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罪，然未詳舉征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眾矣。至於鑒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遝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准事理，以俟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