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我進入香港仔華南總修院，至一九六四年晉鐸。當年的總修院有從中國各省來的修生，最高紀錄有一百多人。從我晉鐸之後，該修院由教廷傳信部轉交給香港教區，而聖神修院也就從此遷入並改名。在華南總修院七年的時間，是由耶穌會神父負責管理，我與雷神父的關係也比較密切，雖然雷神父有些工作轉變，曾經到星加坡創立社會學會，但我幸運能在晉鐸時有他的參加，並作為我晉鐸典禮的「代父」，我稱為「代父」，因為我家的親人，沒有一位能到場，他們不是在台灣，就是在大陸。最遺憾的連我的慈母在大陸封鎖的鐵幕中，連我入修院晉鐸的消息都不得而知，而雷神父是唯一的親人「代父」。
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在堅道主教座堂晉鐸禮，是由白英奇主教主禮，晉鐸禮儀完畢後，我是唯一與雷神父被白主教邀請共晉午膳的新鐸。這也可說是一生中感到榮幸之事，而在餐會中，雷神父簡單地向在場的十多位神父介紹了我聖召的經歷。回想當年晉鐸典禮和彌撒，完全採用拉丁文，不像近年來的中文禮儀，從頭到尾教友都能全部明白，而新鐸在禮儀後，能夠講述自己聖召與修院生活的感受與對親人恩人的感恩，實在是一件最感人的改革。
雷神父一生的精力，都在將聖經全部翻譯成為中文，因為這個原故，為了加深對中文的認識，他竟然涉獵中國古典文學，包括四書史記和屈原的著作。更令人驚奇的，是他把屈原的《離騷》、《九歌》和《天問》翻譯成了意大利文。因他對中國文學的深愛，也間接影響了我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而我於晉鐸後第二年，白英奇主教讓我有三年的時間去文商書院進修，文商當年等於香港大學的夜校，專授中國文學。不久更因此被派到公教報接替主編的工作。從一九六六年到七零年在公教報，一九七零年被派創辦了《時代青年》。
在這一段時期中，雷神父間中也來過編輯部探訪我，對我勉力有加。他鼓勵我說，每位神父都應該一有個小小的圖書館，可以隨時得到參考的資料。就因為他的啟發，使我養成了跑書局買新書的嗜好。我覺得買書比買其他任何東西更有價值，因為買了一本好書，它就可以長久陪伴你，甚至一生不離!因此閱讀成了我的喜好，尤其有關聖經、神哲學與社會學等，都是我興趣之所在。
在我的印象與記憶中，雷神父很少談到他自己，他常關心別人，幫助別人。他是香港教會中備受景仰的神長學者，也是香港教會神父中的神修導師，許多時他要為香港、澳門的神父、修女們講避靜，聽告解。傳聞他還是白英奇主教當年的神師。
真福雷永明神父除了在思高聖經學會完成了全部聖經的翻譯之外，他還有幾本神修的著作，可惜至今已經絕版。他生前熱心恭敬聖母無玷之心，並成立了一個聖母無玷聖心侍衛團的善會。他也曾向我詳細解釋過每個侍衛團的靈修方法。要求我們參加這個善會的教友，每天特別奉獻出一個小時，作為聖母的侍衛。他的這個神修方法，其實不難實行，只因缺乏教友的響應推動，而未能延續在教會中實行，可說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