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在「新世代反毒策略」中，如何立基於研究方法去蒐集經驗資料以了解問題所在，似乎並不受重視。報告一開始就引用衛福部食藥署「103年全國物質使用調查結果」及聯合國2014年全球毒品報告書，似乎顯示台灣藥物濫用的問題並非十分嚴重（左圖），之後又引用教育部校安通報藥物濫用人數，指出通報人數逐年下降（右圖）。
「效果鏈」是一種思考工具，它將一件事情從投入資源到取得效果切分成不同環節，以協助人們思考不同環節的邏輯關連，並試著從效果來思考，要達成特定效果，到底要投入哪些資源，做哪些事。
效果鏈的模型如下：
投入（inputs）：組織投入的資源，包含金錢及人力資源。
活動（activites）：將投入轉化為產出所需要進行的任務和行動。
產出（outputs）：組織活動所產生的產品或服務，這部分相較於「效果」和「長期影響」，組織較有辦法決定和掌握。
效果（outcomes）：組織的產出對於所欲影響的具體人事物，到底產生了哪些改變。
長期影響（impact）：效果累積後，長期而言對於社會到底產生了哪些改變。
有了效果鏈這個思考工具，我們就可以嘗試檢視「新世代反毒策略」的一些「預計效益」到底是在效果鏈中的哪個環節。
結果評估和目前政府流行使用的KPI不同。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基本上是在測量組織的表現，從效果鏈的模型來看，頂多就是到訂要求一定產出（output）的指標。理論上政府應該從效果鏈的角度，從到底做什麼事可以達成所欲的結果和長期影響，來擬定KPI，但由於結果評估在台灣並不受重視，因此KPI的訂定有時會淪為各部會自己訂了不K不P不的KPI。
要檢視反毒策略的效果，比較好的作法是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從「反毒新策略預期效益」這張圖分析出三種如何達成預期效益的因果假設：
一一設計方法檢視之。注意，為了簡化複雜度，我們在此僅討論「施用毒品人口數」的下降作為例示。
除了刑事政策本身的問題外，執法單位打擊毒品的行動本身也充滿了政治秀的意味。
例如2017年7月12日《中時電子報》就有以下報導：
以上是台灣關於去汙名的倡議中，較常被提出的策略。另外，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及醫療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Engineering, and Medicine）於2016年也出了一份報告「終結關於心理及物質使用疾患者的歧視—改變汙名的證據」（End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with Mental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裡面整理了一些有證據支持的改變汙名策略。裡面提到的策略本文不打算一一介紹，只打算講其中稱為「立基於接觸的方案」（contact-based programs），以及「抗爭策略」。
以抗爭作為去汙名策略的有名案例，可參考加拿大”Vancouver Area Network of Drug Users" ，簡稱VANDU的行動[2]。於1990年代在加拿大溫哥華市中心東區，用藥產生的健康問題急速惡化，用藥過量死亡、HIV和C型肝炎人數急速攀升。面對這樣的狀況，市民和政治人物多半仍採傳統看法，認為用藥應視為刑事犯罪、強調必須戒癮，但有一些社運人士認為應提供用藥者安全注射處所（safe injection site），來改善當時的狀況。安全注射處所（safe injection site）就是讓用藥者能在醫療監督下安全地注射藥物的處所，這是減害的作法之一，可有效減少用藥過量致死，因使用不乾淨的針頭而感染HIV、C型肝炎等疾病，但這個作法等於容忍有人使用非法藥物，所以有相當爭議 。社運人士私下設了非法的安全注射處所，而此作法也得到當地官方疾病控制中心的非正式支持。
Oxford出版的Drug Policy and the Public Good一書是以公衛觀點，收集整理各國藥物濫用防治政策，並以證據觀點加以分析評論的佳作。相較於IDPC Drug Policy Guide明確的人權倡議角度，本書更加重視嚴謹的證據檢視。而2012年在The Lancet發表的”Drug policy and the public good: evidence for eff ective interventions”其實是原書的重點摘要。沒有時間看原書的朋友，可以看這篇文章，有想了解更深入的地方，再回去查原書。
本文的撰寫，想法來源於黃致豪律師所提倡的「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司法改革研究觀念。這個觀念是我們在訪談黃致豪律師時，由他本於心理科學的研究與法律實務經驗所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