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當選使美國人看到了希望，不論你多麼的卑微，你身上帶有多少被人看不起的符號（例如：膚色、離異家庭、低下階層），只要你努力，就有可能獲得社會的承認，甚至登上總統寶座。奧巴馬的當選不單是黑人的勝利，也是美國式個人奮鬥理念的勝利。一旦從奧巴馬勝出的短暫興奮中平靜下來，美國人的視線聚焦在：奧巴馬是否能帶領美國走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帶領美國走出了1929年的大蕭條，創造了歷史，今天同樣來自民主黨的總統奧巴馬是否也能帶領美國克服金融危機、創造歷史？
自亞當斯密《國富論》推出後，自由經濟這只“無形的手”成被西方各國奉若神靈，可是，面對1929年的大蕭條，自由經濟理論卻一愁莫展。
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一反自由經濟理論推出新政，要求落實三個R，即救濟方案（Relief）、改革方案（Reform）和復興方案（Recovery），採用增加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加大財政投入的方式。羅斯福新政期間，制定了《緊急銀行法令》、《國家產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社會保障法案》等法案，設立了社會安全保障基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美國聯邦住房管理局、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產生著影響。
羅斯福新政與此前經濟政策比較，最顯著的特點是強調國家調控經濟，強調政府主導投資。其之所以能成功，不過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推出了切合實際的政策，勇敢地擺脫了自由經濟套在脖子上的枷鎖。
西漢漢昭帝繼位後，召開全國鹽鐵會議，桑弘羊等士大夫與文學賢良圍繞是否應該繼續對鹽鐵實行專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 文學賢良則稱：“立鹽鐵，始張利官而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鹽鐵是否專營的辯論，也是有記錄以來首次圍繞自由經濟與國家調控的辯論。其實，何種模式本身無所謂好壞，關鍵是要結合具體情況與經濟環境推出相應的政策，該國家調控的時候就推行國家調控政策，該自由經濟的時候就推行自由經濟政策。
《鹽鐵論》的結論是：國家調控政策一般適用於戰爭、危機的環境，而自由經濟政策則適用于和平發展的年代。
早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十五、十六世紀，自由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家調控也重來沒有被忽視過，當時如礦山、港口、河道、鐵路、公路等私人資本難以經營的企業和設施就已部分地轉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負責經營。工業革命開始後，自由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占主導地位，直至1929年大蕭條。
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美國提出了羅斯福新政，蘇聯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及集體農莊，德國希特勒奉行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通譯作“納粹主義”），主張國有化與國家調控，承諾“讓德國每一戶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與麵包”，在第三帝國初期階段，他的某些經濟措施使得德國經濟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陰影，也因此獲得低下層民眾的支援。其共同特點就是主張國家調控經濟。
國家調控的經濟政策延續到了二戰以後。當時，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歐洲盛行，為了儘快恢復經濟，保持社會穩定，英法等國對郵電、鐵路、航空等重要行業實行國有化，採用國家調控、國有私營（即國家所有，私人經營）和公私合營等以多種模式。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也主張國有化及國家調控經濟。顯然，這一時期國有化及國家調控的經濟模式已經超越意識形態的鐵幕，成為二戰以來主流經濟趨勢。
這一趨勢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逆轉，當時，國有化低效率的弊端日漸顯現，首先是英國柴契爾夫人率先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緊接著美國雷根政府奉行 “貨幣主義”經濟政策倡導自由經濟，以國有化及國家調控為特色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出解體；與此同時，中國在改革開放旗幟下大踏步發展私人經濟並取得輝煌的成就，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模式被以市場為主導的自由經濟模式正式取而代之。
不過，經濟史只是歷史的一個側面，依然無法擺脫否定之否定發展定律。二戰後的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模式被八十年代的自由經濟及私有化模式否定，後者又是否會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被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模式所否定呢？
國有化及國家調控並非洪水猛獸。如同市場經濟不是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模式也不獨為社會主義專有。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英國財政部和央行推出了一攬子銀行救援計劃，涉資總額5000億英鎊。在向被救援銀行提供資金的同時，政府將獲得這些銀行的優先股。英國政府最終可能持有該國四大銀行高達30%的股份。相比美國之前通過的7000億美元收購銀行壞賬的方案，英國的方式更為直接。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教授梅森表示，英國的做法“領先一步”，而美國則不像歐洲國家，比較缺少國有化的概念。瑞銀的策略師查普曼認為，英國的計劃更為全面，設計也更為完善和可靠。
目前，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本周也出臺了類似英國的救市計劃。法國宣佈，政府將以國家參股公司的形式來救援瀕臨破產的法國金融機構，歐洲銀行業國有化已蔚然成風。
英國方案的特點是注資購買銀行股份，美國保爾森方案的特點是向銀行體系注資購買“毒債”，是否國有化是兩者的最大區別。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相似之處。百年前，大蕭條幾乎摧毀了美國經濟，今次金融危機也不遑多讓。奧巴馬是否也能創造歷史？就要看其選擇什麼樣的經濟政策？如果奧巴馬能夠帶領美國走出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則理所當然是偉大的總統了。
7000億救市計劃太少，7萬億夠嗎？其實，具體金額已不重要，決定成敗的關鍵是要看奧巴馬新政是否可以跳出束縛美國經濟發展的自由經濟模式？是否可以在不排斥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模式的前提下推出創新措施？是否可以根據新的國際國內形勢靈活借鑒羅斯福新政？是否可以在美國利益與國際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歷史只是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今天絕對不是昨天的COPY。在二戰前，美國還只是一個美洲大陸的國家，羅斯福新政只需要考慮美國的國內情況而可忽略國際影響，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奧巴馬的任何新政，必將對世界經濟及他國經濟帶來影響，奧巴馬不能完全照搬羅斯福新政，必然重視與中國的合作。
如何在美國利益與國際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無疑是考驗奧巴馬的智慧及技巧的難關，也是新政成敗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奧巴馬的內閣的兩位人選最重要，其一是處理國內財經事物的財長，其二負責外交及國際國際的是國務卿。
奧巴馬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節目上曾表示，“政府必須大灑金錢執行政策，才能避免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我們不應擔憂明年甚至後年的財赤問題，防止衰退惡化才最重要，為了恢復投資者的信心，必須重新規管金融市場”；同時，他強調“企業精神和冒險的美國資本主義，是我們經濟強大的原因，用高壓規管手段將之粉碎並不是答案。”
從他的講話中我們似乎看到希望：奧巴馬站在巨人的肩上，從羅斯福的新政中獲得了靈感，並準確把握了國家調控模式及自由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國有化及國家調控是解決金融危機的不二選擇，但市場及自由經濟並不會因此而退出歷史舞臺，它需要監管及修正。否定是不是簡單的拋棄，而是揚棄，這就是歷史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