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天主，我好像從初中開始，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那會兒父親愛看電影，尤其熱衷二戰題材，我也深受其影響。隨著對二戰電影熱度的不斷升溫，我的觀影量開始暴增，1998年，一部電影的出現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上主。這就是斯蒂文•斯皮爾伯格拍攝的《拯救大兵瑞恩》，電影裡的狙擊手傑克森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每次射擊前總會念一段祈禱詞，當第一次在二戰電影裡看到如此"另類"的人物時，我的第一感覺是"哇哦，酷！"雖然我並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更不知道他口中的上主是誰，但是我卻著魔似的把這部電影前後看了十多遍，甚至經典橋段的臺詞我也能一字不落的說出來。也正是因為這部電影，讓我的腦海裡第一次記住了"上主"這個詞。
中專畢業後，在父親朋友的介紹下，我來到了無錫一家裝修公司打工，公司對面就是一所非常大的教堂，那時我並未太在意。獨自在外的感覺對於只有19歲的我來說並不好，白天上班還好過，每到晚上獨自一人住在公司宿舍時，情緒很快就會陷入到"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惆悵之中，為了不讓自己過於孤獨苦悶，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推開了那個就在馬路對面，而我從來沒有關注過的教堂大門。
到現在我都非常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進入教堂的情景。推門進去，門口有一個募捐箱，上面的板子寫著"神是靈，所以朝拜他，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朝拜"。進入教堂內部，眼前的一切讓我呆住了：教堂很昏暗，但是依稀可以看到巨大的圓形穹頂上畫著一些宗教壁畫，透過旁邊窗戶偶爾可以看到一些鴿子掠過，兩排長凳整齊地排列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在教堂的正中間，周圍被點點燭光所包裹，旁邊是兩個小祈禱室。"這不就是我在電影裡看到的教堂嗎？"我喃喃自語，突然一股莫名的暖流從頭頂直達腳底，我慢慢地挪到最後一排的位子上坐下，仔細地欣賞著這個只有在電影上才見過的場景。
這時一個人拍拍我的肩膀，坐在我的身邊，他開口問道："你第一次來嗎？"我謹慎地答道"是的。"他繼續問道："你是教友嗎？""不是。"他笑了笑，開始跟我聊了起來。雖然我很認真地聽，但是根本就聽不懂，出於禮貌，我沒有打斷，漸漸地我的耐心被這種略帶折磨似的交談摧毀了。我找了一個藉口說要離開，他方才作罷，臨走時他說要帶著我做一個祈禱，並要我跟著他一起念。祈禱結束後我便匆匆離開了教堂。由於那時我年紀還小，所以這次經歷並沒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信仰這顆"種子"是從我24歲才開始真正萌芽的。那時我正在找工作，簡歷投了不少，最後北京的一家傳媒公司告知我去面試，而父母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由於求職心切，我不顧父母的阻攔，毅然踏上了北上的火車，而這也成為了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工作期間，但凡休假，我就會拿著相機轉轉北京城，而就在此時，我再一次與上主邂逅。轉到王府井的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一間教堂，雪白的外牆，莊嚴神聖，遺憾的是，教堂沒開門。拍了些照片後，向不遠處一個女孩打聽了下開門時間，正準備轉身離開時，她把我叫住了，問我是不是教友，我仔細打量著她，隨後搖了搖頭。她問我介不介意聊會兒天，我答應了。她問了些關於我的情況，我告訴她在北京的遭遇，整個下午，她的話並不多，但很認真地聽我說。7點左右，她告訴我教堂有彌撒，雖然我不懂什麼是彌撒，但還是同意參與了。很快，她的朋友們來了，她把我介紹給了這些年輕人。進入教堂，她開始給我介紹彌撒程式。臨別之前，我們互留了電話，同時我也記住了一個名字：方濟佳。
後來，她每週都會聯繫我去教堂，我也從沒拒絕過。每次見面都是那麼的親切，每週末，大家放下自己的工作，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參加各種教會活動，我甚至忘記了自己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逐漸愛上了這座城市。
時光荏苒，轉眼就到了歲末，耶誕節即將來臨，在這之前，她和其他幾個教友跟我聊了一次，他們開門見山地問道，是否願意接受上主的聖召，做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基督徒。我當時被問住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們給我講了很多道理，我很快就答應了。但是耶誕節當天，我突然反悔。當晚，由於教堂活動結束已接近淩晨，她給我安排了住處，把最舒服的床給了我，並給我打了一盆熱水，讓我泡腳，這一舉動，讓我感動許久。
在北京待了不到半年，農曆新年之前，我選擇了回家，臨走時，她送我一件禮物–《教友家庭要理問答》，價格不菲。她在北京的工作很普通，這本書對於她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我堅持要把錢給她，她並沒有推來搡去地拒絕我，而是說了一句話"不要感謝我，這是天父讓我做的，你應該感謝他。"聽完這話，我愣在那裡好久，也就是這句話，徹底解開了我所有的心結。
回到西安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雖然彌撒我還是聽不懂，但是我相信，上主一定特別揀選了我。2011年復活節，我選擇了在西安南堂接受洗禮，當神父念到"方濟各"時，我知道，這將是陪伴我一生的名字，巧的是，這座教堂恰好也是一座方濟各主教堂。而對於"方濟佳"，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深信她是上主派來指引我的天使。天主希望讓我做一個像方濟佳一樣的人，善良、助人，用愛影響周圍的人。
2011年7月25日，我以支教志願者的身份來到了玉樹州。我和另外四名隊員被分配到了距離玉樹州65公里的結古鎮紮芒村小學。這裡沒有信號，沒有自來水，一個月不能洗澡，雖然條件艱苦，但滿腔熱血的我卻依然選擇了背上行囊。
來到學校沒多久，我就出了狀況，因為體育課活動量太大，加之胃不舒服和身處4200米的高海拔，導致出現高原反應。因為學校條件有限，校領導已經做出了如果病情嚴重就直接送回西安的決定，因為好強，我"寧願死在玉樹也不回去"。最後校長連夜把我送到玉樹州醫院，兩天點滴後康復了。
當我開始代課時，課堂一下子就成了自由市場，吃東西，交頭接耳，打斷我說話，調侃老師。用教棍嚇唬，用懲罰措施，都收效甚微。
後來我的嗓子出現了問題，期間我扔掉了教棍，也不再斥責和懲罰他們。我想到了一個辦法，跟他們玩，消除他們對我因畏懼而產生的逆反心理。這裡的孩子在牧區長大，漢語說的並不好，甚至有的根本就聽不懂，所以我開始用肢體語言給他們解釋課文裡不會的詞語，同時加上一些幽默的元素，逗他們開心，課堂的氣氛活躍起來了。
一個月到了，臨別前我告訴自己要笑著擁抱每一個孩子，當看著曾經被我揍過、罵過、擁抱過、親吻過的孩子們排著隊伍，伴隨著《感恩的心》，淚水在他們幼小的臉上不停地滑落時，我實在無法強顏歡笑，淚水濕潤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