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美國的聯邦政府是讓美國的私立大學儘量發揮它們的作用。中國也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但是中國的政府對中國大學的管制比美國政府管制美國大學來得嚴格。這個現象有它的歷史背景，美國的大學教育是美國的歷史傳統遺留下來的，美國大學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由私人建立的。像哈佛大學，在1636年，約有17,000 基督徒需要建立一所大學來培訓牧師，因此建立了哈佛大學。中國的大學是中國政府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中國清朝的政府覺得需要引進西方的科學，實行「科教興國」，建立了燕京大學，該大學後來變為北京大學。在從西方引進大學時，中國政府起了它的領導作用，這領導作用，直到今天還存在，像美國聯邦政府沒有設立教育部。從1898年開始，中國的中央政府歷年來覺得設立大學教育是政府的責任，在中華民國時代，國民政府設立了教育部來領導中國大學的運作。
如果我們把大學看為私營企業，在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應當讓私立大學自由運作。當然，私營企業在市場運作也需要遵守市場的規律。但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對中國私立大學的管制比對一般中國的私營企業來得嚴格，好比一位中國大學的教授想到國外的大學訪問時需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一位美國大學的教授想到外國訪問，無需得到美國任何政府單位的批准，甚至無需得到任何校方單位的批准。筆者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多年，作教學工作5個學期以後，在第6個學期不用教學，可以隨便到任何地方度假或工作。一位在中國私營企業工作的職員，在假期也可以自由活動，包括出國旅遊，不需企業的批准。為什麼在中國大學服務的教授需要教育部的批准才能在假期到外國旅遊呢？近年來中國教育部批准中國大學教授往國外訪問沒有從前的嚴格，這是一個好現象。
近20多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快，GD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高於9％，但是中國大學教育進步的程度很難趕上GDP增長的速度。先談大學教授的數量和品質，我們能否把大學教授平均的品質固定下來，只把大學教授的數量每年平均增加9％，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大學教授需要固定年數的培訓，先需要得到博士學位，在得到博士學位以前，先需要進入研究院。能夠進入研究院的人數是限於當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是限於四年前進入大學的人數，後者也限於四年前中學畢業生的人數，這些數目是由中國各年齡的人口數目決定，中國政府無法在當年把這個數目增加。總之，中國政府沒有能力把在中國唸大學的學生人數大量增加。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中國政府可能把大學教育的品質增加，中國教育部可以增加中國大學教育的經費來改進中國大學教育的品質。
在美國的市場經濟，美國私立大學的經費多半是由該校畢業的同學捐助，像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工作的收入相當高，有些家庭十分富有，他們願意每年捐助普大。每年六月在普大行畢業典禮以前，校友回校與舊同學相聚，同時每級的代表，把該級同學捐助大學的總數公佈，同時把捐款交給大學。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中國教育部的運作應當是多鼓勵各大學的改進，而不是干預各大學的活動。我們相信，中國大學的教授和行政人員瞭解該校的情況。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下，他們有能力，也應當有權力，來管理和改進他們的大學，大學的運作無需由教育部管制，這個原則是與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原則配合。總之，中國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政府應當讓中國的大學，像中國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自由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