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只是出家人領導的佛教團體有可能形成門戶之見的山頭主義心態，在家人組成的團體也是一樣的。因為這種心態的根源，是近代中國文化裡的流變。無論是出家還是在家，甚至無論是佛教還是其它的團體，都是一樣的。只要是中國人組成的團體，就會有這種現象。
記得三十年前我剛到佛青沒多久，就發生了佛友遠道來佛青「踩盤子」的事情。因為這兩位佛友不大同意佛青會的指導教授李恆鉞教授的思想，就想要把佛青會「辯倒」。當時我沒沒有講什麼話，因為仍算是新來的菜鳥。當時佛青會的首座師兄應算是趙守仁，再其次就是鄒容了。他們就在紐約市森林小丘的趙府，展開了對李教授佛法思想的唇槍舌戰。
其實辯論本來是健康的佛教傳統，佛青會一向是支持的。所以在佛青人的眼睛裡，並沒有所謂「踩盤子」這件事。因為這個詞兒算是眷村裡幫派間的黑話，等同於拆台。但我仍頗清楚地記得當時來人的聲音和態度。他們好像不只是蠻激動的，甚至會參雜著語帶威脅的遣詞用句。詳情我雖是不記得了，但大意應是指責李教授是「以盲導盲」，要佛青會終止活動。而那種態度對我而言是滿「威權」的，好似他們才是真的「開悟者」，或是已經見到涅槃的人一樣。
這件事其實對我影響滿大。因為它讓我更清楚地見到近代中國人的「威權人格」，而不只是在文星雜誌或殷海光教授的書裏。也因為這個因緣，我最後得到了「師徒關係」是中國佛教現代化的進程裡最難被超越的環節的結論。那是在修行人生命深處很難被覺知的部分。但它必須被覺知，否則這個來自於文化環境的法執無法被跨越。而若無法被跨越，法的生命會很難充分完整地甦醒。我後來一直沒有緣和這兩位佛友再敘。而後來也聽說其中一位已經辭世。如果有緣，我會對他們說出三十年前我沒有講出來的話，即修行的重點不是辯論出誰是誰非，而是辯論者有沒有自以為是的威權心態。
我想至今我仍沒有完全同意李教授的佛法思想，而李教授在生前，也顯然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從沒有要求我改變自己的看法，反而以長者之尊一再地對我表達支持與肯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以為李教授的人格真地是符合佛法真實的精神。作為世佛青會的指導老師，他也是很當之無愧的。而我也一直很慶幸，自己在今生能遇到如他和沈老居士這幾位當今的大菩薩們。他們事實上都如南懷瑾老師一樣，並不大確切地知道什麼是四念處。但他們的人格都確切地展現出了佛法的精神，也就是從不以威權自居而去限制學人心靈的發展。也正因為這種因緣，我從不在任何人面前擺出「大師」的架子，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但我確知「不依賴的心態」正是中國佛教所真正需要的———即每一位修行人都需要走出那個來自近代中國文化裡倫理觀念的桎梏。
每一位修行人都應做自己的大師。也只有當大多數的修行人都能深刻了知修行是做自己的大師時，我所期盼的佛教現代化才算是有了基礎。所謂的皈依三寶也才能真地在修行人的生命裡起用（有作用）。否則套句禪宗祖師的話說，真可謂是「心外求法」。無論是再虔誠，再恭敬，都不會是原始佛教裡三皈依的真義。
記得當初大覺寺的住持圓一法師就曾在幾天的五戒與皈依儀式結束後，向我表示中國佛教的這些儀仗，其實就是抄襲過去皇帝與后妃出行的規矩。我當時頗能同情也瞭解她的處境與辛苦。因為作為一個比丘尼，她幾天來的角色只是不發一言地做個執拂塵的「童子」。但她的話教育了我。因為她指出了皈依的意義不在儀式，而在修行人是否能有直心與真心。而直心與真心真實的意義包含了不做其它任何人的大師，也不依賴其它任何人做自己的大師。這不代表修行人就不能有師父，或不能禮拜佛陀，而是在講修行人到底有沒有獨立而能自依止的心靈。如果沒有，修什麼覺觀是沒有太多意義的。
習氣的確是很難超越，尤其是文化習氣。但既然要做佛法修行人，就必須超越。否則嚴格說來，是談不上什麼修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