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發表文章，只要是狠批名人的便會廣泛流傳，回應的可以是支持或反對這些評論，總之，要引起關注，就是走向兩極。這是社交媒體的生態，在〈提防社交媒體助長成見〉已有提及。
網民（Netizen）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是一群新興的領袖與跟隨者，他們有可能興邦與亡國。由於極端言論在網絡世界較易流傳，網民多數只看乎合自己立場的言論，甚至只看標題不看內容便分享或評論，成見變得更根深蒂固。要吸睛，要增加自己言論的覆蓋範圍，偏向極端的標題會得到更多like。
投其所好，為的是增加影響力，成為KOL。在網絡世界影響力的大小，與網民的互動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此，好與壞領袖，都可以說是由他們的跟隨者造成的。網內世界是這樣，網外世界也相差不遠。
回到Babara Kellerman關於壞領袖的討論。她認為：一個領袖的好與壞，除了他/她的個人特質外，還有跟隨者的影響力。她更強調，人的本質是敗壞的，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只有透過跟隨的阻力及助力，影響領袖不會偏離正道太遠。
當然，西方學者，以西方的民主文化與制度作基礎，認為良好的跟隨者，必須忠於職守——監察當權者。而造就壞領袖的，就是那些沉默的跟隨者，因為他們放棄了監察權，把公民權力雙手奉上，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這觀點應用在西方政治領袖身上，我們容易明白，但在其他團體中又如何？在東方強調群體多於個人權利的文化中，跟隨者能發揮的影響力相對有限。雖說有限，在今日社交媒體結合其他傳統輿論平台，卻可以改變政策施政。為何專制國家要鉗制言論自由，嚴控網上言論？為何要操控選舉提名權？就是因為跟隨者的影響力！
特別在香港現時的社會環境，跟隨者的影響力日漸增加。隨了選票的影響力外，顧客、會員、組員、員工也是跟隨者。直接向在位的反映意見外，他們還會透過社交媒體表達不滿或讚賞，縱然有些小眾的觀點不易被接納，但看看每年七一上街的不同訴求，也輕易看到近乎任何群體或意見，在這裡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發揮影響力。
教會又如何？有別於其他鼓勵異議，為個人利益或社群理念發聲的群體，教會相對沉靜。不少教會的領導模式為「家長式領導」，這不一定是教牧同工的選擇，也許在長執與會友之中也有人大力支持較資深的牧者或信徒領袖應作大小的決定。
上世紀，教會內較有知識的主要還是教牧同工，他們做大多數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時至今日，甚至連神學知識也不是教牧同工的專利，信徒群體作為有影響力的群體，是否可以發揮應有的、更大的影響力？就算是在使徒行傳，我們也看到使徒們也會因應跟隨者/會眾的情況與需要，訂立新制度與做事方法，今日教會會眾，其實也可以參與更多。
跟隨者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阻止領袖因為缺乏監察而變得更壞，同時，也可改變不太壞的領袖，成為更好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