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治初期，香港傳統社會有一定的自治行為，包括自行處理一些法律糾紛。港大教授 Prof. John M. Carroll 在專書文章 [2] 描述香港早年的富商例如盧亞貴（Loo Aqui）以及譚亞財（Tam Achoy）在為英人辦事獲利之後，在荷李活道設立文武廟。文武廟表面上的用途是用來拜神，但後來逐漸成為本地人口的社會中心（main social centre），然後再慢慢演變成本地自行管理的非正式政府。甚至後來譚、盧二人將文武廟變成非正式的法庭，解決法律糾紛，自行管理本地群體的事務。
在 1873 年出版的 The China Review [3] 曾記載：
1847 年，斯文景 [4] 和譚才興建文武廟，並在在其中公審別人。
然後直到 1851 年，隨著下市場（Lower Bazaar）的老闆負責修繕文武廟，並獲選成為管理廟宇的委員，他們從那時起就開始處理所有關於公共利益的事宜。[5] 再直到後來，一班本地精英、仕紳階級在 1872 年成立的東華醫院，逐步取代了文武廟的角色，變成了本地群體的文化以及社會中心。為避免涉及本地群體不熟悉的英國法律、法庭以及其貪腐的職員，很多本地人都依賴東華醫院的理事（Hospital Committee）去排解他們之間的民事糾紛 [6]。
由此可見，在香港的傳統上，在既有制度底下自行私下解決問題的慣例早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