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在抗戰時是初階軍官，但在爾後所受戰略教育薰陶下，得以身歷其時的軍事素養；特別是近十餘年來，我仔細閱讀了蔣委員長八年抗戰的日記，解讀蔣委員長的苦心煎熬與鐵一般的意志，刻骨銘心地體會他堅持「抗戰第一」、「抗戰到底」的心路歷程，這使得我對抗戰的歷史，也得到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認知，遂產生了還原八年全面抗戰歷史真相的強烈使命感。
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我一直就有一個到大陸的抗日戰場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八年全面抗戰歷史真相的心願。慢慢想到，雖然抗戰結束超過一甲子，當年戰場的交通、地物、地貌及一些小的地形必然會改變，但是空間距離和山系、水系等大的地形卻不會變動，許多抗戰遺蹟、烈士埋骨處還保持原狀，可去實地查訪瞭解，以作為還原被隱埋歷史真相的基礎。於是自二○一四年四月開始，我展開了六趟重返抗日正面戰場的旅行。
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成果，是全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所累積的資產，非一黨一派的成就，應為全民所珍惜共享；任何扭曲、隱諱與淡化，無異於全民族的精神自殘。但其真相卻受到隱埋，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各端：
長久以來，西方國家普遍以一九三九年的德波戰爭，作為二次大戰開始的時間點，故意不將中國的抗日戰爭算在內。其原因，除了西方列強重歐輕亞的偏見，與種族歧視的傲慢之外，也應與英、美、蘇等國在二次大戰期間都對中國做了許多違反正義與道德的「不光榮」事情有關。如果將中國抗戰排除在二次大戰之外，就無損這些國家在戰爭中所宣稱的正義形象與既得利益。
二○一八年五月，我到倫敦參訪已闢為博物館的「邱吉爾戰時指揮所」，居然在館內書店中找不到一本關於中國參加二次大戰的書籍；我請他們再找找看，他們才拿出一張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議中，與羅斯福、邱吉爾的合影照片。又如，英國當代兵學大師李德哈特（B.H. Liddell Hart）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被視為二次大戰戰史最權威之作，但書中隻字未提中國的抗戰。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國曾派遣精銳部隊十萬人，編組遠征軍入緬協助英軍作戰，並在仁安羌（Yenangyaung）解救英軍七千餘人，李書亦僅以「在英軍東西翼上還受到中國部隊的支援」寥寥數字，草草提到中國軍隊而已。凡此，不但悖離了價值中立的治史基本原則，也反映了西方國家故意忽略中國抗戰貢獻的傲慢偏見態度。
由於受到西方國家故意不將中國抗日戰爭算在二次大戰內的影響，連戰敗國的日本都有樣學樣，極力篡改歷史，以清洗其侵略罪行，諸如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對慰安婦道歉、其政要頻向靖國神社戰犯牌位行禮等，使得我們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真相更加晦暗不明。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頂著刺骨寒風，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向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下跪道歉，反映了德國人戰後對侵略罪行真誠的懺悔與認錯，但日本人卻始終未曾面對歷史，好好反省過。
抗戰勝利已逾七十年，七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的形成，其實是抗戰與內戰的餘波，且與抗戰與內戰的真相息息相關；但抗戰歷史在兩岸間都同遭不同程度的隱埋。事實上，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的，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歷史，國共兩黨始終同在抗戰陣營，雖然主從不同，但其貢獻是一致的，都應該認同抗戰歷史才對。
不過就中共而言，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初期反蔣餘恨極濃，不願彰顯蔣領導抗戰勝利的風光，而淡化隱埋抗戰歷史，乃人情之常，可以理解。惟影響所及，在大陸的年輕人長年接受官方訊息，也形塑了刻板印象，無從瞭解中華民族這段悲壯歷史的真相。因此我認為，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最大的損失，應該不是失去在大陸的政權，而是抗戰歷史的真相沒有了；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才是最無可彌補的損失。
惟長期對年輕世代灌輸不正確的抗戰歷史，即在否定現代中華民族復興的起源。權力可以撰寫現在客觀的歷史，但不能改變掌權前的歷史，否則歷史將貶低其國格。我以為，大陸現任年輕領導人，應以雍容大度面向全球；我們是二次大戰中唯一為正義而戰者，復興了中華民族使國家強盛，對此不但要有光榮感，更應積極去還原這段歷史的真相。
就國民政府而言，在失去大陸治權退到台灣後，由於國共戰爭失敗之痛，出現強烈的反共、仇共意識；對於抗戰歷史，只論國軍在「正面戰場」的功勞，忽略中共在「敵後戰場」的貢獻。這雖亦是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惟同樣也淡化隱埋了一些抗戰歷史的真相，令人遺憾。
雖然大陸到現在，基本上還是在內戰史觀的思維下詮釋抗戰歷史，有些封閉。但我相信，蔣、毛之間的仇恨，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後會慢慢消失，屆時也就什麼都可以談了。因為，一個現代世界強國的後代，對內戰的恩怨是沒有任何情感包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