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的時候，我三十六小時快閃波士頓，回母校參加我的碩博士導師麥克法夸爾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追思儀式。
老師是半年前去世的，按理說當時就應當辦告別會的，但太多的老師的朋友學生希望能來參加，時間上一時不好調整，主辦追思活動的費正清中心乾脆改為延後到9月舉行，讓更多的人可以提早安排時間。所以才有了這場推遲了半年的追思會。
美國的追思儀式一般都是以輕鬆甚至風趣的方式進行的，幾位發言者都回憶了一些老師的趣事甚至糗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老師最愛聽的古典音樂在莊嚴的大教堂奏響的時候，我還是看到一些白髮蒼蒼的教授們，輕輕擦拭眼角。
本來因為有颶風的影響，預期會下雨的，但居然在活動開始前轉晴，陽光灑滿大教堂。我相信老師在天上，正俯視著我們，臉上掛滿我熟悉的那種微笑。而這樣的微笑，凝固在我的視野裡，構成的記憶圖像，就是曾經有過的黃金歲月。
我說的是1998年我剛剛進入的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做為整個美國的東亞研究的重鎮，那時候的費正清中心，可以說是大腕雲集――對於一個求學的學子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幸運的事呢？我記得那時候的費正清中心，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中午的午餐會，每一次都會請一位中國研究的學者來做報告，不分學生還是教授，大家端著自己的午餐隨意亂坐，而每一次，都有當時費正清中心的精神領袖，美國著名的史學家史華慈教授，笑咪咪地坐在那裡。
現在提起他老人家，已經成了一個傳奇。記得有一年他的生日，弟子們送給他一件白色T恤做為生日禮物，T恤的前面寫著一行字：「On the one hand」（一方面）；背面是另一行字：「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是他的口頭禪。不要小看這樣的口頭禪，其內在的含義是一種做學問的方法，那就是永遠不要孤立地看問題。那時候的費正清中心，就是在這樣的風氣下進行學術研究的。我的老師麥可法夸爾雖然已經因為「文化大革命」的課程名重一時，但是在當時的教授陣容中，因為有史華慈在，有孔斐力在，有施拉姆在，他都還要排在後面。有這樣的陣容，說是黃金時代，一點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