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之爭在中國天主教的傳教史上，一定是件不幸的大事。自從一六四二年，明思宗崇禎十五年，有傳教士向羅馬教廷呈遞意見書，建議禁止天主教徒「祭祖敬孔」開始，至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羅馬教廷發出訓令廢除禁令，歷時近三百年。在這三百年間，傳教士們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祭祖敬孔」是中國人的習俗，與宗教教義並不衝突；有的則認為「祭拜」祇能保留為天主。由於雙方堅持己見，大家向羅馬教廷呈遞意見書。教廷與明、清兩代的皇朝也屢次互派使者設法溝通意見。
首先，道明會士黎玉範上書羅馬，建議禁止祭祖敬孔。一六四五年，清順治二年，教廷批准黎氏意見。一六五○年，清順治七年，耶穌會士衛匡國赴羅馬呈相反意見書。一六五六年，清順治十三年，教宗亞歷山七世再批准「祭祖敬孔」。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道明會士閔明我再上書羅馬反對祭祖。兩年後，閔氏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宗教概論」更激發了禮儀之爭。一六九三年，清康熙三十二年，福建代牧嚴當下令禁止中國禮儀，不准祭祖敬孔。一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朝廷公開宣佈：祭祖敬孔為中國民間習俗與宗教無關。
一七○四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再下令禁止「祭祖敬孔」。一七零五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教廷派多羅來華，皇帝以上賓之禮相待；惟獲悉多羅來意，遂命令即速離京。一七零六年，清廷下令驅逐嚴當主教及畢天祥神父。一七零七年，教廷欽使多羅在南京再頒佈禁令，清帝下令將他驅逐。嚴當主教專程赴羅馬告狀。清帝派遣耶穌會士龍安國等四人赴羅馬呈遞說明文件，以期溝通觀念。
一七一○年，教宗克萊孟重申禁令，多羅欽使死於澳門監獄。一七一五年，清帝令德里格赴羅馬呈文教宗，克萊孟拒絕任何申訴，重申一七零四年禁令而且要求在華教士宣誓服從。一七二○年，教宗遣使嘉樂來華，清帝賜宴，因再見教宗禁令，遂硃批：洋人不必在華傳教，禁止可也。教難由此蔓延。
一七二一年，清帝派馬安當、喜大教二人，攜「嘉樂使華經過」報告書，覲見教宗；結果如石沉大海，未見效應。一七四二年，清乾隆帝七年，教宗本篤十四禁止禮儀爭論，同時要求在華司鐸一律宣誓反對祭祖敬孔的中國禮儀。禮儀之爭就此消聲，近三百年間，中國天主教徒在父母的靈柩前祇准鞠躬不可叩首。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剛恒毅首任宗座代表來華，雷鳴遠神父竭力協助瞭解中國文化及外籍傳教士在華狀況。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羅馬教廷終於頒發訓令，廢除近三百年來所堅持之禁令，僅保留本篤十四終止禮儀爭論之禁令。禮儀之爭就此結束。無可否認的，堅持不同意見的雙方都是出自愛護教會的善意，但缺乏溝通、互不相讓的爭執，為傳教事業製造了無數的障礙，甚至釀成了教難，犧牲了千萬人的生命。這是中國傳教史上不可磨滅的事實。
禮儀之爭結束，很不幸的日本侵略中國以及接踵而來的內亂，又使天主教會在中國出現了地上地下之分。
雖然羅馬教廷接納現實狀況，肯定中國沒有分裂教會，但部份神職人員與虔誠教徒自認為忠於教宗，而拒絕地上教會的主教、神父以及他們所舉行的聖體及告解聖事；引領無數信德堅固的善良信徒，祇念玫瑰經、唱聖歌而不參與彌撒聖祭、不領聖體。這種現象雖來自部份傳教士的善意，但為基督福音的傳播與教會的廣揚，絕對不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救主耶穌一生勸導人愛人，甚至愛仇；同樣深信耶穌為救世主而寧願捨生致命不肯違背祂命令的主教、神父、信徒，怎能與同一信仰的兄弟姊妹拒絕往來，不肯對話而採取對立，不設法溝通而批評攻擊。這樣的對立如果持續蔓延，恐怕就是未來教難的成因。
昔日近三百年的禮儀之爭，現在看來純屬雙方的意氣之爭，與正統的教義沒有多大關係。祭祖現在可以在聖堂舉行。祭孔祇表達民眾對古代聖賢的崇敬，與天主教義毫無衝突。禮儀之爭的開端起於外籍教士之間的不同意見，其後果卻嚴重地傷害了教廷與中國皇朝之間的關係。目前地上地下的對立，則全由國籍神職人員所堅持。近年來，羅馬教廷與中國政府都希望天主教會不分明暗、上下合一，固執己見、堅持對立的人們，看不出他們的作為明顯地剝奪了無數善男信女辦告解、領聖體的權利，同時嚴重地阻擋了基督福音的廣傳。天主是愛，哪裡有愛，才有天主的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