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開始重視自身權利，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推動獨立工運的發展。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成就「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創立。同年（一九七三年）大東電報局自發成立職員會，並透過工業行動迫使資方簽署第一份勞資協議，為集體談判在香港的首例。「六四」後，不同行業的獨立工會共同組成「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為香港自主獨立工運大旗手，堅持推動在香港落實勞動三權，終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獨立工運即是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民間力量，是一種社會改良的健康力量。然而，無論對於行政主導和中央集體的體制來說，卻是一種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