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往往是武功與文治並重，因此，人們既尚武亦崇文；時至清朝以至今日亦然。嘉慶16年（1811）鹿港同知薛志亮捐俸率地方士紳共同捐資建文祠、武祠，即早年臺灣民眾對此種理念之體現。文祠建成，主祀文昌帝君，亦成為鹿港文人聚會之所。道光年間，鹿港海防同知鄧傳安有感於鹿港因非縣治所在，學子無就學場所，乃倡議「八郊」（「郊」是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以各大商號為首的商業貿易組織，類似現在的商業同業工會）捐資興建書院，其中尤以八郊中的首富林振嵩之子林文濬出力最多。如此，該書院於清道光4年（1824）由鹿港士紳捐資興建完成，是臺灣中部地區最早的學府。為了紀念早在明朝荷蘭人據臺期間即來到臺灣教導人民讀書識字而被讚譽為「臺灣漢文化之祖」的沈光文，乃以其字「文開」為書院之名。書院建成後，除購書以供生員研讀之外，並延聘進士蔡德芳等當代名儒執教。因此，道光至光緒年間，鹿港共出了六位進士、九位舉人以及一百多名秀才。文開書院因此而有「鹿港文化的搖籃」之稱。
文祠與文開書院比鄰，兩者同為人文薈萃之地。此外，早年凡應試及第者，均循古禮至文祠祭祀，因此，鹿港之文祠與文開書院，自昔日起即關係密切。本件碑拓之內容亦充分顯示對此二者之重視：碑文內容大意包括對沈光文崇尚文教之讚許、描述文祠所在地之自然環境、記述文祠右有武祠左有文開書院之比鄰建築、文開書院文生輩出之事實、勉勵在此研學者能通曉中國典籍且窮究其奧、期許博學多識者「處為名儒，出為名臣」，並記重修相關記事。
文祠重修相關之碑碣現存二件，分別是嘉慶24年（1818）、光緒8年（1882）重修時所立之碑記。本件拓本即日治時期拓自其中的光緒8年重修文祠之碑記，該現存於文祠之實體碑碣因歷史久遠，已遭磨損並有風化之跡，而且左下角缺損。本件拓本因拓印時期較早，文字清晰，碑文完整。除了提供後人了解文祠與文開書院在清季的文化地位之外，其寫自然之氣與對群籍古儒的孺慕情懷，更讓人們在現代市街間踏訪古蹟建築時，得發思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