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筆者在廣州嶺南大學唸完一年級後，有機會赴美國留學，進了美國康乃爾大學唸二年級，選了一些經濟學的課程，發現經濟學可以用來解釋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現象，便對經濟學發生興趣。決定繼續學習經濟學。尤其是計量經濟學，因為筆者對數學也十分有興趣。
1951年在康乃爾大學畢業後，筆者決定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唯一的大學開設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在芝加哥大學設立的Cowles Commission擁有世界最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因此筆者便申請往芝加哥大學唸計量經濟學。到了芝加哥大學以後，筆者有幸向世界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學習，包括T. J. Koopmans教授，Jacob Marshak教授，和Hendrick Houthakker教授等，還有機會向其他的著名經濟學家學習。一般人認為當時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有兩位，一位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Milton Friedman教授，另一位是在MIT任教的Paul Samuelson教授。Milton Friedman教學生如何理解經濟問題，如何思考重要的經濟問題。他能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把問題的重心找出來，找出問題的重心以後便很容易地把問題解釋。當一位成功經濟學家的必需條件是得到一位經濟學大師的訓練，筆者幸得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訓練。
Friedman教授開設了一個每週一次的討論班（seminar），我有幸參加。在討論班報告我的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 「美國汽車的需求：一個關於耐用品的研究。」"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n Consumer Durables。"　Friedman 教授在討論班批評我的論文，聽了他的批評以後，我把論文修改，得益不少。現在世界通用的貨幣供應量M1和M2的定義是當時Friedman教授在該討論班首先採用的。當論文快要寫完時，我需要找工作，Friedman教授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一位副院長，我便得到邀請當該學院的助理教授。1955年秋季我前往該學院任教，同時也有機會向MIT的教授，包括Paul Samuelson教授學習。Samuelson教授舉辦討論班的風格和Friedman教授不同，Friedman教授在每次開討論班時都做了充分的準備，Samuelson教授的經濟學識廣博，在開討論班時沒有作任何準備，他會提出幾個經濟問題，讓學生選其中的一個便開始討論這問題。
1984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和王複孫處長到我家來探訪，請我回國幫助推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我十分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在1985年6月，我回到中國在北京舉辦經濟學的講學班，並請了幾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因為需用美金的經費是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此培訓班被稱為「福特班」。 福特班在北京舉辦了10年，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了5年，一共培訓了15乘50或750位學者。現在他們在中國或美國各處工作，對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從1985年到1991年我被邀請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的顧問，當時體改委的主任委員是趙紫陽總理，當體改委顧問的時期，我有多次機會與趙紫陽總理對中國經濟問題交換意見。直到今天，筆者繼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希望多多瞭解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