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力追不上房價，當年12個青年選擇直接佔領—孕育了平等國度的可能。
回帶到1971年的哥本哈根，戰後嬰兒潮成為勞動市場的生力軍，卻負擔不起一個容身之所。諷刺地，大量的空置房屋正準備被政府拆卸、重建成美輪美奐的都市大廈。初秋，12個年輕人撞開廢棄軍事基地的大門，解放了Christiania，亦即 85英畝的居住空間（約25個中大）。作為一個公社，Christiania的核心是共同。房屋、道路是屬於大家的，不須向誰買來。渠務、垃圾、公共設施也是你我有責，大家付一筆User-fee來維持社區運作。決定也是集體的，大家會聚在Town hall 討論社區大小事。Town hall之外，居民在同志公社裡煮食分享，圍坐沙發彈結他抽煙吹水；不用向誰申請，少年在街上練舞、成年人把輪胎掛在樹上打韆鞦。
當生活受多重限制，Christiania的經驗必然是充滿缺憾的反抗過程。Squatter（非法佔領者）在香港亦曾經非常普遍。50年代開始，為了生活，難民拾起鐵皮木板做房子，在貧困中共享食物，分擔照顧家庭的工作。石峽尾大火後政府嚴打「官地上建設的非法房屋」，因為官地要用來發展商業及私人屋苑。他們付出廉價的勞動力去成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卻被壓榨得沒留下一點生存的遺痕。 重溯歷史，是提醒自己，穿越分殊的社會經濟文化網絡，壓迫是受壓迫者相通的語言，反抗的種子埋在困難的生活中，而共享就是最日常的抗爭。
今天我們都知道：獨居青年、新移民家庭、老人的共同語言是劏房的生活；空置的高級住宅是投資者的錢滾錢遊戲。（這晚你沿夏鼎基球場邊走到白石角海濱，看見簇新聳立的「天賦海灣」，燈火如孤島。）我們有另闢蹊徑的可能嗎？
或許我們可以從餘下的社運電影節場次，學習前人走過的路，思考突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