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柴玲、方勵之、嚴家其等流亡海外，王丹被捕入獄多年。失根的後果，不是為著生活矻矻求生，終致難以思維；或者，享受資本主義之樂，徹底忘卻前行作為（如柴玲）；而如今，人在台灣的吾爾開希和王丹呢？六四是其資產，如今看來竟成沈重負債，未曾經歷者，實難對他們冷言或嚴批啊！ 台灣：六四前後，國民黨政權直以為共產政權即將垮台，反攻大陸的囈語又開始在黨政軍間流竄。期間什麼鄧小平病逝、李鵬遇刺、四大兵團圍攻廿七軍、王丹身亡、吾爾開希自殺……諸多小道消息充斥整個媒體，直到六月八日、九日，李鵬、鄧小平先後現身，始知一切都在中南海領導階層掌控之中。據說，李登輝當年已由可靠的情資獲悉，中國領導班子未亂；否則，盲動的結果，台灣難以逃過兵燹之災。 不過，當年的國民黨政權還是善用情勢，以「歷史的傷口」之名，誘導出青年學子的赤忱熱情，群聚於中正廟前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繼續吸安、耽溺迷毒。此種意識形態的動員，一年後經由「戰爭機器」成員的匯編，《歷史如何成為傷口？──「六四」的非官方說法》（唐山，一九九○年六月四日）終於成為有力的歷史見證。同時，由於國民黨政權的開放中正廟，也讓次年三月的學運可以據地起義、埋鍋煮飯，六四民運與台灣三月學運的關聯，當然是直接而密切。 當然，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一切，我非常非常懷疑。 因為在十五年的政爭、近距離厮殺之後，藍綠陣營早已殺紅眼，更沒人站穩戰略制高點；且藍營在喪失政權，一心要復仇復辟的心理驅使下，「聯共制台」已是第一要務，媚共、懼共早讓他們忘掉共產政權的背信、殘虐，六四事件就讓它隨風而逝吧！ 藍營「寧送外人，不予家奴」的心態，固然令人痛切；綠營又是如何呢？無能、無助讓他們不斷退縮，以為掩耳當真可以盜鈴，平白把左翼思維拱手讓出，以為左翼＝共產黨＝統派，拒聞拒聽中國的一切，於是，他們怎會記得六四暨其意義呢？ 媒體與所謂知識菁英又是如何？ 所謂的統媒，為求打入中國市場，媚共懼共是常態；有已充當《人民日報》台北版者；有從八九民運之後即不敢痛斥共產政權者，是以，六四當日竟不見關於六四新聞，與共產黨和解共生的初衷，當真令人感觸良深矣！ 當年，《中時晚報》派楊渡者流赴北京採訪，事發當時曾喃喃自語，解放軍怎會殺民眾，他的疑惑是否已解，外人不得而知；然如今，「聯共制台」是其明確的主張與作為，該是不容置疑的。 徐宗懋也者，一個唯心浪漫是尚的右翼記者，當年因解放軍子彈反彈進入腦部，住院開刀多時；如今竟以搜羅、整理老台共資料為業，化身為左翼理念護持者，其間轉折殊不可解，同者，應是「聯共反台」使然。 黃德北，一個因參與拯救王丹，而遭中國當局拘押驅逐的《自立晚報》右翼記者；如今也搖身一變為所謂左翼思想的倡議者，或許，聯共未必是其本願，但反台的心理卻是根深柢固的。 我更清楚記得，一個出身夏潮系的工運獨行俠，在當年六月下旬的一次會晤中，他以冷凜、堅定的語氣告訴我：「鎮壓有理」！而今，為「聯共反台」大目標，他積極與右翼泛藍人物接觸合作，心意之堅猶似當年。 至於各色右翼、自由派、左翼，早已在台灣的瘴氣迷霧中喪失方向，自不可能於六四事件有置喙餘地。 但見香港每年依舊維持數萬人的抗議人潮，是環境促使他們必須強烈表意，即使中國當局視之如芒刺在背，終因「一國兩制」的虛名尚須維持；相形之下，台灣更像實質「一國兩制」下的順民。 問題在於：世人當真可以遺忘這一切嗎？ 《神隱少女》電影中提示，「曾經發生過的是不可能忘記，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而已。」中國若無法正視六四，無法面對歷史諸多罪孽的審判，憑啥指控日本軍國主義種種。 其實，從歷史長程視野看，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猶似歐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般。不過，我談的可不是Marx筆下「霧夜十八日」的法蘭西，而是Marx的祖國德意志。 由於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面失敗，對於德意志境內各邦國而言（尤其是普魯士），從此把「民族統一、富國強兵」視為第一義，而在俾斯麥「鐵血政策」的貫徹下，固然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帝國巍然矗立；但少了自由、民主等質素，終使德意志滑向帝國擴張之林，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遠因，都得回溯到一八四八革命失敗來談起。 中國的情況亦神似。六四之後，中國遭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而當他以己力度過難關後；不得了，由「新威權主義」到「中國可以說不」，再到如今的「和平堀起」，固然馬列已漸次被拋到腦後，但隨之而興的是滿腔受迫害怒火的民族主義；而中國各界的新中流砥柱又是在文革「破舊立新」的思維下成長，虛無主義假「中國必然強大」之名沁入人心，我似乎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已然湧現。 舉世已少有人能正視這道歷史烏雲籠罩了華夏，媚中蔚為主流洪峰；那麼，若不想深烙歷史記憶，因而痛苦無比，那麼不妨也學會遺忘，快樂參與「中國熱」旅程；只是，哪天午夜夢迴，記憶再拾時，又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