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國務院公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相關部門隨即決定調整全國養豬業佈局，2016年，明確將廣東等8個水網密集南方省區定為限養區，區內的四川和湖南，曾居內地養豬數量前兩位，至2017年底，全國共劃定禁養區4.9萬個，面積63.6萬平方公里，約佔生豬養殖區總面積17.3%，21.3萬個飼養500頭以下的小養殖場被「清拆」，以引導養豬業向北方玉米主產區省份轉移。去年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當局嚴限豬跨省調運，北方豬運不出，批發價暴跌，南方則求豬若渴，價格飛漲，可見，活豬產銷分區的改革加劇了豬瘟的後果。今年上半年生豬存欄量降至20年來最低點。
現在國務院下令，取消超出法律法規的禁養、限養規定，支持農戶養豬，但為時已晚，據報道，由於缺少母豬，現在向歐洲落單進口，辦理手續及運輸需時，運抵後需隔離防疫觀察4個月，才能配種繁殖，再飼養8個月，這批豬肉應市，最快也要在一年半之後。
兩年前，北京和上海整治「開牆打洞」，大規模拆封臨街店舖，嚴重破壞城市服務業生態。一些城市政府以整頓市容為由，關閉了許多市場、攤點、夜市，現在為刺激消費，各大城市又紛紛籌辦「夜市一條街」，催谷「夜經濟」。但早前的掃蕩導致城市經濟蕭條，已令小攤小販這些「夜經濟」主體消失了，正如有市民所言，「自從路邊攤不讓擺了。早餐都困難，更不用提夜消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從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當局的政策制訂由於諮詢不足，往往考慮欠周詳、協調不夠。例如養豬場污染水源，完全可以通過加強監管、改進設施來解決，而毋須大費周章地南豬北養；至於煤改氣，涉及能源價格、基建改造等，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很難短期一蹴而就。早有專家建議，只要嚴格執行法規標準，在技術上，燃煤鍋爐完全可達到天然氣鍋爐的排放標準。又如塞車問題，外國早有道路收費系統等方法調節。「限購」「限養」「煤改氣」、取消臨街店舖等「一刀切」做法，實質上都是迴避政府細緻監管的「懶政」做法。
問題是孰令致之，應該說內地特殊的政治生態，助長了這種官場文化。各級官員的權力來源是上級選拔任命，在上級定任務、落指標，做不好就下台的威嚇下，各級官員都是唯上不唯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紅頭文件比法律更管用，民眾不能挑戰，下級不可質疑，執行不力，就被問責追究，如此政治文化，未知能否在下月的中共十九屆四全會討論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時，被列入改革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