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兩集《賽德克．巴萊》電影之前，你一定不能不注意到這件事：導演希望這部電影裡的不同族群，都是用情境裡真實的語言說話，所以這部電影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說的是賽德克語。
即使算上語言基本上相同的太魯閣族（Truku），目前這地球上，只有三萬多個賽德克人，仍能聽說這種語言的人，更又得用百分比去折算了。對於全世界絕大多數觀眾來說，看這電影除了看字幕，聽到的也只能是聲音表情，彷彿境外的語言說的是我們這土地上真實的故事，這本身大概就是一個充滿態度的象徵吧？
「我一開始也想到，這電影幾乎都是講我們的族語，這樣行嗎？」連本片顧問、族語翻譯與指導的郭明正老師，當初都不禁擔心。
能作賽德克語翻譯的人當然還有，但導演當時堅持要找郭明正老師。對於曾聽說過郭明正老師的人來說，大概會很信服這個決定。除了他是清流部落、霧社事件的遺族後裔，他也花了許多時間，以口述紀錄與文件著述，參與「賽德克正名運動」、為「霧社事件」整理史料。
但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對於賽德克語言與歷史作研究，卻在三十七歲左右一場大病之後。在療養的期間，定期得去埔里的一個檢驗所抽血驗血，這裡的醫檢師他認識，正是《風中緋櫻》作者鄧相揚，「鄧相揚會說賽德克語，雖然他的口音聽得出是用日本五十音學的。」檢驗所的二樓滿是鄧相揚的藏書，中文的、日文的、關於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的相關書籍與資料。人少的時候，其實甚至都是直接到二樓抽血一面聊天。
大家大概能想像，整部劇本的翻譯工程應該十分浩大。「翻譯真的很難，簡單舉例，光是劇本裡那種『衝啊！殺啊！』的台詞，我們賽德克語沒有這種話，我們也沒有像漢人會講的『把你殺掉』這種威脅的話語。」那麼怎麼翻譯呢？「我後來想一想，要激勵大家衝出去的吶喊，演員講的是：『把你的肝提起來！』，這在我們的文化裡，類似『把你的脾氣拿出來』。」這確實能讓我們開始發現，他得做的是兩種文化的轉譯，而不是考試卷上的翻譯題目而已。
「真正最難翻譯的，是魏德聖導演寫的某些比較詩意的句子。」他舉了個例子，「比如有一段寫了像是電光像是切割了石頭這樣的意象，我如果照字面意思來翻譯，在賽德克語言與文化裡，我們不會覺得他是美的。我只好去問人去、去想一想，另外自己寫了我們文化裡會覺得美的、接近的、可以替代的意象。」這簡直就是種詩意轉譯之不可得的處境了，「另外，有些關於GAYA的句子，用漢語直譯過來反而不正確，我其實就另外自己依照場景故事，改得更貼近GAYA。」他雖然還帶著笑容，但眼神裡有種確定：關於一種語言與文化的距離，他就是該這麼去把這些賽德克語的對白唸出來。
先想一想，若將這場景當作一種意象：對於絕大多數觀眾來說，當我們坐在電影院裡，透過字幕捕捉語意，去掌握影像裡的故事與對白；而耳朵裡聽的對白與情感，可能說的是不同語意，能以更充足飽滿的文化全部去補足影像裡的故事；這本身就帶有另一種詩意。
若你會進電影院看這上下兩集電影，習慣「想一想」的郭明正老師，可能還會希望你再想一想，若這故事震動了你，別忘了其中這些語言，與所隱含的整套歷史與文化，就在這塊你本以為熟悉若此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