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時代，棒球除了是運動也是人格教育的具體實踐，當時棒球非關國家民族大義，卻是人生行為準則的投射，球場上的道德也是行走社會奉行的準則。 總之，人情因素甚至小賭怡情與台灣的棒球文化本就緊密結合，而棒球更是人格道德教育的實踐，兩者之間更有道巧妙共生的界限，一切的取巧都以不能作假為原則，這些都由社會文化的生活特質形塑而成，並且根植於日常生活中。
對於球員而言，那也是一個球打得好，其他都可以不重要的時代，球員的養成過程中，可以放棄很多事，包括第二專長的培養、人格道德教育，而評量他們的唯一標準，則是懸掛於胸前金牌數量。然而，金牌選手之路，未必是坦途，許多人放下球具離開球場後，另覓新生命，有的順利轉型，棒球生涯成了人生奮鬥的基礎，有的則在外誤交朋友，自此沉淪。甚至，打球之人的單純遇上與賭球之人的邪心，勾結之事因此產生。 過了二十年後，台灣終於有了職棒，但終究不是一份安穩的職業，球員運動生命有限，轉業又無其他專長。賭徒的居心叵測，利用棒球員的人情網絡，甫下場的球員，在朋友熱情邀約下，往往下一刻便置身酒國當中。這也是十幾年前，筆者曾經身為聯盟工讀生的經驗所親眼目睹。此後威脅利誘終至不可自拔。
人情網絡與人情味甚至小賭怡情，都是筆者在多年採訪棒球老前輩的過程中，所深刻感受到的台灣棒球特質，這原本是無傷大雅之事，卻在一九七零年代後逐漸變質，棒球運動與人格道德教育的關係漸遠，單純的球員被利用為犯罪工具，無法割捨的人情關係奠基於棒球運動的歷史文化特質，在今日卻成為不法勾當的網絡。 人情雖說割不斷，但涉賭、打假球，終究有違職業運動的道德價值，筆者認同所有利用防弊制度所建立的管理措施，甚至提升球員的薪資，但更相信林華韋教練對於球員教育的關注，林教練苦口婆心的勸戒每一個即將畢業的球員潔身自愛。球員人格道德教育的加強，棒球員退場機制與轉職訓練，絕對是金牌是否持續發亮的關鍵。 台灣的棒球文化已經變質了幾十年，每個榮耀時刻的背後，筆者始終擔心棒球與棒球員的下一歨。幾十年前，沒有國際賽金牌的追求，棒球是生活文化與道德教育的體現，這種精神或許才是職棒又爆簽賭之際，需要重新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