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武漢肺炎的疫情愈發嚴重的時候，香港政府機關、私人機構、學校工作都紛紛叫停，工作雖稍停但生活卻不會因疫情而停止。我們依然要生活，並且要努力地生活。
存在主義文學家亞爾貝卡謬（Albert Camus）的《瘟疫》 （The Plague）以小城俄蘭為中心，講述在這個小國度裡，主角李爾醫生如何從一個幫助者，後來留守並隔離在一個絕望的角落裡。卡謬的筆觸有點像村上春樹，沒有呼天搶地的悲情形容，也沒有余秋雨教授對文化有國家級別的陳詞，只是如實地記述，人在生活中默默然碰上了生病。俄蘭是現代許多社會包括香港的一個縮影，對疫情當下的小城定有共鳴。小說描寫疫症打破了小城習以為常的沉默，突兀帶著人們進入一個必死的境況，疫症淡淡然使人覺醒，就好像是一個人在經過長途跋涉的越野賽跑或馬拉松的中段，對自我的呼吸和身體所發出的疲憊有著不其然的同步感，好像活在旁邊的摯友一樣。
小說帶出，死亡是生活的一部份，只不過瘟疫催化了這一個殘酷事實，繼而將死亡等同於生活。從一個自我感知是活著但必然地進入死亡的存在個體，反思人生的意義，人到底為何要活，又為何要明白怎樣地活也會至終而歿。到底這一座小城遭瘟疫佔據後，人們的生活有哪些改變？還是沒有改變？
十七世紀末，淋巴腺鼠疫在英國大爆發，在倫敦造成了大規模的傷害，這一場瘟疫有別於另一場十四世紀肆虐歐洲的黑死病。它在倫敦造成了近十萬人喪生，近乎當時倫敦五份一之人口。而位處於英國打比郡的一個小村莊伊姆（Eyam）為後來世代所熟悉，全村350名村民倖存83人。這個膾灸人口的「瘟疫村」故事是由一個裁縫從倫敦採購一疋布料開始。他打開包裹的時候，病毒就從衣料給傳開去了，最先死亡的就是其助手喬治域加（George Vicars）。這樣的傳播一發不可收拾，及至當時的莫比森牧師（William Mompesson）吩咐村民戶外崇拜並囑咐全村自我隔離，疫情才慢慢受到控制而不致蔓延出去。
在隔離地方與其他村落間有一些邊界石（border stone）。健康者為感染者留守在村中，不斷為病者到邊界石取周圍居民放置在上的日用品，善心人士按時將補給品放在石頭上，並且有一些聖經金句的信箋，健康的村民到石上取東西又回到依姆去。我想健康者大可留在該處，或溜到別處，可是他們卻沒有這樣做，卻為感染者繼續留下，承受著感染之危險。這些邊界石似乎是界限，往往又超出界限的意義，這是盛載心意的磬石，也是傳遞恩典的基礎位置。那些受感染的村民相信，邊界石上定有生活的必需品，但他們也要有一位認識路，又有體力的人，為他們取物品。他們需要有健康的同路人，無論怎樣也會抗拒逃遁的誘惑，留下來繼續為感染者而活。
到了今日，依姆沒有掩藏「瘟疫村」的名字，依姆教區教會（Eyam Parish church）四周的每一所旅舍都保存著死者的生日和死忌。他們在世上曾經活過、愛過和痛過，也在苦難中淚流和身心疲憊，然而在清教徒的牧養之下，他們除了在地上留名之外，在天上也有著他們的名字。
早在十四世紀，仙納的加大利納（Catherine of Siena）於瘟疫流行時，毅然進入病者當中照顧醫護（當時的神職人員）。加大利納也不會因為疫情的原故而不去與上帝親近，她著名的作品為《對話錄》（The Dialogue），痛斥當時各地對教皇貴格利十一世管治下的誤解，還親自到翡冷翠（佛羅倫斯）調解。作為一個靈修學者，加大利納未因為外間的種種難處而停止服侍。我想，瘟疫並不是叫人在生活中停止，反而是要察驗生活四周的需要，趁著白日多作主工。
神學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在瘟疫蔓延之時，默想當年在倫敦受著鼠疫威脅下，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詩詞。一六三一年，時任倫敦聖保羅堂主教首席的多恩，在他著名的詩《死亡，別狂傲》（Death, Be not Proud）有這麼一句：
……基督徒明白永恆和永生的意義，我們身藏在千古的保障中，能傲然對死亡說出別狂傲。然而在平凡和快樂中，上帝突如其來的啟迪，又不禁讓筆者思想今天疫症和半年前的修例事件，好像卡謬在小說藉李爾所說的一席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