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人的記憶最好。教育學家主張在這一階段記誦一些終生有用的東西，比如讀一些古詩文、經典作品，記一些定理、原理等等。我上小學時，教科書和課外讀物基本為紅色教育，有些內容，即使沒在意，也忘不了。比如，說長征路過什么地方，群眾跑了，家家戶戶鎖上門，紅軍找不到吃的，快要戰死了，這時無意挖到老鄉埋的糧食，不得不吃了，但走時埋下兩塊銀元和一封致歉信。還有，餓得要倒下了，不得不吃了老鄉兩個蘿卜幾個山芋，也要在地頭放下幾個銅板……這些故事看多了，我們那一代人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上面說的是長征，是非常時期。日常生活中。吃阪付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吃飯不給錢，算什么事？民間吃白食的都是些什么人？少年時代，從舊時代的史料上看到，上海灘的流氓天津衛的青皮，滿臉橫肉，牙上包金，吃完了嘴巴一抹就走人。后來又有電影《小兵張嘎》，里面有個胖翻譯官，吃西瓜不給錢，一舉成為全國人民都鄙視的反面形象。
誰知道那些“典型”活成了當世的“非典型”！如今，勒索點吃的喝的抽的用的。仿佛都算正常；那些一塵不染遵紀守法的，反而成為典型。
讀到這樣的新聞，往往一笑了之。這種事太多，多到令人厭煩。比起巨額貪污受賄、攜款外逃之類，吃飯欠賬至多是無賴行徑，夠不上犯罪。平心而論，這個鄉政府有一點尚須肯定：畢竟他們留下了一斤九兩重的吃喝欠條，沒有耍無賴，也沒有砸店打人。他們的毛病在于管不住自己的嘴，窮了還要吃，欠賬也要吃，這種風氣太壞了。自己吃飯自己付錢，為什么這種簡單到極點的規矩在中國現在的官場不能普及？王蒙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中記一軼事，作為文化部長參加在中南海的會議，看到喝茶要交五角錢，不交錢的只能喝白開水。可是出了中南海，京城未必通行這個規矩：到了外省，更會是聞所未聞。否則王蒙何至于要把這點事寫到自傳中去？
網上有篇文章。真實度比較高。中國軍人訪問美軍基地，基地司令邀請共用午餐。餐畢，來了一名軍士，對基地司令說：“長官，你們的餐費是每人七美元。”司令掏出錢包，取出了七美元，其他的軍官也紛紛掏出錢包，互換零錢，交給軍士。中國代表團也集體交了餐費。——有誰會譏諷美國人窮酸?有誰會指責那位基地司令沒教養？值得反思的恰恰是我們。想一想吧，每天從早到晚，從城市到鄉鎮，從豪華賓館到鄉村雞毛店，有多少“各級各類”干部在飯桌旁吃喝啊！他們花的是公款，公款用光他們就以政府的名義欠款，寧可這樣也不肯自己掏腰包！那么，他們準備到什么時候還呢？
前一段時期，輿論針對國人海外形象問題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但我認為，干部的“吃飯不付錢”比隨地吐痰、隨處喧嘩的惡習更為不堪，特別是在一個走向法治、走向文明的社會里。
我想，70年后，120歲的萬國生先生可以把這些欠條送到歷史博物館去，讓后代看一看，我們這個時代各種好玩的事。朋友說，存放在歷史博物館的得是稀罕物件，這種欠條隨處可見，不值錢。而今連民工的工資都敢拖欠，一拖欠就是好多年，把債權人拖得傾家蕩產，拖到老病而死的都有，像這種欠70萬元飯錢的可能真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