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開始後，我實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撿了個大便宜，借美國反恐之光，擺脫暴政，將成為民主國家。如果把伊拉克作為根據地之一的恐怖主義不惹到美國頭上，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個世紀，也不會有人採取真正的解救行動；就會像中國、北韓、古巴一樣，上百萬、上千萬、上億萬的民眾，就等一個獨裁者（他的兒子或他指名的繼承者）的死亡。一個多麼令人悲憤的現實！如果北韓也能借美國的反恐之風，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為民主國家，那對北韓人民來說，是多麼大的幸運呵。但美國和歐洲的左派們能讓美國對北韓獨裁者動一指頭嗎？那些在暴政下掙扎的北韓人民怎麼就不出現在他們的視線裡面呢？
20年代來自前蘇聯的最堅定反對共產主義、最熱烈推崇資本主義的美國偉大的哲學家（客觀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小說家安．藍德（Ayn Rand）曾寫道，“從道德意義上說，邪惡和對邪惡的姑息，到底哪個更糟糕？我傾向認為對邪惡的姑息更糟糕；因為那種膽怯的回避，使人們沒法指出邪惡、回應邪惡、挑戰邪惡。對邪惡的姑息才使邪惡成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識份子是“為虎作倀的爪牙”（這個詞很難聽，原文是jackals，《新英漢詞典》譯為﹕走狗、爪牙、狗腿子）。
左派們為什麼會為美國的失敗而高興？因為美國失敗了，才證明了他們反戰的正確；才維護了他們心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所以，越瞭解越戰期間美國和歐洲左派合演的鬧劇，越能理解今天這一氣勢低了很多卻永不會劇終的“續集”。在伊拉克戰後並不順利的現狀下，這些“續集們”自然會加大美國在一個穆斯林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難度。
但即使沒有什葉派，美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體制也不無艱難；且不說穆斯林的中東國家，和基督教的美國之間的巨大鴻溝，即使同樣在基督教的西方國家，二戰後美國也是花費了巨大代價來建立和維持民主體制。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殘余納粹份子、在日本不甘失敗的軍國主義份子，都曾經以武力攻擊佔領當地的美軍。美國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才平穩了局勢，建立起初具規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當年意大利人民對美軍熱烈歡迎並充滿感激。但她只說對了一部份事實。沒錯，普通百姓是歡迎美國的，但知識份子不是。據美國兩位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憶，戰後的歐洲知識界一片反美浪潮。他們兩位都在戰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歐洲，並分別學習、工作多年，目睹了歐洲知識界的反美景觀。以常識判斷，美國在二戰中以巨大的犧牲從納粹鐵蹄下解救了歐洲，並一直在歐洲駐軍，保住了西歐沒進入另一個殘酷的共產主義紅色魔掌，歐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國的。而事實恰恰相反。連對解放了自己的美國，歐洲左派都要反，對解放別人，就更注定要反個沒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