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讀書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李佩蓁報告〈洋行幾同化外——條約口岸制度與外籍華人的經營策略〉，與諸位學人分享初步研究成果。本次報告為李佩蓁的博士論文一部分。講演內容摘錄如下：
1842 年起，清朝依循與歐美各國簽署的國際條約及相關章程細則，陸續在境內增開條約口岸 (Treaty Port)。以往學者的研究，一是聚焦在開港之後，從商品和市場的變化，討論條約口岸的貿易規模與興衰。二是著重在地方的外事交涉，例如華洋商人貿易糾紛、教案，或是由船難救護事件而衍生的國際紛爭。這兩種研究取向的共同點是從外部（對外貿易、對外交涉）考察條約口岸的影響。
事實上，條約口岸對清代地方社會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對外開放。由於條約口岸的運作，必須由各種相應的政府機構，例如地方通商局、海關和外國領事館等，負責執行條約規定。以往學者將這套制度稱為「條約制度」(Treaty Port System)，此制也為清代地方社會投入新的變因。
首先，清朝在條約口岸新設「洋關」掌理西式船舶的進出口貿易正稅，《天津條約》再增訂內地貿易子口半稅。這二種稅目衝擊地方政府的商業稅收，主要是釐金與規費。其次，外國領事常駐口岸，通過行使治外法權，西方法律概念下的人身保障、財產所有權、司法裁判，也引入地方社會。一般而言，外國領事負責管理、保護「外國民人」及其財產，但實際執行相關業務之時，出現了持有外國國籍、遊走在中外法條灰色地帶的華人。他們跨越條約界定的「華民」、「洋人」分類，享受條約制度的保障，利用外國領事官的勢力規避地方官府的加派、商捐，也對清代傳統社會關係起了破壞作用。因此，1870 年代，已有清朝官員指出一些華民以洋人和洋行做護身符，為己牟利，「藉洋行為藏身之所，幾同化外」。報告人查閱檔案，發現一件在光緒三十年 (1904) 發生於廈門的「中外」商業訴訟案。
這起訟案的兩造是西班牙籍商人 Joaquin Malcampo（生卒年不詳，中文通常譯寫為「瑪甘保」）和閩商黃子德，訴訟起於光緒十二年 (1886)，延宕至光緒三十年結審。由於西班牙公使質疑清朝官員審案會偏袒華民，因此也出席觀審。這次開庭被稱為「廈門大會審」，成為當時的重要新聞。
瑪甘保本名為黃瑞曲，原籍福建同安縣錦宅村（今中國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錦宅村）。錦宅黃氏於咸豐年間參與福建小刀會起事，事後黃瑞曲逃往菲律賓，在當地經商致富，取得西班牙國籍，取西班牙名。同治末期，瑪甘保返回廈門，以西班牙籍身份登記開設瑞記洋行 (Malcampo & Co.)，從事貿易代理業務；除瑞記洋行外，他也經營錢莊、戲園、輪船航運，並代理保險公司。和瑪甘保互控的閩商黃子德之舅父歐陽瑞泉，擔任瑞記洋行的買辦，由黃子德擔任保證人。在訴訟案由中，瑪甘保稱歐陽瑞泉虧欠店銀，又有彼此買賣店鋪、房產的錢債問題，因而控告保證人黃子德。光緒二十六年 (1900)，廈門道判黃子德須賠還瑪甘保銀四萬元，黃子德拒不遵依。瑪甘保也不滿意賠款金額，又向西班牙駐北京公使上訴。
清朝外務部在光緒三十年指派江蘇補用道黃誥赴廈門審理。黃誥抵達廈門之後，除傳兩造訊問，又四處訪查、探詢雙方複雜的人際關係。這才知道，原來黃子德和瑪甘保是同宗兄弟，他是利用瑪甘保的外籍身份，處理自己的債務。黃子德和舅父歐陽瑞泉在廈門經營福和、逢其源兩家錢莊，兩店被人欠債約四、五萬兩之多，也負債達六萬餘兩，兩相抵銷下仍有虧損，只得關店。為追討欠款，他們與瑪甘保商議，設法將債權轉給瑞記洋行。
光緒十四年 (1888)，瑪甘保先向西班牙駐廈門領事稟告，稱買辦歐陽瑞泉欠銀不還；領事據此照會廈防同知。當廈防同知傳訊歐陽瑞泉，便趁機說：「開福和、逢其源兩號生理，因被人拖欠，以致倒欠瑞記行銀項，請就伊號被欠帳簿送交瑞記行代收抵還。」廈防同知便依此，將歐陽瑞泉的債權轉移給瑞記洋行。次年，瑞記洋行陸續稟請領事照會廈防同知，依恃外籍領事的壓力，向各號華商追討欠銀，最後順利追得一萬八千多兩。瑪甘保和黃子德平分此筆款項，決定以此為本金，開設瑞祥錢莊，交由歐陽瑞泉掌理。同時，黃子德擁有香港五座店屋，也擔心自己欠債被追討而遭查扣，便以自己欠瑪甘保銀兩為由，將香港產業假賣與瑪甘保，如此房產歸於「洋人」名下，清朝官員便無法處分。但黃子德又擔心瑪甘保將房產據為己有，私下立契要求瑪甘保不得私賣。後來雙方在經營瑞祥錢莊時發生衝突，瑪甘保在光緒二十二年 (1896) 以過去「假造」的債務控告兩人。
歐陽瑞泉被告之後，屢受提訊。1895 年以後，臺灣屬日本所有。歐陽瑞泉利用他在臺灣的人脈，取得「日本籍」身份，獲得日本駐廈門領事的保護，拒不出席審理，所以瑪甘保才只能針對黃子德提告。有趣的是，這件訟案檯面下其實是彼此有宗族、姻親關係的人際糾紛，在清代傳統社會中不乏此類案件；但檯面上，卻因瑪甘保等人利用了條約制度，以駐華外交人員向清朝官員施壓，看起來變成是中國、西班牙和日本之間的外交問題。在這則事件中，也可以觀察到華民對於所謂的「國籍」、「財產所有權」、「人身保護」的認識與操作。總而言之，這件案子提醒我們，晚清條約制度對地方社會的影響，還需更多元的思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