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演進，學生運動已經不見得一定要與民族主義或政治抗議行動掛勾。很大的程度上，與其問說：學生運動為何發生？不如問說：學生會對哪些問題產生了基於良知的熱情，從而願意投入去讓運動發生，從而達成「創造社會」的目的。
學生運動對我而言是一件我一直非常有興趣，也覺得值得進一步分析的重要歷史事件。之前比較容易接觸到的關於學生運動的記錄，不是教科書上的年輕革命烈士拋頭顱灑熱血的描述，不然就是當時新聞對韓國學生運動的描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最近的一部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台灣跟韓國還有外交關係吧？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台灣的新聞主播會用「暴民」或「暴動」等名詞去形容韓國的學生運動。搭配的畫面往往會是：為了阻擋催淚瓦斯瓦斯攻擊，因此蒙上頭巾的大學生向警察投擲石塊的畫面。
雖然新聞的結論往往都會是出現訓勉式的旁白告訴我們要珍惜安定有秩序的復興基地生活。但那時看電視，也會覺得韓國的工人跟大學生可真是猛！會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生氣呢？而且會生氣到出來跟國家機器進行對抗？當時好不容易才找到楊碧川先生編的《漢江怒潮》，算是開始有一點了解。後來又讀完了蔣夢麟的自傳《西潮》後，還半懂不懂地找來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翻一翻。
圖1 （左）楊碧川，《漢江怒潮—韓國學生運動史》（臺灣：前衛出版社，1998）；圖2（右）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
圖3：網上搜尋對香港民主運動之描述。
在這樣的狀況下，身為一個六年級前段班的我，自然也不難理解為何我們的教育對學生的想像，除了是用成績分數高低去區分外，另外就是體現於小時候在學校所常見的「禮義廉恥」校訓，加上作業本的「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過了幾年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運的時候，我剛好念國三準備要高中聯考，還記得我是報紙上看到胡耀邦死訊，接下來就是陸續有大學生陸續前往天安門廣場紀念。那一年的學運也是從春天開始，一路持續到了夏天，最後以流血收場。不由分說，當年受到的衝擊是非常大的。雖說那個時代只有中時跟聯合，但也已經可以獲得不少的資訊。除了準備聯考，天天被強迫留在學校夜讀，生活裡除了週六追著看「馬蓋先」跟「天龍特攻隊」外，百般無聊的我就是花了很多時間把新聞抄在一本封底寫有「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筆記本上。
現在想起來，那段一邊聽著崔健的「一無所有」，一邊抄寫剪報新聞的日子，加上天天不斷有來自天安門廣場的最新報導，養成了我對學生運動非常大的興趣與憧憬。因為家在偏鄉，一般來說，除非你成績非常好，那老師就會鼓勵你去念高中。不然就是叫你去讀高職或專科，就說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工作。我也還記得，國一的時候，我跟我的同學去問英文老師為何我們上課沒有教英標呢？還記得那位從市區來的老師很誠懇地跟我們說：你們不用學英標吧？反正以後也沒有用啊。那時聽到老師這樣說，雖然覺得怪怪的，但還是覺得挺有道理的。但感覺上就是覺得怎會自己未來的路就這樣「被決定了」呢？
圖4：崔健，《一無所有》專輯封面。
圖5：臺中中正公園。
再回來討論318隔天寫信給我請假的學生，他寫道：「我會在立法院好好體察／創造「大事件下人民的反應／歷史」，並實踐我所認同的公民價值。讀到學生寫的這段話時，除了讓我對學生能更有感情，也心存敬佩外，我想我看到的是另一代新成長有熱情的年輕知識分子。但我更看到的是一個拒絕平庸，相信透過自己的存在可以讓這個世界有一點不同的年輕人，這完全讓我聯想起台灣民主化運動之前，曾經有一本書叫《對年輕人的真心話》，裡面收入一篇當時流傳甚廣批評開放學生運動的文章，題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文章寫道：
圖6：孤影，《對年輕人的真心話》，（台北：中央日報編印，1978年9月3版）。
今日的我們又應該如何去思考學生運動呢？換個說法，就是以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所推動對改變社會的熱情，應該又可以怎樣繼續推動下去。對於這一點，我以為日本學者小熊英二近作提出的講法，非常值得參考：
圖7：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灣：自立晚報，1993）。
[4] 根據學者的研究，蔣以當聖賢自居，因此在日記以及其他書寫中，常可見自省的文字。見：黃道炫，〈黃道炫：致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