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盧浮宮的創想”珍品展翩翩駕臨國家博物館，地點就在故宮對面的城市中軸線上——記得央視曾播過一部紀錄片《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緣起好像是奧運那年，故宮博物院第一次從巴黎請來了“盧浮宮·拿破侖一世”展。借用片名的語詞遊戲，這次或可算是“從紫禁城近眺盧浮宮”吧。京城數九寒風，隊伍排得極長，觀眾一望多是慕名而來，仿佛在準備一次不出國門的名勝旅遊。不過，大概是題目給限得太緊（單講盧浮宮的前世今生），構想又過於宏大（見證法國八百年曆史），整個展覽看下來，確實像一份盧浮宮旅遊推廣手冊，又像一部按了快進鍵播放的法蘭西藝術簡史。
當義大利文藝盛世雄視歐洲，多少藝術家虔心去往羅馬、佛羅倫薩或那不勒斯朝拜取經，十七世紀初的法國人普桑就常住義大利，唯文藝復興是從。今次看到他為盧浮宮大畫廊天頂人像柱畫的草圖，絕對受惠于文藝復興以來的數學、解剖學和透視學，但風神俊雅，已然“法國化”。到得十八、十九世紀，新興的畫展、演出及贊助系統終於在法蘭西次第茁育，畫家紛紛涌向巴黎。上溯遠因，應是弗朗索瓦一世開其端緒，至路易十四時期（1643年—1715年在位）蔚為大觀。後者于1684年創建的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專事培養藝術家，兼為滿足皇家委託的訂件，學院就設在盧浮宮，至十八世紀乃成為藝術領域的權威評判（有點像清代招賢納士的博學鴻詞科）。國人多愛拿康熙（1654—1722）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相比附，二者執政時間大體相當，文治武功上也頗多異曲同工之處，而且同樣開明、通達，雅好各國文化藝術。展覽中有尼古拉·古斯都為路易十四雕塑的大理石胸像，兩位健康女神環伺左右，以示高尚、華貴。擔任過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院長的柯塞沃克也曾為之塑像，他的自塑像也送來了，還有法國大文豪拉·封丹的雕像，一樣的優雅端方，一樣的若有所思，與國王塑像並列于盧浮宮。
問題來了：詩人、畫家、建築家，真有那麼尊貴嗎？此又見出兩地“國情”的基因差異。據說路易十四是對身邊的女僕也要脫帽為禮，上流社會的風氣使然，當時一個貼身女僕的學養、文采甚至勝過近代的學士院。想起那年去揚州，無意中在巷弄的僻角撞見“揚州八怪”之一羅聘的故居，冬日細竹蕭蕭，久無客人造訪，寡聞如我，這才知道他的妻子方婉儀詩畫造詣也允為不俗——大清帝國近三百年，星落各地的才女想必不少吧，她們當年可曾享有丁點光榮？
去美術館，常常是對以往印象的校驗和糾偏。就說啟蒙運動吧，想像中那些興風作浪的文學家、哲學家都是桀驁不馴的，生就一副逆黨的模樣。這回見到百科全書派的大人物狄德羅的青銅雕像，原來那麼樸厚謙和，簡直老實巴交的學究相。當時他與畫家夏爾丹一起，批評宮廷繪畫浮華纖巧的貴族趣味，言辭尖刻，提倡市民寫實主義——夏爾丹那幅《猴子古董商》，對時興的品味充滿諷刺。說來真是悖論，路易王當政的法國最是以生活的優雅、思想的細膩、上流社會的教養而使各國宮廷為之傾倒，取史學家丹納的說法，法國仿佛歐洲的教師。貴族精神的“水位”既有如此之高，時代才容得下平民畫家夏爾丹與洛可可藝術的首席布歇（他可是路易十五的御用畫師）公開叫板，針鋒相對，盧浮宮也才能從皇家宅邸漸次孵育出沙龍展和藝術博物館來。但藝術偏要和時代過不去，《1789年6月23日的米拉波和特勒·布萊茲》以近乎印象派的手法記錄了法國大革命前夜波詭雲譎的緊張氣氛（此畫作于1830年，德拉克洛瓦于當年還創作了《自由引導人民》），時為國王被迫參加三級會議，然而局面已經失控。四年後，路易十六和瑪麗王后被推上了斷頭臺。同年，盧浮宮正式以中央藝術博物館的身份向公眾開放。當浪漫主義的旗手德拉克洛瓦醉心於在畫布上謳歌革命時，他可曾念及盧浮宮的王室藏品，尤其是魯本斯和委羅內塞給予他的豐富啟示？
是的，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唸經啟蒙運動深入人心，催使資產階級（其實就是今日常說的中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抄起真槍實炮要求清算貴族。但在巴士底獄暴動之前的兩三個世紀，從提香到魯本斯，他們早已借助全新的畫法，于中世紀的千年蒙昧中開啟“人的覺醒”、“人的尊嚴”，自然，也無意中放大了“人的慾念”。風起于青萍之末，歷史一旦進入自己的邏輯，便一發不可收拾。單看今次畫展中魯本斯的那幅《三帕爾卡女神編織命運》與《真理的勝利》，雖在詮釋古希臘神話，但翻滾于畫布上的裸女卻肉感洋溢，實在容易攪動人心，喚起騷動。歷代王室忙於收藏大師傑構之際，絕對夢想不到日後有巴黎婦女邊在編織絨線衣物，邊在說笑觀賞斷頭臺上的流血吧？
但法國人大約是闊氣得太久了，當年塞尚一輩畫家若是活著看見自己的作品入選盧浮宮，同自己日日臨摹的古典經典放在一起，一定如臨大事。可是到了杜尚的年代，當被問及“你去美術館嗎”，杜尚的回答是，“幾乎不去。我已經有二十年不去盧浮宮了，它不能吸引我。因為我壓根兒懷疑評價的標準。” 當然，杜尚講話自有他的意思，他一再強調觀看的態度，“是觀看者形成了美術館，他們是構成美術館的元素。”所以，這話既無損於杜尚，反過來還有助於我們不斷以新的眼光去認識盧浮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