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華府仍然冷冽沁骨。但白雪與降霜蓋不住待開的櫻花，霧茫茫下，市中心的紀念碑、博物館與歐陸建築，如畫般沉靜。同行廿二人，都是獲美國大使館提名與邀請前來交流的各國公民社會領袖或資深傳媒工作者，行程第一站就是華府，期間到訪國務院、多家官方與傳媒機構，探討如何透過新媒體推動公民參與、新聞機構如何在網絡時代轉型求變。午飯時來自伊斯坦堡的女記者苦笑說，這邊廂談社交媒體的動員力，那邊廂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鎖Twitter，同桌一眾來自中東的代表紛紛說，當初大家如何寄望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能成為區域的領導者，帶動土耳其成為開明、改革的伊斯蘭國家範例，到頭來卻不過如此。我禁不住隨口問，到底能包容多元與尊重個體的「Islamic Democracy」有沒有實現的可能？女記者幽幽答，沒有人有真正的答案。
波斯尼亞男孩則說，廿年過去，戰爭遺痕仍處處可見於國內公共文化領域，人人執迷政治正確，無力正視社群間的張力。來自巴勒斯坦的友人則問我「S.A.R」是何解，聽罷他拍拍我肩膀說，他明白，因為他不喜歡國籍被沒頭沒腦地填上「West Bank」，他就是巴勒斯坦人，不該有別的稱謂。然後跟來自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曾經留學台灣的媒體人談起氣候變化為加勒比海島國帶來的危機，曾經在去年底在波蘭採訪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他搖搖頭說，大會毫無進展、浪費時間，然後談起台灣佔領立法院抗議，還有台港兩地面對中國專權的隔岸呼應。
世人知道中國，卻不知道繁華都會以外的另一個香港。但他們能明白台灣，明白科索沃，明白巴勒斯坦。所謂爭取自決自主，來到最後，畢竟就是要把自己的困境與抗爭，跟不明白的人說明白，但大概太多意氣，到底還是用在了徒勞的地方。
大型水壩屬「全輸」，發展軌跡能否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