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和自由秩序雙雙達到發展高潮，這種高潮基於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計劃經濟和極權體制的崩潰，第二，美國模式擴張和克林頓繁榮，第三，歐洲一體化發展和歐元的誕生，第四，東亞模式的神話和日本泡沫，第五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奇跡。卡爾·波蘭尼的作品中構建了一個非常簡潔的文字模型，展示了三股力量的互動。他認為市場的力量是以效率為基礎，通過非人格化的交易的擴大，把效率的邏輯推到極致；社會領域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人與人基於社會關係所形成的認同。市場的邏輯和社會的邏輯天然會發生對撞，這就是一種雙重運動，國家的邏輯強調要保障國家的安全，維持整個社會的穩定，所以有時候要犧牲效率的邏輯。國家需要管理市場和社會的雙向運動，當市場擴張到極致對社會構成傷害，社會就會反彈，社會力量的反彈降低了市場預期的效率的時候，國家就要通過自由化改革來釋放市場的力量。
李巍認為，全球化在今天出現了三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經濟的分化，進而帶來社會結構的分化，具體表現為階級分化、產業分化、地域分化、國別分化。第二大困境是身份政治中“我們是誰”的問題，身份政治逐漸壓倒利益政治，大家更關心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是誰？我們的認同是什麼？世界政治中出現了全球認同的衰退和集團認同的反彈，對國家、族群、地域、文化的反彈。第三大困境是治理困境，表現為國家的失敗。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無力應對貿易、商品、資本、人員的全球化，它們的國家治理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三大困境之下自由主義秩序之下全球化也開始出現危機。第一是西方世界的衰退。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精英世界所領導，今天西方世界領導全球化的能力出現了大幅度的衰退。美國方面表現為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的是過度金融化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異化以及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軟實力”的弱化。二是今天的特朗普革命，是對美國的社會危機、價值危機以及領導危機的做出一種決策或者進一步的強化。社會危機體現在美國階級結構的變化，美國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但是今天美國正在呈現一場階級鬥爭，再加上種族矛盾，兩個問題共同加劇了美國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美國的價值危機表現為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喜歡社會主義，美國領導危機表現在美國不願意擔任全球的領導者，出現連續“退群”行為。歐洲方面表現為一是歐洲的債務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的是福利國家的危機，福利國家是對自由主義的調試，但債務危機表明福利國家並非一勞永逸的藥方。三是英國脫歐，體現歐盟制度模式危機。而作為西方世界三大力量之一的日本長期的停滯，經濟基本僅以1%左右速度在增長。西方世界的衰退最重要的警報就是美國的高等收入陷阱，意為國家的整體經濟仍然增長但中位數家庭的收入不增長，在美國先富的人並沒有帶動後面的人富強。
對此，李巍認為問題根源在於自由市場經濟與大眾民主體制不太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