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省商業總會理事暨嘉義市商業會理事長蔡隆基(見圖)表示，台灣陷入長期薪資停滯困境的原因，外在因素是全球化深化後，台灣的薪資受週邊國家（主要是大陸）薪資低的拖累，內在因素則是國內投資不足，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少，勞動市場需求弱，薪資想上漲當然困難。遺憾的是兩岸關係僵局、勞資關係惡化，到一例一休錯誤政策、限電陰影揮之不去等，讓國內民間投資意願大受打擊，政府與企業界與其在基本工資該調多少上打轉，不如雙方多溝通、談談如何改善投資環境，讓企業願意在國內多投資，這才是讓台灣脫離低薪困境的唯一途徑。
身為長亞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蔡隆基指出，台塑過去每年增加的投資中，有8成在國內、2成是海外，現在則是反過來，8成是海外投資。而包括台塑、鴻海等多家企業計畫要赴美投資金額粗估已在1兆台幣上下。若這些上兆元的投資留在台灣，這些龍頭企業的大型投資就能帶動供應鏈群聚與投資，必能創造就業機會，只要就業機會增加，對勞動力需求上揚，整體薪資必然上漲。
蔡理事長說，根據勞保統計，若將基本工資提高為3萬元，受益勞工人數將達300萬人，企業每年增加的勞動成本將達2648億元，其中有221億元是因薪資調漲帶動的勞健保、勞退等法定成本，更有460億元是外勞拿走的。政府必須考慮企業是否承受得了每年增加的2000多億元成本，若無法承受，恐將對台灣帶來極大衝擊。以內需產業來說，若轉嫁出來，就會帶動物價上漲，讓民眾面臨高物價的時代；勞動成本增加會影響國際競爭力，在無法轉嫁成本的狀況下，企業只能外移或加速自動化改成無人工廠、無人商店，最終也會影響就業市場。勞動成本原本就應該由市場機制去決定，政府合理的作法應該是帶動經濟快速成長，把餅做大，若政府執意透過法令去調漲薪資，企業界是否有能力承受?去年就已經同意調漲基本工資5％，今年元月起調為2.2萬元，若是政府又規劃每年要調整6％的話，恐怕會帶動台灣物價上漲， 甚至還沒有到2024年，部分中小企業就已做不下去而倒閉或是選擇外移，這對台灣將是災難，而這後果是全民要承擔的。
蔡隆基強調，如何調漲最低工資，國外先進國家都有明定法律，像是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2％，最低工資就得調漲2％等，讓一切都明確化資方就不能不重視，勞方也不會漫天喊價，政府只需持中立態度查驗雇主是否守法。保障弱勢是崇高理想，但前提必須建立在能有效保障上。如果最後是造成真正的弱勢因此變得更弱勢，而原本想要抑制的優勢資方，卻因此更具市場議價能力時，就形同本末倒置。
蔡理事長表示，近年大陸薪資在經過10年快速上揚後，與台灣的差距已拉近，甚至沿海一線城市的中高階職位的薪資已超越台灣，此時該是我們突破低薪困境的好時機，近2年國內薪資已略現改善跡象，再加上勞基法修正案已經通過，將自3月1日起開始實施，預估原本無法加班的勞工，現在又恢復可以加班，有意加班的勞工應可多領到1萬多元的加班費，屆時整體薪水達4、5萬元以上的人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