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主要爭議在於沒有繳稅，沒有納保，無法可管。但是，這又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現在的法規沒有「網絡媒合」業類別，平台業者用撮合方式提供服務，比較像仲介，是否要登記成該行業別是要討論的。在某些UBER合法的城市或國家如加州、澳洲，當地有交通運輸媒合業 (TNC) 可以納管，對於乘客保險、駕駛資格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台灣沒有TNC這個營業項目，所以被迫用舊體制的《公路法》來修法，這個議題也從共享經濟的爭議被操作到UBER與計程車業者之間的戰爭。
修法之後，我們只看到UBER被重罰後決定歇業，並沒有看到本土新創叫車軟體因此而受益，大部分的本土公司因罰則不敢有收費模式，也沒有看到計程車業服務有大幅進步。政府推動的多元計程車方案也沒有解決到問題，擁有發照權的車行還是掌握控制權，底層的計程車司機受惠不大。台灣的計程車執照發出約10萬張，有在使用約8萬張，這是一個供過於求的市場，為什麼UBER在都會區受到年輕人的歡迎，這是一個消費者決定的市場機制，如果政府的手伸進來，那要考慮是否整體能解決問題，而不是用消極的罰款來抵制。
回頭來看，UBER要做卻沒做的是：一，當進入市場時就應該與計程車業者合作，納入其平台，如新加坡。二，在不斷接到罰單時，應該主動與政府協調，積極提出解決方案和時間表。三，應該提供其他國家或城市UBER合法的機制跟政府討論可行的方式。四，當一個好企業公民，衝撞體制是方法，但絕非目的，應該更積極表現企業社會責任作為。
應積極為新創引路一個新創事業勢必會面臨的是既有法規的限制及挑戰，破壞式創新本來就是兩條路要去抉擇遵法或爭取合法，希望政府對UBER的強硬手段不要變成對整體新創環境的打擊。另外，我致力推動「數位經濟基本法」，也欲修訂網路媒合業專章。政府應該要創造合理公平競爭環境，而非保護舊的權力結構，應該要更積極的為台灣新創引路才是。政府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數位經濟的浪潮，幫助舊有產業轉型和加值，把餅做大，才能在舊有的產業被顛覆後，讓新科技的興起催生產業的機會。在UBER被趕走的同時，政府、消費者、計程車司機都是輸家，誰得利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