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從藝術功能的角度去看待繪本時，它是一種為兒童而作的蒙學讀物。從圖畫到文字，溫馨的色彩和親切的筆調無不讓童心在暖暖的思索中變得更美麗、更感人、更真誠。這就是台灣的繪本，是大人也愛看的繪本。因為這些明亮的文圖，穿透了現實的藩籬，讓腳下的土地、生活的社區、縱深的歷史與自己的心緊緊連在一起。這一份從兒童心中便開始植栽下的時空共鳴之情，講述的便是寶島不盡的感恩、不盡的夢想、不盡的愛。
在澳門文第士街的國父紀念館，「大人也喜歡的繪本」是一場特殊的展覽，來自台灣的眾多繪本書目「聚會」於此，讓在地的家長和孩子們以圖文為媒介，深度感受寶島台灣的文化歷史與風貌。數十載的故事，不曾遠去；未來的期望，也許未曾動搖。繪本之中，「台灣」二字的寫就似乎也格外明媚與深沉。
每個人都有兒童的記憶，一片土地也有兒童的記憶。雖然大時代的動盪讓童年記憶的片段顯得厚重，但是美好的面向永遠都能夠成為對未來的真摯期待。從北海道到四國島的松山，從基隆的碼頭到台南的孔子廟，兒童不能夠少卻的一個玩具便是陀螺。
是啊，在這條街道上，有兩個武雄。一個是台灣人，他就讀於「公學校」；一個是日本人，他就讀於「小學校」。每天都要上學的他們，出了家門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他們有共同的愛好：玩陀螺，雖然日本人武雄的陀螺似乎更大些。每天的玩耍，他們都有自己不同的玩伴。看到日本男生武雄手中超級厲害的陀螺，台灣男生武雄很羨慕。雖然兩個武雄都知道彼此的存在，但這一切都告訴讀者：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戰爭結束了，台灣武雄回到了家；而日本武雄則要離開了。歸鄉的日本人開始變賣自己的物品。日本武雄走到台灣武雄身邊，將那個超級厲害的陀螺送給了他。陀螺外有一個小布包：「送給你，希望好好保留，將來一起玩陀螺。」似乎從此，這兩個武雄再也沒見過面。但是在《夢想中的陀螺》這一繪本中，你卻感受到：他們一直都在等待能夠相見的那一天。
繪本的故事落在社區之中，會有不一樣的文化奇遇。阿麗似乎是地道的本省人，在她的家中，沒有出現過餃子、麵食這類中國北方食物。而新搬來的鄰居若南，和阿麗成為了同學、好朋友。若南的媽媽不時會將餃子、饅頭分享給阿麗家。久而久之，阿麗對這類食物也很鍾愛。兩家人的互動也愈加頻密。
看到若南精美的郵冊，阿麗愛不釋手。對若南而言，這是爸爸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極為珍貴。所以，當若南同意在遠足日借出郵冊給阿麗時，阿麗欣喜不已。但郵冊似乎不慎丟失而無法找到，讓阿麗無比自責，進而刻意疏遠若南。那年冬天，若南轉學走了。不久之後，阿麗收到了若南的來信，信中有一份精美的郵冊。而阿麗家的桌上，也不時會出現餃子。
這是繪本《那年冬天》中的小故事。阿麗與若南擁有不同的生活習慣、族群背景，但是卻將對方視為真摯而可貴的朋友。生活的美好是可以分享的，而分享的背後，則是同在一片土地上不分彼此的信賴和珍惜。一份精美絕倫的郵冊，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若南和她的家人生活於台灣，經歷了從他鄉到故鄉的情感變奏。若南的變奏與信賴，更得到了阿麗和家人的真切回應，這不是一種文學式的浪漫想像，而是一代代人不分彼此的真實努力。
始終，構築起在地命運共同體的乃是一份情，這份情擁有對不同文化的包容，擁有對不同歷史記憶的傾聽，擁有對不同族群身份的互位思索。時間的推移、外在環境的改變，已然讓阿麗和若南那個年代的彼此差異逐漸淡化，同在一片土地上，大家或許沒有共同的過去，但卻有共同的未來。因此，郵冊和餃子背後的那份牽手情誼，透過繪本在寶島不斷傳承。
有兩個國家以山頂為界，一個在東邊，一個在西邊。兩國原本相安無事。但有一天，地震將山頂震塌了。換言之，天然的國界不存在了。要豎立一個人為的界碑，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界碑究竟應該立在何處？為了不讓自己吃虧而便宜了對方，圍繞這一問題，雙方你來我往，在邊境上不斷摩擦，豎立的界碑也被不斷移來移去。
邊界摩擦的結果乃是兩國大打出手。戰爭爆發了，兩國軍隊被派往戰場，死傷無數；軍隊打完了，兩國青年人開始被召入伍，送往前線，很多青年人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青年人打光了，兩國開始讓老年人參軍......戰爭在持續，兩國都是滿目瘡痍、田地荒蕪、民生凋敝。
這是繪本《兩個衛兵》中的有趣故事。和平主義的理念在繪本中以如此鮮活而簡明的小故事被傳達出來。宏大的歷史敘事，似乎總是要青年人甚至兒童承載很多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和奉獻。但在講述這一故事的繪本《兩個衛兵》中，我們看到的是和平最美，幸福最美：因為，生活最美。
大人之所以也愛看台灣的繪本故事，乃是因為它們講出了大人們在生活中品味到的不同感悟和心得。沒有錯，繪本是兒童讀物，但確是非常特殊的兒童讀物。它需要大人們的參與、需要家長的引導、需要溫情的親子互動，進而讓人文的蒙學之光遍及家庭、社區、城市、鄉野、在地。
因而，繪本的串聯式書寫是台灣文化中一個有趣的現象。1895年生於嘉義的陳澄波是台灣近現代史中著名的畫家。曾就讀於東京美術大學（今天的東京藝術大學）的他，是第一個以西畫作品進入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台灣人。他筆下的嘉義風光恬靜而美好。所以《夏日街景》、《嘉義遊園地》、《新樓風景》、《九月城隍祭典》等作品，被後人進行了重新組合，構成了《戴帽子的女孩》、《紅色在唱歌》等繪本文學作品。
回看陳澄波的作品，賞析以其作品為藍本形成的繪本，再審視《夢想中的陀螺》、《那年冬天》中以簡明文圖所闡釋的深刻見解，甚至尋覓陳澄波人生經歷中的悲苦哀痛，則台灣文化的發展之路的確艱辛而曲折，充滿了激蕩、犧牲、付出和抗爭。1947年陳澄波的殞逝成為了台灣的痛，人們在其後四十年中不能談論、無法哀祭、難以追念。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裡，講台語要被處罰；不同族群因為軍事「戒嚴」的不公義而相互猜忌。但不曾忘卻陳澄波的人們則不分族群和彼此，以不斷的打拚、奮鬥，開拓出一條嶄新的出頭天之路。是的，知識分子的心中始終有一份文化理想，來自浙江的雷震、來自湖北的殷海光，都在台灣實踐了這樣的文化理想，他們和在地的諸如吳濁流等知識分子一道，為新時代、新文化、新理想，奠定了萬世之基。
從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已三十年，台灣文化大踏步式的發展或許也起自於這三十年。繪本文學的故事是這三十年的寫照。前人為文化、學術與知識的繁榮、為在地情感塑造所作出的努力和打拚，透過這一頁頁的繪本，將永續於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