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關帝廟原名「關帝廳」，台灣光復後改名「五塊厝武廟」，民國六十九年重建告成後，陸軍一級上將*(註一)何應欽將軍蒞臨贈「高雄關帝廟」匾額，此後即稱為「高雄關帝廟」。
迄於民國六十一年春。信徒大會決議重建，由*(註二)唐傳宗先生擔任重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得到吳憨、陳長壽、謝連科等力助，於民國六十三年端午正式動工，工程前後歷經四年，耗資時幣三仟餘萬元，於六十六年元月告竣落成。
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二日，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慶成祈安羅天大醮，敬邀*(註三)嗣漢天師府六十四代張天師主醮，市長王玉雲擔任主祭官，一級上將何應欽蒞臨剪綵。
「高雄關帝廟長青活動中心」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一日破土動工，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落成，啟用儀式特邀市長蘇南成親臨剪綵致辭，並延聘高僧主持慶成法事。
民國七十九年主任委員*(註四)黃朝意根據北京白雲觀所供奉六十歲星君像，於福建惠安延請名匠依圖雕造，於八十年奉請來台，開光點眼後，擇吉舉行進殿安座大典，供信眾安奉頂禮，延壽納福，成為台灣第一座安奉六十甲子太歲的廟宇。
民國八十二年癸酉歲，引進大陸燈藝來台展示，精美絕倫的手藝，吸引大批人潮前往觀賞，為傳統的元宵燈藝注人新血，也帶動民俗手工藝品的風潮，廣受各界好評。
此後每年元宵均援例於本廟舉行花燈大展，為高雄市元宵賞燈的一大重要據點；同年再於田寮鄉七星村購地六公頃，興建「斗姥廟」，為本省第一座斗姥專祀廟宇。
天公廟奉玉皇上帝為主神，在200年多間清朝嘉慶年間開始興建，初期以草茅編造為廟，古樸有靈。清朝咸豐年間，由董事林江河集資，依古式廟宇型式，改建為磚造瓦頂，頗具莊嚴。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由清朝秀才林靜觀管理，隨後由林朝木接管，香火維持不墜。
台灣光復後，地方有識之士為健全廟務發展，於1970年組成管理委員會，在第一屆主任委員郭丁祿領導下，決定擴大廟宇規模，1972年開始動工改建為二階式玉皇宮，敬祀玉皇上帝的靈霄寶殿正殿移於二樓大殿，宛如南天宮闕；後殿敬祀儒、道、釋三教主(三教殿)，一樓大殿敬祀五斗星君，歷時4年在1975年12月完成新型雕龍畫棟宮殿式廟宇，廟務及香火均盛於往昔。
天公廟管理委員會組織健全，歷經洪秋祥、林瑞泰、辜慶堂等主任委員領導管理，積極推動各現業務，精益求精加強建設，廟務蒸蒸日上。1996年4月改制為「財團法人高雄縣鳳山天公廟」，辜慶堂同時當選首屆董事長，隨後再連任第二屆董事長，繼續推行各項業務，奠定天公廟在鳳山地區信眾的信仰重心地。
天公廟宗旨為「本儒教之精神，傳揚儒教、佛教、道家思想教義，勸化人心向善，辦理社會公益慈善事業」，附設立圖書室，年年發放市內各級學校學生清寒績優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繼續上進至今迄未中斷，熱心地方文教、慈善、社會福利、重大水災、震災賑濟及復建捐獻，取之於十方，用之於地方，深得好評。
天公廟正好位於鳳山市鬧區的中心點，由於早期的廟地不大，廟的歷史也比不上鳳山市「四大廟」雙慈亭(媽祖廟)、龍山寺、城隍廟、以及開漳聖王廟久遠，沒有列為地方上重要的神明遶境慶典中，必須到訪參拜的廟宇，香火也不盛。
俗話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天公廟奉玉皇上帝為主神，善男信女於「天公生日」，自然要到天公廟向玉皇上帝恭祝萬壽無疆，盛況自不在話下。每年農曆正月初九玉皇上帝聖誕(即民間通稱的「天公生」)，前後幾天的香火收入，抵得過其他寺廟一整年。即使是在平時，信徒前往燒香膜拜，祈福許願，也是絡驛不絕。
天公廟歷經百餘年誠心經營，盛況日勝一日，據稱與門面改善有很大的開係。天公廟的南側距三民路與中正路丁字路口不到100公尺，此路口在早期鳳山市區，稱為「三角窗」，萬商匯集，市況之佳，宛如台北市「西門町」。廟門原是坐東向西(坐巽向乾)，1948年改建時，為與地勢及四周大環境的地理風水調和，廟方特地聘請幾位勘輿專家評鑑，最後決定來個180度大轉向，廟門改向光明路，成為坐西向東，屏東大武山立於前，高雄壽山屏於後，左有旗山地區旗峰疊嶂，右有林園鳳山丘陵峻秀凌空，遠有高屏溪玉帶環抱，近則有鳳山溪迎於前，左依武洛塘山，右攬鳳彈山圓潤為筆案，顯現一片壯麗渾厚的聖域脈理，香火也更甚於往昔，譽滿全臺，成為敬祀玉皇上帝的信仰中心。
天公廟近年來仍在繼續擴大腹地進行擴建，未來廟貌也將更加雄偉壯觀。天公廟位於鳳山市區的光明路151號，也就是第二市場邊，交通四通八達，停車也相當方便。
在《阿蓮鄉志》中提到，阿蓮鄉志編委會在搜證中，無意間得到一份研究明太僕沈光文（沈斯菴）的學術報導，發現沈光文逃禪經過與紹光禪師有相當程度的吻合之處。發現如下：
在一般的史料記載中「雍正九年，明末遺臣紹光禪師在此結茅為庵」的說法，與歷史記載的年代有所差距。紹光禪師如果真的為明末遺臣，怎麼可能會在明亡近半個世紀後才逃禪入山呢？再者，《阿蓮鄉志》提到傳說中的紹光禪師和沈光文有兩種極相吻合的地方：一、同是明末遺臣，同是不願降清才逃禪入山；二、紹光禪師與沈光文逃禪時的法號「超光」，字形與發音相近，疑是後人誤傳。
《阿蓮鄉志》推斷，紹光禪師和沈光文若不是同一個人，就是紹光禪師便是繼沈光文之後在此修行的第二個人，且絕非明末遺臣。認為前者的可信度較高，至於年代的差距，是因為後人的錯誤記載，相沿至今，始造成這麼大的差距。因此《阿蓮鄉志》推論為：超峰寺的歷史典故，應該是沈光文（超光禪師）至此闢山後，在其逝世後，後人於雍正年間，再於重築草茅為寺，取名「超峰寺」，迄至乾隆二十八年蔣允焄再以磚瓦重建「超峰寺」（阿蓮鄉志，1985：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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