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這一段取自《道德經論正》分冊《考證概論》，怎麼考證一本書的年代，歷來是沒有可資參考的著作的。（梁啟超等那些不符合科學、邏輯的謬論就別提了）因此個人初步總結了個人考證《孫子兵法》（《孫子兵法論正》，標誌著孫子公案的徹底解決。孫子為春秋末年孫武所著，已無可動搖！）、《老子》（《道德經論正》，標誌著老子公案、文子公案等等公案的徹底解決。）所用的方法，以及所遭遇的問題與解法，還有所發現的規律做一些整理。一本三百多萬字的書，只花了一年多就寫成，疏漏之處，恐怕難免。不過日後若有讀者想要從事考證，這本書還是必備的參考書。至於以後是否有機會深化這一冊，那就留給未來來決定吧！
在這本書裡，我揭露了很多文本演變的規則，以及可資用來佐證一本書成書年代的證據類型。以下這張表只是從《道德經論正》中所發現的眾多案例中簡單的抽出的表格，我未加入表中的還有不少。與以下談到的「特稱」向「泛稱」轉換的案例完全相反的是「泛稱」向「特稱」轉換的案例。只是兩種案例發生在不同的文體上面，前者發生於「敘事」中的非焦點人事物，後者發生於「譬喻」中的焦點人事物。前者被個人稱為「細節遺失」現象，後者被個人稱為「典範置入」（未有典範而置入典範）、「典範轉移」（新典範取代舊典範，或隨著古籍的遺失，有些舊典範會重回人們的視野。）、「典範累增」（在原有典範下，新增新典範，而不刪除舊典範。）現象。這些理論，都記載在這一冊，主要都是用來考證一本書的年代用的。這一冊也講一些局限於春秋戰國的知識與常識問題，但相信讀者能自行類推於其他朝代。以《列子》一書公案而論，結合這些資料，以及歷來的引文線索、時代用詞特色（與同時代的人做比較）等等資料，列子公案便宣告結束了。（列子早於莊子）以下為〈語言、文字、概念的演變軌跡〉一小節的節錄：
「特稱」被「泛稱」替換。這通常發生於不含有典範人物、事件的故事、句子中的針對該人物、事件的細節描述。因為該人物、事件的發生當時，記錄者能明確知道事情的經過與參與的人物，記錄者加以表明，也是一種增加可信度的作法。可是當這些故事成為眾人皆知的事情時，許多當時被記錄下來的細節，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多數重述這個故事或句子的作者只是想要使用此故事或句子的意念，而且如果是口語引用，更可能把相關細節輕易遺失。因此，雖然「特稱」與「泛稱」的互換都存在於原典與引書之中，但仍然具備判定時代先後的價值。其根據便是在此故事所提人事物是否具有典範作用？此故事被引用時是否口語引用？譬如「楚恭王」掉弓事件，公孫龍口語爭辯引用時重點在於孔子對此事的評論，而不在於是哪一個楚王掉了弓，於是只點出了「楚王」掉的弓，到了〈呂氏春秋．貴公〉再次提到這個故事時，其重點在於表達「公」的思想，誰掉的弓不重要，甚至誰撿的弓也不重要了。於是「楚王」直接被泛化為「楚人」。「楚人」包含了「楚王」，「楚王」包含了「楚恭王」。在長達三百年左右的三次引用中，「具體稱謂」（特稱）被「抽象稱謂」（泛稱）取代。細節已經遺失！因為這些細節已經無關緊要了！〈呂氏春秋．必己〉引牛缺事件，即便把「趙君」（列子時，趙國尚未稱王）泛化為「萬乘之主」，這「萬乘之主」仍然是先秦時代的特色用詞，而〈淮南子．人閒〉再次泛化為「王」，徹底的把這具有時代特徵的詞彙給拋棄了。而這些線索正正恰好佐證了《列子》的早出。至於此例的相關討論，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
本書中斬獲的一些例子如下：
〈呂氏春秋．貴公〉「楚人」（荊人）。
〈莊子．齊物論〉「狙公」。
〈莊子．達生〉「紀渻子為王養鬥雞」、「王」。
〈淮南子．人閒〉「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以此而見王者」（王）、「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