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甲午年大事件為背景，不難發現，安倍行為方式的不正常，根本原因是，他所追求的“正常國家”，不僅已經在戰犯法庭上遭到歷史宣判，而且在地緣政治現實中完全不正常。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月份跑到達沃斯世界論壇，在演講中將當今中日關係比作一戰前英德關係，遭到歷史學家一致批駁，只好找個翻譯錯誤的藉口脫身。其實，安倍並不想脫離戰場。西方的時事分析家們貌似只關註公曆，並不瞭解中國農曆，甲午年。
這個年份，近代以來，會因正常度過而顯得不正常，尤其是夏天。
2014年，甲午年，7月1日，日本政府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
在安倍口中，解禁集體自衛權是“積極和平主義”，是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奠基一步。然而，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會遭到日本輿論和民眾的大規模反對？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安倍內閣要特意截取過去40多年曆屆日本政府對憲法第九條所做多次解釋中的一部分，斷章取義，重新做出與1972年完全相反的解釋呢？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不能堂堂正正地通過立法機構辯論，而是不顧民意調查絕對多數反對，由幾個政客關上門私下商定呢？
以甲午年大事件為背景，不難發現，安倍行為方式的不正常，根本原因是，他所追求的“正常國家”，不僅已經在戰犯法庭上遭到歷史宣判，而且在地緣政治現實中完全不正常。安倍以各種見不得人的手段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直接目的便是加強日美同盟。可是，在當今多極化世界中，這一延續自冷戰時代日美安保同盟的伙伴關係，已經愈發像一個怪胎；更長遠的目的，恐怕還在於重拾誕生於福澤喻吉那個時代的野心，這位鼓吹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的“教育家”，現在還印在一萬日元紙幣的背後。
這並非危言聳聽，看看提出解禁報告的“安全保障法制基礎再構築懇談會”14名成員的背景便知道，看看解禁決議案所謂“武力行使三條件”的含糊其辭便知道，再看看歷史書更會知道。正如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三谷太一郎接受《朝日新聞》專訪時所說，軍事聯盟能夠成立的條件之一是存在假想敵國，而日本此前兩次結盟，一戰時的日英、二戰時的日德意，最終都導致了戰爭。眾所周知，日美同盟的假想敵就是中國，恰好是1885年福澤所寫《脫亞論》的目標。
但是，不可忽視的另一點是，如今的世界，如今的東亞，如今的日本和中國，已經與120年前那個甲午年不再一樣，不論人民意識，還是國家實力對比。安倍如此不顧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反對，非要做出些不正常的事情，非要改變二戰形成的國際秩序，勢必遭到強烈反制，這將為整個地區帶來嚴重不穩定。
三谷太一郎特別提醒安倍政府，一戰後日本帶頭摧毀了以多邊條約為基本框架的華盛頓國際政治體制，然後在二戰中徹底戰敗，如今必須吸取歷史教訓。因為，歷史自有其規律，不會因為一個人、一個國家的不正常，而變得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