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澀年歲裡，伴我成長的就是那些書了。陳之藩的《在春風裡》、《旅美小簡》、《劍河倒影》，開啟了問學之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引領我航向藝術心靈。張愛玲的《流言》、《秧歌》使我體驗到中國的親切。於是，便這樣在文學的天地裡摸索、探問、尋找那浪漫的文學少年時代。
然後，我也開始握筆寫作了。怯生生的在綠格紙上塗抹著浪漫情懷與生活札記，歷史的、人文的、宗教的、社會的、生活的，偶而也有些自以為是的靈光片羽，自筆端輕輕流瀉。直到有一天，我自覺到必須為文字盡一點知識人的社會責任，才開始比較有計畫的寫一些東西。在此之前，寫作只是生活上的閒情雅趣。而身受學院教育的洗禮，我似乎為自己加上了比較沈重的壓力，覺得對人類、社會必須有所盡心，因而關懷的層面也比較廣些。而且因為本業是從事歷史研究的緣故，使得我的作品在有形無形中注入了歷史感——包括典故、人物與情懷；並且，在篤信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洛克所說「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的箴言。使我對時代有深切的關心，因而在文學的想像天空之下，大抵比較落實於時代脈動。
我一直認為，受過高等學院教育的人不一定是知識份子，因如果他缺乏社會關懷，或者缺少對整體人類問題的思考，便祇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專家，而不是知識份子。而我對自己的期許，則是希望能成為一個可能的知識份子(雖然到現在還不是)，對人類、對社會、對現代史與古代史均有同情的瞭解，並且形諸文字。這幾年來，從讀者、作者而編者，通過對文字工作的投入，把一些個人思考的理念傳達出來。特別因為這三者角色扮演多有不同，常常必須在時空的轉換中更佚。當自己扮演讀者之時，對作者有時不免期許過高；在自己提筆寫作時，又必須避免自己眼高手低的毛病；坐在編輯台前，耐心是最大的考驗；讀者可以因自己的需要而有所選擇，編輯要嚴守工作倫理，不以一己之好惡為選稿依據；最坦然面對的大概只有稿紙了。馳騁想像，爬梳思維，都是以一己之心之所向為依歸。因此，在面對稿紙的時後，心無雜慮，全神投入，將思想和感情在稿紙上沈澱，落實為一篇篇文字，乃能在讀者藉由語言文字達到心靈的對話，這是生命關懷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