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間的白玫瑰運動收到近30萬民眾的連署，並聚集上千名民眾在凱道表達訴求，「恐龍」法官、檢察官就此誕生。至今已近10年，當年聯署的30萬有志民眾們，最近一次深入了解司法議題是什麼時候呢？
司法議題是一個極度無聊、匠氣濃厚的話題，不值得大家深入了解。因此，10年前願意關心司法議題的那30萬熱切的聲音，在這10年間漸漸淡去，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令人銘記的是這麼生硬與日常民生相離甚遠的議題，曾經有這些人願意關心。
這股能量去哪裡了？後來這股能量轉變為蔡總統競選的重要政見，也在當選後履行承諾召開司改國是會議，但司法的議題極度僵硬、無趣，離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其實非常遙遠，因此問問大眾，司法改革改什麼？我國司法有什麼問題？大體上應該也只能說出要「淘汰恐龍」。
專業的事情讓專業的來，除了司法官群體外，律師和學者這些專業的人也紛紛加入，目的就是達到民眾的訴求，其實只有四個字「淘汰恐龍」。
然而，手握權力的人不小心就想無限擴張權力，「淘汰恐龍」這樣一個抽象概括的授權後，如何淘汰、如何定義恐龍，這些具體細節卻給專業人士無限發揮的空間，直到監察委員彈劾曲棍球案檢察官的事件。
觀看這次監察委員的回應，其邏輯是「這緩起訴處分有錯啊，且這個錯居然體制內經過依職權送再議（白話的說，就是這個案子有經過比較高層級的另一位檢察官看過）也沒有挑出來，所以要我們外部監督來處理」。
那為什麼檢察官們就是這麼「不認錯」還要「官官相護」呢？
第一，監察委員認定的「錯誤」是什麼？監察委員認為這案子中關鍵的印章是盜刻的而且沒有沒收，檢察官則認為沒有證據證明是被告盜刻，沒辦法證明當然也不能沒收。這就是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不同，這就是偵查核心、司法核心。如果只要檢察官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監察委員不同，就是「錯」，那監察委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正確與否，要由誰來監督？既然只有監察委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是對的，民眾何須跑法院？監察委員何不將全部的司法案件拿去辦呢？
第二，監察委員挑的「錯」，是監察院彈劾司法官時應該要處理的「錯」嗎？監察委員一直告訴大家「檢察官有錯」，但他們不敢說的秘密是，他們挑的「錯」完全無法動搖這個案件的結果，檢察官就這個案件的「決定」其實沒有「錯」，且被告都已經履行條件也沒有再犯其他案件，也就是說，檢察官給這個被告一次機會，被告有好好把握，檢察官作了一個相當妥適的最終決定，監察委員不敢說的是，他們挑的「錯」，只要上網搜尋判決，就可以找到無數個這樣的「錯」，他們沒有說的是，為什麼無數個這樣的「錯」，唯獨這一件監察委員做了調查、做了彈劾。
監察委員在去年也有一份逾越監察權、侵害司法權的力作，前苗栗縣議員李聰祥因貪污等案件遭法院判決有罪，監察委員調查報告竟要法院對陳情人做「無罪諭知」。這次事件，很多人對於檢察官群體的抗議只是認為不知反省，監察委員更是繼續挾自10年前開始民眾授權的「淘汰恐龍」大旗混淆視聽，其實上監察網站可以看到有無數件司法類別的案件，司法群體唯獨對去年的「無罪諭知」及今年的曲棍球彈劾相當憤怒，從來沒有監察院所謂的不知反省，只因為這兩件監察權完全侵門踏戶、紊亂憲政，而曲棍球更直接彈劾檢察官，讓檢察官無不擔憂，唯有先請示監察委員的高見再來辦案，才能確保工作平安。
國家想要有什麼樣的法治體制，端賴人民的選擇。這次監察委員提供人民一種選擇，所有曾經涉訟的民眾只要對結果不滿意，都可以翻出舊案陳情，因為誰也說不準監察委員對於個案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心證，是不是和你手上這位法官、檢察官想法不同呢？監察院可以幫你彈劾檢察官，還可以幫你直接指示法院應判有罪或無罪。
這樣的制度聽起來是不是很有監督效果、很接地氣呢？但大家或許忘了，監察委員是29位經總統提名、立法委員同意任命的官職。我們是否能接受，一個案件在經過漫長偵辦、審理過程後，有罪的人在短時間內就被監察院認為應諭知無罪？我們是否能接受監察委員對於事實、對於法律的看法，是最高最神聖，只要檢察官、法官想的和監察院不一樣，就會被彈劾？而且我幾乎能夠想像，屆時大家還是會很不滿意司法，因為，被改變結果的案件往往都不會是各位民眾想要的那一件。
這是當年30萬名關心台灣司法的人要的司法改革嗎？如果是，當然無話可說，但最令人害怕的是，大多數的人還沒有理解檢察官群體高呼的權力分立、憲政崩壞這些離生活很遠的名詞時，早已被監察委員簡單好懂的「官官相護」、「有錯不認錯」、「恐龍恐龍恐龍」等字眼掩蓋真正侵門踏戶、邁向帝制的《憲法》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