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龍可以從敵人那里搞發展裝備和經費，公立醫院又該從哪里搞事業發展經費呢？
當下公立醫院的現狀，有同行稱“質量不規范、服務質量差、醫生普遍違法”，似乎偏激了些。但現實中，由于機制原因，國家對公立醫院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和工作人員工資獎勵都有相應的規定，確實有醫院領導為了提高醫生業務收入，甚至留住專業人才，對醫生職業受賄予以明批暗保，甚至縱容；檢察機關也認定其為“灰色收入”，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像甘李藥業的一支胰島素，就將我們湖北省數百名內分泌科醫生一網打盡。那么，要是再調查幾種藥品，在縣級以上醫療機構還能保留多少干凈醫生？如果受人尊重的醫務人員唯利是圖，一心想著從患者（弱勢群體）口袋里撈錢，哪里談得上愛心？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先生說，如果沒有關愛，醫學的價值幾乎等于零。這其實是常識，晉代楊泉有言在先：“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公立醫院這種怪狀，往往是醫院規模越大，業務增長態勢越繁榮，實際情況越糟糕。
《亮劍》有一段對白，就是團長李云龍跟旅長要裝備（事業經費）。旅長說，我有裝備我要你干什么，你既然能當團長，就有能耐去搞槍，要不然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別在這兒給我丟人現眼。李云龍回答：得嘞，我等的就是這句話。讓我搞槍，沒問題。可是你不能給我戴緊箍咒啊，對不對？你總得給我點兒自主權吧，不能什么事都讓你大旅長占了。又想讓我搞槍，又想讓我當乖孩子，這叫不講理。獨立團沒有上級給養支持，靠自謀生路，成功地解決了自己生存、發展、壯大的問題。如果李云龍可以從敵人那里搞發展裝備和經費，那么我們公立醫院該從誰身上取得所謂的事業發展經費呢？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公立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一直都在學“亮劍”精神。醫務人員一旦變成《水滸》中的梁山好漢，靠對社會掠奪來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那又如何保證那些好漢們的行為規范?我們如果在醫療衛生這個特殊行業繼續推行放水養魚，要求各級公立醫院自己搞錢謀發展績效，如何能保證醫療單位和醫務人員不失去基本良知和醫德？
令人痛心的是，各級檢察院查處公立醫療衛生行業商業賄賂案像割韭菜一樣，每年割、每年再生。如果類似案例一再發生，就不只是某些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應反思其中的管理機制問題。如果一個基層干部就能發現這些問題，而主管部門領導對此視而不見，那顯然是在上演“皇帝的新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