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操》罰一個不夠，有罰第二個嗎？
太陽花學運在經濟領域上引起兩個值得關注的重大課題。其一，反服貿是否代表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的聲音，而服貿爭論，是開放與鎖國的不同價值抉擇？其二，台灣貧富差距擴大與低薪、低就業、世代不正義等，固然是全球化的共同現象，但台灣情況尤其慘烈，如薪資倒退十六年，乃是三角貿易盛行，海外生產比逾半的獨特因素使然，若再以服貿、貨貿之名將台灣經濟置於中國宰制之下，必然造成更激化的社會矛盾。
在第一個課題上，服貿之爭的焦點不在自由貿易、全球化與封閉鎖國的爭議，不是要選擇當那種遺世獨立的不丹， 或是加入國際貿易社群？而是在實務層面上，質疑執政當局以中國化冒名全球化，以及將與中國這種黨國資本、獨裁政體的不對等連結，化妝成自由貿易的假象，將使台灣經濟成為中國附庸。換言之，台灣經濟發展的希望是要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裡，或是以全球化為競爭場域？何者才是台灣的機會或風險？
那些主張與中國簽署服貿協議者，宣稱此舉可深化兩岸經濟連結，並經由此一途徑走向全球。他們一再指控反服貿是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害怕競爭。這種論點固然聳動，卻似是而非。其實，害怕競爭、反自由貿易一直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台灣當年就是以貿易出口為成長引擎締造經濟奇蹟，即使近年出口成長放緩，但去年台灣商品出口仍為全球第二十名，可見自由貿易乃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與全球主要經濟區塊如歐盟、美國、日本、東協貿易量相當大，豈可因為反對與中國簽署服貿，就被貼上鎖國的標籤？
事實上，服貿議題端上檯面，提高國人對我投資貿易集中中國的風險意識。台灣早在「戒急用忍」、「有效管理」的年代，資金、人才、技術已大量流向中國，甚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全球資金大量自中國撤出，台商依然打死不退，仍偏向虎山行。據非正式估算，扁執政後期已約有二千億美元透過第三地流向中國。至今官方核准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累計金額為新台幣一兆七一四二億元，民間之估計則可能達到三千億美元，如此龐大投資額如何稱為鎖國？
反對與中國簽署服貿協議者，乃是基於過去的經驗，包括海外生產比逾半，三角貿易近幾年每年約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億美元淨收入計入ＧＤＰ，使得我ＧＤＰ仍維持正成長的假象，但這部分的收益，乃屬少數台商與公司股東所有，與台灣的勞工無關。而它所創造的社會效益皆在生產國，如為中國創造逾千萬個工作機會與薪資迅速增長。相反的，國內受僱者不僅未受益，其薪資佔ＧＤＰ的比例更不斷下降，且因要素價格均等化，工作機會流失，薪資亦陷入停滯、倒退與工作貧窮之悲慘境遇。
尤甚者，台灣經濟繼續向中國傾斜，將帶來兩個可怕的後果。一是，中國廠商在為台灣代工的過程中，趁機模仿學習了台灣的技術與管理，在台商之最強項的降低成本（COST DOWN）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中國有龐大市場培養國際級品牌，中國廠商乃取代台商成為其主要之供應鏈。此舉造成以代工為主，擅長管控成本的台灣科技業者，面臨來自中國業者的強大挑戰，處於生死存亡關口。
更有部分人天真認為，台灣經濟正好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而科技業則以研發創新為主，在台灣設立營運中心，製造端則可外移到勞力低廉國家，追求更高的附加價值。殊不知台灣市場規模小，服務業多數是家庭式的小店家，無法提供大量工作機會，薪資又普遍低於製造業，根本撐不起台灣的經濟成長。其次，台灣製造業，即使是科技業，多數缺乏研發創新能力，於是像游牧民族，哪裡工資便宜低廉，就遷往哪裡。而營運中心設在台灣，只是為了爭取租稅優惠與取得低廉資金，並無助於台灣就業與薪資的提升。
馬政府堅稱，只有簽署服貿，才能取得加入ＴＰＰ的門票，但主導ＴＰＰ的美國已一再公開聲明兩者並無關連，馬政府卻仍置之不理，不斷說謊，顯示其簽署服貿的真正意圖，是要將台灣變成中國的特區型經濟，未來只能仰中國鼻息，吃中國的剩菜剩飯。但天佑台灣，我們年輕世代、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已經覺醒，不願成為馬英九傾中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