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薄的不是「揚州八怪」，而是刻下正在香港藝術館舉行的「揚州八怪」展覽。
大約是十多年了，寒舍的牆壁上掛著一幅木板水印的鄭板橋畫竹(人窮，真跡是買不起了)，後來大概是遷居的緣故吧，畫卷丟失了。還很記得畫作的內容：畫上兩枝清癟的竹枝，並排而立，題畫詩寫著：「清瘦兩竿如玉削，首陽山下立夷齊」，作者自言從古以來，畫家甚少以伯夷叔齊為創作題材，此畫中的二竹，正是夷齊的寫照。題詞謂「壽門(按：指金農)愈不得志詩愈工，人何必汨富貴以自取陋？」這裏更是用自己與金農比作二孤竹了。畫作無疑流露了落魄天涯者的悲酸，而畫家與摯友惺惜之情更顯明確了。畫幅掛了多年，確有些如杜甫所說的「鄭公粉繪隨長夜」的況味了。
如果抱著追訪故人的心情去看「揚州八怪」展覽，肯定是要失望而回了。展覽畫作數量少，而且大都不能算是畫家主要風格的代表作。主要展品來自香港藝術館虛白齋藏中國書畫，再加上少數藏館(或藏家)如心安居、北山堂，娛墨齋及崇宜齋等湊集而成。用小人之心猜度，這是最不費工夫的展品搜集方式，放在全港最大藝術展覽場地，足可虛應一段時光。
記得大概都有二十多年了，大會堂(位處皇后碼頭對開那座，那時當然沒有甚麼「文化中心」了)展出過一次齊白石書畫篆刻展，展品琳瑯滿目，搜羅了白石老人具代表風格的各類作品，數量之多，內容之富，駐足觀賞，多所啟發。那時還只是英國管治下的殖民地，與國內文化交流當然沒有現在那麼頻繁和容易，推動文藝的撥款大概不及現在充裕，而更肯定的，那時藝術館的正副館長數目一定不比現在多，可展覽質量是不能同日而語了。「揚州八怪」展覽，託蔭藝術館展出之名，質素相信還未必及得上早前城市大學小小一個藝廊展出的吳昌碩作品展。
「揚州八怪」是一個專題展覽。專題展覽無疑需要用較充足的作品去突出主題。「八怪」之名，歷來固無定指，牽涉人物或許數達十多人，但較被接受的是清末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所列的高翔、李、汪士慎、金農、黃慎、鄭燮、李方膺和羅聘等八人。這次展覽畫作不多，摻雜多張此八人以外作品，專題的集中意義無疑打了折扣。
參觀者未能從實物的展出中得到滿足，一份充實的場刊說明，或許能略為補足闕漏，可是說明同樣有不少要點需要「補遺」。
「說明」指出「八怪」畫作「怪」的表象，卻沒有探討「怪」的因由－他們大都出身貧寒的知識份子家庭，受過良好文化教養，可是在生活上卻經歷了坎坷不平的道路。他們所抱的才藝，不為傳統束縛，因而走上「怪」的路途。
「說明」指出「八怪」「有深刻的社會接觸和體會，使他們的作品充滿更為豐富的內涵」，這是沒有錯的，只是這種接觸和體會，更多是建基於對貧苦大眾的的同情和對官僚富豪的墮落的批判。鄭板橋一幅比較出名畫作的題畫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金農《花卉圖冊》題詞：「莫輕折，上有刺。傷人手，不可治。從來華面毒如此」，都充分說明了這種傾向。
兩個牽涉畫史的問題也不能不提：針對當時畫壇充滿派系的風氣，「揚州八怪」強調自立門戶，發揮獨創精神，敢於向時俗挑戰－這是風格險怪之由；「八怪」優秀作品都為花鳥和人物畫，這是由於生活的局限，沒能把理想與生活旨趣寄託於名山大川之中。
論到書法，有些資料是誤導或不充分的。談到金農的「漆書」，「說明」記載一個書法實踐的故事：「據說他把毛筆剪去，製造一種如用帚書寫橫寬直窄的筆劃效果」，如果這「剪去」真管用，大概埋沒了創作者長期從《天發神讖碑》、《國山碑》、《谷朗碑》等揣摩筆意創製獨有風格的艱苦鍛鍊的努力。解說鄭板橋的「六分半書」，就連隸書波磔有法、平正嚴謹的「八分書」之名也沒有提及，風格承傳的線索斷了，給後學的啟示就只能是鄭書「每字之中又有一兩筆較為突出」之類的皮相之談了。
展覽是匆匆看過了，不足之憾油然而生。走出展覽館，午間的秋日豔陽照得維多利亞港銀光閃閃，偶爾一兩渡輪倦倦的劃破碧波，盎揚著一種天地悠悠之概。波光帆影，也許是一種「收之桑榆」的補償吧。
記得還是不久之前，政府推諉商營電視台沒有每天播放足夠時數的文化節目，在推廣上稍欠盡力云云，引來電視台依據調查結果(只有百分之四觀眾喜歡看文化藝術節目)加以反駁，謂市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興趣。我想，商營電視關注收視，斷無要之做賠本生意之理。可政府全資浥注的藝術館，文化展覽辦得不那麼「行貨」，內容不那麼單薄，對推動文化藝術或許更能略盡綿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