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日本右翼直接或間接支援“台獨”的行徑，國民黨當局給予強烈譴責並持續進行揭露和抵制。蔣介石指示台灣當局相關負責人和媒體發表談話或刊發文章，揭露和譴責日本右翼支援“台獨”、製造“兩個中國”的行徑。如“日本政治家正在策劃採取‘兩個中國’政策解決中國問題”；“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堅持一個中國之立場”（1963年5月）；“我們絕不承認任何以‘兩個中國’為對象的安排”（1964年4月）；“我們難以接受‘兩個中國’或是與此類似的觀點”（1964年7月）等等。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希望借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機會策動台灣當局宣佈“獨立”。當第26屆聯大討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兩岸都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一個中國”立場。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而台灣國民黨當局則宣佈退出聯合國。這使美日想借此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未能得逞。事後，蔣經國在國民黨會議上說到“我們退出聯合國就是因為不願意也不承認有所謂的‘兩個中國’存在；我們退出聯合國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原則”。蔣介石也認為，此舉在國際情勢上的有利之處在於“打破了國際間所謂‘兩個中國’幻想，同時粉碎了國際間的這種陰謀”。這段時期，蔣氏父子儘管極力挽救日臺關係，但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還是斷然拒絕日方的“獨立”建議。可以這麼說，中日建交前日本外交傾向於製造“兩個中國”。國民黨當局的拒絕，是這個圖謀遭遇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一時期，針對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行徑，國民黨當局始終不予支援，並且強烈反對。從國民黨當局的這些行為和言論可以明顯感受到其在“一個中國”立場上始終是堅定不移的，這對維護中華民族統一，阻礙外部強權干涉我國內政、分裂我國土起到重大作用。
三、在文化上反對“台獨”
從政治上直接組織“台獨”活動容易受到打擊，因為出現一些“台獨”人士從文化上宣揚“台獨”的現象。這些“台獨”思想在台灣的傳播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高度關注。雖然這種文化上的“台獨”在兩蔣時期大體上只處於萌芽階段，蔣氏父子及秉持一個中國立場的學者，也給予嚴厲批駁。
這一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文學台獨”，它是“文化台獨”、“台灣自主論”、“台灣主體論”的一部分。蔣氏父子認為只有“中國文學”，而無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台灣文學”。因此對所謂的“文學台獨”嚴厲打擊。如1982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其中說到“在台灣島完成民主，遠比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更為重要”。國民黨當局敏銳地發現這是“台灣”高於“中國”的論調，便從上到下進行圍剿，以散發傳單形式發表“共同聲明”的四位“黨外人士”受到三周禁止與家屬團聚的處分。1986年3月，臺“國防部長”更是親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撥民族感情、散播分離意識、攻擊醜化政府”為名，查禁了因揭發國民黨陰暗面而被定為“台獨”的《無花果》一書。
在文藝團體的成立問題上，蔣氏父子認為應有利於祖國統一，而不應與“台獨”思潮沾邊。國民黨在“人團法”中規定“人民團體的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有違法者，不予許可”。這是約束黨外勢力組織黨團及其附屬文藝團體的“法令”，是專為“台獨”團體及其活動治罪的“法令”。國民黨“內政部”也明文規定成立民間社團必須冠以“中國”或“中華民國”名稱，而不許以“台灣”命名。如確實需要，也只能用“台灣省”而不許單獨使用“台灣”二字。因此，在此期間出現了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等冠以“中國”或“中華民國”的文藝團體。1955年6月成立的“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被迫棄用“台灣”而改用“台灣省”，1969年則乾脆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吳濁流於1964年4月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由於沒用《中華文藝》或《亞洲文藝》一類的刊名，曾幾次被《警備總部》約談，質問他不用“中國”而用“台灣”的原因。為了防止“台獨”思潮向高等學校滲透，國民黨長期不許再台灣各大學的中文系開設有特殊含義的“台灣文學”課程，申請增設這類課程也只允許在中文系名義下加開，更不允許單獨成立“台灣文學系”和“台灣文學研究所”。
無論是對所謂的“文學台獨”進行嚴厲批駁，還是對文藝團體嚴加控制，及倡導運用“國語”活動，國民黨當局都全力以赴，嚴格管控，以致這一時期“台獨文化”被嚴加控制和打擊。這對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抵制文化上的“台獨”，進而抵制政治上的“台獨”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這也是國民黨對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維護一個中國所做的意見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