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文學院署理院長、創意研究院副院長、中文系講座教授。主要從事《詩經》、古史、史傳文學、金文與清代學術方面的研究，有多種相關論著在內地、香港、台灣及歐美等地的學術刊物和學術機構發表及出版。著作包括《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中國詩歌傳統與文本研究》、《余英時訪談錄》、《簡帛‧經典‧古史》、The Shaping of Book of Songs: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等，並且創辦《饒宗頤國學院院刊》、《諸子學刊》、策劃《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等。
《詩經》又名《詩》《詩三百》《三百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集子。最初，《詩經》就稱作《詩》。春秋時期，孔子教訓他的兒子孔鯉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只稱之為「詩」，而不是「詩經」。那《詩經》的名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已經明明白白提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詩經》之名，似乎已經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萬里先生認為，這裏斷句應該是：「《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並且認為，《詩經》真正作為書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剛寫《詩經講義》一書的時候。屈先生的解釋固有其道理，但我們不同意此說。戰國文獻如《禮記．經解》提到 「述六經」，這六經當然也包括《詩經》，《莊子．天運》也提及「六經」，《莊子．天道》言及十二經，《莊子．天下》又云：「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在這些先秦的文獻中，《詩經》之名雖未直接出現，但已經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認為，《詩經》之名，實際上在漢代已經出現。《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申公教授《詩經》，「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其弟子王臧、趙綰，皆由於修習《詩經》而飛黃騰達，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師，趙綰官至御史大夫。這裏所說的「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已經明確地提出了《詩經》之名。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說：「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詩經》之名在漢代似乎並不少見。最詭異的是晉代干寶在《搜神記》裏面講的一個故事：
這也許是古語「書中自有顏如玉」較早的故事來源。後來，談生不聽這女子之言，未滿一年，就用火燭照她，結果二人終至仳離。這故事情節很像是古本的《白蛇傳》。到唐太宗時，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已經屢屢提到「詩經」一詞。所以，可以說在漢代已經有了《詩經》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