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歷史已久，因為這是暴力與衝突的社會結果，但一般人選擇將這些現象視為過渡，或者直接忽視，直到最近由於敘利亞內戰，造成湧向歐洲的難民潮，「難民」才又成為世人注視的焦點，也開始關心難民收容的問題。然而，遠離家園成為難民，是非志願的跨國移動，連根拔起的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更徹底的是人生軌道的翻轉與錯置。身體的苦難也許隨著得到庇護而稍緩解，因離散而折磨的傷口卻不見得會隨著歲月癒合。
自從1959年中共占據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許多藏人被迫流離，雖然已過了半世紀，但成為難民或無國籍的人，依然是現在進行式，因為自1959年之後，仍持續有藏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西藏。2006年，登山者在西藏和尼泊爾邊境囊巴拉山口，拍攝到中共邊防軍射殺兩名藏人的事件，首次將藏人流亡之途的艱困呈現世人面前，也說明了流亡的人潮不絕。
逃難的藏人，若能順利抵達尼泊爾邊境，會被帶到難民接待中心，再安排送到印度，未成年者送至西藏兒童村接受教育，出家的僧尼則安置在佛寺。而1990年代之後過來的「新難民」，如果年紀不夠小，又非出家人，由於無法到南印度等藏人定居區安置，就只能留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達蘭薩拉自食其力。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會講藏語，有些上過學校讀過幾年書的人，可能中文還比藏文強。他們不懂英文也不通印度文，要在過度擁擠的達蘭薩拉山城自顧不暇的流亡藏人中求溫飽，幾乎找不到容身之地。鄧湘漪書寫的《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故事主角，正是這些陷入流亡社會底層的難民。他們逃離西藏，卻困在印度，身在該地，心在他方，日日面對民族苦難，而必須時時質問自我存在的本質問題。這些人從來就不是歷史舞台鎂光燈的焦點，而他們的處境，卻最能放大流亡的苦難和求生意志。
有關流亡西藏議題的中文專書，近廿年來已經有許多出版，最有名的是西藏作家唯色、王力雄的系列作品，忠實記錄西藏被中國殖民的現今處境。另外，中國流亡作家茉莉持續從人權角度對西藏問題進行書寫；中國漢人獨立史學家李江琳則研究西藏流亡史，鑽研中、美、台各方史料，加上在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的訪談，出版了她的西藏三部曲：《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藏區祕行》（皆聯經）。台灣有關流亡社會議題的專書，則以1999年時任記者的林照真所寫的《喇嘛殺人》（聯合文學）最為人所知。2010年盧惠娟將在西藏兒童村實地田野調查所成的碩論，改寫出版《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雪域出版社）。
這些作者都有到中國藏區或印度流亡社區採訪田野的親身經驗，《流亡日日》作者進行的是人類學田野的民族誌寫作，本書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與上述作者不同的是，雖然描述的是藏人流亡者的日常生活，及流離族群的苦難經驗，書中卻時時映照作者個人的處境與自我的心理狀態。作者不只人在現場，收錄現場的聲音、氣味、溫度，也同時和自己對話。
鄧湘漪有投身非政府組織的經驗，卻在海外服務的過程中，看穿並受挫於權力政治在國際援助場域的操弄而遠離，落腳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定居區，進入苦難現場直視流亡者的生命經驗，從與受難者互動的當下尋求超越的動能。人類學田野方法中「研究他者」的方法，必須設身處地，以參與者的角度進行觀察，從而培養出能客觀地理解自身的能力。這一般指涉的是「文化」層面，但本書作者則更往前拉近距離，貼近與她年紀相仿的流亡藏人，觀看到個人生命歷程的苦痛，而誠實地反身自我揭露。這不只是一本描寫流亡底層的日常經歷，或是藏人流離的民族苦難，更是作者的一段「成為西藏人」的生命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