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海耶克(F. A. Hayek)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雖然轟動一時，海耶克也因而舉世聞名，但同時也讓他聲譽及學術地位受到衝擊。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海耶克就說：“我寫出《到奴役之路》一書，使人增加對我的厭惡。由於這本書在我的同仁中是如此的不受歡迎，三十年來，我的聲譽就一直在下降，十年前才開始恢復，而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獎，可以說就是這種聲譽好轉的象徵。”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一九六八年由瑞典中央銀行捐資成立的，而諾貝爾基金會也決定接受這份厚禮，一九六九年開始頒授。這是現代經濟學發展上的一個分水嶺，其意義不只是像海耶克所說的，創立此一獎項，等於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更大的意義是，由於頒給海耶克、弗利曼(M. Friedman)這樣的“異端”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引導學院經濟學研究走上新方向也發揮了某種作用，因為再也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樣，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觀點拒於門外。
有意思的是，從一九三０年到一九六０年，瑞典一直被稱讚為福利國家的典範並被一些人視為正在形成的一種“中間路線”，開始時是介於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之間，然後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弔詭的是，正是瑞典人創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影響學院經濟學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繆爾達這位與海耶克一起獲獎的瑞典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後來就提議取消經濟學獎，因為它曾頒給弗利曼和海耶克等“反動分子”。有趣的是，海耶克也不認同經濟學家獲頒諾貝爾獎，但其理由與繆爾達完全不同。
海耶克對於獲獎感到非常驚訝，他自以為“太老，已不具候選資格了”。他也坦率地承認，隨著學術興趣的轉移，他早已不再做專業經濟學研究了。諾貝爾獎委員會同時頒給繆爾達和海耶克，在海耶克看來，顯示委員們對他存有爭議，他的觀點並不受歡迎。繆爾達在正式公布的獲獎名單中排在海耶克之前，他也舉行一個記者會，公開要求實行工資和價格控制，並要求美國立即實行石油配額供應，報紙也引了一段海耶克不同觀點的談話：“所有重大的危機都是由先前的通貨膨脹導致的，它遲早會導致經濟崩潰。”
繆爾達代表左派，海耶克則是右派，兩者立場鮮明且迥異。不論是左派或右派，都沒有料到諾貝爾獎會頒給海耶克。在美國人心目中，海耶克幾乎被完全忘記了，畢竟海耶克最後發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作品是《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那是一九六０年的事了，之後的十多年，海耶克在英語世界消失了，而且大約有三十年，海耶克幾乎沒寫過經濟學方面的論著了。無怪乎有這樣甚囂塵上的說法：“原本一九七四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想頒給繆爾達，但因他是瑞典人且是鮮明的左派，委員會深恐引起非議，乃從廢墟中將海耶克撿來當陪襯。”
弗利曼當年就這樣說：“當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訂下了一個規則，五年內不得授予瑞典人。現在是第六年了，他們非常希望將該獎頒給繆爾達，但繆爾達太左派了，因此這是我自己的推測，我無法提供文件來證明他們覺得他們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批評，於是他們決定把繆爾達與海耶克，一個左派、一個右派，捆綁在一起，這樣就可以免受批評。”
事實上，海耶克在一次訪談中，也是這麼認為的，他說：“我從來沒有指望自己會獲得諾貝爾獎，當宣布我獲獎時，我十分驚訝，因為我覺得凱因斯主義還沒有在思想界和經濟學界聲名掃地。我不敢肯定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似乎非常希望能夠在不同觀點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因而他們就挑選了兩個人組成了獨一無二的配對，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
迄二０一八年共五十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只有一九七四年這一屆的得獎者是南轅北轍、觀點完全相反的兩名學者。除了這種歧異狀況引人側目外，索忍尼辛這位一九七０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古拉格群島》小說震撼世人，當年因害怕蘇聯不讓他再回國而未到場受獎的被迫害反共人士，也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場參加頒獎典禮，因而該屆頒獎典禮非常引人注目。
海耶克曾說，“索忍尼辛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由於我跟他同時去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所以我結識了他。最近，我的《到奴役之路》出版俄文譯本，於是，我藉此機會送了一本給他，他顯然是第一次看到這本書，他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幾乎無法相信，一個像我這樣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卻能如此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的後果。”
海耶克接受諾貝爾獎的最重要結果，或許是它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名聲，如果沒有這個大獎給他帶來的名望，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會不會成為他的信徒，是大有疑問的。而因為佘契爾夫人的認可，反過來又讓海耶克的名聲臻於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