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發布對公司股票的買進和賣出建議，而當時我是同儕中的佼佼者。那時我剛從墨西哥市參加墨西哥美洲電信（America Movíl） 公司——現在是全球第四大無線營運商——的投資者日回來；當我跟數百位人士一同坐在觀眾席上時，該公司的控股股東、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之一——卡洛斯・史林（Carlos Slim）引述了我的研究報告，並且稱呼我為「那位惠特妮」（La Whitney）。過去曾有不少大型投資機構比如富達投資（Fidelity Investments）向我尋求我的財務金融模型，並且當我升級或降級某一支股票時，股價也會頻頻波動好幾個百分點。
那時我在華爾街的事業正如日中天，不過這樣備受尊崇的權力地位，是我辛辛苦苦才贏來的。為了讓我先生能夠順利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分子博士學位，我們夫妻倆在一九八九年搬到了紐約；而當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支付各式各樣的生活開銷，因此我必須找一份工作才行。我過去主修的是音樂（鋼琴），而且從來沒有任何財經方面的證照、人脈、或是自信，所以我從在曼哈頓中城的花旗美邦公司（Smith Barney）中，擔任一位零售經紀商的秘書開始做起。當時正是《老千騙局》 （Liar’s Poker）、《走夜路的男人》（Bonfire of the Vanities） 以及《上班女郎》 （Working Girl） 的黃金年代，在華爾街工作是一件相當令人興奮的事。我開始在晚上進修商業課程，並且擁有一位非常信任我的老闆，讓我能夠從一個小小的秘書開始過渡、躍升成一位投資銀行家；這種事可是滿罕見的。不久之後我成為一個證券分析師，並且和哈佛商學院的克雷頓・克里斯汀生教授合夥創辦了「玫瑰園投資顧問公司」（Rose Park Advis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