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部份社會人士賦予高度期望的「扶貧委員會」，只是在數百多個諮詢組織外增加一個而已，並無實權整合各項政策範疇，規劃「扶貧」政策。作為主席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更率先表明，該組織並不會訂立貧窮線。可是不訂立貧窮線，又如何得知貧窮的真實情況及變化？如何得知「扶貧」政策的效果？既然連基本事實都不﹝ 願﹞知曉，就無須涉及實質的承擔和問責。可見整個扶貧策略，絲毫不會動搖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也就是政府高官﹝特別是財經政策官員﹞在資源決策上近乎絕對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