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在 2018 年 5 月 22 日三讀通過王榮璋等 17 位立委提出的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新增第 107 之 1 條，將原先保險契約效力只賠喪葬費用的「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限縮到「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身心障礙者投保人壽保險的限制終於稍稍得到保障。
此外，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 條及第 5 條之「不歧視」原則，將現行保險法中「殘廢」等用語，修正為失能；「精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修正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如此一來，調整過去用語上對身心障礙者的汙名化與隱含的歧視，更能尊重彼此的差異。
本次修法除了保險法第 107 之 1 條的增訂外，其餘內容是配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精神，去除條文用語中，隱含的對障礙者之汙名。理論上對既有的保險契約是不會產生什麼影響的，但荒謬的是有心人士仍能搬出「商業保險對失能有另外的定義，修法改會影響保單效力」來阻擋。
「全部失能」：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經醫師的診治後，自第 31 日起仍生存時，依照被保險人的身體狀況、教育程度、技能訓練或經驗所得，無法於要保單位從事任何工作以獲致報酬者，則屬「全部失能」。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內，因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表」中所列 7 項之一者，視為「全部失能」。
對於讓身心障礙者得以投入保險體系的保險法第 107 條之 1 修法，有心人士更以「會產生道德風險過高，致身心障礙者遭到殺害來領取保險金」來曲解。
確實，當人身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時，存有使被保險人受害而詐取保險給付的風險。但也正因如此，保險法中早就設了層層的防火牆；如保險法第 105 條第 1 項便規定：「由第 3 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原 107 條更規定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為被保險人時，保險給付限縮到只能領喪葬費用，而保險法第 9 條更限制了要保人的身分。
事實上，如果被保險人是民法中的無行為能力人或根本無意識，這樣「同意」本來就不會有效；進一步說，雙方無論是什麼樣的身分關係，都無法避免道德風險的存在，所以正只有藉由同意才能解除可能的道德危險（註）。但保險法第 105 條的立法卻讓未滿 15 歲者與特定障礙者，連同意的機會都沒有，從頭到尾都被拒於保險保障的大門之外。
如果這條的本意是認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及受輔助宣告者、部份精神障礙者之的同意會有瑕疵，又為何會以 15 歲做為分界？（民法中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7 歲至 20 歲）況且，如果一個 15 歲的人投保，由於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所以行使第 105 條的「同意」，仍然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可見本來就有對應的機制存在，為何其他的障礙者不能比照辦理呢？
或許會有人說，如果要保人同時是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不就有自己買保險自己同意的風險，這樣同意的防波堤就不功自破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考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105 條第 2 項規定：「如果保險契約於第 3 人死亡時提供給付，而該給付超過一般喪葬費用，須有第 3 人書面同意，保險契約始生效力；企業提供之團體保險不在此限。如果第 3 人無行為能力或行為能力受限，或已為其指定監護人者，由要保人代理該第 3 人之事務時，其不得代理該第 3 人為同意。」這種時候將由第 3 方監督機制，來審核保險契約是否存在道德風險。
與其說，原先的保險法是防止道德危險的做法，不如說是業者與主管機關的掩耳盜鈴。既然在其他國家，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做為被保險人，代表未成年人與障礙者的風險都能夠計算；既然同意才是重點，主管機關要做的應該是正式如何建構監督「同意」的機制，而非出於主觀臆測，怠惰的假設障礙者都沒有同意的可能。而國家公權力在種種場合對於障礙的「錯誤假設」，其實不只如此，手球前國手陳敬鎧於 2009 年車禍視力受損，卻被檢察官、法官以他實際上能打球、玩飛盤甚至操作 ATM 提款為由，認定他是裝瞎詐保，無視於專業機構做出的鑑定。在在都顯現了公權力體系中，仍留存著許多對身心障礙者「應該要是怎麼樣」、「想當然耳」的偏見。
註解：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2012 年 1 月初版，第 52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