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年紀太小，還沒有準備好就進入工地，很難適應工地的生活與習氣，「每天沉默寡言，心裡很痛苦。」蘇彬堯說，他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下班後找時間去學，那就是裱畫，家裡人都反對，理由不難想像：「做裱畫能賺多少錢？」那時蘇彬堯開挖土機，一天工資可以到四、五千塊錢，裱畫的前途在哪裡？但蘇彬堯說，做裝裱跟開挖土機，他的心情完全不同，一個是享受、一個是折磨，「我自己的感受最真實，但家人不認同裱畫的工作，我也只好兩邊兼做。」有時從工地回來做裱畫，「累到手會發抖，」蘇彬堯說，但既然這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堅持下去。
退伍後，蘇彬堯決定把比較多的時間投入到裱畫的領域，因此自己租了房子接案，「不過，我常常是在馬路上做裝裱，」他笑說：「因為房子太小，大一點的作品拉開來放不下，只好攤在馬路上做。」還好，蘇彬堯是在鄉下地方開業，馬路上也沒什麼人車來往，寬敞的公共空間成了他個人工作室的延伸。
就在這侷促的空間裡，蘇彬堯認識了他一生的貴人：劉國松。起初是因為有些東海美術系的同學把畢業作品交給蘇彬堯裝裱，這些學生選擇蘇彬堯是因為，學生們天馬行空的創意，「我願意花腦筋、花時間，儘量幫他們完成。」蘇彬堯說，很多裱背師父對什麼樣的作品要配什麼樣的裱背，好像有一套公式，規格、尺寸、配色和材質都不想改，但他願意跟著學生一起大膽變化，因為「裱背也是一種創作。」慢慢地，東海美術系口耳相傳有位如此特別的裝裱師父，老師劉國松也請蘇彬堯試試幫他做裝裱，成果非常之好，劉國松與蘇彬堯就這樣一直合作了近二十年。
很多東海的學生想跟蘇彬堯學作裝裱，但他自認口才木訥，「不知道怎麼教。」不過蘇彬堯提供了場地甚至材料給學生，讓他們在叢譽齋盡情地進行各種裝裱實驗；他曾經去大陸兩趟，想跟博物館的老師父學裝裱，可惜一到了現場，所有的工具材料都收拾得一乾二淨，蘇彬堯看也看不出任何所以然，「我領悟到，真正道地的工夫很難教的，想要突破，就得靠自己不斷動腦、動手做。」他說，藝術就是要苦練。
本文引用自《新活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