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經陳慶源老師的介紹認識到《人間》，也認識到陳映真這位華語媒體界的巨人。其後偶然通過不同渠道，讀過幾篇《人間》的專題，也在台灣遇過幾位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及過《人間》。
《人間》是與別不同的雜誌，他開拓了一種「報導文學」的風潮，擅長用黑白相片做封面，帶來巨大震撼。但除了在文化上的衝擊，《人間》用「報導」介入社會運動徹底挑戰了我在過去幾年從新聞學院的學習、不同媒體的工作習慣所得出的心得。必須要強調，我沒有把全部47期的《人間》都讀過，也沒有對他們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甚至我沒法將自己投射在過去或現在的台灣社會裡，去想像這份刊物對社會的衝擊。對於我來講，這種報導介入議題不僅是作為一種方式或形式主義，也不是「特寫」或者「人物誌」，更是一種媒體人關心社會、改變社會的出路。這種方式也一直影響著華語世界的媒體人們，已停刊的《新報》「社會實錄」，曾經記錄了一個時代下的香港邊緣人；近年澳門的《論盡》也隱隱約約見到這種身影；在2015年馬來西亞雨林認識到的嘉美，最近也出版了一本關於馬來西亞行動者的書。當然我不能判斷報導文學在華語世界遍地開花是因為《人間》，但《人間》確實在大家心中有一定份量。
這個看起來起點跟目的地都普通不過的旅程：香港人去台北，由開始到結束，青年旅館的櫃檯職員、台灣社運或媒體朋友、旅途上相遇的人們，都有問我旅程的目的。而這個答案，卻在七天之間都不斷改變著。去了現正面臨拆遷的大觀社區、新店瑠公圳，與台灣原住民交談、認知到台灣的非原鄉部落。有一位太魯閣族朋友Abas，跟我分享蘭嶼核廢料的事件：「我不明白這種美麗的地方，為何要把核廢料倒在那裡。」（香港人可以這樣想像政府將核廢料倒在東平洲）在飛機上再翻看買回來的《咆哮誌》，《人間》的攝影記者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我們必須要參與生活、介入生活，理解受訪者的生活，才能寫出深刻的東西。」那時我就知道在《獨媒》、《都市日報》甚至《基進》的自己缺的是甚麼。
1989年，19歲的台灣原住民青年湯英伸誤入求職陷阱，受盡歧視、勞動成果被剝削，酒後將僱主一家三口殺死後自首，被判死刑。當時《人間》雜誌不但製作專題報導，傾盡全社之力嘗試營救湯英伸，最終蔣經國拒絕特赦湯英伸，但事件引起台灣原住民及部分漢人對過往漢原關係的反省，也促成了象徵漢人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吳鳳銅像清拆事件。在凱達格蘭大道上，Abas說蔡英文對原住民道歉後，才發現原來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洪溝那麼大。由湯英伸事件到今天已經30年，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仍未走上一條順利的道路，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繼續成為少數、不能講自己的語言，原住民的示威也只有非流媒體和原住民電視台去採訪。在訪談翌日，朋友開車載我到快樂山——一班為生活走到北北基的阿美族原住民，在都市邊緣建立非原鄉部落，卻受到政府迫遷。
我見到有很多新聞界的老前輩，近來都在將「事實」提升到很高層次，但很抱歉，這個社會對真相失去知覺，當然事情的真相是新聞的基礎，但單靠事實是不可能改變社會。新聞學院所推祟以報導為社會帶來改革的一種方法，進行一篇偵查報導令到官員感到尷尬、跟報導了某間小店的故事，在過程可能有很大分別，但對於社會而言卻不一定有很大分別，而我很懷疑那只不過是資本家用作打擊政敵而美化「新聞作為一種公器」的思維。改變社會不一定是以行使「第四權」而進行，這個社會現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深信做了一單新聞、將高官踢落台的網站，更不是將弱勢群體作為一種gimmick然後去親近和獵奇的受訪對象。
三十年前後的人間並沒有變成天堂，據聞有時往蘭嶼的船依然固我地將核廢料放在島上，但討論媒體如何呈現和改變社會，卻跟記者薪酬一樣停住了，甚至倒退了。所以這個旅程對我來講尤為重要，走過社運、媒體前人的足跡，重新反思作為傳播人的價值，在台灣的社運現場中，尋找失落多年或從未出現在自己身上的靈魂，才是真正目的。
而在這幾日不斷的沉澱又開拓眼光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件事情，我本來並不打算公開，但有媒體今日刊登了事件，作為同樣收到線報的記者團隊，我有責任解釋為何《基進》並沒有刊登和跟進。在旅途期間收到一位家長X的pm，表示自己的兒子在某院舍被繩梆實，又認為院舍疏忽照顧，導致兒子受傷。他提供了片段和文件紀錄，團隊成員亦跟家長X通電，但據了解並沒有解答到團隊提出的一些很關鍵的問題；同一時間，我們也在另外的渠道聽到對家長X精神狀態的質疑。負責調查事件的成員在星期一收到另一間報館電話，表示至少兩間間媒體將會夾好在星期三（即昨天）出街，問我們是否一起刊登。
星期二晚上，我決定放棄整個報導，而另外一間報社選擇繼續刊登。我必須強調，放棄刊登並不代表事件並非事實，因為無論家長X的精神狀態為何，跟院舍有否虐待兒童是兩件事；而友報亦引述專家所言，表明將自閉兒童梆緊7小時並不適當。作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我認為事件有主流媒體報導的話，已經能夠做到「公開事件」的功能；作為非主流媒體，這種對院舍的指控嚴重，我不認為有足夠時間和能力完全了解事件；我們除了要發掘事實，也希望能夠在報導當中討論現時院舍存在的問題，而兩日時間並不足以令我們能夠好好準備，我們也沒有跟自閉兒童共同的生活經歷，若最終沒有繼續跟進，只會淪為又一篇高點擊而無後續的文章。
這個決定若我沒去台北，也許會做相反的選擇。但我認為更重要的，至少作為非主流的傳播者，要有一種對「真相為本」目標的質疑。在知道「真相」之後，傳播者除了要對報導負責以外，我們如何去推進和延續？如何寫出令閱讀人深刻而引發討論的文章？我們追求的理想人間，到底是真相即自由，抑或自由地追求真相？投身議題者也愈來愈少時，作為傳播人的我們只能呈現事實而不大聲疾呼？《人間》並沒有因為報導湯英伸事件馬上帶來了轉型正義，但在30年後即使主流媒體繼續缺席，凱達格蘭大道上依然有著來自台灣各地的聲援者，原民台的出現也開拓了原住民能在輿論打開缺口。當然，更大的改變可能要等待再多一個30年，但我們的選擇，就決定了30年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