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藥品價格虛高的情況，去年10月、12月，通過談判議價、規模“團購”藥品，昂貴的抗癌藥、原研藥價格回落，越來越多的患者買得起藥、用得起藥。同時，降藥價的過程，也是在擠出藥價“水分”、封堵回扣空間。可以說，國家力促藥品大幅降價，節省了成百上千億元藥費，辦成了民生實事。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藥納入醫保”。這對老百姓來說，是重大利好消息。也應看到，藥價下降、進醫保只是一個方面，還應降低看病總費用，包括藥費、檢查化驗費、耗材費等。否則，即便藥費降了，如果其他費用高了、看病總費用沒有實質降低，就會抵銷藥價下降的紅利，影響群眾獲得感。近年來，我國衛生總費用佔GDP的比重不斷提升，各級政府對衛生的投入逐年增加，與此同時，人均門診費用、住院費用等也在上漲。降低看病費用的現實需求，已是十分迫切。
藥價下降，看病費用卻不一定下降，這個怪現象的背后，還是以藥補醫機制在作祟。近幾年，我國在所有公立醫院取消了藥品加成，但這並不意味著徹底告別了以藥補醫的邏輯。少了藥品加成收入，醫院可以增加其他業務收入，比如提高檢查費、耗材費，多使用耗材、多做檢查等。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以藥補醫。事實上，這種“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在一些醫院並不鮮見。由於醫療信息不對稱，醫生在引導患者需求中佔有主導地位，患者較難察覺是否多做了檢查、多用了耗材﹔又因為醫保不斷提高的報銷水平，患者並沒有覺得多花了錢。然而，醫保的錢是百姓的救命錢，醫保基金也不應被浪費。
走出以藥補醫的怪圈，必須在取消藥品加成的同時，建立科學合理的補償機制，完善醫生薪酬制度。少了藥品加成收入，公立醫院的收入結構需要改變，政府補助應及時到位，醫療服務價格要調整到合理水平，實現“騰籠換鳥”。同時，應當構建對醫生的激勵約束制度，不再考核科室、醫生的業務收入指標，還應通過綜合績效考核、加強監管、改革醫保支付方式等多種手段，引導醫生開處方的筆轉向更好的以患者為中心。最近，作為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試點城市之一，北京市開展醫耗聯動綜合改革，目的就在於為帶量採購降藥價進行配套改革。相信隨著改革的深入，引導醫生用好處方權的薪酬改革也將順勢而動。
需要強調的是，降費用的本質是回歸合理用藥、合理診療，並不是要一味壓低費用。一刀切固然簡單，比如設置單張處方費用限額，但“副作用”也多，容易出現“中間降了兩頭翹了”等現象。日益進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常常面臨著類似的復雜局面。隻有多方協同配合、聯動發力，才能撬動改革“絆腳石”，最終實現多贏，讓百姓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