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一生，猶如一部民國史的縮影。但是因為種種政治原因，父親的歷史在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一直未能得到公平的評價，這也就是促使我親自提筆撰寫父親傳記的原由。但歷史並非我的專業，替父親寫傳的那幾年，我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寫得相當辛苦，需要補讀大量史料，民國史太過複雜，我如同闖入時光隧道，進到一道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前前後後，在裡面步履蹣跚行走了十幾年，才完成《父親與民國》那一套書。
這套書二○一二年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引起相當大的注意，尤其在中國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運作了一年多，審查才通過，因為書裡有不少民國史的敘述是大陸史學界前所未有，或者觀點相左的。尤其裡面有五百餘幅照片，從未在大陸亮相過，其中有關北伐抗日的圖像，頗有歷史價值。自二○一二年起，兩年間，我在大陸應各處的邀請，開始我「八千里路」巡迴演講的旅途，大江南北，從西到東，從北京開始，坐高鐵、乘飛機，走訪了十二個大城，因為這些城市，與父親當年戎馬生涯，息息相關，我的旅程也等於在追尋父親當年歷史的足跡。
我的演講，大部分是在大學講給大學生聽，北京──人民大學，南京──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華中農業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西安──西北大學，瀋陽──東北大學，長春──吉林大學，但也有一些公開演講，在圖書館及書店，對象是一般市民。那幾年，大陸的政治氛圍比較寬鬆，大陸人民對民國史的興趣與好奇心濃厚，我在各處演講總有數百上千的聽眾，他們聽得專注而認真。
那兩年，我在中國大陸十二個城市巡迴演講，追敘父親在大陸時期的英雄事跡，但也不諱言他在台灣困蹇的日子。講到民國的光榮歷史：北伐完成，抗戰勝利，一時不禁激昂慷慨，不能自已，忘掉今夕何夕，身在何處，忘掉大陸的禁忌，他們的規矩。我在重慶講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重慶一夜通宵，爆竹聲響澈全城，廣播員宣布日本投降，語調哽咽──我突然覺得自己的聲音也有點顫抖起來，我記得那晚我和家人正在園中吃西瓜，「劍外忽傳收薊北」，全家人都歡呼跳躍起來。重慶的聽眾，他們也記得那個日子，跟我起了共鳴。長期以來，民國史在大陸，或被掩蓋，或被扭曲，我趁著《父親與民國》出版巡迴演講，把我所知有限的一點民國史，聲嘶力竭拚命向大陸聽眾傾訴：父親的起、父親的落，民國的興、民國的衰，其實無論民國興衰，對大陸聽眾而言，都已經是「前朝史」了。我覺得自己有點像《桃花扇》最後一折〈餘韻〉裡的蘇崑生回到金陵，眼見昔日故都，一片斷井頹垣，禁不住「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父親一向喜怒不形於色，是個涵養極深的人。可是每論及四平一役，扼腕頓足，激憤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父親對此役功虧一匱，抱憾之深。因此，我在撰寫父親傳記之時，寫到這一章，特別慎重，我查遍有關資料，令人意外的是，影響國共內戰如此關鍵的一役，中外史料記載竟如此缺乏。
台灣方面，除了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有過痛切檢討，承認那次停戰令，影響東北戰爭，甚至國共內戰。此外，沒有人對此役做過全面深刻檢討。中國時報前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在「四平街會戰」時，擔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親身參與此役，他對我也有數次論及四平一役，遺憾憤慨之情，與父親同出一轍。他病重時，我還去做了一次錄音訪問。可見當時國軍高層人士對四平街一役的得失，都有相同的看法，只是礙著停戰令是蔣中正自己所犯的錯誤，不便公開評論。
大陸方面，林彪本來就是一個敏感話題，第一次四平之役，林彪吃了敗仗，更加變成禁忌了，只有解放軍一九八九出版張正隆著述的《雪紅雪白》對「四平之役」有詳細記述，但此書馬上被禁。我在有限的資料盡我所能寫下了這篇長達近五萬字的長文，把一九四六夏天，那場關係國共成敗的戰役，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描述清楚。國民政府失去大陸已有七十年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應該尋找出來。我一直希望史學界能多關注這場關係國共內戰勝敗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