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德國統一前後，作為中國記者曾在德國工作和生活十幾年，親身感受到德國人對過去黑暗歷史的態度。
“清算過去”、“永遠不再由德國發動戰爭”，是德國戰後政治朮語中最常見的口號。上至國傢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對德國歷史上曾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罪行都有深切認識，他們對受害國人民懷有一種深重的歷史負罪感。當然，在德國社會的陰暗角落裡，總會時不時地冒出一些為希特勒及其幫兇鳴冤招魂的人。但是總的來說，德國的主流社會、朝野主要政黨，特別是政府政要，在對待戰爭罪責的立場和態度上始終如一。他們敢於直面歷史，勇於承擔歷史罪責，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人民認罪，並以實際行動清算過去，贏得瞭過去受害國政府和人民的諒解和信任。
1949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第一位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一次集會上談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罪行時說：“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
聯邦德國第一位總理阿登納在1951年9月27日發表的一項政府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傢及其公民隻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瞭罪行，並且有義務作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瞭。”阿登納在另一次演說中指出，要贏得他國對新德國的信任，這“首先取決於我們克服過去的不幸經歷並從中為未來得出正確結論的能力”。
1970年12月7日，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納粹占領時期被劃為猶太人隔離區的地方，向猶太人死難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在細雨蒙蒙中，勃蘭特突然雙膝跪在死難烈士紀念碑前濕漉漉的大理石板上。這一超出禮儀的驚人之舉感動瞭成千上萬的波蘭人，使在場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記者無不動容。勃蘭特的這一跪，勝過千言萬語。人們知道，勃蘭特青年時期就從事反納粹鬥爭，並被迫流亡到國外，可以說他同納粹德國沒有任何瓜葛，但是他沒有回避自己作為德國總理的歷史責任，表現出卓越的政治傢風度。勃蘭特有一句名言：“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
1985年5月8日，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說：“我們德國人醒悟到，歷史問題是無法超越的，是難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無論我們大傢有罪與否，也無論我們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歷史，我們大傢都受到歷史後果的牽連，都要對歷史承擔責任。”
1994年8月1日，當時的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波蘭紀念反法西斯起義紀念大會上，再次向波蘭人民謝罪。他說：“我在華沙起義的戰士和戰爭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頭，我請求你們寬恕德國人給你們造成的痛苦。”
1995年8月，聯邦總理科爾出席瞭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戰勝納粹德國50周年的活動。他在致詞時也表示：“我向死難者你，請求寬恕。我們在莫斯科緬懷遭受過希特勒造成的種種災難的俄羅斯人以及前蘇聯其他民族的人。”
1998年11月，赫爾佐克在紀念猶太人慘遭納粹屠殺和迫害的大會上指出：“60年前，對猶太人的屠殺是德國歷史上最惡劣、最無恥的事件，國傢本身成瞭有組織犯罪的兇手。”
德國基督教委員會在戰後初期也不回避德國人特有的心理負擔問題。一位斯圖加特教區的主教說：“我們給世界人民和國傢帶來瞭無窮的災難……我們譴責自己。我們沒有更大勇敢地承認過錯……現在我們要改弦易轍，重新開始……在一個民族的生命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贖罪是惟一可能的態度，從而也是這個民族的歷史行為。”
德國在戰爭罪責問題上坦誠和自覺的反省態度，贏得瞭世人的理解和信任，為它在戰後融入國際社會，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作用創造瞭必要的前提條件。
筆者認為，德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一、德國戰後處在四大國長期占領之下，盡管盟國之間在政治動機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但它們在必須徹底粉碎納粹國傢機器、推行非納粹化、非軍國主義化、民主化等方面則是一致的。二、盟國通過紐倫堡審判較為充分地揭露瞭希特勒納粹政權的各種罪惡暴行，教育瞭大多數受蒙騙的人民。納粹在國內外建立集中營並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極大地震撼瞭德國人。三、德國戰後制定瞭體現社會民主精神的《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建成法治國傢。戰後在德國，宣傳納粹思想、美化納粹戰犯、懸掛納粹旗幟和口號均被視為非法，要被判罰或處以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