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初國民黨智囊、新聞局局長邵玉銘教授出任《聯合報》文教基金會秘書長，有意促進兩岸的文化交流，因此跟瘂弦先生討論籌辦回顧中國文學四十年來發展的研討會。瘂弦先生在島內找資深的齊邦媛教授幫忙，但重點既是邀請大陸評論家和作家，而香港也不能缺席，瘂弦先生就委我負責這兩塊，台灣就留交齊教授和夏天返台省親的王德威兄。最終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台北舉行「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一九九○年代的活動裏，以這次最有意義。要瞭解這個會議的意義，必須記得，台灣在停止軍事戒嚴後四年的一九九一年正式廢止長達四十三年的「動員勘亂時期」，憲政回歸正常，並成立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準備與北京談判；一九九二年十月海基會與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保協會）在香港舉行會談，在交換十三個版本的表述方案後仍無法達成協議，拖至十二月勉強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這個四十年文學會議的籌備和落實就在兩岸一九四九後首度官方談判中進行。
邵教授在會議落實時雖已卸下新聞局局長和大陸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公職，但這會議既是海峽兩岸四十多年來第一次正式的大型交流，所以安排行政院連戰院長開幕致辭。連院長在侍從簇擁下到場，但演講是低頭讀稿，毫無神采，甚至唸得有點支離，和二○○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破冰首訪北京時北京大學公開演講的行雲流水，真是天淵之別。台灣的文藝界當然廣泛邀請。香港代表主要是《八方》同仁，黃繼持兄、小思（盧瑋鑾）女士等多位。大陸方面採取個人邀約，因為當時兩岸關係不可能正式組織代表團，但我心目中的「團長」自然是一九八九「六四」後離任國務院文化部長但仍保持中央委員頭銜的小說家王蒙先生。一九八二年大陸首次派文藝代表團來美國紐約訪問，復出的王蒙先生自然成為大會焦點，加上他能言善道，不卑不亢，備受讚揚。一九八○年代中柏林另有大會，也是以他為首，德國閒雜人等較少，因此多些交流。差不多同一時間，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創辦英文《現代中國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學報，首期以重看現代主義為專號，我發表的論文主要以王蒙作品為例，並邀得老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教授書面講評。我那篇論文後來大陸多次中譯，因此有點接觸。會議籌備時王先生在海外，我用電話和他聯絡，他很懷疑是否能成行，但一口答應。其他人選由《上海文學》負責人李子雲女士出主意，海外大陸作家也問過她意見。一九八○年代我跟李子雲主編有些互動。那時候老朋友李黎女士是《八方》的海外作者，很早就到大陸去，從二○一○年十二月《印刻》月刊的〈追懷與范用半生書緣和情誼〉，可以看到她很早就以海外台灣作家身份跟大陸文藝界建立很多關係。李大姐到美國訪問時就住在李黎女士的家，她家就在我家附近，步行五分鐘可至，我跟李大姐因此認識，彼此很投契，有甚麼大陸資料在香港無法訂購，我都請她幫忙。後來在台灣介紹大陸老一輩和新崛起作家，要取得版權，要拿到作家的聯絡電話和地址，李大姐都能幫忙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