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東西方在人世間所追求的事工，莫不是以「大愛」為目標，何以在彼此交流的時候，在今天環球交往中每每會呈現相左現象，甚至會出現鬥爭，展現出來水火不容的環境？
當然，中華兒女看待這種背馳現象，很容易理解和認識當中問題，因為，我們從先賢智慧學習得來的思想本源，便明確指出「天地」、「道」的「本質」，中華文明、中華文化也是從中發展起來，在變易、往復演進中，我們看事物的思維不會掉入二元對立和「森林定律」的陷阱中去不能自拔。恰恰，「和」、「大同」指引的「大愛」，不管是儒家的仁，是道家無為，又或佛學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都將一切涵攝於同一整體共存共榮，這便容易理解何以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總是以多元化來攝取其他思維、文明的「養分」來開新，適應新時代發展；而且，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從追趕工業化、現代化提振國力推動民族復興，都是從自身出發，完善、開新，而非找到一個外物對象要將之「打倒」。
既然「大愛」成為不管是東西方都要追求的人世間理想國度，要實現的目標，僅僅在事工上應如何展現「和」、「大同」，是否真能體現「天地」、「道」的無私、不偏不倚，面對目下環球的紛爭不絕，那麼，中華兒女是否可以一如先輩，從先賢智慧，從中華文明、中華文化找到可供採用的方法來在「外王」上開出適應二十一世紀的事工，為人類創設美好生活，建設人世間福祉？這，放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顯然是一份永恆的責任，是中華民族在追求發展進程中，尤以一代代「讀書人」的職志。有了這個志向，便能夠從「初心」確立自身「座標」，開出「內聖外王」，體現「天地」、「道」的「人格」形成個人人格理想，奮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