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謝貝靈頓（James Hadley Billington，現任美國會圖書館館長──譯者注）先生對我的溢美之詞。我還要敞開心扉感謝國會圖書館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為美國國會圖書館供學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基金項目──譯者注）邀請我到華盛頓來，使我能夠在這裡安靜地寫作。我堅信，我會完成在這裡的工作。我對我寫的東西至少還算滿意──如果我對自己寫的東西曾經滿意過的話。或遲或早，你們中的一些人會讀到併發現它有意思。
兩個月時光如梭，由於我是真願意用這些時間來寫作，而這也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沒能再此看到我想看到的事，這很讓人遺憾。也就是說，我必須謝絕不計其數的邀請，失去跟很多有趣的人們相見的機會。我向所有人致歉；我相信他們能夠理解我，也相信將來我們會有機會見面。
朋友們，15年前，在我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我在華盛頓曾代表我的國家接受了一份重要的禮物：捷克斯洛伐克1918年獨立宣言的原稿。直到1990年以前，這份稀有珍貴的文獻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這是我們第一個總統馬撒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的捷克文手稿。馬撒里克總統是名副其實的捷克斯洛伐克獨立事業的開創者。當他流亡美國的時候，曾與威爾遜總統親密無間地工作。起草這份文獻時，馬撒里克很可能受到過美國獨立宣言的啟發。
當代只有幾份文獻能像美國獨立宣言那樣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我只需要提及聯合國在二戰之後採納的世界人權宣言，或1985年「赫爾辛基最後文件」（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它們易於被中學的孩子們學習並謹記在心，從而潛移默化為公民意識中永久的部份和他們的價值體系。即便就此而言，這些文獻在運用樸素、清楚、意味深長的語言寫作方面也極為成功。
除了這類基礎文獻的精確與典雅，當然，還有一點至關重要：必須有人願意，如眾所聲言的那樣，為這些文獻衝鋒陷陣；即是說，必須認真對待這些宣言；必須明確具體地確立其中的一般原則；必須誠心實意地接受並切實履行宣言。
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上的一些體制或政府竭力炫耀這些文獻典章，卻公然不認真對待它。對於這種政體而言，這些宣言不過是某種正式禮儀的一層華麗外表。它唯一的目的在於掩蓋慘不忍睹的現實。它們的功用跟許多慶典、揮旗、遊行、示威或者賀詞宣言及演講的功用一樣：並非揭示真相，而是掩蓋它。
如何正確而恰當地應對這種情況？
對如此玩弄詞語、文本、宣言、憲法或法律的把戲，當然不能只在私下嘲笑或抵制。另有一種方式更危險卻更有效，也許這種方式未必普遍適用，但是已經證明大部份情況下行之有效──尤其在權力史無前例地集中、曲解詞彙影響空前的當今世界各更是如此。這種方式在於一種堅持不懈的努力：揪住那些打著宣言幌子玩弄辭藻的人，要求他們打破空洞腔調，落實承諾。由於從來沒有人從他們的說詞中揪住他們，也沒人有勇氣要求他們兌現說詞，這種做法往往引發統治者的震驚與憤怒。但那是不足為奇的。
這恰恰是我們異見者在抗拒共產主義極權者強權時期的所作所為。我們秉持國家的憲法、法律和國際條約，其中首要的是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我們開始非常嚴肅地要求政府尊重它們。不僅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是這樣做的，波蘭的團結工會、蘇聯的赫爾辛基委員會以及共產國家的其它反對群體也是這樣做的。權力集團的人們感到驚惶失措，他們很難為自己的迫害行徑辯解，因為被迫害者僅僅是要求當局尊重他們自己制訂的法律。所以，一個小小的訴諸事實的請願，就贏得了警察與軍隊。
我確信，我們必須以各種方式支持那些敢於站出來面對獨裁政權的人。他們揪住極權者說的空談不放，並引導公眾注意極權體制中司空見慣的言不符實。北韓、中國、白俄羅斯、古巴、緬甸和其它類似的國家裏，都有這類勇敢的人。我們都讚揚勇敢的昂山素姬，她堅持以民主、和平發言的方式反對暴力壓迫。古巴異議人士的傑出的努力同樣應當得到讚賞。僅舉其中一個行動為例：他們徵集了數萬簽名支持嚴守法律的瓦瑞拉方案（Varela project，哈瓦那一個教區組織1988創立的民權運動，旨在保衛、促進人權並努力以調停與和平的方式改變古巴社會。──譯者）。這個方案以合法的方式要求尊重正式確立的原則。同樣地，譴責盧卡辛克（Lukashenko）統治的白俄羅斯人也應得到道義和實際的支持。許多這類面對極權體制的公民以他們的和平方式在自己家園的第一線進行抗爭，另一些則活躍在海外，還有很多被關進了監獄。
令我高興的是，今天晚上，在我們中間就有一些為人權而抗爭的群體或組織的代表。他們的權利在自己的國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而我們在這裡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畢竟，一方面，體制全然不同的國家必須把人權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獻上；但是另一方面，極權政體必然大幅度經常侵犯人權，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為，不希望有人脫口喊出「皇帝沒穿衣服」，他那富麗堂皇的衣服不過是幻象。……………
對於每一個生活在民主或自由國度的人而言、如果他不肯漠視別人的厄運，願意提供寬泛的光譜去籠罩那些在不自由境況中勇敢的自由行動者，去支持那些生活於謊言統治中的事實的追尋者，那麼，支持他們的人權抗爭不僅是道義責任，也是他自己生死攸關的利益所在。所以，瞭解這種國家中所發生事件的真面目，在國內、國際以及所有國家代表參加的會議上公開發言，是那些民主政府的理所當然的責任──不管他們（指各國代表──譯者）可能多麼有權威、不管存在多少麻煩顧慮。如果這類國家把國際關係建立於這樣一種觀念上，以為他們的同行會對他們的行徑熟視無睹，或者避而不談，那麼，真正的民主政府，作為對立面，就應該把夥伴關係建立在實事求是，坦誠相待的基礎上。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全球化文明擁抱我們星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和每個社會的命運，與我們全體的命運之間的聯繫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緊密。如果我們關心別人，與此同時就是關心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後代。
我多年前直接體驗過獨裁政體的專橫統治。很大程度上由於國際社會的同情幫助了我們，我才能著活著看到今天。做為這樣一個人，我呼籲所有有機會的人採取行動，反對這類專橫獨裁者，表達對那些今天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狀況的下的人民和民族的同情。
謝謝你們光臨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