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量洪爵士，GCMG（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於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後歷任百慕達與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奈及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勳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葛量洪治理香港獲得不錯的聲望，另一位是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勳爵，可算是港人印象較深刻的港督。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爵士見證了中國的國共內戰，及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並於1949年建立了新政權。中共建政後的政治動盪，使香港在人口、社會和經濟各方面都出現既深且廣的轉變，而國、共兩黨在香港的衝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於韓戰的爆發，再加上香港戰後百廢待興，社會基建受到嚴重破壞，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對著極其嚴峻的考驗。不過，在他的帶領下，港府作出多項重大措施，成功使香港成功克服重重困難，並且建構出香港在戰後的基本格局，漸漸從轉口港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港。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發行自己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對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以及香港前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其中，他認為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掌政，中國終有一日都會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達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2]。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1]。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奈及利亞出任布政司[2]，當時的奈及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奈及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葛量洪在奈及利亞接待過途經那裡的政要，而他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1]。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2]，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於二戰期間擱置[9]。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在任內，葛量洪著手於重建戰後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1]。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曾與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10]。
葛量洪於1947年抵港履新時，香港可謂「百廢待興」。歷經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以及戰火的洗禮，戰後香港之社會基建受到了嚴重破壞。儘管重光後的過渡軍政府和隨後楊慕琦爵士的民事政府，皆大肆重建，但在短時間內，香港的市面仍然充斥著一種荒涼的氣氛[11]。至於在社會面貌上，戰後香港放寬了很多限制，華人的地位日漸平等，以往太平山山頂不准華人置地居住的慣例在1947年撤銷[12]，而華人加入行政立法兩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後，中國大陸卻沒有恢復和平。物價飛漲、貪污腐敗以及國、共兩黨的不和，終於促使國共內戰的爆發。而經過了1948年至1949年之間所發生的「三大戰役」，則標誌著國民黨的失勢已成定局。由於中國在二次大戰後，局勢依然動盪不堪，這促使二戰後繼續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這種現像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後，情況更有加劇之勢。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是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但是難民的湧入仍然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衍生出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