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近日﹐山東菏澤多名學生家長反映﹐當地整治超標電動車卻和學生的“道德品質分”掛鉤﹕從9月16日開始﹐菏澤市在數條主要路段禁行超標電動車﹐而學校在配合政府宣傳整治行動的過程中﹐通過對學生扣分來向家長施加壓力。菏澤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學校對此次整治行動的響應均以宣傳﹑勸導為主﹐否認存在“將整治規定與學生分數掛鉤的行為”。但也有學校表示﹐此舉為配合菏澤市政府部門發起的各中小學抵制超標電動車活動。
綜合當地學校﹑學生家長﹑教育部門的反饋來看﹐“家長用超標電動車將扣孩子道德分”的做法至少在部分學校是存在的。事實上﹐即便未扣孩子道德分﹐當地這場超標電動車整治行動對於學校和家長所施加的壓力也難言正常。
菏澤市相關部門負責人曾在“開展電動車專項整治行動”的發佈會上指出﹐近年來電動車數量呈井噴式增長﹐但大多數不在工信部《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目錄範圍﹐屬於超標電動車。而後﹐菏澤市召開城區中小學及幼兒園學生自覺抵制乘坐超標電動車會議﹐要求“切實增強做好學校電動車整治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根據相關要求﹐城區各學校要向學生和家長送達《一封信》﹑簽訂一份《承諾書》和《責任狀》﹐通過各種措施引導學生家長不購買﹑不使用超標電動車﹐更不能駕駛超標電動車接送學生。
整治超標電動車﹐無可厚非﹔要求學校予以配合﹐對學生普及一定的安全教育知識﹐這也可以理解。但是﹐這樣的整治行動﹐讓學校來唱主角﹐甚至拿學生的道德分作為考核項﹐明顯逾越了合理的界限。
有學校老師反映﹐每天均有執勤老師在學校周邊路口勸導騎行電動車的家長和學生﹐“能夠改正的話也不會扣分”。在這種場景中﹐學校儼然扮演了執法者的角色﹐那麼﹐學校是否有權對家長騎什麼車送孩子上學進行執法﹖當然﹐學校的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無奈。據當地媒體報道﹐教育部門曾要加強對轄區學校的督導檢查﹐指導學校開展電動車整治行動﹐對力度不大﹑進展緩慢﹑效果不明顯的學校﹐約談﹑問責相關負責人。在這種考核壓力下﹐學校的“積極配合”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但這並不能掩蓋這場整治行動的荒誕色彩。首先﹐號召“中小學及幼兒園學生自覺抵制乘坐超標電動車”﹐且不說將未成年人“綁架”到整治行動當中來是否妥當﹐讓“幼兒園學生自覺抵制”﹐算不算拍腦袋決策﹖其次﹐學校的主要責任是教書育人﹐讓學校來介入電動車治理﹐或者說電動車治理輕易“深入”到學校內部﹐甚至影響到學校正常運轉──又是配備執勤老師﹐又是考核班級﹑學生﹐不僅突破了學校的正常職責範疇﹐也很容易破壞家校關係﹐徒增矛盾。
近年在校園安全事故的語境中﹐有不少聲音指出﹐不該讓學校成為“無限責任主體”﹐教育部門也多次發文要求依法保障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可正如這起事件所示﹐在現實中﹐不祗是與學生權益密切相關的安全保障容易讓學校承擔無限責任﹐很多看似本不該讓學校﹑學生深度介入的公共治理﹐學校也被迫捲入其中﹐承擔起不該承擔的責任。這同樣是學校辦學自主權無法得到真正保障的一個現實註腳。
具體來看超標電動車治理﹐當地也得多點源頭和多元治理思維。比如﹐對超標電動車的生產﹑銷售﹐更應該加大排查﹑執法力度﹔而一些電動車﹐是因為新規生效後才被界定為超標﹐在過去購買時其實是符合標準的﹐對這類電動車的“執法”就不宜採取“一刀切”的辦法。
總之﹐動輒發動學校和學生來抵制超標電動車﹐既沒有抓住重點﹐也顯示了治理的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