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律政司透過民事訴訟，向高等法院作出單方面申請而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被告在網上煽動暴力。誰是被告呢？很特別，沒有點名，總之凡是「非法及有意」在網上煽動暴力的都是被告。
有人稱這個禁制令為網禁令，也有人說這是走後門的緊急法。其實這個禁制令所禁的，並不新鮮，在刑事法底下，煽動他人作出暴力行為，從來都是罪行，叫教唆罪，最高刑罰跟所煽動的暴力行為一樣。舉例，我在網上號召大眾放火燒某某建築物的話，有沒有法庭的禁制令也好，我也犯法了，差人可以馬上拉我，如果縱火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的話，我也同樣面臨終身監禁。
問題是，既然網上煽動暴力本身就是犯法，律政司為甚麼還要走去法庭申請禁制令？類似的做法不是第一次了。2014年佔中，阻街本身就犯法了，差人大條道理清場拉人，不需要甚麼禁制令，但親政府的團體還是走去法庭申請禁制令，再找法庭執達主任在差人的協助下執行禁制令，結果有學生領袖不是因為阻街而被拉，而是因為抗拒法庭執達主任而以藐視法庭罪名坐監了。
為甚麼差人明明可以自己做的事，卻要拉法庭落水？是不是政府想把自己一手搞出來的政治問題推給司法機關？佔中禁制令批出以後，記者就問退休首席法官李國能，那算不算「擺法庭上枱」，李官叫記者問時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大家可想而知。案例清楚的說明，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則民事禁制令不應該用來達成刑事執法目的，但近幾個星期，機管局、港鐵、警察員佐級協會跟律政司分別以類似的方式，單方面取得臨時禁制令，分別禁止滋擾機場、港鐵站、紀律部隊宿舍以及起底等，次數之頻繁有如家常便飯。有甚麼特殊理由才可以？好像港鐵一案中，法官認為阻礙車門關閉之類的行為，雖說技術上本來就犯法，但罰則輕，可能只是罰錢，阻嚇力不足，因此須以藐視法庭的罪名來加強罰則。但煽動他人作出暴力行為，最高刑罰跟暴力行為本身一樣，為甚麼還要民事禁制令？
還有，律政司等申請人往往是單方面向法庭申請，意思即是申請之時，被告人就算想出庭抗辯也好，根本沒有機會，要禁制令發出了，才有機會申辯。這種單方面申請通常只有在緊急而且機密的情況下才可以用，例如，你要買貨，付了錢，賣家卻準備把你的錢匯出境，夾帶私逃，這樣就大條道理以單方面申請來突擊凍結他的戶口，但好像近期的滋擾行為，已經公開進行幾個月了，我不理解有甚麼緊急或者機密的需要，非突擊不可，尤甚這樣做會令公眾誤以為法庭偏幫政府，次次都「特快批核」。
更令我擔心的是，這類案件，九成沒有被告走出來申辯。畢竟，被告被命名為「非法及有意」做若干事情的人，你走去法庭抗辯，不就是自認你「非法及有意」？ 這種命名被告的方法，有未審先判的意味，近年本地常用，英國卻很少見。就算不這樣命名也好，這種不點名的案件，大多沒有人走出來認投了，於是法庭只能聽到申請人的一面之詞，沒有機會聽到反對意見。
法庭頒發禁制令這權力，法律上屬於「衡平法」，即是說，不是奉旨要給你的，法庭有酌情權，還要看申請人本身的行為，如果你其身不正，大可不給你禁制令。舉例，我不出糧給我的員工，而且還找人恐嚇他們不要報勞工處的話，就算他們走上我家滋擾也好，我去法庭申請禁制令不讓他們接近我家，我好可能不會成功。理由是，員工的滋擾行為雖然為法律所不許，但我本身也不是好貨色，因此法庭不會為了我而行使酌情權。這就是法律所說的 "The one who seeks equity must come to Court with clean hands"。
好像起底吧，起差人底以作滋擾，不論民事刑事法都可能不許，但差人有沒有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有沒有跟法庭說，差人把號碼委任證通通收起，自己打人不肯刑事調查，只交給投訴科9成石沉大海的自己查自己，某些示威者好可能是因此才沉不住氣而訴諸起底？這樣的話，差人還算不算clean hands？ 尤其律政司以單方面申請，法律上有「完全及坦誠」的責任向法庭交代一切，包括對自己不利的論據。在沒有答辯人的情況下，法庭怎樣確保聽到反對聲音？是不是可以委任「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 的獨立大狀律師去作出中立的陳詞，以示公道？
香港大眾對警隊以至政府都沒有信心了，相對來說，對司法還算是信任的，因此大眾才要求由法官展開獨立調查。但這種信任得來不易，在政府選擇式執法下，大眾很容易誤以為三權合作。因此，無論最終批還是不批禁制令，我以為法庭大可做多一點，令大眾確信法庭已經盡最大努力去審視政府的申請，絕無偏幫，正所謂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seen to be done，在這個局勢下，不怕做得太多只怕做得不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