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劉軍寧認為，互聯網的出現對國家議程決定權的轉移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的議程決定權已經轉移到基層百姓手里，這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在4月10日舉辦的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創新沙龍上，政治學者、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專欄作家劉軍寧表示，一切政治都是本地政治，因此他只能談互聯網與中國政治的關係。他說，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使民間有了前所未有的話語優勢，還有一派則認為互聯網使政府有了空前的管控能力，第三種觀點認為互聯網只是一個平台，它對具體哪一方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而在他看來，互聯網的出現對國家議程決定權的轉移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個國家的人總要決定每天應關心什麼，《華爾街日報》為什麼影響大？因為它參與了美國的議程決定權制定。在中國，以前是中央文件，後來是官方媒體，如兩報一刊的頭版，來確定國家議程。新浪首頁的出現，改變了這種局面，微博和微信等自媒體的出現則又是一變。劉軍寧說，從1949年至今，議程決定權從最高當局一路向下轉移，目前實際已完全轉移到基層百姓手里，這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中國信息行業的開拓者張樹新針對這個話題談到，她當年勸一個領導不要關閉互聯網時給出的一個理由是，互聯網是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一個機會（現在中文比特已經超過了英文比特量）。她說，你不要以為執政者傻，他們很聰明，他們是機器自動學習模式的踐行者，互聯網防火牆就在不斷學習新的東西，進行自我進化。
企業家王瑛接著談到，執政黨這些年在通過給民間放出空間來給自己換活路的過程中，滋生了許多它不了解的東西，互聯網就是其中之一。新的人，屬於互聯網的人，以及他們的社群，已經在互聯網上生長起來，而這就是統治者們不了解的東西。某領導人說要將中國建成互聯網強國，這說明他仍然把互聯網當成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生存方式。
張樹新說，互聯網有原住民，如90後，他們一出生就有互聯網存在，互聯網對於他們就像電一樣自然，他們不會擔心互聯網支付安全問題。中國互聯網之所以被認為有這麼多問題，是因為中國有大量互聯網前現代問題，我們有很多100年前就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