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呂博士榮海兄寄來的「三十年來個案正義的追求」新書的書稿，我立即從頭到尾拜讀過一遍。本書蒐集了呂博士披上黑白法袍整整三十年來，其中並穿越海峽四百餘回，由經手參與辯護數千件的案件中，精挑細選出三十件案件，透過輕鬆的文字、簡單的筆法，把錯綜複雜與深奧的法理，整理出來。這三十件個案，代表了呂大律師三十年來法律思考的成果，平均每年一個案件，都是「選中再選」，堪稱是每年的代表作—「年度之案」（Case of Year）。
因有學長之誼—他在高中及台大法律系法學組，皆高我一屆—我們在大學時期即成為莫逆之交。榮海兄勤讀法律，曾有日後一生將從事學術研究之初衷。同時，也勤學日語，尤其對於日本法理學饒有興趣，幾乎天天口中唸著日本法理學大師「碧海純一」、「尾高朝雄」……的大名。
1978年夏天我大學畢業，短暫結束預官訓練後，返回台北賃居，準備留德。那時榮海兄也準備參加司法官及律師考試，我們兩個便在公館找到一間專租給學生的公寓，共租一房，開始長達一年的「共居共讀」生涯。這一年中，讓我更進一步瞭解榮海兄：榮海兄出生在淡水的一個純樸農家。從小過著傳統農村生活，也和一般農家子弟一樣，若非成績特別優異，恐怕最多讀到國中畢業，就會走上務農的老路。日後他即使考上臺灣最好的建國中學及臺灣大學，每逢假期返家探親時，他都會自動挽起袖子，下田幫助父母除草、施肥及收割。我仍清楚地記得「同居」後不到兩個月，有次週日晚上，他由淡水返回時，笑嘻嘻地手中拎上一串用麻繩串起的毛蟹，並說這是他在收割稻穀時，順便抓到的，特別給我嚐嚐臺灣毛蟹的黃膏美味。由於從小聽從學校老師的警告：臺灣溪流的毛蟹有「中華肝吸蟲」的寄生，千萬不要隨便捕食。因此，我從未嚐過臺灣毛蟹。在榮海兄的再三保證下，我們請房東代為烹煮，果然膏重味厚，名不虛傳！
短暫同居一年後，榮海兄順利地考取了律師，而我也幸運地考取留德獎學金，赴慕尼黑攻讀博士去也。等我們再度重逢，已是五年之後，榮海兄已經成立一家律師事務所（蔚理法律事務所）。但和一般律師事務所不同的是，這家律師事務所還兼辦法律出版業務。原來榮海兄始終未能忘情於法學研究，遂將律師所得盈餘，用在獎勵法律出版之上。他自己本人則進一步在臺大法律研究所攻讀，最後在民法權威王澤鑑大法官及黃茂榮大法官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
轉眼之間，榮海兄從事維護個案正義的律師行業已經三十年。人常道：「一出社會，理想會迅速為現實所擊敗。」這句話我可以由我所認識的阿海兄身上，獲得一個反證。律師可說是一個人際關係最為複雜的行業，三教九流之類型客戶無一不備。若說是最容易陷入社會染缸的一種職業，當不為過。本來一個熱血、純樸及充滿理想主義的法律學子，踏入這行後（特別是功成名就、荷包滿滿後），整個人變得世故、虛偽與貪婪者，幾乎比比皆是。但榮海兄始終保持一顆赤子之心，過著儉樸的生活。在他的日常舉止，言語投足與衣履穿著之間，沒有露出一絲一毫的財氣，也沒有「大律師」常有的驕氣。我至今與其他老友都是一樣，都仍稱他為「阿海」，他也回報出一副誠憨的回笑。真慶幸他，或者貼切的講，我真佩服他能拒絕會現實染缸的污染。
今天我能夠在讀者大眾之先，拜讀此新著。說來我也為此書的催生，發揮一點點推力。一年前，有次與阿海敘舊，提到他匆匆已執業三十年。其中遇到的巧案、妙案及好案，一定不少。而阿海為這些案件也一定耗出相當大的精力與腦力。如果不將這段奇妙經歷記錄下來，勢將迅速淹沒在法庭文獻大海之中。提到這裡，我不禁特別概嘆臺灣司法界正欠缺歐美法治先進國家所引以為傲的「司法遺產」（Judicial Heritage）。
因為中國遲至民國建立，才擁有了可能構建一套司法獨立的政治環境。真正能夠讓一群群法官發揮獨立審判的司法文化，迄今也不過百年，但因專制與威權遺毒，又橫亙數十年，故我國能夠累積一套深厚的司法文化遺產的時間，又更為短促。在此與歷史競賽的時空中，我們必須要使用「加速陳年」的方式來累積司法智慧，而無法如幸運的歐美社會，可以靠著累積三、四百年，十至二十代司法前人的宏言睿行，來形成整個社會深厚無比的法律道德觀。 因此，每當我在歐美的法律舊書店，看到一排排十九與二十世紀不少的法官與著名律師，在有生之年會留下其一生最值得回味的司法判決書，或是辯護文件，深深感到每篇文章、每句辯護文字中，所映現出的法學智慧，無一不是構築成該國司法文化與法律遺產的磚瓦砂石。我在向阿海兄提到這段歷史時，特別拿出一本我在1993年客座倫敦大學那一年時，在一家法律書店買到1932年出版的「麥卡迪大法官的司法智慧」（Judicial Wisdom of Mr. Justice McCardie）一書，當時英國高等法院大法官麥卡迪將其一生最重要的主審案例，匯集成書，讀者在瀏覽眾多有趣案例時，也能夠瞭解麥卡迪大法官如何將其邏輯、推理能力，結合僵硬法條，而作出一案又一案為人拍案叫絕的判決。
我也非常欽佩已故的英國高等法院丹寧院長（Lord Denning），他一輩子都致力於累積與敘述其經手的重大案例，並且言簡意賅的陸續出版「法律的原則」（The Discipline of Law，1979）、法律的正當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1980）、最後的篇章（The Closing Chapter，1983）、法律的界碑（Landmarks in the Law，1984）等書，每一本成為幾乎都成為每位英國法律系學生，甚至整個世界英屬地區法學院必讀的書籍。
反觀我們臺灣司法界似乎將「法官不語」這個魔咒，發揮成為一個箝制法官與律師法律思想與言論想像力的強大魔網。中華民國號稱開國百年，引入西方思想與法院體制，也已滿百年。但百年來司法實務界的先進們所出版與流傳於世的「司法智慧」之書，為數幾何？恐怕屈指可數矣。
顯然我的一番建言，已蒙阿海兄採納。不到一年的時間，大作的初稿已經完成。又再度驗證出其敏銳的思緒與高度的文獻編輯能力。我期待阿海兄的大作，彷如春風吹鬆了凍僵大地般，可以作為鬆動臺灣司法人傳襲已久、僵硬的「子不語」的促醒劑，讓一部部散發出「法理智慧」的專書，能夠源源不絕的泉湧而出。我國司法文化的土壤裡，才能種植出根深葉茂的「法治國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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