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產業兩者之間的關係存在著簡單的邏輯，學生畢業有好的就業機會，學校就容易招到好的學生，學校就容易產出好的教學及研究成果，優秀的學生畢業後投入產業，產業就會有較好的發展條件，企業會有更多的資源回饋學校。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機會，也會在這些領域錦上添花挹注更多的資源。
特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k Terman)被人稱之為「矽谷之父」，也是史丹福大學邁向頂尖的推手。在1930年代，他任教於該校電機系時，就深刻地體會產學合作創造雙贏的關鍵，這個道理則悟自他在MIT的指導教授Professor Vennevar Bush，這位曾經擔任羅斯福總統科技顧問的教授與MIT附近的國防科技公司有相當密切而且頻繁的互動。
在第二世界大戰以前，史丹福大學附近仍是柑橘園，沒有什麼產業，學生畢業就到東海岸找工作。史丹福工學院之所以能夠在全球學院的競爭中領先，與特曼教授做為學術帥才的獨到眼光十分有關。當時，特曼教授認為先要以增加就業機會，設法留住人材。因此，學校應該幫助企業界發展。
特曼教授認為史丹福大學要晉陞成為頂尖的大學必須用高薪聘用一流的教授。如果有6萬元可以聘人，以當時的待遇，一般人會用來聘4個人，特曼教授卻不這麼做，他用其中3萬元聘2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再以另外3萬元聘請另外一個資深傑出教授。結果沒多久之後，史丹福大學就出了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有了諾貝爾獎得主之後，史丹褔大學市就更能吸引更多的學生和學者，匯集更多優秀的人才。
到了1950年代，特曼教授建議學校董事會，在史丹福大學校園內成立史丹福工業區(Stanford Industry Park，後來更為Stanford Research Park)，他當時主要考量在於增加校務基金的收入以及方便學生找工作，卻產生意想不到的成果。企業為了貼近學校，紛紛進駐史丹福工業區，有些大企業包括奇異、惠普、尹士曼柯達、洛克希德等也把研究部門設在這裡，形成完整的產學研聚落，奠定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有利條件，它的外溢效應就是矽谷的誕生，特曼教授因而得到「矽谷之父」的美名。
特曼教授在擔任史丹福大學教務長及副校長期間，他發現史丹福在於MIT競爭國防科技研究計畫常居於劣勢，於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決定，把相關領域的師生規模擴大一倍，用人海戰術提升史丹福大學的總體競爭力。受惠於這些國防科技研究計畫以及豐富的專利權利金收入，如今史丹福大學與MIT在美國東西兩岸，分庭抗禮，執全球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之牛耳。史丹福與矽谷建構了柏克 萊加大資訊學院院長薩克瑟尼安(Professor AnnaLee Saxenian)所稱之「專業網絡型的產學研合作體系」，特曼教授一生功不可沒。
到了他的晚年，有人問特曼教授，他期待史丹福是教學單位，還是研究單位，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史丹福大學是一個知識交流與學習的場域。我國籌設竹科時，聘特曼教授為顧問，他也曾是南韓政府的座上賓，著名的「特曼報告書(Terman Report)」決定南韓高科技產業的策略及基本方向。這些都是特曼教授留下來的珍貴資產，產學合作可以創造雙贏，史丹福大學-矽谷的成功經驗說明得再清楚不過了。
一九五O年代，特曼教授鼓吹史丹福大學成立史丹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積極推動以實用考量做科學研究，雖然這種做法和傳統大學的角色並不相容。
其次透過榮譽合作課程(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史丹福大學對企業人士敞開大門，鼓勵業界工程師直接申請就讀研究所課程，同時將史丹福大學的課程帶進企業內部。
特曼教授致力推動成立的史丹福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y Park)，則是全美第一個大學的工業園區，把土地租給對史丹福大學發展有利的高科技公司，結果企業自然而然地聘請該校的教授擔任顧問，許多工程師也來自該校畢業生，這些企業也會介入大學裡攸關他們事業發展的各項研究計畫，最後學校得到好處。
類比於史丹福_矽谷模式，竹科顯然受惠於交大校友創業的精神，交大也因竹科而有今天的成就，交大與竹科如魚得水，產學合作是交大的傳統核心價值，矽谷人才回流亦因竹科的發展，若台灣經濟發展遲滯人才自然而然就會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