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由於玻璃製作技術的精進，中世紀歐洲開始出現的大面玻璃窗到了十八世紀開始普遍；本書考察的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以及西班牙的港口城市A Coruña，多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大面玻璃窗的建物。有個說法是，大面玻璃窗在中歐的出現，有助於高緯度地區所需要的日照需求。又或者是有防禦功能考量的陽台設計，也成為某些地區如馬爾他Valletta的建築特色。至於大面玻璃窗的演進，到了十九世紀歐洲更出現縱長比例的落地窗，可充分發揮通風與引進光線至更深的室內的功能。
但也因此，窗的形態與格式沿革的系譜學考察，也就是窗的文化政治解讀，便無可奈何地在書中缺席。例如陽台的設置，在中西歐城市如我造訪過的布魯塞爾、馬德里與里斯本也都有，巴黎也頗為常見；不過，在這些城市的陽台，相信其功能不會是防衛。以上這些城市的都市化過程，先後出現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而這些歐洲城市的出現，也是中產階級城市的成形。而中產階級城市文化的一個關鍵，是觀看與展示開始扮演重要的功能，這與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發達和消費主義頗有密切關聯。我們是否可以從這裏進一步延伸到中產階級文化與建築格式的相呼應，考察陽台成為歐洲城市建築愈見普遍的設計，也體現了其功能的轉變，正媒合文化政治上的新興生態？
同樣的解讀也可用在大型玻璃窗與落地窗的普遍設置，來思考觀看與展示作為一種帶有階級內涵的特權或優勢，在另一層文化政治上的意義。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在中產階級城市遍地開花之際，也正是殖民帝國接力站上國際舞台、讓歐洲成為我們今日認識的這個歐洲。里斯本、馬德里、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乃至於巴黎，分別是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法國的首善之都，這些國家也在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歷史長河中，先後因為殖民或貿易經濟成為實力雄厚的帝國。在這些城市的主要廣場或街道周邊的建築，往往都有大面的窗戶，讓建築立面幾乎成為展示窗台。(且不提廣場這種建築格式的普遍出現，其文化政治的系譜與暗示也耐人尋味)這樣的設計除了通風與採光考量，也讓屋主或其賓客在屋內可以一方面悠然談天飲茶、一方面觀看街道遊行或廣場慶典、一方面更可以向仰望的群眾展示自己的華服美姿。
但是，可大片敞開的窗戶與可以向外跨一步站出去的陽台，在其他的人文地景未必扮演同樣的功能或暗示相似的文化政治。《窗，時間與街景的合奏》所考察的亞洲城市如河內、廣州、澳門、香港，都有陽台、卻未必有大面玻璃窗或落地窗。是否有陽台、大面玻璃窗或落地窗並不是重點；如果考察這些建築格式出現在這些亞洲城市的系譜，或許會得到它們作為歐洲文化傳播的果實、乃是殖民遺緒的結論。但果真如此，我們也可以清楚知道，陽台、大面玻璃窗與落地窗在潮熱多日照的東(南)亞後殖民城市所扮演的功能，大體不會是展示與採光。或許通風和觀看的考量會有些，但是不是中產階級式的觀看，也值得再推敲。
無論如何，《窗，時間與街景的合奏》的翻譯為國內起了一個不錯的頭，相信文化與城市研究、或相關的文史工作者，會對窗的文化政治系譜學有興趣深掘。
延伸閱讀：對於中產階級、發達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文化與消費、以及觀看與展示的邏輯等文化政治討論，可以參考吉見俊哉的《博覽會的政治學》，雖然與窗沒有直接關聯，但論證精采，讀後非常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