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像台灣這幾年越來越沒有投資機會，報酬率又低，稅率卻還比其他國家都高，資金外流的情況當然就雪上加霜，更加失去競爭力了。將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稅制對照，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這兩年，台灣人大量至香港、新加坡開戶投資，把錢搬到國外。 香港在二○○五年十一月修法通過全面廢除遺產稅，新加坡則不但起徵點高（大部分人不用繳遺產稅），還有自住房屋價值在七百八十二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兩億六千一百萬元）以內者可扣除，不必申報遺產稅；房屋以外財產亦有約新台幣兩千萬元扣除額。另外，新加坡即使對少數需繳遺產稅的人，稅率也只有五％及最高一○％兩種低稅率。 相對來看，台灣目前遺產稅其實是全球最高（最高邊際稅率五○％），如此一來，國內資金當然越來越會往外走。民進黨執政前六年平均一年資金外流六千億元，去年一年資金竟流出一兆四千五百億元，這個金額是過去幾年平均的兩倍以上，資金外流狀況實在令人擔心。 全球搶著吸引資金的動機之外，國際上廢除遺產稅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認知到遺產稅的課徵其實是違背公平正義的。
課完所得稅，再課稅後所得　當然違反公平正義 從「公平正義」角度看，遺產稅是對個人雙重課稅。因為所得稅已經針對每個個人每年累積的財富課稅，而遺產稅則又針對每個個人終身累積的財富課稅，因此遺產稅其實是在個人繳納所得稅後的「稅後所得」，再予以一次雙重課稅。 更諷刺的是，如果一個家庭的「稅後所得」全部花光，甚至浪費掉，則不需繳遺產稅。倒是另一個辛辛苦苦存錢儲蓄的家庭，反倒要繳遺產稅。因此「遺產稅」在近年來，被全球各國清楚認知是對個人及家庭儲蓄的「不當懲罰」。
目前沒有課徵遺產稅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泰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瑞典、葡萄牙、義大利等，美國亦分階段大幅調降遺產稅。 台灣除了最貧困的一○％的人，剩下的九○％都有儲蓄。依據統計資料，目前台灣平均家庭稅前所得為一百二十萬元左右，平均每年繳納所得稅二十五萬元，稅後所得因此為九十五萬元。這個每年九十五萬元的稅後所得，如果完全花光了，就不需繳遺產稅。
但我試算如果一個家庭省吃儉用，每年都儲蓄和繳付房貸，工作四十年後，則可有至少三千萬元的財產，但這三千萬元留給自己的家人、小孩，卻要再被課一次遺產稅，這實在是我們政府對台灣所有儲蓄階級的再次剝削。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自一九七八年就開始提倡廢除遺產稅，並發表經典論文闡述遺產稅制的不公平。他說有的父母親把錢花在小孩的教育上，也就是培養小孩的human capital（人力資本），政府不會予以課稅（在台灣就是送小孩去補習、上私立小學等，這不會課稅），可是如果家長認為小孩沒有讀書的興趣或能力，因此擔心小孩未來的生活，因而決定存錢留給他，這就變成遺產，必須要納遺產稅，無疑是剝奪為人父母自由選擇的權利。 調降或廢除是世界趨勢　為何台灣獨獨不同？
我們的財政部長不贊成這個說法，他的理由是台灣人許多財富不是辛苦得來的，而是從股票的資本利得得來的。如果這是我們財政部因而反對大幅調降或廢除遺產稅的理由，則並不正當。因為財政部應該去做資本利得稅制的檢討，而不是一方面違背國際潮流，一方面又讓中產階級去為不敢做稅制改革的財政部承擔責任。 還有，若要檢討資本利得稅的話，我們是用證交稅替代證所稅。有課徵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像美國，資本有損失的時候，都是可以扣抵所得稅。這幾年台灣散戶都賠錢，但是大家不但沒有資本損失扣抵，甚至還繳了非常多的證交稅。
即使台灣股票相對於所有國家表現低迷，但去年政府證交稅收入也收了九百億元，高達遺產稅收入的四倍。政府尤其不能把股票賺錢的人一竿子打成好像這些人都是罪該萬死，因此用課徵遺產稅來彌補生前沒對這些人課資本利得稅；甚至殃及無辜，連一輩子沒碰過股票的人，或在股票市場上賠慘了的人，都還要陪著繳交遺產稅。 這幾年台灣彌漫一種「共產主義」的氣氛，可能是因為所得分配惡化，大家有怨氣，都想要打擊有錢人。但除了最貧困和最富有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中產階級，這些人沒有聲音，也沒有力量和政府據理力爭，只好承擔所有的不公平。 想想看，台灣的大企業有可能接受這種重複課稅嗎？許多真正最有錢，累積最多財富的人，其實也是最會「避稅」的一群人。這些人背後有會計師協助，對於如何在生前移轉財產，有許多的知識及辦法，因而他們的小孩常常完全不用繳納遺產稅，這更是最大的不公平。我們不能只顧最有錢的一○％或最窮的一○％，因而犧牲掉占八○％的中產階級。 我問財政部長說，為何這幾年來整個世界的趨勢在重新檢視遺產稅之後，最後的結果都是大幅調降，或是全面廢除，而沒有一個國家調升？他沒有回答我。 該有人顧到中產階級，為他們發聲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