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說過，梁錦松Ｏ二年的首份預算案尚算溫和，沒有為滅赤而全面加稅，甚至出乎意料地花掉六十多億向市民「派糖」，只有公務員因減薪而深感不滿。這不是因為他厚公眾而薄公僕，而是他瞭解到市民對公務員的「高薪」怨聲載道，不能馬上叫大眾承擔滅赤「責任」。於是梁錦松「攘外必先安內」，第一年（Ｏ二年）從政府內部做起，下令集體減薪。若赤字依舊惡劣的話，才著全體市民逐步承擔滅赤重任，先在Ｏ三年收回金融風暴後給予公眾的減稅寬免，繼而推行銷售稅等最惹爭議的稅種。
一般而言，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是由參考私人機構的「薪酬趨勢調查」而釐定。可是特區年代的經濟大起大跌，衰退與復甦更迭，令調查變得不合時宜，有著一年「時差」。當樓股泡沫與科網泡沫在九七年和ＯＯ年分別爆破，經濟陷入了衰退，調查卻仍按照泡沫時期的標準，建議公務員在九八和Ｏ一年加薪。結果可想而知，公眾兩度嘩然。此外，正如前面所述，私人機構僱員多是集體凍薪，「減價」壓力只由個別員工承擔，因此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必然是輕微下降，反映舊有員工大多只是凍薪，只有小部份人薪水被減。舉個例說，不少文員在凍薪後每月繼續賺取一萬多元，跟金融風暴前沒有兩樣，只是工作量和上班時間增加而已（詳見圖解五）。若果他們在外面另找同類工作的話，月薪卻隨時低至八、九千，因為文員的「市價」在「減價」壓力下已大跌，薪酬「趨勢」則未有大變。故此除非政府展開多年沒做的「薪酬『水平』調查」，查看文員的「市價」跌了多少，否則每年按「薪酬『趨勢』調查」的數字，只會反映大多數留在原職的文員薪酬被凍結在一萬多元的高薪，無法顯示其薪水比「市價」高出一截。
無論如何，由於Ｏ一年經濟再次下滑，幾可肯定翌年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是負數（始終有小部份企業會集體減薪），於是政府趁機在戰後首次削減公務員薪酬。預算案公佈前一個月（Ｏ二年二月），梁錦松向公務員工會表明其意，但雙方卻鬧翻，一些工會希望政府暫時凍薪，以經濟復甦後放棄加薪作交換，個別工會代表則痛罵庫務局長俞宗怡的言論是「不知所謂」，手法「卑鄙」，事緣俞宗怡曾說連同通縮在內，公務員實際已加薪兩成。工會還警告政府減薪將引起法律訴訟，因為《基本法》第一ＯＯ條規定公務員的「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條文的原意是安撫人心，保證主權移交後香港將一切不變（類似保障個別團體如新界原居民的條文著實不少），只是一眾《基本法》起草委員活在高通脹的環境太久，大概未有想過世上有通縮這麼一回事。於是公務員得到護身符，指減薪是「服務條件低於原來的標準」。
一個月後，梁錦松公佈首份預算案。但他不待「薪酬趨勢調查」完結，便先行假設調查結果是－４．７５％，並計劃十月厲行減薪，令事情火上加油。工會斥他破壞互信基礎、打擊士氣、沒有按機制行事云云（其實曾蔭權在九九年時，亦同樣不待調查結果便先行決定凍薪，但後來的調查結果卻是負數，即公務員應減薪）。他們還指減薪省下來的六十億元，悉數用作紓解民困，等於犧牲他們的利益去接濟大眾，對滅赤毫無幫助。可是對梁錦松來說，這樣做既滿足商界要求公務員減薪一成的呼聲，做到「攘外必先安內」的第一步，也藉著「派糖」而掩住低下階層的呼求，使其民望上漲至個人新高。
預算案公佈後，高官欲安撫下屬。可是工會代表並不領情，他們一邊遊說政府轉作凍薪，或要求成立仲裁委員會定奪，另一邊則籌措逾百萬打官司，尤以紀律部隊最落力。到了五月，政府公佈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高層減薪４．４２％，中低層則要減不足２％，幅度皆低於梁錦松在預算案中假設的４．７５％。一些中低級官員甚至可以藉年資遞增而補償被削去的薪酬，一減一加下仍有些微進帳，使梁錦松預計可節省的開支劇減一半。這次調查結果，既暴露調查方法有所缺陷（薪酬趨勢難反映薪酬水平大降），也令各方矛盾再起－－商界和不少市民固然不滿減幅太溫和，公務員工會之間也為立場鬧分歧，文職的想妥協，紀律部隊則極力頑抗。
另一個爭議之處是減薪形式。由於勞工集體談判權在中國收回主權後，已被臨時立法會廢掉（即所謂「還原惡法」），因此工會無權代表十八萬同僚跟政府討價還價，任何一位公務員皆有權不遵從工會和政府達成的減薪協議，於是政府欲以立法形式來規限所有公僕。不過有人質疑這種做法於理不合，也無補於事，公務員仍可根據《基本法》來訴諸法庭。最後政府在五月底堅決按照調查結果「立法減薪」，工會則動員了三萬多人在七月初遊行抗議。遊行後四天，民建聯改變初衷，繼續「保皇」，減薪法案總算在立法會過關。
然而爭議並未就此結束，各方開始爭辯來年（Ｏ三年）的薪酬安排。公務員當然希望別再減薪，紀律部隊更已派代表入稟法庭，以求推翻通過沒多久的減薪法令，商界和經濟學家則繼續力主大幅減薪。夾在中間的董建華一邊承諾不減長俸和任內不強迫裁員，一邊繼續削減開支，第二輪「自願離職計劃」（俗稱「瘦雞餐」）火速上馬，計劃年省五十億，連政府資助機構也紛紛節流。到了Ｏ二年底，梁錦松為滅赤準備加利得稅，可是商界明言政府要先節流，他們才肯接受。這時候，儘管紀律部隊工會矢言抗爭到底，斥商界要脅政府，但礙於形勢，其他工會已經軟化，只希望政府按照調查結果去釐定減薪幅度，別減太多。
踏進Ｏ三年，董建華率先宣佈問責高官減薪一成，並再次暫停招聘公務員，紀律部隊不再獲豁免，而政府亦停止「薪酬趨勢調查」。這時社會盛傳梁錦松將在三月公佈的預算案全面加稅，要全民肩負滅赤擔子，公務員凍薪變得渺茫，所有政黨皆轉為支持減薪。如此一來，剩下的問題便是減多少而已。由於《基本法》的規限，公務員薪酬最多只能減到港英末年的水平，但怎樣才算九七年的水平呢？商界認為應把通縮計算在內，一共減薪兩成才對，但政府怯於訴訟挑戰，只好按表面數字減薪６％，年省七十多億。偏偏這時再起波折，親共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突然拋出「零三三」方案，即Ｏ三年凍薪，Ｏ四年一月先減３％，Ｏ五年才減去剩下的３％。這個建議使不少人覺得政府可欺，莫不嚷著利得稅和薪俸稅也要分期去加。最終「零三三」方案得到各黨派支持，在預算案公佈前（二月廿一日）匆匆拍板，爭拗告一段落。
經歷一年多的減薪風波後，公務員士氣跌至谷底，商界、經濟學家和不少市民也不甚滿意，嫌減得太少，梁錦松的滅赤大計則受工會和法律所限，幫補赤字的效果打了折扣。此後誰也不敢向公務員福利部份（如公務員可享子女到海外升學的津貼）開刀，以免再起事端，反正赤字危機在Ｏ三年後已過。至於減薪訴訟則在法庭內爭辯不休，工會和政府還要糾纏多兩年，直至終審庭宣判政府勝訴才告終。總括而言，公務員減薪令社會嚴重內耗，全都是輸家，沒有人滿意，但這不是唯一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