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在最高法院與國會放寬給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後， 2016 年的選舉，共和黨爭取一對$1.34百萬、民主黨爭取一對$1.6百萬的捐款。共和黨的文宣甚至明說，捐最高額的會有機會與黨的重要人物聚會、影響策略。這現象讓人聯想到政府的政策是待價而估。參議員麥肯McCann也預言放寬最高捐款額一定會產生醜聞。
幸而美國以金錢買票或政策的實例很少。政治捐款能換取的，只是與議員及行政官員見面，說明立場、爭取支持的機會。但是眾事鮮有黑白絕對的答案。能有機會向決策者解說立場，就有影響決策的機會。因為商業團體有龐大的資源來取得這機會，且能準備充分的理由來說服決策者。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商業團體的影響力大於智庫、勞工團體與選民。美牛、美豬在台美貿易額比率低，但能阻擋雙方的貿易談判，就是例子。
不過針對美國對移民母國的政策，移民的影響力可勝過商業團體。原因是商業團體雖有充份的資源，但是它們關心的項目很多，成員的利益又不一致。而移民團體專注在美國對其母國的政策。資源雖有限，但可集中支持特定的重要議員、可動員候選人需要的選票、又有感人的熱誠來遊說。加上選民一般不關心外交政策；而且美國的基本價值觀是民主與民權比財團的商業利益重要。因此移民族群人數雖少，政治捐獻的數額也遠不及商業團體，若能選擇適當的遊說與捐款的對象及策略，也能有效的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例如1996年古巴移民提出Helm-Burton法案，試圖禁止美國與古巴通商。雖然通用汽車等大企業反對，且捐了超過2億美元直接給國會議員候選人。國會還是通過了該案。柯林頓總統雖不願，但也不得不簽署它。
有人認為美國已採取『一中政策』了，台灣前途無望。有更多人認為萬一中國未經挑釁侵略或封鎖台灣，美國為了國際聲譽與信用，一定會馳援。歷史紀錄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因為韓戰與冷戰撐起蔣政權；1972年有堅強反共紀錄的共和黨尼克森總統，為了終止越戰、爭取中國對抗蘇聯，替美國打開中國之門；1979年民主黨的卡特總統，進而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放棄台灣，承認中國。美中建交後，經過三個上海公報、雷根1982年給胡耀邦的『一中』函、1995年柯林頓總統的『三不』密函、布希總統2002年的國務院『反對台獨』聲明，美國的中國政策已普遍的被解讀為：從台灣關係法的『認知』海峽兩岸的一個中國立場與不支持台灣獨立，變成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兩國論、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只是兩岸的合併，必須經過『和平』的程序。
本文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2014年有關『一中政策』的報告，簡短的提及美國『一中政策』的演變，只是要指出美國的政策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先。將來萬事難料，台灣的前途仍事在人為，有努力就有希望。美國的政策還有因國際局勢而改變的機會。此外，美國馳援台灣的主觀意願，也有可能因將來的客觀環境，更堅決，或被迫放棄。台灣不能一廂情願的認為，美國的支持與馳援是理所當然，一定發生。要確保民主自由，台灣必須不斷的強化美國支持台灣、馳援台灣的意願。
台灣的民主運動能成長開花，美國台僑70年代以來國會外交方面的努力，助力不小。1979年高雄事件後，台美人在短短的幾個禮拜內，收集到的陳情書的數量，讓國會議員與助理驚訝不已。由於各界的壓力與美國的關切，使高雄事件的民主前輩們，免受叛亂罪的死刑。在他們的領導下，台灣終於有了民主。
台美人能使用的資源，絕對遠遠不及中國及需要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但是猶太人與古巴移民的經驗指出，少數人仍可透過靈活的策略、有效的遊說、與善用資源慎選捐款的對象，來影響美國的對台政策。在美台僑的使命，就是持續高雄事件時那種熱誠的關切，繼續努力影響美國，保衛台灣的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