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年真正的重頭戲是即將於下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會議的焦點是有關二○一二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各國減排的責任，該會議的結果將會預示人類是否有足夠智慧與政治意志應付這場全球危機。
根據「綠色和平」引述的調查，超過七成的香港人已經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但大部分人仍未知從何入手：意識與行動之間還有很大落差。
世界銀行前總經濟師史頓指出，氣候變化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效」。因此，任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都離不開兩個範疇：一、政府如何採用新政策工具調節市場；二、企業如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正因如此，推動政府改變角色，促使企業肩負社會責任，便成為現今公民社會的最大挑戰。
為了尋找「香港新方向」，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多番強調用「整個國家的視野看香港」，卻未有提及如何從全球視野為香港定位。
倫敦市長利文斯頓在今年二月發表「今天行動，守護將來」的計劃，要求倫敦「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五年內成為領導世界的科研和金融財務中心」，並且鋪陳具體的行動綱領，強調「不需要降低生活質素，只需要改變生活模式」，便可以將倫敦二○二五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至一九九○年百分之六十的水平。
紐約市長彭博宣稱：「我們負擔不起等待其他人牽頭的後果，紐約一直以來扮演先鋒，為現代社會的嚴峻課題提供答案」。他與過百個公民組織會面，舉行了十一場公聽會，認定了政府內部分散在八個不同部門的職能分割是使政府無法有效應付全球暖化的主因，因此對政府架構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
顯而易見，一個擁有全球視野的城市領袖，不僅可以把氣候變化視為開拓新科技、拓展新產業的機遇，更是改革政府架構、提升管治能力的契機。
在另一邊廂，曾特首希望香港成為一千萬人口的大都會；唐英年司長則擁抱「港深都會」的概念，期望超倫趕紐，在二○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曾俊華司長在上周談到財政儲備過剩時表示：「很難說要多少儲備才足夠，港府的財政儲備愈多愈好。」　在尋找香港新方向的當下，我們正碰上一個前所未見的政經組合：儘管政府高層只有模糊的全球視野，但我們充裕的財政儲備卻足以引發不計效益投放資源的道德風險。儘管社會上對解決環境與貧窮挑戰的共識越來越強，但我們被特殊利益扭曲的政治體制卻使政府難以推行公平管治。
能否利用全球暖化的挑戰凝聚城市改革的動力—在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利用、交通、能源以至機構、稅制改革等領域創出新天地，這是對港府領導能力的重大考驗。
全球十八個國際級城市在二○○五年發起「大城市氣候領導組織」，承諾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今已易名為「C40」，除了倫敦、紐約外，北京、首爾等接近四十個城市已經加入。儘管香港在被邀之列，但至今猶豫未決。如果我們對肩負國際責任帶有先天的恐懼，又如何能躋身國際都會之列？
據悉，港府只打算派出三名中層署級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峇里會議，特首和司局長們還在猶豫。幸好，專業人士正籌組一個香港代表團參與，以顯示公民社會求變的決心。
這正好體現了全球化的弔詭，另一種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一隻在亞馬遜森林振翅的蝴蝶可以引發一場太平洋風暴；一場峇里會議又何嘗不能催生香港的連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