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對無能力自費聘請律師者，由國家給予相當扶助，使其能享有法律專業人員之協助，乃現代講求基本人權保障之法治國家應有之制度。
英國的現代法律扶助制度，早在一九四九年即有「法律扶助及諮詢法」，一九八八年更新頒「法律扶助法」。我們的鄰居們，香港，在一九六七年頒布「法律援助條例」，韓國也在一九八六年頒布「法律扶助法」，均已實施國家法律扶助制度。數年前，司法院前院長施啟揚先生甫上任，成立「司法改革委員會」，通過三鉅冊改革建議，其中一項為「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據聞係與會人士無異議一致通過），並函請法務部著手規畫。但是，此事自此石沉大海，了無音訊。同為亞洲四小龍，我們的執政者因經濟成長率比別人高，就喜不自勝；濟弱扶傾的工作瞠乎人後、望塵莫及，猶不思改善，令人為之汗顏。
我國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的權利，第七條則規定平等權，這二條合起來看，就是人民在司法程序上不僅要有形式的機會平等，還要有實質的平等，即武器的平等、能力的平等。更深一層看，訴訟權是一種手段權利，功用在於確保人民憲法上目的權利（如工作權、財產權、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的實現與保障。試問：黑心雇主非法解僱勞工、拒付資遣費、退休金、加班費或職災賠償金之時，無力繳交訴訟費或聘請律師代理訴訟的受害勞工，不僅無法得到專業法律協助以保障其應有權益，甚至會波及目前的工作及生活（因為常常要請假去開庭），致其必須忍痛放棄權益。刑事被告，因為沒錢聘請律師為其辯護，導致含冤莫白，而被剝奪自由甚至生命，進而家庭破碎，妻離子散。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不堪家庭暴力，欲尋求離異或爭取子女監護權，卻因無力聘請律師，既要工作又要在毫無法律專業知識情況下，親自面對冗長的訴訟程序。由上述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事例可知，對無資力接受專業協助的人民而言，不僅訴訟權只是一個空洞的憲法名詞，他們的其他憲法上基本權利，在遭受到侵害時，更是求助無門，甚至會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二度傷害。
其次，法院既要供全體國民使用，而法官的時間卻永遠是不足的、有限的，律師代理訴訟，有助於法庭活動的順暢與有效率，減輕法官的工作負擔，相對地使更多國民能更快地使用法院。此次官方司法改革會議重點之一，為改變現行刑事訴訟制度，近日乃有當事人進行主義與職權調查主義孰優孰劣之辯論。其實，不論是採什麼主義，刑事訴訟的被告（如果檢察官還是不蒞庭，都要被害人自己去開庭的話，還包括犯罪被害人或告訴人），如果沒錢請律師辯護或代理，都需要國家給予法律扶助（目前的公設辯臒人制度，功能不彰，幾乎形同虛設）。
在此呼籲，政府應速立法及編列預算，建立與實施法律扶助制度，此為政府責無旁貸之義務，不要再推拖苟且；律師們亦應體認，配合法律扶助制度的實施，對於符合法定扶助資格之國民，在國家給付低於一般水準酬金情況下，提供一般應有品質的法律服務，乃律師應有之社會責任。最後要提的是，在刑事程序方面，相對於民間團體提出法律扶助應含括偵查與審判程序的議案（國外立法例，偵查程序中，尤其是警訊階段，是最需要也最應該提供法律扶助的階段。），司法院與法務部所提出者竟是將偵查程序排除在法律扶助範圍之外，這種深具官僚與本位思想，不禁令人要橫眉嗤鼻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