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商討日（一），您提到自己是個「登過高山的人」 ，回憶起爭取民主路30年。而看到當日場面，您表示相信2017年可實行特首普選，並說：「佔中力量有多大，視乎大家決心有多大。」運動發展至今，您是否依然抱持這樣的信心？
朱：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 爭取民主的路已是太漫長！當我們再三聽到「循序漸進」，說「影響經濟」、「影響社會」等說話，真的很厭悶！30年前反對民主普選的人，跟30年後的今天，基本上沒啥改變。2003年，我們出版了一本名為《民主十問》的小書，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今日重溫，依舊是那堆老問題！
最近有不少牧師討論普選是否「寧丹妙藥」。回想自己的經驗，我於1974年來到柴灣牧養教會，與居民一起爭取改善民生及教育等問題。當時，這裡全是平房區及徙置區，六成半居民是勞工階層，居於狹小環境之中，寒冬怕火災，夏天怕水災。他們正是當時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早期來到柴灣的牧者皆十分關心這個社區的發展，包括教育、房屋、醫療及勞工問題。而打從60年代開始，循道衛理愛華村堂已開展許多工作。我跟盧龍光牧師就是為了這社區，爭取興建東區走廊。然而，自1982年起，我們發現要面對的不僅是柴灣社區的問題，而是香港前途問題。當時社會變得動盪不安，我獲邀參與政制檢討及未來發展。1986年，高山大會舉行，我是其中一個宗教代表，當時還包括盧龍光牧師、郭乃弘牧師及夏其龍神父，期望爭取1988年立法局實施普選。
從1982年中英談判到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其實整個80年代下來，給香港留下極深的傷痕。這裡六百幾萬人，無法為自己的前途問題發聲，更不能表達異議。對上一代人來說，這事怎不叫人傷感！為何不能夠、也沒機會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前途、政治或社會制度而發聲？我們像是物件（object）而非主體（subject），我們被討論該如何被處置！若我們說，基督宗教信仰認為，人就是社會的主體。那麼，你自必深刻體會，當時這六百多萬港人並非社會的主體，我們這一代人都深有所感。
那個時候，社會燥動，能夠離開的，都選擇離開。留下的，是大多數。大家心裡都問：「香港人怎麼辦呢？」說老實話，我們懼怕前途問題，怕的正是共產政權。只不過，當時大家都掩著不說罷了。你以為教會不怕嗎？教會也擔心二樓教會有可能被取締呀，於是行小組模式，用心背誦聖經，為怕將來或者無聖經可讀。由此可見，大家都活在惶恐之中，即或是教會，也在恐懼裡面。大家當時都在想，如何能抵禦？如何能夠捍衛法治？惟有讓人民當家作主，創建民主政制，這是我們都明白的。故此，當時已呼喊「還政於民」的口號，要求有普選出來的政府。
回望那年代，教會熱烈參與。畢竟當時政治尚算穩定。1984年，教會提出《信念書》，是當時教會的重要文獻，告訴信眾如何看當時的社會發展，宣認上帝就是我們歴史的主宰，以致我們能建立起信心。我們對當時政治及社會制度存著寄望，期望有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實行普選，甚至是香港人有權起草《基本法》。那時還有文件提到不能忽視沉默大多數的利益，要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其實這訴求早於1984年已提出。
其後，我捲進去爭取八八直選。 當時既談判，亦搞聯署，也在維園集會，希望能夠有直選。因參與民促會〔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曾與華叔〔司徒華〕兩次上京。第一次是1987年，到港澳辦見李後先生〔當時港澳辦主任〕，談香港政制發展。第二次是1988年，見魯平。儘管那時會談看來沒甚麼進展，但氣氛卻相當好，並非現時般惡劣。
問：當時領導人持甚麼態度？信任度強嗎？
朱： 強！彼此並非敵對。討論問題時，不是你死我活，談的是我們期望政制可以怎樣發展，也會聆聽他們的意見，會談氣氛實在良好。基本上是開放討論，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立場，但那氣氛是大家可以談，可以表達。
但回歸16年來，整個香港的政制發展、人權和法治，皆在倒退。回歸前，政府推出新法案，會主動來電聽取教會意見，溝通沒多大隔膜。 若以回歸為界，我最感到唏噓的是，教會或一般市民跟政府的溝通，已今非昔比。要說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1997年「還原惡法」。前港督衛奕信早於 1991年簽署了「人權法案」，凡有違人權法的「社團條例」與「公安條例」均被取消。然而，在回歸前夕，在1997年5月，有一群大學生往見梁愛詩，為還原惡法一事，前去討論，當時我也在場。會面後，還記得從那憧大廈走出來的情景。我看著面前的維港景色，深感唏噓。1991年努力爭取人權法得到落實，但原來回歸是一切重來的起點。如是，回歸後，人權究竟向前進？還是向後退呢？答案十分明顯。
回歸後，分組點票把立法會的功能廢掉，議會根本已不能再反映民意。政府只需掌握少量票，就能夠控制整個立法會。後來，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又是一大倒退。目前選舉採用的比例代表制以及分組點票，其後再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這一切舉措都在回歸後發生。人權及民主，大大倒退。我們是在力抗倒退，遠多於感到向前進步。你現在跟我們這些人說：「坐下來談談吧，還有機會的。」你說甚麼？！我們原有的東西，你剝奪了。你看原有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本已是普選產生，現在全都沒了！即使你重新委任，兩個市政局已沒有了。分組點票亦如是，而我最痛恨的，就是這個，廢掉了整個立法會的功能！
對我們而言，1988年雖然沒有直選，但1991年有，1995年也有。而我跟夏其龍神父想法類同，就是認為宗教界人士應該淡出這種政制發展，由政黨及政府推動，走向全面普選。況且《基本法》亦提到07及08年特首及立法會的選舉方法是可以改變的，令人盼望是朝著那方向走的。誰料到當局透過各種方式，釋法又好，怎麼也好，久不久就截一次，使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受阻〕。其實，大家都知道分組點票廢掉立法會後，觸發不少問題出現，例如政黨間的競爭，民間團體對政黨的不信任等。如此下去，怎樣能夠擴大民主力量呢？
2001年至2004年間，司徒華先生、李柱銘先生，夏其龍神父和我一起商議，是否需要「再上高山」？意思是可否再發展一次民主運動？因為過去爭取到地區直選，但到了議會，民意卻原來無法上達，連施政亦不符合人民心願。我們在想，該做些甚麼呢？那時，看見《基本法》提及07年及08年選舉方法是可以改變的。因此，我們在2005年組成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幾乎全港對政治、憲法有興趣的學者都聚在一起，為07及08做好一個方案，推動民主發展進程。我們用了年多時間，工作至夜深，期望研究到一個方案，供政府參考或發展。
那時候，我們很天真的，因《基本法》的承諾，我們就認真地去做。很不幸，2004年4月6日人大釋法了。其實，當時我們已做好方案，原預備於4月21日出爐。結果，07、08就沒有了。事實上，爭取民主的路非常崎嶇。倘若我們等待執政者賜予，往往到了最後，這權利也只會被褫奪。明顯地，07、08因釋法而無法再發展。可是，這是中央寫下來的承諾呀！
問：你第一次聽戴耀廷這建議，有甚麼看法或感受？
朱：2010年1月，我從主任牧師崗位退下來，原想寫書。一本是講八九民運，另一本則期望透過我的小故事，激勵一些年輕牧者或信徒參與社會。其實，個人自傳本來沒甚麼好寫的。或許，獨特之處惟在於社會與我個人歴史的交融過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八九民運、九七回歸，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歴。
問：家人對你參與有何意見？
問：再走上街頭，最難是甚麼？最大的改變又是甚麼？
朱：體力！最難是體力，這是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