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營盤的文化「曲式」的確很夢幻，奏鳴的規整、狂想的奔放、迴旋的沉思，都能夠在藝術家們雕琢舊社區的創作構思中，找到「譜曲」的「音符」和「調號」。寫就城市音樂的是人，聆聽社區旋律的也是人。所以，只有人和土地之間的情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是叩響在地文化的大門，也成為了文化保育與傳承的終極內涵。
西營盤還是過去的西營盤嗎？這個問題似乎不好回答。回答「是」，有道理：因為你仍舊可以在皇后大道看到電車路，找到海味舖。回答「否」，也不錯：因為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高街，少了老舊唐樓，少了傳統檔口，多了高級餐廳。若將文化保育看作是作曲，那如何為今天的西營盤落下一個個舊日情懷的符號，確實是一個值得思索的議題。
在西邊街的建築古蹟中，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的人士日前帶領本地藝術家，將藝術構思與社區居民作了一種奇妙的聯絡。文化保育，根本乃是利民，而非令保育的藝術成為晦澀難懂的天書。因此，CACHe以「利民生活」為一個「音階」，策劃舉辦了「西營盤利民生活展」，為西營盤的社區歷史「譜曲」。
在這個別致的展覽中，你可以看到專為西營盤地形設計的斜路木凳、凝聚街坊情誼並取材香港本地的水果酒。「舊街坊慢慢離開了，社區文化的載體沒有了。」負責策展的梁梓豪（Oskar）認為，這是西營盤的歷史人文可能面對的最大危機。他說，在社區藝術中，藝術家更注重的是藝術的過程，而非僅僅是藝術品；因此，透過口述歷史或是展覽中的互動，能夠讓仍在西營盤的街坊們講到舊社區的故事。
所以，將社區文化保育視為奏鳴曲時，它的呈示部是舊社區的歷史，它的發展部乃是經濟大潮的衝擊，它的再現部便是藝文保育界的努力。你可以這樣理解全新時代的社區文化保育：它以藝術的形式，拉近藝術家與街坊之間的互動，不僅在形式上能重現舊社區富有人情味的景象，也能夠在內涵上發掘社區文化寶貴的人文意義。「若有一個社區的空間，能以文字等形式記錄下社區的故事，則社區文化便能夠以另一種形式保存；策展的一個主旨，便是在政策的討論之外，推動作為個體的我們，應如何回應。」Oskar如是說。
在音樂曲式中，迴旋曲的特徵乃是一個主題反覆出現在不同段落中。當你轉調，將社區文化定義為迴旋曲時，則寓意必然有一個符號在西營盤的書寫中不斷出現。在社區文化的保育和推廣中，「迴旋」的社區意義該如何闡述，朱耀煒（阿朱）的「鹹魚哈密瓜也好好味」堪稱是絕妙的創新：源自西營盤的民間傳統和歷史，又以今時今日的反覆敘述，抒懷在西營盤的情感中。
在某個意義上，西營盤幾乎能與鹹魚欄劃上等號。在阿朱看來，鹹魚是西營盤歷史的象徵，這裡曾經遍地是售賣鹹魚的海味舖；哈密瓜，則是今時今日大量出現在西營盤高級餐廳的元素代表。「吸煙、吃火腿也不健康，為何要判鹹魚死刑呢？我擔心，將來有一日，鹹魚的價錢，反而會因為數量的稀少而去到幾千元一條。」阿朱講出了心中的一個慨歎。
鹹魚盛行的年代，不僅是西營盤繁華的時期，也是香港起飛的歲月。「鹹魚白菜也好好味，這是香港人過去常說的話，那是一個勤奮工作的時代。」阿朱解釋道。因此，阿朱將代表傳統的鹹魚和當下流行的哈密瓜進行了組合：「意義並不在食物本身，而是在這件事的過程。」為了做出鹹魚哈密瓜，阿朱改裝了一輛自行車，變成了製作平台。最有趣的，乃是哈密瓜上方的磨。阿朱解釋道，透過這個磨，鹹魚肉末可以滴落至下方的哈密瓜，而又能避免魚骨的影響。
鹹魚哈密瓜，這種「迴旋」式的藝術組合，「鹹魚」不斷出現且有新內涵：扣握了西營盤的傳統，更展延了香港進步史的詮釋，最後邁入到了現實的社區中。「其實整件事，沒有這輛自行車，一樣可以做到，但為了加深文化的意味，才將過程變得複雜。如同日本的茶道，過程要精緻、要放大，才會令人尊敬。」阿朱的作品多探討錢、社會、人之間的關係。他覺得：「香港是一個寶貴、有趣、多元化的地方，是不能夠單一發展的。」他希望帶出的思考是：每一個人都能有一份香港的情懷，在創作和生活中展現出本土的文化。
每個香港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西營盤，都在想像心中那幅最美的社區圖景。這是一種音樂般的「狂想」：對往昔歡悅的追憶、對未來美好的嚮往。因為，在音樂曲式中，狂想曲的曲調取自民間，浪漫而奔放。對西營盤而言，「民間曲調」似乎象徵港鐵西營盤站的那一幅幅壁畫、也更象徵那些為保衛西營盤山腳下的電車路而不懈努力的市民大眾。
如今，西營盤的舊區景象在一點一點褪去。CACHe的傳訊經理黃凱欣直言，這個社區的面貌正在急速改變。在這種「改變」之中，升斗小民對生活的思索，也成為了「狂想」的一部分。因此，無論這個社區的走向為何，西營盤的故事必然還會被一代一代書寫下去，這或許就是西營盤所獨具的「巷里傳承」之特質。
所以，「狂想」有時是一種心中的記憶。或許能夠這樣去理解：聆聽西營盤，將它作為一首「音樂作品」珍視，如同歷代經典一般，永遠不會失傳。因為它的曲作者是一個又一個、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