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追索起來，陳映真所稱「幼稚形式的組織」的源頭，應該是李作成。1963年秋他進入強恕中學教英文，認識了年長六歲的李作成，經由李的介紹認識了陳述孔等「半地下的」台大知識精英圈，1964年夏進入了日本實習外交官淺井基文的租居處，開始與他們更密集的共讀左翼書籍與思想交流，最後導致了1968年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在這個當年驚動海內外的，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裡，判刑十年的四人，李作成、陳述孔、吳耀忠，皆已抑鬱病逝多年。最重要的精神領袖，「大頭」陳映真，則於2006年6月不得不離開台灣，三個月後在北京中風昏迷，住院迄今已近十年。
對陳映真左翼理念影響至深的淺井基文，2011年9月16日下午在台北月涵堂演講「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及一九六○年代的台灣」（係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之邀來台）。進入正題之前，淺井站起來請與會近百位朋友一起祈禱，「祝福在北京的陳映真早日康復」。接著，他說，陳映真中風住院後，「我曾想去探望，但是都未能如願。」──在場友人大多面面相覷。
淺井比陳映真小四歲，卻是他心目中「年輕優秀的日本青年」；後來不只一次在文章中提及淺井對其左翼思想深化與實踐的重要影響。淺井開始演講時，也首度公開向「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入獄的所有受難者道歉。情誼如此深遠，卻連他也未能去探望。
在北京，有權探望陳映真的是一位人民大學教授。起先，她對要去探望陳映真的朋友說，「不方便」；「醫生擔心他看到老朋友很激動，可能刺激腦血管再度破裂……。」後來則說，「他需要復健」，「語言神經受損」，「口齒不清」等等。總之，「入獄」是懲罰，尚能每周接見一次，「入院」是拯救，竟比「入獄」還要嚴格。長年關在病房裡，本質及形式都是與世隔離的，陳映真的苦悶，無奈，我們不能探望唯有體諒。
淺井演講那天，我和阿肥、施淑、施善繼、葉芠芠，以及許多關心陳映真的朋友都去參加。演講結束後，主持人陳光興請聽眾發言、提問。氣氛一時有些僵滯，阿肥站起來，把他當年出獄後跟姊姊如雪說的心得公開再說一次：「我們都不是冤枉的。」在那個時代，用短波聽中共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聽美國之音、美軍電台，反越戰，反對蔣家傳子傳孫……；「我們坐牢不是冤枉的……。」施淑則問淺井：你帶來的毛澤東選集，馬、列之書，陳映真有特別針對哪一本討論嗎？……
這個回答，僅僅述及外交官式的，「表層事實」。對於當年日本基於想和中國建交而派他們來台學漢語，以及因文革動盪而改變政策與蔣介石合作抓「匪諜」等等「裡層事實」，則是一字不提。而我自己，其實也只問了一個「表層問題」；當時我最想問的「裡層問題」是這樣的：
也許他不知道？也許他知其原因與「民主台灣聯盟」案有關？那天的會場氣氛，陳映真的朋友們一直是悶悶不樂的。在那樣的場合，我的「裡層問題」也只能沉在心底，繼續面對那已經難以改變的，殘酷的事實。
2006年7月2日～12日，我隨台灣文化界一群朋友去河南省參加文化旅遊活動。陳映真夫婦也從北京去參加。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大型的公開活動，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主辦單位特別備了一輛小巴，讓他與醫生、護士、志工及醫療器材同行。參觀一些範圍比較廣的景點（如龍門石窟），他必須時常坐著輪椅。走訪紅旗渠時，山徑狹隘崎嶇，輪椅無法推行，他仍堅持同去，拄著拐杖慢慢端詳；護士、志工、麗娜前後隨行，醫生在附近小巴待命。那兩星期的行程，對體弱的他是夠辛苦的，吃飯還得被請去主桌陪主人應酬。麗娜不喜歡坐主桌，偶爾過來與我同桌聊天，才知他們到北京一個月還住在旅館裡，因為人民大學配的宿舍還在大整修；「聽說還要一個多月呢。」麗娜不滿的說。
原來已經滑倒一個多禮拜，去看過骨科，照過片子，說是脊椎中間兩節挫成一節，必須靜臥不動，慢慢等待復原。
他的心臟不好，又有高血壓，也許不只因為地板太滑，可能腦中風導致身體失衡。我這麼揣測著，卻不好意思說出口。就讓他照醫生的囑咐靜養吧，過一陣再打電話去看看是否好轉些。
過了大約兩星期，電話已經沒人接。其後每隔幾天再撥一次，電話依然空響。10月14日下午，某報記者來電話：聽說陳映真在北京病危了妳知道嗎？……10月15日，各報大篇幅報導他二度中風，嚴重昏迷，已在北京朝陽醫院插管……。
時近中午，林懷民應該起床了，我急著告訴他消息，幾次打他手機都沒回應。三個多小時後，回電來了：「季季，我知道了，我在丹麥，不要再打來，電話很貴。」──他的聲音疲弱，也許哭過了。
──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四十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2004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了燈光明滅，車聲隆隆的舞台。
這是我2004年9月22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發表〈林懷民的陳映真〉起首的兩段。
九一八那天晚上，國家戲劇院坐了兩千人，陳映真聽到的掌聲，可能是他寫作生命中最多的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陳映真其實是不在乎掌聲多寡的。從年少到年老，他始終堅持著一條自己想走的路；1975年7月出獄後仍不改其志。他入獄前深愛的裴四小姐，協助他回到職場，進入溫莎藥廠工作後又繼續秉持理念寫作。溫莎也是「美帝」公司（和他入獄前上班的輝瑞藥廠相同），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四段的大陸大樓。那幢大樓高僅十一層，卻是台北最長的大樓，裡面有無數家跨國公司。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背景原型即是大陸大樓。我去《聯合報》服務後，偶爾在附近的大陸大樓一樓西餐廳見到他，他都假裝沒看到我。我知道那是他對《聯合報》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不滿；同時「楊蔚的陰影」也還橫在我們之間。
1978年3月，他同時發表〈賀大哥〉與「華盛頓大樓」之一〈夜行貨車〉。出獄後首次發表作品就是兩篇，震動文藝界與出版界。1980年初我轉去《中國時報》服務後，因為編輯事務偶爾必須跟他通電話，那年8月讀完「華盛頓大樓」之三〈雲〉，我在電話裡開玩笑問他，「你這幢大樓要蓋幾層啊？」他在那頭輕輕的笑了，「呵呵，十二層。」──呃，比大陸大樓高一層咧，就慢慢的看他起高樓吧。
然而，他的回答也是玩笑的吧；「華盛頓大樓」蓋完第四層就停工。1982年12月發表〈萬商帝君〉後，他轉而書寫在獄中見聞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故事；陸續發表了〈鈴鐺花〉、〈山路〉、〈趙南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