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紀念仍然有12萬人參加，相比於排外本土活動規模之小，顯示民心背向。但排外本土有多少群眾支持，本非關鍵，因為他們現階段的目標，是破壞民主運動，而非爭取多數。當晚維園，排外港獨企圖衝上台，無論其背景，客觀上不過是這套大戰略的小插曲。
然而，香港民運，已經準備好抗衡黑暗力量嗎？傘運以來的發展證明沒有。而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大家遺忘歷史，包括支聯會的歷史。
2011年司徒華去世時，可說生榮死哀，個人來說無有遺憾了。但我認為，司徒華及主流泛民的路線，要為香港民主困局負上政治責任。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第一次關於支聯會的公開爭論。
這場爭論發生在1997年7、8月明報世紀版上。先是劉健威，一面批評《另類回歸聯席》的一批朋友，在七一遊行隊伍抵達政總時，大唱國際歌；另一方面，他又批評「支聯會發言權、代表權、領導權永遠集中在幾個人身上，是對權力的無限戀棧」。此文一出，司徒華為文反駁，接著，葉蔭聰、孔誥烽、黑鳥、陳漢森、一群婦女團體、先驅社先後加入論戰。所圍繞議題，主要是支聯會領導者及其活動，是否民主。
但這次爭論也反映本地民運的固有弱點，就是難以在政治路線的層面，去了解事物。支聯會的不民主組織路線，不過是為其鳥籠民主的政治路線服務而已。而早在1996年的六四紀念上，這條鳥籠民主路線，已經全面暴露，但當時的討論很少，到了1997年的公開爭論，也沒有涉及，以後亦無人再提。然而，正是這條路線，把本地民運送進困境。
他們呼籲市民自行紀念六四，呼籲市民「起來抗爭」，唯獨忘記自己作為領導者的責任！一句話，就是叫群眾食自己。當然，此外還是有對策的，就是「打官司」：「如果支聯會戶口被凍結，我們將控告有關部門侵犯私有財產」；「支聯會成員一旦被捕，我們將循法律途徑爭取合理裁決」；「如支聯會被指令解散，支聯會將進行法律訴訟」。
正因為支聯會領導有曳兵棄甲的意圖，所以當時先驅社一方面爭取支聯會大會否決《支聯會跨越九七》，另一方面，主張行使公民抗命權保衛自由。[3]但這些提案被否決。於是先驅社在六四紀念之前，致信支聯會，告之將會在當晚，發起群眾聯署，之後向支聯會請願。先驅社當晚收集了幾千個簽名，並被安排上台遞交聯署橫額。之後，卻變成司徒華口中的「先驅社強行上台發言」。這當然大錯特錯。想不到20年後，才真的發生「強行上台發言」，不過不是先驅社，而是排外獨派了。這是後話。
可以說，司徒華領導下的支聯會，客觀上扮演兩面派角色。積極一面，就是把分散力量，集中起來（雖然最早發起支聯會的不是他們）；消極一面，就是當運動高漲到頂點之時，緊急剎車，客觀上幫助中共和港英維穩。司徒華等人還有一個辯護，就是那時市民基本上不想香港亂。這是栽贓了。觀乎幾十萬人照樣上街，又觀乎其結果秩序井然，就可以知道，多數市民並不以為那區區暴力事件，足以嚇怕自己；就可以知道，即使三罷如期實行，無論如何搞不亂香港的。
以上文字，固然不純粹是回憶，而是想探討支聯會路線之餘，更想反思整個香港民運。坦白說，司徒華等人如何不濟，但如果當時港人民主意識不是那麼薄弱，他們也不會那麼趾高氣揚。雖然，一旦他們的兩面派路線太過分，群眾還是能夠自己行動。但群眾又是善忘的，如果沒有一個真正堅定的民主派，那麼，不同路線的區分，就永遠難以彰顯。難怪那個《支聯會跨越九七》，如此可笑，如此分明的投降主義，當時的反對聲音卻小到幾乎聽不見。即使一年後明報上發生辯論，也幾乎沒有涉及到大是大非。所以，排外本土派若說只要當時主流泛民大膽三罷，香港說不定已經獨立，乃純粹癡人說夢。前年的傘運，更進一步反映港人多麼缺乏政治能力。
當年事，俱往矣。我們這一輩人都老了。這一輩人是幸運的，因為事實證明，中共能夠等，多等20年。但正因為這一輩人太幸運，所以他們也沒有解決過任何一個問題，只是把包袱傳遞下一代而已。青年一代看不起主流泛民，良有以也。但如果青年一代以為，不需要吸取歷史教訓，不需要全面反思，只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罵主流泛民，便能獨自擊退專制勢力，其實也是幻想。如此下去，恐怕十年之後，我們仍然原地踏步；不，是更大幅倒退，因為時不予我呀。而反思，關鍵不是換人，而是換路線，換腦筋。從前如是，今天尤其如是。
[1] 這個討論稿，後來正式發表時有個別字眼修改，但基本精神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