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蘇逸人，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隔離（quarantine）意指對接觸傳染病的人限制行動且觀察其是否生病，以保護群眾免於與其接觸。
「quarantine」源於 17 世紀的義大利文 quarantina（意謂四十），當時義大利瘟疫蔓延，進入威尼斯的船舶，需隔離四十日後方能放行。目前隔離依舊是防治傳染病的主要措施，但在此次的武漢肺炎疫情中，隔離的規模已遠勝 17 年前的 SARS。超現實的境內與國境封鎖正在全球上演，卡繆《鼠疫》所書寫的奧蘭封城，已由隱喻化為真實。
由醫療與公衛的角度來看，隔離可遏止疫情、保護大眾健康，避免醫療資源的超載耗竭。
就社會治理而言，亦可能有助安定民心，減少集體恐慌。然而，在積極抗疫的大旗下，隔離者的處境與心理影響通常難成焦點。
近期的報導顯示，中國不少地區的隔離封鎖手段暴虐，明顯侵害身體與人權，極可能烙印個體與集體的創傷。
針對隔離可能的心理影響，近日倫敦國王學院的學者（Brookset al., 2000）在頂尖醫學雜誌《刺胳針》（Lancet）上發表回顧，涵蓋 24 篇 SARS（2003）、H1N1（2009）、伊波拉（2015）、MERS（2015）等隔離者調查的文獻。研究幾乎一致發現傳染病隔離會帶來負向心理影響，以創傷後壓力症狀、憂鬱低落、易怒最為常見，其他較常出現者包括：一般心理症狀、情緒障礙、壓力、失眠、憤怒、情緒耗竭等。
比起一般民眾，曾隔離的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更應予以關注。
過往白雅美醫師等人對台灣玉里榮院人員的調查指出，在 SARS 隔離期結束後，曾隔離的醫院人員更常出現精疲力盡、孤立、害怕回家感染家人、抗拒工作、汙名與鄰里拒斥等反應。對中國北京醫院人員的長期追蹤也指出，SARS 隔離可預測三年後的創傷後壓力、憂鬱症狀、及酒精濫用，顯示隔離的身心影響可能長期存在。
隔離的身心影響，可能與隔離期間的自由剝奪與懼怕感染有關，此處茲摘述 Brooks 等人（2020）的整理如後。首先，在隔離期間的壓力源方面，數篇研究發現隔離時間越長，不良心理健康越強（如逃避、憤怒）。其次，隔離者除了擔心自身感染之外，也害怕傳染給家人或同事。其三，隔離時的禁閉、原先作息喪失、社交隔絕，易讓人感到無聊、孤立、或挫敗。其四，隔離時的基本（如食物、住所）或醫療補給，假使不足或無法及時提供，容易引起挫折。最後，不適當與不足的公衛資訊，亦為常見的恐懼原因。
在隔離結束後的壓力源上，主要包括經濟損失與汙名（stigmatization）。
前者的影響在隔離期間即已存在，但是常隨著隔離結束累積發酵，帶來持續的經濟苦惱與後續的憂鬱、焦慮、憤怒。社會汙名則是貫串多數研究的普世主題，許多研究指出，隔離者常表示他人的對待態度改變，像是開始迴避、取消社交邀約、表現恐懼猜疑、語帶批評等。筆者認為，這些壓力源的並存，也同時將隔離者拋入直面自我脆弱、不朽錯覺瓦解的存在困境。
鑒於隔離的心理影響與壓力來源，哪些做法可能有利於改善這些心理影響？根據 Brooks 等人的建議，首先盡量縮短隔離時間，隔離不應超過所需時間（如潛伏期），公告隔離時間之後不應延長。其次，提供充足資訊，例如隔離計畫的資訊。其三，確保補給充足，提供充分日常補給且應迅速。其四，減少無聊與改善溝通，提供實用的減輕無聊措施與壓力管理技巧，例如：提供手機、充電線與插座、強穩的 WiFi 網路，有助於與親友溝通。其五，留意醫護人員，其為常見的隔離對象且同樣易受汙名影響。最後，訴諸利他，某些情況下，提醒民眾隔離對社會他人的好處可能有益。
在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下，隔離已是公認重要的治理手段，目前台灣的防疫隔離作法也相當出色。然而，鑒於隔離的可能心理影響，在隔離計畫的制定實施上，仍可更妥善地考量隔離者（一般民眾或醫護人員）的身心處境與壓力，權衡納入有助減輕不良後遺的措施，咸信此將有助於增進公眾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