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生在惡名昭彰二仁溪畔，小時候還曾不知可怕到灣裡海邊撿拾貝類煮湯，但現在連防風林都消失，遍地垃圾、毫無生機更令人驚恐。小時候家裡開書店，很早就透過「水俁病」漫畫知道公害的可怕，會投入環境保護運動，則因為91年參加花蓮環保營，銅門村被土石流淹沒後的震撼地景把我搖醒，現在豪雨一來SNG氾濫的轉播反而令人麻痺。在那鹽寮海邊，我決心要過環保生活，94年受故鄉黑面琵鷺的啟發進入賞鳥之門，愛上自然生態之美，96年我參與綠黨第一場選舉幕後工作，期盼綠色政治能改造台灣。
離開朝七晚八的證券投資業，較有時間寫文章，而非產業分析報告，平均每個月有兩三篇文章刊出，大多以環保為主題。有朋友還告訴我，在將近二十年前的人間雜誌看到一篇我的讀者投書，講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那是高四重考時的啟蒙之光。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國小在王子雜誌就發表一篇童詩，說城市的燈搶了天上星辰的光彩；台南二中的學校刊物上，我也在介紹童軍團的文章裡，抱怨南化水庫淹沒當地美景。
原本我並未參加所謂「學運社團」，只是擠在校門口廣場昏黃的投射燈下聽演講的「鄉民」，趕場看些奇怪的非主流電影。三月野百合學運，我還單純想說，睡袋似乎不太夠，晚上就回鄰近的台大男四舍睡覺，白天再過去廣場，學生決定撤退那天，我才在廣場待到天明。但五月在立院意外被警察打得滿臉是血而登上頭版之後，在街頭過夜等待鎮暴警察的黎明，彷彿定期的節慶儀式；有一次因絕食抗議而錯過了好友的生日蛋糕，至今我仍難以決斷兩者輕重。前不久和青年學子守護樂生大門，一起被霹靂小組拖到林口山區野放，我一直在想，強凌弱、眾暴寡的社會結構怎麼還是一樣？
退伍之後都在最現實的證券投資業工作，偶爾寫寫文章，或是「偷渡」產業資料給環保團體去股東會抗議，像是滿足沒能親上戰場的一點贖罪感。06年妻子懷孕時，我依然忙到回家還在做那永遠不可能完成的研究分析，「要參與小孩成長」的念頭不斷滋長，便提出辭呈放了年假去玩一趟。無職在身更積極回到綠黨活動，既然不斷遊說社運界投入選舉來改變政治環境，自己便成為市議員候選人，我居住的松山信義區最大環境議題就是大巨蛋BOT開發案，而我在松山菸廠接受記者訪問的當下，竟接到母親車禍過世的噩耗。母親的後事，讓我很自責「子欲養而親不在」的痛，誦讀多遍的地藏經也得到許多啟示，我私自決定不要再以賺錢為目標，改革社會與保護環境應是我存在的意義與任務。
選後我接任綠黨秘書長的工作，同時以「愛地球也能賺大錢」為題開課、演講，期望資金能流向循環經濟的環保產業、鼓勵良善扶貧助人的公司，嚴懲那些販賣地球營利的黑心資本家，並給助紂為虐的政客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