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金融海嘯發生竟已有10年。回想2008年9月中雷曼爆煲的那天，我剛好在日本東京開會，回港後，但見市場、政府及評論界一片愁雲慘霧，猶記得當時的主流思想是天快要塌下來、海嘯後世界經濟的處境可能比30年代的大蕭條更嚴重、建築在私有產權之上的自由市場制度也十分脆弱云云。我當時花了好些時間細想此事的前因後果，在報章上寫了好些文章及多次被邀演講（部分文章後來收集在拙著《中國與世界經濟大變局》一書中），今天重讀這些文章，並不覺得要修改什麼。
我當時是極少數的「樂觀派」，相信在2008年10月底左右海嘯已基本上結束，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波幅雖可把人嚇得半死，但對經濟更具影響力的，卻是實體經濟中是否還有重要的增長動力，而美國的生產力進步依然不錯，但歐洲搞了太多福利，體弱血虛，歐洲的復甦比美國慢。果其然，美國經濟傷得不深，香港股票及樓價都有V形反彈，歐洲後來卻出現了歐債危機。10年過後，我們倒應總結經驗，看看哪些地方做對了，及什麼問題仍未解決。
金融海嘯的源頭是次按危機。在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已鼓勵其國人買房子。美國人不喜儲蓄，首期付款是個問題，但銀行卻大開綠燈，不少還錢能力成疑的人都可得到樓價95%甚至100%的按揭，此等債務素質低下，故有次（級）按（揭）之說。
免費午餐無孔不入。低素質的按揭涉及大量風險，所以持有這些證券的投資者要買保險，這便形成了當時的CDS等保險票據。若風險沒有變成真正的危機，保險票據，尤其是有數十倍槓桿的票據有巨利可圖，買了保險的投資者便不用太害怕按揭變成壞帳了。但為什麼擁有CDS等保險票據的投資銀行如此勇猛，不怕房地產泡沫爆破後要承擔的風險？要知道受到CDS所「擔保」的資產一度高達62萬億美元，4倍半於當時美國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