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市迎硬核利好”﹐這是對城市交通方面的公共政策變化的詮釋麼﹖或者﹐為什麼有涉城市交通的公共政策的變化﹐其動機被媒體歸結為是為車市帶來“硬核利好”﹖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交通方面的公共政策並非不可變化﹐並非不可調整﹐並非不能“救市”﹐甚至也並非不能復舊。但是﹐如果這個政策變化和調整的動機祗是為了“救市”﹐祗是為了拉升地方GDP﹐而忘了當初實施汽車總量控制的初心﹐在調整公共政策時無視城市交通的現狀﹐那麼﹐這種公共政策“翻烙餅”的現象﹐實在有損政策制定者的權威﹐也實在有損公共政策的權威。
繼上海北京實施居民用機動車總量控制之後﹐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繼對民用機動車數量增長實施了標準不一的控制措施。對於人口集中的超大規模城市來說﹐制定和實施這種公共政策確是萬般無奈之舉﹐人們對此不滿甚或憤懣﹐可人們也想不出控制總量的更好方法﹐也找不出在有限的城市道路上保持機動車數量與通行順暢相平衡的辦法。從公平和公正的角度而言﹐現行“後來者”抽籤﹑搖號或者參拍的辦法﹐與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原則並非完全一致﹐因此難以做到手段與目的的統一﹐但其畢竟對阻止城市交通狀況持續惡化起到些作用。在找到可替代的方法──如創新管理﹑提昇駕駛者文明水平﹑科學規劃和完善城市道路等──之前﹐當前的總量控制辦法起碼可以延遲最壞狀況的到來。
失當的公共政策及其調整和變化﹐最大的後果就是造成“過這村沒這店”的現實。這種現實﹐將普通人的機會只與某種時間順序上的機緣掛上鉤﹐而忽視乃至無視權利的根據。人們平時常見的二人排隊也會惶恐不安爭先恐後的現象﹐實際上就是這種公共政策的後遺症之一。至於投機﹑插隊﹑鑽空子﹐那更是失當公共政策及其調整和變化的嫡系正宗﹐獲益或失益於這種公共政策的人們﹐卻都會由此養成相同的行為模式﹐不惜任何手段獲取實際上本該屬於自己的機會。
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要循原則有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