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行動的特點是，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完全缺乏協調。因此，被捕的農民有時被關在臨時監獄（營房、行政大樓和火車站）里數個星期。大批人設法從那裡逃了出去。格別烏給第一階段分派了240支車隊，每隊包括53節車廂。根據格別烏的規定，每支車隊包括44輛牲畜運輸車，每輛載有40名被放逐者；還包括8節運載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個家庭限480公斤）的車廂，以及一節運送衛兵的車廂。車隊的組建過程總是慢得令人痛苦。格別烏和交通人民委員部之間頗為苦澀的通信顯示了這一點。在沃洛格達、科特拉斯、羅斯托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等大型補給基地，車隊總會滿載著人停留數個星期。這些成群的婦女、兒童和老年男子經過時，很少不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由〝沃洛格達工人和僱員聯合組織〞或〝科特拉斯鐵路工人〞簽署的許多團體信件，都發往莫斯科，抱怨〝對無辜者的屠殺〞。
當鐵路運輸車隊最終抵達一個車站時，男子和他們的家人往往被分開。男子被臨時關在易損壞的小屋裡，然後被押送到新的聚居地。根據官方指示，這些聚居地〝某種程度上遠離任何交通工具〞。這樣一來，冗長的行程有時就多了數百里。他們帶著家眷或者不帶，冬天有時坐在一隊隊雪橇上，夏天則坐在雙輪馬車裡，甚至步行。從實際角度來看，第二類富農行程的最後階段，與對第三類富農的放逐往往難以區分開。後者當時正被重新安置到邊陲地帶（peripheral regions）需要改善的土地上，即西伯利亞或烏拉爾數十萬平方英里的地區。正如西西伯利亞托木斯克（Tomsk）縣當局於1930年3月7日所報告的：
張三一言：厭惡了 不是我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