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歐盟以及美國之間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定義的爭議，在日前北京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正式訴訟而越演越熾。在全世界超過一半的GDP和超過三分一貿易流動都從這三個經濟體之間產生的事實下，經濟大區之間的傾軋固然對於爭論的雙方有負面的阻礙，但是對於在這三個經濟體規管和貿易引力半徑以內的小國卻往往有更大的影響。
的確，很多時候，小國在全球經濟的位置猶如怒濤中的孤舟，許多時候成為大國政治下的籌碼之餘，換來卻僅僅是全球化帶來紅利的一角。但是，在合適的戰略和充分的經濟規劃眼光下，小國其實可以憑著自身靈活的優勢，去填補大經濟體之間在全球供應鏈的空隙。在全球化經濟整合區塊成型，紅利漸漸見底，而大經濟體間的矛盾漸見尖銳的時候，小國家必須學會如何運用外交手腕同時保障國民生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發展。
對於人口以及經濟大國比如英國，孤立的成本相對較低（即便後果依然是難以想象的嚴重），但是對於小國來說，區域融合此一路徑依然提供了無可比擬的政經加成；加入國際組織仍然是許多小國家免受大國以不公平自由貿易協議壓迫的不二之途。撇開英國脫歐的鬧劇不談，先看中立國非歐盟的瑞士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就不難想像大國對於小國的予取予攜。瑞士作為非歐盟成員國，雖然位處歐盟設立的歐洲經濟區可享歐洲單一市場，並擁有傲視歐陸同儕的銀行系統和工業，得以僅八百萬人口高踞全球第十九大經濟體，它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卻也討不了便宜。
根據兩國2014年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國得以在談判中佔絕對主動，瑞士雖然成功簽訂免關稅協議，卻需要根據產業等待五到十五年的冷靜期方可進入中方市場。反之，中國產品卻得以馬上免關稅進入瑞士市場。現今中歐之間的爭議，反而實際上是保護了歐盟境內比如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等等國家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免受中國傾銷的影響。
在中美歐三個大經濟體外發展得最蓬勃的莫過於亞洲，尤其是東南亞。越南，菲律賓以及泰國和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是目前全球化的「模範生」，他們在擁抱和參與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尤其是通過東盟減少與鄰國的貿易成本並趁中國遭遇發展瓶頸的同時吸納外資投產工業等的舉措，正逐步轉化成在貧困人口減少以及擴張中產階級此兩項指標和富裕國家拉近距離的成果。東盟的戰略價值，在於它在中西之間；在中國日漸厭倦的低端工業和歐美消費者中間。充分地利用此一地位在中美狹縫去爭取經濟效益，便成為了東盟國家最大的共識。
比如說，2009年，奧巴馬首次就任總統時對中國的輪胎進行貿易制裁，就助長了東盟國家比如印尼和泰國出口的廉價輪胎在美國的銷量。直白點說，東盟國家比如越南等低收入，以及相對中國低工資的國家的將來，就是著眼於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越南近兩年超過雙位數的製造業增長，是今年縱使農業（佔總GDP 17%)歉收，國外需求減少，IMF依然將越南的經濟增長預計為6%的主因。
此外，作為東盟內的第二大經濟體，相對富裕的泰國受益於中產階級的擴張帶來的國外資金投資之餘，亦已經躋身現今世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國。美國顧問公司Frost & Sullivan預計，泰國的物流業總收入在這些加成底下，將從2015年的717億美元，到2019年大幅增長超過三成達965億美元。在正確的經濟規劃以及戰略部署底下，東盟國家在中美利益拉扯下保持增長，甚至做到左右逢源。
小國，比如東盟以內的東南亞國家得以搭上全球化經濟整合的便車，踏實地站穩陣腳，逐漸脫離近半個世紀的貧窮。但是，全球化所代表的，經由資訊科技所帶動的資金，貨物，人口，以及技術超越國界的流動帶來的紅利在已發展國家漸漸已經見底，接下來對於他們國家的最大挑戰將是處理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懸殊以及民族主義抬頭等等。這些軌跡，循著全球化的步伐，在可見的將來也會降臨到地球這一端。已發展國家作為在全球化的步伐中的領頭者，該如何在政治上調和全球化對於國家的衝擊，尤其是左翼政黨普遍在論述上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新常態」下。
至於這種「新常態」是什麼，本周再詳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