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宇先後寫過兩個「談話」稿本。第一稿分上、下兩篇：上篇十章，大約十二、三萬字，主要是我的口述紀錄：下篇是他自撰的《小書齋雜記》，分為二十個小題目，根據「談話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對我個人作比較親切的介紹，大約也有六、七萬字。我們之間本有一個約定：訪談稿必須經過我審閱和改定之後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問題。所以他初稿寫成之後，立即如約寄來。但我當時正忙於著述，無暇全力及此。為了不讓懷宇久等，我將增改的前面三章先寄還給他，請他斟酌。不料我的增改引起了他重寫全稿的興趣，竟將口述部分擴大成二十章，比初稿詳盡多了。他希望我將全稿增改以後，再由他整理一過，寫成定本。
但這時我對這部談話錄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的問題，感到有鄭重思考的必要。我的主要考慮是這樣：如果依照懷宇的計畫，他最後寫出來的將是一部翔實而生動的「口述自傳」。書稿既費去如此巨大功力，而且又已獲得允晨文化公司的熱心支持，完成之後自不能置之高閣，緊接著的下一步當然是印成專書。問題便恰恰發生在這裡。上面已提到，我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我想極力避免的。一再思慮之後，我想到另一種敘事方式：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變為「回憶錄」體。換句話說，這是將訪談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轉換為七、八十年來我個人所經歷的世變。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也是這部訪談稿的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懷宇的第二稿已提供了一切基本的原始史料，我只要轉移重點，再補充一些訪談所未及的細節，便可以將「口述自傳」改換成我構想中的「回憶錄」了。懷宇非常大度地同意了我關於轉化重點的提議，於是我才開始這部「回憶錄」的撰述。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回憶錄」既同樣建立在懷宇第二稿的基礎之上，它當然也必須包羅在「口述自傳」的範疇之內。所以追究到最後，「回憶錄」和「口述自傳」之間只能理解為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
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度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讓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蒯因（Willard V.O.Quine,1908-2000）和懷特（Morton White, 1917-2016）同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不但共事二十多年，而且思路一致。兩人晚年各寫了一部自傳，前者是《我的一生》（《Time of My Life》,1985），後者是《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1999）。這兩部書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合起來讀，我感到美國當時哲學界和一般學術界的動態已充分地展現了出來。我曾和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甚至處於大致相同的學術世界之中，平時又很注意他們的思想趨向。所以我敢說，我的讀後感是比較親切而深入的。這個例子使我相信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便愈能掌握它的歷史動向。這也是我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