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的右臉有些殘缺，聽說是小時候發高燒，當地醫療環境太差、無法即時挽救所造成的。於是，除非必要，她總是待在屋裡，頂多在傍晚的時候，與其他家的傭人蹲坐在庭院聊天。
儘管她會說中文，卻不太與我們深入對談，有時候，我們會聽見其他傭人的私事，例如蘇蘭被遠在他省的男友電話分手等，但順總是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傾聽我們，然後為我們準備一桌帶點印尼風味的台菜，招呼我們吃，待我們開動，她就躲進廚房或是自己的房間，吃著泡麵或是偶爾多打的飯菜。
每日每日，我們的話題如此貧瘠，總圍繞著飯菜和天氣，我想我們都互相好奇著彼此，但很清楚不過問才是最大的尊重。
對我們來說，從高雄遷移到台北居住，或許已算天涯海角，但順告訴我，她每天都希望有老師能夠帶她回台灣。「我姊姊在台灣工作，我想去找她。」但她從不告訴我們姊姊的事情，頂多旁敲側擊地暗示有沒有機會，但在那位老師離開後，便不再提起。
我看著她那澄澈的眼神，和她那一身穿了又穿、洗到褪色、變薄的淺綠色衣裳，忽然覺得想哭，我們之間有太多無法跨越的東西，這些東西又決定了各自的人生。
可是，我沒有辦法，只好保持沉默，趁他人不在時，偷偷塞給她一些小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