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向當局提出的建議，主要針對TSA的異化源頭，將評核維持在低風險水平，從而消弭操練文化，這不是當局提出將小六 TSA改為隔年舉行便足以見效，事實有前線教師已明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學校只會換一個操練模式：六年級集中PreS1（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五 年級集中TSA，但學生操練的頻度和力度不會減少，何況改善措施更完全沒有觸及小三。因此，在各項建議當中，我們除了要求當局廣泛諮詢、全面評估TSA引 起的流弊之外，更提出若全面檢討後，當局仍無法確保可遏止TSA異化，儘管其初衷良好，當局也應考慮全面取消TSA，避免操練繼續干擾教學，得不償失。
教協強調要遏止TSA異化，防止操練，皆因從問卷和訪談反映，小學生操練TSA，已達犧牲正常學習的地步，甚至影響情緒健康。我們嘗試以補充練習數量， 作為TSA操練的參考指標，發現學校不只集中操練小三及小六兩個應考年級，有兩至三成半受訪小學，甚至為小一學生購買補充練習；而且推算每名學生在小學階 段，因TSA平均購買的習作達16本，當中未計算從網上下載的練習、學校指定的一般補充習作，及家長額外購買的補充練習，若加起來數量可以相當驚人。
補課時間是另一個參考指標。學生補課在TSA應考年級尤其顯著，小三及小六學生每周平均分別增加5及5.6個教節來補 課。學生年紀小小，已要在課前課後、小息、午膳、學校假期，甚至犧牲學科及課外活動時間為TSA補課；而學校的教學內容、進度和校內試安排，也跟隨TSA 的模式作出變動，將題目及題形的操練變成教學。這是當局堅持TSA仍屬於「低風險評估」的應有現象嗎？是甚麼原因，令這本意為低風險的評估，變為操練學生 的指揮棒？
TSA之所以變為高風險，教育局可謂是始作俑者。當局未能自我約制不濫用評核數據，是令TSA偏離「學生不用特別準備」 的成因之一。從校長和教師的訪談發現，教育局人員上至視學、自評外評，下至與辦學團體或學校管理層的一般接觸，若要評斷學校表現，最順手拿來比較的就是 TSA成績，學校怎能不嚴陣以待？校董會接收錯誤訊息，還會以TSA成績來評鑑校長或教師的表現，不少學校因此形成了層壓式的操練壓力。所以，要解開這個 結，應從教育局自身開始。我們提出，教育局應就如何正確使用TSA數據制訂內部守則，要求各級人員及學校嚴格遵守，特別是外評隊伍不應側重TSA成績的單 一標準來評定學校表現，同時也要檢討應否向學校發放總合格率這一類促使各校互相比較，但對自我完善教學沒有實際效用的數據，讓TSA保持在真正的低風險水 平，才能堵塞盲目操練的缺口。
此外，TSA始於2004年，當年正值小學學生人口下降和縮班殺校的高峰期，超額教師每年數百，學校本已人人自危，在此 敏感時刻引入成績評核機制，即使教育局沒有明言，但實際在分配學位，系統評估的表現會成為參考指標，難免觸動學校和教師的神經，本來屬低風險的學生成績評 核，立刻變成學校存亡的極高風險指標。雖然，近年小學人口下降逐步放緩，但教育局一日不明確澄清，TSA與學校派位絕無關係，而縮班殺校政策又一直持續， 學校又怎能輕易放下這個背了多年的沉重心理包袱？
TSA的考核內容和成績越來越艱深，也是學校催谷學生的另一個原因。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曾作深入研究，指TSA 評核內容越出越長、越出越深，評卷也挑剔，有刁難學生的傾向，已超越測試「基本能力」的範疇。試想想，小六甚至小三的幼童，要在限定時間完成既大量又刁鑽 的題目，教師不加強操練題型，學生單憑「基本能力」又怎能應付？學生為了達標及爭取好成績，被迫犧牲正常學習甚至課外時間，學習動機和興趣不斷被蠶食，甚 至影響情緒健康，可謂得不償失。因此，我們要求當局立即檢討TSA試題的難度、長度及內容的普遍程度，避免因試題過長過深而衍生不必要的操練。
教育局對本會的部分建議回應正面，包括在試題程度、題型設計、抽樣及發放回饋資料等方面進行檢討，避免學校作個別比較。 不過，本會重申，儘管TSA早期設計意願良好，但回到教育前線，學校和學生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大，操練已滲透至小一幼童，必須設法停止。教協將全力爭 取，當局透過認真檢討和改善，消除學生TSA的應試操練，但若改善不果，無法消除評核帶來的異化，當局便應從現實出發，考慮全面取消TSA，將小學教育重 新導入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