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伊底帕斯》是以精神分析為標靶，掀起的鼓動社會革命之書。德勒茲與瓜達里，一位哲學家、一位精神分析師在六八年革命未竟之後相遇，一拍即合。兩人從意識根柢檢討革命的敗因，發現必須從宿命論濃烈的頹唐氛圍中釜底抽薪，於是調整戰略，再度揭竿。一九七二年的《反伊底帕斯》應運而生。不幸的是，這本書經常被解讀為精神分析理論的茶壺風暴，而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德勒茲國際學術期刊的創辦人布凱能（Ian Buchanan）遂以這本導讀撥雲見日，闡述時代脈絡、梳理主題、閱讀文本，並對其影響做了分析，包括闡述後現代理論重鎮詹明信與紀傑克的引伸／誤用。布凱能行文簡明扼要，將一本高度詩化的論著「翻譯」成一本革命手冊。如果說理想的「導讀」是盡責的推銷員，可以說他推銷的不只是《反伊底帕斯》，而是革命。
但德勒茲和瓜達里所談的「革命」並非奪權，套一句流行語，而是「內在革命」。布凱能一語道破：「這裡的革命，並非指推翻一個政權，然後再建立另一個政權，然後再由上而下地建立新政府，就像毛澤東與列寧的追隨者所要求的那樣。」他們鼓吹的革命，在於分裂現存的權力結構，使之擺盪、由內產生變動。而最重要的，則是不能複製舊社會的壓制機制。
但，怎麼做到？革命從何開始？他們的回應是：慾望。慾望本身即是革命的，但慾望總是被箝制，以及──更糟的是──被轉變成為利益，包括權力的利益。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尤不可免。布凱能揮舞著這本書，直指當代資本主義政府的窘境──被商業綁架，不但變成財團的人質，更成為財團的替死鬼。他還大批左右兩派的共同罩門：維護財團利益以保障勞工工作機會，甚至為了避免產業外流到第三世界，而贊同在第一世界建立第三世界的工作環境，或是反對開放移民政策，以免外勞輸入導致的工資縮減。這類功利主義造成的「錯誤意識」大行其道。以上情況並不遙遠，至少，在台灣也都是現在進行式。
在一個貧富差距越演越烈的世界，革命並沒有真實發生，「錯誤意識」和犬儒的「譏諷主義」消耗了大眾的動力。要對抗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體制，德勒茲和瓜達里回頭呼喚每個人對內在真實的肯認。於是他們歌頌個人的神秘創造力，甚至在精神病的困擾中，這種創造力得以被激發並超越了病癥。這有別於佛洛伊德的本能衝動或死亡驅力等種種讓人趨於被動與宿命的解釋，而志在激發主動的意志。藝術不是病，反而是個人與社會的醫師。如何鬆動僵硬的權力機制，拓展一個容許差異思維的社會空間，藝術家和精神病的課題，給了啟動革命一個思考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