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參與「反英抗暴」的受害者，尤其是大批高初中學生因參與行動被檢控判囚，成為少年犯留刑事案底，影響一生，我深感同情；他們如果要求全面調查事件真相，確定他們在事件中的角色，而期望可以消除刑事記錄，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因為個人的遭遇，而要求對整個六七暴動作平反，將製造恐怖的行動，說成是「正義行動」，是「一場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運動」，把製造動亂分子稱為「民族英雄」和「為捍衞民族尊嚴而犧牲的烈士」，那就是將個人遭遇、個人利益凌駕社會公義了。
現今建制派的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說，港英政府當年鎮壓工潮，造成血案，引起反抗，並指60年代本港貪污和民生問題嚴重，暴動後促成港英政府關注勞資關係。因此六七的效果在於推動社會進步。
兩年前，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病逝，鬥委之一的前人大代表吳康民在報章撰文，表示楊光在六七暴動中，事無大小只是聽命新華社，「甚至可說是個傀儡」。雖然其後他為言論引起楊光家人不滿而道歉，但沒有收回言論，表示「我是實話實說，也許用詞不當」。
60年代香港有貪污問題，有工人權益缺保障問題，但在中共新華社要員到各機構動員「反英抗暴」的講話中，我從來沒有聽他們提出港英的管治有任何具體弊端。他們的動員，主要是強調毛澤東的反帝反修理論，美帝固然是頭號敵人，英帝緊隨美帝又直接對香港中國人作民族壓迫，因此要起來造反。事件的導火線是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勞資糾紛，究竟這糾紛的爭議點何在，任何動員報告甚而左派報章都不甚了了；港英莫說鎮壓工潮，即使介入工潮都沒有人提及。從吳荻舟的記事，及所有中共當年駐港高層如金堯如、羅孚，也包括外交部的余長更，都認為六七事件是中共文革在香港的發作。
至於其後港英的關注勞工權益、反貪等措施，那是認清了中共「長期打算」和香港人表現出支持港府的歸屬感後，港英自我檢討後的政策措施。
當然我也知道，自我否定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氣。尤其遭遇過身體傷害和大半生的生活受影響的人，是不容易。但無論如何，都不要加深自己的局限和錯誤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