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念的，還真是不一樣的經。去年某日，和北方一位記者朋友喝下午茶，見我正在翻讀馬來西亞作家梁靖芬的《夢寐以北》，隨手取去掀了幾頁，就順理成章地說：「馬華作家好像都不怎麼大氣」。「大氣」，我懷疑是新中國的語言，1949年前似不多見，指的是種氣象恢弘，上有蒼天下是地的品質。例如，比起鄧麗君式的小調，黃土高坡的長歌就是「大氣」；比起某些漢學家窮經皓首鑽研文獻的學究功夫，一位文人動輒前後五千年地概論中國歷史核心問題的洞見，也可以算做「大氣」。
想當然爾的事還有很多。一位學者專研海外華文報刊，他認為馬來西亞報紙副刊的華文水平有待提高，除了錯別字，最大的問題是「不規範」，造成了「受到污染的華語」。「比如說，表達詞不達意，詞彙貧乏，用詞晦澀難懂，有時副刊模仿港台腔，甚至刻意模仿港台生造詞語和穿插英語或方言詞」。
梁靖芬也提到了她在北京大學留學時「在赤道口吻和抑揚頓挫的北京腔里隨意轉換音調」的經驗：「我們樂於躲在‘留學生’的大傘下，時而演練笨拙，時而操縱聰穎，看什麼場合就說什麼樣的話。選擇的準繩似乎在於——是要等待別人的讚美（‘啊，你們也能說中文’），抑或要彰顯彼此的背景（‘哼，我爽’）」。然後「有時候大家甚至故意用混雜的、巴剎的，常常被認為語言天才的‘天分’來賣弄對話，並且刻意加入各種方言和感嘆詞，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流中尋回一點自己的位置」。
請注意前文「巴剎的」這個詞。在《夢寐以北》一書里，梁靖芬說到一位廣西友人的父親是資深編輯，校出了是書初版的不少錯謬，也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可是「有一句我沒改，她父親問：第75頁，第5行‘巴剎的’──什麼意思？大陸好像沒這說法。我想你一定知道，不改的理由」。
是不是一談馬華文學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馬華文化的處境放進來呢？正如研究第三世界電影，能不能不像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那麼強調他們的「國族寓言」？可是我又不想相信那種擺脫所有地緣條件社會處境，讓文學純粹就是文學的講法。在兩種偏執中間，我找不到中道，只好告訴我的北方友人，梁靖芬的文字很好，輕淡沉穩，但仍有看得出來的年輕。又問他知不知北京的山像什麼，再讀一段梁靖芬的觀察給他聽：「那些山是很奇怪的，看起來都很硬，長的樹不多，遠遠望去，好像一堆骨折的石頭倒在那裡；只適合守關用，難怪可以在上面建長城」。在北京長大的朋友也覺得有意思：「骨折的石頭？我倒沒想過，這些山有這麼怪嗎？」　其實，光是看到她寫「寒假，我回國過年」這麼簡單的句子，我就會生起過度剌激的聯想了。因為我們這些「北方人」（南洋以北的人），我們的「中文」（他們的「華文」）和中國的聯繫如此緊密，乃至於我們都忘了這種聯繫原非必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讀另一位馬華作家談他的「北方」，竟不是我們習於想像的草原大漠，而是一片熱帶雨林，頓時感到一陣因疏離而來的暈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