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新聞學院陳玉申在《晚清報業史》中用“驚天動地”來形容“蘇報案”，以陳老師的學識是斷然不會僅僅把一場報案稱為“驚天動地”的，這四個字意蘊悠長。在一個封建集權登峰造極的時代，在歷來被我們稱為“腐敗無能、專制透頂”的晚清政權統治之下，居然還會發生這樣一場氣勢恢弘的文字官司，這難道不“驚天動地”？在一種專制的制度之下，居然有讓我們現代報人都為之神往的輿論環境，具有連現在的時代都無法達到的輿論自由的社會條件，這到底是為什麼？
事實上，晚清的新聞輿論空間相當大，《申報》對光緒帝病情的報道持續近半年之久，並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為《申報》提供消息的人也安然無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反清烈士秋瑾女士遭到殺害後，在當時中國輿論中心的上海，幾乎沒有一家報紙不發出哀婉的抗爭之聲，僅《申報》第八天就刊出秋瑾詩六首，全方位跟蹤有關秋瑾的各種體裁文字達三萬多字。包括秋瑾被捕與就義的情況報道，紹興府公布的有關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餘波，秋瑾男裝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說稿，秋瑾好友徐自華撰文、吳芝英書寫的秋瑾墓表等。
有報史云：“光緒末葉數年，出報既不報知官廳，其言論之自由，可謂有聞必錄。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
那麼“蘇報案”中從哪裡可以看出晚清報界的言論自由環境呢？
一、報人能在報紙上直言政府的過失，甚至公開提出“推翻現行不義政府”的言論。在一個言論禁錮的時代，這樣的“反動”言論即使能過得了主編那一關，也絕對過不了新聞檢查制度這一關的。縱然偶爾冒出幾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傢伙發表一點“激烈言論”而危害到執政政府，那麼主編絕對立刻就被撤換掉，言論和報紙立馬就被取締了。可是在“蘇報案”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分明看到，《蘇報》在前期的“激進”言論根本沒有受到當局的禁錮，只是到了與政府對簿公堂的時刻才開始封館，但《蘇報》仍繼續出版了七天，不僅刊出了《密拿新黨連志》的消息，7月6日，還發表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記者書》。
二、新聞報人政治言論的激進不受干涉。應該說中國報人有坐而論政的習慣，中國早期的報人和記者都有寫政論的癖好，但言論自由時期和言論禁錮時期文人論政的特點是不一樣的。自由的階段，文人論政往往激進而偏執，但卻是一語中的，切中要害。禁錮時期，文人則往往東拉西扯後拋出幾句無關痛癢的話，還得拉出幾個當局理論奠基者的“語錄”來為自己辯解，且美其名曰“春秋筆法”。“蘇報案”中報人的言論是激進的，也是毫無顧及的。這一方面與那群報人的個人膽識有關，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新聞言論的自由程度。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敢說話的環境沒有，怎麼可能產生出敢說話的人呢？
三、《蘇報》人與清政府對簿公堂體現了晚清報業環境的寬鬆。在一個言語專制的時代是不會有政府和小民對簿公堂的事情發生的，而往往是政府一句話就使得小民“為了集體的利益”而把個人利益犧牲了。甚至連參加了“蘇報案”的章太炎都沒有一個法制的觀念，在以後總結“蘇報案”時用一句“噫嘻！彼自稱為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國法院，而在己所管轄最小之新衙門，真千古笑柄矣”來譏諷晚清當局，其實這卻恰恰說明了晚清時期專制制度式微後輿論環境的相對寬鬆。要知道如果當局輿論專制的話，只需要把報人拉出去挨個砍了就不會有這麼多事情糾纏，更不會成“千古笑柄”了，但清政府本可以做的卻沒做，雖然有客觀原因存在，並非就是晚清政府自願這樣的，但畢竟體現了一種輿論的寬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