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發去日本的前兩天，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庫的朋友坐在媒關的辦公室裡開會，早洩兄轉過頭來問我：「到底什麼是八國高峰會議？」他皺著眉頭露出無耐的表情。原來從去年講到今年，大多的人仍然還搞不清楚八國高峰會是什麼東西，台灣的行動者可以在2005年的冬天整理起他們的行囊到香港阻止世貿會議的進行，在香港警方的迫脅之下與韓國農民一起大喊口號，在韓國農人衝破防線時留下了感動的汗水。而距離4小時遠的北海道，相比之下，顯得特別的冷清，大家聳聳肩的聲稱這一切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八國高峰會到底是什麼，是什麼樣一個心情讓2007年德國召開會議時擁上幾萬人，我們穿過森林、草原、躍過小溪，在柏油路上一一築起路障，與警方拉起的防線展開街頭遊擊，前一天一位美國反權威主義行動者在幾百人的直街行動工作坊上向我們伸起他的手，五跟指頭在我們的眼前晃動，工作坊由2個語言同步進行，他說「這叫做指頭攻堅，第一排的人會被警方檔下，他們或許會被甌打、被警方逮捕，但是他也給與我們其他人機會衝迫防線」，他停下來，眼睛掃過每一個人，自信無比的他說「現在我們要問的只是—你準備好了嗎？」我轉頭向著身邊的人看去，在那個非常時刻我看到的是一群充滿自信的微笑，是那個時刻把我留了下來，2008年我來到北海道，我發誓我們能做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八國會議指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八個大國家之間的會議，事實上要多加上一個歐盟，所以應該是個八加一會議。不，事實還有更多的國家領袖參與了這次的會議，他們愜意的在北海道幽良的氣候下吃著奢侈的大餐，談論的是世界的貧窮、油價高漲，在從美國特別運來的布希專用直昇機的同時，他們大談環境問題，非洲的債務問題從70年談到現在，改變的不是更美好的綠色非洲，而是抽著南方國家自然資源與便宜勞動力的吸血水蛭，充斥的是富國發展、利益當先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布希拍著胸膛說「咱們美國可不是該死的保守主義國家」，自由市場是現代的趨勢，只是自由價無比高，除了跨國企業外，誰都沒有VIP門票進入這個自由市場。沒錯！沒有艱澀的字眼，這就是八國高峰會議。而今年做東家的日本首相在欽點「氣候暖化」為34屆會議重點的同時，事實上是個在國際環寶團體中惡名朝彰的核力發電的擁護者。京都議訂書的內容一再的延伸期限，乾脆今年就提出一個新的二氧化碳減量的新期限，布希在被指出美國做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國家時，緊咬著中國跟印度的尾巴不放，聲稱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造成全球暖化的肇事者之一，就在華沙旅館大力的放送冷氣之下，會議像是各國領袖的八卦會議，他們什麼都談，什麼都想，就是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在乎。
日本眾所皆知的好像是一個非常有條理的國家，就連在東京車站裡那種人肉熱狗上車方式似乎都有一定的模式可尋，然而就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中我拜訪日本兩次後，留下了深刻的糟糕印象，每年的八國高峰會外免不了都有一群行動者在場外大叫大喊，試圖衝破防線，像是我們真的能改變什麼一樣的在那個場合上，我們像一群情緒思控的瘋子，那些警察和主流媒體稱我們為「恐怖份子」，日本漢字寫的「過激派」，即使我們手裡拿著的是花束，在中央社的翻譯報導裡聽起來都像是汽油彈。而日本這次在這個角色上的扮演令人頗失望，我們手裡拿著的花束再還來不及拋出的同時就顯得淡而無色。事實上就在去年暑假開始日本的行動者就開始計畫起2008年在北海道的抗議行動，我在2007年的Rosktok最大的遊行上遠遠看到他們拿著黑色的大旗幟，我們一同爬過的小山丘，回頭望去，看不到結尾的人群繼續跟上，我們要攻頂，攔下會議的進行，2007年在德國我私毫沒有懷疑。想當然爾的，我們期望今年在北海道我們能更接近我們的目標，但今年，或許我們想的不是那麼的透徹，原來我們甚至忘了在一切開始之前審視我們自己的位置。
2008年的日本八峰會抗議事實上第一次將亞洲的行動者與西方國家的行動者放在同一張頁面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錯判的以為我們互相了解，因此在過程中我們甚至失去了溝通的能力，以我個人的看法，這場日本八峰會的抗爭將不是一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之一，而是一個新的我們從未想過的開頭。
一切都讓人感到很困惑的，當我到達札幌三天後還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追問著媒體中心的媒體行動者，一切答案都似很模稜兩可的沒有回答到任何問題。「現在到底在札幌有沒有國際行動者的集會？」「到底有沒有行動者到札幌了？」「有札幌的直街行動小組存在嗎？」「會有任何直街行動嗎？」所有的問題都不被否定的回答，事實上，沒有人有任何的答案。媒體行動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媒體行動者都是讓人覺得很懷疑的，我在天神山媒體中心呆了進一個星期，天神山做為一個由日本的Amarc社區廣播國際組織主導的廣播媒體中心，對八峰會的態度似乎還是可以說很模糊不清的。當第一次我與苦勞網的朋友被邀請到日本參與八峰會的市民媒體會議時就感覺整個氣份似乎不太對。某一天當我坐在天神山媒體中心時遇到一個日本Amarc邀請來的韓國廣播媒體人，我隨意的跟他攀談起來，聊起八峰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時，對方居然很自然的搖搖頭「我其實不真的知道八峰會是什麼？」，這個回答讓我頗覺措扼，「這不是你被邀請來日本的用意嗎？」對方點點頭，「是啊！我是被邀請來的，這是一個社區廣播媒體的國際活動」。
讓人感覺奇怪的還不僅於此，在天神山的某天晚上我訪問了一個15歲的日本男孩，他自去年看到報紙上在徵人做英文翻譯的義工，就開始了參與八峰會媒體網絡(G8 Media Network)，在當我訪問起他對於八峰會的理解時他表示「我並不覺得八國的領袖在北海道召開會議是一件壞事，他們談了很多世界上的問題，我認為那樣是很好的」。就在我以為可能是語言的隔閡而造成對他陳述上的誤解時，我跟著追問起他對於來日本抗議者的看法，「我想日本警方不該這樣對待那些抗議者的，在7月5日的遊行上他們逮捕了一些行動者，據我所知這個遊行並不是反對八峰會的」，對於這樣一個參與八峰會媒體網絡的高中男生對於整個八峰會行動上的理解是很另人不可思議的。事實上，從最開始日本的行動者就試圖要告訴我日本的社會運動在60年代之後是怎麼樣的走下坡。最後一個問題我問了這位高中男孩「為什麼你來參與這次義工翻譯小組」，他自信的笑「我想多訓練我自己的能力」。這個回答讓我開始理解當前天我與一個日本的Freeter做訪問時，他刻意想要強調的在日本社會上做為一個『輸』的人時候，他們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重新回到正常體制內的。「什麼意思叫輸？」我問，Freeter偏著頭進入了永無止盡的思考中。
在整個抗爭的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身為日本的行動者與國際行動者之間的「文化差別」。至少日本的行動者會者樣跟你解釋，多數的國際行動者在過程中不斷的抱怨被排擠於行動的討論之外，而當真正日本與國際行動者的討論發生時，整的討論又花了過長的時間在達到幾乎不可達到的「共識」，過多的行動者老是在提更好、更有趣的點子，而似乎不就現實情況多做分析與思考，總而來說，國際行動者是感到困窘的：第一、他們對環境的理解不足夠；第二、他們不確切的了解警方可能有的動作，或是他們行動可能遭致的影響；第三、與日本組織者雙方在溝通與理解上的斷層。第四、國際行動者對於反八峰會的想像無法與日本的運動模式找到契合點。
從去年的9月開始，反八峰會的組織者就開始到各國展開反八峰會說明會，在2007年9月他們走了幾個亞洲國家，也是反八峰會第一次到了亞洲舉辦這樣的說明會，在整個3-5月說明會走遍歐洲十幾個國家，四十幾個城市，幾乎含概整個北美洲，說明會的目的就是邀請各國的行動者來參與在日本的反八峰會行動，就在組織者不遺餘力的集結資金將日本行動者送到世界各國做說明會的同時，2008年7月的反八國高峰會場上似乎還沒準備好外國行動者的到臨，除了滿滿的「流言」外，行動者對情況幾乎一無所知，譬如在7月5日的遊行場上，每當示威者與警方有衝途時，遊行組織者就會擠到警方與示威者的中間示意示威者不要再向警方規劃外的路線擠去，整個畫面程現組織者勸服示威者，警方在組織後面大聲砲嘯的情況，就一個國際行動抗議的現場顯得有些可笑。而就在4個行動者與一名路透社記者被警方以防害遊行制序等的理由逮捕之後，示威者的行動更被制約，「你的行為將會影響那些被警方抓走的人」所有的示威者被這樣的流言給影響者，搞不清楚情況的外國行動者在一場行動會議中表示他們對於日本組織者過度保守的行動感到厭煩，而日本行動者只是多半的對這些抱怨點頭不表示太多意見。在7月8日從洞爺湖營區開始的遊行更達到許多歐洲行動者的不滿，將進20公里在山裡的遊行不見人煙，除了偶爾經過的商家因為遊行者帶來的消費與偶爾經過的農家拿著手機憑憑對著遊行拍照外，整個遊行結束剩下的只是破皮起了水泡的腳跟。
在八峰會前後舉半的各個大小影展與會議更是顯得日本組織問題多多，幾個會議上與影展的參與人寥寥無幾，幾隻小貓的會場上還硬是要求了參與者繳交幾千塊日幣的入場費，一些行動者抱怨像這樣類似大學課堂上的會議內容實在另人覺得頗無趣、何況當提到要付個幾千大洋討論世界貧窮問題，聽起來極端諷刺。
就在整個日本反八峰會行動下來，處處顯示出東西方的想像仍有很大的距離，到底是日本尚未準備好面對這樣大的國際行動，亦或東方主義仍就錯置於西方行動者對於東方國度的想像以制於在最基本的互相理解上就出現了問題？而就在高峰會結束之時，看到的盡是行動者仍處在最初的階段上，對話在抗爭中淹沒尚無交集，下一次的八峰會中義大利的行動者已經開始做出準備，而這一階段的行動處在一個極端的虛無。行動者們，我們要開始對話、理解對方、在地抗爭、思考全球，這一場戰爭無關我們來自那裡，而是一場最堅具的階級戰場，請從了解你的抗爭伙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