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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那些寄生於美國高等學府的暗黑帝國，孔子學院豈是獨創？
崛起的美國遭遇大蕭條後的主要憂慮是共產主義，不是法西斯。高牆內的學術菁英，從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到貴族式的女子文理學院，這些頂尖學院的校長、教務長、院長們，在不談政治、厭惡政治的虛偽面具下，一步一步讓他們的大學淪為納粹政權的化妝師。
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生了兩起廣為討論的校園道歉事件。先有中山大學校長因教授邀請爭議的統派人物演講而主動向學生道歉，後有中原大學教授因授課引發歧視中國學生的質疑而被迫向學生道歉。事件的細節外界其實不容易掌握，以此建立的批評未必公允，然而大家心知肚明，教授的教學行為顯然不是外界關心的重點，台灣學界長年面對中國的不知所措，才是道歉引發不同族群焦慮的主因。
更糟的是美國學界的自我墮落，哈佛重量級的化學教授李柏（Charles Lieber）竟然涉嫌收賄幫中國辦事，不當參與中國的「千人計畫」，甚至有竊取機密之嫌，今（2020）年一月李柏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調查。原本李柏享有哈佛最高榮譽的教授頭銜，現在已儼然是哈佛之恥，真令外界感到不可思議。其實不只哈佛，中國「千人計畫」對美國學界的滲透是全面的，不但聯邦調查局早已盯上，去（2019）年國會還舉行聽證會，調查一百多名知名學者。
德國的大學經過19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初已成為歐洲最耀眼的學術重鎮，但在學院裡的學者們比在酒吧裡的販夫走卒還脆弱，多數人在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後立刻成為啦啦隊。一聲令下，納粹學生在全國的大學同步燒書，一個晚上就燒掉兩萬多本圖書館珍藏的圖書。而那些「不夠德國」的作者，連同猶太學生與教員開始消失，不是逃出德國就是被送往集中營。剩下的學者為了生存，行納粹禮成為他們留在學院裡最優美的姿勢。
所幸納粹德國戰敗，德國學院這一段最黑暗的歷史成為全人類反省的教材，現在應該已無人不知，就算不知道細節，也不會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美化納粹德國。超過一甲子之後，美國史學家史迪芬・諾伍德（Stephen H. Norwood）在2009年出版《象牙塔裡的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 in the Ivory Tower）一書，但這本書的主角不是納粹德國的大學，作者把歷史的鏡頭拉回美國，以大量的文獻，勾勒出美國各名校在上世紀30年代的掙扎與墮落。書名的副標是「美國校園的共謀與衝突」（Complicity and Conflict on American Campuses）。
諷刺的是，哈佛大學的座右銘是Veritas，羅馬神話代表真理與真相的女神，拉丁文Truth之意，寫在哈佛的校徽上，但上世紀30年代的哈佛卻是粉飾納粹德國的第一學府。當時哈佛的校長是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他是位傑出的學者，哈佛大學近代最重要的校長，任期從1933到1953。在科南特長達20年的帶領下，哈佛走出大蕭條，度過二次大戰，對哈佛轉型為現代化大學功不可沒。由於他對德國的了解，1953年卸任校長後還代表美國成為盟軍在德國的最高代表，1955年正式成為第一位駐派西德的美國大使。
校長如此，他的院長也不落人後。哈佛法學院院長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934年興沖沖地接受柏林大學的榮譽學位，回國後大談他在新德國的所見所聞，宣稱不管猶太人住在德國多久，納粹政府沒有對猶太學者與猶太人迫害。這些知識菁英當然不是出於無知，納粹1935年頒布的《紐倫堡種族法》，惡名昭彰，豈有不知之理？但科南特面對自己教授與學生的請求，不為所動，拒絕接待由德國逃出來的猶太裔學者與學生，卻屢屢招待納粹高層與希特勒的特使。
1936年納粹德國除了盛大舉辦柏林奧運，還辦了一個屬於學界的盛會，海德堡大學的550年校慶。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正是擁有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的高材生，這個校慶是納粹精心安排的宣傳大會。科南特不顧抵制的呼籲，親自前往德國參加。除了天真地認為這只是一個學院的盛會，科南特不願抵制的另一個動機，可能是不希望德國的大學報復抵制當年哈佛的300年校慶。
哈佛當然不是唯一同情納粹政權的學府，這其實是30年代美國學院的普遍現象。希特勒明目張膽迫害猶太人只是一個極端，但反猶太是當時許多知識菁英不可說的秘密。20年代早期，長春藤名校猶太學生的比例在往往超過20％，哥倫比亞大學甚至高達40％，但反猶太氣氛逐漸高漲，到了30年代，猶太學生的百分比降到個位數。科南特的前任校長羅威爾（A. Lawrence Lowell）甚至宣稱限制猶太學生入學是為了猶太人好，因為可以減緩反猶太氣氛。
諾伍德除了檢驗常春藤各學，還包括維吉尼亞大學、著名的七姊妹學院（包含史密斯學院、衛思理學院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1862－1947）。巴特勒從1901到1945擔任哥大校長，長達44年，是哥倫比亞大學最重要的一位校長。巴特勒本身是和平主義者，因致力於推動「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於193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諷刺的是，巴特勒十分欣賞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的柏林經驗與非戰理念，讓他同情納粹德國。希特勒上台後，巴特勒立刻請希特勒的大使到哥大演講國際關係，宣揚納粹德國的民主與維護和平的決心。
由於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學生與教職員猶太裔的比例到了30年代仍然很高，巴特勒比其他校長要面對更多的示威抗議。只要巴特勒邀請來自納粹政府的官員蒞校演講，必定引發示威抗議。巴特勒宣稱這些學生為暴民，甚至開除發動的學生與簽名支持的年輕教授。與哈佛大學一樣，在學術交流的旗幟下，哥倫比亞大學也擴大與德國大學的交流。面對反對者，巴特勒反問，難道我們不再讀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浮士德》？康德（Immanuel Kant）的《批判》？不再聽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羅恩格林》？這樣的惡意連接，與當今將反中國政權惡意連結為全面反對中國文化的手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