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接著（3）說我對中國的貿易行為的看法。
要說中國的貿易行為的弊端，筆者以為有兩個方面：一個屬於對於現代貿易的認識陳舊，而這一點恰恰與川普類似，都是把貿易的盈餘或逆差看作是盈利或損失。第二個方面則比較複雜，它既有國情（古老帝國向現代化轉型）的影響，是一個客觀現實制約國家政策嚴重影響現代化轉型的問題；但它同時又與秉持傳統思維方法造成的對於這個現實的錯誤認識有關，由此導出的一系列錯誤政策。而這一點也和川普的思維有類似的一面，----在行為上都表現為對於法治這個現代價值觀的核心內容的理解偏差，嘴上贊同法治，行為反法治。
為什麼法治對於現代貿易至關重要？因為現代貿易除了不僅因為今天的人類經濟活動與古代有天壤之別而使得貿易的內容和方式完全不同，還因為國際貿易日益全球化，就使得一國對另一國的貿易成為實質上的跨國銷售與採購，並不需要以兩個貿易國的對等貿易為基礎，而是以一國的經濟收支的總體平衡為基礎。（這是美國國際貿易可以在長期赤字下通過經濟不斷增長而得以持續進行的原因。）這樣一來，一國的市場就可以擴大到全球，國際貿易也就變相地成了一國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它還需要在國際貿易秩序的維持下進行，才能和平解決貿易糾紛，否則錯綜複雜的跨國貿易一定難以避免各種經濟/政治衝突。如同所有的人為的秩序總是有各種缺陷一樣，以美國主導的放在WTO框架下的世界貿易規則，當然不會是完美無缺的。但它畢竟是世界上迄今最為可行的貿易框架，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中美都是它的得益者。所以現代貿易離不開所有參與方都遵守共同的規則 （也就是所謂「多邊貿易體系」）。
上面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分析起來都比較費口舌，需要先作一些背景知識的介紹。筆者下面分開論述，先就第一個現代貿易的變遷問題進行分析，談談應當如何認識現代貿易。
本文的前面三節分析了川普發動貿易戰所根據的經濟方面的理由，其實都是無知的謊言。在過去四十年裡（1978-2017），就算中國的人均GDP的增長從250塊美金增長到一萬美金，四十年增長了40倍，相比較美國的從一萬多增長到近六萬，中國的增長速度即便因此是美國的7-8倍，但是人均絕對財富的增長也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在這40年裡，中美兩國的財富增長與中美貿易是相關的，但兩國各自的經濟增長並不是都來自對方的貢獻，儘管雙方也都對另一方的增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經濟活動的頭號原則是收支平衡。所謂「致富」，從傳統的意義上說，就是帳目表上一年下來收入大於支出，多出的部分於是就成了財富。古代社會的生產力低下，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財富普遍匱乏，即使 有所謂的「盛世」，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相對於今天的生活水平也不過是滿足溫飽的生活而已。下圖是根據已故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主持的研究所得到的世界過去一萬年（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GDP增量圖。
如果以GDP的增長來衡量，人類的經濟活動分為兩個時期。把上圖的時間跨度集中到過去300年的話（見下圖），就能清楚地看到世界GDP的大幅增長是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事，即接近1800年後才出現。而世界GDP的騰飛，則是二戰後才發生！
比較上面的GDP變化，我們因此知道，古代除了少數人可以對他人進行巧取豪奪致富以外，絕大部分人若想致富，唯一的途徑就是靠節約。所以中國人有個說法，「財主都是摳出來的」。所謂「量入而出」也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是說，如果不節約開支，就可能陷入生計困難。上圖還說明，現代的富裕相對於古代是通過GDP的增長來實現的。以GDP來作為國家財富的計量的歷史始於1934年，由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獲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為國會準備的研究報告里提出。到1944年二戰結束前在美國召開「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時被正式用於國際間各國的經濟規模的計量指標之一。以筆者極其有限的的經濟歷史知識而言，我以為了解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貿易戰很有幫助。如果在此基礎上又了解了人們對於「財富」觀念的演變，也就找到了觀察理解人們為什麼會為「財富」大打出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下面筆者就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理解。
隨著500年前的「大發現」帶來的國際貿易開始在歐洲逐漸普遍發展后，對於「何以致富」問題的系統研究也開始出現，結果就是16世紀到18世紀盛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理論的提出。那時候國際貿易的結算都是用金銀，貿易順差所表現的「收入大於支出」因此就是金銀的積累，金銀是財富，所以富裕的來源就是貿易順差。「重商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通過積累金銀而創造財富。那種把貿易的盈餘或逆差看成是賺錢致富（盈餘）或損失變窮（逆差）就是來自這樣的想法。
到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后，英國在工業化下出現的社會富裕顯然不能都用「重商主義」來解釋。亞當斯密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進行了多年的研究，把成果寫在於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里。斯密否定了「重商主義」，提出貿易不過是市場對於資源進行配置的一個過程，結果是提高了生產的效率。工業文明下發生的社會分工因此得到了很好的解釋，而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因此也就被視為是最終給人類提供共同富裕的途徑----只要每個人都參加市場的自由貿易，終究會通過自己最擅長的工作通過社會分工而獲得最大利益。《國富論》也就奠定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才是致富的途徑」的思想。但是，貨幣作為財富的衡量手段，它將最終如何通過流通來影響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分配顯然還沒有進入斯密的視野。
斯密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然顯示了社會富裕的確與生產效率的提高密切相關。但是，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會引發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更談不上參與社會大生產的普通民眾的普遍致富，反倒是貧富差別巨大，有的參與工業化生產的窮人的生活甚至比農業社會裡還貧窮。經濟學家馬克思的研究首次將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相聯繫，提出「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剩餘價值」才是財富，資本家通過運用資本來剝奪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致富。所以他認為解決致富問題的途徑只有消滅私有制，----從而堵塞私人資本的剝削途徑，由此建立普遍致富的自由社會。後來建立在「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的三根支柱上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不論其理想多麼美妙，實踐上行不通，反而導致普遍的貧窮，加上專制與殘酷的政治迫害。
與社會主義實踐相對的是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完善法治來解決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利益衝突，結果竟然逐漸將原來馬克思論證為不可解的很多社會矛盾控制住了。二戰後以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為轉折點，美國憑其世界最強地位自然擔負起了將未來的世界經濟的發展納入其所主導的、以規則來解決衝突的新的世界金融貿易體系中。1947年由23國簽訂《世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演變到1995年以WTO（世界貿易組織）取代之；中國在社會主義實踐失敗后重新對世界開放，於2001年正式被接納為WTO成員。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對「如何致富」的問題的認識，已經從「財主是摳出來的」轉為「GDP的增長就是致富」。這個認識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在國際貿易上，貿易順差（包括外匯儲備）與GDP增長的關係究竟如何，如今看來在很長時間內都是認識不清的。而這個認識不清，在我看來也和斯密的貿易理論並不包括指導類似中美貿易這樣的經濟活動的理論。
斯密提出他的貿易理論時，那個時代的貿易是物質貨物基礎上的「互通有無」，那時歐洲人到清帝國來貿易也是如此。例如中國與英國的貿易，當中國人不買或很少購買英國人的貨物，而英國人大量購買中國人的瓷器、茶葉、絲綢時，英國就逐漸陷入「貨幣短缺」的窘困，手上沒有了金銀貨幣，於是便千方百計發掘中國人需要的貨物，最後發現鴉片是中國人的最愛，實行對華鴉片貿易，最終導致中國出現「貨幣短缺」，甚至引發鴉片戰爭。當英國出現「貨幣短缺」時，英國人其實還是遠比中國人富裕，是其經濟增長而不是金銀的流入導致了英國的富裕。英國人後來在與走「金銀致富」的西班牙的霸權爭奪中徹底打敗西班牙，根本的原因是英國的國力比西班牙強大。在開發美洲的殖民過程中，西北歐移民佔據的北美在金銀礦的儲備上與由當時仍然是世界強國的南歐國家西班牙、葡萄牙佔據的南美相比，遠遠落在後面。後來儘管西班牙從南美運回了大量的金銀，但是北美州的缺乏金銀反倒使北美移民採取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雖然沒有運回母國什麼金銀，可是通過分配土地給移民，注重發展農業和工業，北美的經濟發展遠遠走到了南美州的前面。這也說明了致富的秘訣不是金銀，而是經濟發展。說了這一圈，究竟這又和斯密的理論不能指導中美貿易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