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國內不少人看待中國大陸推動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倡議，總認為它是中國在輸出過剩的產能，甚至是「中國崛起」後對外擴張勢力的一種戰略企圖，因此更遑論要參與其中。然而，最近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已從過去的敵意轉向善意，並宣稱其所主導的「印太戰略」有助於「一帶一路」倡議，兩者不會產生利益衝突。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轉換，似可供台灣做為參照指標。
據瞭解，日本政府是從「安保」角度出發，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謹慎，並堅持在參與沿線建設時只限於中日兩國企業的民間合作層次，還要求工商界對與「安保」有關的港灣和鐵路建設等投資項目提高警惕。但日本最大的工商團體經團聯則傾向積極從中找尋新商機，中國日本商會也成立「一帶一路」聯絡協議會，共享資訊。目前日本通運、伊藤忠等物流大企業都已實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連結了中國-中亞-俄羅斯-歐洲的超級物流網建設。
日前中日兩國政府在東京重啟中斷8年的「高級別經濟對話」，其中一項議題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和「印太戰略」的合作，儘管對合作項目具體問題的分析仍存在不一致意見，但日方已明確表示將在顧及沿線國家財政健全和環境保護，遵照世貿組織（WTO）的國際規則提供支援，並強調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廣闊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即「印太戰略」）有助於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緊接著，安倍首相在接見來訪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時更做出積極表態，期待「一帶一路」倡議能夠有利於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至今，已不再是中國一方的倡議。聯合國大會早已替「一帶一路」倡議背書，認為它有許多項目都是與基礎設施建設有關，可藉此提高沿線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能力，這對落實聯合國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目標有很大幫助，更可為推進公平有效的全球化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目前國際貨幣基金（IMF）已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作，將啟動「中國-IMF聯合能力建設中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各類培訓課程，並支援其能力建設。
在「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緊扣在一起的同時，原本與中國大陸有釣魚台主權爭議的日本，也從起初懷疑該倡議是「中國崛起」的政經謀略而加以抗拒，轉為定調在中日兩國民間企業的參與層次，並期待它能夠有利於地區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反觀台灣，新南向政策涉及對象國家幾乎與海上絲綢之路重疊，蔡英文總統也曾經表示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兩岸在區域發展上也存在著共同利益及不同優勢，並不排除與中國方面協商合作，以創造區域合作新典範。因此，台灣若要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兩岸尚未協商合作之前，似乎可考慮攜手日本先行，因為台日雙方已有堅實而緊密的政經關係，確實具有很大的合作發展空間。
尤其處在兩岸關係「冷和」階段，以及美中貿易爭端而產生的變局下，台灣要直接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恐引發內部阻力，而最妥當之道則是在既有新南向政策架構下，按台灣產業既有優勢和準備發展新方向，攜手日本在「一帶一路」倡議和「印太戰略」較不敏感的重疊或銜接領域，尋求合作參與環保與節能、第三國產業升級、物流運輸、郵輪產業、數位貿易、醫療衛生、人文交流、能力建設等項目之機會，甚至也可通過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多邊合作機制迂迴間接地參與。
總之，台灣採取通過日本管道「借船出海」的策略，尋求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和「印太戰略」，不但能善盡聯合國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之國際責任，也有助提升台灣在「一帶一路」沿線開發中國家的積極形象。
特別是此舉還能協助國內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建構新的跨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並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以及在傳統出口市場以外找到新的出路和潛在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