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網友在一個廣東話的討論區，談到外來詞的漢語翻譯問題，立即便想起在過去10年來，波士頓社運人士其中積極爭取的議題之一，就是在麻州及波士頓的選票上，要有中文翻譯外，而在候選人的英文姓名旁邊，加上漢語/廣東話的音譯，這才有助不諳英語的選民，不因無法看懂候選人的英文名字，而未能行使完成的公民投票義務，及在投票中，選舉權利得不到合理公平的對待。
雖然在翻譯界，並不存在著什麼至高無上的權威組織，去擬訂出一套完整的清規戒律，嚴格去規定出翻譯的原則或標準，但是行內人士，特別是與翻譯有密切關係的新聞界朋友，大抵都會認識到，被喻為翻譯老祖師爺嚴復所奉行金科玉律，即信、達、雅。除此之外，香港人還會在“雅”的原則下，加上“吉利”的考慮。
當然，若是外行人，可能會從未聽聞有所謂信、達、雅這回事，就連嚴復是何許人也會不知。公平地說，不能對這些人有任何苛求。但是，視傳媒工作為一門專業的朋友，就不能那樣不負責任了。在波士頓的一些中文報章上，經常看到把麻州州長的名字譯成是“積和派區克”，這是Deval Patrick的中文音譯，無論是取自北京或台北的英文人名翻譯字典或手冊，都是十分生硬的。
若要比較的話，來自谷歌Google搜尋引擎的機械翻譯是“德瓦爾帕特里克”，更糟糕、僵硬。問題是無論在英文原有字母中，不發出聲的弱音也配上中文字外，一個簡單的英文名，竟用上了7個中文字去音譯，若是那些斯拉夫語系的名字，豈不是要用更長更多字。對經常在新聞出現的政治人物，當然是不只是音譯這麼簡單，就是要替他們“改名”了，起一個合乎他們身份的名字，而不大偏離原來英文發音及音節，容易上口及吉利，“達福百德”當然是首選了。
除了人名這一類的外來詞，多採用音譯外，漢語在吸納其他外來詞的方法，就有較多靈活的選擇。好如哈佛Harvard大學的所在地劍橋市Cambridge，就用了音意各半的翻譯方式，首音節取其音，而尾音節取其意，更棄文學大師徐志摩在“再別康橋”的譯法不用，或許是有意與英國地名區別，但是，最終社會採用了“劍橋”，這就連文學大師的譯法也要讓路了。同樣是名牌學府，牛津Oxford就全用了意譯，這總比廣東話“惡屎佛”來得雅致、高明。
這股作為翻譯取向的社會力量是不容忽視的。過往一些音譯的外來詞如﹕臘沃陸遜Revolution、因特網internet、凡阿鈴violin、特謨克拉西democracy、德律風telephone，很快便被意譯如“革命”、“互聯網”、“小提琴”、“民主”、“電話”所取代。相反一些意譯如﹕圓舞曲waltz、草苺strawberry、死光laser，也因廣被流傳開來，音譯如“華爾滋”、“士多啤梨”、“雷射”，成了被大眾所樂於接受的譯法。
這些轉變，也離不開新興而充滿活力的文化沖擊，這種力量的泉源，當然是來自香港。巴士bus一詞絕對是港式文化的產物，說是殖民地土生英語一點也不為過。台灣可以維持“公交車”的說法，中國大陸也曾堅持稱之為“公共汽車”，但是自從衍生出﹕大巴、小巴、中巴、冷氣巴、豪華巴、長程巴、貨客巴、村巴、鎮巴、城巴之後，就連最抗拒港式殖民地文化的中國大陸官方，也被這個“巴”字攻陷了。再加上的士taxi這個一詞，衍生出來的如﹕打的、麵的、的哥、的嫂、的姐、轎的、摩托的，家長式文化堡壘，在港產文化的強攻下，便紛紛投降了，什麼“推普機”變成了自我淘醉的空話了。
隨著互聯網這個文化載具的興起，文化的界限已變得模糊，在吸納外來詞的同時，也發揮出漢語文化包容的特點，無論是音譯、意譯、音意各半、音意兼容，都反映出時代的特質。佛教梵文翻譯如過去、現在、未來、世界，常用詞如電腦computer、邏輯logic、摩托motor、派對party、波士boss、啤酒beer、卡車car、酒吧bar、高爾夫球golf、熱狗hot dog、迷你裙miniskirt、冰淇淋ice-cream，已經是大行其道，在日常交談、書寫及印發應用時，已很少會有人注意到這些詞的根源了，隨口捻來，喜聞樂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