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以一篇討伐中宣部的文章，訴盡中國新聞界在中共控制下的苦衷的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先生，最近應邀赴美開會，這篇演講比《討伐中宣部》更開放，更有力地敘述了他的遭遇和理想，且頗為生動可讀。
首先，感謝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很短的時間裡決定讓我參加這個會議。我講的標題是「我為甚麼要寫《討伐中宣部》」，主要談寫了以後遭遇的一些約束，我是怎麼樣衝破的？我想說一下這個過程。
一九八三年我開始接觸新聞，八九年研究生畢業想做記者，當時給新華社的社長穆青寫過信，他是我們河南杞縣的老鄉，他居然還推薦我去新華社河南分社實習，九三年我考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讀博士，三年後去中國文化報作記者、編輯，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教了三年新聞學的課。十幾年來一直接觸新聞教育、新聞業，相對於一般的記者或新聞學教師稍寬泛些，對中西新聞學理論有更多的體會，這樣，對宣傳部系統，省委宣傳部、市委宣傳部對新聞業的控制，有特別多的一種觝觸。去年年底搞了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會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各地省委宣傳部等統轄得太死，觸發了我的靈感，我在會上作了五分鐘的發言，題目叫「拯救中宣部」，這實際上是後來文章所有內容的核心部份。會議結束後我開始寫這篇文章，寫了四個月，今年三月完稿。
《討伐中宣部》寫完後，最初發給一些朋友看，有一個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強，他給我放到王力雄的網上了，以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把你的文章給放到網上去了，擔心引起甚麼結果。我說沒有關係，既然寫出來了，而且你放到網上去了，不可挽回了。到第二天、第三天，因為最初並沒有作者署名，我的一些朋友就把文章轉給我，說是一篇好文章轉給我看，當時挺興奮。
文章在網路上傳開以後，估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香港的媒體如《開放》和《亞洲周刊》發表了壓縮或截短的文稿，同時一些國外的廣播電台如美國之音、BBC、法國國際電台、德國之聲都陸續在報導，緊跟著一些外國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也作了一個報導，我看到一些北歐國家的媒體也用地方語言也作了報導，而且用的是《紐約時報》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好幾十家媒體說這個事，有的是摘譯這篇文章。前不久一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說，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二十二種語言。
這篇文章在香港的紙媒體上發表以後，學校挺緊張。校長、主管教學和意識形態的副校長，還有我們的院長都來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見外國記者。在大陸，我們知道，那些很知名的人士在單位提出不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們一般是遵從的。我最初五至十天也決定不見，後來我覺得不對。所在單位的領導約束我不見外國記者、西方記者，我頭腦裡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這一項義務——不能見外國記者，我們大學的學校教師行為準則裡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他就有權利在中國境內採訪，中國公民當然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採訪。我想清楚了這樣的道理，而且我覺得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後來我突破了這個給自己設置的樊籬，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想採訪，我說行啊，甚麼時候見都可以。
大概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書，題目就叫《討伐中宣部》，收了我的這篇文章和其他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譯者是一個共同社的老記者，也駐過香港和大陸，他的夫人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是我們的一個中國同胞。從那篇文章在網路傳開到七月份有三、四個月時間，我沒有寫東西，這時候它結集出版，想找我寫個序言，我說可以，題目就叫《後討伐中宣部時代》。
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發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拘束、收攏的感覺。當時有個《南華早報》的記者，是個老大姐，她說聽說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就發給了她。她就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亞洲周刊》的總編，讓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發的話，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結果香港那邊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發表了。我特別吃驚，有點猝不及防，我怕學校知道簡直不得了，再一再二了。 ....... 既然發表了，我也沒辦法，只能等挨著看怎麼著吧。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確寫了一個東西，但是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不寫時政——我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裡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二○○三年薩斯是《時代周刊》報的，一九四三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周刊》的記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報導的，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在那篇小短文裡，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一個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要著手割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幾個月，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或者大改組、或者機構被取消。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裡我還提了為甚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覺得自己很仁慈，看到中國老百姓這麼苦，還不讓報導他的災難，我受不了。甚至高攀一點可以說是一種慈悲。我沒有立場，也沒有甚麼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甚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第一個獎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第二個獎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得這兩個獎把校領導有點嚇住了。
這個東西二十七日我交給他們。到九月二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他可能覺得我流露出來的想法，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這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九月二日停課。九月十七日的時候另一院長通知我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了。其實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二○○一年九月初來北大任教的，心想與北大就三年緣分，感到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可以去非政府組織找個甚麼事做，或者做個寫作者自己養活自己，再不濟就回家去種地養活我媽。想了一想，覺得路還很多嘛，就這樣把灰暗期轉過去了。
實際上在我對媒體說之前，中宣部就已經對外說北大已停了焦國標的課，聽說是副部長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挺高規格的會。香港《成報》就報導了我停課的消息，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給我打電話印證，我說我沒對別人說過這事，他說《成報》已經報導了，我說是被停課了。
上上一周我去南京大學先鋒博士論壇做講座，我在火車上他們的組織者打電話來說，教育部、組織部和安全局都打電話說，不讓舉行了。但是我還是去了，最後沒有做成，這件事他們做海報、網上發消息。傳得很開，有些人從很遠趕來，如從福州趕到南京的，整個東南中國的大學差不多都知道這個消息，取締後，我給《亞洲周刊》的江迅先生打電話說了這個事，然後他就做了些報導。我提出了一個想法，如果我給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論壇的報告我要這樣說：當時正直印度尼西亞大選成功，當時的阿富汗大選正在進行，我們知道阿富汗是一個部落水平的社會，印尼是有一兩萬個島嶼組成的國家，連這樣的國家都能舉行大選，我們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塊大陸的中國，甚麼時候才能舉行大選？我想對南京大學的大學生們說：我給大家留一個作業，你們能不能給我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寫一封信，讓他不要再勞心勞力遴選接班人了，把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還給我們中國老百姓。這個《亞洲周刊》也報導了，我認為起碼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法，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感覺到這個提法提出以後對我有甚麼不利的（後果）。
在這次來美國的飛機上十幾個小時，我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我們不僅要給胡錦濤國家主席提一個要求，我們要像抵制日貨那樣用一種形式來抵制遴選出來的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紀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邊國家落後國家地區都在舉行大選的時候，如果哪一個人接受了國家權力的饋贈，我們可以把他認定為國民公敵！可以把他認定為民族的敗類！可以認定為炎黃的不肖子孫！我們不是祭奠炎黃嗎，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到黃帝陵去祭告，中國出現了非常可恥的子孫。我們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億人、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用傳統的觀念來說，中國在世界上是大門大戶，可是我們的各級領導人的遴選方式是非常偷雞摸狗的，非常小兒科的，非常低的一種文明形式，我覺得我們沒有臉面。我是基於這樣一種民族大義，給那些準備接受國家最高權力饋贈的第五代、第六代國家領導人一種輿論上的壓力，知道這個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借此場合發表這個倡議，希望能夠形成一種社會的影響力。
這一次，我想到美國來也是很偶然的機會，想把中國大陸上很敏感的一些人物，如果可能話我都見，不但見，見了以後我還要都寫出來，比如最著名的像李洪志先生，魏京生先生，達賴喇嘛等等，包括最敏感的媒體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等，我自己這麼準備，最後不知能否成功。我之所以要這麼做，就是想（化解）那些過去來講甚麼被認為都是敏感的敵對的東西。最近我在接受亞洲自由電台採訪時說，你們沒有在大陸設記者站，大陸一直把自由亞洲電台作為一個敵台，但你們在我眼裡不是敵對的，我眼裡沒有敵人，所謂敵台無非是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資訊渠道而已，這些正是我們需要的。這些所謂的敏感人物，我不是偷著見他，我們去動物園洪水猛獸（蟒蛇、獅子、老虎、怪獸）都看了，為甚麼不能看這幾個人，他和我們相隔有多遠？
我有一篇比較大的文章的寫作計劃，就是中國全社會的和解，比如說日本不向我們道歉，我就說我們中國欠老百姓這麼多，餓死那麼多人，誰道歉了？在建國五十年大慶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我們在五十年大慶歡天喜地的時候，我們是否在大慶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三分鐘的悼念，悼念建國五十年來曾經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屈死、冤死、打死的群體 ...... 這個稿子當然沒有地方發了。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幾年，我們沒有從道義上劃一個句號。改革開放以來又二十幾年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問題，六四的問題、法輪功的問題、還有農民工的問題、上訪的問題、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等，改革開放以後又出現了四大群體，成為中國大陸社會不祥和的四大事件，國際上和美國的人權問題、和台灣的關係問題、和西藏的問題，諸如此類，我覺得需要大家真正坐到一張桌子上去談，不要把彼此視為敵人，這種氛圍，就是要從破除隔絕、就是要從說話開始，都是人，有甚麼不可以說的呢？如果這個社會走向祥和、走向共處共榮的話，能夠和平崛起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里程。如果不能這樣，照目前的情況下去，非但和平崛起非常遙遠，有沒有可能很難講，甚至包含著和平垮台能否做到都難講。
我的所有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變成正常狀態下可以處理的關係。最後我再補充說一句，為甚麼會導致隔膜？這和我們農業社會的信念有關係，不說話是農業社會人際關係的一個方面，我們中國人做了官員，他也是農民，這種觀念就變成：陳水扁上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根本就不提陳水扁的名字，台灣當局，後來才慢慢出現陳水扁，這就像小兒科非常低級的一種反應。所以我要把他突破！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