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證實了周文王在位期間曾自稱為王。關於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經稱王,從古以來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文王晚年已經自稱為王,漢唐時期學者們對於《詩經·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樣的觀點,足見直至漢代,人們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經稱王。但是從唐代開始,一些學者開始懷疑周文王稱王的事實。如劉知幾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亦表達了類似的意見;梁肅在《西伯受命稱王議》中也認為所謂周文王稱王之說是“反經非聖”的觀點;到了宋代,歐陽修在《泰誓論》中更是對此予以極力辯駁,稱文王受命稱王的看法為“妄說”。受他們的影響,此後的學者多懷疑周文王生前稱王的事實。他們或認為《周本紀》的相關記述是“司馬遷不達理道之舛”(明代馬明衡所著《尚書疑義》卷4),或認為《史記》的相關內容出自劉歆的增竄(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繩則在《史記志疑》中對歷代學者指斥此說的情況予以了總結。
這些學者之所以要極力否定周文王稱王的史實,是因為如果周文王為商紂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稱王,勢必違背了封建社會的正統倫理觀念,也無法樹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紀初,王國維在《古諸侯稱王說》(《觀堂別集》卷一)則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並認為“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茍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國維此說一方面既承認了周文王生前稱王的事實,另一方面又將其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加以淡化,可以說是對周文王生前稱王說的一種折衷和調和。
20世紀七十年代,陜西周原地區出土了眾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時有“周方伯”和“王”的內容。一些學者認為“周方伯”和“王”同指周文王,周文王生前即已稱王,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王”指商王,“周方伯”指周文王,並進一步提出周文王並未稱王。從這些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經稱王,千百年來一直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一個焦點。
清華簡《保訓》中“惟王五十年”的記載,可以為千百年來有關周文王生前是否稱王的爭論畫上一個句號。它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周文王生前確實已經稱王,《史記》等相關文獻關於周文王稱王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當然,周文王的稱王是否如王國維所言只是“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還有待於更多的討論,但是無論如何,周文王生前即已稱王,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三、印證了周文王的在位年數為五十年。關於周文王在位的時間古籍記載略有不同,《史記·周本紀》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尚書·無逸》亦稱文王“享國五十年”,這些文獻都認為周文王在位時間為五十年。但是《呂氏春秋》的《制樂》篇則提出了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從清華簡《保訓》篇我們可以知道,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時患了重病,並留下遺囑,他去世的時間應該就在此後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數應為五十年。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史記》和《尚書·無逸》篇有關周文王在位時間的記載是正確的。
四、有助於我們認識周文王稱號中的“文”字為謚號而非生稱。關於文王、武王的稱謂是生時的美稱抑或是死後的謚號,學者們一直有不同意見。如果文王、武王生前已經自稱為文王、武王,那麼在文王、武王活著的時候應該已經普遍使用這些稱謂,但是我們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僅稱為“王”的材料,而很難發現他們生前自稱為“文王”和“武王”的證據。山西曲沃晉侯墓地31號墓出土的所謂“文王玉環”,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其時代較晚,並非是文王當時所刻(見《華學》第1輯,第71頁);至於記載周武王伐商史實的利簋,其製作年代也應在周武王去世之後。清華《保訓》篇也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保訓》篇記載了文王臨終前的遺囑,這已經是有關周文王在世期間史事的最後材料,但是篇中所用的稱謂仍是“王”而非“文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周文王生前雖然已經自稱為王,但他並沒有自稱為文王,文王的“文”字為其死後的謚號,其時代應該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後。《禮記·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我們把周文王生前自稱為王和死後謚號為文王當做兩件不同的事情區別開來,就可以對這些看似矛盾的文獻記述予以合理的解釋。因此《保訓》的相關論述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周代謚法的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