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唐代係中國古典詩歌與音樂相互影響、共同發展之時期。尤其是唐代詩人筆下描寫各類音樂表演之詩，不僅為唐詩之創作注入奇思幻想，亦對後世音樂詩之寫作產生深遠影響，且盛傳不衰。清人方扶南即云：「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這段話一方面言簡意賅地道出白居易、韓愈、李賀三人，化聲情為文字之精湛技法；一方面也暗示著演奏者絕妙動人之表演技藝。儘管唐代詩人曾經寫下將近六百首之音樂詩，但上述三詩所受到之關注，絕非其他同時代詩作可以比擬。而近人研究唐代音樂詩，亦多著眼於此三詩之比較，特別是對詩人描寫音樂聲情之手法，如比喻、擬聲等修辭技巧之運用。實際上，這三首詩於詩人之妙筆與想像下，所呈現個別樂器之聲響特質、樂曲旋律之起伏變化、演奏者之精湛技藝等，可謂係近六百首唐代音樂詩中，極為難得之作。更有趣的是，透過分析與比對，可以微妙地發現：「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樂」，幾可視為唐代音樂詩摹寫聲情最重要之三種手法，而白、韓、李三人最大之成就在於借鑒前人而又別開生面地巧妙譬喻，並擴大了音樂詩之描寫內容，以及音樂主題之呈現。是故，本文擬從此三詩之文本出發，自詩人之寫作筆觸，繫聯唐代音樂詩之發展歷程，再分就「以聲喻樂」、「以形喻樂」、「以典喻樂」三面向，細繹方扶南所謂唐代摹寫聲音三至文，摹擬聲情手法之沿襲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