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51歲的陳志和，並不是一位有著專業背景的紀錄片工作者。相反地，他是一位在南投高中任教多年的美術老師，繪畫、設計、商業攝影才是他的本業，先前完全沒有接觸過動態影像的經驗，對於紀錄片也不甚了解。
九二一地震之後，台灣中部許多地方邁向漫長的重建路，陳志和看著許多電視台進到災區，用攝影機開始紀錄現場，他不禁思考著自己的專才究竟能為社區做些什麼。2004年時，他參加了全景傳播基金會所舉辦的地方紀錄片人才培訓計劃，為期半年，從中紮實地學習到了拍片的技術和理論，也感動於李中旺、吳乙峰…等資深紀錄片工作者彷彿將影像與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視般的投入。
結業之後，陳志和因為找尋拍攝的題材，因緣際會讀了一本名為《台灣的生命原鄉》的書深受啟發，而和作者國史館的李展平先生碰面聊天。當時，李展平正在研究大東亞戰爭，他詢問陳志和是不是有興趣來記錄這部份的影像，於是《赤陽》的拍攝就此展開。
「我最主要還是在紀錄台灣的歷史，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停的在消失，包括這些長者的生命，因此把這些記錄下來，至少留下一些資料，時間慢慢長了之後，許多人就會了解過去，明白這段歷史。」陳志和說道。
《赤陽》的故事除了歷史面外，也有著公與義的議題。當時參加日本軍隊的台灣人，被歸化為日本籍，也就是所謂的「皇民」。他們一群人被帶往婆羅洲，負責戰俘的管理。但二次大戰結束後，這群台灣人卻因為在戰時服從上級命令虐待囚犯……等罪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可是這時，台灣已經光復了，這群台灣日本兵遂恢復了台灣人的身份，但仍必須服完刑期。
只是，過去付出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包括應該領取的薪水以及基本人權。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時代下，在牢獄裡渡過十餘年載，更有人被判絞死刑因此喪命，而從日本服刑完後回台灣的人更遇上了二二八事件，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騷擾而苦不堪言，還有人終老一生在日本打官司，希望能藉由法律途徑討回尊嚴和權利。人的命運因大時代而遷動，家國、身分、認同的印記在這些人身上不是被重複烙上，就是不知該烙在何處。
陳志和和李展平走訪日本、婆羅洲…等地，苦尋二戰史料，也尋覓這段歷史悲劇裡的主角。有著這樣悲慘遭遇的台灣人，共計有173位，而如今卻凋零只剩下10幾位。
在《赤陽》裡，他們現身侃侃而談自己過去的經歷，以及這段事件對他們生命造成了多大的影響。每一位長者講述的神情，彷彿驚懼害怕去回想這段痛苦的回憶，但同時又氣憤難平受到日本政府如此不公平的對待。說著說著，有人流下淚來，有人哽咽不語，有人不願再談，從他們的神情，彷彿看見了他們被這段經歷綑綁和禁錮多年的痛苦心靈，透過面對鏡頭說話，終於有了解放和慰藉的管道。
影片拍好後這些主角們看過了嗎？我好奇地問。
《赤陽》中有幾幕令人印象深刻。一位衰老、步伐緩慢的長者準備要去參加紀念終戰六十週年時所舉辦的祭典儀式，前一刻他舉步維艱，但下一刻換上了海軍服裝後，竟抬頭挺胸、大步跨闊。在祭典活動上，大家更精神抖擻地唱日文歌曲〈海行今〉，這首悲壯的歌曲是當時日本的第二國歌。
因而《赤陽》從那些逐漸凋零衰老的長者身上，抽絲剝繭的找出種種證據和史料，不單純只是一段企圖還原歷史的過程，這同時更像是一段重新發現自己、追尋認同的旅途。透過紀錄片的拍攝，將過去的歷史碎片重新組合、詮釋，讓這段歷史在當下擁有過去所沒有過的發聲權，並以常民的姿態重新掌握書寫自我歷史的權力和能力。站在這樣的觀點上，《赤陽》的拍攝行動，無疑為這段鮮少人知的歷史，留下了重要的紀錄和見證，也對這些大時代下的受害者們做出了最大的禮讚和平反。
「我們必須要有自己對於歷史和土地的觀點，更要有堅持自己立場的能量。」這是陳志和拍攝《赤陽》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他花費三年時間完成影片的感想和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