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執法人員是在罪案或火警時與逃生人潮向相反方向走的人，因為哪裡有事，哪裡便有記者。在文革時亦然。於是，在國內文革漫延至港的動盪歲月裡，記者為危險的採訪工作疲於奔命，滿足了市民的知情權，贏得普羅大眾敬重，不過，執法人員可不是這樣想。消防員曾向採訪火災的記者射水，一次，警員更毆打時任英文報章《南華早報》攝影記者陳橋。記者對此大感憤怒，亦深深體會到若要保障「行家」利益，業界必須團結起來，雖然當時外國記者會早已在中國政權易手時由上海遷居香港，但部分記者認為，香港極須一個工會去保障本地記者的權益，於是便群策群力，在短短半年間成立了香港記者協會，時為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而創會成員之一的史柏敏順理成章獲選為創會主席。為表揚他對記協的貢獻，史柏敏獲本會贈予終身會員地位，這地位只此一家，至今未再贈與他人，可惜這位記協先行者已於年前離世。
屬於所有記者的記協，有興趣的可在「記者牆」上簽名留念。
當然，我們不會忘記那三十至五十名的創會成員，尤其是那些漂洋過海來港工作的「洋記者」，他們以追求平等之心，超越國籍的枷鎖，為華人記者求取公義。事實上，記協成立初期，無論是會員或執行委員會成員都是以外籍人士為主，難怪有人打趣地說，記協是海外記者成立以保障本地記者的。對我來說，這正正是工會的精神：五湖四海皆業界，爭取利益無計較。
不過，以海外記者為主的記協，反過來又令到更多本地記者卻步，以致記協初期沒有太多中國人加入。反映在執委會成員方面亦如是，故此，在記協成立初期的十餘年間，九位主席中，只有兩人是華人，其中一個是一九七七至七八年的主席甄燊港。他接任中途離任的前主席利大衛(David Leith)後，確能吸引更多本地記者加入，使會內華洋會員的比例稍為改善，但與「本地」記者工會的稱號相比，仍有名不符實的感覺。
記協成員本地化的轉捩點，與香港前途問題一脈相連。當香港篤定在九七年回歸中國後，一九八一至八三年的主席黃日煊在一次執委會會議中，把本地化提上議程。當年一名執委黃國華引述因混血兒身分而自嘲為「假鬼佬」的黃日煊說：「記協主席不可以再由『假鬼佬』出任」，黃日煊說時望著黃國華，希望他能繼任，但後者自忖資歷不足而拒絕，最後由貝爾自動請纓競選主席，而黃國華則出任副主席，並在接下來的一九八五年成為主席。自此之後，記協的主席全由華人出任。
同一時間，亦有越來越多華人加入，至今，已佔有五分四的會員數目。當然，這成績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各屆執委會努力的成果。一九八五年進入黃國華領導的執委會的林漢強，建議主辦足球賽以吸引本地記者，尤其是突發和體育記者。有關賽事，即是現今昂然進入第二十六屆的「記協盃」。
雖然我們不知道記協盃為本會招來多少會員，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新聞處為記協發的第一宗消息，就是有關記協盃的。為什麼？不就是因為當年的新聞處長張敏儀為記協盃頒獎！當年從她手上捧走冠軍隊桂冠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結業的《華僑日報》。
記協盃只是記協舉辦的眾多活動之一，無論是訓練班、工作坊、講座、到外地交流、旅行團、飲宴抑或其他活動，本會都是為了為會員爭取福利、提升專業水平、吸納會員或兼具以上各種功效。
不過，有關活動只會讓會員或業界知悉記協的存在，未必為社會大眾知曉，記協今天的地位，主要是因為我們在香港邁向九七時，致力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一直至今。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記協形象煥然一新。一九八三至八五年出任記協主席的貝爾指出，中英雙方當時正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如何保障港人九七後續享人權等問題，面對回歸中國這個不尊重新聞自由的國家，大家難免憂心忡忡，記協自然要挺身而出，為新聞自由發聲。該會為此戮力推動政府修例，期望剔除嚴苛的殖民地惡法，以營造寬鬆自由的環境，而本會第一分有關法例修訂的意見書，便是促請當局放寬《刊物管制綜合條例》中有關政治宣傳的限制，記協認為，有關限制違反出版自由。
記協因此日漸變得像一個壓力團體多於一個工會，若當屆主席是一個敢言的人，壓力團體的形象便會更為突出，一九八九至九一年的主席劉慧卿便是明顯不過的例子。但無論是高調抑或低調，各屆記協主席都視捍衛新聞自由為主要的任務，而在九十年代初期，經本會檢討全港法例而建議修訂二十多條法例後，政府確實作出積極回應，修訂了一些次要的法例；其後又在本會推動下，於一九九五年訂定公開資料守則。
本會在九七年後仍一如既往地推動放寬法例限制的工作，可惜，法例改革在回歸後可說是停滯不前，相反，我們要花更大力氣來應對侵擾新聞自由的惡行，更要命的是，侵擾新聞自由的，有時是政府。
經過不懈的努力，記協已成為一個自由捍衛者，不過，我們沒有忘本，尤其是現屆執委會，很多執委為工會活動投入極多努力，成績亦可謂有目共睹，我可以放膽地說，記協在捍衛自由和工會工作方面取得更佳平衡。
「當下是最好的時機」，這不光是佛偈，也是目前為止，記協發展歷程的最佳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