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基因體、蛋白體以及人類疾病的研究都有些許成果，唯獨在藥物發展與技術創新上不見重大進展。中研院成立基因體研究中心，由此發展希望能有所突破。院長李遠哲並延攬翁啟惠回國擔任中心主任，不僅因為他的學術地位，更看中他具有發展藥物的經驗。《科學人》特此造訪翁啟惠主任，請他暢談對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的觀察，以下為訪談摘要：
問：您在美國與健康食品公司Pharmanex總裁張念慈合作，在加州聖地牙哥創立生技公司浩鼎科技（Optimer）。根據您的經驗與觀察，您覺得在台灣要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擁有的機會是什麼？
答：台灣的生技發展20多年，一直沒有真的起來。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剛開始走的是製造業，在電子半導體與顯示器上都很好。但是生技產業靠的是發明與創新，所以我們不能以發展IC的方式來發展生技產業。全球8000多億美元的生技產值，有一半是藥物；台灣生技產值不到40億美元，雖然也有一半是藥，但都是學名藥和中草藥，生技製藥總產值只佔全世界約0.4%。嚴格來說，台灣現在是沒有生技產業的。
開發新藥要有人才、有法規、有好的環境，以及有長久的資金支撐。現在很多資金看的是兩、三年能否回收，電子業就是這樣。如果要這樣看生技產業，短期內什麼投資能夠回收呢？健康食品很容易回收，因此生技公司就把健康食品和藥混在一起，說短期發展健康食品、長期發展藥物。但是藥物和健康食品的市場不同，法規也不同，因此招募的人才和發展的方向也不同。健康食品需要很強的行銷團隊，但發展藥物需要的是很強的研發團隊，以及進行人體實驗的團隊，但現在的生技公司缺乏這樣的人才。健康食品一般只能在台灣賣，市場很小。因此台灣生技製藥產業要從佔有率的0.4%向上發展，需要有新的突破。我認為新藥開發的短期策略，是引進正在進行臨床測試的新藥。
問：開發新藥時，東西方人體質不同，是否會影響到藥物的研發策略？
答：這可以當做短期事業，因為在亞洲的競爭比較少。東、西方人的差異，可以用基因體的技術區分開來。像是肺癌的用藥IRESSA，是針對EGF（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美國人只有10~15%有這種EGF受體的變異，而東方人有60%，現在肺癌在東方的第一線用藥就是IRESSA。像這種藥物在東方的市場就比較大。而我們原來就對東方人有這種了解，因此特別適合研發東方人的藥物。
問：藥物上市時間長久、投資金額大，回收慢，通常需要5~10年。目前台灣投資意願低，對於生技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答：情況是這樣沒錯，但是生技產業回收也多。發展新藥時，開始的研發投資比較少，進入到臨床試驗時，投資則會持續增加，但是隨著這個進程，藥物的價值會隨著增加，新的工具與技術也會跟著發展出來，成為周邊產業。從商業的角度看，這些不一定全部自己負擔。發展中的藥物、工具，可以和其他人合作，或是把這個藥物、工具賣給其他公司，或者是授權給其他的公司發展。新藥的發展通常不是一個公司在負擔，不是由一個公司從頭走到尾，其中都會有很多公司參與。像是Tanox公司的張子文發展的免疫藥物Xolair，後來就是與諾華大藥廠一起合作，最後雖然他只分得利潤的10%，但總是比沒有好。（請參閱：2005年9月號〈從抗體到藥物──專訪張子文教授〉）台灣要改變的就是這一點，看看你是要0的100%，或是要100的10%？都要拿100%，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其實10%很多了，一個每年產值100億美元的藥物，10%就有10億美元，換算成新台幣有300多億元，而這只是一種藥物而已。
問：如果要扶植國內的生技產業，是否一定要和其他國際大公司合作，或是專門集中在研發上？
答：國內也有藥廠，只是沒有研發新藥的能力。美國的藥廠有研發的能力，因此可以接手學術界的發現，然後進入新藥研發的工作。台灣的學術界基礎研究做得很好，但是藥廠無法接手進行動物試驗和各期的人體試驗。我們基因體研究中心的育成中心就是要補強這個缺口，希望將重要的發明繼續往下發展，並協助成立具有研發能力的生技製藥及精密儀器公司。將來我們育成中心裡的公司如果真的成為藥廠，就有研發能力。有很多發明都是來自小公司或是學校，然後賣給大公司。例如，默克公司（Merck & Co.），據說他們有98%的藥都是來自學校。藥廠需要的只是將發明變成產品的能力，這一點，在台灣需要加強，我們缺的是臨床前和第一期試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