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先生近影。
上世紀九〇年代，台灣統派的一些年輕人，很希望五〇年代的老政治犯（我們習稱老同學）寫回憶錄。那時候全台灣已經充斥著台獨派的歷史觀，我們希望老同學的回憶錄可以產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學對我們的建議不予理會，他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憶過去沒有什麼用。況且，那時候台灣解除戒嚴令才不久，老同學也不知道過去的事能講到什麼程度，心裡有很多顧忌，當然更不願意講述以前的事。
2008年，《思想》的主編錢永祥，要我和陳宜中聯合訪問陳先生。這篇訪問稿〈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登出來以後，很意外的被大陸很多網站轉載，大陸讀者反應說，他們對台灣歷史增加了另一種理解。
由於這個緣故，陳先生終於同意由他口述，讓我們整理出一部回憶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李娜，知道這件事以後，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承擔訪談錄音和整理、編輯的工作，不拿任何報酬。應該說，這本書能夠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回顧起來，自從李娜把逐字稿交給我以後，又經過了兩年多，因為我很忙，校訂工作拖得太久，這是應該跟陳先生和李娜致歉的。最後，黃瑪俐小姐聽說是陳先生的書，立即允諾設計封面及版面，這都應該說明，並表示感謝。
陳先生生於一九二九年，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後階段，台灣光復時十六歲，高中已經畢業，因此他主要的知識語言是日語。十八歲時遭逢二二八事件，並身涉其中，事變後不久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獄。出獄後，經過艱苦的努力，成為台灣新興企業的重要管理人員。但他不改其志，始終關心祖國的前途，花費大量金錢從日本搜購資料，並與島內同志密切連繫，導至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國黨原本要藉著他的案件，把當時島內從事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一網打盡。陳先生備受各種苦刑，仍然堅貞不屈，讓國民黨找不到擴大逮捕的藉口。國民黨原本要判他死刑，由於海外人權組織和美國保釣運參加者的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釋就醫。陳先生出獄時，島內台獨勢力已成氣候，不久民進黨組黨，戒嚴令解除。為了對抗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陳先生又連絡同志，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國統一統聯盟、勞動黨等，是台灣公認的重要統左派領袖。
陳先生口述的一生經歷，主要圍繞著上述事件而展開，主要是以敘述為主。雖然偶有議論，但無法系統的呈現他的政治見解，因此他決定把〈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收入書中，以彌補這一缺憾。陳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現了台灣近七十年歷史的一個側面，同時也屈折的反映了中國人的現代命運。因為現代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對本書中所涉及的歷史問題加以重點分析。我希望這本書將來能夠在大陸出版，因此，我把大陸的讀者都預想在內，涉及面比較廣，希望引起大陸讀者的關注和討論。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二、國民黨與台獨，三、中國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後續發展問題。
大陸的一般人好像有一個傾向，認為台灣人對日本的殖民統治頗有好感，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其實這是最近一、二十年來台灣媒體給大陸讀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歷史實情。在一次簡短的訪談中（見本書附錄），陳先生一開始就說，改變他整個人生的思想和行為的，就是高雄中學的日本人對他的歧視。這並不是單獨的個案。陳先生的前輩，二二八事件後台北地區地下黨的領導人，後來被國民黨處死的郭琇宗，是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他出身於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陳先生一樣，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為飽受日本同學的欺壓而成為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只要熟悉日據末期的史料，以及當時台灣重要人物的傳記，就可以知道，光復後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台灣人普遍都有這種遭遇。
其次，台灣農民的處境，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遠比清朝惡劣得多，陳先生在書中已經談到了。只要稍微閱讀日據時代的台灣新學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發展，也會得到這樣的印象，這就是為什麼日據時期台灣最活躍的反日運動是由“農民組合”所發動的。而領導農民組合的知識分子，大半就是對日本人的歧視非常不滿的、受過比較好的教育的台灣人。這一股力量，是台灣左翼運動的核心，也是台灣光復和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主流知識圈倒向共產黨，並且加入地下組織的主要推動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如林獻堂等大地主階級，也對日本的統治不滿。因為他們極少參政的機會，他們的經濟利益也嚴重受到日本企業的排擠。他們一心嚮往祖國，認為只要回到祖國懷抱，他們就可以成為台灣的主導力量，並且取得他們應有的經濟利益。因此，台灣光復，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和軍隊到達台灣時，受到極為熱烈的歡迎，這從當時的報紙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這種情勢，在國民黨來接收以後，逐漸的、完全的改變得過來，國民黨的接收，幾乎一無是處，所以才會在不到兩年之內就激發了漫延全島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內部的左翼力量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在來台的大陸進步知識分子的影響下，迅速倒向共產黨。他們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見識的，基本上都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國共內戰的局勢對共產黨越來越有利，他們認為台灣解放在即，不久的將來就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沒想到，不久韓戰爆發，美國開始保護殘存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也在美國支持下，大力掃盪島內的親共份子，這就是所謂白色恐佈。國民黨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幾乎肅清了島內所有的支持共產黨的人。這樣，最堅定的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台灣人，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關押在綠島，還有一部份逃亡到大陸或海外，日據時代以來最堅定的抗日和民族主義力量，在台灣幾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階級（左翼之中的地主階級也不少，如郭琇宗、陳明忠都是）雖然對國民黨還是很不滿，但比起共產黨，他們還是勉強跟國民黨合作。但是，美國為了杜絕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左翼根源，強迫三個地區的政權進行土地改革。國民黨當然願意跟美國配合，因為這還可以藉機削弱台灣地主階級的勢力。國民黨表面上是用國家的資源跟台灣的地主階級購買土地，但實際上付給地主的地價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灣的地主階級從此對國民黨更為痛恨，地主階級的領袖林獻堂外逃日本，而且還支持在日本從事獨力運動的另一個地主廖文毅。所以陳先生才會說，台獨運動的根源是土地改革，這是從未有人說過的、深刻的論斷。
這樣，台灣內部原有的最堅強的、愛國的左翼傳統在台灣完全消失，而原來溫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階級，全部轉過來仇恨國民黨。前一種人的後代，在父親一輩被捕、被殺或者逃亡之後，在反共的宣傳體制下長大，無法了解歷史真相，又因為上一代的仇恨，當然也只會仇恨國民黨。而地主階級的後代，不管他們的經濟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們還是比較有機會受到教育，比較有機會到美國留學。他們上一代對國民黨的仇恨都遺留在他們身上，他們在海外又受到美國的煽動和支持，他們的台獨組織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發展起來，並且在八O年代和島內的台獨勢力相結合，就成為目前台獨運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