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富豪劉軒(鄧超)買下政府指定為生態保護區的海灣，被其他富豪友人譏笑是愚蠢之舉；想不到神不知鬼不覺間劉軒已完成申請，將海灣變更為可開發區，並與美艷女子李若蘭(張雨綺)合作填海造鎮的工程。殊不知，海灣一角的廢船裡，藏著最後一群人魚；這群人魚自從躲進深海、與人類徹底分家後，千百年來過著隱密安定的日子，如今卻因劉軒的填海開發案而即將失去家園。激進派的八哥(羅志祥)派出美人魚珊珊(林允)色誘劉軒，以執行他主導的暗殺計畫。沒想到的是，劉軒與珊珊當真愛上對方，陷入熱戀；如今的難題則是，劉軒一旦得知人魚的秘密，是否會良心發現，並停止繼續破壞海灣。
先不管好不好笑的問題，自《西遊．降魔篇》開始主攻中國市場的周星馳，在《美人魚》仍保有俚俗、無厘頭的星式搞笑，卻也有更多效果不太佳而干擾觀影的電腦特效。將這些形式稍微撥開些，應能注意到周星馳自從掌握創作大權以來的一貫題旨，是對於回到某種天真淳樸情懷的渴求。從本片故事主軸來看，這情懷可以是劉軒與珊珊的純真感情，可以是劉軒對於一支雞腿的單純滿足與快樂的緬懷，也可以是美人魚與世無爭的生活。無論如何，《美人魚》排山倒海、場面浩大的金銀財寶與濤浪戰爭，所要說的故事無非是路邊攤與情人同吃燒雞能帶來的至福，而世人往往要過盡千帆、繞完整圈人生才能領會，正如同《功夫》(2004)的棒棒糖或《食神》(1996)的叉燒飯等符碼。可以說周星馳的作品每每有這樣的回歸，或許如某論點認定的，反映他對初戀的想望；這樣的回歸所體現的，也可以是周星馳對於香港情調的想望。雖然《美人魚》故事與取景已與香港無涉(《食神》是最後一部取景並故事設定在香港的周星馳作品)，但眼尖的觀眾仍能從小吃攤的氣息與繁體中文招牌等符碼找到一些香港味。我讀到的一篇奇文，甚至以接近穿鑿附會、斷章取義的古怪熱情，盛讚《美人魚》是如何展現周星馳濃烈的香港意識。
如果《美人魚》可當作周星馳深刻的香港情書，那麼它也可以是周星馳對當代中國癲狂而尖銳的批判，而主人翁劉軒更可能是周星馳的某種自況。我其實很驚訝，以這部片勾勒當代中國社會的拜金與腐敗，從官商勾結、富商囂張惡劣、拜金者猥瑣、到生態浩劫，在中國難道沒觸動任何一根敏感神經？甚至可以說，整個《美人魚》故事的基礎，就是建立在空前扭曲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產業之上，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可以說的該怎麼說，都有繁複細緻的潛規則。本片用嬉笑怒罵包裝這些社會扭曲，固然能取悅觀眾，但箇中批判之厲，毋寧是周星馳轉戰中國電影市場後對中國現狀的幾筆辛辣的眉批。至於劉軒，一位白手起家、快速致富、嬉鬧人間、卻被失速膨脹扭曲的事業困住、無可奈何遠離初衷的青年企業家，無一不像周星馳本人的寫照。劉軒的世故與天真、其成就與孤獨、其張狂與無奈，正是香港「星爺」到中國「星爺」的世故、天真、成就、孤獨、張狂、與無奈。星爺電影中的主人翁，往往有點周星馳自己的影子，數不清的阿星、周星星、Stephen周、乃至宋世傑與五師弟，在某程度上都呼應了周星馳的俚俗、玩世不恭、恃才傲物、以及不無矛盾的天真可愛，但沒有一個像劉軒那樣鮮明清晰地映照周星馳的現況。
此刻的周星馳，或許已來到前所未有的事業巔峰：大年初一於中港澳上映的《美人魚》，僅花十二天便以近25億人民幣的票房打破中國影史最賣座電影的紀錄，下檔時票房再度追高至33億人民幣，超過中國影史賣座亞軍《捉妖記》(2015)與《玩命關頭7》(2015)的24億人民幣將近十億之多；《美人魚》也以五億五千萬美元的總票房，成為世界影史最賣座的非好萊塢電影。而影劇事業之外，周星馳也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政治事業」進入第四年，不難想像他的左右逢源。此刻的星爺或許正如《美人魚》裡的劉軒，舒爽闊綽、躊躇滿志；劉軒對於簡樸物質生活與單純的快樂的鄉愁，或許也是星爺對香港時期的鄉愁之投射。但是，劉軒在珊珊身上找回那份鄉愁，最終拋棄所有的財富與事業，也得到了愛情的圓滿。如果劉軒是周星馳的自況，那麼劉軒以江山換回初衷的那股毅然與幸福，周星馳也會有、也能得到嗎？
我想起的是片中劉軒在路邊攤對珊珊說，他也想回到那簡單淳樸、知足常樂的生活，但他有龐大事業要顧、有這麼多人要養，怎麼可能說停就停說收就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個困在頂巔只能進不能退、做不了自己、只能無可奈何的劉軒，或許正是周星馳此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