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893年《無政府主義者哈特曼》小說中的一景，描繪德國恐怖份子用飛行器轟炸倫敦，畫面中被攔腰折斷的倫敦塔，以及當時尚未發明的飛行器，都令人聯想到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小說中彷彿預言未來的場景，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的國際局勢，也傳達一種新發明的誕生：我們熟悉的炸彈攻擊。19世紀的「發明」當然不只於此。美國詩人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提出「那時代」的三大成就：蘇伊士運河／新世界強大的鐵路滋延蔓生／海中鋪設能說善道的文雅電線。
當時的交通通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巨變。遠離他鄉不再是天人永隔之事，想互通訊息也不必靠飛鴿傳書，或跑死好幾匹馬才能辦到。實際情況是，十九世紀住在海港邊的孩子，每天都可看見大量載著來自歐洲與亞洲移民的海輪並肩停泊，人口運送規模前所未見；越洋電纜沿著航線鋪設，傳播新聞的速度史無前例地超越口耳相傳。
如同從古至今無數的革新，新生活與新思維肯定讓有些人失業，卻也有新的工作產生，往後百年中飛機、電腦的發明，以及我們正邁入的AI未來也是如此。那麼，處於19世紀的人類，在面對這些變革時，有何反應？他們是否理解自己處於哪個十字路口？他們眼中的變革又是何種模樣？
哈佛大學教授瑪雅•加薩諾夫，在「帝國移民三部曲」中，描繪了18世紀中至20世紀初，生長於殖民時代，因航海技術革新得以在世界各地「快速」移動的三類人物。有殖民帝國中四處移動的收藏家與征服者，蒐集財寶也蒐集土地。有美國獨立中支持英國的「失敗者」，當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也就從未有人寫下他們的故事。當然，最能敏銳感知19世紀交通變革的一群人就是水手了。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歐洲人再也不需繞過好旺角就能來到亞洲，這背後是西歐各國勢力消長，與商業利益的轉移。在個人與產業層次，當輪船發明後，船隻所需人力減少，船員的專業技術除了運用貨物維持船隻平衡，也增加了機械操作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