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後兩岸的出版界，因著1979年大陸政策轉趨開放，1987年的台灣解嚴，兩岸政策之間鬆綁許多後，合作交流機會增加許多。不少大陸學者的中文著作與翻譯作品大量進入台灣。以社會學書籍來說，大陸學者撰寫或翻譯的作品，而在台灣以正體中文出版發行的部分，總計有210餘種。也就是說，90年代中，在700餘種的中文著作與中文翻譯的社會學著作中，有大陸學者參與的部分占了200餘種之多（王乾任，2002）。可見大陸地區對於台灣社會學書籍的製作，有越來越大的貢獻。
這樣的一個書籍數量，對台灣社會學書籍的影響很大。其中結構群 、桂冠圖書、遠流、時報文化、淑馨，幾乎各家出版社都有與大陸合作的書籍。
根據「兩岸出版業合作發行書籍之現況」調查研究發現兩岸出版版權貿易與合作出版方式有以下幾種：
第一、透過自由國家或地區的仲介者，間接取得大陸或台灣作者出版社對作品或出版品的授權。像五南就授權大陸地區的出版社一百多本書籍的版權（轉引自王瓊文，1995：118）。有編輯表示，其所屬公司無論是取得大陸稿件或是販售書籍簡體字版，均透過版權代理商。據某編輯表示，其所服務之公司交由版權公司負責版權業務有七成，自行找出版社接洽有三成。
第二、透過海外學者的引薦，造成授權契約。
第三、直接與香港三家中資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中華書局、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洽談版權。
第四、直接與大陸作者聯繫取得版權。
第五、透過設北京的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或香港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取得授權。
第六、直接與大陸出版單位簽定授權合同或進行兩岸合作出版。
隨著兩岸的互動往來頻繁，後三種方式逐漸成為主流。根據「兩岸出版業合作發行書籍之現況」（轉引自王瓊文，1995）與本研究的整理調查，在取得書籍授權後，兩岸合作出版的常見模式如下。
第一、以台灣出版社為主導，由台灣作家撰文，請大陸畫家畫插圖。這類書以台灣兒童圖書為主。
另外還有像揚智文化的「手邊冊」，生智的「大師系列」，泰半是由大陸學者操刀。專出考試用書的建強出版社負責人表示，也使用這種方式與大陸地區合作。其他像桂冠的「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新知叢書」中，有不少社會學翻譯作品，來自大陸地區，而楊國樞在叢書總序中，也交代了一些大陸稿件的來源。「如甘楊、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 』，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力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
遠流的「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西方文化叢書」，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圖書系列」等，唐山的「新馬克思叢書」等，均有不少書籍都採此種方式合作出版。
第三、由台灣出版社出錢，大陸出版社出力，由大陸學者專家配合，考古發掘進行研究，紀錄整理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如光復書局與中國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國重大考古新發現」就是如此。
第四、由學者在大陸成立研究室，出版社配合成立編輯室，對當地文化進行研究寫作。如漢聲雜誌與大陸學術機構的合作。
第五、台灣與大陸約定同一共同題目，分別邀請兩地作家撰稿合作出版一系列叢書，共同分享台灣、大陸與海外版權。如光復書局、錦繡出版社等等。在社會學方面較為有名的例如遠流「西方文化叢書」，在發行人王榮文（1987）在總序〈構築中文讀書社群〉中指出，該叢書的創立基礎就是「台灣的大陸政策開放，文化界新視野，一股大陸熱與合作精神。」該叢書是由香港三聯出版社編輯企劃，主編由當時旅居法國的大陸學人高宣揚擔任，撰述人則為兩岸三地甚至世界華人學者。然而，實際書籍的撰述人似乎以大陸學者為主。
第六、兩岸各自出版同一原著的中文譯本。特別是現今的翻譯著作授權方式是外國出版社採雙邊授權，將中文版分為簡體字版與正體字版，分別授權給台灣與大陸兩個中文地區，不再像過去只授權國際中文版 。
在這樣的授權方式之下，開始有一些台灣出版社，向購買大陸地區購買該書的中文翻譯版權，再向原書出版社購買原書授權。
而所購得的中文翻譯權，或直接出版，或再自行找台灣地區的學者人士修訂翻譯，出版繁體字版，或者自行翻譯出版。第一類像是知書坊的心理學系列，第二類像貓頭鷹（後由左岸文化接手）的人類的經典叢書、弘智文化的《五種身體》（2001）。第三類像是麥田的純智歷史叢書中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2001），已有上海譯林出版社的簡體字版在先，台灣麥田出版社另外找人翻譯、製作。
相反若是台灣地區先取得原書中文授權並且已經出版的翻譯著作，大陸地區也和台灣一樣，或者購買台灣的翻譯權。像是馮建三譯時報出版的《文化帝國主義》（時報，1994）、林志明譯的《物體系》（時報，1997）、夏鑄九等譯《網絡社會的崛起》（唐山，1998）。
或者自行重新翻譯出版。像是韋伯文化的《全球化大轉型》（2001），大陸版則由中央編譯亦自行翻譯出版。巨流出版社的《社會學的想像》（1995），大陸簡體版則由北京三聯自行翻譯編輯製作出版。群學出版社的《全球化》（2001），大陸簡體版則由北京商務自行翻譯編輯製作出版。而這些出版情勢有日漸增加的態勢。
第七、兩岸各自盜印。臺灣以解嚴前後崛起的結構群、谷風、南天等出版馬克思主義類型書籍的出版社最為有名。結構群在90年代末期更有過直接翻印大陸四川重慶、上海三聯、上海譯文等出版社所發行的簡體字版書籍 ，不作任何更動，但由紙張開本與膠裝則可判斷出為台灣版，因為與大陸版明顯不同。
隨著遠離解嚴，兩岸政策的開放與經濟依賴日深，兩岸在合作出版上的數量，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趨勢，而合作的模式與管道越趨正式。
不過，這樣的兩岸學術出版合作對台灣的社會學出版是利弊參半的。缺點是台灣原已不振的學術翻譯寫作，更淪為對大陸的學術依賴。第二，學術思考邏輯與用語日漸大陸化，雖然大陸學者的翻譯著作會先由台灣學者將專有名詞修改呈臺灣慣用法，但是文法上、修辭上的問題更大，並且不是每一本都可以修改完全的。兩岸經過五十年各自的發展，其中文已經有相當大程度的出入，對外文的理解詮釋也有相當大的出入。然大量的大陸翻譯書籍的引介，雖然讓出版社省下極多成本，但長期來說對台灣的學術出版文化卻是一種扼殺。像早期的結構群與晚近的知書坊是其中最甚者，將大陸書籍直接轉檔出版，這樣的一種出版方式是對台灣學術語言的一種扼殺。
優點是，台灣出版社可以節省金錢支出與出版所需的時間成本，並且可以提供較多的書種給台灣社會閱讀。特別是台灣的學術圈太小、學術分工又過細的問題，似乎可以在接軌大陸社會學社群下得到舒緩。若從賴特（Robert Wright，2001）的「非零和邏輯」來往好的方面想，這似乎又是一種「社會大腦」 的累積，有助於學術發展。這些利弊得失可能需要更長的觀察才能有所定論。本研究並不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