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試圖探討的是：歷史地理學的興起，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一直是歧路多荊的，在動盪的時代中，西學與中學之爭，考據與經世的交互為用；有的由樸學考據走出新方向，有的介紹新知以養舊學；在史無定法的時代風潮中，中西並用，新舊雜陳；有的因應時事，在逆勢中力挽狂瀾；有的隨波而興，乘勢而起。在整個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時代揮舞著思潮的節拍，史學研究的方向不免隨著節拍起舞；有人引領風騷，捲起千堆雪；有人默默耕耘，在迭宕起伏中奮勇前行。 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興起，一方面承繼了傳統史學的沿革地理，另一方面也向西學取經，因而造成其繁複的面貌；本書試圖透過考據與經世的治學理路，分析兩分學術期刊：《史地學報》與《禹貢半月刊》，其內容與治學方法之異同，以及如何解決中學與西學的扞格？在時代變局下興起的民族主義史學，如何泯除學術客觀與現實政治的張力？樸學考據又如何在時代的變局中找到新的出路？這些都是本書思考的焦點。 在分析的過程中，基本上係以時代背景為線索，探討歷史地理學興起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將歷史地理學置於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加以檢討；至於歷史地理學究竟完成了哪些個別的研究，解決了哪些局部問題，則非本書討論的重點。
本書的討論方式係以治學方法與思想線索為主體，在進行分析時，雖亦採用量化數據，惟係做為工具之賓，整體的解釋仍以內容討論為主。 由於史學本身具有承先啟後的學門特色，本書在分析與解釋的過程中，間或有逾越《史地學報》與《禹貢半月刊》之年代者，係因探本溯源與前瞻推論之需要，並未謹守特定的年代斷限，惟大體以近代中國史學形成的1840年代到1949年海峽兩岸橫斷，為本書約略之上下斷限，其核心討論則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49年之間，歷史地理學興起的時代意義。
這本小書，是我的博士論文修訂改寫而成，所謂修訂和改寫，無非是資料的補充、章節的調整、文字的拿捏，以及一些論點的修正，並非真的動了什麼大手術。
本書主要以兩分學術刊物：《史地學報》和《禹貢半月刊》，以及兩個地區：東北與西北史地為分析對象，探討1919-1949年之間歷史地理學興起的時代意義；全書共計六章，各章內容如次：
第一章〈引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研究概況，說明歷史地理學的興起，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一條較被研究者忽略的線索；本章並對中外歷史地理學的定義加以整理，追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流，以及說明本書的研究動機與論題選擇。
第二章〈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分析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砲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之後，促使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範疇有下列五項：經今古文之爭、當代史的修纂、外國史地之學、邊疆史地研究、重視歷史教學；並討論五四時期學術風氣對史學研究動向的影響，藉由清季經世史學與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說明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涵泳舊學介紹新知〉：以《史地學報》為分析主體，探討史地學報派承續章學誠史法，大力提倡歷史地理學研究，對《史地學報》創立的過程、史地學報派有關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以及編寫教科書等內容，做系統之整理；綜合本章之討論，提出史地學報派治學受浙東史學經世理路影響甚深的論點。
第四章〈樸學考據的新出路〉：以《禹貢半月刊》為分析主體，討論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與實地考察，有關回教與回教文化的專題，以及編繪歷史地圖等；本章追溯禹貢學派本於樸學考據的治學方法，因時代變局的影響轉而對經世史學多所關切。
第五章〈歷史地理學興起的時代意義〉：將第三章《史地學報》、第四章《禹貢半月刊》的討論結果加以分析比較；並論述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後及戰爭期間，柳詒徵、錢穆、雷海宗、陳寅恪與陳垣等史學工作者，在史學論著中寄寓與時代休戚與共的關懷，形成特殊的民族主義史學發展模式；以及近代以來有關東北和西北史地研究成為顯學的背景，提出歷史地理學興起的基調乃係民族主義的推論。
第六章〈結論〉：將前五章的討論做一整體回顧，提出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民族主義基調與經世主題的關連；並總結本書之討論，對1949年以後歷史地理學的新方向做概略之勾勒。
就本書分析《史地學報》的內容所得，史地學報派基本上是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的，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於地理學的角度；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但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的經世史學，其實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禹貢學會所繼承的正是此一傳統。
本書以考據與經世為軸，分析1919-1949年間歷史地理學的形成與演變；而歷史地理學興起的基調乃係民族主義；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而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關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歷史地理學的興起，就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而言，確然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這本小書終於要付梓了，在這裡要感謝許多師友的協助，如果人生有夢，這應也是年少時一場小小的夢的完成罷，值此出書之際，我的內心真是百感交集。
1989年春天，陽光溫柔地灑在屋後的溪流上，我正忙著準備博士班的入學考試，三姊從故鄉花蓮打電話來，告訴我母親病重的消息；我匆忙收拾了簡單的衣物，到松山機場接母親與三姊，一路飛馳到林口長庚醫院。經過煩瑣的檢查手續，醫生通知我們惟一的辦法是動截肢手術。
手術是在台北國泰醫院進行的，1989年4月15日，那一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在病房，我一邊忙著照顧母親，一邊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車寫研究計畫，晚上則藉醫院微弱的燈光看書，準備考試。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祗記得母親的手術很成功，康復後回花蓮休養；我則通過考試，再度到指南山下做一名歷史學徒。
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母親依舊祗能坐在籐椅上發獃，一切的生活瑣事都要人照顧；我忙忙碌碌地上班，上學，修課，考試，寫報告，做論文；一切的一切，彷彿還是昨天。然而，就在論文通過學位考試和這本小書正式付梓之間，母親撒手人寰，遠離伴隨她二十年的病痛，留下她未曾盡過孝道的兒子的我。
如果親情是生命的倚靠，父母與我之間的情分竟薄如紙；我總是想起大學畢業的那年秋天，賦別三月，父子已人天永隔；而今母親又等不及我邁向新的生命旅程，即匆匆告別人世，為人子的我，亦惟把缺憾還諸天地。
如果不是師恩的山高水長，如果不是友情的溫暖，這本小書不可能在此時完成，雖然完成亦不過是另一段研究旅程的開始。
首先我要感謝閻沁恆老師十年來的悉心指導，他的溫厚情懷，使我每在遭遇困頓時，便覺有一盞明燈照亮未來的道路；林能士老師的提攜與關心，使我在現實與理想間找到平衡的座標，縱使荊棘遍地，依舊勇邁前行；張哲郎老師的開朗豁達，使我相信雖然長路漫漫，終將抵達；而這一切都將引領我未來的道路。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潘光哲與周惠民兄分別校讀全稿兩過，最是辛苦，這是我要特別感謝的；呂紹理與謝翰勳兄協助論文初稿和修訂完稿的統計繪圖，使這本小書在圖表方面能以較佳的面貌呈現；康樂、簡惠美夫婦總是在我感到灰心沮喪時，給予精神上的鼓勵；王汎森兄多年來相與問學，在論題選擇與資料提供方面，給予許多的協助；友情的光和熱使得這本小書充滿了溫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黃福慶教授示知並惠借資料，解決了有關日本東洋學形成的問題；台灣大學歷史系胡平生教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學長惠賜大作，使我在有關西北史地方面可以按圖索驥；黃清連、沈松僑、李達嘉、林富士諸兄，以及李今芸姊，吳淑鳳、劉龍心學妹，惠借相關研究資料，省卻我許多奔波之苦，在此一併致謝。
論文口試時，杜維運、逯耀東、王壽南、王家儉、胡春惠與張存武教授，提出許多寶貴意見，部分已在本書修訂時採納，部分將做為下一研究的參考；而我下一個研究主題將是經世思想與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興起。
感謝張玉法老師的引薦，使本書能順利交付剞劂；而書店主人劉振強先生的盛情雅意，使得這本卑之無甚高論的著作，能以典雅的面貌站在書架上，特此敬致謝悃。
十年歲月，少年子弟江湖老，這些年的顛躓頓挫，妻翎君的諒解與照顧，是支持我繼續前行的最大力量，她的樂天安命與善良，陪我走過這條艱苦而又迭宕起伏的讀史之路，其中甘苦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最後，我願把這本小書獻給戴玄之老師，他對史學工作的熱愛，以及誨人不倦的精神，是我生命裡永遠的燈塔。
一本書的出版，正是修訂的開始，願祈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