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中國教會是在１９９０年，那時我來到美國讀研究所已有近五年，從表面上來看，我在各方面都不錯。我在論文課題上已經工作了差不多三年。雖然實 驗物理要同時與理論和現實世界打交道。要學的東西很多，我已經學會了我的課題所需要的技術，隨時都可以作我想做的實驗。雖然免不了常常會「卡住(get stuck）」，這只能使我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熱情。
因為我讀書的 Stanford 大學離San Francisco飛機埸很近，我曾不只一次去機場接人，有的時候是素不相識的人（受朋友之托。）有的時候因為飛機誤點，要重新安排轉機，我都會儘力幫助。有些人到了目的地後，會給我寫信感謝，更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好人（當時還不知道「義人」這個詞。不然我或許還會認為自己是「義人」。
但是在這種忙忙碌碌，似乎一切順利的表面下，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安。因為我在實驗上投入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我慢慢地就很少給家裡寫信，跟我以前在國內的一 些好朋友的聯繫幾乎都斷了。後來我了解到父母等信的焦慮和失望，使我傷心；有一次聽到實驗室裡的一位同學的評論：「當你進了研究所，你就沒有朋友了－因為 你沒有時間寫信了」，又使我感到悲哀－好像我每幫助一個人，同時也在使另一個人失望；我每在實驗上得到一些進展，同時也會失去一些寶貴的東西。
處於這樣的矛盾之中使我精神上有很大的壓力，像是一種危機在等待發生。現在看起來很清楚，真正需要幫助的乃是我自己。感謝主，在我的危機發生之前，衪的拯救臨到了我。
我之所以信主，是因為我意識到不是別人，恰恰是我自己需要被「拯救」。從這個需要出發，到決志信主，當中還有一個過程。對我比較有影響的有這樣幾件事。
我去了斯坦福大學學生團契組織的唐崇榮牧師的佈道會。唐牧師的講道熱情激盪，極有感染力。對我影響更持久的是他的一本書，「智慧的人生」。在這本書中我 第一次讀到了摩西的詩，聖經中詩篇的九十篇。從那以後，每過一段時間我總要將它重讀一遍。摩西哀嘆人生的短暫和渺小。如果他只是停留在這個層面，那他只是 從古到今無數詩人中的一個而已。但是他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中領悟到神的偉大和威嚴，從哀嘆轉為祈禱，為他自己，為以色列百姓和他們的子孫後代，求神的智慧和 榮耀。有人說，在每一個悲觀的靈魂裡，都有樂觀的火花（spark）。摩西的詩，給我們以至終的（ultimate）樂觀的奧祕，那就是向神回歸。
在另外一次佈道會中，我聽到一位美國數學家的見證。因為職業的緣故，他傳福音的對象大多是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他說他常常以使徒保羅作榜樣。保羅當年傳 揚福音的希臘，是當時文化極為發達的地方，但是保羅並沒有懼怕，而是更有力地辯論，因為他相信福音的真理。後來我讀到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對智慧和愚拙 的論述，心裡很有感動。聰明的人以為自己的智慧是資本，以十字架的道理為愚拙，反而失去了神的救恩。相反，當愚拙的人承認自己的愚拙而接受神的時候，他就 不再是愚拙的了。中國人說，聰明反被聰明誤，值得我們當中許多人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