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治臺，採取對原住民懷柔，以及對移民招墾二方式並行政策。在懷柔政策上也以尊重原住民做法，譬如說在教化內容上，也多以原住民語言為主。對於徵用原住民土地，像建大員的土地，也能以康甘布15匹向新港社換取。基本上，荷蘭在統治初期，尚知其為外來者，在尊重原住民原則下免其稅賦。直到1644年3月，召集南、北和東部會議，為扶助各地教育，令其繳納教育每年所需米糧，各部落皆喜從命，又要求各社給移民耕作的農地，每甲繳納2勒阿爾（約16錢），統計到1644年底，可收入700勒阿爾。
1624年荷蘭人初抵臺灣，就發現臺灣出產好米，而平埔族當時的風俗，是由平埔族妻子從事耕耘，而丈夫從事打獵、戰鬥的工作。而且臺灣鹿皮很多，每年可得20萬張。臺灣魚獲量又豐富，許多中國漁民因此會搭舢板船，來臺灣沿岸捕魚，尤其是烏魚。此外，在臺窩灣每年有百艘中國戎克船來此，與平埔族互市，買賣鹿皮和鹿肉。
針對這些情報，於是開始規劃臺灣，祈使能先從荷蘭屬地，招募華人帶頭來臺開墾耕地。移民初期免稅，但到1640年時9月起則開始徵收丁口稅，每人繳交1/4勒阿爾（約2錢）。同時因應臺灣教化發展所需，開始對「短期」來台人士徵收人頭關稅，每人1勒阿爾（約8錢），並開始徵收進出口稅一成。這些收入總計到1641年底，預估可收1萬2千勒阿爾。這些人頭稅後來仍有更動，像1641年底，為改善人頭稅及關稅開始以「鍋」計口，加徵2士德回耳（約0.3錢）。1645年為建設大員至安平道路，對中國人除徴人頭稅外，又加徵工程稅每月2士德回耳，直到工程成本收回。而中國人為逃稅，於是利用「水上執照」全部居住在帆船上不必下水繳稅，因極危險且漏稅者多。於是荷蘭人又規定，帆船應按其大小，載貨1萬斤以4人為限之比例，發給水上執照，其餘多出人口每月仍應繳納人頭稅（十一449頁）。同時對於來臺貿易所有船隻，開始徵收什一出口稅。
這個稅收即使日本人也不例外，造成日本人反抗，是後來釀成「濱田彌兵衛事件」的主因。而對一些來臺捕漁的漁船也是按例抽取什一稅金。但實施不久，由於中國舢板船經常逃稅，且船家對每次出海就須繳稅甚覺不便，1630年於是應船家要求，每月換發1張執照，繳稅1勒阿爾（約8錢）。此外對包括狩獵、製酒在內各樣事業，荷蘭人也都照樣收取什一稅賦。荷蘭人對於收取各樣稅金，通常尚能負起保護責任。荷蘭人嚴格禁止沒有繳稅船隻在臺捕漁，但對繳稅船隻遇難則會出兵討伐，這也是荷蘭人南北征討，降服各社平埔族的原因之一，約束平埔族人為害這些繳稅的移民。
但到1645年荷蘭人即改變這個政策。因移民所到之處，開始煽動各社叛反，且有不肖商人假借荷蘭人名義向其歛徵，於是接受范布連牧師（Rev. Van Breen）建議：
為鼓勵各社驅逐中國人，因此應各社要求，開始設有「贌社」，以供應日常生活用品買賣。康熙36年（1697）來臺採礦商郁永河著《裨海紀遊》說：
這在荷蘭人統治下本為良好的制度，可避免各社原住民被剝削，讓鹿有隙繁殖生產，也成為各社主要賦稅來源。可惜發展到明鄭以後卻成為官商勾結，不少平埔族被重重剝削的惡法。
事實上，荷蘭統治時移民多屬短暫來臺，居住者很少。
1626年西班牙為探荷人敵情，派人繪製大員（安平）附近地圖，該地圖寫有中國人五千，日人一百六十之附註。
這是荷蘭人剛建市時，臨時招募來的人口，卻因當年底發生瘟疫，死亡慘重，故多佚散回國，故為開墾需再從中國運人來臺。這些來臺開墾移民，1640年根據「人頭稅」計算，總計有3560人。為求有效開墾，荷蘭採用團體的力量共同開墾。道光9年（1828）姚瑩東著《埔里社紀略》說：
至於荷蘭人從每甲田地徵收的賦款「上則田18石，中則田15石6斗，下則田10石3斗。上則園10石3斗，中則園8石1斗，下則園5石4斗。」稅賦達30％幾，遍查當時荷蘭資料則無此說，應為明鄭時代的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