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歇爾去北大演講之前，我通過twitter提醒她關注北大畢業的兩位優秀校友：曹順利和許志永。
三月二十二日人權捍衛者曹順利因為在關押期間受到剝奪醫療和非人道虐待而去世。我最後一次見到曹順利，是在香港的一個關於國際人權機制的工作坊裡。她第二次從勞教所獲釋，立即重新投入到人權活動中來。去年九月在她準備去日內瓦觀摩UPR（Universal Periodical Review）的時候，被阻攔、綁架，並第三次被關押──這次她沒能活著出來。
許志永被判刑四年。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為城市新移民的孩子爭取教育平等權，以及發起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活動。數十位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的支持者被捕，現在陸續面臨審判。
去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至少二百名人權捍衛者被捕，包括人權活動家郭飛雄，張林，趙常青，這幾個人都因為政治原因多次入獄；人權律師丁家喜，基督教會牧師張少傑和伊力哈木，一個主張和平、長期致力於維族和漢族民間交流的大學教授。
可以完全確認的是，在這一輪鎮壓之中，相當多的人權捍衛者在被關押期間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獲釋的丁紅芬、沈軍、宋澤等等，仍被關押的李碧雲、黃文勳、袁奉初、袁小華、劉萍、魏忠平、李思華等等，這些人全都是因為參加和平合法的維權活動而被捕入獄。在曹順利去世的五天之後，四十三歲的藏族政治犯Goshul Lobsang在Kanlho（甘南）也被酷刑致死。為了加大震懾效果，當局甚至把人權捍衛者的家屬和親友作為報復對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長年遭軟禁；山東異議人士薛明凱的父親在被拘押期間死亡，極有可能是被毆致死；很多西藏自焚者的親友被判刑，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婦女貢覺旺姆於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焚身亡，他的丈夫卓瑪嘉竟被構陷罪名，判處死刑。
被捕的良心犯中，有很多與「新公民運動」有關。「新公民運動」的前身是許志永和我在二○○三年創辦的「公盟」，我們關注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挑戰酷刑、反對戶籍制度等等，大量介入人權案件，包括高智晟案、陳光誠案、和撰寫西藏三一四事件調查報告。「新公民運動」主張「自由、公義與愛」，號召大家爭取公民權利，同時希望把全國各地的人權捍衛者聯合起來。其活動包括──推動教育平等權、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推廣公民同城聚餐等。這一運動，充分利用社會媒體和互聯技術，囊括了網絡動員、公開信、簽名、發傳單、公益訴訟、街頭演講、和平集會抗議等維權形式，把二○○三年以來的公民維權運動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為甚麼中國政府如此猛烈地鎮壓新公民運動和民間維權人士？
中國的維權運動（Rights Defence movement）從二○○三年興起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於行動者的探索和犧牲，由於社會矛盾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維權運動具有這樣幾個趨勢：一、從互聯網上走到了線下；二、從個別的人權案件到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三、從法律訴求到更多的政治訴求；四、從無組織到具有某種組織色彩。比如○八憲章，中國人權律師團和新公民運動。人權運動發展到新公民運動，當局已經感到了明顯的威脅。但統治者決不願意和民間對話，決不願意放棄專制特權，於是在維穩優先的思路下，就嚴厲打擊任何對政治統治構成威脅的人。
這種高壓手段當然會讓一些人害怕，但這不會緩解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只能激化和積累矛盾。中國的制度和人的尊嚴、自由是相衝突的，不從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作出巨大的調整，社會裂痕只能越來越大；站出來要求權利、爭取民主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如，就在幾天前，上萬廣東茂名市民冒著生命危險抗議污染環境的項目；也是在最近，試圖揭露建三江洗腦班真相的多位律師被關押，其中三位律師被用繩子吊起來，警察使用拳頭和警棍對律師們進行野蠻毆打。為甚麼律師和公民們站出來挑戰洗腦班？因為在洗腦班的背後，是正在發生的奧斯威辛：數不清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不肯放棄信仰被投入洗腦班或勞教所，一九九九年來，至少三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因為爭取自由，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們常常失去自由，不要忘記他們。我想起二○一一年我被北京秘密警察綁架、秘密關押七十天的時間裏受到的剝奪睡眠、拳打腳踢、單獨羈押等酷刑。秘密警察在對我使用暴力的時候明確告訴我，「不要跟我們講法律，誰也幫不了你。」──但我完全沒有放棄希望，我內心對正義和自由的渴求給了我力量。力量還來自我堅信，我的戰友們仍在監獄裡和監獄外堅持抗爭，因為他們有著同樣對自由的追求。我堅信，這樣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他們的吶喊終將震撼野蠻的專制。我還堅信，在中國之外，在美國，在歐洲，在自由之光照耀的每一個角落，在為人類尊嚴進行的每一次戰鬥中，我們沒有被遺忘。
我非常欽佩各位尊敬的議員和美國政府在捍衛自由和人權價值上所作的努力。但當今，全世界對罪行纍纍的侵犯人權者所帶來的壓力遠遠不夠。中國不但玩弄國際人權制度，也在利用自己的經濟、軍事、政治影響力試圖操控民主大國。如果美國批評中國人權，那就不買你的波音；歐洲如果會見達賴喇嘛，那就不買你的空客。在一些高級別國際會議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成了「房間裡的大象」。
我們可以為人類的自由事業犧牲多少經濟利益？當人們這麼計算的時候，就已經錯了。壓制自由的力量不會停止腳步，不會理睬國界線，不會遵守它們允諾的國際規則；藉助互聯網和經濟全球化，藉助不適當的國際規則（比如人權記錄極差的國家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並且沆瀣一氣，非民主的政權在聯合國裡違背本國人民的意願和普世價值），藉助民主國家的鴕鳥政策和「好人的沉默」，壓迫自由者的力量在不斷增長。──當自由社會感到必須捍衛自由的時候，已經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