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卒睹的畫面，在二?一四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重現。開幕片是已逝導演大津幸四郎與導演代島治彥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塚》。坐在暗黑影廳，淚流滿面——想起樂生療養院抵抗捷運開發的那些守衛，原來是移植三里塚的鬥爭方法。遙遠兩地，一農民，一痲瘋病人，但其抗爭核心並無二致。而時至今日，殘破的兩處家園，皆仍有人佇立。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參與一九九一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二?一七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
「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描繪，對熟悉台灣土地與環境運動抗爭者應不陌生。台灣戰後以來，國、民兩黨對自然資本的錯誤濫用與偏厚，使得土地成為最後的搜刮對象。二??八年，台灣一連爆發了多起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但二??八年並不是土地徵收爭議第一次發生。往回追溯，從日殖時期的軍事所需、戰後「國有」的台糖經營，乃至一九六?年，以振興工業為名，政府開發了六堵工業區，開啟了制度化掠奪私人土地之濫觴。當時農地徵收價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業區一共徵收超過五十四公頃的農地，花費五年才徵收完成。部分無意賣地的小農戶，在土地徵收過程中被迫失去生產工具與工作。但這樣侵害相對弱勢者權益的「發展」概念，卻從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年代變本加厲，配合國際熱錢湧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與中央聯手制訂更細緻化土地徵收的工具，以短暫的房地產熱蒙蔽人民之眼關注發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並使我們忽略土地的多元價值，進而恣意掃蕩居住其上的人。
樂生的抗爭始於二??五年。它的衝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島上透過各式開發名目變形，除了捷運，還有工業園區、都市計畫、鐵路立體化等交通建設。二??八年，是惡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駛入大埔農地鏟田、農婦朱馮敏飲藥自盡，那之後，還有張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們無土可守，精確地說，是台灣人民幾近無土可守，抗爭於是輪迴，無窮無盡。宇澤弘文說，透過「成田」事件，戰後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質可謂原形畢露，同樣的，二??八年以來迄今未休的各地徵收抗爭，也在戳刺著台灣愈加腐敗的政治本質。
二?一一年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國民黨甲動、民進黨以選舉為名出席慘淡的背景下，通過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後續爆發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行使「天賜良機」蠻橫拆屋，這可憎的暴力誘發極大的素樸情感動員，化為二?一六年的選戰動能，但在張森文靈堂前承諾再次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的總統蔡英文並未兌現承諾，目前內政部雖有修法草案，卻比國民黨的版本更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