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勇氣》一書，對於領導的定義是: 一個 無關於頭銜或地位的角色。不論是在生活中或社會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領導者。
社會先鋒者就是那些促成社會正向改變的人。他們從日常所關心的事情，找出重要的社會問題，在結構上或人們的生活上創造正向的改變。
社會先鋒者嘗試在不衝突、不騷動下驅動社會前進；他們邀約人們投入， 對於需要的改變產生共識。他們通常把自己置在尖端上，在「不復存在與尚未發生」兩者之間運作。 很多的非營利組織就是社會先鋒者， 企圖把某些問題從「不再如此」的 狀態 移動到另一端「尚未存在」的理想中。
《The Courage to Lead （直譯：領導的勇氣）》是一本引發深層省思的著作，引領我們思考什麼才是驅動正向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推動社會變革的先鋒不斷在「不復存在與尚未發生」兩者之間寫下歷史新章節。在文化事業學會(ICA)的費樂理(Larry Philbrook)引導的讀書會中，我們也注意到朝邦文教基金會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扮演的正是促進社會變革先鋒的角色，而促成這些正向改變的工具，就是從台灣文化事業學會(ICA)以及其他機構所學習的引導與對話的技巧。
從一開始，將自己定位為非營利機構的朝邦，就決定走一條和市場上大多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有所區隔的路，將重點放在腳步較慢的政府單位和資源較少的非營利事業機構。初創期間，我們透過《想像台灣》系列活動，在台中、高雄、花蓮和台北展開一系列的社會對話，同時精進我們的技巧與能力。慢慢地，朝邦建立起精實的引導團隊，成為促進組織透過對話推動正向社會變革的平台。在台灣這個充滿階層結構的組織裡，真誠的對話其實是違背傳統文化脈絡的，尤其是在公部門內更顯的挑戰。但是隨著時間的演進，以及領導人的相信與堅持，這些組織的文化開始轉變，成為正向社會變革的一塊塊基石。
我們推動《想像台灣》系列活動時，是在2007年，正值前總統陳水扁任期的尾聲和紅衫軍的激烈抗議行動。朝邦的《想像台灣》期許透過社區的對話來將社會中的歧見轉化為正面的社會改變。就如波斯詩人魯米(Rumi)曾說，「在對與錯的界線之外，有一片遼闊的地方，我會在這裡與你相會。」這個空間就是對話的空間，人們可以在做出判斷之前彼此聆聽的空間。
2016年，朝邦成為《親愛的，我老了 - 與時間對話》特展的策略夥伴。面對台灣社會人口快速老化的現象，這項活動希望藉由訓練銀髮族來擔任引導員的概念，來激勵銀髮族更積極投入社會，活出更美好人生。它的社會意義有兩個層次: (一)培養正確積極的高齡心態，(二)開展生活中跨世代的對話文化。朝邦基金會也因為這個活動獲得2016年全球引導影響力金牌獎。
此時，當我沈思這本《領導的勇氣》其中的啟示之時，也思考這個以家父顏朝邦為名的朝邦基金會繼續推動社會變革的宗旨。父親及當時的社會菁英身處台灣歷史的關鍵時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期間，從日本殖民時期銜接至國民黨的統治。也在此時，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為現今高科技產業奠定厚實的基礎。
當時有一小群菁英分子決心成為改變社會的人，挺身而出，希望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無論是日據時代或是國民黨統治期，本土台灣人都無法參與政治，更別提促進任何的改變。菁英份子唯一能夠成功的途徑，就是從事於醫學、工程與農業等領域。即使受到各種的限制，這些年輕人仍期許自己能夠在「不復存在與尚未發生」兩者之間挺身而出，引領改變。
其中的管道之一就是「台灣科學促進會」，於1930年成立，目標就是透過科學與科技推動正向社會改變。促進會的創辦者為杜聰明，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也被譽為台灣現代醫學之父。他也在1902年創立台灣醫學會，更是熱帶疾病的權威。杜博士的夫人是顏家的成員，因此他算是我們家族的親戚。父親受到杜博士讓台灣更進步的願景所感動，畢生投入超過五十年的歲月，追求這願景。出生於1918年的這位專業電機工程師，在1947年時，年僅27的他就擔任台灣科學雜誌的總編輯，並從1990年至1994年辭世時擔任該刊物的總裁。
對台灣年輕菁英而言，1947年是驚濤駭浪的一年，二二八事件就在這一年發生，上千位菁英被國民黨士兵迫害。而後的數十年，蔣介石的政府對本土台灣人非常不信任，本土人進入當權政府體制(pro-establishment)內服務的管道也相當有限。
所以，雖然不敢說我們創辦時就如此有前瞻思維，但是朝邦基金會的確承襲家父的願景，繼續推動社會變革。或許方法不盡相同，《領導的勇氣》為我們架設很好的結構，幫助我們更清楚看見我們在台灣的這兩個世代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透過自我的轉變，促進社會的轉變。
附注: 此文參考加拿大文化事業學會出版的《The Courage to Lead （直譯：領導的勇氣）》《領導的勇氣》，第三部分-與社會的關係中的第七&八章內容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