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所有人都被迫留守家中。四月，我獲官樂怡基金會邀請，擔任他們首屆網絡研討會的演講者之一。會議主題是“Macau’s Gaming Industry Beyond COVID-19（超越新冠疫情的澳門博彩行業）”。我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回顧行業“疫情前”的狀態並對“疫情後”的反應作出推測。從行政長官於疫情期間發表的講話中，讀者或已有所了解特區政府對博彩業運營商的企業社會責任所持的立場。
本文聚焦兩個不同方面。首先，我將解釋爲何從社會學角度來回顧這一事件是合適的；其次，進一步探討我們是否真的理解在這種新常態下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首先，我誠意邀請各位從會計研究這個小小宇宙。除了資本市場研究的“常規”方法論之外，作爲會計師的我們還會採用其他替代方法，無論是作為現像，還是達到目的的方式。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來看，Karl Marx（《資本論》）、Michel Foucault（《監獄》）和Bruno Latour（《行動者網路理論》）的著作受到了會計研究人員的追捧。有趣的是，最近在美國，資本市場研究人員才剛剛意識到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帶來的社會問題，他們著手從會計研究的社會概念做出反應，而會計研究本身主要是一個“人工”世界。
我大膽地借鑒了Stephanie Perkiss和Lee Moerman合作進行的研究。兩人以1994年造成多人喪生的卡特里娜風災為例，探討了事件發生之前、期間及之後的會計研究功能，並從法國社會學家Luc Boltanski和Laurent Thevenot的角度進行分析，即事物價值和順序可被分為六個世界，分別是“靈感世界”、“馴養世界”、“名利世界”、“公民世界”、“市場世界”和“工業世界”所代表的秩序或政體。從宗教信仰學習到經濟領域，每個世界都是根據Saint Augustine、Adam Smith的一系列經典著作建立。精明的讀者或從以上的描述中意識到，每個世界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或被感知。在卡特里娜風災發生之前，家庭世界可能與工業世界重合；在風災之後，公民世界則可能與市場世界發生衝突，社會和市場行為的理論解釋就由此形成。
透過這個理論，我嘗試列出新冠肺炎疫情前、中、後的博彩業相關事物的順序和價值。儘管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是，我們可以認爲這場病毒危機不僅造成了家庭世界、公民世界，市場世界和工業世界之間的衝突，還有我所提出的“裂縫”，更甚者，這樣的衝突和裂縫形成了“新常態”。
眾所周知，博彩行業本身存有爭議。因此，這些財雄勢大的運營商能夠輕而易舉地開展捐出慈善巨款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儘管他們的收入萎縮了九成以上）。然而，身處這個由不同“世界”和各種“價值”創造的“新常態”之下，我們（通常被稱為“財富分享者”）以及運營商、政府和詮釋人員是否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新含義？例如，用Boltanski和Thevenot的話來說，“在名利世界中，人們可強行施加命令，正義世界亦可能只考慮他人意見而達成某種共識。意見建立了對等……”。
在疫情期間，我們被博彩業運營商向政府、本地及內地實體機構捐贈現金、醫療用品等報道轟炸。然而，當中只有少數看客質疑企業社會責任，發現與勞工和家庭保障的問題、外地僱傭等少數群體所面臨的壓力，以及行業僱員手中的“議價能力”狀況。
疫情過後的事態已在不同的世界建立了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新秩序。這為博彩業運營商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案例，啟發他們做好資產負債表，無論是從“靈感世界”、“馴養世界”、“公民世界”、“市場世界”和“工業世界”，當然還有“名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