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慘案是於1972年9月5日（第二十屆夏季奧運會舉辦期間）發生在西德慕尼黑的一次恐怖事件，策劃者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襲擊對象是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結果該代表團11人身亡。
12點，國際奧委會授權國際奧委會埃及籍委員艾哈邁德·圖尼與恐怖分子談判：在釋放人質條件下，保證恐怖分子安全離境，並支付巨額資金，但遭到拒絕。不過，談判成功地延後了恐怖分子提出的最後答覆期限，改為當晚10時許，方法為用兩架直升機將恐怖分子和人質運往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空軍基地，然後轉機離境。警方原擬乘換機之際，營救人質。當時在機場佈置了5名狙擊手，3名佈置在信號塔上，一名躲藏在地面一輛維護車輛後，最後一名躲在地面的水管障礙物背後，因為德國方面根據艾哈邁德·圖尼的報告，認為只有4到5名恐怖分子。惟恐怖分子實際上共8人，而且由於交通堵塞，令裝甲車遲到半小時。
香港《明報》1972年9月6日、7日以頭版報導慕尼黑慘案。
大約晚上10:30，恐怖分子到達機場，在機場中停靠了一架波音727客機，警方打開探照燈照亮現場（事後被認為光線仍不足以幫助狙擊手辨認目標），恐怖分子頭領Iassa前往檢查飛機，而人質則繼續留在直升飛機內。警方原計劃在機組人員中混入警察協助消滅一至兩名恐怖分子，惟無接受任何反恐訓練的機組人員們最後拒絕幫助執行，而且在行動開始前全部撤離了客機。當恐怖分子頭領發現波音客機內沒有任何機組成員時，他立即折回直升機。這時躲在水管後的一名狙擊手首先向Iassa開火，此時約為11時。由於狙擊手們沒有無線電通訊裝置，沒有夜視裝置和頭盔，且人數也落後於對方，計劃完全失控。第一發射擊未擊斃Iassa而擊中了陪同前去檢查飛機的副手的大腿，他後來也爬回到其他恐怖分子那裡。3名恐怖分子藏身到直升飛機後面還擊，而且由於之前的錯誤，直升機的停機方向位置未正確按照計劃執行也造成狙擊手的視覺範圍被阻擋。戰鬥持續45分鐘，直到裝甲車到來。
由於恐懼，一名恐怖分子開始向第一架直升機內的人質開火，並讓其他兩名恐怖分子走出掩護。他跳出去的時候留下了一枚手榴彈。此3名恐怖分子均被狙擊手射殺。手榴彈爆炸，第一架直升機起火焚燒，機內所有人質死亡。第二架直升機的五名人質也被恐怖分子全部射殺。
西德在這次營救中也犧牲了一名警察。8名恐怖分子中包括頭領Iassa在內的5名被消滅，剩餘3名被逮捕，但在同年的一次劫機事件中，西德政府順從劫機者的要求，把3人移交利比亞釋放。
巴伐利亞州警察的調查並不能排除有人質為警方所射殺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射殺了所有人質。因為一些屍體被嚴重燒毀，無法進一步辨認。
1972年9月6日，舉行了對以色列代表團的追悼儀式，中斷了34個小時的奧運會繼續進行。
狙擊的失敗導致了被害的擴大。事後分析主要原因有：情報不足未能正確判斷恐怖份子人數，雖然在狙擊開始前30分鐘已確認恐怖份子為8人仍未及時作出調整反應；狙擊手使用的步槍在深夜進行狙擊卻沒有安裝夜視裝置；無線電聯絡設備不足，導致狙擊時機無法正確把握；狙擊手非專業反恐訓練而來自普通警察，個人技術水平不足；狙擊步槍非專業設計而存在問題，導致一次狙擊失敗後，不能快速進行下一次射擊。
本事件使多國政府開始重視對於恐怖份子挾持人質事件的處理能力，並紛紛開始組織負責處理類似狀況的軍警單位；西德政府接受這次教訓後，組織了第九國境守備隊，同時開始設計、裝備真正專用的狙擊步槍。
1981年8月1日，暗殺名單最後一個目標、慘案主謀阿布·達烏德在波蘭一家旅館遭到槍擊，未致命。據文獻，這是摩薩德特工在沒有計劃的前提下，偶見達烏德，衝動開的槍。[3]達烏德於2010年在敘利亞因腎衰竭去世，終年73歲。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大馬士革郊區的難民營，抬著靈柩，為他舉殯[4]。以色列「上帝的復仇」暗殺行動就此結束。
《One Day in September》－導演：凱文·麥克唐納德。
《慕尼黑》（Munich）－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基於事實及傳聞，描述以色列情治單位於事件後策劃的報復行動「神怒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