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九高雄大淹水後，有藍色名嘴宣稱這是對高雄的懲罰。「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後，台中有個女學生在網上張貼文章，宣稱「綠色執政，淹水保證，哈哈哈哈，宜蘭應淹死多一點」。她的短文上網後，招致反彈，警察也登門勸告，她又聲稱「警察都被綠色所控制」。看了這種事情，實在讓人痛心。高雄和宜蘭雖是綠色執政，但高雄人和宜蘭人難道不是我們的同胞？同胞有難，幸而沒淹水的，正該幫助不幸被水淹的，豈可幸災樂禍，一至於此，政治再大，也不能大到將起碼的良心和同胞關懷也噬掉！
上述這種把政治看得比良心還大的，用當代政治學理論的說法，已可算是一種「仇恨政治」（Hate politics），它指的有些社會的某些人，會把政治的範疇，諸如膚色偏好、政黨偏好、階級身分偏好等無限放大，並因而展開種種黨同伐異的言論和動作，讓這種偏好所造成的狹隘心態吞噬掉了社會賴以存在的根本感情及良心準則。這就是用恨取代了愛。西方近代政治上，若有任何人在「仇恨政治」上做文章，整個議會就會自動視之為公敵，因為他們已警覺到，這種政治乃是在撒播邪惡的種籽，是在替「仇恨罪行」（Hate crimes）做著準備，因此，仇恨政治在本質上乃是「反人道的政治」。
根據美國當代研究仇恨問題的權威專家學者，東北大學教授傑克．列文（Jack. Levin）及麥克戴維特（Jack McDevitt）在《仇恨罪行論》一書中所述，恨別人經常是一種自我保衛機制的過度心理，當一種人自認受到威脅，最有可能找到這種那種理由來保衛自己。
正因為「仇恨政治」幾乎無所不在，公民社會的自我防衛遂變得攸關重要。那就是社會需制止有人企圖利用媒體的縫隙，夾帶著「仇恨政治」因素的意見；除了公民的自覺外，法律體系藉著法律公正的行使，讓可能引起紛爭的問題公平有效的解決，也是關鍵。
而不容諱言，近年來的台灣，政黨的惡鬥已對我們的社會做了極大的扭曲，特別是媒體的政治化，對這個問題用這一套標準，對別一個問題，則用另一套標準。不只標準不同，評斷及分析事務也經常不按常理去做合乎比例的討論，有時小題大做，有時則大題也不做，媒體其實已成了台灣「仇恨政治」的亂源之一。
就以最近的形勢而論，由於至關重要的五都選舉將至，加以最近水災頻繁，媒體遂都在水災政治上大做不符比例的文章。事實上人們都知道，這些五十年級和百年級的超大豪雨，無論降到那，那裡都必然大淹水。但我們談水災，卻已變成不談治水而談藍綠，在這種談問題的底下，的確不明言的有著幸災樂禍，大做鬥爭文章的政治用心在後面；台中那個中學生在網上的文章，其實已非她個人的問題，它是具體而微的折射了某些人的心態。我不願用「其心可誅」這種難聽的話，但仍要說，政治再大，不能大過良心；藍綠的確很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也沒有比同胞的感情重要。台灣的政黨在盛衰興亡，但代代台灣人卻會長存，我們不能為了政治而將最重要的同胞情摧毀掉！
「一○二一」宜蘭大淹水剛結束，善後及將來更重要的國土規劃，治水防洪及花蓮人回家的路，這些問題都有待眾志成城，全民努力去解決。但就在此刻，我們的藍綠洪水鬥爭卻仍方興未艾，那個台中女學生的網上文章，居然把政治的好惡搞成了歡樂，這格外使人痛心兼感慨。
話談到這裡，心中突然浮現出當代美國大詩人勞勃．羅威爾（Robert Lowell）的詩句：
而人不能把政治也提高！
經過好幾代人努力，今天台灣已有民主政治及表達自由，這是「政治提高了人」，但民主的我們竟然有人要宜蘭人「多淹死一點」，「梅姬再淹一次高雄」，有這樣的低等惡質政治，他們被淹沒掉的，其實是更重要的良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