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教師因不堪工作壓力，加上受校長多次嚴厲責備，選擇在校內跳樓結束生命。事發之後，有知情者向媒介透露更多資料：死者在輕生之前曾到辦學團體投訴，但沒有得到適當處理。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是一種「死控」。由這件事看來，教師的遭遇，不單在投訴機制中出了問題、在專業實踐的機制中出了問題，甚至在教師的生存機制中也出問題了。
不是說，現今的津貼學校常額教師的職位受到保障嗎？據1994年開始施行的《資助則例》，其中第57條：「資助學校新聘教師，有兩年的試用期，超越試用期就為永久聘任教師。教師合約或聘用信件應明確說明要依據此則例的要求終止聘用。」按一般實踐，教師違反工作要求，需經口頭警告和書面警告程序，再報請校董會執行辭退。《則例》的原意是對教師的職位加上一重保障，可確保教師能在可能範圍內實踐其專業，不會因「飯碗」問題而有所影響。但就李東海小學這個個案來說，校長雖不能直接「炒」教師，但卻用了其他激進的手段，或加大教師工作壓力，迫退教師，達到「炒」的效果。
或者又說，自2004年立法會通過施行《校本條例》，設立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組成，除卻原先校董以外，加上教師、校友及家長校董。原本校董數目雖減至6成，但仍能佔大多數，主宰校董會決議。但這個實施，較諸過去已較進步，最少有和教學有最直接關係的教師進入校董會。教師校董可作教師和校董之間的橋樑，教學「下情」可以上達，或者也是教師申訴的一種渠道。但事實上這個渠道功能卻很有局限，除了校董掌握投票的大多數外，校長也是會議的參與者。教師向校董「申冤」，投訴校長，場面不是很尷尬嗎？而且校董也不是包青天，教師意見也未必會受理。法團校董會每年開會次數也很少，未必能處理較即時的糾紛，尤其只是關乎某些個人的，而非整個教學團隊或學校發展路向的。
至於投訴到辦學團體，李東海小學這次示範了最可能的現象了。辦學團體管這麼多學校，會很重視一位老師的遭遇嗎？像今次投訴，據說東華三院學務部主任不在港，由一位較低級別職員處理。該職員只勸投訴者多休息，但又把事情告知校方，這個機制會導致什麼結果，大概是可以想像了。
如果當事老師不是「死控」，事情就不會讓街知巷聞，佔據了幾日的報章頭條了。但一條生命就這樣結束，是否太可惜了？
其實事情當然可以有較佳結局的。例如作為一間學校的校長，知道自己的職責和職權範圍，或者有較起碼的個人品德操守，不在工作上施以重壓，不隨便責難老師；或超越《資助則例》的權限，迫走不喜歡的老師。又例如校董較開明，肯聽老師意見，不管在法團校董會開會之中或其餘時間，都接受老師反映意見。又例如辦學團體真正能肩負辦學團體的職責，對附屬學校多作監管，尤其關注校長濫權情況。有個別老師不畏冒昩，步上團體總部作投訴，甘冒在校中被報復的風險，也希望學校的上層架構正視問題。這一類「機制」如果都適當「運作」，相信香港教育界的問題會減少，學校「冤情」也不會如此深重了。但可惜一切都不是。
一條生命，就把整件事和相關人物的處事手法揭開了。沒有人會喜歡這件事的發展方式，相關人物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是時候有關方面正視問題，在每一辦學環節中令權力的把持者不再濫權、把過去壅塞的渠道貫通，防止類似事情再出現。當然在積重難返的官僚架構中，因一次事件能把問題一次過解決，這樣的願望可能太奢侈。但現今溝通方式已改變，尤其網上資訊流通——正確資訊有助揭示真象，不正確資訊卻很易引來網上「公審」——不想成為新聞人物（尤其負面新聞人物），最後帶來無可挽回損失，似乎就應更加盡責，最少不應濫權。或許這就是犧牲的生命所帶來的小小正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