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又說《三國演義》的最初寫定者應是南方人，其理由已如前段所述，在此不再重複。不過拙見認為《三國演義》的「黃正甫刊本」既是閩本系統，那麼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其中有南方口音出現的現象者，若說是刻書人在刊刻的過程中於無心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問題，其實也是不無可能的，凡此如張君自己也說：「《三國演義》是從北宋到明中葉的一代又一代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過程中豐富和完善起來的」，這就很能側面地指出問題的所在吧。且看如張君所舉的例子如「皇」與「王」、「黃」與「王」等，多是「口音」的問題，至於「雖」與「須」在南方既是相通的，那麼這就不能保證南方的刻書人在「口耳相傳」中不會混用了，對不對呢？因此個人認為即使羅貫中是北方（太原）人，但是他的文字很可能是在南方的書坊刻印時發生若干出入；至於羅貫中本人曾長期在南方活動（以至於嘗被誤為是錢塘人、杭州人），因此其文字是否因地而調整則更也是另一個問題。
張君還說他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朝中期近兩百年間小說的發展，並從《永樂大典》等有關文獻中找到了「大量證據」，可以證明羅貫中生活的那個年代還無法產生《三國演義》這樣的作品。他表示在元末明初，三國故事還不夠成熟，許多故事還沒有定型，與明朝中葉以後的三國故事相去甚遠。因此他認為「憑羅貫中一個人的智慧是無論如何也編寫不出《三國演義》那麼多精彩的故事的」。於此，如自前引胡適語之足以引申，拙見認為《三國演義》的故事本來就不便是羅貫中一人之力「編」出來的，畢竟其著書的根據，應該就是史書、民間傳說、雜劇、小說、說書……吧，只不過是凡此並不影響他是《三國演義》一書作者的地位，因為把三國史事與故事傳說等做過一番整理，化為章節與文字，則其當事人的角色何在，實在是不須多作解釋才是。何況如果根據有些學者所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是從元朝虞氏本《三國志平話》的輪廓與基礎上改寫的，那麼有心人何不拿此二書相對照一下，可知除了可依照漢末三國的史事發展而找到若干脈絡以外，而其差別之大，幾同霄壤之分。至此如果說這樣還不能定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那麼卻又該作何說呢？
張君的另一個問題是有關周靜軒的詩。周靜軒名禮，是明朝中葉時人，在《增廣事類氏族大全》之《皇明人文．卷十八．隱居靜軒》裡有其小傳曰：「周禮字德恭，餘杭縣人。幼司舉業，累科不第，遂隱居，以著述為事。已而援例賜其冠帶榮身，自號其居曰『靜軒』。嘗著有《通鑑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及《續編綱目發明》、《稟燭清談》等書行世。」前文已提到羅貫中傳統上被認為是元末明初人，其年代早於周靜軒（如張君指出周靜軒在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發表其《續編綱目發明》，時年約六十歲左右），至此羅貫中不可能借用周靜軒之詩是顯而易見的。不消說，《三國志傳》中的周靜軒詩必是後人自加，而非羅貫中原著內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