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30日，曾被日軍俘虜的港督楊慕琦從沈陽戰俘營重返香港，執掌港英政府。但在直到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的半個世紀中，港英政府為了配合國際敵對勢力對共產黨“不抗日”的污蔑，一直不承認二戰期間曾配合盟軍英勇作戰、深入集中營營救英軍戰俘、長期支持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一支神秘抗日力量，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使得許多香港人並不知曉。
抗戰八年，香港由於特殊的地理及條件，受到的影響是從1941年12月開始，維持整整三年零八個月，日軍占領香港後，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大批文化人士所處情勢緊迫。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以及周恩來同志對此十分關切，相繼以特急電報指示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和八路軍、新四軍駐港辦事處，要求盡一切努力營救、轉移困留於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1942年1月上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即東江縱隊前身）開會研究緊急營救方案。在東江抗日游擊區與港九地區之間，開辟有兩條秘密的軍事交通線：西線，即陸上交通線，從青山道經荃灣、元朗、赤尾，進入寶安游擊區；東線，即水上交通線，由九龍經西貢村、沙魚湧、淡水，進入惠陽游擊區。
為確保途中安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兩條軍事交通線上分別設立了多處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員作向導，由便衣交通隊分批分段護送。1月9日晚，第一批化裝成難民的文化界人士數十人到銅鑼灣上了小船，在拂曉前乘日軍哨兵換崗之機，衝出敵人的封鎖線，在九龍悄然上岸。幾天之內，在香港的幾百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就這樣安全轉移到九龍交通站。
這場秘密營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壯舉，從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計起到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11個月。他們神奇地從香港島“消失”，沒有一人被捕。中共十多個省市的地下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數以千計的無名英雄，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英勇機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榮任務。根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屬共約有800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張友漁、胡繩、範長江、喬冠華、於毅夫、劉清揚、梁漱溟、千家駒、黎澍、戈寶權、胡仲持、韓幽桐、廖沫沙、黃藥眠、胡風、沙千裡、高士其、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馬文森、袁水拍、華嘉、張文、沙蒙、金山、王瑩、於伶、許幸之、郁風、葉淺予、胡考、丁聰等。與此同時，由中共地下黨員護送或提供安全路線、路過東江轉去大後方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有：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南京市長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電影皇後”胡蝶等。這次大營救，除了營救出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界人士外，還有數千名工人、學生和各國留港人員以及被日軍俘虜的英國、加拿大、印度、美國、蘇聯等國籍的國際友人，在全國、在海外華僑乃至在國際上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次香港營救任務之艱巨、規模之大、時間之短、營救人員之多，不能不說是軍事交通史上的一個奇跡。為此，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受到中共中央通電嘉獎。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一文中稱，這次營救組織“難以想像的仔細周密”，說這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營救工作富有傳奇色彩，如從啟德機場營救英國戰俘。負責營救任務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第三大隊短槍隊隊長江水在與隊員研究如何先行偵察情況時，隊員廖添勝主動請纓：“我在香港長大，曾經多次在機場做工，對地形熟悉，又會講幾句英語。”江水同意讓他深入虎穴。為便於進出機場，他要廖添勝化裝成香煙小販。廖添勝很快就同機場修路的民工混熟了，他以賣煙為名偵察，終於發現機場南面有一條臭水溝流向一個涵洞，洞口直徑近一米，洞裡水也很淺，完全可以爬進去，下水道的出口則在海邊。這一發現讓江水等人十分高興。
第二天，江水吩咐廖添勝再次摸清敵人巡邏的規律和被俘英軍的作息時間，並要他告訴英軍戰俘，游擊隊會救他們，要他們依照約定的時間行動。到了午夜時，賴章、廖添勝等4位隊員埋伏在下水道出口兩旁，江水帶隊員在較遠處接應。沒有多久，廖添勝便聽到水聲，隨即見到有人爬出來了，可是只有兩個英國軍官，問上午接頭的那個高個子湯姆生，他帶著歉意說：“我們兩個先打頭陣，如果不被日本人抓回去，他們才放心，今晚就會有大批人出來的。”當日，這兩名英國軍官就被水上交通船安全送走了。到了晚上，在下水道出口接應到的又只是兩名中尉。顯然，他們還是半信半疑，實在過分小心了。第三天晚上，江水短槍隊再去接應時，看見有日軍在水道出口處的海邊巡邏。事後打聽，原來日軍發現少了4個戰俘，跟著就把下水道的涵洞封鎖起來。江水的短槍隊也就不能利用這條信道營救啟德機場的戰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