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媒體與金融業者直指「港版國安法」 將導致龐大資本和人才撤離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並熱議台灣有無機會取代香港。
首先，我國政府對於金融業始終採取高度監管，不利吸引外資。金融業為特許行業，各國金融事業主管機關對當地金融業設有保護措施，在進入市場門檻、方式與如何取得許可或執照各方面，主管機關態度至關重要。環顧台灣在二戰後至一九八○年代，金融機構主力為接收自日治時期的銀行，如當今的華南銀行與台灣銀行，以及一九六○年代後復業的國營銀行，如中國農民銀行（已併入合作金庫）。在這段期間，政府透過對銀行的緊密管制，利用金融體系為國家扶植的製造業、科技業服務。即便一九八○年代以後陸續推動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台灣的金融業仍受政府高度監管，且公股主導的金融機構市佔率甚至可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再者，台灣金融業與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仍然不足，難以滿足外資要求。台資銀行設於香港、中國、越南、新加坡等地的分行，都是以服務當地台商為主，尚未能有效開拓在地客群。況且，台資銀行主要業務是存放款跟外匯業務，但外資金融業進入台灣市場，都以財富管理服務為主的投資銀行業務為目標，然而台灣的財富管理市場仍未達規模經濟，這從在台的外商銀行或外國保險公司陸續退出市場可見一斑；更遑論台灣不似香港般具有全英文環境，相關法令也難以與國際接軌，加上洗錢防制法於二○一八年修正過後，對金融業務的管制愈縮愈緊，難以企及香港周延的法規制度和高行政效率。
台港產業發展歷史大相逕庭，也各有優劣勢。台灣過往偏重製造業、科技業，造就了如台積電等全球知名企業。而香港一九九八年推動以科技興港的「數碼港」計畫，最後卻變質為對房地產建設的炒作，可說是失敗政策。足見國家的產經政策需因地制宜，考量產業結構、國土民情與政經環境，如果僅因看到香港局勢飄搖就想取而代之，猶如游泳選手未經周詳評估就想轉行當演員，恐怕不僅失之莽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