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等大量來華的同時，唐朝也有不少使節、高僧、商人與工匠東赴日本，對中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作出很大貢獻。以高僧而言，就有智宗、道明、道榮、道璿、善意、鑑真等等，其中最膾灸人口而又最可欽崇者，當推鑑真。
鑑真(688一763)，俗姓淳于，揚州江陽縣人。十四歲即隨父入大雲寺(後改龍興寺)，就智滿禪師出家為沙彌。十八歲時，道岸律師為之授菩薩戒，旋隨道岸入京，先後在長安、洛陽學習佛學。七年後，鑑真回到故鄉，主持龍興寺、大明寺，很快地成了遠近馳名的授戒大師，由其授戒的門人達四萬餘人。時隨同第八次遣唐使多治比廣成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來華的日本學問僧榮叡、普照，於天寶元年(742年)十月抵達揚州，向正在大明寺講律的鑑真提出:「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願和上東遊興化」。鑑真詢諸眾僧而無應者，他乃表示 「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於是祥彥、道興、思託、法載、曇靜、德清等二十一人均表願同心隨往。
從天寶二年(743年)起，鑑真一行為東渡日本即展開了為期十年、艱苦卓絕之努力，其間有五次東渡計劃均遭失敗。第一次東渡在天寶二年，本來一切均準備停當，後因同行弟子中有人向官府告密，又恰逢海禁，故日僧榮叡、普照一度被捕，船隻亦被沒收了。此次計劃失敗後，鑑真對眾人云 「不須愁，宜求方便。必遂本願」，乃另購船、物，雇佣舟人，於同年十二月舉帆東下，然數次出航均在江、浙沿岸被風暴所襲，結果船破人返。天寶三載(744年)，鑑真等籌劃第三次東渡，官府知道後，於是年秋逮捕了榮叡，使東渡計劃再被破壞。但鑑真旋又準備作第四次東渡，一面派人至福州購買船隻、糧食，一面親率徒眾數十人至天台山巡禮，擬由此前往福州。渠料其在龍興寺之弟子卻向官府告密，結果鑑真一行乃於天寶四載(745年)春被解回揚州。
天寶七載(748年)春，榮叡、普照又至揚州崇福寺拜謁鑑真。彼此均未政變初衷，乃志同道合地準備第五次東渡。是年六月，鑑真、榮叡、普照、祥彥、思託、德清等一行發自崇福寺，由揚州乘舟至狼山(今江蘇南通市南)，旋因風浪而轉至越州界之三塔山(或在今浙江慈溪北面一帶，舊稱三山所。一說舟山群島的小洋山)，又發至暑風山(應在舟山群島，今地不詳)。十月，擬向頂岸山(或謂係須岸山之訛，又作珠儼山，指今浙江象山)進發，但去岸漸遠即遇狂風怒濤。據記載鑑真事蹟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載，當時海上「風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觀音 」。他們在大海中隨風漂流，經過「蛇海」、「飛魚海」、「飛鳥海」，歷盡千辛萬苦，「舟上無水，嚼米，喉乾咽不入，吐不出。飲鹹水，腹即漲。一生辛苦，何劇於此!」如是經過十四日方得著岸，又行三日乃到振州(今海南島南端之崖縣)江口泊舟，受到官府之迎接。
鑑真等在振州大雲寺住了一年，次年經萬安州(治今海南島凌水東北)至崖州(治今海南島瓊山東南)。復北上渡海至雷州，經羅州(治今廣東廉江北面)、辯州(治今廣東化州)、象州(治今廣西象州東北)、白州(治今廣西博白)、傭州(或即容州，治今廣西容縣西南)、藤州(治今廣西藤縣)、梧州(治今廣西梧州市)、桂州(治今廣西桂林市)，在桂州又住了一年。後南海部大都督下令迎鑑真一行至廣府，遂下桂江(即漓水)，經梧州至端州(治今廣東肇慶市)。日僧榮叡因迭經奔波忙碌，積勞成疾，終圓寂於端州龍興寺，鑑真等哀慟悲切，送喪而別。接著鑑真等來到當時的對外交通貿易中心廣州，在大雲寺住了一春，復北上韶州(治今廣東韶關市)，時已天寶九載(750年)。在韶州，另一日僧普照先辭別往明州，鑑真執其手悲泣而曰:「為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於是分手，感念無喻。這時鑑真遭到一個意料不到的打擊，因其頻經炎熱，眼光暗昧，雖經療治而不愈，竟至雙目失明。另一不幸又接踵而來，當他們一行北上過大庾嶺，經虔州(治今江西贛州市)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時，一向堅決支持鑑真東渡的弟子祥彥也逝去了。鑑真等又繼續順贛水北上，至廬山東林寺，復來到江州城(今江西九江市)。然後沿長江而下，經潤州江寧縣(今南京市南)而抵潤州城(江蘇鎮江)，復渡江返回揚府。第五次未完成的東渡歷程至是終結，時為天寶十載(751年)春。
鑑真在五次東渡中雖迭遭種種嚴重打擊與挫折，但他的意志並未消沉，仍以百折不回的精神毅然從事第六次東渡之準備。天寶十二載(753年)十月，日本第九次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即將東歸，他們到揚州延光寺拜訪了鑑真，邀其赴日。時鑑真早已年逾花甲，更兼雙目失明，卻欣然許諾，他和許多弟子躲過官府的防護，攜帶大量佛像、佛經、佛具登舟。相隨之弟子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託、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開元寺僧法成等一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另尚有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崑崙國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聽等等，共計二十四人。日僧普照也趕來相會，一齊東歸。
天寶十二載(753年)十一月十六日，日本遣唐使及鑑真一行分乘四舟，同時發自蘇州黃泗浦(當在今常熟縣境，位沙洲一帶)。大使藤原清河與阿倍仲麻呂同乘第一舟(後被風漂至安南)，鑑真則與副使大伴古麻呂共乘第二舟。廿一日，鑑真所乘之舟抵達阿兒奈波島(沖繩島Okinawa-jima)。十二月六日，啟碇航向多禰島(今日本種子島Tanegashima)，於次日抵達益救島(今日本屋久島Yaku-jima)。十八日，發自益救，廿日著陸於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鹿兒島Kagoshima縣川邊Kawanabe郡之秋目浦)。十二月二十六日，鑑真一行即被延慶師引至筑志(即筑紫，在今福崗縣東南)之太宰府。
鑑真之東渡．對中日兩國之交通往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首先就是佛學上的貢獻。鑑真剛抵日本不久，即於當年四月初五舉行日本佛教界盛況空前的授戒儀式，先是天皇登壇受菩薩戒，次皇后、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為沙彌澄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後來靈福、賢璟等八十餘名高僧也捨舊戒，重受鑑真所授之戒。旋於東大寺大佛殿西建成壇院，即移天皇受戒土築作之。第二年九月，戒壇院落成，從此東大寺遂成日本佛教界之「總本山」。天平勝寶八年(756年)五月，鑑真被日本朝廷命為「大僧都」，其弟子法進則被任為 「律師」。天平寶字三年(759年)八月，鑑真在天皇頒賜土地上所建的「唐招堤寺」落成，其金堂等迄今猶屹立於奈良古城。過了兩年，在下野藥師寺、築前觀音寺也建築了戒壇。總之，鑑真在日本確立了授戒制度，傳戒講法，成為日本律宗的創始人。他所傳的律宗遂成日本南都(奈良)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和律宗)之一，「從此以來，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師相傳，遍於寰宇」。此外，鑑真等帶去密宗的佛像、天台宗的佛經，後來最澄曾就學於法進的門徙，故他們對其他教派之傳播、發展也著有功績。天平寶字二年(758年)，天皇曾下詔曰，「其大僧都鑑真和上，戒行轉潔，白頭不變，遠涉滄波，歸我聖朝，號曰『大和上』，恭敬供養」。
鑑真之貢獻不僅限於佛教。他把大量佛像、佛具、書帖等帶至日本，對日本的雕塑、繪畫、建築、書法等藝術產生很大的影響。他所建的唐招提寺係仿照唐律寺法式而築，其金堂「為今日所殘存天平時代佛殿中最完備的，其構造裝飾，都足以代表當時最發達的手法和式樣」(日本內務省《特別保護建造物及國寶帳解說》)。同時，該寺也有許多巨型雕像留存至今，如高達三百三十九厘米的乾漆雕像盧舍那佛座像(傳為義靜或思託所作)，高達三百七十厘米的藥師如來立像(傳為如寶或軍法力、思託所作)。而最有意義的乃開山堂的鑑真和尚高達八十四厘米之坐像，據傳此脫胎乾漆像乃思託所作，伊今已成中日文化交流之偉大象徵。另鑑真一行對日本醫藥發展所起之作用亦不容忽視，十四世紀前日本醫藥界均祀鑑真為始祖，九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曾錄有「《鑑上人祕方》一卷」，藥袋上往往印有鑑真之像。他如日本之榨糖、縫紉、製豆腐、造醬油，也莫不以鑑真為始祖，足見其影響之深廣。
鑑真在日本度過了其生命的最後十年。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天平寶字七年)五月初六，鑑真於唐招提寺面西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六。不久，揚州諸寺皆承大和上之凶聞，總著喪服，向東舉哀三日，都會龍興寺設大齋會。後來他的弟子思託專門為之撰著《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鑑真傳》(簡稱《大和上傳》或《廣傳》，已佚，留有殘文)，日本文學家淡海三船(又名真人元開，722一785)又據此傳而作 《唐大和上東征傳》(又稱《過海大師東征傳》或《東征傳》)，保留了鑑真大師生平事蹟之珍貴資料，傳末謂「如一燈燃百千燈，暝者皆明明不絕」，此誠鑑真東渡日本及其光輝一生之絕妙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