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諸“四大發明”一詞演變，其源出於歐洲學者的“三大發明”，隨后“三”增為“四”，並在中國流傳，時間共不超過四百年。在對古代文明了解愈加全面的今天，一些研究者提出超越“四大發明”的中國古代“三十大發明”或“88項重要科技發明創造”，是非常有意義的探索。
探討知識的發展史，尤其需要歷史語境，而不是以今人視角為准。量度古代中國發明的意義，則必須重視與古代中國直接接觸的近鄰們的“用戶體驗”，而不是跳過歐亞大陸中段的大片區域，到遙遠的歐洲尋找隻言片語的認同。
中國顯然並非所有古代重要科技領域的原創地，但通過無與倫比的消化融合能力，“中國制造”成為古代絲路上優質產品的代名詞。以中國周邊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為基礎，從歷史實境出發來反觀融合后創新並高出一籌的中國發明，無疑能讓我們更加貼切真實地體認先人的智慧與成就。當然，在每個歷史階段，可堪代表中國制造水准的發明創造種類也是動態變化的。
中國周邊地區對“中國制造”的早期認識幾乎隻能從考古遺跡中獲取。於年代方面，則難以找到早於戰國的源於中國的遺物。公元前6至3世紀分布於阿爾泰山北麓，形成巴澤雷克文化的游牧民，通過向周邊地區賣出馬匹，積蓄了來自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大量商品。墓葬所出遺物中，除一輛中國設計風格的大型四輪馬車外，更引人注目的還有原產自楚地的銅鏡和戰國風格絲織物。
這些產品有些飽含深厚的技術積累，有些展現出優雅精致的制作工藝，還有些則涉及難以企及的奢華原料。它們通過巴澤雷克等文化中轉，進一步傳播到北面的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面的東歐大草原等地。古羅馬作家曾悲嘆中國絲綢不僅吸去大量黃金，同時還助長追求奢華的社會風氣。盡管各國奢侈品都使古羅馬這樣的消費主義帝國黃金外流，但仍不難窺見中國發明在外來珍奇中佔據的獨特地位。
數百年后，阿拉伯帝國阿拔斯朝治下的首都巴格達，同唐都長安一樣，萬邦來朝，商旅湊集。這個文化勃興時期的文獻記載驟然增多，其中不乏盛譽中國發明的文字。生活在巴格達的文化名流賈希茲（776-869），在其《論市場監察官》中提到從各國進口的貨物，其中來自中國的有“優質寶劍、絲綢、大瓷碗、紙、墨、孔雀、快馬、鞍韉、氈、肉桂、大黃”。在數量上中國商品與來自拜佔庭和波斯古城伊斯法罕的貨物相當，略多於印度。但后面幾處的出產多為動植物、礦產甚至奴隸。唯獨中國以工藝品為特色。
賈希茲的文字在隨后幾個世紀中被多次援引，在此基礎上各地作者又有所增益。中亞加茲尼王朝的文人撒阿利比（961-1038）在其《珍聞諧趣之書》裡提到中國時，開宗明義地對中國產品賦予極高評價：“阿拉伯人習慣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產地為何地，都稱為‘中國的’……在制作珍品異物方面，今天和過去一樣，中國以心靈手巧、技藝精湛著稱”。撒阿利比指出除精美透明的瓷器、可追溯到中國的撒馬爾罕紙以外，中國人在塑像和繪畫方面也擁有舉世罕見的技巧。中國畫家不僅要在呈現出筆下人物的神情形態，還要更加力透紙背地刻畫出人物的靈魂，辨別出其笑容蘊含的究竟是嘲弄、困惑、莞爾還是驚異。
對中國制造的模仿在西亞一直在進行著，但大部分時間內，當地工匠最終收獲的是嘆服。波斯作家穆罕默德·花德米爾（逝世於1534年）記錄了赫拉特（現阿富汗西北部城市）一名在金屬器皿上繪制圖案的工藝大師，曾數次嘗試燒制中國瓷器，但經過不懈努力，他始終隻能制作出形制與中國產品極為相似的器皿，但在顏色和純淨度上則仍稍遜一籌。直到19世紀，中國工藝在伊朗仍然保持卓然地位。一名英國觀察者記載，伊朗畫師稱贊了歐洲畫師的技藝，但仍指出“中國畫師對色彩的運用是超絕的”。
“中國的特產包括紙張，它很快驅除了此前使用的埃及莎草紙和羊皮紙，這是因為它更美觀，更柔軟，更易搬運，書寫也更便利”。中國造紙術由怛羅斯之戰的俘虜帶入撒馬爾罕，又很快從這裡傳播到巴格達。歐洲人最初並沒有將造紙術列入中國大發明，但阿拉伯作者從未遺忘它的中國源頭。
限於篇幅，筆者在此不再列舉讀者容易找到的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和阿克伯《中國志》（漢譯本見瑪扎海裡著，耿昇譯《絲綢之路》）等關於中國發明的記載。從絲路實境來看，有一種認識自古一以貫之，即中國發明在絲路上的近鄰，也就是西亞和中亞作家眼中，已經遠遠不隻瓷器、紙張、絲綢、寶劍、工藝美術等具體事物（這些器物往往並非最早出現於中國），而更是一種在融匯各地之長的基礎上，精益求精、“畫龍畫虎亦畫骨”的工匠精神的無盡追求。撫憶往昔，這無疑是更加值得國人自豪和深思的歷史遺產。
《西游記》中烏雞國太子曾如此評論唐朝：“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這借異域口吻透視中原風物的妙語，反過來提醒今天的我們：遙遠的地理和心理距離容易帶來認識上的偏頗。翻看中世紀阿拉伯史料，無論是在大馬士革、開羅還是非斯，其市場之繁榮，以及古代中國未嘗發展但常見於西亞的科技領域很多，昭示出人類文明發展如鑽石般擁有多個切面﹔即便如此，中國發明在其他切面依然擁有杰出地位。因此，根據原始資料來全面考察絲路文明，既能獲取對其他文明的准確認識，同時也有益於更加准確地定位中國科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