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政主任董莉莉在處理和土地發展有關的文件時，誤把「批准興建房屋兩層」誤植為「三層」，然後呈交其上司高級地政主任確證。 不幸，該高級地政主任在沒有察覺有關錯誤的情況下，便輕率地確證該文件正確無訛，上呈地政專員來進行簽署。在一般的情況下，地政專員都會信任高級地政主任的確證，不會再仔細核對文件便進行簽署。然而，該次，她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把檔案的內容翻看，發現了錯誤之所在，在大吃一驚之餘，除拒絕簽署文件、把它發還外，還要求總地政主任跟進有關的責任問題…。
新界原居民謝天福在1998時，在其原籍村落中，向周某購入一幅農業用途的土地，以之向某分區地政處申請興建新界小型屋宇。 該申請在2000年底得到批准。 然而，不知為了什麼，該村民卻在地政處批准該申請前的一個月，把該幅農地賣回給周某。 有關的地政主任牟仁傑6 在沒有再確認土地業權的情況下，在2000年底時，把該申請呈交有關的地政議會並得依例批准。隨後，牟仁傑向謝天福發出批准要約 (offer) ，而謝天福亦依要約的條件而接納。 接著，牟仁傑安排簽訂在農地上建居的牌照(Building Licence) ，並在謝天福簽署後，即呈交其上司高級地政主任唐納增驗證。 唐納增一時不虞，在沒有細心閱讀檔案有關內容的情況下，便作出確證 (to endorse that the document is in order)，上呈地政專員簽署。在一切看來辦妥後，牟仁傑便把批約文件送交土地註冊處登記。不久，土地註冊處把文件送回，拒絕把其登記。 理由是謝天福並非該土地的登記業主。至此，牟仁傑才驚覺事件出錯，連忙通知謝天福，促其糾正有關的問題。在接到通知後，謝天福即和周某聯絡，把土地購回。謝天福在2001年的春季末，才成功地把有關的土地購回。在收到謝天福再度成為該土地的登記業主後，不知道是否為了掩飾其先前的過失，牟仁傑並沒有重新制訂批約文，供謝天福及地政專員簽署。他只把已訂署原文件再度送往土地註冊處登記以了事。 而同時，土地註冊處的職員也不知為了什麼，輕易地就把該文件作出登記。 大錯就此鑄成！ 而就是這樣，牟仁傑把本是「水位線上的錯誤」演變成「水位線下的錯誤」！問題在於，牟仁傑並沒有把該事向其上司唐納增報告，也更沒有要求地政專員重新簽署有關的文件，故該文件簽署日期仍然是2000年末，即謝天福再度成為該有關土地的業主之前。 這也就是說，該份已註冊的文件是無效的！ 但事情卻要待謝天福申請「開工紙」時，才為接任的地政主任所發現，然而，其時的總地主任柯昭光卻認為是小事一宗，圖把事情草草了結，向地政專員極力推薦簽發「開工紙」。 地政專員沒有依其所請，只把宗卷擱置。數月後，有新總地政主任履任，地政專員即把該案交由他處理。 該總地政主任在研究過該案後，認為有關批約文件並無法律效力，著令取消該份批約。 謝天福驚聞「惡耗」，當不甘善休，指控有關地政人員實應承擔全部的責任，地政處實應為其「善後」，給他所有的有效文件。該事的後來？ 雖然未致鬧得天翻地覆…, 但已使有關接任的地政主任、高級地政主任、總地政主任得做大量的善後工作….，跟進、補救、善後等.... 。
牟仁傑案顯示，有些錯固然是錯不得的，但有錯不改且試圖掩飾，更是不可容忍的行為。
然而，這兒也帶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牟仁傑會有掩飾其過錯的行為？ 因為他害怕遭到處罰？ 害怕丟臉？ 害怕影響仕途？ 可能都是！
大發明家愛迪生就曾說過，他的發明是建立在犯錯的基礎上，沒有犯錯就沒有發明。 他舉例說，在發明電燈泡用的鎢絲前，他犯上過千次的錯誤名管理學教授約翰.科特 (John Kotter) 也曾說過，現代的機構主管在招聘高階工作人員時，須要的是具備犯錯經歷的人。微軟的比爾.蓋茲 (Bill Gate) 則說過：「我喜歡僱用犯過錯的人，這表示他們能冒險。 人們處理錯誤時既表要其所用的方法，卻同時也表現出他們能如何因應改變。」9 比爾.蓋茲要說的是，有犯錯經歷但能從錯誤中學習的人，比其他人更能適應快速變遷的現今情況，成為更有效的領導人。
錯誤和你及你的目標有關連 (the mistake is relevant to you and your goals). 作者們大力主張，當管理的人應要創造環境，只讓明智的錯誤發生，並能對其它類別的錯誤以適當的方式來處理，企業就可把原來以來處理錯誤的Blame Culture演進為 Gain Culture。 那麼，企業和其僱員都將會受益無窮。 因為，當企業有著Gain Culture來面對錯誤時，其成員就不會害怕談論錯誤或隱瞞錯誤，並因能坦然公開地談論錯誤，不僅可防止重蹈覆轍，更可從中學習而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