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因為和我父親與祖父不同，我不會說廣東話——也因為我的姓是「福特」，這個姓會讓人混淆，它是我曾祖父鄭明（Min Chung）在一八六五年來到美國闖天下時幾近隨意挑選的姓。會有這種感覺，也因為我從沒有去過中國。我和中國最接近的就是此刻你手上拿的這本書了。而我希望能改善這個情況——而且很快。
但是在成長過程中，這卻絕對錯不了。在我所有的全班相片裡，那個外來種族長相的小孩就是我。我永遠是有些微的不一樣。小學時候，我記得白人同學會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們過不過聖誕節？」當然過，不過我們也會在中國新年去我祖父母家，吃年糕。你們不是嗎？我以為每個人都是這樣哩。
回想起來，我是在相當傳統的華裔美國家庭長大。我們米飯吃得比馬鈴薯多，在銀餐具旁邊擺放筷子。東方雕像裝飾我們的客廳——彌勒佛、蓮花佛、接引佛，我們全都有，雖然我們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許許多多的中國圖片、月曆、亞洲地圖和櫻桃木雕家具，形成我父母家中七○年代的裝飾風味。
彷彿要符合每個美國人對於華裔美國人謀生方式的刻板印象似的，我父親開了一家中國餐廳，副業是教人國術。如果你曾經去過一間「道地的」美國的中國餐館，也就是廚師和洗碗工全是香港人、唯一會說洋涇濱式英語的人是櫃台收銀員、而小孩子在裡面跑來跑去，像是住在那裡一樣——那就是我，而那就是我的童年。
年紀還小的時候，當大多數美國小孩對球芽甘藍皺眉頭的時候，我已經在吃鳳爪、海蜇皮、海參和我最喜歡的零食——魷魚乾。周末我會和家人到西雅圖的中國城飲茶，而不是一輩子就那麼一次隨著學校戶外教學去到那裡。
身為作家，許多年來我都用非亞洲人的角色編撰故事——這些故事沒有一個出版過。我想要寫受人歡迎的東西，而不是和我個人關係密切的。而我失敗得很慘。但是我仍然故意迴避中國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不認為會有任何人想要看，但是主要原因是，我對於自己夠不夠中國到可以述說這些故事並沒有把握。我尚未找到我的聲音。我尚未找到我的認同身分，我不知道我是誰。
後來我父親過世了。每件事情都變了。我也變了。
父親幼時家境貧困，生長在一個嚴格的中國家庭，他是獨子，所以我的成長階段並沒有中國的姑姑、伯叔和堂兄弟姊妹在旁邊。當他辭世之後（在我祖父母相繼過世之後），我感覺自己遠離了中國傳承——只剩下文化的空洞，和我的姓，福特。
於是我開始探索我父親的童年故事。
這些故事當中，有一個是關於他曾被迫配戴一個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胸章是在珍珠港轟炸事件後不久家人給他的。他告訴我白人小孩會拿石頭丟他，罵他是「日本鬼子」；還告訴我說他跟別人打了數不清的架。而胸章是一種自衛的形式。
他還說過他就讀一所人種複雜的學校，有白人小孩、菲律賓小孩、韓國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然後有一天他到學校上課，卻有半數的桌子都空了。那些日本小孩都被送到拘留營裡。他再也沒有看過他們任何一個人。
父親的這個故事就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他成長的時代，日裔美國小孩和華裔美國小孩一起上學一起玩耍，而他們那些舊世界的父母親充其量是困惑的旁觀，最糟的則嚴加禁止。他的成長過程伴隨著中國和日本在舊世界戰爭的迴響，而他的城市裡大多數的白人卻認為「反正他們也長得很像」。
他的經驗，加上我自己對於種族認同的不安全感以及迷惑——也就是一隻腳穩穩立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中，有時候別人還要你去選邊站的種種感覺——是促使我寫出《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原因。這是一個根據事實寫出的杜撰故事。這是一個處於個人衝突間的家庭故事。是一個中國男孩長成「美國人」的故事。
和我父親不同，我沒有胸章可以提醒自己和別人「我是中國人」。沒關係，現在我不需要了，我知道我是誰。
* 他也會喜歡我的婚禮。和他一樣，我娶了一個白種女孩，不過我們是在○八年八月八日下午八點○八分結婚。我猜我終究還是中國人吧。
一八八○年代，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流離失所。日本移民趁機進駐，搶走華人的工作機會，從此埋下日華僑民間的仇恨。西雅圖的中國城和日本城（Nihonmachi）只有幾街之遙，卻有如壁壘分明的兩個國家。及至日軍侵華，二次大戰爆發，雙方更是水火不容。
身份和族群認同的問題，於是精彩好看了起來。面對父親，亨利不能忘記中國的本，卻又被迫上美國學校、說美國話；面對惠子，他要背負的是父親耳提面命的中日仇恨；面對白人，他被一視同仁當成日本鬼，還得不斷指著衣服上的胸章「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這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架構，可是福特的企圖不止於此，他還加入了街頭黑人爵士樂手薛爾頓（Sheldon），用他和中國小男孩的跨種族友情，帶出西雅圖在爵士樂史上曾經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黑人面對白人主流社會的無奈和無力。
《悲喜邊緣的旅館》的故事從一九八六年說起，亨利已經五十六歲，妻子半年前因癌症去世，身心俱疲的他走過封閉半個世紀的巴拿馬旅館，正巧遇上新任經營者的記者會。旅館業主拿出一把日本陽傘，說他們在旅館地下室發現大批日僑遺留下來的東西。當年日裔人士被迫遷徙，倉皇中便把許多衣物、照片和文件寄放於此。誰知世事難料，戰後多數日僑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傷心地，位於日本城和外界交口的巴拿馬旅館於是塵封多年，變成一個保存歷史記憶的時空膠囊。
講了這麼多，都是關於歷史記憶、戰火傷痕、身份認同和族群衝突，看似沉重無比，然而這正是《悲喜邊緣的旅館》最高明之處：我們完全可以拋去歷史包袱和文化議題，單純享受故事的本質。這是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一個兩小無猜的純愛故事，一個相隔三代的父子故事，一個勇於追尋夢想的故事。
福特的筆觸輕盈而優雅，沒有絲毫矯作，也不是憤怒的吶喊。小說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皆是普世共感的人類經驗，無論種族和國籍，都能心領神會。或許因為福特生長在美國，又有白人母親，少了幾分僑民的直接苦痛，對惠子的日本家庭和那消失在大遷徙中的日本城，又多了幾分浪漫想像。可是誰說談族群問題必得頭破血流？講種族和解為什麼不可以溫婉？
今年一月，《悲喜邊緣的旅館》在美國上市，獲得書店通路和讀者的一致喜愛，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精裝版再版不斷，印量堂堂突破十萬大關。這段埋藏在幽暗過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透過虛構的小說演繹而重見天日，也讓無數美國讀者正視亞裔種族受迫害的不公不義。
半年後的現在，這個故事翻譯成中文、來到台灣，在這塊中國傳統文化、日本殖民記憶和美國文化霸權糾纏不清的土地上，應該更能與讀者產生共鳴。或許，我們都曾是困惑的李亨利，都曾在族群和文化認同的路途上感到徬徨。在閱讀過程中與主角心心相印的時刻，但願我們也都能記得那些四海皆準的人類情感，也希望族群衝突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許多事件，尤其是與日裔美國人的拘留相關的，卻如所描述的真正發生過。身為一個作者，我只盡力重建這塊歷史風景，而不評斷當時人物的居心是善是惡。我的目的不是要創作一齣道德劇，讓我的聲音在舞台上發出最大音量，而是讓真相忠實呈現，交由讀者的正義感去決定是非。而雖然我十分努力要忠於這些事實，但是若有任何歷史或地理上的錯誤，責任絕對都在我身上。
因為許多人問起，我在這裡回答：是的，「巴拿馬飯店」是個真實的地方。是的，三十七個日本家庭的物品確實放在那?，大多數是放在佈滿灰塵而陰暗的地下室裡。如果你要去那?看看，務必到茶館坐坐，許多物品就展示在那?。我強力推薦那裡的荔枝茶——絕不會讓人失望的。
「巴德爵士唱片行」也在那?。就在街上，在西雅圖的「先鋒廣場」中心。你很容易漏掉它，但是它卻很難忘。我有一次進去拍些宣傳照片，店主只問我，「這是要做好事還是要做壞事？」我說，「好事。」當然。「對我來說就夠好了。」是他的溫和回答。
不過，如果你到這兩個地方去找一張失傳已久的奧斯卡．荷頓唱片，你可能沒有什麼好運氣。雖然奧斯卡的確是西北岸爵士界大師之一，但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出過一張黑膠唱片。
但是，你永遠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