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十月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之間，柏林愛樂和卡拉揚待在日本巡迴演出；之後，二十七日開始到十一月三日之間，我們在北京舉行了三場音樂會。這次的是柏林愛樂第六次前往日本巡迴演出，但很遺憾這此我們演出的場地全部都是東京的普門館大會堂。這是某個宗教團體所擁有的大會堂，本來就不是為了演出音樂會所建立的，所以如果在這裡演出類似莫札特之交響曲作品的話，只能說是完全不適合了。
譯註：這個普門館大會堂的擁有者正是東京佼成管樂團所屬的「立正佼成會」。由於每年日本的初中、高中的全國管樂大賽就在這裡舉行，號稱是「管樂的甲子園」——這在日本人數上是可和甲子園大賽相匹敵的超級大賽。不過這個大會堂的確如文中所提，因為太過廣大（可容納五千人），所以音響效果很不好。卡拉揚在第五次日本巡迴時（當時萊斯特大師因傷未去），就曾抱怨過普門館的音響效果有很大的問題；所以在這第六次的日本之行時，就特別要求館方要新建專用的音響反射板。但這次演出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有被日方收錄下來發行CD，號稱為「卡拉揚普門館之第九」。
這次我們待在日本之間，如同前幾次一樣是好到無話可說。觀眾們也無可挑剔。然而，我們被一般媒體所批判的是音樂會的門票太過昂貴了。一張門票的價格竟然高達兩萬九千日圓，真的到了天價的程度。這樣讓許多人買不下手。至於為什麼門票會被炒作得這麼高，我們也不懂其中緣故。不過，我們也深切希望能日本主辦單位能夠想出不要讓門票變貴的方法。
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我們柏林愛樂乘坐著DC-10噴射客機由東京出發，飛向北京。此時像DC-10這樣的大型噴射機還不曾於北京機場降落過，所以北京機場所擁有的舊型登機梯太小，無法給DC-10使用，所以中國方面還緊急從上海調來了適合的登機梯（譯註：DC-10其實是比波音747小一號的中型客機，前者是三引擎，而後者是四引擎，嚴格來說並不算大。另外當時的機場還未全面使用空橋設施，所以乘客只能使用登機梯上下飛機）。降落後，這個調來的登機梯就靠在我們搭乘的飛機旁邊。首先是卡拉揚先下飛機，然後才是我們團員陸續下機。就在大約有一半團員已經下飛機之時，其中一位團員亞歷山大‧魏鐸（Alexander Wedow）突然從跑道上折回，重新要衝上登機梯。由於其他的團員還在陸續下機，登機梯還是緊靠著飛機的狀態。此時，事故正好就在我眼前發生了。走在我前面的首席雙簧管寇赫正要踏在登機梯最上端時，突然和衝上來的魏鐸撞在一起。在一瞬間，登機梯最上方的底板脫落了，而寇赫與魏鐸兩人就從七公尺高的登機梯上摔落到北京機場的水泥地上。這時我們幾乎都要停止呼吸了。至於倒底發生了甚麼事、兩人到底生死如何？當下完全搞不清楚。我回神過來一看，才發現我眼前還有一個人掛在飛機的登機艙門口上。他就是低音號的演奏者休姆培爾（Paul Huempel）。他是剛好抓住登機梯沒有脫落的部分，才免於掉落的命運。這時，我們趕快把他拉回飛機內，然後關上艙門。此刻樂團還有一半左右的人留在機艙內，但我們也只能先回到座位上坐下，替落下的兩位團員祈禱。
不久之後，緊急逃生用的滑梯就送來了。然後以隨行的醫師為首，我們一一從飛機上滑下地面。此時隨行的兩位醫生中，一位是慕尼黑來的，另一位就是柏林愛樂專用的柏林醫生。他們兩人下機後立刻趕往寇赫與魏鐸所在，開始檢視他們的狀況。寇赫與魏鐸兩人還在跑道上摔落處，就這樣躺著，雖然受了重傷，但總算免於一死。至於魏鐸突然勉強衝上登機梯回到機艙內的原因，我們後來也明白了。原來魏鐸看到陪同照顧我們的巴爾特洛格（Heinz Bartlog）因為心臟病發倒在跑道上，才會想要趕快跑回機上請醫生前去診療。於是心臟病發的巴爾特洛格與重傷的寇赫與魏鐸三人，立刻就以擔架送去了醫院。這些事情都處理告一段落後，我們才前往北京市區內。雖說在還沒有護照審查與辦理入境手續下，就被我們溜入境了；但我們可是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踏出了在中國演奏的第一步。我們住的旅館不是單人房，而全部都必須住雙人房。但這樣也不壞，反正入境隨俗嘛。
我們在中國所演出的三場音樂會，曲目和之前在日本巡迴演出的內容幾乎是完全一樣。在音樂會的前兩天，北京人民日報就開始以大篇幅來報導我們的音樂會，公告說卡拉揚的音樂會門票已經開始預售，但一個人只能限購五張。最貴的位置一張要人民幣一元，以當時的匯率來算，大約相當1.2馬克吧（約一百二十日圓）。以當時大多數平均月薪五十人民幣的中國人來說，恐怕也是太過昂貴了呢。不過仔細想想，北京最貴的門票一張不過一百二十日圓，而東京最貴的門票竟然要兩萬九千日圓，這麼大的差距不也是非常奇怪嗎？
這次在中國，我們可是見識了了不少東西。既有萬里長城一日遊，還有為柏林愛樂所舉辦的盛大歡迎會。當天有許多於北京活躍的音樂家都出席了，他們還為我們表演了中國古樂器的演奏。
柏林愛樂結束中國的行程後，就飛回柏林。至於入院的三人，則以另外的專機送往蘇黎世。經過檢查，魏鐸與寇赫全身有多處骨折，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康復，但能夠撿回一命，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如前篇一樣，萊斯特大師在二十年之後於Mostly Classic雜誌上也回憶了這次的中國之行，內容如下所示：
1979年秋，我們結束日本的公演後，和卡拉揚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時北京機場還沒有波音公司的噴射機降落過，所以機場特別準備了新的登機梯（譯註：DC-10是道格拉斯公司出產的，與波音公司無關）。但這個登機梯卻出了狀況，使得我們的首席雙簧管寇赫與大提琴手魏鐸從七公尺的高處摔下來。
於是我們以緊急逃生用的滑梯下機，而寇赫與魏鐸立刻就送回了歐洲治療。機場的職員因為太過慌張，所以讓我們柏林愛樂的團員誰也沒出示護照就入了境。
演出的場地是運動場改建的音樂廳，竟然可以容納一萬七千人，必須要有兩倍以上的管弦樂團編制才能達到足夠的音響效果。於是就在大約一百人的柏林愛樂中，再加上了一百人左右的中國音樂家一起演出。當然，指揮家的卡拉揚是不需要另外一個分身來幫忙的。
和我們一起演出的中國音樂家有很多都會說德語，這讓我們很驚訝。原來他們都是在東德學音樂的。
我們這次的中國之旅，雖然是狀況連連，但就很多方面來看，都是令人回味無窮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