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新生代人口增長，以及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1960年代逐漸增加。不管是在學中的年輕人，或剛步入社會的青年，都引起政府與社會大眾的注目與討論。六〇年代中期之後，關心台灣社會人口膨脹、代溝問題、少年犯罪、青年就業、留學問題、人才外流等的輿論逐漸出現。這些都顯示戰後世代人口的成熟與新一代知識階層的出現，以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
雖然有1961年的青年「接棒問題」的討論，以及1963年台大學生的「自覺運動」，但就關懷政治社會議題而言，不管是發表言論或行動參與，六〇年代的年輕人，大致上是一個相當消極的世代。而主要原因，在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對社會的嚴密監控。就在「接棒問題」引發討論的大約半年前，雷震被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罪名逮捕（1960年9月），《自由中國》於是遭停刊，而他與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合作的組黨活動，也因此終止。當時參與組黨的省議員李萬居所主持並鼓吹民主的《公論報》，也隨後被迫改組、易手。1957年創辦的《文星》，也在1965年被停刊。
1964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印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準備宣傳「『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但在發放宣言之前，三人就被捕下獄。1966年，呂國民、許曹德、顏尹謨、黃華等本省籍知識青年秘密組織「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企圖透過選舉、組織政黨，以「重新建設一個民主國家」，追求台灣獨立。但該會剛成立不久，就遭情治單位破獲，而組織者也被捕入獄。國民黨政府對社會的嚴密監控與鎮壓，使這些政治異議與行動，無法對一般青年與社會大眾產生影響。
威權統治的社會監控，對戰後世代的成長經驗更具有直接影響的，是這種控制透過訓導教育而深入校園。通常年輕人從中學階段開始，就可以體驗到校園中壓制的恐怖氣氛。嚴密的校園監控，加上嚴格體制化的教育，尤其是1968年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從小學進入初中就必須面臨的升學考試、補習教育，都讓年輕學生普遍充滿抑鬱沈悶的感受。在這種氛圍下，除了循著一般管道升學就業，或者成為「太保學生」之外，許多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有著「一走了之」的心態，於是出國留學，進而在異國謀職定居，就成為他們的重要出路。
從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初，台灣的輿論常見年輕人的自我批判，以及年長世代的指責，認為年輕人「苦悶」、「消極」、「自私」、「沈默」、「沒有熱情」、「現實而無理想」、只追求個人成就而對社會、國家等公共議題缺乏興趣等。
六〇年代的知識青年普遍感到抑鬱苦悶，一個更大的理由，是國共對峙下做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未卜、命運懸宕，使得有公共關懷的年輕知識階層常有不知往何處去、無所依歸的強烈感覺。1951年美國開始提供對台灣的各種經濟援助（美援），國民黨政府也從1953年開始各期的經濟建設計畫，使台灣經濟逐漸成長。1954年底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則有效遏止中共犯台，保障國民黨的統治，使台灣社會有政治穩定感。不過即使經濟繁榮、政治安定，認為現狀還有待改革的一些知識份子，仍然感到社會上沈悶抑鬱的強烈氣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防止台灣的赤化，事實上也限制了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這尤其對許多外省人而言，羈留島上，有家歸不得，隨著時間的消逝，更覺鬱悶。
在國共對峙、感覺受困於小島而前途迷茫不定的心理下，六〇年代的年輕知識階層也普遍有一種置身於歷史之外、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這又與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出版控制有關。他們一般只能依賴國民黨的固定說法來理解過去，加上對於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知識與文化的嚮往，都使他們對中國或台灣過去的歷史現實有相當的隔閡。於是他們許多人稱自己為「無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迷失的一代」。知識青年的這種特質或感受，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台灣政治與社會瀰漫的「流亡心態」的折射。
六〇年代少數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知識青年，往往有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經世濟民」想法，同時受西方的民主政治與文化所吸引。六〇年代中期之前對不少知識青年有深刻影響的《自由中國》（1949-1960）與《文星》（1957-1965）雜誌，正分別代表以西方為標準的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理念。
1968年元月創刊出版的《大學雜誌》，延續《自由中國》與《文星》的改革期望。這份雜誌的創辦者與主要作者，幾乎都是戰後世代的知識青年。後來在保釣運動、台灣喪失聯合國席位的七〇年代初，《大學雜誌》匯聚了戰後世代知識階層主要的改革言論，在激發年輕一代的改革意志與行動上，扮演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