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這歐洲三大國的國民拒絕服這道藥方。他們不是不能在票站中確認這藥方──例如德國便將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初時的領先優勢變成歷來最微弱的勝利，便是走到街頭──正如法國人迫使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放棄其相對溫和的勞工改革。無論如何，三國人民就是不讓其領袖進行戴卓爾式的改革。
令人混淆的是，這些選民同 樣沒有明確支持左派的另一選擇，這一部份是因為全球進步派人士未能清晰地勾劃出一套第二方案。各選民知道他們反對 什麼，但休們未能聚集在一套他們都支持的方案，結果便是停滯不前的困局，這一再在選票箱上反映出。意大利是其中最令人擔憂的一個國家：２００５年經濟是零 增長，國債超越其國內生產總值，２００５年便花了４５０億歐羅在債務利息上，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雖曾承諾改革，但在任五年，從生產力至競爭力等任何經濟指標看，他都是失敗的。
意大利的遠景更差：意大利 最大型的工業是紡織、鞋和傢俱，這些全是中國和印度很輕易便以價錢優勢壓倒意大利；意大利人口老化兼正在下降，出 生率下跌，全國２８％的人是退休人士，大家愈來愈長壽，但愈來愈少人去為退休金作出貢獻。所有人都知道一定要作出某方面的改變，意大利才可避免在２１世紀 沒落。
不過，未有人能向意大利選民推出明確的行動方向。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沒有直接地說出，支持自由市場的貝盧斯科尼承諾 增加國家退休金和 更大社保障，而不是更少。同時，社會民主派的普羅迪（Romano Prodi）提出削減僱主支付工人保障金的金額。左右兩派都嘗試披著對方的外衣，這一方面是因為兩人都領導著一個包含大量政黨的聯盟，但這也因為意大利右 派不敢赤裸裸地提出戴卓爾式方案，恐怕選民會拒絕，因此各政黨便將其政策「對沖」，而選民也作出這樣的抉擇。
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情況讓我們知道，回應全球化的戴卓爾式答案是令選民很害怕的，但他們又沒有另一套選擇有投票支持。你不用票站調查也可知道，拖泥帶水的局面將繼續，直至選民有一套另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