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天 (7月1 – 3日)，我參加了『耶魯 – 愛丁堡宣教歷史研討會』。耶魯和敝校堪稱研究宣教歷史和世界基督教 (World Christianity) 的世界頂級重點單位，天下有雙，最近十四年來雙劍合璧，每年輪流主辦此研討會，今年剛好輪到敝校，益左我近水樓臺食到正。研討會各國高手雲集，學術報告大多扎實有料到，令我有如連續三天「服食過量學術」(academic overdose)。
但世事難料，我竟在此重遇那久違了的舊情人，三天日夕相對令我心靈悸動，卻又可望不可親叫我輾轉難眠。
話說這次研討會裡，一共有五篇關於十九二十世紀在華傳教士的論文，愈聽就愈想起我的學術舊愛，思潮澎拜意難平。
回想八十幾年前在波士頓讀神學，還未坐定便班門弄斧未死過，研究人家美國福音信仰教會的社會觀。跟著那個風雪紛飛的一月，修讀「歷代教會的社會思想」，首兩個星期便要狂啃Ernst Troeltsch的經典巨著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當然不是全部看完啦)，囫圇吞棗根本消化不良，跟著還要讀其他的social teaching of the Black Church，social teaching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 諸如此類。
從那時就開始萌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還對老師說，將來要寫一部《中國教會的社會思想》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Church)。老師說，好哇，你說不定會成為中國的Troeltsch。
往後幾年一直都頗為密切注意這個「她」，成為我搞傳媒和文化以外的學術外遇，偶爾還妄想有朝把她娶進門。然而我自覺對中國現代歷史四分一桶水都無，始終不敢造次。加上生活磨人，漸漸的，我們疏遠了，她的一切變得愈來愈陌生。是我始亂終棄。
沒料到，2004年7月 …。正是：驚鴻一瞥莫道春遲似霧水 … 。
不過請放心。會後第二天午後散步的時候我已經搞通思想了，現已重回現實，回到我的「傳媒文化與神學」的東宮那裡，畢竟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順帶一提：埋頭九個月，我終於在上個星期面對了研究生評核議會，舌戰三師近兩小時，我自知神學部份是我研究計畫的致命弱項 (早就話自己神學渣啦)，必遭直插，卻沒料到會殺到如此血流成檯 – 那夜失血過多腦震盪，無心睡眠腦交戰。
最後雖然他們強烈要求我修改2046樣野，但總算通過了，決定推薦我成為正式博士研究生 (full PhD student status，大約相當於美國制的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當老師口頭宣佈決定時，我只是平靜地說一聲謝謝，暗暗舒了一口氣，卻沒有特別覺得開心。還是後來愛人在電話裡的祝賀提醒了我，是應該開心的。
昨天再跟老師見面，我把當日評核的結果總結為最重要的兩大方面，他聽完之後即說：你漏了最重要的一樣，就是你通過了評審，那不是最重要的嗎？那才是你最重要的成果呀！喔噢！哈，又係！
我在研討會裡竟然認識了咱們循道衛理教會會長’s的老師 – 是前任和現任會長 (李炳光牧師和李鼎新牧師) 多年前在英格蘭進修時的老師胡德牧師 (George Hood)，是位四十年代在潮州宣教、後來駐守馬來西亞廿多年的退休傳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