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一生從事手錶生意。上世紀六十年代，透過香港友人的介紹，他來到當時仍然沒有高速公路的台灣，尋求製造錶殼、錶面的供應商。他趨車自台北至台南，需要將近一天的時間，沿途經過城市鄉村，穿梭大街小巷。他看到人們在街邊燒煮，雞鴨成群在路上遊蕩。他也曾和瑞士錶業代表團去到中國，那時文革火焰正漫燒在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北京的街道一大早就有掃路的人，大群穿著同一款式、同一色澤人們的腳踏車陣隊，驚嚇了住在瑞士鄉間，悠閒度日的公公。而和中國政府談生意之前，少不得要先起立，恭讀毛澤東語錄，是那時候的景況。公公一生反共，他多次到台灣，見證小島數十年來所取得的進步，對台灣人的勤奮向上讚佩有加。
而火車站上的公公對台灣有意把自己建設成亞洲瑞士的企圖不發一語，我明白，那是他對台灣是否準備提升品質的質疑，以及不打算讓我這位台灣媳婦失望的反應。
台灣有多少餐廳外表光鮮，內部雅緻或氣派，而餐廳後面的外壁上，則是胡亂穿搭的管線以及污穢不堪的油漬。餐廳擁有者把追求更好品質的錢省下來以便移民，因為西方乾淨而有次序，這種心態與做法到底奠基在什麼邏輯上？而台灣有些人對自己近代史以及當今局勢看法與我大相迥異的因素，把我大幅度推離接觸島內消息的管道，結果導致我不再能確切掌握台灣的脈動。然而這種失去卻也不讓我感到不適，反而是思考不受牽絆，行動得以自主。
這是兩個極端的例子，卻也反應兩種台灣人，當然介於這兩者之間以及在這兩者之外，仍有千萬種不同的台灣人。兩個親身經歷的例子，我默存於心無數年。生活中偶然想起時，總希望第二個例子的數目能超過第一個例子許多。在海外生活的人，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好又更好。曾經，瑞士官方對於台灣國名做出對於我們不利的決定，我投書媒體反駁。然而有一次我又要向媒體澄清對台灣的偏見時，卻爆發前總統貪污醜聞，使得我無法有所行動。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要台僑能在海外為台灣發好聲，必須有台灣島內好人、好事的背後支援。
當公公知道，已有數十萬台商在中國生活時，他不但不掩其失望，更說出台灣自甘墮落，必定自食惡果的重話來，即便他也了解，台灣政府，甚至許多工業國家政府的無奈。
的確，台灣是大國競逐中的一枚棋子。然而如同一個個人，外界命運雖不能隨心操縱，卻可以選擇讓自己更好或更壞；雖然可能因為塞車而行動受阻，卻可以選擇提早出門或因遲到而抱怨。台灣應給出機會，讓自己優秀到由不得世界忽視。不受到忽視不見得是經濟上強勢或政治上稱霸，瑞士是長期讓人三請四請，經過幾次全民公投，才勉強過半數而進入聯合國。台灣的實力何在？
瑞士是美國與古巴之間以及美國與伊朗之間的中介調人，希望把台灣建設成亞洲瑞士的政治人物是否考慮到，台灣有這樣的人材？或曾經下過決心培養這類的人材？絕大多數台灣人對於世界局勢的長期無知，有人明白是怎麼回事？
把國家和國家做平行比較原本愚蠢，不過，既然有人提出以瑞士為師，難道就要如同清末只學得船堅礮利的中國，現在只會多蓋西方情調的民宿、多闢幾處類似阿爾卑斯山上的草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