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王丹提供）〔王丹／自由副刊〕卡爾‧雅思培斯（Karl Jaspers）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基督教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是漢娜‧鄂蘭一生的摯友，也同漢娜‧鄂蘭一樣，在「二戰」後致力於討論戰爭罪責的問題。這樣的討論放到今天，可以看做是圍繞轉型正義進行的思辨，具有現實意義。
「二戰」後不久，很多德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深刻反省本民族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以及如何彌補這樣的傷害，雅思培思就是其中一個。為此，他曾經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罪責論〉。這篇演說，可以說奠定了戰後德國處理戰爭責任的方針，具有現實的指導功能；同時，做為一種哲學思考，也可以為後來的同類問題提供參考。
在這篇演講中，他將「戰爭的罪」區分為四個等級：第一個是「刑事上的罪」，也就是違反國際法的戰爭行為。紐倫堡大審和東京大審，都是以此為對象所開設的國際軍事法庭。第二個等級，是「政治上的罪」，可以用「責任」這個詞語來代換。第三個等級是「道德上的罪」：自己在能夠幫助別人的時候，沒有提供幫助；應該是反對的時候，沒有提出反對。第四個等級是「形而上的罪」。舉例來說，從集中營中生還的猶太人，都懷抱著某種罪惡感，「為什麼我在這裡，而不是那裡？」這種事，大多數的旁人都不會責怪他們，所以雅斯培稱之為「形而上的罪」。
雅思培思的這段論事提供給我們更深入的思考路徑，尤其是「形而上的罪」的部分。在今天的轉型正義中，大家都在致力尋找當年人權迫害的主使者和執行者。這當然是無庸置疑，必須去做的事情。那些「首惡」理應承擔「刑事上的罪」。但是，在一片轉型正義的呼聲中，一個社會有多少人願意主動承擔「形而上的罪」，然後自我反省，從自我做起，來進行社會改造呢？有多少人會問問自己，當初白色恐怖或者紅色恐怖的時候，「為什麼我在這裡，而不是那裡」呢？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要苛責所有經歷過人權迫害時期的每個人，而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轉型正義中，每一個公民自我反省的重要意義。因為，如果這是追究當事人的「形式上的罪」，那只是產出了罪惡的代表，但是並沒有觸動罪惡的土壤。俗話說，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當一個社會曾經淪落的時候，除了當權者之外，我們每一個人，難道沒有責任嗎？
如果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大家都不反省自己，都希望在歷史過去以後蒙混過關，其結果是什麼？就是整個民族缺乏深刻的反省，就是舊有的迫害人權的力量，過去的保守派們，也許會暫時隱匿起來，但是導致災難的毒素還會深深地扎根在社會的肌理之中。
不從每一個人出發，從文化上，心理上，道德上去檢討自我，威權保守的土壤就會依舊存在。當某種特殊的歷史氣候發生的時候，這樣的土壤就可以培育出曾經帶來災難的果實。大批的保守力量因為全民族自我反省的匱乏而潛伏著，他們會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出現，把曾經有的進步，一口氣全部奪回。這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出現過。在台灣前不久的地方選舉中，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現象。到這樣的時刻，大家才會驚呼：原來，保守勢力還是如此的龐大。
但是，我們應當問的是：為什麼民主化了這麼多年之後，保守勢力還是如此強大？我認為，答案之一，就在雅思培思關於轉型正義的論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