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奕謙在《明報》觀點版撰文（註），援引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法律至上」的說法，指「法律至上」應理解為「法律凌駕政府和任何權力」而非「法律凌駕所有理念和原則」，我非常認同。法律絕對不能凌駕公義；守義達義才是法治的精神。
我從來認為，一切制度，包括一切法律，都只是達義的手段。而這「義」應指公義，且公義必須符合公眾利益。不符公眾利益的所謂公義，其實是不義。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哲人蘇格拉底稱公義對任何人都有好處（可參看柏拉圖Republic）。
此外，公義必須是人同此心的才能稱得上是公義。有人會問：人人背景文化均不盡相同，怎可能人同此心呢？為解答這疑難，John Rawls的正義論建議大家作易地而處的想像，暫時忘記自己的身分地位和利益，認真想想所有其他人的處境，才去評價任何一種制度或政策安排。若大家都能忘掉個人利害去思考問題，共識便不難達至。筆者在拙著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對公眾利益也是提出這個定義。
基於公義考慮，我們都厭惡濫權，也厭惡歧視和任何不平等，因為濫權和不平等必有受害者，自己不想成為受害者就要維護公義。在秉持公義的社會生活，大家都會覺得更安全、更安樂。所以公義對任何人都有好處。
我反對佔領運動，因佔領者不顧別人權利，任意踐踏別人本來具有的道路使用權。號稱「公民抗命」的佔領不光是「不守公義的維權」，更是濫權的一種。相反，昔日黑人Rosa Parks違法使用了預留給白人的巴士座位，由於沒有損害別人的正當權利，真正做到了違法達義，這才是合乎公義的公民抗命。
我支持《逃犯條例》修訂，但不反對別人反對修例。原因是我對政府和法庭把關有信心；別人反對只是因為沒有信心。沒有信心不是錯。
針對眾人恐懼，我提出聆訊遣返申請時可引入陪審團制度，提出要陪審團成員三分之二通過才可遣返大陸。我理解大家對國內法治水平沒有信心，但痛恨刻意誤導修例內容的論述。我看過一些反修例的短片，發覺內容失實誤導，有存心製造驚嚇效果的嫌疑。
很多市民對政府不肯乾脆撤回修例非常不滿。我估計：政府初時不肯，是要明確表示修例本來確有需要，只是基於大家對政府和大陸不信任，才要暫緩。如今法案已「壽終正寢」，他日若信心回復，又若有辦法紓減市民憂慮，需重新草議法案。我建議：宜廣納大律師公會代表和泛民代表共議，共同草議法案。這樣才能確保修例程序有公信力，並為本港市民提供足夠保障。到時成功修例，就可遣送逃犯回犯案地區受審，這對本港居民有益無損，亦確對公義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