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曾經長年居住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摩Palermo區中，有塊區域在近幾年來因許多藝術家與酒吧聚集，被當地人稱為巴勒摩好萊塢Palermo Hollywood。在這裡有條寂靜的街道，街名是洪保德，當然，這是用以紀念曾走遍中南美洲，發現多種物種的普魯士帝國有名博物學家與科學家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
由這些名字的組合，就可以看出當地歷史社會的變化軌跡：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是西班牙征服者給那片土地與城市所取的名字，而Palermo區的起源，有一說是來自當地義大利移民為了紀念其故土城市，西西里島上的Palermo取的名字，Humboldt是獨立後的阿根廷政府，為了彰顯其城市與世界接軌，而將街道廣以當地史地人物，以及世界各大國家城市與偉人命名後的結果：而Palermo Hollywood則純粹是近幾年當地人因該處高級酒吧餐廳眾多，明星文青常流連與此地，故以美國電影工業大城暱稱之。
街道名稱是一門大學問：它可以提供一個與自己國家歷史地理，以及世界文化接軌的機會，提醒居民們，他們與這個世界緊密的結合；也因此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除了以其獨立紀念日命名的世界最寬大道「七月九日大道Avenida 9 de Julio」與以歷任總統與各省為名的街道外，甚至還有「美國街」與「甘地街」。這也凸顯了當年阿國統治菁英對於「全球化」的雄心壯志，即使在當時還不存在這個名詞；即使他們之後的作為剛好相反，讓這個國家陷入越來越孤立的世界觀。
對於獨裁政府與殖民者，街道與紀念碑上的名稱都是彰顯其真實或虛擬誇大的功績，強加其歷史於被殖民者的工具。以台灣為例，殖民者們相繼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貼上他們的地理史觀，制約形塑了居民們建構自己在世界上位置之心理想像，以及自己與世界關係的機會，不管這名字叫做三貂角（Santiago，以西班牙守護聖人為名之地名）、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今台南赤崁樓）、五條通六條通（今以中國人林森為名的林森北路兩側）、末廣町（今台南市中正路）、銀座或是台灣每個地方都有的中正路與中山路。長久以來，台灣的路名與地名不是被用來紀念台灣歷史人文，而是用來紀念統治者的歷史與神話，像是日治時代紀念日本在台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總督的樺山町，之後又被國民黨改成很中國風味的「華山」的原台北火車站貨運站（今華山特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用這樣的方式，當權者企圖建立不存在或強化薄弱到看不見的文化連接，以催眠被殖民者，讓殖民政權與文化較易被接受，或是不得不接受：想想，現在若要把全台的中正路與中山路路名住址全部改掉，要花國家多少成本？
事實上，除了本地的史地人文外，台灣也有著自己許多與國際連結的人物與文化歷史：不管是二戰時被日本人派至印尼作戰，戰後卻協助印尼由荷蘭獨立的台灣人陳智雄與李柏菁、或是創始日清拉麵的吳百福。曾與幾位印度政治人物聊過，他們對台灣的唯一印象就是曾先後投靠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與英軍在緬甸奮戰的印度獨立運動鬥士玻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台北機場逝世。但是這些人的名字都被殖民者給隱藏，被我們自己給遺忘；就像我們都常常忘記，台灣在南島語系的拓展普及化，以及大航海時代、甚至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全球貿易網路中，佔有多麼重要的角色一般。
該是時候讓我們回想起這些人物與歷史，以路名或其他紀念碑紀念他們的時候；該是我們超越這些殖民者留下的名字，建構我們自己的歷史的時候：現在沒有人會記得紐約（New York）與英國約克郡（Yorkshire）間有甚麼關係；現在當大家提到聖地牙哥Santiago時，大部分人會想到的是智利的首都，而不是西班牙的守護聖人。只有不斷地重新建構新成就，我們才能超越殖民史觀，紀念我們自己的原有歷史，打造自己的未來。不管台灣這片土地被安上了甚麼名字，台灣土地的芳香不會改變，就像莎士比亞劇作裡所提及的玫瑰，就像筆者年輕時寫下的詩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