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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科学家发现保存“时间记忆”的脑部细胞数十年来，神经学科的科学家在理论上推测人类的大脑中有一部分细胞可以在大脑中为我们日常发生的事件打上“时间标签”，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回想起过去发生事情的时间。但是，在科学界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部分帮助我们记忆事件发生时间的脑细胞的存在。最近，麻省理工大学的安·格雷布耶尔（Ann Graybiel）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发现，在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有一类神经元细胞可以将时间信息精确地编译储存。安一格雷布耶尔说：“我们的大脑对所有事情都加上时间的标签，这样就使得我们回忆事情显得非常简单。我们回忆事情的时候首先通过过滤这些时间标签，然后通过时间标签将相关的事情从记忆中提取出来。”这种准确的时间记忆对于开车或弹钢琴等日常活动以及对于我们回忆往事极为重要。这个发现发表在《美国科学进程》杂志上。这项研究成果可用于帕金森综合症等导致记忆力丧失疾病的治疗上。这些储存时间记忆的神经元细胞位于脑部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区域一这些区域同时也是人类大脑掌控学习、运动和思维的重要区域。安·格雷布耶尔表示，尽管这次实验主要集中在研究猕猴脑部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区域，但是脑部其他的区域肯定也存在这些可以储存时间记忆的神经元细胞。对于这次研究结果的应用，安·格雷布耶尔表示，这次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帕金森综合症患者康复。帕金森综合症的患者正是由于脑部时间记忆功能受损，在寻找和传输时间记忆时总是比正常人要慢。因此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按照正确的时间规律来完成日常行动。根据这次实验的结果，在为帕金森综合症患者治疗时，可以通过轻轻拍打等外部刺激帮助患者脑部加速寻找关于时间的记忆，这样患者讲话时会显得更加清楚一些。另外，医生还可以通过神经元修复装置或者神经元修复药物（这些药物中含有神经元细胞所需的多巴胺和羟色胺等）来帮助帕金森综合症患者恢复。下一步，安·格雷布耶尔将集中研究脑部是怎样制造这些含有“时间记忆标签”的神经元细胞的，并研究这些时间记忆细胞是如何控制人们的行为和学习活动的。为什么脑部在不同环境下对时间的感受会不相同?安·格雷布耶尔说：“我们有时候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却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所有这些都将可以用带有时间记忆的神经元细胞来解释说明原因所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神经生物学教授彼得·施特瑞克（Peter Strick）对这次实验结果给予高度的评价，施特瑞克认为这次实验结果是对脑部如何记录和表述时间概念的一次全新阐释。施特瑞克说：“对于光线、声音、触觉、冷热感知、嗅觉等，我们人体有特定的感觉接受器，但是对于时间我们并没有特定的感觉接受器，对于时间的感知和储存是由大脑自己形成并运行的。”

13.现代文（论述类文本）阅读（共9分，共3小题，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后面题目。“中国式过马路”无关素质最近“中国式过马路”成为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凑够一撮人就能走”。而在这个话题讨论中，“国人素质论”再次成为焦点。大量的观察表明：我国城市文明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制度建设进程短、人性化设计意识弱、人口密度大等，从而造成所谓“素质论”迷局。我们观察行人乱穿马路现象时不难发现：道路越宽，车速越快，则行人乱过马路现象就越少；道路越窄，车速越慢，则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就越多。当汽车拥堵时，宽阔的马路也会有行人乱穿的现象。这种乱穿行为的支撑是：行为博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凑够一撮人就能走”现象频发的原因，当一个人过马路时，往往心理上不占安全优势，而当一群人时，心理上就占了优势；司机在行人出现违规时，也会因应急反应而减慢速度，这个反应又进一步让其他行人领会从而加入违规行列，司机自然不得不踩刹车而让道行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心理学现象。那么为何西方或香港等城市的交通密集区域，却较少出现这种现象昵？观察表明，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缓解行人的焦虑情绪。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红绿灯规则涉及行人等待的忍耐度问题。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这个忍耐度是较大的，因为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国内有的红绿灯转换时长超过100秒，有的甚至达到了145秒。过长的等待时间必然导致行人的不耐烦表现。而且，研究者发现，“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这就会导致行人被动违规”。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人闯红灯不是百姓素质问题，而是设施与规则设计出了问题。 一条视线良好的宽阔马路限速50公里每小时是否合理？限速过低，自然产生大量的超速现象，这不是司机素质问题，而是交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科学论证和测试，从而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明显降低了事辆的通过效率，并因快慢不一形成车流不畅；二是交警难以执法而造成“法不责众”的观感。所有的交通规则，应该是以利于大众常识判断的形式来制定的，这样才有利于疏导交通。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各国少有的，正是这种快速变化的状况导致了管理设计水平和交通配置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频频显现。道路拥堵了就建道路，而建设又使得道路更拥堵；汽车越多，事故越多，道路越堵；道路越堵，心情就堵，秩序就更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欧美国家早就认识到“扩充道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的现实，道路的建设会增加拥堵的节点，“混沌效应”（或称为“蝴蝶效应”）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拥堵不可能绝迹，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减少频次和缩短拥堵时间。唯有政府提高设计意识，研究人的交通行为和心理，进行有节奏的文明引导设计，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博弈，使之转化为礼让文明的动力。

1926 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 1949 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 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60 年 12 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 1 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 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后来说。于敏带领 30 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 104 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 1965 年 1 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 1965 年 9 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 J501 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 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形成了从原理、 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 年 12 月 28 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美国用时 7 年 3 个月， 苏联为 6 年 3 个月， 英国为 4 年7 个月，法国为 8 年 6 个月，而我国仅用了 2 年 8 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 “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 但性能还需提高。 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 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于敏曾经直言， “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 ，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 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 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 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 “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 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 今年 1 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老于” 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摘自《于敏： “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光明日报》 2019 年 9 月 19 日 第 4 版）相关链接：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②1966 年 12 月 28 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 102 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2010年，“东方主义”话语方式改变的契机对近代中国影响及干扰最大的西方文化理论，是美国学者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是西方统驭东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由传教士开始，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大，到19世纪定形，建构成一种优劣对比的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媒体以及留学生，向全球扩散，这种话语方式本质上就是强弱不对等所造成的。强者对弱者永远有说三道四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弱者会被教育得产生“自认劣等意识”。东方民族里，对“东方主义”的反省，伊斯兰知识分子较有成就，但也较为悲观。英国学者透纳曾经指出:“东方主义的终结，必经视野和典范的巨大重塑，但这种知识的重建只能产生在西方与东方政治关系出现主要改革的条件下，经济的改变需要权力的改变。”而显然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无法拥有这样的条件。退而求其次，透纳希望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精神的冷静与慷慨”，抛弃东方主义赖以存在的人们自认劣等的前提，但这种话说得容易，要东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慷慨不挑剔，那不是千难万难？而中国人的“东方主义”经验，与伊斯兰世界相比，在归属程度上并不稍逊，在17世纪时中国犹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后即每况愈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所得只有欧洲的0．75％，对人说三道四成了西方理所当然的特权，中国似乎有一种“中国性”这种较为劣等的元素存在，乃是中国落后、停滞的原因。但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改变。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专家在谈到亚洲新秩序时开始有人提出中美“共管”，这就是现实权力改变所造成的自然结果。真正值得体味的，乃是弱者现实权力的改变，它必然会向话语权这个方向渗透。于是2009年《时代》杂志肯定起中国来，并认为中国的高瞻远瞩、重视教育和孝道等五点可堪借鉴。话语的改变除了涉及权力外，也和话语双方的主观期待有关，因此外国的说法变了，是否希望中国慷慨地拿出外汇来帮忙？或是希望中国在减碳上让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西方对中国的说法变了，这只是个开始。西方的“东方主义”说法流传长久且已建制化，要真正实现对异文化的尊重，非好几个世代不可。西方选择性地说中国好话，可以欣慰，但大可不必志得意满，西方和中国一样，要努力改变的多着呢！此外，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方式逐渐改变，至少等于瓦解了中国的“自认劣等的意识”。往后中国人，特别是学术文化界脱离了“东方主义”的诅咒，已有可能更客观地对待自己。

2020年5月22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共绘祖国宏伟蓝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听他讲述中医药的中国方案。

记者:您这次建议把中医药的相关内容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请您谈谈具体方案。

张伯礼:重大传染病是人类的大敌。传染病在中医里叫疫病,西医称为传染病。一种新型病毒,很难找到特效药,研究出疫苗也不是短期的事情。中医药辨证论治、多靶整合调节的治疗方法可以取得疗效。非典如此,新冠肺炎也是如此,中医药针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于2013年6月29日修订,该法共九章八十条,其中并未充分体现中医西医并重的原则,未能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在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应强调中西医并重,中西医优势互补,中医应具有知情权和全程参与权。所有医务人员均应掌握中医药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也应加强全民中医药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同时,中药作为中医防病治病的重要物质基础,其质量与数量至关重要。为了防范疫情暴发导致的物资短缺和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恐慌以及防控乏力,应当对具有特殊疗效的中药品种进行国家储备及统一调配。

记者:2016年12月25日《中医药法》正式出台,在做人大代表期间,您曾经多次提出中医药立法,这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张伯礼:我6次领衔提出中医药立法议案,多次参加调研,3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6年12月正式通过《中医药法》,对于依法保障和促进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断走访调研,我们6次修改文本,有10多条重要建议被采纳。当宣布通过的那一刻,我很激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医药法终于修成正果,这也实现了几代中医药人的夙愿,开启了依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新征程。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医药的传承和现代化的关系?

张伯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传承与创新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矛盾。中医药的理法方药及诊疗技术方法从不曾停止进步,才保障了其历久弥新、学术长青。当前,中医药发展需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色。探索中医药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既要善于从古代经典医籍中寻找创新灵感,也要善于学习借鉴先进科学技术,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颇。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承与创新,在坚持中不断发展,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实现更好的传承,做到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摘编自《专访张伯礼:让<中医药法>落地生根》《人民周刊》记者屈一平)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如土屋塌陷，随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就像扬起的灰尘，很难数得清。在如此众多对现状的诘问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身处其中的我们，如何言说？抑或沉默？而言说所依赖的语言，又在疫情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诗人于坚说：“语言在中国至关重要。文明一词，中国独有。‘文’就是语言。中国文明是通过语言来运行人与世界的正常关系。文明，就是以文来照亮动物性的无明。人因为‘文’而获得超越性。”新京报记者张进与诗人于坚进行了一次对谈。张进：关于人类灾难期间以及灾难之后的写作，近期多有讨论。你如何看待“灾难写作”？在历史上，面对那些重大的灾难(例如奥斯维辛)，文学写作是否可能？是否“有用”？于坚：如果不写，才是突难，这意味着忘记。《追忆似水年华》不仅仅是“在斯万家那边”、《红楼梦》，也包括奥斯维辛。司马迁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孟子说，“修辞立其诚”。这是文的德性。如果没有那些见证，记录，奥斯维辛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吗？文学的有效性在于“怎么写的”，而不在于“写了”。张进：从文学扩展至语言。有人在疫情期间感受到“语言的无力”，感到在灾难面前，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見所闻所思，难以用语言表达“真相”。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形？于坚：在以物的占有量重估一切价值，经济地位决定尊严等级的时代，人们很少想死的问题，想的都是如何更快活。古典文学是“知生”的文学，“未知生，焉知死”。没有比临终才意识到虚无更残酷的，深刻的文明无不是对虚无的提醒。这次新冠肺炎直接事关生死，人们被迫开始想“生命的意义”。而最近时代的中国作者们几乎不想这些问题，这也是当代文学致命的肤浅。瘟疫是一位悲剧大师，“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不知道人们是否能够从这个大悲剧中感悟到悲剧，深沉起来。这是一个悲剧时代，但是人们娱乐至死，以浅薄为荣。当代文学少有那种悲剧性的东西，人们总是在调侃，讲段子，做鬼脸，怎么都行。悲剧在黑暗里等着揭幕。现在不是揭幕了吗？张进：疫情期间出现诸多如“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等标语，你在语言层面如何看待这些用词用语？于坚：这种语言的德性很弱，低级的技术性修辞，萎缩无力，名不副其实，不仁，不诚，伪善。这种语言的大量存在，只意味着文明的黯淡无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多么直接而有力量，宽阔，悲天悯人。幸好这种文的黄金时代的语言生命力强大，在悲剧中再次听见，如闻天籁。张进：这些语言是否存在“丧失其人性化的力量”(乔治·斯坦纳语)的可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没有被污染的语言、还没有堕落到陈词滥调的语言、还没有被不加省察的浪费蛀空的语言”？于坚：比这个更严重，汉语本就是仁的语言。我担心的事情是汉语最终将失去。这种毁灭汉语的力量从“五四”到今天一直存在。汉语是一种血缘性语言，失去了汉语，也意味着文明的消亡。语言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很担心汉语成为西安的碑林或者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玛雅人的神庙废墟。信任汉语，回到敬惜字纸，回到直接说。回到“盍各言尔志”？汉语的诞生是世界历史上最神秘的事件，“天雨粟，鬼夜哭”。最近一个多世纪，汉语经历了自其诞生以来最激烈的颠覆运动，几乎倒塌，但是它站住了，再一次实施了拯救。如果说我对存在还有信心，那么只是对汉语的信心。（摘编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2月26日）

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其著作《宽容》中讲，世界上只有小孩子和中国人不知道“透视”。对于中国人的造型能力，他评价说，中国人画东西是“画不像的，还没有进入到艺术的地步。但在一千多年前，苏东坡就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说论画只知道从形似的角度来看画，那就还没有达到艺术的程度，跟小孩子差不多，两种观念截然不同。其实，在秦汉及之前，中国人的造型能力就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且不说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代的陶俑，只要到敦煌去看壁画和彩塑，用“栩栩如生”是不足以表达它的意味的，它的造型和色彩的表现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所以，中国并不是一个“画不像”的民族，这里面有内在的思想根源，这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有关。在六朝之前，中国哲学以儒、道哲学为主；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道哲学合流；到隋唐时期，孕育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这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真实？暮春的一天，白居易去庐山访友，写了一首诗《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感叹道，暮春山外桃花已然凋零，而深山中的大林寺桃花刚刚开放。常常遗憾春天已经逝去，无法寻觅，不知道却转入山寺中来。他这里绝不是写不同空间存在的不同物质显现，也不是写时间流转中的气候变化现象，他要讲的是真实的桃花是永远不落的。这首诗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表象的世界背后的生命真实，世界的真实从外在形貌上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靠心灵去体会。隋唐时期，进入了一种追踪“什么是真实”的课题之中。中国画叫“丹青”，丹青就是以色彩来呈现的意思。王维之后水墨画出现，在千余年的发展中，竟然成为中国画的主要表现形式。水墨画是一个黑白世界，在我们的色相系统中就是一个无色的世界，然而中国艺术家认为无色而具五色之绚烂”——没有色彩，却可呈现色彩也无法现的生命真实。这使它成为中国艺术的命脉之所在。19世纪末期，西方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园林评价甚低，认为中国人喜欢病怏怏的东西，如盆景，一段枯根放在盒子里，中间有几块石头，几片绿叶点缀在枯朽的枝上——这是一种病态的存在，似乎我们的趣味并不怎么高雅。其实并非如此，它是由独特的哲学所造成的，它所追踪的东西是一种内在的美感，美的形式不能以表面的绚烂或枯槁来评价。它所追求的是跟人的存在、人的精神性依托相关联的。老子讲“为腹不为目”，意思是你要用整体的生命去体会世界，而不是用眼睛看世界，我觉得这是决定中国艺术命脉的东西，中国人讲写意，讲形神结合，就是以此为思想根源。因为中国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心而造”的。我在讲园林的时候，始终觉得有这样一个思想角度：中国有漫长的造园史，对园林的功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世界上的园林有两个主要功能，第一是住的，即实用功能；第二是看的，是审美的功能。但是中国园林自唐代以后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安顿人心的功能。所以，它是心灵世界之宅，是让人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说，这种思想是贯穿于中国整个艺术的。（摘编自朱良志《中国传统艺术的真实》）

21世纪的电子书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乔·雅各布森率领的科研小组研制出一种电子书，电子书内装解调器、电池微处理器和其他元件，一按动功能开关，即可改变字的大小，甚至在阅读的过程中还可用尖细的笔在空白处做上批语。此外，还可从互联网上选取文章加进该书。该书容量大，内容丰富，可顶一个图书馆，可谓“一书在手，一生读不完”。该书将油墨变成电子油墨。书的每一页上都涂上亿万个用微型小囊包着的显微微粒；每个显微小囊单独能和一个电荷发生反应：小囊内的微粒向后移动显黑色，向前移动显白色。微粒移动的方向取决于加上正电荷还是负电荷：加负电荷为黑色，加正电荷为白色。每个显微小囊大小约为40um(还不到头发丝的1／2)。每一特定书页上要使用的小囊数量巨大。如在这种书页上要产生字母“A”，可能要用1000个小囊。字母越小，用的小囊越多，因此其分辨率也就越高。他们研究的目标是要研制一种分辨率比现在的微机显示屏的分辨率还要高的“纸显示器”。该显示器要拥有更多的静态字母。这些显微小囊可排出程序，使其黑白状态迅速“翻动”。例如，可在一个显示汽车怎样工作的图解上提供一种动感。该书由于使用了电子油墨，它通过书背内装的各种电子装置接收每一页发来的指令，基本上可以自行排版。从利用能源方面来看，它的效率非常高，它与液晶显示不一样，液晶显示屏时时都离不开电源，而电子一旦排好版，观看时就不需要用电。它总共只用一节小电池。而相比之下，便携式微机及其液晶显示需要用一些大电池。该书由于信息采用电子形式，所以使用起来灵活自如。例如，为方便阅读，可以让体积大一些，阅读中还可以用尖细笔在书的空白处做上批语，将见解储存在书背中微小的瞬间储存卡上，过后不用还可消去。该书预先装上了文章选择器，可以通过瞬间储存卡再补充新文章。雅各布森认为文章的来源可以从互联网上选取，输入一部《莫比迪克》只需一分钟。如果对选择的文章不太满意，只要一触开关，就可再另选一篇新文章。该书价格不贵，但随便携带较为困难，为此，雅各布森仍在研究使电子油墨适合该工艺的最佳方法，为了不在每页上都使用几千根细导线，油墨本身必须导电。雅各布森说：“实际上，我们正设法印制成芯布。”据书业行家预测，这种书将成为21世纪的书本。(选自《世界发明》)

3.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近年来，由计算机所引发的各种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和隐私不受侵犯，人们不得不频频使用密码来验证自己的身份，以期能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然而，且不论这种有限的传统安全措施面对越来越神通广大的黑客们是否真正有效，单就准确记忆各式各样的密码已使许多计算机用户感到头痛不已，为他们增添了不少新的烦恼。尽管除了设置密码外，还有诸如视网膜扫描、语音鉴定等一些其他手段可为计算机准确识别用户身份提供保障，但这些高科技方法往往因为设备昂贵、技术复杂等种种因素而难以获得广泛的运用。针对这一问题，最近以色列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可通过计算机使用者的击键方式来识别其身份的防护程序：这一程序的问世无疑为人们安全使用计算机提供了一种更加简单、有效的武器。这一新的身份识别系统的创始者是以色列技术研究中心的两位大学生——雅利夫和尼森松。他们认为，一个人手指的长度、手的大小尺寸、细微的击键技巧、对键盘的熟悉程度等诸多因素都会对其在使用计算机时的击键速度和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击键风格。这种风格就像每个人的指纹那样具有独一无二性，其他人很难模仿。正是以这种设计思路为基础，他们最终开发出一种独特的用户识别程序。该程序能对计算机使用者的击键细节进行记录并将其转换为特定的检测档案，以此来鉴别使用者的身份。如果正在操作计算机的人的击键风格与这一识别程序中记录的合法用户的击键风格一致，那么程序会发出认可计算机使用者身份的信号；而一旦识别程序检测出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就会自动禁止当前的使用者接触到计算机内某些敏感文件。这一识别程序最吸引入之处在于，它所进行的一切防护措施，不需要用户进行任何特别的配合。 为了检测这一计算机用户识别程序的可靠性，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实验。最终的实验结果显示，该程序对合法用户的准确识别率为95%，而对黑客非法入侵的阻断率更达到了99%。这一以行为韵律学为基础研制而成的安全防护系统，可以消除计算机用户忘记密码的苦恼、防止密码遭窃或被“猜中”。如果为其配备上报警功能还可以在有人试图通过键盘非法操作计算机时，及时向计算机的主人发出警报。目前，成功开发出这一独特的安全防护程序的以色列研究人员正在积极研制另一种可通过分析鼠标操作风格来识别用户身份的姐妹程序，以期能藉此阻止非法用户通过鼠标点击的方式查看计算机内的敏感文件。因为在计算机的实际使用中利用鼠标点击方式操作计算机比通过键盘输入更加常见，故而也就更有加强防范的必要。此外，这些研究人员还指出，用户身份识别程序具有广泛的运用前景，除了适用于计算机系统外，在其他一些需要对使用者的身份进行甄别的场合，比如辨识汽车或飞机的驾驶者等方面，也将大有用武之地。（摘自《科学24小时》2006年第2期，有删改）

7.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保留这个格言。但是，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或许对体育来讲需要新的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在这里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的提出新世纪奥林匹克新格言。究其文化内涵，它寄托了人们对奥运会的美好希望。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对运动员道德品质的要求。我们说，这是一个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人性化、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思维模式。倘若我们把新老格言放到现实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便会发现，新格言内涵更宽泛，人文色彩更强，是更高发展程度，具有更强现代化意识的体育理念。 其一，“更人性”是对理想的至高无上的人性观念的执意追求，如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将得到完美的体现和高扬。英国诗人蒲柏说：“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就在于本身。”庞德认为：“人是目的。”这无论是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所谓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观念，又主要指人的自由、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在人和奥林匹克运动关系上，人是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手段，手段一定要服从目的，以目的为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一定要重视人，要研究人，研究人的需要，研究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幸福，并不断把奥林匹克发展的战备和目标调整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上来。只有这样，新世纪奥林匹克运动才能永远具有生机和活力。21世纪人类已经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将人的发展作为21世纪的最高命题，其根本意义在于将人本价值取向代替“工具”的价值取向，从而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基于此，奥林匹克相应的提出了“更人性”的文化格言，从这个意义上就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持。不仅如此，体育颂扬人性、关爱人生，要求社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关注运动员离开奥运赛场进入社会后的工作、学习与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并为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搭建理想的平台。

8.阅读下文，完成文后各题。①细菌和病毒都是可以致病的微生物，但彼此的特征区别很大。细菌虽然小，要在光学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但它除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位核酸之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包括作为居住“公馆”的细胞壁，储存营养物质的“仓库”以及进行新陈代谢的“化工车间”。依靠这些，细菌能够摄取外界的物质并加工成需要的能量。②而病毒就更小了，也可怜得多，且不奢谈“库房”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实际上它只有一个分子大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整个家当也只是一条表示生命的核酸而已。如果拿人来做比喻，细菌中最不济的起码也有条裤子，有只讨饭碗和打狗棒。所以细菌虽然必须在人体内部（或相应条件）的良好环境下才能繁殖，但处在恶劣环境中仍能生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病毒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除了它的生命和一张吃奶的嘴外便一无所有，毫无独立生存的能力。故而病毒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的细胞内部，靠“窃取”细胞里的现成营养才能生存。一旦被人排出体外，离开了安乐窝的病毒就活不了几个小时。③大部分抗生素对细菌起作用是因为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菌繁殖，干扰它们形成新的遗传结构或者细胞壁。而正因为病毒只能寄生在别的细胞内，自己不能完成这些生化反应，所以抗生素对病毒全无作用。④结构这样简陋的病毒算不算是生命？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生命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两条：能进行新陈代谢和自我复制。从这点来说病毒具备了生命的重要特征。但它又不是完整的生命，因为所有生物体的生命特征都寓藏于DNA的双螺旋链中，惟独病毒没有双螺旋，而只有一条单链，有时还不是DNA而是RNA，所以病毒只具备了部分的生命特征。因而病毒不属于生物界共同的生命形式，或者说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生命形式。⑤病毒的生存能力既然这样弱，为什么还会那样猖獗呢？例如有一种病毒“尚可”（音译），其感染力极强，病死率可达70—80%。实际上大多数病毒远没有那么可怕，有的也不会使人致病。冠状病毒本来致病的能力也并不强，问题在于“变种”两字上。“变种”是遗传物质发生了变异的意思，变异的病毒和原来的不同了，它可能是无害的，但也可能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病毒。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因反复变异而使杀伤力次第增大，因为就杀伤力而言，变异就像赌博，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赢下去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至少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记录，如果有过，现在可能就没有我们的存在了。⑥必须指出的是“杀伤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病毒一方，更重要的是人群的免疫力。变种冠状病毒之所以为患甚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变种后的新病毒。当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也就小得多了。

9．阅读下面的文字后，完成下列小题既观其美，更 “味”其德向迎佳① 人皆有喜好之物。在所爱之物面前，倘若能做到进退适宜、取舍得当，实属不易。② 据记载，道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帖书画，但到外地巡视，却绝口不谈自己的爱好。一下属知其所好后，献一宋拓片碑帖，结果被冯志圻原封不动退还。有人相劝：何不启封一赏？他回答：这种古物若是真的，一看就会爱不释手；不启封一赏，可以想象它是赝品，心里还会好受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知难敌爱好之物的诱惑，索性来一个眼不见为好，这种警觉，也不失为一种知止。③“身处膏脂，不能以自润 ”。面对诱惑，如果能做到心如止水、洁身自好，则难能可贵。据《晋书》记载，当时岭南广州一带，多有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吴隐之被委任为广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到达一个叫石门的地方，听说当地有水名 “贪泉 ”，人饮此泉，便会贪得无厌。吴不以为然，掬水而饮：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到任后，以伯夷、叔齐等先贤为榜样，清廉勤谨，饮食用度极为简朴，对高档物品更是心有提防，不为所动。最终，他赢得了后人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的赞誉。④“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对身外之物，当有这样的自觉。而当超越了那种占有、攫取的欲念之后，与喜好之物建立起健康、有机的联系，反而有助于开阔视野、提升审美情趣。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学会了解和懂得所爱之物中蕴含的文化元素、精神内核，进而由对对象的钟爱升华为心灵的激荡，并将之转化为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正能量。苏东坡平生爱好文房四宝，尤其对砚台喜爱有加。他早年玩砚，只是“留意于物 ”，如他本人所言， “朴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壮大渐知自笑 ”。后来，他在送给友人的一方砚上，曾作《端砚铭》： “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摆脱把玩器物的初级享乐，抵达 “维以观德 ”的精神境界，才是修养之要。⑤ 今天，不少人喜玉玩玉佩玉。殊不知，古人以玉为美，将其视为象征君子美德、敦品励行的明志之物，借此寓意做人的品德和情操。修德止玉、守身如玉，一个人便能脱离低级趣味，变得更加纯粹。现实中，善于发掘蕴藏于器物之中的精神养料，就能滋养心灵、提升自我。譬如，绘画书法能让人的心静下来，在动静结合中涵养定力；喜爱梅兰竹菊能使人少一点俗气，多一些淡泊明志的追求。只要运用得当、把握边界，即使一方普通的石头，也能帮助我们懂得坚守的重要、沉潜的可贵。⑥ 适当的爱好，能给生活增添乐趣和诗意。既观其美，更 “味 ”其德，让爱好与心灵相契合、与美德同行，我们所获得的就不只是对器物本身的欣赏，更有浸润其间的精神滋养与人格升华。（选自《人民日报》 2018 年 08 月 08 日）

APEC 会议使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对于北京来说，在上海闭幕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证明是它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设法举办了一次大型首脑聚会， 而没有出现任何安全或组织上的瑕疵。 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又非常明显地表示了对美国的友好， 同时也使台湾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这一成功将对这一地区的关系，实际上也对全球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战线上， APEC 得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坚决支持，它消除了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 在北京飘扬的五星红旗不再被认为是妨碍建立布什所说的 “伟大的反恐怖联盟”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上海非正式会议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达到了两个目的。 尽管所说的话不多， 但是它把中国列在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自由贸易国家的行列。 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建立了一个新的 “意识形态”机制，它现在可以用来对付本 &#8226; 拉登，但是也可以用来对付企图扰乱市场的任何国家或组织。在第二条战线上， 中国赢得了美国对它在中亚的利益的承认。 美国将寻求与中国的更多合作，特别是关于巴基斯坦问题。美国还默认拔除了台湾这根刺。 长期以来， 这根刺一直使它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恶化。 台湾在１０月９日退出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因为北京没有接受其代表。 如果是在过去， 这样一场纠纷本来是会使其他问题黯然失色的， 但这一次美国一句话都没有讲， 因为它更关心的是取得对一项反恐怖声明的一致支持。 美国并不希望陷入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场争吵之中。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目前的重点——建立一个反恐怖联盟，毫无关系。所以，这些事件都标志着北京取得了一个几乎不能想像的胜利， 特别是如果我们回想起仅仅几个月前所发生的情况的话。 当时， 美国通过向台湾出售前所未有的大量武器。 强调了它保卫台湾独立的公开决心。

CI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的英文缩写，一般被译为企业识别。追溯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原始人的图腾信仰是最原始的CI，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图腾是指“一个氏族的标志和图徽”，原始人的图腾信仰就是部落群体集体意志的标志。因此，可以说，CI几乎是与人类的原始文化生长一起出现的。 CI设计，是一种塑造企业形象的工具，也称企业形象识别，简单地说，即企业包装。它是现代企业走向整体化、形象化和系统管理的一种较新的概念。它将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方针、生产、流通等企业经营的因素，从文化和传播的角度，通过挖掘、归纳和整合，使其在社会信息传播中形成有效的识别标志，从而使公众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以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开发和设计的行为被称为CI设计。 CI最初应用于企业，学界一般认为1914年德国AEG电器公司最早运用。AEG公司在其生产的电器系列产品上，首次采用波恩·贝汉斯（Peter Berllens）设计的企业识别符号，开创了企业实施统一的视觉系统的先河。当时，AEG把商标用在其系列化产品上，还用到包装、海报、便笺、信封、橱窗等上面，成为统一视觉识别的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复苏。工商业迅速发展，产品逐渐趋于同质化。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经营者开始强调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纷纷采用统一符号标识企业。较早的如意大利奥利维提公司，其设计运用了标准字体；1951年美国的CBS公司将威廉·哥顿（w．II Jan Golden）设计的标识广泛运用于各种媒介，成功地将CI系统种植于公司和社会；1956年，美国著名的IBM公司采用了沿用至今的企业标识，并在其后的CI经营中，将这个标识变成了计算机的代名词。113M公司通过CI设计塑造企业形象的经营手法。使其成为美国计算机行业首屈一指的霸主。这些公司的成功，使得其他企业纷纷效仿。1970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经过5年策划后，正式导入CI，其充满律动的标志和标准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品牌价值以亿为单位计算。西方企业界通常认为，一个品牌可被吞没、转让。但一般不会破产、消亡，可口可乐公司1969年就曾宣称，即使公司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照样能起死回生。因为当时它的公司商标价值30亿美元，而有形资产仅10亿美元。有形资产的消失只能算做是肉体创伤。肉体创伤迟早会愈合则是显而易见的。 CI在我国的发展较晚，在台湾兴起时为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盛行。诸如台塑、味全、统一、宏基电脑等企业先后导入CI．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80年代末，CI在我国大陆开始露面，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企业，受到国际化和市场化经营的感召，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导入了CI系统，揭开了CI在中国大陆传播的序幕。

[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陋室铭》）[乙]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①也日益②，赐也日损③。”曾子曰：“何谓也？”子曰：“商好与贤己者④处，赐好说⑤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⑥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⑦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⑧，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

[甲]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乙]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①不能治士②,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注]　①士师:古代的司法官。②治士:管理下属。

【甲】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乙】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①幕府。上②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征谏曰：“秦府左右，中外③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甲】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乙】太宗尝谓皇属曰：“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表，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终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选自《戒皇族·国朝太宗类苑》） 【注】①却：摒除。②念：想。③恣：任凭。④吉：吉祥。⑤贼：敌人。

【甲】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 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小石潭记》） 【乙】雨中上韬光庵①，雾树相引，风烟披薄，木末飞流，江悬海挂。稍倦，时踞石而坐，时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态得树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苍山之营卫②得水而活，惟韬光道中能全有之。初到灵隐，求所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者，竟无所有。至韬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读，雨中泉可听，恨僧少可语耳。枕上沸波，终夜不息，视听幽独，喧极反寂。益信声无哀乐也。（节选自明代萧士玮《韬光庵小记》）【注】①韬光庵，寺名，在杭州西湖。②营卫：原指由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物质，这里指精气。

【甲】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日：“将军令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 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乙】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磨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害，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注】①辄：总是，就。②为二千石：做年体二千石这一级的官。③军陈：军阵。陈，排列。④阔狭：指上句所说在地上画的军阵图中，有的行列宽，有的行列窄。这句的意思是，比赛射军阵图，射中窄的行列为胜，射中宽的行列及不中都为负，负者罚酒。⑤竟死：一直到死。⑥乏绝：指缺水断粮。⑦乐为用：乐于为他所用。

【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诸葛亮）    【乙】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①画地学书。 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加冠，嶷然有声②。一日，修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③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忘寝食，必欲并缮绝驰而追与之并，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修母尝谓之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⑤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有死也，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日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宋史·欧阳修传》）【注释】①荻：植物名，形状像芦苇。②嶷（yí）然有声：很高的声望。③簏（lù）：竹编的盛物器具。④赜（zé）：精微，深奥。⑤治：研究。⑥服：服从。

【甲】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观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了，不敢称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乙】范仲淹家贫，就学于南都书舍①，日煮粥一釜②，经夜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其二，断齑③数茎啖④之。留守⑤有子同学，归告其父，馈以佳肴。范仲淹置之，既而悉败矣，留守自讶曰：“大人闻汝清苦，遗以食物，何为不食？”范仲淹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已久，今遽亨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

【甲】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唯，山岳潜形；商

旅不行，桔倾样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

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项；沙鸥翔集，锦鲜游

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

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暖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嗯！微斯人，吾谁与归？

【乙】齐人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羞对其家室，出则愧对其知友，其

所以不得之故，乃狗劣也。欲得良狗，人曰： “君宜致力于耕作。”猎者曰： “何为？”人

不对。猎者自思，得无欲吾致力于耕作有获而后市良犬乎？于是退而疾耕。疾耕则家富，

家富则市得良犬，于是猎兽之获，常过人矣。非独猎也，百事也尽然。

【注释】旷日：荒废时日。

【甲】唐子西云：“诗初成时，未见可訾（zǐ，抵毁，指责）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由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此数言，可谓知其难而深造之者也。余云：“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乙】诗改一字，界判人天，非个中人不解。齐已《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几只开。”郑谷曰：“改‘几”为‘一’字，方是早梅。”齐乃下拜。某作《御沟》诗曰：“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以示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某怒而去。皎然暗书一“中”字在手心待之。须臾，其人狂奔而来，曰：“已改‘波’字为‘中’字矣。” 皎然出手心示之，相与大笑。

【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选自《出师表》）【乙】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①废廖立、李严②於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③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④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⑤等岂可不企慕及之？

【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讳、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乙】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 （选自晋·陈寿《进<</SPAN>诸葛亮集>表》）

【甲】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论战》)【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甲】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论战》）【乙】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GDP》媒体和经济界经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对特定时间内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一种统计方法——作为经济绩效的一项指标。但GDP是评估经济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方法。事实上，这个概念20世纪早期才发明。当时，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华盛顿开始统计政府用于服务和战争的支出（此前一直被视为使国民收入减少的一种必要的负面经济效应），把它当作经济的净正数。GDP统计学的构建并不简单，甚至在经济不如现在这样复杂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少数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创建了国民核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才制定了方法，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各国的GDP进行比较。这项工作持续到今天。一项诠释就是调整通胀的美元总额，以得出“真实的”GDP。但是由于产品质量不断改进和逐渐地采用了新的商品和月良务，所以计算价格变化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还有另外一些GDP统计完全落空的东西。它丝毫没有涉及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虽然GDP的增长率被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项替代衡量方法，但它从来都没有被用来度量幸福或者社会福利。最后，随着各国努力摆脱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经济滑坡，一些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就是这一模式高估了金融服务对经济的贡献。鉴于所有这些问题，一些人建议完全放弃GDP，转而采用国民幸福指数（NHI）等新的衡量方法。这些方法没有绕过这种需要来衡量经济活动。但的确，经济的性质——以及公民们除了GDP之外所珍视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衡量一国经济的方法也必须跟上来。尤其是，经济学家将必须应对三个问题。首先就是创新驱动下的经济的复杂性、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链的日益全球化。第二是增加服务和无形资产，包括没有价格的网上活动在发达经济体中所占比重。第三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问题——资源和资产的大量损耗现在是否会削弱未来潜在的GDP的增长。由于未能充分捕捉到经济体中的产品的日益增多的种类，GDP对创新的报告是不足的。它还未能记录消费者的福利。GDP也没有把按照个人需要的定制所带来的价值计算在内。1987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用一句名言打趣说：“你可以看到电脑时代无处不在，但在生产率数字中却没有它。”这显示了GDP作为经济衡量标准的严重问题。每年，经济都包含更多无形的、使生产率难以度量的东西。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计算无形产品或服务，如搜索引擎、应用软件、来源于大众的百科全书等纯数字产品的价值。这些产品常常价格为零，由于没有市场价格而不被GDP统计计算在内。GDP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随着时间推移的增长，但却没有把经济增长是否以未来的增长为代价问题充分计算在内。目前，世界正处于统计数字的迷雾之中，既没有有关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情况下的消极方面以及经济增长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等未来所需的资产情况下所需的信息，也没有有关积极方面，就是在经济增长带来创新与创造性情况下所需的信息。尽管GDP存在种种弊端，但却仍是透过迷雾的唯一闪耀的光芒。 （选自　2014年2月24日　《参考消息》）

《PM2.5》PM2.5，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对它的准确定义是“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固体颗粒或液滴的总称”，又被称为细颗粒物或入肺颗粒物。由于体积小，重量轻，PM2.5可以在空气中滞留很长时间，在空气中被大气环流带到较远的地方。PM2.5的比表面积①比较大，可以吸附更多的病毒细菌和各种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污染物。空气中的PM2.5，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肺泡，在肺泡内积聚，干扰肺内的气体交换，引发各种疾病。因此，PM2.5对健康的危害特别严重。1982年，美国已经开始展开有关PM2.5的前瞻性研究，并于2002年将论文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同样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就开始监测空气中PM2.5的日均浓度。研究显示，PM2.5的增长与医院急诊相关疾病的病人的人数成正相关②。随后，潘小川等人利用模型计算PM2.5对北京市人群的健康威胁，发现当PM2.5浓度增加10微克/立方米时，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循环系统疾病死亡和非意外总死亡的死亡百分率分别上升0.76%、0.43%和0.67%。PM2.5浓度升高既有气象原因，也有污染排放原因，其中污染排放为首的主要因素有：汽车尾气的排放，使用柴油的大型车是“重犯”，包括大型公交车、各单位的班车，以及大型运输卡车等；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大气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气，包括可燃性气体、含硫化物的气体、有毒的气体以及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等，这些气体随着废气的排放扩散到空气中；工地建筑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正在城镇化中崛起的新型城市，建筑工地扬尘、“泥头车”上路撒漏扬尘以及城市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均会促使PM2.5浓度升高。为了更好地控制PM2.5的浓度，专业人士建议出台整治施工工地扬尘和餐饮油烟污染、限制燃煤锅炉使用、加强清扫保洁作业、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措施。抑制交通污染，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机动车限行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等；加强工业污染防治，从源头抓起，开展工业生产项目的环境评价准入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水泥厂、化工厂、冶炼厂和火电厂等大气污染排放企业的监控，确保达标排放，对大气污染较重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要采取停产、限产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可借鉴英美国家关于空气污染防控法案举措，加快我国清洁空气的立法保护。(节选自2013年1月《南方周末》，有删改)【注】 ①比表面积：指单位质量物料所具有的总面积。分外表面积、内表面积两类。②正相关：指两个变量变动方向相同，一个变量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亦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不过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正比”多与“正相关”混淆。正比，有一个确定的比例系数。

《“限娱令”之痛应带来升华和繁荣》国家广电总局2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要求从明年1月1日起，34家上星综合频道控制娱乐节目，并在时间上设置了具体限定。这道“限娱令”在舆论中引起巨大争议。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其中的内容之一是休闲和释放紧张方式的转型。目前的电视娱乐节目，带来的休闲和释放度比以往的节目显然更高，但它们在中国道德层面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同样很明显。对这些节目的批评声一直充斥中国媒体，围绕它们的激烈争议已是中国舆论的常态。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一直比较敏感的国家，如何开放娱乐节目，以及如何使规范避免僵化和“一刀切”，应当说完全没有经验。目前的节目形式大多是舶来品，有些搞得比那些国外原型还“更有尺度”。这次的“限娱令”只能算是探索性的限制，从长距离上看，它是外国节目这一轮大举进入中国后的阶段性整理过程。对这样的整理，中国社会总体上是有需求的。对这种整理本身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心，显然也非杞人忧天。这次“限娱令”重在“限”，而非“禁”，这样的政策强度，是全社会对一些娱乐节目不满，同时又担心限制会伤及产业发展矛盾心情的写照。“限娱令”人为设置了娱乐节目的播出时段、时长和同一时间全国上星台播出娱乐节目的总数量。今天很难说这些规定是或者不是相对恰当的。这要看全国各上星台接下来的表现，也需要管理者与电视台之间更富有实效的互动。“限娱令”的结果不应是娱乐节目的简单减少，而应当是它们质量在竞争中的全面提升，以及中国娱乐业更有内涵的繁荣。说实话，中国娱乐业目前很低端，是“中国制造”中最让我们自己脸红的一环。对这样的现实进行管理，管理本身的不准确性肯定存在。历史的总体经验是，文化的活力更多是“放”出来的，而非“管”出来的。这对“限娱令”形成历史检验的压力。但电视台不是检验者，它们只能是“限娱令”逼出来的更强者和被“淘汰者”。 （节选自《环球时报》）

《美科学家合成染色体，人造生命即将诞生》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汶特近日表示，他目前已经在实验室成功地制造出一个合成的人造染色体，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首个人造生命形态即将正式诞生。这表明人类目前不仅可以“读懂”自己的基因组，而且还可以成功地通过人工手段进行复制。克雷格·汶特说，整个研究小组共由20名基因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组成，新合成的人造染色体由381个基因片断和58万对基因密码组成，实验观测表明，新的人造染色体已经具备了自我复制的能力，这标志着实验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首先得到一种细菌细胞的染色体组，将其植入到一种近亲细菌中，随后被植入的染色体组开始复制生长，最终长成一个新的细菌。执行首次“染色体移植”项目的科学小组成员成功地制造出一个人造的染色体组，并仍在进行类似的试验，以便实现科研史上零的突破。与此同时，科学家还希望能制造出新的细菌种类，充当绿色能源以替代石油和煤，并能分解有毒废物，吸收二氧化碳气体和大气中其他温室气体。美国科学家表示，人造生命与克隆存在着质的区别，克隆是利用现有遗传信息“复制”生命，而人造生命则是利用合成染色体作为基本要素创造新生命。克雷格·汶特说:“我们所说的是一项能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世界的技术。制造人造生命还有许多关键要素，如细胞膜，它将允许人造生命细胞筛选出对生命成长有用的分子，为细胞分裂提供营养。此外还需要一个基因体系，以控制细胞的功能，使细胞能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而繁殖或变异。最后，人造生命还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系统，以从外界环境中吸收营养，并将营养转化为能量。人造生命将会在未来解决一系列目前人类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中包括抵御疾病、吸收温室气体以及处理垃圾等。”人造生命的研究引发了许多道德伦理方面的争论，有科学家认为，这是在试图缩短几百万年来的进化历程，创立自己的生物起源版本。有科学家提出，因为目前没有生物合成的相关监管规定，将来生物恐怖主义分子很可能利用这一技术制造致命病毒或生化武器，而实验室中的人造细菌是否会给环境和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也让人忧心忡忡。对此，支持生物合成的科学家表示，生命并不是魔法，怀有宗教情结的老一代生物学家已跟不上科学的发展。

《梅兰芳》是不是“梅兰芳”？翁思再经过舆论的千呼万唤，电影《梅兰芳》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已经退出流行的京剧艺术，借此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该片热议热映带来的最大附加值。 在时尚的包装下，向观众展现京剧中最美好最本质的唱腔艺术，这是电影《梅兰芳》的文化价值之一。影片里有几段“戏中戏”，是剧情演绎的需要，同时又具备声腔艺术的价值。其中最成功的是梅葆玖的幕后配唱配音，包括《樊江关》、《黛玉葬花》以及昆腔《游园惊梦》、时装戏《一缕麻》等，无论在梅派风格的把握、韵味的呈现，还是在声乐上的表达方面，它们都达到很高的境界。不过除了唱腔外，“戏中戏”在表演方面就显得生硬了。除了扮演少年梅兰芳的余少群外，黎明、章子怡和王学圻，由于不是戏曲出身，学京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们的手眼身法步基本“不是里头的事儿”。 电影《梅兰芳》对众所周知的一些大事的处理，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人物和历史的真实，诸如梅兰芳蓄须明志富有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坚持艺术革新创立梅派，国际巡演提高中国文化的地位，威武不屈为“戏子”赢得尊严。《梅兰芳》对于这些人物基本面的正确表现，使得我们相信：这是梅兰芳。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又觉得“这不是梅兰芳”。影片的第一段描述青年梅兰芳同老辈名角“十三燕”斗法。“十三燕”这个名字，看其影片中的事迹，原型应该是谭鑫培。既然作者把谭鑫培的名字改成“十三燕”了，那么完全可以虚构，这些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把梅兰芳和他的艺术对立面，处理成创新和守旧的截然对立和两极分化。梅兰芳绝对的新，对方绝对的旧，而且是新的绝对战胜旧的。其实，梅兰芳在艺术上的新旧观不是将两者对立，而是创新中有继承，继承时求创新。关于人物塑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黎明的表演。梅兰芳的那一份木讷，那一份“蔫儿”劲，反应迟钝却又诚恳而有主见，这些他都拿捏得很好。好的男旦演员，应该是“台上不像男，台下不像女”，黎明演得一身正气，他使观众相信，梅兰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当然如果他在眉宇和举手投足之间，再出一点京剧艺人生活中的神采或者说是惯性动作，那么人物形象就会更加传神。（节选自 《文汇报》2008年12月6日）

《村落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重构》（节选）高三议论文阅读题及答案传统中国社会是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特定区域内的人们共同生产、生活的基本社会单元。在长期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以乡土文化、家族文化与礼俗文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村落文化。传统村落文化具有区域性认同、家族文化主导、礼治大于法治等特点。这些特点，使传统村落文化在村级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传统村落文化有如下作用：一是维系村庄共同体。由乡土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家族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及礼俗文化中的人情礼俗组成的纽带，将传统乡村社会构建为牢固的村庄共同体。村庄共同体的内向性、封闭性很强，一般村民不愿也不能脱离这个共同体，而外来人也难以融入这一共同体。在这种村庄内部团结、和睦，而对外提防、疏离的传统村落文化中，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二是维系村落自治。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机构存在，村落社会实行自治。造成村落社会自治的原因，除了农村地域辽阔、中央财政不足、地方官员匮乏外，如果从文化角度上看，则是村落具备了自治的文化基础。在传统村落社会，长老、族长和与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士绅等传统村落权威，能够借助于传统村落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调解村落社会纠纷，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由于文化是最深层次的东西，它所造成的村落自治状态也更为长久。这也正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治风云变幻，而村落社会却难为所动的深层原因。当前中国农村普遍采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村民自治具有浓厚的现代民主政治特色，与传统社会的村落自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会受到村落文化的影响。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嵌入”村落社会后，村民自治势必会受固有村落社会特性的制约，村落文化便是其中因素之一。村民自治是在一个村落共同体内、由村民自我管理，与政府的外部性管理不同。这种自我管理主要借助于基于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规章和共同认可的权威。这种共同体更严格地说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因此，文化资源对于村民自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但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传统村落文化也不例外。尽管传统村落文化中不乏有利于当前村民自治的积极因素，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就其在村级治理中的消极一面看，第一，传统村落文化中人治色彩浓厚。第二，传统村落文化中村民对权力的敬畏与崇拜意识浓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形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在村落社会中又促成了族长、长老以及士绅等传统权威的统治。在这种统治格局中，传统权威在村庄中具有说一不二的力量，村民则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第三，传统村落文化中家庭意识引发的家族主义严重，家族主义的封闭性与排外性，是相左于村民自治原则的。（有删改）

《大学》以“明德”作为思想的聚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指出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 历代的学者对“明德”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东汉儒者郑玄释为“至德”，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释为“光明之德”，清人唐文治释为“君德”。 这些阐释看似不一， 但是都反映出“明德”与先王政教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结合“明德”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大学》文本来看， 《大学》中的“明德”思想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明德”指理性的政治美德， “明明德”就是要彰明、 弘扬这种美德。 从《大学》中的阐发来看， 从政之人要心怀仁爱百姓之心， 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君主和百官应以义制利， 不以个人私欲损害百姓的利益和福祉； 君主百官要做到内心公平中正， 一言一行为百姓起到示范作用。 《大学》中将“明德”指向“明政之德”，是对早期“明德”传统的继承。“明德”最早出现在金文中， 指承自先祖、 以威仪和勤政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品格。 在《国语》《左传》《康诰》等早期文献中，“明德”也多次出现，用以颂扬古代圣王的美好德行。在这些文献中，“明德”常与“幽昏””无礼”等词对举而出现，凸显出“明德”是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等非理性的政治品性的对立面。其二，“明德”也指人人本有、 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 “明明德”就是通过教育和自明，使人所本有的光明德性得以显明。 《大学》对早期的“明德”乃“明政之德”的传统进行了继承，但同时对“明德”的主体和“明德”之“德”的内容进行了扩充。 在西周及更早的时期都是推行王官之学，早期的“明德”具有着鲜明的贵族性，但是在《大学》中，“德”不再被认为是君主、官员、贵族所独享，而是属于所有人。对“明德”的主体进行扩充，一方面体现出人文秩序的构建、 社会良好德风的形成需要全社会进行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也是对教育普遍化的倡导。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以来， 儒家一直为推动平民教育和为更广阔的阶层争取文化权利而努力。 《大学》丰富了早期“明德”之“德”的内容，在政治之德外，将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也纳入“明德”范畴中。 孝、慈乃人伦之德， 与国人交而应有之信乃公共美德，这些美好的德性是人人内在皆有且应该彰显之德。 《大学》中强调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要修政德、行政德，首先要明人伦、讲公德。 《大学》中也强调“自明”的重要性， 言“克明峻德”的关键在于自我澄明， 在自我澄明的基础上辅之以教育，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明德。从两个层面明确 《大学》 中“明德”的旨趣， 有助于深入把握 《大学》 的核心要义。《大学》中的“明德”所指是丰富的，其中既包含选贤任能、 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又包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理想。 《大学》指出 . “明德”的前提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明德”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立足于推广普遍的人文教育、弘扬责任精神面“明明德”，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德”基础。 新时代的植根塑魂，还需传承《大学》中的“明德”精神。(摘编自莫医铭《 <大学 >中的“明德”旨趣》 )

《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节选）》高二议论文阅读题及答案文人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文人既不同于一生主要从事政治的政治工作者，也不同于主要从事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而主要指在思想意识、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和创作的人员。因为这些人能真正在思想意识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在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他们掌握着宣传传播的媒介工具。同为文人，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同和自身的主观倾向不同，文人在其置身于社会的表现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食人间烟火”，这恐怕是纯文人所采取的或向往的思想境界吧。他们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流俗敏感、愤怒、厌恶，嫌而避之。害怕那些俗人俗事会玷污了自己，避而不及，甚至会“挖耳洗面”，以洁视听。这类文人，对社会的发展往往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那些缺少思想、随波逐流的凡夫俗子，而是把大量的思想和热情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向往和喜怒哀乐。于是便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于是便有了种种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小说，于是便有了神鬼狐与人相恋、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吟山歌水、风月无边的妙句佳文……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纯文人的存在，从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虽然其中不乏“烟灯烟枪”之类，但也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典章佳文，让后人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文化战士这一提法可能过激了一点，但不用“战士”这一词仿佛又不能概括这一类文人的特点。这一类文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切关注当世的社会生活，把文艺当作向黑暗挑战、明辨是非、捍卫真理的一种武器。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具有鲜明的立场和善恶观念。他们的文艺观点不仅反映在向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腐朽的、自私的、诡辩的文学思想作斗争，也表现与那些单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八股学究、痴人说梦”的纯文学以及那些“玄幻戏言、调笑逗乐、艳事性趣”类的媚俗文学的远离。李白所神往的学习的“蓬莱文章、建安风骨”，以及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反映了文学要有发扬正气、扬清涤浊、争辩是非、关注人民生活的境界和勇气。鲁迅先生是举世公认的“文化战士”的楷模。毛泽东更是一位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善于明辨是非的“文化战士”的领袖。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痛打落水狗、解剖自我”等精神。毛泽东笔下的“白求恩精神、阶段分析、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战争”等等这些思想成为警省世人、明辨是非、坚定信念的不灭的明灯和有力武器。永远给人们以启示和力量。如果说纯文人是在逃避现实，安于幻想，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的话，那么文化战士则是将理想和现实联系起来，从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突破口和途径。哪怕理想与现实是多么的遥远，但也决不做逍遥的隐士，也不做屈服的奴隶。而是以“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品格”，以战士的斗争精神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他们认为真理永远是不会被磨灭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所以他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甘于奉献和牺牲。媚俗文人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只能算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或商人。媚俗文人以迎合所谓“大众”为文学路子，从而达到推销自己，获得名利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多数情况下是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主要是迎合那些思想尚未成熟的爱好新奇的年青人的口味。他们可以放弃立场，可以没有立场，所以他们会嘲笑那些热血文人。他们会说文学仅是游戏而已。他们以自己获得的名利为依据，以作品的销售量和点击率的虚高，反驳讽刺那些对他的作品进行批评的人。他们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遭到剖析和抨击，会运用这样那样的所谓流派、所谓手法、所谓主义等来解释有时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某些作品。向世俗势力低头，这是媚俗文人的另一种表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媚俗文人可以是很优秀的投机分子，他们可以炮制出大量的混淆是非、为虎作伥、歌功颂德的作品来。从整体上来看，媚俗作品不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也不注重思想性。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以文学面貌出现的“商品”，所以这类作品被“纯文人”和“文化战士”都拒之门外。它们只是作为世俗大众的“文化快餐”匆匆过场了事。当然，人是复杂的，能动的。纯文人、文化战士、媚俗文人有时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一个文人有时可能表现为这种文人，有时也可能表现为另一种文人。作为热爱文学的人，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文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应该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和谐、平等、文明服务。实际上，当你的胸怀装下了万里江山，装下了地球甚至宇宙，装下了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与快乐，你肯定也是一位充实的快乐的人。因为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升官发财、自己的居于人下”等等这些庸俗痛苦的事情而委曲求全、疲于奔波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了，无需多说，先人们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有删节）

《促织》一文“促织”为线索，叙述清晰，又曲折动人。它的情节可以概括如下:征虫—觅虫—求虫—得虫—失虫—化虫—斗虫—献虫。其中“征虫—觅虫”可看成故事的开端，“求虫一得虫”是故事的发展，“失虫—化虫—斗虫”是故事的高潮，“献虫”是故事的结局。这样，全文的情节已经_____。但本文的曲折性还体现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成名初次觅虫不得，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可谓山穷水尽，是为一波;而巫婆的适时出现，让成名能按图索骥，于村东大佛阁后得虫，可谓柳暗花明，又为一波;刚刚得虫，举家庆贺，不料成子好奇，“窃发盆”，虫得而复失，再起一波;成名归，“怒索儿”，却不料儿子已跳井自尽，人、物两空，祸不单行，是为“推波助澜”;其后，成子竟然“半夜复苏”，又身化促织，令人_____，而成名的人生也从此柳暗花明;此后，( )，斗虫，斗鸡，无不胜，又能“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写得引人入胜， _____;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人们于紧张之后，可以长舒一口气，但不由得掩卷三思后还会淡然一笑。全文起承转合， _____，结构完整。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前言》（节选）罗素最终以政治学完成了他对伦理学的探讨。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罗素从来就不是为了建立伦理学体系而谈伦理学的。他的伦理视野并不像一般伦理学家那样限于个人、他人、社会的范围，而是扩展到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在本书中对政治学的思考，也不是意欲研究政治学的理论问题，而是着重探讨了与伦理学密切相关的、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罗素首先回顾了自文明开始以来有组织的激情冲突，讨论了这种冲突造成的人类幸福的损失，力图找到冲突的原因，为苦难中的人类指出一条道路。罗素看到，迄今为止人类用自己的知识创造出这样一个可悲的世界：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而大多数人却过着比野生动物还悲惨得多的生活；人类心灵的构成目前仅仅适应以狩猎为生的阶段；人类的智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增进人类的幸福，甚至无法使它保持在人猿相揖别时的程度；人类用远见缔造了政府和军队，而它们的建立却旨在保护掌权者的财产权，使他们能够骄奢淫逸地生活，大多数人则以更艰苦的劳作换取比原始状态下还少的报酬。天灾人祸频频向人们袭来，各种可怕的战争威胁笼罩在人们头上，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人类的不幸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全部苦难的总和。罗素认为，人类命运多舛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激情（即冲动和愿望）的冲突。除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外，人在政治上的愿望主要有四种；占有欲、竞争心、虚荣心和权力欲。占有欲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或者说是对财富的权利。它是无穷无尽的动机之一，不管你可能获得多少，你总是希望获得更多。满足是一种永远逃避着你的梦想。竞争心是更为有力的动机，它使人们宁愿忍受贫困也要把竞争对手搞垮。虚荣心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动机，它随着受到的滋养而增长，但权力欲是压倒一切的，这种欲望随着权力的体验而迅速地膨胀。人类的这些愿望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也会因此而不得安宁。然而，人类不应因此就对自身悲观失望，把自己看成是黑暗的、野蛮的，看作恶魔力量的化身，看作尽善尽美的宇宙面孔上的一个污点是很容易的，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理。人，正如俄尔甫斯教派所言，也是星罗棋布的苍天之子，人的躯体尽管同天体世界的伟岸身躯相比是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的，但人类却具有一经产生就惊天动地和辉煌无比的巨大能量，她能够映照出整个宇宙世界，以想象和科学知识跨越时空的千山万壑。人类的激情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材料，它能够为环境、教育和机遇所影响。政治上的各种愿望既可以引向有益的行为，也可以引向有害的行为，倘若人类要生存下去，就要为各种激情找到无害的出路。人类，不仅要把大自然看作自身的敌人，把人生看成一场制服大自然的斗争，而且要以体现自身特质的精神去超越现实世界，构造新的幸福的世界，人类的出路就在于改变激情，改造自身。这是罗素伦理思想的真谛。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里面有故事，有对话，有文章，用种种形式表达思想。在以简、帛作书的时代里，书面语言不能不简短；这书又是传闻记录，往往残缺不全；又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自从汉代以来，孔门弟子所传手册《鲁论》《齐论》等编订成一书，最后又经政府颁布，成为识了字就要读的经书之一。 《论语》最中国人最熟悉的。这样一部看似高高在上的圣人经典，却和不识字的多数老百姓的民俗心态很近。它做为家喻户晓的书，一直以来进入笑话、谜语，变得“雅俗共赏”了。例如：教孩子读《论语》是从前私塾的普遍任务，因为书中充满了“子曰”，教书先生便被戏称为开“子曰铺”的。又如，书中坚持的“三年之丧”守孝，成为历时两千多年的丧葬礼俗。书中有些话如“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欲罢不能”“割鸡焉用牛刀”等等，常常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上下文中引用，在人们的言谈口语中流传……这让许多不识字的也知道孔圣人的话而且心态相通了。 《论语》中称呼人，除用官名和谥号以外，单称“子”的都被认为是指孔子。称“子”加姓的除孔子外，有曾子，即曾参，有子，也称有若，两处提冉子，别处仍称冉有。此外，门人都称其“字”（号），如子路、子贡、子夏、子张及颜渊等。对有些人直呼其名而不加称呼，那是不受重视甚至受轻视的。这些不同称呼区别亲疏、尊卑、贵贱，正符合中国从上到下历来的习惯：不同称号表示不同关系，对方的不同地位，错不得。 几千年来，《论语》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言行风貌、风俗习惯，因此，要充分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必须读《论语》。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来。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批者有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它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的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于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红楼梦》的哲学形态类似庄子，其巨大的哲学意蕴寓于精彩的文学形式与审美形式中，寓于丰富的寓言与意象中。所以既可称庄子是文学家，也可称庄子为 哲学家，曹雪芹也是如此，两者兼得。但迄今为止，曹雪芹还没有庄子的幸运，即还没有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上有《红楼梦》的崇高位置，在 哲学史上曹雪芹则一直是缺席者。探讨《红楼梦》哲学，首先应注意体现于全书的哲学视角，这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也是哲学观。好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审美形式之外，还需要有思想，所以作 品总是除了艺术性之外又带思想性。但是具有思想并不等于具有哲学。这里所不同的是思想不一定具备特别的视角，而哲学则一定具有某种视角，即某种特别的观照 宇宙人生的方法。这种视角，带有独立价值，甚至带有思想所没有的永恒价值（思想一般只带有时代性、当下性）。没有视角，就没有哲学。视角一变，哲学的形态 与内涵就跟着变。《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可以说它很有思想（对科举的批判与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及人性困境的思索），但不能说它很有哲学，因为整部 作品并不具备哲学视角。《红楼梦》的哲学属性，首先是它具有自身的哲学视角。 《红楼梦》中有个大观园，而“大观”正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哲学视角，我们可称之为大观视角或大观眼睛。所谓大观眼睛，用现代的语言表述，便是哲学性 的宏观眼睛，或称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眼睛。《红楼梦》中帮助主人公贾宝玉“通灵”入世的一僧一道，就拥有这种眼睛，即具有天眼与佛眼。《南华经》（庄子）也把眼睛分为多种，其最高的“道眼”，也是大观视角。《庄子》的开篇《逍遥游》，其大鹏的眼睛，也近似“天眼”、“道眼”，从九万里高空上俯瞰人间， 便看出“大知”与“小知”的区别。庄子用道观物，正是用大观的眼睛观物，这就打破了世俗眼睛对万有万物的人为分类分割，抵达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的“齐 物”境界。正因为具有大观视角，所以《红楼梦》才有许多独特的发现。贾宝玉发现世间有两种世界，一个是以男人为主体的浊泥世界，一个是以少女为主体的净水世 界。他所努力的是站立在浊泥世界的彼岸，保持“玉”的灵性与真纯。贾宝玉的眼睛不是肉眼，而是天眼、道眼，所以他才能发现一个遍布整个人间而且就是你身边 但肉眼看不见的诗意世界，这就是贵族少女和丫鬟们所构成的女儿国。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里，这些诗意生命，正是世界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其重要性连佛陀与元 始天尊都难以企及。《红楼梦》之所以是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是诗意生命的挽歌，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毁减给人们看，便构成深刻的伤感主义悲剧。 （选自刘再复著作《“红楼梦”哲学论纲》）

《呼吸暂停练合症(SAS)》2002年12月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睡眠呼吸障碍学习研讨会给人们提了个醒。据会上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3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4%的人患呼吸暂停综合症（SAS），考虑到我国的人口，这一比例代表的人数是极其庞大的。近年对SAS的研究有了个重要的发现，包括该症会诱发高血压，导致冠心病；会对精神、脑血管等造成损害；还会引致精神异常、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近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院以及美国研究人员还发现，睡眠不好或太少易患糖尿病，因为人在睡眠不好或睡眠太少的时候，体内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将变得更加活跃，从而从多方面影响到人体吸收糖分，进而带来患糖尿病的后果。此前，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上夜班会使患心脏病的危险增加3倍．睡眠不足引发的交通事故与饮酒引发的一样多。每年有5 万英国人因司机疲劳驾车而死亡或严重受伤。经常缺乏睡眠与精神错乱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证实。不良的睡眠习惯还可能导致感冒、抑郁症、肥胖和癌症等。许多睡眠专家一致认为，我们睡得越来越少。在电灯泡发明以前，睡眠周期与昼夜更迭周期的联系要紧密得多。人们在冬天的睡眠时间甚至更长。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的睡眠时间大大下降。“极昼社会”、夜班、电视和网络都是其原因。旅行虽带来了相对悠闲，但也使夜间出行和做事变得更为普遍。许多成年人还因健康原因，如睡眠时呼吸暂停造成睡眠质量不高，进而导致睡眠不足。如今，人们觉得要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因此睡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不管睡眠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睡眠不足的直接影响人所共知。白天昏昏欲睡，思路不清晰，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精神无法集中，动作无法协调……儿童变得易怒，因此可能在学校惹是生非。人们过去认为这种影响可能只是暂时的，好好睡上一觉后就会恢复正常。科学家过去也一直只关心睡眠不足的短期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睡眠不足的影响会积累起来，最终严重危害健康。睡眠不足的影响绝不可小视。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睡眠疾病在世界上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认真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全球约有27%的人正遭受睡眠疾病的困扰。（摘自《新华文摘》2003年第五期，略有删改）

《汉字的魅力优于拼音文字》说到汉字，不能不提及世界文明史。世界的古代文明??可以说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圈，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圈，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圈四大文明。这四大文明之中，前三者互相交往而发展，成为近代文明的源流，只有中国几乎未与其他文化发生关联而独自发展出汉字文化圈。国人对此是充满自豪感的，无论是对汉字的发展历史，还是对汉字所承载的中国独具的文字文明和文化底蕴。但是，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缺陷，如撰文用字多、字型复杂、难记、难读，在过去几十年中，汉字的发展前景广受汉字文化圈中一些国家的关注和议论。但肯定的一点是，要想准确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必须仔细回顾和耐心审视汉字所走过的历程，对汉字发展史上的基本事项进行简洁明晰的梳理和叙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代的汉字发展史，从前印度时代的汉字书写工具材料史到汉字印刷的发展史，那些对汉字有成见的人就会明白，现在就想把拥有四千余年悠久历史、担负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一翼的汉字塞进博物馆里，还为时尚早。汉字的表记法从古代到现代是连续发展的，从甲骨文、青铜器文字、篆体字，到隶、行、楷，没有文化断层。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与汉字、汉学有关的律令制度，如国家概念、产业、生活、文化等，也都跨越广阔的版图，从中国平原，传播至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如朝鲜的自创文字“谚文”的意思是“非正式”的文字，因而朝鲜“正式”的文字依然是汉字，这跟日本称汉字的“真名”，称自创的文字为“假名”相同，都是出于对汉字的尊崇。但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世界潮流曾经缩小了“汉字文化圈”，就连毛泽东、鲁迅等也曾主张废除汉字，认为汉字终将改为世界通用的表音文字，但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实施拼音文字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韩国在文字政策上曾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韩文专用”时代。许多韩国专家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英才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所以，韩国开始反思，于1991 年11 月和1994 年9 月在汉城先后两次举行了“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国际汉字学术研讨会，并且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日本也是如此，它曾减少了可识的汉字字数但现在又增加了。现在，世界潮流不仅在扩大“汉字文化圈”，还在促使汉字为创造21 世纪人类的高度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而且是能够超越语言的不同而让彼此知晓共通意的最佳媒介。透过汉字，不用语音也能达到彼此理解、彼此认同和彼此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通观历史上的立法可以发现，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多的；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首先，从立法的重要性来看，民法典的定名是对民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的充分肯定。民法规范社会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民法的内容涉及社会成员的全部，也涉及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时时刻刻。所以，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另外，基本权利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核心，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对于民事行为的规范，属于社会的常规性、普遍性、基础性、全局性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这些活动的法律遵循和依靠。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称得上是“国家重典”。其次，民法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休系十分庞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法律，使用“法典”来定名，说明其立法体量的显著差异。世界上署名的民法典，比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包括瑞士债法)，其条文都超过了2200条。我国民法典法律条文包括七编、1260条，近80章，仅汉语字数就超过了10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法典并不是全部民法规范和制度的立法，而仅只是民法一般法或者基本法的立法，在此之外，还有商事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和社会权利立法等民法特别法。无论如何，此次编纂完成的民法典，其体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法律，将其称为“法典”，凸显了它在规范和制度体量上的重要性。再次，民法典命名的使用，强调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整合为一体之时的体系科学性和逻辑性。对民法规范、制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到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观察这一逻辑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依靠这些基本逻辑来编纂，民法典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都是一盘散沙，或是被形容为“随意堆放的一袋土豆”。民法中的体系性科学，是人类社会依据民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既是民法典鯿纂的基本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从事民法学习研究和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技能。同时，依据体系性科学，我国民法典编纂还采取了总则和分则相互区分的模式。民法典编纂借鉴了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做法，把民事活动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则“提取”出来，作为一般规则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然后，民法典又把具体民事权利按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区分来划分为多个分则，在这些分则之中展现各种权利及其相对具体的要求。这样的编纂方式，极大节约了立法成本，不仅是体现法律关用逻捍和民事权利区分科学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研究、贯彻实施民法的最佳方式。总体而言，本次民法典坞纂按照体系化科学的要求，消除了原有民事立法散乱且存在内在混乱的弊端，遏制了立法盲日和冲动，实现了民事立法体系的极大改进，充分彰显了民法发展史上曾倡导的“体系化效应"的积极作用，民法典被定名为“典”，可谓实至名归。(摘编自孙宪忠《民法典何以为“典”》)

《中国绘画的“书画同源论”》中国绘画的“书画同源论”，从中国文字滥觞期已见端倪。宋元以降，文人画大兴，这一艺术见解，更得到极透彻的实践。传统画师授徒，常先课以书法；不通书法便不得进入绘画堂奥。从苏轼到赵之谦，七八百年来，书画同源的传统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吴昌硕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把赵之谦掺以篆刻的金石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金石画派达到巅峰的画家。“书画同源论”有没有道理？它对中国绘画发展功过如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在中国绘画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持什么态度？种种问题应该一一研究。中国绘画最突出的特色在线的运用，决定了它的绘画语言就必然是符号式的表现，故其特质与书法相通。西方绘画的符号论，到底从东方绘画得到多少借鉴，吸收了多少营养，虽然不易论断；但是西方的符号式绘画语言，要到印象派以后才发展起来，殆无疑义。印象派诸大师受到东方的影响，是透过了“第二手”的资料——日本的浮世绘。十九世纪下半，日本与欧洲通商，日本手工艺品和浮世绘刻版画受到印象主义画家的瞩目；单线平涂的东方表现方式打开了法国画家们另一双观察万物的眼睛。其实，日本的古典文化几乎都移植自中国，这种线型的表现风格，还是中国绘画传统的精华。视觉最精炼的符号必然是线型的形式，所以中国绘画的形式带有概念的性格。西方的绘画在感觉的完整性上比较强烈，较缺少概念的性格，所以西方没有“书画同源”的传统。象征主义等所凸显出来符号式的视觉语言，在西方是创新，在中国却是老传统。书画同源促进了中国绘画在线条运用上多元趣味的探求；书法抽象的形式美感丰富了绘画线条的功能——线条在绘画中，一方面负担了物象描绘的功能，一方面也展现了它独立的形式美感；书画同源也造成了万物的情态与艺术技巧，在画家心象中得到自由的沟通。比如中国书法中“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等名论，显示了中国艺术家意识到万物的情状、艺术家的感受以及艺术创造的技巧，都可彼此相感应或互相沟通。由生机活泼的自然中获得了感受，领悟了用笔的技巧，取得了书法线条的美学根源；这些线条，在绘画中又用来表现某些具有共同精神特质的事物。这种自由的沟通与连绵的联想，使中国书法与绘画互相孳乳，相辅相成。中国线条的丰富和奥窔，在世界上是唯我独尊。书画同源的传统也有某些负面影响，比如除抹杀其他绘画形式与技巧，压抑了其他绘画的发展与创生外，也使传统中国绘画技法过分受制于书法技巧，反而成为圭臬与缰锁。当然后者应怪罪传统画家的辗转因袭。书画同源虽然不应成为绘画发展唯一的理论依据，后世也不必非崇奉、遵守这个法则不可，但是书画同源本身并不负这些弊端的责任。相反地，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光辉灿烂的表现，永远是民族艺术足以自豪的传统精华，也是后来者再创造的源泉。（摘编自何怀硕《熔数千年碑碣，金石铸成苦铁》）

《中国修辞学思想的全球意义》中国古代有没有修辞学思想？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不止一次地断言:“东方或中东没有修辞学。”那么，中国或东方古代是否有修辞和修辞学？西方学者所持的“东方或中国乃至非洲无修辞学”论，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在此问题上，难道上帝真的漠视了他的东方子民了吗? 显然不是，中国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修辞和修辞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人类使用语言，使用符号，就存在修辞和修辞学，因为修辞是人们能动地使用语言以提高传播效果的行为。“东方或中国乃至非洲无修辞学论”，是基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或修辞学观念作出的判断，其中折射着文明的偏见。西方的古典修辞，就是以城邦社会为语境的演说、劝服和论辩。其经典模式是由“诉讼”“议政”“典礼”三种演说和“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表达技巧”等五个步骤，以及“人格”“情感”“逻辑”等说服要素构成的范畴体系。我们称之为“三说”“五艺”“三素”。如果以此模式框定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修辞或修辞学形态，无论是亚洲、非洲、美洲，都是不合适的。“西方之外无修辞学”的观点是狭隘的，它反映的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自大与傲慢。什么是“修辞”“修辞学”，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修辞”“修辞学”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文化乃至文明概念，即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乃至文化和文明中存在不同的修辞形态，“修辞学”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众多的“修辞”“修辞学”观不存在任何交集。相反，尽管存在上述方面的差异，“修辞”“修辞学”依然是一个相对明晰的概念。简单地说，“修辞是人类的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显然，运用语言等媒介符号进行思想、观念、情感交流，以实现信息共享、行为协调的传播行为，是人类修辞的共性。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规律，即揭示如何高效地实现人类语言等信息交流规律的学问。从现存的文献看，说服、论辩现象，或者说“长短术”“纵横术”，是我国先秦时期典型的修辞形态，特别是在战国时期，以门客、游说之士为最。但是，除此之外，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修辞形态。《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籍中有许多关于策士论辩的记载，属于论辩修辞。而《诗经》《论语》等，则是文学和教育话语，也是当时的修辞形态。而当时关于修辞的思想和学说，则遍布先秦诸子的著作。随着国际修辞学研究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和东方有修辞、修辞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古至今，中国不但有修辞实践和修辞学思想，而且修辞形态多样，思想十分丰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也具有像古希腊一样悠久的修辞学传统，也有论辩、说服、演说传统。在世界共融环境下，了解中国修辞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有助于增进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促进大同世界的建构。”（选自2013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有删改。）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此即《周易》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 ? 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些是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由于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所显示的发展观。这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易传》曰：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其中的 “天地 ”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 “阴阳 ”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此为阴阳交泰观。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 “忍无可忍 ”而进行 “报复 ”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 ? 康芒纳所说： “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 ——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易经》曰： “‘节’，亨；苦节，不可贞。 ”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注意节制。（摘编自赵建功《〈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浑善达克沙地是距北京最近的大沙地，距北京不足200公里。对北京影响最大的系列风沙灾害的沙源地就是它。它的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北京、天津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生态安全。说起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首先要弄清生态退化的原因。在支持生态系统的6大环境因子中．这里的光照没有变化，温度正常波动，氧气含量也没有变化，二氧化碳稍有增加，总体雨量正常，部分年份还偏高。我们都知道在温带以及寒温带地区，雨、热、先是同期的，既然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仍存在，为什么草地的生长一年不如一年?原因存在于土壤和矿物质的巨大变化。草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土壤损失严重；在日益减少草地覆盖的条件下，疏松的土壤在冬春季被风吹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元素不能循环使生态系统的运转失去了一个“轮子”。例如锡林郭勒某牧场因常年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牛粪．造成氮素严重损失，损失的氮相当于78600吨硫酸氨。欲维持该牧场的氮平衡需要每年输入560吨纯氮，但遗憾的是这部分输入几乎为零，这对于土壤系统的破坏是致命的．人口增加是最主要的原因。随着人们对生活追求的增加，牲畜数量更是急剧增加，50年内，当地净增加牲畜1700％。草地的压力急剧加大，超过了极限：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而实行的政策导向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游牧而定居·且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目标，更加重了草地的退化。实际上，在元代(公元1206年)以前。浑善达克沙地基本没有太大的人为压力，很少．天然放牧，元忽必烈时代开始对这片土地利用；明嘉靖33年(1554)定居开始出现；清朝初年(1616一1644)招徕大批汉民佣种，并开放牧场，但清中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这里的土地稳定了200年。1912年垦务总局成立·使这里草地退化开始起步。但是．最大的几次生态破坏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草地垦殖高潮，“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鼓励了对天然草地的掠取。最致命的破坏还是最近的lo年，飞速发展的畜牧业使草场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国历史上曾有过成功的草地恢复模式。例如：清朝统一全国后，出现了连续200年的政策稳定，将草场范围划区固定(皇家禁地)，分区轮牧，灾年赈济。对草地利用的核心是让草地能够“休养生息”。选自　2001年7月25日　《中国青年报》

《儒学的“三次复兴”》以“复兴”求发展，是儒学的宿命。为求自身的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这次复兴消解了黄老之学对儒学的威胁，确立了儒家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官方哲学的地位。这次复兴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将原始儒家的“修己安人”之学化为了汉唐儒家“经世济国”之学。第二次复兴是宋代。这次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正统地位。这次儒学复兴运动在回归孔孟的旗帜下背离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迄今尚未最终完成。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但由于过度地诠释儒学所具有的知识理性及其现代价值，造成了儒学与民众的新的疏离。从宋元明清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使儒学变得玄秘，从而使民众疏离儒学来看，儒学要为民众所接受，深入民心，不是将儒学逻辑化、体系化、精致化所能奏效的。儒学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民众所疏离，发生生存危机？由此看来儒学要在当下发挥其收拾民心的作用，消解其生存危机，绝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当另寻现实可靠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通过儒学世俗化以实现儒学的大众化、普世化，使儒学的普世价值得以真正发挥作用。世俗化是手段，大众化是途径，普世化是目的。没有世俗化，儒学的大众化就无从谈起，儒学的普世化就无从实现。儒学的世俗化绝不是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让儒学清除以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的精神贵族化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了实现儒学的世俗化，儒学的当下发展迫切需要真正实现三大转变：一是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在当下社会里，知识分子（士）亦为世俗价值取向所左右，已失去了作为引导民众价值认同的道德榜样的影响力。这就决定了如果继续坚持重“士”的立场，儒学就会走上绝路。二是转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为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就目的讲，儒学世俗化并不是为了将儒学变成论证民众庸俗趣味、庸俗言行之合理性的学问，而是为了强调只有主动地适应现代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儒学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三是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负面问题。儒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其显著特征就是专注于从正面指导人生，而对负面人生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儒学假如不认真解决现代民众种种人生困惑，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指导民众精神生活的作用。儒学要求得当代发展，实现现代复兴，便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势必成为空想。

《精神沮丧的高昂代价---忧郁症》抑郁症的治疗虽说不是百治百愈，但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说非常有效。如果不接受治疗，抑郁症患者就无法快乐、满足的生活。但即使是从狭义的成本收益率来看，追加治疗抑郁症的投资也很有意义。对28个欧洲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在2004年造成了1180亿欧元的损失，也就是这些国家GDP总和的1%。而治疗抑郁症的成本仅占这一巨额数字的9%。更大的损失来自生产力的丧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效益中心的Richard Layard曾经说过，精神疾病是英国最大的社会问题，造成占GDP1.5%的巨额损失。他预计虽然每位患者两年的治疗需要花费750英镑，但结果可能会多出一个月的工作时间，能创造1880英镑的价值。Layard勋爵建议更多地依靠心理而不是药物治疗。在美国，由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国家精神健康学会Philip Wang领导的研究团队上个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也报告了类似的研究成果。Wang领导团队开展随机控制试验，结果表明抑郁症筛查——寻找需要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工作者——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降低了雇主的医疗保险开支，减少了因疾病缺勤的人数，同时提高了职务稳定性和生产效率。抑郁症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Teh-wei Hu及其同事不久前在《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按照2002年价格计算，抑郁症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510亿人民币，也就是超过60亿美元之巨。若干年前，由Vikram Patel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期刊》上报告，抑郁症在津巴布韦十分普遍，在当地修纳语中，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想得太多。”世界各地的很多基础护理工作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很多人没有受过识别精神疾患的足够训练，也许也不了解最新的治疗方法。患者也可能会逃避就诊，因为精神疾患仍然被很多人视作耻辱，因此与身体疾患比起来很多人都羞于承认。由于某些医疗保险拒绝承保精神疾患而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至少这种情况在美国存在。正因为此，美国参议院新近批准《心理健康平等法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项法案仍有待众议院批准，它要求雇主修改医疗保险计划，像为一般医疗那样为精神疾患提供类似的保障。（令人遗憾的是，4700万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无法从这项法案中得到保障）。抑郁症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被放大了1亿多倍的个人悲剧。因此，尽管我们在治疗方面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好，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学会抑郁症的预防。有些抑郁症似乎具有先天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疗法也许会成为最终解决方案。但多数精神疾患似乎都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也许我们需要关注能对精神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生活侧面。最近很多研究表明与家庭和朋友共同娱乐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而长时间工作、特别是耗费大量时间通勤却能够引发压力和不快。勿庸置疑，放松和快乐的人也有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压力大、不快乐的人也可能基本健康，但认为快乐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更低却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家电EVD时代悄然逼近》VCD、DVD，在我国家电产品市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后，近日，一种被称为EVD的产品在上海广电集团问世。专家称，EVD极有可能成为继VCD、DVD之后的家电市场新宠。我国DVD受到国外专利制约的事实，使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家电产品的要求在家电行业显得十分迫切。EVD是“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去年底通过了国家经贸委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和科技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这是我国自行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家电产品。新一代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系统是国家经贸委批准的重大技术创新专项的结晶，由国内部分骨干家电企业以投资为纽带，由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研发，上海广电集团等企业进行产业化试点。EVD是家电产品和计算机技术融合的产物，是功能强大、用途广泛的新型消费电子产品，它集播放高清晰度数字节目的播放机、高保真和有环绕声效果的音响、容量非常大的卡拉OK、录像机、游戏机、机顶盒、可视电话、上网功能以及可以满足一般家庭需要的计算机为一身。此外，它还可以作为检测和演示设备用于数字电视的生产和销售。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已将EVD作为国际标准，正式提交给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与VCD和DVD系统相比，EVD的技术优势明显，它填补了国内高清晰度节目光盘存储播放方面的空白，在国内属于开创性成果，尤其是其中所采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音频压缩技术，能够在相同码率下生成优于杜比AC一3质量的音频，达到了目前国际上音频压缩领域的先进水平。同时，这一技术体系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未来家庭信息网络产品和便携式数字终端的市场需求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的要求，打破了外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一统天下”。现在，国外微软公司也在开发集成游戏、影碟机、上网和信息处理功能的产品，其目的就是借此整合家电和信息产品，进入视听产品和家庭信息网络产品市场。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影碟机市场，据专家预计，从2002年到2005年，EVD单纯作为影碟机应用，其总销量将在1200万台上下。此外，EVD作为数字电视设计生产的辅助产品、高清晰度数字影院的播放设备，相应的市场容量约在160亿元，考虑到EVD对于集成电路等相关产业的带动，EVD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更为可观。专家认为，这类产品近期在国内的市场容量将达到100亿元。EVD研发的成功解决了我国家电企业在数字音视频产品、家庭网络产品等领域的技术源头问题。目前，EVD系列产品在上海广电集团等企业的推动下，不久将形成产业化规模，这一技术标准不仅得到我国数字光盘产业骨干企业的全力支持，还得到台湾19家大型家电企业的一致支持。EVD成为国家行业及国际标准的进程，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全力推动，同时，EVD的产业化之路，也成为我国在高科学技术产业化领域进行创新的成功尝试。

《太阳能发电卫星》所谓太阳能发电卫星是指搭载太阳电池壁板的卫星。它在轨道上保持与地于同步时，所产生的电力变换成微波束送回地面使用。日本科学家设想的太阳能发电卫星SPS2000大致上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在宇宙空间进行发电的卫星，二是在地面上接收从卫星发回来电波的受电设施。发电卫星的形状为每边336米的正三角柱，柱长303米。三角柱的两个侧面布满着非晶态硅太阳电池，发电功率为每平方米1.4千瓦。剩下的朝着地球的这一面中央，放置着边长为132米正方形的送电天线。发电卫星的组成，除发电、集电以及送电部分外，还有起通信、控制作用的总线部分，形成卫星骨架的结构部分，用于组装和维护用的机器人等，总重量约240吨。接收卫星发回来的微波能束，并将其变换为电力的地面设施称为受电设施。它由负责卫星跟踪和进行受电控制的控制部分，以及负责送电和储电的部分等组成。为了能把卫星发送回来的全部电力都接收下来，需要直径2公里的受电设施。受电设施分布在若干地方，当卫星每次对它一个地方的受电设施送电时，可以受电的时间为227秒，而受电的周期为116分钟左右，可平均连续地发出250千瓦的电力。由于受电设施非常庞大，所以有人设想采用线网状反射式的受电设施，可以只把电波集中起来，而能从网眼中透过80%以上的阳光，从而不对环境造成影响。从卫星上向地面受电设施送电的机构，接收地面上往卫星发送的导向电波束。根据这一电波束，卫星便能计算出受电设施位于什么地方，然后相应地改变电气上的相位，使微波束朝着受电设施方向送电。所以受电设施以外的地方，不用担心高能电微波束的照射。就是在受电部分电力密度最高处的受电设施中心部分，电力密度也在每平方厘米1毫瓦以下（每平方米10瓦以下），完全能够满足在2.45兆赫时国际安全标准的要求，对人体和环境都不会有影响。

《台湾散文选》序(节选) 三十年来，台湾文坛的风雨似乎不少，但在这片散文世界里，却有一种尘埃落定，水净沙明的气象，可以看作是台湾新散文成绩的一次检阅。台湾孤悬海外，新文学的土壤同样是“五四”，不过感受时地风水的折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缅归怀往，托物寄兴，友谊温煦，骨肉情亲，童年瞬息，记忆常新，这类传统的散文风格，萦洄流贯，一脉相承；但观察更为细密，视野更为开阔，抒忧发愤，更为深广，题材也有所拓展开掘。 狭巷生涯产生“巷道意识”：区区心房，能载得多少宇宙的痛苦!但万家灯火，正在迎接归人，无线电里的新闻广播，也会望衡对宇，瞬间把世界勾连成一片。鸡尾酒会的热闹与殷勤，覆盖着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偏枯的物质文明，不但吞噬自然，而且荼毒生灵。寄生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从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构成整个生存价值的记号，“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失根的兰花，因花四散的蒲公英，门外即天涯的浮浪感失落感，生活的新经验给散文园圃带来新意象，包孕着深邃的思索。 表现技法也有新的体同，不同程度地从青涩转向黄熟，从清浅转向丰深，从直白转向蕴藉。有的铅华落尽，真纯始见，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有的功候深藏，秀丽内含，娴娴而来，风致自见。据所知，六十年代的台湾，曾爆发“横的移植”与“纵的传统”之战，现代西方思想风行一时，而在这些散文佳作中，却绝少见外来虚无消极的影响。可见中华民族载高履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赋予了后代多么强大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低氧健身》大凡喜好运动、热爱健康的人都知道，“有氧健身”、“有氧操”等运动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健身方式了。然而，如今又有些专家反其道而行之，建议应大力普及低氧健身。 低氧健身，就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健身房的氧气含量低于正常状态的一种健身方式。研究发现，低氧空气对人体具有良好的保健治疗作用，能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增强氧的运输和肝脏的解毒作用，提高运动员的训练能力等。有关专家说低氧健身的好处起码有两点。首先，人体处于“低氧状态”，这是对人体正常状态的一种挑战。人体为了适应低氧、低气压的生活环境，心率相应加快，心脏的排血量增多，血中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也随之增多，这使血液对氧的运输能力增强，血液扩散到人体组织的功能也必然随之加强。结果，人体对氧的利用率便会相应增加。还有，当健身者在低氧状态下锻炼时，肺的活动量变大，可以使动脉血管扩张，使全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因此，低氧条件下的健身与一般自然状态下的健身相比，有增加红细胞数量，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强化脑组织和肌肉对氧的利用等好处。其次，低氧能使人体内蓄积必要的二氧化碳，这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既要靠氧气也要靠二氧化碳来维持的。如果人体二氧化碳含量过低，就会引起体内气体失衡，造成酸多碱少的碱血症。这将会破坏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和免疫机能，最终导致丧失对疾病的自我防御能力。其实，低氧健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美国，低氧健身已成为一种最受欢迎的健身运动，许多以往习惯于户外运动的人都转到健身房对此进行经常性的锻炼。比如以前那些喜欢滑冰、爬山和乐于冒险的人，通常也到低氧健身房进行锻炼。另外，前苏联医学专家还曾发明过“缺氧疗法”：让患者反复吸入只有10％氧含量的低氧空气，以启动人体缺氧自卫系统的潜能，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目的。此法不仅对治疗心血管、呼吸及神经系统疾病均有明显疗效，同时还有缓解疼痛、消除疲劳等作用。看来，“低氧”挑战“有氧”似有不可逆转之势，现在的问题是，低氧健身必须要在人工特制的低氧健身房内进行，所以其价格自然会偏高。一般来讲，低氧运动的费用是普通健身的一倍左右。有关人士称，随着参加低氧健身人数的迅速增加和健身范围的不断扩大，低氧健身的成本摊薄，费用应该会下降。也许，这一天真的为期不远。

《蛋白质组学》蛋白质组学是指在大规模水平上同时研究一系列的蛋白质的性质，包括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分子量大小、翻译后的修饰、蛋白质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等特性，由此获得蛋白质水平上的关于疾病发生等过程的整体而全面的认识。目前，新发现的人类基因组编码的蛋白质至少有一半功能是未知的，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正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蛋白质组学有两种研究策略。一种可称为“竭泽法”，即采用高通量的蛋白质组研究技术分析生物体内尽可能多乃至接近所有的蛋白质，这种观点从大规模、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待蛋白质组学，也更符合蛋白质组学的本质。但是，由于蛋白质表达随空间和时间不断变化，要分析生物体内所有的蛋白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另一种策略可称为“功能法”，指对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和试验条件下基因组所表达的蛋白质进行研究。蛋白质组学研究最基本的实验手段就是利用双向凝胶电泳（Two-dimens ional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2DE）检测机体或者细胞蛋白质表达的情况，其分辨率是非常高的。利用质谱（MS，mass spectrometry）对蛋白质进行鉴定，也被广泛应用在蛋白质组学的研究中。蛋白质组学在人类疾病的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我们用PCR和杂交法等实验方法研究基因组可以发现：一旦基因组发生碱基的缺失、增加或者突变，使表达的蛋白质结构产生异常，从而使蛋白质的功能发生改变，就会导致疾病产生。如突变的基因使β—血红蛋白和六位上的Clu变为Val，导致了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发生。大多数疾病发生的机制很复杂，作为细胞中的活性生物大分子，蛋白质表达水平改变、异常蛋白质的出现与疾的发生和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往往不只一个或几个蛋白质的变化，参与疾病过程的蛋白质的数目是很大的，因此研究蛋白质表达水平的变化以及异常蛋白质的情况，对全面阐明疾病的病因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表明，扩张性的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的疾病患者和正常人有25种蛋白质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对于与这疾病相关的几十种蛋白质，我们可以进一步用免疫组化、酶活性测定等方法，确认它们与疾病的相关性以及它们在疾病中的作用。蛋白质组学在人类疾病研究方面为 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尽管它还处于刚刚起步的不成熟期，很多技术还有待完善和发展，但它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蛋白质组学在人类疾病研究中的应用也必然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

《对上海PISA夺冠的看法》自2009年以来，上海接连参加了两次PISA测试，均夺得全球第一。PISA是由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统筹的一项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英文缩写。它主要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他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PISA的评估主要分为三大领域——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不同于一般测试，PISA的评价方法能强化对考生知识面、综合分析、创新素养方面的考查。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上海PISA夺冠。一方面，应该看到上海这些年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确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通过名校带动薄弱学校改革，使得基础教育的整体办学质量大大提高，义务教育有了较好的均衡发展，学生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合作学习的意识与能力都有了可以看得见的进步，这些都表现在PISA的两度夺冠上。另一方面则应该看到，如何进一步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精神压力，仍须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比如，让学生每天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让学生每天都能至少运动一小时，让他们在课后和节假日不再在各种补习班中煎熬。如果上海能够做到后者，那么即便在PISA上拔不得头筹，也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孩子不能是学习的机器人，他们的幸福感，应该得到关注。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上海PISA夺冠保持一种既淡定又警醒的成熟心态。上海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正确做法，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借鉴，但其不足之处，则需要引以为戒，努力改进。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是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身心健康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其中包括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如果本末倒置，将对分数的追逐作为终极目标，必然会使孩子成为学习的机器、分数的奴隶。因此，PISA成绩应该成为一面镜子，通过与美欧等国的比较，取长补短，让我们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基础教育仍然需要破除旧观念的束缚，摆脱分数和排名的桎梏，解放孩子，让孩子通过学习和学校教育获得快乐和幸福，而非“压力山大”下的痛苦、畏惧与厌学。这方面，上海与全国一样，任重而道远。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的文本性质就由史学转向了经学。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以《春秋》存在着微言大义为前提，同时也以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目的。文本性质转换以后，《春秋》其文、其事在诠释者看来就只是寄寓大义的载体、探询大义的线索而已。如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公羊传》叙述了宋宣公不遵循传位于子的正逆而传位于弟，最终导致宋国祸乱的故事，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大居正”说。《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线索，那显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传》看来就不对历史真相负责，有可能不是真实的记述，都是为背后隐藏的大义服务的。《公羊传》虽然也经常补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时还提供一些记载翔实的独家史料，但总体来说《公羊传》对史实不是那么关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为职志而展开对《春秋》的诠释，有时候它必须随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实来成全义理的传达。（摘编自郑任钊《〈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古人崇拜祭祀山岳》古代中国人对山岳有一种神秘感，《说文解字》解释“山”字说：“山，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有石而高。”有研究表明，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对山岳的崇拜。人类社会早期崇拜山岳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很多山岳高大雄伟、山路险阻，又有奇禽异兽 栖息，具有人难以接近的神秘性。这样的山峰，常会被古人看作神灵居所，或具有神力，或 是通往上天的通路而受到崇拜。二是由山峰奇特的形状和山中特殊的物产等自然条件引发人们对山岳的联想，幻想山岳是某种神灵的化身，或者是有某种神灵在守护、管理着山中的奇珍异宝。总体而言，是山岳本身奇特的自然条件吸引着古人对山岳产生崇拜，进而祭祀山岳。古代中国人很早便对山岳进行祭祀，由于山岳是古代中国人得到生活资料的地方，人 们便认为山岳能产出万物，是生命的原动力，具有灵性。每当发生洪水、旱灾、疠疫的时候，人们认为那些灾祸是山川之神在作祟，使到山川之神那里去祷告、祈求。这样，古代中国人便把山岳视为有神秘“灵能”的东西，即所谓“神”了。中国人谈及山岳风光，必称“三山五岳”，“三山”乃是上古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五岳”则是中华大地五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除引人入胜的优美自然风光，五岳还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古代中国，五岳是国家疆域的象征，是帝王举行受命于天、拥有天下象征的封禅圣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相 得益彰，使得五岳成为中国人膜拜的圣山。五岳信仰来源手古代中国的山岳信仰，据《礼 记·王制》记载，上古舜帝时天子已经对五岳进行祭祀。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情况，这极可能是后人根据西周之后天子祭祀山神情况创造出来的传说，不可信以为真，但表明对五岳的尊崇由来已久。五岳原本只是中国众多名山大川中的几座著名山岳，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最终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山岳崇拜代表。据考古资料显示，殷人卜辞中已经出现了华山、嵩山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境内山川祭祀进行了一番整理，将五岳等众多山岳一并作为“名山川”纳入官方祭祀行列，此举标志着五岳由区域性名山转变为全国性名山。西汉宣帝神爵元年诏曰：“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至此，五岳从众多名山川中脱颖而出，以山岳代表的身份享受国家高规格的祭祀待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南岳并非今日的衡山，而是霍山(即安徽天柱山)，北岳并非今日的恒山，而是河北曲阳的大茅山。中国古代帝王相信五岳不仅仅是五座名山，还与国家政权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满怀虔诚对五岳进行祭祀，目的是祈求江山社稷万年永固。

《骨骼》高二说明文阅读题及答案骨骼支撑躯体，保护大脑、脊髓和思维器官，它使得人体在剧烈运动时能够保持内部稳定。骨骼能泄露其主人的许多情况，如年龄、性别和生活环境。不仅法医利用这种情况来查明犯罪行为及受害者的身份，专家们也从髋骨的形状来辨认它们来自男性还是女性。众所周知，牙齿的状况也能为确定一个人的年龄提供很好的启示：与树干一样，牙骨质里也有生长年轮，它表明人的年龄。骨骼还能提供其主人的躯体活动情况。因为躯体活动可在牙齿、脊椎和骨关节的损耗和磨损痕迹中反映出来。微小的骨骼样品显示，其主人的生活环境深深地铭刻在骨骼里。只要把骨骼样品磨成纸一样薄的薄片，然后再将它磨光，达到几乎透明的程度，用显微镜就可以看到骨骼的晶体结构。科学家们用这种方法来查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尼安德特人化石有异乎寻常之处。与现代人的骨骼不同，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特别坚固。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干体力活儿”的一个标志。为了生存，尼安德特人必须每天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古老骨骼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要从古老骨骼里获取一些遗传体，借助遗传指纹来查明与一个去世很久的人的亲戚关系，有几克保存好的骨骼物质就够了。1991年，人们发现了1918年被谋杀的俄国沙皇一家的可能的遗骸，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久后，与活着的沙皇家族近亲进行DNA对比，证实了这些骨骼的身份。这种方法也为解决一场古老的科学争论提供了帮助。几年前，人们用这种方法解决了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亲属关系有多近的问题。以莱比锡马科斯—昔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佩博为首的研究小组发现，虽然两种类型的人同时存在，但他们彼此分开，因此，没有出现遗传上的混合。研究人员为自己的分析特地研究出一种方法。用他们的方法进行分析，只要有10毫克化石骨骼物质就够了。存放了上万年的骨骼还能泄露一些东西：尼安德特人是惯用右手的人。因为骨骼受伤的部位通常引人注目地位于左侧。惯用右手的人对打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骨骼甚至还能显露其主人的社会行为。研究人员从一个古老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上发现了受过重伤的痕迹。这个人受重伤后仍生存下来，但他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他的生存只能被解释为，有人照料他并为他提供食物。

《宋词与开封》词，最早称“曲子词”，是产生于唐代民间的可和乐歌唱的新诗体，到了宋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艺术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来看，词可以说是宋代的代表文学，所以，人们称之为“宋词”。谈宋词，就离不开开封。因为作为北宋的京都，特别是在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使宋词空前发展、繁荣和提高，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元曲成三足鼎立之势，都与它是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960年，时任后周检校太尉、领归德军节度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并逐渐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两百多年来的混乱局势，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工商业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当时，东京人口有100多万，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之一。这种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为宋词的兴盛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另外，赵匡胤是在掌握后周兵权之际，趁周世宗柴荣去世，幼主恭宗柴宗训刚刚即位而乘机取得政权的。所以，他也担心自己手下的功臣拥兵自重，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采用赵普的计谋，演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偃武修文。宋朝皇帝重视科举考试，广罗文人，特别是宋太宗赵炅、仁宗赵祯，都洞晓音律，并亲自制曲，更引起士大夫和市民对词的喜爱，于是竞造新声，使词这一配乐歌唱的文学形式，发展得更加迅猛起来。北宋的词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宋太祖开国到仁宗赵祯末年(960—1063)，后期是从英宗赵曙初年到金兵攻陷汴京那一年(1064—1126)。北宋前期的词，正如上述，是在“百年承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几乎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词风。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局限于书写离别、相思之绪，风格尽管有些清新，但仍旧是柔靡无力，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形式上，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有所扩展，其代表人物是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北宋后期的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其词风飘逸、豪放，苏轼主张“以诗入词”，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写进词里，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同时，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贺铸，以及“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晁补之，都和苏轼相呼应，为南宋的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豪放词风开了先河。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则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他少有才学，宋神宗赵顼元丰年初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歌颂汴京形势和朝廷新法，被擢为太学正。徽宗赵佶崇宁年间(1102—1107)，创立大晟府，以周邦彦为提举。周邦彦通音律，能创调，工慢词，在铺叙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曲折、回环，变化较多，并过分规范词律，使词的语言风格由俚俗趋向典雅含蓄。北宋时期，词有了迅猛发展。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势，对词人都有事实上的影响。不论是在京为官，或因革新与保守两派斗争遭贬谪外地任职，词人的根都在京都开封。可以说，是开封孕育了大批的词人，而这些词人又以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开拓了宋词这一文学形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原文有删改)

《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骚》进行了独 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 。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 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诗》《骚》 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 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 《诗》 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 《周颂》和《大雅》 ，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 《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 《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 “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 《骚》的经典化。事实上， 《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 《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诗》 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 《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 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 兴、观、群、怨，《诗》 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 成为征引、 取资的文化资源。 这标志着 《诗》已被经典化了， 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与《诗》不同， 《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 《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 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 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 《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 》）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节选）》神话是人类早期生活的全面记录，表现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心理和情感。神话以一种浪漫想象来表达神性观念及其灵性世界，远古人类在这种浪漫想象中开始探索世界和人生的起源及归宿。全世界各种古老文化系统中均有丰富的神话故事。埃及有太阳神“拉”开天辟地的传说。据说在混沌初开之际，“拉”在水神“努”的体内孕育成形，又从莲花苞中开出水面，显现为一团红日，并成为万物的创造者。“拉”创造了天地、人类和动物。后来，由于人类堕落犯罪，“拉”派遣他的女儿爱情之神赫托尔去毁灭他们。接着“拉”又回心转意，便以美酒灌醉女儿，使她常卧不醒，人类因此免于毁灭。巴比伦也有一则创世神话。故事说，起初太空中只有混沌和化身为恶魔的提阿马特的太初深渊。后来．提阿马特生了诸神，诸神反过来剥夺了她的权力。提阿马特为此震怒，准备惩治诸神，诸神得知后十分恐慌，唯有大神安夏尔之子马尔都克对提阿马特无所畏惧，并与之搏斗且战胜了她。马尔都克将提阿马特的躯体撕成两半，一半为天，一半为地，并进而创造了星辰、万物和人类。中国则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上古时期，天与地混沌未开，像个鸡蛋，盘古就生长在这当中。经过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剖，属于“阳”的清而轻的物质上升为天，属于“阴”的浊而重的物质下降为地。盘古也在天地变化之中成长，逐渐其智超过天，其力超过地。这样又经历一万八千年，天极高了，地极深了，盘古的身子极长了，然后才有三皇出现在世间。《旧约》中记载了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创世说。上帝耶和华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用泥土捏了一个男人，取名亚当；并取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取名夏娃。耶和华使他们结为夫妻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生活。之后，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劝诱下，违背耶和华的旨意吃了分辨善恶之树的果子。于是智慧明了，眼睛亮了，他们看到了自己那赤裸着的美丽肉体而耶和华知道后，大发雷霆，他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让他们去历经人类的各种磨难神话在远古时代是人们对人性与神性、世间与灵界的描迷和解释。古人用神话来说明宇宙的起源和天地万物的存在，体悟并解说人本身的意义。因此，神话中的各种人物神灵、天体神灵、自然神灵和动植物神灵形象构成了远古人类精神认知上的世界全景。当宗教进入人类文明时代的发展以后，神话的运用及其影响虽然逐渐削弱，但却未曾从根本上退出宗教舞台。世界各大宗教在其发展演变中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其神话形式。现存于世的各大宗教都有各自的神话构建，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在信仰生活中的活跃之态。因此，进一步研究当今世界宗教神话体系仍旧很有必要。

《文娱》序(明)陈继儒往丁卯前，珰纲 ① 告密，余谓董思翁云： “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 ”郑超宗闻而笑曰： “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 ?近年缘读礼之暇，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而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倏秀擢之一会也。 ”“往弇州公 ② 代兴，雷轰霆鞠，后生辈重趼而从者，几类西昆之宗李义山，江右之宗黄鲁直。楚之袁氏思出而变之，欲以汉帜易赵帜，而人不尽服也。然新陈代变，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鹰掣鞲 ③ 而擘九霄，天马脱辔而驰万里，即使弇州公见之，亦将感得气之先，发‘起予 ’之叹。白乐天有云： ‘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 ’岂是之谓耶 ?”超宗曰： “吾侪草士，岂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觉 ?但古豪俊必有寄，如皇甫淫杜预癖柱下之五氏言毗耶 ④ 之四十九年法即至人累世宿劫不態断文字缘而况吾辈乎 ?尝反复诸贤文，一读之躅愁，再读之释涕，三读之不觉呻吟疾痛之去体也，其庶几大祥之援琴乎哉 ?”余曰： “宁唯是。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画鬼神于东都天宫壁，以资冥福。答曰： ‘将军试为我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 ’旻唯唯，脱去繚服，装束走马，左旋右转，挥剑入云，商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是引子执承之，剑透室而人。观者数千人，无不惊。道于行送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 ”郑超宗磊落侠丈夫，文章高迈，名流见之辟易，出其精鉴，选为《文娱》，斯亦吴道子东都之画壁耳。若康乐娱于清宴，玄晖娱于澄江，未足比于《文娱》之壮观也。眉道人陈继儒书于砚庐中。选自《晚香堂小品》 )【注释】 ① 珰：本为妇女耳上饰物，在这里代指宦官。 ② 弇州公：明代文学家王世贞。③ 鞲： gōu，革制套袖，打猎时用以停立猎鹰。 ④ 毗耶：即毗耶娑，印度古代传说中的圣人。相传他把《吠陀》整理成现有形式。

《温疫论》原序（节选） 吴有性 昔仲景立《伤．寒．论．》，盖为伤寒设也。嗣后论者纷纷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是以医者所记所诵连篇 累犊俱系伤寒迨夫临症所见悉见温疫求其所谓伤寒者，百无一二。予即按．诸书，咸以为春、夏、秋所发，皆属温 病，而伤寒必在冬时。则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而真伤寒，每在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 之症，每用发散之剂，一汗即解。间有不药亦自愈者，并未常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等症。此皆感冒肤 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竟感冒俱多，伤寒希有，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 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万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温疫皆急 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以告世，况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置之勿论? 或谓温疫一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 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称散亡之余，王叔和补方造论，辑成全书。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 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甚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有 不殆者。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或遇医家见解不到，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 其害，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邪之轻者，有获侥幸;感邪之重者，而加以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 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病者日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 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余虽孤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 抵之处，与夫传变之体，并平日所用历应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榜样教育模式》榜样教育模式即榜样示范模式，是教育者根据教育目的，依据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其选择榜样，并以榜样的行为、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等影响受教育者，使之模仿榜样行为并形成与榜样相一致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过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学雷锋活动一直是实践榜样教育模式的典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教育对象特性的变化，学雷锋活动在榜样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些问题。传统的榜样教育，一般采用的是宣教式、客体性的教育模式，说教方式多，而践履体验少，当前，革新原有的榜样教育模式，建构有包容性的、内发性的、生活化、适用面广的主体性的榜样教育模式是增强榜样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条件，也是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成效化的必要手段。从榜样教育形象的选择和塑造来看，对雷锋榜样的形象塑造与解读要切合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受教育者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榜样教育是以榜样形象为价值载体和核心内容的教育。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中，榜样教育通过树立榜样形象，发扬和倡导其所代表的品质和道德精神在一代代受教育者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效应，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到21世纪后，雷锋作为崇高的人格形象依然为我们当时代的人所学习，而雷锋作为助人为乐的榜样如果没有因为时代在变而添加其价值内涵和意义，就会使得生活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受教育者没办法将其精神内化，这样的榜样教育形象对于追求个性发展，求同存异的新一代受教育者来说没有任何新鲜感，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更不可能感染他们，引导他们进行模仿。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服务精神。这种服务精神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诉求点，具有先哲所提倡的道德风尚，既承继了民族传统美德，又超脱了旧的时代局限，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许多国家盛行的服务学习理论是一种把受教育者的理论学习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理论。具体来说，服务学习是指一种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将社区服务与知识学习结合起来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受教育者在服务中运用所学知识，并反思服务过程，在反思中进一步识得未来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同时形成社会责任感。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参加了社区服务或服务学习项目的受教育者，大多深化了自身公民责任感与义务感。把雷锋精神的核心——“服务精神”与国外的服务学习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和本土转化，创设公民服务项目，使雷锋精神实践化，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榜样教育模式。榜样教育应该起到价值引领和道德示范的作用。榜样教育模式中的价值引导不是告诉受教育者必须追求什么道德价值和不追求什么道德价值，而是通过榜样的实际行为和榜样行为所蕴含的精神告诉受教育者什么价值是正确的、先进的、高尚的，什么是社会需要的，什么是受教育者所应该追求的，从而让受教育者在榜样的示范下自己作出正确的选择。@@@

《阿凡达》让中国导演自惭什么？看完《阿凡达》，我跟碰见的每个人说，这绝对是一部不能错过的电影，一定不要看碟，一定要去影院，否则真的对不起卡梅隆这12年的苦心；当然也只有在影院里，你才能真切感到那种直入心灵的视觉震撼，尽管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远不只视觉这一点。说实话，这部电影让我很绝望，看了它我方明白，原来这么些年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如果《阿凡达》是一面镜子，那它照出了很多中国导演应该惭愧的地方——一、技术是干什么的？《阿凡达》进入中国前，有人评论道，这部电影只有技术，没有故事。没错，这部影片的特技镜头之多，甚至超过了《变形金刚》和《2012》的总和，但是这绝对不是这部片子的全部，在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才是让这些技术能够吸引眼球的最重要原因。在《阿凡达》里，技术是拿来讲故事的，这是卡梅隆的一贯特色。而中国导演呢？很多中国电影里，特技也好，3D也罢，基本跟故事无关，是拿来臭显摆的，除了场面的铺陈外，更多是作为日后宣传的噱头，故事不够，技术来凑，结果让观众看到一堆视觉垃圾。一部《阿凡达》，卡梅隆花了3亿美元。当年一部《无极》，也号称花费了3亿人民币，可除了陈满神那比萨斜塔般的头发外，你还记得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镜头么？就算按1比6的汇率计算，我也很希望，《无极》这部2005年中国电影最大的笑话，能有《阿凡达》六分之一的精彩镜头。难道我们人民的币，就这么不值钱么？二、故事该怎么来讲？说实话，《阿凡达》呈现的并非一个很复杂、曲折的故事，但就这么个不复杂、不曲折的故事，在卡梅隆的镜头下，却显示出了不一样的生动和冲突，也让我看到了很多镜头以外的东西——潘多拉星球的生命树倒下时，我简直恨不得要骂出来，激动得不能自己，后来我也自问，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我喜欢植物，知道那树长大实在很不容易？后来我才想明白，大概是因为得到不知珍惜，失去才知后悔以及破坏方显残忍的力量吧。对，这是卡梅隆小时候就着迷的一个故事，更像在映射地球被人类破坏的历史。不过就算你不了解这些，也能从卡梅隆的影片里，看到他对生命的仰视，就“仰视”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导演就做不到，尤其是那些功成名就、牌子贼大的中国导演！真的，很多中国导演很少仰视任何事（特别是最著名的那仨），早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俯视，显得自己特明白一样，动不动就要告诉观众这观众那，比如那个开天辟地的《英雄》，还有无聊的《夜宴》，都是这样，就不要说《黄金奶》和《非诚勿扰》了，包括最近的那部《三枪》。张艺谋在《三枪》受到差评后很“悲愤”地对媒体说，真搞不懂有的人，电影不笑要骂，一直笑也要骂——我就想说，如果《三枪》不是张艺谋拍的，他还会觉得这片子有多出色吗？这个问题适合很多中国导演，他们是一群最爱珍藏自家破扫帚的家伙，整出来的那一堆玩艺儿，其实就是为了骗投资方和观众的钱。三、电影为谁而拍？《阿凡达》是卡梅隆花了１２年才完成的一部片子，这１２年里，他除了拍过几部跟海洋有关的纪录片之外，几乎都在为《阿凡达》折腾，同时消失于媒体和公众视线之外。结果上映才两周，全球票房就直奔１０亿美元，离他那部创下１４亿美元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距离也并不遥远。而中国导演呢，谁会花１２年的时间，去做一部完全不知道前景的影片？还是最著名的那仨，跟打擂台一样，每人每年都要整一部大片，片子还没拍已经盖上巨制、史诗高帽，还没上映已经提前一个月四处吆喝，上映一周就痛斥观众不识货……让他们沉默１２年？别逗了，这不要他们的命么！中国电影另外一个很堕落的地方是，贴片广告已经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铜臭气十足。冯小刚在《非诚勿扰》受到批评后还说，这是国际通行做法。对，《变形金刚》里的确有雪佛兰，但是好莱坞是每部影片都会尽可能地往里拉赞助塞商标么？我真的不是苛刻，但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中国导演不是为观众在拍电影，甚至也不是为自己拍电影，他们只是在为钱拍电影。相比之下，《阿凡达》是多么的纯洁，可为什么这份纯洁，反而是远比我们商业的美国人实现的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强调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追力；二是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标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所有这些形式都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在一起，构成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以我国的古琴艺术为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的价值不只在于古琴这种乐器本身，也不限于古琴曲目和弹奏技术，更重要的在于以古琴为聚合点而构建的传统美学特质及哲学意味，并且这种美学特质和哲学意味贯穿于中华雅文化的发展当中。由于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故事是以古琴为依托的，所以不仅深邃感人，而且历久弥新。可以说，知音意识和获得知音的愉悦成为雅士阶层不可分割的一种人生内容，于是音乐境界与生命境界、乐品与诗品文品都互相沟通。而遵循大音希声的哲学原理，古琴艺术又将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清静淡远融汇于乐曲之中。每一项真正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可能以一个物质符号(比如古琴乐器本身)独立存在。相对于物质符号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的宇宙观、生命观更具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遗产非常重要的资源，就语言、民间音乐、舞蹈和民族服装来说，它们都能让我们从更深刻的角度了解其背后的人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个人都跟它脱不开关系，因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他所在社会的传统。

“您看这布华丽不华丽?”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织布机，他们相信别人一定看得见布料。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骇人听闻了。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皇帝吗?这可是最可怕的事情。”“哎呀，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分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仔细地看着织布机，他不愿说出什么也没看到。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像皇帝一样，也说：“哎呀，真是美极了!”他们向皇帝建议，用这新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着这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这布是华丽的!精致的!无双的!”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御聘织师”的头衔。 …… 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出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了出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下里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觉得百姓们所讲的话似乎是真的。不过他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

“年”——应该是有颜色的。宋代诗人真山民在《新年》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杏桃催换新颜色，惟有寒梅老一年。”过年就是换颜色，需要让色彩 【甲】 。　　那么，“年”是什么颜色呢？人们首先会想到，“年”是红色的。春联是红的，年画是红的，花灯是红的，蜡烛是红的，大年三十晚上吃的糖葫芦是红的，孩子的脸蛋儿是红的，新衣服也多是大红的……红红火火，喜气洋洋，春节就该是“红海洋”。　　其实，我倒是以为，“年”的真正颜色应该是白色的。古人将下雪比作“丰年瑞”，“海仙翦水看花工， 【乙】 ”。下雪就是下好运、下瑞气、下礼物、下粮食……长空卷玉花，雪飞胜梦蝶，江山洁净，田畴清润，为瑞不嫌多，满眼丰年意。　　过去讲究“新年雪压客年雪”。在我小的时候，沧州的“年”就是白色的，甚至整个冬天都是雪白的。我一直认为，北方的男人是冬天培养出来的。他们从小在雪地里摸爬滚打，过一年便长一块、硬一成，在冷和硬的 ① 下，渐渐就强韧长大了。至今心里一想到年，想到冬天，想到家乡，还保留着雪色般的明净，纤尘不染。　　可是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却渐渐地雪越下越小、越下越少， ② 现在成了稀有物种。每到冬天千呼万唤也不肯下来， ③ 下了，也不肯纷纷扬扬地铺天盖地一 A 。没有雪的覆盖，“年”的颜色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脏，土呛呛，灰蒙蒙，不再清亮，不再明净。　　这样的“年”便无须小心呵护，在人们的心里失去了几分圣洁、几分畏惧，人们可以狂欢，可以醉酒，可以胡闹，可以糟蹋……由于“年”的颜色在变，其内容和品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前过年是回家，亲人团聚，认祖归宗，烧香上供。现在过年是出去，可以到一切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游玩，主要任务是犒劳自己。　 【丙】 。过年就要说拜年话、吉祥话，如今年是羊年，我们可以说“ B ”，不可说一些晦气的话。

“科学”就等于数理化？郑腾飞在很多人眼里，“科学”就等于数理化：是深奥难懂的公式，是稀奇古怪的仪器，是刺鼻难闻的试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把“科学”变成了几门自然学科及其知识的组合。我不否认“科学”应该包含这些学科和学科知识，但我不认为就只是这些。当人们称某一观点、原理、研究或做法是“科学的”，一定不仅仅指它们发现了或表达了某种知识，而是想说明它们包含着某种特殊的优点或特殊的可靠性。究竟是什么如此特殊呢？这需要我们对‘科学’这个概念进一步研究。我想，“科学”应该是一座金字塔。金字塔最底层是科学精神。包括好奇心、勇于尝试、独立思考、能体会学习的乐趣、面对困难有勇气坚特下去等等。人类从诞生开始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感受新发现带来的趣味和惊喜，同时遇到各种问题和考验，反复思考，不断尝试，直到又有新的发现。这样，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发展至今。我想，这推动人类进步的精神原动力应该就是“科学”中最特殊的那个元素，是金字塔最坚实的根基。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上面一层是科学的认知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科学方法。这有三个要素：事实、逻辑和批判性思维。“事实”是指所有科学结论都要建立在确凿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科学是富有想象力的，但不是胡想乱想，必须立足于客观事实。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做实验发现客观事实，还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去发现一些不容易观察到的事实，比如地铁是怎么开动的、地底下也有动物，小鸟不全住在树上等。“逻辑”是连接事实依据与科学结论之间的桥梁，也就是事实能否支持结论。严密的逻辑不仅能帮助人们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避免许多问题。“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没有“否定”这个意思，而是指不迷信已有的结论，不固守现有的成果，对客观事实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谨慎的探究。学会提问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法。举个例子：问：干冰和普通的冰有什么不一样？(观察事实)答：干冰会冒烟，普通的冰一般不冒烟。问：干冰冒烟的原因是什么？(逻辑推论)答：温度很低。问：桌子上的菜冒烟，也是这个原因吗？(反思探究)问：冒烟的东西还有哪些？这两种冰还有哪些不一样？(观察新事实)……总结一下如何提问。问事实：发现什么？有什么不同？问原因：A一定会导致B发生吗？还有其他原因吗？问可能：还有其他可能吗？这些问题即便一时答不出来，但这样的过程，会让人体会到思考的乐趣并会有发现和创新。“观察事实——逻辑推论——反思探究——观察新事实”这个循环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目前看来这也许是人类最为成功的认知世界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去探索世界，得到的结论才有可靠性。金字塔最表层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探索的结论，即科学知识，就是各学科（不仅是自然学科）的知识，数理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们不能拿着这些知识就行了，而要运用它们开始新的探索，这个就不再多说了。另外，有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DNA，我不这样认为。无论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学则须疑”表达的批判性思维，还是“学而时习之”提出的反复探究实证，都传递着华夏先人对于“科学”最朴素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如果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求真务实的精神，确实很难有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成就。当然，我们还需要不断反思和发展，这本身也是面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科学态度。