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批評代工蔚為風潮，台灣的經濟越停滯，人們對代工的批評就越激烈，並進一步將台灣產業的問題簡化為「代工vs品牌」的選擇，代工集結人們對守舊陳腐的不滿，品牌則承載著對創新進步的想像，殊不知這個問題的框架限制了台灣人認識產業的視野，導致對台灣未來的解答只剩下如何鼓勵創新，以便加速從代工過渡到自有品牌，使得許多更重要的議題遭到忽略，難以計數的政府預算、民間經費與研發人員的努力浪費在錯誤的方向。
雖然人人對台灣廠商的遭遇各有洞見，但是正如台積電的代工並不妨礙其高附加價值，HTC的品牌也不足以保障其創新之回報，不僅多數說法無法回答「決定價值鏈上各廠商附加價值高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這些流行的主張多將問題完全歸咎於台灣企業內部的問題，並容易陷入道德論述，如老闆貪婪、識人不清、短視近利、缺乏職人精神、人事傾軋等，雖然許多人喜歡批評李家同等人過時的道德論述，但事實上泛道德主義的幽靈在台灣恐怕比想像的更加普遍，導致無法佐以系統的觀點理解台灣產業在國際分工困境的根源，也就無能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以下我將試圖以上次專欄的架構，簡單介紹台灣以外的企業改變價值鏈的努力，這些努力未必完全成功，但是理解這些企業策略的形成與發展，隱含如何改變台灣企業邊陲地位的重要知識框架。
要理解廠商在價值鏈上利潤率的分配，不能僅以技術與壟斷因素為之，還必須了解專用體制、產業建築與互補資產等三種要素，巧妙運用三者之間的競合關係，正是西方企業用來影響價值鏈上地位的主要策略，雖然專用體制是一種制度，因此傳統上被認為屬於企業影響範圍之外（智財法屬立法院，而逆向工程容易與否多是技術決定），但事實上企業可以利用互補資產部分影響專用體制，進而改善在價值鏈上的地位。
其實這也是中國廠商實現創新利潤的策略，近年來中國國企大規模對外併購企業固然普遍存在圖利經理人與官員的因素，但是同樣是為了提升技術與實現創新的價值鏈，不過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能夠整合被併購的企業，並且能夠在母公司與被併購的企業之間，雙向重置與重組資產與能力，並建立學習型組織。不過初步資料分析顯示，中國國企往往要付出較高的併購溢酬、困難的併購後整合技術、與較冗長的技術學習過程，同時國企快速增長的債務問題更成為威脅經濟著陸的未爆彈，去年中國私有企業的併購首次超越國企，雖然其中不乏資本外逃的因素，但是卻也顯示中國私有企業意圖進入世界市場重整價值鏈的企圖。
對台灣而言，儘管高科技代工飽受批評，但事實上這些企業已經比多數仰賴特許經營成長的內需企業要高明不知多少，相較外銷企業必須在國際市場上真槍實彈的搏鬥，那些仰賴過去黨國體制特權與政商關係的特許經營的內需企業集團，除了擴大貧富不均、減少公平正義與鞏固裙帶資本主義外，值得光榮的時刻並不多見。我深深理解台灣人對經濟與薪資停滯的挫折感，即使是薛西佛斯也有疲憊的時候，但正是因為這些企業如此重要，我希望能夠簡單介紹西方企業是如何選擇技術、佈局智慧財產權、建構價值鏈、成立國際企業內部的機制、利用各國制度差異等等策略，以粗略說明西方企業如何在現代世界的商業版圖中競爭與合作，以及為何某些西方企業能夠獲得較高的利潤與工資背後的一整套策略邏輯，或許能夠加速台灣企業以同樣寬廣甚至更為深刻的策略邏輯走向世界、回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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