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想循蕭萬長之例，在就職前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顧問」名義，出席四月初於海南島舉行的「博鰲論壇」。反對黨批評吳敦義的「博鰲之行」是「朝貢」，二月十八日吳敦義駁斥說，包括前總統陳水扁在內，民進黨有多少人到過中國大陸，他們都是去「朝貢」嗎？所謂「朝貢」，這些話民眾都聽得厭煩，也都是不正確的說法。他們去到大陸，主要是促請北京能夠「正視現實，擱置爭議」，一定要「對等、尊嚴」。
我不會認為吳敦義在就任副總統前到中國參加「博鰲論壇」是所謂「朝貢」，也不會認為吳敦義和李克強見面是不對等，或是被摸頭。只是不解四月初代表「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與會的「團長」，報載說是錢復，而不是吳敦義。錢復也是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顧問」名義率團，何以同為掛名「顧問」的吳敦義變成錢復「團長」的「團員」？二○○八年「蕭萬長之例」，蕭萬長是「團長」，吳敦義不顧名分，為去而去，才是令人匪夷所思！
蕭萬長創辦「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是在我的第一任，我以為「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是仿自「歐洲共同市場」，後來走向「歐盟」。儘管中國排除「歐盟模式」作為解決兩岸議題的思索方向，但我還是認為「歐盟模式」是值得借鏡的，因為歐盟成員國沒有大小之分，也沒有貧富之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最大特色是，尊重各成員國家的主權獨立，及出於自由意願的民主原則，而且符合非訴諸暴力的和平理念，所有成員國一律對等，這就是「主權、民主、和平、對等」的「歐盟」四原則。我不僅樂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成立，也親自參加成立大會並致賀詞。
蕭萬長董事長跟我報告將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名義，加入「博鰲論壇」成為永久會員，我也持鼓勵的態度。蕭萬長後來被任命為總統經濟顧問小組召集人，直到二○○四年六月「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官網出現，兩岸共同市場是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架構下，悖離我的認知與支持初衷，雙方才漸行漸遠。
APEC（亞太經合會）的非經濟領袖會議，是柯林頓總統在西雅圖的年會所創設，「博鰲論壇」則是中國領導人的倡議，結合一些卸任國家元首如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等所共同催生。是中國自搭的多邊論壇舞台，也是一場深具中國特色的年度政經大拜拜，有其意義，但功能不大。
我在立委任內，曾到北京蒐集國防問政專書的資料，同行的還有二位國會助理陳淞山、柯承亨，及四位記者朋友，回來後，我寫出一本《國防黑盒子與白皮書》。我到過紫禁城、天壇與長城，也參訪過解放軍的軍事博物館，過去曾遭國民黨在選舉時拿來作文章，這次也被吳敦義「扯為反駁」赴博鰲非朝貢說。至少我在一九九一年的北京行，並沒有承認或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民進黨人不是對中國事務不了解，而是有人偏不信邪，或是故意要將民進黨推向中國，並向國民黨的中國政策靠攏。選舉敗選，不是民進黨沒有獨立的「中國事務部」，或在北京未設置民進黨的「中國代表處」。民進黨內跑到中國交流、交心，甚至獲取利益者，不乏其人，也是公開的祕密。即使台聯的領導階層，在我的第二任還引介來自中國的人士，說只要我跟他見 面，他會捐給民進黨五千萬元。
我跟北京打交道，八年總統的經驗與教訓，明的、暗的，我都領教過了。和平的橄欖枝，我丟出最多；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或者中美聯手打壓，我都經歷過。蔡英文是民進黨歷任主席當中少見的知中派、知美派。從李前總統的時代透過「明德專案」的平台，到我的時代長期參與台美國安高層對話，和美國朝野政黨都建立良好的人派。李前總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蔡英文參與研析；在我任內又擔任最久的陸委會主委，民進黨內要找一位熟稔中國事務和對美工作的政治人物，蔡英文絕對是第一人。小英之敗，是敗在選戰策略、政策攻防的選擇、判斷與進退，也就是選戰操盤手瞻前顧後，以致「最後的一哩路」不敢衝過去，終致敗北。
二○○二年我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前，也曾拋出將責由「中國事務部」主任陳忠信率團訪問中國，不為對岸所接受。中國的條件就是民進黨要放棄《台獨黨綱》，要修改〈台灣前途決議文〉，要接受「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中國共產黨絕對不可能改變，對台的政策「一個中國，終極統一」，除非民進黨妥協，共產黨是不可能讓步的。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不反對民進黨人到中國大陸去，但不要期待到中國可以改變中南海對台政策。吳敦義赴博鰲非朝貢，但還是改變不了中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現實。民進黨改變不了中國，但台灣人 民的自由意志和堅定信仰才可能促請中國「正視」台灣的「現實」。做為選舉機器的政黨是贏不了大選的，只有相信自己的政黨理念，並貫徹到底，才能感動人民，贏得大選。
不必畏懼到中國，但也不能因畏懼而到中國！
source: 陳前總統辦公室，原載於：壹週刊568期陳前總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