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並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領南北軍直接保証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並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隨文帝從代地來的大臣外，不可忽視的勢力是高祖劉邦的一批老臣。就當時的情勢而論，陳平、周勃等高祖舊臣閱歷多、資歷長，身居要位，德高望重，為國家的穩定與前途計，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先后被文帝任用為相。后來，張蒼因推算律歷失准和薦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軍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記》載：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時以勇健材力見長的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為河東守，欒布為將軍，陸賈出使南越再建功勛，召田叔咨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雲中守，可見文帝對高祖劉邦舊臣都能量才任用，人盡其才。
但漢文帝又不止於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賈誼為博士，第二年初，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陰侯隨騎賈山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由此開始，漢文帝或通過舉賢良征辟，或直接咨詢，或間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賈誼由博士一年中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由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遷為博士，后拜為太子家令，后又因對策高第遷為中大夫﹔張釋之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由於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馮唐因論將有味，文帝令他持節雲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文帝起用的這些人，其言行或職任對文帝朝政治、經濟、邊防、軍事可謂有巨大的影響。
班固《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是對漢文帝朝刑法罕用的總結，同時於其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帝根據時代社會的特點，用人以舊兼新的特質。老臣“少文多質”以持重，穩定社會，致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人銳意革新，明鏡高懸，文帝兼兩者而參之，取於時可用者有條不紊地先后採用，使大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
漢文帝常被認為在對待諸侯問題上至少錯誤有二：一是驕縱淮南王長、吳王濞等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採納和貫徹賈誼、晁錯等人削藩的建議。其實這些都是不能體察文帝所處具體時代的浮泛之論。
漢文帝在位之時，正值匈奴強盛，假如文帝真對諸侯大動手腳，內憂與外困必然使國家風雨飄搖，所以匈奴問題使文帝必然隻能懷柔諸侯。加之，文帝時高帝劉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從文帝的一則詔書便可看出：“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至於如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謀。正是他們的合謀使呂后的陰謀不能得逞，同時也是他們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諸侯成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問題。比如周勃因擁帝登位功高而被封為萬戶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罷趨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極的人難免會行為出軌，漢文帝需要用諸侯來制衡這些勢力強大的高帝舊臣。更有，當年高后死而呂產、呂祿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謀，也是因為內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麼可能驟然一味削藩呢？
與此同時，漢文帝也積極著手國內防御和削弱諸侯強國的部署。前元12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裡，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議文帝封親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並擴大他們的領地，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在吳楚七國反時，這一部署發揮了關鍵作用，梁國成功地遏制了七國軍隊的前進。
“福由德興”，漢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國家社稷之福，同時他本人由此贏得了千古贊頌，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國興旺。同時，從漢文帝的具體實踐，可見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對國家政治的有利影響，並且，仁德並不是懦弱無力，毫無原則，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決問題的“度”，它是事物達到最高和諧的手段和途徑，漢文帝舊兼新以盡臣才，懷與安以置諸侯的成功治國經驗，雄辯地証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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