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密西根回到紐約後的第三天，那是十一月十七日，即在皇后區的法拉盛借到臺灣會館大會堂，做了一次公開演講，當晚雖然勁風挾寒雨，氣候冷肅，參加的僑界聽眾，仍是把會場擠滿。講題是在臺北國父紀念館曾經講過的「情與理」。由於時地不同，內容也有些更動。
接著便是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一日之間，我在紐約主持的第五十次禪七。
回憶我在紐約打禪七的歷史，頗多辛酸，也極感欣慰。一九七七年五月的第一次禪七之後，我及我的幾位弟子，都渴望著能有另一次禪七的因緣，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道場，是否還能借到場所，毫無把握。所幸沈家楨先生的菩提精舍，終年空著，而且地寬屋大，遠離塵囂，鄰近海灣；陸續地借到四次，都很順利，到第五次時，已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已離開美國佛教會，正是我在美國最最困頓的階段，沈先生依舊答應借用，但在那七天之中，我們過得很不平安。第一個晚上，精舍的管理工人便來興師問罪，說我們不該那麼晚了，還有人從外面進來，形同小偷。第二天來檢查廚房，說我們不該任意使用精舍的珍貴碗盤。第三天則拿著他自衛的手槍，對著我們威脅說：「如果誰再敢破壞精舍的骨董，他守護有責，就要不客氣了。」他所謂的骨董，是指這座古老住宅中的舊桌椅、老地毯、一尊泥塑像，只要輕微移動，都有可能受損。
我們知道這絕不是沈先生的意思，但是工人的耳朵尖，心眼小，總是從何人口中聽到有關我的什麼批評了。所以我一再向他保證並且道歉，同時約束弟子們，盡可能地小心翼翼。總算讓我們打完了禪七。然在最後一晚的心得報告時，幾乎每一個人都哭了，認為佛法難遇，修行難得，尤其對於我的感激，情溢言表。第二天我們離開菩提精舍時，都有無限的感謝與感慨，有一個弟子噙著淚珠問我：「師父，我們不可能再來菩提精舍了，是嗎？」我安慰他：「我們學佛的人，相信因緣，不必強求，也毋須失望，未來的事，到時候再說吧！」我乘坐一個黑人弟子奧斯華‧佩爾（Oswald Pierre）的車子回紐約市，另一位中國弟子王明怡君也同車坐在後座，一路上大家靜默無言，好像尚在禪七的禁語期中，我偷眼看看他們，他們的雙眼，都滿含著淚水。迄今為止，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們兩人流淚。那位黑人並非有錢，但是一回紐約，就捐了我二千美金，而這兩人直到今天仍是我們禪中心的忠實會員。也可以說，我之留在美國而不辭辛勞，不畏艱難，受了這批弟子們的感動，也是原因之一。
▲在菩提精舍第一次禪七滿日當天，沈家楨夫婦來慰問。後排左起：丹瓦塔、沈夫人、日常法師、作者、沈家楨、王明怡、保羅．甘迺迪。前排左起：麗契艾爾、丹史蒂文生、阿蘭卡，另一位拉菲雅白菲亞正在拍照。
當然，我們與菩提精舍的因緣，就此落幕。事後沈先生知道了一點什麼，特別向我致歉，並歡迎我們放心地再去打禪七，我倒不在乎，我們的會員卻不敢去了。如今的菩提精舍為了建設莊嚴寺而已經易主易名，那位工人則隨著宅院被沈先生讓給了新主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們雖已購得一棟二層樓房，但還有兩戶房客，所以商借應行久夫人金玉堂居士的大乘寺，舉行第六次禪七。那是距離紐約市一百五十英里處的北方，被稱為紐約上州，靠近州政府所在地阿爾巴尼（Albany）之東。佔地面積相當大，新建佛殿可容兩三百人，設備完善。應夫人也親自參加禪七，並且帶同她的侍女為我們提供餐飲，這是我們禪七生活中最豐富、最順利的一次，真是感謝。然在結束之後也聽到了不再歡迎的風聲。直到去（一九八九）年初，應夫人始知此傳聞，便特別向我解釋，根本不可能有此一說。
▲作者在紐約舉行的第五十次禪七。
也許這就是我自己的業報，沈先生及應夫人，對我個人及我們的團體，都是恩人，偏偏會先後發生這樣的事，真太遺憾了！這也就是後來我要說：「若要傳宗接代，鳥須有巢、人當有家、僧該有寺」的原因了。
從一九八○年下半年起，東初禪寺的二樓另外一戶，住著兩位中國神父的房客遷出之後，我們便用那僅可容納十三人打坐的房間，開始舉辦第七次禪七。嗣後每年有四次，那就是五月下旬的國殤假期、七月初旬的國慶假期、十一月下旬的感恩節假期、十二月下旬的耶誕及新年假期。其間曾有三次連續打兩個七，到一九八六年底，已是第三十五次，由於佛殿兼作禪堂的空間不大，最多容納二十四個禪座位置，報名參加禪七的東西方人士卻越來越多，故於一九八七年春，我們遷入了現址，最多已可接受三十八位禪眾共同打七了。
時間好快，一轉眼，到本年感恩節的禪七，已滿五十次，每次禪七中的開示，也被陸續整理，編輯成書：
《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已由繼程法師譯成中文《佛心眾生心》，一九八二年出版。
《開悟的詩偈》(The Poetry of Enlightenment)，一九八七年出版。
《信心銘講錄》(Faith in Mind)，一九八七年出版。
《摩根灣牧牛》(Ox Herding at Morgan's Bay)，一九八八年出版。
《寶鏡無境》(The Infinite Mirror)，一九九○年出版。
《智慧劍》(The Sword of Wisdom)，一九九一年出版。
《用扇接羽》(Catching a Feather on a Fan)，一九九一年出版。
此外尚有一本書已經完成正在等待排版，另有兩本書已在著手編輯中，這些都是出於中、美、英的諸位熱心弟子的努力奉獻，對於將佛法推廣到英語社會，業已產生若干影響。
在第五十次禪七中，也頗有特色，第一是男眾人數超過女眾。第二是老參久修的禪眾多過新學，例如薛維格教授、約翰派克醫師（John Parker, MD）、邱克倫及他的夫人蘇珊均已習禪十幾二十多年。第三是共有三位禪眾，具備主領一地禪修的身分：
英國的約翰‧克魯克（John Crook），已在負責威爾斯的禪堂。
緬因州的邱‧克倫（Hugh Curran）正在負責摩根灣禪堂的經營。
冰島的衛史吞‧羅特維克森（Vesteinn Ludviksson），已發起成立了該國的坐禪會。
可見我到此時為止，雖在接引西方人出家這方面沒有成功，然把佛法傳給西方人並讓他們再傳下去的工作，我總算沒有白費了心血。
在我於美國接引及指導的弟子和學生之中，高級知識分子較多，除了正在攻讀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學生之外，有許多是工程師、醫師、教員、教授，其中有五位是在各大學專教佛學：于君方博士、史蒂文生博士、約翰‧克魯克博士、詹姆士‧哈利斯博士（James Harris）、邱‧克倫先生。他們目前分別任教於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布利斯朵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英國）、衛勃斯特大學（Webster University）、緬因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M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