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樂生「樂生」了嗎？
1月20日晚上，台權會北部辦公室舉辦「樂生十年，最終言辭辯論開庭」講座，為1月29日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的樂生療養院公民團體行政訴訟案，進行一個熱身的動作，希望藉此呼籲參與者關心樂生行政訴訟案。
當時，樂生院民和聲援的學生及公民團體，不斷地被媒體和政客炒作成反對捷運、阻礙新莊發展及妨礙交通建設的絆腳石。也因為2008年總統大選將近，藍綠政治人物紛紛表態，但竟一致地表示樂生跟捷運機廠一定無法共存。批踢踢上，大批鄉民也認為聲援院民的青年樂生聯盟是垃圾青年，只會以激烈的手段表達訴求，卻看不見不斷被政府各單位踢皮球的弱勢樂生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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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印度東北曼尼普爾邦的印度民權運動家莎米拉(Irom Sharmila Chanu)，在完成學業後，開始於當地媒體，以詩和專欄的方式，寫下她對曼尼普爾邦的觀察。擔任Human Right Alert志工期間，莎米拉也跟著前孟買高等法院法官H. Suresh組織獨立調查委員會(IPCI)以調查《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AFSPA)在曼尼普爾邦所帶來無止盡的迫害。受武裝部隊的迫害的生存者證詞使莎米拉非常震驚。
2012年12月15日的夜裡，寮國人權捍衛者Sombath Somphone開著他的吉普車，在首都Vientiane車水馬龍的街頭正要回家，在經過一處警察檢查哨時，被警方攔下盤問，隨即便莫名地被人強迫抓進另一台淺色的休旅車後，被帶走一去不回。事發後，其家人馬上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報警、醫院、各大使館，但都沒有人知道下落，Sombath先生彷彿人間蒸發。
人權捍衛者，聽起來好像很酷炫，他們穿梭於街頭，揮旗、吶喊、面對衝突，普遍給人一種基進的印象。然而，在小確幸橫行的台灣社會，人權捍衛者的處境難以樂觀，經常被輿論貼上「Trouble Maker」的標籤，認為這群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麻煩製造者，抑或直觀地將人權捍衛者與NGO工作者劃上等號。然而，1998年聯合國會員大會上通過的《人權捍衛者宣言》（UN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指出：「任何人無論是身為個人或與他人結社，皆有權利在國內及國際間，為促進爭取人權及基本自由之保障和實現而奮鬥。」明確揭示了任何人都可以是人權捍衛者，以及追求的核心價值。
亞洲人權論壇（Forum Aisa）於12月3～5日舉辦第六屆人權捍衛者論壇，150多位來自亞洲22國的人權捍衛者齊聚馬尼拉，分享各國人權現狀、遭遇的困境、共思解決機制、建立可行的聲援網絡等，並安排會見聯合國人權捍衛者特別報告員Mr. Michel Forst，台權會代表亦當面報告了台灣人權捍衛者近年所面臨的挑戰。
11月20受到邀請，糊里糊塗地參加了今年的中國維權律師的交流，陪同律師一起參觀法律扶助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鄭南榕基金會，一起了解NGO對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所做的努力，也比較台灣與中國不同的司法制度，互相交換用來健全司法制度的意見，最後以律師的角度看太陽花運動的簡單分享會。
在參訪過程中，我偷偷觀察了律師對於台獨思想的反應，發現有些律師表情不顯自然，有些刻意放慢參訪的腳步，和解說拉開距離；有的比起在場的我更為關心，更積極的想瞭解台獨思想在那時產生的影響。我們能說政治立場和人權觀點會有所衝突嗎？我無從知悉律師們心中想的究竟是什麼，或許認為讓土地上的人決定自己的歸屬符合民主價值、切中人權觀點；又或許「中國因素」的考量，讓大中華思想在此佔了上風，也許理智上能接受，情感上卻不能。我很慶幸，慶幸這些中國人權的先鋒者來到此，見證台灣人思想的發展，見證台灣民主的歷程，知悉彼此的不同和相同，才能同理彼此做出的決定，他們會帶著這些回去，然後在中國慢慢孕育萌芽，最後讓這些政府不願人民去思考的問題、限制人民去溝通的差異，有了更適當的認識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