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讓我先說一些故事。
我對返工之說並不陌生。近年崛起的年輕派系，一直在網上譏刺港人，為民主和公義的付出，僅限於假日去遊行，行完就走。不肯留守或有其他行動，原因是明日要上班。我向視為挖苦和玩笑，常以此自嘲（遇事早退，便解釋「左膠聽日要返工」），不料真有人在面前宣之於口。請相信我，我們的人數難免有礙，但橋不長，即使阻礙也頂多不過一分鐘。事後我懷善念想，也許當天女士剛巧預算不夠，真的快遲到，才忍不住惡言相向。
我料有些人會說：你地成日講自由呀嘛，你覺得民主重要，人地覺得返工重要。你要尊重其他人嘅選擇同權利－－容後回應。
六月廿一日，佔中公投啟動第二日，我在銅鑼灣街站。一位女士過來表達不滿。我至今仍衷心感激，她有氣量願意辯論，讓我昨日積壓下來的「憤慨」得到宣洩，與她辯論超過一小時。
她與我說話時夾雜不少英文，我這個廢青不時聽不懂。談話中她隱約透露，丈夫在大學搞研究，夫婦在英美生活過。但她的想法，與我平日遭遇，挑釁街站的阿伯無異：扔嘢，衝擊好暴力、拉布阻住地球轉、抗爭搏出名無用、民主無必要等。
慶幸她不是來踢館的罵街者，她有知識和良知傾聽。識我者俱知我沒口才，但她肯聽我娓娓道來：我告訴她，扔嘢拉布者，背後認真的付出和努力，遠勝於建制派物質的利誘，膚淺的論政。他們在不公的制度下，唯有以此力阻惡策惡法，當年他們沒法拉倒高鐵和領匯等弊政，到頭來弊病叢生；我批評她昔年為六四站出來，如今卻放棄，點出她認為無用的心態，正中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專政何以長存的解釋；政府稱房屋是重中之重，卻不拿西九，高球場等更少代價，更加方便的地方建公營房屋，卻要在東北和地產商合作，私樓佔地多公屋佔地小，根本無理服眾；更請她不要誅心地攻擊抗爭者、要求公開南丫海難報告的苦主、追究高鐵浪費延誤的市民、爭取港視開台的員工，都居心叵測，別有所圖。
至於民主，我真的由蘇格拉底為雅典殉道，講到美國三權分立，日本的制度移植。女士對我冗長的論證，恐怕不太服氣，爭論時或出現火花，一度質問我要先回答：真正的民主是什麼，有國家實現真正的民主嗎？
我回答她：民主的定義的確有歧義，達至民主要符合很多條件，不同國家有些條件做得較好，有些卻做得較差，但不能因小失大，以偏概全。只要綜觀所有條件，有沒有民主的差異就很明顯。遂以台灣為例，女士立刻條件反射地不滿陳水扁貪腐，學生運動。但我導正，陳水扁的下場正是遭到公民抗命制裁。現在台灣執政、在野黨領導都是出眾的知識份子。到我反問她：綜括而言，而家係台灣好定香港好？她語塞。
她亦質問我，民主事事反對，例如東北，焚化爐。她說反對的人自私，妨礙正事和發展。我對此說最不滿，話裡亦開始有火：無論任何制度，推出任何事都可能有神經病反對。重點在於有公平的制度，所有人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提供選擇。無論過去的高鐵，現在的東北、焚化爐，民間、學者都提出其他選址和方案，民主可以讓大家公正地決定什麼方案最符合公益，亦有機制衡量哪些方案代價最少，並由受惠者補償損失者，以德服眾。過去美國也倡議過高鐵，遭反對沒有成事；比起美國的「假民主」（女士的形容），反觀香港強推高鐵，至有今日，究竟誰是誰非？女士再次無言。
最後我開始訴諸感情：我向討厭搗亂的她坦承，我是衝入立會大堂的一份子。我沒有為此求名，我將fb內所有標示我在立會大堂的圖片都除去標籤；我亦非藉此避禍，由於近來我常在前線，警方早認得我。我已向警方交代身份，說有事即管拉我。
我為何佔中？
我決意參與佔中，始於港視抗爭。關鍵的時候，政總匯集數萬市民，群情義憤，一度包圍立會，欲阻建制派議員離開（當晚建制派怯於場外人數和直播，幾乎無人敢放厥辭）。但因港視職工會非社運搞手，復有黨爭，散場後深夜只剩幾十人留守。我和留守者都滿腔悲憤，深憾港人「哀其不幸，怨其不爭」。
若果每當政權衝擊人民底線，就有萬計市民輪流請假，每天維持萬人包圍政總靜坐。又何須衝撃，又何須籌劃佔中（儘管留守政總本質已屬抗命），梁振英早已腳痛，港視早已開台。但我們不肯哪怕多一點付出。港視員工曾滿懷希望，去緬甸，去阿富汗，可望在新電視台嘗試有深度的製作。現在希望與事業星散。最重要是邪惡贏了，正義不得申張。
所以我走上了這條路。
我想自己有些地方說服了，打動了她（也可能我毫無疲態，願和她大戰三百回合的架勢嚇壞了她）。最後她對我說，希望佔中別選在中環等重心地帶，妨礙別人－－正同上述質疑，容後一併回應。
何謂「暴力」？
此所以我深慶董啟章先生榮登書展年度作家，卻不苟同其演說《必要的沉默》。我衷心希望董先生，當時能夠在場，和我們一起聽立會如何否決徹查港視黑幕，如何通過東北前期公程撥款。後者為強推撥款，快刀斬亂麻，先否決調查高鐵延期超支，和爭取公開南丫海難報告的要求。
我未經歷過偶語詩書者棄市的秦代，納粹的集中營；未體驗過以色列空襲，六四屠殺。那麼「暴」只可是形容他者的歷史名字？我在現場的感受非常震撼，是我有生以來有感最大的冤屈和暴虐：無論泛民議員，持份團體如何有理有節，點出建制議員有利益衝突；政府理據不通，疏漏百出；要求釋疑，提出任何建議和修訂，建制派都可以滿口歪理開脫；說不過去，好簡單，不許再說。因為在功能組別下，建制派把持議會，控制議事規則的詮釋和執行；最後是現實的暴力：立會保安成了吳亮星的保安，動粗阻止范國威等議員上前理論。
我的感想的確是暴力，暴政。
懇請董先生賜正，如何理解「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莊子）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恐怕兩者俱有失實之處：沒有史料明證當年真的會處死竊鉤者，窮人連立足處都沒有。很抱歉，我認為上述「誇張的類比」，比喻香港非常貼切，是否亦屬「語言的濫用」？
董先生在演說中，對「語言的濫用」似未仔細釐清。因為董先生正是文學家，而修辭在文學上是許可的。例如碟形世界（Discworld）別出心裁的比喻便備受稱道。文學修辭向見於政史哲作品，正如莊子和漢書，既為哲學，歷史著作，亦是文學經典。我不解董先生是否認為，「誇張的類比」作為修辭，只可由文學專用？抑或董先生認為政治言論應該嚴謹，不應採用文學修辭？那又如何理解常用於現代民主國家的「多數人暴政」？抑或董先生對怎樣的修辭才算恰當，不過是可議的感想？國內不少學者以戰前德日，革命前的法國，比擬現時中國。
我知其他人亦未必同意我感想。回應質疑前，容我先向自己人進言。不少同行於六四，七一的港人，不參加，甚至不贊成佔中，原因大家熟知，覺得佔中門檻好高、可能會亂、影響別人和經濟、更溫和的方案在商討日投票中落選等；可另一邊廂，新進的派系卻很不滿佔中的克制和踟躕。東北撥款通過後，大家決定不衝，他們亦很不屑，拿著大聲公指罵。
我想向溫和者說，參加佔中的不少是老人家，多年來他們都一直致力於傳統的民主運動，直到現在為佔中籌劃的準備，依然如是。請思考他們為什麼投身佔中。我們既為同道，都要面對同一問題：政權自反國教運動後，開始改變對策，就是厚起面皮，無視我們。今年七一的氣勢，如在十年前，政權一定淆底，但現在政權除了秋後算帳，真係當遊行集會冇到。所以民主支持者的中堅，決定提高運動層次。
我難以論斷什麼路線更好。老實說，面對強權，恐怕什麼路線皆沒異，都要等到中國變天，香港才有真正民主。然而敢於嘗試未必有望，害怕嘗試必定無望。民主運動必須有人願意前仆，才能開拓機會讓人後繼，哪怕結果只不過快一點點。「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鐡屋的希望」。
肯為民主付出的人從來不多，待久了便會覺得大家都是熟人。他們往往亦是投身佔中的核心。我不客氣要問，請自問支持民主，卻抗拒佔中太激的同道：除了投票、六四、七一，你們在溫和的路線上還有什麼付出？有沒有主動組織集會遊行？有沒有和我們一起落區，擺街站、洗村、洗樓？有沒有自發籌辦不同活動，無論是講座、辯論、導賞、讀書會、電影會等等？有沒有走到烈日之下，盡自己力量，傳播民主信息，駁斥建制歪論，說服身邊的人，別再以高牆為護蔭？以上種種，正是獻身佔中的人一直在做，至今無休。無論佔中成敗，將來還是要繼續做下去。請溫和的市民理解我們選擇，還請你們在溫和的路線上以身作則，坐言起行。若始終不理解我們，就不必指望我們，溫和的路線正需要你們充實，沒錢的路從來缺人。
反過來，有些更激烈的同道，不屑佔中亦屬「和理非非」的溫和路線，冷嘲熱諷。很抱歉，若果衝擊，案底是你們眼中的勳章，這方面「左膠」依然遙遙領先；東北撥款通過後，有人不齒大家克制，慫恿民眾去衝。聽到一年輕人批評發言者「自己俾掌聲自己」，我立即明白他態度，凝視著他。其時大家正值悲憤，氣氛劍拔弩張，難以仔細思考論辯，唯有比「資歷」了，我向他交代經驗，潛台詞很簡單：大家衝的時候你在哪兒，辯論結束。
由於新進派系興起，現在民運和網絡，彌漫著崇尚「勇武」的風氣。的確鞭策大家更加進取，尤其是慣於「妥協」的代議士，這是好事。但末流所及，卻鄙夷傳統的民主運動，則屬惡劣。我不以為激進是問題，因為激進是政權激出來。但首先是要知行合一，身先士卒，不要鼓勵大家衝，自己腳卻不肯先動；第二是平時始終需要付出，爭取市民理解，到行動時才有人願意一同起步。若民眾的確被「和理非非」騎劫，欺騙了，平日就要和大家一樣「揼石仔」，爭取他們轉投懷抱。比起一時無畏的衝擊，無休止的落區、街站、默默耕耘的「揼石仔」工作，才是願意為民主付出多少的真正考驗。
是時候回應上面質疑。我們是否要尊重其他人的自由，佔中不宜選擇中環，因為妨礙各位返工？
六月六日，我在立會大堂。保安們當然好不滿，罵我們知不知規矩，問我們屋企有沒有規距。我們很奇怪，首先我們從來不同意將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比作家庭的關係；而且我們家的規距，也是家人一起決定的。我們向保安，立會秘書處解釋政體的不公，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我仍然記得向立會秘書處的主管說著說著，說到南丫海難，不禁哽咽起來。他們都是讀過書的公務員，他們懂的。
批評佔中阻礙經濟，阻礙自己返工的人，平素政見大概可以理解。你們的自由觀其實沒有問題，但你們忘記了一個更根本問題：你們有自由支持中共，支持梁振英，支持民建聯，支持國民教育，支持興建高樓大廈，支持港式發展，支持開發農地；喜歡周融，喜歡李偲嫣，喜歡陳淨心，喜歡愛港力，喜歡不問世事，喜歡飲飲食食，沒問題的。但前提是你我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公平競賽。不可以自己心意，在不公的遊戲規則下有優勢，卻要大家跟從。不守不公的規矩，就是暴力，就是違法......我們忍夠了。
暴秦之所以為暴，就是秦王有自由左右人民，但人民沒有。內地經歷過政治浩劫，無人能夠避開政治漩渦。如今內地紙醉金迷，部分人以自由為之辯護，認為人民有自由莫談國是，追求低俗。但共和主義批評此說忽略了自由之所以存在，實有賴人民維繫。公民須有自省並有責任捍衛平等的制度，自由方得到保障。
在公正的國度，不公會受到制裁。懲罰的本質必然有復仇成份，不過是由公權執行。如瀆職濫權腐敗的統治者被罰坐牢，家人子女也許無辜，但這是無可避免的代價。在不公的國度，不公非但未受制裁，更因法律的制定、裁處亦為其所控，反受不公的司法保護。既然公權未能負責懲罰，人民唯有抗命，這是無權力者的唯一權力，能夠制裁到作惡者。
在此告訴中共，張志剛和其他當權者：我沒有要脅，我就是要制裁你們。終有一日，我要李旺陽的雕像立於故鄉，肖像放進國家博物館。你們應該慶幸，我是大中華膠，而非分離主義者。對於不明究竟的長輩、兒童等等，佔中可能打擾你們幾日行程，我衷心致歉，並會坦然接受案底，坐牢等刑罰。至於因政權所為，合符自己所欲，而維護不公秩序的人，我對你們毫無歉意，你們同要受到制裁。
出於知識和良知，我們不選擇電影般復仇，以和平抗命為制裁，已經考慮到比例原則對權利的尊重。留意兩者的分別：佔中沒有用公權剝奪任何人的行動權利；政權在用公權剝奪所有人平等的政治權利。
不要只顧自己數日的行動權利而輕視更基礎，更普遍的權利。請問問自己：過去港鐵是否這樣擠迫。港鐵被過多內地客，水貨客佔據，無日無之，明明比未成真的佔中嚴重萬倍，上水早就因太多水貨客而亂了，衝突頻生。大家清楚港鐵因自由行超荷，已經發聲過，申訴過，但在不公制度下，政權懾於內地和商家，迴避問題。所以內地客，水貨客繼續「合法」佔領車廂。
我們可以選擇忍下去，其實我和多數人無異，一直忍氣吞聲。但當偏袒的制度，直到將來普選依然不變，中共和權貴先揀好人才讓我們選，將來的衝突依然無法公正解決。我唯有用行動去制裁，把自己失去的東西取回來。我清楚自己沒資格取代公權，所以選擇有限度的制裁方式；我願意比應受制裁的人，承受更大後果。
每經歷一次弊政，如港視不獲發牌，徹查無望，公民廣場上市民和員工相擁而泣；你們卻因建制的議員和團體，成功為你爭取到什麼什麼，參與他們遊行能夠換取物質而支持，因私利而忘大義，良心應該令你們受到更大懲罰。若感覺不到，唯有付出代價使你們面對。我明白你們憎恨我們，例如我方的文宣經常用到「奴隸」，你們從來不覺得，很反感。我承認我方文宣不時與民情脫節。你們習慣了由上而下操控的秩序，於己無損，甚至對己有利。自己過得去，不以為苦，就想其他人和你們一樣接受專政的現狀，不公的制度，否則就是搞事，搗亂－－你們不是奴隸，只是自私和麻木。你們須要建立平等的正義觀，在眾人之事上，撇開私利和己欲，認同平等的遊戲規則，我們才能和平共處下去。
六月二十九日，佔中公投最後一日，我身處港島街站。臨近截止，有年輕人來質疑投票的公信力。由於街站方遭挑釁，殘餘的敵意未退，針鋒相對。爭論下去才漸發覺，在外國回來的他不是那些人，應該是在網上，同儕間多接觸年輕派系的論述，對佔中費時於商討，投票有保留。最後我向他解釋，我的立場與佔中大會不盡相同，我承認這種投票，的確輕而易舉，算不上什麼。七一晚我一定陪學民，學聯留到最後，邀請他一起留守。
最後他為表認真，特地趕去實體票站投票。佔中公投中七十多萬票中其中一票，是我和朋友花了一小時解釋，加上我履行承諾換回來。
最近我方爆出獻金醜聞，很難看；主場又溘然而逝，哀痛不能自己。我只是普通市民，投身民主運動不過數年，卻見證香港雖勢途日蹙，有德者卻砥礪頑抗，我焉能臨難圖存。但我這個金主實在寒酸，今年遊行不過捐出數百元。一個牽涉千萬的醜聞，就將我和無數市民的努力毀於一旦。時窮力竭，我不斷自問還能做什麼，讓市民明白我們不計犧牲，不計後果為了什麼。唯有佈滿街頭，塞滿監獄，讓憎恨我們的人盡情對付我們，沒有相干。唯有時間能夠消弭仇恨與功過，唯有看哪一方能為信念付出更多，才能分辨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