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場棒球賽，當投手暴投把球打到打擊者身上，造成打擊者受傷。打擊者在比賽後不爽，檢察官依法提起業務過失傷害罪，法官在經過球員審議委員會後判定依投手的投球水準來說，投手暴投的球是不合球場常規，因此投手在應注意該注意而未注意的情況下，造成對手嚴重傷害，依業務過失傷害罪判刑數個月。這樣的場景，若真的發生在運動場上會被認為是不可思議，但它卻天天在台灣醫界上演。
比起運動場，醫護界的客人，或者該說是病人，更是天天在與生死搏鬥。病人會死亡或嚴重傷害的原因很多，包括先天的體質問題、疾病的嚴重程度，救醫的時間點，以及醫療的介入措施等等。許多的疾病最嚴重的傷害是在發生的當下即已決定，醫療措施的介入往往只是在延緩死亡的發生或是疾病的進展。
如果大眾能認為投手暴投是可能發生的失誤，為什麼不能去理解醫護人員也是有可能發生失誤呢？醫護人員在臨床工作時往往是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條件下進行判斷，譬如說急診醫師得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判斷外傷病患是否該進行各種急救措施、內科醫師得判斷病人是否該緊急插管、外科醫師必須判斷這條血管是否該切。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錯。法官在發生事後的當下，可以幾個月、幾年的時間去判斷醫師畫的這一刀有無疏失，但醫師在當下的時間點往往只有短短幾秒或幾分鐘可以判斷這樣的一刀是否該畫下去。
在美國，除非是嚴重的醫療錯誤，醫護人員以超乎醫療常規的作法進行醫療行為並造成疏失，才會被刑事起訴，否則，醫療糾紛皆以民事起訴。最明顯的案例即是麥可案，麥可的醫師是因為以不合常理的麻醉藥給予麥可造成死亡而被起訴。因此，美國在1809年至1981年間只有15個以刑事起訴的醫療糾紛，而後的20年也只有20件案例，最後只有5位醫師被判刑。而日本在1974年至2003年的26年間也僅100位醫師被起訴，88位被判刑。但台灣在21世紀的前四年就有15件醫師刑事訴訟被確定的案件，這些案件又多集中在四大科和急診、麻醉等高風險的重症科。更可怕的是，在2000年到2007年間，全台僅有的74位心臟外科醫師中，有6位被起訴，其中四位還是主任級以上的醫師(註1)。由此可見，在法界以嚴苛的標準對待醫療界的狀況下，造就了台灣醫師高犯罪率。這樣的高標準，也達到了嚇阻的效果：四大科、急診等重症科全都招不到住院醫師，更甚者，連台大醫院的急診部開30萬月薪都招不到醫師。法官，的確由此改善了台灣醫師的犯罪率：因為，沒醫師了，自然不會有醫師犯罪。
因此，在這邊，要呼籲法界將非嚴重疏失的醫療糾紛去刑化，回歸民事糾紛即可。這才是保住台灣醫護界的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