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藝術標準，當代哲學家、同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陸興華有他獨到的見解：好的當代藝術作品需要最大限度地推翻、破壞我們時代的對於什麼才是好的當代藝術作品的標準。
“什麼是好的當代藝術?”，在目前的上下文中，這問題將被轉換成：一次當代藝術行動，怎樣才算“好”？
“好”這個評價，在當代藝術場域，會有幾種面值？創作藝術家本人認為的“好”？藝術家團體認為的“好”？大眾媒體的或路過的觀眾認為的“好”？基於藝術史縱向評比得出的“好”？基於同行評審得出的“好”？基於市場銷售比出的“好”？還得加上評論家認為的“好”？哲學家論證的“好”？ 這些面值之間，可通兌？下面要說的，將是某個當代哲學家所奉行的衡量一個當代藝術行動的“好”或“不好”的標準。
在當前裡製造出“當代”
一次當代藝術行動，怎樣才算“好”？我要根據我個人的審美標準、對藝術史的瞭解、對當代藝術-政治的理解和期待，來舉出一些能測量出它的“好”的標準。我其實也努力彙集來自過去、各國、別人的各種審美標準，當作背景，來衡量這個“好”。我說出“好”或“不好”時，也是在舞臺上演戲，佈景是我默識的身後的那些傳統。
不過，在此之前先讓我自問自答那個大問題：什麼是好的當代藝術？答：在我們的當前裡製造出某一個“當代”的藝術，才算好的當代藝術；不是要製造出一個當代藝術作品，而是要弄出一個新的“當代”，塞進我們這個充滿共識和景觀的當前，使之癱瘓、失靈，吊銷，重框並重新彙聚它，弄出一個新的時代；它要使我們生活於一種新的時間中。只要在我們的當前中製造出了“當代”的，就是好的當代藝術。
一次當代藝術行動，怎樣才算“好”？這相當於問：一次當代藝術行動要怎樣，才像當代藝術的樣子，才達標，才“好”？一次當代藝術行動，如何才能成為一種好的當代藝術，在這個當前裡製造出某種“當代”？
我們已縮小了論證範圍：當代藝術是想要製造出“當代”的藝術；它要架空我們的當前，使我們活到一個新的時間中，不被全球資本主義的時間壟斷和統治。一個當代藝術行動如果是“好”的，就必須同時也架空、懸置或推翻甚至取消我們原來的關於什麼才是好的當代藝術的那些標準。推翻後，原有的關於好與不好的標準，也將從此不適用。一次好的當代藝術行動，是自我立法的， 每次重新立法的，次次獨特：是一次神聖的暴力，是偶像破壞式的，推翻和建立同時完成；因其獨特和尖銳，它最終才由美術館和檔案館來登錄和保存。
一次好的當代藝術行動，其地位並不由收藏品或被收藏藝術家之間的排名先後來決定。一次好的當代藝術行動結晶為一個被收藏的藝術作品、藝術計畫和裝置，都是人類的烏托邦計畫之一，是與其它的烏托邦計畫一樣“好”，一樣“偉大”的。在討論一個當代藝術行動好還是不好時，我們必須奉行這條審美平等原則。
在本文的語境裡，這條審美平等原則可被表述為：人人都應該去藝術得一樣好，一樣進入自己的“當代”，先進入，才是最重要的。像哲學家尼采所說，人人在自己的命運的後半程，其實都應該拿出藝術家的風範，將自己的命運弄成一出偉大的悲劇。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將藝術與政治、科學和愛情並列，將它看作是當代主體進入自己的命運軌道的四個入口之一；先藝術起來，才有藝術行動的好或不好；好與不好，不是作品的好或不好，而一個生命或命運作為作品的好或不好。所以，讓我們將當代藝術與人類的其它三個命運軌道作一次類比：藝術真的藝術了，很藝術了，藝術得很好了，那相當於，在政治裡，發生了革命，在科學中發生了像相對論或量子力學那樣的認識論漂移，在愛中發生了欲望的解放。一次當代藝術行動，應該像一次愛的行動，一次科學的實驗，一次政治計畫，是冒險；一次好的當代藝術行動，是更深、更義無反顧的冒險？
一次好的當代藝術必須同時褻瀆和佔領。它必須成為諸眾的聯合手段，實驗著，去抵抗、架空帝國。它將人民召喚到藝術裝置內，自己展示給自己看，從自己身上獲取信念和力量，自己給自己加上靈暈，獲得一種新的集體呼吸。一次好的當代藝術行動是藝術家個人的主權式自由的產物，是要在國家空間內自由地另搞出一個主權空間；藝術家的主權裝置是另一個國家。藝術家想邀請我們到她的國家中去。她說她會給我們重新立法。她讓我們重新成為人民。
但她只能在別人的國家內來搞她的國家。所以，她只能把這個國家做成裝置，我們稱其為藝術裝置，其中包括了：藝術家個人的作品，各時代的作品，同時代人的作品，尤其還應該放進那些無名他者的作品，以及藝術家所邀請的各種當代現成品。
在這樣的藝術裝置裡，藝術家不應將觀眾當作一個個個人，而應該當成她的“人民”。在這出場於美術館展覽空間裡的幾十個人身後，我們看見了編織進所有人的那張諸眾網路；藝術家聲稱要將這樣的諸眾邀入她的藝術裝置中，雖然她得到的觀眾只是這麼幾個。她在一次當代藝術行動中使觀眾成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