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與「愛」成了馬克思詩篇的兩項重點；這同時，革命與愛，更成為馬克思與聶魯達詩風的永恆。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借用了前人的吶喊：「這裡就是羅陀斯」，寫成了這本詩集。
「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吧」這兩句詩，出自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文論中，卻源於希臘時代《伊索寓言》的一席比喻。經常被拿來將革命思想與詩連結的經典。我每次重讀，都深深感受已並非「經典」兩個字得以形容，而是對未來行動的一種想像。同時，這行動的想像，有深刻的物質驅動力。現在，它被置換成我的詩集的名稱。除了是紀念馬克思誕生兩百週年的一分獻禮之外，也多少有對於詩歌和文化行動如何被賦予連結意涵的想像。所以，我說：
詩作為一種思想武器，進而引發文化行動的事情，正在加速的消失，並且蒸發無形。當我這樣說時，必然引發很多對詩情有獨鍾者的爭議。「詩，真的有必要披上思想的外衣，並形成行動嗎？」有人帶著質疑地問。
而我暫時並不熱衷於回應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將我帶到不久以前，一個酷熱夏日的午後，在濁水溪出海口的一個小村庄——台西村。就像多數濱海的農村一般，當炙烈的日頭臨照的每一個午後，孤寂陪伴的，通常只是一隻落單在荒廢豬寮旁的黑狗。曾經，便是在這樣的孤寂中，幾位村子裡的農民和我排起一齣稱作《證言劇場》的戲碼來。
在戲中，其實他們沒演甚麼戲；就只是專心報告村子受石化工廠空汙荼毒的見證。398支煙囪排出的PM 2.5，吹南風的夏日，苛刻地折磨風頭水尾上，勤耕以換口飯吃的農民。每回，他們站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形象，都不禁令我想起，馬克思在文章中引述「羅陀斯」——無產階級工人家鄉——的情景，是一種歷經不斷落敗後的重新站起。
為了這樣一齣戲碼，在演出後，仍能在社會引發環境問題就是階級問題的關切。我回到村庄來，在熟悉的古厝所重建起的攝影記憶中，和已經熟識多年的小女孩——里美重逢，並留下一張日常中交織著多重視線的合照。這麼說，因為里美和她媽媽、阿公、阿嬤都參加了那場戲劇演出，就在這合照現場的古厝所搭起的簡易舞台上。另有，我和她有了相約，一起來為這備受魔煙所害的村子——「家鄉羅陀斯」，寫相互回應的詩篇。因此，我寫了「當時間屬於我們的時候」這首詩。詩的幾行，我這樣寫：
很久以後，我一直尚未收到里美寫來回應家鄉情境的詩篇。到底是詩篇不易書寫呢？又或家鄉的情境沒改變前，她並無心動筆呢？我沒刻意去尋求解答。但，我只是猜測：應該在空汙沒有徹底從家鄉的天空撤離前，我是不會收到她任何詩作的。我這樣想，時間就這樣過去。詩，仍然留在詩頁中，作為我們彼此對於她的家鄉的一種允諾。
這樣的很多日子裡，我時不時，便會想起智利詩人帕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名言：「我是寫詩很久以後，才知道我寫的是詩。」這兩句話，表面平白易懂，卻語意甚深，多所潛藏。讓我對於一心將詩歌視作文字美感操作的事情，有了更深的批判，進一步理解埋藏於詩歌底下，如礦岩般黑而晶亮的賦、比、興。我想，詩和歌都因渴望解放而找到文字與韻律，恰與被壓迫的人們一般。
2016年，我所尊敬的長者陳映真老師過世，在為他舉辦的紀念晚會上，我又有機會聆聽好友朗讀他唯一翻譯過的一首聶魯達的詩：〈獻給黨〉。其中，這幾行詩，令人難忘。
這便是如礦岩般黑而晶亮的詩篇，在我們的生活中，形成一種朝向底層、弱勢⋯⋯更擴大說，朝向第三世界場域的動能。聶魯達詩風蔚為當今全球左翼的文化象徵，其來有自。因它不僅僅是天上的旋律，更是地上的氣息。永遠在受苦人的門板上，扣下結實的問句後，不忘留住對這不平等世界的吶喊。
如果，我們有機會閱讀到馬克思的詩篇，並不難發現類似的痕跡。「我們被綑綁、支離破碎、空虛、害怕／永遠被鏈鎖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在上」年輕的馬克思寫道：「⋯⋯我們是冷酷上帝豢養的人猿。」他還說：「我將吶喊出對人類巨大的咒詛。」這就是馬克思的詩篇。
是的。「這裡就是羅陀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