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浙江歸安陸心源的「皕宋樓」，其子孫欲出售先人所遺典籍。因清廷及商務印書館均無力收購，以致於1907年為日本財閥岩崎氏蒐購東去，成為靜嘉堂藏書的重要館藏。而此種私人藏書無力執守的現象，於清末民初極為普遍。
中文「圖書館」一詞，謂者多稱源自日本的「図書館」一詞。但日本早期亦無此名稱，而是將存書之處所稱為「文庫」。故該詞未必不是日本受西學東漸影響後的新名詞。「圖書館」一詞見於中國報刊始於1896年9月27日由梁啟超等人創辦的上海《時務報》＜古巴島述略＞一文中。故多認為該名詞係由梁啟超自日本引進中國。梁氏以降最先使用「圖書館」一詞者為張元濟。他於1897年2月與友人於北京合作籌辦「通藝學堂」，率先於通藝學堂內設置包括圖書館、閱報房等設施，並在《通藝學堂章程》下附《讀書規約》及《圖書館章程》。這是我國第一個「圖書館章程」，該《章程》在晚清西方圖書館觀念的傳播上具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元濟早期不忘於學堂設立藏書單位供該校師生運用，並很早採用初引進中國的「圖書館」一詞來稱呼他設立的藏書單位並訂立章程，可見他對國內外傳入新知新學的重視與認同，除隨時汲取掌握外，並具即知即行的實踐魄力。張元濟日後成為商務的重要掌舵者，且商務當局對經營圖書館業務的長期支持，居中擘畫的張元濟絕對是重要的推手。
由歷史觀察「藏書樓」一詞的通行早於「圖書館」一詞的運用。「圖書館」一詞約1900年才開始在中國流行，並在清末新政前後才超過「藏書樓」成為通行用語。有關「圖書館」一詞在中國確立通行的過程，吳晞曾詳細載述。
「……例如1900年9月《清議報》有篇名＜古圖書館＞的文章；1901年6月《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關於幼稚園盲啞學校圖書館規則＞一文。1903年，清政府頒發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訂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圖書，以資考證』，並規定其主管人為『圖書館經理官』。此為「圖書館」一詞首次於官方文件中採用。《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後，原京師大學堂藏書樓便改名為京師大學堂圖書館。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圖書館名稱的正式官方藏書機構。……直到1904年，湖南圖書館、湖北圖書館和福建圖書館相繼成立，圖書館的名稱才開始在社會上通行，其後各地出現的各種新型藏書處所多數都標之以圖書館的名稱。
除了流行的時期有先後之別，圖書館本質上與中國具歷史淵源的藏書傳統有所差異之處，最主要與最本質的一點，在於封閉與開放的區別。從封閉走向開放，便是我國圖書館從無到有、從萌芽到成熟的曲折歷程。 另程煥文也歸納中國古代藏書具有「私有」、「封閉」及「專享」三點特色，此相對於近代圖書館「公共」、「共開」、「共享」的特色 ，可作為審視與畫分傳統藏書與近代圖書館的標準依據。透過本質差異的檢視，可證明中國古代藏書歷史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並無直接傳承關係。
「西學東漸」與「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發展」兩項因素，促使往昔文獻圖籍蒐藏，以傳統舊式藏書樓形式為主的大環境，轉變成以近代新型圖書館為主。而舊式藏書型態的消亡，亦非一夕蹴成，仍是經歷一段時間的變化過程。
造成晚清藏書之毀傾主要可歸因於兩項因素造成。一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太平天國戰爭的打擊；一為封建經濟之衰落與解體。前者如清代官府藏書達鼎盛極致的「四庫七閣」，在戰爭中毀傾三閣。如「宮廷四閣」中的「文源閣」（以及收藏《四庫全書薈要》的「味腴書屋」）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化為灰燼；「江南三閣」中的「文宗閣」和「文匯閣」在太平軍攻破揚州及鎮江時付之一炬；此外藏有《四庫全書》底本等大量珍籍的「翰林院」，亦於1900年被八國聯軍掠奪一空。官方藏書皆已如此，則私家藏書之無力對抗戰禍，則更可想見。後者因封建經濟之衰落與解體，也造成清末藏書事業的衰落，尤以私家藏書影響最甚。如清末諸多著名私家藏書，或因家道中落，子孫不守而藏書散出，最著名者為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浙江歸安陸心源的「皕宋樓」，其子孫欲出售先人所遺典籍。因清廷及商務印書館均無力收購，以致於1907年為日本財閥岩崎氏蒐購東去，成為靜嘉堂藏書的重要館藏。而此種私人藏書無力執守的現象，於清末民初極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