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殊第二任政府，如果能夠制訂明智的對華貿易政策，就可以大大幫助美國工人和工商業。這種政策首先要把中國認識清楚，不可存有誤解。簡單地說：中國不是日本。美國對華雙邊貿易的逆差（二○○三年有一千二百四十億美元），也許是國際經濟關係歷史上最無關痛癢的數字；美國歷屆總統所提及的各種在亞洲各項重要的貿易關係之中，只有美中貿易關係貿易問題，最為混淆視聽的，大概是人民幣的滙價，幾乎完全依照美國政策而發展。雙方雖然會為保障知識產權等問題不斷爭拗，但這項重要貿易關係卻最容易受美國影響——只要美國掌握到箇中竅門。
對華貿易有利於美國消費者、工人和商界，實現了美國政策多年以來的目標。摩根史丹利表示：自從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中國出口的廉價貨品（主要是紡織品、鞋子、玩具和家庭用品）已經讓美國消費者（多數是中等和低收入家庭）節省了大約一千億美元。波音、福特、通用汽車、萬國商業機器、英特爾、摩托羅拉等美國企業，向中國那些低成本國家購買零件，每年亦節省了數億美元，由此加強了本身在全球的競爭力，並且得以在美國開展高檔次的新業務。
日本和南韓曾經排斥美國貨品長達數十年，而中國卻是美國貨的龐大市場，再次符合美國目標。過去十年，美國對華出口量增加了兩倍；單在去年，已經有兩成八的增幅。
二○○三年，美國宇航工業對華出口總值，估計超過二十億美元——金額幾乎相等於出口到德國的同類產品。同樣在○三年，美國企業向中國輸出的先進生產設備，總值五億美元，比輸往法國的還要多。○三年，美國晶片製造商向中國輸出的半導體，總值二十四億美元，相等於輸往日本的數額。
但中國本身亦有大量出口，那不是代表中國即將主導全球的生產工業，成為商業強國嗎？完全不是：中國輸往外國的貨品，多數不是由本國公司生產，這是該國出口的顯著特色。跨國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全球供應網絡的最後加工地，製造了這些產品。所以，對華貿易出現雙邊逆差，問題不大。
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之後，總共吸納了五千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是日本由一九四五至二千年FDI累積總額的十倍。中國去年的出口額，有五成半是外資企業的貨品。然而在先進工業出口方面，外資企業在中國擁有的優勢更是明顯。
二○○三年，中國出口的工業機械，總值八百三十億美元，其中七成九是外資企業的貨品；中國出口的電腦產品，總值四百一十億美元，外資生產佔九成二；中國出口的電子和電訊產品，總值八百九十億美元，七成四是外資生產。美國的出口貨品，多年前已經遷到其他低成本國家生產，而且現在已經遷往中國，成為全球製造網絡重整過程一部份。
雖然人民幣現時滙價過低，但即使出現適度升值，也不足以令這些製造業重返美國。人民幣升值，反而會令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對手得益最大，例如菲律賓、泰國、墨西哥——況且這些國家會繼續出口到美國。
那麼，美國應該怎樣從事對華貿易？美國需要專注於促進出口和投資，不應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國內市場因此不能長期成為本土公司的受保護據點，有別於日本和南韓經濟起飛時期的情形。
同樣地，中國令美國等外資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得以開拓新市場，特別是飛機、軟件、工業設計、先進機械、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組件等高成本產品。北京的統計顯示：在這些高科技行業，外資公司九十年代初期的營業額，佔中國本土市場的三成，現在更上升至四成五。但美國中小型企業卻難以打入這個市場——美國應當制訂政策促進出口，從而提供協助。
美國需要更為成熟的對華貿易政策。目前在自由國際貿易和金融制度方面，中國不是即將默默成為美國的盟友——就是變成角逐領導地位的競爭對手。北京已經顯得願意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現在亦大力促進地區貿易和投資制度，包括和東南亞國家組織商討建立自由貿易區，並且與澳洲——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關係最密切的盟友之一，研究自由貿易雙邊協議。中國本身的企業依賴舶來裝備和組件，因此反對保護主義，而且是國內支持開放貿易的強大力量。
在貿易方面，美國和中國會發生衝突；制訂工業技術標準以及知識產權等等，尤其是難題。但中國諸省各自為政，北京沒有能力把知識產權政策雷厲風行，有別於東京和漢城。美國必須理解這項限制，而且要明白到：中國的開放貿易制度有利雙方接觸，華盛頓亦可以從中發揮影響。只有這樣，美國本身利益才會受到足夠保護。
聯邦政府支配大量公帑，又有相當大的領導權力，應當好好加以利用，從而促進和協調美中接觸，把美國州份、城市和工商團體與中國的省份、城鎮和企業直接連繫起來，藉以在中國尋找同樣關心自由貿易和知識產權保障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