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太經合組織的國際峰會，主辦國賦予傳媒新聞自由是理所當然，實際上過往亦鮮有主辦國被指對待記者不周的批評。這一切背景都令我出發到峇里前少一份擔憂，但想不到抵達當地第三天，就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阿基諾在APEC會場經過時，香港記者把握機會提問。
事發當日我按指示，到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出席峰會講座的酒店，等待他進入會場，查詢會不會與香港特首會面、為甚麼不回應特區政府的電郵等問題。與兩家本港傳媒行家在會場入口站立十分鐘，發覺現場保安不太嚴密。雖有數名「西裝骨骨」的保鑣在場，但他們完全沒有理會在場的香港記者，連架起「紅繩」分隔傳媒與嘉賓都欠奉，這種做法在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的場合實屬少見。
目標人物終於出現，阿基諾邊走邊與另一嘉賓交談，現場人流眾多，雜聲多，要確保他可聽到我的問題，只能用較大的聲線提問。我先發問，沒有得到回應，阿基諾甚至望一眼也沒有，其他行家一樣提出問題，都得不到他的注視。短短一分鐘多，我們問不過十條問題，阿基諾就走進會場。
一個國際峰會主辦單位，未有詳細交代理由，就取消傳媒採訪資格，更搶走記者證件，處事手法只能用低劣來形容。後來我們收到香港新聞處的回覆，指「事情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我已心中有數，記者證不可能發回，但意想不到的事卻未有停止發生。
第二天，從酒店房間走出大堂，情景與早前的日子大不同，多了近十名當地人坐在沙發上，全都是彪形大漢。我最初以樂觀心態面對，以為他們可能都是酒店貴賓，不可能是當局派人監視自己，但到中午出外用餐候車，那批「貴賓」其中一員走到我身旁，拿起手機對著我，我當時也不以為然，直至他手機的閃光燈「叱吒」一閃，然後一臉尷尬地走開。我即時相信自己的疑慮已經有足夠證據支持。隨後行家告知我被列入大會的「受監視名單」，我已經不感到有甚麼大不了，只當是自己疑慮的另一個憑證。
被監視的日子維持了兩天，就在峰會完結一刻回復自由。行政長官梁振英最後一天為峇里行程作總結時，他一句「不能為記者取回記者證感到不好意思」，為事情暫劃上句號。事情已過兩個月，至今我仍對一些枝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感到莫名其妙。
首先，我還未明白主辦單位憑甚麼說我們犯規，取消我們的採訪資格。在與大會人員爭辯過程中，他們大概認為我們有兩項違規動作，分別是在非指定地區採訪及叫囂，但我翻閱兩本大會派發給傳媒的指引及守則中，完全看不到有訂下相關規則，亦看不到一旦違規，可能要面對的罰則。在事發的會場外，亦沒有任何告示，指明記者不能在該處採訪。
假若他們早已訂下有關規矩，但不使用有效方式告知傳媒，反映大會運作極欠透明度，又或是不懂得接待傳媒的基本要求。相反，如果根本沒有此規則，只是主辦國見有代表團不悅即以此等方式處理，顯示大會以獨裁思維處理爭議。在一個國際級峰會出現如此不文明的管理模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再者，大會為何又需要禁止我們採訪整個峰會，甚至派人員跟蹤我們呢？四名香港新聞工作者，身上沒有任何違禁品、武器，沒有任何衝撞，只是舉高攝影機、訪問咪，說出了幾條關乎外交、人質事件跟進情況的問題，換來的卻是沒收記者證，及被一班便衣人員當作恐怖份子、罪犯來監視、跟蹤，有必要嗎？
在「有相有真相」年代，我慶幸整件事發生的過程都由片段記錄下來，是非黑白、誰對誰錯，未來都能靠這段影片弄得一清二楚。明年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會轉到中國及香港舉行，總算令我少了一份擔憂，我採訪這個峰會的機會不會就此完結。但往後的日子，曾經被監視、被拒於會場門外的我，在其他主辦國有沒有正常採訪的機會，這一刻仍然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