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場上遇到衝突，應該如何解決？
當談到企業倫理困境，一位受訪者這樣說道：「其實回想一下，只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麼，道德困境並不總是令人窒息。但是在我這樣做之前，我本能地欺騙了自己──希望這件事不要再度發生。現在我才了解到這樣的選擇只是正常商業活動的一部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請注意，這位受訪者沒有說違背個人價值觀是正常的；他說的是直接面對價值觀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當他第一次碰到價值觀衝突時，他不以為然，他本能的態度是欺騙自己，然後繼續其他的事情。當他再次反思時，他意識到如果自己持續這樣工作的話──他是一位企業併購顧問──他會繼續不斷碰到類似問題。這類問題即是，跟他有個人或是工作關係的熟人，會向他詢問他提供諮詢的其他公司的商業機密，以期獲得職業發展。他意識到他需要作出決定：是繼續撒謊（不管是向他的公司還是向他索取資訊的熟人），還是找到一種更有效、更誠信的方法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隨著他認可相同的挑戰會重複地在他工作中出現，他嘗試降低自己的情感投入，並尋找一種既能保持誠實，又能為雇主保守機密的應對方式。他可以對詢問資訊的人直截了當地說，即便他擁有資訊，也不能披露，這樣也就不必告訴詢問人自己是否了解這些資訊。但是接下去他可以告訴提出問題的人，他過去碰到類似的情況時學到了什麼，如果是他的話，他會怎麼做。透過這種方式，他提供了最好的建議，並沒有違反他向客戶保密的職責。
事實上，他的處理方式，沒有絲毫的「魔法」；他提供的訊息是那麼明確，毋庸置疑，在話題變得敏感之前就已經結束了討論。他可以坦率地承認自己對被問及商業機密的公司的憂慮，避免把話題看成自己被對方要求違背職業操守，他也可以同樣提供有用的洞見和建議。就像他人借用友誼去索要其他公司的機密資訊，他也可以借用其他人的友誼，請他們理解自己的立場和尊重自己的決定權。最關鍵之處在於，他用平常心處理了這樣的境況，並作好隨時應對的準備，所以他降低了自己的情感投入和壓力。
事實上，在跟成功表達價值觀的經理談話過程中，最讓人吃驚的是他們使用的方法和論證過程，雖然有時看上去很聰明，但很少出乎我們的意料（請看上文我們顧問使用的方式）。令人吃驚的地方在於，這些經理相信自己的論證，並且能夠淡定地向聽眾表達自己的觀點。很多情況下，我們沒能夠表達論點是因為擔心它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但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杞人憂天。事實上，那些要求我們放棄表達價值觀的人的論點，可能跟我們的論點一樣不完美，甚至比不上我們的論點。雖然我們上文所說的顧問，盡他最大的努力給出了客戶最佳的建議，但他一點都沒給出熟人向他索要的任何資訊。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論證過程不恰當或是沒作用。在搜集成功表達價值觀故事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尋找無懈可擊的論點是成功的最大敵人。正常地表達我們的價值觀更為重要，只要我們不斷實踐，就能熟能生巧。
如果能預期在職業生涯中，會遭遇到自己的行業或部門中存在最普遍的價值觀衝突，我們不僅可以減少驚訝帶來的無能為力感，而且可以不用大驚小怪地對待價值觀衝突，用平常心去處理這樣的問題。這種方式可以讓我們和希望討論價值觀衝突的其他人，對此類問題習以為常，並化繁為簡地處理它們。
同樣的，如果我們不能習慣於價值觀衝突帶來的風險，我們至少要熟悉這些風險，對這些風險習以為常。我們都知道任何商業決策──或是生活上的決策──都會有一些出乎意料的風險。沒有誰可以擔保我們的選擇不會出任何問題，包括我們表達和實踐價值觀的選擇。
在一期《哈佛商業評論》和琳達‧希爾（Linda Hill）的訪談上，一家義大利主要的工業能源公司埃尼集團（Eni）的執行長佛蘭科‧伯納貝（Franco Bernabe）講述了指導他引領企業變革轉型，以及幫助公司從大規模腐敗和公眾醜聞復原過程中，學到的領導力經驗。他特別提到他是如何習慣於處理對價值觀衝突的不同選擇帶來的風險：
領導必須勇於承擔風險。我承擔了許多很大的風險。但是我有兩個心理上的保險傘。第一、因為嘗試做正確的事情而被開除傷害不了我，我還年輕，而且我會享有名聲。我也可以在其他公司工作。第二、我從來不利用頭銜給我帶來的實惠。作為像埃尼集團這樣公司的執行長，義大利數一數二的經理人，你被賦予了足夠的特權讓你自己的生活與眾不同。這些特權我一點都沒要……如果我失業了，需要做一些不是這麼光鮮亮麗的工作──可是這個改變不了我的人生。所以承擔風險並不讓我害怕。我不會損失什麼。
伯納貝的兩個「保險傘」值得進一步研究。第一個保險傘：因為他還年輕，他可以承擔被炒魷魚的風險，尤為有趣。因為這也是許多人給出的沒能夠實踐價值觀的最普遍理由──人們總是說，他們沒有辦法實踐價值觀是因為太年輕，在公司裡資歷太淺，他們要等到自己能夠做主的時候，才能有所作為。伯納貝顛覆了這個理由。這就是人們為沒有解決職場價值觀衝突尋找的「理由」實例──轉換一個角度能夠讓我們駁斥這些理由──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會詳述。
他的第二個保險傘：沒讓自己成為職位特權的附屬品，更令人熟悉。例如說，在哈佛商學院案例《多娜‧杜賓斯基和蘋果電腦公司（A）》的結尾處，當主角考慮站在一個有爭議的立場上之時，她想到了六年前一個商學院教授給她的建議：他告訴學生，畢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始攢「養老金」。杜賓斯基覺得教授是在告訴她，永遠不要把自己放入無法退出的境地。
在職業生涯中當我們需要表達價值觀的時候，我們需要冒一定的風險──甚至包括失業這樣的風險。隨著我們對風險習以為常，擴延了我們自由決策的程度。為萬一作好準備──不管那意味著積蓄一些「養老金」，還是放棄一些生活方式，還是了解自己對風險的承受程度（我們在下面將會講到）──會讓我們的選擇變得可以想像和更「實際」一些。這並不意味著選擇不會帶來疼痛，只是，習以為常地看待我們的選擇──無傷大礙的選擇──會讓主張自由意志更加成為可能。
雖然這項研究針對人們的殘忍攻擊行為，並非本書所討論的職場不道德行為，但是它告訴我們，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有道理的，別人完全是錯誤的。認識這一事實大有裨益。縮短了與那些造成我們價值觀衝突的人想像上的差距，可以讓表達價值觀更加容易。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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