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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近年開放的政府檔案，探討過去較少被完整爬梳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藉以了解戰後臺灣如何控制外來資訊的流入，以及面對日本所展現的矛盾態度。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在戰後混亂的情勢中，防堵外來危險事物進入臺灣成為當務之急，可能蘊藏顛覆訊息的出版品成為管制對象，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既充斥著左派思想，對國共報導有不利政府的描述，擁有廣大日文閱讀人口的臺灣將繼續依賴日本出版品，不僅阻礙國語運動的推行，亦有害民族精神的培育，因此日本出版品成為1950年代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管制進口的對象。本文的發現有二。首先，本文疏理管制體系不同時期的樣態與變動的背後原因。從戰後至中日斷交依主事機關的不同可概分為三期，分別展現嚴格管制、略為放寬，以及組織重整強化的歷程。制度變動的原因源自中華民國政府不同時期的統治思惟，亦與雙方外交冷熱密切聯繫。從先期為了防堵資訊而成立龐大系統，到後期簡化機構，並注意戰時軍管體制與平時統治機構的權責，反映了政府由注重排除殖民思想的「國民建設」，開始有餘力進行組織合理化、強化機關職能的「國家建設」。其次，本文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定位存在基本矛盾，在應當批判的前殖民母國和應多加交流的冷戰伙伴之間游移不定。歷史因素與現實政治表現，使得政府始終對日本及曾受其統治的臺灣人深感疑慮，對日本出版品一直欲迎還拒。日本出版品進口實為內部文化統合、組織重整、對外交涉與反映臺灣特殊統治情況的多重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