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李先念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建國后連續5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先念，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在數次政治風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領導人之一。經歷了第一、二、三代領導人交替與變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層為數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給外界的印象是謹慎、小心，不鋒芒畢露，“用今天的語言來形容是‘低調’”。不少人將其歸因於他成長的家庭——李先念的母親是一位農村婦女，前兩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個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個結構復雜的大家庭，這大概也幫助李先念形成了寬厚待人的品質，以及在復雜環境中處理復雜關系的能力。
此外，李先念還非常敬重自己同母異父的二哥陳有元。陳有元是農會的發起人之一，但他在“肅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審。部隊路過新集時，李先念見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內，他大吃一驚，又不好過問。二哥也發現了他，大聲向他喊：“先念兄弟，我對不起你們，你在部隊要好好干……”不久，這些“肅反”對象被無辜殺害，其中就包括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就是在這樣相對殘酷的政治斗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說過一句話：可以說過而極之的話，不可做過而極之的事。而一旦遭到批評，為了顧全大局，他也是很誠懇地作檢討，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裡的“老好人”。
李先念受過沖擊但也未離開領導崗位，這與毛澤東或微妙或直接的保護不無關系。
當年李先念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1938年，總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談話，讓他到八路軍129師當營長。從軍政治委員到營長，實際上連降6級，李先念沒任何怨言地答應了。毛澤東后來得知此事后說，“這太不公平了”。在毛澤東的干預下，李先念轉而到了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
大躍進期間，李先念也對全國上下盛行的浮夸風表示不滿。在廬山會議期間，李先念與張聞天住得很近。他們經常碰在一起交談，張聞天為了深入研究經濟情況和准備發言，幾次找李先念要關於國民經濟的一些具體數字，李先念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但沒有想到，后來在批判張聞天時，李先念也受了牽連，說他為張聞天提供向黨進攻的“炮彈”。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檢查。一天，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談話。李先念后來曾在很多場合回憶這次談話的情況：“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見面就說，‘杞國人來了，坐下’。接著就問我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學杞國人。我說，知道這個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憂幾億人開不了飯。毛主席聽我這麼一說，感到吃驚，便讓我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他不但耐心認真聽我講，還提出了一些問題。”這次談話，不僅消除了毛澤東對李先念的怒氣，也讓他了解到真實的狀況。
1966年，周恩來准備讓李先念作為代表團一員，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財貿口造反派貼出大字報，提出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求取消他代表團副團長資格。為此，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當時毛澤東還說了一句：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隨后，周恩來有意識地傳達了毛澤東的這句話，也借機向外界傳遞毛澤東是保護李先念的這個信息。
“都倒了誰跟‘四人幫’斗爭”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裡有李先念，而沒有葉劍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驚，立即寫信，說從資格到能力，他們都比自己強，這樣的安排讓他睡不著覺。”李先念傳記小組的工作人員高敬增還提及這樣一個細節：1988年，中央動員李先念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來，就任政協主席一職，李先念也沒什麼意見。
秘書程振聲說，有人說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實際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兩次靠邊站，后來也和諸多老帥一起與“文革派”鬧翻，上演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沒倒過，隻不過是沒徹底倒，這一點跟葉劍英有點像。”在其身邊工作的人看來，李先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斗爭策略。程振聲說，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談到與“文革”派的關系，李先念說：“我對他們是隻說不做。”毛澤東回答：“你就敷衍他們。”后來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時，還說過一句話：“人家是敷衍你！”
1987年，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聚會，陳再道曾直接問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說你是不倒翁！”李先念當時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誰跟‘四人幫’斗爭呢？隻有自己保護好了才能保護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