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職業決定子女的職業，父母的階層決定子女的階層，寒門再難出貴子；私立學校貴族化，公立學校精英化，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這些都是日本經濟學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橘木俊詔對當下日本社會的描述。研究勞動經濟學數十年的他，在《格差社會》一書中，通過詳實的數據指出，日本正在走向一個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格”，是指層級；“差”，意為差距。
“一個階層固化、無法反映個人意願和能力的社會不能算是理想的社會。”橘木俊詔在書中寫到。那麼，哪些原因造成了階層固化？又可以通過哪些手段來救治一個走向階層固化的社會呢？4月6日，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旅日作家薩蘇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春玲一起，圍繞《格差社會》和階層固化的相關問題，展開了對話。
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春玲長年從事社會分層、教育社會學和青年問題研究，為了便於討論的展開，她首先為大家梳理了幾個社會學基本概念：社會分層、社會流動和中產階級。
社會分層是指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人群處在高低不同的等級之上的一種社會形態；而社會流動是指隸屬於不同等級的人，向其他等級升降的過程。她介紹說，任何社會都有社會分層，更重要的是社會流動的機會是否存在、是否公平，是否能讓最有能力也最努力的人完成向上的社會流動，得到更高的收入、獲取更大的聲望。在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里，層級之間的邊界很難被打破，一個層級的人很難向上流動，達到更高的層級。
而中產階級的裁定，可以有兩種辦法。一是如果一個人處在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的中間位置，那麼你就是中產——中等收入者。但是收入位於中間水平的人，感受上可能並不寬裕，特別是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中等收入的人可能生活水平並不太高。衡量中產的另一個標準，也是社會學家更常用的標準是考量職業、教育和收入三方面因素。比如在西方國家，如果一個人從事白領工作，那麼通常他的教育水平和收入也是中等或以上，那他就算中產。但在中國，很多大學生畢業生從事的雖然是白領工作，收入卻很低，按照這個標準就不能算中產。日本二戰以後經濟高速發展，大家收入增長，都過上了好日子，形成“一億總中流”，即差不多90%的人都是中產的現狀。
地鐵中的日本上班族。
薩蘇借用他一位朋友的說法，將日本社會形容為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復合形態。日本的有錢人，靠資本來掙錢，是資本主義社會；位於中間的人靠工資生活，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而日本的弱勢群體則是按需分配，過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這裏所謂“按需分配”的“需”，是由專人調查來定義的。比如一個老人或殘疾人，調查之後發現收入過低，政府就提供公屋供他居住；如果調查發現他的腿腳也不太好，就在他家的牆上安裝欄杆用來把扶。但日本社會老齡化越來越嚴重，而“共產主義社會”需要的財政，基本都是加在中產階級身上，“盤剝中產階級，提高消費稅，最高層的稅率反而不夠高，所以格差社會越來越嚴重。”薩蘇說。此外他提到，由於小泉純一郎主張人生就是各種各樣的，所以在他任內，政府對於階層固化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沒有採取積極的政策加以控製和解決。
基尼係數是用來測度一個社會貧富收入差距的指標，基尼係數越大，則貧富差距越大。儘管橘木俊詔撰寫《格差社會》喚起人們對日本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視，但是在他寫作時的2006年，日本的基尼係數只是0.314。而據李春玲介紹，我國官方公佈的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為0.46-0.47之間，也就是說，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要比日本嚴重。
李春玲介紹說，曾有美國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速度和貧富差距這兩者的關係做過多國比較研究，研究發現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都是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而等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基尼係數開始平穩，再繼續發展，貧富差距就會縮小。但就在這一研究發表以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卻構成了這一研究結果的反例。在這五個國家或地區，與經濟高速增長期伴隨的，都是貧富差距縮小而非拉大。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這得益於政府的政策，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
然而中國卻是東亞的特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李春玲說，一直到本世紀初，我國政府才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開始調整政策。比如之前稅負的重擔壓在中產階級身上，最富的那些，稅反而收不上來；最近兩年則對明星和富裕階層的納稅情況盯得很嚴。
中國在走向階層固化嗎？
李春玲表示，技術進步對收入差距也有影響。過去幾十年全球收入差距增長，很多學者都歸因於技術進步。科技高速發展的時期，很多低收入階層，甚至在發達國家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人群，其收入都沒有增長。比如美國和歐洲很多國家，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互聯網公司、高科技公司賺的錢越來越多，但是它們的中產階級和下層收入基本沒有增長。“上層的收入翻了大概一百多倍，但是底層的人由於技術進步，失業率提高，而中產階級收入基本沒有增長。”而這樣的科技進步對收入差距產生的影響，在中國也越來越普遍。“像那些獨角獸公司，收入一下子翻倍，這種財富的積累方式跟傳統產業非常不一樣。但對於科技進步，政府又要鼓勵，又要面對國際競爭。這是全球各國的領導人都面臨的難題。” 李春玲說。
具體到中國的階層固化問題，李春玲表示，她研究中國中產三十年，最近十幾年確實看到我國出現了階層邊界變得越來越明晰，越來越難跨越的趨勢。之前，教育是很好的突破階層邊界，完成向上流動的手段。一個農民出身的孩子，好好學習，考取名牌大學，出來找一份好工作，社會經濟狀況就能有明顯改善。
但現在，一方面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在增加。富裕家庭、中產家庭的孩子花很多錢上輔導班，農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比二十年前難多了。
另外一方面是房價上漲帶來的影響，房價上漲強化了階層地位的代際傳遞。以前房價沒有那麼高，北大、清華畢業，找一份好工作，很快就可以成為中產。現在拿著名牌大學的文憑，如果想在北京、上海發展，沒有父母幫助買房，也需要辛苦工作很多很多年才能獲得有房有車的生活，達到中產水平變得更加困難。
談到如何解決階層固化問題，李春玲表示，促進和保障教育公平和就業公平是兩個關鍵。比如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高質量的教育，名牌大學給農村生源更多名額等等；而在勞動力市場上，應避免拉關係，促進公平競爭。“政府已經在採取很多措施來解決階層固化的問題。”李春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