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3年到2004年之間，我譯完了《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等，四本千餘年前日本平安時代的著作，及一本百年前明治時代的《十三夜》短篇小說集。自覺得每次選擇翻譯的對象時，都不是輕易可以平身探得，而是得要抬起腳跟，甚至於端出椅子踩在上面，很努力才取得的。我只是小學五年以前接受過日語文教育，後來由於喜愛文好康學，而讀了中文系，又由於種種因緣際會，而促成這樣的結果。
……事隔十年的1998年，中央大學有一位博士班學生許秦蓁，為了寫學位論文《戰後臺北的上海記憶與上海經驗》，拿著那篇〈江灣路憶往〉，一步步走過我的文章裡提及的江灣路各處所、各店鋪（包括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等等標的。指出我小學一年級時，曾躲避大雨的那爿日本書商所經營「內山書店」，也是三○年代另一位臺灣人士劉吶鷗經常出入購買書籍的地方……令我意外的，是她的論文中所寫的，足跡和我先後重疊過的臺南縣柳營人「劉燦波」的筆名是「劉吶鷗」（或者應該說「劉吶鷗」的本名是「劉燦波」）。在我懵懂的童年，曾經聽過父母親有時會用臺語交談，提及「劉燦波」那位臺灣同鄉朋友的名字。……2011年，中央大學召開「璀燦波光──劉吶鷗國際研討會議」，我應邀參與，做專題演講，講題為「我所不認識的劉吶鷗」。那篇論文除了解析劉吶鷗其人的文學藝術之外，也記錄了當時在上海日租推薦界居住的臺灣人處境；我是帶著感傷心情書成的。我曾經寫過這樣的幾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