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日高的《不被當成「一個人」的教師》說出了資助學校教師職位怎會有分數的技術原因，本文擬補充的是這樣的措施出現的過程，從中也可看到缺乏民主和專業制衡的決策過程是那麼的荒謬和落後。
簡單來說，資助學校可開多少班，是按取錄學生人數及每班學生人數而定的，定了可開多少班後，便按「班師比」計算出需要多少教師，純粹計算的結果不一定是整數，但教師是「一個」人，不可能分身受聘的，過去的《資助則例》便明言小數點作「進位」處理，例如39.6和44.4會分別進位為40和45人。這種「進位」，對出資的政府而言，好像是開支多了，不過，對比現行「班師比」根本已經嚴重低估了教師所需人手，因「進位」而增加的開支可謂微不足道。
正如盧日高的文章指出，2009年以後，教育局改將小數位教席換算學位教師(GM) 薪酬中位數，然後一筆過撥給學校，讓學校聘請合約教師。這其實是一種小型的「一筆過撥款」，是對教師人手編制的一種蠶食。眾所周知，教協作為保障教師合理權益的職工會，一直全力反對「一筆過撥款」，因為那必對教師權益(包括職級和薪酬的保障)有極大打擊。那麼，他們對暗渡陳倉的「小數位教席」一筆過撥款，為甚麼未見強力反對呢？
敏感度不足，不懂從保障編制、尊重《資助則例》的角度來理解教育局的修訂，是主要原因。事實上，近年教協對《資助則例》的守護力度，已大不如前，一個明顯例子是，紀律程序中教育局作為政府部門在解僱前調查的責任給偷偷刪去而懵然不知。
改變政策前必須諮詢受影響者，是尊重民意，強調平等的一個表徵，港英政府受英國政府約束，諮詢過程中的「得到聆聽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Heard)也便成為本地施政的必然步驟，上述《資助則例》修訂小數點進位的計算方式，當年理應也有諮詢相關持分者的。
問題是，接受諮詢的教育界人士，會怎樣回應呢？透徹明白民主真諦的朋友，必會借此諮詢的機會，充份聆聽業界的意見，特別是前線教師的聲音，既可真正的兼聽，而且又可藉此給教師充權，可謂一舉兩得。當然，這樣一來，接受第一手諮詢者便受到了民意的制約，過程也得有一定的資源和時間成本，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朋友，包括工會中人，也許其實不大懂得民主的真義，以為自己真的因掌握比他人多的資訊，因而可以「代表」民意，所以，自行回應便可以了，轉向前線教師諮詢是多此一舉的。
再加上某些本來便精英心態十足的人，以為擔當了某種管理位置，便自動聰明起來，高瞻遠矚起來，甚至有人聽到這種修訂，只顧回去計一計對自己學校的影響是好是壞，是大是小，只要利多於弊，便逕自表示接受。對某種管理哲學來說，特別崇尚新右的自由主義來說，增加了的資源即使只屬蠅頭小額，但只要讓管理人可以靈活運用，則權力彷彿便增大了似的。他們看到的只是自己權力的靈活運用，卻看不到人事編制被逐步蠶食的危險。
決策模式中有所謂「蒙混過關」(Muddling Through)的一種，一隻手掌拍不響，蒙混者和守關者其實都有責任。政府的口胃，和自以為是的「代表」、只顧自己學校利益的領導，可謂一拍即合。因為，動真格的諮詢、充權層次的諮詢不是容易好玩的，「走過場」式的完成了，也是官僚捨難取易的必由之路。
一個小數位的計算，影響的可是教師不再是「一個」人，而成為一個數字，可以加減乘除至小數點後一個位，不必諱言，或許真的有人會喜歡這種靈活的，但副作用是甚麼，對教師特別年輕初任教師所造成的剝削，又可在上述修訂諮詢過程中得到垂青嗎？當年同意修訂的人，包括工會中人，或已上高位，甚至已退隱，今天輕舟已過萬重山，只餘年輕教師甚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