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曾建立過兩個紅色政權，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形式上完全是仿蘇的極權社會（見張戎毛傳第九章〈第一個紅色中國 ﹀）。中共長征後抵達陝北建立的第二個紅色政權陝甘寧邊區，同中華蘇維埃政府一樣也是實行思想專制，嚴密組織控制的極權社會。此不單張戎毛傳有全面介紹，南京學者高華研究延安整風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以及無數經歷過延安整風的中共革命者的回憶都可以作證。
至於所謂毛政權建立之初因巨大道德力量得到人民擁戴，這恐怕是中共製造的一個神話。事實上，如果沒有血腥屠殺製造的紅色恐怖，使人民心生恐懼，中共這個新生政權（包括前兩個地方紅色政權）是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威望」的。
在第一個紅色政權江西瑞金，毛澤東是以搞肅反，打AB團來營造恐怖。有關這場恐怖的血腥和殘忍，除張戎毛傳，與香港記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國社科院學者陸建華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也有大量披露。張戎在毛傳中指出，毛澤東打AB團，把人抓了關在牛棚中，使牛棚成為準監獄代名詞即由此而來，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舉行群眾公審大會殺人，以製造最大心理震懾力量的恐怖效應。張戎說，毛在井岡山已經常組織萬人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種恐怖手段連最早上井岡山的土匪也嚇住了，對毛甘拜下風（這很像黑社會，只有最殘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鎮懾住眾人而成為黑道大哥）。
張戎說，當時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像一座大監獄，每個村子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要有路條，在最極端的日子裡，日常往來都可能遭殺身大禍，如發現誰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殺頭。
在這裡，恐怖對製造人民擁戴的神話的效應從反面得到證明。在中共前後建立的三個紅色政權中，人民發牢騷，政權威望受到挑戰，恰恰都是在政治氣候相當寬鬆，恐怖力度相對較小之時。張戎毛傳第二十章〈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對比了延安整風前後的氣氛。斯諾夫人海倫對張戎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對毛不敬），七年後沒有敢這麼說，冷嘲熱諷、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一九四四年六月延安關閉多年後第一次允許記者來採訪，重慶記者趙超構發現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問題問過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堅決否認他們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風前敢寫文章批評中共等級制度的作家王實味則聲色俱厲的自我批判，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 宏大量 厖 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再一個例子是五七年反右前後，這大家已知，不再贅述。中共第三個政權之初的「威望」是靠幾場遍及全國大規模的紅色恐怖運動。第一是土改。張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佔領地區（即所謂解放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份農村都經歷了土改，被鬥爭的受害者起碼有一千六百萬人，死亡難計其數。恐怖產生了毛澤東期望的效果，給毛澤東的土改報告說「人人害怕」，「農村極度緊張。」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看到河北土改後也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份被消滅」，「農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為打贏內戰，中共將解放區變成戰爭機器，向農民征夫、徵糧、征錢。大多數農村青壯年被徵調作為支前民工，僅淮海戰役，征夫就高達五百四十萬人，被徵調的糧食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因為土改的恐怖，農民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要表現積極。這就是全中國農民踴躍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戰爭的秘密。「解放」全中國後中共又在佔人口全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區展開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殘忍，連毛澤東長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無限痛苦」流淚，在日記中發牢騷。
然後是一九五○年十月發動的鎮反運動，毛指示要大捕大殺，而且要「大張旗鼓殺反革命」。大規模公開槍決，恐怖籠罩全國。張戎說，僅北京一地就開了三萬次公審槍決大會，到會人次達三百四十萬人次。一位英國女子目睹一次大會，公審兩百人，然後當眾槍斃。腦漿濺在旁邊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見大卡車拉著滴血的屍體穿街而過。
毛澤東說得很明白，新政權大開殺戒「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一手不行」，「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毛澤東稱全國殺了七十萬人。其實不止。這就是中國專制帝王慣用的殺人立威，毛澤東用鎮反的紅色恐怖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使人心生畏懼而不得不臣服。
文革時的一九六九年我就讀的成都一中實行軍管，軍管頭子深諳共產黨恐怖手段秘訣：每當覺得當過紅衛兵的學生不好管時，就會在學校高音喇叭中緊急宣佈學校出現階級鬥爭新動向，比如反動標語之類，要各班學生立刻回教室抄毛主席語錄對筆跡，搞得氣氛非常緊張恐怖。軍管頭子私下對人說，毛主席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是「階級鬥爭一抓﹃人﹄就靈」。
這些都是我童年時最早的記憶。當時鎮反殺人最多的刑場是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的昭覺寺。由於殺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樣，鎮反殺人被成都人稱為「敲砂罐」，「昭覺寺敲砂罐」隨後成了意指槍斃的地方俗語，伴隨我長大。
接踵而來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厖整人運動不斷，還有密如蛛網的群眾監督，使人人活在恐懼之中，連革命者和共產黨員也提心吊膽，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萬劫不復的階級敵人那一邊。我母親有一個朋友在毛澤東時代十多年一直處於高度恐懼中，他怕聽「份子」兩個字，每天一到黃昏心裏就發慌。文革後披露的數據顯示，那些為紅朝高唱讚歌、地位顯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內心也深藏恐懼。
有些人在文革後解釋他們當年為甚麼要參加批胡風、批右派，說是因為他們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但如果他們足夠誠實的話，應知道他們根本是因為恐懼才說違心之話，做違心之事。有不少知識份子自以為他們是真心擁護熱愛共產黨，但這種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懼轉化而來的，這種微妙的病態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面對主宰自己生死的強大恐怖力量，將內心的恐懼下意識地轉化成效忠臣服乃至愛戴，是人為生存的自我心理調適，它能使人獲得虛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檢視我自己在毛澤東統治下度過的青少年歲月，實際自己也患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非常深切的親身感受，有機會我會將這些經歷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