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更引人夷思的，往往溢出於作品之外的，即，九零年代末成團的身聲劇場（昔為「身聲演繹社」），何以從早期抽象沉穆的聲音－肢體風格，大肆轉變為屢屢從民間故事或生活瑣事入手，走向通俗易懂、受眾年齡層越拉越廣的文本路線？所謂的「演樂舞合一」，究竟在身聲這二十餘年的歷程中，有所得、有時失了什麼？這是一個藝術問題，一個營運問題，也是一個時代問題。而當今天以補助制度為主的文化體制把劇場搞得只想做戲的同時，身聲一方面一樣難以避免生存上的經濟需求，且在表演上勢難避免受之影響，一方面仍然保持一人多工的劇場勞動型態，因此我們會看到每位團員在不同製作都不會只負擔一項職務，這其實不是當前專業化、職業化的劇場生態的常態，而更像前一個世紀小劇場的常態。因此，「一人多工」可能有它的經濟因素，但也可能有意在言外的文化因素，這些因素形塑了身聲的部分特質。也就是在這些線索上，我們何妨進一步去探訪，身聲運作迄今，它在貼近體制、顧經濟生存的同時，是否建構了什麼樣的劇團文化？有時候，失落、流變的劇場史敘事，就在其中悄悄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