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2月12日）報載，台灣在由「德國看守」等環保團體每年評比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報告中，排名五十九。在六十一個評比國家中，只比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好些。在這份考慮溫室氣體排放（佔40%）、再生能源（佔20%）、能源使用（佔20%）、以及氣候政策（佔20%）四大指標的評鑑中，台灣的整體表現都不理想。
我們都喜歡和我們鄰近國家比比。就中國而言，中國（排名30名）在再生能源與氣候政策這兩項分別排名在25與10名，是整體中突出的項目。其中，再生能源的趨勢上，更是位列第4名。當美國放棄了自已在國際上的領導角色，而中國願意補上這真空時，它在國際氣候政策的排名，也就受到了肯定（第22名，相較於美國的60名）。
然而，在這份資料中，大家切入的觀點不同，會有不同解讀。我看到的是，在這份資料裡面，很清晰地將全球這些國家的表現區分成兩大群組，如果我們認同這份報告的四大項指標的話。第一大群組，以中國為代表，所有評比中的亞洲國家，除了日本都在其中；另一大群組是，以瑞典為代表（排名最佳的國家），基本是包含日本以及歐盟裡面主要國家，例如：德國、英國、法國等。這兩大群組的差異表現在國民所得（GDP）的成長，與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使用的關聯上。
台灣所在的群組，國民所得都逐年提高，同時，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使用上，也同步成長。相反的，歐盟所在的群組，雖然國民所得也在逐年提高，然而，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使用上卻反而逐年下降（或不再成長）。在所有亞洲國家中，只有日本能達到這樣「脫鉤」的結果。
評比到處都有，把它當作是一種健康檢查即可，了解自身狀況，並持續調整改進。對我而言，我在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兩大群組的產生？背後的意涵又是甚麼？對台灣社會而言，又能帶來怎麼樣的啟發？
基本上，我認為CCPI的數據反映的是：台灣的國民所得成長是建立在高碳排與高耗能的整體社會結構之上所致。這樣的社會結構包括：產業結構、電力系統、生活型態、與人民意識等等。當產業結構是以製造業且高耗能、高排碳為主時，無法脫鉤；當電力系統是仰賴進口能源，不願進行能源轉型時，無法脫鉤；當生活型態仍依賴低廉電價，能源使用效率無法提升時，無法脫鉤；當人民意識只是把氣候變遷當成考試要考的知識去相信與學習，而非當成是事實去行動與改變時，無法脫鉤。
在這個無法脫鉤的群組裡，我認為產業轉型、能源轉型、思維轉型是最核心也是最困難的國家轉型工程。目前，台灣在能源轉型上，已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於今年5月新修訂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6條中，明定「另規劃一百十四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推廣目標總量達二千七百萬瓩以上（27 GW）」，也就一般稱之為，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20%之政策目標。配合目標的推動，太陽能光電系統、離岸陸域風電逐次開展。即使如此，我們在CCPI再生能源項目中，不論是再生能源占比、發展趨勢、目標值等各個單項都是倒數的51到59名。顯然，國際社會認為我們努力還不夠。
至於產業轉型，我們在104年公布施行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中，第4條明訂「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之五十以下。」，這是2050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目標是有了，但我們已經準備好要面對30年後的未來了嗎？如果我們的認知是：這法規是那時候訂定的，誰知道30年後會是誰執政呢？時候到了再說吧！這如果是我們普遍的心態，那我們也很難苛責環保署。
台灣的短視近利是我們在推動氣候政策最大的阻力，因為氣候議題牽涉的是長期的影響非短期的利益。選舉是4年一次，氣候衝擊是零存整付，如果大家沒有共同的願景與看見，所得的就是目標有了，但都不是你我的責任，是30年後執政者的責任。
在上述三個國家轉型工程中，我認為思維轉型是台灣最重要的一項工程。讓台灣社會對未來有共同的想像，共同的願景，以至於不論是誰執政，都能一起朝這願景邁進。當這樣的一件事情可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時，大家就可以一起在各自的工作上去實踐減碳，從很小很簡單的隨手關燈到很大很難的產業轉型。
台灣需要的，是建立一個「願景實踐型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