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的歷史或許可以從這裡開始算起：1928年（昭和3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而日本的《帝國大學令》第一條即規定了帝國大學是「為了國家的需要而設立」，服務於國家，由國家提供所需的資源，實際上與總督府有資源共享的情形。台北帝國大學總長（校長），屬天皇親自任命的高等官一等官，官階僅次台灣總督，配給有獨棟的高等官舍，後來便成為台灣大學校長的官邸。台北帝大的各級教授、講師、助教也各自分配到不同等級的宿舍居住。（表一）台北帝大的成立，伴隨大量日籍教授的來台，從總督府周遭延伸到校總區，形成殖民時代下特殊的日人聚落。　這些教職員宿舍承襲了傳統的日式建築的風格，例如榻榻米、玄關、鬼瓦（屋脊收尾處雕有花紋的板狀裝飾物）、緣側（連接室內與庭院空間的開放式長廊）等等設計，以及迂迴不對稱的空間。當時因日本西化之風盛行，也出現了置有桌椅而非榻榻米的洋式飯廳、客廳、書房等。至於為了適應台灣潮濕多雨的氣候，則裝設了自北美洲引進的雨淋板，將木板層層重疊在外牆以達到防水隔熱的作用。由於日式房屋的引進除了為了安置日人，也有改善傳統台人住宅通風、採光較差等缺點的意圖。日式的建築風格，伴隨著西式的空間，漸漸也在台灣留下痕跡，是日治時期現代化的一個面向。
戰後，這些日式磚木房屋部分被台大接收，成為教職員宿舍，在溫州街、青田街，甚至金華街、潮州街一帶容納了戰後來台的大量學者（雖其中也不乏本土的師資入住）持續見證這段近代台灣學術史上的重要大遷徙。不同的是，台大的宿舍配給不再依據嚴格的官階級秩，而是端視教職員的家庭口數需求而可申請替換，如溫州街52巷的日式宿舍群，規模正好適合小家庭和一對公婆居住，而殷海光故居旁的「大院子」本為日據時的學人招待所，就適合做為單身宿舍使用。　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溫羅汀」精神，一部分是緣自於這樣的學人社區網絡：殷海光先生在家中與眾多知識份子交游論辯的身影，臺靜農先生解答學生疑惑而不時放出朗朗的笑聲，以及平房住宅群落共同營造出守望相助、彼此關照的鄰里關係；這些靈魂的躍動雖為威權時代的冷肅空氣制壓著，但生活的痕跡不會被輕易地被磨滅消失。這可證諸於殷先生在庭院中的經營創造：孤鳳山、愚公河，無一不是知識份子欲衝脫思想桎梏而掙扎留下的痕跡。我們看倖存下來的台大老宿舍，更不可忽略那些在裡頭俯仰悠遊的智識心靈。
譬如青田街的日式宿舍群，七年前經歷保存運動後總算免於椰風專案改建拆除的命運（註二），但不少重要學者如磯永吉、董作賓的居所早已無處可尋。殷家園雖指定為古蹟，週遭的學人宿舍群仍岌岌可危，現今紫藤廬後方（新生南路三段16巷）的日式宿舍群也將進入都市更新的審議階段；每一間老房子拆除，就等於又一段長度與台大年歲相等的故事隨之灰飛煙滅。
從日治時期初期大安庄龍安陂的水田秧秧，慢慢農林學校、台北帝大建立，在富田町、龍安坡，整齊齊的日式屋舍向西北延伸開去。經歷殖民、威權的時代，歷史就在這些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中累積起來，至六零年代開始，都市發展的需要使得溫州街、青田街一帶開始改建為國民住宅、學人住宅，其中固然有資本主義開發邏輯的陰影。台大的日漸擴充發展，教師宿舍空間的需求日殷，也使得時間的厚度被不斷增加的人口壓縮。溫州街早被車水馬龍的辛亥路橫切而過，居民有四成為外來人口，當中的氛圍也已大不同於以往，僅存的52巷、18巷等日式住宅聚落反而成為僅有的都市綠洲；它所蘊含的生態價值、人文意義也與社區的脈動息息相關。青田社區發展協會在2007年印製的「青田行走」，詳細敘明了青田的社區歷史與老宿舍、老教授們千絲萬縷的關係，當這些社區開始書寫歷史，台大也必然會重新認識到自己與社會難以切割的一部分。
當居民有意識地去珍惜這些文化資產，老宿舍不再只是台大的私有物，更成為台北市民共同的歷史記憶了。台大必須要有足夠的眼光和魄力，與社區進行緊密合作。透過古蹟的活化保存、再利用，以「實踐大學的服務功能、發揚本校回饋社會，服務社會的理念」（註三）如此，才能真正在今日「金權城市」的狂潮之中，為自己、以及這座城市留下一些歷史紋理，面對未來而不至於茫然無憑。
註一：參考游雲霞《青田行走》（2007）註二：台大於2003年陸續拆除台北市溫州街、潮州街及青田街的老舊宿舍，改建為學人宿舍，供海內外傑出人士到台大任教或講學時使用，稱為椰風專案。拆除了溫州街十六巷2號與二十二巷2號兩棟日式宿舍，並將庭院的老樹「砍頭」。經居民抗議後，台大承諾主動清查校產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