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身邊這麼多年，只見過他們吵過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趙煒剛要進客廳，跟總理走了一個碰面，感覺總理好像氣呼呼的。見到趙煒，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趙煒，你好好陪陪大姐！」說完進辦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開會。趙煒走進客廳，看到大姐站在飯桌旁，扶著凳子，也氣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問什麼。在趙煒的輕聲勸解下，鄧穎超才慢慢緩和下來。第二天再看他倆，趙煒沒有發現一絲異常。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故事因誕生於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緻的韻味。
"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台上的周恩來告訴大姐。大姐說，喲，她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漂亮。”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經常在與趙煒的閑聊中，講起她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
周恩來與鄧穎超相識於「五四」運動。當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界已很有名氣；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鄧穎超後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鄧穎超所在的學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個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周恩來還指導她們演話劇。不過鄧穎超一直相信那時的周恩來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歲。
「我們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1988年，鄧穎超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里這樣說。那時的鄧穎超也絲毫沒有將台上的那個美男子與自己未來的革命伴侶划上等號，「那個時候，我聽說你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願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響的鄧穎超「對婚姻抱著一種悲觀厭惡的想法」：在上學的時候，每遇到結婚的花轎，她就想這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
1956年的一天，周恩來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里聊天。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周恩來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周恩來眼裏「堅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婚。
鄧穎超後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周恩來被證明是有眼光的。鄧穎超在懷念周恩來的文章中說，即便兩人在通信中明確了戀愛關係後，「我們定約後的通信，還是以革命的活動、彼此的學習、革命的道理、今後的事業為主要內容，找不出我愛你、你愛我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