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29 03:18 經濟日報 安南聯合國安理會當前實施的制裁為歷來最多。1990年代最多為八起，2000年代最多為12起，如今為16起。這些總數還不包括歐盟和美國實施的制裁。若從制裁數量攀升來看，可能讓人以為，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時，制裁是很有效的工具。遺憾的是，事實絕非如此。
研究顯示，制裁的成功案例有限。日內瓦研究所的比爾斯特克估算，有效制裁的比率僅約20%。牛津大學的羅伯茲認為，除了結合其他因素的情況之外，幾乎沒有可以明確認定制裁成功的案例，例如美國和歐盟對緬甸的制裁，也許促使緬甸決定開放經濟、漸進實施政治改革，但或許緬甸更大的考量，是害怕過度依賴中國。
制裁機制的潛在問題，遠超過缺乏效益，也有證據表明制裁可能適得其反，例如遭制裁的政權，能藉控制銷售被禁商品的黑市，中飽私囊。例如海地在1993至1994年遭石油禁運期間，軍政府促成了與多明尼加之間的黑市石油貿易。
當遭制裁的國家有強烈的報復立場時，風險會提高，因為當一國制裁其他國家時，受影響的選民可能會因此轉而反對政府。美國和歐盟因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而制裁俄國時，俄國反制以禁止進口西歐國家的食品，導致布魯塞爾等地農民抗議食品價格下跌。
即便制裁無法發揮預期效益，卻還是經常實施。原因之一是，一旦採用制裁，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能藉由否決，拒絕解除制裁。因此，雖然制裁機制須定期接受評估，但只要有一個常任理事國決心維持制裁，這些評估就毫無異議。
1990年代美國支持制裁伊拉克時便是如此，當時不只嚴重影響海珊及其政權，更讓無數無辜人民受苦。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的高登估算，這項制裁額外造成67萬到88萬名兒童喪生。
平心而論，了解到制裁伊拉克所造成苦痛的國際社會，已轉向鎖定制裁目標或「更聰明」的制裁。但鎖定制裁目標的做法，是否比以前的全面制裁更有效，仍不得而知。
一如高登所言，黑市貿易仍能降低軍備和石油禁運的效益。此外，針對特定行業的制裁，也可能傷害一般平民的生計與福利，從而損及更廣泛的經濟，儘管這些後果常被忽視。
針對特定個人的制裁，例如凍結資產和旅遊禁令，比較能夠避免廣泛的附帶傷害，但無辜者仍可能被列入制裁名單。
當然，制裁確實能達到特定目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多伊爾指出，若姑息或動武等替代方案更糟，制裁便師出有名。姑息可能涉及容忍侵害人權、或只是純粹的口頭批判，而在面對一些侵犯人權的行為、及會造成更大的人身和物質傷害時，也不適合動武。
當領導人過度依賴制裁，就會出現問題。但領袖似乎常不願、或無法及時追求真正的政治溝通，反而以制裁為捷徑。
遺憾的是，整體而言，比起直接制裁，以正確手段實施制裁似乎較不具吸引力。然而，考慮到制裁造成的衝擊極具爭議，我們需要新途徑。畢竟，公共政策應以證據為依歸、而非直覺和情緒。而證據表明，為了達到目的並避免意外後果，我們在仔細調整制裁措施的同時，也需要政治溝通。
實施制裁或許感覺很好，但若真的想要做好，就必須再仔細推敲制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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