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鬥爭手法來分類的話，六七暴動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在五月，左派民眾以遊行、騷亂的手法鬥港英。到七月上旬，開始出現了恐怖主義式的真假菠蘿陣。而在六月，左派則啟動了罷工這武器，當中包括了六月二十四日展開的聯合大罷工。
左派發動大罷工，除了要貫徹共產黨鬥爭要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原則外，也期望能藉此令香港經濟崩潰，從而迫使港英就範。聯合大罷工展開當日，新華社就發稿指「遠洋貨輪的起卸工作全部停頓，使作為香港經濟支注之一的對外貿易，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四日後《文匯報》則「樂觀」地預言：「大罷工只不過是開端，但港英經濟的各方面已呈現大崩潰的跡象，繼續下去，非徹底垮台不可」。該報指香港面臨的問題包括：資金外流、旅遊業慘淡，出入口更是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新華社和《文匯報》的說法當然是充滿了水份。但它們的邏輯是一致的，就是期望香港經濟崩潰。早在戰前，香港華人已多次利用罷工手段來與殖民政府鬥爭。在這些罷工中，最有名的當然是一九二二年海員大罷工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省港大罷工。在這兩次罷工期間，都出現了香港華人回大陸的情況。海員大罷工基本上是勝利結束。而省港大罷工雖然未能成功，但也一度令香港變成「臭港」，大大動搖了殖民統治的威信。事後殖民政府不得不開始委任華人社會領袖進入行政局（第一位是周壽臣）。
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以動搖社會經濟生產作為抗爭手段。
左派要香港變成臭港，港英政府則要保住香港安定繁榮，兩種邏輯非常清晰。六七暴動後四十七年，香港發生了佔領運動。大家在三個佔領區阻塞交通要道以爭取真普選。雖然佔領爭普選的構思在「九二八」前已醞釀逾年半，但究竟佔領運動的議價能力是否在於它有動搖香港經濟的潛力，卻顯然未有廣泛認真討論。於是在佔領期間出現了奇怪現象：特區政府和藍絲帶不斷痛斥佔領運動令香港經濟受損，但不少黃絲帶卻強調香港經濟沒有因為佔領而受影響。這跟五十年前當權者和鬥爭者的說法完全是顛倒過來的。
一九六七年，左派只會愛國，不會愛港。但現在「愛港」卻是全民共識（當然，怎樣才算是「愛港」，不同陣營有不同的理解）。在這共識的背後，誰令香港經濟蕭條就是罪人。於是在佔領期間，保守派會藉經濟受損來爭取市民反對佔領；而不少黃絲為了為佔領行動辯護，強調經濟沒受影響。但問題是，對統治集團來說，不動搖他們經濟利益的行動，又有多少影響力？如果雨傘運動的參與者沒有意慾藉佔領來影響經活活動，為何他們會覺得長期佔領是可迫使北京妥協的方法？
未來如果要再發動大型抗爭，是否應該先認真討論：動搖香港經濟是否大家為了追求理想而願意付出的代價？當我們已沒有多少人願意令香港變成臭港時，抗爭者是否少了一個可以使用的可行手段？
註：以上有關六七年的新聞資見，來自《香港，1967》（余汝信著，2012年，天地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