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的時候，特區政府作了一個頗重要決定。奇怪的是，整個香港仿彿視而不見，集體不語，這其中反映地方本位主義已經無處不在，香港建制派、特區政府、甚至國內媒體也不能倖免。
這個決定，跟非本地生與本地生資助學額分配政策相關，但媒體上的報道少之又少，而且不清不楚。這本身就是病癥的一部分。
1月4日，《新華網》報道：“據香港文匯報報道，非本地生來港升讀大學，一直被部分人指責為‘搶資源’，教育局昨日就向立法會遞交文件，明晰非本地生與本地生學額分配的政策。以往八大院校可最多錄取20%的非本地生，當中包括4%為資助學額，16%為額外學額。新政策將會把20%的非本地生學額一律劃為核準收生指標1.5萬個以外的額外學額，變相讓供港生升大的學額由96%增加至100%。新制將於2016／17學年起落實，屆時收生名額將較現時增加約600個。有升學專家及中學生代表均對政策表示歡迎；大學界人士亦認為這能令政策更清晰，進一步保障本地生的升學機會”。
讀完《新華網》報道，百思不得其解，教育局向立法會“明晰”政策，為什麼會“明晰”出一個“新政策”？“有升學專家及中學生代表均對政策表示歡迎”這句話在《文匯報》等香港報道中找不到，估計是《新華網》自己的採訪，但無論是誰做的採訪，表示歡迎的肯定都只代表香港本地利益，但報道的表述給人“全國人民”都支持的錯覺。“大學界人士亦認為這能令政策更清晰”，則明顯是胡扯，學生資助從來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問題，跟“清晰”與否半點關係沒有。
內地媒體可以不評論特區政府的決策，但沒有必要替這種地方本位主義背書和自圓其說。如果它們要持有立場，也應該從全國學生利益、促進陸港學生交流的角度出發。
事實上，1月3日《文匯報》也是引述　《星島日報》報道，指“行政會議建議，將取消現時非本地生的資助學額”。1月4日《成報》報道的說法則是“行政會議通過由2016／17學年起，取消預留作錄取非本地生的大學資助學額　”。
究竟是行政會議建議，還是教育局建議，還是已經通過了，幾份報章各有說法，我們媒體的專業水平，實在讓人擔心。更讓人不滿的，是在立法會和教育局網頁上，都沒有找到相關文件，至少沒有放在合理當眼的位置。商議式民主有賴市民參與，但政府政務公開的程度，還有很大改善空間。
把600個非本地資助學額全數改撥給本地生的消息公布以後，香港社會基本上沒有什麼聲音，報章上有關評論也寥寥可數，其中不乏保留的聲音。其中，程尚達計算出“每年符合入讀八大的文憑試考生達二萬六千多人，仍有至少逾一萬人與大學之門擦身而過，可見增加六百個學額的政策只是杯水車薪”。內地評論員劉遠舉則從投資角度出發，表示“能夠去香港上學的外地學子，都是在激烈競爭中勝出的精英中的精英。這些學子，經過四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習之後，往往會留在香港，參加工作，創立事業，帶動香港經濟的發展”；“如果把給精英的投資當做福利的蛋糕分掉，雖解決了當下問題，但長遠來看，損失了更大的利益，未來福利的蛋糕反而會越做越小”。
最有切身感受的是留港內地年青人組織“港漂圈”，它很快在微信上發出了至今最清晰的解說，影響不算大，主要只是宿位，一面無奈。
明確表示“歡迎建議”的主要是反對派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他認為“把公帑資助的本科生學額歸還給本地學生”，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
從政治的角度看，這個“新政策”其實大錯特錯。去年12月15日，銅鑼灣清場，七十九天佔領行動結束。眾所週知，激進份子中學生佔了顯著比例。二十天不到之後，政府即推出犧牲非本地生（其中很多是內地學生）利益的政策以迎合“本土”學生，無論該建議是否和佔領行動直接有關，都必然讓大家往該方向聯想。
即使特區政府要馬上推出對本地青年有利的政策，也絕沒有必要透過犧牲非本地生利益達到目的。政府現在的作法，給人陸港之間利益是零和關係的強烈感覺，完全是誤導。一方面，本港資助大學學額不足，一直為人詬病，多年來入大學率一直維持在約兩成的低水平，遠低於鄰近地區；另一方面，院校為免分化非本地上，會向修讀同一學科的非本地生收取相同學費，資助實際上已經被分攤，而據報道香港大學非本地生課程學費已經高達十四萬六千元，繼續上調弊處也極大。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可以直接增加總資助學額數量，讓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不用“塘水滾塘魚”，這不但合情合理，財政上也完全可以負擔。
葉建源的評論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如何在保障本地生升學利益和促進大學國際化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合理的平衡”。的確如此。但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何完全不資助非本地生就是“合理的平衡”。這次事件沒有引起爭議，卻不代表特區政府做得對。相反，它顯示特區政府為了當“好人”，犧牲原則。最近教育政策讓人詬病的地方甚多，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監督，看來確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