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今天沒有什麽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只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路上想，何必這樣大雨趕去科學館，教了二十多年書了，也用不著什麽預備。可是，繼而想，如果不預備一下，因而教得不夠好時，會因而後悔，痛苦好幾天。
教書一定不應該是站在那裏對一群人背一遍書，至少是應像在戲院中對一群人演一臺戲。
可是，早晨九時上臺演戲，即使是自己唱作俱佳，觀眾也是在乍醒階段，這臺戲也不易唱好啊。我雖然知道十一時開始的課，同樣的東西也要講得精彩些，而課程卻總是排在九時，大概同事們誰也不願太早上課。
傘在車的後面，到了停車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車，等了幾分鐘，仍是大雨傾盆；只好下車了。就是到車後拿傘的一段時間，已把全身淋濕，到了辦公室，腳下的濕也覺出來了。
這樣濕的上衣，怎麽穿；不穿西裝上衣上課，對我還是第一次。一小時的預備，當然可以講兩小時，問題是不著戲裝而清唱，有些不習慣。
課室就在隔壁，我九時十五分正進去的，學生最多只有七、八個人，到了六分之一，這自然是大雨傾盆路上塞車。我對班上說，我們等半小時以後再說罷。因為今天講相當難的題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聽講，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時後，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講課常從課室中安靜的程度來判斷自己講得好壞。今天講的剛一入題，全課室即非常安靜。外面的狂風暴雨，我當然聽不見；學生們也聽不見。我講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說自己的心得。正像奧立渥演哈孟雷特，就變成哈孟雷特一樣。這時，是作演員或作教師的最大的報酬。正應了中國所說的老話：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在屋中與好幾十個知己西窗剪燭，促膝談心一樣。
這樣，一個半小時，像五分鐘似的過去了。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四年級一個作研究論文的學生在等我，他說，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經我告訴他再查某一些書以後，他在驚慌著表示他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類似，所不同者最多只有半頁。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創作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同那麽多，這表示你的聰明才智與那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屬於重新發現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創作了。真正的貢獻，不會是連篇累牘的，不會是排山倒海的，卻是一點一點的，一滴一滴的。這樣的貢獻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說這幾天連覺也睡不好，腦海中不能驅走所研究的問題。我說，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經上了船；要遠行，已經上了路了。你現在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已不計較前人有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
他臨離辦公室前，我再囑咐他不知向學生們說過多少遍的老話：“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正是創作的年紀。別忘了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四以前完成的。”我這種“創作與年輕”的理論，同學們常引為笑談，而這卻是我嚴肅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他們玩微型電腦，到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們說，微型電腦老板佐伯斯年紀十九歲時就成功了，你們都已經二十歲了，無論如何都太老了，來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覺吧。
其實，中國的年輕與成就有關的故事更多。以世說新語中摯瞻的故事最好玩。在他二十九歲時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說，你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也太早了。瞻說，與你比，也許我早些；與甘羅比，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與系裏同事到聯合書院餐廳去吃飯。聯合的飯真是不錯，但不上山吃飯，已經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例假，沒有他，中午這個吃飯團就組織不起來。其實他所做的，只是預先給飯廳打個電話，吃完了他管算帳，每人分攤多少錢而已，出力也並不多，但沒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天來了五個人，吃了六個菜，其中有肉絲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雞絲炒芹菜，均很可口，每人攤十一元五角。吃完了，從山上走下，真是“路轉峰回出畫塘”，新雨後的山，特別清新。回到辦公室還不到一點半。
每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對著這個紙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國裏的龐士元來。龐士元是把幾個月的文件積下來一天裏辦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只許自己用兩小時處理。過了兩小時，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這樣，雖不至於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濤淹沒，或淹死，但，卻苦了秘書，她又得找東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個頭緒來。
今天，有封從美國退回來的論文稿，這是我跳跳躍躍，寫完了，還得意了好幾天的一篇論文，卻退回來了。打開一看，編輯並未轉給任何人審查過目，他接到以後立時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論文的內容太長，頁數過多，要我縮成一半才能繼續考慮。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傳達室的工役硬是不給你傳話，你就無從見你想見的人；我既無時間重寫一遍，也無能力縮成一半，何況，字打得這麽漂亮，重寫，這豈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國。以頁數來定取奪，這種以用機械對待創作的方式使人無法容忍，也無從容忍。
錢穆的演講是四時十五分開始的，我四時半才想起來。趕去聽錢穆的演講。
錢穆一向是對中國文化抱樂觀的。但一面聽錢的演講時，卻想起一向對中國文化抱悲觀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湯恩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滅那個思想模式應用於中國歷史。以他的看法，一個文化的興起，是人力所擋不住的，一個文化的滅亡也是人力所無可挽救的。他以為中國的文化到了五胡亂華時，已經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幾個文化的興起與垮掉一樣。垮掉了就不會再興。可是很奇怪，中國文化經過佛教的沖擊以後，又興起個第二周，從唐又開始了。但到了民國，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抗戰時期雷海宗的說法，可以說是很悲觀的，我就是受這種悲觀氣氛的感染，對現時的中國文化一向也未樂觀過。
可是，最近，因為偶然看到一位畫家的信，使我這一貫悲觀的想法突生改變。這位畫家說，佛教在隋唐五代的發揚，全國是沸騰到了家的。可是沸騰的階段過去以後，中國文化又從這種急湍中水落石出的站起來。想一想，十世紀的新宗教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可是卻沒有把中國文化消滅。那麽，這個二十世紀的新宗教，把中國帶入了沸騰以後，恐怕也有河清海平的一天。我卻因為這位畫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觀的情緒沖淡不少。
我一邊聽錢穆的演講，一邊想起雷海宗及畫家的話，當然並未太仔細去聽。可是，最後，總有個印象，知道他在講什麽。比起朱光潛那兩天的演講要好多了。因為你再努力聽，也不知朱光潛在講些什麽。
在大陸的學者，對舉國沸騰的反應是頗不一樣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並未改動他們的學說；這是最上乘的反應，也是最慘烈的；比如金嶽霖，沸騰時期寫些清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書來，他自己從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為附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錄就好了。比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寫小說，教創作；而以後，洗手不寫小說，專搞歷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潛則不是；他在沸騰前後，受苦受難之余，卻非常用力的研究起馬克思來。他的新著作裏，遍布辯證啦、統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書。我們看不出哪一部份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一部份是非說不可的話。難道他不知道，馬克思是一種宗教，是沒有研究的余地的？人家既然說他不配研究馬克思，他又何必非研究這樣的題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風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風大雨。想一想錢穆在風雨飄搖之夕，孑然一身南來，還堅持於道統，還盡力於辦學，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實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寫一首悲壯的史詩。
但不知為什麽，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
錢穆當時的辦學，以及後來的離開香港，是既悲壯又瀟灑的。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為什麽沒有幾首詩留下來。也許他並不會作詩。錢穆離開新亞書院時，卻引蘇東坡的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種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寫出來，該多悲壯而瀟灑，可惜只是引用東坡的。
因為錢穆，又想起新亞另一個創辦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會作詩罷。於感情宣泄不出來的時候，只得引用舊詩，或改動舊詩。唐君毅常給自己像片的題句是：“宇宙無窮願無極，海天遼闊立多時”，這是改用梁啟超的詩；而梁啟超又是套用黃仲則的詩。黃的原詩是：“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錢穆、唐君毅全不會作詩，更不必說我這一代以及現在正受教育的一代了。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傷春悲秋固無以名狀；而天翻地覆也不會形容。
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無詩的時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什麽時候卻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