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文學比印度天文學更早進入西藏，時間是七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創建者松贊乾布時期。松贊乾布的妃子中，有一個中國公主，一個尼泊爾公主。前者入藏時隨行攜帶了各種中國的天文和醫藥書籍。幾年後，吐蕃朝廷開始使用十二生肖紀年，但還沒有採用六十年一循環的製度。在此後的兩個世紀當中，這實際上是西藏唯一的紀年系統。
經過九世紀的全面文化衰落，從十世紀開始，從東突厥斯坦地區的于闐開始了新的一股中國天文學影響浪潮。藏人大師法藏將之與他和其他人所記憶的“舊弘期”的內容相混合，後者業已蛻變。法藏制訂了一套新的、完整的五行算體系，其中包括了死亡、婚姻、障難、個人占星及風水。到了十一世紀，藏人使用標準的五行 – 生肖六十年一循環制。
現在的藏歷也使用皇家紀年 ​​。這是以藏人的第一位王聶赤贊普公元前127年登基時為紀元的。
印度天文學隨著《時輪金剛法》進入西藏。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藏人大師們將時輪金剛法的基本典籍由梵文翻譯成藏文歷經數度傳入西藏。這些典籍在早期的薩迦派和噶舉派中尤其重要，各種相關注疏結合了中國和印度的諸家特點，再經過重新改造，形成獨具藏人特色的天文學體系。
時輪金剛法使用印度天文學體系中的六十年歲星紀年法記年，將循環根據第一個六十年的名稱稱為“繞迥”或“勝生週”。藏歷第一個六十年“勝生週”的第一年被認為是時輪金剛法傳入西藏的正式年份，也是穆斯林紀年公元624年開始後時輪金剛典籍的“火空海”中著名的預言年份，儘管事實上該紀年始於公元622年。
時輪金剛法和印度天文學體係都用代號計數，這是泛印度典籍中常用的枚舉法，並以單元、十、百等等將之羅列。其中“火”有三個、“空”相當於零、“海”有四個。因此，“火空海”是624年之後的四百零三年，及公元1027年。
如果時輪金剛法中的六十年一“勝生週”和漢歷五行配生肖形成的六十年一循環相結合，公元1027年與漢歷六十年一循環的起始年並不匹配。漢歷總是以“木 – 公 – 鼠”年開始，而1027年是其第四年“火 – 母 – 兔”年。這就是為什麼藏人的六十年一循環以“火 – 母 – 兔”年開始，十二生肖動物排列的順序以兔開始而非鼠。因此，因為當中有三年的差距，現在藏人的第十七個循環（“繞迥”）開始於1987年，而漢歷的第二十七個循環開始於1984年。
儘管第一個“勝生週”開始於1027年，但是直到十三世紀後半葉，時輪金剛歷才在西藏確立統治地位。不過，人們就像今天這樣，仍然喜歡根據“五行 – 生肖”、而不是根據“勝生週”中的名稱來指稱年份。但是，曆算的計算方法卻來自時輪金剛體系。
八思巴是十三世紀薩迦派早期的傑出大師、天文學研究者之一。他是統治中國的蒙古大汗忽必烈的老師，和他的伯父薩迦班智達一道被看做是將佛教傳播到蒙古地區的宗教大師。作為時輪金剛法修持的大師，八思巴無疑也帶來了所有的西藏天文知識。此外，很有可能通過蒙古汗王，首先是它的伯 ​​父、然後是他本人成為西藏的世俗統治者，時輪金剛歷也成為西藏的官方曆法。這些蒙古汗王自忽必烈開始，成為中國元朝的皇帝。
十三世紀初，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已經從回鶻人那裡採用了十二生肖紀年法，並使之成為帝國的標準紀年法。根據文獻記載，成吉思汗是引進“蒙古月”（霍爾月）一詞的人士之一，“蒙古月份”和漢歷月份相對應並取代後者，時間在1207年征服位於現在甘肅和內蒙古之間的唐古特（西夏）王國時。
十三世紀中葉，成吉思汗的繼任者將藏歷引進蒙古帝國。他們將蒙古月份與時輪金剛歷中的月份對等，而不是和差異很大的漢歷中的月份對應。但是，為了適應漢地傳統，儘管比時輪金剛歷的月份早兩個月，他們將蒙古月份第一月作為一年的歲首月。在西藏也是如此，因此，在整個蒙古帝國，每年的開始時間大體一致。但是，漢人新年和藏人新年並不一直同時。這是因為二者各自體係對插入閏月和判定每月的起始時間和月份長度有著自己的計算方法。在西藏，蒙古月份也交替指藏月份。即使今天，這兩種表示法也在交互使用 ​​。
目前，西藏天文學有兩個主要傳承，即粗爾派和浦爾派。前者出自祖布派寺的14世紀初第三世噶瑪巴攘迥多傑關於時輪金剛法的注疏。這一傳承為噶瑪噶舉派所獨有，該傳承使用簡略的計算體系判斷太陽和月亮及整個行星系統的位置。
四座續時輪金剛體系算法源自粗爾派系統，是十六世紀晚期由楚臣貝瑪噶波開始的。因為竹巴噶舉派和不丹人都遵循此一傳承，有時候人們也將之稱為不丹算法。該算法結合了《時 ​​輪金剛密續》和《四座續》。不丹傳承與粗爾派傳承的主要不同在於前者將已經計算的陰曆星期作為過去的時間而非現在的。例如，如果某一具體的星期三在粗爾派算法中是該月的第九天，那麼在不丹算法中第九天就被看做已經過去，而第十天是星期三。而直貢噶舉派使用了一種將粗爾派體系和浦爾派體系相結合的算法。
浦爾派體系或傳承始於十五世紀三位名字當中都含有“嘉措”的大師：浦巴倫度嘉措、克主諾桑嘉措、倉成卻著嘉措。浦爾派根據十四世紀薩迦派大師、《時輪金剛經》的著名註疏者布頓的傳承，該體系強調經過改造的數學計算法的完整原則體系。在十七世紀中葉形成的《白琉璃》中，第悉桑結嘉措通過同時呈現簡略計算體系和完整原則體系，對該體係做了修訂。他將完整原則體系專門用於年曆和星曆，同時，在星曆中包含了簡略體系中關於計算日月食的數據。格魯、薩迦、寧瑪及香巴噶舉派遵循浦爾派傳承，俄羅斯卡爾梅克蒙古人也是。因此，浦爾派是流布最為廣泛的天文學體系。
完全漢式的黃算在浦爾派和粗爾派體系中都得到發展。 1652年，五世達賴喇嘛受到大清帝國第一位皇帝的邀請去北京，在皇宮中他看到根據中國的傳統年曆和天文體系製成的通告和檔案。五世達賴喇嘛對此印象深刻，於是和翻譯墨里根噶竹巴對此做了記錄。回到西藏後，墨里根噶竹巴將這些記錄編 ​​纂成十三卷完全漢式的算法。這些文本在達賴喇嘛的布達拉宮中被藏諸高閣。在五世達賴喇嘛的大臣第悉桑結嘉措的《白琉璃》中此黃算體係也未被提及。不過，人們認為是墨里根噶竹巴開啟了這種天文和曆算體系。
十八世紀見證了藏人對中國曆算和天文學的新一輪興趣。這一興趣尤其受到大清帝國皇帝乾隆的鼓勵。在粗爾派傳承中，十二世噶瑪巴、後來是八世泰錫度訪問清朝，並被委以翻譯重任。在浦爾派一系，藏地東北的安多格魯派大師們興趣尤其高昂，特別是拉卜楞寺扎西奇學天文學院。他們也翻譯了很多著作。內蒙古就遵循他們一系。
十九世紀初期，在西藏的浦爾派一系中出現了簡化版的黃算體系，這一文本出現在臣佐頌喇的文稿中。根據根·洛卓嘉措的筆記，特拉格頓教授在1980年代將當前印度達蘭莎拉的西藏醫學及天文學院使用的體係做了彙編。拉薩的醫學及天文學院現在使用的是才旦夏忠和木吉桑丹彙編的體系。
黃算體系使用基本的時輪金剛曆算法，這樣就與實際的古典漢歷在結構上大相徑庭。不過，增加閏月的方式和漢歷體系儘管並不總是一致，卻非常相似。與其它的西藏和印度體系在太陰月有重日和缺日不同，源自完全漢式的黃算和漢歷一樣，沒有上述特徵。月份要么二十九天、要么三十天，並根據不同的推算傳統對每月進行連續編碼，決定天數。每月的開始日期並不常與漢歷或粗爾派和浦爾派體系的相同，儘管後者之間常常一致。
西藏和內蒙古的浦爾派體系之間有諸多不同，例如添加閏月的方法。內蒙古曆法根據黃算體係安排，而該體系的數據只出現在西藏浦爾派體系的星曆中。黃算的主要功能是對一年天氣形式和總體狀況進行“土 – 牛”預測。
蒙古共和國的喀爾喀蒙古人及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人和圖瓦人使用一種浦爾派體系的變體，稱為新格丹或“新正”傳承。它1786年由來自安多地區的土族天文和醫學大師松巴堪欽·也協班覺創立。該體係以十五世紀克珠傑關於時輪金剛法的注疏為基礎，其中大部分推算規則和浦爾派體系中的一致，六十年一循環的計算也一樣。但是，儘管六十年“勝生週”以“火 – 母 – 兔”年開始，為期六十年的時間段卻以“火 – 公 – 馬”年、即繞迥得第四十年為推算的始點。這是因為釋迦牟尼佛生在“火 – 公 – 馬”年。因為這一差異，蒙古曆法的推演與眾不同。
苯教的占星系統稱為“三分析的純粹算法”。儘管苯波（苯教的喇嘛）認為苯教的體係是最古老的，早於任何一種佛教算法，但其編撰成文字典籍是由貢覺·吉美南蓋多傑（1880年代 – 1953年）完成的。該體係有外、內、秘密和更上絕密純粹推算。外推算和內推算與浦爾派體係對應，只是有一些微小變化，在進行一些推算時方法也略微不同。秘密和更上絕密推算比前兩者更加嚴格。苯教曆法和浦爾派體系的曆法完全一致。
上述藏人曆算體系中的差異在陰曆和陽曆相互關聯時表現得更加明顯。要詳細了解個中情況，我們需要探討藏曆本身，而藏歷主要源自《時輪金剛密續》。
西藏的天文和占星體系異常繁雜。學習並掌握它，需要在印度達蘭莎拉的藏醫和天文學院的天文學系花費五年時間。學生要用尖筆在一塊鋪著煤灰的木板上根據傳統方法學習用雙手計算所有東西。沒有完整的星曆表可供查閱數字。涉及各種推算的數學知識是訓練的一個主要方面。
與所有印度傳承一樣，時輪金剛體系提供判定“五行星和五種包羅月曆的特徵。”五行星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和古希臘天文學體系中一樣，通過數學模式計算五行星及太陽、月亮及交點的位置，形成西藏的星曆表。因此，這不同於中國的天文學，後者主要通過觀測得到天體的位置及運行。中國的算學主要用於代數。
古希臘主要利用幾何學，即通過幾何比例判定和描述行星運動。印度體係發展了正弦函數，因此使用了三角函數而不僅僅是幾何方法。但是，藏人體系中的推算既沒有涉及幾何比例也沒有涉及三角函數，只是純粹的計算。
制訂月曆和黃曆需要五種包羅月曆的特徵：陰曆的星期、陰曆月的日期、月亮所處的星座、結合期、運動期。前兩者涉及調和陰曆和陽曆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