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國音的出現，是中國國語運動的重要一環。國語運動開始於清末，運動的追求，是“國語統一”和“言文一致”。清末以京音為國音；至民國，改以投票方式議定兼顧南北的老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又改回以京音為國音。本課題就是介紹老國音從出現到滅亡的全過程。
讀音統一會會員資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須具備下列四條之一：（1）精通音韻；（2）深通“小學”；（3）通一種或兩種以上外語；（4）諳多種方言。最後確定下來的成員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其餘為各省推舉。雖然說各省最多推舉2人，但在教育部任命的會員當中以江浙為主，結果來自江蘇的會員有17人，浙江9人，直隸7人。此外福建、廣東、湖南各4人。
當時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語言學家王照對會員結構非常不滿，指出江浙人佔25人之多，其中來自無錫的就有5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後決定實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個會員一票。當時對於一省一票制度爭論也很激烈，來自江蘇的汪榮寶聲稱：“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反問：“此語做何解釋？”汪不語，王照接著質問：“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北方會員堅決要求每省一票，堅持如果通不過就自行解散退出會議。最後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煒推動下，終於通過了一省一票制度。
一個多月後，共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第二步是核定音素，每個字的標準讀音確定了，核定音素就容易了。會議以清代《字母切韻要法》為依據，把傳統的三十六字母的十個濁音字母去掉，再把知、照兩組字母合併，就得到二十四個聲母；從十二攝裡得出了十二個韻母；從正、副韻和合口正、副韻裡得出齊齒ㄧ、合口ㄨ、攝口ㄩ三個介音（開口無介音）。這樣就核定了漢語的三十九個音素。第三步是採定注音字母。當時字母提案頗多，採定字母爭論很大，許多會員各有方案，共分三派：即偏旁派、符號派和羅馬字母派。最後通過了魯迅及浙江會員許壽裳等人的提案，把會議用的記音符號（主要是章炳麟的《紐文韻文》）作為正式字母。以後調整了排列次序，又增加了一個ㄜ韻母，成為40個字母。這套字母就是“老國音”字母。
但是，此時的國音還沒有具體調值，如“是”字採用上聲（sr3）。著名的如《國音字典》，也只是給出了古今聲調的對應規律，而未明確標出，且所收字中接納“俗讀”及同義的“或讀”很多。再有，就是由於時代或文化原因，不少的老國音教材中還保留有“叶韻改讀”。
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但就在這時，發生了著名的“京國之爭”，這是一場關於京音（北京語音）和國音（即老國音，“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大辯論。
因為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經常發生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的事。他們的國語聽起來很不一樣，很多字的讀音也不統一，教的人覺得難教，學的人覺得很難學。於是有人（南京高師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等等。“京國問題”的討論，絕大多數人都認同了由幾百年的發展所形成的歷史事實，即“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應該建立在“京語身上”。
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大會決定兼採二者，使用標準國音中的京音聲系，是為「國音京調」。如“是”字為去聲（sr4），調值/41/（按趙元任標準為41，但一般認為與京音的/51/無別）。還有輕聲及兒化音，也是準北方話的。
此時，以趙元任先生的《國語留聲片課本》最為著名，先生還出版了一本《國音新詩韻》作為老國音的熟字字彙使用。另外王璞還錄製過《中華國音留聲機片》，但二人稍有不同。“趙氏國音”中，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的調值同北京，而入聲同南京；“王氏國音”則是除前四聲同北京外，把入聲讀成短去聲，是過去北京士大夫階層雅言音的唸法。一言蔽之，王璞短去的入聲，是“短而不促，收而不藏”；趙元任的是“短促、收藏”，但不如江北之“急”。總之，二者入聲都是高音，老國音的聲韻系統已經基本完備。
有不少老唱片、老電影，是採用過老國音的，但又受限於演員的國音水平及角色需要，很多國音並不標準。孫中山先生也有國音演講的留聲，但明顯粵語的口音很重。上層社會如此，民間的國音推廣就更是步履維艱，甚至傳出了“只有趙元任會說”的典故。這是因為老國音畢竟是折中的“人造語音”，現實中並沒有人是使用國音來交流的，國音教師也同學生一樣從頭學起。
趙元任曾回憶：“因為沒有教師用國音作為母語說話，結果就讓我來錄製這一標準語的語音留聲片，準備以後在學校中使用。那實際上是我1922年在哈佛大學教的發音系統。那時，漢語教學在中斷了四十年之久又重新恢復了。但是，不管有沒有留聲片，結果發現，要教一種沒人說的語言是很難的。有十三年之久，我是說這種個人方言的唯一的一個人，而它本來是想作為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的國語的。”
伴隨國音京調的推進，受俗讀、或讀的影響，老國音中原有的v-、ng-、nj-開始變得不必要，開口呼的e韻也可以改讀為eo，於是出現了“變通讀音四則”，即：1、v-改讀u-；2、ng-聲可省略；3、nj-改讀ni-；4、開口呼e韻或讀eo亦可。但要注意，變通後的讀音仍是國音，而非京音，如“我”字北京讀書法是h'eo3（h'是h的濁音），而語音是ueo3，但是變通的國音是o3，並不是ueo3。變通為的是聲音好聽，清楚，乾淨，且容易學。
雖然，國音、京音有別，但到此為止，各方言中距離國音最近的正是京音。在趙元任《國語留聲片課本》中，課文《甄國字和賈觀化》提到老國音“有點兒南京口音”，“事實上京話和國語相差的地方不過百分之五”，如此一來“北京本來就是有一百萬最優等國語不學的卒業生”。
相比老國音，京音的音素少，除了聲調刪減入聲變成四個外，還尖團合流。“國音的音多，京音的音少；多則難記，少則易知；減少幾個讀音，裁撤幾個字母，由難趨易，誰不歡迎？”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漢字，讓漢字走西洋的拼音化道路，所以音素當然是越少越好，拼法也越省事越好。這就是都是南方人的“數人會”學者們會盯上北京音的道理，理由就是因為北京話的音素構成簡單，且尖團音合流。
1924年至1926年，“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修訂了“老國音”，將漢字讀音改為“以北京的普通讀法為標準”。1928年國民政府改“讀音統一會”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同年9月26日，“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 (“國音字母第一式”為1918年公佈的“注音字母”)，由中華民國大學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度將教育部改名為大學院）公佈，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新國音”。老國音和注音符號是幾十人民主協商而成的，而新國音和國語羅馬字是幾個人閉門造車確定。此後不少國音教材開始向京音“轉型”。比如“我”字開始標“uo3”，而非“ngo3”或“o3”。國音的修改被編成了四句歌訣：（1）ㄪ、ㄫ、ㄬ不用咯；（2）ㄗㄘㄙ無齊撮；（3）ㄛ無開齊ㄝ不開；（4）入聲分到四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