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產業工藝論述成長的同時原住民工藝亦越加受到重視，包括池部俊長、小林保祥、衫山壽榮男皆曾向政府提出建言。1926年「帝國工藝會」成立，並於隔年發行刊物，首次出現介紹臺灣工藝之文章，1928年池部俊長持續於《臺灣商品陳列館報第三號》倡導。在這些人催生之下，1929年「阿瑪灣工藝指導所」正式成立，原住民工藝產業建制更於1930年代中期達至高峰。
1930年代中期臺灣已有「阿瑪灣工藝指導所」、「富士岡工藝指導所」、「屏東地方工藝介紹所」三個工藝指導所，然而隨著原住民產業工藝發達、1930年代觀光發展，非原住民也開始大量生產「蕃產品」，這些「蕃產商」成本、通路、行銷觀念成熟，且原住民主要為下游生產者，此方面競爭力不如「蕃產商」，以致1938年山本鼎再次來臺時雖然重點依舊是指導原住民紀念品，但受指導對象卻變成「蕃產商」，生產重心落至非原住民。此年日本政府亦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加強物資、人力的集權統制以掌控資源，兩處工藝指導所也在此時被視為缺乏競爭力而結束。
日治後期總督府已無力推動產業工藝，雖補助顏水龍於臺南成立「南亞工藝社」、「竹細工產銷合作社」，但顏水龍返臺主要還是在於推廣漢系工藝，且1941年創刊之《民俗台灣》報導漢系工藝居多，直至1943年立石鐵臣考察臺灣工藝，接觸原住民工藝後才開始報導。雖然仍有關心原住民工藝之藝文人士，但大多只是記錄與評論，無實際推動與實踐，且原住民自身未能出現像顏水龍這般管理、設計人才，而在政權更迭後，臺人開始趨向重視西洋繪畫、雕塑、純藝術，加上國民政府將書法、水墨帶來臺灣，原住民工藝產業便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步步走向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