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8日文章稱，最近十幾年以來，東亞並沒有因為區域內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平常民眾往來越來越頻繁，使得國家間緊張關係大幅度減少。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在衝突後和解，國家之間的和解最能長久且實在，毋寧是將和解與秩序重建結合在一起。
最近十幾年以來，東亞並沒有因為區域內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平常民眾往來越來越頻繁，使得國家間的緊張關係大幅度減少。
緊張的源頭，自然是先來自勢力均衡變動導致以日本為首的一些國家適應不良。除此之外，日本在歷史問題、靖國神社參拜與領土問題採取毫不妥協，再三欲闖紅線的態度，使得日本同中國、韓國的關係跌到谷底。
東亞現在中日、日韓的歷史與領土問題，不能僅認為是戰後日本政治清算不徹底而已；戰後日本對戰前政界商界清算不徹底，只是一個“果”。
前麻省理工大學的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指出，在二戰後美國指揮的“舊金山體系”(the San Francisco System)下，日本與各國恢復邦交是一個“個別的和平”(separate peace)，而且受苦受難最大的中國、朝鮮半島，均未受到邀請出席，這個“個別的和平”，不止沒有促成全面和解，而且還留下沒有處理戰爭與帝國主義傷口的隱患，為戰前參與軍國主義的政治人士重返日本政壇鋪路。
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在衝突後和解，國家之間的和解最能長久且實在，毋寧是將和解與戰後秩序重建結合在一起。以歐洲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與歐洲諸國的和解，不在於一開始德國就道歉不已，而是將和解與歐洲新秩序結合為一，以建立歐洲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作為和解的努力方向。當然，這個前提是歐洲諸國如法國與英國，在戰後可以將其意志施加在戰敗的德國上，成為戰後德國再出發的基準點。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並沒經歷這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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