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雖然是中國政府心中期盼的「強國夢」投射，但中國美術史研究真正的豐碑，其實在宋代。前不久杭州舉辦了盛大的宋代藝術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的中國藝術史學者與會。但跟國際學界相比，中國對宋代藝術的研究其實相當落後。早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對外開放後，宋代繪畫就成為研究重心，日本、美國的學界都對台北故宮的宋畫進行討論，並與歐美日本各地收藏的古畫進行比較。今天台北故宮有三幅珍貴的宋畫國寶：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幾乎是我們對宋代山水畫風格的判斷基準。當然，這也是數十年來學術界研究累積的而造就的成果。
中國研究者與國際研究最大的落差，在於中國人容易落入辨明年代與作者的窠臼當中。雖說中國繪畫的研究起於鑑定，去分辨一幅畫的年代與作者，是鑑定最重要的目的。但這造成許多沒有年代也沒有款識的作品遭到忽略，而重要的作品永遠只流於複誦作者與時間，缺乏深入的討論。以宋代藝術而言，最常提起，但也最常「忽略」的，便是宋徽宗的藝術「創作」。
宋徽宗雖為亡國之君，但他的藝術造詣與品味，成為後來皇室收藏的最高標準，甚至迄今還深深影響兩岸故宮。一般提到他的「創作」，通常會說到他的書法與繪畫。他的「瘦金書」獨具特色，但是一般對他書法的討論僅止於此。書法史非常強調風格的傳承，可是宋徽宗的書法風格，很難讓人去探究其淵源，所以如此富有魅力的書法，往往只是三兩句介紹就結束。至於他的繪畫，特別是他著名的「花鳥畫」，也有類似的問題。宋徽宗的花鳥作品，藝術史研究者多半視為花鳥題材的巔峰，雖然北京故宮有黃筌的《寫生珍禽圖》，台北故宮也有黃居寀的《山鷓棘雀圖》、崔白的《雙喜圖》等重要的作品，但中國人似乎比較喜歡對帝王錦上添花。
只是有個問題一直難以處理，現存號稱是宋徽宗的花鳥畫作品，風格落差很大，很難視為同一人所做。過去的說法是宋徽宗有工筆與寫意兩種風格，但這種說法顯然是「看圖說故事」，為了去解釋這個怪現狀。也有人提出某一種風格是仿作的看法，但這又牽扯到收藏者的顏面，難以成為公論。歐美學界後來傾向不去討論「是不是宋徽宗畫的」，而是著眼從這些作品中去理解宋徽宗特意塑造的皇家品味。其實這種觀點的潛台詞是：這些作品都不是宋徽宗畫的，他只是在別人畫好後畫個押，權充是自己的。但即便只是畫個押，也很重要，因為這代表宋徽宗的美學觀。
另一個著名的宋代「情結」，是汝窯。藝術史將宋代視為藝術發展的高峰，而且是「各種高峰」，其理由我曾在其他文中略有提及。其中，中國的燒瓷技術也在宋代達到高峰，不僅燒出「雨過天青雲破處」的顏色，並外銷到世界各地，廣為仿效。現在韓國、越南、泰國等地的青瓷，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中國青瓷的「山寨版」。
而宋代的瓷器中，又以「汝窯」最受人珍視。汝窯一直以來都妾身未明，當近代西方的考古挖掘引介至中國後，學者開始找尋古代的窯口，發現越窯、定窯、耀州窯、景德窯等窯址，但遲遲找不到汝窯的窯址。直到最近這十年間有張公巷窯、清涼寺窯等挖掘，才開始有人將汝窯跟這些窯址連結在一起。但關於汝窯為什麼要燒、燒了多久、跟官窯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學界爭論的課題。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都根基於傳統對汝窯的評價。由於汝窯評價最高，而且又剛好是這麼的少，所以隨之而來的研究與爭論也就最多。台北故宮一向非常自豪，現存清宮流傳下來的汝窯器中，台北是最多的，器型也最多樣。汝窯在台北故宮，幾乎扮演著「國之重器」的角色，其地位實不遜於毛公鼎與散氏盤。北京在傳世品上比不過，只好努力挖掘窯址，企圖以「地利之便」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