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主導人在戰爭結束後對於廢除戰時措施多加阻撓，這點特別可以當作戰爭集體主義深刻足跡的證據。企業領導人在戰後追求兩個目標：第一是讓政府持續進行價格管制，以保護他們免於預期中會出現的戰後通縮，第二則是在和平時期推廣產業卡特爾化。具體而言，企業希望戰時的最高限價（有時是用最低價格）在戰後期間直接轉換成最低限價。此外，延續戰時的配額與生產限制，目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和平時期抬高價格的卡特爾手段。
因此，許多WIB委員以及他們的相應WIB分部都呼籲持續維持WIB制度及其限價系統。具體而言，那些害怕戰後將面臨通貨緊縮的產業分部呼籲要持續價格管制，而那些預期將持續繁榮的特定產業則呼籲要回歸自由市場。Himmelberg總結道：
與此同時，大企業界也有所行動，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於1918年10月初向威爾森總統提出一項極具野心的「重建委員會」計畫，範疇涵蓋全國經濟。
WIB配合並呼籲總統在戰後持續維持WIB。Baruch呼籲威爾森至少要持續實施WIB的最低限價政策。然而，當Baruch說戰後的WIB是用來對抗通膨與通縮時，他是在欺騙民眾；他對於設定最高限價以對抗通膨的措施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些來自產業界與政府的野心計畫，它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威爾森總統。或許，總統對於自由競爭的理想無法忘懷，讓他對於這些戰後計畫沒有太多青睞，至少在修辭學的層面上。[60] 這種理想訴求主要來自國防部長Newton D. Baker，他在威爾森的顧問群中信仰最接近自由放任社會（laissez-faire）。威爾森於1918年10月間拒絕了所有的提案。Baruch與WIB在11月初公開預測去動員期間WIB將成為必須，以對威爾森施壓來作為回應。《The New York Times》在停戰協議的隔天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