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將出國留學、原本志在為人師表，卻因父親遇難，迫於現實在俱樂部駐唱， 在1950年代紅極一時的歌手「派娜娜」，本名高菊花，一生充滿傳奇，2016年2月20日辭世。金曲獎歌手以莉‧高露曾創作《優雅的女士》一曲，以音樂為她留下永恆身影，在高菊花逝世兩周年，以莉的先生陳冠宇寫就本文追記他們眼裡見到的「菊花阿姨」以及她口中吟唱的歌曲...。
2月下旬的日子，也許是天氣、也許是很多別的，我很容易想起菊花阿姨。
10幾年前，我跟著一隊音樂紀錄採集工作組，在阿里山地區工作。我們的工作內容是跟隨鄒族音樂家Uyongu Yata’uyungana（漢名：高一生）先生的足跡，探訪他創作音樂的生活背景、記錄他的故事，我負責音樂與訪談的田野採集錄音。高一生先生就讀嘉義師範學校時，就對音樂有強烈的興趣。他十分重視家鄉族人的教育，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培育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後，高一生先生開始擔任阿里山的鄉長。當時，他鼓勵族人前往阿里山地區海拔較低、較寬廣的土地拓墾，也就是現在的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新美村、茶山村一帶，開拓族人的生活空間。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高一生先生因為參與保衛嘉義地區，抵抗中國國民黨軍隊的屠殺，遂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被整肅的對象；1952年，中國國民黨政權將他誘騙下山，羅織貪污匪諜等等罪名將他關押獄中；1954年4月被槍決。
思緒飄回我第一次和菊花阿姨見面的那個晚上。我們來到她的木屋，聽她說從前的事。一群年輕人圍繞著她，唱她父親創作的歌曲，請教她：「阿姨，這樣唱正確嗎？」、「阿姨，你以前有聽過爸爸唱這首歌嗎？」之類的問題。
不要想太多，乾一杯吧！
菊花阿姨是高一生先生的長女，日本時代師範學校畢業，精通日語英語，在父親被捕之前，她一直擔任父親的助理，本來預計要去美國讀大學，父親遭難之後全家生計陷入困境，身為長女的她只能在高雄的美軍俱樂部駐唱，藝名「派娜娜」。她說，那時她隨時帶著裝著牙膏、牙刷、毛巾和換洗衣物的小包包，因為經常有特務跟蹤她、把她抓走，不明所以的對她偵訊審問。
當接近歷史事件的核心，通常人會變得謹慎嚴肅。但當時，因為是一群年輕人在一起，並且都唱起歌來，菊花阿姨的小屋裡充滿了歡笑；當然，還有一點酒精。菊花阿姨的身體不很好，我們都被叮囑，不要讓阿姨喝酒，但她還是從客廳桌下抽出神秘的酒瓶，給我們酙一點酒、自己也倒一點，乾杯！現在回想起來，那樣的採訪工作是很殘忍的，菊花阿姨一定經常被人要求講述那些悲苦的記憶，誰願意回憶痛苦呢？何況是那樣訴說不盡的殘酷經歷。所以，不要想太多，酙上一杯酒吧，乾杯！
菊花阿姨說，她最擅長唱西班牙語歌，於是大家慫恿她為我們唱一點。起初她不願意，說自己的喉嚨不能唱了。但後來還是很仔細地唱了〈La Paloma〉(中譯〈鴿子〉）、〈Guantanamera〉(中譯〈關達拉美拉〉)，我們為她歡呼鼓掌，歌者的非凡氣度從她不完美的嗓音裡穿透出來，歌聲不再青春又如何呢？她很認真的教導我們這些後輩歌唱的技巧，以及歌者的生活態度。深夜，我們要離開前，她開始分配：「來，你可以學這首歌！」、「那個你，你可以學那一首！」最後，她從電視櫃中翻出一卷沾了灰塵的VHS錄影帶，叫我幫他打開電視錄影機、倒帶，從頭播放，她對我說，「這首很好，你可以學。」那是日文歌〈千の風になって〉（中譯〈千風之歌〉）。
日子庸碌的過去，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忙碌中，iPhone開始出現在世界上，社群網站開始攻佔人生的大量時間，這個世界快速的翻轉成另一個世界。菊花阿姨的聲影，很少再出現腦海中。
多年之後，有一個機會，我和太太以莉・高露帶著初生的女兒，要到嘉義去演唱。我們決定演出結束後，上山去探望菊花阿姨。
菊花阿姨很喜歡吃起司，所以我們帶了起司給她。她仍然指導著我們，提醒我太太以莉，身為歌手一定要多運動；我已經不再是田野調查的工作人員了，不用再聊她不想提起的往事，而且又多了小孩，菊花阿姨的客廳感覺更溫暖、柔軟。菊花阿姨開始聊起她在台北的生活，以及從前帶小孩的經驗。記得我們聊起父母與孩子的話題時，她說：「爸爸、媽媽還是會來看我，我有時候會把他們趕走，提醒他們我過得很好，不用再擔心。」也許其他人會覺得那是她的酒後醉語，但後來，以莉將那天菊花阿姨提到的許多意象寫成了歌，我才明白，原來菊花阿姨很多難以理解的話語，加上她一生的經歷，其實是詩、其實是歌。太太一直期待著，能讓菊花阿姨聽到自己為阿姨創作的歌。
高一生先生，您也在現場吧！
2014年3月，爆發了太陽花運動。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湧上台北立法院旁的街頭，將立法院團團圍住，保護衝進議場的學生。那時我也好幾次坐在青島東路街頭。60年前，菊花阿姨的爸爸高一生先生被關押的警備總部看守所，就是在青島東路，就是在這成千上萬的學生身旁。我心想：啊，高一生先生，您應該也在現場幫忙吧！
那次拜訪菊花阿姨的將近2年後，以莉才能寫完那首新歌，放在新專輯裡出版之後，我們忙著各地巡迴演出宣傳，一直排不出時間再去一趟阿里山。心裡一直惦記著，終於在年底有了時間上山，我們一定要讓她聽到獻給他的新歌。
菊花阿姨說，這次不要起司了，她要吃肯德基炸雞。所以我們在嘉義市區買了炸雞，再租車上山。這次我們又遲到了。阿姨已經搬家，住在比較溫暖的山美村。雖然搬家，但是客廳沙發的繽紛椅套依舊，仍然有眾多自由來去的貓咪。菊花阿姨有些重聽，視力也比幾年前差。她在桌上桌下翻找，找到眼鏡戴起，還拿起放大鏡，仔細的看太太的第二張專輯。我們將那首新歌的歌詞影印放大成A4大小，希望她能從中文歌詞與日文翻譯裡理解，那是為她寫的歌，「我已經聽說有這首歌了。」她說。
阿姨的客廳沒有錄影機也沒有CD播放機。我用iPhone手機播放那首新歌：
音樂結束，太太很緊張。她很想知道菊花阿姨的評語，但她不敢問。
「你唱得很好！」菊花阿姨微笑著說。
後來我們開車載阿姨去路邊一家小餐廳吃晚餐。她每樣菜都吃了一點。她很客氣，一直為我們破費請她吃飯感到不好意思。飯後，我們送她回家。彎曲的山美地區山路沒有燈火，轉彎時他的側臉進入我的視線，語言已經無能承載那時的感覺。我們和她相聚並不很多次，但為什麼那種強大的感受似乎穿透時間空間給我深深的影響？
4個月後，我接到通知，菊花阿姨在2月20日離開了這個世界。家屬們希望能低調安靜的追思，所以建議我們不用前往。我們也覺得這樣很好。
2016年12月，我們聯絡了菊花阿姨的弟弟，說明我們希望去菊花阿姨的墳前祭拜。於是，在陽光美麗的午後，我們到了環境清幽的墓園，找到菊花阿姨的墓碑。獻上鮮花。菊花阿姨，我們又來看妳了，抱歉，這次遲到了很久。這時，我突然想起多年前阿姨叫我要練的那首歌：
在父親「被消失」以及「回來後」不順遂的歲月中，永遠是母親撐起家的重擔，與母親之間的拉扯，橫亙在女兒們最重要的成長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