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約10點鍾，日本關東軍終於下手了。他們炸毀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滿鐵路，反誣中國士兵所為乘機炮擊北大營，繼而攻陷了奉天城。
而此時的大伯父張學良正在北京療養寒病，後來有媒體有的說當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跳舞，還有的說他正在睡覺，由於在養傷病故侍從沒有叫醒他，而到第二天早上纔告訴他這一消息。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一接到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消息，大伯父便召集了緊集會議，並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了請示電，蔣介石的回電是：為了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必須堅持『不抵抗原則』，因此，大伯父指示他的部隊自始至終沒有抵抗。
當時在東北的東北軍有15萬之多，而日本關東軍不到一萬餘人，關東軍竟能在一夜之間佔領奉天，四個多月佔領東北三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怪事』，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東北軍接到了『不抵抗』的政策。由此大伯父也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罪名，受到各方面的譴責，由此也結下了他與蔣介石政治上的不一致，而導至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1933年3月8日，大伯父在國內輿論的重壓之下，決定辭去他身上的數職。3月11日正式把國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的職務移交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在辭職的同一天發表的通電中，他說『在東北保持中國的主權是我已故的父親和我的共同奮斗目標，我父親已為此事而獻身，為了實現我已故父親的遺囑，自從我擔任公職以來，就一直為鞏固中央政府，實現國家統一而竭盡全力。我始終如一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在我已選定的道路上從未動搖過，正是由於考慮到這些目標，我纔不顧日本的公共威脅，昇起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進國民黨在東北的活動，並且最終於1930年秋帶兵入關支持全國的統一大業。我一直堅定地相信，若要抗擊外來侵略就必須有一個強有力而正確的中央政府。當1931年九？一八危機爆發時，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府上，我相信向國際聯盟呼吁能夠得到公正的裁決，當日本侵略熱河時，我得到命令保衛這個省，於是迅速派我的部隊與敵人交戰，戰事爆發以來，將士們始終忠實地履行著他們的職責，不論結果如何，我的數萬名部下終歸為國作出了最後的犧牲。
最近與蔣介石委員長會晤之後，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時辭職是鞏固中央政府，履行對黨和國家的責任所選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經最後決定辭職，以謝國人。
然而在這時候辭職，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掛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來，他們一直為我供職，盡管他們來自東北，但他們並不亞於國家其它部隊的士兵。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1930年入關支持過國民政府。由於東北失陷，他們絕大部分已變得無家可歸。我相信中央政府能體諒他們經歷的苦難與困窘，給予他們適當的幫助和指導，在此，我還冒昧地懇請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長官給予他們幫助和接濟。
大伯父慷慨無私地把一切過失都自己承擔下來，這種東北人的俠義，導致了他悲劇的一生。
不久，也就是4月11日，他攜夫人於鳳至、趙一獲及子女張閭英等乘意大利『康脫羅素伯爵』號郵輪由上海前往意大利。大爺在歐洲旅行了6個月時間，於1934年1月8日回到了上海，此時他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了健康，並立志乾出一番事業來，可是蔣介石卻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令他的部隊開赴陝西。
由於在陝西剿共，大伯父有機會與共產黨方面接觸，1936年4月9日，大伯父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裡與周恩來見面了。會談大約持續了3個小時，二人在抗日與救國的問題上達到了高度統一。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大伯父要求做他的工作，爭取他一同抗日，因他必竟是中國的最高統帥，周恩來也表示，只要蔣願抗日，共產黨願意在他領導下，摒棄前嫌，一致對外。10月在洛陽大爺面見蔣介石，向他提出了建立統一的抗戰計劃，但蔣先生斷然否絕了他的請求，堅持要先把國內的共產黨消滅後，再談抗日的問題，這樣勸諫蔣先生的努力失敗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7日，大伯父與蔣介石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長談，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兩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辯，蔣介石勃然大努，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變圍剿共產黨的計劃。至此，大伯父與蔣介石的矛盾已經完全公開化。
1936年12月10日，蔣介石及其隨行人員與西北軍將領們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在會上，蔣決定撤換張學良的現任職務，把他連同東北軍調往福建。此期東北軍還偵察到蔣要預謀在一星期內可能要發動突然襲擊，逮捕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的可疑軍官，其中包括楊虎城和張學良。至此，大伯父覺察危險已經迫的，他與楊虎城商量，決定先發制人。
12月12日，午夜時分，大伯父張學良主持了東北軍高級會議，在會上他宣布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決定，於會者一致通過了這一決定。
12日凌晨5時30分，孫銘九率警衛營及二百名東北軍士兵分乘四輛車，抵達蔣介石住地華清池，經一場短兵相接的戰斗，到上午9時在山夾縫裡把蔣介石捉住。
俘獲蔣介石以後，大伯父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就聯名向全國發出通電，即著名的八大綱領：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
應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且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自上海愛國冤獄暴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發指。
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競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民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
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事變』的發生，不僅震動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國民眾目瞪口呆。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由於過度的精神緊張，大伯父幾乎是橕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潰的邊緣，並且擔心家人的安全。
12月25日下午，大伯父找到楊虎城，對他說打算送蔣回京，楊當時力勸不要親自送蔣，但大伯父表示決心已定，為表明心跡，他把一份事先擬好的手令交給了楊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間，東北軍聽命於楊虎城指揮，然後就匆忙地隨同蔣飛走了，送行的只有楊虎城將軍。
此時，一場驚心動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大伯父的命運也由此發生了巨變，軟囚的生活一過就是幾十年。而他對自己的舉動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在他歷盡波折後的1990年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談起『西安事變』這段歷史時，他還說：『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裡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大伯父的一片愛國的赤子之心。
由於大爺經歷的變故，從此，張家的人的命運也隨著大伯父張學良的命運變化而變化著，血脈相連的張家人一邊為大伯父的命運所擔擾，一邊也為自己的命運所懮慮，一場近一個世紀的情怨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