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是平的」的二十一世紀，民主政治陷入困境，近乎舉世皆然。然而在歐洲，民主政治的演化多了一項中介變數。民主政治在歐洲的演變過程裡，歐洲聯盟扮演了何種角色？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反而使其受到侵蝕了？
以「民主的體現包含輸入端（由人民決定誰主政）與輸出端（政策產出及政策結果讓人民受惠）；同時歐洲超國家層次的民主實踐其存在意義是後者而非前者」為前提，本文檢視八零年代末歐洲整合再出發之背景、驅動力量、制度設計邏輯，及歐盟創立以來之運作，評估歐盟的存在是使「人民作主」的實踐更為穩固了還是受到了侵蝕。文章發現，八零年代以來的歐洲整合是將民主政治「新自由主義化」的重要步驟，導致了財富向頂端集中，不僅破壞了歐洲原本引以為傲的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系統，亦嚴重侵蝕了民主政治在國內層次運行的基礎。
為什麼貪腐在亞洲某些社會中橫行，卻在另一些社會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本文提出了一個研究政治貪腐的制度主義觀點，我們收集了亞洲十一國的縱列數據（Panel data）與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並且引進Systematic GMM模型，希望對導致政治貪腐的因素提出亞洲的經驗證據。統計結果顯示，亞洲各國的經驗與全球的比較研究之間並沒有衝突，首先，我們發現威權主義與貧富差距將導致亞洲各國的政治貪腐程度顯著惡化。其次，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似乎更容易因不平等而導致政治貪腐。最後，我們發現以亞洲各國大專以上教育入學率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似乎有助於提升公民社會對抗國家貪腐的能力。
本文將有關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與政權轉型的學術觀點區分為「亞洲例外論」與「普世主義論」兩組論述，亞洲例外論認為遵循亞洲價值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的平等，普世主義論則認為民主化才有助於保證經濟穩定與分配正義。在南韓與台灣相繼發生政治轉型之後，與民主改革停滯不前的新加坡及香港相比，形成了極佳的對照。本文引進反事實推論的Treatment Regression 統計方法以及General Method of Moments 模型，收集亞洲四小龍近三十年來的相關數據，來比較南韓、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影響。結論發現亞洲四小龍的政治轉型與否，與實質經濟成長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統計關聯，但是比起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及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吉尼係數有顯著惡化的趨勢。因此，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亞洲威權體制表現較佳的「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為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