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曝光，全城震怒，受影響院友陸續搬離，但事件不會告一段落，受影響的家屬可能搬往另一家質素欠佳的私院，私院問題無日無終。另一邊廂，政府於6月3 日宣布，延遲推出「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張建宗表示與「風頭火勢」無關，只待顧問團隊進一步研究。事實上，「院舍券」早已受業界大力反對，本年3月的立法會公聽會中，近乎一面倒反對推行「院舍券」。筆者認為，除了各樣不合理限制外，「院舍券」的關鍵問題在於，政府不能確保，公帑是用在長者身上，還是落在安老院的老闆袋中，而且，資源更應該放於社區照顧當中。
若然每間安老院舍、其老闆及員工，以照顧長者、關愛長者為先，實在不會發生任何虐老事件；可惜，現時全港安老院舍有近七成由私營機構提供，著重商業運作，令安老服務淪為一盤生意。商業運作中，私人公司的最大目標只有一個，盈利最大化，簡單而言，就是增加收入及減少支出。增加收入，如提高各項服務收費，陪診、打針、餵食等，院友家屬或政府埋單；減少支出，如聘請少一個員工，公司每年盈利便多近十萬，受害的就是長者，遲一點換尿片、多人一同洗澡、或是院舍環境更惡劣。當欠缺監管制度、人手編制、利潤管制，安老服務便成為生財工具，將成本減到最低，冷待長者，便能發財。
「院舍券」的推出，原意是鼓勵院舍升級至甲一級數及增加長者選擇；然而，當政府沒有財務規管，8億的「院舍券」，實在不知有多少成為老闆的利潤？更甚者，老闆可以計劃試行時稍稍改善服務，其後表示成本上漲，要求政府加碼「院舍券」，數以億計的公帑將成為私人院舍的囊中物。
私院不時表示經營困難，難以聘請員工、改善服務，明報於6月8日指收到私院資料，表示以綜援長者的付費難以營運，但報導中院長卻沒有交代平均其他收入總額，以社署網頁資料及電話查詢可知，有不少私院的最低價已逾七、八千元，而雜費總額亦動輒一、二千元，亦有院舍兼開超市或復康用品，私院是否利潤低微？值得質疑。此外，今次涉事的劍橋護老院創辦人陸艾齡，近日亦有傳媒報導其經營安老業務月入千萬，身家近二十億；肥上瘦下的私人公司，還有需要政府以公帑資助其改善服務？有院舍指租金成本昂貴，也是政府高地價政策種下的惡果，為何不設租管卻作資助補貼？就算連港鐵盈利逾百億，也會表示經營困難，頻頻出錯卻年年加價，難道政府又要補貼港鐵改善交通質素嗎？哪個老闆不懂說經營困難，然而，沒有具體的財政報告，公眾不知道老闆或董事年賺多少，政府不應以公帑補賠私人企業。
要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政府應對公司的收費利潤作出監管，或說，在自由市場中私人企業難以規管；但事實上，私人機構的財務規管並非新事，例如電力供應，政府設有「利潤管制協議」，就收費及價格調整與機構作出協議，以免公眾利益被壟斷或被大幅謀利。另外，政府近年推出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亦有提出財務監管，如要求私人幼稚園提交帳目、審批學費午餐費、限制收費及利潤等。當然，現時幼稚園監管仍然不足，審計署亦曾作出批評，但最少在運用公帑時作出機構的財務監管。當談及劏房租金昂貴，民間團體要求推出租金津貼時，政府高官多次回應指會「益咗業主」；不過，為何政府沒有說「院舍券」是「益咗私院老闆」呢？政府一直未能清楚解釋。事實上，社會福利服務應以公營、資助及非牟利作為主導，即使必須讓私人機構參與，亦應加強監管，若以公帑補貼，則必須限制收費利潤。
另一方面，現時專責就安老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統籌安老計劃及服務策劃的「安老事務委員會」，其委員組成不但沒有服務使用者或院舍家屬代表，反而有最少三位銀行、投資公司或企業的主席或董事，當中謝偉鴻委員亦同時為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而協會主席陳志育則為中國安老集團董事，報導指集團曾於2011年計劃上市，擁有全港近三分一的安老院，背後利益關係複雜。作為對安老政策極具影響力的「安老事務委員會」，竟有如此濃厚的私營企業背景，今次協助研究「明益私院」的院舍券，是否涉及利益衝突？現實中，即使私院升級至甲一級，其人手、面積等規格，仍遠比資助院舍為差，政府何不將資源用於資助服務？而大部份長者都期望居家安老，8億公帑，與其落在私院老闆的袋中，何不用於改善社區照顧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