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 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