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一首歌。陳綺貞的歌，夏宇的詩，那首歌有著輕柔的旋律，陳綺貞乾淨的聲音，男人的背景音，以及做作的女聲朗誦。雖然它不是爵士樂，但它卻一樣完整的，或者說近乎完整的，表達出了細節、事物、記憶與回憶，一種預知式的急切，那是你知道它會消失，卻又無法放手的。
〈悲喜邊緣的旅館〉講述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在二次大戰時的美國，西雅圖，西雅圖裡的中國城與日本町，中國男孩亨利˙李與日本女孩惠子˙岡部的故事。
他什麼都記得。他記得源著家庭的期望，他們成了一所白人小學裡唯二的亞洲人。他記得源著這樣的淵源，他們認識了彼此。他也記得女孩期盼的笑，記得夜裡壓低的電話，受託保管的照片，還有那一張爵士照片。他也記得，儘管夾雜著混亂的排斥與認同，他們感情仍舊慢慢的萌發，像是沙漠裡美麗的花。他最終離開了父親懷抱著的仇恨，迎向了自我選擇的寬容。
小說交叉敘述著亨利與父親的相處，以及亨利與兒子的相處，兩個世代的重量重疊在小說裡，於是我們看見了認同與反抗，看到了一個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成長故事。我想這的確能算是一個成長故事的。十一歲的亨利認識了惠子，十二歲他們成了要好的朋友，經歷過冒險，發現彼此的家庭有多麼不同。十三歲時他們分離，惠子與她的家人必須證明自己已經準備好成為完全的美國人。這些日裔美國人燒毀了自己的相片信件、燒毀了珍貴的和服與刀，放棄了自己的住家，集體被迫遷移到控管區。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像是童話裡的那一隻蝙蝠，哪一個陣營都帶著不信任的眼光看著這一群人。之後亨利為了尋找惠子，一步步的踏出了那狹小的公寓，踏出了父親的歷史。他繼承了父親的頑固，開創了自己的人生。直到五十多歲妻子死去，他才愕然發現，在兒子心中，自己的形象竟如同自己不認同的父親。於是他迎向最後一個成長，向自己的孩子講述過往的故事，解開那些在不言不語中沈澱出來的誤會。那令人非常感動。
亨利的故事則要從父親開始說起。亨利的父親出生於滿清，在辛亥革命的前後到了美國，他便是歷史課本上那個不具體的「海外華僑」。那些幫助孫文募款集資，卻面目模糊的身影。亨利的父親愛中國，像那個時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樣的愛。亨利的父親恨日本，起源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也起源於在西雅圖發生的中日地盤爭奪戰。新仇加上舊恨，亨利的父親豈只恨而已？他的滔滔怒氣，日後也將隨著捐款的身影一同被印在國編本的教科書上，化為憤恨的鉛字與憎惡的口語，傳遞給無數的苗裔。但他的孩子無視於那些歷史糾葛，他的孩子生於新大陸，長於新大陸，父親的故鄉是他的異鄉，而父親的敵人是他的朋友。亨利也是一隻蝙蝠。但還好，他的身邊雖有著欺侮他的敵人，卻也有協助他的友人。
這隻蝙蝠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也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亨利與惠子身處的那樣複雜情境確實讓我想起了臺灣的殖民年代。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難以言喻的認同困境是如何的糾結著與亨利同輩的台灣人。嚮往中國卻受日本統治，嚮往日本卻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好不容易開始出現了地方／臺灣意識，卻又在「光復」後受制於害怕地方勢力（軍閥）再起的國府政權死命的打壓。領略過日本侵略的大陸移民無法接受逐步日本化的台灣人，心向中國的台灣人發現嚮往的對象把自己當走狗，心向日本的台灣人則愕然於成為敵人的俘虜。彼此缺乏理解的後果，就是直到現在，你喊二二八我提南京大屠殺。即使距離那時又是五十年，台灣人依舊精神分裂的無法選擇該認同何方。
惠子與亨利，彼此幾乎像是鏡裡與鏡外的倒影。亨利的父親矛盾的要亨利融入美國，卻又不願意他「數典忘祖」的忘記中國，於是他給亨利取了美式的名字，卻又要他別著「我是中國人」的徽章，要他學習自己痛恨與日本有關的一切。惠子的父親一心的要惠子融入美國，他甚至不讓惠子學日語。然而他又替惠子取了一個這麼傳統的日本名字，傳統到看到名字便想見血裔。亨利與惠子的父親站在兩端：戰勝國與戰敗國；被侵略者與侵略者；美國名字與日本名字，但是他們又是同一條線上的：要孩子融入美國，要孩子成為美國人，但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那是多複雜的想望。而爵士樂是他們相戀的背景音樂，而戰爭是隔開他們經歷的鏡子本身。勝者與敗者；同伴與敵人，那一條界線如此分明，分明到日裔美國人得用鮮血去爭取。
而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麼嗎？最悲哀的是，他們已經算是運氣好的那一些人。最終他們的貢獻得到認可，最終他們成了美國人。運氣不好的，是參加了日本軍隊的台灣人。他們或者被拉伕，或者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成為皇民，但最終日本失敗了，連帶著他們的夢也失敗了，他們甚至成為新政權的一種禁忌，一種不可說，一種恥辱。有些時候，我覺得這比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還慘。至少有那麼多人記得那些受難者，有那麼多人為他們嘆息。
缺點很明顯，但還是會覺得好看，甚至連那太過工整的感覺都變成小說的一部分，與書中角色的人生經歷有著類似的生澀感。
的確有時不需要完美就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