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牛票是因為黃牛黨而得名的，黃牛黨就是一幫子有組織有陰謀的人，在演唱會一開始售票時就瘋狂買票，然後造成短時間內票被售空。斷票了，這個時候他們就拿出之前買到的很多票出來，台高價格出售。這些高價票因為出自黃牛黨之手，所以，稱為黃牛票。
於是，上海的「黃牛黨」與「黃牛」，遂被台灣所繼承，這種畸型的中介行為，衍生出許多「電影票黃牛」、「球票黃牛」、「紀念幣黃牛」等，而遺禍最大者即是「司法黃牛」。其它「黃牛」，多半是可憐的社會邊緣人，可惡但卻可憫，而「司法黃牛」則否，它是某些具有特殊權力關係者所從事的中介勾當。他們以金錢中介司法，使法律上的是非被金錢所扭曲，遂有了「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惡果。「司法黃牛」是一種大罪。
近代台灣，有許多語言詞彙都受到上海的影響。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台北，由重慶南路到博愛路，尤其是衡陽路一帶，包括書局，藥房、綢緞莊、糕餅西點行、攝影器材行、銀樓、茶莊，差不多都被老字號的上海店舖所進駐，而如繡花鞋、旗袍、滬式餐廳及點心店等也都向周邊輻輳。滬式審美觀念也影響到當時婦女的妝扮上，那是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時代。而在語言上，我們今天已視為平常的詞彙也在那時出現，例如「放鴿子」（指欺騙或非欺騙的爽約），「弔膀子」（指男女雙方的勾搭），「空心大老倌」（指缺乏實力充殼子），「花瓶」（指人與事的好看不中用），「孵豆芽」（指窩在家裡無所事事），「揩油」（指佔小便宜），「仙人跳」（指用美人計詐財），「開房間」（指男女非正常的至旅舍同宿），「稱頭」（指穿得體面），……等皆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