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看到公牘奏疏這類體制內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詞,常常是錙銖必較的，據說一般是立刻用筆抹掉，並注上批語“日本名詞！”。后來他自己突然想起來“名詞”這個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詞，便改注“日本土語”。
從感情的激烈程度而言，對新名詞最為深惡痛疾的是那位在清末倡言“中體西用”，由學務起家的重臣張之洞。張之洞一生開風氣之先，在湖北首倡新政，廢科舉、辦學堂，也曾經資助過《時務報》。據說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1905年清廷正式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成立學部總管其事。兩年后，慈禧太后召張之洞入軍機，以相位兼管學部工作，對學部滿尚書榮慶形成掣肘之勢，這是慈禧一貫的用人之道。張之洞一生仕途的最后一程，便是以中堂的身份管理學務，雖然駕輕就熟，風格則較之早年的“孟浪”而更為穩健。這位張相爺對於新名詞的憎厭，在當時流傳很廣。據說，當時學部考試東洋畢業生，照例要派京官來相助校對。學部司員們的擬定候選人名單中有留日歸國的汪榮寶。這位汪榮寶曾和葉瀾在1903年編纂出版過新名詞詞典《新爾雅》，風行一時。也許，學部司員便是考慮到汪的留日背景及其對新名詞的熟悉而作出推薦的。張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說“是輕薄子，不可用”。然后拿起紅筆就把這個名字抹了，並回頭對滿尚書榮慶說，我翰林院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勝此任的嗎？
張之洞看到公牘奏疏這類體制內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詞,常常是錙銖必較的，據說一般是立刻用筆抹掉，並注上批語“日本名詞！”。后來他自己突然想起來“名詞”這個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詞，便改注“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與這個故事有關的傳說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中一個是說，張之洞有一個門生，要出差去外國，向老師辭行。張問他什麼時候啟程，他說“辦完了出國‘手續’就走”，張說“以后不要用這類新名詞”，那個官笑對說，“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陳英才《兩湖書院憶聞》）。另一種說法是，他請幕僚路某擬一辦學大綱，見擬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詞，便勃然大怒，提筆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擲還路某。路某便半開玩笑半較真地回答說：“‘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這個路某就是路孝植，是路潤生的孫子。張之洞默然不語，若有深思，旋即問別人：“路某乃潤生之孫耶？”邊上的人回答說是，張輕輕地說：“不愧為名人后裔。”張之洞沉默良久的原因，是在默想舊書。如果舊書中曾有“新名詞”三字，恐怕路孝植或將受懲，也未可知。
張之洞拒聽“亡國之音”
還有些人的遭遇就沒有路孝植這樣幸運了。有一次一個翰林奉派出國，去見張辭行，說：“到國外見到的情形，隨時向中堂‘作報告’。”連說兩句，張都不理。來人以為他沒有聽見，又說了一句。張說：“我不願聽這亡國之音。”更有甚者，有一次學部一個部員進稿，中間有“公民”二字，張立刻“裂稿抵地”，大罵。就是撕碎了稿子扔在地上，口出惡聲，顯然情緒是激烈到了極點。
關於這位張中堂厭惡新名詞的傳聞很多，大多繪聲繪色，倒也並非空穴來風。1908年2月1日，《盛京時報》刊出《張中堂禁用新名詞》短訊一條：
聞張中堂以學部往來公文稟牘，其中參用新名詞者居多，積久成習，殊失體制，已通飭各司，嗣后無論何項文牘，均宜通用純粹中文，毋得抄襲沿用外人名詞，以存國粹。
顯然，這位始終極力貫徹自己“中體西用”主張的張中堂，並不只是出於情緒而討厭人們在公文中使用新名詞。禁用亦非完全出於他個人的好惡。這類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一般未加任何解釋就為人所沿用。望文生義，以訛傳訛的弊端也不是沒有的。更重要的是，張之洞也許深切地憂慮這種語言文字上的變化會最終撼倒“中體”。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他百年前的這種憂慮，似亦非完全的杞人憂天。只是，張之洞要求大家“通用純粹中文”，若連他自己都使用“新名詞”三字而不能立刻自覺，又如何能以孤臣孽子之心而遂投鞭斷流之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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