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時我曾離開法律界不當全職律師，到一間頗具規模有一千多工人的印刷廠當了三年半的董事總經理。
印刷廠在東莞，廠90%以上業務是為外國出版社印刷外文圖書。印刷書籍在國內是受監管的行業，每一本要印的書製版後都要送交東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簡稱文廣新）檢查通過才可開機印刷。一般外文書籍送交文廣新檢查只是例行手續；但是印刷的圖書中若帶有地圖的便須送交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審查；圖書裏有達賴喇嘛照片或頭像出現的，更須送交東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審批。
我任職印刷廠時，有一本一間德國出版社定印的德文圖書，附有歐洲地圖，所以廠便送交省國土資源廳檢查。
圖書內有地圖要送檢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對任何在中國印刷的書籍中出現中國地圖，均十分敏感和嚴格。中國政府著眼是南中國海九段線內中國主權所屬的南海諸島，是否按中國官方地圖印繪、中國地圖是否包含了台灣島和釣島台？另外西藏那邊與印度有邊界爭議的地方、以前印度殖民時代英國定下的麥馬洪線（McMahon Line）作為邊界的地圖，中國不承認故也絕不容許。這便是國家的主權意識，因為中國政府著眼的是這些Printed in China的書籍，都可能不知道將來什麼時間會變成歷史文獻，在領土主權爭議中被引為旁證。所以中國官方對在中國印刷的圖書中的地圖十分嚴謹，是可以理解的。
那本德文圖書被省國土資源廳退回，說書中的幾幅中歐近亞爾巴尼亞的地圖中，沒有幾個國家包括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等的國界。國土資源廳要印刷廠把圖書相關的文字內容說清楚。由於圖書是德文的，我們不知道內容，所以送回德國。德國出版社把相關的文內容翻譯英文我們才知道，圖書是一個德國旅行家在上世紀80年代，遊歷前南斯拉夫的遊記。所以附上的地圖，並沒有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後才陸續出現的塞爾維亞、波斯尼亞等國家的國界。
一篇作品從作者文字創作，到印刷出版不同的持份方都會用不同角度的考量去審查。中國政府以領土主權為考量審查地圖、以政治原因審查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分裂國家的達賴喇嘛的照片，甚至禁止相關圖書在中國境內印刷，那是中國政府的角度的考慮，我們可以不贊同，但中國政府有她的道理。當然，德文圖書的歷史地圖被審查成了笑話，可以一笑置之。但對出版作品審查本質上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報刊對文章內容審查，也一樣有，只是不明顯而已。
差不多兩年前，我在《明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旺角暴動法庭容許保釋寬待被捕者的文章。文章憶述了我在1984年的士罷工暴動中，代表3個少年的經歷。原來我交給《明報》的文稿說警方拘捕了幾十人、開庭那天早上幾十個被告人和20多個為他們申請保釋的律師都失望而回的情節。文章稿送交《明報》後，《明報》一位編輯發電郵給我說，他查過資料，1984年的士罷工暴動之夜，被捕人數有一百多人，而不是我文稿中說被帶上法庭的幾十人。我回郵給《明報》編輯說我出庭那天早上確實只有幾十人，但我補充說，我已記不起那天下午或第二天是否有繼續開庭審理其他被捕者。
《明報》編輯給我電郵對文章內容事實的查證，是完全正常也必須的專業做法，內容事實部分我被證實是真的錯了，編輯有絕對的修改權力。這不涉及一般人所理解為限制言論自由的審查。
說了一大堆，説説不久前《香港01》網上一篇引述英國國家檔案館關於1989年六四事件的解密檔案報導。最初，記者根據解密文件，報導說：
其中一份檔案紀錄，解放軍血腥鎮壓翌日，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獲得一名中國國務院的委員（member of State Council）消息，提及27軍執行清場任務的詳情，包括「無差別攻擊」射殺學生、平民和無攜帶武器的瀋陽軍區士兵，並指國務院內部估計最少有10,000平民死亡。
文章在《香港01》網上上架後不久下架，再上架的報導被修改為：
其中一份檔案紀錄，解放軍清場翌日，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獲得一名中國國務院的員工（member of State Council）消息，提及27軍執行清場任務的情況，過程中有學生、平民和和無攜帶武器的瀋陽軍區士兵中槍。
《香港01》將原來上架的文章下架，修改後再上架的做法，受到一些人被批評，香港記者協會更質疑《香港01》的做法是有政治因素。
《香港01》報導英政府解密文件原文中記者將英文原文member of State Council等同中國國務院的國務委員，顯然是有問題的詮釋；原來報導把解密文件英國駐華大使向英國政府報告中最後一段最後一句沒有說是誰估計平民死亡人數最少10,000人的一段，解讀並表達成有官方意味的「國務院內部估計最少有10,000平民死亡」，那肯定會是備受質疑的解讀；把英國政府解密文件當作是已查證的歷史事實而在報導導言中說解密文件「還原歷史」，顯然是過於武斷的判斷。編輯針作對此修改，完全可以理解。
《香港01》執筆記者說「國務院內部估計最少有10,000平民死亡」那段的英文解密原文是這樣的：
執筆記者有沒有準確翻譯／引述了解密文件原文？原文簡單的陳述是否便是「還原歷史」真相的可靠根據？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香港01》編輯修改記者報導文章事件，所反映的便是今天很多媒體處理涉及1989年六四的新聞報導或評論的現象。
1989年六四解放軍開槍，死了很多人，那是事實。但一些媒體在處理六四死了多少人的報導中只容許多不容許少，而且愈多愈好。不說死亡人數或說較少的死亡人數的便會立刻被一些人批評為為中國共產黨塗脂抹粉。很多很多沒有經歷過六四的年輕記者對此均樂此不疲，任何糾正他們處理事實失實偏差的都會被指為為干預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編輯自主是任何媒體強力維護的價值，香港記協因為《香港01》一篇報道的編輯修改便提出質疑，一些偏黃媒體對此大肆攻擊。這不正正是以自己的政治立場粗暴干預其它媒體的編輯自主嗎？
如果換了位置是別人指責這些偏黃編輯的偏採手法，他們又會怎樣說？他們肯定毫不猶豫反擊說別人干擾他們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了。
這次事件的主角，飽受質疑的《香港01》總編輯龍景昌先生，89年六四時他為了要活在歷史現場親往北京採訪，之後為紀念六四他在蘭桂坊開了「64吧」。他與他的好友「黃雀行動」的岑建勳先生對1989年六四事件的立場，眾人皆知。但更重要的是他對媒體工作的專業態度，質疑他的人所顯示的是另一次的政治立場掩蓋了專業，就如他曾經對我說，現在跑新聞的年青記者都以為自己頭上有著正義的光環、記掛著的也只是頭上的光環。
香港是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的社會。意見可以自由發表，但事實必須嚴謹，絕不可以因為立場而把事實妥協。報導文章在印刷媒體發表了不能修改，只能登更正啟事；網上媒體由於修改便利，文章上架後發現內容有誤的可以即時修改，任何網上文章若曾經修改都會顯示update過。編輯以專業角度根據事實原始來源／文本修正已上架文章事實陳述不確或失實部份的內容，並無不妥。
然而，《香港01》編輯不是在上架的文章作update修改，而是把文章下了架才修改，然後再上架的笨劣做法，給人的印象是編輯對文章進行審查。但無論如何，文章下架再上架至少顯示的是《香港01》並沒有對文章事前審查。《香港01》文章下架再上架及接著對《香港01》的攻擊，反映的是（一）《香港01》過於對文章部份內容失實反應過敏，及（二）以此事攻擊《香港01》對文章政治審查反映了發動攻擊的人的偏頗與狹隘政治立場。
在這裏，我也必須申明我的利益關係，我是《香港01》的外聘法律顧問，而龍景昌先生是我的中學同學及多年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