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悲劇中凸顯了兩種人格：一個殉道、一個死戰。
前者以嘉伯爾為代表，後者以曼多薩為代表。嘉伯爾是位神父，乃成功深入叢林的第一人。他由音樂入手宣達福音，得到土著信任，建立了禁止獵奴的庇護地。曼多薩原是奴隸販子，專門誘捕土著，後因誤殺弟弟而尋死未果。嘉伯爾神父於是入監勸服他皈依，並在土著不念舊仇的寬恕中，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是兩個了不起的人物。嘉伯爾認為殖民者和土著間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他堅持人的作為必須符合上帝的心。因而在血戰前夕，與他已情同手足的曼多薩跪到身前，希望得到祝福時，他說：
在他事後寫給教宗的信中，這段心路歷程交代的很清楚：
這段話已然說明一切。
因此他抵達之後，視察視察教堂、與殖民者會談會談、再向葡萄牙王關切關切，餘下的就等適當時機掀底牌。這是一齣被排定的戲碼，他不過是奉派演出而已。
這一點葡萄牙的殖民者心知肚明，所以他私下談著：「門關起來說，我還真得表示一下個人的遺憾。因為伯爵一心要剷除教會勢力，而且教會發展下的這些社區又很具商業價值。」主教回敬說：「沒錯，的確都很繁榮，不就是這樣你才想來佔的嗎？」殖民者話頭一轉乾脆挑了明：
嘉伯爾神父非常沮喪，他滿心以為主教會站在土著這邊。失望之餘，他追問主教，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行。主教這才說出真心話，他這趟就是來勸教士走人的。如何穩穩當當的撤走教會，這是他從頭到尾思索的事。他直言了局面為難之處：
巴拉圭教會的存在，會危及耶穌會在西歐各國的百年大計，這顧慮得多偉大、多卑鄙。神父至此與主教割袍斷義，情勢走向了主教的下策：「土著、教會、教士盡皆放棄」。
大難來了，教士全死、印第安幾乎滅族。屠殺之後，殖民者和主教閒茗用餐。主教問：「你還有臉來說，這場屠殺是必要的嗎？」西班牙殖民者緩緩抽著煙：「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而且是基於您也准許的合理目的。請容我說，是的，屠殺的確是必要的。」主教啞口無言。
葡萄牙殖民者勸主教接受事實：
主教迷惘了，他喃喃自語：
最後他告訴教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