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一以後，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前一段日子，更因政制發展問題而出現嚴重分化。人大釋法後，反對派不斷將問題升溫，有反對派議員提出要控制立法會的多數議席，然後癱瘓政府施政；呼籲100萬市民上街抗爭，向中央顯示實力，甚至「挑戰中央」。這種現象，已經影響到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令很多香港市民感到擔心。
根據一份報章做的民意調查，在支持雙普選的受訪者中，有九成二認為反對派應與中央政府溝通。民調結果顯示，採取與中央對抗的方式是不得民心的。所以，反對派開始改變態度，提出與中央和解的言論。先有劉千石呼籲民主派與中央各退一步，釋放善意，改善溝通；後有李柱銘在立法會提出「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致力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的動議，結果原動議及四個修正案均獲通過。
反對派個別人士突然想與中央和解，香港社會雖感詫異，不少人質疑這是反對派在9月立法會的選舉策略，因為反對派發覺選民反對激烈對抗中央的行為，希望他們與中央溝通，因此由一向強硬的李柱銘提出和解要求，以滿足選民。筆者不想揣測反對派的動機，只要反對派願意用實際行動與中央溝通，這對於香港社會絕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在期望中央的回應，球變成了在中央一邊。
中央一些官員對反對派的要求作出回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指出，有反對派人士勾結外國反華勢力，從事顛覆中央政府的行動，根本就缺乏和中央政府溝通的基礎；中聯辦發言人、外交部特派員也發表聲明，指願與各界、各方加強溝通，坐下面談，尋求共識，共創祥和。兩種言論不同，令人產生混淆，有傳媒更把事件政治化，說中央對此問題存有兩種意見。
筆者認為，陳佐洱的說法與中聯辦的聲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的言論並無衝突。因為兩方要溝通，必須先建立互信的基礎，反對派一方面表示要溝通，另方面又高呼結束「一黨專政」，試問中央又怎麼可能相信他們呢？
正當各方在揣測中央的取態時，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說法成為了最後的定調。曾副主席提出了三點：一是中央同民主派並非處於敵對的局面，所以不存在和解的問題，只是需要溝通；二是認同中央有需要與反對派溝通，但他同時強調，溝通要有基礎，就是要貫徹「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三是在合適的條件下和有需要時，中央願意與任何界別、任何階層人士溝通。6月23日（上周三）立法會通過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的動議後，新華社於翌日引述中聯辦負責人指出，有關議案與早前有議員提出要求民主派釋放善意，與中央加強溝通，這些要求都符合港人希望社會穩定和諧的願望，是積極的。他重申，包括持不同意見者，中央溝通的大門都是敞開的。
曾副主席和中聯辦負責人的言論，都顯示中央與反對派溝通的誠意。現在中央與反對派沒有溝通基礎，其實完全是由反對派造成。反對派過去不斷唱衰香港，阻撓政府施政，對於政府過去一年在立法會提出的法例草案，幾乎全部反對，使特區政府處於前所未有的弱勢之中。中央想香港好，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如果反對派願意放棄以往那種只顧破壞，不事建設的處事方式，以實際行動與中央展開溝通，筆者絕對相信，中央是十分樂意溝通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市民應該看到，中央為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犧牲國家的利益。中央想搞好香港，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反對派願意溝通，中央根本沒有拒絕的理由。
據報章報道，反對派在與中央溝通的問題上，也存有分歧。一種意見是堅決反對；另一種是支持溝通。筆者一向主張用溝通代替對抗，如果反對派人士真的願意溝通，首先就應該與特區政府溝通，向特區政府多提意見。行政長官在部分反對派提出和解、溝通言論後，在短時間內主動約見了他們，可以說是邁開了第一步。反對派如果真的想香港好，應該用行動表現出有溝通的誠意，下一步就自然能夠與中央溝通。筆者希望，日後的香港社會，可以用溝通代替對抗，共識代替爭拗，團結代替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