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訝的是，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
儘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蹟！須知，《讀書》雜誌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識界雜誌，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的聲譽。筆者的文友、劇作家、作家沙葉新，曾對《讀書》雜誌有一句幽默而精闢的評價：“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可不讀。”
須知，當時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的陳伯達，尚在服刑期間。他被剝奪政治權利，怎麼可能公開發表文章呢？
其實，這連陳伯達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
既然《求知難》並不是陳伯達本人向《讀書》雜誌投稿，《讀書》雜誌怎麼會發表他的文章呢？
在《陳伯達傳》初版中，沒有涉及幕後深層次的這一問題……
事情要從1982年4月22日說起。那天，有兩位陳伯達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批准，前去看望陳伯達。在這兩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揚很熟悉。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過周揚，跟周揚說起陳伯達。周揚說，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陳伯達。周揚本人當時不便直接找陳伯達，就請這位朋友傳達這一意思……
周揚，本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氏，比陳伯達小四歲。解放前，周揚在上海從事文學界黨的地下工作，而陳伯達則在北平做黨的地下工作。不過，當周揚與魯迅之間為「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的時候，陳伯達曾發表文章，主張“休戰”。他們曾於1937年春在上海相識，又先後來到延安，在延安有過交往。
解放後，周揚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領導人，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而陳伯達雖然不算是他的「頂頭上司」，職務卻總是高於周揚。他們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鄰居。不過，他們各自忙於各自的工作，彼此來往並不多。
其中，他們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運動的時候。那時，毛澤東已經對周揚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很不滿意，所以毛澤東在跟陳伯達的一次談話中，談到周揚，希望周揚能夠“下去”———也就是下鄉。由於毛澤東是跟陳伯達談的，所以陳伯達也就對周揚下鄉一事給予關心。
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平心而論，周揚在「文革」前，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在中國文藝界曾推行“左”的路線。不論是“反胡風”、“反右派”，還是批判“丁、陳反革命集團”（註：“丁”，即丁玲；“陳”，即陳企霞）……復出後的周揚，卻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兩個凡是”的鬥爭中，周揚大聲疾呼，衝鋒陷陣，敢說敢為。周揚還真心實意地向當年受到他的錯誤批判的文藝界人士道歉，從此深得文藝界的擁戴。
陳伯達並非當年受到周揚錯誤批判的人，而是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嚴重罪行的人，周揚怎麼關心起陳伯達來呢？
遲暮的周揚，十分求實。他從有關部門了解到陳伯達的一些情況，決定與陳伯達一晤———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在周揚看來，即便像陳伯達這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後，也值得關心。
面對周揚的主動約晤，陳伯達當即答應了。在陳伯達的遲暮之年，還沒有一個像周揚這樣高級別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動約晤他。
翌日上午，陳伯達把希望與周揚晤談的請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員。陳伯達的要求，迅速得到答覆：當天下午，公安人員便通知陳伯達，經過請示有關部門，同意他與周揚會晤。
由於周揚前往陳伯達住處看望，諸多不便。於是，請公安部門派人陪送陳伯達前往北京西單絨線衚衕附近安兒衚衕周揚家中晤談，時間定在當天晚上7時。
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我垮台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記得，那天傍晚6時20分，公安部門派來兩位工作人員和一輛轎車，前來接陳伯達。陳曉農想陪父親一道去，公安人員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來，估計見面之後，談一兩個小時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時15分，陳伯達才在公安人員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來，兩位老人闊別16年，一見面，談得非常融洽，話就多了，竟然談了4個小時！
據陳曉農回憶，那天夜裏陳伯達回來時，顯得有些興奮，但是也已經有點疲憊。陳伯達只是簡單地跟兒子說了幾句話之後，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陳伯達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後，陳伯達詳細地向兒子講述了昨晚的情況。陳曉農意識到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晤，隨即作了筆記。
據陳伯達說，周揚所住，是黃炎培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談話在會客室里進行。公安人員在另一處休息，並不參加他們的談話。除了周揚之外，還有周揚夫人蘇靈揚、周揚秘書一起參加談話。以下是陳曉農當時所記陳伯達回憶與周揚談話的部分內容：
周揚：你若不是擔任了後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就不會那樣了。《紅樓夢》里說：「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沒有能及時退身，地位到了那樣高，打倒陶鑄後，又位居第四。
儘管作為「筆杆子」，他曾經發表過眾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間，能夠公開發表文章，這確實出乎他的意外。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於“六親不認”的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
周揚：我被關起來後，在監獄裏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後來再也聽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引者註：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現在採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陳伯達：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裏，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周揚：那時我也在阜平，聽說毛主席那次很危險，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陳伯達：我垮台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揚：你在廬山是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當然現在也還要設國家主席，但和你們那時不同，你們那時要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陳伯達：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是提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周揚：……「文革」的後遺症很多，現在的青年人不聽說啊，這個問題不知道怎麼解決？
陳伯達：這個情況我不了解。我沒有接觸。
周揚：你現在寫些什麼東西？
周揚：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將來如果能放我的話，你看能不能讓我在你領導的文聯做點小事情，比如搞點材料，我可能還做得來。進你們文聯的門，也需要有點東西（指作品）吧，這幾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周揚：這到時候再說吧。
陳伯達：你現在看些什麼書？
周揚：我有時候看些文學史方面的書。
陳伯達：你對俄國文學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納耶娃回憶錄》，你看過沒有？
陳伯達：這本書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紀俄國文學界的情況，接觸過很多作家。書里講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學家的事情。
周揚：我現在準備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時間都用在這件事上。
陳伯達：你的書出來以後可不可以送給我一本？
周揚：可以。
在這次談話中，陳伯達跟周揚說及「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係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伯達提到幾篇文章題目，內中就有那篇《求知難》。周揚說：“我沒有看到。”於是，陳伯達便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陳伯達果然“向上面提一下”。於是，陳伯達所寫的幾篇“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揚手中。陳曉農記得，此後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陳伯達前往香山春遊。對於陳伯達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經十幾年沒有春遊了。很可惜，公安部門仍然不准許陳曉農陪同。不過，筆者在陳伯達家中見到了這次春遊時公安人員為陳伯達所拍的彩色照片，陳伯達顯得興緻勃勃。陳伯達當時已經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閉門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見愁”！據陳曉農回憶，1982年11月的一天，那兩位曾經來訪過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同意，再度前來看望陳伯達。他們剛剛入座，那位與周揚相熟的朋友，便從包里拿出一本雜誌，送給陳伯達。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讀書》雜誌，上面刊登了《求知難》，署名「紀訓」。陳伯達完全沒想到，自己寫的文章，竟然能夠公開發表———儘管作為「筆杆子」，他曾經發表過眾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間，能夠公開發表文章，這確實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求知難》是經過周揚閱後發表的。又過了一個月，這兩位老朋友又一次來訪，才把《求知難》發表的內情，詳細告訴陳伯達：自從陳伯達向「上面」提出之後，《求知難》等文章由「上面」轉到了周揚手中，周揚頗為讚賞。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歷史學家黎澍去看望周揚，見到了陳伯達的這些新作。儘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經發表多篇文章，嚴厲地批判過陳伯達，但是他和周揚一樣，十分欣賞陳伯達的新作。過了幾天，黎澍向周揚借去陳伯達文稿。黎澍經過仔細閱讀，選中了《求知難》，認為這篇文章適合公開發表。黎澍把《求知難》託人送交《讀書》雜誌，在第10期刊發了。對於《求知難》的發表，陳伯達十分感動。陳伯達說出發自內心的話語：“一個人一旦有事（引者註：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幫助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確實，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於“六親不認”的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自從那次見面之後，周揚與陳伯達曾相約再度晤談，遺憾的是，1983年9月，陳伯達病了，腿疼痛不已，住進北京北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六二醫院。就在陳伯達住院期間，他從報上看到對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指周揚。陳伯達出院不久，周揚在批判聲中病到了。1984年秋，陳伯達再度病倒，住進北京衛戍區二九二醫院。這時候，周揚的病情轉重，長期處於昏迷狀態。從此兩位老人無緣再相會，但是，彼此常託人表示問候。1989年的到來，把周揚夫婦和陳伯達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年7月31日，周揚辭世；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又過了一個月，周揚夫人蘇靈揚也走了。在周揚去世之後，陳伯達聞訊，親筆寫下輓聯：
創延安魯藝 育一代桃李署名「仲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