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雖然勝利，內戰又開始了。就在這個時候，政府發行了金圓券。顧名思義，金圓券是根據國庫裡的金子發行的，但八年抗戰下來，國庫早已空空如也，哪裡來的 金子？政府因此下令，黃金不得私人持有，必須繳交國家。這樣一來，國庫裡的確就有金子了。金圓券在發行初期，還有些價值，但是內戰已經開始，可想而知的是 國家已無稅可收，但仍要支付大量的軍費和公務員薪水，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之下，政府猛印鈔票，通貨膨脹可怕到極點，金圓券一錢不值。每次領薪水，都要拿原來 裝米的麻布口袋去裝。有人口袋打翻了，鈔票撒得滿地，也沒有大家搶錢的現象。那時大家交易的貨幣是銀元，銀元有兩種，一種上面刻有袁世凱的像，大家叫它袁大頭，另一種刻有國父的像，被稱為孫小頭。民國38年三月，一個銀圓可以兌換一萬三千金圓券，一個月後，一個銀圓可以兌換四百萬金圓券。為了應付錢幣貶 值，家家戶戶都要趕快買柴米油鹽，這當然使物價更加飛漲。我們家也在家裡買了好多米，這些米都會長蟲，所謂米蟲也，這些白白胖胖而又醜陋的米蟲在我家廚房 牆上爬來爬去，好可怕。
南京失陷，我們都知道上海已成孤城。當時奉命守上海的是湯恩伯將軍，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再隔壁，門口永遠有一個荷槍實彈的小兵站崗，我家路口還有一座碉 堡，也有小兵站崗。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住在我家對面，有一天，我看到市長大人和他的一位侍從走過我家，他手上拿了一根手杖，低著頭，滿臉心思，面色無比凝重，他一定是到湯恩伯家去討論局勢，但大勢已去，談不出所以然了。
國軍撤掉，解放軍卻沒有立刻進來，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機動部隊，必須步行進來，所以至少有一天，上海的確是無人管的。爸爸教我們孩子們待在家裡，不可 以出門。到了下午，忽然發現路上全是人，而且亂成一團。原來大家發現湯恩伯家已無人看管，因此很多人進去搬東西。有一對兄妹，搬了一張單人座的沙發，這是非常講究的法國式家具，木頭是白色，絨布是花的，背很高。兄妹兩人好不容易將沙發搬到了我家門口，卻來了個人罵他們，這個人沒有穿警察制服，但兄妹兩人好像很怕他，他叫他們將沙發放下，他們照辦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不約而同地雙腿跪下，向那人叩頭。那位老兄立刻離開了，兄妹兩人終於搬走了沙發。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男孩子打著赤膊，而且赤著腳，顯然窮得可以。我一方面為他們失去尊嚴感到非常難過，一方面為我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我家附近就有如此窮困的人。
毛澤東最後作了一個參加韓戰的決定，他們美其名為「抗美援朝」，但我認為韓戰顯然是蘇聯要打的，為什麼要將中國人捲進去，而蘇聯沒有派一個兵去打仗？參加 韓戰是中共政府決定的，但他們卻說這些渡過鴨綠江的中國軍人是志願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當時只是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也相當看不慣這件事。而且我知道美軍的砲火可怕之至，中國人豈不成了砲灰？我的一個小舅舅和一個堂哥都死於抗美援朝。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已是七十一歲的老翁，寫這篇回憶的文章，只有一個目的，希望過去的災難以後永遠不再發生，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能有尊嚴地過日子，不要 再為一個沙發而跪下，也不要再搶別人吃剩下的雞骨頭。這六十年來，我有了一個很奇怪的結論，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能安居樂業，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與這個國家是否有社會正義有密切關係。沒有正義，絕不可能有和平，但我們更應該注意，正義必須建築在愛與寬恕之上，一個充滿仇恨與報復心理的 社會，是不可能有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