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施永青無為而治(2)》提到，老子反對有為的政治，主張無為無事的政治，是對當時政治的反動，他講「無為」自有其背景和用意，「無為」是出於「有為」的歷史感而發。老子並不反對順應自然、以利民為主的清明政治，「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與「無不為」並列，老子其實渴望統治者真正的有為。可以說，老子是無為其外，有為其中。
施先生口口聲聲說犧牲了老闆(上級)的小有為，便可促成員工(下級)的大有為，看上去似乎亦是有為的擁抱者，但由於他的「無為而治」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疏漏，很容易催生整體的無為。可以說，施先生是有為其外，無為其中。
施先生說自己的想法和老子的十分相近，我看相同的祇是大家都披上「無為而治」的外衣而已，內裏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施先生是打起「無為而治」的紅旗反老子「無為而治」紅旗。
人們很容易犯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就是當他們認同一個企業的成功(果)，而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及他的高層助手不斷揚言成功歸功於某個原因(因)，人們就接受這個因果關係：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企業成功。以中原為例，中原的成功有目共睹，施先生及不少中原高層管理過往不斷強調「無為而治」是中原獨有的、優良的公司文化，許多人於是全盤接受這樣一個論斷：因為施先生的「無為而治」，所以中原成功(或更成功)。情況其實可以完全不是這樣的，可以是盡管有「無為而治」這個弱點，但因為‥‥‥‥，中原最終還是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可以因為施先生講一套做一套，他其實沒有無為而治，所有重要權柄他還是牢牢握在手中，並發揮了關鍵的領導作用；可以因為縱使施先生為劉邦，但他的文臣武將盡皆為張良、蕭何及韓信之輩，能耐過人；可以因為對手太弱，不能乘中原之弊；可以因為施先生在中原承接的祖蔭太豐厚，做甚麼都事半功倍‥‥‥‥不一而足。
為甚麼會產生這樣一個邏輯錯誤？很簡單，施先生及有關的中原高層管理所言未必符合事實也(他們之所以這樣言，可以是認知錯誤，亦可以是別有動機，意欲抹殺前人功勞，將功勞、榮耀全歸施先生。孰真孰假，這裡不推測評論了)，前提錯了，結論自然未必對。
高明的理論，才可更好地指導實踐，最終催生高明的實踐；高明的實踐，才可更好地豐富理論，最終促成高明的理論。準此，理論上的貧乏，最終一定導致實踐上的無能，「無為而治」的主流觀點在理論上既然乏善足陳，實踐能取得可觀成就的機會不免幾近於零。中原的成功，必不自「無為而治」始，而是另有因由！甚麼因由？我且提施先生是在甚麼基礎下推行他的無為而治的，其他的我在這裡不贅，留待其他有心人去研究及評論。
我於1978年與施先生共同創立中原地產，由半張寫字枱及一部共用電話做起，至86年中原已可與久居華資地產代理一哥地位的美聯並駕齊驅，翌年(87年)更超越美聯成為華資地產代理的龍頭大哥；到1992年初我離開中原時，中原這個地產代理界冠軍無論在公司規模和業績方面，都遠在亞軍美聯之上(約為它的1.5倍)，論公司聲譽之卓著，架構及規章制度之完備，人才之鼎盛(中原現時的最高層當權派及當時的，幾乎是同一班底)及營銷部隊之精銳，中原當時都一時無兩，我離開時亦沒有帶走一兵一卒，整間公司完整無缺。施先生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他對中原的管治的。
施先生在《無為勝有為》一文道：「中原地產由我與一位我的中學同學(王文彥)一起創立。開始的十多年，基本上以我同學的方式去管治，我祇在旁協助；最近十年，才以我的理念為主導。事實證明，我以無為的方式來經營，公司一樣可以快速成長，業績增長數以倍計。」施先生的說法，無形中承認︰在打江山的十餘年，中原以我的管治方式為主導，並取得成功；在上述的基礎下，施先生接掌大權並於其後的十年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去經營中原。
施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膊(我、施先生和中原創業階段無數作出不同貢獻的員工所共同建立的成功基礎)上，他縱使望得更遠，何可沾沾自喜？
中原現時的成功，原因複雜，豈可簡單歸功於施先生的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