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女士，您好！您剛在中國兜了一大圈，去好幾個城市舉辦了作品朗誦會，您不僅與大學生進行思想交流，還藉著座談會與普通讀者互動。您現在感覺如何？您到香港來的路上，有哪些所見所聞？
好的，您問我現在感覺如何，我很好。一路上充滿了驚心動魄，大大緩解了舟車勞頓的辛苦。這一路給了我太多的所見所聞，多到前一站的內容還沒來得及消 化，就得匆匆趕往下一站——我必須花點時間整理這次旅行的見聞，有些需要使勁回想。這次中國之行第一站是上海，最後一站則是香港，總共去了七個城市——三 個星期跑這麼多地方已經是挺趕的了。
我在各個地方感受到的東西當然是不一樣的，沒法用一個問題或一個回答來籠統表述。歐洲人或德國人來到中國，都會被眼前各種各樣的“大”所震懾，這是他 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這裡什麼都“大”，包括巨大的火車站、壯觀的人山人海，還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許多城市並不是歷經幾百年才建成的，而是在短短數十年 間拔地而起，它們看起來是那樣陌生。那些成片的高樓仿佛就像軍隊般矗立在眼前。中國人只用了三十年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實在令人驚歎。
在歐洲人眼裡，中國是個矛盾的存在：既不得不佩服，又不得不有一點點害怕——以上是我對中國初步的視覺印象。當然我還認識不少各色各樣的人。我跟大學 生的接觸給我留下了美好回憶——非常親切動人且充滿歡樂。有幾場活動，我朗誦了自己的長篇小說《飛灰》（Flugasche）的片段。這部小說1981年 就在德國出版了。朗誦完以後，我們進行了生動而有趣的討論。同學們說，我這本書差不多快是40年前寫的了，可在他們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一本書面世 這麼多年後，還有這麼多人重視，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與德國截然不同的國家，這對作家來說簡直是莫大的恭維。不過，令人失望的是，只有《憂傷動物》 （Animal triste）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飛灰》至今還沒有推出中譯版。說不定以後會有吧，誰知道呢。
這幾天您一直待在香港，您對目前的局勢有什麼看法？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很高興一來就趕上了全城大遊行。我們要怎麼來看待這件事呢？如果有人和我一樣，也來自東德，就會對這次遊行活動特別感同身受，因為很 容易會聯想到89年的東德。當時東德人連續數月在全國各地展開示威遊行，結果是最後柏林牆倒了——當然這不光是大家在萊比錫尼古拉教堂周圍振臂高呼的緣 故，而是因為整個歐洲都加入到了這場運動當中。所有人都既開心又驕傲，就是因為他們終於鼓起勇氣，為爭取自由而奮鬥。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非常了不起。我們去了“佔中”的幾個地方，我看到青年男女向過路群眾發放礦泉水，還把產生的垃圾清理掉。有一幕令我難忘：我看到一 個年輕人十分優雅而輕巧地走在兩輛巨大的垃圾車前，把它們引導到靜坐的地方，讓它們把垃圾收走。示威的學生表現出了堅強的決心，既冷靜又守紀律，我很讚賞 他們這種態度，希望他們能取得成果。當然政府不可能全盤同意他們的要求，這想都不用想——儘管我們希望最好能一切如學生所願。我衷心希望此次示威不要被血 腥鎮壓下去，也不要不了了之或被扼殺在搖籃裡，那樣會令人感到十分沮喪。不過，這一輩的年輕人已經從此次行動中對自己有了一定瞭解，他們發現自己也有發言 權，這一點他們不會忘記。香港人為爭取自己的權利上街遊行，贏得了全世界的矚目。
您剛說自己是第一次來香港，但您以前來過一次中國，上次是到北京。這趟旅行跟之前相比，您覺得有什麼變化嗎？
我這次沒去北京，所以沒法作比較。上次來的時候，我因為帶著自己曾是東德人身份的經歷，看過一些報紙上的文章，再加上之前去了趟日本，對中國是帶有一些期 許的。我以為中國是可以用一個框框來套的，結果卻完全出乎我意料。這有可能是因為那次是北大請我來的，我主要接觸的都是一些瞭解德國、並且有些已經去過德 國的人。當時我跟他們非常開誠佈公地交談，他們無所不談，令我十分詫異。此外我還發現，之前道聽途説的一些事情，竟然都是真的——的確有人因為政見不同而 被逮進監獄或軟禁起來。這個國家的確有嚴格的審查制度——所有這些都是切實存在的。不過正因為如此，我越發不敢相信，自己在座談會上感受到的自由氛圍竟然 也是真的。
我在旅途中碰到了一群獨立藝術家，他們告訴我，中國藝術家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困難，尤其對文學界來說是一場災難。美術家尚可謀求移民的出路，因為他們不 受語言的束縛，畢竟雕塑或繪畫作品不需要翻譯成他國文字。之前我就聽說有藝術家、包括作家被逮捕的事例，看來從我上次到中國來，情況並沒有好轉，反而更加 惡化了。
儘管如此，中國跟我記憶中的東德相比，還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到東德去，會覺得灰濛濛的，很壓抑。人們心情普遍很差，所有人都知道這個國家發生了什 麼，但你在中國察覺不到這些。這裡一切都如此生機勃勃，我不知道中國人是否真的是忙於生活，忙著活下去，忙著買賣東西——整個國家最要緊的事似乎就是做買 賣了。幾乎每個跟我交談過的人都抱怨中國人眼裡只有賺錢或獲取財富。
問題是，中國人是否就能一直這樣一邊享受經濟上的自由，一邊卻被剝奪了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利？我覺得不可能。當人們從瘋狂的購物慾中清醒過來時，就會發 現這樣的生活並不能使他們真正感到快樂。他們需要更多的自由，而不只是買賣商品的自由。可能那時他們就會和這次勇於伸張自由的香港學生一樣，內心有類似的 公民意識覺醒。
我得承認，第二次到中國來，我仍然有跟第一次相似的問題。但我們沒法很快就找到正確的答案，前提是這些問題有答案的話。
在您的朗誦會上，中國讀者感興趣的主要有哪些方面？
要看我那天朗誦的是哪部作品。他們的確十分喜歡《飛灰》這本小說，也對其中關於東德生活的描述與自身生活的相似之處很感興趣。《憂傷動物》裡面也跟這段奇 特的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書上有相關的描述。讀者在我的作品裡找到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例如環境污染、審查制度、極權國家等，就會提出來跟我討論。
今天您如何看待身為作家的自己？在長達40年的作家生涯裡，您對自己的看法有沒有發生變化？
您問我如何看待身為作家的自己——我沒這麼想過。我不會在照鏡子的時候說：“莫妮卡，你是個作家！”我只能說，我對工作的態度、我在工作時的感受，或 者促使我寫作的因素，發生了哪些變化。自從東德不復存在以後，這些當然都有很大變化。現在我只寫自己最感興趣的內容。面對一張白紙，我會問自己想要知道什 麼。其實我所有的寫作，都是從問題開始的。我在開始寫《飛灰》的時候，想到的不僅是環境問題，跟環境有關只是巧合。我當時關注的是自己作為記者的立場，想 知道如果我把真相寫出來會怎樣，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如果有人決心把真相揭露到底會怎樣。於是我就這麼寫了，由於我很瞭解比特費爾德這座城市，就把城裡摧殘 身心的勞動環境和工業污染當作小說的主題。結果很走運，這樣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令小說取得了成功。正因如此，這部作品一直被看作是環保題材作品，但在我看 來其實並非如此。
您在前面多次提到以前的東德，以及您在東德的生活經歷。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的時候，您是怎樣度過的？25年後的今天，您又如何看當時發生的事件？
我是在漢堡的住所，坐在沙發上的時候，聽說圍牆倒下的。那時我已經離開了東德，在漢堡住了一年半。不過，我參加了11月4日的大遊行，以及更早的一些活 動，我可以在兩邊自由來去。那段時間我曾待在柏林，但在圍牆倒下的那個晚上，我是在漢堡。我一聽到這消息，興奮之情難以言表。當時不斷有朋友從紐約和其他 地方打電話來問是不是真的。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看了一個晚上，無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實。從1989年秋天起，我就相信世界是有奇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