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作為台灣從威權向民主過渡的領導人，前總統李登輝贏得了「民主先生」的美名；作為張揚台灣本土認同的元首，他則留下了「台獨教父」的稱號。從「民主先生」到「台獨教父」，其實是一條不連貫的破折線，象徵李登輝頓挫的民主路線轉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狹路。也因此，李登輝以九十八歲高齡病逝，雖然藍綠陣營同表哀悼，但他留給台灣的卻是一個認同分歧而撕裂的社會。
李登輝最精采的時光，應該是從他接替驟逝的蔣經國出任總統的一九八八年開始的八、九年。當時，他面對國民黨內的主流、非主流之爭，機巧地利用合縱連橫化解了內鬥危機，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其後，他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並發動一連串修憲，推動「萬年國會改選」，廢除國民大會，推動台灣省長、北高市長乃至總統的直選。這些改革，使台灣脫離威權體制，起步邁向現代化及制度化，成為東亞的民主化先鋒，但也造成憲政紊亂，總統擴權的現象。而台灣的現代化、制度化、國際化從一九八四年即已推動，若沒有先前蔣經國打下的基礎，李登輝的民主改造工程不會如此順遂。
一九九六年在中共「飛彈危機」中當選首位民選總統的李登輝，就任後展開了一連串與大陸切割乃至對立的作為。從經濟上的「戒急用忍」，到政治上的「兩國論」，都把兩岸關係帶向不歸路。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全球都在杯葛中國大陸，李登輝卻讓台商持續登陸尋求經濟發展；其間，並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宏大計劃，要爭取台灣成為亞太區域經貿中心的機會。但後來他主導的戒急用忍政策一出，兩岸進入對峙，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夭折，台灣便在游移中錯失了良機。李登輝曾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雖是口號，當時的氛圍至少台灣還懷有政治優越及經濟超前的驕傲。但廿多年來，台灣民主亂象四起，經濟領先則大不如前，李登輝留下的反中框架恐難辭其咎。
諷刺的是，李登輝此生最風光的階段，是在他領導國民黨轉型的十二年；在他離開國民黨後，陳水扁和蔡英文雖仍試圖延續其本土、反中、新南向等路線，但已看不出國家開展的動力。這可能正是李登輝的悲哀：他一再踐踏國民黨，卻忘了這個黨是成就他民主志業的最大舞台。如果拋開黨派色彩和政治恩仇不談，僅從民眾的視角觀察，李登輝的光彩在於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這放大了他的身影；他的幽黯則是困在狹隘的本土意識和錯亂的國家認同，又使他變得矮小。他帶給社會的撕裂和混亂，則是台灣難以承受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