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地檢署爆發嚴重的貪瀆事件，涉案檢察官所貪金額更高達上億，讓人不解的是，涉案者的違法濫權情事，並非今天才發生，卻遲至現在才被舉發，凸顯出檢察權的難以抑制，正是違法濫權的根源。
檢察官身為偵查主體，因此，《刑事訴訟法》即賦予其諸多權力，如可以指揮監督司法警察辦案，並可對被告為拘提、逮捕或向法院聲請羈押。而在公訴權由檢方獨占下，在案件偵查終結後，檢察官不僅有起訴被告與否的權力，甚而在認定被告有罪，且非屬重罪的場合，基於刑事政策的考量，法律亦賦予其裁量權，而可對被告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而此類處分一旦確定，其效力與確定判決有相同的效力，除非有新事實、新證據，否則即不得再行起訴。就因檢察權如此之大，極易產生恣意與濫權，也難保不會有被告想以不法利益，來換取不起訴或緩起訴的情事發生。
既然檢察權如此之大，為了防止濫權，尤其是為不起訴或緩起訴時，即須有相對應的抑制機制，而在目前法制上，就設計有所謂再議制度，即告訴人若認為檢方為不起訴或緩起訴有違法或不當，則可向其上級檢察官為再議，基於檢察一體來為自律監督，而若上級檢察官仍維持原處分，告訴人則可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以藉由法院來審查檢方的處分是否合法與妥當。所以，藉由這套制度，似乎可以有效的對檢察權產生抑制，實則有盲點，因為並不是每個案件皆有告訴人存在，若無告訴人，這套監督機制即使不上力。
更糟的是，在檢察實務，又自行發展出所謂「偵」字與「他」字案的區別，若被列為「偵」字案，於偵查終結後，檢察官即須依法為起訴、不起訴或緩起訴的處分，若列為「他」字案，則因只是關係人，若檢方查無實據，即會以所謂行政簽結了事。而因再議與交付審判制度僅針對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若非此類處分，即無藉由此種機制以為監督的可能，則關於「偵」字與「他」字案的區分，不僅由檢察官恣意決定，事後更無藉由上級檢察官為審查之可能，致成為貪贓枉法的根源。
如今，檢察官評鑑制度雖已上路，但是否真能發揮功能，卻是個疑問，因依據《法官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雖由檢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三人與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所組成，但根據《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三項，這些委員最終的遴選權仍在法務部，仍不能算是真正的他律，是否能有效監督，仍有待時間觀察。又因為此種評鑑機制往往處於被動，且僅能在事件發生後啟動，又須經由監察院彈劾與司法院職務法庭的審理，不僅曠日廢時，即便涉案檢察官最終遭懲戒，其之前所為的任何起訴或處分，恐亦無法因此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