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爆發的教育部評鑑指標風波對政大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幸賴政大校長及師生們屢次的抗議及折衝後，終獲教育部十一月六日以台高（四）字第○九二○一六○一八七號函復文，事情似終有轉折的現象，然此事件雖告暫時平息，卻仍隱含了與多值得深思之處。
這是因為社會問題的呈現，其中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透過指標的建構來完成。型塑一個指標並觀察其變化的情形，可以引導公共政策的決定者或是一般社會大眾來察覺社會是否出現了問題，並因此思慮是否要有適當的政策介入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指標的型塑及其變數的選取，往往是有意圖的作為，雖然其最後呈現的形式可能為簡單的數據或排序，但是它並非是客觀中立的存在，他往往隱含了許多操弄的空間，及政策意圖者的傾向。
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評鑑指標（國際論文數量）及經濟部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的大學技轉情況與專利數評比指標，都非常值得我們的重視。透過政府的強力介入，臺灣的高等教育正如同David Noble過去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的觀察一般（America by Design），正在進行一個設計的工程，只是我們做的更為不可思議。這個工程或將重塑我們的知識體系，並嚴重扭曲及狹隘了我們對於知識的認知。
如同許多評論指出，教育部高教司所發佈的大學評鑑指標由於過於粗糙，並嚴重偏科技及輕人文，已經受到社會廣泛的批評，然教育部長及行政院長過去在接受立法委員質詢時，卻仍然大力予以背書，這隱含的意涵就相當值得重視，其凸顯的可能是主政者欲以「科技立國」的強烈政策企圖。科技，在現今的社會已經宛如是進步發展的代名詞，而他對於社會的影響也往往是以正面的評價來予以陳述。然，真是如此的單面向嗎？我們的社會似乎是教缺乏相對的反思，因為科技的變革也往往帶來了社會結構及經濟生產關係的改變。
透過其所建構的管理模式，科技已經滲透入社會的各個領域，逐漸凌駕並摧毀其他的思維及生產體系，例如，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為了要增加工廠的生產量並節約成本，以工程師為背景的管理人員逐漸進入管理的階層，他們以科學為名，建構其管理的模式，而這套模式的最主要驅動價值就是效率，只要是符合效率，能夠增加產出，降低成本，並為資本家攫取更高額的利潤，就是好的管理。時序漸進，如同Jacques Ellul所言，這個價值幾乎已經成為我們社會「最佳、甚且是唯一的價值判準」。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工業化的社會已成為是大量生產的社會，如Lewis Mumford所論述的，多就是好，進步與否也皆是以數量來評斷。而這套邏輯思維也深刻的影響高教司的指標結構，越多的論文就是一種好的現象，至於論文的影響係數可以暫且不管，而論文重複計算的情況也可以大言不慚的以「國際慣例」來搪塞，反正我們就是要多。至於那些效率不同的其他思維與價值，在這套模式的運作之下，大抵被描述為「人的問題」，及「主觀的問題」，是必須被排除，列入邊陲的位置，並且要好好的自我檢討及反省。
至於經濟部的指標則是透過技轉情況與專利權的授與，欲將科學與生產結合，而這也是學術商品化的十足表徵。其實，技轉及專利權的背後，隱藏了私人公司的影子，經由這樣的鼓勵及設計（台經院的報告甚且要求教育部將此列入教授升等評鑑標準），意圖將學術研究與私人公司結合，這使得大學內的科學研究可能成為私人公司的研發部門，在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經費之下幫助彼等來創造利潤，進行資本積累，而這也就是「知識經濟」的核心所在－能夠促進經濟成長，協助資本家賺錢的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
上述獨尊科技及結合資本積累的知識模式，透過上述兩項指標設計，將相當成度侷限了我們對於知識的認知，並嚴重抹煞了社會及人文知識生存及成長的空間。其實，自然科學及社會人文科學在本質上即有所不同，如以Thomas Kuhn的典範觀念視之，社會人文科學至今是否已存在單一典範成形的階段，仍有許多的討論，而這也是社會人文科學難由單一指標來進行評鑑的主要原因。然典範的並未成形，是否就代表了學術上的落伍或是不成熟呢？這倒不盡然，對於這一點，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如Robert Friedrichs即主張社會科學雖然處於Kuhn所說的前典範階段，各種學說呈現互相競爭的現象，但這並不表示社會科學還未成熟，相反的，這正是社會人文科學呈現多元及可貴之處。
2003/11/21 發表於《政策論壇電子報》，8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