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8日，香港15名民主派重要領袖和社運者遭逮捕，原因為六個多月前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香港警方自2019年為了禁止和取消大型和平示威，屢屢濫用法條模糊的《公安條例》執法，這次逮捕15名民主派人士就是例子之一。香港警方逮捕之舉無疑又是一記重擊，嚴重打擊已被大幅壓縮的和平集會自由。
寫信去香港 救援15位被捕民主派領袖！
親愛的鄭司長：
對於2020年4月18日警方逮捕和起訴李柱銘、何俊仁、楊森、蔡耀昌、單仲偕、區諾軒、何秀蘭、李卓人、陳皓桓、黎智英、吳文遠、梁國雄、梁耀忠、黃浩銘、吳靄儀等人，我來信向您表達深切的憂慮。
這15名民主派重要領袖被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為由起訴。其中有5人也被以「公告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為由起訴。這些控告的法源依據是《公安條例》，然而此條例的規定和應用，並不符合國際人權法和國際標準針對和平集會權之規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此已多次表達關切，表示《公安條例》之實施將過度限制和平集會權利，並要求有關單位重新審核此條例。
根據國際人權法和國際標準，人民參與及組織集會遊行並不需要事前得到國家批准。舉辦集會遊行即使未通知上級機關，也不能因此就認定參與該集會遊行屬於非法，更不該以此為由逮捕參與人士、組織者，或施加過度的制裁，例如以刑事罪名起訴相關人士。
2019年6月，香港人民發起大規模和平示威；時至今日，警方宣佈已逮捕超過7,000名示威相關人士，這樣的情形實為令人憂心。我們看到組織示威人士和參與者持續遭當局起訴，這已對香港的和平集會和表達自由造成了寒蟬效應。
因此，我在此呼籲：
撤銷對15位民主派領袖的所有控告，他們做的僅是行使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權。
停止以嚇阻人民參與和平集會和壓制批評為目的，起訴和平示威者。
修正《公安條例》以符合國際人權法和國際標準，尊重、維護、和促進人民的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權。
2020年4月18日，香港警方逮捕了14名重要政治人士、律師、社會運動者，和1名企業人士，逮捕原因皆為「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此15人分別為：李柱銘（律師、民主黨創黨成員、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何俊仁（律師、香港支聯會主席、立法會前議員、民主黨前主席）、楊森（立法會前議員、民主黨前主席）、單仲偕（葵青區議會主席、民主黨行政委員會成員、立法會前議員）、區諾軒（南區區議會議員、立法會前議員）、蔡耀昌（前沙田區區議員、民主黨前副主席、支聯會前副主席）、何秀蘭（立法會前議員、前中西區區議員、工黨創黨成員）、李卓人（香港職工會聯盟秘書長、工黨創黨成員、立法會前議員、支聯會前主席）、陳皓桓（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社會民主連線行政委員會成員）、黎智英（壹傳媒創辦人）、吳文遠（社會民主連線前主席）、梁國雄（綽號「長毛」，社會民主連線創始成員、立法會前議員，但因宣誓風波被法庭裁定取消議員資格）、黃浩銘（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耀忠（前葵青區區議員、立法會前議員）、吳靄儀（律師、公民黨行政委員會成員、立法會前議員）。
15位民主派領袖因組織及參與2019年8月18日、10月1日或10月20日「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而遭到逮捕。其中5位因公告2019年9月30日、10月19日「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而遭到起訴。
根據香港《公安條例》第14條及第15條，籌辦示威的人需要預先從警方取得「不反對通知」才能進行集會。警方「如合理地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反對舉行某公眾遊行」，則有權力反對該公眾遊行的舉行或施加限制。
民間人權陣線在上述日期提出了組織集會的申請，但警方對這三個申請均發出了反對通知。事實上，隨著示威活動在2019下半年變得越來越頻繁和龐大，警方採取了更加嚴格的方式來限制公眾集會，從撤銷已經發布的「不反對通知」，到以「公共安全憂慮」為由直接反對遊行示威。自2019年6月9日至12月31日，警方在537場公共遊行或集會申請中禁止了47場。
15位民主派領袖在這三天裡（2019年8月18日、10月1日、10月20日）以個人身份組織及參與示威和集會，沒有預先從警方取得「不反對通知」。
國際人權法規定，任何希望進行示威遊行的人都應該要能直接舉行，無需獲得當局的許可或授權。 各國可能會要求人民事先通知集會，但此種通知制度不應過分官僚化，其目的僅在於讓當局能使集會的進行更為便利，並使當局能夠採取措施保護公共安全和他人的權利。
自2014的雨傘運動以來，許多人因參與2014年和2019年的示威活動而被捕。他們因「非法集會」、「未經批准的集會」或「擾亂公共秩序」等含糊指控遭到起訴。 這些含糊而模稜兩可的指控似乎出於政治動機，藉此阻止人民和平行使集會和表達的權利。
② 用中文、英文或熟悉的語言寫下對律政司司長說的話；或是參考訴求範本信照著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