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約定：萬一病人在三天之內死了，我就輸給主治醫師半個月的薪水。要是病人活過了三天，主治醫師同樣輸我半個月的薪水。
我的主治醫師半個月的薪水自然比我高很多，不過一來他經驗豐富，二來他當時自信滿滿，因此我們兩個人都覺得這是個公平的賭注。
為了贏得賭注，我使用了強力的降腦壓藥物、強心劑，甚至大劑量的類固醇。一忙完其他病人，我立刻跑去照 顧老 先生。在我全心全意的照護下，病人的情況大有進展。我精神大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至徹夜守候在病床旁邊。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醫師來迴診時，我其實已經睡眼惺忪了，可是病人心臟還在跳動。我微笑著看著他，我知道我贏了。
病人不但平安度過了三天，情況還愈來愈好。
到了第七天，除了沒有甦醒的跡象外，病人的腦壓已經降下來，心臟血管也漸趨穩定。我告訴家屬，病人脫離了險境，但我沒有在意病人能不能夠醒過來。我的印象很深刻，家屬聽了我的說明之後，臉上泛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說不上來那是失望或者是什麼。我本來還保持著一種治療成功的得意，不過兩個禮拜之後，病人一直沒有甦醒過來，必須靠著呼吸器維持生命時，我開始不再那麼得意洋洋了。
有一次吃完中飯經過等候室時，我聽見了病人兒子對著另一個兒子抱怨說：
漸漸，等候室的家屬不見了，他們甚至對醫院發出的病危通知愛理不理的。有一次，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惡化，我們展開急救，並且通知家屬。好不容易終於把病人救回來，沒想姍姍來遲的家屬不但不感激，反而把我叫到一旁。
『醫生，這樣三更半夜的，』他臉上充滿著不愉快的表情，『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叫我們來？』那實在是很令人挫折的經驗。
那之後，每走過病床看見病人孤零零躺在那裡，我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愧疚感。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個多小時，聽著呼吸器的單調的聲音，我開始懷疑，會不會是我做錯了呢？
老先生又多活了快兩個月。
他過世那天正好是醫院發放薪水的日子，主治醫師依約拿來了半個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錢，連同自己半個月的薪水都捐給了專門照顧植物人的基金會。
從那一次開始，我就發誓絕不在病人身上打賭了。
不論你分割的多細，事情總有正反的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