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之前，中國的文學界或者大點説文化界都要胎動一陣，我們總要猜測誰將最有資格，並且還要不厭其煩地給出一大串名字。
令人遺憾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總是毫不考慮我們遙遠的熱情，總是讓我們言之鑿鑿的推測落向深深的山谷。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又一次讓我們閃了腰：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拿走了獎金。頒獎結束後，國內文學界一片沉寂，幾乎沒有人為這個兩個多月前才第一次以長篇小説《我的名字叫紅》的面目出現在中讀者面前的土耳其人發言，沒有人針對他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和言論。還好，我們還出了一本，還真是從土耳其原文翻譯過來的。要是沒有這唯一的一本，面對金光燦燦的本年度諾貝爾獎金，我們那才叫尷尬呢！雖然這樣的尷尬我們以前不是沒有過。
我覺得，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的“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界猜不準現象”和“得獎作家的中國陌生化現象”説明瞭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我國的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出了問題。一方面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語種之內，在大語種之內又非常中國式地關注大國、大作家、名作家、走紅作家，而缺少一種更踏實更全面更細緻更負責任的學術態度；另一方面，普遍忽視小語種國家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工作，有所涉及的話也是淺嘗輒止，以點帶面；第三方面也是最嚴重的一方面是，我們的外國文學譯介與研究似乎與整個西方文學的大的語境、大的走向、大的趨勢發生了脫節，呈現出一種可怕的滯後和局限。我這麼説決不是信口開河，就拿近十幾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來説吧，至少凱爾泰斯、耶利內克包括達裏奧•福、庫切、薩拉馬戈以及今年的帕慕克還有去年英國的劇作家哈羅德•品特，他們得獎之前，我國的翻譯界對之甚少涉獵，更別説影響了。得獎之後，我們紛紛以冷門等理由予以自我解嘲，但是稍一接觸，才發現個個都是大師級的，人家在獲獎前，都已是極有影響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