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被阻撓出任港大副校長掀起的風波，本質上就是中共通過中聯辦和689政權對本港最高學府的政治打壓，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絕非是否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問題，更非單純是港大百年校譽和獨立自主能否得保的問題，而是對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備受摧毀的問題。作為社會的縮影，港大的淪亡無疑就是香港的毀滅，亦是目下香港全面沉淪的冰山一角。
作為利益攸關的港大師生、教職員和校友，以至推而廣之，全港八大院校師生、知識界和文化界，這是一次迫在眉睫、無法迴避的考驗，如何取態，是神是鬼，孰正孰邪，全部無所遁形。
在芸芸校委當中，袁國勇率先撕破一眾建制校委偽善的嘴臉，同時打破維持程序公義姿態中立持平一類校委的沉默，以沒受政治訓練，不懂如何處理政治介入學術的困局為由，拒絕同流合污，辭去職務。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袁國勇一士諤諤，寧化飛灰、不作浮塵的清流取態，贏得社會普遍的讚譽，因為身為建制派的中堅分子，他與權貴的決裂需要莫大的勇氣，對當權者無疑是狠狠地摑了一大巴掌，最終一定不會見容於不容異見的中共極權，付出代價是早晚之事。但以西方對知識分子的標準，袁國勇明顯沒有當仁不讓的精神，歸隱學術研究的舒適圈，客觀上就是容讓社會及制度上的不公義繼續存在，因此戴耀廷公開撰文，對袁國勇作為香港知識分子表示失望。
我同意李怡的說法，香港以至中國其實只有知識人，沒有知識分子，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裏，讀書人只是士大夫，不是西方崇尚思想獨立批判、求真求知的知識分子。他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生最大的志願和成就，就是為帝王／政府所用，最高的境界也不外是所謂「國師」而已。在近代歷史上，真正投筆從戎可以完成建國大業的書生只有孫中山，其次才是份屬文人卻最憎惡讀書人的毛澤東。直至台灣建立民主制度，陳水扁、馬英九一類知識人才可成為治國之才。
不過，平情而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知識的部門化（Compartmentalisation）和專門化（Specialization），也不是所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都理所當然成為知識分子。早在七十年代，美國左翼經濟學者Paul Baran已提出知識勞工（Intellect Worker）和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區分飽受教育和專業訓練最終只淪為知識經濟生產者的知識勞工，以及堅持追求真理、捍衞公義、以畢生所學批判社會尤其是當權者的知識分子。
在西方社會和知識界裏，知識分子備受尊崇，因為他們扮演的角色，相當於新聞媒體享有的第四權，等同第五王國（The Fifth Estate），天職就是監察社會、批判權貴，是理所當然的反對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三權分立以外，繼新聞媒體的第五個體制（Institution），是現代文明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
用這個標準來檢視香港的知識人，單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學術研究貢獻社會，極其量也只是出色的知識勞工而已。要做到知識分子，就要獨立自主、不畏強權、不講關係、不假辭色、不理立場，只對事實和真理忠誠，勇於批判和自我批判，履行永遠的反對派的天職。
遺憾得很，放眼香港以至全大中華地區，深受幾千年帝王推崇的儒家文化荼毒的中國讀書人，基因所限，朝思暮想都是忠君報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逃不出傳統思想的囚牢，跳不出士大夫情意結的局限，無法成為西方文化典範的知識分子。這是中華民族的共業，難道真的要來生不做中國人，才能脫胎換骨，成為真真正正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