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上有個經典教案，亦即火車司機要在煞車失靈的情境下，選擇撞上軌道上有五人在工作的方向，抑或是選擇僅有一人在工作的岔路，選擇造成一人或是五人的死亡。這是倫理學上的亙古思辨，生命的價值是單純用數字多寡衡量的嗎？這個情境基本上只會出現在課本，現實生活中會以其他形態出現。
多年前，捷克政府規畫提高菸捐以降低國人抽菸的比率，現在被認為理所當然也具有成效的策略，當年曾經出現一段爭議。某菸商幫捷克政府算好帳，發現提高菸捐會減少整體菸品消費，政府雖收到菸捐但其他關稅與營業稅會減收，而捷克國民因為戒菸，在未來將因為延長的生命增加健保支出以及長照支出，對於捷克政府的損益而言，最佳的宏觀策略應該是讓民眾抽菸。此一訴求出爐之後，姑且不論推估的經濟模式正確與否，民眾對於罔顧國民健康的訴求完全無法接受，菸商也被修理得滿頭包。
最近由於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歐美肆虐，高感染率與相對低的死亡率使得部分學者主張採取佛系防疫，包括新加坡與英國都如是；認為無法防堵病毒傳播，應保存醫療的量能，避免醫療體系在這關鍵時期崩壞，所以不主張積極檢驗，也不主張有症狀便上醫院診治，唯有症狀嚴重者方就醫，而針對具有高風險的年長族群則從事居家隔離，即使一萬人受到感染，推估也僅有百分之五會成為重症或死亡。然而，這是五百條人命！一個政府是基於什麼標準定義五百條人命是合理的損失？
有些學者認為，站在政府的戰略立場，本應採取這種宏觀策略，畢竟高規格防疫造成國民生活影響、經濟崩盤、教育停滯等副作用，而最後還要花很多預算振興經濟，還不如接受新冠肺炎未來將成為流感疫苗中新加的一個病毒株。研究論文的數字或許只是數字的意義，但，認定犧牲部分生命是走過疫情必然的損失，未免也過於傲慢了。
放寬防疫作為的代價是地球上又多了一個具有百分之五有重症致死風險的肺炎病毒，而每年讓大家提心吊膽的腸病毒重症比例僅約千分之一，以此比例而言，百分之五絕對不低！或是學童腸病毒乾脆不需要停課，也不需要進行腸病毒疫苗開發？還是暗喻學童的生命與高齡多重疾病的長者具有不同的生命價值？
佛系防疫或許可以讓整體國民獲得群體免疫，讓國民都具有對此病毒的抗體，但過程中犧牲的生命要如何計算？何必讓此病毒成為每年固定流行的一員，每年可能都有一定人數因此而死亡呢？若能讓新冠病毒如同天花成為美國疾管署病毒實驗室中特定保存的物種，而非年年流行的病毒，有何不好呢？
捷克政府與人民出於生命的珍視，對於以「宏觀思維」算出的損益無法接受，因為任一生命的損失都無法用帳面上的數字計算，面對傳染力強的病毒，是應該「除惡務盡」，還是讓大自然「宏觀調控」？這不是經濟議題，而是必須權衡人民健康的選擇，不是一年，而是每年。或許在這場人類與大自然的搏鬥中，人類最終還是失敗，但努力使之在人類社會絕跡，或許較具長期效益，而非讓《演化論》在現代社會中驗證物競天擇的理論，我們已非處於遭逢瘟疫只能送童男童女祭山神的遠古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