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閉關之後，無法拒絕一切，因為很多書的校訂、鑑定和序言要大師來作。《重訂西方公據》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小冊子。
《西方公據》最早是產生於清代，是指導念佛的一個小冊子。按照清代彭際清居士在1792年撰寫的《重訂西方公據敘》介紹，這本小冊子是“吳門諸信士”編輯的，也就是蘇州一帶的念佛居士們編輯的，時間大約在1752年之前。流通四十餘年後，為了重刊新本，有人請彭居士校訂。彭居士說“予閱其書。所繪諸圖。誘掖之意頗勤。而於古德遺文。信手攈拾。都無倫次。其詞句亦間有謬誤。不可不正也。於是芟煩補闕。厘為七門。由淺及深。背小向大。庶乎淨土之指南矣。”
彭居士訂正之後，增加為二卷，題為《重訂西方公據》。計分起教大綱、淨業正因、淨課儀式、西方境觀、往生功行、蓮宗開示、往生現果等七章。其中之第四西方境觀有接引、見佛二圖，以助觀力，並以九蓮華標示九品往生之機類。第五往生功行，亦繪四蓮華，以記誦經、懺悔、作福、普度之行業。第六蓮宗開示，收善導之專雜二修說、臨終正念訣、永明之禪淨四料簡等十一條法語。第七往生現果分為集驗、書證二項，記錄作者當時的見聞。
“西方公據”的來歷跟蘇東坡居士有關，蘇東坡曾隨身佩帶阿彌陀佛畫像一軸，並說：“此軾往生公據也”。但是遺憾的是，蘇氏臨終時，友人提醒他生西公據，他自指胸口說“此處著不得力”，友人進一步勸他著力求生，他卻說“著力即差”而終。這是由於平素受執理廢事觀念的誤導，未曾用功，所以臨終不得力，乃至臨終尚未覺悟，未能投誠歸命阿彌陀佛。
《西方公據》的編輯就是為了平時信願念佛，著實用功以作為往生左券。印光大師在徐肇珩重刻的《西方公據》序言中開示：“昔人慾令同人，各修淨業。因輯經咒文說，及諸應驗，以為一書，名之為西方公據。公據者，即把柄，與左券之謂也。果能受持阿彌陀經，則知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依正莊嚴，種種功德。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光壽無量，誓願洪深。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皆以修此信願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緣妙行而生。其有不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以期近則登不退地，遠則圓成佛道者乎。”
民國十九年(1930年)，大師的老朋友真達和尚擬重訂《西方公據》，跟大師商量，不大用舊本的原文，重新編輯，凡《印光法師文鈔》中三皈五戒十善等都收錄進去。又請大師將三轉四諦法輪，略釋其義，有近二千字。又請大師專門撰寫《臨終三大要》，也有二千多字。都收入新編的《西方公據》。中秋日，大師撰《重訂西方公據》序言，指出原流通本存在的問題和新版《重訂西方公據》的內容。原流通本的問題是：“西方公據一書，流傳已久。其所採錄之言論，繁簡不一。有列彌陀經，往生咒於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聖像，九品蓮台，蓮中備圈，令人點以記數，則同。多有九品各蓮台，均畫一佛像者。此後則擇古今切要開示，及顯明事跡，以期閱者生決定信願，得以決定資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滿，或沒後則燒，殊覺有毀壞經像之過。而一本利人好書，終必付之一燒，不徒暴殄天物，又復不能普利。若留以傳世，則點得烏黎巴皂，難起人之閱興。進退思之，殊難合適。”因此有必要重訂。
重訂本的內容是“首列經，咒，念佛儀。次列古今顯豁淺近各開示，而復注重於臨終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將成而被無知眷屬破壞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諦，四料簡各略釋，及佛號百頌，以期初發心者，略知意義。訂作一本，以為永遠傳閱之書。”
如何避免毀壞經書呢?重訂本“其九品圖記數之法，則另作一本，隨附正書，以備行者記數，及將來焚化。”為什麼要把《西方公據》正本與九品計數冊分開呢?大師給圓拙法師的書信中介紹：“友人慾重訂而廣印。光謂點完必燒，經佛亦隨之而燒。以點得烏黎巴皂，亦不好受持。因商其辦法，不刻經像，但列九品蓮台，並○以備記數。其訂正排印，皆光經理。”
這樣重訂本《西方公據》，內容更加充實，九品蓮台圖作為附冊單行，避免了毀壞經像之過，更方便念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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