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睽別已久的「國父遺囑」，北伐成功後，國民黨人或政府、機關、學校的集會，除了唱國歌外，都必須由主席頌讀這篇「國父遺囑」。
一九二四年底，孫中山為和平統一中國，從廣州應邀北上「共商國是」，不幸病倒，而逝世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留下了這一份由汪精衛筆記的「國父遺囑」。臨終時，且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而「和平、奮鬥、救中國」就是要達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中國和平統一的方式則是「國民會議」。
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起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年，法王路易十六面臨財政困難，於是不能不召開自一六一四年以後就未曾召開過的「三級會議」（Estate General），以便開徵新稅。
「三級」是指僧侶、貴族和市民三個階級，「三級會議」是以階級為單位投票，一個階級一票。路易十六原想向特權階級徵稅，而下詔召開「名流會議」（Assembly of Notables），但與會的一四四人全將新稅事宜推給「三級會議」，而欲加諸於第三階級身上。第三階級惶恐，而主張將階級票決改為人數票決。第二階級的米爾波伯爵（count Mirabsau）主張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會議」，而獲得第二階級改革派和第一階級低層僧侶的支持。
由於第二階級貴族多數反對徵稅，路易十六竟下令封鎖宮中會場，不許第三階級代表入場。於是，代表們擁入附近一個網球場，莊嚴宣誓，要以國民會議為法國制定憲法，時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後又宣佈成立「國民制憲會議」（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網球場宣誓後，路易十六一面指令三階級參加國民會議，一面調動軍隊威脅議會，消息傳出，巴黎民眾群起反對，經三天的騷動，民眾攻破象徵波本王朝權威的巴士第獄，推翻路易十六，時為當年七月十四日，亦今法國國慶日，後又組織國民保衛軍（National Guard）。
這是近代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具體出現，也是近代民主思潮的爆發。民主思潮是落實在民族主義上的，是一體的兩面。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但十一月二十七日，清軍又攻佔漢陽，袁世凱要求英國公使朱爾典調停。於是，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與清廷代表唐紹儀於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舉行首次和議。
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雙方達成三項協議，其中第一項即「召開國民會議解決政體問題，從多數決，雙方均須依從。」接著，十二月三十日，雙方取得國民會議協議有：
（1）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組織，每省一處，內外蒙古為一處，前後藏為一處。
（2）各處選代表三人，每一人一票，若有某處列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
（3）開會日期，如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
（4）各處代表，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清政府分別發電召集之。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表宣言，即提出「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的五大統一。
一月二日，孫中山又致函袁世凱云：「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一月五日又發表《告北軍將士文》稱：「一俟國民會議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
後來，孫中山依諾遜位，然袁世凱卻背信竊國，國民會議遂成泡影，而有討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凱猝死，而有軍閥割據，內戰不已。
一九二一年，中共創黨，又數度在其「時局主張」中提出以「國民會議」解決軍閥混戰之主張。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再度提出「國民會議」。並主張在「國民會議」之前，先行召開預備會議，以決定國民會議的基礎條件，及開會日期和選舉辦法等。並言：
孫中山抱病北上，但未能實現「國民會議」的中國和平統一，只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憾繼志以歿。
一九八一年，國民黨通過陳立夫等提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因應一九七九年中共所提出的「和平統一中國」，但亦未提出「國民會議」之主張，致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一句空話。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分三進程，而無時間表，遂在李登輝時期亦成為一紙空文，而終遭陳水扁於二○○六年三月一日終止。兩岸關係更趨惡化。
直到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兩岸才得以改善，而實現了兩岸直航三通，陸客陸生來台，和兩岸經貿協定（ECFA）的簽訂。但是，兩岸的和平統一仍不見音訊。
「台海和平是東亞和平與繁榮的基石，這是兩岸共同的責任。過去二年多，我們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恢復與大陸協商。迄今完成雙向直航、陸客與陸生來台觀光、就學，還簽訂包括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在內的十五項協議，大幅緩和台海緊張情勢，為區域的穩定繁榮作出貢獻。
其實，馬英九在去年的「元旦祝詞」和就職二週年的講話中也分別說到：
「我們是要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並且以海峽兩岸於1992年所達成的『九二共識』為基礎，展開兩岸的關係，我們先推動和解，再走向合作，最後建立和平，我們這種循序發展，其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照起這三次的有關兩岸關係的論述，馬英九並沒有提出終極的願景，也沒有明示國家的目標，怪不得，張亞中教授指責其是「文化中華，政治偏安」。馬英九為何如此保守的「政治偏安」，也許是他在去年「元旦祝詞」中所說的：
馬英九不斷強調的「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其實包含兩部分，一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本文，一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憲法本文規範了中華民國領土為「固有之疆域」，即「一個中國」；增修條文中，除了保留領土主權的完整，還規範了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地區為「自由地區」，和非統治地區為「大陸地區」，是為「一國兩區」；另外，增修條文的前言云：「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有「統一前」當然必須有「統一後」，只是沒有統一時間表，此亦昭示著中華民國的國家目標為國家統一，或稱「終極統一」。再者，根據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包括大陸（或「一國兩區」），故沒有主權統一的必要；根據憲法，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也沒有台灣主權獨立的可能。故而，「不統不獨」並未破壞憲法的領土主權，其實就是兩岸的政治現狀。
為了避免「統獨對立，族群摩擦與政黨惡鬥」，馬英九把「一個中國」、「一國兩區」、「終極統一」都囊括隱藏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包裹裡面，而顯現出來的只有「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互不承認，互不否認」。
國民黨偏安久矣，至少也是從上世紀七○年代初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到「革新保台」，迄今已四十年矣，故面對台獨論述的挑戰，節節敗退，終於在二千年失去政權。馬英九也只能期待「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能夠把這問題一步一步找到解決的方案，對雙方都是最有利的」，和「在中華文化智慧的指引下，為中華民族走出一條康莊大道」。但是，除了兩岸共議創立一個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外，還有什麼是兩岸「務實可行的出路」、「對雙方都是最有利的」和「為中華民族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呢？馬英九又把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願景，包裹隱藏在這些饃糊的字句中。
馬英九為了避免島內「統獨對立、族群摩擦與政黨惡鬥」的用心，我們是能理解的。我們也承認，馬英九上台二年多來，島內人民的衝突降低了，也獲得了「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難人和家屬的諒解及支持。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台獨勢力就從來沒有停止惡鬥過，甚至於對馬英九本人和親屬進行極其侮辱的人身攻擊。
我們也承認，由於兩岸隔絕已久，有些台灣人民對立即的統一心存疑慮，或者馬英九為了選舉必須照顧到這些選民的顧慮。但是，在維持現狀下，兩岸結束政治對立及和平協議，除了台獨基本教義派外，台灣人民也會反對嗎？
再說，根據民調，主張維持現狀和永遠維持現狀的達百分之七、八十，如果能找到維持現狀的統一方式，台灣人民會反對嗎？在有反對黨的民主政體下，執政黨的任何政策都將受到反對黨的反對，有反對黨反對的政策就不提出，那又為什麼需要執政黨呢？憲法明文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難道憲法和增修條文所明文的領土主權和國家統一就不是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嗎？
馬英九可以承諾在任內「不統不獨」，但是卻不該在任內把憲法明文「國家統一」的目標包裹隱藏起來。沒有國家目標，就沒有政治的價值判斷，就沒有願景，就不能號召群眾共同奮鬥。○八年總統大選，馬英九之所以大勝，是由於台灣人民反貪腐、反台獨。但馬英九把國家目標包裹隱藏起來了。沒有了國家統一，沒有了結束兩岸政治對立及和平協議的願景，僅憑「不統、不獨、不武」就能「和平百年」嗎？群眾沒有了積極奮鬥的目標，這難道不是這二年多來，國民黨選舉之所以節節失利的重要原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