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我們都是住在大理的古城之內，由於房間所限，分成兩家相去很近的旅館落腳：文殊、觀音兩車，住「大理賓館」，普賢、地藏兩車，宿「紅山茶賓館」，用餐則分別由兩家輪流供應。
十二日的晚上，我們是在「大理賓館」用晚餐，餐後接著舉行法鼓山護法會共識體驗的報告，由陳秀梅菩薩主持，每車派代表三人，分別敍述他們對法鼓山的共識與共鳴。十三日的晚上，是在「紅山茶賓館」晚餐，接著也在那兒舉辦了一場法鼓山護法會運作方式的建議說明會，是由臺灣英文雜誌社的董事長，陳嘉男菩薩提供勸募會員的運作、方式、心態的建議，那是用他經營臺英社二十多年的直銷經驗，來提供法鼓山護法會的菩薩們作為參考。
四月十三日，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六點三十分早餐，七點三十分乘車到下關碼頭，遊覽洱海風光。
洱海的面積，約二百五十平方公里，那是一個高山上的湖泊，沒有出口，因其形狀像人的耳朵，所以加上三點水，名為「洱海」。它的水源是來於點蒼山脈的十九峯、十八條溪的灌注，下關巿就在洱海耳垂下端的部分，在點蒼山的斜陽峯下。
大理巿是在洱海的西面，點蒼山的東側；點蒼山及洱海，無法分割，如果沒有點蒼山的積雪溶化而流入洱海，洱海也就不成為海，那只是一個高原的山谷盆地。在洱海以西，點蒼山的南麓，由於十八條溪流的經過，就帶動了一片帶狀平地的生機，大理的文化，就在這個區域，綿延繁榮，歷一千二百多年，而仍欣欣向榮。那邊的白族子孫，就是生活於得天獨厚的點蒼山、洱海之間，大理巿居中。上關和下關，就在這個地帶的南北兩道進出口處。
當天，我的感冒很重，身體非常虛弱；喉痛、聲啞、流鼻涕、吐濃痰，通身酥軟得像一條懶洋洋的毛蟲，不論是站是坐，只要到了一個定點，就不想動。耳目遲鈍，頭腦失去反應，但是當天所到之處，仍歷歷分明。
沿著洱海，有幾個觀光客常到的景點，一般遊客「蒼洱水陸一日遊」的行程，就是從下關碼頭出發：1.洱海公園，2.觀音閣，3.小普陀，4.蝴蝶泉，5.喜州，6.大理古城，7.三塔寺，8.觀音堂。
當天上午，我跟著大眾，在洱海坐了半天的船，先到「洱海公園」，沿著洱海東岸，直航「小普陀」。因為，這段航程要一個多小時，我就在那艘名為「杜鵑號」的遊輪貴賓室，召集了全體出家弟子，和施建昌、廖雲蓮、臺英社的董事長陳嘉男、各車車長副車長，以及兩位顧問蘇妧玲、錢文珠等人，開了一次檢討會，同時指示他們：「在旅行途中，不要忘了道心和願心，我們這次出來，所負重大任務，是如何推展護法會的力量？如何發揚法鼓山的理念？如何落實凝聚法鼓山的共識？那就是在『整體的關懷』及『全面的教育』。」由於這次小型會議的召集，促成陳嘉男菩薩於次晚提出了四十分鐘的說明會。因為我的聲音很小，我講得費勁，大家聽了吃力，這些人本來都在欣賞湖光山色，所謂心曠神怡於身外的大自然間，經過此次小型會議後，立即心神內斂，默默地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在散會後的幾分鐘內，遊輪就靠上了小普陀景點的碼頭；到了中午時分，船靠上關附近的碼頭。我們就在點蒼山滄浪峯下「周城」的一家白族飯店用午餐，餐畢已是下午一點三十分，席間讓我們品嚐到白族道地的素菜風味，像蠶豆、雞㙡等，已在雞足山吃過，味道還算可以。吃完午餐，來了一場傾盆大雨，我們躲上了遊覽車，被送到附近的另一個景點「蝴蝶泉」，我在車上休息，大家冒雨前往，聽說還是值得一看。
當我們回到大理古城的旅館，已是下午四點半。我實在很睏，洗了一個熱水浴，雖然出了一身汗，竟然是噴嚏不已，鼻水不斷，渾身發冷，其實我在當天早上開始，不僅覺得兩條小腿疼痛難受，渾身上下也就有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所以沒有食慾。十三日的晚上，全隊人馬去吃另外一餐由白族人家提供的當地素餐，我就沒有褔報享受了。好在當天晚上，是自由活動，讓團員們可以自由的看看大理巿區的夜巿風景。聽說雲南當地「紮染」的服裝衣帽，非常有名，而且相當便宜。
我就趁這樣的機會，在旅館休息。這麼一來，倒是讓我們隨團的義務醫護人員陳武憲、陳瑞賢兩位菩薩，到處為我去買針藥，走遍巿區所有的藥店，都沒有我所需要的藥品，最後由一位替我們開行李車的司機鄭先生，帶著他們兩位到當地的軍區醫院，向一位醫官買到了感冒的針藥，以及二百五十西西高蛋白點滴；一直弄到午夜十一點半，他們幾位照顧我的菩薩，才回房去休息。
當我正在吊著點滴療病之時，侍者進來向我報告，說是大理州的副州長李映德、大理巿的巿長趙濟舟及副巿長楊宴君、大理州的旅遊局長尹凱澤，連袂來到大理賓館向我拜訪，我當然不便接待這批大理地區的大陸首長了。好在亞星旅行社的總經理薛一萍居士，要跟他們洽談如何在大理巿投資五星級觀光旅館的事，所以由她出面代表本團，接待了這批不約而來的貴賓。
四月十四日，星期三。
雞足山的宏道法師，真是一位難得的佛教住持人才，我們未到之前，已在雞足山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我們訪問雞足山時，他是全程陪同；然後不僅把我們護送到大理，而且也一直待到四月十四日的上午，才返回雞足山去。
這天早上，他也為我們全團每一人送來一盒「田七茶」，就在大陸也不便宜，事實上，他在靈山一會坊前，已經送了我一尊緬甸玉的觀音像。
我在雞足山時，他也特別招呼該寺的知客宏勳法師向我展示了虛雲老和尚留下來的唯一法寶，那是慈禧太后所賜的拜具。
當天的我，因為渾身發熱，不斷出汗，全身衣褲，濕透兩次。早上七點，隨侍人員，為我送來自炊的早餐，是用青菜、包心菜、蕃茄、洋山芋、紅蘿蔔等，以清水混合煮的一鍋羅漢菜。因為他們知道我既不能吃鹹，也不能吃甜，油膩的東西不能下嚥，這頓早餐卻吃了一大碗。這時候衣服雖然已被我的體溫蒸乾，體力仍疲勞不堪。故請帶隊的人員，代我在全團的早餐席上，告訴大家：「因為我在雞足山下山時走痛了小腿，所以向大家請假一天。」並且叮嚀他：「千萬不要說我害了病。」免得把大家嚇倒，影響情緒，攪亂了既定的行程。
這天上午，除了幾位隨侍人員，留在旅館陪我，其他的人，就在旅館附近，欣賞崇聖寺的「三塔倒影」。而我自己，在沒有到大理之前，就已經知道，「崇聖寺」有三座寶塔的盛名。到了下午，雖然還不太舒服，也不得不鼓著勇氣，隨團前往該寺參訪。
四月十四日下午二點，我們乘車到達大理古城北郊的「崇聖寺」，它的位置是在終年積雪的點蒼山應樂峯及雪人峯的山麓。我們到達時，天氣有些悶熱。該寺在文革期間，全部摧毀，現在所剩，只是三座寶塔，當然也沒有僧人。寺內寺外，擺滿了出售紀念品的攤販攤位，一眼即可看出，現在的崇聖寺，只是一個供人旅遊的景點。
我因體力不繼，而且相當感傷，僅於塔院前拍了幾張照片，就退回車上休息，然後要求司機，把我送回旅館，由果稠比丘代表我帶著團員們去參觀另外兩座佛教道場，也在大理古城南郊的附近，那就是在點蒼山聖應峯東麓的「觀音堂」及「感通寺」。
據團員們晚上回來告訴我，觀音堂現在住有四或五位比丘，感通寺則有六位比丘尼，根據資料知道，觀音堂始建於唐高宗永徽年間（西元六五○～六五五年），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年的歷史，這座寺院，原為感通寺的屬院，供奉漢白玉的石雕觀音聖像。至於感通寺，也是創建於唐代，鼎盛時代共有三十六院，乃大理的首剎。寺舍隱於參天的古木林中，十分幽靜。當天聽說我要前往參觀，全寺尼眾，一律搭衣持具，撞鐘擊鼓，列隊歡迎。因我未能親自前往，對她們也感到十分遺憾。
我們對於現在的崇聖寺，雖然沒有什麼可資深入參觀的，可是，虛雲老和尚能到雞足山重建祝聖寺，復興古道場的最初因緣，就是被請到這座「崇聖寺」宣講了《法華經》。可見當年的該寺在大理地方，尚是一座名剎。
我在近幾年來的報章雜誌上，曾讀到兩則有關雲南大理「三塔寺」的新聞及介紹，因為如今已無寺院，又剩三座寶塔，所以改名為三塔寺。它的受矚目，不是因宗教信仰，而是對於考古學的偉大發現，由於在這三座塔中發現了大批的古代文物，所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研究和報導。
我這次在大理，因有一位地陪的導遊臧金平小姐，於雞足山到大理的行車中，要求我讓她皈依了三寶。她不是受了我的感化，乃是受了車上法師和居士們的言行所感，讓她發現佛教徒是那樣的親切、友善、慈悲，而又那樣積極地在做關懷他人的工作，我給她取法名「果平」。她極高興；到了大理，她為了表示對師父的恭敬供養，設法去書店買了有關大理歷史、文物、旅遊指南的三本書送我，其中就有一小冊是姜懷英、邱宣充共著的《大理三塔史話》，我接到時，如獲至寶。現在就根據這冊小書的介紹，將三座塔中發現的佛教歷史文物，摘要說明如下。
崇聖寺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西元六二七～六四九年）。根據胡蔚本的《南詔野史》記載，崇聖寺「基方七里，有屋八百九十間，佛一萬一千四百尊，用銅四萬五百五十觔」。在明朝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李元陽曾經「擴三閣、七樓、九殿、百廈」，而將崇聖寺變成為大理地區最著名佛教寺院之一。明末大地理學家徐霞客曾多次到達大理，夜宿崇聖寺，他說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六層，塔四旁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峙，極雄偉。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為蒙氏時鑄，其聲聞可達八十里。可見，明代時的崇聖寺非常的隆盛，到晚清以來，日趨衰敗，特別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將這座巨剎夷為廢墟。所以南詔大理時代大理名為「佛都」，跟這座古寺的隆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原來寺內有一座雨珠觀音殿，供奉高三丈銅鑄的觀音像，據說是南詔時代和十六國的銅所成。到了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還有人看到這尊像，到了文革期間，就被紅衛兵當作廢銅處理掉了。
三座寶塔的建成年代並不相同，它的主塔名為「千尋塔」，建於西元第九世紀的晚唐時代，保持了唐代建築風格，與西安小雁塔的造形非常相似。另外兩座，分列於主塔南北兩側，各高四十二點一九公尺，為八角形密檐磚塔，約建於西元十二世紀，正好是大理國時代（西元九三七～一二五三年）。這三座寶塔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地震帶上，不斷的被震壞而加以重新修建。到了一九六一年，大陸政府將這三座寶塔，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之間，大陸進行了自明朝嘉靖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維修。就在進行塔基和塔頂清理修復的過程中，發現了南詔國及大理國時期各類的珍貴文物，佛像、經書、銅鏡，以及珍珠、瑪瑙、降魔杵等，六百八十餘件。
在三塔所發現的文物中，用各種材料製作的佛像共四十三件，包括金、銀、銅、水晶、木材等的雕刻。菩薩像七十八尊，其中觀音菩薩像，就有五十八尊，其他則為大勢至、文殊、普賢、地藏、虛空藏、除蓋障、迦葉菩薩等。從菩薩造像的質料來講，則有金像二、銀像五、鎏金銅像二十四、銅像三十二、瓷像三、玉石像一，還有木雕和泥塑的觀音像。從這些造像的特點，可以看到濃厚的密教色彩，所以也有大黑天神與八部天眾的造像。
從千尋塔頂，清理發掘出卷經用的木軸和木軸兩端的銅套頭，有兩、三百件。同時也發現了三件寫經，其中一卷《金剛經》，是紙質金粉書寫的殘卷，經過修復之後的這部《金剛經》，全長五百六十一公厘、寬二十七公厘，包括繪畫與經文兩部分，其中繪畫長一百三十四公厘，經文長四百二十七公厘。這部《金剛經》的畫風，可與大理時代完成的《張勝溫圖卷》（現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及高泰明時代的《維摩經》（現存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係大理國文治九年即西元一一一九年的作品）相媲美。
另外，也發現明代李元陽修塔時放入的鎏金長方型銅盒和帶釉的陶香爐，還有一個舍利盒。另在銅盒中發現了一個棉布包袱，裡面放著三塊用寬幅棉布書寫的經文、咒語及曼陀羅圖像。它的經文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是「三藏沙門彌陀山共法藏等奉勅譯」。這三塊棉布，幅寬一點二公尺，像這樣的棉布和寫經的方式，在過去很少發現。
在塔內發現大理國時代的其他文物，不做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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