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8 月6 日和9 日，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引爆，日本終於在6 天之後宣布投降。日本原先希望有條件投降，但是在挨過兩顆原子彈之後，終於在8 月15 日，由昭和天皇透過無線電向其全國軍民親自廣播（即「玉音放送」）投降詔書，表示接受聯合國「波茨坦宣言」。日本表明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是指接受其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而不是就此確定戰後的領土轉承歸屬問題。因為，不論波茨坦宣言，或是開羅宣言，都只是戰爭中的意願表述或對話，僅屬盟國方面的要求或立場聲明，而不是國際條約，不具國際法效力，自不發生領土的轉承歸屬的效力。領土的轉承歸屬，須待當事雙方所簽訂的國際條約（如後來的對日和約）才能算數。再說，即使1943 年底的開羅會議中蔣介石提出「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的要求，但美、英兩國態度曾有疑義，而且開羅會議最後只發表會議的新聞公報（Press communique），並無所謂眞正的「宣言」（Declaration），更無正式簽字，不具國際條約效力。儘管如此，在日本宣布投降後，總必須進行接管工作。
台灣澎湖的接管，當然就在聯合國盟軍的安排下進行。蓋因日本終戰的投降，不是單獨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於日本正式表明投降後，發布聯合國第一號命令：「在中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16 度以北地區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所謂中國戰區，並不等於中華民國領土，而是聯合國盟軍的中國戰區，這是就軍事意義來說的。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蔣介石指派何應欽將軍，何應欽再指派陳儀來台接受投降）。
1945 年9 月1 日，中國國民政府遂於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司令部於9 月28 日派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和台灣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二人籌組「前進指揮所」，並兼該所正、副主任。前進指揮所組成後，於10 月5 日由葛敬恩率幕僚80 餘人，由重慶抵達台北。
10 月25 日陳儀銜命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受降會場正面懸掛的是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四國的國旗，以及他們的元首的巨幅照片。禮堂大門前也寫有「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等字樣，而非「中華民國台灣省受降典禮」。這些佈置都明白說明日本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陳儀其實是代表盟軍受降。雖然當時號稱「台灣光復」，但就其實質，是一次過渡時期的軍事暫時接管。
雖然當時對台灣的接管，在本質上是聯合國盟軍最高當局委派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派人接管台灣，但就國際默契上，大抵認為等正式訂定對日和約之後，台灣當然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誰也沒有料到，後來中華民國政府還來不及和日本完成正式簽訂和約手續，就被中共推翻，逃離原來中華民國領土，退到地位有待國際條約來確定的台灣，而埋下後來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爭議。
自8 月15 日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到10 月5 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率員抵台止，其間整整50天。如果以正式受降典禮的日期（10 月25 日）算，則有71 天的政治空窗期。葉榮鐘形容為「台灣出現一段政治的眞空時期」，在這段期間，原有的日本行政機關已經失去拘束力，台灣許多地方都發生日本警察（含台籍日警）遭到襲擊報復的情事。地方上因部份流氓發動報復日人的小騷動，時有所聞。雖然中國方面要求日本官憲仍然繼續執行現有任務，然而許多民眾已經不再信任警察，警察行政極感困難。而一些官有林木、海岸防風林及公共營造物等，又有面臨遭到流氓地痞侵毀之虞。加以社會上又普遍發生物資不足現象，因此，社會治安和秩序面臨考驗。
當此「政治眞空時期」，台灣各地的許多地方領袖和知識靑年，自動自發在地方上組織靑年團體或治安維持會，在各街庄擔負起維持地方治安與秩序的責任，使得大量的公有物資得免遭人盜賣侵毀，水電得照常供給，鐵路交通得通暢無阻。
當各地的活躍人士在地方上組織維持地方治安的團體之時，一位台籍上校軍官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中人，日治時期曾任「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工友，因日警通緝，逃往中國，黃埔四期畢業）自中國返台。張士德於9 月3 日搭乘美軍飛機抵台，開始與全島各地的活躍人士聯繫，經其奔走串聯，這些地方上的靑年團體組織，紛紛納入「三民主義靑年團」的組織之下（按「三民主義靑年團」係中國於對日抗戰初期所創。1938 年3 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漢，決議為健全黨的組織，將預備黨員制取消，設立「三民主義靑年團」，以蔣介石為團長）。因此，終戰甫過一個月，各地便紛紛成立「三民主義靑年團」的分支組織。各地三民主義靑年團在地方上負起維持治安、保護公產、維持秩序的角色。
在這71 天的「政治眞空時期」裏，除了有各地靑年團的出現外，尙有一個民間團體的出現，也發揮了一些政治作用，那就是「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成立。這個團體是由日治時期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所發起，結合了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而成。「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工作包括：為民眾定制標準的靑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照成本讓與民眾），指導民眾練唱中國國歌（起先練唱「卿雲歌」，後來又改唱以國民黨黨歌暫代的現行「國歌」），並且在各地建造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自台北各都市以及鄉下的各街巷，都設了歡迎用的美麗彩門。「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除了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帶頭營造歡迎「祖國」的新氣象之外，也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和秩序。由於籌備會的主事者，多半是過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們過去的活動，猶鮮明地印在民眾心目中，他們出來主持這個工作，自是順理成章，無人敢予異議。儘管他們沒有一絲權力，但是在「政治眞空時期」，確也發生了一點政治作用。這71 天，竟然是戰後台灣社會最安定的時間。誠如政治學者陳少廷所評論的：「這個時期的兩個政權轉移那麼混亂的狀況之下，能夠平安地度過，主要是台灣的民間領袖做好了舖路的工作」「經由他們的努力，奠定了中央政府能夠順利接收台灣的基礎。」只是，誰能預料，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陳炘，會在一年四個月之後的二二八事件中喪命於他所歡迎的祖國的槍下？
10 月5 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僚屬80 餘人抵達台灣，受到熱烈的歡迎。10 月16 日中國軍隊從基隆登陸，進入台北市，台灣人民以瘋狂似的熱情，迎接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官員和軍隊，基隆碼頭、台北市街上都出現擁擠的人潮。
以下，我們試擧一段敍述，來一窺戰後之初台灣民眾迎接中國軍政人員的熱烈情形。這段文字，是後來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李天福（本名盧主義）的回憶：
我仍然清楚記得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台灣民眾聽到消息後，歡欣鼓舞，喜氣飛揚的景象。一整天，全島完全籠罩在歡天雷動的喜氣之中。街道各角落播送著勝利歌曲，家家戶戶張貼著大紅黑字的標語，「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儀將軍蒞台」。晚上數千人參加了盛大的燈籠遊行。市內人山人海，喜躍的群眾像是剛被解放的人潮，佔據著街頭各角落，歌唱、歡笑、呼號、這確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偉大時刻。隔天早晨，數千名學生、商人以及公私機關的代表，穿著華麗的衣服，聚集在火車站，歡迎祖國同胞的到來。歡迎的行列，緊密地排在街道兩旁，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市中心。
當時看到這種熱烈景象的李天福，他萬萬沒想到後來他會走上台灣獨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路子。
作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也有一段文字描述當時台灣人對於這些來自心目中的「祖國」軍政人員的歡迎情景：
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報上打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口號大肆鼓吹，全民一致發了狂一般向這個理想目標前進，人人希望能把台灣建設成比日本時代更美好的地方。」「10 月17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3,000 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台灣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並排站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
當時有一首歡迎國府軍的歡迎歌，歌詞如下：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青；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
這首歌雖然出現「簞食壺漿」的封建字眼，但卻也反映台民歡迎「祖國」的情況之一斑。
當時有許多社會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表現出對心目中的祖國的歡迎之情，幾乎可以「純眞」形容。試以花蓮的名醫張七郎為例來看，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上面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寫著：
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我們從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帖中，也發現他親筆練習的許多歡迎的門聯：
這是當時台灣知識菁英期待心中祖國的一個例子。只是，誰也料想不到，如此認同大中國、如此歡迎新政府的張七郎，在「迎來旗幟慶重生」的一年四個多月後，不但沒有「慶重生」，卻在二二八事件中，屈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槍下。
10 月25 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擧行，台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日方代表則由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降書。台灣省人民代表林獻堂、林茂生、陳炘、杜聰明、羅萬俥等數十人參加受降典禮。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群情興奮，是日及翌日，台北各界有盛大的紀念遊行。
總之，終戰之後，台灣一般的知識菁英及多數民眾以極度歡迎與期待的心情，來迎接中國政府。那種歡迎與期待的熱烈程度，在中國大陸上其他任何一個光復區是找不到，也難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