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拍攝印尼「930事件」大屠殺加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兩部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與《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都是令人看完久久無法言語的重量級作品。首部曲《殺人一舉》於2012年發表，鏡頭下印尼前軍閥頭子安華・剛果異想天開將屠殺歷史重現大銀幕，原本希望供後人頌揚，反倒映照出自己的心魔。2014年的二部曲《沉默一瞬》視角一換，從被害者家屬的角度出發，主人翁阿迪一一來到曾經參與屠殺行動的加害者面前，想親自聽到他們坦誠錯誤。完成第二部曲後，導演對兩方被攝者的理解更為成熟，因而又回頭重新剪輯《殺人一舉》，調整影片節奏，完成現在將在台灣上映的完整版。
因而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我無法同時拍攝迫害者與被害人；而從順序上來看，《殺人一舉》也的確需要排在《沉默一瞬》之前，其中包含了三個考量。第一，從時序來看，因為一切是先有了殺戮，才有沉默。第二，從影響層面來看，《殺人一舉》的出現，能夠迫使人們討論這部電影——不只是討論片中的事，還有在現今掌權者統治下印尼社會的腐敗與恐懼。唯有當人們願意開始面對現狀，大家才可能進一步開誠布公地面對倖存者的生存處境。而我自知，《殺人一舉》是一部有能力瓦解掌權者根深蒂固的政治宣傳的作品，而唯有消除這些謊言，我們才能接著好好討論大屠殺的受害者。最後一個原因則是從邏輯層面來看，我認為這些倖存者，才是有權力為這段歷史做下定論的人，所以《沉默一瞬》應該留到後面。
班查西拉青年團的前任領袖安華・剛果（Anwar Congo）則是我拍的第41位加害者，我在2005年七月認識他，在他身邊一拍就是五年。在此之前，我對每一個被攝的加害者，都只花一天到五天拍攝。我跟著安華拍了很久，因為我感覺他的痛苦比較接近意識表面，其他的人都像《沉默一瞬》河邊那一幕的兩個男人一樣，不斷用他們的吹噓抗拒事實。安華跟他們不同，他談論自己的痛苦，告訴我為了不讓自己崩潰，他多年來寄情於狂飲、嗑藥、跳舞。所以，當我們在他當年行刑的天台上第一次見面，他上一秒還在示範如何殺人，下一秒卻在炫耀自己的舞技。當下我赫然領悟，或許他們的自吹自擂其實是一種防護機制，而這些吹噓與創傷只是硬幣的兩面，那不是驕傲，而是驕傲的反面。因此，我花了五年拍攝他，完成了《殺人一舉》，接著才從2012年開始拍攝《沉默一瞬》。
回到安華拍的電影，我認為他們搬演的不是當年英勇事蹟，而是加害者們為了讓自己心安而編織出來的謊言。因此，這些幻想的場景就是謊言的化身，它們也決定了這部電影的形式。從這方面來看，《殺人一舉》並不是一部真正的紀錄片，它應該是一場狂熱幻夢（fever dream），而且還是一個艷光四射（flamboyant）的大夢。畢竟，這部片講的不是1965年的大屠殺，也不是政治腐敗，而是這些人的逃避與內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人類到底多會欺騙自己，為了逃避罪惡感，我們打造出華美、晶瑩剔透、完美而近乎驚悚的謊言。就這點來看，它的確是一部「金光戲」（flamboyant film），它的超現實感來自於一個凡夫俗子希望透過捏造謊言與幻象來認同真實的慾望。殘酷的是，我們其實都會這麼做，只是方法各有不同。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沉默一瞬》是傳統的紀錄片，它只是沒有這麼浮誇，他探討的是沉默，也是探討那些不可見卻無處不在，他們的親人也無法悼念的冤魂。雖然這是一部關於聆聽與沉默的影片，但你走在村子裡，街上充滿了小孩子的玩樂聲，你看不見那樣的恐懼與沈默，也看不到有多少靈魂在遊蕩的。因而，這部片反而更需要詩意的精準來捕捉這一切。而相較於《殺人一舉》的浮華，《沉默一瞬》更像是悼念逝者的詩。
我和印尼劇組討論我們的決定，當時《殺人一舉》還沒首映，我也還沒被限制入境，大家認為外界當時認為我與政府高官交情好，不敢做出任何對我們不利的行為，正是拍攝的好時機。我便跟阿迪說我們可以來拍攝你的計畫，但需要很多防護與撤退計畫，避免任何人遭遇不測。但我也告訴他，「我不認為你能得到你要的道歉。看到你在他們面前定靜的望向他們，這些人會恐慌，因為他們發現你、他們手下的冤魂都跟他們一樣，都是血肉凡夫。他們的幻象就會像安華一樣破滅，但他們會一定會再編出不同的謊話，或是乾脆惱羞成怒。」但是，如果我可以透過近身、精準、切中要點的呈現手法，讓大家看到這趟和解之旅為何失敗，我們可以藉此突顯印尼社會下潛藏的劍拔弩張，反映出人們彼此之間仍未癒合的傷口，以及將大家互相隔離開來的恐懼與罪惡感，如果我們做到了，看到這部影片的人們就會願意盡他們的力量，支持真正的正義與和解的來臨。我們就可以藉此彌補我們在每一次對質與和解遭遇的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