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站在人生的哪個階段，我們偶爾總會想起那段懵懂無憂的小學日子。六年的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雖然想不起來到底做了些什麼重要的事，但自己確確實實就是在那段時間裡，慢慢長成現在這個模樣的。
你是否記得起自己的小學生活是什麼樣子呢？透過作家們的記憶，讓我們一起回到純真的童年時光！
1966年初秋，我入學國小一年級。當時身高114公分，體重16.5公斤。一年後，長高2公分，長胖2公斤。雙眼視力皆為2.0。11月時種過牛痘。一整年裡，沒請過一次事假、病假，遑論曠課。上學期出席123天，下學期118天，平均成績超過90分。因此，「成績及格准予升級」——那時候還有留級制度，台語稱「落第」。
我能講得這麼清楚，皆因手邊尚保留當時的「成績健康記錄簿」，一切寫得清清楚楚。
恰恰是50年前事了。有時，我也會拿著這本泛黃的小冊子，追想當年那個瘦弱、矮小，一句國語也不會講，經常打著赤腳去上學的「一年仔猴」。
我的母校在淡水河左岸，某小鎮偏南之處，四周稻田環繞。每天得起早，走上3～5公里方才到校。彼時正逢戰後嬰兒潮，一班60人很平常，70人以上也不算意外。早上最晚7點半得到校，遲到了便進不了校門，高年級手持童軍棍，一一攔阻。每天朝會時，站在講台前示眾。進入校門，看到校長、老師，當然要鞠躬，看到蔣公銅像也要鞠躬，有時一路到教室，接連得鞠上四五個躬。
上課了，要有精神，抬頭挺胸，雙手撫著膝蓋，正視黑板。耳邊傳來隔壁班大聲朗讀課文的聲音。剛進學校，讀半天，一個星期上午班，一個星期下午班。下午班10點半出門，左鄰右舍一群小孩結伴上學，邊走邊玩。稻子收割後，稻田裡有青蛙可抓，一人各抓幾隻放口袋。到了學校，從地面通氣窗，偷偷把青蛙丟進正在上課的班級，引來一陣騷動。那騷動，歡喜遠大於驚嚇，「嘩～嘩～」聲中，我們拔腿狂奔，老師氣急敗壞出來查看，我們早躲到還有防空洞、樹蔭濃密的校園裡去了。
又一次，一群人與穿著打扮大不相同，個個穿制服、穿鞋、背書包，不理光頭的眷村小孩偶遇。彼此語言不通，對方嘰哩咕嚕講一大堆剛學的「國語」，又快又流利。我們面面相覷，對方由好奇轉質疑，嘲笑嚷嚷：「啞巴，你們是啞巴啊，哈哈哈～」此時一名同伴彷彿逮到小辮子立刻回敬：「蛤～阿爸？叫我阿爸擱袂邁咧……」我方陣營也一陣大笑，雙方「相談甚歡」，比手畫腳竟也就相識了。
日後我當上編輯，因為工作需要，接觸許多日治圖文史料，方才知道，即使戰後已過去20多年，當時台灣小學教育，從硬體到軟體，無不接收日治遺產，在日本人所打下的基礎上緩步前進（許多文化教育費用都被挪作軍費了）。我們用的校舍禮堂、教室配置、課程安排、教具教材、年度活動……絕大部分還按照日治教育思維邏輯在運作，除了把「帝國」改成「民國」。大者如我們的校長是日治時期的師範生，一輩子在這所學校服務。小的如打掃用具擺放在木製講台底下，六年級得幫一年級打掃，上午第二三節之間要做體操等等。就算上述「成績健康記錄簿」格式也是以日治「成績通知票」為底稿，修改而成的。
最有趣的是制服，我始終記得，深藍色，金紐扣，帽子則是深藍色的圓盤帽，帽前有個亮晶晶的校徽，大約就是《少年H》裡妹尾河童小學打扮。二年級我轉學到台北市，又換了一種，女生連身裙，男生白上衣藍短褲，似乎一直到了唸高年級，也就是1970年代了，全省才統一為我們如今常用以為懷舊，很醜的「卡其色制服、黃色小帽」。因年代久遠，恐記憶有誤。前些年還在「臉書」談這事，沒想到許多人都留言印證，1960年代，台灣確實還有些學校的制服，基本延續日治，改變不大。
身世如此，生命經驗這樣。也因此，這本《令人懷念的小學圖鑑》確實令我懷念，一翻一驚呼：「沒錯沒錯，就是這樣！就是這個！」已模糊了的記憶頓時也清晰起來，彷彿回到了從前。這本書所談，固然是日本小學，事實上卻可看到台灣小學的身影。我相信，直到今天，躲避球、抬風琴、排路隊、彈鉛筆、向前看齊……等等依然在台灣校園裡持續著，成了一代又一代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這樣一本書，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記錄。記錄時光種種，讓人深刻思索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絆」（きずな）到底有多深？又為何會那樣深！？
本名林皎宏，台灣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肄業。曾任出版社編輯、主編、總編輯，二手書店總監，現任掃葉工房主持人之一。潛心砥礪編輯技藝，視為匠人修行；致力探索書籍未來形式，各種出版可能。偶亦為文，散見兩岸三地報章雜誌。著有《生涯一蠹魚》《天上大風》《一心惟爾：生涯散蠹魚筆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