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有這樣一段：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 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 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批示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 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這是毛澤東時代殺人的一個片斷。在隨後的“三反”、“五反”、“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以及“文革”中，根據毛澤東指示殺害的中國人可謂不計其數。
毛澤東死掉後，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以前在獨裁的王國裡面殺人無所顧忌，現在國門打開了，殺人總該有所避諱了吧。然而八九年“六•四”中共對大學生的屠殺讓中 國人再一次刷新了恐怖的記憶。鄧小平在屠殺學生前有句臭名昭著的話，叫作“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這二十萬指的是為民族未來進行請願的大學生，以及支持大學生的北京各界群眾；而那二十年穩定，並不是指社會的穩定，而是中共政權的穩定。
中共第三代頭目江澤民對群眾的虐殺，並不象毛澤東那樣按比例殺人，也不象鄧小平那樣在天安門廣場上速戰速決，他採取的是將人綁架進監獄後的虐殺。這集中體現在他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殺害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虐殺，“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另一種更令人髮指的罪惡，就是將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活體摘取，販賣牟利。
從二零零六年起，已經有海內外的證人向媒體指證中共在這方面的罪行。而且加拿大的人權律師經過審慎的調查和考證，已經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明確指出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摘取是“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
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主任卡普蘭教授，三月十三日在 美國費城醫學院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術演講：“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週內完成肝移植手 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 能在三週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 人。”
卡普蘭教授對新唐人記者表示，能夠許諾在三週內替你找到一個肝，只有“按需殺人”才能做到，而中國許多家醫院，特別是軍用醫院，一度就是這樣公開招攬顧客的。在美國或澳洲等國，一般需要好幾年、甚至十來年才能等到一個器官。
這位美國的生物倫理學教授所說的“按需殺人”，印證了《九評共產黨》對中共屠殺民眾的本質的揭露。《九評共產黨》這樣說：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 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 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 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信仰危機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 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殺人是中共維系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
《九評共產黨》發表於二零零四年底。當時，關於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還沒有報導出來，所以書中也無法對這一慘絕人寰的罪惡進行揭露。今天，一位美國生物倫理學家對中共“按需殺人”的痛斥與《九評》觀點的吻合，讓世人得以更清楚地認識中共的罪惡。
毛與鄧的殺人有一共同點，都是為了所謂的政權而給人民製造恐怖，這可視其為穩定邪惡政權的需要而殺人。江澤民的殺人與其相比則更邪惡與無恥，江xx一夥對法輪功學員的屠殺完全是出於其變態的嫉妒，而且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為了將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賣出一個好價錢而根據需求進行屠殺，江xx的罪惡到了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