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清治時稱府前街，一九二六年改稱本町通。
短短的一條路上曾聚集了上百家的書店，立足書街五十年的他，看盡圖書零售和出版業的風華與衰頹……
廁身一眾上海幫之間，從書店裡的一介小學徒成為擁有一家出版社的發行人，黃開禮看盡了重慶南路書街的繁華，回首往事，他將自己的經歷與見聞娓娓道來，帶領讀者重回充滿油墨味和書香的那段歲月。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歲時，正逢倉皇遷臺之大陸政商貴冑搶進重慶南路，因緣際會進入上海人經營的書店當學徒。有幸參與並見證重南書街自百廢待舉至百花齊放的美好年代。
個人從一無所有，到五十歲擁有門市大樓，至六十七歲結束事業，半生勞苦，因書而貴，與書街半世紀的興衰同步。於是回憶舊時光，將書街榮華歲月化為文字，與讀者同享。
鹿港人。十七歲到臺北求學，即以散文與小說的發表，成為知名作家。目前已出版著作六十多本。
一九七四年，她投入人文與自然兩大系列的報導文學，是臺灣為環境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呼籲催生的第一代作家。曾蟬聯兩屆時報文學獎首獎。一九九二年，擔任「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二○○八年退休，回歸專事寫作。
小舅擔心我聽不懂「上海話」，下班後常過來找我，問東問西。我說：「早就會了，不難啊。」他總是用上海話一再叮嚀：「處處小心點兒，別給我丟臉啊。」「誰丟臉了！」我忽然冒起無名火，大聲的「頂嘴」。
小舅拍拍我肩膀，略下這句話：「翅膀硬了呦。」是諷刺、調侃還是怒氣、失望，我不知道，看到他掉頭離去時，我油然激動的眼眶潮溼。小舅是「牽成」我的長輩，沒有感恩，卻還跟他鬧脾氣，我這是「瘋了」嗎？
書店打烊後的收拾、清潔工作，還需要兩個小時才做得完，當我躺下疲倦的身體，已是近午夜時分，這可以摺疊的「行軍床」，白天豎起來靠在鄰旁廁所的牆上，它是我在這世上唯一的「容身之所」；儘管如此克難，也比我之前寄養舅舅家好得多，我是阿嬤（外婆）撫養長大的孤兒，小時候不知有父母，只聽說媽媽會寄來生活費，我們祖孫睡覺的地方，是兩個塌塌米大的床榻；每到睡前阿嬤照例要唱一段「七字調」：「我身騎白馬走三關，改換素衣回中原，放下西涼無人管，一心只想王寶釧」。
這是歌仔戲「薛平貴與王寶釧」中團圓的高潮劇情，但從阿嬤口中唱出來，卻充滿「哀怨與悲悽」，這是底層生活者絕望的抒發之聲吧，我想。阿嬤的家在延平北路媽祖宮前面小巷底的大雜院，屋前有一塊廣場堆放外公買賣的火碳，這裡並不是我的家，可是據說出生後我就被送到這裡，由阿嬤照顧。
只要有野台歌仔戲，忠實戲迷的阿嬤一定不會錯過，她要我拿著小凳子，一起去看戲，雖然我很不耐煩，但小小年紀的我，很懂得「跟班」責任，每每安靜陪伴從不吵鬧，阿嬤因此常誇我這個「金孫」：早熟又貼心。
人與人之間的緣份似乎天註定，有父母的我，卻如同孤兒在阿嬤身邊長大，外公去逝後，火碳營生只好停滯，我跟阿嬤的生活立刻陷入絕境，那是我們走避空襲轟炸到「土城」生活數年後，重回延平北路時所發生的悲慘事。
疼愛我的阿嬤，擔心我到學校餓肚子，總是在我書包塞便當，我知道舅媽很在意，常指?罵槐讓阿嬤難堪。
因此，能到「國華書店」當雜役，我很甘願，我選擇了像一葉孤舟行駛在茫茫大海的「行軍床」，它是唯一對我完全包容的「庇護所」，雖僅一尺半寬、五尺長的侷促空間，躺在上面，身體要彎曲，才能安放腳足。但它讓我隨即進入夢鄉，修補工作的體能消耗，讓我在次日起身時，又是一個充電十足、精神充沛，不懼烽火的戰士。
然而，今夜，我輾轉難以成眠，一幕幕跑馬燈的回憶：阿嬤曾經擁抱我的體溫、舅媽鞭子一樣的指桑罵槐、、、「延平北路、土城、延平北路、三重埔、重慶南路」幾度的遷居來去，我像是在做「總結」，但其實，我的命運才剛剛有轉折，不是嗎？
無法闔眼的我，反思再反思，今天對小舅發脾氣是什麼道理？我面對長輩無論多麼委屈，也從未這樣無禮，何況小舅是我的長輩，沒有他的介紹，我的人生不會有機會走到「重慶南路」，當時，我的放肆，難道就因為那一句問話嗎？不是的，他的話只是點燃的引信，當時我的內心好像一座急待噴發的「火山」，因為小舅是自己人，就成了倒楣的「出口」，「自己人」，多少年來，除了阿嬤之外，我沒有「親人」，是孤單所累積的「怨懟情緒」，有時候，憤怒的表現其實是為了掩飾撒嬌行為，人只有面對「自己人」，才敢發洩的那個勇氣，我現在明白了，我多麼渴望能賴在某人的懷裡哭著、鬧著、、、可是為時已晚，小舅一定不會原諒我。
原來，孤單會使人發狂，寂寞會讓人犯錯，在這一夜，我發現人的脆弱會因無知而衍發悲劇，我如何能夠避免墜落於黑暗的角落。
「你要強壯起來，爭取自己的活口。」阿嬤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1953年（十三歲）雙親先後從南洋歸建回來，父親恢復開業，所租的房屋很小，前面當「診所」，後面做住所，並沒有我可以待的空間，況且，因為父親在外面花天酒地，經常夜不歸營，影響到次日醫診工作，診所無人看診，病患抗議，母親無奈；夫妻倆人一碰面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當時的我唸初中二年級，在自我認同的那個年歲，家中醜聞讓我幾乎要窒息，只得離家逃到阿嬤身邊，當時，阿嬤再度收留我，卻像在交代遺囑一樣鄭重，給我這霹靂之語。
三年後，小舅把我帶到「重慶南路」，這是我的「重生」嗎？儘管雜役工作很辛苦，卻因爭取到「自己的活口」而倍感欣慰，畢竟，我做到了阿嬤的囑附。
小舅是「讀者書店」（遠東圖書公司前身）的員工，它就在「國華書店」隔壁，他曾說台灣人要在外省幫的天下討生活，總是「矮人一截」，他要我收斂嬌氣，完全的接受這樣的現實才是「上策」。
位於台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重慶南路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兩處合併為「台北銀座」。這一帶有百貨公司，銀行、鐘錶店、金飾銀樓、時裝店、茶莊、布莊、餐廳，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總統府及各部會均集中於城中區，老蔣總統特別下令，將「府前街」、「文武街」更名為「重慶南路」，期勉國人要效法八年抗戰「重慶精神」，在台灣生聚教訓、整軍經武，期能早日完成「反共復國大業」。其中位於衡陽路口的「新高堂」書店，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書店，它成立於1896年，1915年在重慶南路擴大營業，成為戰前台北的書店龍頭，在20年代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發揮了打開漢語閱讀大門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