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所矚目的中美貿易摩擦經過三個回合談判，不管是休兵或熄火，在中國大陸同意增加能源與農業產品進口、加強投資與製造合作、深化知識產權保護，以及美國暫時擱置制裁，以避免貿易戰爭為前提之下，暫告緩和。雖中美於第二回合貿易談判後發表聯合聲明，但雙方並未完全解決歧見，尤其中方沒有針對美方所提出的：停止政府補貼「中國製造2025」計畫所涉及之多項行業、保證不對美國處理知識產權爭端所採取的措施進行報復、於2020年前將對美國的貿易降低至二千億美元順差等三項要求，給予較具體之承諾。因此，未來中美將會在貿易摩擦中前行，持續進行談判，不致引發貿易戰爭。
換句話說，由於過去以來中國大陸高端科技產業與美國供應鏈結的整合十分密切，尤其是從2015年起如火如荼推動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部分產業核心技術，迄今仍是受到美國出口管制。此外，加上涉及國際安全的話語權與高端科技技術之主導權，使得許多學者專家認為，中美貿易結構相異，未來雙方貿易發展仍存在著許多詭譎，在短期內其摩擦難以結束。
儘管，目前中美兩強貿易摩擦暫時休兵並未真正熄火；然而，在此同時，卻讓我們無法忽略美國特朗普總統在貿易政策上所採取的基本思維，此將可能左右未來中美兩強貿易談判方向：
首先，特朗普總統相信美國正在與中國大陸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摩擦。亦即特朗普總統認為中國大陸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直接挑戰美國自由經濟模式，美國因存在巨額貿易逆差而被迫減少生產和就業，尤其中國大陸從2015年起所推動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一旦成功將會危害美國貿易、技術，若能藉機封鎖中國大陸高端科技產業出口成長及防堵其「彎道超車」，則將可以達到一石兩鳥之效。
其次，特朗普總統將此次貿易談判聚焦於解決貿易逆差，認為中國大陸必須重視處理此事。亦即去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達到1,304億美元，雖是2001年中國大陸「入世」之時的7倍，但特朗普總統指出真正的問題是，最近4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持續超過三千億美元，2017年貿易逆差甚至高達3,750億美元。尤其特朗普總統並不同意許多經濟學者主張，雙邊貿易逆差原因在於總體經濟政策，而非貿易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要求中國大陸在短期內將貿易逆差降低至二千億美元。
事實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前，國際產業分工頗為深化，互補互利關係較高，各國皆可在全球供應鏈結扮演角色中取得獲利，容或有所衝突，也較能夠妥協因應。不過，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則是徹底打破此一現象，尤其美國為了解決其國內頗嚴重的失業問題所採取的「工業4.0計畫」、「製造回流政策」，不但開始發酵，而且造成各國群起仿效，特別是美國的前瞻製造計畫啟動全球智慧製造先河，進而調整全球產業分工均勢，也引發了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急起直追，導致全球貿易矛盾日益嚴重。
無庸置疑，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尤其近年以來更加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取得或移轉美國高端科技核心技術，藉以完成其「中國製造2025」計畫，此將對美國急欲推動的「重返製造」計畫造成影響。此外，加上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為達到「以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之願景，在陷入不安與焦躁氛圍，以及考量「國家」與「資訊」安全前提下，一意孤行採取「單邊主義」，透過保護自我利益手段，針對大陸「中國製造2025」計畫進行圍堵，進而讓全球迄今陷入揮之不去的貿易戰爭陰霾。
雖此次中美兩強貿易摩擦所牽連的層面並不廣，其所涉及之產業項目亦不多；但中美兩強貿易摩擦對全球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並不亞於1930年代所引發的全球經濟恐慌。回顧1930年代全球經濟恐慌背後原因，其實乃是西方各國為能保護本國產業、增加自我利益，先後採取提高進口關稅、構築保護貿易壁壘，藉以達到干預降低他國產品進口，亦因如此使得全球因貿易大幅萎縮，而造成經濟陷入蕭條。很顯然地，雖目前中美兩強貿易談判達到初步共識，但仍面對著許多歧見，未來若無法在後續談判中更進一步妥善處理雙方所存在的貿易摩擦，則極有可能再度使得全球因相互構築保護壁壘而導致貿易數量減少，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及產業之衝擊，不容小覷。
由於中美兩強是台灣經濟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貿易夥伴，中美貿易關係轉好對台灣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要，因為台灣參與全球貿易，是全球產業供應鏈結的一環，夾在兩強之間必須妥善處理，如果處理不好，讓台灣的經濟可能陷入無底深淵困境。亦即中美雙方一旦真正引發貿易戰爭，雖美國所聚焦的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等項目，或許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不大，但若從台灣出口中國大陸，例如半導體及電子業者等供應鏈結比重的立場加以評估，以及從台灣接單中國大陸生產，例如石化廠及機械製造業者等三角貿易比重之角度進行衡量，則是避免不了受到或多或少影響，甚至遭到池魚之殃。
面對中美兩強貿易摩擦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之下，台灣除了需要謹慎因應，讓產業降低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衝擊之外，同時積極從中國大陸「中國製造2025」計畫與美國「重返製造」計畫重塑全球價值體系中找出台灣產業定位。至於未來台灣產業在策略選擇上，大致包括：
其一，由於中美貿易摩擦在短期內不易真正休兵，使得目前中國大陸台商為了分散風險，未來在經營上必須評估選擇第三地區作為支援生產基地。面對此一發展趨勢之下，為能規避貿易障礙所延伸的投資型態，已成為未來資本重要的來源。因此，台灣應該順勢調整既有招商政策，以及提供更完整的投資法規環境，除可以促使台商回流台灣生產外，甚至亦可鼓勵外商轉單台灣生產，藉以更進一步吸引新興及高端技術含量產業在台投資生根發展，進而達到加速促進台灣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其二，在此波貿易保護主義潮流下，從美國「301條款」直接朝向「中國製造2025」項目中取得驗證，同時也可發現新興及高端技術含量的產業是全球各國政府保護的重點。此外，從許多國家政策中也體認出掌握新興產業發展趨勢，成為降低貿易保護衝擊根本之道。因此，在此一方面已有些落後的台灣，唯有加強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力道，無論是再造工業4.0的深化，抑或是新型商業模式之應用，未來始能具有競爭優勢與各國角逐市場的條件。
其三，在既有已建立的產業結構型態、供應鏈結關係、貿易連結架構下，中美兩強貿易摩擦所帶來的衝擊勢不可免，除了短期各種因應作為之外，台灣在產業策略規劃上必須體認、掌握美國正在主導調整全球貿易前景的事實，以及中國大陸逐漸扮演全球產業重組之現象，順勢借力開始著手進行台灣產業中、長期發展策略布局，尤其需要透過軟硬、虛實整合提高服務業附加價值，避免因過度依賴製造業而增加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