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習酒」是一個有65年歷史的醬香型白酒品牌，但長期以來它只是一種知名度不高的三流白酒——雖然一度號稱貴州四大名酒之一。習酒公司董事長張德芹在接受鳳凰電視採訪的時候承認：「在1998年習酒跌入低谷之後，習酒的銷售收入曾經從高峰的兩個多億降到幾千萬，而且整個企業是資不抵債。」習酒被茅臺集團收購，這才避免了倒閉、關門的命運。
習酒。圖片取自貴州習酒微店。
「習酒」之所以能夠鹹魚翻身，不是粘了國酒茅臺的光，而是自從習近平掌權並大肆推動個人崇拜的風氣之後，「習酒」因為與習近平同姓，受到中國消費者的青睞和熱捧。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貴州習酒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鐘方達披露說，公司的銷售量在2017年將達到35億，將創歷史的最高紀錄——而這樣的業績是在習近平掀起反腐運動、打擊黨政機關奢侈消費的背景下取得的，更可稱之為「逆勢成長」。此一細節也表明，習近平反腐敗，卻不反對個人崇拜。
2012年秋，習近平剛剛在十八上上接班，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時，「習酒」便利用這個夢寐以求的「機會」，開始在全國大力進行市場促銷活動，購買大量廣告牌空間，並且投入3億多元人民幣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段播出廣告。「習酒」發音不但與「喜酒」是諧音，因為和習近平的姓相同，當時流傳「十八大後喝習酒」的說法。甚至有品酒者說，「習酒」的味道與習近平的風格接近——這種說法，堪稱「諂媚入骨」了。在「習酒」最熱的時候，一瓶1988年的窖藏酒價格上升了1/3，達到800元的高價。當時，許多人都整箱購買儲備以待升值。
「習酒熱」的背後，是讓人厭惡的個人崇拜。毛澤東死掉四十多年了，但毛時代的個人崇拜風氣並未煙消雲散。個人崇拜是兩千年中國專制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帝制時代，中國人以皇帝爲「天子」，所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以為明君就能帶來盛世；辛亥革命之後，紫禁城裡的皇帝走下了龍椅，中國人內心中的皇帝卻並未離開，孫文和蔣介石只熬成「半個皇帝」，毛澤東則是讓全民頂禮膜拜的「超級皇帝」。
毛死後，鄧小平篡位成功，走向「改革開放」。共產黨仍然沿襲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鄧小平卻主動爲個人崇拜剎車。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中說：「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深受文革之苦的鄧小平公開承認，史達林、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破壞民主、破壞法制的事情，這在英法美這樣的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因為英法美實行的是民主法治的好制度，好制度使個人崇拜失去了產生和生存的土壤，也失去了因個人崇拜而濫用權力的機會。然而，鄧小平並未擺脫晚年越發昏聵的「獨裁者定律」，罷黜胡趙、六四屠城、獨斷專行、家族腐敗，可悲地成為自己早些時候批判的對象。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紅二代，而只是太子黨集團臨時請來管理家政的技術官僚。管家當然不可能將自己塑造成魅力型的偶像，也不敢貿然提出「江思想」、「胡主義」。更何況江胡二人在黨國體制內根基淺薄，只能勉強達成黨內各派系之權力平衡，算是「維持會會長」。
個人崇拜的成功真的需要個人魅力嗎？習近平當然毫無個人魅力可言，蘇曉康嘲諷說：「習有『個人魅力』嗎？且不論他只有初中文化水準，迄今為止，他將『通商寬農』讀成『通商寬衣』、他的『政治化妝師』為他設計『曬書單』以比附毛澤東『亂翻雜書閒書』的陋習，已成互聯網上的笑料；又者，習居然會有『思想』？『習思想』誕生在『用腳投票』、『用下半身寫作』、『思想就像內褲』的一個時代，其實是很般配的。」不過，嘲諷歸嘲諷，並不比毛新宇（編按：毛澤東之孫）聰明太多的習近平，居然將個人崇拜搞得有聲有色，除了黨國的宣傳部門仍然是全世界僅次於北韓的、強有力的洗腦機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中國民眾的素質並不比毛時代強多少。此前，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走到了公民社會的門檻上，互聯網的出現讓中國人自由地尋找多元資訊，逐漸可以養成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習慣。然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在朝野欣欣向榮地發展，貌似「自由知識分子」的楊恒均、焦國標、趙曉等人對英明神武的「今上」望穿秋水的行進（註一），均表明今天的中國只有奴才而無公民。一杯習酒，奴隸主與奴隸相見歡，然後彼此相忘於江湖。
註一：楊恒均為中國旅澳時事評論家，自稱民主小販，幫助中共統戰海外媒體。焦國標為雜文家，曾經發表《炮轟中宣部》，遭北大解聘。雖然嚴厲批判中共宣傳政策，卻撰文讚美習近平。趙曉則是經濟學家，基督徒，幫助中共統戰基督教教會，被成為新三自運動的代表人物，在中共大肆拆毀教堂和十字架之際，卻告誡信徒要等待習近平下一步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