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爭取雙普選的浪濤聲中，看到亞洲周刊新春一期《冷戰心態綁架香港》，論及明報更換總編輯事件時，邱立本先生提到高信疆在任職明報時的往事，我認為有失實的部分。由於和高先生多年的相識，可以提出一些見證待考。
果然，高信疆甫上任，就遭遇困難。找不到一位助理甚至秘書。而他的老闆授予的「全權」，據說很快就被拿掉一半：業務管理權。只負責編務。而在溝通上，也有問題，明報高層，不是粵語就是英語，二者都是高不熟悉的。講國語，大家不方便。我認為他來明報，太掉以輕心。但從未聽他說有對他「親共」的「誣陷」而被排擠出局。當然我不可能了解明報內部的「辦公室政治」，高信疆有過北京的人脈關係，如王蒙。明報記者席揚被釋放返港，聽說他是出了力的。大約一年半後，高離開了明報，他在香港機場打電話告訴我，他要走了。後來看到明報記者（趙來發？）的文章，才知道高信疆是經歷了一場「複雜而慘烈」的權力鬥爭，「落荒而逃」，但明報中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好人」。
二○○九年五月，高信疆在台北病逝。「感念他的恩惠和優雅之風」，我在紐約撰文，遙寄心香。稱他是「台灣中產階級文化的傳奇人物，卻是一個廣交遊並不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因此，我以為，將高信疆在香港的遭遇，渲染為一個受所謂「冷戰心態」的攻擊、誣陷，而心情鬱結罹癌去世的「受害者」，是與實不符的嚴重扭曲。既不公平，也會造成世人對香港的政治恐怖印象，只會激化香港的社會衝突。至於《亞洲周刊》將香港民眾（包括泛民、媒體、知識界）在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民主訴求，以「冷戰恐懼政治」概括之，大做「麥卡錫主義」在香港上演的文章，——應該說是文不對題，有曲學阿世、聳人聽聞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