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以後，我父親常因代表中華民國到美國去參加準備成立聯合國的計畫，他曾在1964及1966年成立中美科學合作會議，並認為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所以希望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一個美國文化研究所，應包括：
基地：處於台北市南港區中之稻田附近，位於中央研究院的西南角，基地東方有一條很深的河流（河旁須待很多年以後才會建立一座堤防），目前每年颱風季節河水尚會侵入稻田區約一公尺高。中央研究院的主要道路靠近基地北邊，歷史語言研究所處於基地東方，旁有濃密之矮灌木叢。
設計計畫將由古先生與我提出，我們決定：
一、主入口將位於基地之西北部分，至少較基地高一公尺以避免在颱風季節被河水侵蝕，下方可提供停車空間。
二、結構將採用鋼筋水泥，外牆用紅磚，屋頂用灰瓦以配合當地材料，但用現代新式形態。
三、注意天然採光及通風，可能採用雙層屋頂結構，使空氣可由下向上流動，於屋頂上方以抽風機吸取並釋放熱空氣，以維持夏季室內清涼。
四、研究圖書館將置於二樓，並加築夾層以容納大量書籍。
我們完成了初步設計，再由我返台完成設計，並花約三個月在現場監工。
1970年時，美國因能源問題導致建築工作受頗嚴重影響，父親原希望我早些返台工作，但我們事務所最忙之時約有十八位同事，但此時只有三、五人，我如何可以離開。約1972年我曾為中華民國的新聞局改造一座紐約市的舊房屋為他們的辦公室，稍緩我又在華盛頓整修一座中華民國的大使館，所以和古先生討論後，便把他的公司名稱由Percival Goodman, Architect, New York.改為Percival Goodman／Chiu Hwa Wang, Architect, New York. 但在1972年左右，父親因常至美國開會，一方面與旅美之中央研究院院士會晤，一方面亦與美國科學界人士會晤，他可以請一些美國科學家到台灣來講學，他已經把自己的很多書都送給中研院了，他便囑我須為中央研究院設一個新的美國研究中心，我和古先生便立刻開始設計。這研究中心須有圖書館，九間研究人員研究室，一個大的會議廳及辦公人員工作室，古先生與我做好初步設計後，我便回到台灣看基地，基地旁邊有一條狹長河道，每年夏天漲水便會浸佔基地，我便將基地提高一公尺多，並將入口轉移至遠離河口處。那時台灣尚不能提供空調，但我把南向斜屋頂做成雙層，空氣由斜屋頂低部進入，再於雙層斜屋頂之高端用抽風機將熱空氣抽出，即可使下部空間維持較舒適之涼爽度，同時於窗口設遮陽板，並將主樓層自地面提高，下方可供臨時停車並可按當時法規要求，於空襲時提供逃生躲避處所。我在美國時已學會如何防止多雨區域外牆漏水，須將外牆由二片磚牆組合，中間留一吋左右空間，可令入侵之雨水流至外牆底端設法導出，但當時台灣尚無適當鐵片組成洩水管道，所以外牆漏水並毀壞大廳地毯，只好拆去外牆重建。圖書館位於二樓並提供局部夾層，但仍不夠貯放書架，最後因中研院其他建物可供會議使用，館方便將我們原設計之演講廳坡度填平，改為藏書使用，奈何？我在台灣停留約三至四月，乃返回美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