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區院包括認罪案的定罪率為九十二點三巴仙，高院原訟庭九十一點七 （零九年香港區院審後定罪率六十九點二巴仙; 高院六十五點三巴仙），在澳洲較高法庭，被告定罪率只有五十七巴仙。另一方面，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本年遞與人大的報告謂二零一六年全國審案一百一十二萬宗，其中僅有一千零七十六人無罪釋放，即定罪率達百份之九十九點幾。
香港資深大律師CLIVE GROSSMAN 在刑事案參考書ARCHBOLD HONG KONG 2010序中，表明香港定罪率直追北韓，根據統計數字，被捕人士幾乎一定要坐監。GROSSMAN 認為香港定罪率高源於香港法官假定控方警察證人一定為誠實可靠的證人。
陪審團勝在可彌補職業法官缺乏社會經驗、不知民間疾苦的問題； 可避免職業法官受政治力或上級影響的問題； 可減輕職業法官收受賄賂的問題； 一致表決或高表決門檻的設定，可降低判決錯誤率，以及避免隱藏於一般大眾思維中的偏見主導判決（七人或十二人中總會有一兩人的想法與眾不同）。法官都係人，法官都會攪錯事實，但陪審團有七人（香港）或十二人（美國），七個人或十二個人都錯的機會細好多。陪審團最重要的資產，是具有審理「新鮮感」，更為謹慎，更容易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同時將對於人情世故的認知與考慮帶入審判當中。
英國司法部二零一零年報告研究五十萬單案，結論：陪審團公正效率高。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是否將陪審團制度引入區域法院的審訊。大律師公會代表蔡維邦歡迎建議，指可讓法官處理法律問題，陪審團處理事實裁定，這種分工可提高審訊的公正程度。法律界議員郭榮鏗亦認同擴展陪審團制度，可令公眾減輕對政治審判的憂慮。民主黨何俊仁指，被告應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定法官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