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號召學生參軍，那時我正讀初三，同班同學當中有五人報名參了軍，其中就有一位比我大兩歲家住寒亭的同學。這位同學當時是又紅又專的典型，說他紅，倒是事實，專卻談不上，因為他的學習成績總在班上的最後幾名。不久他去朝鮮參戰，還給班主任和同學來過信，訴說戰爭如何艱苦，合著雪吃炒麵等等。可不久再也沒有收到他的來信，他父親還到學校打聽過他的情況，學校也只能用“不清楚”回答。後來停戰談判，交換戰俘，也沒有他，於是當地政府就認為他已經犧牲了，家裡也掛上了“光榮”牌（那時烈、軍屬家都掛光榮牌），還享受某些優惠待遇。
1991年他突然從台灣回來了，還帶來了一位珠光寶氣的夫人。這一下不僅他的家人、同學，連同當地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首先把他家的光榮牌摘了，然後開了隆重的歡迎會，稱他為愛國台胞，並動員他給家鄉投資。他亨亨哈哈地答應著，之後並未見行動。
過兩天他請老同學吃飯，大概是為了顯示他的闊氣吧。飯後他執意要到我家“拜訪拜訪”。說實在話，我是很不習慣跟那些趾高氣揚的有錢人來往的，尤其是那些改革開放後的暴發戶。不過因為是老同學，同時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他這幾十年的經歷，就領他到了我家。我首先問他是怎麼去的台灣。他說，剛去朝鮮打仗，雖然艱苦，但很順利，一下就打過了三八線，但實際上這是美軍學習中國的引敵深入，不久美軍仁川登就把我們的後路掐斷了，大部分人犧牲了，我們幾萬人當了俘虜。我問，你怎麼去的台灣呢？
他說，遣返戰俘時，中國方面提出應全部遣返，聯合國軍方面提出應自願遣返，不得已，中國同意了。一位中立國印度的官員主持，願意回國的進一個帳篷，不願意回國的進另一個帳篷。我選擇了進另一個帳篷，留下了，後來就被送去了台灣。我又說，老兄，當年你可是又紅又專的典型，思想非常進步，不僅入了團（那時能入團的同學很少，不像現在，中學生基本上都是團員了），還積極爭取入黨。我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後來當了右派反革命，在監獄勞改隊里呆了二十多年。咱倆可說是兩條道上跑的車，那遣返時，你怎麼不選擇回國呢？
他說，唉！老弟你不知道，去朝鮮參戰前，部隊首長教育我們說，寧死不當俘虜。當了俘虜回來，不僅給家人丟臉，個人的後果也好不了，不像外國，當了俘虜回來一樣像英雄般地受歡迎，所以我選擇了留下。
我沉默了，他說的並非假話。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接觸過不少從朝鮮遣返回來的戰俘，是黨員的大都丟了黨票，有的複員回家，有的被調往黑龍江軍墾農場開荒。我又問，看來老兄你已經發大財了，用現在大陸流行的話說，你已經是“大款”了，現在衣錦還鄉，你是怎麼發起來的？
他笑笑說，我發什麼大財，是什麼大款！在台灣，像我這樣的充其量不過算是一個中產階級。剛去台灣時也是很困難的。先是當了兩年兵，退役後發了點撫恤金，我就用這點撫恤金開始做點小生意，經過幾十年的拚搏總算有了點根基，才有條件回來看看，想對父母二老盡一點孝心，不想他們二老已經過世，還聽我小弟說，老人家是在三年災害期間餓死的。我聽了以後心裡非常難過，我心裡有愧，愧對自己的父母親人。
我又問，當年國民黨在大陸時搞的一團糟，被共產黨趕到台灣去了，現在台灣反倒發展起來了，成了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他說，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的確做了真正的反省，台灣的發展首先得益於土改。台灣的土改差不多與大陸是同時進行的。大陸的土改是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後分給農民，但沒過幾年又把農民分得的土地收歸了國有，這恐怕對大陸的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因素之一。台灣的土改是國家用錢將地主的土地買下後無償地分給農民，地主用出賣土地的錢發展工業，美國又向台灣開放市場，再加上朝鮮、越南兩場戰爭，美軍的許多軍需品都是直接從日本和台灣購買的，遇到這樣的機會，再加上台灣人的努力打拚，所以台灣發展起來了。
快到夜裡十二點了，我送他們回賓館，臨走我又問他，還想不想回大陸定居，根據你現在的經濟條件回大陸買一套小別墅住倒也不錯，大陸的物價便宜。他笑笑說，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入了加拿大籍。加拿大地廣人稀，住房水電都很便宜，環境非常好，等我們老了爬不動了，到那裡去算了。還說，現在大陸開放了，如果你有機會到台灣來看看，歡迎去我家坐坐，並把他的名片給了我。
以上是1991年的事。回想當時他談的台灣的土改，聯繫到今天大陸的農民問題，我想，所謂農民問題，歸根到底恐怕是農民對土地沒有所有權，這個問題不解決，什麼三農問題，四農問題，要想徹底解決恐怕是很難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