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同時去了北京、上海、杭州、武漢四個城市，在這之前，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所以對於這些年的變化特別有感覺。
在新聞媒體上，不斷看到北京的老胡同幾乎都被新建築取代時，我相信屬於我的90年代末期的北京胡同記憶，已經蕩然無存。
所以當我預定下榻在三里屯附近的旅館時，並不抱著太大的希望。當我在夜半人潮散盡，從將台一路鑽著胡同走回三里屯，沿著酒仙橋聽到了北京胡同獨有的臉盆碰撞的漱洗聲，通過大使館區、走過日本建築家隈研吾帶領設計的太古里時，雖然跟我當年印象中頹敗的三里屯在視覺上完全不同，但是白楊樹葉在人行道兩旁隨風拍打的聲音，卻是那麼的熟悉，只要我閉起眼睛，只用耳朵來感受的話，那個我認識的老北京依然健在。
這個發現，讓我非常驚喜，很珍重地收在心底。
但是這個驚喜，隨著我往南方移動，卻漸漸成了疑惑。
到上海租界區不是應該聽梧桐樹，到杭州西湖邊上應該聽柳樹嗎？為什麼我也聽到白楊樹的聲音？到了武漢，沿著運河我還是聽到一模一樣的聲音。這跟我記憶中的江南，有著很大的違和感。
對我來說，白楊樹是屬於北方的。我去沙漠化的蒙古草原當植樹志工的時候，種的也是白楊樹。江南曾幾何時也變成白楊樹的天下？
忍不住上網查了一下，才發現並不是我自己的想像。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在一篇文章中說：「山東鄉村的本地樹如楸樹、楓楊、側柏、白蠟、國槐、榆樹、苦楝、梧桐、板栗、核桃、皂角、香椿、臭椿、合歡、垂柳、旱柳、紫穗槐等等，都是隨處可見的，而今幾乎被清一色的楊樹所取代了。」根據他的說法，種植速生的基因改造楊樹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有利可圖」的綠化辦法，因為楊樹長得快(華北地區7-10年可以成材)，用途又大（可以製造所謂的人造板材）；但楊樹壽命短（三十年後就會進入「過熟期」），地表覆蓋率低，水土保持能力差，無法固碳，這種高密度、單一樹種的人工純林，對生態可以說是弊多於利。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在沙漠化的蒙古科爾沁草原種植的，也是白楊樹，因為在歷史記載中，科爾沁草原上的樹明明是松樹，原來就是因為長得快，又有經濟價值，所以原生的樹種，從北到南，從草原到城市，就都變成楊樹的天下了。
我於是意識到，許多政府推廣「只要種樹就等於環保」的觀念，實在是太過簡單、而且甚至不是事實！
比如美國加州近年日益嚴重的乾旱，就跟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種太多樹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太多的樹，就像在土地上插了太多的吸管，不斷吸取水分，同時在乾旱的地方，種植生長快速的闊葉樹，進一步加速水分蒸發，所以不但沒有保護水源，還適得其反，加速加州的旱象。專家表示，如果內華達山脈的樹少一半，恢復到自然的水準，加州的缺水問題就不會那麼嚴重。
當我最近在閱讀朱迪絲．舒瓦茲（Judith D. Schwartz）的書《 水：乾渴世界的希望》時，我特別喜歡她提出來的一個觀念：我們聽到「水利基礎設施」（water infrastructure）這個詞時，通常會聯想到水壩、管道、抽水站、隧道和渠道等，人類巧思設計的系統。然而真正的水利基礎設施，應該是我們腳下的「土壤」。只有將土壤當作最重要的水利基礎設施，才能懂得從生態系統的角度思考，知道如何考慮水移動的方式。
從此以後，「白楊樹」與「土壤」對我而言，成為一種哲學上的隱喻，前一種代表的是「表象」，而後一種代表的才是「本質」，我希望能夠對於表象，能夠像看穿外表美麗的白楊樹林那樣，不只注重表面速成的綠化，而且能夠學會看到水在土壤深層的移動，努力去明白事物的根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