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予落止，率時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⑷艾：鄭箋：“艾，數也。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爾雅·釋詁》：‘艾，歷也’。‘歷，數也。’……歷當讀為閱歷之歷，箋釋‘未有艾’為未有數，猶有未有歷也。”
周武王為太子時，因文王被商紂王囚于羑裏，得以直接掌權，處理朝政，控製大局，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後又協助回歸的文王征服西方諸侯，攻伐征戰，亦老到內行。文王去世，武王即位，無驚無險，不僅局勢平穩，而且國力迅速增強，一舉完成滅紂革命，乃是水到渠成。
成王即位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武王于克殷後二年去世，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尚處孩提時期的成王根本無法填補，因此由武王之弟周公攝政輔佐。攝政隻不過是通向新王正式治國的過渡，在這一過渡時期，周公不僅要日理萬機，處理朝政，而且要逐步樹立起新王即成王的天子權威，《訪落》便反映出這種樹立權威的努力。
《訪落》創作時間，應是在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之時。《毛詩序》雲：“《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這個朝先王之廟、謀于群臣之舉，鄭玄箋認為是在“成王始即政”時。孔穎達疏對這一時間所作的界定更為明確：“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由于“成王始即政”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在繼武王位之時，一是在周公攝政結束還政之時。鄭箋用“始即政”是一個含混的時間概念，因此孔疏的明確界定十分必要。後世出現了因含混而生的歧解。如朱熹《詩集傳》在《閔予小子》篇末雲：“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指《訪落》、《敬之》、《小毖》）放此。”周時對亡父行“三年之喪”（期限為二十五月）禮，然則朱熹所說已不是“始即政”之際。還有學者認為《訪落》作于周公還政之後，釋“家多難”為管叔、蔡叔、武庚和淮夷之難，其理解與詩的原義大相徑庭。可見，細讀鄭箋、孔疏以明確《訪落》作時，于準確理解詩義至關重要。
新王權威的樹立，關鍵在于諸侯的態度。先王在世，諸侯臣服；然先王去世，新王即位，以前臣服的諸侯未必全都視新王如先王。成王始即政，對諸侯的控製自然比不上武王時牢固，原先穩定的政治局面變得不那麽穩定而處處隱藏著隨時可能爆發的危機。這也十分自然。帝王的更替，特別是幼弱的帝王取代成熟強大的帝王，給諸侯提供了權力再分配的機會，局勢不穩的根源即在于此。使諸侯回到自己的牢固控製中來，便成為周王室必須面對的課題。當時周王室的象征是成王，而實際的掌權者則是攝政的周公，從這個意義上說，《訪落》所體現的正是周公的思想，不過用成王的口氣表達而已。
在《訪落》中，成王訴說自己年幼，缺少治國經驗，請求諸侯輔助，既陳實情，又表誠意。當然，隻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對于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懾。詩中兩提武王（“昭考”、“皇考”），兩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懾即由此施出。
最有力的震懾是詩中表達的遵循武王之道的決心。如果說“率時昭考”還嫌泛泛，“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體了。武王在伐紂前所作準備有一條“立賞罰以記其功”（《史記·周本紀》）與詩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處時局更為嚴峻，他所採取的措施也會更為嚴厲。舜即位後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尚書·舜典》），這是成王可以效法，並可由輔佐他的周公實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