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莫言的電話中知道閻連科轉業了，我們在電話中討論了連科有無可能到蘇州大學教書。此時，我和閻連科緣慳一面。
印象中我們是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見面的。閻連科演講，我在臺下聽著。后來我在為南方一家報紙撰寫的短文《為信仰而寫作》中記載了閻連科的演講場景。連科的普通話也帶有河南腔，但他一直覺得他的普通話比我好。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學，閻連科說：“上帝是公平的，王堯雖然口才好，但他的普通話不是那么標準。”閻連科現在不這樣說了，因為他不覺得我和他同場演講會影響到他演講的效果。
或許都在鄉下長大，我們一見如故，而且成為知己。我們時常有機會見面，會說一些我們都很激動的話。有時候我怕打擾他寫作，去北京時故意不跟他說，他知道后即使是深夜，也會到我的住處聊天。有時去北京，他會開車到火車站接我們這些朋友。我可能是最早知道他寫作計劃的人，也會在他的寫作過程中說些不痛不癢的話。過些天如果不聯系了，彼此都會覺得好像什么事情沒有做。閻連科是一位惦記朋友的人，他這幾年常在香港科技大學講學，時常微信詢問林建法先生的身體狀況。他獲知建法在云南，會特地從香港趕過去看望建法。
我寫過幾篇論文談閻連科的創作。我從來不認為閻連科是故意與什么發生沖突，連科的內心是個有大愛的人。他說起黑暗，是因為心中有光明。我在美國和日本的大學，聽海外學者的提問，他們感興趣的不是閻連科的“政治”，而是閻連科的小說藝術。2016年11月，日本朋友讓我邀請他去日本講學，連科未提任何經濟條件，就抽時間去了。我陪他在七所學校演講，他每次都講不同的內容。閻連科在演講中，或者在回答提問時，對莫言的尊敬也讓我印象深刻。這讓我想起莫言獲獎時，他正在法國訪問，我致電他分享喜悅，我在這一頭感覺到他那一邊的激動。在神戶演講時，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說，她是因為喜歡閻連科的小說才學中文的。我想，這就是影響。在神戶演講結束后，我們在酒店附近的街道漫步，他特別留意日文的匾額和店名，他會在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詞語中找到讓他興奮的寫作語言。
在一次關于閻連科的演講中我談道：我們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代的產物。1980年代有它自身的問題，是一個“未完成”的年代。如果以1980年代為參照，一方面，1980年代的文學和文學家們常常會遮蔽1990年代以后文學和作家，閻連科也是多多少少被“遮蔽”的一位，而批評界也習慣于以1980年代文學為參照系確定此后文本的意義和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我覺得1980年代哺育了閻連科，這個哺育的效應有些滯后，但閻連科是在思想、藝術創新的精神上延續了1980年代的“文學傳統”。在1980年代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幾乎都是閻連科所說的“寫作的叛徒”，由各種原因，1990年代以后很多作家失去了這樣的身份。在這個意義上，閻連科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先鋒作家”。記得哪位批評家在很多年前問過一個問題，昔日頑童今何在？閻連科可能就是這樣一個頑童。他的頭發也白了，算是老頑童了。
2017年11月17日，香港科技大學授予閻連科榮譽博士學位。連科曾經邀請我和丁帆教授、陳眾議教授去香港參加授予學位儀式，但在臨時行前的一個月，連科說你們還是不去為好，忙自己的事情吧。17日的夜間，我微信詢問情況，連科回復說：“緊張一天。明天回北京。沒來也好。全是英文，顯得我們很傻，還來了特首，顯得無比正規。”連科回到北京時，我給他發了我準備在2018年《收獲》上刊發的專欄文章第一篇。隔了一天，連科發來微信說：“你要把這次寫作看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寫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