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初次浮現探究「外籍新娘」現象的衝動，轉眼間，已近十年。這些年來，接受了無數的訪問、演講邀約，慨然分享我的研究和實踐心得；萬萬沒料到的是，在難產多年的書即將出版之刻，腦海竟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筆書寫自序。
煩悶間拿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剛出版的「大和解？」專輯，那裡正好有篇自己的文章。主編趙剛在編輯報告中點出，拙作〈外籍新娘媒體建構〉在一根本的意義上，也是在處理「大和解」的問題。一語驚醒夢中人……。
一面讀著「大和解？」專輯中，陳光興描述的南北韓，以及台灣老兵返鄉的眼淚，我的眼淚也隨之渲洩而下。父親在兩岸開放不久，便隻身返回湖南老家，之後又回鄉幾趟，但他從不讓我們做子女的跟他回去：「那裡苦，你們受不了的」。父親在老家已沒什麼親人，祖父母和叔伯早在民國四十幾年相繼過世，那兒只剩下父親兄弟的子孫。幾次返鄉父親花了不少錢，在台灣的母親看著父親沒限制的花費氣得跳腳，家裡常為了這事聽見母親對父親的叨唸。雖然知道母親持家的辛苦，但心裡總是同情父親，我想，十幾歲便離家，四十年後返家的心情是沈痛的，那些錢算是父親用來療傷的吧。但是，這些話我從沒跟父親說，也沒跟母親提過。甚至，我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或許就像陳光興始終不敢去拜訪他母親在北京的妹妹吧。
不論是豆花老伯和他那跟別人跑了的原住民老婆，或是父親和來自苗栗鄉下的母親，他們的結合都是「大時代中的小故事」。當中的憤怒，甚至仇恨，是那麼的真實，又那麼對立，以致於無法和解。就像「外籍新娘」和她們身邊的人一樣。那麼，難道我的「外籍新娘」研究其實是在尋求一種內在的和解？
陳光興筆下的南北韓、海峽兩岸數十年後再見面的場面，讓我想起父親以及始終不諒解父親花太多錢在大陸的母親；想起小時候每天挑擔子來眷村賣豆花的老兵，還有他那位跟人跑了的山地老婆。記憶中，每回聽到家人很情緒地談大陸人如何愛錢，或是小時候聽到村裡的人說山地女人如何不可靠，我總感到不厭煩，討厭那種明明是一家人卻又互相傷害的感覺。後來，我學會用不理會，甚至是漠視的態度面對這種情境。漸漸地，母親也不跟我抱怨，而我也從不敢去問老爸心裡的感受；回家，變得很形式，「感覺」似乎也不存在了，彷彿由漠視產生的距離讓我感到安全。但那其實是一個我始終不敢碰的傷口，但說傷口好像又太嚴重，總之是一個我其實有很深情感，卻不得不用冷漠包裝的領域。
也許吧，「外籍新娘」研究對我而言像是個內在的和解，有些接近，但又有適當的安全距離。透過這研究，我似乎找到了從小想要知道的答案：「為什麼兩造都是好人，都沒有錯，但是卻又那麼真實地彼此傷害呢？」人與人之間的殘忍、傷害，或許必須放置在更大的歷史與結構脈絡，才能得到更深刻地理解，如此我們才能調焦至人我之間的「交會」；和解，也才有可能。
這近十年的過程中，數不盡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我，以及這本書的寫成。感激最深，卻也最無法表達地，是「識字班」來自各國的姐妹們，以她們勇敢和堅韌，豐富了我的生命。桂英、和香、梅英、秀櫻、秀鳳和所有志工媽媽；靜如、自淳、長青、怡佩、慧明、淑英、彩旻、瑞梅、玲華、秀妃，還有更多在美濃的姐妹兄弟們，他們的支持讓我從不孤獨，也讓識字班日益茁壯。
「美濃」，對我而言，原本只是國中時連續劇「星星知我心」裡的粗淺印象，因為中研院徐正光教授的指引，讓我踏上美濃；而秀梅、永豐，和允斐，當時三位決心重返美濃的青年，更根本重塑我的世界觀。永豐甚至在幾次前往印尼做田野時，充當我的研究助理，這幾年來他在理論和書寫上時時提供創見，常在我最困頓時，注入活泉。
在美國唸書時，從Joe Feagin和Hernan Vera教授的身上，除了治學的嚴謹外，我更看見學者對社會實踐的熱忱與堅持，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協助，我早已放棄學術這條路。Feagin教授在讀了本書的英文版初稿後，爽快答應在百忙之中為我寫序，一如他過去十年的支持。好友Amir Marvasti, Sylvia Ansay, Debi Van Ausdale, James Bazan和 Nikitah Imani，不僅讓我更深入瞭解美國生活，亦在困境中，施與援手。
至於在留學期間曾讓我痛苦的師長，相當荒謬地，他們的殘酷成為我生命中的頓悟，讓原本只是知識上興趣的種族歧視、刻板印象，變得如此刻骨銘心，也讓我進而看見了自己生命中和「外籍新娘」命運許多不可抹滅的類同。那些在當下原本痛苦的經驗，讓我獲得新的體悟，為此，銘謝在心。
寫作期間，成露茜所長、信行、益仁、志弘、正慧、嘉苓、趙剛，和其他許許多多朋友的關心，讓我不敢過於懈怠；評審的建議和仕哲的細心校對，都讓本書比原來更好。
最後，謹以這本書獻給家人，感謝他們幾十年來對我反骨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