠懇面對過去，唯有如此德國才能擁抱未來，《大審判家》使用鮑爾當年的影像記錄來闡述理念，極為動人。但是當年鮑爾的行動也引來反對者不擇手段的打擊，鮑爾被譏為「一心復仇的猶太人」，只能奮力對抗眾人輕視。
1957年，大好機會上門，鮑爾獲知前納粹要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下落，這位人稱「納粹劊子手」、「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負責人的高官躲藏在阿根廷。鮑爾心想，政府內前納粹官員那麼多，一定不會認真追捕，要如何逮捕這名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於是，鮑爾做了一項驚人決定：叛國。
正確地說，鮑爾選擇將艾希曼下落告訴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這個情報組織在二戰後以追捕、獵殺前納粹成員聞名於世。摩薩德也不負鮑爾期望，成功逮捕、審判艾希曼，也才有了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名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elam）。這是繼紐倫堡大審後，第一次有納粹高官接受審判，再次喚醒世人對納粹暴行的重視，也促進了德國政府重啟對納粹成員罪行的追究。
1963年，德國終於召開「法蘭克福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首席檢查官正是鮑爾。法蘭克福審判除了追究負責行刑的集中營人員，也將依指示行動的人員確認為共謀，確立了「服從即有罪」的原則，讓「服從指示」和「未親手殺人」不再是洗清罪責的藉口。審判前後20個月的連續報導，讓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重新了解納粹暴行，開始強力要求追查戰犯，這股力量也開枝散葉，德國政府展開更多道歉、賠償、教育等程序，綿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