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在中國公開表示反對「台灣獨立」、反對「一中一台」、反對「兩個中國」、反對「一邊一國」、反對「兩國論」。他如果能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尤其是趴在地上親吻台灣土地的時候，也能坦白說出這一連串的「反對」，我就服了他。
不過，對於他一到了中國就喊這麼多的「反對」，我寧可不要相信他是在向中國當局交心，而是出於他受傳統歷史意識影響下的舊思維。看看他在南京拜謁中山陵時，揮筆所題的字－「一統華夏」，就可以窺見盤據在他腦中的那一套中國傳統歷史意識。
中國傳統歷史意識是什麼？中國傳統的歷史意識，是建築在兩個基礎上面，一是「大一統觀」，另一是「正統論」。約八年前，我在蕭新煌教授主編的《敬告中華民國》一書中，曾應邀發表一篇〈套牢台灣的中國幽靈－統獨與中國情結〉的文章，當然像宋楚瑜這樣的「華夏子民」、「炎黃世冑」，對於我們檢討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文章是不屑一顧的。為了證明宋楚瑜的思維完全跳不出中國傳統歷史意識，我不妨節錄一段我當年的論述，以茲對照：
「秦漢之後，儘管在東亞大陸上幾度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但是『大一統』的價值觀念卻一直在華人的心海中烙下一條神聖的投影，視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為常態，視列國並立的時期為不正常。這種觀念，不僅在眾多帝王將相的心底如此，在後代史家的筆下亦復如此。
結果，一些帝王將相往往以打破列國並立的局面、追求『天下一統』為神聖的歷史使命；而史家也亦步亦趨，以『天下一統』取向做為謳歌歷史的標準。」「在『天下一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萬一『天下』實在『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他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所以，傳統的『統一觀』，其伴隨的另一面必然是『正統論』。對於這種『正統論』，梁啟超也有嚴厲的批判：『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於是乎有正統。』(詳見梁啟超《新史學》)梁氏進而指出，正統論『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統治者以天下為私產，又擔心人民不認同他），足見這種大一統的正統論，其實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與主權在民的現代主權國家相去十萬八千里。
看到了吧？中國傳統歷史意識果然在宋楚瑜的腦中，根深蒂固。然則，審視歷史，東亞大陸上不會「只有一個中國」，自秦帝國以降的兩千兩百多年間，列國並立的期間就有七百三十三年，約佔三分之一長的時間。如果再將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許多封建國並立的時間也統計進來，則列國並立的時間長達一千兩百八十多年，佔42％的時間，豈可視為「非常態」？其間，明明出現過許多同時存在的中型王國，彼此不相隸屬。但是硬要把這種列國並存的現象說成「分裂」，看成「非常態」，當然就只看到「一個中國」。
再說，人民生活水準的高低，與是否「大一統」，並不必然成「正相關」。有時候，在列國並立的時代裡，有些地方生活過得好好的，可是在遭受「大一統」之後，生活水平頓然下降，甚至動盪不安。最典型的例子，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平不差，被「統一」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併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五十三年，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具有著重大的意義。他們的發展，並非在「一統華夏」裡面成就出來的。
中國傳統歷史意識只在乎是否「天下一統」，只要「天下一統」，即使生活水準降低了，也無所謂；如果列國並立(所謂「分裂」)，即使生活較好，也不應該。這種觀念是前近代(Pre－modern)的觀念，完全與「國民主權」的現代國家觀念背道而馳。宋楚瑜過去效忠蔣家政權，為宣稱「漢賊不兩立」的蔣政權爭「正統」；現在台灣民主化了，「正統」破功了，但是「正統論」的另一面「大一統論」，仍被他懸為核心標的。這次宋楚瑜回歸他的祖國，讓我們更加看清楚他的思想本質，廿一世紀的宋楚瑜還裝著十二世紀的腦袋，我們在台灣要追求民主自由、要建立現代國家的台灣人，還要相信他「嘛是台灣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