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美國獨立學者）：
我 與劉賓雁先生最後見面是2005年12月4日，他去世前一天的凌晨——那是個星期天。星期六晚上在朋友家開party，凌晨3點多鐘才回到家。剛上床睡 著，大概5點左右，賓雁夫人朱洪的電話就來了，說賓雁“出事了”，讓我趕快去。因為住得近，賓雁最後的日子，家裡有什麼處理不了的事，總會第一時間給我或 我太太區蘭打電話。
我立刻開車去賓雁家，電話上沒搞清 楚，到底是賓雁不行了？還是已經走了？那天下著很大的雪，慌亂中我開車沿著571公路衝，開了一會兒，車窗被雪覆蓋，看不到路了。於是我下車刷雪，結果車 突然移動了，原來發動機開著，還掛在檔上，我下車時連手剎都沒拉——心裡整個亂了套。發現車跑了，我趕緊追車，追到了跳進車，開到賓雁家，然後同朱洪和小 雁一起去賓雁住的醫院。在路上，朱洪告訴我她已經通知了在中國的大洪，讓他趕快去辦赴美簽證。對院方是否要繼續搶救的問題，朱洪也做了決定：不再搶救了， 若要搶救的話，只會增加更多的痛苦，要割開氣管，上呼吸機。
在賓雁生病期間，對他家照顧最多的，是一位名叫張渝放的女士。朱洪那時年紀大了，眼睛不好，晚上完全不能開車，從買菜到必要的接送，大多是渝放幫忙。她現居印地安納州，今天的會我通知過她，她真想來，但因為先生生病，沒法來，否則今天我們一定會看到她。
按 照預先的安排，12月4號是接賓雁出院的日子——他已經幾次進醫院了，每次都是朋友把他送進去、接出來。看到我們，賓雁很高興，說你們怎麼這麼早就來了 ——他以為我們是來接他出院的。按照事先和朱洪商量好的說法，我撒了謊，說今天下大雪，怕過一會兒車不好開，就先來了。對此他一點沒有懷疑。當時賓雁精神 特別好，坐在那吃東西。朱洪在賓雁面前保持鎮靜，一出病房就哭了，我們心裡都知道他不行了。隨後就是給朋友打電話，商量後事安排。最後，我開車送朱洪回 家，小雁在醫院陪床。
第二天凌晨，賓雁走了。
我 同賓雁頻繁接觸，成為私人朋友，結緣於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六四”之後，普大校友John Elliot捐款一百萬，成立了中國學社。作為海外中國民運的一個中心，學社先後收留了近20位流亡者，他們中有方勵之、蘇紹智、阮銘、陳一諮、蘇曉康、 遠志明、鄭義、柴玲等，劉賓雁是最早的一個。
海外民運與賓雁最早接觸，是在80年代初期（1982-1983年期間）。當時“中國之春”運動剛開始，恰逢賓雁訪美，運動發起人之一私下約他見面，希望他支持“中國之春”。賓雁經考慮沒有同意。
1988 年底，包括我在內的中國民聯激進分子醞釀在美國組黨，第一個找的又是賓雁。此段歷史丁楚在其回憶錄《大夢誰先覺》裡有詳細的描述：我們怎麼去找劉賓雁，勸 他留在美國，帶領我們組黨，做海外民運領袖。那還是“六四”前夕，他在哈佛做尼曼學者的時候。帶我們去賓雁家的是曹天予，在場的有楊炳章、龔小夏。我們積 極地遊說，被朱洪一句話打醒。她問：“你們是從哪兒來的？台灣嗎？”她覺得我們完全不懂大陸的事，組黨是異想天開。賓雁說，他在國內接觸過組黨案件，大多 是在農村邊遠地區，當局對之懲罰非常嚴厲。“如果我回去的話，”他說，“以我現在的身份，完全可以做更多的事。”那時的賓雁完全沒有想到要在美國留下來。 此後不久，我又去澳洲找方勵之，希望他做同樣的事。方的反應比賓雁略微積極，但也沒有答應。回國後方寫了一封致鄧小平的信——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後來我逐漸淡出民運，賓雁卻深深地捲入。正如剛才曾慧燕所說，程凱《導報》的事、廖大文基金會的事，他都捲得很深。在民運江湖中，賓雁交了朋友，也結了敵人。
拋開政治立場和民運恩怨，我想談談日常生活中的賓雁。
記 得很多年以前，也是在紐約開一個像今天這樣的會，會後賓雁、奎德、鄭義和我一起回普林斯頓。那天是情人節，我們一行人在Penn Station等車時，鄭義給北明買了一束花，並招呼大家都買。礙於情面，賓雁和奎德也各買了一束——我沒買。我與太太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一起長 大，我們那個時代的人似乎很少有這種表達感情的習慣。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賓雁和奎德第一次給太太買花。次日在賓雁家作客，我看到朱洪批評賓雁，說昨天怎麼 那麼浪費，會想到買花？賓雁解釋道：“花不是買的，是布置會場用的，丟了覺得可惜，就順便拿了一束。”把朱洪糊弄過去了。奎德就更慘了，他太太開玩笑說： “奎德從未給我買過花，這次買花，肯定是做了什麼虧心事”！
直 到賓雁去世，向遺體告別時，朱洪才知道真相。那天我同賓雁在普林斯頓的朋友李雲，陪朱洪一起去買告別儀式要用的鮮花，朱洪感嘆說賓雁生前從來沒給她買過 花。我講了這個故事，朱洪這才知道情人節晚上那一束花的來歷：賓雁其實為她買過花，只是出於那一代人特有的羞澀，不願意承認而已。這就是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