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大學遭遇到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為嚴峻的壓力，其對港大威脅之大，以及由此而造成對香港學術自由的威脅，比諸1967年“左派暴動”時還要嚴重。所以這件事值得香港人三思。
由梁振英領頭的、全港左派積極參與的對港大的圍剿，集中在三個內容：
三，批判港大聘用英國人出任校長，就是要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藉此攻擊委任新校長的校務委員會都是殖民地殘餘。
這些“革命大批判”歪理之荒謬，連基本上同屬“左派”陣營的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教授也看不過眼，他於2月6日在《信報》的鴻文《奇怪的政治推理》 就斥責這些攻擊者“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中共以歪理來衝擊正常的大學運作，使人不期然想起內地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 對大學的嚴重破壞。為免港大乃至香港大專教育的淪陷，筆者認為港大應該迅速落實《8.18事件檢討小組》內兩項關於捍衛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建議。
發生於2011年的8.18 事件，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要注意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面臨的“大陸化”的嚴峻問題。事件發生後，港大迅速成立一個檢討小組，採納了筆者提出的關於捍衛學術 自由的兩項建議：一是立碑，刻上前大學校長徐立之作出的承諾----「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豎立在校園內，永誌不忘。二是制定“大學約章”，作為 處理大學與政治權力關係的依據，彰顯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見拙文《勒石立碑彰顯自由約法立契昭示決心》，載2011年11月14日《信報》網路版論壇）。
立碑的作用，是提醒大學仝人，時刻謹記我們對社會所作的承諾，捍衛香港的自由，為中華民族保存好這一片自由土地、自由天空。另一個作用也是提醒每一 個人，不論他位多高、權多重，在知識面前都應該謙卑。這塊碑就像昔日國子監（古代的最高學府）前的下馬石，“文武百官在此下馬”，在最高學府前表示謙卑。 這也提醒學校當局與權貴之間要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與禮儀。
制定約章的作用，在於讓大學和社會人士都能自覺地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並宣示我們香港大學對自己、對香港社會、對中華民族的承諾和承擔。
雖然檢討委員會接納了筆者這兩項建議，並已經正式向校方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落實。這次左派來勢洶洶的攻擊，提醒我們這種力圖衝擊學術自由的惡勢力是不會止息的，應該引起大學當局警惕了，所以，立碑和制約問題不能再耽誤了。
立碑和約章可以說是從精神上堅固我們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但主要的保障還是來自制度本身。“8.18事件”後，香港大學評議會 （Convocation）向校方提交關於香港大學前途的報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其中就質疑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做法是否恰當。報告檢討了行政長官與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Council Chairman）的關係後說：“（按目前情況）校務委員會主席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今後是否仍然適用這個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由此而形成的問責制度 將會影響學術自由。如果校務委員會主席需要向行政長官報告或者聽取他的指示，則將會提供途徑以實現行政干預”。是以報告建議改變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 的現行辦法。
顯然，現行體制的缺點（即行政長官通過委任校務委員會可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早已有人察覺並提出擬改革之，這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報告提出後， 由於新校長履新伊始來不及處理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迄今仍然未見進一步的討論。這次趁港大備受攻擊，香港大學當局適宜儘快探討改革之道。
這次香港大學飽受左派的攻擊，除了程介明教授和一班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連署聲明抗議外，香港大學以及各大院校的當局都噤若寒蟬，這是十分不幸的。如果 整個大專界對於這種明顯干預學術自由，打壓大學學術自由的行徑不予以集體譴責的話，則今日遭遇打擊的是港大，明天可能是中大，後天可能是嶺南。。。。沒完 沒了。只有當整個大專界都團結起來表示一種敵愾同仇的團結時，才能有效擊退這種無聊的攻擊。要牢牢記住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述：「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見《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也請大家重讀德國著名神學家、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懺悔文《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就會明白香港大學今天的遭遇，明天很可能就會降臨到其他大專院校。為方便讀者，現在把這懺悔文錄下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