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北京中醫學院科教授、溫病教研室主任趙紹琴是一位著名的中醫大夫，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是清朝太醫院的御醫。由於趙老勤奮治學，並在臨床實踐中不斷求索，終於成為一代溫病大師。趙老希望和年輕的父母們談談自己的心裡話，希望給正在成長中的一代人留下一點可借鑑的東西。他說：“這也算是我這個七十高齡的人的一點心意吧！
我家幾代業醫，曾祖父是清太醫院醫士，祖父是太醫院御醫，先父自幼隨祖父看病，祖父去世後，父親就到太醫院當實習醫生，當時叫做肆業生、恩良生。由於父親聰穎好學，從師多人，逐漸升為醫士。後因替老師隨老佛爺（慈禧太后）打獵，正值慈禧有病，由父親出診給她治療，療效很好，而升為御醫。一年後又晉升為太醫院院使（即院長）。清朝結束後成為北京一大名醫。
我自幼年時，常看到許多病人來家中求治，有的嘔吐，有的發高燒，有的扶著來……從小就體會到病人的疾苦。尤其耳濡目染先父不辭勞苦為病人治療，即使夜間兩點，父親也常常出診，許多疑難重病，經他治療康復如初，在幼小的心靈中，我開始思索：父親為什麼能夠這樣做？而先父在診餘也常給我們講醫療故事，十分振奮人心。他常講病如何因為醫生水平低而誤治，由輕變重；又如何用藥使病人起死回生等等。尤其他講的有關鑰匙的故事，使我至今難忘。
那天父親拿著一把鎖，問我們：“如果用銅或鐵或四兩金子來打鑰匙，你說選哪個好？”當時我們年幼，都說要金子的。”父親說：“打不開，因為四兩金子打的鑰匙太大，鎖眼小。如果知道了鎖的內幕，即使用鐵片打的鑰匙也能開啟。”接著他又說治病用藥也是這樣，並不是貴重藥才能治好病，只要知道發病的道理，很便宜的藥也可以治好大病，所以說凡事貴在明理。”由於父親的言傳身教，家庭的薰陶，從幼小開始，我就決心像父親那樣做一個有用的人，立志做一個能為病人解除疾苦的好醫生。
就這樣，從七、八歲開始我就背醫書，父親因為業務忙，給我找了一位老師，就是他的學生瞿文樓，他是太醫院醫學館四年制學校成績最好的學生，以一等一名的成績畢業，後來成為北京名醫。他對我說：“看病分為兩類，一是為了吃飯、賺錢；一是為了真正弄懂中醫理論，為病人解除痛苦，做一代名醫。”於是他指著書架上的書說：“那就得讀許多書，背熟許多基本知識。”從那時起，我每天早晨四、五點起床背書，八點到老師家裡抄方、聽課，下午回家後讀書，就這樣把中醫基礎書如《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溫病學》、《瀕湖脈學》等背得很熟。1934年，我通過了考核，開始行醫應診。時間不長，自己就覺得很苦惱。當時先父故去，自己對許多疾病的治療效果還不好，因而覺得光背幾本書還不行，還必須有豐富的臨床經驗。當時北京有幾個名醫，其中一個是韓一齋（清時御醫）、一是汪逢春（當時北京四大名醫之一），他們都是先父的學生。
那時我便虛心向他們求教，每天除了自己看書、看病外，就是聽他們講課，跟他們看病抄方。至今我仍堅持一邊看病一邊讀書。我認為只有不斷努力，才能充實自己。
求學是艱苦的。記得從1936年到1940年這四年之中，當時父親已去世，我每天早晨五點到汪老師家裡侍診抄方，還開些丸藥處方；九點後回家看病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下午到韓老師家裡給他抄方，聽他講病理、脈診、舌診；晚上八點以後又要到瞿老師家裡，把一天之中自己和老師看過的病，有不明白的地方，向他求教，每至深夜方回。
我從小親眼目睹父親不分晝夜地熱心為病人服務。後來又看到我的老師同樣對病人無微不至地關懷、照顧，認真負責，常常在病人走後，還與我們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治療用藥。這使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到做醫生就應當勤勤懇懇地為病人服務。所以我現在雖年已七十，每天還看五十到六十多號病人，無論老少、地位高低，都熱情接待。尤其重病人家屬要求出診，有求必應，從不收出診費用。我覺得我自己有工資，生活有保證，兒女全能獨立，為什麼還要給病家增加不必要的負擔？正因為從小就樹立了為病人服務的思想，對病人有深厚的感情，多年來我才能這樣做。
我從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到：一個人要想成材貴在有志，但志向的樹立和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家庭的教育和老師的培養。我衷心地祝願年輕的父母們加強自身修養，把我們的孩子都培養成對國家有用的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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