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一書2014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專刊，2016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簡體版，引起許多討論、迴響。能夠寫完這本書感謝科技部長期支助計畫，讓我花了二十幾年時間慢慢地整理皇帝的帳簿。當我們閱讀皇帝們的聖訓時，看到的都是皇帝如何勤儉、愛民的話語。最有名的故事如康熙、乾隆屢次蠲免田賦，塑造歷史上的聖君形象。然而，著名歷史學家如何炳棣等人研究發現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增長、土地大量開發、商業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按照人口數徵收的鹽稅，以及象徵商業發展的關稅，為何沒有大幅提高？
要回答這問題，就得看清朝官僚體制。雍正皇帝通常派遣巡撫兼鹽政御史、稅關監督，乾隆皇帝則任命內務府的包衣（奴僕），來擔任這兩種職務。中國從漢代以來確立了國家財政與皇室的內廷財政的區別，田賦歸國庫，山林澤陂歸皇室財政。清代專管皇室財政的是內務府的包衣，其數量遠多於管國庫的戶部官員，所以充分掌控經濟資源。其次，乾隆皇帝將關稅定額化，也就是給戶部的銀兩是定額的，超過盈餘的則給內務府。皇帝利用崇文門稅關的盈餘娶媳婦、捐助育嬰堂、普濟院等，大家可能到看皇帝做慈善事業，沒看到其他私人用途。為了掩人耳目，乾隆皇帝任用包衣海望當戶部尚書，當稅關監督解交盈餘銀兩時，皇帝硃批「交海望」，乍看之下以為銀兩歸入戶部銀庫，但海望兼任總管內務府大臣，他跟皇帝奏報該銀入內務府廣儲司銀庫，利用銀庫帳簿才能看出其中的奧妙。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銀庫：廣儲司銀庫、圓明園銀庫、養心殿造辦處銀庫，獲得四十餘萬兩黃金；八千萬兩以上的白銀；數百萬斤的銅、鐵、錫、鉛，以及無數的綢緞、珊瑚、珠寶等。八千萬兩白銀大約是乾隆時期國家兩年的賦稅收入，皇帝個人的收入即佔全國稅收的3％，是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皇室難以匹敵的。試想中國一億五千萬人口，皇帝每年的私人收入，足以養活十萬戶的五口之家，可見當時財富分配差距之大。
皇室財政的來源主要有四項：內務府的官房地產、關稅盈餘、當鋪與生息銀兩及鹽務。清朝入關後實施圈地政策，直隸31州縣，以及關外熱河、盛京等地的土地，形成官莊。內務府官莊的來源還有百姓投充的土地、查抄犯罪官吏的田產及開墾關外土地之牧場為耕地。官莊面積從康熙到光緒年間的57萬多畝增長到373萬多畝，說皇帝是中國最大的地主一點也不過分。其次，北京城市中許多房地產稱為「官房」亦屬內務府所有，乾隆時有上萬棟官房和店鋪出租，光吃瓦片（北京稱房東為吃瓦片）就每年得到二、三萬兩銀。內務府的官莊通過土地和房屋的租賃收取租金，乾隆年間的地租收入在10萬至15萬兩之間，不過皇室的地租偏低，偏低的原因是因官莊存在諸如圈地實際圈占的數目多於官報數目、土地清丈不確實、投充莊頭隱匿贍養地、自然災害、銀錢比價等問題，導致官莊收入低下。
總之，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獲得鉅額銀兩，被民間的版畫繪製成「錢龍」（見圖一），甚至民間的文書就以「錢龍」紀元，可見乾隆皇帝多金的形象，深植民心。
清朝很重視檔案管理，現今留下二百多萬件的內務府檔案，從目前出版的《清宮內務府奏銷檔》、《清宮內務府奏案》、《清代宮苑則例彙編》等，讓我們知道康熙皇帝在位時使用7,734.85兩黃金做的餐具，乾隆用三等赤金共6,948.23兩，以及餐具上鑲嵌各種珍貴珠寶。皇帝衣食更展現當時全球化的貿易：乾隆穿著俄羅斯、蒙古烏梁海、東北產的貂皮，雨天穿歐洲來的羽緞，頭上戴著松花江等地產的東珠，朝珠上的珊瑚來自地中海地區。乾隆最愛的燕窩來自東南亞，鱘鰉魚、人參來自東北。清朝入關後，皇室壟斷東北人參開採權，人參變賣所得盡歸皇室所有，因專賣使其價格不斷上漲，康熙時一斤人參不過五、六十兩，到乾隆晚期每斤售價接近一千兩。官定人參價格不便宜，市面上參價更居高不下，成為官場賄賂上司的高貴禮品。
有趣的是，清朝周邊藩部屬國朝鮮、琉球、安南等國家，以及歐洲國家的每年進貢名目繁多的貢品，這些奢侈品、日用物資遠遠超過宮廷所需，皇帝便將多餘的貢品交給崇文門稅關發賣。於是有錢人家冬天用高麗紙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進貢的葡萄乾，穿著歐洲來的羽緞、嗶嘰衣裳成為時尚。家裡擺飾歐洲來的自鳴鐘、日本的蒔繪漆器、西藏的銅佛像等。清朝宮廷引領時尚，帶動百姓爭相購買奢侈品，和皇帝崇尚節儉的政策背道而行，卻也說明十八世紀全球化對中國消費的衝擊。
為了要彰顯清朝統治的貢獻，我特別關注乾隆皇帝花費兩千多萬的內帑來興建藏傳佛寺，這些寺廟分布在盛京、熱河、北京、多倫諾爾、歸化、五台山、甘肅、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長城」。此外，皇帝還通過戶部、內務府、各省藩庫提供喇嘛口糧，並給蒙古貴族朝拜寺廟提供路費、免稅貿易的權利。乾隆皇帝的佛裝像（圖二），送到藏傳佛寺中供人膜拜，成為宗教的領袖，他將蒙古人對宗教的熱忱從西藏轉移到北京和熱河等地，達到政教合一的目的。過去，明朝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銀，乾隆通過修建佛寺，維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餘年的和平關係。以建造藏傳佛寺，打造西藏以外的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
這本書的結論提到，清代的蒙古人已經不是驍勇善戰的游牧民族，而是虔誠平和的民族，當時我以為是完美的結語。近十年來，我閱讀許多喀爾喀蒙古的檔案發現，清朝把許多台站交通、屯田耕種、邊防哨站（卡倫）的工作都轉嫁到蒙古人身上，朝廷花費相當少的經費，卻能有效的治理，得力於商人的協助。因蒙古人日常所需，以及軍事、農耕物資都由商人提供，秋冬之際商人將蒙古的牲畜趕到內地，獲取極大利潤。這些故事又寫成另一本書了，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