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少齊居士（一九○七～二○○一），江蘇如皋人。早年於泰州、金陵佛學院研究佛學。在泰州光孝佛學院及南京毗盧佛學院授課。一九四九年來台，熱心推動佛教文化，創辦覺世旬刊社、建康書局（益華文具行）等。對《大正藏》在台影印，出力甚多。由於他對佛教貢獻良多，佛光山將他列為功德主。
南京毗盧寺的二當家爽亭法師，因內戰避難到台灣。那時人地生疏，他就自費在台北成都路，開了「益華文具店」專門流通佛教的書籍，後來更名為「建康書局」。自己並改名為張少齊。
張少齊居士一九五七年創辦《覺世》旬刊，專門報導海內外佛教的各種活動消息，接引無數人信佛、學佛，乃至出家。對早期台灣佛教的振興，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德。創刊的第一期，就請我做總編輯，我感念他對弘法的熱忱，就樂於接受，只是那時我除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外，還編《人生》雜誌，所以我向張居士表明，不能長期負責《覺世》旬刊的編輯工作。
雖然如此，我仍是一期一期的編輯下去，一直到一九六二年，《覺世》旬刊已發行到一百八十期，張居士堅持從一百八十一期起，全權交給佛光山接辦，由我接任發行人。
我跟張少齊居士相處，就像是家人一樣，都稱他「少老」。他跟家師是同輩，我記得我出家時，他是南京毗盧寺的二當家，家師在南京棲霞山寺是三當家。後來，他在台灣要籌募五萬元，預備開「新文豐印刷廠」，想找十個股東，每一個人五千元，他希望我能參加，並選我擔任常務董事，請一位為人正派的劉修橋居士擔任廠長。
但是兩、三個月後，他覺得開印刷廠，不是一個外行人所能勝任的，於是張少齊居士與我商量，想把印刷廠送給劉修橋居士去經營，只要他用心印行佛經，弘揚佛法就好了，當然我也沒有話說。不過那個時候出五千元，加入他的股東，對我而言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大事。後來，在台灣的出版界中，新文豐的佛書可以說是源源不斷地在出版。
張居士對佛教的文化事業是很有心的，他跟孫張清揚女士表示：「中華民族歷代帝王都曾經刻印藏經，但是到了民國，卻無人發起推動，佛教傳統文化就這樣沒落，實在令人傷痛。」於是孫張清揚女士變賣身邊所有首飾，向日本請購一套《大藏經》，並透過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請駐日大使董顯光先生，從日本以專機將《大藏經》運送回台灣。就交由新文豐印刷廠來印行，中華佛教文化館負責發行，由南亭法師擔任《大藏經》環島宣傳團的團長，找我做領隊。
我組織了宜蘭念佛會的二十位青年，開始環島布教四十天，為《大藏經》宣傳，共計推廣了五百部《大藏經》，這在台灣文化不發達的時代，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我在編雜誌，他也幫忙寫文章，我們一直保持聯繫，也常請我到他住處用餐。張居士的學生張若虛，娶了一個太太是日本人，就好像他的兒媳一樣，做的素食真是像美學藝術一般，口味特別，我也很歡喜到他那裡去吃飯。倒不是想吃他的美味，而是少老對我的一番盛情，對我的關懷，讓我很是感動。
早年張少齊居士所建的琉璃精舍，號稱「地下叢林」，因為張居士素與佛教大德來往頻繁，許多教界紛爭都是在該處攤牌解決，經常車水馬龍，但是到了晚年，卻門前冷落車馬稀。
我說：「少老，你當基金會的董事長，對你而言有沒有，都不是重要，但是你給了聖嚴，他年輕，必定能對佛教有所發揮。你是一位對佛教這麼熱心的人，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樂意成就呢？」他沒開口，就沉默了。但是後來聖嚴法師真的就做了董事長、農禪寺的住持，發展法鼓山的事業。
少老他對佛教的掌故、過去的往事，經歷很多，每次跟我談到金山、焦山、棲霞山，那許多的長老的行儀，我都聽的津津有味。他說：「我覺得自己的業障重，不能在佛教裡面發心，希望你能可以把佛教發揚光大，我會盡一切力量，幫助你。」我可以感受到他對我的真誠，這些話是真正從他心裡說出來的，而不是客氣話。
後來他建議孫夫人，把永和中正路上的一間房子送給佛光山，就是現在重建後的永和學舍，這就要感謝張少齊居士的因緣了。
我一直感念他熱心為教的種種貢獻，真可說是台灣佛教文化的源頭耆宿，及肯得接受我的建議，讓聖嚴法師做了董事長。所以後來他晚年，我在美國為他找了一棟房子，作為他安養天年之用，他真的也活到一百歲，也算高壽了。張老居士自己也著有《金剛經靈異錄》，也曾禮拜《藥師經》，獲得燈花舍利，可以說，是一位非常虔誠精進的修行者。
一九八二年星雲大師將《高麗大藏經》借給新文豐公司影印出版，台灣從此流通。因此每部《高麗大藏經》前頁寫著「本書承佛光山星雲大師惠借影印謹此致謝新文豐出版公司謹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