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張茉楠博士的博士後導師，這是我欣然提筆為其書作序。這本書是張茉楠最近兩年的心血之作，我相信它同樣會在她成長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二○○八年爆發，至今尚未結束的全球金融危機，給當今世界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在經濟理論、政策和實踐上，很少有經驗可以遵循，這就給世界經濟，特別給處於大開放、大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挑戰，而這也恰恰為經濟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理論、施展才華的舞臺。
對國際金融體系、美國債務本位制和美歐中產階級沉淪等諸多熱點問題都做了深入分析，從而以一個全新 的角度揭示了本次全球危機─無論是美國次貸危機，還是歐債危機在很大程度上都與財富分配失衡相關。事實上，談到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的失衡，財富分配失衡才是一切危機之根源。當前經濟學家們一直在過分強調全球儲蓄與消費失衡，但卻忽視了這一表像背後更深層的失衡問題─世界財富分配失衡。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管理財富比創造財 富更為重要。
在對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和央行應對危機的政策梳理之後，張茉楠指出 ：用赤字財政和貨幣擴張來創造有效需求的方式並非完全有效，總量刺激之於全球失衡以及根植於各經濟體內多年「頑疾」的幫助十分有限。當前全球開始步入「還債期」，已開發國家要還「高福利債」，新興經濟體要付出「高投資」的代價（儘管目前金磚國家還能支撐較高水平增長，但已經難以持續），這是以往三十年經濟透支後的「大調整」。隨著這個「大調整」時期的到來，全球經濟會不斷經歷大大小小的「震蕩」，有的甚至會演變為新的危機。解決危機從來就沒有「速效藥」，各國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場漫長且異常痛苦的經濟結構重建。
二○一○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四千四百多美元，正邁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談到「中等收入陷阱」風險時，張茉楠認為，關鍵是通過產業升級、技術升級和消費升級鑄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價值鏈，才能擺脫低水準徘徊，只有推動社會轉型才能更有成效地推動經濟轉型。
近些年來，研究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文章汗牛充棟，但沒有人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是美元霸權主導下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利益格局的劃分體系。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本不在於自由化，而在於定價權和主導權問題。只有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和計價中的占比大大提高，才能保證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永續增長的需求，才能真正建立人民幣國際化穩固而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與中國高度發展的經濟相匹配。
在創新思維的統領下，張茉楠跨學科、跨領域地融合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多元理論，通過數理統計和廣泛調研，以獨特的視角去剖析矛盾，揭示現實。很多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得到了國家高層和相關部門的重視和批示，並獲得採納。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叢書（一九七八至二○○八）：理論篇》收錄的「國際資本流動背景下中國資本開放的挑戰與轉型」一文中提出的「中國要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從資本積聚到資本輻射」的戰略構想；二○○九年提出的從「藏匯於國」到「藏匯於民」；二○一○年提出的要讓「資本回歸實體」、讓「金融回歸實體」的觀點主張均在國家後續宏觀政策實踐中得以體現，真正踐行著一個經濟學者「經世濟民」的理想。
在整個全球危機的演變過程中，張茉楠密切跟蹤研判世界和中國經濟形勢與難點問題。有些新觀點都由其首次提出，並被媒體及受眾聚焦，不少文章被海內外媒體廣泛轉載。她的論點和文章讓世界瞭解了中國，也讓中國瞭解了世界，增強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溝通與互動。其發出的「人民幣應跳出被動應對模式」、「到底是誰在操縱匯率」、「必須全面看待中美經濟失衡」等聲音，也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關注。
當今社會相當多的人存在著浮躁心態，作為一個有遠見和責任感的學者，能腳踏實地、心無旁騖地鑽研重大問題，實屬難能可貴。文如其人，這裡沒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譁眾取寵，更沒有附庸風雅和人云亦云，我們看到的是張茉楠嚴謹的治學態度、憂國憂民的社會良知和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經濟著作大多不易讀懂，很難走入平常百姓生活，本書中，張茉楠用樸實的文字，對繁雜的經濟問題深入淺出，娓娓道來，相信很多人願意花時間去讀它，也定會從中受益。
事實上，每次重大經濟危機的來臨都預示著經濟學革命的展開。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不僅面臨著重大的經濟結構轉型，也面臨著經濟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這是經濟學家大有作為的時代，這是一個造就經濟學大家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大程度發揮經濟學家作用的時代。在中國由大國走向強國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既緊迫又任重道遠。我希望張茉楠博士在探討經濟學理論的實踐中不斷耕耘，為創新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