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平教授為著名之中國近代史專家，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復旦 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 心主任、復旦大學校務委員，並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 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上海市人大代表等職務，在大陸歷史學 界為一方之重。本次特邀請吳景平教授，擔任103年度「蔣中正先生講 座」系列的第一位講者，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論「蔣介石與金圓券發 行」，以饗學界。
金圓券的發行，是源自於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以總統的名義來頒發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公布了「金圓券發行法」。如果我們說，從到那個時候為止的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歷史時刻，有所謂國家元首，而且是從總統這樣高的層次來對貨幣制度的改革，我想這個重視程度是最高的。這個法令的主要內容，就是指稱我們今天以往用的貨幣，包含法幣和東北的東北流通券，都將被一種新的貨幣，叫作「金圓券」來取代。而其替換的匯兌原則，就是法幣300萬元可換金圓券1元，東北流通券是30萬元換金圓券1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兌已發行的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在此限期前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則按照上列摺合率流通行使。所以是在制度層面上先必要取代舊幣，但是他接下來一條規定，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就是要收兌人民所持有的，而且是合法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其他像外匯、銀幣等等，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另外，不僅是國內的法幣政策，在海外的外匯置產，還要去進行登記、進行管理，在美國的這個中國人的外匯資產，就要求你在指定的時期內，向央行或是央行委託的中行在美國的機構，需要把你這個申報拿回來清謄一下，移轉到銀行，這樣去做管制。簡單來說，整個法令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想把一個財經的基本秩序，能夠控制在8月19號這一天。在歷史上有人稱之為「八一九防線」，現有財經方面的議題，比如說工資、物價，以及其他相應的經濟數據，以前混亂歸混亂，到這一天不能再動了，要重新施行新的幣制政策。
接下來要談金圓券的作用，最初蔣介石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的，他在南京召集了金融界的代表，尤其對上海金融界的這些代表明示收兌金融外匯，他要將外匯移交到央行，不受到上海金融界的干預。最初情勢非常好，一個禮拜之內，非常踴躍，大家把金融外匯拿到各家銀行去兌換。上海央行一地只有三百萬，所以蔣介石馬上跑到上海市宣揚，然而人民對政府的仍然信用不足。甚至當面他還說，我們這天裡面就可以設兌，他們資料不齊，確實我們知道，在沒有碰到狀況前，完全便利。當然，不同的地區有個別的狀況。華北是華北，上海是上海，廣州又和香港相連，走私的情況也是非常嚴重。然後內地的情況又不同，比如各地方怎麼把金銀收回來，收回來又作什麼？收回後可不可以公開宣布我們要運到南京去，或者是運到上海或怎麼樣？每個地方都有當地的巧思。但是地方上全都認為這件事，蔣介石匆忙的去宣布，希望都能夠在當地做，但是對蔣介石而言，認為中央財政，這些資源必須集中，絕不能放在各地；後來我們知道，只有香港就是針對以後做主要的集中地，及早集中，排除阻力的集中，最後運到了臺灣來。
從後來的研究資料可以看出，這個方案蔣介石幾乎是親自坐鎮督導。這一次蔣介石確實是親身參與，三年多後，後來失敗，在當年年末的中央政治會議上，有的與會者在會議中說，時任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連這個方案的全文都沒有，就要大家不要太魯莽，不具任何的說服力，所以認為我們不能用中政會議上通過。蔣介石也說，那就讓當過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來做，去擬定關於幣制改革的方案。俞鴻鈞他在上海市市長任內，1937年11月，上海市政府退出大上海宣言、聲明是他的聲明。然後他長期跟著孔祥熙，後來孔祥熙倒台以後，也不留情面，對孔祥熙的情形調查很清楚，俞鴻鈞可說在香港作為蔣介石的執行人，換句話說就是由市長來充作部長。
另一方面，前後兩任的行政院長宋子文跟汪精衛，其怎麼想的都不得而知，他們兩位一樣是頭腦比較清晰，也是感到這樣一個大的改革，究竟需要什麼條件，需要更審慎的思考。出身銀行界的張嘉璈，長期在金融界、銀行界從業，看待這個計畫，他應該很清楚，北洋時候的停兌令頒發以後，他是在上海，他和宋子文去確定，為什麼我不要維持兌現。這時候一種貨幣，從歷史上是可以兌現，然而現在卻說變成一張紙了，這後果會是什麼他相當清楚。發行法幣雖然不能兌現，還是能換外匯，然而現在卻是計畫要收回，這個能推行嗎？所以我認為張嘉璈是雖然允諾了這個方案，但是卻不太積極處理。
在30年代，尤其是抗戰爆發前、抗戰爆發之初，以及之後的，這樣一個大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決策中，蔣介石做到了最高的執政者，並且持續到最後。因此，甚這有的時候變成唯一的決策者。雖然在名義上，把五院作為是各院互相制衡的機制；然後各院還有下一層的機構，各機構之間也是互相制衡。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在1935年的幣制改革以前，當改革的時候，整個行政、軍事、警方體系，都曾經打電報給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也就是蔣介石請示，沒有人打給孔祥熙、汪精衛。蔣介石也是直接告訴孔祥熙，身為財政部你該怎麼做，然後說回歸地方。到了抗戰爆發之初，包括最高會議主席的紀錄、最高委員會的紀錄，中央交農的四行代表，分別是孔祥熙代表央行(中央銀行)、宋子文代表中行(中國銀行)、錢新之代表交行(交通銀行)、蔣介石代表農行(中國農業銀行)。雖說蔣介石是農行理事長，但任誰都知道他不只是農行代表，他是一個最高層級的決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