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帖學家、著有《法帖譜系》的曹士冕點評《樂毅論》古本面目指出，重文“千載一遇”四字加點，是原石真本的重要特徵，後世翻刻本多將此筆尖上四點重文標識忽略不計而使文句不再通順，這也恰恰是看似面貌大同小異的“黑老虎”版本優劣甄別的考據要點所在。 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的宋刻宋拓《寶晉齋法帖》，它堪稱傳世《樂毅論》刻帖最善本，因為它在行次、行字上最為接近光明皇后臨書《樂毅論》。
繼 十年之前的2003年上海博物館舉行《淳化閣帖》最善本大展、大賽、大論壇系列活動，和去年底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蘭亭文化大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今年 元月下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又推出王羲之特別展覽，陳列日本公私藏家弆藏與王羲之相關法書碑帖，並開設《書聖王羲之對日本的影響》等講座，王羲之傳世法 帖名跡，再度挑動起海內外藏家與書法愛好者的藝術神經。 儘 管在東京亮相、據稱為新發現的王羲之《大報帖》係出唐摹說，一些學者尚有仁智互現的不同解讀，但王羲之法書確曾有唐摹本早年經遣唐使等渠道流播、傳遞到日 本，應當是無可辯商的不爭事實，這有日本皇室宮內廳珍藏唐內府雙鉤廓填王羲之《喪亂得示二謝帖》墨跡本為證，它是日本奈良時期遣唐使不懈努力羅致的結果。 因為當初唐王朝就王羲之法書摹本亦珍愛有加，奉若至寶，絕非等閒之輩能夠請求便輕易獲准恩賜的。 此間我們再提供一重證據，同樣來自曾經東傳的王羲之楷書法帖《樂毅論》唐摹本。
《樂毅論》是三國曹魏時期善談名理而開一時風氣的早期玄學領袖、正始名士夏侯玄撰寫有關戰國名將樂毅事蹟的政論文章，此後博得王羲之欣賞並於永和四年(348)十二月以正楷抄錄交付小名官奴的兒子王獻之學習領會。 其書法開合縱橫，柔中帶剛；唐代書家褚遂良稱之：“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列為王羲之正書第一。 大抵南朝梁代，《樂毅論》被刻諸石，後唐太宗將其與《蘭亭序》書帖真蹟等量齊觀隨葬昭陵以垂不朽，足見推崇之劇。 也因此史上摹刻、翻刻拓本甚夥，有所謂“梁摹本”、“'海'字本”等系統，惟傳世善本了了。 北 京琉璃廠慶雲堂碑帖行家張彥生先生撰著校碑理帖結晶——《善本碑帖錄》，曾總結善本《樂毅論》鑑選心得曰：“傳唐摹本'千'、'載'、'一'、'遇'，四 字，每字下有復點，宋刻《寶晉齋帖》四字下有復點，明刻《戲鴻堂帖》刻本'載'、'一'字下有復點。又，文彭跋唐石本'載'、'一'二字下有復點。又， 《快雪堂帖·〈樂毅論〉帖》四字下無復點，末刻'貞觀六年褚遂良奉敕審定'款。此真蹟有印本，字似褚書體，所傳刻本多'千載一遇'下無點本。”
其實，張彥生關於唐摹本特徵“千載一遇”四字帶點說，源自宋刻《寶晉齋法帖》卷二《樂毅論》後南宋帖學家、著有《法帖譜系》的曹士冕點評《樂毅論》古本面目題記。 他指出：重文“千載一遇”四字加點，才是原石真本的重要特徵；遺憾的是，後世翻刻本多將此筆尖上四點重文標識忽略不計而使文句不再通順，這也恰恰是看似面貌大同小異的“黑老虎”版本優劣甄別的考據要點所在。 誠如唐朝“詩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詩裡所說的那樣：字體茫昧如浮雲，棗石傳刻訛失真。 好在以上曹士冕獨具隻眼這一獨到見解，為鑑別《樂毅論》刻帖善本提供了重要啟示與依據。 實際上，單就文本本身文理而言，“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千載一遇，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顯然較之“千載一遇也”直接過渡到“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來得更為頓挫曉暢並且富有節奏感。 可惜的是，後世學人就此文本語句校勘，幾乎都忽視了這四字複句問題。
接 下去的議題是，就《寶晉齋法帖·樂毅論》後南宋曹士冕題跋高度評價該《樂毅論》刻帖，所謂“唯此刻風神俊逸，意度蕭散，深得古人筆法之妙，而又首尾完好。 其間'千載一遇'字重複一句，每字各加一點，獨此與秣陵古本則然。近世重刻'海'字本，已不復有此疊句，蓋轉相傳搨，未必親見古本也。餘頃得秣陵本刻石久 矣，今復見此，因並刻之，而識其後。”我們除了從語言修辭等遣詞造句方面加以求證之外，鑑於其覆刻母本不管“秣陵古本”還是他當初獲得或家藏唐摹舊本，均 不克綿延播遷至今，這就需要研究者“返祖”去借重賴以流傳抵今更為可靠的摹刻依據——其他唐宋臨摹《樂毅論》書帖底本作更進一步的取證擔保；似乎惟有如 此，才能最終判斷並確認曹士冕上述評判精當屬實與否，還是誇大溢美，言過其實了。 就此探索考證方向，“千載一遇”追加複句四點，很明顯依然被視為考察驗證的標尺與檢驗試金石。 換言之，這筆尖上的鑑證，取決於找到那隻好吃雞蛋的下蛋母雞。
盤點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人紙本摹書褚遂良《樂毅論》，其間“千載一遇”四字右底果然分別有表示疊句重複的黑點，由此證實宋人據以臨摹的唐摹本書帖範本，委實存在四字加點以示複句徵候。 再 以文末褚遂良款署“貞觀六年(632)十一月十五日中書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敕審定及排類”推理辨析，該宋摹本的祖本——唐褚遂良摹本，顯然要比唐張 彥遠輯《法書要錄》卷三《拓本〈樂毅論〉記》，記載貞觀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令馮承素摹寫賞賜長孫無忌等六大臣的時間還要來得 早。
更 為直接與過硬的可持續鑑定物證來自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寶藏日本奈良時代(710-794)光明皇后(701-760)天平十六年(744，相當於唐天 寶三年)禦書麻紙本《樂毅論》書帖卷，該卷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佚名宋人摹寫褚遂良《樂毅論》剪貼本，特別是跟今藏上海圖書館宋刻宋拓《寶晉齋法帖》間《樂 毅論》文字配置全然一致。 尤為重要的是，該卷書於“千載一遇”四字底下，也明白無誤地忠實綴加四點。 很顯然，光明皇后是當年極少數有幸鑑賞到從中土請來《樂毅論》唐摹本者，更是懷著極其虔誠崇敬的學習心情予以抄錄臨書的。
案，相當於中國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日本延歷十六年，797)出版的日本早期國史文獻《續日本紀》卷十二，曾記載天平七年(735)四月二十六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備獻《唐禮》一百卅卷……並種種書跡”，東傳《樂毅論》唐摹本或許正包含在此“種種書跡”當中。 總之，有跡象表明，王羲之《樂毅論》唐摹本當先於其《喪亂帖》唐摹本東渡而為光明皇后獲得臨寫，儘管此唐摹本抵今不傳。 不 過，庋藏於奈良東大寺正倉院，相當於中國盛唐時期日本光明皇后以東傳唐摹本臨書的該《樂毅論》書帖，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人摹寫唐褚遂良摹本《樂毅論》均 見“千載一遇”四字帶點現象，再一次明確佐證了《樂毅論》該句原本的確存在復句藍本的歷史真實，它們均足以視同唐摹本而等量齊觀。
值得介紹的是，目前《樂毅論》刻帖原汁原樣保留以上唐摹本原生態特徵並且拷貝未走樣者，當數上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宋拓《寶晉齋法帖》，它堪稱傳世《樂毅論》刻帖最善本，因為它在行次、行字上最為接近光明皇后臨書《樂毅論》。 由此充分證明《寶晉齋法帖·樂毅論》是接受與保留唐摹本信息與基因最為完備的一則南宋刻帖，它經由唐宋兩部墨跡臨摹書帖雙重保險為善本刻帖確鑿的真無疑。 也難怪該帖於1960 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後引起學界高度關注，著名碑帖研究專家也是《寶晉齋法帖》的慧眼識寶者——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徐森玉，於1962年第12期《文物》雜誌紀念上海博物館建館10週年專刊卷首領銜發表《〈寶晉齋帖〉考》。 1963年《文物》第3期上，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又發表《〈寶晉齋法帖〉讀後記》，對這部元明以來曾經飽受詬病，“宋帖最下”的南宋叢帖給予高度肯定。 此亦彷彿清代書家王澍公允品評的那樣：“此帖(《寶晉齋法帖》)模刻精古，不在閣本(《淳化閣帖》)下，而宋人抑之，非篤論也。”現在，我們由其間《樂毅論》刻帖四點筆尖上的界定，足可見其胎息唐摹本印蹟之深之一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