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已開發國家的日本，大約在1998年開始，出現通貨緊縮，消費者物價指數也隨這股趨勢長年下滑。日本也是以民間消費為主的經濟體，當物價溫和下跌時，往往會伴隨景氣蕭條而讓更多消費者預期「物價會下降」，進一步讓消費行為產生延滯心理，除了必須型消費，會盡量減少耐久財和非必須型的消費，因為消費越晚、價格越低，除了日常用品以外，沒有急著消費的必要。
不過「天天都便宜」的物價，對經濟發展未必是好事。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大力推型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其核心概念就是刺激消費、透過加稅和量化寬鬆，讓人們知道，政府推動通貨膨脹的決心。只要人民消費力揚昇，讓需求大於供給，物價恢復長期溫和上升趨勢，那麼經濟就能好轉。
早在1990年代，日本國內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就已有長期下降趨勢。起初日本民間薪資還有所成長，並掩蓋了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的負面因素，勉強保證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升，但其成長幅度越來越慢。1997年日本提高消費稅，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在市場發酵，讓消費者物價在1997年大幅成長，但消費者卻都趕在加稅前拼命消費，等到消費稅提升後，早已宣洩完畢的消費者買氣反而更加萎彌，反倒讓這波消費稅政策成為日本通膨的終結者——於是，日本進入長期通貨緊縮時期，國內消費力不振，薪資長期停滯成長。經濟從此走入下坡。
2008年，美國爆發次級房貸危機，國內消費全面緊縮。當年恰好也是美國人口紅利耗盡、正要進入人口負債結構的時刻，人口扶養比從波段低點往上揚昇；巧合的是，日本的1990年生產者物價指數也走入下坡、處在房地產大崩盤的邊緣時刻，也剛好是人口扶養比從波段低點往上揚昇的起始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扶養比重恰好也從最低點開始往上揚昇：似曾相識的背景再度出現，如今中國，是否也會步上日本的後塵？
2011年，中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時達到了近年的高峰。2011年過後，兩項物價指數同步在下降，若以年率做為比較，生產者物價年率連續43個月負成長，2015年甚至一度接近-6%，這意思是，2015年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比2014年同期下降6%，上次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出現為期12個月以上的深度負成長，已經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這不免讓人擔心，中國極有可能進入「長期通貨緊縮」的徵兆。
然而全球許多國家在2015年同時都面臨物價成長幅度下滑的環境，但主要原因包含經濟成長力道降溫，還有國際油價和原物料大幅暴跌，所以不能單純因為生產物價長期走低，就認為中國經濟出問題，不過中國政府可不願意冒這個風險，對於政策操盤者而言，可絕不能讓社會大眾產生「物價將會進入長期下降」的心理預期，否則這股預期心理將讓消費遞延，那時麼通貨緊縮可能就會成真的出現了，這對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絕不是好消息。
這也說明了，為何中國官方會連續兩年大動作地擴大放寬貨幣政策：調降利率和存款準備率、頻繁實施貨幣逆回購政策、在證券市場積極拉抬國內股市，甚至是通過民眾養老金、社會保險基金進場護盤、調降印花稅......等政策。這些政策都是中國政府積極拉抬國內股市的手段，因為股票市場積極的上揚力量，確實可以為民間消費帶來的遞增效應。2009至2010年間，中國股市的成長起了個頭，隨後中國國內消費品零售的成長勁道隨後就到；但當股市成長力道衰弛不在，民間消費品成長力又降溫了，經濟危機爆發的風險當然也就順勢爬升，不過中國官方的政策強心針也讓2014年下半年的中國股市大幅飆漲後，民間消費品的成長力也藉此重新升溫，民間消費維持熱度，這是拉抬通貨膨脹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從生產者物價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之間的落差，也可以觀察到中國政府對於生產者物價指數大幅下滑的擔憂，2015年第三季，中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年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平均落差超過7%，這是近20多年來最大落差，這個數據落差，在同期的美國約是1%、日本是3.2%、歐元區是2.4%，這三個經濟體仍然處於大量印鈔後的量化寬鬆環境，生產者物價指數是商品生產的成本，算是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先行指標，可以思考看看，所有企業的生產成本下降5.5%，但反映到社會上的物價不僅沒有下跌，還上升1.5%，這過程得提高多少薪資，或者印多少鈔票到金融市場流通，才能產生如此大的落差值。
國家經濟出問題不是一時之間造成的，而是長久累積下來許多問題產生疊加效應。進入人口負債結構的中國，未來勞動人口的比例也將持續下滑；連帶地，外國製造業外移，也會讓出口經濟這部引擎轉速下降，進而放緩整體成長力；而從通膨角度來觀察，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民間的消費也有隱憂存在。人口老化和扶養比上升的趨勢，一時之間無法人為逆轉，也因此，中國政府還得全力「守住」民間消費這部引擎——假若出口經濟和民間消費雙引擎轉速同時下降，接下來的後果，恐怕也將讓全球經濟心驚膽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