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近日出現大批白衫暴徒，攻擊無辜路過的市民。這三兩天Facebook廣泛流傳來自村代表、新界村民的錄音留言，懷疑不少白衫人士都來自「元朗六鄉」的各條鄉村，不少市民矛頭都直指來自這些鄉村的原居民社群。
在香港，原居民被認為擁有特權。除了男丁丁權、永久土葬的權利外，新界大部分土地在第一次進行登記時，絕大多數均由原居民、原居民家族以祖堂形式持有或與原居民相關的家族持有。因應這些特權、加上新界傳統的歷史文化，令到新界鄉村原居民的形象和發展，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村落形態完全不同。
我們先重新認識新界原居民，到底是如何出現。今日的新界原居民主要分本地圍頭和客家兩大族群，前者主要是唐宋時期早已南遷的居民，以江西為主，亦有部分為客家人，這一批後來以圍頭話為主的族群，被認定是最早一批新界原居民。後來清代經歷為防止台灣明鄭政權的遷界和復界，圍頭回歸時，亦有一班客家人隨之來到香港定居。這些客家人有些向本地人以稻穀承租土地耕作和生活，有些則會在比較偏遠的地方生活，但隨著家庭人數增加，鄉村的擴張就與周圍鄉村起磨擦。
當年，在廣東地區的廣府、圍頭人與客家人的衝突很多，除了因為經濟活動而引伸的衝突，在香港更與本地人爭奪土地；而由於清末不少家族子弟都接受過軍事訓練，不少這些衝突演變成一連串的械鬥，清政府又無力處理爭執。這些家族與家族之間、由多條鄉村組成的「約」、「墟」之間的衝突，演變成華南地區大規模的械鬥戰場。
本地人與客家人的械鬥被稱為「土客械鬥」，出於保衛家園的決心，不少家族都會成立自己的「鄉勇」兵團，而且更會在圍村門口設立城牆和護成河，這些設施今日在部分圍村仍被保留下來。這些鄉勇兵團，隨著城市發展慢慢演變，變成了今日一些「地區勢力」，有些亦與本來慶祝神誕而組成的民間組織如青年會重疊。這些地區勢力因應土地利益分配，亦會與三合會合流，或成為其分支。
細說回頭，要重返17世紀的香港。當年英國人在1841年接管香港島後，雖然表明會繼續以華人傳統風俗治理香港，然而當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島正式成為殖民地後，為了跟隨英國本土「土地國有」的原則，要求地主將地契轉為英式契約。簡而言之，即是將以往的「永久業權」改為「批租形式出售」。現時香港島除了聖約翰座堂的土地屬永久業權外，所有土地均以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批租。換言之，持有地契的人士，除了需要向政府繳交土地地價，更要每年向政府交地稅，以體現土地國有的原則。
於是以屏山鄧氏為首的原居民「鄉勇」與英國政府爆發衝突，但由於實力相距懸殊最終衝突只維持六天後，逐村受降。其後時任總督卜力（即卜公）從寬處理起事者，政府在1900-1902年間進行了土地測量，並在1905年正式在新界設立「田土衙門」，接受新界地主以「集體官契」的形式，為持清朝地契的業主或家族（祖堂）進行土地業權的登記，並劃一批租75年（其後續租24年）。
然而，「田土衙門」所謂「衙門」，正正是它亦需要處理土地上的有爭議情況。當年不少客家人、非圍頭人在圍頭人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在明清年間，一幅土地實際的運作是「一田二主制」，土地業權由圍頭人持有，但上面的泥土和作物則由耕種者持有。殖民地官員無法理解這種一田二主的格局，於是田土衙門的官員，決定以實際使用者作為一種根據，將不少原本屬於圍頭人的土地，判給客家人。從此，客家人亦擁有了自己的田地，所以現時在新界的鄉郊，你會見到有些客家圍通常都是一定排開、位於相對偏遠的小路邊，通常都是客家村。
圍頭人被迫接受與客家人平起平坐，而在土地權益問題上，也開始成為利益的共同體。1923年，多個鄉紳反對政府擬推行之建屋補價政策，成立「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其後時任總督金文泰飭令「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改組為鄉議局，並賦予更多權力，例如民事案件的處理、宣誓等亦交由鄉議局處理。自始，新界原居民鄉紳的政治權力就不斷膨漲，即使到了今天，各鄉村的鄉事委員會主席仍為區議會當然議員，並在立法會擁有幾乎是當然的一個功能組別議席，形成了上層原居民的政治特權網。
不過，這些「特權」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鄉村，更不是所有「原居民」都可以享有。事實反而是，隨著政府政策的改變，一些特權和身份都可以轉變，這個「原居民」的身份，並不是一個完全以血統定義的身份，而是政治身份。
在1937年，香港政府將界限街以北、大帽山以南的地區劃為「新九龍」，雖然各村仍然由新界理民府管轄，但各村村民失去了建屋權。到了1957年，政府收回黃大仙竹園鄉（殘餘部分成為今日竹園聯合村）興建黃大仙徙置區（即黃大仙下、上邨），可是未有補償或安置農戶、商戶、廠戶，並以極低價錢收回私人土地。後來竹園抗爭愈演愈烈，在中國外交部和英國國會的斡旋下，倫敦下令殖民地政府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村民，例如以地換地、分配工廠大廈或舖位等，引入開耕費及青苗補償制度。
可是，這個被命名為「九龍十三鄉委員會」的爭議行動及組織，可謂功敗垂成。除了殖民政府廣泛設立街坊會分化村民，到了1965年清拆牛頭角村時，村長繆其安接受政府收地賠償建議並說服村民棄村，全村遷往徒置區油塘灣邨，接受賠償和安置，繆其安亦成觀塘街坊會的管理成員。毛始，政府就以牛頭角村的清拆作為九龍區鄉村的安排範例，即使部分居民在1898年前父系家族已在香港生活，不但「原居民身份」不再被承認，更以往的以地換地更不再在未來的九龍拆村中出現，與新界原居民鄉村必須「拆村賠村」的安排大相逕庭。
中英談判期間，新界鄉議局提出「認可鄉村名冊」，最終在《基本法》40條中所保障這大約700條認可鄉村的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然而，同樣有百年歷史、法理上同為新界的九龍十三鄉，卻被排除在外。無論是殖民政府到中國政府的視角，都只不過是將特權交予有政治能量的鄉議局、鄉事派，而不是以任何文化或血緣去定義這個身份。
由此可見，新界原居民的特權並不是一種完全以宗親或家族為單位而被賦予，亦不是考慮父系家族的居住年期為指標。不但香港島、九龍的原住居民，並未享有同新界原居民同樣的特權和地位，而且新界原居民的定義與身份，亦會隨時跟隨社會變遷而起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