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形式的報刊在中國出現，始自19世紀初，無論中文報刊抑或外文報刊，都是來華的外國人創辦的。據統計，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由1815年至1839年間，在中國境內外出版的中文報刊有6種，包括1828年在澳門創辦的《依涇雜說》，是中、英文合刊；而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外文報刊則多達17種，地點在澳門和廣州，其中有兩種在鴉片戰爭爆發後，遷至香港出版。此後香港便成為出版英文報刊的重鎮，澳門則以出版葡文報刊為主。
從澳門遷到香港出版的兩種報刊，一是《廣州紀錄報》，一是《中國叢報》，原先都在廣州刊行。在中國報刊史上，粵港澳三地有密切的關係，可舉的史實甚多，這兩種報刊應該是最早和最典型的例子。本文主要敘述這兩種報刊的創辦和遷址經過，從而說明近代初期粵港澳三地出版環境的變化。另外還有一種《澳門新聞錄》，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雖不曾遷至香港，因曾與《廣州紀錄報》論爭，史事相關，文中亦有介紹。
《廣州紀錄報》（The Canton Register）是中國第一種英文報刊，又譯《廣東紀事報》，1827年11月8日美國商人威廉‧伍德和英國商人詹姆斯‧馬地臣聯合在廣州創刊，其初由伍德兼任採訪、編輯和排字工作，不久在辦報方針上與馬地臣有分歧，於數月後離去，報刊遂由馬地臣一人經營。《廣州紀錄報》最初是一種雙周刊，後來改為周刊，1828年9月至1829年4月又改為雙周刊，1934年後再改為周報。報刊內容，以中國官方公佈的各種公告及商業方面的行情為主。曾出版附刊《廣州行情周報》（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因中英關係緊張，《廣州紀錄報》遷至澳門出版，稱為《澳門雜錄》。鴉片戰爭結束後，該刊於1843年6月遷到香港，改名《香港紀錄報》（The Hong Kong Register），由怡和洋行發行。1845年，增出附刊《大陸紀聞與行情》（The 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1849年，產權轉賣給史屈前。經營10年，史屈前於1859年將產權售與菲利浦，次年又收回，至1861年因離開香港，由李威買下該報財產，出版至1863年停刊，前後30多年。
《香港紀錄報》印行期間，還出版了物價報、行情報等多種增刊，並印有海外版。該報曾將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譯成英文連載，深受歡迎，開創中國報刊連載長篇小說的先河。
1844年和1853年，《香港紀錄報》分別獲得承印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公報》合同，該報於1844年曾一度將報名改為《香港紀錄與政府公報》。
1839年，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年）奉旨到廣州查禁鴉片，他為了對外國有較多認識，於是組織人手翻譯澳門外文報刊，摘錄當中有關海外情況的介紹及外國對中國禁煙態度的報導等，其後輯成《澳門月報》（也有人稱此為《澳門新聞紙》）。這是近代中國譯報之始，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報刊文摘；或謂只是譯文的抄件，不能算作譯報。有人認為，這是澳門中文報刊的雛形。
必須指出，《澳門月報》的內容，其實大多數譯自一份在澳門出版的《澳門新聞錄》，該刊曾經是《廣州紀錄報》的言論對手。《澳門新聞錄》原先是1835年11月12日在廣州發行的《廣州周報》（又譯《廣東周報》；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主筆為弗蘭克林，由顛地洋行提供財政支持。初創時，原為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貿易進行輿論宣傳；1836年初，改由普魯士商人莫勒主持報務，即開始抨擊東印度公司奉行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為此，該刊常與《廣州紀錄報》展開爭論，報刊的影響力，亦進一步擴大了。
1839年，《廣州周報》由廣州遷往澳門出版，改名《澳門新聞錄》，該刊以新聞報導面廣、評論頗有見地而名聞一時，因此受到林則徐重視，派人購得並組織翻譯，從中獲得不少有價值的消息和資料。鴉片戰爭後，該刊仍留澳門印行，但影響已不如前，出版至1844年3月停刊。至於該報有無影響林則徐等清朝官員對時局的認識和判斷，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譯《中國文庫》，1832年5月31日創於廣州，首任主編是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初為月刊，後改季刊。每期約50頁，銷數最高時在1000份以上，資料豐富，為中外學界所重視。
1839年，迫於清朝政府禁煙的形勢，《中國叢報》遷至澳門，出版幾期後又遷回廣州。鴉片戰爭結束後數年，《中國叢報》於1844年遷到香港。該刊其後重返廣州出版，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出版20卷，每卷五六百頁，終刊號有總索引。
《中國叢報》的主旨，是向西方人提供「有關中國及其毗鄰國家最可靠、最有價值的消息」。鴉片戰爭前，每期設有「宗教新聞」、「文化情報」和「時聞」等欄目；鴉片戰爭後，取消前兩欄。報刊的內容，涉及地理、中國政府與政治、財經、商業、船運、鴉片、中國對外關係、軍事、中英戰爭，也有關於香港、日本、韓國、南洋群島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記載，以及修改《聖經》、傳教活動等。特別重視的是報道中國的政情時事，譯載清朝上諭、大臣奏摺，亦有刊登英、美商人對這些文件的評價，並且為西方侵華活動出謀獻策。因此，《中國叢報》在當時西方人士中頗獲好評。
《中國叢報》的主要撰稿人除裨治文外，衛三畏、郭士立、馬儒翰、馬禮遜、麥都思、林賽、奧利芬、斯蒂文思、巴駕等；中國作者梁進德等，也曾為該刊撰稿。《中國叢報》的史料價值，迄今仍為中外學界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