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當前世界上少數允許人民合法持槍的國家，除了美國政府與軍火商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以外，這與獨立戰爭時民兵(militia)的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有兩名青少年配備槍械與爆炸物潛入校園，槍殺了12名學生以及1名教師，另外有24人身受輕重傷，此即震驚全球的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2002年，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以紀錄片《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尖銳地批判美國政府不肯大刀闊斧禁止人民擁槍，甚至直指美國人民具有一種「槍=安全感」的集體焦慮。科倫拜事件並非獨立事件，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以及2012年《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首映會發生的奧羅拉槍擊事件，都讓許多公益團體、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齊聲譴責美國政府不應縱容人民擁槍。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雖然多次企圖推動更嚴格的槍枝管制，卻始終未果。
槍，是個人自由與集體秩序的界線；擁槍與反槍，更是對政府角色的辯證。美國是個將「自由」視作核心價值的國家。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而言，與其等待政府救援不如靠自己保護自己；即使槍枝氾濫帶來如此多暴力屠殺事件，美國人仍堅信「槍械」只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沒有善惡，因此寧可忍受每年上千上萬起因槍而起的暴力事件，也要捍衛擁槍的權利。美國發生內華達州民兵以武力對抗政府的同時，台灣則上演多場由人民自主發動的和平抗爭。在台灣，支持抗爭者認為這是一種自由的民主行動，反對抗爭者則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法律、擾亂社會和諧的失序行動。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的抗爭？
人民抗爭的本質，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然而從這幾次抗爭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台灣人仍希望維持目前的大政府體制。對於抗爭者而言，伸張個人自由與個體意志之後的結論是要「政府替自己解決困境」；對於反抗爭者而言，更期待著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替自己擺平一切擾亂平穩生活的因素。換言之，不論是支持抗爭者或者反對抗爭者骨子裡都仍期待著一個全能有為的大政府──這跟並不太吃大政府論述、認為私人企業的創新動能才是推動國家前進、人民最終都得靠自己的美國有很大不同。因此，台灣這幾次社會運動與美國內華達州的民兵事件的本質差異並不是和平或者武裝，而是對個體自由的理解以及對政府的角色期待。「台灣式的保守主義」是種基於大政府下的自由經濟與和諧社會的期待，跟美國傳統上基於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所揉塑出的保守主義完全不同。這也解釋了台灣人為何似乎特別喜歡左派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因為克魯曼預設的「大政府」左派命題更靠近台灣人對政府的期待。
連勝文在一場國民黨的「支持公權力、社會要安定」遊行上說：「我想大家已經悶了很久了，我們真的太悶了！」他所指的雖然是一群以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主的資產階級面對社運造成的混亂感到煩悶，但普遍支持社運的後1976世代其實也一樣苦悶。說穿了，台灣人的悶，是因為台灣政府在進入民主化時代之後就逐漸變得軟弱無力，分明組織繁雜權力碩大，其所作所為卻總畏畏縮縮、小家子氣。我們期待的全能大政府受困於選票與輿論，怎麼作都不對，於是越來越無能，其實是一種人民的自我預言實現。「我們要有更多個人自由，政府應當替我們解決所有問題」這句話其實是一種悖論(paradox)，因為當個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時候，相對地就會限縮政府的權力。從邏輯的角度看來，台灣人這種對於大政府的期待應當隨著國內不斷高漲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瓦解，然而台灣人卻始終接受這套「既要個人自由又要全能大政府」的矛盾論述，長期下來莫怪政府政策越來越像精神分裂。台灣人只有兩條路，要不就選擇犧牲更多人民的權益好維持政府的強制力、要不就選擇追求個人自由但也放棄讓政府解決一切問題的期待。左派跟右派，我們總得選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