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算是香港娛樂界中罕有的敢言的明星之一，請問這次中共肺炎疫情對娛樂界有甚麼影響？
阮民安：我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秀，因為這個中共肺炎疫情改期或者取消，據我所知道我剛巧算是幸運的，也不能說幸運，因為沒人希望中共肺炎疫情爆發得那麼厲害。剛巧我在過年之前就已經完成自己的一場演唱會，中共肺炎疫情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原本9月開始預訂場地，大家都知道有些「政治審查」，很多場地都不租給我們。
記者：他有說甚麼理由呢？
終於在去年12月底我找到一塊私人場地，有人跟我說不如過了年（中國新年）再做秀，多些時間做準備，我說不好。不知道為甚麼我很想過年前完成那件事。
阮民安：是。我記得所有人都戴口罩來看，起碼大家都還敢上街，那天就順利完成了那個演出。如果我過完年以後再開演唱會，中共肺炎疫情對我影響就非常大了。因為籌備一個秀不是今天說明天就去做的，要預備很久，又要排練，很多工作人員的檔期都要安排，要去改就可能又要轉、又要重新安排。我知道現在很多秀、紅館的秀，很多世界的歌手取消來香港或者去不同地方，這個決定其實很難的，我見到那些到最後一刻還在決定取消還是不取消，因為排練了很久，我很明白，中共肺炎疫情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大，據我所知可能有些電影製作也會停止，很多工作組的人都沒有工作。
阮民安：多多少少都會有影響的，但是大部份藝人都有些積蓄，用些積蓄先去繼續維持著。反而有些明星髮廊跟我說他生意額不足，因為大家都不用開工，根本沒有人去理髮。變成入不敷支，跟業主說租金只會拖遲不會積欠，還要求減租，要不然都要倒閉了，類似這樣。反而一些在生活上衣食住行（相關）的商舖影響是非常非常的大。
記者：香港相當出名的明星最近唱一些抗疫歌曲，還配合大陸的明星一起去唱，怎樣看這個現象呢？
阮民安：我覺得很難看的，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有這個決定？以他們的地位其實可以選擇唱與不唱的，是不是真是這麼愛國呢？我不知道了。
但是可能他們忘記了香港的醫護或者香港的市民都是很需要他們打氣的，哪怕你不唱歌，你有沒有實際行動去幫香港人？好像沒有。偏偏聽到捐了多少錢回大陸，幫他們唱了多少首歌去打氣，做了很多事。但是對香港他們好像沒有做，就好像與林鄭月娥一樣。我想大家為甚麼會那麼生氣、反應這麼大，就是因為他們是一班由香港人捧出來的明星，他們是因為有香港，才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我2002年入行，第二年（2003年）發生沙士疫情，其實是一呼百應的，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天災人禍，每一次香港我們有一班明星就突然會收到通告，你們明天甚麼甚麼時間，通常都是港台錄音，在港台錄一首打氣歌，幫香港人打氣，甚麼香港心啊、We shall overcome（我們會克服的），很多這類歌，我參與了其中幾首歌。
記者：我知道有些明星住在市中心，樓下在發射催淚彈，不可能看不到，加上全世界（包括）《時代》雜誌等都在報道這事情。
阮民安：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偏偏有一幫藝人，很大一幫人，恰恰他們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在另一平行時空裏生活。
阮民安：我當然覺得是很不知所謂。他們那次的飯局，我在臉書上寫帖子說，因為我很小就入行，那時候剛好和他們阿叻（陳百祥）、阿倫（譚詠麟）、（曾）志偉在同一個公司，他們那時候開了一個Star East公司，還有一個audition（試鏡），那時試鏡明星現在全部都靠攏了大陸（中共），當時我入行，與他們一起長大的，99年一起開演唱會，校長譚詠麟簽了我們三個，他開演唱會到後台換衣服，我們就上去唱首歌。所以他們的飯局、明星隊，我一早就在裏面了，我早就是明星足球隊的成員之一。
第二天，大家很氣憤，就到某明星的兒子那裏留言，他太太說小孩是無辜的，不要去搞他。我們那麼多年輕人被開槍、被打得頭破血流，他們也很無辜，那天飯局鄧炳強就在你身邊，你怎麼不叫他們不要這麼做，不要這樣去對待這些年輕人。如果這些年輕人中有你的兒子，被打得頭破血流，你的反應會怎樣？如果你很氣憤，會與警察說這句話，打你兒子你就會生氣，打別人的兒子你就不生氣嗎？
就是這樣。所以那天大家為甚麼這麼大反應，這麼生氣，又加上看到更多不同的藝人，或者大家熟悉的面孔在那裏，想像不到的人在裏面，對於香港市民來說，他們的夢想又破滅了，對於我們藝人的形象……其實我一早知道這一班人，從來都一直是Party（黨）的腳。
阮民安：絕對影響。首先現在警察很明顯就是要和香港的市民敵對，而這班藝人應該是由這班市民去支持的，但偏偏和我們的敵對頭頭這麼友好，那麼就是說，其實你不再需要這班市民的支持，在某程度上可不可以這麼說？或者他們（香港市民）的支持我已經夠了，現在就走向世界各地去賺錢，沒有問題。但是其實那個（娛樂圈）傳統的制度，也都是這班人在壟斷著的，飯局裏所有的大佬，即是娛樂圈的大佬和警察的大佬都在這裏，其實他們也都控制著傳統傳媒的電影界、音樂界、電視界這樣，除了《大紀元》、《蘋果日報》的立場他們控制不了之外。
所以為甚麼會看見，有一堆不是很出名的明星都會在那裏，就是需要了，因為他們依然在這個制度裏面生存著。這反映了一個事實，所以為甚麼我說希望大家真的再多一些、再多一些支持我們這些表了態的藝人，不單只是我，比如阿澤（杜文澤）、何韻詩其實都艱難的，王喜、明哥（黃耀明），其實大家都很艱難的。我們表面很輕鬆、形象很灑脫、很有骨氣，但是其實我們都很艱難，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在那個大方向裏面發展了。
阮民安：體制內已經沒有可能了。不會在電台聽到我們的歌，在電視台看見我們，不會在一些正常的電影看到我們，已經不會選擇我們的了。唯有我們自己去生產一些東西，那麼我們自己生產一些東西，就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為甚麼阿澤（杜文澤）搞一個LateShow（喱騷），他很需要大家支持，沒有錢怎麼去運作？我們怎麼捱，又碰到這個肺炎，比如阿詩（何韻詩）她作一首歌也需要錢，我們去作一首歌也要成本，我們要去搞一場show也要成本，其實是很難的。以前還覺得不要緊，可能我們去登台、回大陸唱幾場秀，就可以繼續運作自己的興趣，或者自己的製作公司，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這麼反感這一班藝人這麼無賴去忽視我們民間的疾苦，那麼我們要強大，這是一直在說「黃色經濟圈」這件事情，不可以只是強大食市，或者一些手工作等等，其實音樂圈、電影圈、藝術圈大家都要瘋狂去支持，希望大家都去做到，既然我們都肯和大家一起同行，捨棄了一個很大的環境。
記者：對於那個曾經的體制裏的一員，你有甚麼話和這些明星說？
阮民安：因為我自己早兩三年，有在和大陸的一些電視台、一些製作公司合作，我接受不了他們的制度。我覺得其實有一班在那個飯局出現的人，他們不是很了解，只覺得一年有兩、三場登台就很好了。但是到了真的要進他們電視台，到他們的製作公司裏和他們合作，其實是兩回事。
2017年的時候我已經有危機感，我根本就不接受他們的一套。我其實由反國教開始，我一直都有留意著的，但是這麼走出來都因為反送中，就算國教的時候、梁天琦參選的時候，到佔中（雨傘運動），這些日子其實每一件事我都很支持的，我都很想大家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