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太原市扒手小偷很多，妻子拖兒背女，糧票放在她身上不安全，我就叫她把糧票給我。我接了糧票，隨手放在褲子後袋裡，去售票口買郊區客車車票，在窗口付錢時，感覺臀部後面一觸動，回過頭一看，小偷跑了。我一摸褲袋，糟糕，糧票被竊了。年老抱病的父母，餓著肚子，省下錢以高價買下全國通用糧票，妻子攙著幼兒、背著幼女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好不容易把五市斤全國通用糧票安全帶到太原站，卻因我的粗心大意被竊了。我心疼至極，欲哭無淚，兒女回到身邊，本是一件大喜事，但當天晚上，我輾轉反側，幾乎一夜未眠。
一年後，我一家四口被迫退職回鄉當農民，一兒一女均寄養在岳母家。一九六五年全家五口在太原市報上戶口，到了一九七三年，我妻子找到了做炊事員的工作，才把女兒從浙西外婆家接到太原。這是她已是婷婷玉立，長大成一個可愛的少女了。
但到太原後，市民供應的口糧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細糧，即小麥麵粉，其餘是高粱麵和玉米麵，後兩種當時都叫粗糧。在南方吃慣大米的女兒，吃粗糧很不習慣。我校在郊區，郊區飯店裡只有饅頭，沒有大米，而且一斤糧票只賣給你三個饅頭和兩個粗糧做的窩窩頭，很不合算。於是，每當發了工資，就帶孩子到市中心飯店吃大米飯，不過飯店為了限制顧客買大米飯，必須買一個葷菜，才能買半市斤通用糧票大米飯。一個葷菜，一般約需五角人民幣，覺得有點貴，當時新鮮肉也只不過三角多人民幣一市斤，不過要有肉票才能買，因而一個月去飯店也只不過一、兩次。
有一次剛發了工資，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用購糧本上的口糧換了二市斤太原市通用糧票，帶著女兒和小兒子到市中心「上海飯店」去吃大米飯。進飯店一看，有上海小籠包，比買葷菜吃大米飯花錢少，於是，我就叫孩子占了座位，我去窗口付款。
當我付完款與孩子坐在一起等待時，有一位年輕解放軍戰士，眉清目秀，看樣子是一位低階軍官，和我們同坐一張餐桌，正在吃一大盤小籠包。我們等得都有點不耐煩了，小籠包還沒有端上來。此時，忽見這位解放軍把竹筷子在桌子一放，說了句「吃不下了」，然而對著我說：「盤裡剩下的包子，我筷子沒有碰到過它，讓你小孩吃了吧！」說完，我連一聲「謝謝」還未來得及說出口，他就離席走了。盤子裡大概還有五、六個包子，孩子們就狼吞虎嚥地吃完了。
事後我一直在想，這位解放軍是真的吃不下了？還是見我的孩子看他吃包子時流露出口饞的樣子，因而故意說吃不下，把包子留給我孩子吃？反正，那天買了二市斤糧票包子未吃完，留下一些帶回給媽媽，間接省下二、三市斤通用糧票，甚感滿意。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農村包產到戶，勤勞的中國農民的生產力一下子爆發出來。八○年代初，一次暑假，我在太原用一個月的口糧和食用油票換了二十八市斤全國通用糧票，回浙江老家探親。豈知，江南一帶在飯店吃飯已不需交糧票了，農村裡家家戶戶也毋須為吃飽飯而發愁了。
到了八○年代末，糧食供應徹底放開，購糧本、通用糧票退出歷史舞台。其時，我手中囤積了幾百斤全國通用糧票，偶爾有人上門要用雞蛋和我換全國糧票，我沒有同意。至今幾百斤全國通用糧票保存在上海我兒子家裡，讓它永遠留著，記憶著那逝去的艱辛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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