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SARS非典型肺炎爆發後，有鑑於中國隱匿疫情造成亞洲週邊國家的損失，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於2005年增訂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要求會員國有及時通報大規模正確疫情資訊之義務。
西方輿論及保守派智庫主張，依據現有資訊，中國最晚在2019年11月初已經有確診病例，但中國官方醫療研究機構拒絕批准對外發布有關疫情的正確資訊，亦未採取對應的防制措施，直到2020年1月20日才正式對外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之爆發，而武漢於1月23日正式封城。中國延遲通報及隱匿武漢肺炎疫情，提供不正確的流行病學數據，已經違反國際衛生條例。
如果中國政府確實負有責任，有兩種方式求償。
第一種，是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訴訟。
這些訴訟管道主要有：依照國際衛生條例規定，提出雙邊或多邊仲裁，由世界衛生組織處理仲裁，或將案件交由海牙常設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Hague）進行仲裁，或向聯合國轄下的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提起訴訟。
這些訴訟曠日費時，而且以當事各國自願接受管轄為先決條件。2016年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宣判中國主張的南中國海「九段線」違反聯合國海洋公約，但中國在仲裁開始前就宣佈不參加相關程序，也不承認仲裁結果。因此，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訴訟未必能收到任何實質效果。
第二種，是受損的個別原告，透過本國司法系統追訴外國政府的責任。
「外國主權司法豁免」原則（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認為本國司法系統裁判外國政府或官員的法律責任，有侵害外國主權之嫌，因此通常以此原則不受理針對外國政府或官員的訴訟。然而，隨著國家政府在國際經貿上時常扮演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外國主權司法豁免原則也出現各種例外情形。美國於1976年制訂《外國主權司法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 Act），相關法律的演進可為前車之鑑。
伊朗1979年發生什葉派革命，伊朗支持的恐怖活動，在世界各地造成了美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例如1979年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以及1983年貝魯特軍營爆炸案，200多名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美軍因恐怖攻擊喪生。因此美國在1984年修法，允許美國籍受害者在美國法院內起訴美國政府指定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修法後，有1,300多位美籍受害者在美國法院控告伊朗，由於伊朗政府拒絕出庭，受害者均以缺席判決（default judgment）勝訴。
911恐攻事件後，2002年美國再度修法，將勝訴判決可受強制執行的資產種類，由外國政府名下位於美國的資產，擴大為美國總統依國會授權得以凍結的任何財產。勝訴的原告群發現伊朗中央銀行（Bank Markazi）透過位於盧森堡和義大利的銀行，在紐約花旗銀行帳戶，間接持有價值17.5億美元的債券，因此在2010年對這些金融資產提起強制執行的訴訟。2012年，歐巴馬總統宣佈凍結這些債券。
國會在2012年再度修法，直接指明的伊朗中央銀行的上述資產，要求法院在確認伊朗對這些資產確實享有受益權、而且不侵害其他美國人權利時，就可以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伊朗中央銀行以此項修法構成立法權對司法的不當干預，主張違憲，但被聯邦最高法院在2016年4月判決駁回。後續的審理程序中，對於這些資產是否「位於美國境內」仍有爭議，因此國會再度立法，於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再度修改2012年的法律，放寬了對伊朗中央銀行資產進行強制執行的規範。
綜上所述，美國在認定伊朗是恐怖主義支持國家以後，30多年來的訴訟及修法，不分行政立法司法、亦不分黨派及政治立場，相關作為無不促使受害者能夠更容易透過本國訴訟程序取得賠償。
從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之後，「與中國脫鉤」甚至將中國視為必欲排之後快的假想敵，趨勢愈來愈明顯。一旦美國認定中國應當為本次疫情負責，美國民間對伊朗恐怖活動的求償模式，有可能以更大規模重現。
肺炎疫情後的馬歇爾計畫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