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在2011年2月的時候，我與朋友談論上街示威，抗議溫家寶的經濟政策。這場抗議被視為當時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一部份。不久之後，當地公安部門就上門將我逮捕，罪名是指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將我帶到派出所，之後更將我收監。在監獄中我遭到了酷刑對待，就是所謂的「老虎櫈」，而所造成的傷害至今猶在，瑞典這邊的醫生也能檢驗出來。
出獄後，大約是12年3月的時候，地方政府再一次上門找我談話，語帶恐嚇的指我的思想不正確，威脅要把我送去勞動教養，「改正我的思想」。家鄉的警察和國保也找上我說假如我再「出事」的話，他們自己也會受到牽連。事實上在2002年6月4號，我到過天安門廣場之後，當局就把我劃入了黑名單，視我為「危險人物」。所以在12年的夏天，我跟幾個朋友談了一下，其中一個朋友也曾經被關了一百八十天，就也是整整半年。我們評估一下情況，大家都覺得，雖然很多人猜測習近平上台以後會搞民主，但是我們認為他只會比以前的人更獨裁。所以都覺得我應該盡快的離開，到一個「民主」國家去，哪一個也好，反正是要盡快出國。所以在十月份的時候我就流亡到了瑞典。
崔：當時剛到瑞典的時候，移民局安排我到一個北部的市鎮，讓我在那裡等待難民申請的審查。到了去年九月的時候，移民局認為我是在說謊，所以很可能不會批准我的申請，要把我遣送回國。但對我而言，回國就是意味著坐牢，因為家鄉的警察都已經知道我外逃了。這個時候我連繫上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瑞典支部，也就是社會主義正義黨。當他們知道了我的情況之後就決定幫助我，同時我們之間也進行了很深入的討論，發現我們有很多的看法都一致，因此我後來就加入了CWI，並一起參加社會主義正義黨的政治活動，比如選舉、遊行示威、反對種族主義等等。
崔：雨傘革命對大陸民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畢竟香港是全中國政治最寬鬆的地方。表面上這運動是爭取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這場以年青人為主的運動針對的是香港的經濟不平等問題。我聽到梁振英說過他認為月收入一萬四千元以下的人不能享有提名權，否則選出來的人會向基層傾斜，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但我知道香港的人均GDP屬世界最發達的水平，但當中地產商、零售商和金融投機者卻佔了利潤的絕大部份，很多民眾根本不像是生活在一個發達地區的樣子。這次和平抗議時間持續了很長，事實上有很多內地的聲援，在這個意義上，運動鼓舞了內地的人民，奠定了思想的基礎，所以並不能說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