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新學年開課，於我而言，上課是為了罷課。
走進城大，學生會掛上了罷課的橫額：「罷課不罷學」和對政改的立場宣言。「好！」打從心裡叫出來。開課前一天電郵了西班牙藉教授，說想要在上課前談一下有關出席率的問題。
教授連忙打開電腦，寫電郵給學系查問並叫我放心，他能力能及的一定會幫忙。
學生魚貫入坐，四周都只聽見普通話，心裡想：「香港人呢？」終於見到好幾個熟悉的臉， 頓感他鄉遇故知……他鄉？ 唉！終於見到一雙手舉起，本地學生，生於五十年代，莫眧如、吳仲賢那一脫投身過七十代本土社運的，他問了跟我一樣的問題，就是校方如何處理罷課學生缺席。
教授說：「香港學生為爭取普選罷課，你們當中有多少會參與？」全場只看到我和他雙手高舉著，其他的香港學生呢？唉！
這一晚，這一課，我學會了以寡敵眾其實不在於本地生、內地生或交流生的角力。說到底，內地生和交流生從未緊貼本港政改的步伐和消息，他們很大部份都是過客，有多少會留下來打人家的仗呢？ 寡眾之分從來都是香港人。
身旁坐了兩位本地同學，他們沒有舉手說會參與罷課，我也感受不到他們對政改和罷課的關切，他們也沒有問過我一句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在我而言，他倆只是旁觀者：「有人罷課喎！」好像這一切都沒他們的事。
我修的這門碩士課程是亞洲及國際發展， Inequality 這一辭在每一課均大量提及，究竟國家發展是否要犧牲公義和平等，堂堂都講，聽了、懂了又如何？到了要做的時候又怎樣？ 「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搏鬥就包含一個搏鬥的對像，許是人，許是問題，許是現象，許是思想本體。」徐志摩在《迎前向上》一篇是這樣寫的。
這一晚，這一課，我體會了政改這一戰公民抗命的思想搏鬥。佔中這「活動」有了，大大小小的不合作運動也陸續就位如罷課，黃絲帶「活動」也有了；搏鬥的對象有了，就是「不公義的選舉制度」，思想搏鬥的命題也有了，就是「公義與不義，你會站在那一邊？」很難下「決定」嗎？打從第一天就知道佔中在寡眾之間一直都是「寡」，沉默大多數一直都是「眾」（我討厭用沉默大多數的中產，因為政改這一仗不只是中產的事，草根輸得仲慘！）。
除了少數的一群「傻仔」準備上前線作公民抗命，其他的一「眾」又可否幫個忙，其實也是幫自己的忙，去做一點能力可及的事呢？罷一個星期課很難嗎？反正平日不是走堂就是在課堂 whatsapp and facebook，reading 也是睇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group discussion 時就“ er…er…er… I think, er…." 整個課就只有肉身在位，精神在「罷課」，現在不就是順水推舟嗎？
好難咩？講到底，不少本地碩士生都是有工作經驗，也有點人生閱歷的人，請不要讓一眾莘莘學子的學士生孤單，要他們以寡敵眾，出這一分力在抗命路上眾志成城。連這近乎零成本的一步都不願走，往後你們也不要埋怨這政府對你如何不義，你有份造就這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