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衫襤褸，軍紀渙散的國府軍隊，受到台灣民眾熱情的夾道歡迎。
1945年8月15日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向聯軍無條投降後，蔣介石便派遣國府軍約五千人，於1945年10月17日登陸基隆港。台灣民眾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遠道而來的國府軍隊[1]，然熱情的台灣民眾所迎接的卻是一支衣衫襤褸、軍容不整的貧弱部隊。儘管對這支部隊大感失望，但仍滿心期待，因此陳儀在10月24日飛抵松山機場時，受到台灣民眾盛大的歡迎。陳儀隨後於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會堂[2]（即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
二二八事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此成立，並密集開會討論，最後還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3月7日之前，儼然成為全台最高民意中心。3月8日，國府軍隊登陸基隆，中山堂也成了屍橫遍野的殺戮場。
天馬茶房前，寡婦林江邁遭緝私員傅學通等人以槍托敲打頭部，導致流血過多而暈倒在地，緝私員的惡劣舉止引起圍觀群眾的激憤。
1945年10月國府接收台灣之後，陳儀為了進一步地掌握整個台灣的經濟資源，以便從中獲取暴利，因此，對於攸關民生經濟有相當重要關鍵的機構──專賣局[3]和貿易局[4]更是緊抓不放。同時，為了支援蔣介石在中國內陸的剿共行動，更是不顧台灣百姓的死活，不但大力地搜刮台灣民眾所賴以生存的豐富米糧，更是打著專賣局及貿易局的旗幟，無所不用其極地掠奪台灣其他各類重要的經濟資源。
台灣民眾從此生活在物資不足、通貨不斷膨脹的恐慌之中，民生凋敝乃至經濟崩潰早已成為台灣民眾心中最大的塊壘，發生在1947年2月27日傍晚的查緝私煙事件，會造成官民衝突，擴及全台，實肇因於陳儀施政失敗，導致民眾不滿，而群起抗議，要求改革。
28日群眾至專賣局抗議，並提出四項要求。
1947年2月27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一名賣煙的中年寡婦林江邁在來不及躲避時，於天馬茶房[5]前遭到取締，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均被沒收。林婦苦苦哀求，但傅學通等人均無動於衷，甚至以槍托敲打林婦頭部，導致林婦流血而暈倒在地。這幾個查緝員的惡劣行逕，引起圍觀群眾的激憤，喊打之聲四起，傅學通等人見情勢不妙於是棄車逃逸，群眾緊追不捨。
傅學通逃往永樂町二町目（今迪化街），眼見逃不過群眾的追打，於是拔槍射擊，打中民眾陳文溪[6]，送醫之後死亡。無辜民眾被亂槍射中，更加催化了情緒激動的群眾，於是燒毀查緝車，並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相關人員予以正法，然而均得不到當局的正面回覆，於是群眾沿街打鑼，宣告此一事件發生的始末。
稍後，晚間九點多時，另有一批群眾來到新生報社，要求報社對27日晚間發生查緝員濫殺無辜民眾的事件，如實刊登。當時新生報[7]的總編輯是吳金鍊，他因接獲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通知，不得刊登報導此一事件，於是拒絕群眾的要求。群眾不滿吳金鍊的態度，於是揚言要放火燒掉新生報社，吳金鍊只好找來社長李萬居出面解決，李萬居礙於情勢只好答應刊登。於是，新生報在第二天，以短短百字報導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民眾群聚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請願時，不料卻遭到公署陽台上軍隊無情的掃射，傷亡慘重。
2月28日，憤慨的民心仍未能平息，不但敲鑼打鼓，通告台北市民罷工、罷課，並且開始組成遊行隊伍，準備再進一步提出強烈的抗議與不滿。
遊行隊伍[8]途經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延平派出所）前，遭該所警員制止，民眾氣憤之餘，搗毀警局後，轉赴專賣局台北分局，將局內的各項專賣物資及器物焚毀。隨後示威群眾再轉往專賣局總局，提出即時交出兇犯當眾槍決、從優撫卹被害者的遺族、即時停止查緝私煙、局長出面謝罪等四項要求。
交涉不果的群眾乃轉往長官公署[9]抗議，孰料，陳儀早已在長官公署內怖置兵力，不知情的群眾仍繼續前進長官公署，終致遭到機槍無情的掃射，當場約有3、4人死亡，傷者無數，情勢愈發的緊張。陳儀以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更加劇了民眾對陳儀政權的怨恨，加上長久以來所受到的剝削及不公平待遇，台北市民極度不滿的心情更在此時完完全全的爆發出來，有些人看到外省人就打，外省民眾一時四處驚逃。最後示威群眾來到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內，決定向全台灣民眾廣播整個事件的經過以及陳儀的暴行。至此，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全市騷然，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生罷課，市民萬餘人已捲入洪流。陳儀見狀乃於下午3時宣佈戒嚴令，動員武裝軍警開槍逐離群眾，想藉由武裝鎮壓，平息已被燃起怒火的群眾。
當晚7點30分，柯遠芬、黃朝琴、謝娥等人，想透過廣播替陳儀開脫及辯護。這番作法，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激起民眾的憤慨之心。
3月1日，全台灣的民眾透過廣播，得知了發生在台北天馬茶房，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全台各地紛紛響應台北群眾的號召。一年四個月前，當初被台灣人民所殷切期待及盛大歡迎的國府軍隊，如今成為鎮壓台灣人民的劊子手，國府軍隊何其忍心，而台灣子民又是情何以堪的要去面對如此慘忍的對待！
[1] 1945年10月17日，台灣民眾熱烈期待而挾道歡迎的國府軍隊，竟然是支腳穿草鞋，肩扛釜鍋，身穿棉襖，軍容極度不整的「乞丐」軍。令台灣民眾大感失望。
[2] 中山堂，原名公會堂，1928年日本政府為慶祝日皇裕仁登基而著手規畫興建，1936年完工，總建坪三千餘坪，可容納二千多人集會，是當時最現代化的集會所。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此簽署降書，當天下午並由林獻堂主持「台灣光復慶祝大會」，慶祝回歸「祖國」懷抱。
[3] 專賣局，即今之公賣局，是專賣制度的象徵，也是當時稅收的主要來源機構。戰後，陳儀在經濟方面，如同政治上的壟斷，也是採取全面的統制經濟，把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全部納入專賣，官員的貪污舞弊，導致民不聊生。專賣局所販售的煙，品質低劣價格昂貴，因之市面上私煙充斥。
引燃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即在於查緝私煙的人員，敲昏女煙販林江邁，並擊斃路人陳文溪，民眾對緝私人員所犯下的惡行，怒不可遏，於是在2月28日，示威遊行至專賣局扔擲石頭抗議。
[4]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日人重要物資後，於1945年11月5日成立臺灣省貿易公司，1946年2月11日更名為臺灣省貿易局，屬長官公署的省屬機構，由于百溪擔任局長。臺灣省貿易局之成立是為具體落實陳儀的貿易統制政策。
[5] 天馬茶房，日治以來，大稻埕是台灣人生意的大本營，大戰末期，城內受空襲破壞，尚未復甦，延平北路、南京西路附近是台北最熱鬧繁華的地方，有德記洋行、天馬茶房、永樂座、蓬萊閣等著名的商號和娛樂場所，馬路兩旁是三層樓的連棟建築，亭仔腳相通，騎樓下擺滿各色攤販。
1947年2月27日晚上，專賣局緝煙人員傅學通等六人在此查緝私煙，擊傷女煙販林江邁，槍殺路人陳文溪，引起圍觀民眾的激憤，事件不斷延燒擴大，終於點燃二二八全台烽火。
[6] 2月27日的緝煙事件，發生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一帶，當年為夜間煙市，即現在生元藥行、富順飯店、海霸王所在地。緝煙人員在打傷林江邁之後，遭圍觀民眾的追打，其中一名緝煙人員逃至南京西路和延平北路口（今福記），另一名緝煙人員傅學通則沿南京西路轉迪化街，逃至永樂戲院，在迪化街（今台灣金銀絲公司大樓）打死路人陳文溪。傅學通的暴行，更加引發群眾的不滿，情勢也愈演愈烈。
[7] 新生報，27日晚上，抗議民眾在路人陳文溪被擊中後，來到新生報社，要求報社如實刊登整個事件發生的經過，遭到總編輯吳金鍊的拒絕，民眾揚言燒毀報社，才在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下，於次日，刊登了聊聊百字的報導文字。
[8] 遊行路線分為四條：一為煙販的抗議路線。2月28日早，由台北後火車站的煙市出發，拿著抗議布條、獅鼓，經承德路－南京西路－迪化街－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北門－忠孝西路－重慶南路－專賣局總局－中山南路－長官公署。二是大稻埕隊路線。由大橋頭出發－迪化街－南京西路－北門－忠孝西路－重慶南路－總局－中山南路－長官公署。三是萬華隊路線，由龍山寺出發，沿鐵路－愛國東路－總局－轉回重慶南路－忠孝西路－長官公署。四是學生隊，集結往長官公署。
整個遊行時所爆發的主要衝突點一是在專賣局台北分局。其次是在專賣局總局，最後是長官公署前廣場。其中又以軍隊從長官公署屋頂用機槍掃射群眾，造成死傷最為慘烈。當時民眾四散，並氣憤地開始毆打外省人，雙方的衝突已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9]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日本時代的台北市役所，接收後成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今之行政院。當抗議群眾來到長官公署前面廣場時，軍隊在三樓架起機槍掃射示威群眾，當場血跡滿佈傷亡慘重，使民眾的怒火加速延燒擴大。群眾隨後來到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透過廣播將事件始末告知全市民眾，並呼籲市民以罷市、罷工、罷課的實際行動，以表達民眾不滿之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