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21日，無政府主義者萬塞蒂Vanzzetti與他的同志沙科Sacco在被執行槍決的前兩天，從麻州監獄死刑囚牢中為其兒子留下遺囑：「……假如我們在忍受了七年四個月十七天慘無人道的折磨與冤屈之後，還得非被處死不可的話，那原因我已經告訴了你：因為我們站在窮人一邊，反對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他們在臨刑前向所有支持者發出號召：以一切形式推翻這個制度！為我們報仇！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1901年6月，日本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在《暗殺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公法如此缺乏判決國際糾紛的能力、經濟制度如此缺乏調解勞資衝突的手段，社會法律與良心如此喪失判斷與制裁個人或黨派行動的力量，則對此社會絕望的人，或者隱遁、或者發狂、或者自殺，或者訴諸暗殺行動。暗殺確為罪惡，但把他們推向絕望的社會不是更罪惡嗎？」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忘記恐怖份子已經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這個事實，我們為什麼不譴責把他們推向死亡選擇的這個罪惡制度呢？
在這種戰爭狀態下，美國的政治中心（白宮、國會）、軍事中心（五角大樓、CIA）、經濟中心象徵（世界貿易大樓）成為攻擊要點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在這些建築物中，有許多迫於生計從事清掃或者低級秘書事務的勞動民眾，他們與遭受原子彈爆炸的廣大廣島、長崎民眾一樣，是遭到直接攻擊與被統治階級利用而犧牲的雙重受難者。那些在廣島、長崎經受原子彈爆炸的亞洲民眾從來沒有咒罵美國；即使是日本民眾，在沒有首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之前就譴責美國，也喪失了道義基礎。
我們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眾懷著解放了的喜悅慶祝「九．一一」事件的巨大成功，連任何偽善者也不能抵賴阿拉伯民眾的這種正當的感情。讀過《古蘭經》的人更明白，那些執行戰鬥的戰士以此清除了自己生活中的罪過，得以升入天堂。對於那些沒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眾苦難的人，如果要譴責這個恐怖行為，就必須同時譴責美國在中東的反動外交政策，必須同時要求美軍停止轟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轟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歲以下的兒童憑什麼要為侯賽因的政策受難呢？）。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軍援以色列，必須同時要求美軍撤出中東、撤出亞洲、撤出一切非美國領土的地區……；否則，除了偽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應該隨著華盛頓的節奏痛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