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擁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復辟，自公元二千年起在拉丁美洲策動了三個政變。其一為二千零二年顛覆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 (Hugo Chávez)。其二為二千零四年推翻海地民選總統艾理斯地 (Jean-Bertrand Aristide) 。其三為二千零九年推翻宏都拉斯民選總統澤萊亞(Manuel Zelaya)。三人之中，僅有查維斯得以還政。
然而這三場政變遠不及美帝串通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的軍事政變血腥。一般咸信，美國因反共才推翻智利總統艾嚴德(Salvador Allende)。解秘的美國官方檔案顯示，反共與智利九一一並無直接關連。早在一九七零年九月十五日，尼克森(Richard Nixon)即指示中情局(the CIA)讓智利經濟嚎天喊地。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六日，中情局奉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之命，指揮位於聖地牙哥的美國特工策動政變。不鼓吹革命的艾嚴德至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四日始就職。何以艾嚴德領導的左翼民主政府使尼克森如此坐不安席？因為議會民主較諸伏尸流血的革命更能號召第三世界國家（即不與美蘇結盟的中南美洲與非洲國家）起而效尤。再者，美國擔憂社會主義傾向的民主政府順依民意重建社會及經濟正義必然損及美國商業利益。
尼克森徵詢巴西總統梅狄其(Emilio Garrastazú Médici)之意，華府應如何防微杜漸。梅狄其擔憂滿腦子生意經的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之後，拉丁美洲政策亦隨之轉向。梅狄其遂建議尼克森對艾嚴德政府比照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一日美國政變推翻巴西總統古拉特(João Goulart)的模式，快刀斬亂麻，永絕美國後患。梅狄其的軍方親信與智利軍方相熟。梅狄其提議勾結智利軍人以為謀逆內應。兩國為慎重其事，遂由巴西外長巴博沙(Mário Gibson Barbosa) 與季辛吉成立正式溝通管道。時隔三十多年，巴西的「左翼」政府仍對梅狄其串通美帝圖害艾嚴德的檔案諱莫如深。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軍方以坦克和裝甲部隊包圍位於首都聖地牙哥的總統府並威脅艾嚴德辭職。艾嚴德透過廣播告知智利人民：「若勢所難免，得以身殉國，他會求仁得仁。」廣播過後，皮諾契特指揮戰機在總統府上方低空飛過。艾嚴德堅意以身許國不向叛軍屈膝。他不願殃及池魚，下令安全人員全數徹離。然而二十多名國安人員皆表示願意同進退。皮諾契特遂下令戰機坦克炮擊總統府。叛軍攻破總統府後，艾嚴德再次因不願牽累國安人員，要求部下棄械投降，依序下樓，並明言他隋後及至。叛軍言道，艾嚴德在被捕前舉槍自盡。然而艾嚴德遺孀和故舊無人親睹遺體，因為裝殮艾嚴德的棺木已被軍方釘死了。另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艾嚴德在總統府內身中十三槍，肝膽塗地。
皮諾契特政權嗣後又刑囚並殺害三千至四千多名艾嚴德支持者。時年七十九歲的左翼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即一九七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飽受皮諾契特爪牙威脅滋擾，住所亦遭洗劫。聶魯達於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辭世。他的著作在智利亦成禁書。
皮諾契特與新自由主義教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甚為相得。皮諾契特依弗利曼的建議對智利實施「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克萊恩 (Naomi Klein)的 《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書詳加描述皮諾契特政權的貪殘酷虐。此處略過不談。弗利曼主張獲利(profit making)為民主政治的真諦。政府職責在於確保契約得以履行和維護財產權利。政府職責超出此一範圍皆屬破壞市場機制。弗利曼對艾嚴德政府，敝屣視之。弗利曼認為艾嚴德欠缺「民主」素養，對市場不當干預和管制，家破身亡皆自取其咎。尼克森矢口否認美國密謀智利九一一。較諸尼克森的欲蓋彌彰，弗利曼對於尼季兩人策畫的政變和皮諾契特近二十年槌骨濿髓的「民主」政治倒是十份坦然，僅以美國「撥亂反正」視之。一言蔽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得憑藉美國炮「手」而非「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才得以「自由」運作。
智利九一一和美國九一一的區別有四。美帝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憑恃（一）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出謀獻策；（二）軍隊攻城掠地；（三）財團壟斷的媒體信口雌黃；（四）知識分子曲筆遮羞。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開發中）民主國家，除了船不堅﹑砲不利，使新自由主義濟富劫貧的條件樣樣齊備。台灣亦不例外。視而不見帝國的戕害不辜和經濟侵略及遺忘美帝一再作踐民主政府至今仍是台灣媒體﹑學界﹑政界的默契。台灣不須覆車繼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言道:「對抗權力的奮鬥即是對抗健忘的奮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智利，九一一，一九七三，新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