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過去台灣歷史教科書很弔詭的地方。這款台灣史大事，竟然視而不見，隻字未提。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不是「天朝官員」與美國外交官，而是「台灣生番」主導與美國的國際約。換句話說，在簽約的一八六七年，美國外交官李仙得承認了台灣原住民擁有對瑯嶠的主權。但到了一八七一年，因為琉球漂民被高士佛原住民殺了，而高士佛和牡丹社都是在李仙得認定的「下瑯嶠十八社」之內。因此李仙得開始認為，原住民究竟還是沒有「履約能力」。接著卓杞篤死了，美國政府又不聽李仙得的建議，來占領台灣的「治理不及，化外之地」，於是李仙得才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跳船日本，在日本寫了「台灣番地無主論」，為日本的「台灣出兵」（就是「牡丹社事件」）做鋪陳，也埋下後來馬關條約日本要求清國割台的伏筆。
這個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書面約定」之前，其實還有一個一年半前一八六七年十月十日的「口頭約定」。後來簽「書面約定」，是台灣原住民提出來的，以示鄭重。
後來，李仙得這樣描寫簽約經過：
於是，李仙得簽了約，還寫了見證人。
證之以後一八七一年琉球漂民被殺事件後，李仙得的反應，他顯然是把上述約定很當一回事的，不能說是「沒有價值又非正式」（原文是valueless and informal as an official document）。李仙得後來在他的《台灣紀行》書中，用完整一章的篇幅，大標題寫下「一八七一年，我乘美國戰艦Ashuelot（亞舒羅特）號去探訪出事地點，並與卓杞篤會談」。然後詳細敘述他再次拜訪卓杞篤的經過。他在書中也敘述了卓杞篤對這份文件的重視：
他目睹了心中原來威權無比的卓杞篤總股頭對族人逐漸失去約束力，心中開始有疑慮，導致後來政策大轉彎，竟然投身日本去鼓動日本占領台灣。
這是最後一次李仙得與卓杞篤見面，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有文獻提到這個文件。
我在推動這個「台美外交一五○年紀念活動」之餘，最怕的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或國務院的浩瀚檔案中，萬一找不到這份一八六九年的原始文稿，我所期待的儀式，就缺了主角而徒勞無功了。
遺憾的是，那時好像沒有漢文版本。因為以當時原住民的語言能力，會說漢語者已不多見，寫漢文文件當然更有困難了。當年雖然李仙得在記載上表示「頭目留存了一份」，但是後來好像就不再有人見過這份英文文件。所以我一直假設，這份台灣史的寶貴文件已經佚失。唯一的機會，是去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尋覓。
沒想到，近日，我去拜訪當年斯卡羅頭目家族的後人，他竟提到，他在數十年前目睹過這份英文文件，但只是驚鴻一瞥。目前仍由私人收藏。
乍聞之下，我真有「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憂喜參半。喜的，自然是「瑰寶在人間」。憂的是，這見證了台美的一五○年前外交史重要文件，一直留置在鄉野民間之中，勢將有一天難逃歲月的自然毀損，而自人間消失。
想當然類似的歷史遺物還有不少，我們應如何去保存或展出這些珍貴歷史文件？而且，若能讓台灣人瞻仰到這些台灣先民的國際外交物件，應該更能讓現今台灣人打開內心另一扇窗，了解過去，掌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