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求名應包括甚麼內涵？
王羲之在《蘭亭序》中這樣發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死亡，的確是很令人傷痛的事情。人的生命有盡頭，是沒法改變的。有甚麼可以超越死亡？留名或許是其中一種方法。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中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是說君子所引以為憾的，是死後名不見稱於世。太史公司馬遷因伯夷叔齊和顏淵的經歷進一步慨嘆：「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和顏淵得到孔夫子的表揚，能夠名留千古，但得不到同樣的待遇的人，為數卻更多更多。
所以有人在這麼一個留名與滅絕的分際之間做了工夫，例如撰寫墓誌銘之類。走得極端些，請些有名的文人替自己寫，給予酬勞，使自己名垂後世。著名的文學家韓愈就很樂意接受這種邀請，目標就不外乎牟利了。當時的人已很不齒這種做法，稱為「諛墓」之文。
這不能不使人思考一個問題，留名是重要的，至少對某一些人來說是。但除了空泛的「名」以外，當中是否應有更深刻的內涵，才能使人類的文明往前推進一步？
現今的人，為求「名」，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在生的不用說，死後也希望名字延續，所以捐學校、捐醫院、和甚麼機構建設連上關係，就連公營大學的學院命名權也不放過。在不少建築物的外牆上總有些捐贈者的姓名陳述。這類行為，如果有心行善，造福後人，值得尊重，但如果出發點是求名，但名是否能延續，就真的要經受時間的考驗了。一位富商，如果只是富，沒有其他，得益者或許只有他本人和家族成員。今天你捐這捐哪，幾十年內或許有人認識，但上百年上千年而要確保名字不損，就不能保證了。所以最終還是：名以外，還得有些內在的東西支持，否則名只變虛名，總有磨滅的一天，而且維時不會很久。
中學的時候，中文科選過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年青人大概都不會很留心當中的寓意。較有生活經驗的人拿來重讀，得到的感受是更深刻的。事緣：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死後卜葬於瀧岡，六十年後，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歐陽修強調：「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表》中歐陽修歷述父親清廉守正，用他母親的說話：「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由此，歐陽修的母親「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歐陽修後來累官樞密，參知二府，六十年後為《表》頌揚父親功德，佐證「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
從這個例子看，歐陽觀有的如果只是虛名，是沒意義的，名字背後，是生前的嘉言懿行，造福當世人不特止，而行為足以為後世垂範，這才是名字以外的內涵，是最值得珍重的地方。
這三不朽，取材於《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叔孫豹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歐陽修用宋朝人的語言申述一次：
在一個崇尚功利的社會，固然最好是建功立業、累積財富、影響施政，以此博取名譽。退而求其次，以文字著述傳世，在科技發達的社會，影像聲檔，也可保留久遠。至於德行修為，做的人自己知道，但別人卻無所知覺，當然沒能和求名扯上關係的。
可是歐陽修（也包括叔孫豹）的優先次序卻不同，應該是修身、施事、見言（或立德、立功、立言）。沒有深層文化思緒的人未必會認同這樣的排序，但是如果想到名若沒有道德的內涵，某一時段或許能蒙騙別人，或如何受人膜拜，但總不能通過歷史的考驗。今日我們尊崇孔子孟子，不是單單崇拜他們的名氣，而是透過他們的行為與著述，看到一種道德規範，也是一種人文價值。某一時空的某種思想或許會過時，也未必可以普世推行，但他們在活著的當世中，是完全實踐個人理念，即使不為時用也在所不惜，這才是修身（或曰立德）。道德規範和人文價值可以跨世代和地域影響不同的人，這才是得名的真正意義。
叔孫豹反面說「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意謂如果只是保存姓、接受氏，守護宗廟，世代不絕地祭祀，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家族，即使官祿如何大，也不能叫作不朽。
二千多年前的人有這樣的睿智，知識爆炸的年代的人反倒沒有，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歷史家、文學家怎樣看待名利富貴？
愛國者的下場慣常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