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在國際區日本城舉行的Koda公寓樓破土典禮儀式外的抗議活動，造成社區活動家和商界間的分歧。
Koda公寓樓破土動工。
現為停車場的Koda大樓物業，位於第五大道和南大街（5th Avenue and South Main Street）是華埠國際區的一部份，也是原亞洲超市宇和島屋的舊址。KODA是台灣達麗(Da Li)建設事業海外子公司美國達麗開發公司推出的一個公寓樓項目。該公司於2015年從宇和島屋Moriguchi家族買下了這塊地的產權，舊的宇和島屋7 3年前在該址經營雜貨生意。
Koda擁有201個單元的17層建築，是獲得西雅圖市建設和檢查部及負責管理華埠設計和開發國際特別審查區（ISRD）委員會的設計批准。Koda還向城市住房負擔能力生活援助項目（City’s Housing Affordability Living Assistance program）支付了400多萬美元，以符合改變分區實現更高層建築樓（up-zoning）的要求，讓Koda公寓樓從原先的15層（150英尺）增建到17層。
宇和島屋前董事長宮口富雄(Tomio Moriguchi)表示，Koda項目將在華埠建立市場房價，這就是該家族決定將房產出售給達麗的原因，儘管有幾個買家也有意願，其中包括經濟適用住房單位（affordable housing units）的代理商。
宮口富雄補充說， 在華埠建市場房價的公寓將帶來人潮和經濟上的收益，不僅支持宇和島屋的生意，同時也支持華埠所有小企業。國際區不包括小西貢在街面上有近200家的小企業。
來自華埠國際區聯盟的抗議者受到已故社區領導人山度士(Bob Santos)的口號和他《Humbows, not hot dogs》一書的啟發，示意華埠地區應該建造更多經濟適用房而不是奢侈品高樓，因此該組織為華埠流離失所的低收入居民進行了此次的抗爭。
謝凱安一家。
大約20％的Koda買家是華埠的租客和商家，他們對能在華埠擁有房屋所有權感到興奮。謝凱安表示，Koda將在附近提供的是一座「街道上所有照明改善和更安全環境」的建築，包括零售空間和餐廳。謝凱安表示現有90%的公寓單元房已付了訂金。
由耆老和年輕活動家組成的抗議者表示，Koda的發展不符合華埠的需求。
工地外有超過60名示威群眾。
謝凱安表示他的公司冒了很多風險並做出了犧牲，他說：「我們也有家庭，我們必需賺錢養家活口，這個項目正是為社區創造就業機會。」宮口富雄是破土動工儀式的發言人之一，他說：「他們（示威者）不代表社區，這些老年人被誤導了。」超過60名抗議者中約1/3是老年人，一些華人耆老手持著用英文字母F寫的抗議牌。
國際瑞獅團負責人Tony Au說：「對華埠國際區聯盟的抗議者感到羞恥，讓老年人尷尬地帶著粗言穢語的標語。我不認為這些老年人理解抗議牌上的含義，組織者不應該利用老年人來拿這些標語牌。」Tony Au是感謝華埠耆老晚餐活動長年的組織者和籌款者之一。
87歲的彭秋鳳(Peng Qiu Fung)是華埠國際區活躍耆老之一，但沒有參加此次的抗議活動，她說她支持高層建築的發展。她表示：「華埠國際區應該有更多的發展，包括酒店和公寓。這將為社區帶來更多的活力和市民，並能加強公共安全和社區繁榮並能阻攔無家可歸者在華埠及周邊搭建臨時帳篷。彭秋鳳還指出，其中一名耆老抗議者幫助其他老年人來參加抗議活動以支持她的孫子，這名孫子是抗議組織者之一。
在奠基破土儀式上，抗議者以極大的噪音包括用擴音器或在Koda物業圍欄外敲擊硬物，來擾亂儀式上的發言者和儀式的進行。如果山度士還活著，他會舉辦抗議活動嗎？宮口富雄說：「他（山度士）不會做那麼可怕又無禮的事。」。
山度士是低收入住房的強力倡導者。後來通過宮口富雄的影響，他也支持混合住房（mixed housing）的想法。顯然，抗議者不知道宮口富雄和山度士之間50年的友誼。各位可以不要相信我的話，您可以向山度士的妻子華州眾議員Sharon Tomiko Santos查詢。
當被問及抗議者試圖取得什麼時，宮口富雄說他並不確切知道。
達麗董事長兼創始人，同時是謝凱安的父親謝志長(James Hsieh）表示，即使活動受到干擾，他對破土儀式仍感覺滿意。謝志長表示：「我們已盡所能，必需堅持讓Koda公寓樓項目竣工，華埠為什麼要保持陳舊，骯髒和貧窮的形象？」謝志長認為Koda是新老建築物間的橋樑，因為這幢公寓樓部份面向華埠而另一部份則面向市中心。
在我過去上的新聞課裡，都沒有教我如何準備好處理危機的方法，過去35年裡，我遇到了許多棘手的問題，包括訴訟、抗議、麻煩的員工、中美台灣的外交問題、不道德的競爭對手、社區成員的威脅等等事件。
雖然許多事情是不可打印出版公諸於世的，但在此我願與讀者們分享我多年來面臨的一些創傷。
我的員工為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機作出了貢獻。如果你的員工不誠實？作為老闆的你會如何反應？當員工在辦公室遇到流產時，作為老闆的你會怎麼做？當有人威脅到你的員工時，作為老闆的你又能做什麼？
有時，這些挑戰與生死攸關。有一次，一名前僱員在遇險中喊道：「Assunta，我流了很多血！」當我看著如紅色地毯般散佈在地上血跡，同時聞起來相當的可怕，在我這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那麼多的血，我尊重護士和醫生的專業，所以先打電話給911，然後才和這位女同事的丈夫聯絡。當一切平靜下來，我親手把在地板上血跡擦洗拭掉。
這是個什麼樣的思維邏輯？但我卻從來沒有告訴過員工，我的婆婆曾說，我應該向她要有這樣的要求。如果我當時不去做這件事，那又該是誰做呢？辦公室裡沒有額外的人手來打掃乾淨這些東西。我的團隊如同是我家庭的一員。有時候，我們只需要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來照顧彼此。
另一名工作人員從未透露過他患有糖尿病。在為我工作了6個月後，他突然病發。當時的狀況是相當的可怕。他全身發抖像得了癲癇症，並且一直在說：「糖，糖……」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間，另一位同事想起他的親戚患了同樣的病，家人把一點糖放在這位親戚的嘴裡，解決了問題。於是我們就給這位發病的同事喝一些可口可樂，像魔術一樣他喝下的可樂生效了。他起身如健，像從未發生過這件事。我罵他不告訴我們他的病情，因為如果我們不及時作好處理，他可能已經死了。作為老闆就像是父母，我們必需說出員工不想聽的話。
幾年前，一名員工晚上打電話問我要$10,000的保釋金。她痛苦不堪，像嬰兒般地哭泣。
「這錢不是為我，是為我的男朋友的」她解釋說。因為喝醉酒的男朋友在公寓裡大聲尖叫像是在打她，旁邊的鄰居叫了警察，她說。
「如果我們沒錢付繳保釋金，他將被關進監獄。如果他進監獄將失去工作。請幫幫我。我不想讓他進監獄。」她求我們。
「他打了你嗎？」我們只是想確保他和她在一起沒有造成她人身安全的危害。 「沒有，他沒有。」她向我們保證。
「告訴他，他必需承諾不要再喝酒了。」我嚴肅地說。
我意識到自己正面臨金錢或遭損失的風險，但我還是決定為她繳付了保釋金，使這位男朋友免去了牢獄之災而受益匪淺。幸運的是，這個男朋友收歛了惡習，之後沒有再發生更多的事件。
多年前，一名40多歲的員工在社區學院讀書。他沒有買上課需要用的教課書，相反地，他用辦公室我們新採購的複印機複製課本。由於他複印了數百頁，機器承受不了而損壞報廢。令人失望的他不僅事前沒有要求，獲得我們的許可，就私用公物使用複印機外，同時由於我們給他方便，允許他提前一個小時開始上班，這意味著每天得多付一個小時的工資給他，因為他不得不開車送妻子早點上班。
西華報很多員工都是移民。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許多人需要長時間的假期回家鄉看望家人和朋友。他們喜歡花一到兩個月的時間回亞洲，但工作又不能被臨時工替代。我們的解決方案是許多員工在業務上交叉多重訓練。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我們的人手很短缺，在辦公室的員工們不得不努力工作，替補回家探親員工的工作，忙的甚至連呼吸都沒有時間。
我有選擇嗎？我們無法付高薪給員工。我們不是非營利組織可以藉鑑其他機構的經理，或獲得政府資金來達成營運目標。此外，在我們的領域裡， 要培訓人員也不容易。
2015年，由於預算赤字大，美國郵局虧損嚴重，擬議停止週六寄送郵件的服務。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召開了工作人員緊急會議。如果郵局關閉星期六的服務，那也是我們報社的終極日。
靠郵局星期六送二等郵件的優惠服務，是報社得以存活下來的手段和方法。我們的報紙是許多讀者包括Port Townsend、Tukwila、表爾威、科克蘭、連頓、西雅圖和其他城市等，唯一能與外面華人世界聯絡的媒體。
讀者若在星期六收不到西華報， 將會取消訂閱而影響我們的營運。許多忠實的移民讀者由於缺乏交通工具和時間，不會到華埠國際區來買我們的報紙，而他們卻是最需要西華報的人。
感謝國會陷入僵局，郵政署的建議沒有被通過，我們的報紙得以至今仍可以如期的在星期六送至讀者手中。
兩年前，西雅圖市實行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法。已經沒有什麼利潤的小型民營企業，是無力承受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新聞業務是勞動密集的生意，依靠大量的人力資本。它不像工廠，可以買更多的機器來替代工人。
媒體業務要賺取利潤是不成問題的。但對我們而言，只要能收支平衡就非常感謝了。有了這個新的法律，它將使我們的業務失血比我們預期的提早了很多。面對這個法律，我們的解決方案是我和丈夫都要從工資單上退休，這意味我們是無薪免費工作。
諷刺的是，我們正在為一個假想營利的組織而自願工作，證明的是我們對社區的承諾。即使沒有薪水，我對西華報的熱情也沒有減少。
當我反思所有這些危機時，很多人都不堪重溫，但我卻很喜歡這些經歷。我不會用任何東西與這些經歷作交易，因為這些經驗是我寶貴的生活課程，加深了我對社區各界一起工作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