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千公里的跋涉，我終於在過河村落腳，一個只有一家小七和一家全家便利商店的地方，放眼望去，連一家連鎖泡沫紅茶店都沒有。經過這麼多年，我終於如願以償的住在「the middle of nowhere」。雖然不是真正的田中央，但四處皆是綠地，頗令人安心。
我敢打賭，讀到一本不盡理想的翻譯小說時，十次裡面有九次，你（一般讀者）罵的是譯者，不會是責任編輯，也不會是校對。一般人大概以為譯者交出去的稿件如聖旨般不可更動，所以有問題都是我們的錯；諸不知從譯者交出稿件的那一刻起，其實連譯者自己也無法完全掌握出版後的內容為何。目前為止，我所簽過的合約裡也沒有一條叫做「翻譯內容有爭議時，出版方不得刊登未經譯者同意更動之內容」，也就是說，就算有譯校的過程，我也不知道我改過的地方最後會不會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再被改成我不願背書的內容。
因此，每一次打開編輯寄回待譯校的稿件時，是我最提心吊膽的一刻。光是瀏覽編輯的修改方式，問題與註解，我就知道這本書的命運如何，該不該懷抱期望，還有，是否得多花一份心思保護自己的聲譽。
「翻譯《馬奎斯的一生》」一文一直沒有繼續寫，是因為後續的編校過程太過不堪，至今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心痛，其一就是稿費的問題。
按下「傳送」鍵，今年在瑞典的時光就這麼告一段落，和我的new best friend安妮卡互道珍重再見。後續的修稿工作已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節奏；不再有沉重的截稿壓力，不再沉浸於孤軍奮戰的孤寂之中。與其說出版那一刻是作品呱呱墜地之時，不如說對我而言，截稿日才是真正的卸貨日，後續工作只是清洗惡露、縫合傷口、把小嬰兒整理乾淨準備會客罷了，這梳妝打扮的工作自然有出版社專人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