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這些官員講這些，我的心很憤怒，我們就在水深火熱裏，怎樣節衣縮食，怎樣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壓力。但香港政府講的話，令我們是很無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真是幫不到。」佘繼泉說。
他還說，目前在大陸設廠的港商陸續復工，如果不復工等於零產出、零收入，「怎樣都死，不如賭一把。」他形容許多在大陸的港商，打從心裏恐懼，疫情導致自己生命受威脅。
記者：今次疫情各行各業都受到很大的影響，你們受到甚麼影響呢？
佘繼泉：我相信政府有心想幫中小企，但很無奈的是，政府障礙於一些制度上或者傳統的思維上的限制，財政預算案推出的措施對我們中小企來說，真是沒有甚麼大的幫助，搔不著癢處。
記者：具體說一說為甚麼沒有幫助？
很多食物供應商，拿那些菜、凍肉交給酒樓的時候，它（供應商）都要結帳給人家，他們可以怎樣呢？難道又跟客戶說，我六折結帳，或者我不結帳？較早前也看到很多酒樓結業了、關閘了、拉了閘不做生意，而這些導致出現一部份壞帳，很多人一分錢都收不到，所以現在是（受到）嚴重影響著。
很多食品來源的供應商都很痛苦，但是這個政府的施政、財政報告裏，它沒有刻意告訴人們，對哪些行業，會特別有些資助、有些幫助。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整個產業鏈，由運輸或者是報關公司來運輸，至一些批發行、零售店舖，全部都受衝擊、受影響。
記者：這次的疫情來源於大陸，很多餐廳的原材料部份來自於大陸，怎麼解決？供應鏈出現問題？
佘繼泉：香港入口這些食材的公司，幸好全部都是做了很多年的了，都是有些實力的，要結的帳應該都已繳清了。而我們90%的食材都來自國內，譬如雞鴨鵝、魚蝦蟹、蔬菜、米。香港沒有任何天然資源，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來自大陸，或者其它東南亞國家，但是現在我們這些帳是不得不結的，所有供應商拿了貨，都要跟人家結帳。
但是，前面的客戶可能因為酒樓結了業、餐廳結了業，就收不回那些錢。所以這群食品供應商、食材供應商就非常緊張，經濟很緊張、有壓力，也不知道疫情會維持多久，預測不到未來情況。所以現在的餐廳或者市場賣的東西，價格飛漲了很多，貴了很多。
絕對的影響了（香港美食之都形象）。其實香港中小企業協會，接近三、四十個成員，他們都是經營食肆或者零售商舖，都在問，究竟政府有甚麼政策？很期待今天的政策出現，但是我相信大家聽完香港政府報告之後，都覺得還是要靠自己努力，那個心（涼了），都是我那一句：香港政府不知道甚麼原因，（幫）不到中小企業。
佘繼泉：三、四個月之前我們告訴他們，這些事情，不是我們中小企可以去解決的。譬如一些社會事件，或者疫情的事，我很相信個別的中小企，甚至這些商會，是解決不了的。要由政府的政策，用政府的社會角度、政治角度去解決，才能解決問題。如果政府不出手，往往只是一句，「大市場，小政府」，用他們的話講叫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政策），商人自己去解決問題，不要我們政府干預這樣，干預那樣。我聽這些官員講這些，我的心很憤怒，因為我們就在水深火熱裏，怎樣節衣縮食，怎樣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壓力。但香港政府講的話，令我們是很無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真是幫不到。
佘繼泉：這一、兩個月，他們才肯承認是社會運動。在當時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提出的，他們完全不提社會運動這幾個字，他們只說是經濟下滑。所以，譬如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社會問題政府解決。我們做中小企的很被動，只在一個大環境裏面生存的小動物，我們希望政府，在制訂政策和環境上，真是用我們中小企，用我們就業、所有打工仔的心態去考慮問題。給我們一些（政策），方便我們工作，或者提供就業機會的環境給我們。如果不這麼做的話，香港大家是一起死的。
香港政府後知後覺，現在才來到，今時今日，我很相信那一萬塊錢的紓困措施，譬如我的機構裏有30個員工，他們每人拿一萬，表面上好像我做老闆的壓力會小一點，但實質上，想想我們買口罩買了多少錢，如果未來的3、4個月，都還要捱貴口罩、消毒藥水，或者我們要做更多的事情，譬如清潔，衛生上，我相信這些錢，只能夠彌補一點點消毒、衛生，甚至乎是一些自己很無謂的，本來不需要開支的。
佘繼泉：是的，其實很多港資的老闆，他們在大陸開廠，要經常回去管理自己的工廠。但這次的疫情，如果回了大陸的話，回來要隔離14天，想想如果我不能夠再往返，或者要停留在香港某一個指定的地點，又沒有那個活躍地點的話，我相信很多事都做不到。也因國內的疫情未控制的情況下，很多員工沒有回到崗位，導致到生產線不能正常運作，很多店舖不開。
佘繼泉：不是只有中國和香港，全世界都知道，如果在世界工廠那裏訂貨的話，都知道有一定的延誤，都接受他們是無可奈何，它都要停。譬如，我們現在和那些印刷廠，訂紙盒、訂一些包裝品，他們都說，「對不起，我們上不了班，你訂的東西我們交不了給你，等我們的疫情，或者等我們的員工回來了，才能跟你排版、印刷。」這些事情都無可奈何，我們都不能去投訴、去blame（指責），或者不能去換別的供應商，大家都明白這樣的事，在某程度上有延誤。
佘繼泉：譬如說港資的高層、老闆，會有些情況，但是如果駐紮工廠裏的員工，某程度上可能是宿舍裏面活動，或者不出去那麼多公開活動，他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生產力，可能用一些遙控，譬如用電腦、微信，用這些工具去管理工廠，先做著。
佘繼泉：如果沒有甚麼高科技含量的，即低產值工作，譬如做衫、衣服鞋襪、文具、印刷的，這些經常是應付得到的。只要那些在外省的員工能夠順利回到工作地點，這些是（可應付的）。並且我相信，除了一些新開的廠，如果是已經上了軌道，做了一段時間的工廠，理論上那些生產、工作，日常的工作是不會受影響的，最主要是員工回到崗位就可以了。
佘繼泉：這個我沒有直接遇到，但我相信也不會有人高調去宣傳這件事，也都未必能知道。在國內這一方面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不會隨便有那些資訊，或者氾濫地接收到那些資訊。不過現在微信，我們會突如其來收到一些影片，講哪裏的（疫情）好像很厲害，那些人不戴口罩會被人追著打。我們不知道是笑話，還是杜撰出來，這些無從稽考。
佘繼泉：經濟結構肯定有很大的改變。其實未有疫情之前，我們都已經察覺到，這種的商業模式，或者經濟結構變得很厲害。尤其這十年裏，我們的智能手機電話，隨著互聯網的科技發達，已經有了很大功能，它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通話工具，它已經是我們做生意的人必需的隨身電腦，現在很多事情透過程式，加上一些我們叫Payment Gateway（支付網關），即那些支付平台，和一些物流的安排，透過一部手提電話，可以完成很多交易。
換句話說，以前我們做工廠的，我們交給客人，以前的英國、美國的採購商來了，他們買一萬打、五萬打的東西，很大批量的東西，叫做B2B（Business to Business）：商家去商家的對接生意。我順道提醒有的企業家，如果我們現在不掌握一些B2C（Business to Consumer）的學問，即是由生產商直接去終端消費者的學問的話，將會很快被淘汰。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掌握，直接接觸消費者層面的一些銷售的話，這一批商人可以留下，不會被淘汰。這一種商業模式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但是，他需要的學問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有一批企業家或者財富是會整個大執位。如果大家明白這個道理的話，大家都不會再質疑。
十年前，十五年前我們說，在一個手機上賣東西，人家會說你癡人說夢話。虛擬的店舖？難道你不用來我的餐廳吃東西嗎？在電話可以吃到東西嗎？其實這個觀念，某程度上被推翻了。如果我能夠在手機、智能工具上面，預先收了餐費、貨款，這樣客人不論多遠、怎樣來、輾輾轉轉都要來我的餐廳，就勝過以前的餐廳很被動地打開門等客人走進來，這種概念大家已經認同了。
所以這個商業模式的大顛覆，我們一定是正在改變的，不論疫情或者社會運動有沒有出現。所以很多情況下，如果我們這一代的中小企業，不能夠接受這個概念或者不能夠掌握這些學問的話，我很深信，這個浪會進一步幫助淘汰很多舊式、傳統做生意人。
佘繼泉：當然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傳統的做法就是在人流多、屋苑就要霸地盤，他們要到一些固定的地點，將他們的生意產品銷售出去。但是現在他們面對這樣的疫情，生意少了很多，但是那些固定成本很難降低，比如職員，不可能長期要他放無薪假，再放多一個月、兩個月，他唯有找另一份工做，你不去養著一班固定的職員的話，也很難提供一些好的服務給顧客，或者產品都不能出齊。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很兩難的，租約已經簽了，裝修都做好了，設備都買好在這裏了，但是生意做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他們衝擊來說是生命的威脅、致命的威脅。所以很大品牌的酒樓，都有某一個分店、某一分行結業、不做，將一些營業稍微弱的店舖結束，留一些能做生意的，和順帶將一些沒那麼精英的人員裁走。這是一個汰弱留強的過程。
說回來我覺得，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做多一些事情，比如說怎樣幫中小企業在香港拓展他們的生意。如果我們鎖定香港是一個旅遊景點，多些吸引遊客來，不只是國內自由行來的，是全世界的話，我相信第一，香港政府要想的是，在一個景點上要設計多些能夠吸引到不同地區的，歐洲、美國、東南亞的遊客來這裏旅遊，有美食天堂，可以採購好的、便宜的、漂亮的品牌，這些是香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將來我們不是設計在旅遊上，我們打造一個高科技城市的話，起碼比如像對AI即人工智慧、對機械人、或者對一些無人機、或者3D列印，這些他要放多一些錢，使多一些的，不只是年輕人、學生，還有一些中小企業可以參與這些的、不同項目的一些投資，可以做到生意。
比如做3D印表機，可以鼓勵多一些人開一些3D的列印工廠，做一些產品代替以前我們傳統的五金機、塑膠機，代替那些東西，用來生產一些高科技含量、低成本勞作的產品。如果不是高科技、不是旅遊的話，那是不是金融的，你（港府）會不會在金融上面又會做一些？
我們香港人很多從事金融活動，保險也叫金融，原來銀行櫃員也從事金融，其實貽笑大方。所謂真真正正的金融，是究竟做些甚麼？我相信香港那個人口金字塔裏面，不知有沒有0.001%的人從事真真正正的金融，怎麼樣惠及到我們一百多萬～二百萬的打工仔，我們這一百多二百萬的打工仔是不是可以從事這些行業，我很相信這些應該我們的政府，他們由一個最高的設計以致讓我們全民有得就業的整個過程裏。這些高官領那麼多錢的工資，他們想著甚麼？我們有時真的是感到莫名其妙。
佘繼泉：我不反對人們踏出香港，跨入國內以致世界各地，其它國家都去看多一點、認識多一點，看那邊有甚麼天然資料可以賣回來香港，或者有甚麼香港的產品、服務可以賣給他們，這個是完全不反對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疫情之後，或者這個社會事件衝擊之後，我們還有沒有能力、還可不可以有這樣多餘的時間和資金去探討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