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時江西左布政使何應瑞的一篇日記，它記錄了崇禎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崇禎帝在文華殿“召對”內外重臣一事，重點是皇帝與何應瑞的對話及召對後的諭旨。語氣中肯，口語化濃郁，比一般史料的書面文字顯得生動、形象。在這裏還準確地記錄了群臣朝見皇帝時的禮儀，應被視為第一手資料，並可與文獻中有關的記載相印證。從這篇日記裏，對於崇禎帝有關吏政、安民、施治的政治抱負，可見一斑。日記的主人何應瑞，《明史》無傳。據清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載：字聖符，山東曹州（今菏澤）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任常州知府、河南學政、江西左布政使。“辛未入計，召對文華殿，敷奏稱旨，進秩副都禦史”。“辛未”即崇禎四年的干支紀年，也是日記中所提的“上禦文華殿”一事發生的時間，可與《明史·本紀·莊烈帝》“崇禎四年正月已亥，召對內閣九卿科道及入覲兩司官于文華殿……”相呼應。
關於這塊木匾的來歷，筆者曾拿著該匾的照片走訪過一些何姓老人，聽他們講，此匾是何應瑞從南方送回老家來的，原來在何家祠堂裏懸掛過，至於何時失落，說法不一。
這種長篇紀事的刻匾尚屬首見，不僅為匾額收藏提供了一個新的品種，而且匾刻文字還可與某些文獻相互印證，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作為木質文物，歷經300多年的水患、戰爭、動亂而得以保存下來，確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