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在七月四日舉辦「跨文化溝通論壇」，目的在於檢討台灣身為一個多文化社會，對於通譯人員在社會福利實務、勞資爭議、司法糾紛等等問題的需求。在體制上對於外籍人士已極度缺乏正義和權利保障之外，移民署邀請來開場演講來自美國奧克拉荷馬的Eric Kramer教授，對於跨文化溝通沒有任何實務上的幫助或啟發，甚至完全不避諱歐洲中心主義並種族歧視的言論，將受全球資本經濟體系剝削的勞工輸出國家，視為深受自己的「文化包袱」給拖累。如此官方版對於「跨文化」的詮釋，深深反映了台灣政府本身對於移民權力和議題的歧視和盲目追循所謂「進步」西方國家知識的態度！
Kramer的演說重點是他對於「文化」的概念。在他眼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是進步社會的象徵，深受「偉大的歐洲文藝復興」影響，卻有沒有任何文化的包袱。相對地，所謂的發展中國家，被自己的文化所緊緊牽制著而無法進步。他舉例印度存在的「不可接觸階層」(untouchables)。他說，從他這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就會質疑他們為什麼不反抗呢？他自己回答，這些都是因為弱勢族群接受自己的身分地位為理所當然、自然的緣故。他又舉例他在香港朋友家的經驗。他的友人開航空公司，十分富裕，家裡有一個菲律賓籍傭人。當一天這名菲傭給他茶水，不小心打翻，並快速地幫傭人整理，卻遭來他朋友，也就是雇主本身的阻止。雇主強調這是傭人的錯，該要她自己來解決。Kramer解釋這是一個「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的概念。對於他一個來自於「進步的民主社會」的美國人，這樣的權力關係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在當時他也只能夠尊重他友人的文化。
照Kramer的觀點，這些由於全球經濟結構建構出的社會關係，都只是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包袱」，沒有快速改變的可能和必要，只需要雙方溝通上互相的「尊重和了解」。如此含糊的說詞，完全掩飾了資本主義下政府制度面，特別是對於家事工雇主和員工關係的不正義，並用「文化不同」一筆帶過。就連當一名南洋姐妹會朋友在演講後對於他「權力距離」概念究竟在實務上有什麼用途的發問，Kramer以「阿，妳真是非常的現代(modern)」的方式模糊地躲避問題。並說，文化的改變是相當緩慢的，我們只能耐心地等待。
Kramer並且認為，在現今的台灣和日本這樣的「較進步社會」，會有逐漸增加的東南亞移工，是因為這些國家對於時間不同的文化態度。Kramer表示，發展中國家相較於進步國家對於時間比較沒有如此分秒必爭的觀點，因此「他們有時間生很多的小孩」，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從那裡來的移工來照顧「現代化的國家」，而和長年以來的殖民、戰爭、資本主義壓迫和政府政策導致的物質歷史發展沒有更直接的關係！
Kramer如此自由主義種族歧視的言論不可理喻。更叫人忿怒的是台灣移民署官方對於這類所謂「進步西方國家」知識的膜拜，完全不去審視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對於有色人種移民的階級剝削，反而套用歐美的這套模式來對待經濟上更受壓迫的東南亞國家勞工。Kramer將台灣當作歐美「現代化國家」的聯盟，並強調我們通譯人員是「革命的一部分、歐洲文藝復興的一部分」因為我們「替弱勢團體發聲」。在完全否決弱勢社群擁有爭取自己權利的力量之外，Kramer還不忘將我們因為台灣政府體制上不足而自己建構的社群翻譯機制套上歐洲啟蒙的因果關係，暴露了台灣政府使勁和歐美政府搭線，卻無視於加強本土現有社群力量和資源的膚淺態度。Kramer的演說令人氣憤但這種自由主義種族歧視的演說已不足為奇，最令人髮指的台灣移民署對於這類意識形態的膜拜，讓我們不禁懷疑政府對於移民的政策走向，究竟能有多少改善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