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照和健保之所以必須放在公共化的優先議程，是因為它們基本而重要，因為人有時生╱病，有時老╱死，更有時脆弱勝於剛強——這不是一件那些無法在供需曲線上達到平衡的人僅僅表示殘念就可以另覓出口的事。特別是長照，不僅因為台灣邁向老齡化社會，更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臨終者的孤寂」（Loneliness of the Dying）因文明化而更噬人，猶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所說：「當今陪伴在臨終者身旁的人們經常不再能夠表明自己的感情和溫柔，[…]生者自臨終者身邊漸漸退卻。」臨終孤寂者除了肉體和物理的需求，可能更需要某種與關懷倫理學（caring ethics）共振的全神貫注、設身處地和情感勞動。然而，那些苦於臨床（未必對應於狹義的英文單字clinical，或也可延伸於床榻陪伴）工作的受壓迫者又何嘗不需要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