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開明開放，通情達理，出任外交部發言人期間與記者成為好友，過從甚密，被視為「不拘小節」，每當出現升遷機會之際，就會出現告狀匿名信，因而仕途暫挫，在外交部被邊緣化。
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日前突然被調職，任外交部下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總編輯。由於沈國放的知名度，外交部的這項人事變動瞬間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震動。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強調這是「正常的工作調動」，據稱沈也繼續享受原部長助理待遇。然而沈國放離開外交部核心顯然是事實，輿論普遍認為此項調動並不尋常。
而據北京官方消息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沈國放在外交部現任四名部長助理中排名首位，按照中國官場和外交部論資排輩的「遊戲規則」，如無重大意外，他顯然是下一位升任副部長的人選。恰恰就在升職的前夕，卻突然離開了「部領導」的班子，當然令人懷疑有什麼其他問題。據北京傳出的消息稱，沈國放被貶是因為被舉報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尤其是與不少記者過從甚密。
沈國放在升任新職之前被匿名舉報受挫，其實並非第一遭。消息人士表示，早在他擔任中國常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期間，尤其是在二零零零年左右，他曾有多次升任部長助理的機會，但卻是每次職務空缺一出現，有關他「生活作風」問題的匿名舉報信就飛到外交部有關紀檢部門和部領導手裡，從而使他的升職機會一再錯過。
原籍江蘇常熟、出生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的沈國放，一九九三年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的秘書，升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沈國放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一九七八年進入外交部，曾任新聞司科員，一九八四年起擔任錢其琛秘書。一九九六年，他擔任新聞司司長兼外交部發言人，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出任中國常駐紐約聯合國總部代表團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二零零三年三月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由於長期在錢其琛身邊工作，由錢一手提拔，而且都曾擔任過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因此沈國放在外交部一直被認為是錢其琛的嫡系。但是，隨著錢其琛於二零零三年三月退出副總理的職位，出身亞洲司的原外交部長唐家璇接任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錢其琛在中國外交領域的影響力明顯消退，外交部的人事生態很快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沈國放在擔任外交部發言人期間，樹立了一種改革和開明的形象，並逐漸使外交部的每週例行新聞發布會制度化，他以開明和柔軟的身段，出現在海內外公眾面前，成為一個明星一樣的人物。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與國內外媒體進行了很好的互動，和很多記者成了好朋友，改變了以前中共高官僵化、刻板和不講人情的形象，是歷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中，最受海外記者特別是香港記者歡迎的一位。
香港媒體對沈國放相當熟悉。其實，香港事務本不是沈國放工作範圍之內的事。但多年來，他以他的開放作風，有時正如他自己私下所笑言，「管過界了」。他關心香港的事務，也為香港傳媒提供了許多方便，因此令他成為香港傳媒中最受歡迎的中共高官。而他自己卻常謙遜地表示，他從香港記者身上，了解了不少香港的情況，對他也很有用。
沈國放和香港的淵源，可以從末代港督彭定康說起。當年由於彭定康對北京態度強硬，推出被北京斥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中英於是在香港回歸前展開了十多輪的談判，最終談不攏，中方決定取消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及全體高級官員以「直通車」形式全部過渡的安排，「另起爐灶」，於是埋下了如今香港就民主進程爭論不休的伏筆。
當時，香港媒體的政治記者長期待在北京緊盯中英談判的進展，但會談雙方時常三緘其口。而當時任外交部發言人的沈國放，就成了記者們追逐的目標。因為由沈國放主持的外交部每週一次例行記者會，是香港記者能找到官方答案的最好途徑，而沈國放雖然難免也是以外交詞令來作答，但卻從不拒絕與記者私下交流看法。也是從那個時候起，香港記者們意外地發現，原來外交部有一位如此思想開放而又坦誠的官員。
一位當年採訪中英談判的資深香港記者說，是沈國放令他們看到了中國官員開明的一面。「當初，我們只是試著約他出來吃飯。八、九年前，北京官員大都視香港記者為洪水猛獸，除了辦公時間或記者會，誰願意出來和記者談天﹖都擔心說多錯多。但沈國放很樂意把電話號碼給了記者。任何時間包括晚上打電話給他問對某件事的回應，他都樂意答覆並感謝記者告知他有事發生。記者約他吃飯，他也很爽快地應約。吃飯時他問我們香港的情況，然後他把香港問題放到中英外交的層面給我們分析，令大家得益不淺。他平易近人，不過一觸及敏感的話題，他的外交本領也就出來了，休想從他嘴裡掏出更多」。
沈國放很快和很多香港記者成了朋友。之後，他又幫助協調解決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出訪外國香港傳媒隨團採訪問題。九七前，香港記者不被視為中國記者，到外國採訪國際會議或中國領導人的外事活動，均被視為英方的記者，但英方又很少理會香港媒體的要求，令香港記者身份相當不明朗。但沈國放只要在場，都會安排香港記者採訪中國代表團的活動。一九九六年，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出訪美國，沈國放就主動記下香港記者的電話，通知他們採訪的安排，令不少香港記者大為感動。
由於香港記者在中國某些官員的心目中，始終是「內外有別」，領導人的出訪行程往往只有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可以採訪，令香港傳媒相當有意見。沈國放除了耐心解釋之外，往往更實際的是在他能力範圍內，協助記者解決問題。如果遇到外方，特別是美方的保安人員，他更常為香港記者爭取採訪權利。他常說﹕「香港記者就是中國記者，對香港記者提供方便是我們應做的事情。」沈國放不再擔任外交部發言人後，許多香港記者都很懷念他的開放，還常私下把繼任的幾位發言人和他進行比較。而他之後的多位發言人，包括章啟月、劉建超等，都沒令香港記者失望，因為沈國放是立下了先例，將他們帶上了這條「開明、開放」的不歸路。
沈國放曾兩次到香港。一次是九七年參加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當時他對香港記者說很喜歡香港，特別是香港美麗的夜景，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之後，在不少國際場合，他也多番為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說明，指出香港在回歸後享受了更多的自由及民主。二零零四年底，他重訪香港，則是以外交部部長助理身份到香港進行工作訪問，並拜會了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
沈國放當時工作的一方面是主管外交部領事司，該司在不少重大外交事件，以及一些重大災難時，對海外的香港人提供了許多的協助，董建華特意就外交部保護港人在海外合法權益，向沈國放表示謝意。那雖是一次短暫的工作訪問，但特區政府的不少官員，都對沈的開放言論印象深刻。
但這種開放的言論和開明的工作作風，在「外交無小事」的中國外交部，恰恰就成了「生活不檢點」、「不嚴格要求自己」的錯誤，狀告沈的黑函往往就在這種「關鍵的時候」出現，於是就造成了目前這種將他「邊緣化」的結局。
BB, 早安冬日。你吃什麼?(allthingsconsidered) 於 2006/02/03 23:44 回覆：
Dear Bea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