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台未以長治久安為計，故不重視臺灣教育。臺灣雖在始治之初，康熙 24年（1685）根據當時1府3縣的行政區域，設有府縣學校，但人數極為有限。像設於台南的府學，始設時招生 20員，到同治增添到30員。其他縣學，臺灣縣招生15員，附設澎湖學生3員總計18員。至於諸羅和鳳山兩縣，則與臺灣縣一樣，各為15員。
這些學校隨著清朝治台疆域擴大也在增設，像雍正元年（1723）設立彰化縣學，招生8員，淡水附縣合考，增為15員。而淡水廳學，則於嘉慶22年（1817）始設，招生6員，內含噶瑪蘭生1員。也就是說，直到同治年間，除淡水和噶瑪蘭兩廳未設學校外，其餘皆已設校（一四六27頁）。這些由政府出資的府縣學，其招收的學生人數，若比較光緒19年（1893）當時的臺灣人口總計254萬5731人（八四卷二167頁），可謂是九牛之一毛。雖然說，為了輔助臺灣學校的不足，臺灣也仿中國在各地設立書院。丁紹儀稱：
這些書院，都為增補府、縣學之不足而設立。但其經費，卻是由當地富商捐置田產，或部份來自官捐廉俸給發，其比例大約是民間捐助7成，官給3成。這些書院，所教學生不僅寥廖無幾，在政府不鼓勵，人民也不重視下，成為可有可無的教育場所，所以到同治時期，就多有荒廢所賸無幾了。然而，為了教育臺灣子弟，除府、縣學及書院教育者外，清朝尚設有「義學」。這些義學，丁紹儀說：
這些都是清朝體制下的教育內容，不但數量少，教育人口也有限。但為了顯示臺灣在清朝治理下，仍是禮教地區，故從康熙26年（1687）起，開始舉行會試推舉舉人和進士。而這些被推舉的舉人和進士，遍及臺灣各地，丁紹儀特別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