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公佈兩份報告書，分別是《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及《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這是「法改會」屬下的「私隱問題小組」（「小組」）的工作成果，並建基於該小組在一九九九年八月發表的同名諮詢文件。這兩份報告書會帶來甚麼實質影響，目前很難預測，因為「法改會」只負責檢討法律及提出建議，至於是否引進新的法律和政策，最終要由特區政府決定。
《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諮詢文件》當年發表時，曾引起很大爭論，因文件指香港傳媒侵犯私隱情況嚴重，建議成立由官方促成的「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評議會」)，規管印刷傳媒，但新聞界強烈反對，認為建議一旦付諸實行，新聞自由會受到箝制。事隔五年多，「法改會」這兩份報告書雖受到批評，但反響遠不及諮詢文件，新聞界和其他關注團體多只重申固有的立場，且一如一九九九年時，評論都集中於《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而較少提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
自二零零零年起，本文作者於浸會大學新聞系講授「傳媒法律與道德」課，幾年來都不厭其煩地提醒同學們，不要只關注「小組」所作的「評議會」建議，而忽略侵犯私隱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因為後者如果實行，一些被視為侵犯私隱的行為，將受到法律規管，受害人有權透過民事訴訟，禁止這些行為、追究責任、索取賠償；由於這些行為，部份牽涉採訪報導的手法，新聞界屆時受到的影響遠遠比成立「評議會」嚴重。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論述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目的是要指出，《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書於取態上，是明顯有別於九九年的諮詢文件。總體而言，「小組」和「法改會」提高了對保障私隱的要求，把更多行為列作侵犯私隱，新聞界千萬要關注這個趨勢。
報告書建議將兩類行為，列作侵犯私隱，作出這些行為的人士要負上民事法律責任。本文簡稱第一類為「侵擾行為」(intrusion)，一旦立法管制，新聞採訪活動最受影響。「侵擾行為」是指，任何人如在另一人有合理私隱期望的情況下，沒有充份理由而侵擾該人獨處或與外界隔離的境況，或干擾該人的私人事務或業務，但該項侵擾或干擾須是一般人都認為屬嚴重冒犯或令人非常反感。不過，與當年諮詢文件不同，報告書花了很大的篇幅，為一個富爭議的問題，提供肯定的答案：私隱不只局限於私人地方，當事人於公眾地方亦可享有私隱；而且不能單以當事人在別人的一般視線範圍內 (plain view concept)，而否定當事人不能享有私隱。報告書認為，關鍵應是當事人於此時此地，是否享有合理私隱期望。一直以來，香港新聞界於公眾地方，未經同意拍攝或偷拍，當事人難以追究，而報告書在這方面的立論，卻增加很多變數。同時，報告書亦作了另一項變動，認為丙偷聽甲和乙的對話、偷錄他們的電話談話，應屬「侵擾行為」，因此不接納諮詢文件的原先建議，即丙可用曾徵得甲或乙的同意，作為抗辯理由。換言之，一旦立法，記者採訪甲時，就算得到甲同意，也不能聆聽或錄取甲與乙的談話，除非事先取得乙的同意，這無疑增加了調查報導的難度。此外，報告書亦不同意，被告可以用「公眾利益」，作為「侵擾行為」的抗辯理據。
報告書建議列作侵犯私隱的第二類行為，本文簡稱為「無理宣揚他人私事」 (unwarranted publicity)，如果立法管制，新聞報導最受影響。「無理宣揚他人私事」是指，任何人如沒有充份理由而宣揚關於他人私事，但該項宣揚必須是一般人都認為屬嚴重冒犯或令人非常反感，而且宣揚的人是知道或理應知道會產生這樣情況的。值得留意是，報告書側重私事有否被「宣揚」，而非諮詢文件原先提及的「披露」(disclosure) 。報告書認為，就算私事早被披露，如果無理地被再次宣揚，當事人會再次受到侵害。報告書因此有以下的推論：其一，當事人同意刊登某幀照片，並不等於同意再次刊登；其二，當事人同意被拍攝，不等於同意刊登有關照片；其三，某些照片雖已被發表，但以後再發表，亦可能屬「無理宣揚他人私事」。此外，報告書又不接納諮詢文件原先提出，可用「資料存在於公共領域」作為抗辯理由(public domain defence)，原因是公眾雖然有權查閱某些政府檔案，從而得知其他人的個人資料，但無權「無理宣揚」這些個人資料。雖說傳媒於某些情況下可用「合乎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 defence) 作抗辯，但報告書這些觀點，無疑大大收窄了印刷傳媒合法刊登個人資料的範圍，為新聞報導設下多重障礙。
在普通法地區當中，以美國的保障私隱法律最發達，被禁止的侵權行為可分為四大類，除了上述提到的「侵擾行為」 (intrusion)及「公開披露他人私事」 (public disclosure of private facts)，還包括「挪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 (appropriation of name or likeness) 及「令公眾誤解原告」 (placing the plaintiff in a 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 。
不過，諮詢文件認為，香港毋需就後兩類行為立法，因不少研究指出這些行為並不算侵犯私隱，而第四類行為更與誹謗近似，很難區分。然而，報告書郤持很不同的看法。其一，報告書建議當局認真考慮提供法律保障，以免個人的姓名、肖像、其他的身份標誌被挪用。其二，報告書雖然認同毋須將「令公眾誤解原告」列為侵權行為，但建議立法引入「更正權」，當印刷傳媒錯誤報導某人的私事時，該名人士有權要求有關傳媒及時作出更正，而版面和篇幅要與原先報導相若。「法改會」認為確保個人事實準確無誤，是保障私隱的一項核心原則，因此有必要用「更正權」，去對付不實報導，除非印刷傳媒願意成立「報業私隱投訴委員會」實行自律，並受到《報業私隱守則》規範，作出報導時盡量避免錯誤，以及出錯後及時更改。
英國和一些普通法地區近年對私隱保障的爭論，主要圍繞以下幾方面：（一）公眾人物可否享有私隱保障？如果享有，到底享有多少？（二）私隱保障應不應只局限於私人地方？於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在公眾地方可否享有私隱？（三）隨著科技發達，應否限制更多行為，以加強保障私隱？（四）應否立法引進新的侵權法，更好地保障私隱？
英國各級法院在近年多宗裁決中，都強調私隱是重要人權，應受到保護，而且明確指出公眾人物雖因職務或身份的原因，較被公眾注視，甚至受到傳媒監督，但他們仍享有私隱，就算個別人士經常主動向傳媒講述私事，也不表示他們的每件私事都可任意被傳媒公開。再者，在著名模特兒金寶訴《鏡報》一案中，上議院多數法官裁定《鏡報》在戒毒輔導中心外偷拍得的金寶照片，由於涉及私隱，需要保密，不應刊登。換言之，英國法院對傳媒採訪報導公眾人物定了界限，亦間接收緊了傳媒於公眾地方採訪拍攝的權利。
另一方面，「歐洲人權法庭」就當事人於公眾地方可否享有私隱，近幾年亦作出重要裁決。在二零零三年初，英國被裁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嚴重侵犯小市民畢克的私隱。畢克深夜於小鎮街頭企圖自殺，被閉路電視攝得，地方政府安排報章刊登有關影像，又讓電視播出，以證明閉路電視的保安功效。「歐洲人權法庭」認為，畢克雖在街上，但並非參加公眾活動，而且當時是夜深，他萬萬料不到當時的影像會廣為發放，被親友認出；如果地方政府盡量遮掩畢克的樣貌，是絕對可以避免侵犯他的私隱。
另一宗案例是關於摩納哥公主嘉露蓮。自九十年代初開始，公主就不斷打官司，阻止德國小報報導她的私生活，但德國法院起初判她敗訴，指德國法律要求傳媒於公眾地方拍攝人物照片，要先取得當事人同意，這個規定只保障一般人，拍攝名人則不受此限，並且認為名人一踏出家門，就不享有私隱。不過，德國法院後來接納公主的部份上訴理據，認為公眾人物如果身處於較隔離的公眾地方，而當時又明顯想享有私隱，是可以享有私隱的，所以判雜誌不能刊登公主在餐廳隱閉角落用餐的照片，並認為刊登她和子女的照片，同屬侵犯私隱和她的家庭生活。不過，「歐洲人權法庭」去年裁定，德國法院這些判決仍不足以保障公主的私隱，認為除非公主同意，否則雜誌不可刊登她滑雪、打球、游泳、到市場購物等照片。「歐洲人權法庭」指，公主雖是公眾人物，又在公眾地方活動，但由於當時並非履行公務，所以她期望享有私隱是合理的，而公眾亦沒有必要得知她私下的表現。不少評論認為「歐洲人權法庭」這個判決，對歐洲狗仔隊追訪名人帶來很大的限制。畢克和摩納哥公主這兩個案例都說明，不論小市民或大人物的私隱保障，並不局限於私人地方，而是可以伸延至公眾地方的。
會否好心做壞事？
雖然「法改會」通過報告書時，摩納哥公主一案仍未宣判，但報告書很明顯認同上述的觀點，並緊隨英國和歐洲的最新發展，所以建議嚴加規管侵犯私隱的行為。私隱關係個人尊嚴和自主，屬重要的人權，而香港傳媒近年不少作為，確實並未尊重私隱，不論名人或小市民都可能受害，而罪案或車禍的受害者，私隱更往往被傳媒侵犯，因此報告書提倡加強保障私隱，是無可厚非的。但另一方面，上述多個爭議在英國等地仍未達至廣泛共識，而前文提到的重要案例，其實都涉及很極端的情況。就如美國，私隱法律相當完備，但對公眾地方拍攝和宣揚公共領域資料，仍持開放態度；為維護新聞自由，美國法院一般不會將這兩類行為視作侵犯私隱。如此看來，報告書的多項新建議，是否走得太急、不太穩妥呢？舉例說，一旦立法，當事人以某傳媒將會報導他的私隱，入稟法庭申請禁制令，而同時又以保障私隱為理由，要求閉門聆訊。這樣一來，就會出現極其不妙的情況，很可能構成出版前限制 (prior restraint)，而公眾可得知的理據，將是少之又少。另外，報告書同情當事人，認為傳媒報導出錯，會令他們困擾，所以應享有「更正權」，這在道理上說得通，尤其不少傳媒往往置小市民的投訴不理。然而，一直以來，一些當事人都用誹謗訴訟來恐嚇傳媒，以阻止不利他們的採訪報導，但誹謗法的改革遲遲未見蹤影，如再引入「更正權」和定義很寬的侵犯私隱法律，傳媒將會變成動輒得究，採訪報導就如同身陷地雷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