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指出，陳長文之所以發起這項公投提案，主要是為防堵「權力」對司法的妨害，提案中羅列具體規範的對象包括總統、立委、監委等高階公職人員，以及司法和行政首長等，對司法人員施以脅迫、恐嚇、關說或其他非法手段，意圖影響自己或他人的判決處分，可對其科以刑罰。對司法公正最大的威脅，往往來自政治力量，但目前台灣的法律對此卻無法可罰。也因此，五年前的「柯王關說案」，最後的司法判決才會出現「關說者無罪、揭弊者有罪」的怪現象。
社論又指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民進黨總召柯建銘請託當時的立法院長王金平「關切」其全民電通背信案，雖無涉及對價關係之事證，但檢視相關人的對話，要說權勢未對判決發生作用，其誰能信？又如張花冠自爆綠委陳明文對她勾肩說，其官司「都已經處理好了」，不會有事。等宣判確定後，會讓她「死得很難看」。這樣的故事，民眾會不信嗎？再如一年前的兆豐案，蔡總統在其召開的「執政決策協調會報」中，竟裁示「司法機關應排除萬難，查明本案有無涉及洗錢」。蔡英文難道不知道，總統不能對司法機關下達命令；她下指導棋，便可能涉及司法干預。
社論表示，無論如何，有權有勢者干涉司法已是存在許久的鐵錚錚事實，我國長期未立法規範，除了是反映立法怠惰，更是立委心存私念所致。當「超前立法」已逐漸成為趨勢、以期引領國家社會因應社會快速變化時，妨害司法公正罪在台灣卻遠遠落後於社會現實。對於這樣的「落後立法」，唯有民眾透過公投督促國會採取行動，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