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鎮》實踐“巨片意識”
在拍《芙蓉鎮》之前，我提出中國導演應該有巨片意識，當時是有感於目前我國大部分影片表現的只是“杯水風波”。我説的要有巨片意識，不是説我要拍巨片，這兩個概念其實是不完全相同的，巨片意識不僅指場面宏大，更主要的是指內涵和立意的豐富與深邃。你想想，十年動亂過去了，撥亂反正的十年也過去了，我拍《芙蓉鎮》的時候是1986年，正是經過十年的沉澱，我不止一次地説過那正是一個出大作品、大影片的時代，這不是我的主觀幻想，而是中外文學藝術的一個規律。我很同意一位文學界朋友的看法，中國的莎士比亞可能就出現在寫“文革”的題材上，其實重要的作品恰恰是出現在“有裂縫”的時代，因為人們會更清醒地認識一切事。所以當時我對劇組的同事們講，原作提供了拍攝一部內涵深刻的大片子的可能，但能不能拍好，還要靠大家的憂患意識和責任心。
《天雲山傳奇》出來後，産生的社會效應之強烈，是我未曾料想到的。我收到幾萬封觀眾來信，其中甚至有血書，有萬言信，這在現在是很難想像的。當時正躺在醫院進行治療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聽説這部影片要禁演，得知我要去醫院探望他時，他對醫生説：“《天雲山傳奇》的導演要來看我，給我注射強心針和止痛劑，我要好好見見這位朋友。”我甚至聽到人家告訴我，他的一位朋友看完《天雲山傳奇》後自殺了，因為不堪忍受內心的譴責。我覺得中國電影與中國人民這種血肉相連的關係，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罕見的。就是有了《天雲山傳奇》對我的這種震撼力，後來才會有《芙蓉鎮》，絕不是什麼心血來潮，而是與我前幾部作品的反思主題一脈相承。其實我想並不是我的戲有多麼好，而是因為那個集體反思的年代，我認為是時代造就了我的電影，並不是我多麼迫切地希望觀眾來看，這是兩回事情。
影片從劇本階段就費週折，而等到影片拍好了竟然不許放映。《芙蓉鎮》影片首映的時候姜文和劉曉慶已經到了上海，但是得到通知讓他們不要出席。首映式在離我家很近的美琪電影院，我和電影局的副局長已經站在臺上了，在得知演員來不了的消息時，台下已經是人山人海，玻璃窗都被擠破了。我只好向觀眾們道歉説飛機誤點他們沒能到，只能我一個人和觀眾見面了，電影還是照常放，電影票的票根大家留好，過些時候還會安排演員與大家見面，再給大家放。結果一個多月後，正式公映。後來得到的消息是，國內可以公開放映，不能參加國外影展。我到中宣部進行辯論，後來勉強同意國外也可以去了。
“文革”後我的電影從《天雲山傳奇》開始，到《牧馬人》，再到《芙蓉鎮》，在當時都遇到了麻煩，可後來事實證明，這三部電影不僅不應該批判，而確確實實是在推動歷史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