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掌摑閻崇年就能打出平等的話語權？
大抵半個月前，江蘇無錫市人氏黃某掌摑了著名滿清史學者閻崇年，著實讓人吃驚不小。一個專門研究滿清歷史的學者，如果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也罷，但看上去頗有幾分斯文的動粗者偏偏是沖著閻教授的學問去的，且還振振有詞地聲稱“隻有打，才足夠警告他，發表言論不是隨心所欲的﹔隻有這樣，才足夠引起世人對他謬論的質疑”。同時他說草根和精英的話語權有巨大的不平等，打他是惟一的方式。
現在，打人者被刑事拘留15天並被處罰1000元后，已走出了看守所，但仍沒有表現出悔意，反而極力為自己的行為作出上述辯解。按照黃某的說法與邏輯，他是為了爭得自己的“話語權”才不惜以身試法的。是由於憤恨不具備學術精英一類的“話語權”，他才祭起“草根”的勇氣對一個年逾七旬的老人動粗，還發誓絕不為自己暴力行為道歉。
其實，無論“精英”也好，“草根”也罷，他都無法回避一個問題：究竟何種“話語權”屬於公民正當的權利？那種帶有暴力情狀下的所謂“話語權”屬於公民言論自由的范疇嗎？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如果能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一番解析或反思，我想對某些人是應該大有裨益的。
生活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人，都會記得文革時期的特殊景象：包括紅衛兵在內的造反派盡顯“四大”話語權力，而另一些人盡管被抄家、游斗，卻無任何權利為自己聲辯，隻有低頭“認罪”。“文革”災難結束，這種所謂的話語權力被徹底否定，但是卻多少留下了話語暴力的后遺症。盡管憲法早已明確規定了公民具有言論自由等一系列的權利，但是仍有人很難適應學術領域上的平等討論與爭論，甚至不自覺地妨礙了他人權利的行使。像閻教授以自己多年研究滿清歷史的成果開講於“百家論壇”，並形諸於專門著述，是在依法行使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盡管他的某些研究中的提法、說法與一些人所持的立場、方法和觀點不盡相同，但這些仍然屬於學術研究的范疇，是一個學者研究學問的正當權利。他人即使有多麼不同的看法，也隻能通過討論或評論的形式進行學術上的爭論，而絕不能代之以任何非學術形式的暴力，更不能以動粗來改變學者通過研究得出的學術觀點，反之便是徹頭徹尾的違法。
現在，所謂的“精英”與“草根”之說甚囂塵上，有人以此來認定兩者之間話語權利存在不平等，這種貌似合理的說法其實是有失偏頗的。閻崇年在電視台上開壇講史，著書立說能否就此被認定為“精英”暫且不論，但他並沒有限制他人從事類似行為的自由，又何來不平等之責難？如果一個人僅僅滿足於自己上上網得到片言隻語的心得體會，即武斷認定他人的學說是“誤導大眾，一派胡言”或“在美化那段歷史”，無疑是粗暴地制造另一種“話語權力”，更是一種無知且蠻橫的“史觀”。如此以限制他人合法權利來達到張揚自己的“權力”，分明是一種赤裸裸的“草根特權”意識的本能反映，且與其“反對話語權有巨大的不平等”一說毫不搭界，更與其辯稱“是正義對邪惡的反擊”無關。
一個崇尚法治的社會必定是重視公民權利但不會濫用權利的社會。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努力遵行“雙百”方針對待學術研究，現在我們理應備加珍視它。絕不能將帶有暴力情狀的“話語權”當作公民的權利。我們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但不能妄想以肢體暴力來改變他人的學術觀點。改革開放30年我們利益於社會安定和人們和諧相處，今后也將繼續擴大公民合法權利的行使，尤其是要努力營造一個平等討論和平等爭論的學術研究氛圍。無論是“精英”還是“草根”，畢竟都難以改變這一大勢所趨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