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炎被 DQ 後擬重新參選九龍西， 並在泛民初選中大勝， 但坊間即已開始討論他被拒參選的可能從而蘊釀「Plan B」馮檢基、 「Plan C」袁海文或其他協商人選。 姚松炎覺得好笑又悲哀。 在許楨「清風不識字」專欄訪問中， 姚松炎向市民講述了他眼中北京對港政策的問題， 重申他作為泛民「最大公約數」， 只希望北京信守一國兩制《基本法》中的承諾， 而近年的政治氣氛轉差、 尤其是「雨傘運動」正是北京制訂八三一、 人大損害《基本法》第十八條、 偏離承諾的結果。
姚松炎笑稱自己在泛民初選中獲得「三高」， 實體投票、 民調、 政團支持都拋離對手， 然而坊間似已視他無法再選， 因而爭議「Plan B、 Plan C」等， 令他覺得好笑又悲哀， 「大家開砲， 自己人罵自己人」。 他表明， 到底誰人出選全憑泛民協調組織「民主動力」來處理， 他自己並無任何角色。
不過他認為有兩個好消息。 第一是初選的投票人數達二萬六千人， 是原來預期的八千人的三倍多， 說明市民反對 DQ， 當日他見證票站如何朝九晚九都大排長龍， 有人排隊足足一個鐘， 他感到市民沒有放棄， 這是香港民主的希望。 第二是， 他得票高達八成， 顯示初選可以構成參選人的民意授權， 對民主運動長遠有利。
他亦把初選視為一次民主運動。 過去他參選功能組別， 主要面對的是政府部門、 公司、 機構人員； 現在則要走入社區面對群眾， 爭取提名， 而他展開的社區導賞活動， 鼓勵市民介紹自己的家園， 亦有助凝聚社區。 他認為爭取提名就是一次社會民主運動的實踐， 也是「公民提名」的預演， 而他並非政治組職成員， 無人無物， 全靠民主派支持者幫助， 他就像實驗載體， 試驗了民主派合作的可能並取得成功。
然而， 他指泛民千辛萬苦才籌措到票站， 一些機構自我審查而不願借場， 足見政治打壓之風； 此外， 實體投票和民調都可能存在對立陣營搞局， 雖然今次似乎沒有， 但邏輯上不無可能， 畢竟任何人只要自稱為泛民支持者就能參與。 因此他主張建立真正的政黨， 做黨員登記。
政綱方面， 姚松炎分作政治、 專業地區規劃、 人口和貧窮三方面來講述。 他指香港有義務實施《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款， 但近年的實踐卻明顯倒退， 人們仇恨法治， 《基本法》的制度崩壞， 對權力的制約不足。 他主張在聯合國人權會議期間反映。 他闡述說， 權力會令人腐化， 因而民主和權力制約是「人類共同經驗」。
地區方面， 姚松炎指九龍西舊樓宇相當多， 但缺專業支援， 土瓜灣舊樓倒塌即是一例， 此外還有社區規劃和圍標的問題， 他作為業內人士， 想引進專業力量。 他自己九年前就為美孚八期業主力爭剩餘地積比率， 對抗屏風樓； 三個月前， 亦為受重建影響的苦主爭取賠償。
人口老化、 貧富懸殊則在該區「非常非常嚴重」， 包括貧窮、 退休、 護理、 少數族裔等問題。 姚松炎在中大教書時， 發現政府只把老人和貧窮視為「蠶食社會」的因素， 意識中只想 Get rid of（擺脫掉）他們， 故產生「貧窮人口離開香港」的論調。 他說莫欺少年窮， 即使是「低端人口」或其子女， 將來也可以是「高端人口」， 不是社會負擔， 但當他們得不到正視， 未來即使成材也不會相信政府。 故他主張退休延後， 為長者和弱勢群體創造工作， 讓他們貢獻社會， 獲得尊嚴， 那他們自然感激政府， 與政府思維比起來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他亦表示市民歡迎他的路線， 覺得好過坐享福利。
姚松炎進一步闡述他對中央治港問題的觀察。 在香港六七暴動後， 殖民政府開始引進福利， 加強文化康體活動， 提高民主程度， 化解了社會對政府的仇恨。 因此他參與聯署要求由獨立退休法官調查「傘運、 魚蛋事件」等， 仿傚當年的做法。 這樣除了調查事件經過、 責任問題， 還將調查深刻的社會背景成因。 在這個角度上， 他希望社會不再打擊異己， 他比喻： 青年講粗口， 我又講粗口， 但青年到底應該怎樣我又說不出， 這樣就無法以理服人， 只能增加仇恨， 萬寧婆婆事件就讓人感到政府慣於強權高壓。 他提到自己的「合作社」建屋模式， 認為是一條出路， 至少讓青年感到政府確有關注他們， 共渡困難， 可惜政府至今無任何動作。
許楨提出， 民主包含了分權意識， 英美國家由於近代歷史， 民間凝聚力強， 反而有利多元和分權； 放諸陸港之間， 由於歷史原因兩地淵源和互信薄弱， 可能「一分就散」。 那麼就成了先有雞或先有蛋的問題， 中央的立場可能先要香港泛民讓步。
姚松炎表示理解， 但他認為《中英聯合聲明》保障主權之餘確保香港繁榮， 「外交國防交給中國負責」， 使香港不可能獨立， 就已是這個問題早已確定的出路， 各方信守承諾即可。 然而八三一決定令普選落空， 一地兩檢更變本加厲， 只會令市民更失望， 製造移民。 故今天應該是中央先伸出橄欖枝， 兌現承諾。
他回顧自己在大學教書的經驗說， 一些選修科目， 老師自然希望更多學生報讀， 誠然學校可以強制學生報讀， 不然不予畢業， 老師可以「肥晒學生」， 但如此一來學生只會懾於制度不得不出席， 則教書也感到無意思。 這就是一個有權是否用盡、 用盡有沒有用的問題。 如果大學教育提倡自願學習， 讓學生慕名而來選修而非懾於法規， 那麼北京強調國家權力和法統亦沒意義， 這樣改變不了香港人歸心與否、 兩地互信尊重與否。 許楨亦有共鳴， 他認為一個國家若只強調共同根源， 是沒有明天的， 今日每一個公民之所以為公民， 依據的是共同價值觀。
最後， 姚松炎作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涉嫌僭建事件的相關專業界人士， 許楨不得不問他的看法。 姚松炎明白特首所說的「包容」背後原因是難以再找適合的人選， 但他亦明白公眾不收貨的理由， 因為覆不覆核、 檢不檢控的酌情權操於律政司司長手上， 位高權重， 誠信是關鍵。 他認為公務員體系的署任制度足以應付司長出缺的情況， 故他寧願鄭若驊辭職以重拾社會對法治的信心。
他指事件有三個軸線， 一是到底由誰僭建， 二是鄭若驊何以花多一倍價錢購買， 銀行只要公布按揭時的估價就見分曉， 三是上手業主和鄰居， 唯上手業主是建築師， 恐被釘牌故不回應事件， 而鄰居可能是「好重大的秘密」， 但亦很難動搖其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