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書的英文譯本，叫做Defying Hitler，其故事內容，就是作者哈夫納總結其前半生的經歷─納粹主義如何於德國生根、如何成長、如何變得無人能制、如何令作者面對生死抉擇、去選擇屈服或者對抗。
本書一開始是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往事，作者當時身處一個視戰爭為遊戲的年代，身邊的孩子把報紙上的戰爭消息，當是遊戲的一部份；由於選擇報喜不報憂，表面上看永遠都是勝利的消息，在沖昏頭腦的勝利思想下，令每一個人都充滿民族狂熱，忘記了小我，而變成了所謂的「大我」；這種集體洗腦、集體狂熱的記憶，建構了當時德國整整一代的年輕人，令他們忘記了「和平」的生活，而把「戰爭」的瘋狂狀態視為常態。
戰爭突然無聲結束了─才不過距離俄國戰敗不到一年，原本以為勝利在望的德國人，突然遭到常人難以理解的戰敗；戰敗之後只有無窮無盡的革命，朝代更替，社會完全失去秩序，威瑪共和政府根本無力處理這些內政問題；加上戰敗賠款，無能的經濟管理，政府刻意令馬克貶值，於是絕大部份的資產家庭突然變得一無所有，而那些年輕一代不學無術的賭徒，卻因為敢作敢為而一夜致富；這些暴發戶使錢如流水的行為，社會常態一夜被打破的失序現象，令投機發達變得好似理所當然一樣。然而不久之後，經濟恢復正常，這些「曾經擁有」的暴發戶大都打回原形，不少更變成了潛在的社會不滿者，在他們心靈深處，期望的不是每日淡如水的生活，而是那種竭斯底里，一反常態的瘋狂日子，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支持希特拉的核心份子。
就是因為有這種人，他們不肯承認以往瘋狂的日子不正常，反而把失敗歸咎於少數派。他們在排他的民族主義之下，就再次攻擊信奉另一種宗教、經濟條件較優越的猶太人，被抹黑為當年德國戰敗的真正兇手，情況猶如今日的反對派被標籤為「不愛國」、「賣國賊」。面對著世界經濟大蕭條，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之下，希特拉這種宣傳高手，那種以「強人姿態」出現「超人」，正正就是日耳曼文化的病毒─熱愛「強人超人」的一種迷信。亦正如今日一樣，有些國家的人民，非常依賴一些「英雄」、「聖人」、「強人」型的人物，迷信這些人，比起一個健全的制度，對管治更加有效，對國家長遠更有利益。
在希特拉掌權之後，哈夫納面對一個兩難─他一方面熱愛自己的國家、民族與土地，另一方面他卻無法對暴政視若無睹─包括其女朋友都是猶太人，所以更加感同身受。本來哈夫納是德國的法律學生，在成文法體系下，這些學生將來就會擔任法官、檢察官的職務，但是法治一夜瓦解，納粹黨的命令凌駕於法律，所有的傳統一夜消失，反過來作為法律學生，還要參加納粹黨的「訓練營」─這些訓練營就是強迫參加者反智，透過朋輩的壓力，如一些集體的遊戲、操練、團體精神云云的洗腦，強迫參加者放棄自我，令大家習慣接受命令，而非思考其命令是否合理等。在訓練營中，透過劃一的團隊精神，令大家的文化差異、智力差異全部消失了，一切以最低的為標準，一切以最粗俗為標準，於是包括作者在內，也無法避過洗腦的命運，成為了納粹的工具，而再不是一個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個人。
當作者由訓練營出來後，不到一星期時間，才發現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圈套，是一個令正常人可以迷失自我，任人控制的魔法。他對這種集體的迷失感到惶恐，對這種作嘔的宣傳感到無法接受，因此開始決定，要和這個政權來一個決鬥；他只是一個無權、無勢的年輕人，可是他不能接受這個政權，更不能接受這個政權背後的作嘔價值，然而由於公權的擴展，他避無可避，到最後只有選擇成為眾人的一份子，或者選擇轉身離開─而哈夫納，最後他選擇了離開，選擇去第二個國家，去進行和這個變態政權的道德抗戰。
這個故事令人明白到，一班純粹無知的普通人，如何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或者講係自我欺騙與蒙蔽之中，成為納粹黨，或者天下所有獨裁政權的共犯。這是一本好書，提醒我們一個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作為一個人，要負的責任；作為一個人，在面對大是大非抉擇，是選擇沉默成為共犯，還是選擇挺身而出去捍衛。引 Eric Hobsbawm的書名─二十世紀乃一個《極端的年代》，作為和平時代出生成長享受的世代，在面對類似的挑戰之時，更加應該珍惜今日所擁有得來不易的成就，去追求及捍衛自由、人權、公義與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