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這就是《殺鬼》的主軸。附在書末的簡短訪談中，甘耀明談到「這鬼不是陰魂之類，而是內心的遲疑與徬徨」（p. 444）。這隻鬼事實上就是人，或者套用甘耀明的字眼，它是「人的靈魂」（p. 434）。《殺鬼》書裡頭的人都是鬼，那些鬼也曾經都是人。但除了軀殼的差異外，他們似乎都得了失憶症，忘了自己是人、是鬼，也忘了是如何成為人、成為鬼的。
人與鬼之間有意識或無意識擺盪的狀態，在後殖民(post-colonial)理論中經常可以見到，特別是被殖民國家的個案中，有些學者稱之為焦慮認同（anxious identity）。不知道該慶幸或是該感到不幸，台灣短短幾百年的歷史就被殖民了好幾次，而這樣的先天歷史成了《殺鬼》最好的背景素材。不停的改朝換代，不斷地變換名字，清國人、支那豬、日本鬼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但是處在被統治的階級裡，不僅無法「正名」，自然也無法釋出名字裡的力量。甘耀明用了「名字裡有番字的少年」作為隱喻，讓聽過主角「帕」真正名字的人都死了，原因在於他的全名力量太過強大，平時只要一個音節就夠了。直到15萬字的行文過後，在無可奈何下「帕」才道出他的全名——Pa pak Wa qa（意為大霸尖山，泰雅族的聖山）。
名字，說穿了就是種身分認同，這點可以看到甘耀明兩種相當高明的運用。第一種是上述的討論，個人的身分問題。帕，劉興帕，鹿野千拔，是這位主角在不同時代使用的不同身分。在日治時期必須迴避漢名劉興帕，國民政府接管後卻又得要假造鹿野千拔的死亡證明才得以生存。至於原住民的名字，一直得要等到最近的原住民正名運動才得以實現（我想他應該要變成鬼才等得到）。這種混雜渾沌的身分狀態，或許會讓那些極端的激進種族主義分子感到不悅，對一般的鄉民好像沒什麼大不了。
最好的例子在於《殺鬼》其中一章的標題：「聖母瑪利亞．觀世音娘娘下凡」。看到這個標題時，我實在禁不住大笑，「聖母瑪利亞．觀世音娘娘」就是我們民間宗教最好的寫照。西方的歷史中不時因宗教產生戰爭，但在中國社會裡頭幾乎沒有聽過因為宗教而打戰的，原因很可能就在於我們對於神的多重想像，怎麼樣都可以。觀世音娘娘是聖母瑪利亞的東方版本，伯公廟（土地公廟）則是教堂的中國版本，田裡面綁成十字的稻草人都可以成為十字架。這真是個虔誠的國度！當然，鄉民自然是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要去敬重鬼神、尊敬祖先／祖靈。至於他們叫什麼名字，似乎不是太重要。
這種被現代社會喻為淳樸民風的社會規範，也被甘耀明好好地玩弄了一番，最為明顯的當屬「三民主義，萬歲！」事情是這樣的，老村民們各自小心保管著日治時期被燒燬的恩主公神灰，許多人卻因為怕其他人的神灰被搜出來，每天都為自己那份添加一點香灰。到了日本人投降、國民政府來台前的空窗期，造神的老師父重新捏起神像時，因為神灰多了好幾倍，就相繼捏出第二尊、第三尊恩主公像。「一山不容二虎，何況一座廟有三胞胎神」（p. 262）。適逢一批學生慶祝台灣光復，遊行舉牌大喊「三民主義，萬歲！」這才讓帕的阿公劉金福釋懷：「阿！三座神明的時代來咧！......老師父，好，你的功夫是夠慶的。」（p. 262）然而劉金福的三民主義卻叫人不敢領教。「憑著我和國父共樣是客家人的血脈，我發現三民主義的大道理，就是每件事由三個人鬥嘴決定，親像三隻公雞相打。」（p. 263）劉金福覺得這樣還不夠，進一步發表了他的「九民主義」，要有九個人來共同討論決定重大事件的判決。
在短暫的歡樂KUSO之後，故事發展又回到正常的歷史時間，走入了很多台灣人情願失憶的二二八事件。此時帕被劉金福的髮繩繫死在重達半噸的大床邊，就如同他還被繫在鹿野千拔的日本名字之上。一直到劉金福死亡，鹿野千拔的死亡證明出現，限制帕的枷鎖這才斷裂（p. 424）。問題又帶回身分的擺盪，回到了人與鬼的對話：
《殺鬼》不愧是2009年的開卷好書。三十萬字的篇幅不僅讓故事的脈絡跨越時代，也刻劃了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在此，僅就甘耀明點出的身分問題提出點我的閱讀觀點，當然也希望大家一起來讀《殺鬼》，一起找出心中的那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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