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矚目的劉泰英聲押案，日前「終於」在台北地方法院第三度開庭，裁定將劉泰英收押禁見後，暫時告一段落。相信這兩個半月來，許多民眾的心情，都會隨著本案持續在一、二審法院間來回擺盪，而與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劉泰英本人一樣，有種忽冷忽熱、宛如洗了場三溫暖的感覺，然而正因為時間拖得太長、「洗」得太久，所以即便此刻台北地院作出准予羈押的裁定（被告方面仍可抗告），但包括筆者在內的多數人，卻早已被台灣司法搞得頭昏眼花，弄不清劉泰英究竟該押？還是該放了？
首先，令筆者不明白的是，此次審理本聲押案的法官固然以劉泰英涉嫌重大，且有「積極干擾證人的舉動」為由，將其收押禁見。然而，如果這樣的羈押理由真夠充份，為何之前兩次審理本案的台北地院法官，居然連刑事被告在被傳訊後，有極大可能會「四處走動」、「蒐集情報」的「常識」都沒有？而非要等到他們「干擾證人」的行為已然發生，才以有串證之虞為由，准予羈押？
第二個令人不明白的是，既然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在每次聲押開庭時，都能補充劉泰英涉嫌其他犯罪的「不法事證」，為何不早在去年十一月底第一次聲請羈押時，就把相關事證一併交由法官審查，提高法院裁定收押的機率？而要像「擠牙膏」似的，一點一滴地透露給法院，也一點一滴地浪費寶貴的訴訟資源？反之，若台北地檢署在第一次聲請羈押劉泰英時，根本無法掌握足夠將其起訴、定罪的證據，則檢察官是否應先運用監聽、跟監、搜索、扣押的方式，儘可能蒐集劉泰英「犯罪」的事證？而非過早傳訊劉泰英，造成打草驚蛇、不押人就辦不下去的結果？
此外，最令人憂心的是，從本案檢察官屢敗屢戰、一心求勝的態度看來，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越來越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發展，未來刑事被告若無財力聘請優秀的律師甚或律師團保護其權益，勢必更加無法與資源豐沛且一心求勝的檢察體系相抗衡。然而，遺憾的是，立法院雖在上會期末通過富含「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將檢察官訴追犯罪的角色加以強化；卻又將資助貧窮弱勢民眾打官司的「法律扶助法草案」束之高閣，造成無資力被告與檢察官在訴訟上的地位越加失衡。今日財力雄厚、擁有龐大律師團的劉泰英尚且成為檢方強力聲押的階下囚，他日一般升斗小民又將如何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