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各界批評新聞 界水平滑落之聲不絕於耳。新聞工作者固然要力求提高專業水準，但發放消息及被訪問對象本身亦需反省他們在傳遞資訊及面對傳媒時是否亦有不善之處，以致引起不必要之誤會。廣播處長張敏儀在香港大學及「自由論壇」合辦的「新聞傳媒改革路向」研討會上，便批評特區政府處理赤杢角機場問題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的手法，對新聞工作者有欠公允。有關當局在一月二十二日早上九時發放該份長達七百多頁的文件，但特首卻安排在同日一小時後會見新聞界，出席記者根本沒有時間消化整份詳盡報告。
行政長官董建華卻反而一再在簡短的答問會上，利用記者根本未有機會細閱文件的弱點，強調記者只要細讀該份報告後，便能夠理解政府所謂「對事不對人」的立場。在短短十餘分鐘，董特首只回答了十條問題，但卻先後三次用類似以下的對白打發記者：「我相信假如你看了這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後，你就會知道，根本不是這回事……」。政府或者以為如此安排令記者無從做足準備工夫，有助於矇混過關，但這顯然並非負責任政府誠向公眾交代的所為。事實上，當傳媒有機會把胡國興法官的報告與稍後公佈的立法會報告比較時，主流意見大多認為後者更為可取。
記者往往期望能直接訪問負責某項目的官員，而無需經新聞官傳話。
現時在政府架構內日常負責與新聞界接觸的主要是新聞統籌專員及常額人手編制達五百零七人的政府新聞處。在過去兩、三年間有關當局透過互聯網發放政府資訊的表現已大有改進。然而，許多本地及外國記者對於特區政府對待新聞界的態度及法則時有怨言。當然，政府與新聞界的出發點各有不同，官員要維護政府政策和形象絕對可以理解，但透過阻撓記者工作達此目標實屬下策。
事實上，幾乎所有需要面對民意的公共事業機構均會定時進行所謂「傳媒審計」的調查。一方面了解媒介報導及評論它們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亦會查詢經常處理有關新聞的記者、編輯以至意見領袖，會否滿意它們發放消息及回答查詢時的安排和表現。甚至發言人的態度、新聞稿的內容以至記者會的頻密程度等等細節，均在研究之列。這些機構會根據搜集得來的意見作出相應改善，以確保與傳媒的溝通渠道暢順。當然記者所提出的建議及要求有時並不合理，但起碼有關機構不至流於閉門造車。個別政黨雖然並非有系統地進行類似的問卷調查，但也會聽取記者的提議，改善它們回覆記者查詢的機制。
市民對官方向公眾交代，有著不同的期望。
反觀專責與新聞界接觸的政府新聞處成立至今，卻從沒有就記者對於政府發放消息的表現進行任何「客戶滿意程度」的調查，作為改善服務的基礎。當然，新聞處不但有監察各傳媒機構使用政府新聞稿的情況，亦會調查其他部門對使用該處服務的意見。在九八－九九的財政年度中，更用了五十萬元調查政府宣傳活動的效用。
其實在一般情況下，記者都期望能夠直接訪問負責某項目的官員，而無須經過新聞官傳話。一些著名的跨國企業近年已開始削減用於公關部門的資源，改為把投資直接投放於培訓其他部門的員工，協助每個職員都能夠發揮公關的功能。易言之，公眾傳播已被視為所有不同崗位工作人員的工作範疇之一，而公關部則只扮演協助及支援的角色。香港的政府新聞處應該從新考慮其定位，負責協助其他部門培訓及設立它們各自的對外發放新聞機制，提高與新聞界溝通的效益。
新聞處可以幫助不同部門或政策科制訂其傳媒策略，多發揮分析及解讀輿論的功能，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整個特區政府的公眾傳播效益。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各大部門有進行所謂「媒介追蹤」的調查，透過內容分析以了解自己所希望發放的主要訊息，到底能否出現在各大媒體之上，如果個別訊息未能如實見報或者有被傳媒誤解歪曲時，其原因何在。
瞭解傳媒需要，可確保溝通渠道暢順。
進行調查者亦要掌握個別傳媒機構內，究竟是誰人負責某類題材，結果是否會影響到該媒體對其議題的取材角度及立場，部門便須因應實際環境，訂定游說策略，希望最終可以減少誤會甚至改變對方的觀點。
三年前美國的能源部曾經委託私人顧問公司從事此類調查研究，結果被在野共和黨人抨擊為浪費公帑。不過，後來發現原來共和黨本身也有聘用同一間公司，進行相同的工作。香港新聞處在這方面，應該可以扮演更積極進取的主動角色。
從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以來，市民對於官方就大眾關心的問題向公眾交代之方法，有著不同的期望。政府新聞處的工作也應與時並進，不可能再停留於二、三十年前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