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龍應台接任文建會主委。欣賞龍應台的可柔可剛，敢說敢做，只是不知道她身為政務官之後，會不會為了主子忘了理想。希望他上任後能有一番作為，身為文化人，當更知文化人的需求，很期待它是否能燒出不一樣的火！
在這裡分享她先前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的文章：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變得迫切了，因為預算必須完成「三讀」通過，一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後一兩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審查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在這個過程中，五十二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冬夜的清晨三點，台北市文化局長說：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他怎麼自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螢幕的公領域裡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裡，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裡的保母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範，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麼樣？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沈的社會裡，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
那微醺的議員事後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沈澱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小時候我住在台灣農村，當鄰家孩子送來一籃自家樹種出的棗子時，母親會將棗子收下，然後一定在在那竹籃裡放回一點東西，幾顆芒果、一把蔬菜。家裡什麼都沒有時，她一定將籃子填滿白米，讓鄰家孩子帶回。問她為什麼，她說，「不能讓送禮的人空手走開。」農村的人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他可以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我們很難說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壞，它是什麼就是什麼。但是文化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意義。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砲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他的眼淚一直流。我緊握著他的手。
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髮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柺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裡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沈默中彷彿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人是一個溫情脈脈、關係緊密的群體。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麼「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麼「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裡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札進肉裡無法拔出的自責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靈魂，療了他的傷口。它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萬次口號，要漢人尊重弱勢的少數民族，但是一萬個口號比不上一支歌。我記得一場露天的原住民詩歌晚會，我們邀請了一位長老，從東部山區部落特別北上來唱原住民的古曲。他開唱時，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而落，雨水打在長老皺紋很深的臉上，他全身濕透、仰臉向天，閉著眼睛繼續歌唱，沒有樂器伴奏的原音，蒼老而悠遠，交織在嘩嘩雨聲中。滿滿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從頭髮流下來，流進人們的眼睛，但是沒有一個人離去。我看見年輕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著眼淚，眼淚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個孤獨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聲激起了自己對家鄉部落的無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漢人，淋著大雨聽歌，深深被歌聲震動。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讓漢人認識了原住民，讓原住民認識了他自己。
我也記得公元兩千年九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園一場晚上的音樂會。幾天前，九月二十一日，兩千多人死於地震，倖存的孩子在瓦礫堆裡哭泣。音樂會上只有素白的野薑花，散發著甜美的近乎哀傷的香氣。夜色一沈，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沒有政治人物的致詞，沒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場，從頭到尾只有音樂和詩歌。兩旁的螢幕上寫著：「同胞，你的名字我們記得」。死難者的名字，一個一個出現。白底黑字，無言地出現。好安靜的夜晚。燭光裡，人們的眼淚沒有聲音地一直流，為自己其實不認識的人。
藝術，或文學，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個人和群體之不同──任何藝術表達都是個人創造力的舒張和個人能量的釋放，另一方面它卻又把孤立的個人結合成群體。你說，創造力舒張，個人能量解放，而社會卻為什麼不走向分崩離析？為什麼反而走向「有意義的拼圖」？也就是說，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依賴什麼來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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