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電影節（TIFF）被冠以「Oscar Buzz」的封號，源於地域和時間的雙重便利。老牌三大電影節坎城，威尼斯和柏林均座標歐洲。對於北美電影發行商來說，一湖之隔的多倫多省去不少舟車勞頓，也更利於在奧斯卡門前造勢。藝術電影第一殿堂的坎城在5月開幕，片商多少擔心預熱太早，年中的風光無限到年尾消耗殆盡。柏林電影節原本定在6月，迫於坎城的壓力改到了貼著奧斯卡的二月初，全世界的鎂光燈都架好對著身後二月中的奧斯卡，十分尷尬。
威尼斯與多倫多電影節幾乎完全同步在九月前兩周。經常能看到重量級作品，艱難選擇去二者中哪一個的報導。近幾年多倫多電影節的風生水起，搶去了威尼斯不少風頭。2012年《大師》的導演在威尼斯獲得兩個獎項後沒有領獎，連夜趕赴多倫多參加北美首映的新聞，令威尼斯好不失落。對於「衝奧」種子來說，五個月時間剛好夠從風頭無兩的首映，話題延續一整個頒獎季到學院宣佈最後結果。多倫多實在是個亮相好選擇。
TIFF 真的是奧斯卡風向標嗎？這個稱號還是留給金球吧。
第一部從多倫多走出的奧斯卡最佳電影是1999年的電影《美麗有罪》（American Beauty）。當年拿到TIFF大獎「人民選擇獎」後，以黑馬姿態拿下同年學院大獎。作為一部諷刺美國中產階級的黑色喜劇，學院選它令媒體大呼意外。但在沒有競賽單元，只有觀眾和媒體人票選的多倫多電影節並不奇怪。隨後的2000年，TIFF的人民選擇獎花落《臥虎藏龍》，而該片拿下了當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也是第一部華語最佳奧斯卡外語片。此後便開始有了TIFF是奧斯卡風向標的說法。
但直到2009年丹尼保爾的《一百萬零一夜》（Slumdog Millionaire），TIFF與奧斯卡的口味都沒能統一。縱觀40屆多倫多電影節最佳片單，僅有4部得到了學院大獎，5部拿到最佳外語片，這個概率對於預測奧斯卡還是談不上的。作為荷里活一牆之隔的鄰居，TIFF一直保持與其良好的合作關係，發展壯大自己。但也一直避免只淪為奧斯卡的話題之一。畢竟TIFF的血脈裡流淌的，是1976年創立伊始三個合夥人Bill Marshall、Henk Van der Kolk 和Dusty Cohl定下的信條，兼併包容，做電影節的電影節。
電影節的面子是紅毯和明星，獎項角逐；裡子是電影交易，談買賣交朋友。衡量面子實力的最直觀資料是全球首映，北美首映的比例。從2000年開始，這個比例在TIFF是穩定增長的。近幾年的衝奧重量級作品中，《Argo 救參任務》（Argo）、《雲圖》、《黑天鵝》、《失戀自作業》（Silver Linings Playbook）等等都選擇多倫多作為全球首映地。除去奧斯卡種子，更多的荷里活獨立製作Studio也都傾向於選擇TIFF首映，相比於歐洲電影節的高門檻，TIFF多元相容的選片標準和十幾個單元的參片數量對獨立電影人來說是發聲良機。官方雖然不會公佈電影節期間的成交量，但TIFF無可爭議是公認的北美最大電影節交易平台。2015年參與TIFF的電影從業者是人數5400人，媒體工作者1200人，《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直接在文章裡點名多倫多電影節是影響力僅次於坎城的電影活動。這片土地毫無疑問成為了片商們的Marketing Machine。
多倫多總人口500萬，2015年TIFF期間的觀影人次是473,000 人，相當於每十個人就有1個來TIFF看來電影。電影節閉幕典禮上，主席Piers Handling表示多倫多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影迷，因為他們的眼光開明和心思慷慨。沒有正式競賽單元的TIFF，只設置了每個單元的人民選擇獎，在每場觀影結束後由志願者收集每位觀眾和媒體人的打分。這也造就了多倫多影迷的專業品味和觀影熱情。去年在坎城先聲奪人的《單身動物園》來做北美首映，售票在第一輪VIP選票時便告罄。上映當日，排隊入場的觀眾整整Z字蜿蜒了5條街道。多倫多人封路看電影，也封路拍電影。由於政府對電影產業的大力支持，和多倫多電影從業人員眾多，荷里活大片越來越傾向於來多倫多取景。算一筆普通的成本賬，製片人們可以在多倫多當地取景，集結好全部設備人員，只用幫幾個主演們買好機票，落地即拍攝，省去了大筆場地和人工差價。筆者座標多倫多，常見封街拍戲。街名不知覺就變成了紐約或者柏林，飛機殘骸散落，奇裝異服的群眾演員走過。加拿大人的友好很大程度地幫助提升了電影產業的繁榮。你很難想像動輒地封鎖華爾街或者陸家嘴來拍戲，多倫多人卻習以為常，面對交通要道前Street Blocked的警示牌輕鬆聳肩，「前面又在拍電影了」。
不過分商業，不過分藝術，不過分荷里活，不過分本土。多倫多電影節的驕傲在於多單元多專案多類型，上映來自更多國家，更多電影人的作品，讓更多的觀眾和從業人員參與其中。狂歡背後，這裡絕不僅僅是奧斯卡前哨，而是完成一個電影節最樸實的使命——傳播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