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綠色小組30週年，TIDF與報導者合辦講座，周二(4/26) 邀請兩世代的非主流媒體「綠色小組」與「公庫」對談，社運影像紀錄30年前與30年後的差異與趣事。綠色小組當年為了突破黨政軍把持的電視媒體（台視、中視、華視，俗稱老三台）對資訊的壟斷，決定拿起家用攝影機走上街頭，紀錄黨外運動與弱勢者遭受的種種壓迫，拷貝成錄影帶，將官方刻意封鎖的消息畫面放送至各地。30年後的今天，威權高牆隨著民主進程鬆動崩塌、傳播科技發達快速，社運影像紀錄者不再煩惱如何將真實的現場傳送到閱聽眾手中，而反抗的對象也不再只是當年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但人民心聲真的就穿進層層蛇籠、抵達當權者的耳裡了嗎？
左一：綠色小組成員傅島。左二：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
不過，當時軍警單位和運動群眾對峙得相當激烈，雙方壁壘分明，負責新聞攝影的憲兵根本不敢走入人群，「因為一定穩死ㄟ！」而綠色小組沒有記者證，也無從走入軍警盾牌的那一邊，雙方拍攝角度始終對立，面對群眾抗爭的詮釋亦然。
三十年後的現在，多數陳抗現場相對溫和，人民與警察不再如此敵對，但媒體受到的限制有增無減。318太陽花運動，衍生的行政院佔領事件，媒體不只第一時間遭警方強制驅離，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也顯得若即若離。過去，綠色小組在街頭幾乎都能受到群眾認同、保護，但現今社會民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就實實在在反映於社運現場。
「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舉例，318太陽花抗爭時期，有些學生會以隱私為由要求攝影記者「不要拍、不要拍」，然而警方一旦強制驅離群眾，就會聽到「記者快拍、記者快拍」但拍攝與否吳逸驊認為應掌控在自己，因為「紀實」才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比較三十年前，白色恐怖陰影籠罩，「陳抗畫面會不會成了蒐證證據？進而害得群眾被羅織入罪？」反而成為綠色小組重要考量，例如鄭南榕自焚出殯當天，於總統府前自焚殉道的民進黨工詹益樺，1988年曾在520農民運動，拿著長棍敲打從立法院拆下來的匾額，像這樣的畫面當下就不會播映出去，直到後來重新整理影像才公諸於世人。
像是日前南港瓶蓋園區保留議題，在某次採訪場合，非主流網媒第一時間就到場紀錄拍攝，卻遭員警勸阻必須退出建築工地、遠離陳抗者，此時員警還一邊拉起紅龍封鎖線設立「媒體採訪區」。正當非主流媒體力爭待在工地的同時，主流媒體也抵達現場，但被恫嚇進入建築工地是違法的情況下，記者們也就遵守了「秩序」，不敢輕易跨越紅龍。
陳抗場合警方設立媒體採訪區，部分記者被封鎖線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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