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衛星電視產業曾經灸手可熱。
今年八月初有多家衛星頻道因未能獲續發營運執照而停播。
衛星電視事業是以衛星為載具，傳輸影像聲音，提供節目給收視戶或有線電視業者的一個行業。一九五七年前蘇聯人造衛星Spanik升空，人類進入衛星時代。一九六零年代衛星從軍事轉向廣播用途，東京奧運會的電視轉播即為濫觴，一九七五年美國ＨＢＯ公司以衛星傳送電影節目結合衛星和有線電視系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產業營運模式。
台灣地區在一九七零年代初架設衛星地面站，轉播國際資訊和電視節目訊號，當年風靡國人的少棒熱潮，即得助於衛星轉播。一九八七年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透過百合衛星提供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節目，台灣地區民眾架設碟型天線（在台灣視其大小，俗稱「小耳朵」或「中耳朵」）接收ＮＨＫ的溢波訊號，衛星傳送的電視節目自此穿堂入室，進入台灣地區家庭；一九九一年香港衛視（Star TV）開播，把中文節目訊號送進台灣。根據估計，一九九零年時台灣每四十九個家庭即擁有一具碟型衛星天線，全台灣裝置數量約四十萬具，接收衛星節目的電視戶數目超過百萬，曾經是當年亞洲直播衛星電視設備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但好景不常，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和衛星業者聯手之後，曾經炙手可熱的直播衛星產業，反而逐漸式微。一九九二年香港業者ＴＶＢＳ租用衛星傳送節目給台灣有線電視系統，本地始出現有規模的衛星電視業者。隨著一九九三年有線電視法立法，有線電視產業版圖擴張迅速，直播衛星產業經營則越發困難。至二零零三年為止，全台灣電視收視戶訂購有線電視的比例為85%，但是訂購直播衛星的收視戶則僅有三萬餘戶，僅佔視戶總數1%以下。因此台灣的衛星電視產業的經營模式，以「企業對企業」（Ｂ２Ｂ）為主，僅極少數是「企業對閱聽人」（Ｂ２Ｃ）。
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台灣地區原本的威權統治體制鬆動，在解除戒嚴媒體之後，媒體產業發展主導權逐漸移轉到企業集團手中。和信、東森（當時稱為「力霸」）等企業集團跨足經營系統和節目供應事業，並透過垂直、水平以及跨產業整合策略，將逐漸收編本地有線電視系統。一九九九年衛星電視立法完成，除了原本的和信與東森兩大企業集團之外，企業集團如太平洋電線電纜、國產實業等先後投入本產業。衛星電視產業一方面被跨國和本地企業集團併購，另一方面業者本身也進行垂直和水平整合。例如本地最龐大的一家衛星團業者，即為系統業者所擁有，這個集團擁有十家公司、十六個頻道。二零零零年以來，台灣地區若干媒體市場亂象，例如有線電視斷訊、節目搭售、頻道聯賣以及換約糾紛等，都與上述產權集中趨勢有關。
市場產業資料是政府管制產業的基礎，但台灣過去數十年電視管制機構的數字管理卻不彰。原因在於：過去在國民黨長期威權統治之下，媒體組織與黨國結構不分、媒體數量有限，媒體管制重點在於訊息內容，因此媒體管制機構不需要、也不會想要過問媒體市場資料。解嚴之後，官僚體系重內容管制、輕結構管制的傾向依然未改變，市場資料付之闕如；另一方面，業者往往將財務資料視為營運機密，加以本地企業普遍有「內外兩本帳」，正確財務資料難以取得，因此瞭解這個產業十分不易。
本文數據來自於二零零三年底衛星管制機構委託學者所做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本地「持有衛星節目頻道播出執照、並在最近兩年內持續營運」的五十家衛星頻道業者，數據則來自會計師簽證後繳交管制機構的二零零二年財務報表。
如以二零零二年匯率3.5元台幣兌換一港元計算，台灣地區衛星電視產業資本總額計為53.9億港元。平均每家業者的資本為台幣1.09億港元；若以頻道計算，則每個頻道的資本額約為台幣0.61億港元。前四大公司之資本總值為二十三億元（42.8%），平均資本額為5.89億港元；前八大資本為台幣39.6億元（佔73.4%），平均資本額為4.94億元；前八大外之頻道商擁有資金共計14.3億港元（26.6%），平均資本額為0.4億港元。
產業者共僱用了7,444名全職員工，僱用人數最多的公司有一千五百名員工，最少的只有一名員工；平均每個公司有一百四十九名員工。以頻道計，平均單一頻道僱用八十二名員工。前四大公司共僱用4,012人（53.9%），前八大公司則共僱用5,863人（78.8%），前八大平均僱用人數為四百三十一人（或平均一個頻道一百三十四人）。前八大以外的小公司平均僱用三十九個員工（平均每個頻道廿九個人）。大公司員工約是小公司的十一倍。
本地衛星業者二零零二年營業額總計為65.6億港元。營業額最高的四家公司（包括東森華榮、聯意、年代和三立等業者）共計10.4億港元。若以營業額前八大佔為14.7億港元（78.7%），而非前八大的小公司營收總數則佔21.3%。若以頻道計，則頻道營業收入平均為台幣0.79億元。
分析個別公司收支能力，財務報表顯示盈餘的業者有廿六家公司（51%），處於虧損狀態的公司有二十五家（49%）。受調查對象之年度盈餘計為台幣2.74億港元，平均每家公司盈餘為0.05億港元。
業者平均成本佔營業收入66.4%，營業費用則佔27.2%，兩項成本合計93.6%；平均業外收入約佔5.5%，平均業外支出為7.5%。收支相抵之後整個行業平均稅前純利為4.1%，稅後純益約為 2.6%。營業額最高的前四大公司稅前平均虧損為0.61%，前八大公司稅前平均收益為5.17%；前八大以外之公司稅前平均收益為0.4%。
但從公司營業成本與支出比例觀察，所有業者之營業成本比例都很相近，約為營業收入之65%。大型業者管銷成本明顯偏低。以營業收入最高前四家公司而言，營業成本佔收入 66.7%，營業費用佔23.7%，這兩項成本合計為90.4%；收入最高前八大公司平均營業成本營收 65.1%，營業費用佔22.5%，兩者合計為87.6%。但其餘小型公司平均營業支出為70.9%，平均營業費用43.9%，兩項成本合計114.8%，平均成本超支接近15%。小公司由於營業費用偏高，業內收支通常無法保持平衡。小公司營業費用偏高，或與本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小公司收取上架費有關。所謂「上架費」是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節目供應業者收取的頻道使用費；若干小型頻道業者不但無法收到節目授權費、還要向系統業者支付額外費用，這種業者口中「一條牛剝兩次皮」的制度，正是系統業者垂直和水平整合之後所造成的市場力所致。二零零二年支付上架費的頻道約十三個，佔所有業者26%，繳交上架費的頻道以股市和民俗頻道為主。根據不完全統計，上架費佔營運成本用35% 至 70%不等。而上架費也只是系統業者掌控制頻道冰山一角。
無論規模大小，衛星電視業者的業外收支比例都偏高。大型公司因轉投資或償還外債本息，業外支出比例相當高；前四大平均業外支出高達12.1%。另一方面，前八大以外的小型公司之平均業外收入達18%；這個數字顯示，小型頻道商因為入不敷出，可能必須靠募款、捐贈和出售固定資產等手段，俾能填補財務赤字。股市頻道則無廣告收入，是靠觀眾加入股友社為主要財源。宗教頻道業依靠捐贈的現象尤為顯著，例如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佛教電視台一年的營業收入為0.83億港元，業外收入則達2.03億港元，為全年營業收入之2.45倍。另一家佛教電視台整年營業收入只有201萬元，業外收入卻有4,223萬元，業外收入佔營業收入二十一倍。業外收支比例偏高，顯示這些業者體質不佳。
台灣的衛星電視產業發展迄今，已經形成雙峰結構。大、小型業者在資本、人力或營業額方面存在明顯落差。大型公司多為國內外財團有垂直和水平整合關係。且前八大公司擁有75%左右的資金、人力、或營業額。前八大以外則多為單一頻道小公司，家數雖佔84%，但資本額、員工數和營業額總數，卻僅佔整個產業25%。業外收支比例高顯示產業體質不佳，小型衛星業者外部成本過高，更彰顯這些業者的營運困境。
回顧七十年代，當衛星和有線電視還是新傳播科技時，學者們對於這些新傳播科技寄予厚望，認為新科技有機會打破社會經濟結構宰制，進而創造多元管道與內容。然而，台灣地區衛星電視產業自十二年前發展迄今，縱使營運初期曾經帶來繁榮假象，但終究不免被現有企業或媒體集團收編、或宣告終結，情況並不如當初預期樂觀。台灣衛星電視產業未來是否能夠百花齊放，有待繼續觀察，此一個案似乎顯示，吾人看待傳播新科技濟世，除了樂觀、猶須帶上若干審慎。
二零零五年七月底，正值第一批衛星電視六年營運執照屆滿，六十九家頻道申請執照更新。新聞局衛星電視審議委員會經決議，停發其中七個頻道的執照。
由於過去政府各項廣電換照程序均為「行禮如儀」，此次管制機構一反成例，要求不符換照標準的頻道退場，固然讓主張媒介改革的學者／民眾叫好，但廣電媒體首度出現有業者退場，不免引起業界關注，其中集團化經營的頻道業者議論尤多。
台灣衛星電視產業長久以來面臨失靈。「結構影響內容」，許多論者關注內容品質的日趨低下，卻未必見到市場結構對內容的作用，政府也從未啟用結構管制權力。
此次政府的退場機制雖然啟動，但這項機制是否能夠導正市場機制運用？使傳媒競爭熱度消退，從而回歸市場秩序？值得我們繼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