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里。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里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塬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里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么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伙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臺里，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于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么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于是他就批準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