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基本法》當中有明訂，「港人將擁有充分的民主」，中央政府在2007年告知港人可在2017年以普選方式選舉行政長官，我們曾經嘗試達到這一步，然而在2014年我們未能達成協議，使我們不單是失去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而且亦失去普選的時間表，當年輕人感到沒有希望在香港看到民主，自然成為他們不滿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會不平等，在過去20或30年之間，香港經濟在合理的水平增長，然而百姓並不認為可以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在年青人眼中，只看見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加劇，而最為嚴重的是住房問題。曾鈺成說﹕「在50年前我上大學時，工作幾年便可以買一間屋，出售之後便可以換成更大的屋，因而可以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曾鈺成指，中產階級而今的情況之下有所不同，他引述一名會計師表示，「雖然我有自己的屋，然而當我的小孩大學畢業之後，他們根本無法買屋」；如果說「年輕人因為無法買屋而造反」那是不客觀的，因為他們看到的事實是「沒有人能買屋」，而經濟增長成果只流向大型開發商。曾鈺成認為，上述兩個原因是具有聯繫的，由於行政長官是由選舉委員會並非由普羅大眾選出的，而選舉委員會則由大企業主導，因而年輕人認為，「政府始終站在大企業的一邊，而不站在窮人的一邊」。
曾鈺成表示，這種怨懟很容變成對中國的憤怒，年輕人認為香港沒有民主，是因為北京不允許這樣做，而港人生活艱難，因為來自內地的人們奪走他們的資源，包括公共住房，學校等。曾鈺成指，「這不是真的」，雖然政府經常做出解釋，而幫助這些新移民的非政府組織也做出解釋，這些移民提供我們急需的勞動力，從而為經濟做出了貢獻，然而公眾輿論仍是負面的；這就是為什麼引渡法案引起如此大的憤怒，在突然之間，「香港人以為政府正在拆除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防火牆」。
曾鈺成承認，在「書商綁架」及「肖建華」事件之後，人們開始不信任政府，但是亦由「於缺乏法律框架」，事件有關的人都沒有合法的方式移交內地；在22年來，香港政府一直與中央政府進行談判，但沒有成功，因為北京不想接受香港方面要求的條件，然而在行政長官的努力下，北京突然間接受根據國際標準起草，在1997年之前通過的《逃犯條例》，「香港政府認為這是一項重大突破。北京已經接受我們的條件」。
曾鈺成表示，「我告訴人們，政府不要求您相信中國的司法制度」，「例如我們不相信菲律賓的司法系統，但是由於有協議，因此就存在引渡，如果不引渡，菲律賓的罪犯很容易逃到香港，反之亦然」，如果來自內地的罪犯逃來香港，如果我們無能為力，這是對港人不利的，這個就是我支持該法案的原因。
曾鈺成指出，而今對警察的仇恨已成為人們參加抗議活動的最重要動機，而在《禁蒙面法》頒布後，暴力再次升級；林鄭曾與不同人對話，包括捲入暴力事件的年輕人，亦有人提出平息事件不單是依靠警察，然而在她組織第一次對話後，暴力並未停止，只是為示威者提供一次侮辱政府的機會，因此她不應該再進行對話。曾鈺成認為，要求釋放所有被捕者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而就普選權進行談判仍很難達成協議，唯一可以滿足的需求只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表示，民建聯並不會公開支持任何他們知道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在私底下亦一直敦促林鄭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只要林鄭拒絕，他們就什麼也不會說了；曾鈺成根據與前線警察密切接觸的人表示，「一些普通員工並不反對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重建聲譽的方法」，然而「警方卻永遠不會接受」。
曾鈺成認為，在現時的局面之下並不清楚北京的想法，而這局面可以分為四股陣營，包括「無意停下來」的示威者、佔人口大部分的「市民」、「無能為力」的特區政府、「無意干涉」的北京，如果各方的陣營沒有改變取態，這場風波就難以結束。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希望呼籲公眾譴責激進分子，然而「這是行不通的」。曾鈺成表示，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是呼籲停止暴力的良好契機，如果選舉如期舉行，親政府陣營將會失敗，如果繼續施加更多暴力政府提供藉口推遲選舉，但不知「最激進的抗議者會聽多少」。
曾鈺成並不認同「寬恕的言論」會加劇暴力，建議政府可以考慮特赦罪行較輕的示威者，「許多被捕者其實並未犯下嚴重罪行」，但並不能寬恕非常嚴重的罪行，例如「嚴重的人身傷害」；而政府應該提出「必須制止暴力」的特赦前提，並為特赦訂立一個期限，在期限後從事暴力活動的人將會受到懲罰。曾鈺成表示，現時最大的問題是四大陣營中，最弱的是特區政府，政府只聽取強硬派的意見，亦沒有政治家可以承擔責任。
曾鈺成指，如果兩個營地的溫和派聚在一起對話，或許會有解決方案，但如果不與政府進行討論，事件就沒有任何進展，那麼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絕望並走向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