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父陳順通對日索賠史料說起｜陳愛棣 在 Facebook 上分享！
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日本貨輪BAOSTEEL EMOTION，迫使日本三井株式會社向陳家支付積欠了78年的賠償金29億日圓，成為海峽兩岸媒體競相報導的大事，而獲賠償的中國船東正是先父陳順通。
2016年，我有幸讀到台灣大學博士生蕭明禮發表在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第99期上的《對日求償順豐、新太平兩輪強徵案的歷史考察》論文。蕭明禮在論文中寫道：通過查找在台北、上海等地的詳實史料，還原了陳順通所經歷的這段鮮為人知的索賠歷程。
該論文寫道：陳順通在抗戰勝利後便整理了兩輪的全部資料，即兩輪的船舶情況表、兩份租船合同、兩輪的船舶國籍證、日商就兩輪情況給陳順通的回函、兩輪分別從1937年8月16日、1937年8月1日起，截至1946年10月15日，按國際租船市場不同時期的價格計算出的租金，扣除相關船舶運營費用後，應該支付的租金等，委託國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索賠要求：(1)歸還順豐、新太平兩輪或同等級、同噸位的船舶兩艘；(2)支付順豐、新太平兩輪截至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約600萬美元。兩項索賠合計近千萬美元。
1947年2月15日，先父致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表達自己的索賠要求，即使收到的答覆未如預期，先父仍然前往南京，表示務必要按其提出的要求向日方索賠。當時國民政府積極配合先父的請求，外交部王世杰部長、葉公超次長多次指示經辦人員與日方交涉，辦理歸還兩輪與追討租金等事宜。
1948年11月，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就盟國之間，對日本海外沈船打撈費用僵持不下，提出兩種方案。方案一為日本外海之被劫沈船經要求國自行打撈，拖往日本港後，應由日方負責修理重裝，並負責該項費用。方案二為盟國被劫之船舶，沈沒於日本海外者，其所需打撈修理費用，應就變賣無主劫物所得的價款中，抽出若干成，作為修理費。
1949年11月14日，家父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但顧維鈞等人還在鍥而不捨地推動對日索賠的事宜，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當我們子女讀到這篇論文時，各種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時隔超過一甲子，家父當年提交的證據還在台北，我們也去查閱了這些泛黃的檔案。尤其見到家父在文件上的簽名時，潸然淚下，瞬間家父在抗戰勝利後忙忙碌碌的場景，重新浮現腦海，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該論文中提及「陳家保留足夠多的證據是陳家能持續進行對日索賠的原因」，事實上，父親整理的順豐、新太平兩輪的索賠資料，最終成為東京、上海審理中威船案的關鍵鐵證。
我家怎麼保留這些鐵證，如何順利將他們帶往香港，又怎麼解決東京訴訟所遇到的困難，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
1958年，人民政府在得知我家對日索賠之事後，便精心安排，使這些鐵證能順利帶到香港。
那年大哥陳甫康因捲入刑案而遭逮捕。在獄中，陳甫康立下要繼續向日方索賠兩輪等的具結書，希望戴罪立功，並表示先父在美國、日本、香港、台灣等地巨款要有人處理，得到「寬大處理，予以釋放」。
出獄後，人民政府同意陳甫康接受母親戴芸香的委託到香港定居，並處理先父遺留下在各地的數百萬美元巨款，陳氏家族的這些財產，成為陳家對日訴訟的重要資金保障。
先父在東京的索賠之路始於1960年代初，但到1970年代東京地方裁判所突然要求提供先父陳順通、母親戴芸香的親屬關係證明，否則，陳家的訴訟將被駁回。
當時正值文革時期，日方認為中國不可能出具這樣的證明，便能以此理由駁回陳家的對日索賠之訴。然而，大哥按照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給他的緊急聯絡方式，在香港聯繫了交通銀行，香港交通銀行即可聯絡上海中國銀行，並由上海中國銀行的工作人員親赴我家，通知胞弟陳乾康「讓戴芸香、陳乾康於1971年11月11日到福州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辦理證明」。母親還親口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如果向日本反動政府索賠成功，要將她及其他子女的份額匯進國內」。
正是這種安排、支持與幫助，母親和哥哥的申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多次與當事人的談話、調查取證等，最終於1972年2月18日出具了(72)滬高法證字第6號我家的親屬關係證明。
同日，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致外交部領事司(72)滬公軍審發字第63號函，「本市居民戴芸香擬由其香港的兒子陳洽群（陳甫康）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其父陳順通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寇強占後之兩艘輪船沈沒事」，證明了母親對陳家輪船的所有權，明確了母親讓其長子辦理陳家對日的賠償之事。
就這樣，東京地方裁判所的刁難沒有得逞，保證了陳家的訴訟能順利進行。但1974年，東京地方裁判所以「時效滅失」判決陳家敗訴。
總結以上，中威船案是我家一致對外的結果：先父開啟的對日索賠，為陳家之後的索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父提交的證據，最終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關鍵證據；先父生前留下的數百萬美元遺產，也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重要資金保障；而母親與哥哥申請辦理的(72)滬高法證字第6號證明書，更保證了陳家的訴訟得以順利進行。另外，我深感：只有祖國強大，中威船案才能在2014年4月執行完畢。
近來，許多媒體紛紛刊登了陳家內部的分家、繼承糾紛一事。的確，我家內部對該賠償款的分割、繼承有巨大分歧。罪魁禍首是日方不按時履行兩輪的租船合同，兩輪從1936年6月、10月分別出租，直至2014年4月在上海海事法院強制執行下，日方才支付賠償款29億日圓，歷經78年。由於我的父親及母親、庶母都已過世，陳甫康又堅持所有賠償所得都是他的，與母親、庶母無關，更與弟弟、妹妹們無關，所以才會產生分割、繼承的問題。
從以上細節可看出，國民政府與中共在我家對日索賠事上的立場是一致的，而這種一致，生動地詮釋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且，如果沒有海峽兩岸這30年來多層次的交流互動，不僅台灣保存的大陸同胞相關史料文件還會持續束之高閣，無人問津，而且也不會有台灣學者關注，更不會有台灣媒體對大陸船東一家向日方索賠成功之後的分割、繼承案件的追蹤報導。
我願意借兩岸交流30周年的契機，將我家的真實故事與大家分享，因為這個發生在普通家庭的事件，又一次表明兩岸是割不斷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而且，兩岸既然已在30年前打開了交流的大門，就應該早日走向統一，避免類似我家這樣的悲劇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