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感慨地回憶道，事實上，美國很早就想要跟對岸建交，1971年7月，季辛吉偷偷訪問北京、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簽署《上海公報》。錢復表示，那段時間擔任外交部次長，用盡所有辦法，從1969年開始深入美國國會的工作，一年請20～30個訪問團，花四、五個小時深入分析探討，美國為什麼不應該聯合大陸對付蘇聯，說服他們這不是一個聰明的政策，「三點是平衡的，但若變成兩點，就會成為對抗」，這樣的言論幾乎每一個接觸的美國朋友都很接受，我們極盡一切努力拖延跟大陸的建交。
然而，他情緒激動地說，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卡特總統，對大陸卑恭屈節的狀況，真的是讓我們嚥不下一口氣，他們兩人度假時，甚至會把大陸聯絡辦事處的主任黃鎮帶到西岸、夏威夷，但是，台灣的大使就算在華府也仍然見不到他們兩人，這種情況，真的是打落牙齒和血吞，錢復嘆：「可是沒有辦法，我們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
錢復表示，美國斷交後，台灣必定要到其他地方開展關係，第二個考量的就是歐洲、東南亞及日本。
1990年，錢復擔任外交部長，不斷地跟他們高層爭取，雖然斷交後沒有辦法復交，但也可以很親密的來往，他說：「只要不撕破對岸的臉皮，做事極端低調，對岸就不會搭理了」。
錢復說，第一步，要改善的就是爭取簽證，他舉例，第一次到歐洲僅五、六個國家，簽證卻辦了三個月，以後歐洲國家在台北設辦事處後，辦簽證就很快下來了；第二步，增加貿易，對岸對於這點沒有什麼意見，我們增加貿易是要彼此互利；第三步就是通航，初期去外地要在香港或是其他地方轉機，非常不方便，能直航後，貿易進行較順利、互訪也方便。
錢復說，我們也有一些實質的突破，像從荷蘭買到潛艇、法國買到拉法葉戰艦、幻象戰機，這些都增加我們的實力，錢復強調：「前提是要百分之百低調！」，當時民眾不諒解，覺得政府什麼事都沒做，但錢復說，寧可被罵也不願意透任何的消息。他說，回想起來，現在要低調很難，因為民眾緊抓著「知」的權利，不能同意政府偷偷默默做事，錢復感嘆「老百姓要面子，就丟了裡子」，是這些年來外交事務處處受到挫折的主要原因。
錢復說，很多我國民眾都談，為什麼我們跟聯合國沒有關係？為什麼我國在國際到處被排擠？錢復說，現在要做的，不是像大陸在1971年那樣取代台灣，取代是辦不到的，而大陸反對兩個中國，同時進去也是不可能的。
錢復說，他曾經偷偷地和當時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會見，他跟錢復說「你想進聯合國，最短的路是經由北京」，對方表示，作為秘書長，絕不反對台灣參與聯合國，甚至很多國家也不反對，唯一反對的就是擔任常任理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身為秘書長，不能不看他們的臉色。錢復說，講直白點，就是希望我們改善對大陸的關係！
錢復說，他在外交部長任內說出「大陸政策的位階大於外交政策」，遭很多人批評沒出息，「但大陸政策在當時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統一綱領』，只要有綱領，就等於是台灣的神主牌，大陸會配合台灣需要的，更重要是，可以保證台灣的安定跟繁榮」。
今昔相比，自由台灣的人民幸福感？錢復認為，1987年10月，解除戒嚴、黨禁、報禁以後，第一，所有媒體都認定一個事實「我們要替弱勢人發聲，我們要對有權勢、權力的加以批判」，然而事實是，「很多的弱勢，其實都已經超強勢」！儘管他們強大到一口氣可以上街幾十萬人，媒體還是認為他們是弱勢，要支持他們、配合他們；第二，民眾心態的轉變。
錢復回憶，當初在美國，許多大學以每個月1200、1400美金聘請他前往任教，但他選擇拒絕邀請而返台進外交部，一個月800台幣(約20美金)，差距懸殊。但他一點也沒有怨，加班不敢報加班費，因為知道政府窮，加班就自己掏錢買一碗牛肉麵吃，吃完拼命做，他說：「因為國家苦，大家都願意苦，只要我們努力，國家前途就有希望」。
錢復說，反觀今日，這個爭、那個搶，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弱勢、自己窮，他舉例說，「坦白說，台灣的民眾比其他國家好太多了！聯合國對窮的定義是，每人每天生活只靠1塊7毛5分美金，約52塊台幣過一天，在台灣要找這樣的人，必須打著手電筒認真找才有」！一般的人，生活高於貧窮線。錢復表示，這個「比」是最壞的一件事，因為「人比人，氣死人」，人家生活得很好、人家有錢，是人家有辦法，自己有得吃也有的穿，哪怕不是自己的房子我也有地方住，人要滿足而不要比，這個社會就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