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自2020年延期至2021年舉辦，作為TIDF的觀眾，真可體會影迷間的老話一句：「兩年太長，十天太短。」前者指稱雙年展的時間間隔，後者代表節目密集的展期天數。如今這個十天的距離將拉長至三年，寫在影展本應即將開跑的此刻，回憶前幾屆參與的榮景，不免感觸良多。
成文當下，TIDF正與Giloo紀實影音合作，開放歷屆選片於線上免費觀賞，文中提及之上架影片以「*」特別標註，有興趣的朋友還請把握機會。
身為一個資歷尚淺的影展觀眾，我首次接觸TIDF僅是2016年的事。在此之前，我相對熟悉的是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等劇情片為主的大影展，在那裡「看電影」是首要被強調的特質，搶先觀賞國際熱門的獲獎大片，或者哪位大導演的最新力作，是眾影迷追求的目標之一。
而在TIDF，首先面對的是海量片單，更可以感受到每個策展單元背後的思考脈絡，等待觀眾將點與點串連成線。現實中，大部分人對紀錄片生態的認識可能不如劇情片，許多選映作品往往名不見經傳，它們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微小聲音，僅有這麼一次機會，飄洋過海來台灣在大銀幕相見。
因此，TIDF十分著重交流，影展期間會有眾多國際影人來台，與觀眾在映後或額外的座談一同討論作品。而極其低廉的票價，勢必又協助降低了門檻──關鍵是讓人走進電影院，來看片以後，對紀錄片的想像被擴展了，你自然會想看見更多──身為觀眾，彷彿能感受到策展團隊這樣的自信。
我永遠記得那關鍵的一天，或者說，「想像被擴展」的一天，是由三部影片構成。最有趣的是，我在紀錄片影展的第一部觀影竟不是紀錄片，而是伊朗導演穆森．馬克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偽記錄式劇情片《無知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 1996），收錄在當年的「紀錄X記憶：重演」單元。
這是一部關於拍電影的電影，以重演的方式讓虛構與現實交錯。昔日，現實中的馬克馬巴夫刺傷了一名警察使其退休；二十年後，他們在片中再度見面，分別找來年輕演員飾演自己，重演當時情境。
隨著拍片過程中真相揭露，老警察得知案發當時自己魂牽夢縈的女孩其實是同謀，憤怒之下指導年輕演員演戲時不要送花，要向女孩開槍；另一方面，飾演年輕導演的少年也陷入掙扎，他本應拿出麵包底下的刀行刺，卻認為暴力與自己的初衷相違背。正式開拍的那一刻，畫面定格在女孩措手不及的一瞬間──不是刀與槍，兩位年輕人選擇遞上了麵包與花。
這是一個太美好的觀影經歷，以至於日後再認識阿巴斯．奇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或其他相近風格的導演作品，都無法脫離《無知時刻》的影子。電影有意地演繹現實，模糊劇情和紀錄的分野，劇中人擺脫了過去伊朗革命時期的思考框架與暴力迴圈，既是無知又是純真，可動人之處也正在於此，猶如記憶可以和解，生命可以重來。而策劃這個單元，在紀錄片之中選映這樣一部劇情片的TIDF，更令我欽佩。
第二部片是中國導演張贊波的《大路朝天》，回到我所熟悉的傳統紀錄片領域，敘事卻宛如劇情片一般精采。張贊波低調隱藏自己的導演身份，長年參與建築工程，紀錄一條高速公路從無到有的建設歷程，竟拍出渾然天成的魔幻寫實感。建設發展引出底層扭曲的利益結構，拆房、抗爭、偷工減料、黑道介入樣樣都來，連神佛也請出廟，山河與歷史文物被破壞殆盡，滿滿的荒誕蓋過創作手痕，還藏了一個把片名倒過來唸的哏，是一部有話要說且毫不留情的批判作品。
我第一次看這樣的紀錄片，被震驚地說不出話來。那些割裂的豔麗畫面鋒利又危險，但丁的地獄、煉獄與天堂在此成為一則可怖的發展寓言，反手揹鏡的男人晃呀晃，走在杳無人煙的空城裡，鏡子照不出來的我們，都是魔獸的爪牙。
那年的影展主視覺正是這名反手揹鏡的男人，搭上策展核心精神「再見．真實」，頗有一番雙重解讀的趣味：紀錄片拍下的「真實」，是一種徹底的告別，或者再相見？如果真實終究無法觸及，並且藏於一道牆之後，那麼傳統的紀實紀錄片便像一扇門，試圖讓人開門進去一探究竟──即使觀眾踏不進那入口，仍能在外頭看著，說服自己已經一窺全貌。
或許，《悲兮魔獸》是牆上的一扇窗，觀眾或在牆外來回踱步、或把腦袋使勁往裡伸，看見的可能更少，卻有更多想像空間；再後退幾步，竟發現那牆其實並不那麼高──退得遠了，自然看見更多了。
初識TIDF那年，尚有許多精彩作品仍歷歷在目：《日曜日式散步者*》、《歡迎來扮家家酒》、《飛地》、《沒有電影的電影節》……其中，《奧斯陸少年有點煩*》（Brothers, 2015，原譯《挪威年少時代》）可說是最深刻的一部。
挪威導演阿斯洛．霍姆（Aslaug Holm）耗時多年紀錄兩位兒子的成長過程，一直到青年時期的他們希望停止拍攝才完成。「本以為好好教育孩子，就能使其成為更好的人。」這位母親在片中自言。「沒想到你們已經如此完整。」這些溫柔的注視與反思，最終細膩地呈現出兄弟、親人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更拍出時間帶走、卻也留下了的事物。
而焦點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則以《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 2004）探究非洲在全球化浪潮下的黑暗之心，歐洲無止盡的槍枝輸入帶來戰火，輸出漁獲的當地居民，卻在堆積如山的腐壞魚骨之間找食物──在這裡談論尊嚴幾乎是有點可笑的事，直叫我領略一個未曾見過的世界。
當雨貝風度翩翩地降臨映後座談，彷彿剛從續作《以朋友之名》（We Come as Friends, 2014）的自製小飛機走下，與觀眾分享這些漂流記，他是一名真實的漫遊者，將旅程中的相遇轉化成作品。有一些驚人的影像永遠留在那裡了，這是另一片大陸上發生的故事，真實而殘酷，但世界只是包容這一切，繼續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